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发展形势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全国经济发展形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危机；公共行政；发展模式

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公共行政学必须变成一门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狭窄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上。”我国公共行政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经济体制转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导致了政府与人民关系、政府职能和角色、政府观念的变化。在整个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在改革开放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尤其在应对21世纪初的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以来希腊等欧盟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过程中，我国的公共行政以及研究更是不断得以完善、发展，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发展

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去30年，终于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我国发展模式，经过1978-2012年我国经济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1994年，林毅夫等首先提出我国发展模式的问题[1]。今日的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航天大国、第四大旅游首选国，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居全球第一或第二，全球十大港口我国占据六席（含第一名），我国的科技研发投人世界第三。在此间，我国公共行政学以及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共管理体制更是不断地得以完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被视为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知识开始浮出水面，走向世界。现分述如下：

1.经济体制创新与特点。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建立了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市场规律对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平衡；（2）我国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日渐强大的国有企业，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同时并存；（3）我国财富基金——我国投资公司通过投资寻找公共现金的升值机会。与美国及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赤字政府政策不同，我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2]。在应对历次经济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充分运用了金融与国有企业这两种经济杠杆。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注重管理市场经济，在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上，稳扎稳打，谨慎小心；而欧美国家政府则一味放任自由，疏于对经济实体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而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2.外贸驱动和不断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倚重“外贸”，形成了我国生产、西方消费的世界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2010年以来欧盟多国出现的债务危机清楚地表明，这一经济模式很容易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一方面着力鼓励内部市场的成长壮大，形成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积极管理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进一步拓宽其运用渠道，并采取多种形式，将外汇储备用于增购国内建设需要的进口物质、材料，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内需型转变，使内需和外贸互相平衡、相辅相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支柱。

3.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法制建设是转型时期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在实际运作中摆脱“人治”，代之以“法治”所必需面临的问题，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3]。回顾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未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信奉西方的“普世价值”。20年过去了，俄罗斯曾一度面临经济崩溃，西方民主制度与自由经济理论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我国公共行政研究以此为鉴，不断地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出我国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为我国政府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在高速成长的同时，有效规避了经济危机的袭击，没有陷入西方所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而在西方模式主导下，却发生了日本“失去的10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席卷欧洲至今的债务危机。而每次危机中，我国在调整自身政策，避免本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同时，又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加强国际社会协调与合作，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从而建立公开、公正、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显示了我国发展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生命力、正当性和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由长期以来的边缘化地位，回归到世界公共行政学界的中心。

二、我国公共行政知识创新及其国际化

美籍华裔学者蓝志勇指出：“一个运行的社会可以没有市场，甚至没有共同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但绝不可能没有行政[4]”。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越发达的现代社会，越需要现代的公共行政理论。我国古典行政思想和制度是包含在政治学之中的，我国行政知识的传统学理渊源则是多元的，主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还有曾建立过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政权的各民族文化，如南北朝鲜卑文化、辽金契丹——女真文化、元朝蒙古文化、清朝满族文化等。近代以来还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说。这一切，使我国公共行政学呈现融会贯通、多元一体、自成体系的特色。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以来希腊、葡萄牙等欧洲多国爆发的债务危机，暴露出西式“普世”行政的诸多弊端，也终结了西方行政学界延续两个世纪的垄断地位，打破西方行政学界关于成熟行政知识与发展中行政知识的划分体系，尤其是在行政职能、政府角色、政府工具、公共预算方面更是引发普遍质疑[5]。两次经济危机清楚地表明，公共行政知识多样化，是克服全球性公共管理灾难的关键。各种公共行政可以有共性，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公共行政宣告失败，各国仍然应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模式。

如今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公共行政国际合作已成大势，学习他国先进公共行政理念、做法固然重要，但简单地将西方公共行政学移植到我国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我国公共行政学长期以来存在引进、应用多于发展和创新的问题，部分学者热衷于用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本国的问题，使得我国很多自身问题沦为欧美问题的中国版；而对以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现实公共行政经验为出发点研究本国问题、则关注不够。大国崛起的标志，不应该仅仅是廉价的巨大的外汇储备、高楼林立的城市、充斥世界的“中国制造”或在国外疯狂抢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本国学术界的“崛起”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公共行政而言，不断创新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形成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模式，就是要在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继承我国传统行政思想精华并发扬光大，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经验，以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心态，走向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的战场，总结和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公共行政理论。以21世纪头10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我国公共行政模式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不断理论化和系统化，立足本国实际，辅助解决他国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不断崛起，我国公共行政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作为中国软实力扩散到全球，成为全球公共行政多元化的有生力量。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我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江依妮.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地方化及其后果[J].经济学家，2011，（7）.

