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年级劳动教育精选(十四篇)

篇1

智障生 服务自我 劳动能力

智力障碍儿童要实现自立或半自立于社会，就必须获得生存的能力，而生活的自理是生存的前提。由于家长的溺爱和不信任，低年级智障生大都缺乏劳动的锻炼，致使多数学生表现出家庭依赖性强、劳动意识淡薄、生活自理能力差等现象。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在智力障碍儿童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学会劳动是走向生活的基础，也是开端。

一、学会主动参与劳动，形成自我服务的意识

智力障碍儿童智力水平低，行动迟缓、困难。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日常生活的劳动基本由家长包办代替，导致了智力障碍儿童在生活中的依赖习惯，丧失了劳动技能学习的机会，更不会形成自我服务的意识。智障儿童自我意识淡薄，他们仅仅停留在单纯的主观上的“自我水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纯粹处于“自我本能”的需要，客观“自我”要求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强化、完善智力障碍儿童的自我意识就显得十分必要。我比较重视把握教育的时机，在完成劳动技能的学习后，通常会及时安排活动将这项技能运用到生活中去。使智力障碍学生亲身体验劳动的过程，享用劳动的成果，从中悟出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完成“自我需求”的升华。久而久之，智力障碍儿童主动劳动意识就会形成。而且，他们也会习惯于在生活中主动使用所学的劳动技能，从“要我做”转变成“我要做”，形成自我服务的意识。

劳动机会时时处处都有，关键是要放手让智力障碍儿童去尝试、去体验他们要自己干、能自己干的事情。其实，智力障碍儿童也都有一颗好奇心，也愿意尝试新事物；他们虽然不明白劳动的意义和道理，但很喜欢模仿劳动的动作和劳动的过程。在教学中，首先我会从学生的兴趣入手，激发他们的求知欲；然后通过直观教学的方式，引导他们在主动探索中完成劳动技能的学习。

二、劳动教育内容，服务自我生活入手

低年级智力障碍学生的劳动技能课是劳动教育的“起步”阶段，更多的是承担着“自我服务”等基础性劳动技能的学习任务。自我服务是最简单的日常劳动，是一个人生存、生活必须具备的技能；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活自理、学习自理，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等。在劳动技能课的教学中，我以智障生的生活为中心，选择围绕吃、穿、生活起居等方面的劳动内容。在内容的安排上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保证教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劳动实践走向生活，培养合作精神

劳动课融知识、技能于一体，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它不同于文化知识课，是以操作训练和实践锻炼为基本教学形式的，劳动课上学习的劳动技能最终要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劳动教育课不仅要自足课堂，更要面向生活，走向生活；在生活实践中获得劳动技能的巩固和提高。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实践的社会功能，在生活实践中有目的地培养智力障碍学生的交流意识和合作精神。

智障生普遍面临交往的障碍，给他们走向社会带来了许多的困难。我会为他们创造一种协作的环境，引导智障生在彼此交流中，互相帮助，共同促进。

四、培养劳动习惯,具有独立生活能力

要想提升智力障碍儿童的生活质量，就得从培养他们良好劳动习惯开始。我们不仅要让智力障碍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一些生活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思想、吃苦耐劳的精神、自主自强的精神。有了这些良好的思想品质，就可以“迁移”到学习、工作、事业等方面，对他们一生成长都有好处。由于智力障碍儿童自觉性较差，因而劳动习惯的培养需要长期有计划的训练，而无法通过几节劳动课，几次活动或一时一事就能得以实现。所以，对于智力障碍儿童的养成教育既要有信心，又要有恒心。

1.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

在平时我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智障生树榜样：穿戴整洁、教学用具排列有序、不随手扔垃圾等，让智障生在耳濡目染中深受教育。

2.让学生学会劳动

看似简单的穿衣、整理书包等劳动技能，有的智障生却很难完成。这时候，我会采用任务分析法，将技能分成几个组成的环节和步骤，一步一步的进行教学。还有就是教学过程中多以“直观教学法”为主，多示范和给予身体协助，尽量避免简单的说明和描述。

3.重视劳动品质的培养

懒惰、遇事退缩、畏惧困难是智障生养成劳动习惯的最大障碍。我会从简单的劳动技能入手，逐渐培养智障生的自信心。当他们遇到较难突破的障碍时，多一些鼓励，并且通过分解劳动难度、反复训练等手段来帮助他们。直到他们不断克服困难，坚持到底，最后获得成功。成功的喜悦及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不仅磨练了智障生的意志，而且也会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的信心。

4.常规要求，促进劳动习惯的形成

根据智障生的劳动能力，提出生活的常规要求：自己洗脸、刷牙、铺床、打扫教室等，并学着安排自己一天的生活。我会天天检查督促，并及时纠正智障生的不良的劳动习惯。时间久了，学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

五、家校结合，保持劳动教育的延续性

家庭是学生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检验劳动教育成果走出学校之后的第一个实践场所。智力障碍儿童的教育训练要发挥最大的效果，家长的合作和参与是不可缺少的。家长参与，不但可以从教师那里学到教育训练智力障碍儿童的适当方法，而且还可以在家里帮助智力障碍儿童巩固已经学过的知识经验。由于亲自参与了教育训练的过程，家长对其孩子的发展潜能，将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鼓起对其子女教育的信心。我通过家长会、联系手册、家访等形式，让家长了解智障生劳动教育具体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熟悉他们的发展现状。从而配合学校给智障生创设实践的机会，指导他们将劳动技能运用到家庭日常生活中。同时，让家长关注智障生在家的表现情况，记录学生是否每天自己洗刷、穿衣，有没有经常做家务劳动等。并及时反馈给学校，以便学校在教学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保证了教育实施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共同促进学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云英.智力落后儿童教育的研究.华夏出版社，1999.

[2]肖非，刘全礼.智力落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华夏出版社，1993.

篇2

甘肃省劳动力素质状况

分析与评价

整体文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本含量偏低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2007年甘肃省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7.04年，比全国的少一年；15岁以上人口的53.66%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17%，接受过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占13.51%。数据表明，甘肃省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人力资本含量不高。

再从全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指标来看，甘肃省文盲比例还比较高。2004年全国统计资料显示，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文盲比率为10.32%，西部地区为13.23%。

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文化程度结构不合理 2006年甘肃省所有从业人员中，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63.23%、14.79%和21.98%。三次产业的人口素质总体文化程度偏低，专业配置不够合理，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不相适应。

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54年，严重影响了第一产业的人口顺利转移、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04年，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偏低，难以实现产品升级；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仅占21.98%，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22年，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素质结构只适应传统服务业的需要，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受到了制约。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底，城乡劳动力素质二元性明显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人口较多，文化素质偏底的问题尤为突出。2007年，文盲或半文盲占其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2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1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0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3％，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到5％，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低于7.3年的全国平均水平。

甘肃省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仅二元性较强，而且城乡的差异性非常突出。甘肃省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差为3.6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年；城乡居民受教育比为0.7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4倍；二者均低于青海、，居全国第3位。

劳动力技能整体偏底，高层次人才严重短缺 通过对企业技术工人的实际技能水平了解和调查显示，在全省城镇企业职工总数108.6万人中，技术工人6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8％。而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约占60%，具有中高级以上技能水平的约占40％，具有高级以上技能的不足10％，而全国高级工比例为24％，经济发达国家则达35％以上。

再从人才状况来看，2006年末，全省共有人才总量134万人，人才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率仅为5%。全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68.28万人，占总人口的2.6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94个百分点，远低于东中部地区。而在全省的科技人才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占13.5%，因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低。

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约为46.6万人（不含非公有制企业），从职称结构看，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总数的5.3%、31.6%、53.8%；从学历结构看，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中专以下学历等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总数的0.92%、21.15%、42.34%和35.59%。高级职称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有两院院士1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892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92人，省部级优秀专家473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65人，甘肃省“333科技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418人，部委学术带头人55人。以上合计仅占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0.64%。

