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高等教育，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伟和哥在一个码头的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伟很能干，做的活儿很精细，他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做备用。

一天夜里，暴风雨骤起，伟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

在露天仓库里，伟看了一个又一个的货堆，加固被掀起的篷布。这时候老板开车过来了，伟已成了一个水人儿。老板看到货物无损，当场要给伟加薪。他说，不用了，我只是看看我缝补的篷布结不结实。

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让他到自己的另一个公司当经理。伟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说你行你就行，你比文化人高的就是你身上的憨劲！”就这样伟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伟说：“你不行。”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伟说不行：“你不会把活当自己家的事干。”哥的脸涨得通红，骂他没良心！伟说把事当自个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来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效益也不错。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知从哪儿知道了伟的底细，很是不服，“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受他的领导？”伟知道并不气，说：“我们既然在一起做事，就要把事做好。我这经理谁都可以干，可有价值的并不是在经理的职位上。”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

一家外商听说伟的公司很有发展前景，想和伟共同合作一个项目。伟的助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啊。”伟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几人。

伟用英语问：“先生，会说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伟就说：“我们用汉语谈好吗？”

外商道了一声“OK”。谈完了，伟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晚餐很简单，但很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

伟对服务员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伟说这话时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

那外商站了起来，抓住伟的手紧紧地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伟和他的助手都去了。席间，外商轻声问伟：“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档案高等教育；改革；措施

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继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越演越烈，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这对我国高校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档案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主动迎合时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顺应并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洪流，自主探索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新举措、新方法，努力开创新形势下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成为高校高等教育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源于西方，其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则源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从出现至今，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对于其内涵的阐释也很难达成统一的认识。普遍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是学者的观点。主要强调大学校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学术研究国际化等与大学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第二种观点是国际组织的观点。国际组织相对来说更加关注和平和发展问题，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有助于世界、区域国家和平、发展的教育国际化理念[1]24。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2.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尽管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还无法达成一致,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已成为高校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来看，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1）留学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工作是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工作之一。近年，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留学层次也由最初的以汉语语言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发展为以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学历教育。（2）外教聘请。聘请外专外教是丰富高校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的一大途径。（3）人员交流。包括教师和学者的互访与短期讲学、学生互换和短期研修等。（4）学术交流。包括学术期刊和教学资源的共享、互邀或共同主办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5）科研合作。包括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或联合科研机构等。（6）合作办学。包括合作开设办学机构或教育项目，开展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专业培训等。3.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而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地弥补了高校教学和科研资源的不足、拓宽师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其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即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渗透到高校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以我校为例，我校先后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教育与科技合作关系，2002年学校与法国教育部联合创办中法旅游学院，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新模式；2008年与台湾淡江大学合作成立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创新了两岸高校科研合作的新模式。仅在2014年我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5场，出席人员626人次；派出人员478人次；外籍专家短期来访43人次；长期聘请长期外籍专家教师17人；与9所国（境）外的大学和教育机构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书[2]466。这些国际交流与合作极大地丰富和弥补了我校教学和科研力量的不足，在我校的教学评估、科研立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各方面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在我校的战略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影响和挑战

1.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不少的影响和冲击。（1）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教学内容，丰富档案学课程内容设置。具体有以下五个方面。①各类涉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书和合同等文书档案。包括高校与国（境）外高校与教育科研机构签署的校际交流备忘录和协议书、合作研究协议书、合作招收留学生协议书和聘请外国专家教师合同、各类教师短期培训协议书等档案材料。②留学生、交换生学籍档案。包括留学生、交换生的留学或交换学习申请表、录取通知书、成绩单和毕业名册等学籍材料。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档案。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立项、批复的行政文件，也包括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招生、课程、教师、学生管理等材料，还包括项目结束后的总结报告等，内容繁杂、时间跨度大。④中外联合研究中心档案。包括联合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费用来源、研究成果分配等各方面的资料，专业性强。⑤外事礼品等实物档案。包括外国各友好学校或机构赠送的礼品或简介等资料。（2）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搭建了学术交流与研究的平台，为档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宝贵的机遇。培养高素质的档案学专门人才是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目标。高校档案专业教育部门领导可以通过本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构牵线，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一方面选派优秀的档案专业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在读学生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短期研修和交流学习，了解档案学的国际学术前沿、扩大学术研究视野和提高档案专业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积极邀请国外知名的档案学专家和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或开办学术讲座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档案学知识。（3）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给档案高等教育带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激发改革和创新的思维。同志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高校通过与国外友好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交流，引进和传播国外先进的档案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才能不断地激发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思维。2.高等教育国际化给档案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新挑战。档案高等教育是为培养高水平的档案管理人才提供教学服务的中心，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要求档案高等教育国际化。但是目前，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很低，远远无法满足培养国际化高水平档案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档案高等教育课程内容陈旧，缺少与时代相呼应的档案课程。目前，不少高校的档案学专业课程还存在着内容陈旧、设置不合理等现象，主要传授传统环境下的档案管理基础理论知识，使得高校档案专业毕业生缺乏现代档案工作的知识和能力。（2）档案高等教育的教学观念落后，缺少实践教学。不少高校的档案学教学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实践课所占的比重偏少。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旦学生的课堂知识与实际操作脱离，毕业生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3）档案高等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缺乏具备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意识。目前，高校档案学专业普遍缺乏学历高、能力强、懂外语的年轻教学骨干人才，无论是外语水平还是对外交流能力都欠缺。（4）现行中国的档案管理方法落后，档案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不高，导致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师生很难在对等的基础上与国外高校开展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档案的利用还停留在简单复印、盖章的基础上，远远达不到远程网上查询、自行打印利用等水平，这些与外国高校相比，网络技术相差太远，难以开展合作研究。以上这些因素都大大阻碍了高校档案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急需突破的瓶颈。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档案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新举措

档案高等教育只有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借势而为才能取得改革和创新的成功，具体措施如下。（1）利用本校现有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资源，搭建档案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高校档案学教学部门可以先从与本校签署了校际友好交流协议书的国外高校着手，精选几所档案学教学与科研水平比较先进的国外高校，与对方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建立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档案教学人员短期互换和学术交流等活动。（2）积极举办或参加各类国际档案学术研讨会，或邀请国外有影响力的档案学知名专家和学者来校短期授课等，开拓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改革和创新思维。（3）积极选派优秀的中青年档案教学骨干力量出国短期研修或短期访问，提高其国际视野，学习先进的档案教学与管理知识，构建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的档案高等教育师资人才队伍。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档案高等教育师资力量才有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档案学毕业生。（4）积极运用网络的手段，通过远程访问国外高校的档案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网页等手段，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档案教学手段。在美国,远程教育广泛应用于各类教育。在档案教育当中，校方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同行网，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查找收集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同时通过交互式电视教学，形成教师授课记录，便于教师及时调整其授课方案，互相借鉴经验等[3]56。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利于我们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5）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以实践操作为主体的课程设置，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现行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程设置，联系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加强实践课所占比重，与各档案馆、博物馆保持密切联系，主动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际操作的机会，使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许多高校都把国际交流与合作列为高校重要的发展目标和计划。以培养高水平档案专业人才为目标的档案高等教育只有积极顺应这股洪流，不断推动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培养优秀的档案学专业人才，为国家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仇鸿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大学（学术版），2012（10）:23-32.

[2]广州大学党委办公室.广州大学年鉴2014[M].广州，2014：466-473.

篇3

关键词：世界高等教育；经济全球化；中国高等教育

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在各方面都有重要发展，虽然各地区及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仍然出现了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所共有的变化。

1．高等教育规模速度的持续增长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近40年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迅速。1960年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大学生人数为1300万人，1970年增至2800万人；1980年达到4600万人，L匕1970年增加了64%;1990年为6500万人，是1980年的l,41倍；2000年猛增到7900万人，是1990年的1.22倍。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9700万人，2025年达到l亿人。［''''］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率为8.1%，其次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为7.2%,南亚和西亚地区为6.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5,1%，中欧和东欧地区为5,0%，北美和西欧地区低于1.9％。高校学生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北美和西欧地区从1991年的52％上升到2004年的70%，同期，中欧和东欧从33％上升到54%，拉丁美洲从17％上升到2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从7％上升到23％。1995一2004年，OECD国家中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希腊的高校学生数增长了一倍多，智利、斯洛伐克、墨西哥和韩国增长了50%-100%，仅有西班牙的高等教育绝对学生数是负增长。［2]

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资料，把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超过百万人的国家称为“超大型体系”。虽然2002一2003年度全世界高等教育巨型国家仅比1995年增加了2个，但是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被兰乌克兰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其中波兰2001一2002年度比1995年增长了1.5倍，中国大陆、巴西和印度增长了0,8倍，墨西哥和伊朗增长了0,5倍。［3］在2002一2003年度被列入统计的207个国家或地区中，已有95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巧％（见表l）。

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认为，促使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包括：二战后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公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发展；白领阶层持续增长的需求；新兴工业经济的发展对高技能和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需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被广泛

2．高等教育结构与形式的多样化近10余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了多样化的变化趋势，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综合大学或国立大学的作用日渐突出，私立大学或民办大学己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网络大学作为一支快速发展的新生力量日益显示出勃勃生机。许多国家和高等院校本身都已经或者正在对高等院校的结构、形式，以及教学、培训和学习方法进行深刻的改革：一是非传统大学的发展和教育课程的多样化。如许多国家建立了新型的传统大学的替代性机构，促进了非传统大学的发展。二是私立教育机构的发展。由于高等教育需求的快速增长而公共资源有限，使得私立高等教育在许多国家蓬勃发展。三是新型的学习和传授方式更加多元化。远程教育、网上学习等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的发展，促进了更大范围的学生入学，也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几乎世界各地区的高等教育都趋向多样化。〔5］虽然有些学校，尤其是珍视悠久传统的大学对这一变革有一定程度的抵触，但从总体上说，世界高等教育已在较短时期内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与形式的多样化。此外，大多数国家学生群体的社会经济背景种族和前期教育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当前，高等教育机构吸纳了大量非传统的学生，“这些不是直接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其性别社会经济状况和种族背景可能既非来自主流社会群体，也可能不在全日制、以课堂为基础的模式中学习川“〕。这种多样化反映了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及随之而来的大发展的社会需求。

导致高等教育这一变革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以下诸因素在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因而高等教育必须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对象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全民终身教育的需要。其次，劳务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根据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趋势，在新的专业技术与管理领域和新的环境中提供培训。再次，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高等教育各种职能与需要中的应用得到不断提高。最后，由于公共高等教育经费锐减，从而迫使高等院校设计效益更高的各种不同的课程与教学手段。

3．高等教育资金筹措方式的多元化

在传统观念中，高等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publicg。。d)，政府应承担其费用。但随着世界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展，高等教育资金短缺是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普遍面对的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迅猛增加，高等教育的费用变得越来越昂贵，而国家的实际财政拨款却无法以相应的幅度增加，从而导致全球性高等教育经费相对短缺和高等教育公共开支的明显倒退。［7〕为应对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伴而生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加大政府投入吸纳社会资金推行教育成本分担等举措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l）加大政府投入。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增加了近一倍，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教育投入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到2006年美国的教育经费大约是2.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8〕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例，在截至2002一2003年度的5年中，无论是教育公共经常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百分比，还是高等教育公共经常开支占教育公共经常总开支的百分比，巴西、秘鲁、巴拿马、玻利维亚、巴巴多斯乌拉圭等国高等教育公共经常开支占教育公共经常总开支的百分比一直保持20％以上。［9]