[3] 苗延波.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我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J].天津法学，2010，（2）.

篇2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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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进行农村集体土地权登记发证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提高土地管理和利用水平的客观需要，是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强化耕地保护机制、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迫切需要。全面开展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工作，对完善新时期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1.1 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具体而明确的土地产权关系，要保证行为主体和土地财产关系必须明确，界定范围必须科学。这种明确的界定范围不仅要体现在法律制度上，更应体现在经济行为上。但是就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产权界定现状来看，存在了土地产权不明晰，产权归属无法界定等不合理的现象。我国各项法规中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法律对于农村集体定义却十分模糊，不同法律条款对农村集体的组织形式、规模大小有着不同的界定，法律中包含了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级农村集体所有以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三种类型，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组织产权代表，并没有解决集体和个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十分混乱，不明晰。

1.2 土地流转相关法规建设不完善，农民权益受到侵害

最近几年，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效率和流转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国也在积极探索科学的土地流转制度。十以来，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工作，坚持在自愿、合法和有偿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农业规模化经营。但是我国立法部门并没有针对土地流转监理完善的政策法规，地方也缺少专门的规章制度。农民群众对土地价格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规模化农业发展进程中，面对旺盛的土地需求，在经济效益驱动之下，农民群众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并且流转形式多样化，但是由于缺少法律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危害，土地流转纠纷经常发生，这就大大增加了土地流转管理的难度。

2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2.1 明确界定农民土地产权

在农村土地产权界定过程中，建立、稳定和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土地产权界定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关于土地产权界定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实现土地国有化，一个是实现土地私有化还有就是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股份合同制度以及多元化的土地所有制。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现状，作者认为应该在继续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土地产权直接交给农民群众经营，农民群众享受完整的土地产权。相对于其他土地产权改革模式来说，这种改革形式对现有的土地秩序造成影响最小，整个改革体系设计和完善需要花费的成本最低，在现有的土地集体制度模式下，赋予农民群众完整的土地产权，更容易被农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改革进程更加顺利和便捷。

2.2 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权益保护体系，保障农民群众的土地权

我国土地产权管理法律主要有《宪法》、《土地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些法律从法律角度对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们还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国关于土地产权益保护的法规建设严重不足，现有的法律条款不能完全执行，在土地经营过程中，用政策代替法规现象十分普遍，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经常遭受到侵害，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产权改革的相关法规，从而保证权力主体能够科学行使各项权力。针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法规建设不到位的现象，国家和地方立法部门应该开展广泛的调研工作，建设完善的土地流转法规体系，明确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农民群众法制观念，从法律层面约束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征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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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REITs；联信精瑞；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1

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概述

根据MBA智库百科的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定义为“有多个受托人作为管理者，并持有可转换的收益股份所组成的非公司组织”。

二、“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的试点推出及其存在的问题

2007年联华信托推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REITs产品——“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该产品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1 联华信托在2007年8月推出的

“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①

结合该产品和我国REITs的现状，得出我国REITs产品存在以下问题：

（1）以私募为主，风险大

我国REITs如果采用私募方式，则无疑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在现有的框架下，我国对公募有详细的法规来进行规范，风险较小。

（2）基金的期限较短。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周期较长，联信精瑞基金的期限只有5年，其结果往往会出现低收益或盲目投资高风险的情况。

（3）流动性风险。我国规定每份信托计划合同数不超过200份②，因此信托投资公司只有通过提高每份合同的资金数额来实现。而我国REITs产品仅限于信托凭证转让，且只能在规定的平台上转让，因此流动性风险较大。

（4）受托机构盲目承诺预期收益率。《信托法》规定：“所有信托产品不得向购买人承诺收益率”。“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规定“优先固定级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10%，而普通受益权预期受益则在每年20%以上”，这给受托机构很大的经营压力。