甘肃省劳动力素质结构不适应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需求

人力资本投入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甘肃省的教育投入从1990年的3.33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15.7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6%，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3.04%）3个多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甘肃省存在着过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和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更大，而甘肃省在教育投入方面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速度相对缓慢。

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甘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到30%。

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 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兴产业、行业和技术性职业所需要的素质较高人员供不应求，现代制造业、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阻碍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的瓶颈了。大量劳动者由于劳动素质偏低，一部分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由于所具备的职业能力低或者适应性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甘肃省的失业问题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失业特征。

自主创新能力差,技术研发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低 甘肃省科技人才短缺，劳动力技能素质较低，技术创新基础较差，研发能力不强。目前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模仿创新,专利技术主要以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主,而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比如在知识创新的主要阵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10%。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50％，国民收入增长中60％―70％是以技术与知识为基础的，美国技术与知识的增长因素更占到80％。

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的技能素质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和单位产值能耗的重要因素。2005年，甘肃省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2.49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标准煤高出1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6730千瓦时，是全国平均水平2750千瓦时的2.4倍多。目前,甘肃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33%，而发达国家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更是达到60%以上。甘肃省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矿产资源总回采率仅为3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甘肃省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这与劳动力技术素质低下，高技能劳动力稀少密切相关。

提升劳动力素质，

推进甘肃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推进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在人才培养方面，转变传统的以正规学校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围绕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增强多样化的国民教育供给，尤其要增强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能力，提高学校及社会教育机构在高级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的积极性、能力和水平。同时应加快与甘肃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支柱产业相协调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大学建设，为甘肃产业创新提供教育和人才保障支持。

在教育体制方面，应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市场化制度创新，逐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为辅的新体制，提倡多形式的联合办学，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也十分必要。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等制度的改革，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调动起劳动者学技术和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的保障体系 首先，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增加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职业教育优先于社会的发展，即财政对教育支出增长的比例要高于财政总支出增长的比例。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鼓励企业及社会各界和个人投资兴办职业教育，重点建设一批中等职业学校、高职学院和培训实习基地，充分发挥其辐射功能。保证在“普九”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职业教育。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结合。

篇3

就目前农村劳动课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有的教师在劳动实践这一教学环节上，不是按学生年龄特点、知 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进行劳动实践教学；部分教师在处理劳动知识和劳动实践的教学关系上，不是有所侧 重，而是平均用力。这就违背了新形势下劳动课教学的自身特点，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劳动课教学的任务。鉴 于此，笔者认为，要上好劳动课，除了依据劳动课的自身特点和宏观把握劳动课教学的原则外，还要依据学生 的生理心理特点、年级层次、知识水平以及对实践项目的兴趣和了解程度等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学生主动热 情地参与学习和实践，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一、低年级劳动课教学中的实践活动，应侧重于培养学生

“自我服务”的能力，对学生进行劳动兴趣教育。

农村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年龄一般在7-9岁，他们知识水平低、自制能力差，因此，在劳动课的实践环节上 ，需要围绕“自我服务”（自我服务不只是为自己服务，还包括为自己生活的班集体服务，为家庭成员服务， 为伙伴服务）这一主题进行教学活动，从学生身边的小事中选择一些他们易于感兴趣的事开展活动，教育学生 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以培养、锻炼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如学习《洗手帕》（《劳动》第二册）一课，可以 设计出这样一些实践项目：“洗手帕比赛”、“穿一件自己动手洗的衣服”、“做一件让妈妈高兴的事”等。 活动评比的原则是多鼓励、少指责。这样一来，既进行了劳动知识的教学，又对学生提出了劳动技能的启蒙要 求，还能培养学生参与劳动的兴趣。

二、中年级劳动课教学中的实践活动，应侧重于培养学生

“自主”、“自制”的能力，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情感教育。

小学中年级学生由于已经接受了两年的学校教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自制能力，依赖性减少，许多 事情都想“自己做”，这应该说是由低年级劳动教育培养成的“劳动兴趣”向中年级阶段形成“劳动情感”的 一个平稳过渡。因此，我们应抓住这一良好契机，在指导劳动实践活动时加强劳动情感教育，寓情感教育于劳 动中。但是，学生在由“自我服务”向“自主”、“自制”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自主能力，应该说 还是比较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学生的劳动实践活动不能包办代替，不能束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自主性 ，而应当大胆放手，真正发挥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自我教育的作用。为此，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时，应侧 重于引导：①教师应注意低、中年级层次的衔接，有的放矢地开展一些活动，让学生由“自我服务”劳动及时 转到以“自主”、“自制”为实践主题的劳动制作上来。如开展“小小巧手赛”、“今天我当家”等主题活动 ，以此来提高学生自立的信心，进而培养学生自主、自制的能力。②教师的指导一定要留有余地，把握好尺度 ，尽可能多一些“悬念”，这样才能既给学生更多动脑、动手的机会，又避免“扶而不放”、“越俎代庖”的 现象。③注意发挥每个学生的积极性，多鼓励学生动脑、动手，对一些哪怕是最粗糙的作品，教师也应给予肯 定，决不允许用刺激性语言伤害学生制作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教师还应注意通过劳动教育和实践教学开发学 生的智力，使每个学生的各种能力都得到锻炼，进而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

三、高年级劳动课教学中的实践活动，应侧重于培养学生

的“自强”、“创新”能力，对学生进行劳动责任感教育。

小学高年级学生已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在低、中年级段获得的各种能力正促使他们朝着“自强”的方 面发展，他们已不愿听教师“多余”的“唠叨”，对教师过多的“指手划脚”表示厌烦。在劳动实践活动中， 一些学生在操作、设计能力方面常表现出超越教师想象的可喜情景。为此，教师应给每一位学生充分展现自己 能力的机会，给他们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在指导思想上，应本着培养学生“自强”、“创新”能力的原则，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同时，指导教师要注意做到：①充分做好后进生的促进、转化工作，给他们以 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闪光点”，哪怕是一点点，也要迅速捕捉，给予肯定，并使之发 扬光大。②指导实践要因人制宜，因材施教，即使是同一年级进行同一个活动主题的劳动实践，也要避免“一 刀切”的标准。各人的能力有大小，智力有差别，其性格、兴趣、爱好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在活动的主题确 定后，要围绕着活动的主题进行分类施教。只要使学生在相应的年级段里受到应有的教育，掌握需要掌握的劳 动技能，便算是达到了教学目标，切不可求全责备。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点较为成功的尝试。如，为了配合 小学高年级的劳动课教学，我们结合学校少先队工作，在“六·一”前夕，设计了一个以四、五年级学生为主 体的“争创勤巧队员”的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各自发挥一技之长，规定在一个星期天内每人拿出代表自己最 高水平的一件小制作，向“六·一”献礼。在所有参展作品中，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男同 学精心制作出搓洗板，有的女同学巧手织出柳编工艺品；有“高才生”改制的气补塑料枪，也有一般学生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的粗糙的刀刻木制品。展览桌上，每一件小制作都凝聚了学生们的心血，令人喜爱，学生 们也从中获得了成功的乐趣。这次实践活动出现了人人动手、个个参与的喜人场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篇4

[关键词]劳务经济 民族贫困地区 农村职业教育 发展

[作者简介]吴格娥（1968- ），女，贵州天柱人，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和研究。（贵州 凯里 556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贵州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GH5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9-0014-03

黔东南州的劳务输出工作经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促进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三穗县是黔东南州最早进行劳务输出的县份之一，也是黔东南州劳务输出工作成绩最突出的县份。在较长时期内，劳务输出将继续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的传统型状态及其原因，如何使民族贫困地区的劳务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顺利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的长效转移，加快城镇化建设。笔者认为，以智力扶贫为重点，以农村职业教育为突破口，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助推器，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本文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分析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举措。