(2）吸纳社会资金。在一些国家，高等院校通过针对一定的政策目标组织实施项目，如引入创新课程、改进管理实践增强与周边社区的合作得到相当数量的公共资金。以项目为基础的定向拨款往往通过竞争或对项目书个别评估的方式进行；分配给高等院校的重大资金项目更体现出以产出效果为导向。在许多国家，给高等学校公共资金的拨款方案与学生毕业率相联系；科研基金也往往更多地通过竞争程序而不是一揽子的定向拨款给某个具体项目。。

(3）收取学费。近年来，不少国家通过收费和增加学费以增加学校的财政来源，还有的通过科研商业化和机构设施与人员使用的商业化，进一步调动起私人资源。1995一004年，OECD有16个国家（除了捷克爱尔兰、日本和西班牙之外）的家庭和个人用于高等教育支出的比例有所增加。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从35％上升到53%）意大利（从17％上升到31%）、墨西哥（从23％上升到31%）葡萄牙（从4％上升到14%）、斯洛伐克（从5％上升到19%）、英国（从20％上升到30%）和智利（从75％上升到8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及其家庭在为高等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川据有关资料，美国高校采取多元化的经费投资体制，一般从以下途径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办学经费：免税政策联邦政府拨款洲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捐款学费收入大学基金收益洛类基金会资助吸收留学生或海外办学提供社会服务和产学结合校内附属事业等。

4，高等教育绩效责任日益被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质量保证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为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美国制订了明确的高校分类标准；英国还成立了“质量保证署”，通过加强评估与监督，全面提高课程设置及其内容的学术标准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而韩国通过兴办实验大学，推行“中期淘汰”少毕业定额制”，对教学管理进行改革，从而提高教学质量。［''''3〕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不仅仅限于精英主义的教育质量加上严格的程序管理规章，高等教育的扩张还引出了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数额和方向问题。高等教育的社会利益使成本增长合法化，也相应地基本保障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由于公共资金有限性加大了政府的压力，而削减预算和紧缩管理也必然会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和产品。此外，日益增长的市场压力也更加要求加强高等教育的绩效责任［''''4]，例如在美国，家长和学生抵制大幅度提高学费，要求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加强质量绩效责任和成本核算，高等教育日益受消费者驱动。

5，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增大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各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在1929一1969年的40年间，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1906一1952年通过人力资本获得的利润增长了17.5倍，进而确立了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韩国从1963一199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日本现代化比英国晚200年，比美国晚100年，但经过100年的努力，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二经济大国，1990年，人均GDP超过美国。巴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拉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0一2000年，巴西GDP从2350亿美元增长到5955亿美元，增长1.5倍，已列入中上收入国家。印度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向中东石油国家输出了100万名工程师教师和医生，并有数万人受聘于联合国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年获取上百亿美元的高级劳务外汇收入，还争取到大量国际组织的援款，促进了印度经济发展。印度经济近10年保持6.5％的平均增长率，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平均每18个月翻一番，软件出口额仅次于美国。［''''5］另据2006年5月H日英国BBC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在四年之内增加了100亿英镑并且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450亿英镑，比飞机制造业和制药业还要多。

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1．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教育和人才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往那种靠政府为主出资办教育，或者由全日制正规学校独揽教育职能的格局，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需要。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鼓励多种形式办学，发展新的办学形式，如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以及跨国界联合办学等。可以预见，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将或早或晚地出现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中等教育的普及社会的普遍公正，以及全民终身教育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高等教育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此外，开放式学习方法，以及信息和传播新技术等均为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尤其为一些新的社会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普及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接受某些形式的高等教育或中学后教育，意味着扩大每个公民获得高级培训技能和知识的机会；其普及方式往往很新颖，而且会日益多样化。［16]

2，高等教育社会化功能愈加突出

随着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其在不同领域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包括决策咨询的智囊作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服务和智力支持作用，乃至直接为社区建设和不同人群提供各种服务，使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变革和创新，更新和完善教育形态，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树立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全面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自觉性和前瞻能力。3．高等教育将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科学和知识也在快速增长。据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当今世界科学「〕类已多达两千多种，人类科学知识每3一5年增加一倍，人类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空前加快。这意味着大学生在读期间学到的知识在毕业时就必然产生老化过时的问题。因此，大学毕业不再是个人受教育的终结，而只是另一种学习的开始，接受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将贯穿以后的生涯。目前，在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终身学习体系已经发展到相当普遍，颇见成效的水平，其中日本在举国上下提倡终身学习和体制建设方面，更是走在世界前沿。L''''7］因此，对高等教育来说，这一深刻的变革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更具灵活性，以此来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愿望的变化。多样化和灵活性也意味着学校将具有下述能力：迅速满足甚至预测新需求的能力，使结构灵活多变的能力，改变录取标准以考虑职业生活经验的能力。而开放式学习方法、远距离教学，以及信息和传播技术等，均大大增加了高等教育实践终身教育的可能性。

4，高等教育将进一步国际化

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首先是教学与科研全球性的一种反映。由于知识具有普遍性，因而知识的深化发展和传播使学术生活和学校科学协会及学生组织具有了国际特征。高等教育进一步国际化体现在课程内容世界化、交换办学经验、交换情报资料、参与世界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留学生、国际互联网（Intemet）的建立等方面。高等教育进一步国际化将有助于缩小国家之间她区之间在科技方面的差距，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

5，高等学校与企业界密切合作传统大学虽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具备了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职能，但是长期以来它们总是坚守自己的学术堡垒，与企业界少有联系。可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把高等学校推到新的科技革命的前沿，承担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主力军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支撑的教育经费却在不断地减少。因此从1981年开始，英国的大学率先扔掉“反商业”的观点，积极与企业界联系。如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沃里克大学，先后建立了沃里克制造业集团、工商管理硕士和行政官员训练课程会议中心、沃里克科学园区等单位，创收大量资金，同时学科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英国最受人欢迎的大学之一”。法国美国等国的大学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加强了与企业界的联系。法国1989年的《高等教育法》强调大学要重视把科研转变为生产力，政府鼓励大学面向社会，通过提供科技服务满足工业界的需要。美国白宫科学委员会在1986年提出了《重建伙伴关系》的报告，指出美国要重建大学与工业相互关系；在这个思想推动下，国家基金会在大学建立了一批工程研究中心（ERC)o[''''9］正是由于大学积极与企业联系，出现了教育机构（尤其是科技人才密集的名牌大学）对产业活动的主动介入校办科技型企业的兴起对学校品牌和收益的主动追求教育界“产业意识”的觉醒和“企业家精神”的增强。这不仅开拓了高等教育的财源，同时拓展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促进了大学的发展。

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按照《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的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要从1997年的785.7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1500万人，接近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办学经验。1．树立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当前，激烈的世界竞争越来越集中体现在高技术和创新人才拥有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上，这归根结底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和巧一64岁劳动年龄人口均居世界第一，具有潜在的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由于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力结构重心偏低，总人力资本仅相当于美国的44.3%，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以及日本肺国等国家。［20］因此，我们必须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与人力资源总体水平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确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宏伟发展目标。

2．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接受高等教育将成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高等学校应当向一切智力上合格的求学者平等开放。这要求我们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做法，深化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通过吸收社会资金，发展私立高等教育，鼓励校企合作冲外合作办学，兴办独立学院等手段充分挖掘高等教育资源，提高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同时要求我们推进教学改革，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和培养目标，改进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使高等教育的供给内容洪给方式洪给时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建立以人的发展为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3．构筑国家社会、高校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现在，从政府到各高等学校已开始重视教育质量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特别是在政府和高等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在2010年前后，我国将有一两所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然而目前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对保证教育质量虽有促进作用，但如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的高校，用普通本科院校的标准来评估职业学院，未免使这些院校无所适从，不利于各高校的定位，更不利于办出特色。因此，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要根据培养目标，为不同类型高校制订出不同的质量标准，保障高校培养的人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4，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格局借鉴世界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l）大力发展民办高校，切实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9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总量。(2）明确政府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3）加强捐资助学的制度建设，提高捐赠收入的比例，如建立法规使捐款者在经济和名誉上得到双重回报。（4）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努力争取世界资金投入。(5）鼓励创办中外合作大学，广泛接纳海外团体和个人捐资助学集资办学和建立联办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大学分院，争取更多的用于高等教育的世界银行贷款。

5，逐步建立“创业教育”新模式要彻底改变传统的就业教育模式，培养大批具有自我创业意识和自主创业能力的受教育者，就必须实现从“就业教育”向“创业教育”的转变，使受教育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就业、守业、敬业和乐业，而是善于和乐于创业。为此，高校首先要树立公民教育的思想，就是把从小学到大学的服从、顺从、依从和盲从教育转变为自主、自立、自信和自强的教育上来。其次要更新旧的教育体系，使受教育者从传统的应试教育镇鸭式教育背诵式教育和保姆式教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教育能真正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准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使学生在课内外的学习中，在各种社会活动的人际交往中，在良好的校园文化熏陶下健康、自主地发展，形成其自身的人格、品质次化涵养，从而真正增强他们走向社会的适应性魔争力和发展潜力。

篇4

【摘要题】比较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公平/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公平面临的严峻挑战

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使得低成本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各国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当今任何发展中国家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竞争力，取得主动的必要条件。由于各国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都必须首先保证基础教育的普及，仅靠国家投资不可能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结果，摆在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面前的经常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维持高等教育只培养少数人的精英性质；要么放开政策，鼓励国家不花或少花投资的私立高等学校的建立，同时发展开放式的远程教育，藉此两翼，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飞。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正是沿着这条路子过来的。他们的成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原来并不想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仿效。但面临的挑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有的精英高等教育，全部或主要由国家拨款运营，不收或少收学费，实际上更多的是为富裕家庭子女提供了几近免费的高等教育，号称“公平”，已经存在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全部依靠收取学费维持办学经费并保证适当赢余，则必将造成贫富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遇的差别进一步加大。

任何市场经济都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实行和应时调整社会公平政策，是其最终能否持续下去的条件。如果人们要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如一些先哲们预言的那样在上个世纪崩溃，多种原因之一便是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自上个世纪50年代后一直沿用下来的教育民主化的口号，便是这一政策的体现，它包括保证人人享有免费义务教育，实行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保证一切智力合格并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接受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资本主义的稳定与发展得益于其不断增长的所谓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受过高等教育。事实证明，教育机会的公平，使每个人的潜能，尤其是来自各种不利阶层、群体的人的潜能都有机会开发出来，从而最终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片人群的社会地位。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是最根本的社会公平。它较自失业补助、救济、基本医疗保险等“急救”措施，更能从源头上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化和公平问题，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任何忽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公平问题的政策，都是短视的政策。

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

应当说，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自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实行教育公平政策是认真的。除了义务教育延长、免费并加牛奶、午餐外，更多的是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它包括扩建老学校，大量兴建和扩展社区学院式的高等学校，放宽入学条件，普遍提供助学金、低息贷款，为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入学创造便利条件等。当然，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时席卷西欧北美的民权、学生运动的巨大压力，又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所造成的震撼，使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教育制度与质量产生了相当的危机感等。五十年后的今天，教育民主化，教育机会公平、均等，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无人可以撼动的政策基石，任何在教育政策上的所谓公平应让位于效率的议论或提议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西方人的初衷是，教育机会的平等将导致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平等，最终铲除社会不公（盖·尼夫，1986）。这一信条至今仍然是西方各国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当然，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将是漫长的。请看德国实行了这一政策20年后的变化：

