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劳动教育的现状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篇2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农民教育；劳务输出

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当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农村劳务输出。农村劳务输出的状况又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

一、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务输出的影响

加快劳务输出，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而农民的受教育状况对劳务输出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速度。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常情况下，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而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科技含量相对较高，并且采用先进的生产手段，需要专门性的技术工人，不断地淘汰文化素质低下的粗工。一般来说，劳务输出的数量和速度与农民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一书中谈到，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使6％~7％的农民迁出农业。所以，要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就必须通过国民教育和技术培训，让他们掌握非农产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加快劳务输出的速度，尽快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增加农村中农民的资源占有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

2.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扩大就业范围，增加就业机会。农村劳务输出过程中，就业范围与农民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竞争力越强，就业范围越广。有学者测算，如果将目前农民的素质由初中提高到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职中）水平，那么他们的择业范围将增加85％，就业机会将增加63％；如果提高到大专水平，择业范围将增加2倍以上，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

3.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根据教育投资理论，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2002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调查显示的数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并且每个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寄、带回现金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呈高度线性正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体系日益完善，农民受教育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当前农村劳动者素质与劳务输出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我国农村教育现状与不足

1.人力资源数量庞大与质量低下并存。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来计算种植业所需劳

动力数量，其结论是现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52亿人。如果再考虑技术进步和信息化速度加快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有1.8亿人左右。但是，从总体上讲，农村人口素质低下：从文化素质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人口多；目前外出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高中毕业者一般也仅占10％左右，初中毕业者占30％，小学毕业者占30％，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盲。

2.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农村平均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2003年仅为79.57%；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目前的农村教育在低水平中维持，在严重“贫血”的状况中运行。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仍有10％的县的农村教育经费严重偏低。基础教育投入大多被锦上添花地投给了富足的城市教育，基础本来就差的农村学校可谓雪上加霜，没有得到“雪中送炭”。2002年，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农村教师素质不高，承载新课程教学的能力不足，教师队伍不稳，流失现象严重。

3.农村教育办学形式单一，为劳务输出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当前农民只有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能增强竞争力，提高外出务工的就业率。而担负对农民技术培训的职业学校则发展力很弱。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从1995年的64%，到2003年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0%），2004年有所回升，也仅有32%。首当其冲的是农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各地农业中等职业学校早已“消亡”，或被人兼并，或转为普通高中，剩下的许多学校处于难以为继的窘迫状态。许多已经建成的农科教结合基地名存实亡；许多农村乡镇化技术学校和县乡村三级农民培训网络已基本停止运作，这种情况致使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在外出农民工80％没有受到正规的技能培训。因此，农民工在劳务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渠道窄，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粗放的工作。很多外出农民工无法及时就业，主要是缺乏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技术等，缺少从事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许多就业岗位的需求。

4.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比较分散，缺乏组织，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侵犯。首先，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其次，劳动合同不对等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能适应劳务输出对农民素质的要求。为加快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三、加强农村教育，加快劳务输出，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发展

1.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长远看，提高农民素质确实是加快劳务输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途径。二战后的美国正是用大力发展教育这一战略，在10年后大大超过了当初与其水平相当的另一超级大国前苏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教育。目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基础，要继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和巩固率，进一步下降农村青壮年文盲率。（1）着力解决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结构性缺编问题，优化教师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和职称结构，通过培养、培训和引进等措施，尽快补充紧缺学科的专业教师，缓解农村中学教师短缺的矛盾；（2）改革家庭困难学生救助制度，使所有能力相同的公民都有机会接受相同水平的教育；（3）要认真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财政税收的提供者,他们的子女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要一视同仁,尽快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2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为农村劳务输出创造条件。由于培训后的农民，一是要离开本业和家乡，二是要到外地去经受市场的选择，因此，对农民的培训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培训。要搞好农民工培训，就需要各级政府不断探索新的办法，形成新的机制。（1）应该建立和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使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调动其接受培训的积极性。资格证书应成为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标志，担任重要工种和关键岗位的职业证明。由政府制定职业技能标准，社会专业机构确认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资格，用人单位依据职业技能资格使用劳动力并确定待遇。（2）在组织方式上，实行开放的、多渠道、多方式的培训。除了培训机构（独立承办）对农民的直接培训外，还可与其他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办班、委托培训等方式，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3）在培训方法上，一定要根据农民不同的年龄及文化程度、接受能力、择业要求等，采用不同的培训模式和方法，提高培训的效率。针对就业需求开展资格培训、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委托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对农民进行针对性培训。

