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的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健康扶贫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经过短暂寒暄，王荣锋带着老梁在药房取了几盒药，叮嘱老梁饮食中要注意的事项，并要按时吃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党和政府！不是你们帮，我咋得过活。”老梁一边往外走，一边重复着这句话。

老梁家住双井社区5组，家中五口人，自己患有高血压，老伴也患有颈椎病，儿子、儿媳妇常年在外打工。2015年，老梁突发脑梗导致半身行动不便，对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经济紧张，每年近千元的药费，成了他最大的负担。2016年脱贫攻坚启动以来，镇政府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为老梁申请办理了慢性病救助政策，免费发放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在卫生院住院时免收起付费，同时安排住进扶贫病房，免收挂号费、床位费、诊查费、注射费。2016年，老梁在门诊免费领药7次共1500余元，和老伴在吕河中心卫生院住院期间共花费了4572.37元，通过实行健康扶贫政策，在原合疗报销的基础上，再减免各类自付费用近1000元，剩余自负费用不足200元。拿到费用清单的那一刻，老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叹地说：健康扶贫政策帮了我的大忙，这要放在前两年，我这病都不敢进医院去看。

免费发放治疗高血压药物的政策，只是旬阳县健康扶贫政策中的一项。从2016年4月1日开始，对全县在册贫困户家庭成员中经鉴定为高血压病、冠心病、重性精神病、心脑血管病后遗症、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肺结核、癫痫和肾病综合征等10种门诊慢性病的，每种病保障供给10种以上常用基本药物，按照“一病一方案、一人一处方”的原则由全县各定点医疗机构成立慢性病服务医师团队，为贫困患者提供开方取药和慢性病管理一站式服务，患者持“新农合一卡通”在镇卫生院和县博爱医院（限重性精神病）看病，实行免费药物供给。

老梁的情况，只是旬阳县健康扶贫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旬阳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总人口46万人。通过精准识别，全县共有30149户贫困户、85873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22.5%。在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13928户38853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45.2%。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旬阳县按照“健康扶贫脱贫一批”的要求，瞄准因病致贫（返贫）、病贫叠加等突出问题，按照“健康扶贫脱贫一批”的要求，以慢性病治疗“药品供给制”为抓手，探索出了“政策发力、加大投入、服务支撑、助力脱贫”的健康扶贫“旬阳模式”。

靶向施策，多措破解因病致贫难题

精准脱贫中如何实现精准的要求，哪些是因病致贫群众？致贫的主要疾病是什么？这是旬阳县健康扶贫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旬阳县制定了“乡村医生+乡村干部、镇卫生院+镇政府、卫计部门+扶贫部门”的“3+3”调查审核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卫生计生资源优势和服务特色，找准卫计系统与各级各有关部门精准识别的结合点，第一时间摸清因病致贫人口数量、病种底数和看病就医费用，及时录入陕西省因病致贫群众信息系统，建立因病致贫户健康档案，为出台健康脱贫政策和科学帮扶方案打下坚实基础。经过前期摸底调查，全县建档立卡因病致贫群众按病种细分为16大类161小类，分别建立了个人档案。

底子清了，切实有效的帮扶措施是解决贫困群众因病致贫的核心。“对因病致贫家庭，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救助政策和措施，让群众少花钱、看得好病，为贫困群众实现全面脱贫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旬阳县委书记梁涛说。

旬阳县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实际，将政策最大限度地向贫困户倾斜，出台以“9免费2提高1降低”为核心的脱贫政策。“9免费”，即：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县内公立医院住院免收挂号费、床位费、诊查费和注射费；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和失去劳动能力贫困户免缴合疗基金；在镇卫生院住院免缴住院起付费，合规费用全部纳入报销范围；农村参合贫困人口门诊统筹中一般诊疗费由新农合全额报销；对符合矽肺特征的尘肺病患者实行定点医院免费治疗；对高血压等10种Ⅱ类门诊慢性病，实行“一病一方案、一人一处方、药物免费供给”，实现兜底保障。“2提高”，即：贫困户住院费报销同比提高10%；对农村参合贫困群众患者提高慢性病门诊报销封顶线，Ⅰ类慢性病封顶线从20000元提高到25000元，Ⅱ类慢性病封顶线从150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患两种以上Ⅱ类慢性病封顶线从2300元提高到2500元。“1降低”，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首段起付降低50%，从10000元降到5000元。

好政策很快就让贫困群众受益。金寨镇寨河社区五组的冯中云，一家三口住着三间陈旧的土坯房，女儿上学，主要经济来源依靠丈夫李阳明打零工，生活困难。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10月，冯中云在十堰太和医院诊断为食道癌，丈夫李阳明一边要照顾身患癌症的妻子，一边要供养女儿上学，家中状况举步维艰。健康扶贫政策出台后，金寨镇卫生院院长楚文博第一时间将冯中云列为卫生院包帮户，并将政策带给了她。冯中云前后在金寨镇卫生院累计住院11次，花费近2万元，除去合疗报销了15000余元外，健康扶贫政策再次为她减免近2000元。其丈夫李阳明逢人就说：“医院做得好，党的政策好，要不然爱人只能听天由命了。”

政策落地，让贫困群众健康脱贫有保障。通过实行慢性病药品免费供给制，从根本上减轻了慢病患者长期服药的费用，使她们轻装上阵投入生产生活，为全面脱贫提供健康保障；通^提高对大病患者合疗的报销比例，在政策上“特惠”帮扶，消除治病花费对加快脱贫的影响；对尘肺病等疾病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实行定点医院免费治疗，切实减轻就医负担，缓解生活压力，加快整体脱贫步伐。

全员出动，人人包帮因病致贫群众

2016年3月30日晚8时，旬阳县棕溪镇杨河村的健康帮扶员小陈接到一个电话：“小陈吗？我这会儿难受得很，快来救救我！”

小陈一看电话，是本村的龚老太太，她家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就她一个人。时间就是生命！小陈一边立即赶往患者家中，一边与该村村干部和120急救中心联系。到现场一看，由于心慌、胸闷、气急，老太太已无法平躺，只见她蹲在家门口的一棵树下，痛苦地闭着双眼，双手握在胸前，呼吸艰难。很快，服下速效救心丸，大流量氧气吸入，小陈拉着老太太的手安抚和鼓励，医生现场初步做检查，几分钟后，患者情绪趋于平稳，症状稍微缓解，转诊程序立即启动。

旬阳县在推进健康扶贫的进程中，针对谁来扶的问题，抽调医务人员360名，组成健康帮扶小组169个，为群众提供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双向转诊、医保报销等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全县21个镇贫困村健康帮扶全覆盖。在每个村卫生室门前，都悬挂着健康脱贫联村工作组公示牌，一个工作组3人，组长由各镇卫生院院长担任，剩余两名医护人员从县直医疗机构抽调，组员照片、工作单位、联系电话一并公布。健康帮扶小组的组建，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实现贫困群众“健康脱贫一批”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全县各级公立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充分发挥公益职能，县医院全面开展“感恩家乡、健康帮扶”主题活动，在帮扶87个贫困村的基础上，再抽调408名职工分成21个小组，对口分派至21个镇的136个非贫困村（社区），实现对全县所有的村健康帮扶全覆盖。建立一对一的对口健康支援关系，组建“感恩故乡情，名医家乡行”义诊医疗队，开展健康巡回义诊，建立“一户一本台账、一户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套帮扶措施”的健康帮扶模式；县中医院开展“五项承诺”做实健康扶贫，承诺：五保户住院费用全免并提供免费伙食，低保户住院费用享受国家相关政策之外的自费部分全部免费（不含起付费、高值耗材、特殊材料），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享受国家各种政策报销之后的自费部分（不含起付费、高值耗材、特殊材料）医院再减免50%，“三无”病人应急救助费用全免，为五保、“三无”病人提供志愿者服务。县妇幼保健院针对政策不清、看病不便、看不起病三个问题发力，明确在包联的镇村通过宣传、逐村开展大型诊疗活动、开通贫困户急救绿色通道、医院进行费用补助、免费接送等形式开展健康帮扶。县疾控中心将“免费健康体检，免费义诊咨询，免费发放药品，免费健康讲座”作为“健康大礼包”送到贫困群众家门口。镇卫生院在健康脱贫战场的最前沿，担当主阵地，全体医护人员在做好联村包户任务的同时，人人包帮因病致贫群众，全面落实健康脱贫政策，切实减轻贫困群众就医负担。

深化改革，为健康脱贫提供强力支撑

旬阳县政府县长陈红星在调研健康扶贫工作时强调，“我们要通过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解决群众因病致贫的问题。同时，要通过深化医改，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防止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在全面推进健康扶贫的同时，旬阳县全力做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加减法”，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降低运行成本、减轻群众负担、助力健康扶贫。

在优化服务上做“加法”。加强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县财政投资2000万元改建和新建169个贫困村卫生室。推行院长年薪制，探索县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编制备案管理、全员聘用制，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2016年招聘大专以上医学生105人补充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缓解医务人员紧缺状况。县财政加大对大型医疗设备购置补贴力度，2016年度县财政专项补贴597万元，极大地提高了检查、检验水平，方便群众就医。推行新农合支付总额预付制度，建立完善监管体系，当年向医疗机构预拨新农合基金2000万元，缓解医疗机构资金运行压力。