联邦德国几个年份学生的家庭背景：

年份学生雇主文官职员体力劳动其他

1972小学生14.25.214.759.56.4

（10-15岁）

1970大学生26.525.234.012.02.3

1979大学生22.121.738.914.82.5

1979高专生21.315.034.125.34.3

（资料来源：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王一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体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小学生占小学生总数的59.5%，所占大学生比例则从1970年的12%上升到1979年的14.8%，高专生1979年为25.3%。1979年体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大专生加起来占大学生总数的40.1%。如果小学生的比例反映了不同阶层人口比例的话，体力劳动者占人口约60%，其子女已占大学生人数的14.8%、高专生人数的25.3%，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进步。从这张表同时还可以看出，文官占人口约5.2%，但其子女却占大学生数21.7%、高专生15%。

再看社会执政时间最长，推行教育民主化最力的瑞典的例子：瑞典1971年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去向百分比：

父母大学高级中级熟练非熟练

背景管理管理工人工人

性别男女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接受基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础教育

进大学7166333821261121611

上好专业3012112723111

（资料来源：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王一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子女上好专业的比例，远远落后于高级管理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的子女。

德国、瑞典的例子说明，实现教育公平与机会均等，是一项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政策，是实现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改造系统工程的一个极其重要并长期起作用的组成部分。它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与改造的过程，它要求决策者的高瞻远瞩，要求决策者不仅要从人的发展、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角度，而且，还要从社会安定和长治久安、社会系统改造、政治文明建设等高度看待教育和实施教育公平政策的作用和潜力，一以贯之，持之以恒，五十年、一百年后，必见其功效。

应当承认，西方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已经注意到了推行20年教育民主化改革以后仍然存在着上述的实际的不平等，即高等教育免费，实际上是富有人家子女得到了更多实惠，接受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并普遍享受着全体纳税人提供的补贴。这一反思后的共识是，普遍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同时，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行补贴，保证无息或低息贷款发放，可能实际上更加公平。但是，当西方各国要将这一意图变成政策时，总是遭到学生抵制，过程很不顺利。澳大利亚实行所谓“贡献高等教育计划”，让学生缴纳低于成本25%的学费，学生可以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以后再开始偿还所欠学费，算是比较成功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免费到收费转换的西方国家。西欧多数国家明知不合理，碍于社会安定和选票考虑，仍然维持原有高教免费政策。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推行教育公平原则的几个试金石

1.能否逐步改变穷国却提供免费精英高等教育的状况？

多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仍处于精英阶段，即按18-22岁年龄段的入学率低于15%并实行免费或基本免费政策，维持表面上的“社会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实际上是更多地有利于富裕家庭子女，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就不能寻求更加公平的教育政策。但是，改革起来同样举步维艰，政治家们要触及这一问题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斯里兰卡一所大学医学院院长曾主张改革这种大学免费制度，对学生实行收费，结果却被学生打死。南亚其他国家情况皆大同小异。

2.助学金、学生贷款的数量和条件是否足以保证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要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后按教育成本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一般国家皆出台助学金加学生贷款的配套政策。问题在于，奖、助学金是否具备一定数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借款条件，返还要求、方式是否保证需要的学生能借得到、还得起，同时，又不至于对学生学习期间构成巨大压力。澳大利亚规定借贷学生毕业后取得本行业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工资十年内还贷，并可宽限至30年还清。有些国家还规定30年内还不清的，债务可被免除。同时，各国实行学生贷款过程中，总是发生一定比例贷款无法追回，损失一般由国家承担。学生贷款无息或低息，要使商业银行承担此项政策性贷款任务，国家亦必须对银行进行一定补贴。以上各点，都是奖、助学金和实施学生贷款制度能否取得成功，并真正以此体现教育公平的关键。

3.私立高等学校能否在诸多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如前所述，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可短缺的重要一翼。问题在于，私立高等教育是否意味着其一切成本均由学生学费负担，不能享受国家的任何财政资助或补贴，国家只补助公立或国立高等学校？否。从理论上讲，私立学校学生皆为本国公民和纳税人的子女，他们应当有同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一样，享受国家对高等教育补助的平等权利，包括国家贴息学生贷款和公立高等学校学生享受的其他权利。私立学校为本国公民和纳税人子女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当有权享有国家为公立高等学校提供的相当部分的优惠政策，如土地使用，银行借贷，国家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些专项补助，国家鼓励学生的奖助学金、贴息贷款等。在实施中，美国和日本的私立高等学校经费中，10%-15%是来自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补助。荷兰、比利时的私立高等学校甚至与公立高等学校一样享受政府财政拨款，所谓私立仅仅是其宗教背景和管理模式不同。至于学生基本权利，如取得国家补助和低息贷款等方面，与公立高等学校学生享有同样权利。国外高等教育改革的总趋势是，公立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收费制度；私立高等学校通过不同途径和形式，享受的国家补助在增加，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实行一校两制，有公有私，一些私立学校尤其是一些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同样具有明确的非盈利的公益性质，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中公立与私立的界限在逐步模糊。

4.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是否照顾地区差别和某些特殊、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妇女入学，残疾人等的利益？

高等学校分布地区的不平衡，有的再加上招生政策上的地区限制，使不同地区的合格接受高等教育的公民不能享受同等机遇。众多弱势群体，由于分布在边远地区，文化起点低，经济上相对贫困，或因为身体残缺等原因，同样不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因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规划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时，都十分注意考虑后进地区，合理分布新建学校，有时还会规定特定地区和特殊群体的招生名额比例。当然，消灭这一差距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平衡发展逐步实现。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可能措施，向这一方向努力，并贯彻始终，使这种差距逐步缩小而不是继续扩大。

篇5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础。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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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具有四大特点

国家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基本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阶段，至于下一个阶段到底会呈现出什么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思考。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刘林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供求关系现在趋于稳定。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新的平缓时期。而且，今年全国高考考生数量首次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

第二，学校数量基本稳定。我国民办高校从最早的一两所，发展到现在大约320所。这个规模不会有大的变动。民办大学发展是市场的产物，市场需求决定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民办大学将转向对多样化的需求。

第三，制度环境趋于稳定。除了管理模式和税收问题外，民办大学的性质也要非企业法人化，今后要转向事业单位。

第四，新的市场规则正在形成。民办大学过去商业模式的宣传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变化，公信力、“软实力”因素逐渐影响生源，新的市场规则正在形成。

“民办教育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口，竞争的内容、发展的模式、发展的重点可能都要认真地去思考、反思。”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李延成说。

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应公平竞争

毋庸讳言，我国民办大学得到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依靠游离于公立大学之外的充足的生源市场。可是，随着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加上适龄就学人口的下降，民办大学的发展已逐渐面临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民办大学唯有在质量和特色上有所突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民办大学要提高质量，首先必须让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公平竞争，包括在评估、本科设立、研究生设立等方面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像很多国家那样，虽然投入是民办大学自己的，但是国家要有相应的鼓励政策，包括有法律保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会长周南照认为，民办大学要发展，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必须从理念、法律、政策上充分界定民办（私立）学校是一种社会公益；二是要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建立更完善的法律保障；三是转变政府职能，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政策环境。

邻国民办大学的三大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姜英敏认为，我国民办大学可以从韩国、日本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三方面的启示。

首先，民办大学的发展都是要建立在特色基础之上。日本、韩国的私立大学规模差别很大，其中有的私立大学规模很小，却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稳定的生源，学生就业去向明确。

其次，在管理方面，明确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性质。如果是营利的话，它就完全按照企业运行的管理规律来办。如果是非营利的话，则按照非营利法人的管理来进行管理，这种明确的划分使得日本、韩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有法可依、有法可管的情况下办出自己的特色。

最后，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民办教育机构的发展，一般是与市场紧密相连。这使得民办大学能够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确立自身的特色，找到前进的方向，能够与公立大学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促进关系。

内容摘要：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姜英敏认为，我国民办大学可以从韩国、日本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三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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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教师法律救济制度探析

高校青年教师发展阶段论

教育独立平等理念与贯彻论析

艾米·古特曼的公民共和传统教育辨析

高校图书馆人角色研究:研究助手与侍读书童

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学科水平与学科特色探析

创新型国家视域中的我国高校协同创新机制探索

高校教师科研反哺教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彰显心灵性对话的博士生师生关系研究

基于学生发展理论的研究生组织自治问题研究

高校研究生SPOC教学模式探究——基于SICAS模型视角

MOOC在中外MBA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精彩课堂的精彩要素研究

媒介融合、社交网络与学术期刊发展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研究综述

通识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究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的职业文化建设

教育善与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向度

高校教师薪酬差异的人力资本解释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胜任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众教育价值观的变迁

论成“人”视域中的认识论教育自由

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

我国校园外来暴力及其防治策略研究

透明度、权力监督与高校腐败治理

创业教育——一个基于证据的系统性回顾

应对新常态: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高等财经院校“新常态”及其发展战略探析

大学战略规划有效实施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我国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基于培养卓越法律人才视角下的法学专业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语言沟通课程的“仿真”教学情境研究与实践

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下教学现状探析

“做”经济学:通过以过程为导向的高年级研究课程提升学生能力

加拿大的大学治理结构:从政策网络角度分析

美国刑事司法学科研究领域的特征与可视化分析

大学课程主体在课程建设中的权力与责任

高校多学科交叉项目组织与管理的三维结构模型

象牙塔中的高压线——K研究所女博士研究生S学术压力个案研究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政策研究——评《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

论财经类高校高水平特色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个区域公共政策的诞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形成

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考察与反思——五所大学法学专业教育比较

作为一种范式的德国法学教育——基于文本的分析和个人的体验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凯里学院的调查数据

公共预算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财力分化研究——以教育部直属C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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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开始的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民办高等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学人数约占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10%左右。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

其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规模偏小，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规模不同步。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速度大大低于公立高等教育，影响了民办高等教育结构的多元化。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1999年为742万人，2003年达到1900多万人，增长1.56倍；而民办高校各类在校生为148.8万人，2003年为181.4万人，仅增加21.9%①。可见，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民办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为稀缺资源、需求非常旺盛的情况下，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速度上滞后于以计划配置为主的公立高等教育，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其二，民办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发生变化。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增加迅速，尤其是实施本科层次的学历教育的民办高等学校显著增加。目前，我国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高等学校为214所，其中，本科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为从最初的1所（福建仰恩大学）增加到目前的9所，专科类型学历教育的民办院校从最初的22所增加到205所②，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尽管如此，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总体结构上仍然过于单一，民办高等教育真正完全融入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有待时日。

其三，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相对集中的四大区域（西安、江西、广东、浙江）是我国万人民办高校最大的地区（不包括独立学院），已有10所以上万人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在当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性特征突出。除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外，上述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我国政府在有关发展独立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上的基本思路，即稳定规模，调整和优化结构，规范发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出的新十六字方针“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精神有一定差距。