3加大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农村教育的经济支撑体系。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投入有着直接和密切的相关性，要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应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1）增加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2）动员广大社会力量捐资助学作为补充，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志愿者支教行动等，甚至可以发行教育彩票，以补充经费来源的不足；（3）在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同时，也要增加对职业教育、农民培训和扫盲教育的经费投入。在税费改革中 ，确保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并力争有所提高。

4制定有关农民教育的法律法规，建立法律援助体系，提高农民的法律法规意识。（1）制定有关农民教育的法律法规。在中国，虽然党和政府一直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农民教育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教育培训在其规范程度和执行力度上，还主要取决于执行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制订一部《农民教育培训法》之类的保障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法规，规定和鼓励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规范有关部门、涉农单位和农民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确保农业、劳动保障、教育、科技和财政等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切实做好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2）加强法律培训和宣传。要通过对农民的普法教育，让他们学会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基本权益保护知识、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职业道德等务工常识培训，有效提高劳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3）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政府应及时制定和出台有关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部门。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教育绿皮书[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67

[2]王德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现状、问题和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11）4-11.

[3]鲍传友.论现代视阈中的农村基础教育取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28-31.

篇3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工人群体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10-02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特征

1.相关概念的界定。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采取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即指当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0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但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劳动力。需指出，现实情况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年轻力壮的群体，留在农村从事从业生产的往往是年老和年幼的群体。新工人群体，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但是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工资或劳务报酬的广大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新生代打工者，同样户籍身份是农民，出生在80后、90后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者，这些人中或是没有当过真正的农民，常年在外打工，或是出生和成长在城市。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第一，从数量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乡村人口总数为6.1866亿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数量为2.27亿人，占全部囊等耸的16.67%。此外，2015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74亿，超过全国人口总量的1/5。蔡■通过以月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投入进行划分，进一步细分出2011年务农劳动力总数为1.92亿的结果，并建议未来十年每年减少这部分人群中的200万人[1]。根据2014年中国经济蓝皮书的规划，到2024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下降到占总人口的7.8%。第二，从质量上说，通过考察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可以反映未来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工人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角度考察农村受教育情况，就会发现，现存农村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以湖南为例，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仅占46.61%，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占38.78%。从接受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针对166名被调查者中有60人自愿参加过职业培训，其中男性36人，女性24人，培训内容集中在服务技能、电器修理和电脑使用上[2]。第三，从年龄结构上说，80、90后已经成为劳动力主体，占一半以上。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截至2014年底，我国人口中少儿和老人（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比例分别是22.5%和13.7%。新生代劳动者与老一代劳动者的重要区别是他们大多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尤其是在城市中生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人群，除了户籍归属为农民以外，思想观念、行为举止都受到城市带来的影响。第四，从劳动者生工作和生活状态上说，一方面是劳动者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劳动者在工作、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迷失。统计显示，深圳打工者换工作的频率是一年半，苏州打工者换工作的频率是两年。同时，在消费主义影响以及低工资的现实面前，大多数劳动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迷失。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对的挑战

1.企业用工荒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构成压力。关于用工荒的报道始于2003年，先是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大批企业缺劳动力，接着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企业用工荒，但劳动力总量却是供大于求，荒的是高技术人才。吕途将用工荒划分为“脉冲式”“春节前后阶段性”和“持续性用工荒”[3]。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第三种用工荒。这种用工荒是由劳动者本身素质偏低，企业疏于培训，以及劳动者就业不稳定等因素综合导致的。鉴于此，有学者提出用工荒现象正好可以倒逼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优化升级。从经济结构发展的角度考虑，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是发达国家实现升级的一般规律。但是，这对中国亟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意味着他们正在面对着一方面是由自身教育水平劳动技能低，另一方面是企业对文化素质高和高技术人才渴求的深刻矛盾，这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就业。

2.劳动者文化技能水平达不到企业要求的挑战。受劳动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及技术技能制约，无法弥补企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当前，新生代打工者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人群，他们已经占到整个打工群体的60%以上。新生代打工者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为67.2%[4]，这与上一代打工者的受教育程度相比明显偏高，但横向比较，一方面是与企业用工标准的差距仍然很大，另一方面是在农村接受教育人群的程度又不及新生代打工者的总体水平。这对还未转移的劳动力来说，转移就业的压力更加严峻。