在群众就医负担上做“减法”。全面推行分级诊疗制度，推进低价药挂网采购、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切实降低药品、耗材价格，在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同时有效保障了新农合基金安全，也为健康脱贫腾出了资金空间。

通过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惠民效应已初步显现。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县贫困系统内患慢性病8658人，患大病14051人；药品专供报销7238人，补贴资金981.3万元；提高报销比例14051人，住院报销10801万元，提高报销比例后多报销1080万元；免收住院起付费4371人87.4万元，为3880名丧失劳动能力贫困群众购买合疗62.08万元，累计已为困群众减轻医疗负担2210.78万元。

篇2

健康扶贫三个一批指的主要内容是：“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大病集中救治一批的措施：一是确定定点医院。二是确定诊疗方案。三是加强医疗质量。四是实施专项救治。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健康；贫困；扶贫；措施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课题编号：201601414）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健康扶贫实施中的措施、保障

收录日期：2017年2月8日

一、贫困的定义

贫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有不同的涵义，它隶属于一个历史和社会范畴，1989年欧洲共同体定义贫困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贫困从狭义上讲，一般是指经济范畴，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社会所有的领域，包括经济、文化、历史、心理、生理、卫生等各个方面。贫困的实质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由于缺乏某种社会资源而处于一种整个社会不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二是指为摆脱上述状态而缺乏必要的能力、手段或者机会。

二、健康扶贫的涵义

由上述困的定义可知，贫困不仅指物质上的匮乏，还指资源、机会、能力等方面的缺失，而健康不仅是指身体上的无疾病、无痛苦，还包括心理及社会权利等方面达到最优状态。“健康扶贫”是扶贫的广义范畴。在我国，“健康扶贫”的口号最早提出于2002年，是基金会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中央统战部、卫生部、文化部等国家党政部门支持下发起的。旨在通过开展一系列公益服务项目，推动中国基层及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从而体现出“人人健康”的社会公平及公正，逐步消除家庭或个人因生病而致贫困和因生病而返贫的现象。因此，在我国，“健康扶贫”的涵义可以理解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既注重“输血”机制的构建，又注重“造血”功能的培育；既注重扶贫手段的针对性，又注重扶贫手段的系统性、综合性；既注重对贫困者从资源（主要是资金和物质）上予以支持，又注重从权利、机会、自助能力等方面予以支持；既注重对贫困地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服务建设、医疗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又注重在健康教育、科学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培育、社会保险、食品安全体系的构建等方面予以支持；重视培养贫困者的主体意识和能力，变对贫困者的生存支持为发展支持。

三、健康扶贫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档案立卡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7，000万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人约占42.4%。此外，根据我国832个贫困县的相关数据显示，这些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床位数人均数、执业医师人均占有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我国的健康扶贫工作十分紧迫，道路长远。

从宏观上讲，健康扶贫工作对于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2015年11月，同志在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于扶贫，要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要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的倾斜。这次会议的召开，明确了健康扶贫的工作方向，对于我国到2020年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健康小康”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通过我国计生委及扶贫办的长期深入调研，于2016年6月21日了《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凝聚了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真知灼见，补齐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短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微观上讲，我国的“健康扶贫工程”是以“维护居民健康”为中心，以“坚持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目标的惠民工程，可以使基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的贫困群众受益，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善举。“健康扶贫工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的压力，避免“病来如山倒”的现象以及给患病带来的一系列不好的连锁效应，从侧面看，健康扶贫工程的实施能够使家庭或个人缓解甚至摆脱“贫弱交加”的境况。

四、实施健康扶贫的措施保障

实施健康扶贫系统工程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扶贫开发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那么，针对我国健康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及难点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明确和加强健康扶贫的组织实施策略。对于健康扶贫的组织实施，我们一定要明确扶贫办及其他相关部门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首要部门，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职责分工；明确以中央作为统筹部门，省（直辖市）、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体制和实施方案；明确健康扶贫的路线图、时间表。此外，要层层落实责任，强调县一级政府要担负起主体责任，要做好政策衔接、人力调配、项目确定、资金统筹以及实施推进等工作，要切实将实施健康扶贫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想尽一切办法打赢这场攻坚战。

（二）将国家投入政策落实到位。《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落实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的投入责任。因此，国家应继续加强对贫困地区与健康卫生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人员配置力度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实施力度，建立健全东西部健康扶贫框架，应将省、市两级卫生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并逐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应继续加大对健康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推动健康扶贫横纵深方向的健康发展。

（三）制定严格的考评制度。将健康扶贫工作列为领导责任制并将其列入地方政府目标考核管理项目，国家卫计委、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应按期对各地的健康扶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而地方负责领导应在健康扶贫年度中制定具体的任务完成方案，对职责分工、任务要求、任务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任务完成效果和不足以及下一年度改进措施等方面作出书面说明，并向国家扶贫办及卫计委汇报，国家卫计委及扶贫办针对工作完成情况对相关领导及部门作出评价和相关奖惩措施。

（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康扶贫。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贫工程，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充分发挥其具有组织性、协调性的作用，发挥公民个人积极参与的作用，从而能够整合社会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此外，国家应相应地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扶贫政策中关于税费减免政策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从而进一步拉动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贫工作中来。

（五）加强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首先，应培养能够吃得苦、住得下、扎得根的乡土人才。在本地选拔具有高学历或者愿意留在本地工作的医疗人才，根据不同情况、不同特点、不同专业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通过培训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后上岗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本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其次，应通过对口帮扶方式实现提高现有人才的专业水平。各省市三级医院应采取对口帮扶的办法，向贫困地区派遣1名（副）院长，3～5名技g骨干，定期到实地帮助培训贫困地区的医疗人才，对现有的人员医护能力进行提升；最后，应提高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人才的报酬及待遇，用适当的待遇招引人才。本地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同时从工资待遇、津贴补贴、住房购买等方面给予倾斜，充分保证有感情、愿意奉献的专业人才在贫困地区扎下根来，为贫困地区打赢脱困攻坚战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继续摸索新的健康扶贫形式及途径。通过深化改革的力量继续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制定与当地健康扶贫工作相适宜的扶贫形式及途径，同时，提高配套资金、人才、技术等的使用效率并形成合力，充分提高健康扶贫的实际效果。

五、实施健康扶贫的重要任务

我国当下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覆盖人数最多的一种医疗保障体系，但由于其分母之大就显得我国医疗体系力量的单薄与乏力。国家卫生计生委王培安说：“健康脱贫简单说有四个目标：第一，要让贫困地区的人口能够看得起病；第二，要让他们看得好病；第三，要让他们看得上病；第四，让他们少生病。”由此可见，要达到这些要求，我们必须以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为着力点，整合现有的医疗资源、人才技术资源、资金项目资源，逐步加大对健康贫困地区的管理及支持力度，采取更加符合该贫困地区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保障健康贫困人员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一）继续加强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工作力度。继续强化贫困人口登记工作，扩大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障范围，确保全部贫困人口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切实减少因病致贫返贫群众的医疗负担。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同出资，制定医疗费用分担比例，对参加基本医保的贫困人口的个人部分推行补助政策。降低、减免一些特定贫困人群的全部或部分治疗费用。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能否为贫困人口购买健康保险。

（二）继续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及大病保险制度。政府采取调整财政投入分配比例的办法，逐步加大对医疗救助力度，增强医疗救助能力，提高医疗救助的“兜底”能力，预防城乡居民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区分基本医保制度延伸之外的大病二次报销、大病保险等制度，做好不同性质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继续探索其他可持续的医疗救助机制，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水平与其他健康保障风险防控能力同步提高。提高疾病保险经办机制整体工作效率，做到实时实地处理。逐渐扩大救助病种范围，努力实现救治病种的全覆盖。

（三）实施健康扶贫中的“精准”。要精准识别和确认健康扶贫的扶持对象，以基层政府为组织单位，对健康贫困人口进行普查并建立贫困人口信息档案，根据扶贫安排，在确定贫困患者的基层医疗救助医院后，对其进行健康检查，由医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诊疗方案，实施救治后定档存储以备后用。对基层医院解决不了的疑难病人，要按照分级诊疗的要求，及时转入上一级医院，实行动态管理。

（四）开展对贫困地区和人群的疾病预防，实施健康干预。贫困地区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疾病的视而不见。国家应针对贫困地区进行健康知识的宣传及普及，应下大力度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在国家产业扶持中，要坚决取缔污染企业，防治慢性、传染性、地方性、职业性疾病的发生，应定期对贫困人群提供免费体检的机会以帮助人们对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对当地人群的日常饮食习惯及生活习惯进行干预、改善其健康状况。

（五）依法打击在健康扶贫中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在健康扶贫工作中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及渎职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哄抬药品及医疗产品物价的行为，警惕扶贫工作成为捐赠买卖。

主要参考文献：

篇4

幼儿园“扶贫日”主题教育活动总结（三）

为传播扶贫日理念，让所有孩子都知晓扶贫日的重大意义，10月17日上午，xx市粮食幼儿园开展了“世界扶贫日”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教师带领孩子们观看了一系列贫困地区的影像、图片资料，初步了解了贫困人群的真实生活现状，以及自已与贫困地区小朋友生活、学习环境的不同，让幼儿感受到在世界大家庭中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接着，孩子们带着自己的礼物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XX社区低保户张奶奶家中，到了张奶奶家，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已的玩具、图书、好吃的饼干送给了张奶奶的小孙子，并齐声祝张奶奶身体健康！最后老师教育小朋友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引导孩子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奉献爱心，收获希望。本次活动中，幼儿园向孩子们播下了济困扶贫的爱心种子，以后将继续倡仪大家关怀、关爱身边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为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的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篇5