政府希望通过引导民办高校正确定位，利用独立的民办高校的发展解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过小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由于这项“一刀切”的政策忽略了民办高校之间发展的差距和市场需求的多元化，缺乏弹性，限制了办学的自主性，反而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合理定位和对市场的适应。如果不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实际，我国区域民办高等教育就难以持续繁荣和发达。在一个系统中，结构是若干元素的规模比例，规模是结构调整的基础。数量增加以后，才有选择的问题和结构优化的问题。就民办高等教育而言，整体发展规模上不去，谈结构调整可能为时尚早。没有规模，就难以作出合理的选择和判断。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也都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在经过规模的持续扩张、需求趋于平稳后，私立高校的发展才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和分化，市场选择机制的作用就日益突出。我国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不久，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正逢其时，如果不同时考虑扩大发展规模，过早地由非市场力量主导结构调整，那么，民办高等教育结构性短缺就更加突出，结构优化也更加困难，民办高校的职能缺失也就难以消除。因此，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进行结构的调整才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明智的选择，规模的扩张是有限的，而结构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二、民办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旺盛需求期后，开始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近几年由于独立学院和公立高等学校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加剧，部分地方的民办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萎缩，每年招生计划经过多次的补录才能勉强完成任务，甚至没有完成当年招生计划的民办高校也不在少数。2004年北京民办高校计划招生16476人，实际报到14401人，占计划招生的87.4％，民办高校招生计划仍有12.6%没有完成③。而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也表现出地区的差别，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对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毕业生就业率高，平均基本在90%以上，高于全国高职高专平均61%的水平。

而内陆省份的部分民办高校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的状况较突出。从全国来讲，民办高校的报到率有降低的趋势（平均不到80%，个别学校不到50%），退学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到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民众对接受本科层次的学术型高校情有独钟，需求旺盛，而对高职高专则是另眼相待，万般无奈才求其次或者放弃就读，需求趋淡，而没有考虑到社会对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使得民办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即高职院校招生困难，企业招聘技术人才困难。在高等教育市场中，存在着民办高教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目前，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在供给上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主要表现在民办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偏小，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学校类型和结构单一，民办高校基本上是一些以人才培养为主的教学型机构，缺乏旗舰型的民办高校，优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不足，品牌民办高校太少，难以满足个人的高等教育需求；高职教育机构发展两极分化，有效供给不足；民办高校的教育资源保障不稳定，合格专任教师不达标的学校比较普遍；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格（学费）高于公立高校，在教育供给质量没有竞争优势的状况下，明显制约着民办高等教育供给规模的扩大；公共财政对民办高等教育投资的缺位，也影响着民办高等教育的供给总量。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供求关系既存在量的不均衡（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也存在供求结构的矛盾。这其中，包括个人或家庭支付能力、政策和舆论导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单位教育成本、劳动市场就业需求、个人投资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就现阶段而言，政策环境和个人投资收益是影响民办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按照目前的政策，民办高校被人为地分割在次要高等教育市场，只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服务，难以适应个人和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供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民办高校的学生毕业后要主要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例如，广东某民办高校的毕业生60%以上在民营企业工作），收入和地位不高，上学期间交纳高额学费，个人的教育投资收益偏低，使得民办高教需求的学费价格弹性要高于公立高教的价格弹性，影响了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总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利益的博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奇特现象：民办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表现为计划性的需求与市场性的供给，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利用行政许可和招生政策限制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只能是高职、专科为主），不向民办高校提供经费支持，民办高校通过市场自主办学，提供教育机会和服务，导致民办高等教育供求机制错位。而公立高校在得到政府的巨额经费拨款的同时，由于没有政策的限制，可以实施各种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等），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可以顺利地占领和主导着高等教育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性的供给与市场性的需求关系。很明显，公立高校垄断着高等教育市场，民办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市场中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游戏规则，导致了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不均衡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三、建立市场主导的民办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机制

民办高等教育的供给直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一个国家的民办高等教育供给是根据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和个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作出的。因此，民办高等教育供给应该与需求保持均衡。民办高等教育供给不足或结构不合理，就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民办高等教育供给超过需求过多，会产生民办高等教育的过度现象。这样都不利于民办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民办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发展。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的，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交替发挥作用，影响着民办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伴随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为了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民办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为此，应该建立市场主导的民办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机制，政府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间接影响和调节民办高等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减少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行政干预，维护民办高等教育市场的公平和秩序，营造一个良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与公立高等教育一道共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要全面贯彻《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新“十六字方针”，制定积极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大力支持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能只片面强调和实施“依法管理”这四个字的内容。政府部门通过经济手段间接调节民办高等教育供给结构，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扶持建立一批优质民办高等学校，增加优质民办高等教育的供给，扩大民办高等教育供给的总体规模。消除政策障碍，实现民办高等教育供给的多元化，满足和引导个人、社会对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就业政策、学生贷款资格、民办高校师生在公共资源方面享有的权利和保障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总量规模。

其次，增加民办高等教育供给的层次和种类，丰富民办高等教育供给的结构，满足个人和社会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包括分层需求、差异需求及额外需求）。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为了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民办高校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上也将逐步分化，涉足包括专科本科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优质高等教育等，其办学职能也会出现分化，从人才培养向开展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方面发展，其办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显得同等重要。在这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在政策的支持和配套。

第三，建立全国性的民办高等教育信息公开和服务制度，开放民办高等教育信息市场，实现民办高等教育信息的资源的社会共享。将民办高校的招生、就业信息、教育价格（学费）、教学信息和教师等人力资源信息都纳入统一的民办高等教育信息市场，准确反映民办高等教育的供求状况，引导民办高等教育的供求的合理调整并实现均衡。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各类民办高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弹性收费，优质优价，通过差别学费来调节和引导民办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

篇9

一、私立高等教育的各种模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私立高等教育。但是其数量规模、质量水平、地位作用、发展过程、存在方式等等均各不相同。为了能够合理地、科学地划分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已有的一些划分方法。

耶鲁大学的RogerL．Geiger教授的划分方法是最为著名的。他依据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数与整个高等教育招生数的比例，将其划分为大众型（私立比例为70％左右）、平行型（私立比例为50％左右）、边缘型（私立比例很小）等三种模式。这种方法已逐渐为比较高等教育界人士所接受，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各国私立高等教育的一些数量特征。然而这一划分方法之局限性与不科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缺陷有三：第一，这一划分方法所得出的三种类型无法涵盖世界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众所周知，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是十分发达的。可是按照这种方法就无法划分。所以RogerL．Geiger教授本人也不得不加以特别声明，“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当属于又一种模式”。第二，这一划分方法的依据，信息过于模糊。不言而喻，各国高等教育招生总数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比较研究的数据。因为各国招生总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差别很大，而且意义殊属重要。怎么能够不顾这一点而去奢谈什么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数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呢？例如，印度和印尼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虽然很高，但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并不十分发达，仍然处于高等教育少数化的发展阶段，怎么能够说它们与日本、菲律宾、韩国等一样，也都属于大众型模式呢？第三，这一划分方法在划分的依据和划分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断档，因而有些结论是推导不出来的。例如，说平行型的典型特征是“公、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数基本相当（各占50％左右）”，“两者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几乎一样”，“私立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与公立的并无多大差别”等等。殊不知由于公、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是一个相对数，它们之间很可能此消彼长，至于它们的增长速度之一快一慢更是难以避免的。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的某一时期都可能出现“二者的比例基本相当（各占50％左右）”的情况，但却未必同时兼有另外两个特征。反之亦然。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划分方法，是根据政府与私立高等教育的关系，把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划分为自治型、控制型、放任自流型、不即不离型等4种模式。这一划分方法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因为上列4种模式只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在具体的私立高等高等院校与政府之间所表现出来的4种不同关系，可是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往往是由各种不同的私立高等院校组成的，而许多国家政府对各种私立院校的态度并非都是一致的，因此，不能仅仅用其中的一种关系模式去概括某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全貌。

有人认为可以根据私立高等教育与所处经济环境的关系，把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划分为发达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和不发达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两种模式。其实所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划分的。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私立高等教育模式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诸如人口的多少、经济结构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高等教育历史沿革的特殊性等等，均对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划分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不能仅仅依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必须主要地依据私立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情况，只有这样才是有意义的。

至于根据私立高等教育自身的各种特征来进行划分，则又有许多种划分方法。例如：根据经费来源之不同，划分出完全自筹型、部分公助型、完全公助型等三种模式；根据功能之不同，划分出研究型、普通教育型、职业教育型等三种模式；根据地位与作用之不同，划分出骨干型、主力型、补充型等三种模式……上述就经费来源不同划分的三种类型和就功能不同划分的三种类型也都是针对不同的私立高等院校而言的，因此用它们来概括某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就地位与作用之不同而划分出骨干型、主力型、补充型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方法，有可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某一个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部分特征，但这种划分方法所依据的仍然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即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的结构比例。显然，它也是完全随着公立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私立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水平，因而，也就无法单独对不同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比较。

那么，合理的科学的划分方法又该是怎样的呢？本文认为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划分依据和标准。首先，要有数量规模方面的划分依据。主要看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情况，但不能以占公、私立院校招生数的比例为标准，而必须以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为标准。超过10％的为大众型，不足3％的为少数型，占3％－10％的为中间型。确定这一划分标准的理由是：如果一个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数能够超过适龄人口的10％，加上公立高等教育，全国高等教育的招生数势必超过适龄人口的15％，从而符合了马丁特罗的著名的划分标准；而招生数不足适龄人口3％的私立教育，终归是一种满足少数人需要的教育。这一划分标准将使得不同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第二，要有层次水平方面的依据。主要看私立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情况，但必须以国际通行的学位水准为标准。可以暂订有权授予学士学位或学士以上学位的私立院校占普通全日制私立院校总数之50％以上的为高重心型，占30％－50％为双向型，不足30％的为低重心型。第三，要有地位作用方面的依据。主要看私立院校所占的一些比重，但必须同时兼顾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标准。可以暂订私立院校学生数占公、私立院校总数的比例达到50％左右或者更高，同时在国家一流水平的大学中，私立院校所占的比例也达到50％左右或者更高，可称为骨干型；私立院校学生数占公、私立院校总数的比例达到50％左右或者更高，但在国家一流水平的大学中，私立院校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可称为主力型；其他的则一律称为补充型。第四，要有发展条件方面的依据，主要看私立高等教育经费情况，但要广泛联系高等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私立高等教育的经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以及私立高等教育经费中来自公共资金的比重等各项指标。可以暂订高等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25％左右或超过25％，私立高等教育经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超过30％，私立高等教育经费中来自公共资金的比重超过30％，可称之为重视型；高等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低于15％，私立高等教育经费占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低于30％，私立高等教育经费中来自公共资金的比重不足20％，可称之为忽视型；其他的为过渡型。

上述各项划分依据和标准，相互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紧密的联系。它们各自都可以比较确定地描述私立高等教育的某一方面情况，而把这些不同的划分依据和标准组织成为一个体系，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完整地把握各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异同点，更加明确它们之多重特征所决定的特定坐标点，进而也就有可能归纳出私立高等教育的多种多样的模式。我们可以把上述划分依据及与之对应的各种类型列成下表：

划分依据各种类型数量规模大众型中间型少数型层次水平高重心型双向型低重心型地位作用骨干型主力型补充型发展条件重视型过渡型忽视型

现在就让我们对照上表找几个国家来实际验证一下。这里不妨以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印尼等国家作为例证。根据我们的划分方法，从数量规模来看，美国不再像RogerL．Geiger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不好归入任何一种类型的特殊类型”，而是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一样属于大众型，因为这些国家私立院校的招生数均已超过适龄青年的10％。反之，印度和印尼则不属于大众型，而属于中间型。因为尽管两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占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比例分别高达80％和90％以上，但是公、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数合起来只不过占适龄青年的7％－9％左右。从层次水平看，美国、韩国属于高重心型，日本、印度属于双向型，菲律宾、印尼属于低重心型。从地位作用看，美国、韩属于骨干型，日本、菲律宾、印度、印尼属于主力型。从发展条件看，美国、印度属于重视型，日本、韩国属于过渡型，菲律宾、印尼属于忽视型。