（5）财务风险。我国现有房地产投资信托采用典型的“香港模式”，开发商利用该资金直接进行投资房地产，具有较大的财务风险。

（6）信托投资公司收益与风险不匹配。联信精瑞投资的对象为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较小（大部分有法人担保和资产抵押），而受托人的管理费极少，如联信精瑞的管理费率为1.5%。

（7）准入门槛依然过高。“联信精瑞”基金规定“认购金额，自然人投资人不少于300万元，机构不少于100万元”，只有少数有能力的自然人和机构才能进入。

（8）投资区域性较强。我国REITs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如联信精瑞的投资区域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珠江三角洲城市圈、环渤海城市圈、其他地区省会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这极其不利于中西部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问题。

三、我国REITs发展方向

（1）运营模式

由于公司型存在基金经理与股东信息不对称、双重纳税（公司所得税和股东分红个人所得税）等问题，因此建议在现有阶段，应以契约型为主。

（2）法规建设

现有的“一法两规”显然不能适应REITs的发展，建立专门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法》，对REITs工商登记、税收、会计、信息披露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完善税法，避免重复纳税。

（3）投资方向、融资来源

应主要投向于房地产开发、购置、出租等权益型资产，尽量少的投资于贷款业务。

融资上合理确定权益型资产和债务资产的比例，借鉴一些亚洲国家规定负债不超过总资产的35%。融资方式上，应以公募为主，降低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信息披露与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对重要信息要在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上公布，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银监会、证监会也要加强监管。

（5）基金规模与期限。期限应以10到15年为主，契合房地产投资周期长，回收时间长的特点。规模不宜太大，规模太大对信托的管理人员要求较高，对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带来一定的难度；规模太小则不利于分散投资组合，降低非系统风险。

REITs在西方已经发展了50余年了，我国REITs才刚刚起步。2007年我国第一个REITs产品的推出折射出我国REITs发展存在的问题，有必要结合国情对REITs的发展做出细致的规划，这样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才能健康迅速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联华信托产品之联信精瑞基金模式详解.第一财经日报，2008.

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

参考文献：

[1]陈赤.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31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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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兴.房地产投资信托运营[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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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首先谈到了河南的经济发展态势，他说，目前，河南的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与全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一致，但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河南省肩负着国家粮食生产的重任，是国家的重要粮仓，整个经济中能源、资源等产业占有比重较大，特殊的省情决定了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走单一的工业经济发展道路。

此外，河南人口众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带领一亿多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努力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成为日后发展的重点。

徐光春提出了在新经济形势下，河南经济发展要深化改革开放，激化发展动力。把握经济态势，对下一步投资方向进行评估，把“投资商选地方”转变为“地方选择投资商”，将经济发展规范化。调整单一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耐力。同时稳固推进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工作问题，避免“造城运动”。对于污染的企业一概拒绝，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避免产生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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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市经济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有困难和挑战、也有机遇和希望，有下行压力、更有上升空间。从国际形势看，虽然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出现好转现象，但经济复苏仍然艰难。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率，但普遍面临外需疲弱、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问题。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总体态势趋于稳定，但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远没有消除，经济增长新动力远没有形成，大国货币政策、贸易投资格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有待观察，世界经济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国内形势看，全国经济发展进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稳增长、防风险、守底线等任务艰巨，稳中回升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给我们加快发腱带来新的挑战。全市经济形势总体契合全国全省的形势，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加之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整体政策环境对我们加快经济发展仍然比较有利。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结合市内发展实际，我们至少要把握好几条：无论形势如何严峻复杂，只要我们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对症施治，就能有效化危为机；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只要我们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保持加快发展定力，心无旁骜抓发展，就一定能实现追赶跨越；无论到了什么发展阶段，只要我们坚持主题主线不动摇，就一定能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头脑。既要看到成绩，进一步坚定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又要理性积极地看待宏观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要正视发展中的差距和不足，一刻也不能盲目乐观、消极懈怠。要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遇，激发一切可以激发的活力，树立更高标杆、谋求更大作为，自我加压、奋发进取，努力把今年的经济工作抓出成效，奋力开创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美丽广元、幸福家园”的新局面。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必须因势利导、科学谋划，全力巩固和发展经济持续向好的势头。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追赶跨越工作指导思想，坚持“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旅兴市、统筹发展”总体发展思路，深入实施“五大发展战略”，充分释放改革动力，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保持转型发展、加快发展定力，全面激发市场活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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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推进集采机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加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切实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努力采取以下措施,积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认清形势,找准定位