山区教育扶贫工程在石家庄的顺利实施，是否意味着可以在全国推广？工程实施之初的设想、实施之中的困难以及现行的情况如何？教育之于扶贫的意义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局副局长赵立芬。

工程设计初衷

《中国扶贫》：最初，是由谁提出实施山区教育扶贫工程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赵立芬：最开始的设计是由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孙瑞彬提出的，他丰富的阅历使得这项设计有深厚经验作为支撑。孙书记从邯郸到重庆等全国各地的调研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给予式的扶贫终究是一时的、表面的、反复的，真正要想断了贫困的根源，必须要改变“人”的能力，而人的能力则需要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改变、提升。这样一个过程绝不是2、3年可以完成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2011年，孙书记在调研石家庄山区教育情况时，来到了赞皇县最深山的长沙村，那里的一个小学是平房，教室里有4个孩子、1个老师，老师是深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另一个学校里是十几个孩子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属于复式班教学。孙书记感慨说：“再也不能让孩子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学习生活了，再也不能让老师在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中无奈地坚守了，再也不能让山区人民因为没有知识而贫穷下去了！”就这样，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山区教育改革入手，实施山区教育扶贫工程。

落实教育扶贫工作机制

《中国扶贫》：工程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各部门之间如何协作、配合？

赵立芬：教育扶贫实施地区是深山区，扶助对象是弱势群众，涉及面广，难度较大。工程实施之初，石家庄市就确定了党委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统筹安排，全面推进的工作机制。

首先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组织保障体系。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山区教育扶贫工程指挥部，建立了党委领导、教育主导、部门协作、全民支持的工作机制。

其次是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工程建设和运转需要。该工程约需建设资金6.7亿元，征地资金1.9亿元。按照“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企业援助一点、社会募捐一点”的原则，在市、县两级财政投入4.76亿元基础上，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支持，将工程项目学校纳入校舍维修改造、薄弱学校改造、校舍安全工程、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等项目。同时，不少企业捐款捐物，支持工程实施。

然后是保障学生享受良好生活条件。山区孩子大多数家庭比较困难，为解决贫困家庭学生免费就学问题，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市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多次会商，制定了项目学校学生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的比例和标准。从2014年起，在国家贫困寄宿生补助比例23%的基础上，市级财政每年再拿出2000万元，为56所项目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交通补助，并形成长效机制保障落实。同时，各县通过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安排专项资金、调整分配比例等方式，向山区项目学校给予政策倾斜，保障学生在校生活质量。

考虑到低学段学生暂时难以适应寄宿制生活和学习，市里还规定根据不同年级适龄学生需求，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按需配备生活老师和宿舍、食堂管理人员，照看好学生的饮食和住宿，切实解决学生家长因转移安置带来的后顾之忧。

另外，还要不断提升学校管理水平。为全面加强工程项目学校精细化管理水平，市教育局联合公安、卫生、交通运输等七个部门下发了《石家庄市山区寄宿制中小学管理办法（试行）》，对教育教学、安全、卫生、饮食、宿管、往返等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规定要求。各项目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切实加强学生食堂、餐厅、浴室、宿舍、冬季取暖等生活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了教学和生活服务功能，尽可能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同时，我们联合市直有关部门多次对项目学校进行拉练检查和现场观摩，不断督促各学校确保规范运行、管理上水平。

最后是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着眼于建名校、树名师、育英才，制定了城乡学校帮扶机制，市内与山区学校结对互助，对口帮扶，帮助山区学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提高教师业务理论素质。目前，56所项目学校已与市区优质学校一对一结对，全部教师完成了一个周期的轮训，由特级教师、省市级名师、省市级骨干培训教师、教研员等组成的名师团队，保证每月3-4天深入到山区学校，培训各科中小学教师。

《中国扶贫》：目前项目的实施情况如何？

赵立芬：截至目前，56所项目学校已全部投入使用，累计投入资金6.7亿元，竣工总面积40万余平方米，共转移安置深山区学生36388名。同时，山区6县职教中心教学楼、综合实训楼、宿舍楼等教育教学设施均进行了改造、提升，山区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通过工程的实施，山区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学校布局更加合理，教师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和知识结构更加优化，学校基础设施和教学功能更加完备，山区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提升，城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

目前，石家庄山区的教育水平已经提前10年达到，并且超过了全市的平均教育水平。2013年，6个山区县之中的井陉县高标准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评估验收，平山县通过了河北省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评估验收，这充分证明了实施山区教育扶贫工程是推进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补长短板的重要措施。同时，目前唯一一个已经有毕业生的项目初中――赞皇二中，今年普通高中升学率达75%，同比增长103%，剩余25%的学生全部进入职业学校。

目前，项目学校安全、卫生、宿舍、食堂等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层级管理制、岗位责任制、目标考核奖惩制相结合的管理机制更加健全，学校运行管理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一批项目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经过探索与尝试，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品牌，为形成具有山区特色的寄宿制学校管理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项目学校学习、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家长对子女进入新学校后，学得好、吃得饱、住得舒适感到十分满意，对子女转移安置到中心小学、初中寄宿制学校就读表示支持与认同。由于学生集中食宿就读，许多家长从照顾孩子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开始外出打工或进城务工，有的在家门口办起了致富项目，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山区百姓的致富渠道。

读书改变命运 教育挖掉穷根

《中国扶贫》：您认为，石家庄的山区教育扶贫工程有没有可复制性？若想实施类似的工程，关键是什么？

赵立芬：我认为是有可复制性的，观念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无论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有多少，贫困面积有多广，领导层、基层都要有统一的观念和认识，要确保教育扶贫的意义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只有如此，才能统一思想，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才能上行下效，才能有效地推进工程的发展。

以石家庄“山区教育扶贫工程”为例，孙瑞彬书记就多次在讲话中提到教育扶贫的意义，这对于基层的领导干部是一个方向上的指引。他还多次动员企业来一起参与，在他的动员下很多企业都献出了爱心，例如河北银行为赞皇县野草湾小学捐赠了200多万元，近期还捐赠了电脑等教学设备；北人集团为赞皇二中捐赠了桌椅，等等。

《中国扶贫》：您认为教育之于扶贫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

赵立芬：石家庄的实践证明，山区教育扶贫工程是一项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从根本上解决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战略决策，也是一项促进城乡统筹，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探索之举，“一举三得”，意义深远。

一是山区教育扶贫工程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体现。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从石家庄市西部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看，山区学校布局不够合理，教学点多、规模小，学校基础设施差，教学功能不完备，教师队伍结构失衡，城乡间教育教学质量差距较大，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山区教育的发展，影响着教育公平的实现。实施山区教育扶贫工程，让山区孩子集中到县城或中心乡镇，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改善山区办学条件，优化山区学校布局，提升山区教育质量，有利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是山区教育扶贫工程把扶贫与教育紧密结合，抓住了山区脱贫致富的根本，是一项脱贫工作的战略性创举。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山区教育扶贫工程着眼于从优化教育这个起点开始，用良好的教育提升人口素质，让山区孩子接受全面优质的义务教育和现代文明的熏陶，真正实现教育好一个孩子，挖掉一个家庭的穷根，改变贫困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建设一个新的幸福家园的目标。

篇6

  

关于扶贫济困倡议书最新范文   尊敬的各位眼科医生及医护人员：

  您们好！

  当我们和朋友高歌、放声欢笑的时候，当我们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的时候，当我们努力工作，畅想人生理想的时候，您可知道，就在我们身边，有些人因为贫困而无法上学，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了帮助这些贫困学生筹集学费，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踏入大学校园，昆明海迪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德宏州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人工晶体义卖助学活动。同时倡议各位眼科医生及医护人员，积极参与，踊跃义购。

  acr6d se人工晶体产自croma（柯尼尔有限公司）是欧洲最畅销的亲水性丙烯酸酯折叠人工晶体。设计优势：360度直角方边设计，阻止前囊膜下的上皮细胞向后囊膜迁移，有效预防后发障。材料优势：26%亲水性丙烯酸酯，增加生物兼容性，有效抑制术后炎症反应；yag激光耐光耐受性好；柔软可任意折叠，进入囊袋后打开缓慢，抓痕迅速消除。适应症：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后，囊袋内植入。我公司郑重承诺将人工晶体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云南省德宏州红十字会用于捐助贫困学子，帮他们圆大学梦。

  在此，我们向各位眼科医生及医护人员发出倡议，希望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份爱心，积极义购人工晶体，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筹借学费，使他们能够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寒门学子需要您的关注，圆梦行动期待您的参与，帮他们一把，送他们一程，帮助贫困孩子圆大学梦，给贫困家庭一个走出贫困的希望和机会。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爱心无止境，助学见真情。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吧，以拳拳爱心为贫困孩子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义卖单位：昆明海迪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人民中路168号武成新时代广场南楼7f

  电 话：0871-3623034、3646191、3633159

  传 真：0871-3623034

  邮 编：650031

  

  