分别归纳之，则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为：大众型＋高重心型＋骨干型＋重视型。这说明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成熟，条件较好，今后发展可能比较平稳。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为：大众型＋双向型＋主力型＋过渡型。这说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成熟，但条件尚不理想，今后或有进一步改善的希望。韩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为：大众型＋高重心型＋骨干型＋过渡型。这说明韩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成熟，但条件一般，今后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尚不明显。菲律宾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为：大众型＋低重心型＋主力型＋忽视型。这说明菲律宾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不成熟，条件差，今后的进取任务还很艰巨，困难很大。印度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为：中间型＋双向型＋主力型＋重视型，说明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有其成功的经验的，但条件方面确实已经力不从心，今后面临的任务是稳定规模，调整结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印尼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为：中间型＋低重心型＋主力型＋忽视型。这说明印尼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处于起步时期，条件差，承担的任务过重，今后尤须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谋求新的进步。

那么，说到我们国家的民办高等教育，又该如何对号入座呢？显然我们国家现有的民办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少数型＋低重心型＋补充型＋忽视型，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民办高等教育还刚刚起步，经验不足，条件很差，今后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但进一步的发展目标还只能以争取早日实现中间型＋低重心型＋补充型＋过渡型的模式为宜，而不应当盲目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发展模式。

二、各种模式私立高等教育的不同作用

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是对私立高等教育复杂结构的一种概括。结构决定功能，而功能的发挥，即其实际作用，则会反过来影响着结构的变化，导致模式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对高等教育的作用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才能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加深认识，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应当承认，与公立高等教育相比，私立高等教育是有其消极作用的，其一，私立高等院校不属于公共机构。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它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办学宗旨、办学思想、运行机制与经营方式，不像公立高等教育那样能够步伐一致地为国家培养特定规格的专门人才。许多国家都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这种消极作用有所警觉，并努力消除或限制之。其二，私立高等教育独立自主、各行其是，难免冲击国家的人才培养规划，容易造成部分专业大学毕业生过剩的浪费现象。其三，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可能与公立高等教育争师资、争生源、争经费，影响或降低公立高等教育的水平。英国私立古老大学的优先地位，就使得英国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水平很难提高。其四，私立高等教育易于滋生一部分“学店”和“文凭工厂”之类的滥竽充数、牟取暴利的办学机构，可能扰乱和影响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文凭信誉。其五，私立高等教育可能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资助给国家经济建设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严重地挤占了普通教育的经费。此外，许多效益不好的私立高等学校往往因过分迎合劳动力市场的暂时性需求，过分追求时尚和投学生之所好，而导致短期行为，不利于形成好的学校环境与提高教育质量。还有，私立高等学校自筹经费办学，往往过分依赖校友会或教会的支持以及来自企业界有关部门的资助，使得学术核心不容易抵制外界压力之瓦解作用，可能造成不同学科之间待遇差别过于悬殊，教师心理失衡而影响校园的安定。

然而，与公立高等教育相比，私立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又是十分突出的；有些甚至是公立高等教育所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能不看到私立高等教育作出的许许多多令人瞩目的贡献。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①产生了近代大学。近代大学起源于12世纪末，最早便是以私立高等学校的形式问世的。近代大学之词源系拉丁文之UNIVERSITA一词，指的是“行会”、“社团”、“公会”等联合体，根本没有教育机构或学校的意思，这与古代的大学之明确命名为学园、学校等有着微妙的区别。这也就是说，近代的大学作为建立在理智兴趣基础上的教师和学生的自发性的联合体，已经具有超越于当时之教会与政府的理想与目的的独立社会价值。尽管“教皇和皇帝通过给大学颁发特许状，通过慷概地给予大学捐赠和特权来企图加以控制”，但大学的存在与运转从根本上说，仍有赖于它自己所特有的一些性质与格式，如特定的人员构成、学术标准、学科专业的组织形式、课程考试、学位制度等。所有这一切也都超越了当时之教会与政府的组织与规范能力。显然，当时并没有预见到创办近代大学的历史意义，因此，近代大学始生之初，决不可能是官办的、有计划设置的机构。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它都只能是一项源起于民间的伟大创举。

②创立了研究生教育制度。内战前后的几十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国土和人口大大增加，工厂商业迅速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贵族化的高等教育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冷落，赠地学院的产生与发展开拓了以应用技术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广阔前景。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美国新高等教育的统一格式。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的经验，独辟蹊径，为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开设专门课程和实验，正式培养研究生，并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公开与广为流行的“重术轻学”的思潮相抗衡。它宣告了现代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诞生，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③衍生了二年制的初级学院。19世纪后半叶，美国高中数量增长迅猛，给大学教育带来了强大压力。在这一背景下，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想出了一个在保证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质量的前提下，尽量招收更多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的办法，于1892年首创把芝加哥大学分成为二级学院：大学一、二年级称作基础学院，三、四年级称作大学学院。后来又分别改称作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这种办法很快为其他一些公、私立院校所仿效。

④发展了各种各样的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最早也是以私立职业学校的形式进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人们的心目中，私立职业学校更多地属于“职业”，而较少地属于“学校”。因此，直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即使开放如美国也不把私立职业学校的学生归到大学生队伍中去，不承认其具备申请政府设立之发给高等院校的学生的各种奖、助学金及贷款的资格。随着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与内容的更新，私立职业学校的社会价值越来越明显。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高等教育法案，1972年又颁发了这个法案的修正案，正式允许这类学校的学生申请政府的有关资助与贷款。至此，私立职业学校终于被看成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⑤创办了科学园区。科学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一项新生事物，最早创办于美国。4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Terman）为创办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美国东部更以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为重点，形成了波士顿科研中心。如今，这一创举已经逐渐为世界许多国家所仿效。

除了上述在世界高教发展史上所作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贡献外，私立高等教育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诸如，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筹措了大量的来自民间的资金，减轻了国家的经费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学术自由与办学自主性，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并发展了一批具有国内外一流水平的大学；保证了高等教育从少数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的成功过渡；为经济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输送了大量适用人才；较好地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多种服务功能的需求等等。

综上可见，私立高等教育虽然有其消极作用，但是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曾作出过巨大贡献，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下面我们以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私立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私立高等教育是如何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

美国和日本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经济大国，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方面均获得了其他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成功。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发展方面，美国已同欧洲具有优秀高等教育传统的国家不相上下，日本也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美、日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实与这两个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成熟发达有极大关系。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为数甚多的私立高等学校均与公立高等学校相辅相成，共同承担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历史使命。当然，两国的历史背景不同，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因此，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两国公、私立高等教育所突出扮演的角色又是大不相同的，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已打下了相当基础。当时私立大学发展的主要倾向受欧洲名牌大学之重视学术水平的传统的影响，注重于学术研究与科学实验。由于坚持自己选定的目标，敢于与公立大学重术轻学的风气相抗衡，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等一批私立大学终于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对美国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使得美国的公立高等教育可以腾出身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培养工农业生产发展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日本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资本主义基础还相当薄弱，因此，开始时日本采取了主要由国家兴办高等教育的政策。1880年，明治政府就把48．99％的文教经费拨给东京大学。而日本的私立高等学校却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惨淡经营，在公立高等学校所无能为力或不愿过多涉足的领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毕业生成为私营企业工作人员的主要来源。私立高等教育的成长壮大使得日本整个高等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满足了国家进一步工业化的要求。本世纪60年代以来，美、日两国的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高级技术人员，这使得两国的两年制高等学校大量涌现。在美国及时办起了1000多所社区学院，绝大多数为州立，只有2％左右属于私立。而美国的私立高等学校仍主要集中在4年制综合大学和各种学院这一基本类型上。日本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主要是由私立高等教育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大约有90％的女子大学和85％的短期大学是私立的。

以上说明，像美国与日本这样大规模发展私立高等教育，非但不会与公立高等教育发生冲突或互相牵扯，形成低水平重复办学的局面，从而造成极大的浪费，降低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平与效益；相反，却更有助于两国分别不同情况，从不同的侧面去充分发挥私立高等教育之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和公立高等教育之目标专注、步伐整齐的优势，长短配合，互为补充，更好地满足现代化生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篇10

1.何为教育

从历史来看中国最早的“教育”一词出现在《孟子·尽上心》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由此可见“教育”一词在古代有“教”和“育”双重意思。在西方教育一词的英文是educatioan源于拉丁文edueare原义为引导引出。教育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指一切增进人们的只是技能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通过学校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这种教育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系统的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陶冶他们的思想和品德是人们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养成一定的思想和品德。

2.事物的本质

要教育的本质我们需明确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关于本质的界定有如下几种观点：①哲学认为：本质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内在规定性是该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最稳定的规定性，是事物内在的联系[1]。②《中国百科大全书》的界定：本质指事物的内部联系由事物的矛盾构成而规律则是就事物发展过程而言，指同一类现象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稳定关系[2]。③《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巨鼎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事物的本质是稳定隐蔽的，通过现象来表现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掌握本质[3]。从上述对本质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本质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普遍性。同一事物不管时间、空间外形有多大差异但其本质是完全同一的。第二，稳定性。本质是事物内部固有的属性或联系，它是相对稳定的。第三，隐蔽性。由于本质是内在属性和联系，决定了我们在认识事物本质的复杂性，也就有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说法。因为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决定客观事物具有各种表现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联系，这也决定了我们要通过复杂缤纷的现象把握本质不能用简单的直观去认识。第四，联系性。任何事物之间均是有联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将本质问题于事物矛盾联系起来认为现象是事物外部的联系本质是失去内部的联系“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他输的矛盾，这种特殊矛盾就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4]。

3.教育的本质

关于教育的本质问题在教育界一直处于争论状态，各个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一直未能取得一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筑说。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是观念形态文化，其性质变化要受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会经济基础服务；教育受生产力制约，但要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作用。二是生产力说。认为教育是生产力，教育是生产劳动能力，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速度、学内容、手段、形式受生产力制约。教育有受生产关系决定的因素，但一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由生产力决定。三、双重属性说，教育既具有生产力属性，具有上层建筑属性是两者的综合。四、复合现象说。该说法认为教育本质具有“多质性”。有上层建筑性质，生产力性质，有为阶级斗争服务、以及传递文化和促进人的发展等功能。五是社会实践说。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或者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活动；认为教育的本质不应将其归属某一范畴，而应以自身的规定性立论。六、传递说。如刘智运和胡德海在《对教育本质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教育本质是通过传承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并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体的全面发展”。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观点的一些不合理之处：第一，他们把教育的归属问题当成教育的本质问。如“生产力说”“上层建筑说”、“双属性说”正如矍宝权说指出：本质于归属是不同的范畴，本质是解决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原问题，而归属是要寻找事物的相同属性进行归类的问题。第二，混淆了“教育是什么”和“什么是教育本质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生概念混乱根本原因是思维仍停留在表层未深入分析。关于教育的本质有的学者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得到启示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围绕教育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教育和于教育有关的社会子系统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5]。本人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4.高等教育本质

我国的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全日制本科、专科学校和各类形式的半工半读大学，业余大学及研究生院。有关高等教育本质问题自建国以来也是争论未休，主要有如下些许观点：观点一，高等教育是一种传递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6]。观点二，高等教育是一种基础性的高级专门教育。观点三，高等教育本质是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其变迁为：首先是高层次优秀职业人员的活动变成直接职业训练；其次，高深学问的探究与教授变成但可只是的研究与教学[7]。观点四，高等教育是培养完成中等教育后的人，使他们成为具有高深只是的专门化人才的社会活动，这是教育最一般最普遍的属性[8]。观点五，高等教育是文化传承、创新、批判、选择的运行机制[9]。