认清上海发展形势,找准政府采购工作的定位。目前,上海强调把调结构、促转型、保增长,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要切实改变思路和方法,实现上海的可持续发展。韩正市长明确提出:上海下一步要重点研究低碳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重点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同城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重点研究充分发挥上海人流、物流、产业布局方面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机关事务工作会议上,总理对机关事务工作提出“廉洁、节俭、服务”要求,对建设节约型机关提出新的要求。政府采购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管理手段和制度,做好政府采购工作就必须认真贯彻温总理讲话精神,认清上海发展的形势,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在建设节约型机关、加强预算管理、调控经济方式转型、推进低炭经济发展、推动上海自主创新、扶持中小企业等方面充分发挥政策工具和调控职能作用。

认清政府采购形势,找准集采机构的工作定位。2008年政府采购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备受关注,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采购具有调整经济结构、引导产业发展、熨平经济发展周期的重要作用。2009年也是我国政府采购重要的一年,财政部两次召开全国性的政府采购工作会议;北京召开了金融危机与政府采购国际高峰论坛;国务院印发了35号文件,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活动集中传递出一个信息,概括起来就是:市场经济选择了公共财政,公共财政选择了政府采购。在此情形下,加强建设,履行职能是采购中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作为市级集中采购机构在新的形势下要把握以下三个定位:一是主阵地。上海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操作的核心主体。二是主渠道。履行财政预算执行功能、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主力军。推动政府采购制度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和发挥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功能作用。

篇8

一、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多，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县域的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县域GDP约占全国GDP的63％左右。同时，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社会才能稳定。

二是工业资源的基地。县域资源是国家资源的基本构成部分。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广大农村为国家建设还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三是拉动消费的“超市”。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县域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只有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市场容量才会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才会更强。

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和各种混合经济。各个层次、各种成分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成分实现大的跨越，都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动作用。

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有的是共性问题，有的是个性问题，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带有特殊性。

一是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怪圈。

二是县域财政十分困难。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强，需要财政支出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甚至有的连吃饭都难保，危及政权建设的经济基础。据统计，2003年县域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一点，但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县域占到全国供养总人口的70％。

三是城镇建设进程缓慢。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的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难以成为牵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一日形成，而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不放松，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应着力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的思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第三产业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二是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组织引导上，特别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激促动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是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多是“块状”、“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人们称之“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四是要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从我国的实践看，沿海发达县市，近十几年来小城镇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密集的城镇群，不仅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提升人气，提增财气，提高品位，做强城镇经济。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坚持软件硬抓，硬件精抓，优化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镇形象，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篇9

刚才县委副书记传达了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自治区主席陆兵在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以及全区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县委副书记杨土儒就如何宣传、学习和贯彻这两次会议精神作了具体部署，县长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认真领会，抓好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加快柳江发展已是形势所逼，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新一轮加快发展重要时期的来。形势所迫，形势所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加快发展是时代赋予我责任。经济建设重于一切，壮大实力决定一切。如果不加快发展，就会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曹伯纯同志指出，加快我区发展，空间在县，潜力在县，后劲在县，出路也在县。抓住了县域经济发展，就夯实了全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当前既是新一轮发展的加速期，也是各种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谁能抓住机遇，谁能克服困难，谁就能赢得主动。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争取发展先机，要更聚精会神地、一心一意地谋发展、抓发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凝聚、借助各个方面的力量加快发展，绝不能错过机遇。特别是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南博会在南宁举办、泛珠三角经济圈”构建，再造一个工业柳州”逐步推进等历史性机遇，千载难逢，为我加快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一定要从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统一到区党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危机意识，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咬紧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形成想发展、求发展、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认真总结了自治区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取得的经验，自治区党委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深刻剖析了区与广东的差距和原因，科学分析了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对策。这对于推动全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区与广东的差距特别突出的表现：一是思想不够解放，当前。发展意识不够强，发展的办法不多，发展步子缓慢;二是县域经济发展仍较滞后，很不适应加快发展的形势要求。这些问题我县同样存在有些问题甚至还要严重。应该讲，作为柳州市辖县，县位于桂中腹地，紧靠素有“桂中商埠”和“广西工业重镇”之称的柳州市，地处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带结合部，粤港澳和云贵地区的区域经济中间带，承东启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桂中区域乃至大西南经济发展格局中谋求大发展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虽然，近年来我坚持走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柳江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发展形势相比，与广东等先进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显得比较缓慢。经济总量小，实力不强，三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快，城乡居民收入较低，仍是主要矛盾和问题。年，全县人均生产总值才619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41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08元，比广东平均水平少1641元。不缩小差距，形势不允许，人民群众也不答应。必须千方百计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

