全国经济发展形势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全国经济发展形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危机；公共行政；发展模式

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公共行政学必须变成一门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狭窄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上。”我国公共行政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经济体制转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导致了政府与人民关系、政府职能和角色、政府观念的变化。在整个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在改革开放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尤其在应对21世纪初的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以来希腊等欧盟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过程中，我国的公共行政以及研究更是不断得以完善、发展，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发展

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去30年，终于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我国发展模式，经过1978-2012年我国经济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1994年，林毅夫等首先提出我国发展模式的问题[1]。今日的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航天大国、第四大旅游首选国，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居全球第一或第二，全球十大港口我国占据六席（含第一名），我国的科技研发投人世界第三。在此间，我国公共行政学以及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共管理体制更是不断地得以完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被视为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知识开始浮出水面，走向世界。现分述如下：

1.经济体制创新与特点。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建立了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市场规律对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平衡；（2）我国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日渐强大的国有企业，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同时并存；（3）我国财富基金——我国投资公司通过投资寻找公共现金的升值机会。与美国及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赤字政府政策不同，我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2]。在应对历次经济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充分运用了金融与国有企业这两种经济杠杆。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注重管理市场经济，在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上，稳扎稳打，谨慎小心；而欧美国家政府则一味放任自由，疏于对经济实体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而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2.外贸驱动和不断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倚重“外贸”，形成了我国生产、西方消费的世界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2010年以来欧盟多国出现的债务危机清楚地表明，这一经济模式很容易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一方面着力鼓励内部市场的成长壮大，形成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积极管理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进一步拓宽其运用渠道，并采取多种形式，将外汇储备用于增购国内建设需要的进口物质、材料，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内需型转变，使内需和外贸互相平衡、相辅相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支柱。

3.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法制建设是转型时期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在实际运作中摆脱“人治”，代之以“法治”所必需面临的问题，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3]。回顾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未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信奉西方的“普世价值”。20年过去了，俄罗斯曾一度面临经济崩溃，西方民主制度与自由经济理论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我国公共行政研究以此为鉴，不断地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出我国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为我国政府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在高速成长的同时，有效规避了经济危机的袭击，没有陷入西方所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而在西方模式主导下，却发生了日本“失去的10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席卷欧洲至今的债务危机。而每次危机中，我国在调整自身政策，避免本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同时，又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加强国际社会协调与合作，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从而建立公开、公正、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显示了我国发展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生命力、正当性和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由长期以来的边缘化地位，回归到世界公共行政学界的中心。

二、我国公共行政知识创新及其国际化

美籍华裔学者蓝志勇指出：“一个运行的社会可以没有市场，甚至没有共同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但绝不可能没有行政[4]”。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越发达的现代社会，越需要现代的公共行政理论。我国古典行政思想和制度是包含在政治学之中的，我国行政知识的传统学理渊源则是多元的，主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还有曾建立过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政权的各民族文化，如南北朝鲜卑文化、辽金契丹——女真文化、元朝蒙古文化、清朝满族文化等。近代以来还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说。这一切，使我国公共行政学呈现融会贯通、多元一体、自成体系的特色。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以来希腊、葡萄牙等欧洲多国爆发的债务危机，暴露出西式“普世”行政的诸多弊端，也终结了西方行政学界延续两个世纪的垄断地位，打破西方行政学界关于成熟行政知识与发展中行政知识的划分体系，尤其是在行政职能、政府角色、政府工具、公共预算方面更是引发普遍质疑[5]。两次经济危机清楚地表明，公共行政知识多样化，是克服全球性公共管理灾难的关键。各种公共行政可以有共性，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公共行政宣告失败，各国仍然应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模式。

如今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公共行政国际合作已成大势，学习他国先进公共行政理念、做法固然重要，但简单地将西方公共行政学移植到我国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我国公共行政学长期以来存在引进、应用多于发展和创新的问题，部分学者热衷于用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本国的问题，使得我国很多自身问题沦为欧美问题的中国版；而对以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现实公共行政经验为出发点研究本国问题、则关注不够。大国崛起的标志，不应该仅仅是廉价的巨大的外汇储备、高楼林立的城市、充斥世界的“中国制造”或在国外疯狂抢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本国学术界的“崛起”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公共行政而言，不断创新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形成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模式，就是要在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继承我国传统行政思想精华并发扬光大，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经验，以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心态，走向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的战场，总结和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公共行政理论。以21世纪头10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我国公共行政模式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不断理论化和系统化，立足本国实际，辅助解决他国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不断崛起，我国公共行政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作为中国软实力扩散到全球，成为全球公共行政多元化的有生力量。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我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江依妮.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地方化及其后果[J].经济学家，2011，（7）.