篇11

关键词：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

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制度的建立加强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与责任使命，有力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迅速推动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有效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协调。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作为高等教育省级统筹重要组成部分与重要支撑的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面临着挑战，部分省份的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薄弱已经直接影响到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公共财政支撑能力与水平，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能力与水平，才能真正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高等教育经费(本研究所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变化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变化对高等教育省级统筹下的公共财政支撑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省级统筹下高等教育经费

总体增长分析

(一)高等教育经费总体增长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大幅上升，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迅速增长。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1990年的110.7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3634.1亿元，增长了311.8倍；其中，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1990年的53.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502.2亿元，增长了45.8倍。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中央部属高等教育经费、全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速度，4个指标中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速度最快(如表1所示)。

分析全国31个省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率与经费增长率的对比变化情况，总体上看，省级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一般均低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幅度，只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贵州、、青海、宁夏等12

从1999年到2006年，中央部属院校数量由248所减少到111所，地方所属院校数量则由823所增加到1480所。中央部属院校教育经费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51.33％减少到34.01％，地方所属院校该比例则由48.67％增长到65.99％。但是，与院校数量的迅速增长相比，地方所属院校平均每所院校办学经费占全国总经费的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每所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中央所属院校由0.207％增长到0.306％，地方所属院校则由0.059％下降到0.045％。

以上分析显示，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普遍相对滞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对于地方所属院校而言更是如此。这说明，省级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撑力度相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呈下降趋势。

(二)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费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贡献度

分析全国省级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高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幅度(如图1所示)。费所占比例，总体上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普遍呈下降趋势。1998年、2007年、1998-2007年省级高等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贡献度曲线对比更能说明问题。2007年贡献度曲线与1998贡献度曲线相比起伏总体上要小一些；除了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省份，其他省份1998年曲线均在2007年曲线的上方，这说明2007年与1998年相比，财政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该比重的省际差异相对缩小；财政教育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海南、江西。从1998-2007十年合计的高等教育经费情况上来看，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位居前列，说明西部地区教育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江西、黑龙江、湖南等省份则靠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经费在空间分别的差异和贡献度差异较大，财政性教育经费贡献度高的省份，既有处于教育不发达西部地区的，如青海、宁夏等，也有处于教育发达地区的，如北京、上海等(如图2所示)。

1997-2006年，地方高校学杂费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0％，同期，中央部属高校学杂费收入占其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7.9个百分点；地方所属院校学杂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增长了22个百分点，比中央属高校该比例高出了14.1个百分点，这说明同中央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更加依赖于学杂费的收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适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地方高校依赖学杂费来维持学校运转将面临着更大更多的困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等教育发展对公共财政投入需求将更加强烈。

(三)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经费的省际差异，统计分析了1998-2006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省际分布的集中度、静态不平衡差指数、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集中度为省级地方普通高校前几位之和占全国的比重，CR4、CR8分别表示前4位和前8位；静态不平衡为省级地方属普通高校前几位与后几位之差占前几位之和的比重。变差系数是反映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分布相对差异的指标；加权变差系数反映的是省际地区地方普通高校经费相对于人口分布的相对差异(如表2所示)。

从集中程度看，从1998—2001年CR4和CR8都有降低，说明这四年期间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差距在缩小，趋向于平衡，而从2002-2006年CR4和CR8又开始上升，说明这五年期间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差距逐步扩大。从考察期静态不平衡差指数看，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同集中度指数一样，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到大的变化过程，这些都说明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差距这几年逐步扩大，呈越来越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从均衡程度看，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变差系数也是以2001年为分界线，1998-2001年变差系数有下降趋势，说明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由非均衡分布向均衡分布发展；2002-2006年变差系数又开始逐步扩大，这反映了地方属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省际呈不均衡发展，而加权变差系数则从0.042上升到0.096，进一步说明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呈现出明显的省际不均衡发展。显然，部分省份面临着巨大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压力。

二、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公共财政支撑

能力差异分析

(一)省级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分析

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直接取决于省级财政收入绝对值及其增长比例。将普通高校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第一，2003年是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相对变化的分界线。2002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一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之差(简称为DE)为正值的省份有27个，2003年DE值为正值的省份只有14个，超过54.84％的省份DE值为负值。这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各个省份都明显加大了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但随着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费总量的扩大，其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而财政收入却始终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两个序列增长比例的差距。

第二，1999-2002年期间DE值为正值的省份有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和宁夏等11个省份，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这11个省份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相对于财政收入而言有了快速的增长，省级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但这11个省进入2003年以后其变动趋势出现了分化。2003-2006年，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和云南8个省份4年中有3年DE值为负值，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些省份的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经过四年的快速增长后，其增长比例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明显减缓。

第三，2003-2006年期间DE值均为负值的省份有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湖北、重庆和陕西等9个省份，这9个省份在1999-2006年省级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排在前10位的有山西、江苏、重庆、上海、天津、陕西和山东7个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增长比例之差为负值可能是由于其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更大造成的，而且天津、山西两个省份在这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排在全国前10位。

第四，1999-2006年期间，省级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446，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省级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上呈现相同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政策的实施，各省都加大了对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1999-2006年期间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排在前10位的是浙江、重庆、北京、四川、天津、青海、广东、江苏、陕西和新疆。为了进一步说明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排除各个省份非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的数据，对31个省份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也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呈现与上述相同的变化规律。2003年是两个增长比例相对变化的分界线，2002年地方高校DE值为正值的有28个省，而2003年DE值为正值的只有15个省，超过51.63％的省份DE值为负值。

(二)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差与全国值比较

分年度对“省级DE值一全国DE值”之差(简称为ADE)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揭示各个省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如表3所示)。

为了更清楚揭示省级差异特征，对各个省份ADE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出可以把全国31个省分成了四类，第一类和第二类都只有一个省份，分别是重庆和四川，第三类是河北和，其余27个省份构成第四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省级ADE值相差比例都不是很大，没有超过0.5的浮动，而第一类与第二类该值的相差值都超过了1.00，接近2.00。

统计显示出，地方高校省级ADE值之差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ADE值6年为负值的有山西、山东和3个省份，ADE值5年为负值的有内蒙古、上海、江苏、海南、重庆、四川和陕西7个省，ADE值4年为负值的有河北、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南、贵州、宁夏和新疆9个省份，ADE值3年为负值的有北京、黑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9个省，ADE值2年为负值的有天津、浙江和福建3个省。相关聚类分析显示出：第一类有四川，第二类有重庆，第三类有山西、海南两个省份，第四类有青海、新疆、宁夏、浙江和等5个省份，其余22个省份构成第五类。相对省级全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而言，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ADE值聚类要多一个层次，即更加分散。

三、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

能力面临的挑战

1980年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性经费改为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各自安排，分级负责。1994年国家开始实行分税制，巩固了原有的中央与地方的两级政府财政分担机制，各级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的责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明确，省级财政成为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主体。

研究发现，1999-2007年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是呈增长趋势，从1999年的19.57％增长到2007年的35.65％，但在2003年和2005年增长趋势有所下降，2003年增长率为14.21％，2005年增长率为14.10％。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也呈增长趋势。从1999年的12.26％上升到21.21％，上升了8.95％。从两者增长比例差来看，在2002年与2005年形成了两大转折点。地方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差曲线更加直观地显示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低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的现象，该增长比例之差只有2003年和2005年两个年份为正值，其余年份均为负值(如图3所示)。

分析1999-2007年期间高等教育总投入中中央政府拨款与省级政府拨款各自所占比例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省级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始终高于中央政府投入所占比例；与此同时，在1999-2006年期间省级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结合中央财政收入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变化情况，进一步预示了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图4所示)。

有研究预测我国2010-2020年学生规模数分别为3194万、3290万、3389万、3491万、3595万、3703万、3740万、3778万、3815万、3853万和3892万人，并假设生均高等教育经费2010年、2015年、2020年分别约为15600元、18987元、23100元，从而测算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经费需求总和2010年约为5000亿元，2015年约为7000亿元，2020年约为9000亿元。结合省级财政的增长比例等相关数据综合分析，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将普遍面临着困境。

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质量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公平新的焦点，确实保证和不断提升质量将给高等教育带来持久压力，这种压力不可避免地反映乃至集中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上。

总之，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上高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但是，就高等教育投入比例而言，中央财政始终低于省级财政。如果综合考虑中央财政高等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属院校，则更显省级财政对省属院校支持能力之困境。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投入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比，已经难以满足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处于负债运行的状况。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而相对减缓后，因规模扩张而导致的对公共财政的刚性需求与强大压力相对减弱，被迫的高强度的省级公共财政支持度有可能相对减弱。实际上，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相比，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对高等教育投入的需求强度更大。一方面机会公平所导致的刚性需求相对减弱，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对公共财政需求的强度更大，只不过不再刚性化。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乏力对高等教育质量公平的影响是潜在的、长远的，但又不像机会公平那样显得激烈。正因如此，就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度的下降。为此，未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投入要从过去的规模数量财政转向质量发展财政，更多地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来规划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

四、加强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

支撑能力的措施

(一)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公共财政能力

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制约着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能力与水平，要解决这一困境，一方面要改革整个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机制，扩大财源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而要提高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既要靠省级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拨款力度的加大，同时也需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增强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更好地履行高等教育统筹职能的财政支持力度。日本和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公立大学经营经费的一部分作为地方交付税的纳付对象，其拨付金额占日本全国公立大学日常运作经费的1/4，并占地方公共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负担额的1/3。地方财力指数低的地方政府的大学的交付税拨付程度较高，而财力指数高的地方政府的大学则较低，地方交付税制度在调整日本各地区的财力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拿大联邦政府并不拥有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直接权力，但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以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为基本假设，大规模资助高等教育，其资助方式由起初直接向高等学校拨款转向采用现金和税收转移支付形式将资助款项直接转移给各省政府，再由省政府根据各自特有的拨款公式将这～款项分配给高等学校，加拿大联邦转移支付款项占了各省高等教育日常经费的50％～80。可喜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改进措施：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予以扶持；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二)基于公共治理构建统筹框架，增强省级高等教育统筹能力与效果

就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成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高等学校～中央政府型、高等学校一地方政府型、高等学校～地方政府一中央政府型。我国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是高等教育分级管理的产物或者途径，但是，高等教育省级统筹不能仅仅置于分级管理的视野下，必须进一步拓展视野。既考虑政府纵向关系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也考虑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横向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与管理模式的优化。省级统筹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又存在着冲突，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放在地方治理的广阔背景下去思考；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决不仅是地方政府自身的事情，它取决于政府问的横向和纵向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与其他横向和纵向的政府问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志愿部门和市民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应当由分权思维模式转向公共治理模式，从公共部门转到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第三)部门共同参与；从静态的制度转向动态的过程；从“划桨”、直接提供服务转到“掌舵”和让其他部门或个人来提供服务；从等级和权威关系转向合作和伙伴关系。

(三)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提升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综合能力

相对于省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而言，省级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更为严重[5]。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布局，而且带来了高等教育功能的变革。地方高等教育已经由省域统筹功能向属地化表现功能转换，由发挥中央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的补充功能向履行自身主体功能转换。中央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战略，在政策法规、财政扶持、质量保障等方面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向地方高等教育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补助，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开辟更广阔的财政来源。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就是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合理调整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实现优质资源合理配置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而进行的一项主要针对中西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和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创新和实践。教育部要进一步加强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的力度，以此促进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完善，引领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支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晨