必须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同的地方，要解放思想。条件不同，情况各有不同，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比如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对我柳江来讲，作为紧邻广西工业重镇柳州的市郊县，发展工业的条件得天独厚，柳江的优势在工业，工业在柳江应占主导地位。那么，着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突出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上去了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带动三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逐步降低农业税收，甚至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同样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我一定要正确理解，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不能从本本到本本、从条条到条条。

最重要的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广东经验的实质就是不断解放思想，自治区党委召开的这两次会议。用新观念、新办法、新举措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发展。当前我学习广东的经验、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和全区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精神，首要的就是要学习广东解放思想的胆识和勇气，以思想大解放推进大开放，以大开放推动大发展。

篇10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从统计数据分析，一季度全县经济发展形势稳中前行，态势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全市排名靠前，与县经济发展实情相符，一季度实现了“开门红”。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一是农业生产开局良好，实现农业增加值3.9亿元，增长3.2%。二是工业平稳增长。完成工业总产值69亿元，增长12.6%；工业增加值增幅为12.4%，在全市排第5位。三是投资消费持续增长。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9亿元，增长19.1%，全市排第2位。招商引资总额完成17.3亿元，增长1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1.1亿元，增长14.1%，全市排第4位。四是旅游业增长较快。全县共接待游客120.8万人次，增长25.3%，实现旅游综合营业收入8.5亿元，增长25%。五是财政金融稳步发展。全县公共财政总收入完成3.7亿元，增长18.6%。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1亿元，增长21.8%，全市排第5位。3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05亿元，比年初增加10.8亿元。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60亿元，比年初增加3亿元。

二、一季度经济运行特点

（一）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十三五”开局好。一季度全县GDP预计完成29亿元，可比增长11%,比全国、全省、全市分别高出4.3、2.9、2.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幅为12.4%，比全国、全省、全市分别高出6.6、4.7、2.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为14.1%，比全国、全省、全市分别高出3.8、2.4、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19.1%，比全国、全省、全市分别高出8.4、5.5、0.7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幅为21.8%，比全国、全省、全市分别高出14.7、7.7、0.2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下行、“三去一降一补”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中，上下坚持“三个战略”齐驱并进，砥砺前行，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比预期要快，“十三五”开局好。

（二）经济新的增长点体现特色，全年工作开局好。一季度GDP增长主要靠三产业拉动，商贸、旅游业贡献率达45%。随着全域旅游富民战略的推进，一季度成功举办了“第三届油菜花节”、“首届国际田野马拉松”比赛，以及“首届嫘祖文化节”的前期筹备等，迎来了旅游增长高峰，有力的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季度全县住宿和餐饮业发展较快，住宿业实现营业收入4631万元，同比增长29.7%，餐饮业实现营业收入7729万元，同比增长31.9%，增幅全市领先。住宿、餐饮、旅游等商贸活动拉动GDP增长2.1个百分点，充分体现生态的资源禀赋。

(三)部门统计得到重视，匹配数据增幅放缓成常态。目前全国经济形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加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速和供给侧结构的变化，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速换挡成常态。今年市委督导组直接督办部门数据，部门统计被重视。一季度我县主要经济指标与去年相比位次有所退后，主要是部门数据增幅放缓，评估主要经济指标的工业用电量、相关税收和房屋销售面积与去年相比位次后退，匹配数据增幅放慢，也是当下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从另一面也可以说明政府统计正在注重数据质量，提高公信力。另外，从一季度的统计报表分析，还有几项薄弱工作有待加强。一是“四上”企业申报工作不容乐观；二是5000万元的投资项目入库出现负增长；三是网上直报数据质量差。一季度的报表中，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集中时间修改、整数修改、多家企业增幅雷同（涉嫌指定报数）、多家企业IP相同等问题集中在出现，一季度已被省市现场查巡3次，希望引起高度重视。