一、劳务经济的贡献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实现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目前，务工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就医、衣行、人情来往、房屋修建等家庭开支。2011年黔东南州259.79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农村富余劳动力104万人，外出务工人数72.39万人，务工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86%，农民人均收入3949元，其中务工工资性收入1563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39.58%，比来自农业经营收入1183元多380元。三穗县外出务工人员43773人，占农业人口的22%，每年能为家庭提供5000元以上收入的31954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73%，10000元以上的19698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45%。劳务经济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劳务经济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直接增收的经济效益上，也体现在宏观的社会效益上：一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以三穗县为例，不到30%的农村劳动力务工创造了40%的农村经济，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在生活条件上有更快的改善。二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对劳动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和调剂，解决了输入地劳动用工紧缺的难题，实现了输出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截止到2011年，黔东南州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107.29万人，其中，出省务工人数达58.41万人。三是有利于缩小农村家庭的贫富差距。外出务工人员为务农劳动力赢得了更多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对没有务工人员家庭增收功不可没，使两类家庭（有务工人员家庭和没有务工人员家庭）的收入在自然条件下得到了一定的调控，对预防农村的“第二次剪刀差”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二、劳务人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显露出了劳务工作持续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农民工在转移就业过程中遇到很多自己难以解决和突破的问题。由于环境、社会、劳动者本人等多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障碍更加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选择空间小。由于务工农民整体素质不高，他们少知识、缺技术，多数人员只能从事一些纯体力、技术含量低、报酬低的职业。三穗县务工人员统计信息显示：超过2/3的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他们流向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就业，必将遇到更大的就业压力，多数只能进入到一些小型企业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岗位，主要从事建筑、装修、餐饮、服务、加工、电子等行业，难以向新兴产业转移。苦、累、脏、安全隐患大是岗位工作的明显特征，繁重的工作还体现在不能享受到法定休息日，日工作时间长，单位时间劳动报酬低。

2.高龄农民工就业机会少。由于多数农民工职业技能的缺乏，当他们年龄偏大、体力下降后，转移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多数只能进入到小型企业，工作的稳定性差，收入更低。2011年三穗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43773人中，40周岁以上的12563人，占务工总人数的28.7%。用人企业对劳动力年龄的要求，促成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与城镇之间有规律的流转：20岁左右开始外出务工，直到35岁左右是他们务工的黄金年龄；35岁以后，他们的体力开始下降；40岁后，在年龄和体力上的优势已渐渐失去，父母已经年老，子女处在读书最关键的时期，这时他们又返回农村赡养年老的父母和管理子女。

3.制度保障缺乏。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关注和倾斜到农民工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但在制度的落实上与预期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农民工感到最没有保障的就是保险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制度，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在单向利益驱动下对农民工制度保障缺失明显，农民工还无法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出现工伤事故的隐患很大，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多数只能被动协商解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4.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大。除有一技之长的部分人员可以获得较稳定和不低的收入外，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收入较低，生活仅处在养家糊口水平，还不能真正融入城镇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大多数只能将孩子送回农村的老家，由父母来照看。务工周期的形成，证明了大部分农民工难以从农村居民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身份。

三、劳务经济持续发展难的根本原因

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的主导因素，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分析劳务人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综合素质低、非农就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使农民工在人才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多数只能进入到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的行业、岗位多局限在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型职业，衍生出了从业年龄限制问题、低收入问题、需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问题、农民工受歧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问题、发展空间受限制问题等。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在黔东南州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占84%，高中、中专、中技占13%，大专及以上占3%。三穗县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43773人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4%，大专以上占7%，外出务工劳动力与留守劳动力比较，总体文化素质略高，然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69%。全州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人口的10%，未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占90%。由于文化素质低，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少，在贫困地区还存在着许多难以从农村转移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常年从事体力劳动或一般性劳动的比例高达90%以上，就业和发展的空间小。不同文化程度的务工人员在收入上有明显差异。据统计，在两年务工期内，受过中等层次教育的比初中以下的年收入高17.5%，受过高等教育的高21.5%，而且文化程度低的很难获得待遇的提升。可见，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制约着转移结构的提升和务工收入的增加，要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优势，促进贫困农民的非农就业，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从业素质，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努力实现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术型、智能型转变。

四、发展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举措

1.改变观念，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的核心工作来抓。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往往是说得多但落实少，想得好但落实难，有些工作还处在低效率的模式上。如何让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更快、更符合民意，关键还得改变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识。

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行为，而且也是国家利益的社会行为。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集合，国家利益的实现从根本上是通过人民利益的兑现而实现的，民富则国强。农村职业教育反映的虽然只是农村教育的一个侧面，但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人力资源是否被有效开发利用，关系到农村人力资本能否增值，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长期的稳定，关系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①。农村职业教育靠谁来发展？单靠农民的自觉觉醒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科学文化落后的民族贫困地区。抓好农村职业教育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要积极贯彻实施“推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划，切实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②。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应从国家层面上全盘考虑，把职业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来做，才能真正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和终身化。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反哺农村、东部帮扶西部、重点倾斜落后，民族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得到跨越式发展。民族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除了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文化教育的落后，农民智力贫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工作的落实。

民族贫困地区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的核心工作，切实抓好农民的智力扶贫，树立“给钱给物不如给教育”“治穷先治愚”的观念，实现从政府的“输血”转化为农民自身的“造血”。通过抓村干的职业教育培训有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黔东南州麻江县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2002～2006年由县委、县政府挤出资金把麻江县90位村干分三批送到黔东南州农校进行为期两年的阶段性培训，为麻江县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麻江县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建设走在了全州前列，这与加大对村干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村干队伍素质是分不开的。在培训的90位村干中，现在继续担任村干的有30人，成为各种农业产业协会主要人员的有4人，有35人成长为农业产业带头人。近年来，县委更加重视对村干的培训，每年举办培训班，组织外出观摩，鼓励支持参加大专学历教育等，使麻江县的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有了强大的后劲。

2.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经费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该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黔东南州2011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499.7元，其中用于食品支出1761.5元，恩格尔系数为50.33%，说明黔东南州农民生活水平还处于温饱阶段。对于大多数农民生活还处于温饱阶段的民族贫困地区来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很多。在限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资金是“木桶效应”中的短板，如果缺乏上级财政的支持，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很难接受到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民族贫困地区筹措资金难度大，主要表现在：一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收入自给率较低，财政充其量只能算是“吃饭财政”。在对教育的投入上，能用于发展基础教育的资金也非常有限，因此很难有资金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三穗县22余万人口，2010年财政总收入才突破亿元关，而地方财政收入自给率仅为19③。在如此拮据的财政收入中，难以与发达地区和省份并驾齐驱，能用到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少之又少。二是农民家庭很难承担得起劳动力接受自费的职业培训。据调查，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愿意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技术培训，但如果是自付费用，近2/3的人将会选择放弃，原因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三是由于教育的投资见效慢，再加上贫困地区多种客观条件的弱势，很难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职业教育上。

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投资对象的重心应向下移，投资主体的重心应向上移，以省、中央投入为主，以县投入为辅。中央财政应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转移支付和倾斜力度，以扶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地方政府要保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比例，倡导节源开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证用于职业教育的资金有增无减。

3.当地人民政府要统筹好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是服务“三农”的职业教育，包括办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根据农村劳动力不同方向的就业需求和转移就业的职业能力现状，需提供分门别类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这就需要有专门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制订培训计划并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此来引导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是当前在农村实施较成功的两项工程，培训机构主要是职业学校和农业部门。项目的实施为农民的转移就业、自主创业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管理体制的不顺没有实现培训效果的最大化，培训还处于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计划，内容单一，实用性差，技术含量低的水平，特别是这些培训机构在法律法规、帮扶政策方面的培训能力受到明显的局限。要增强项目实施的实效性，必须加强政府的统筹管理和监督工作。