关于扶贫济困倡议书最新范文   

  亲爱的同学们：

  新春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万事如意。

  现在，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贫困学子因面临到经济上这样那样的困难而发愁，一些低保家庭的父母为让孩子顺利完成学业而犯难。那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那一张张挂满忧愁的小脸，无不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多年来，西南街道教育扶贫助学基金会在每年春节后都开展了“扶贫送温暖，助学献爱心”捐款活动。在活动中全街道中小学广大师生大显爱心，踊跃捐款，用零用钱、压岁钱编织了爱的花环，谱写了一曲曲爱的和-谐乐章，为我街道扶贫助学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年，我们继续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西南街道中小学扶贫送温暖，助学献爱心捐款活动，向同学们倡议：利用好每一分压岁钱，不乱花、不攀比，把压岁钱、零用钱节省下来，捐助有需要的同学，让他们能够同我们一起快乐地生活和学习。

  你们一点点的节省，便能汇成爱的春潮，润泽着贫困学子的心田，您们的一份爱心，必将改变一个贫困同学一生的命运！为了让那些渴求知识的目光不再失望，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参与，用您们的爱心点燃贫困学子的希望！

  西南街道教育局

  20xx年2月

  

  

关于扶贫济困倡议书最新范文   

  亲爱的同学们：

  每年6月30日为“广东扶贫济困日”，在今年的这个特殊日子到来之际，我们呼吁全体同学参与到“广东扶贫济困日”这项意义深远的活动中来，一起帮助农村贫困群众，帮助贫困人员加快脱贫，帮助贫困农村发展公益事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等原因，我省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困难群众渴望帮助，需要帮扶，需要爱的阳光，期盼着脱贫致富奔小康。在我省农村贫困地区，仍有很多贫困群众特别是五保孤寡老人的居住条件急需解决，敬老院建设滞后;在农村贫困山区，孩子们每天仍在十分简陋的课堂里上课、学习;在一些贫困村，人们还未能喝上自来水……他们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扶贫济困，我们义不容辞;共建和—谐，我们责无旁贷。请伸出您的援助之手，奉献您的一片爱心，迅速参与到“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来，慷慨解囊，把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推向深入。

  凝聚爱心，奉献真情，当你慷慨捐赠之时，你付出的是爱心，收获的是真情;你播种的是善良，收获的是感恩。让我们同心协力，扶贫济困，共建和—谐，共创广东美好的明天！

篇7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面临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矛盾。因此移民的重新安置通常会面临着社会适应的问题。移民子女是移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学龄阶段的移民子女，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多个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媒等等。移民子女适应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与父母的感情，更会影响他们是否能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2.理论意义

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学术界重点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城乡移民子女等群体，对易地扶贫移民子女关注不多。本文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流动人口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户子女安置地适应问题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从社会学角度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安置地适应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见。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移民人口既有研究的内容。

3.实际意义

贵州省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省份，其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规模巨大，移民人口众多，移民子女所面临的学校适应问题也更为突出，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以贵州省为个案，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的安置地适应问题对提高移民子女的教育效果，提升移民家庭整体生活质量，促进移民群体真正融入安置地社区，促进移民社区的发展和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笔者选取易地搬迁群体中的小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安置地的适应情况，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对策，增强移民子女的各方面适应能力，为其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安置地生活，为其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提供经验借鉴，也有利于推动贵州省移民工程的顺利进程。

（二）综述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文章中所使用的“移民子女”即全部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在对易地扶贫搬迁界定后，在本文中针对移民子女的界定也比较复杂，因为在这些移民搬迁群众当中，有农民工子女、农民子女、随迁子女以及返乡农民工子女多重角色等情况出现。

1、国内外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方面的研究

我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已久，其演变经历了从试点探索阶段（2001-2010），到全面推进阶段（2011-2014），最后到现在的脱贫攻坚阶段（2015-至今）。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宏观政策的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研究，关注政策在基层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如张世勇（2017）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基层实践中，由于层层下压的执行压力使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从而产生执行风险。王赛赛（2017）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弱化生活和产生风险时，增加了政治、生态和土地的风险。有的学者关注政策效果的评估，如宁静（2019），曾小溪，汪三贵（2017）等人通过实地的经验研究认为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贫困的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有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地方经验的研究，如叶青、苏海（2016）贵州经验的表达，王晓毅（2017）的宁夏考察，邢成举（2016）的陕南实践都注重了地方性的研究经验。也有些学者关注了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脆弱和恢复，以及移民的可持续生存等问题。如汪磊、汪霞（2016）关注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金梅、申云（2017）通过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的情况，发现搬迁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另外一些学者关注了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的问题，如彭玮（2017）、蓝都云（2016）、张建（2018）等人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了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微观个体，李宇军、张继焦（2017）关注移民能动性的发挥，形成以“以群众为中心”的政府做风，通过与民工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其中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如邹英、向德平（2017）从文化、经济、身份角色等方面分析移民陷入的市民化困境并提出了分类施策、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务的适应路径。袁燕（2011）着重从心理方面研究移民的适应问题，而移民的感知融合更能体现出移民的心理认同和归宿感（史梦薇，2019）。邓华丽（2017）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开展介入，以解决移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更好的融入当地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提出的扶贫措施之一，国外没有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直接概念和解释，而相似的概念则是“生态难民”以及“环境难民”等。1976年，Lester Brown提出了“环境难民”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遭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或者人为因素的影响，即环境的破坏，比如发生核泄漏事故、火山喷发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造成的影响，并且使人们无法居住在原有的家园，被迫永久搬离家园的人们，称之为“环境难民”。另外，Diane认为，生态难民的概念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的自然退化以及政府人为的因素，导致的原生居民被迫搬迁，这部分称为生态难民。由于“难民”一词具有贬义的词性，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将“生态难民”更改为“生态移民”。国际移民组织（IMO）则定义了“生态移民”，指生态环境的突然变化或者是缓慢的变化，导致原著居民无法在当地继续生活或者生存条件不利的影响，从而被迫或者主动的迁离家园，这部分人群称之为“生态移民”。

2、有关移民子女适应问题的研究

纵览国内外学界对适应的界定，国外学界是将社会适应的诸多表现放在文化适应的框架下来谈，其落脚点在于习得、适应、融入或者扩充迁入地的文化样态。而国内研究对于社会适应问题的划分标准众多，将社会文化适应看做是社会适应的一种表现。主要分为心理适应、行为适应、学习适应、文化适应与社会环境适应。国内在有关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从移民子女自身和外部影响两个方向出发，自身适应问题主要还是偏重自尊感、歧视感等知觉方面引起的心理不适，行为偏差而展开讨论，通过与同龄的城市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状态进行对比，分析产生心理问题和行为不良的主要表现和原因，而在原因分析上主要还是归因于自信新,自身对城市环境和文化的包容度，和朋辈群体间交往的密切程度。在外部影响上主要从社会制度层面对随迁子女的就学情况展开讨论，通过实证方法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水平，并思考移民子女就学困难的解决办法，为提升他们的教学质量，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展开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在文化适应脉络下去讨论个体的心理，行为、社会交往的一-系列反应。在社会制度层面重点分析研究社会制度如何有效地接纳移民子女，让他们在社会中实现过渡与融合，减小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为国内移民子女的城市社会适应提供了不错的参考和借鉴。但是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子女在中国社会中经济、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诸多的特殊性，让两者在概念上无法等同。国外对于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欠缺。

总得来说国内在对于移民子女社会适应的问题上，解释分析视角众多，可以为社会工作介入此类问题，提供借鉴的思路和理论的指导，但是结合具体社会工作介入现实，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研究和反思相对较少，大多的社会工作处遇模式都以较为普遍的单方面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某一特殊问题的方式展开。然而，移民子女处于快速的社会环境变迁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只有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服务环境以及服务对象所处的场域，我们才能理清服务对象真实的想法，不适应问题产生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非只是从单方面的从心理适应角度或者行为偏差角度或者教育公平角度等等进行分析与介入。

由于笔者选取的是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中的学龄阶段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研究，本文将从家庭适应、人际适应、学业适应和自我适应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当易地扶贫搬迁户以及其子女整体迁到新环境后，移民子女对家庭环境改变的适应是其在安置地完成社会适应的一一个重要内容。家庭是儿童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也是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它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体早期社会化甚至是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家庭适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移民子女的适应情况,移民子女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作为易地扶贫搬迁中的一分子，其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

人际适应是移民子女适应新生活的重要方面。学龄期移民子女的人际关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师生之间的关系、同伴之间的交往关系、同龄群体的交往关系。对移民社区移民子女而言，其师生关系、同伴之间的交往关系对其影响较大。人际离不开两者之间的沟通互动，移民子女的人际适应离不开与其有联系的人的互动过程，就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指出的“社会是通过互动产生的”，他非常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对社会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些人通过互动和相互影响而发生联系，社会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

篇8

今天，我们举行扶贫开发“村企共建”活动启动仪式，标志着我省社会扶贫工作有了新的延伸和拓展，也为全省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参与扶贫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会议还将为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颁牌。借此机会，我谨代表省人民政府对荣获国家级、省级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积极参与“村企共建”活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致以诚挚的谢意。下面，我就搞好“村企共建”活动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村企共建”活动的重要意义

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一项民心工程，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社会责任。