三、工作措施及建议

在下一步工作中，坚持以目标为导向、以提高数据质量为抓手，为“双过半”认真做好统计服务工作。针对当前的发展形势提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四上”企业申报力度，不断壮大市场主体总量。目前县内发生的很多商贸、旅游、文化等经济活动多、经营分散，没有规模化管理，无法纳入统计，全县经济发展得不到充分反映。今年要抓住“新型工业强县、全域旅游富民、绿色城镇筑基”三大战略机遇，各责任单位要加快“四上”企业申报力度，不断壮大市场主体，提升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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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域经济发展、资源、策略

一、当前我国地域经济形势的分析

总结起来说我国地域经济的特点是：西穷东富，北穷南富，乡穷城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工、商产业比例有待进一步调整。城乡经济二元化现象突出。整个国民经济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水平提高的关键时期。

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依靠沿海开放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助力，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连年保持平均15%以上的增长势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广东省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该省工农业总产值为185.85亿元，全国排名第五，2012年该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7067.92 亿元，连续25年保持全国第一。相对来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则有一定差距，湖北省201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22250.16亿元，仅为广东省的4成。而西部地区差距更大，吉林省201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1937.82亿元，全国排名第二十二。青海省201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884.54亿元，全国排名第三十，是广东省的3%。这样大的的区域经济不平衡结构，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引发和加剧社会矛盾，不利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据国际研究机构的调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超过70%。而在我国，历史形成的“二产重、三产轻”的经济结构仍然有待优化调整。在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吉林市，除产业转型提升成功的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外，多年精心培育起来了电力电子、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主导产业，但2012年其产业结构比例仍为，农业：工业：服务业=9.2：50.7：40.1。在产业基础薄弱的西部诸省、老少边穷地区的产业结构比例则更加不尽人意。城市间、地区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势必影响地方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提升也产生制约掣肘的不利影响。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重视的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近年虽采取多种措施，但城乡经济二元化问题仍很严重。主要表现在：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7917元。

2、城乡产业相关性薄弱。通常农村还是以农业生产和养殖业为主。高科技产业较少，工业企业主要也是以加工、修配等小微企业为主，与中心城市的产业优势结合得不够紧密，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3、城乡交通、信息、医疗、教育等基础环境差距较大，对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促进社会公平有不利的影响。

十以来，城乡一体化进程得以强力推动，预计未来10年，城乡经济二元化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改观。

二、有效资源的分析与活用

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单纯加强招投资、建厂房、造产品的工业项目招商引资是远远不够的。发展地方经济，还是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化。紧紧依靠本地有效资源，大力促进特色经济，才是一条地方经济稳定发展的可行之路。

一般说来，一个地方的资源不仅限于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这里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分成六大类加以分析。

1、自然资源：包括山林、作物、矿产等来自土地而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这些都是发展地方经济的绝好资源，也是许多人通常可以想到的。但过去曾出现过挖山山空、伐木山秃的过度开发现象，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忌，应该时刻记取教训。

2、工业基础资源：这是现代工业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资源。通常来自解放前的民族工业（老字号、老品牌）基础、解放后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传统工业基础和改革开放后海内外企业投资建设的工业项目以及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型现代工业项目基础这四个方面。这些工业基础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实力和特色，也是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方向发展经济的出发原点。

3、文化历史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许多地方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历史故事。过去一些地方片面重视工业经济，忽视了这样的软资源的重要作用。目前多数地方也只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认识层次上。其实，文化产业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有历史的地方就会有故事、其本身就有吸引投资的独特魅力。

4、地理优势、观光资源：即使不具备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地理优势和优美的景观也是振兴经济的重要资源。交通要道的地方可以发展交通运输产业和宾馆服务业，风景优美的地方可以发展旅游观光产业。继而可以衍生出一些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予以支撑，形成本地产业经济特色。

5、社会关系资源：这项资源通常不被注意。“人穷思变”，有些地方因为本地自然资源不足，经济不发达，头脑灵活的人便会走向外面的世界。有的地方甚至形成男子一成年便海外谋生的习惯。这些在海外拼搏的本土人、在大都市闯荡的家乡人都是宝贵的社会关系资源。在本地区，依靠社会关系资源可以发展中介服务等产业，还可以撬动招商引资事业，继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萌生和发展。