从全局性和宏观性的角度来看，统筹工作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完成，州县共管，以县为主，两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认真履行好统筹职责。州级政府重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县级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分清先后、主次，分类编制年度计划。政府在统筹规划的前提下，整合培训资源，由科技、教育、人社、扶贫、农业、财政、司法、金融等部门构成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明确分工、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各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资源，首先要充分利用县级资源，在出现县级资源不足或薄弱的状况下，由州级资源来填补，这就要求县级年度计划要具体化、明确化，便于对州级资源的科学分配。通过州县两级政府统筹管理，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4.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要取决于教育对象的需求。根据调查，农村劳动力流向的规律如图所示：

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其内容要取决于受教育对象的需求，不能“一刀切”。依据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和流向的不同，农民会逐渐被分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随之分化为农业教育、农业工人教育、进城务工教育、创业教育等。对期望转移就业的要帮助他们走出去，对期望留下来的要帮助他们满怀希望地留下来。除了对他们进行相应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外，对于留守劳动力，重点抓好农业实用技术的普及，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的低重心发展和推广工作④；对于外出务工劳动力，重点抓好非农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社会知识和社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使他们有一技之长，能走得出去，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能帮助他们融入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对于回乡创业的，重点抓好创业培训和创业跟踪指导，以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和回报率，使一部分劳动力率先从谋就业转为谋发展，为本地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对于创业成功者和农村致富带头人，重点抓好在经营管理、信息预测、市场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尽可能提供外出参观学习机会，使这部分人能走得更快，在当地成为学习的榜样和典型，增强带动和示范功能。

受农民长期形成的观念、习惯、文化基础的影响，非农职业教育成为农村职业教育中任务艰巨而基础较薄弱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确定农村职业教育内容时要把握好非农职业教育既不同于农民的农业职业教育，也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职业教育。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是针对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和创业的需要，是农民学习非农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非农社会化过程，是农民增加其个人社会资本的过程，其教育的内容既要突破目前劳务人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引导和培养他们进入新兴行业的就业能力。

5.农村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的应对措施。由于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够，导致职业教育是目前教育体系中最落后、最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部分。与职业教育中的学历教育相比，非学历职业教育更是弱中之弱，还处于蜻蜓点水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很难落到实处，与农民期盼的、真正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教育极不对称，与总理提出的“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差距还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教育学校师资短口大，没有更多的老师有时间、精力到农村第一线作技术指导和培训。民族贫困地区劳动力文化素质低，转移就业能力差，农村职业教育的任务艰巨。在庞大的需求面前，师资短缺是很突出的问题。以黔东南州为例，2011年全州有乡村从业人员240.08万人，2004～2012年全州“阳光工程”累计培训人数为11.59万人，连续9年受培训人数仅占2011年乡村从业人员人数的4.83%；全州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40962人，专任教师1019人，除去顶岗实习学生数，师生比约为1U27。无论是非学历职业培训还是学历职业教育，师资不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首先要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是职业学校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各部门共同的事情，每一个部门都应该主动承担起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职责，向农民提供生存、生活、发展相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政府统筹好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部门，制定好“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并做好执行和落实的跟踪工作。第三，建立教师资源库。组建以兼职为主、专兼结合、校内外结合的成人教育教师队伍，教师资源要按专业方向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第四，对教师实行动态管理，教学点下移。农民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主体部门做到有需则应，主体教师按需上岗，教师流动，送教下乡。这样既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又把方便留给了农民。

6.把服务于经济发展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根基。农村职业教育要为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服务。农村职业教育能否立足于当地农村和市场经济，关键要看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凡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凡是能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凡是能帮助老百姓转移就业的，就是受欢迎的，这样的教育就有生命力。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必须符合人们的意愿，必须符合地域特点和需求，必须与农民的期望吻合。这就给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仅仅是思考给多少教育还不够，还应更多地思考给什么质量的教育，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稳定就业、体面就业提供帮助，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更好地为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农村职业教育要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民族贫困地区往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欠开发的良好生态，是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天然优势和资源。农村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思想，帮助农民在思想上、认识上、观念上有一个新的突破，改变他们的价值理念、劳动模式、市场观念、经营意识、服务意识；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要紧紧围绕开发资源、发展主导产业抓好教育和培训，培养一大批“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地方人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使大多数人由农业转入第三产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源。努力做到发展一项产业，培训一批农民，振兴一方经济。

[注释]

①徐长发.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预期[J].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6.

②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教职成[2011]13号）[Z].2011-10-25.

③付乐欣.三穗县政府工作报告2011[EB/OL].http：///xxgk_list_1.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20172&wbnewsid=221263，2012-

篇5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教育 产业结构调整 刘易斯转折点在中国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并逐渐丧失人口红利之后，不仅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需要重新组合，而且那些更加长期有效且不会产生报酬递减的投入要素越加重要，这对显著提高国家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与此同时，这个特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却会由于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产生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强大需求，而形成一个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因素。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中国将面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可持续问题，即在不久的将来，以劳动力素质与价值链提升后的产业需求不相适应、缺乏支撑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以及部分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等方式表现出来。

产业升级与技能需求

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和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必然经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迅速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系列转变，最终都主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要求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升。虽然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愈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升级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既然产业升级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演变方向体现了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更高要求。

首先，中国制造业本身将朝着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这个过程可能会先从沿海发达地区起步，最终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及至实现整个产业的全面升级。虽然中国制造业已经占世界首位，但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分别比美国、日本和德国低23、22和11个百分点。而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中间投入的新创造价值，通常为1个单位或者更多，但中国只能产生0.56个单位新创造价值。①一个国家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取决于技术、管理和技能等诸多因素，而归根结底都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能升级。

其次，中国的产业升级还表现在从主要从事制造环节的生产，转而更多地在研究开发、创意和营销等直接生产过程的前后环节，将导致生产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由于这些领域需要投入信息、技术、品牌、管理和人才等知识密集要素，相应地对劳动者的技能和创造力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目前在不同行业类型中劳动者教育水平状况，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重新配置所需要的最低人力资本要求，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换，如何产生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更高要求。如表1，在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产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最低的受教育水平，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最高的受教育水平。

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到，按照目前相应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这种产业转换所提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绝非微不足道，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了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倡导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简称HDI），是由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健康水平（用预期寿命表示）和受教育水平（用成人识字率和三级教育总入学率表示）构成的一个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图1中，我们用中国的水平相对于135个国家某一指标中位数的百分比，分别展示教育发展和人均收入增长与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间，人类发展指数稳步提高。在前10年，教育发展对人类发展水平的贡献十分显著，而在后10年，教育发展的贡献率相对下降，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无疑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继续上升贡献卓著。②

与此同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变量表现出来，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因素。所有采用增长账户或生产函数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各因素贡献的研究，大多把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得出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结果。不过，由于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高低不尽相同。

篇6

熊希龄对小学教育十分重视，时常把“今日的小儿童，将来的主人翁”挂在嘴边。他说：“儿童教育能普及者，其国必强”，他认为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教育”，并亲自兼任香山慈幼院第二校（小学部）主任。多年来，香山慈幼院小学的学习成绩始终优异，与一般国民小学相比名列前茅。许多家长都慕名香慈小学教育，争送子女自费入学培养，少数外国住京家庭也将子女送来入学。

香山慈幼院小学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是“爱国育人、全面育人、德育为先”。小学的学制分为初小和高小。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六年一贯制。全校一至六年级均为双班，共十二个班。学生增多时，扩为三个班，按甲、乙、丙班排列。课程分为两大部分：文化课与劳作课。