3.打工者工作不稳定带来的挑战。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表现是打工者的工作不稳定。已有调查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在工作上，更多地开始关注与自身生存和发展有关的条件。如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做工无聊觉得没有提升自己的空间、看不见未来以及部分企业道德缺失、追求工资或者前景更高的工作。凡此种种，都构成工人更换工作的推动力，这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增大。但从中不难发现，工人已经有意识地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工人有追求成为完整的人的需要。这种情况对想要转移的劳动力来说，无疑会增加就业的不确定性。

4.劳动技能培训缺乏带来的挑战。这与打工者工作的不稳定有密切联系，按照西方的模式，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对劳动者技能等进行相关培训。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工人就业的不稳定，企业所面临的承担教育培训员工的风险成本增加，结果导致大部分企业没有对工人进行技能上的进一步培训，这对企业和工人来说都是损失。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企业为转型急需人才的背景下，这种缺失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阻力，也影响工人的自我完善和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5.转移过程中就业渠道不健全的挑战。当前我国打工者转移就业模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本地打工的同乡、亲戚或朋友介绍，少部分通过招工广告。这种就业渠道过于狭窄的弊病，导致了寻求工作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传输不畅通，增加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企业寻求工人的难度。同时，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引发从业者受骗等一系列问题。

三、持续平稳转移劳动力的建议

1.现实挑战背后的深刻问题。通过对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与新生代打工者的境遇，结合当前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现实需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存在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第一，户籍制度下打工者身份不平等及由此带来的一些列不稳定因素；第二，打工者各项福利、社会保障的缺失带来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表现在无住房保障、医疗、养老、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及技能水平达不到企业的对人才的要求；第四，企业的用工及培训制度不能保证劳动者稳定的工作；第五，社会对打工者没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

2.对策和建议。首先，需政府破除原先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持有农村户籍的打工者成为“二等公民”的主要障碍。户籍制度及其连带的附属因素，如城市的各项保险、社会保障、受教育等相关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短期内很难立竿见影地彻底解决，但长远看，打工者只有享受到平等的待遇，才能成为稳定的工人，对国家和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广州、重庆等地对持有本地农村户口的打工者先行开始解决，但广州、重庆外来打工者的数量也十分突出，这样区别对待必然会影响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另一方面，除了城市中原有的打工者，每年仍有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这个群体，破解户籍制度的速度刻不容缓。其次，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出力，建立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并拓宽就业渠道。目前情况是，一方面，企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打工者的不稳定性，企业不愿出过多的Y金去培养人才。这种情势下，靠企业单方面难以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就需要政府牵头，重新设计职业技术教育的完备体系，带动高校和社会，保障劳动者技能的培养，从而进一步转化成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教育需要资金，对打工者的培养也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面共同帮助其成长。圆梦计划已经走过了其第七个年头，从范围上看，还无法满足多数打工者对职业技能学习的需要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此外，企业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借鉴传统制造业强国的经验，特别是在老牌发达国家相继强调新的制造业标准的背景下，如德国打造工业4.0，日本提出重造制造业，以及我国的2025计划等，在此机遇与挑战中培养并形成一批现代产业工人。最后，打工者在面对复杂的工作和社会环境中需要自身的努力。历史上，中国工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与当前打工者的状况暴露出其以赚钱为目的的生存状态形成强烈反差。在持续性用工荒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成就业压力的趋势下，还伴随着消费主义、资本逻辑弥散的现实社会。因此，除了外部环境要为打工者争取平等、公平的各项机会以外，打工者以及正在朝这一群体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也应不断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抵制不良的思想和行为，才有可能保护属于自己的权益。

四、结语

当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是已转移的人群面对各种制度和现实因素带来的考验，另一方面是尚有大量的劳动力亟待平稳转移。现存的制度等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影响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甚至可能出现间断的回流。劳动力如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不利于企业的转型，浪费劳动力资源对国家的现代过进程是阻力也是损失，各项制度的不完善对劳动者的生活就业就没有基本保证。

长远看，应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出力保证这部分人群的权益，保证这部分人群成为完整意义的人，也就保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平稳转移的渠道，这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如何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1）.