（一）“村企共建”是落实党和国家及省委、省政府战略思想和决策部署的实际步骤。党的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思想。在全省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中开展“村企共建”活动，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提高扶贫开发水平、调动全社会力量关注扶贫、参与扶贫，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的有效举措，是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一系列决策部署的实际步骤，对于逐步形成“以企带村、以村促企、互利共赢”的长效发展机制，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加快我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村企共建”是我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省扶贫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从年的197.6万人减少到年的86.8万人，但我省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当前全省尚有1421个贫困村未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有近18万人缺乏基本生存条件，需要移民。11万牧民群众尚未实现定居。还有410个贫困村未通电，151个村未通路，有84.69万人、426万头（只）牲畜饮水困难，748个贫困村没有卫生室，593个贫困村不通广播电视。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村牧区，难点也在农村牧区。只有在进一步加大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促进发展农牧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充分发挥国有、民营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农牧民辛勤劳动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持，才能确保扶贫开发总体目标的实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村企共建”是企业和贫困村互利双赢的现实要求。我省企业在占地、用工、原材料供应及市场等方面与农牧业和农村牧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农村牧区的依存关系更为明显。许多民营企业家起步于农村、植根于农村、发展在农村，与农牧民群众利益相连、休戚与共，更重要的是同农牧民群众有着浓厚的感情。开展“村企共建”活动，就是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综合带动效应，在企业和共建村之间，建立有组织、经常性、紧密型的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优化信息、技术、管理、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村企共建、互利双赢的目标。这方面，中国铝业公司已给我们做出了典范。年，中铝公司投入1000万元在中铝公司驻地周围的11个贫困村，实施了中国铝业参与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带动了群众增收，改变了企村关系，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因此，省内国有和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在建和新建项目中对农牧民切身利益影响较大的，比如，水电站建设征占库区农民土地以及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影响周边群众环境的企业，更要充分认识开展“村企共建”活动的重要意义，增强参与共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用企业所长，尽企业所能，发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义利兼顾的光彩事业精神，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群众安居，社会稳定，企业发展。

二、明确共建思路，准确把握工作重点

开展“村企共建”活动要严格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自愿、量力而行、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原则，做到政府组织引导，企业和贫困村结对自愿，共建项目规模根据共建双方实力确定，不搞行政干预，不下达量化指标。共建企业要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围绕扶贫开发中心工作，以发展生产和提高农牧民收入为重点，选择好共建帮扶的切入点和支撑点，通过产业带村、项目兴村、招工帮村、资金扶村等不同形式的“一帮一”结对帮扶，实现“互利双赢”目标。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明确共建内容。共建企业要帮助贫困村创新发展思路，强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和自我发展能力；帮助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壮大企村经济实力，促进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结合自身用工需求,与贫困村形成长期稳定的技能培训、就业合作关系，吸纳贫困农牧民在企业就业,建立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培训输送机制，积极促进农牧民转岗就业；参与贫困村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帮助贫困村搞好规划和建设；帮助贫困村协调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贫困村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参与推动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帮扶弱势困难群体；积极探索互惠互利“双赢”模式，不断增强参与扶贫开发的动力和活力。

二要搭建共建平台。村企共建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互动。要多形式搭建平台，引导更多的加工、运销企业与农牧户有效对接，参与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村牧区经济，改善农牧民生活。共建村也要积极主动，加强和共建企业的沟通联系，争取企业多方面帮扶支持。

三要建立共建机制。村企共建既是一项市场经济行为，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以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开展不平等的共建。要通过有效的协议、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合同制等双方都能接受的形式，在共建企业与贫困村之间建立共建的长效机制。共建双方应按照积极参与、互惠互利的原则，签订内容翔实、措施具体的共建协议，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共建时间一般每轮帮扶时间为两年，企业和贫困村联建时间由企业和贫困村自行商定，根据帮扶情况和贫困村发展实际，可以是一轮，也可以是多轮。

四要选择共建模式。村企共建是各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共建村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运作模式，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从共建内容上讲，可以是全方位的共建，也可以是有所侧重的共建，可以是资金投入、项目引进，也可以发挥企业在信息、技术、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为贫困村提供服务；从利益联结方式上讲，可以采取合同制形式，也可以采取合作制、股份制等形式；从共建项目及规模上讲，项目建设规模可大可小，由企业和贫困村根据自身实力自行确定；在帮扶村数上，可以是一帮一，也可以是一帮多。总而言之，要选择一个灵活的、共建双方都感兴趣的、符合企业和贫困村发展实际的共建模式。

三、积极引导，强化协调，确保“村企共建”活动顺利开展

各级政府和扶贫部门一定要从我省贫困地区的实际出发，将村企共建活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抓实抓好，要把积极引导和推进村企共建活动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牧业、培育新型农牧民和提高扶贫开发水平紧密结合起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村企共建活动健康发展。

（一）积极引导，为村企共建创造条件。各级政府和扶贫部门要引导省内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主动参与到村企共建活动中来。充分调动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为村企共建创造良好条件，营造良好环境。同时督促企业和共建村实行诚信共建，自觉遵守有关共建协议约定，逐步完善和规范共建程序和制度，避免损害企业或农民利益的事件发生。

（二）加强调研，促进村企共建健康发展。扶贫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摸清真实情况，掌握发展规律。要及时总结推广村企共建的好经验、好方法，不断增强工作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对典型示范的地区和单位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社会氛围。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发现新问题、认识新特点、理出新思路，使“村企共建”活动符合农牧业和农村牧区工作实际、符合扶贫开发的需要。

（三）突出重点，促进村企共建取得实效。共建要突出扶贫这个主题，共建项目资金要紧紧瞄准贫困人口，让贫困村、贫困户直接受益；要结合扶贫开发重点工作，使村企共建项目和资金真正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户。这样才能确保村企共建活动不变调、不走样，才能使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才能使企业的善举真正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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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标准；扶贫政策；回顾与展望

贫困测度是监测贫困状态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贫困的识别和度量是把握贫困状况、认识贫困对象、理解贫困深度的窗口。中国建国60年来，中国贫困线测度经历了多次变化，扶贫政策以及扶贫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回顾与总结这些变化可以为将来做好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一、关于贫困线的确定

(一)“生活救济线”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贫困线。1978年以前，由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庞大，国家经济实力薄弱，扶贫主要是通过紧急救济计划和依托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济系统。在农村表现为政府提供的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优扶等。这是一种单纯的输血式救济扶贫，不能救济对象从根本上最终摆脱贫困。在扶贫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对贫困人口实施生活救济，对边远落后地区(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输送物资，进行外部支援和财政补贴。

(二)启动线

政府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开始阶段所确定的贫困线。农业部1981年首次确定了中国用来划定贫困县的第一条收入线，即使用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0元和50元来划分1977-1979年的穷县和穷队。1986划定国定贫困县的标准是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的县(老革命根据地县和少数民族县则为200元)，或者是1984-1986年3年平均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牧区旗(县)或低于200元的半牧区旗(县)。

(三)攻坚线

“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确定的贫困线。1994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国家扶持的贫困县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调整的标准是“四进七出”，即1992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列入国家贫困县，让1992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超过700元的县退出贫困县行列，当时一共确定了592个国定贫困县。

(四)世纪线

新世纪扶贫阶段使用的贫困线。2001年5月第三次中央扶贫工作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标准基本延续了“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的标准，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村级瞄准成为中国新世纪农村扶贫工件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在称谓上也有所改变，“国定贫困县”改称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数量还是592个。

(五)“统一线”

2008年12月27日，国家宣布上调扶贫标准。对2007年人均收入1067元以下的农村人口将实施同样的扶贫政策，扶贫对象共计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这一次调整可以被看成是又一次贫困线的调整，因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从2009年起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因此与前面的政策在指向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这次调整称为“统一线”。

二、关于贫困标准的创新调整研究(代表性观点)

(一)实行国际通行标准线

研究者认为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而中国原有的贫困标准只相当于人均0.7美元左右，这就导致了对中国贫困人口多少的争议，因此贫困标准有必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

(二)建立以人为本的综合标准

研究者认为，在现有以经济收入为核心的标准的基础上。应该增加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非经济收入因素。有的学者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角度来考察贫困，认为贫困还应包括文化生活的缺乏、身心健康的不良、甚至权利和地位等政治因素的欠缺。

(三)贫困标准应包含生产标准

童星、林闽钢等研究者认为现行贫困标准仅仅考虑收入和消费，排除了生产因素，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应该用特困线、温饱线、发展线、小康线和富裕线的划分来代替现行单一的贫困线、脱贫线，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农户生活的层次及其差距，全面衡量农村的贫困状况。

三、关于扶贫政策方面的研究

(一)现行反贫困战略中的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关于反贫困战略中的制度研究，开始逐步展开，到90年代在认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这些实践及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一是微型信贷即小额信贷的实践，二是参与式社区发展的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实践对贫困农户的直接支持以及对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的结果显示了生命力。

(二)扶贫模式研究

中国扶贫的模式和策略大致有3类：传统的扶贫策略，主要以救济为主；把扶贫工作转向依靠普及科技知识的轨道，但仅仅依靠各农户推广科技兴农，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风险；走科技+市场之路。研究表明，政府、公司和农户是组建公司+农户模式缺一不可的主体。政府是启动、组织者，同时也是约束公司偏离扶贫目标的监督者。公司是农民进入市场、实现社会支持系统的载体。