文化课与一般国民小学基本相同。教材采用教育部门或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材。但熊希龄主张学校和教师不要受教材的限制，不适合学生的内容可以不讲授，可另选更有益学生的教材加以充实，这种做法深受学生们欢迎。文化课按照低、中、高不同年级施教：对低年级采用形象教育教学法，教学时注重以游戏及故事为中心，使低年级课程与幼儿教育相衔接；对中年级采用举例教育教学法，就是以故事问题为中心教学，使中年级学生逐步向高年级过渡；对高年级采用“分团教学法”，以问题教学为中心，把学生按学习能力和程度分成几个团，由教师指导，施以不同教育，有很强的针对性。

熊希龄和学校要求教师对学生要进行爱育、乐育，采取诱导启发式教育，坚持因材施教，同时为提高教学水平，学校每月召开教学研究会，研讨教学中的相关问题。特别要求教师做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和自觉性，开展有目的的活动，与实际生活及社会环境切实联系。

劳作课是一般国民小学没有的。熊希龄主张从小对儿童进行“劳工神圣”、“非工莫食”的教育，树立酬报社会、动手动脑的观念。通过劳作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普遍性的目的，即养成勤劳的习惯，体验农民、工人的生活，学会处理家事、校事的能力，以便将来能够适应社会生活；二是特殊性目的，即为不能升学的学生培养从事职业的能力，为将来择业作准备。劳作课的内容多种多样：其一，低年级实行设计教学，比如自己设计小园地、自己设计主持游艺会等等。其二，学校规定，凡10岁以上学生，每日课毕必赴工场或农场实习60分钟。其三，参加建校建园劳动，比如清扫公共卫生、植树、修路、平整操场等。其四，在小家庭学习家务劳作，如烹调、缝纫、洗涤、家庭簿记等。劳作课对学生教益良多，许多老校友至今难忘。

篇7

关键词：西部人力资源；专业素质；文化层次 

一、我国西部人力资源现状

21世纪上半叶我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对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意义重大。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严峻现实。

（一）西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

西部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西部地区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03年，西部地区各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人口看，2000年西部地区每10万人拥有的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西部地区仅为3426人，而全国已达到了3611人，相差185人，差距较大。每10万人拥有的高中人数也低于全国，只有初中、小学的人数超过全国。从文盲率看，2000年西部地区各省除广西和新疆外文盲率均在6.72％以上，高于全国6.72%的平均水平。（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3月）

（二）西部人力资源的供需矛盾

1．人力资源供给方面。一方面，人力资源总量供过于求：西部地区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规模巨大的新增人口，特别是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使本地区劳动力供应过剩；而随着技术进步，大量简单劳动被机器所替代、产业升级使原先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一、二产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企业改制使原来存在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大批人员下岗，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鉴此，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总量上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问题严重。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结构失衡：一方面，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供需目前还处在低层次：以成都市为例，据2002年3月劳动部对劳动力供需调查统计，成都的劳动力需求最大的三个职业是营业员、治安保卫人员、公关员，供不应求的前三个职业是公关员、推销员、生产或经营经理，供过于求的前三个职业是家庭服务员、保管人员、营业员。这说明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供需目前还集中在对人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领域内[1]。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要求人员素质较高：四川省在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提出，要把电子通讯、生物医药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这些代表21世纪新技术发展方向的产业，对本行业的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层次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四川总体劳动力素质不高。人口素质结构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工作需求结构不协调，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

2．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结构不合理。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竞争重要集中在技术要求低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而低层次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岗位因为社会进步等原因在快速减少，加之这些岗位替代性强，使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竞争残酷，低层次劳动力价格低廉。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两个弱势群体，一是体制改革形成的分流、下岗人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针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笔者认为搞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须从以下三个维度着力：

（一）重视教育

首先，落实义务教育：我国西部的城市人口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而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山寨，九年义务教育的保障和贯彻落实存在一定难度，即使学龄儿童按时接受义务教育，但中途辍学者众多，辍学的主要原因是贫困。鉴于西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基础教育普及难度很大，政府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安排专向资金的方式给予支持。

其次，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部分学生提供一个获得一技之长的机会，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对中、高级职业技术人员的巨大需求。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技能训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西部地区人才不足的矛盾。

最后，强化培训教育：西部地区决大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当地的农业干部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要加强农业干部培训和农业继续教育，要大力举办西部地区农业干部培训班、农业科班，提高西部农业干部、科技人员的水平，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千部、科技人员。 　（二）规范用人

首先，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西部地区有1100多万人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作用，这是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也是政策扶持的重点。必须用好当地人才，千万不能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错误。

其次，东西人才对口支援：我国西部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仅为全国总量的15.5%，东部地区却集中了全国人才总量43.2%的各类专业人才[3]，而且东部地区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处于闲置状态，因此，有必要进行东西部人才对口支援工作。从1997年开始，国家人事部就开展东西部人才市场对口支援工作，江苏扬州市、泰州市与陕西汉中市，江苏常州市与陕西安康地区，广东中山市与贵州遵义地区，广东南海市与贵州黔东南州等4省9个地市的人才市场之间就相互沟通人才供需信息和调剂人才余缺[4]。

最后，构建合理配置劳动力机制：在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要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环境需要的劳动力选用机制。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启动西部的人才开发战略，使各类人才在对西部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三）着力留人

首先，以事业发展吸引人才：有关专家认为，人才的流动不同于一般劳动力的流动，人才的流动不仅取决于经济水平，更取决于经济发展势头。深圳、海南的情况便证明了这一点，深圳开始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根本无法与北京、上海比，深圳吸引人才的不是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是有发展前景。同样人才去西部地区是创业而不是去享乐，西部地区要为人才创造比东部地区更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

其次，以良好待遇吸引人才：西部地区虽然不能与东部地区拼工资、比待遇，但也要尽量提高人才的工资福利待遇，改善人才的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生活条件，帮助人才解决户口、家庭安排、子女入学和就业等后顾之忧，使人才在西部地区安心工作。如内蒙古制定的人才政策规定，引进的高级人才，享受厅级干部医疗保健待遇，由用人单位优惠或无偿提供相应住房并配备交通工具；探索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保障人才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较高的和探索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保障人才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较高的合法收人；对两院院士、博士生导师、高级职称者、博士等特殊人才，政府每月分别给予3000元、1000

元，400元、300元的补贴，各级政府、用人单位将为他们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和必要的工作条件[5]。

篇8

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脱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縣（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

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大大挤占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卢洪友等，2012[14]；傅勇，张晏，2007[8]）。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更偏好实施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的政策。受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成本高，而且人口迁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是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由于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重要公共服务均与户籍相关联，Tiebout模型中所揭示的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于长革，2008）[15]。

在地方居民缺乏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来制约，而出于效率的考虑，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充分利用财政分权赋予的财政自主权，竞相开展标尺竞争（周黎安，2007）[16]，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吸引投资、经济建设等能直接促进GDP 增长的领域，而忽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却是当地居民偏好和需求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民生支出（平新乔，白洁，2006）[17]。

还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保障性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效果上所具有的外部性差异是引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内在根源（张宇，2013）[18]。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地区价值大于它的边际社会价值，具有更大的独享性特征，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支出份额[3]。而附加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上的教育等保障性支出则会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惠及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从而引发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罗伟卿，2011）[19]。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间、城乡间障碍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跨区域转移，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日益显著起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赵耀辉，1997[20]；郭剑雄，李志俊，2009[21]），这也就意味着九年制的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更为强烈的外部性。在当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势必会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面临的激励不足。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分权程度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越少；反之亦然。

假設2：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出规模越大会导致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水平越低。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周亚虹等，2013[22]；傅勇，2010[23]），设定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和第t年，1是关键变量财政分权度的系数、2是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是一组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为了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ai和e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it则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税费改革后，在现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因此，本文用县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例（Rit）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