[3] 苗延波.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我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J].天津法学，2010，（2）.

篇2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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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熊曦、吴冬霞、曹姣：关于我国“行政区经济”的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17（3）.

[8] 林其屏：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化：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J].经济问题，2005（2）.

[9] 陈伟国、范大良：论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制度创新[J].贵州社会科学，2004（4）.

[10] 陶希东：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大都市圈经济[J].中国城市经济，2003（9）.

[11] 钱佳燮：扩大管辖区组建上海省[J].中国方域，2002（1）.

[12] 陶希东：21世纪初期我国省级政区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国方域，2004（6）.

[13] 陶希东：跨省区域治理：中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新思路[J].地理科学，2005，25（5）.

[14] 王健、鲍静、刘小康、王佃利：“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15] 朱静芬：长三角都市圈产业集聚与整合研究[R].上海市委宣传部，2003.

[16] 项光勤：世界城市圈理论及其实践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17] 何仁伟、张明举：行政区经济的博弈分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5（1）.

[18] 黄建富：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城市群的支撑――兼谈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战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3（7）.

篇3

关键词 全球化 世界体育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一体化 多元化

一、前言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和居住地区在中国西部，以及中部的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对这些地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计划，为了加入到全球经济中去，这些地区在加速经济重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以赶上发达地区的同时，其文化意识、思维模式会出现相应的改变。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伴随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迅速地传到这些区域，外来发达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迅速覆盖了落后地区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在体育领域里，作为当代体育主流的世界体育的传播速度超过了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发展速度，使民族地区本来发展就不平衡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逐渐失去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以至出现生存危机。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出于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考虑，强化地域性、民族性特征，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子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战略选择。

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战略优势

（一）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按照“每周至少参加两次活动，每次活动30分钟以上”这一体育人口的划分标准进行调查，2003年公布的结果：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次数每周3次以上者，占36.87%；周1-2次者占15.16%，合计为52.03%；而每次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大多在30-59分的区间，合计为89.89%，我国少数民族体育人口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习惯和大量的体育人群将为该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在生产、军事、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功能已经不再明显，但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功能更加突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仍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我国现代体育的组成部分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内容，同时也是世界体育文化的财富之一。

（三）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来充分利用同国内其他地区和国际市场的贸易优势，其中重要的便是旅游业，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往往是旅游开发的内容之一。

（四）信息技术的全球一体化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信息流动更加直接迅速，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向外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而扩大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传播和社会影响。

三、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前景

在世界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中，兴奋剂、赌博、运动伤害、暴力事件等弊端也随着国际体育竞争而突出，引起人们对现代体育的目的、任务、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重新认识，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回过头来，利用本国的传统体育来促进大众体育的开展，以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体育锻炼中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开发的深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体育共存互补的局面是能够得以加强的：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价值，首先是文化学价值和体育价值会被进一步揭示和肯定，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造，主要是价值的转变，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生活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并利用现代科技理论对各种机制进行研究。

（二）民族地区将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来发展自己的民族传统运动项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将沿着固有的发展方向逐步完善和规范，规模和精细程度会更大更丰富。

（三）规模越来越大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会刺激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和项目建设，提高其竞技水平。

（四）民族地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使从事民族传统体育锻炼的人群得以巩固和增加，同一种活动在民族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差异会逐步缩小，那些已经列入竞赛项目或者正处在竞技化过程的活动，是对现代体育的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补充。

（五）在地区性和全球性的交流范围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音乐，服饰等一道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

（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先导和媒介，成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同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结合，直接为民族地区带来经济效益并承担起招商引资的任务。

四、结束语

按照社会历史学的规律，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态，就越是世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它的社会价值和发展前景自然也包括在这条规律中。保持、强化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抵制自外而来的全球一统的力量，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本能。从根本上说，全球体育一体化和多元化的潮流是两种并行、互斥又互补的过程，多元化是对一体化的刺激和弥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要善于利用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种种有利因素来促进自身的多元化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亚洲开发银行.＂迈向2020年的中国＂第三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报告草案[Z].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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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REITs；联信精瑞；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1