(三)民间组织的扶贫状况研究

所谓民间组织扶贫，就是“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相当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扶贫。在中国反贫困工作中，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民间组织自身的灵活性、专业性、公益性以及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扶贫的不足。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民间组织的扶贫活动。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相关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

(四)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情况研究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我国扶贫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认为，从根本上说，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但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毫无疑问地会加快中国扶贫开发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荷兰、日本等国政府的合作以及与福特基金会等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些合作对缓解中国的贫困状况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解决贫困人日的温饱问题，而且有助于通过借鉴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扶贫经验和形成的科学方式，提高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水平，而后者的意义更重要、更深远。

(五)中国扶贫政策、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扶贫实践中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扶贫体制和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扶贫投资的效率。

1、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资金短缺是扶贫政策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远远比资金短缺要复杂得多。在扶贫理念上。重消极救助轻积极扶助；在扶贫目标上，重数量轻质量，短期行为严重，不注重对扶贫成果的巩固；在扶贫主体上，重政府和行政行为，忽视了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对扶贫工作的贡献；在扶贫客体上，重贫困区域，轻贫困村、贫困户等类型；在扶贫内容上，重改善供给，轻刺激需求(即只重视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在扶贫方法上，重外部注入，轻内部培植经济增长点：在扶贫资源上，重经济和物质，轻思想和精神：在扶贫产业选择上，重工业项目，轻农业项目：在扶贫组织实施上，重被动服从，轻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在扶贫效益评估上，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心理效益。

2、中国当前扶贫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扶贫开发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扶贫对象瞄准上，还没有形成动态的精准识别和瞄准机制；在扶贫项目选择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在扶贫资金使用上，还没有形成多元化、突出重点的投入机制：在扶贫管理工作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在扶贫监管评价上，还没有形成信息对称、及时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

3、中国扶贫在治理结构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扶贫治理结构方面的挑战有：政府部门过度主导扶贫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财政体制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商业银行执行政策性扶贫贷款中存在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估系统和问责制度；非政府机构发展不足和缺乏生存的法律环境和与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贫困人口缺乏参与：扶贫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城乡扶贫体制不协调。

四、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与政策设定展望

综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各地区和当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的农村贫困标准的设想应该与以往有所不同，扶贫政策也必须有所调整。

(一)新农村贫困标准设定应综合多重因素

在新的历史时期，贫困标准的设定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现行绝对贫困标准：贫困地域农民面临的不确定风险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医疗保健因素；发展费用：休闲娱乐因素；权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等。贫困标准测定可以简单表述成以下模型：贫困标准=现行绝对贫困标准+贫困农民面临的不确定风险支出+文化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发展费用+休闲娱乐支出+权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损失支出。

(二)政策设计要偏重非物质消费需求

在扶贫政策的设计上，应该从各地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的特点出发，将扶贫的重点转向贫困人口的非物质消费需求上，强化教育，立足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针对不同乡村和不同人群的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

(三)改变观念，积极创新，提高现有扶贫政策与措施的效率与作用

完善开发式扶贫，在做好“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同时侧重“人力资源开发”；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的有效结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救助式扶贫的综合扶贫体系；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加强国务院和各级扶贫领导小组的政策制定和组织、协调、考核功能；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发动非政府组织来动员高收入人群，为低收入弱势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改变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同时实现增长和公平的目标。

(四)尝试“梯次移民”方式，实现异地脱贫

在扶贫方式上。局部地区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通过“梯次移民”方式，适当集聚人口，依靠群体力量优势实施脱贫。所谓梯次移民是指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并有组织地把分散的村庄整体迁移到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以便形成人口集聚效应，同时把村民按照标准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村民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实际情况迁移到不同的区域，如中心村、集镇、县城、直至大中城市，成熟一批迁移一批；通过发展集群农业来提高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谈判能力；通过鼓励科技人员直接下乡创业来弥补欠发达地域的人才真空，从而从根本上推进贫困地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炎琼。唐忠义，我国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前瞻[J]，理论界，2006(5)

2、王荣党，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J]，华东经济管理，2006(3)

3、李芝兰，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需要调整[J]，调研世界，2005(7)，

4、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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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健康乃事业之本，有健康，才有未来。

健康与人类发展潜力息息相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一种体质、精神和社会福利均属完善的状态”。而控制疾病的医疗资源丰富程度及其分配、使用，是健康状态完善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贫困群体健康状态的持续改善，已是贵州乃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病有所医是民众的基本福祉，特别对于贫困群众而言，能够不为疾病就医担忧，常常是一个家庭莫大的欣慰。在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为长期处在贫困与疾病缠绕中的百姓修筑一条健康之路，是党和政府肩负的时代重任。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正是对这个重任最清晰的描绘。

贵州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健康水平，显然是一块“硬骨头”，必须啃，而且必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上啃下来。这个过程，是健康扶贫战略部署、政策举措的正确制定、有效执行过程。往小里说，这极有可能是“病愈一人，脱贫一家”的个体命运转变的过程，往大里说，则应该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化格局的逐渐形成过程。

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体都需要关注、关心，农村因为医疗条件欠佳，需投入更多目光与精力。医疗资源下沉，正是对农村尤其边远山区群众的急切关照，甚至可以是解决当务之急的适当政策倾斜。医疗资源下沉可带来极大民生改善，贵州“三重医疗保障体系”以及东部地区医疗机构对口帮扶，正是解决贫困群体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体健康问题的有效举措。

推进精准健康扶贫，“精准”的内涵，包括精准识别医疗救助保障对象、精准资助贫困人口参与合作医疗、精准打通便捷报销渠道等内容，这是“靶向治疗”方法论。贵州“三重医疗保障体系”，便是以精准为前提，合理使用医疗资源特别是合理确立资金补助原则的得力举措，其目的是把最紧缺的资源分配使用到最急需的贫困群众身上，减轻贫困户家庭负担，帮助他们重塑生产生活信心。

“区域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人民健康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5部门联合的《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规划的目标之一。在中央部委和东部地区的帮扶过程中，贵州不断推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康扶贫以及医疗卫生事业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与发达省市相比，区域健康状况差距有所缩小。

东部地区医疗机构对口帮扶贵州贫困县，前期效果明显。而今，提供帮扶的东部医疗机构达到74个，帮扶对象覆盖贵州66个贫困县。这种大规模、不留死角的医疗健康集中援助，其重大意义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一盘棋”，地区之间有力协作，“先富带后富”，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生活质量，特别是在医疗基础薄弱的贵州贫困地区，东部的帮扶力量，将会更加夯实贵州健康扶贫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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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1：“同志，请问在哪办理社保？”

值班人员：“社保干部下乡扶贫了”

群众2：“同志，请问在哪办理准生证？”

值班人员：“计生干部下乡扶贫了”

群众3：“同志，请问在哪办理组织关系转接？”

值班人员：“组织干部下乡扶贫了”

乡镇人民政府原本在编人员紧张，除去领导、借调和转非人员，具体办事的岗位或是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或是一名工作人员兼任多个岗位，现在的政府所有工作以扶贫为中心，常规性的工作都难以开展。牺牲绝大数群众利益，换取贫困户说“满意”。

二、工作重点分不清

干部苦口婆心介绍健康脱贫政策后，问：“健康脱贫政策都知道了吧？”

老乡：“知道了”

干部：“那你说说健康脱贫政策是什么？”

老乡：“不知道。”

干部苦口婆心介绍教育脱贫政策后，问：“教育脱贫政策都知道了吧？”

老乡：“知道了”

干部：“那你说说教育脱贫政策是什么？”

老乡：“不知道。”

干部：“老乡这里签个名。”

老乡：“你帮我签，我不会写字”

扶贫工作重点应是“扶”，应该是各类特惠政策贫困户已享受即可。然而各类督查和第三方评估强调贫困户知晓扶贫各类政策，但多数贫困人口年龄大、文化素质差，甚至是残障人士无法正常沟通，干部下乡宣传无力，就像面对一群永远教不会的学生。表格手册之多，不停的让老乡签字，带给老乡的更多是厌烦。

三、该干什么分不清

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目前扶贫干部队伍庞大，有着乡镇督导组、驻村工作队、县直帮扶单位、乡镇干部、村干部联络员等等多个名头，具体每个人、每个职位负责什么都是不清不楚。

乡镇督导组:美其名曰督促乡镇落实扶贫工作，至今我也不清楚他们该干嘛，也没见他们干些实质工作。

驻村工作队:驻村工作队到村时间有早有晚，他们对农村现状、扶贫工作和贫困户情况了解程度不一，工作开展也不同步；有些驻村工作队队员与原单位工作没能做好交接，两边兼任，精力跟不上，主业不能放在扶贫上；另外，有些同志是带着情绪来驻村的，不能全心投入扶贫工作。

县直单位：每次走访都是声势浩大的，形式大于内容，每次检查前或是逢年过节开展集中走访，不能做到按月走访；每个县直单位情况不一，有的单位逢年过节就现金礼品慰问，有的单位只是走访，造成贫困户之间拼比之风。

乡镇干部：乡镇工作都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一名乡镇干部都身兼数职，村干部承担不起的责任就有乡镇干部担。不仅承担本职工作，还要承担贫困户的帮扶工作，还要疲于接待各帮扶单位，陪同走访。

村干部：由于贫困户数多，完全依靠乡镇干部担任帮扶联系人，人数远远不够。部分贫困户由村干部帮扶联系，按月走访、宣传、落实各项政策。后由于规定村干部不能担任帮扶联系人，固将以前由村干部帮扶的贫困户调整为县直单位干部帮扶联系，于是就有这样的情景：村干部指着贴在墙上帮扶联系人照片，对着贫困户介绍，“这是你的帮扶联系人，考核时候你要答对。”

四、“棒子”往哪打分不清

一直强调“精准”，一直就难以精准，问题出在哪里呢?