财政分权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最常用到的是以财政收入指标（成刚，萧今，2011[24]）、财政支出指标（郑磊，2010[25]；李鼎，赵文哲，2013）[26]以及财政自主度指标（周亚虹等，2013）[22]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和常用的省级财政分权程度指标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省以下县（市）级分权程度指标。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市）级政府负责的，而省以下的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行为。这里我们用县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全省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省以下财政分权的程度，比值越大代表省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还分别以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和县级财政自主度（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之一。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直接得到各县（市）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转出数据。借鉴Hu（2009）[27]、赵德昭和许和连（2014）[28]的方法，可以对各县（市）劳动力转出数量进行估算，定义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laborit=（Lit-1-Lit）-nitLit-1，其中，当laborit为正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出状态；当laborit为负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入状态；Lit表示i县（市）第t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量；nit表示i县（市）第t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此外，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可能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等。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教育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可能越大，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产生较大影响，通常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则非农财政支出往往会较低，因此用第一产业占县域GDP比重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与当地人口和面积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人均享受到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可能会越少。财政支出压力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度，刻画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表示方法为财政支出压力=（本级财政总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本级GDP总额。通常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就会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2000年到2006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分阶段进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由乡（镇）一级上移到以县（市）一级为主，到2007年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来研究以县为主基础教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本文使用2007年以后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统计指标口径的调整。2007年以后教育支出除了包含教育事业费以及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等，还包含了教育基建投资，能更全面地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河南省统计调查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四、数据描述、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预算内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为23.9%，标准差为4.4，总体来看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占比的县域间差异并不大。从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几个变量来看，支出分权的均值为53.6，即县（市）级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是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水平53.6%；支出分权变量的变异系数达到0.98，表明财政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为61.7，即县级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61.7%，变异系数为0.60，离散程度低于支出分权；县（市）的财政自主度平均为31.1，即县（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足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劳动力转移数量平均值为-7.5万人，表明整体来看河南省劳动力呈现出从县（市）净流出的态势，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流出劳动力数量为7.5万人；分地区来看，劳动力流动方向和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县域间的差异，变异系数达到2.8；其中有的县（市）表现出劳动力净流入态势，净流入劳动力数量高达83.5万人，有的则是劳动力流出县（市），流出劳动力数量最高可达到61.4万人。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县域人均GDP平均为2.14万元，但是变异系数达到0.63，其中有的县（市）人均GDP高达9.48万元，而有的县（市）只有0.57万元，两者相差15倍之多。

第一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比例均值为21.3%左右，反映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县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有的县（市）一半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第一产业，而有的縣（市）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0.5%。人口密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平均值为6.34，变异系数为0.4。县（市）级财政普遍存在着支出压力，财政支出压力平均值为8.84；县域间财政支出压力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变异系数达到0.54，有的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高达21.58%，而有的县（市）财政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压力只有1.1%。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无法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县（市）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分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3，表3也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县（市）级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县（市）地方政府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低；财政分权指数上升1个单位，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将下降2.4个百分点。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和财政收入的转移，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净转出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的积极性和面临的激励不足。模型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净转出数量显著地、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偏向于第一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利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本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之上级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而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入面临的财政约束更加严厉，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更加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是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获得竞争优势，运用以邻为壑的竞争手段，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官员任期内政绩的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地方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越低。人口密度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财政分权程度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包括用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来表征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用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表示财政自主度。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依然在随机效应模型框架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上看，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还是财政自主度都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与财政支出分权估计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分权指数和财政自主度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转出数量越多，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入的动力越弱，这也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结果一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财政支出分权下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由此，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财政分权下的劳动力转移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也有着显著的负激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在财政分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统一框架下来实证分析县（市）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对县（市）级预算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影响，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影响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权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是影响县（市）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附着在县域转出劳动力上的基础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使得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面临的激励明显不足，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比例越低。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面临的资金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相应越高。农业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公共支出，导致非农公共支出不足。分税制下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时会降低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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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不少教师中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对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意识淡薄，课堂教学方法简单，改进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已迫在眉睫。

思想品德课要做到一课一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吃透大纲和教材，明确大纲对不同年级所提出的不同层次要求，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为目的，系统地理解每册、每单元、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才能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学生做到每一节课都能有所收获。根据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大纲，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以下教学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教育、热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爱人民爱劳动教育、爱学习爱科学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道德规范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健康和心理品质教育。大纲对小学生爱劳动的教育目标已按年段明确规定：在低年级只要求学生知道从小爱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校当好值日生，在家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课文《自己的事自己做》。中年级则要求学生懂得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要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学会做饭菜》。高年级要求学生懂得幸福生活要靠劳动创造，勤劳守法、劳动致富光荣；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可耻；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简单的生产劳动，如《从小学创造》。如果教师把握不准各年段的教材，对小学生进行“爱劳动”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层次就很可能提得过高或降低要求，达不到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应通读全套教材，明确大纲对各年级的教学要求，以便各就各位，瞄准目标，搞好教学。

广泛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能力较差，思想品德课教师如果凭书讲书，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我们根据教学任务和教材特点及师生实际精心选择教法，采用了故事、游戏、小品表演、儿歌等形式，运用幻灯、挂图、摄影、录音、录相等教学媒体。如教低年级《爱护花草树木》一课时，先让学生学儿歌，再让学生看摄影。孩子们看到的是只有亭、桥和光秃秃的公园，然后教师用复片为公园种上花、草、树，这样整个公园变得有生气了，以景激情，让学生懂得爱护花草树木、美化环境的道理。对中年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选择摄影、歌曲、幻灯、录相等手段。教学《林则徐虎门销烟》，先让学生在看书、听录音后，带着课后的问题看录相《林则徐》片断，学生从心中油然升起对林则徐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无限崇敬之情。到了高年级，事理型的课文增多了，可用摄影、录相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来辨明事理。如教学《祖国河山多壮丽》，让学生讲讲自己所知道的祖国名山和风景区，然后用幻灯片介绍泰山、华山、黄山、武夷山、喜马拉雅山、长江、黄河、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让他们领会名山之秀，景色之奇，引发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为保护名山、建设风景区作贡献的情感。

由于改革了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大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听其形”、“观其声”、“动其情”、“悟其理”，从而强化了感知理解，丰富了想象思维和情感，深化了道德观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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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5]卢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关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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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不少教师中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对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意识淡薄，课堂教学方法简单，改进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已迫在眉睫。

思想品德课要做到一课一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吃透大纲和教材，明确大纲对不同年级所提出的不同层次要求，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为目的，系统地理解每册、每单元、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才能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学生做到每一节课都能有所收获。根据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大纲，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以下教学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教育、热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爱人民爱劳动教育、爱学习爱科学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道德规范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健康和心理品质教育。大纲对小学生爱劳动的教育目标已按年段明确规定：在低年级只要求学生知道从小爱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校当好值日生，在家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课文《自己的事自己做》。中年级则要求学生懂得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要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学会做饭菜》。高年级要求学生懂得幸福生活要靠劳动创造，勤劳守法、劳动致富光荣；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可耻；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简单的生产劳动，如《从小学创造》。如果教师把握不准各年段的教材，对小学生进行“爱劳动”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层次就很可能提得过高或降低要求，达不到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应通读全套教材，明确大纲对各年级的教学要求，以便各就各位，瞄准目标，搞好教学。

广泛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能力较差，思想品德课教师如果凭书讲书，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我们根据教学任务和教材特点及师生实际精心选择教法，采用了故事、游戏、小品表演、儿歌等形式，运用幻灯、挂图、摄影、录音、录相等教学媒体。如教低年级《爱护花草树木》一课时，先让学生学儿歌，再让学生看摄影。孩子们看到的是只有亭、桥和光秃秃的公园，然后教师用复片为公园种上花、草、树，这样整个公园变得有生气了，以景激情，让学生懂得爱护花草树木、美化环境的道理。对中年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选择摄影、歌曲、幻灯、录相等手段。教学《林则徐虎门销烟》，先让学生在看书、听录音后，带着课后的问题看录相《林则徐》片断，学生从心中油然升起对林则徐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无限崇敬之情。到了高年级，事理型的课文增多了，可用摄影、录相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来辨明事理。如教学《祖国河山多壮丽》，让学生讲讲自己所知道的祖国名山和风景区，然后用幻灯片介绍泰山、华山、黄山、武夷山、喜马拉雅山、长江、黄河、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让他们领会名山之秀，景色之奇，引发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为保护名山、建设风景区作贡献的情感。

由于改革了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大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听其形”、“观其声”、“动其情”、“悟其理”，从而强化了感知理解，丰富了想象思维和情感，深化了道德观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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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5]卢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关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8-30

[6]高文宇，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政策性原因探析[J]，巢湖论苑，2004，（1）：22-25.