6、政策资源：同是这片土地，改革开放前后政策不同，经济形势和生活水平出现明显差距。这说明了政策资源的巨大威力。它来自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对经济形势的整体把握和重点方向的正确指导，也有赖于干部群众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统一。用好用足优惠政策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腾飞的捷径。

三、地域经济发展策略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地方政府服务一方百姓，千方百计地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是份内的责任。但切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和不顾四邻的恶性竞争。重点还是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结合本地优势，制定发展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想本地有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统一领导，着眼长远，科学规划。要深入研究本地资源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科学有序地落实规划，努力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产业经济新格局。

2、研究周边形势，实现差异互动

地域经济发展与周边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深入研究周边地区的特点和动向。采取与中心城市（地区）产业差异发展，互补互动的政策方针，避免恶性竞争，以大区域的产业集聚效应，形成相邻区域产业经济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3、改变思维方式，灵活招商引资

思路决定出路。干部群众思想的与时俱进，会发掘出超乎想象的机会。尤其是主要领导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地区经济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全面评估包括软资源在内的本地资源优势，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招商引资，才有望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二）中央政府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虽然对发展经济有一致的目标，但中央政府负有把握方向，综合全局的职责。因此，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做法有所不同。

1、综合国内外信息，设计最佳发展路线

中央政府统筹全局，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都有较为全面的把握。结合国际大形势，综合国家战略布局和产业政策，通过扶持资金、目录指南、国际性区域合作等方式，设计最佳发展路线，策定各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分阶段、有计划、有顺序地铺开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真正实现先进地区带动后进地区、全国各地平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2、对地方经济工作加强协调、引导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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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团2014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增速变化

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4%，保持在增速7%至7.5%的预期区间内。结构调整效果显现，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力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4%；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6%，其中服务业增速已经超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资本占比达到65.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主要指标符合年度预期目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兵团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与国家基本保持同步，实现了由快向稳的转变。

将兵团2014年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与2013年同期作简单的比较，生产总值增速16%，较上年回落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0.1%，较上年同期回落3.3%，但今年3月、4月、5月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17.6%、17.7%和19.4%，同比增速逐月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32.7%，为近十年来出现的最大下滑幅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6%，2013年同期该指标为23.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6.1%，与经济基本保持同步增长，也保持基本相同的回落幅度；受主要贸易国政策变化以及本国产品竞争力减弱的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19.8%的负增长，但其中兵团自产品出口仍保持15%的增幅，且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3%，较上年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兵团上半年经济运行指标增速整体呈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存在着经济下行压力，但总体是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主要指标基本符合稳中求进的预期目标，且仍然处于全国前列，如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增加值等增速仍然高于自治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二、兵团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

兵团2014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增速放缓、运行平稳的态势，这说明兵团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的政策效应已经显现，兵团经济实现了从求“快”到求“稳”的减速换挡。因此，要理性看待经济增速回落带来的阵痛。

首先，经济增速放缓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既有来自外部环境的，也有来自兵团内部的压力。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拐点阶段”，面对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和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正步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如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鼓励信息消费等，这使得兵团面临的外部经济形势愈发复杂、严峻。同时，近几年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工资成本上升，储蓄率、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已经有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兵团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发展底子薄、历史欠账多、内生动力不强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产业新增长点不多等问题，成为制约兵团经济发展的瓶颈，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增速下滑，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

其次，释放改革政策效应需要放缓经济发展速度。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只有保持合理的速度才能顺利转轨转型，通过“稳增长、保民生、提质效”，为改革创新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保证经济有效增长、民生不断改善和调结构转方式顺利实现的同时，传递出兵团在均衡发展、优化结构等方面的诉求，这是统筹速度、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的要求。

三、下半年兵团经济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兵团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推动兵团经济发展平衡、协调、可持续的重要力量，以结构效应为主已经成为下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宏微观政策平衡协调，下半年政策机遇多。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今年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微刺激政策，4月中旬至6月中旬的两个月，国务院就累计出台了至少15项重大政策来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国家2014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工作会议强调，下半年的经济发展仍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思路。这为兵团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随着上半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兵团迎来了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下半年各项惠民生项目将陆续落地，投资对兵团经济的拉动作用继续保持。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将围绕“五通”加强建设，在交通、贸易、金融、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兵团将获得更多政策和资金扶持。兵团改革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探索，激活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更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今年7月，兵团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民间资本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下半年经济发展活力将得到有效提高。