(四)瞄准高等教育质量与公平，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省级统筹调动了省级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推动了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省级统筹带来了高等教育省际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必然伴随着并允许省级统筹差异性的存在。当前这种差异性从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扩展到高等教育质量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而且从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来看，这种差异将逐步扩大，乃至于可能影响到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政策的有效执行。而这些方面通常又并非仅靠省级统筹就能有效解决的，还必须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与省级政府统筹决策相互协调，在逐步扩大和有效行使省级政府高等教育发展统筹决策权和创设权的同时，提升中央政府的效能权威，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质量公平的省际均衡化，确保基本的质量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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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绩效；绩效拨款；结果评价

一、问题的缘起

我国政府目前对高等院校的拨款采用“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方式，即财政部门根据教育的投入成本为基础，对不同级别不同种类的学校分别制定有差别的定额标准，计算“综合定额”，根据高校发展的不同方向和政府资助的重大工程，如“211工程”等实施专项补助。以外事经费为例，每年11月至12月教育部都要求上报下一财政年度本校外事经费预算，次年3月外事经费最终由财政部以外事经费的方式下拨到高校，每年9月上报外事经费使用情况。同时有相应的促进人才引进和外事交往项目的配套项目和计划资金。但是实际上，按照综合定额和专项补助的方式下拨经费往往并不能体现学校的发展特点和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以及开展外事活动的成本，导致外事经费的使用常常捉襟见肘，无法引导高校形成财政经费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际交流工作的开展。而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的监管只流于形式，并不了解高校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情况。同时。以学生为拨款标准的综合定额拨款方式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忽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导致专业设置门槛低，而学生培养的质量不高，就业困难。而从高等学校的公共价值来看，高校的投入和产出具有特殊性，高校不仅要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人才为目的，同时需要承担大学精神，承担相应的公共价值，同时要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二、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界定

明确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价的思想来源和确切定义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绩效拨款的概念、目的和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理解高等教育绩效拨款作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的一个方式。

1. 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思想来源——新公共管理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部门中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吸收和借鉴企业管理中注重效率的管理方式来改革官僚体制中的低效和职能错位问题。一方面，新公共管理主张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市场选择机制和市场交易机制，目的是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业绩，降低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的成本；另一方面提倡建立多元控制机制，包括问责制、质量保证机制和绩效管理机制。公共管理运动提高公共组织和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的理念也推广到学校，成为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的思想来源。

2.高等教育绩拨款的概念

（1）高等教育拨款机制划分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途径。政府使用拨款机制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以此作为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并指导高校的行为，使高等教育按照政府的拨款导向达到政策目的。拨款机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不尽相同，按照教育经费的一般划拨方式可分为一般直接拨款机制和间接拨款机制，主要的方式是直接拨款机制。

直接拨款机制是指政府直接将经费划拨给高校，或通过高等教育协调部门或机构划拨，一般按照用途分教学经费和科研经费拨付。按照拨款的模式划分，普遍的类型有协商拨款、专项拨款和公式拨款。其中公式拨款是指在拨款时参照个拨款项目的不同的数学公式，设定一定的参数和公式因子，计算出高校获得的各个项目不同拨款数额，参考的主要标准有投入因子，如教职工人数，平均成本因子、目标配置导向因子和绩效因子，如学生毕业率和升学率等。由于公式拨款模式在合理的公式涉及基础上可以有效的规范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采用。按照拨款的依据划分，又可以分为投入拨款和产出拨款。投入拨款中主要考的因素有高校的层次、类型、专业、地域等因素，政府或者高等教育的协调机构通过事先设计好的公式确定拨款数额，公式拨款方式是典型的投入拨款，它的主要依据是投入因子，公式中的主要指标是入学学生的人均成本。

（2）绩效拨款

绩效拨款以产出为基础，绩效指标对拨款数额发挥作用，学校在一定时期的各个项目的表现将通过绩效指标体系量化，再按照既定的计算公式计算拨款数额，拨款数额与学校在一定时期内达成的指标程度直接挂钩，完成的质量好，则获得的拨款额就多。这种拨款方式在拨款程序，拨款方法等政府财政拨款的各个环节均体现出绩效理念，注重实现拨款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3）高校绩效拨款

这种拨款方式是指政府将高校在办学、科研等方面取得的绩效，或将高校所获得的资金与对资金运用的评价结果作为拨款的主要依据，通过衡量高校的绩效和科研成果来确定一系列绩效指标，再根据绩效指标对高校进行绩效评价，然后根究绩效评价的结果来决定拨款的项目和数额。绩效评价的成绩好，获得的拨款就多，反之则少。绩效拨款实施中的困难是指标体系的确定和标准的选择。

三、美国田纳西州绩效拨款

1.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一些州试图根据地方大学达成州教育目标和结果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资源分配，并对高等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同时由州财政负担的40%左右的高等教育经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联邦政府下拨经费也不断减少，但是公众的高等教育需求却在日益增加。加之劳动成本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成本也随之增加，联邦和州政府都需要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使高等教育既能够低成本运行又能够满足大众需求。

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减少以及由此造成的高校财政经费的紧缺，使得各高校之间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面对严重的财政资金危机、适龄入学人数减少和教育设施的过剩，许多高等学校除了进行整合、缩减以及联合其他高校之外，还采取种种策略与其他院校、社会机构为获得财政资源等而展开争夺。这种盲目的竞争导致了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注重管理效率和运行绩效的实践从政府扩展到公共领域。为了解决以上危机，美国政府强化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在高等教育拨款方式中引入绩效概念。许多州建立了以“绩效”为导向的公立大学的拨款机制，通过绩效评估监督院校的质量、效率和效益。

2.田纳西州绩效拨款的进程

（1）田纳西州高等教育绩效拨款

美国最早制定和实施绩效拨款的州就是田纳西州，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75年，12所公立高校自愿参与了绩效拨款试验计划（共21所高校）。1979年，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与各高校共同协商制定了绩效拨款政策，并设计了10项绩效指标。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绩效评价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敦促高校对公众和教育的更加负责，同时将该政策作为提高田纳西州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重要衡量工具。对于绩效表现突出的公立高校，政府将给予超出既定财政拨款总额一定比例的奖励。1980-1981学年，如果绩效评价指标表现良好，田纳西州的公立高校则可获得总财政拨款最高2%的奖金；到2012年，依据绩效表现而奖励优秀高校的最高奖金提高了到总财政拨款的5.45%。美国其他州也有实行绩效拨款的尝试，而田纳西州绩效拨款占该州整个高等教育拨款总额的比例在所有实行类似绩效拨款计划的州中是最高的。从1982-1983学年开始，田纳西州每五年根据年度绩效表现对绩效拨款指标进行一次微调。

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在绩效拨款中起到重要作用。该委员会创建于1967年，主要负责规划州内高等教育长期目标，提供可行性建议等，同时协调学校的预算和课程设置。下设咨询委员会和计分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绩效评价标准和资助经费额度，共有16个成员，主要由主管公立高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及田纳西州理事会的工作人员组成。

（2）田纳西州绩效拨款的指标

在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田纳西州高等教育绩效拨款依据的指标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演进。几次重大调整之后，田纳西州使用的绩效指标涵盖了投入、过程和产出过程的不同指标。该州政府财务负责人协会认为，投入指标衡量的高校用于开展教育活动和工作的资金；过程指标衡量高校在工作过程中履行工作职能的效率、效益和服务质量；产出指标衡量高校为实现制定目标预期取得的成果。

田纳西州使用绩效指标从最初简均的标准逐步发展成针对不同院校进行分类和产出与投入更加明晰的标准，形成了10大绩效指标。绩效指标按100分制被赋予不同的分数，即不同的权重。10大绩效指标中产出指标所占数量和比重最大，其次是过程和投入指标。2000年到2005年，10大绩效拨款指标的6项是关于学生绩效和满意度的，包括综合教育考试得分、主修课程得分、学生、毕业生满意度，其余4项则关注学术项目和院校指标，包括项目绩效、学生转学率和就业率等。针对不同高校办学方向和特色，适用于两年制社区学院与四年制高校的绩效指标及其比重有些许差别，如社区学院的主要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因此就业率指标是衡量这类大学的重要指标；而四年制高校的许多毕业生会接受专业学位或研究生教育，因而该指标不适用。同时，从2005年到2010年，田纳西州绩效指标将州战略计划作为标准之一，增加了高校计划目标和州战略的契合度评价。

2010年7月，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最新一期确定的评价指标。与2005—2010年相比，标准由5条简化为2大类，分别是“学生学习及参与情况”和“学生入学质量及取得的成功”。“学生学习及参与情况”主要通过以下六个方面体现：通识教育测评，专业领域测评，学术项目的认证与评估，满意度调查，就业率，评估实施情况。“学生入学质量及取得的成功”主要是看各院校对不同群体的关注情况，如成人、低收入家庭成员，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择校生等13类群体。可以说最新的绩效评价标准更加侧重公平，而且在关注学术和院校质量的同时减少了各院校提交报告的责任。

3.田纳西州绩效拨款存在的问题

首先，尽管目前采用的绩效指标采用了按类型评估的方式，但由于各高校基础条件和财务状况各不相同，现有评价体系很难公平有效地衡量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比如有的学校得到很好的评价是因为有充足的资金，有的学校得到很少的评价却使用了较少的资金，现有的评价还难以有效区分出这种微妙区别，更有效的衡量效率和效益。

其次，田纳西州绩效拨款的资助额度目前只有5.45%，一方面反映了该州的谨慎态度，坚持教育公平的原则，避免各高校陷入盲目竞争，另一方面，过小额度的奖励对高校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小额奖励能否确保学校有足够的积极性来参与评估，能否确保这一政策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同时，绩效指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测量的更强调办学产出的结果，而对于这些产出所依据的条件和经历的过程则重视不足。过度强调可以量化的因素，而忽略了办学过程中重要的但非量化的信息导致高校中的许多工作目标难以用数量表示，因此绩效目标的确立需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防止因过度强调定量而导致片面性。

四、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对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启示

1.政府直接控制拨款

我国并没有专门的中介机构政府对高等教育拨款，拨款机构是政府部门的直接运作。这种模式缺乏大学和社会的参与，很容易造成高等教育预算不能满足学校实际发展要求和社会需要。拨款的金额缺乏相关法律规定，拨款的执行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往往取决于财政供给能力和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政府始终控制着大学的经费来源，扮演着包揽一切的角色。

2.经费分配方式仍旧过于简单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拨款采取的“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方式，其拨款金额并不能反映学校的实际办学成本，综合定额办法虽然也采用公式拨款方式，但仅以学生人数作为单一的参数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形势，也无法从高校的办学活动和功能角度划分经费划拨类型。

3.拨款的透明度不高

我国的高等教育拨款还存在着透明性不足的问题。教育经费与大学的层次和相关人士的活动能力与影响有关，却忽视了教育的社会需求。综合定额的核定和经费的分配过程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使财政分配缺乏规范性。

通过美国的绩效拨款方式和我国当前拨款方式的对比，我们可以总结出对我国高等教育拨款的几点启示。

1.加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互动

我国当前采用的拨款方式体现了严重的色彩，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过宽，使高校缺乏办学自，无法回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缺乏办学活力、效率和追求高质量、高绩效的动力。政府应当给予高校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使高校有更多的权利为自身财政运作负责，对公众和社会负责，政府应起到引导和监管的角色，而不是管理所有问题。

2.建立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机制

绩效拨款机制能够促进高校提高办学质量，有效的利用资金。但绩效拨款机制建立的前提是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建立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真实的反映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并结合拨款使用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将评估结果与拨款金额直接联系，以决定后续拨款的数额和形式。同时还要引入较高社会公信度的社会化专业评估机构实施评估，并对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和质询。同时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综合评价各类高校的特色，以实现绩效拨款的公平性。（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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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小凤. 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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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晓岚， 吴勋. 国外高校预算绩效评价研究的背景、现状与启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7， 27（1）： 88-89

篇13

那城市很美，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本家哥说，不赖吧?强说，不赖。本家哥说，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强说，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

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强很能干，做的活儿精细，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

那夜暴风骤起，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本家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

在露天仓垛里，强察看了一垛又一垛，加固被掀动的篷布。待老板驾车过来，他已成了个水人。老板见所储物资丝毫不损，当场要给他加薪，他就说不啦，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

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让他当经理。强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看你行――比文化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

强就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始，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本家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强说，你不行。本家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强说，不行，你不会把这里当自个儿的家。本家哥脸涨得紫红，骂道，你真没良心。强说，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过了些日子，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心里就起毛说，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窝在他手下?强知道了并不恼，说，我们既然在一块儿共事，就把事办好吧。我这个经理的帽儿谁都可以戴，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上……

那儿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

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想洽谈一项合作项目。强的助手说，这可是条大鱼哪，咱得好好接待。强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

强用英语问，先生，会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的。强就说，我们用母语谈好吗?