[7]李剑富、曾卫明、郭金丰，农民素质提高的障碍因素分析－基于欠发达地区的考察[J]，农村经济，2005，(1)：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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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本就沉重的我国就业市场更趋严峻。那么，我们应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力呢?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解决就业难题，关键在于加强职业培养基地的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力。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使得我国本就沉重的就业形势更趋严峻。那么，社会、政府、职业教育学校或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应当如何共同努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力即就业力?解决就业难问题，关键在于加强职业教育培养基地的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整体素质，也就是说提高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力，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执政地位的巩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国家，都把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整体素质作为振兴地方经济、增强国力的战略选择。因此，加强职业教育培养基地的建设、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力是解决劳动者就业难问题的关键。

一我国劳动者就业状况调查与分析

(一)劳动者数量庞大、劳动力技能素质普遇偏低，就业压力巨大

(1)劳动者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据国家统计局一项数据显示:至zoo4年底止，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s2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城镇调查失业率在7%-8%左右。2005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2184万人，占70.92%。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2006年为840万人，2007年为830万人，2008年由于受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大量从业人员因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由“从业人员”转变为“失业人员”。因此，城镇每年仍有1000万以上的劳动力得不到工作岗位。而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76823万人①，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83. 3%，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0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90万人，我国城镇就业人数为30850万，比上年末净增加86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较2007年上升0.2个百分点，城镇实际失业率却达10%。而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者1113万人，仅有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143万人，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700万左右。同时，农村约有2亿剩余劳动力，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农村劳动力每年向城市转移约1000万人，而在经济每年增长8%一9%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只800一900万个0

从宏观上来看:一是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变。据劳动社会保障部的宏观分析，近几年来，城镇劳动力就业的技能岗位缺口还有1200万左右，而根据劳动保障部对全国103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2007年前三季度，市场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98%)。二是劳动者整体素质不能适应就业需要的矛盾依然存在，技能型人才数量极少。目前，全国技能劳动者仅有8720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32.9，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360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4%，而登记的求人倍率均大于I，对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3.3， 2.2， 2.1。技能型人才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地区、企业、职业间分布不均衡，从而导致: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了大批下岗失业者，相当一部分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却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行业和技能性职业所需高技能人员却供不应求，这也成了阻碍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因此，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和劳动力结构不适应就业需要的矛盾，是我国就业形势的基本格局。

从微观上来看:一是青年人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迅猛增加。由2003年的212万人猛增到2009年的610万。根据近几年来教育部门的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左右，每年有近30%的毕业生不能顺利实现就业。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往年毕业而未能就业的毕业生，大学生就业大军高达1000多万人，成为新增劳动力就业中的突出矛盾。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2亿人，外出农民工连续保持在年均5%以上的增长速度，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依然艰巨。三是就业困难的劳动者问题突出。没有彻底完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任务，加上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下，帮助零就业家庭实现至少一人就业成为解决劳动者就业困难的经常性工作。

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向城镇转移的1000万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人口， “十一五”期间可能有4000-50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 “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两年。因此，就业总量矛盾突出，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劳动者整体职业素质偏低，就业力下降

国家统计局一项城市调查统计显示:2003年末，我国受小学教育文化程度者的失业率为15.2，初中的失业率为13.3%，高中的失业率9.7，大学及以上的失业率为3.2% ; 2005年初，全国就业者受教育情况: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占6.2% ，小学教育水平的占27.4初中教育水平的占45.8;高中教育水平的占13.4;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7.2% ; 2005年的失业青年中，职业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占37%)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占30%)比重最高，高中、大专的比例均为13%，大学生的比例为5%，而实际上职业中等专业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失业率要高于各类专科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年的平均失业率。此组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事实上，受教育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程度与失业率密切相关。

(三)劳动力资源结构不合理，职业技能人才总量过少，就业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

在从业人员中，专业技能人才总量过少是我国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尤其在我国农村，专业技术人才极少，每万人中只有66人，在农业一线从事农业技术的专门人才更少，每467公顷耕地才有1名农技人才，而在机关、院校的农业科技人才却较多。另外，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只有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四省市从业人员中每1000人拥有专业技能人才超过50人;而河北、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等l4个省市低于25人。我国的技能型人才总量也严重不足。在技能型人才中，高级技能人才更为短缺。据一份权威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的技能型劳动者仅7000多万人，其中，初级技工约4200万人占60%，中级技工约2520万人占36%，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在内仅280万人约占4%a青年中多以初级和中级技工为主。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高级人才供不应求，中、高级技工的缺乏尤为突出。“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己增长20% ^-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增长l5%^-20%，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翻了一番。照此推算，我国目前高技能人才数量对比企业需求，还有几百万人的缺口。

因此，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需要，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也成为制约扩大劳动者就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分布差异大

我国劳动力资源分布主要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和部分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西部地区的从业人员与中部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在西部地区各省市中，接受过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的人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而不识字人口的比重却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集中于少部分地区，而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仍处于短缺状态。劳动力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将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又将会导致新一轮劳动力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这将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恶性循环过程。

(五)我国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偏差。自我国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来，证书代表能力成为一种竞争就业导向。考证书，意味着多一种能力。于是，在就业岗位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里，多考证容易就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但是，由于体制等诸方面原因，一些地方对证书标准的制定偏低，对考证质量把关不严，导致出现重考证，轻质量的不良后果:考证通过率高，证书含金量却很低。

长期来，影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矛盾是:市场对技能人才迫切的需求与国家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换而言之，是技能人才供与求的矛盾。这既是数量的问题又是质量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国家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严重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

学生对技能学习的质量要求与教师技能传授水平二者不相适应的矛盾。换而言之，是技能人才的教与学之间的矛盾。这既存在专业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是否一体化的问题，也存在所学与所用是否相匹配的问题，而教师技能传授水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从全局来看，培养技能人才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

(2)技能人才待遇“两不高”问题仍较突出。与改革开放以前比，技能人才的工资收入不仅提高了，而且幅度还不小。但其它职业人员收入提高的幅度大于技能人才。以深圳为例，2004年，深圳市中级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2120元，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却为2661元(见《深圳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2005年)》表8和表II)，中级技能人才的月均收入远低于全市职工月均收入;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不高。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后，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明显得到了改善，但仍有如下表现:经济收入偏低;企业用人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技能人才的排序均偏后;企业表面上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统称为企业员工，实际上，等级区分仍然十分明显。

(3)政府投入不平衡。受体制影响，我国当前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有:劳动保障部门管辖的技工学校和教育部门所属的职业院校。从全国角度看，教育系统的职业院校享受《职业教育法》规定的教育费附加，劳动保障系统的技工学校却尚未享用这种待遇，企业投入不平衡。按照“谁使用，谁培训”原则，企业是技能培训主体。通常，国有企业能够按有关规定提取职工工资总额L5%-2.5%用于教育培训，一些品牌民营企业也投入资金用于培训本企业技能人才甚至于开展社会化的技能培训。但是，数量庞大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却不愿投入资金培训技能人才，而是直接到劳动力市场聘用技能人才或挖“墙角”来解决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全国技能人才队伍普遍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即:初级技能人才多，高级技能人才少;单一技能型技能人才多，复合技能型技能人才少;传统型技能人才多，现代型技有人才少;短训速成的技能人才多，系统培养的技能人才少。因此，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就只有加强职业教育基地建设，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力。