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概述

根据MBA智库百科的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定义为“有多个受托人作为管理者，并持有可转换的收益股份所组成的非公司组织”。

二、“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的试点推出及其存在的问题

2007年联华信托推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REITs产品——“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该产品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1 联华信托在2007年8月推出的

“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①

结合该产品和我国REITs的现状，得出我国REITs产品存在以下问题：

（1）以私募为主，风险大

我国REITs如果采用私募方式，则无疑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在现有的框架下，我国对公募有详细的法规来进行规范，风险较小。

（2）基金的期限较短。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周期较长，联信精瑞基金的期限只有5年，其结果往往会出现低收益或盲目投资高风险的情况。

（3）流动性风险。我国规定每份信托计划合同数不超过200份②，因此信托投资公司只有通过提高每份合同的资金数额来实现。而我国REITs产品仅限于信托凭证转让，且只能在规定的平台上转让，因此流动性风险较大。

（4）受托机构盲目承诺预期收益率。《信托法》规定：“所有信托产品不得向购买人承诺收益率”。“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规定“优先固定级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10%，而普通受益权预期受益则在每年20%以上”，这给受托机构很大的经营压力。

（5）财务风险。我国现有房地产投资信托采用典型的“香港模式”，开发商利用该资金直接进行投资房地产，具有较大的财务风险。

（6）信托投资公司收益与风险不匹配。联信精瑞投资的对象为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较小（大部分有法人担保和资产抵押），而受托人的管理费极少，如联信精瑞的管理费率为1.5%。

（7）准入门槛依然过高。“联信精瑞”基金规定“认购金额，自然人投资人不少于300万元，机构不少于100万元”，只有少数有能力的自然人和机构才能进入。

（8）投资区域性较强。我国REITs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如联信精瑞的投资区域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珠江三角洲城市圈、环渤海城市圈、其他地区省会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这极其不利于中西部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问题。

三、我国REITs发展方向

（1）运营模式

由于公司型存在基金经理与股东信息不对称、双重纳税（公司所得税和股东分红个人所得税）等问题，因此建议在现有阶段，应以契约型为主。

（2）法规建设

现有的“一法两规”显然不能适应REITs的发展，建立专门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法》，对REITs工商登记、税收、会计、信息披露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完善税法，避免重复纳税。

（3）投资方向、融资来源

应主要投向于房地产开发、购置、出租等权益型资产，尽量少的投资于贷款业务。

融资上合理确定权益型资产和债务资产的比例，借鉴一些亚洲国家规定负债不超过总资产的35%。融资方式上，应以公募为主，降低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信息披露与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对重要信息要在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上公布，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银监会、证监会也要加强监管。

（5）基金规模与期限。期限应以10到15年为主，契合房地产投资周期长，回收时间长的特点。规模不宜太大，规模太大对信托的管理人员要求较高，对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带来一定的难度；规模太小则不利于分散投资组合，降低非系统风险。

REITs在西方已经发展了50余年了，我国REITs才刚刚起步。2007年我国第一个REITs产品的推出折射出我国REITs发展存在的问题，有必要结合国情对REITs的发展做出细致的规划，这样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才能健康迅速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联华信托产品之联信精瑞基金模式详解.第一财经日报，2008.

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

参考文献：

[1]陈赤.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316-337.

[2]吴世亮，黄冬萍.中国信托业与信托市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97-118.

[3]张兴.房地产投资信托运营[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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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首先谈到了河南的经济发展态势，他说，目前，河南的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与全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一致，但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河南省肩负着国家粮食生产的重任，是国家的重要粮仓，整个经济中能源、资源等产业占有比重较大，特殊的省情决定了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走单一的工业经济发展道路。

此外，河南人口众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带领一亿多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努力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成为日后发展的重点。

徐光春提出了在新经济形势下，河南经济发展要深化改革开放，激化发展动力。把握经济态势，对下一步投资方向进行评估，把“投资商选地方”转变为“地方选择投资商”，将经济发展规范化。调整单一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耐力。同时稳固推进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工作问题，避免“造城运动”。对于污染的企业一概拒绝，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避免产生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