早期，按照人口基数划分贫困户数，“长子里面抽短子”，凑出的贫困户怎能精准？现如今要求不符合条件的必须删除，但是附加条件是贫困人口总数不能减小。

原本就已经是长子里抽出的短子，这都因有房、有车或子女有赡养能力等不精准，再去哪找更短的。如果因这样不精准追责，棒子打在哪合适?识别不精准，后面的帮扶就不用再说了。

五、钱往哪花分不清

脱贫攻坚消耗大量行政成本，乡镇督导组、扶贫工作队，都是带着补贴下乡的；安排县直单位帮扶贫困户，偶尔来走访，乡镇政府面临的接待任务，安排乡镇村干部陪同，安排就餐和车辆，均是三公经费支出；“无边表格萧萧下”，扶贫档案资料之多，一遍又一遍的推到重来，打印机打坏一台又一台，都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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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项政策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大规模的贫困扶助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由于社会心理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学生存在自卑焦虑、内向封闭、急功近利――只盯就业挣钱而知识贫乏等个性特征，这些特征不仅阻碍了他们的成长与成熟，也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带来不利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2005年)第8条指出“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有利于个性和性格的和谐发展，培养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培养理解、判断和分析事物及发表意见的能力。”针对扶助生的心理现状，中等职业学校必须着眼于当代职业教育观，对学生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内容，让扶助生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

1.心理辅导

有些人认为，扶贫生就是缺钱，给他们钱买硬件用就行了。但学生们在做访谈时，都认为自卑和孤独自闭，是他们最难解的心理问题。正如有的扶贫生所说：穷，我们可以少吃一点，但心里的苦想什么办法也排解不了。由此可见，扶贫生最重要的需要是心理需要。资助、困补等虽然可使他们度过经济上的困境，但他们内心“低人一等”的感觉仍然存在，自卑和孤僻的心结仍然没有打开。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倾诉，需要用一个合理认知来重新评价自己，需要各种心理方法来摆脱自卑焦虑等不良情绪。而这一切的达到，无疑必须依靠心理辅导。

1.1 在新生入校时，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建立扶贫生心理健康档案，及时关注那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扶贫生。

1.2 利用橱窗、板报、校报等媒介进行心理辅导宣传，打消扶贫生对心理辅导的疑虑和误区，使他们对心理辅导形成合理的认识。

1.3 利用心理专题讲座、报告会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解决扶贫生的人际交往、自信心缺乏等问题，建立其对心理辅导的信任。

1.4 利用班会和德育课，对扶贫生进行心理学和心理保健等方面知识的全面系统的教育，使其具备一定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能够自行解决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

1.5 对于个别的心理问题较重的扶贫生，采取个别咨询的方式进行解决。尽管这样的扶贫生很少，但不能忽视。

1.6 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自卑焦虑心理的扶贫生，应采取团体辅导的形式进行指导，对其进行人际交往训练、自信心训练、放松训练和宣泄、转移等自我调适方法的训练，使其能融入到集体活动中，从而改善不良的个性。

1.7 师生心理辅导。在访谈中，曾对扶贫生提出问题：当你遇到烦恼时，你向谁倾诉？扶贫生倾诉的对象依次为：知心朋友和要好的同学，上网找陌生人聊，老师，心理咨询机构。扶贫生一再强调需要倾诉，因此开设师生心理辅导课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缓解扶贫生不良情绪、形成良好个性具有重要作用。最近我校实施“老师与学生交朋友”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产生的。要求每个老师必须交一至两名学生朋友，而且要有文件记载和谈话记录。

2.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

2.1 专业技能知识教育。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对学生的资助过程中，我校学管处有关负责人也意识到，对扶贫生特别是特困生的资助，除了给予他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教给他技能，让资助增值。

中国有句民谚就是“一招先，吃遍天”。那么对于贫苦生来说，首先培养他们扎实的专业技能――立足本专业，拿到职业资格证。让他们先有立足根本，增加自信。有了一技之长，就具有了社会存活能力。

掌握一项或多项技能，对于我们在社会上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努力充实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还想再上一层楼，仅仅具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必须再开发自己的潜在能力。人的潜在能力是无限的，犹如一座待开发的宝藏，只要充分挖掘，任何人都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2.2 自我管理知识教育。

扶贫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虽然具有很好的自我照顾生活的能力，但“自我管理”知识很少。每天的生活只是在懵懵懂懂中度过，对于未来的目标只局限于“赚钱”“找工作”。对于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我该怎样朝着目标努力？……这些都是一片空白。因此在对扶贫生的教育中，该逐一阐明如下观点：

（1）如果你想出人头地，必须不断树立目标，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就要脱离原来条条框框进行思考，进行创造性思维，这需要持续不断的训练。

（2）回到现实来看看自己的现状，对自己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做出规划，自己想要朝哪个方向发展？又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

（3）你所希望的改善或是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学习能够帮助你实现飞跃。在各种情形下学习，既而改变你的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发展。

首先思考自己的目标：思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从而告诉学生“好戏才刚刚开始”。教给学生建立思维导图，使用“头脑风暴法”思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探究自己的雄心壮志并展望未来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而在头脑中树立明确目标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思考目标的过程就是确认自身价值、增强自信心、促使自己上进的过程。或许有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但还是会不断的受到目标的激励和鞭策。只有不断的审视和调整自己的目标，才能保持正确的努力方向。

其次自我认知：人们在思考未来目标时，首先应当有一个客观的出发点，这就需要对自己的现状和能力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斯蒂芬•柯维说“自我认知能够帮助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研究和理解自己，他不仅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还影响我们采取怎样的方式看待他人”。引导学生对自我和他人做出认知，并积极寻找别人对自己的反馈，然后对所有的反馈进行汇总和思考。再对自己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估。进行个人SWOT分析。

2.3 培养自强不息意识教育。

对扶贫生进行自强教育，一是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自信心。聘请专家学者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奋斗和索取的角度对自强精神进行讲解，我校利用的德育课进行《中国楷模人物》教育。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学生自我发展。针对学生的特点，结合重大节日、校会、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等主题教育活动，举行“做自强不息的人”演讲比赛；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丰富的人文课、欣赏课、礼仪课等内容，开阔学生视野；强化学生学习兴趣、特长的培养、采取科学方法，激励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肯定自我、超越自我；对学生的进步，教师要给予微笑的肯定，让学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感受进步和成功的喜悦，使学生自信健康的成长。三是要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塑造阳光心态，正确看待问题，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激发学生的自强意识。四是要建立学校和家庭联动机制，形成教育的合力。

3.丰富多彩集体活动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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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在上级部门的悉心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扶贫协作工作坚持“巩固提升**县脱贫摘帽”的目标定位，紧扣“两个瞄准，四个坚持”的具体任务，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扎实推进苏陕扶贫协作工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两地融合。认真贯彻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意义，从思想上、行动上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总要求，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今年以来，持续深化产业、人才、劳务、教育、卫生、镇企等多方面、多层级的扶贫协作和合作。截止目前，两地互访**批**人次，新增村企友好结对帮扶3对。争取省统筹协作资金**万元。年初，印发了《**年**县苏陕扶贫协作工作计划》和《**年**县苏陕扶贫协作重点项目计划清单》，做到目标任务菜单化、责任分工具体化、进度计划节点化，有力指导苏陕扶贫协作工作顺利开展。

（二）扩大统筹资金覆盖面，进一步巩固脱贫增收。今年省统筹资金使用范围扩大至5大类25个项目，不仅涵盖了光伏、蚕桑等主导产业，还兼顾了发展村集体经济，以及人才协作、劳务协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项目已全部启动建设，建成后将带联**名贫困人口稳定增收。此外，**年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个电站已于今年**月全部顺利并网发电，当前发电量累计达**万度，产生效益**多万元，持续带动逾**户以上贫困户每年增收不低于**元，收益期**年。

（三）致力精准招商，进一步助推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绿色发展，力推光伏产业。跟踪推进南京日托光伏集团枣园村20兆光伏电站项目落地。目前，项目已完成前期所有手续，并向陕西省发改委申报，待批复。二是盘活蚕桑产业，力促企业联姻。为发展**当地蚕桑产业，帮助当地龙头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提振蚕农从业信心，保障持续稳定增收。6月4日，组织**百盛茧丝绸公司董事长前往国内最大的茧丝绸企业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考察学习、洽谈合作，已初步达成共识，近期江苏苏豪将组织人员来镇考察。三是引入5G技术，打造智慧城市。为解决**私家车拥有量急剧上升带来的交通拥堵、停车矛盾突出的“顽症”，引入全球首个拥有5G物联网平台技术的深圳赢时集团，通过提供智慧交通系统解决方案参与城市管理。此外，持续保持与途牛网、空中英语、无锡卓感等企业的沟通联系，跟踪推进项目投资合作。