外商就道一声“OK”。谈完了，强说，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外商迟疑地点了点头。

晚餐很简单，但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强对服务小姐蜕，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虽说这话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那外商站起，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强和他的助手都去了。

席问，外商轻声问强，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这么好?

篇14

（一）治理主体上的多中心

统治的主体必定是政府，是单一主体；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中，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有权参与秩序的维护，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利。运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即管理主体并不只有政府一个公共权力中心；除政府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如志愿组织、非政府机构、教育中介组织等，都与政府一道维持治理秩序、参加合作与竞争。

（二）治理空间上的多中心

“国家——社会——市场”三分法是治理理论在空间概念上的创新，其现实背景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由于存在的广泛性、影响的强力性以及宽厚的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现代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维。同时，市场以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和效用性在现代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西方国家公用事业改革的成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其发达的第三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要想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必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形成国家、市场、社会第三部门的三维空间共同治理高等教育事务的局面。

（三）治理手段上的多中心

在合作主义的多中心治理体制下，政府对高教管理更多依赖社会与市场力量的参与、合作，管制和控制色彩将减少，规划、引导、协调、交换、服务以及必要的扶持功能将得到强化。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的行政手段转变为运用法律与经济等间接手段；政府的干预必须符合法律规范，要从宏观上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等问题。同时，在多中心治理运行网络中，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公—私”合作、“私—私”竞争的激励机制得到强化。治理手段从单一的行政、法律手段，拓展为服务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贴、积极培育社会团体和鼓励志愿者服务、发展中介服务机构等多手段结合使用。

（四）权力向度上的多中心

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公共领域的秩序供给主要来源于政府，并且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威和严格的监督。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只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允许也不习惯让其他主体运用自己的权利自下而上地与政府进行互动。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尽管高等教育领域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地位并不均等，但它们都有参与的法定权力，这些主体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可以认为：多中心治理“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政府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计划管理，而是社会、市场协同供给；不再是政府垄断，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政府‘指导’，而是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

二、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一）体现了制度安排的结构性优势

多中心治理理论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组织安排，通过产生并维持体制中的各因素间的有效竞争，产生激励，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提出，给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多中心治理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用，提出了对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全新见解，在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外还发现了高等教育管理中其他的“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秩序和政府主控秩序之外发现了社会（第三部门）的多中心秩序，打破了过去单中心治理体制中的最高权威指令链条和权力体系，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第三部门”三维一体的多中心权力网络格局，共同治理高等教育事务。可以预见，多中心治理体制在避免因集权而导致的寻租、外部性问题和“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等方面，有优于单中心治理体制的结构性优势。

（二）创造了多赢的博弈机会

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组织都是由有关的利益参与者所达成的一种契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高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其利益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办学者、管理者、学生、用人单位等，这些个人或组织对高校活动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力，并对高校管理结果存在着多元的利益期待。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之所以容易产生搭便车、个人利益受压、基层权力缺乏等弊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利益制衡机制的缺位。权力之所以能让对方去做权力主体希望的事情，根本在于其独占性，如果其独占性遭到挑战，权力必然就会受到制衡。利益之所以重要，根本在于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拥有权是拥有主动权和生存权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实现多元、交叉配置，使独占进而胁迫的机会变小，每个利益主体都有参与权与发言权，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就产生了利益制衡，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博弈的机会。

（三）扩大了消费者的高等教育选择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产品由政府垄断提供，公众作为消费者，面对由政府计划供给的公共产品，不论种类、数量、质量如何，只能被动地接受。由于社会成员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政府在做出提供公共物品的选择时，诸如教育、医疗等准公共物品，不可能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化需求，政府只能从中性的角度做出选择，这就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个性需求得到满足，而另一部分成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提供高等教育服务方面，由于各自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一、各地教育基础程度有差异以及学生未来职业理想不同，公众就会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规格的高等教育服务的选择，而政府在提供这些全面的高等教育服务时就凸显出无奈。而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带来高等教育产品供给的多种选择，不仅政府提供，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提供，这样，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的高等教育选择权得到扩大。

三、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政府责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全能型的，对高等教育事务承担着无限的管理责任。实践证明，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单一治理模式已出现了“政府失灵”，对高等教育发展造成诸多障碍。当然，推行多中心治理模式并不否认政府要继续承担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实际上，政府承担的责任还非常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进单位制改革，使大学的办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单位制度下，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单位同国家及上下级单位的关系，以及单位同职工的关系是行政性的而非契约性的，单位承担着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职能。单位组织“不仅具有专业功能，而且还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起着政府的作用”。大学承担着多种多样的功能，“大学办社会”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大学单位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大学背上过重的功能负担，而且大学单位组织的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也使大学丧失自主发展的空间，同时政府通过对单位的控制垄断了大学办学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迫使大学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指令行事，使大学缺乏自主办学的创造性和活力。受单位制度的影响，大学与外界社会的关系被政府隔开，大学不是直接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无法实现从“大学办社会”到“社会办大学”的转变。

随着社会资源分布状态的改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再独家垄断管理权力，大学的办学自得到进一步扩大，大学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为大学单位制改革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但是，任何制度形成之后都会由于惯性的作用产生“路径依赖”，难以打破。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作为强势力量存在的优势，积极推进大学单位制度改革，引导社会其他力量参与管理大学事务，使大学发展从事业单位走向公共事业，使大学办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二）加强法制建设，使政府对大学管理从政策治校走向依法治校

受长期集权管理思想的影响，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惟一管理主体，也是惟一的管理权力中心，常常习惯于依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办事，一切以政府的红头文件为准，造成了政策高于法的错误观念，从而产生不依法办事、法制观念与信仰的建设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位、法制环境氛围不浓等弊端，严重制约和阻碍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法治是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涉及到政府、大学和社会各方面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需要法制来加强、促进、保障和规范多方利益主体的行为。随着高等教育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必然会出现，只有在法律框架下，将制衡机制与纠错机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才能保障高等教育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按照章程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新格局。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大学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如何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分配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如何使各个治理主体通过博弈实现“多赢”局面等问题，都需要有法律对其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因此，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站在公平、合理、前瞻的高度，从制订和完善法律规章、加强教育法律的培训以及明确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来建立健全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三）培育市场力量，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从平均分配走向市场竞争

在政府垄断服务的情况下，政府在支配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时，主要是通过行政分配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的。那时我国所有的高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级别高的学校配置的资源就多，同一级别的高校，获得资源是一样的。实际上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已造成诸多弊端。从政府管理角度来看，由于资源分配设置许多管理环节，难免有人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利用管理者身份和管理环节“寻租”，为个人谋取私利。从大学角度来看，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大学可能会过于迎合政府主管部门的意图而放弃大学自身的长远责任。因此，为纠正政府失灵、避免“寻租”行为的发生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可大力培育竞争市场，采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

政府培育大学竞争市场的主要责任表现在：第一，培育市场主体。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其“根本的游戏规则是基于法的规则”，政府要通过以明晰市场主体，为大学公平竞争营造出一个理想的环境，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各自的类型和层次里都享有平等竞争的自由。第二，促进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要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防止大学无序和不正常竞争，打破大学之间的地区封锁、行业部门各自垄断、条块分割和封闭办学的局面，加强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之间的融合，促进国内统一的高等教育竞争大市场的形成。第三，政府还有责任加快国内竞争市场与国际竞争市场的对接。随着国际间的交流与竞争的逐步加大，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已开始像跨国公司一样抢滩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与国内大学一起竞争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因此，政府有责任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改革不适应WTO规则的体制、法规和政策，不仅要积极引进国外大学来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也要引导国内大学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四）拓展财政来源，使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从政府拨款走向多方筹措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拨款是大学办学经费的惟一来源，大学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一切只能以政府的指令行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昂贵，政府拨款在大学办学经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必须多方筹措资金使大学办学经费多元化。国外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渠道较多，例如，美国高校有多种途径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办学经费：一是免税政策；二是联邦政府拨款；三是州政府拨款；四是私人、企业财团、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等的捐款；五是学费收入；六是大学基金收益；七是各类“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八是吸收留学生及海外办学；九是提供社会服务和产学合作；十是校内附属事业。因此，以政府财政拨款为基础、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并存的多元化筹资格局，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有效的筹资模式。

借鉴国外大学办学经费筹措模式，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的责任主要有：第一，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各种财政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拨款。第二，改革高等教育财政管理手段，注重对资金分配和运用的科学管理，改变传统单一的成本管理方式，建立现代科学的“成本—绩效”管理模式，以保证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第三，政府要积极鼓励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扩大自我创收能力，使之成为高校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第四，政府要积极推进各种捐款捐赠基金制度的建立，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捐助。

（五）扶持教育中介组织，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从直接走向间接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对口管理各种大学事务，大学内部也不得不设立各种组织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相对应，以便于对口联系，这使得大学的组织不仅数量上十分庞大，而且在结构上与政府高度同构，实际上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存在的本质特征，制约了大学学术生产力的发展。国外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直接管理大学，而是实行间接管理，常常是在政府与大学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器”或“减压阀”，即各种各样的教育中介组织。如英国的高等教育基金会、日本的中央审议会、意大利的教授委员会、美国的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大学间的基准协会等。现在，这些教育中介组织在协调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国过去长期是“强政府、弱社会”的现状，整个社会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超强控制，几乎没有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因此，更需要政府的力量来积极培育和扶持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借鉴国外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政府发展教育中介组织的职责主要体现在：首先，要加快政府职能转换，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政府职能转换是发展教育中介组织的社会基础和动力，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教育中介组织的功能，把本应该由教育中介组织承担的职能从政府的行政职能中剥离出来，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其次，加快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要逐步制订和完善有关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教育中介组织的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第三，政府要制定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整体规划。政府要做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部署，既要优先、重点发展与高等教育关系密切的中介组织，也要对现在已经存在的中介组织进行改造和优化，使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健康有序。

总之，多中心治理体制并没有否定政府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多元合作主体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政府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且，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在作为高等教育治理的参与者，还保留着作为普通社会行为主体的角色，仍要接受政府的管理，政府在秩序的供给和权利的维护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新形势、新背景要求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定位要从垄断控制转为宏观调控，从行政管理回归公共管理，从单方强调高等教育管理主体的义务转变为主动承担起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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