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发展后劲持续增强。上半年，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增大棚2680座，新建果园19.25万亩，牲畜存栏及肉类、牛奶、禽蛋产量分别同比增长4.3%、7.4%、6%和19.4%，农业结构逐步优化、农副产品种类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农业季节性特点决定了兵团农业产成品投向市场的时间主要在下半年，农业产值贡献将在下半年有集中体现。工业方面，一些新兴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60.5%，光伏发电量同比增加近5倍，风力发电量同比增加近1倍，15家重点联系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利润2亿元同比增长49%，5个国家级园区实现生产总值104亿元同比增长23.5%。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现象正在得到改善，工业向园区集中并逐步向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商贸流通方面，兵团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一。

投资结构逐步优化，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上半年兵团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95.43亿元，增速为19.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7%。虽然投资总量有大幅下降，但投资结构有明显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更多投向基础设施、民生以及经济落后团场，对资源加工型重工业的投资明显减少。其中，基础设施投资212.97亿元，同比增长了44.2，占投资总量的35.8%，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对投资增长贡献率达67.8%，拉动投资总量增长13.1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同比回落了40.7%，通过调节投资结构，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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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至27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刘奇葆书记振奋人心的讲话，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如此温暖；“稳定增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省委定下的2012年经济工作基调，洋溢着坚定的决心和信心，预示我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

回首刚刚过去的2011年，在异常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全省牢牢把握“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基调，经济增速较快。从2007年我省GDP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到2011年迈上2万亿新台阶，仅仅4年，全省经济总量就翻了一番！

这不只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改变与提升，带有转折性、跃升性：这种发展，建立在规模扩大后仍然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规模与速度双高的跨越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总量与质量共增的优化发展；建立在奠基四川未来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当前与长远兼顾的蓄势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实惠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富民与强省同步的和谐发展。

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承接重大产业转移、重点产业和产业集群的崛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扎实推进……这些工作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为四川向全国经济强省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四川经济版图”。

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复杂，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经济环境难以明显好转。从国内看，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

如何发挥化危为机的主动性，在复杂严峻的环境中赢得更大的发展，推动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止滑提速―巩固回升―高位求进”，我省近几年来在困境中划出的“坚强”曲线，为我们迎难而上、加快发展提供了信心和动力。自2008年以来，我们虽然遭受了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夹击，但由于省委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应对措施，我省发展速度不仅没有慢下来，反而实现了规模和速度的双双攀升，经济增速由长期徘徊在全国中游水平跃升至全国前列，经济发展正在发生质的明显改变。我们要准确把握这种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信心，再鼓干劲，努力保持和延续这种发展的良好势头。

“稳定增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这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2012年经济工作基调。稳定增势，就是要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势头，继续在高位的平台上有更大的发展；高位求进，是目前我省经济运行本身所处的状态，体现了“跳起摸高”的要求；加快发展，反映了我省作为西部省份需要坚持的发展取向。这样的工作基调，既是我省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现实需要，也是作为西部大省对全国经济“稳中求进”作出贡献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个基调，击鼓奋进，加力加劲，用足用好各项政策机遇，使我省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的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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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研究院（所）长会议是全国发改系统研究院（所）一年一度的盛会，此次会议是宏观经济研究院列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首批试点之后的第一次盛会。在两天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院和各地方院（所）专家汇聚一堂，围绕会议的主题――“十三五”经济发展趋势、动力和政策，研判经济形势，分析发展动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胜利出谋划策。

宁吉捶治隽私衲暌岳吹木济形势，系统阐述了对明年经济工作思路的几点想法，希望宏观经济研究院紧紧抓住列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首批试点这一重大机遇，团结带领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研究院（所），为推动“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朱之鑫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阐述了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宏观经济研究院按照《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统一部署，争当政府类智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排头兵。

陈东琪在主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展环境变化，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动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和王昌林分别以“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困境、思路与对策”和“典型城市转型升级研究”为题发表专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