二加强职教基地建设，提高劳动者就业力

显然，在职业教育的培养过程中，每一环节都以掌握职业技能为目的。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技术性，能有效减少技术性和结构性失业。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质决定了它能有效地降低由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技术性失业，以及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而形成的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要求与劳动力现状之间的矛盾，就有赖于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力:一方面能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含量及其未来收入、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能有效地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对称性与完备性，让劳动者更多地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从而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一)有梯次地发展培养专门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力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加快，我国在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上要参与国际竞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量出现，以信息、金融为主导的新兴第三产业飞速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劳动者的就业力和人才结构的要求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掌握实际应用技术和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专门技能人才#}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为此，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启动了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2003年实施“三年50万新技师培养计划";至2004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取得技师和高级技师取业资格证书的达70多万人。从2004-2006年的3年内，我国还在制造业、服务业及有关行业技能含量较高的职业中，有梯次地发展培养高、中、初级职业技能人员;此外，200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这己经是近三年来有关大力发展高级技师的第五个国家级动作了，而且“十一五”期闻，我国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诚然，职业教育具有周期短、见效快、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实用性强等其他教育形式所不能比拟的特点，能很好地与地方产业进行有效地对接，建立职业培养基地，并通过职业培养基地尽可能地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力，开发本地的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解决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

(二)创新就业门类，开拓就业岗位，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扩大就业的总方针到具体政策措施，从鼓励劳动者积极创业到扶持困难劳动者就业，从健全市场体系到改进劳动者的就业服务作了全面论述。为缓解劳动者就业压力，党和政府积极应对，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以此来扩大劳动者的就业面。如“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措施，鼓励劳动者积极创业，在创亚过程中增加新的就业门类，拓展新的就业岗位;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目的在于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力，逐步改变劳动力资源结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应紧密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举办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依托职业院校和职业培养机构，积极向用人单位了解用工需求情况，发展培训订单，增强技能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地方政府、教育和人事劳动主管部门也应充分发挥部门资源优势，拓宽就业门路，主动地为职业培养机构提供服务，并通过“订单式培养”，使职业培养单位能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

(三)紧贴市场，提高劳动者与就业需求间的匹配性，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在职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培养过程中，要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衔接，使两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为提高劳动者就业力服务;同时，职业院校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与课程设置，要以“职业”与“技能”为基础，以市场对专业技能的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来设置专业和课程。专业按岗位设置，课程以岗位或职业所需要的能力元素为核心配备。这种按岗位要求设置专业和课程的特点，既提高了受训劳动者与就业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又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就业的成本，有效地增强了就业的稳定性，很好地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此外，要充分发挥人事劳动部门就业服务主渠道作用，建立就业服务网络，广开就业门路，指导职业培养单位及时调整专业，调整培养目标，提高职业教育培养的实践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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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实践；培养；智障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是个体有效地满足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需要的能力。提高和发展社会适应性，是智障学生将来直面社会、适应社会、学会生存的需要，也是对智障学生进行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智障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培智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会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培养他们生活适应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以及一些简单的技能，为智障学生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育教学中，我校坚持“帮助每一个学生‘实现自理，融入社会’”的办学宗旨，开展了以“关注社会生活”“亲近自然”“亲子活动”“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智障学生搭建了接触社会、与人交往的平台，培养了智障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补偿了身心缺陷，帮助他们树立了生活自信，最终使他们走向社会，学会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一、低年级智障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注重培养生活自理能力

低年级智障学生实践活动主要以培养生活自理能力为主要内容，针对低年级不同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我校成立了“自我生活管理”和“内务整理”两个实践活动小组。对于低年级重度智障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我们主要采取耐心帮扶的方法。因为这些学生由于自身缺陷，在用力的恰当、动作的准确、工具的使用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低年级中度智障学生，我们主要采取扶放结合的方法。在教学中边扶边放，先扶后放。例如：做卫生，首先让能力强的学生先做，老师教他做什么，怎么做，之后教师监督，做得不好或者没擦到的地方教师指出来，持续两三天后，学生就做得很好了，同时，让其他的学生注意观察、学习怎么做，每个同学都做好做卫生的准备。让能力差的学生做的时候，做过的学生适当指导、帮助。轮流一周之后，每个学生的劳动能力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学生在劳动中也收获了成功的快乐。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但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而且还让学生把做的过程说出来，达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再如系鞋带，我们先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看高年级学生系鞋带的过程，引导学生说说高年级的哥哥姐姐系鞋带时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然后教师再示范一遍整个过程，最后带领学生分步练习，先将鞋带穿在鞋头上的两个眼里，再交叉穿鞋带。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做的教师绝不包办，并对做得好的学生及时鼓励，最后打结时教师再多作指导帮助。这样反复练习，直到全部放手。对于低年级轻度智障学生，我们主要是积极引导他们独立完成任务。以穿衣服为例，先引导学生分别完成穿内衣、穿上衣、穿裤子、穿鞋袜的练习，再进行整体操作，重点让学生知道穿衣服的顺序和技巧。这样大量反复练习，直到学生能够独立、熟练完成穿衣服这项任务。通过这样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智障学生真正地掌握了劳动技能，提高了素质，增强了自信心，为将来能适应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打下了基础。

二、中年级智障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注重与培养基本劳动能力相结合

劳动能力是一切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保证。智障学生由于大脑的残疾，使支配感觉器官、运动器官的传导神经受阻，导致他们反应迟钝，各种动作不准确、不协调、不到位。他们的劳动能力明显低于相应的生理年龄。为此，我校在中年级智障学生中开展了以培养基本劳动能力为主的“清洁校园”和“争当保洁员”两项活动。我校中年级智障学生，残疾等级为智力二、三级，他们中除了智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自闭症学生。这些学生家长的学历层次不高，大多数是来自农村、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大部分都比较困难，根本不懂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和培养子女，很多都是包办代替，很少注重孩子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导致这些学生不但行为习惯很差，劳动技能偏差也很大。基于这些学生的特点，我们在教育教学中针对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遵循“跳一跳就能摘到苹果”的原则，为每名学生量身订制了具体的训练目标。如在劳动课上，由教师强化技能指导，从洗手洗脸到洗餐具，从脱衣穿衣到擦桌子、扫地都手把手地教，反反复复地练。常常是教师示范后，学生先动手练一练，然后一起操作，再个别指导，最后是一个一个过关。通过一年的实践，80%左右学生的劳动技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在实际的生活中也得到了运用。如学生看见地上脏了能主动用笤帚扫，桌上脏了能主动去擦。劳动意识增强了，劳动技能提升了。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就应该多创设环境，多提供平台，提高智障学生劳动能力，使他们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今后回归社会，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关键所在。

三、高年级智障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

我校坚持帮助每个学生“学会自理，融入社会”的办学宗旨，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展简单的职业技能教育，为学生提供多种职业教育平台，教育内容尽量紧跟社会需求，为他们将来能够融入社会、自食其力打好基础。我校开展了“校园餐饮”“迎宾礼仪”“去超市购物”等社会实践活动。有专业老师负责，根据每个学生的身心特点及劳动能力，每项活动都有相应的训练方案和训练时间及具体要求。通过一年的实践，“校园餐饮”和“迎宾礼仪”两个实践小组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接待任务。同时，还组织学生到超市购物，到社区参加实践活动，到实地练习乘坐公交车等培训，这些训练不仅培养了智障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对于正常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中便会逐步习得，而对于智力低下的孩子，往往需要家长和教师利用实践活动刻意地专门对他们进行训练。我校通过分学段分内容的实践活动，不但培养了智障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锻炼了劳动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使每个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为他们今后适应社会打好了基础，同时还培养了学生勇于面对生活、面对挫折的良好心理品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