（四）发动社会力量，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帮扶。一是人才交流常态化。今年以来，**选派小学校长、教师等24人前往**区开展为期15天的学习培训。**区先后3批次，选派18名老师到**开展送培交流、学科培训，并捐赠教育扶贫资金**万元。**区第二批“三支”队伍9名专家长期在**一线工作。医疗专家接待患者**人次、治疗住院患者1096人次、开展学术讲座17次。农林专家下乡调研30多次，深入大坪和**开展2期200人次实用技术培训。二是社会事业协作体系化。联合南京倍德公益等爱心组织和人士，在南京地区开展了多场爱心义卖活动募集善款，继续推进“重疾无忧”健康扶贫，今年将实现全县**万名小学生健康保险全覆盖；“小小足球梦”爱心帮扶向**县第二小学少年足球队赠送了32套足球训练服；“秦岭启示路”研学旅行即将开团，现已组团4批次约**人，7月6日首发团将入住中合村。三是劳务协作精准化。劳务协作培训和输出逐步迈向制度化和精准化，已搭建多城市、多渠道的劳务协作工作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举办招聘会2期，招聘信息3期**个岗位，实现向东部转移就业90余人，其中贫困劳动力 30人；实现东西部协作以社区工厂、扶贫工厂解决就近就地就业473人； 2018年选送到**区职业中专校就读的36名学生现已全部就业，其中贫困人口15人。四是消费扶贫常态化。今年以来，**区“秦岭小屋”**特色馆、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已销售木耳、魔芋、腊肉等农产品达**余万元。以购代捐扶贫模式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春节售出爱心大礼包**万份，销售额**余万元。

（五）加强基层结对，进一步拓宽协作广度。继续推进“携手奔小康”行动下沉，在镇村结对帮扶的基础上，今年计划新增8对“村企结对”，目前中合村、渔坪村、冷水河村已签订协议，将资源资金向贫困村聚焦，帮扶力度进一步加码。村村结对方面，**道**社区4月赴**新联村，支持**村食用菌及猕猴桃深加工产业项目前期**万元。**街道办****村两委班子5月赴江浦街道办同心社区交流对接，就*村脱贫摘帽后巩固提升达成了帮扶意向。街镇结对方面：**镇与**街道已商排帮扶项目10个，明确了帮扶时限和帮扶内容。**镇与**街道已确定**年帮扶项目计划，总投资**万元的**村二组3.5公里通组路已全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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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机制及其偏差

现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如何为贫困农户提供贴心、及时的服务”等突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运行表现———对贫困农户的实际瞄准状况的考察，发现其症结所在。为那些无力提供担保（抵押）品而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客户授信的小额信贷，其运行中所显现的问题被认为是全球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而针对贫困农户授信的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尤甚；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作为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手段和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是迄今能够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这一基本人权的次优选择。

从其本来定位看，农村小额信贷应该是直接瞄准贫困农户的，或者说它直接瞄准的是某一类特定群体———授信最困难人群。然而，在“商业可持续”的主流语境下，农村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正贫困的农户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酷现实，而屡遭诟病。

对农村小额信贷“瞄而不准”问题的探析，当然离不开对其瞄准机制的研究。从一般运行机理来看，瞄准是为了击中目标，瞄准的结果———是否击中靶心或者偏离度多少，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瞄准的技术、瞄准的工具及其背后的影响因子。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但这种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而“扶真贫”,取决于这种信贷制度的设计导向以及基于这一导向的技术创新手段即瞄准工具的运用。其中，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2]而瞄准的结果会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分配。瞄准工具不同，瞄准成本也有差异。农村小额信贷虽是缓解贫困农户进入信贷市场障碍的制度安排，但它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其在贫困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过高的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者进入信贷市场。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农村小额信贷能否瞄准目标群体即贫困农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这个目标群体，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尤努斯模式”及其警示

小额信贷自1970年代末诞生以来，类似“小额信贷是高利贷”、“小额信贷吸穷人血”的争议从未停歇；其背后是小额信贷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所遭受的发展困扰———往往难以求得扶贫与赢利的双重目标平衡，其深层背景则是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覆盖面”与“可持续性”两大价值取向的长久之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尤努斯模式”（GB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的复制版印度小额信贷的本土之“危”,正是对此的真切反映。

（一）GB模式的镜鉴：格莱珉银行瞄准的其实只是“亚穷人”.

鉴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一些小额信贷组织往往是“扶假贫”或“假扶贫”: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授信困难群体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的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理念与现实的无情差距。中国信贷式扶贫成就乏善可陈，但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作为全球小额信贷先驱，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努斯打造的“穷人的银行”,其股份的96.5%为贫困妇女所有，就是很好的例证。其非凡意义在于：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小额信贷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正基于此，GB模式常被作为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模式成功范例来提及。

然而，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并不等于穷人的小额信贷，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的偏差，即便是格莱珉银行也不例外。经典的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模式，尽管奉行的是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以及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宗旨和理念，但其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面对高成本的困扰，亦开始追求机构的可持续性。GB机制的运行规则是：通常不直接与单个贫困农户发生联系，而是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仍只是特例或个案而并不影响其总体业绩）；出于对高还款率的要求和对赤贫者贷款消费化的担心，加之小组或中心的纪律驱使，GB模式会努力甄别出核心穷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外。可见GB瞄准的并非最贫穷的群体，只是“亚穷人”而已。

（二）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及其警示。

“尤努斯模式”的印度版（随着GB模式向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推广，论文格式印度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却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2010年10月发生在印度小额信贷中心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危机，给全球小额信贷机构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对小额信贷的扶贫性和对“尤努斯模式”的一片质疑。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危”,主因是由非政府组织转型的或直接成立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一味满足股东、投资者和管理层所要求的高回报的做法，损害了弱势借款人权益，潜藏的问题必然会爆发。印度小额信贷正转变着利润制造的方向，变得很具侵略性且想赚快钱。[3]那么，小额信贷能够回到它最初的精神中去而肩负服务于穷人并帮助他们脱贫的使命吗？小额信贷的印度事件权当是个案，是小额信贷“成长中的烦恼”.阵痛之后，小额信贷仍将在全球强劲发展，因为支撑这一行业的已不再是信念，而是30亿低收入群体坚实的需求以及过去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成熟的信贷技术和运营体系。透过“尤努斯模式”的印度之“危”,得到的几点警示是：其一，背离社会福利目标而以纯粹商业目的来经营小额信贷终将行不通；其背后仍是小额信贷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寻求既向低收入人口大量开展金融服务又能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的一种模式———的困扰。由此，小额信贷组织要坚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底线。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昭示着“尤努斯模式”的全球之“伤”,但这未必是“尤努斯模式”本身的错。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至今运营良好本身就表明，其所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还是在赚钱，问题在于这个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快钱还是慢钱。因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把握扶贫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问题。其二，“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危”中的“机”在于：它无疑将推动全球小额信贷的新变革，从而也为中国小额信贷事业发展提供镜鉴。在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对小额信贷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防止出现对以“尤努斯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既有模式的盲目崇拜；同时要注意发展的节奏，基于“稳步”和“健康”原则，实施行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有效监管。其三，在微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也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的中国小额信贷，其事业的健康发展，必将为其国内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技术创新手段支撑，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样本和示范。[ LunWenData.Com]

三、农村小额信贷在区域和人群上都偏离了初衷

（一）基于“区域—人群”传递机制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第二阶段（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的重点攻坚式扶贫、第四阶段（自2001年起）的参与式扶贫。我国现行的参与式扶贫的政策框架，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结为：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实行区域瞄准方式，即主要是以贫困村为对象的村级瞄准方式来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我国现行扶贫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以区域而不是以人群为基调的。虽然现行扶贫政策基调改以前的瞄准贫困县为瞄准贫困村，这是瞄准区域的范围的缩小———从县域到村域，但仍然没有能够到户、到人，尽管只是“一步之遥”,但仅此可能就是“咫尺天涯”,对于偏远地区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如贫困和最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而西部地区恰是我国人口的稀疏地。[4]如此，要真正将国家扶贫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基于区域的扶贫政策，使农村小额信贷难以按其本来的制度设计，形成对于特定人群的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此其一，还有一种情况涉及我国扶贫资金的行走路线问题。我国的扶贫资金，主要包括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是按照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的，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才是本应该扶持的特定人群贫困户，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雁过拔毛”的动作。这种“区域—人群”传递机制，其效果不言而喻。在这个过长的委托—链中，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与秩序缺陷进行合法寻租。显然，“战线”越长，管理成本越高，主导者或主政者就会做出一种理性选择。

对于农村小额信贷来说，道理同样如此。在这个程序化的、繁复的传递过程中，农村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就直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换言之，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往往呈现出反向变化态势———其瞄准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其瞄准偏差的逐步加大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降低。因而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能否构建一种真正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焦点在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如何以这种从上到下的、从区域到特定人群的资金行走路径为载体，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从理论上讲，小额信贷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最佳结合点，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小额信贷就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政策的“框框”,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滑向了所谓的“可持续成长”一边———“可持续成长”的潜台词就是要赚钱。这是中国特有的强大的体制性力量和全球性力量的汇集，小小的农村小额信贷是无法改变的。

（二）基于“农户型—项目型—商业性”演化轨迹的偏离再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