[2] 李青阳.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以湖南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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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受教育程度 残疾人 职业现状

[作者简介]韩梅（1964- ），女，河北秦皇岛人，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聋人高等教育；张雪慧（1988- ），女，河南安阳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残疾人高等教育管理；王妍（1989- ），女，吉林九台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残疾人高等教育管理。（天津 300191）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我国聋人特殊高等教育结构及就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BSH037）

[中图分类号]G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6-0190-03

我国残疾人职业状况受其身体条件的客观影响，一直不容乐观，一部分不具备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在市场筛选机制中自动被排除出去，没有工作机会，另一部分具备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也因受教育程度较低很难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找出适合残疾人的职业并不难，如何降低他们进入某种职业的门槛，使具备工作能力的残疾人能够顺利就业，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提高其受教育程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一、我国在业残疾人受教育程度及其职业现状

1.在业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比重偏低。据2006年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当前我国残疾人总数为8296.5万人，在业残疾人46752人，在业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不到0.06%的比例，极低的在业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受残疾人身体状况的影响，因为并非所有的残疾人都存在就业问题，对劳动能力丧失的残疾人而言，就业问题是不存在的。我国15岁以上的残疾人当中，有劳动能力者占27.42%，有部分劳动能力者占42.99%，合计可参与劳动的残疾人数达70.41%。从统计中在业残疾人的总数来看，在业残疾人总数较少，提升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就业率、改善残疾人职业现状是当前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对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和谐环境的构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在业残疾人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为了准确把握我国在业残疾人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我们采用从局部到整体的方法对我国在业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作了分析，得出我国在业残疾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不争事实。

首先，我们分别以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在业残疾人作为数据统计基础，得出北京市在业残疾人中，40%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33%受教育程度为初中，16%为高中，3%为中专，而大学（包括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仅占在业残疾人的8%。天津市的在业残疾人中，48.3%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只有2.3%的在业残疾人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北京和天津经济和教育相对发达，在业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尚且不容乐观，在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在业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更是不敢想象。其次，我们再随机抽取江苏、湖北、甘肃的在职残疾人作为统计对象，得出这三个省以及北京、天津地区各层次的在业残疾人数折线图（如图所示），可以明显看出，这五个地区在业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北京、天津、江苏要好于中西部地区的湖北和甘肃。最后，就全国范围来看，在被统计的全国在业残疾人中，小学文化及以下的人数为32857人，占全部在业残疾人的70.3%，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在业残疾人占在业残疾人总数的97.88%，而高中水平以上的人数仅占了2.12%。

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要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他们在应聘的时候往往被作为最后的录入考虑对象，在裁员的时候却首当其冲，加之受教育程度较低，这对在业残疾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较低的知识水平会导致他们对新知识的接纳、融会贯通能力较低，给在职培训造成了一定的难度。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他们很难适应市场机制而不被淘汰，残疾人的就业机会本身就来之不易，中途丧失对他们乃至其家庭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为此，国家、家庭、社会及各招生高校应及时采取相关补偿措施，从教育补偿方面入手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水平。

3.在业残疾人职业稳定性整体较差。我国在业残疾人目前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由于这种类型工作的可替代性较强，在有更好的劳动力可取而代之的情况下，雇主就会首先辞退残疾人而选择工作效率较高的健全工作者。次要劳动力市场本身工作稳定性较差的特征加之残疾人的自身现状，导致在业残疾人群体的职业稳定性更是大大降低。残疾人群体迫于生计和就业较为困难的客观现实，也不得不从事这样或那样的临时性工作，在稳定性较差的工作环境中求得生存，这对残疾人的社会满意度和工作态度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影响劳动者职业稳定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常包括市场环境因素和劳动者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市场环境因素是劳动者难以控制和改变的，对残疾人和健全劳动者的影响一致。对残疾人来说，要求他们具备与健全人相同的劳动力素质则更加困难，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知识水平方面的竞争力，又因为自身的残疾，导致他们在竞争中很难取胜。

二、受教育程度对在业残疾人的职业状况影响

根据教育部对我国国民教育的分类，本文采用的是把在业残疾人分为接受过初等（小学）教育及以下、中等教育（初中-中专）、高等教育三类，根据我国各受教育程度阶段在业残疾人的职业状况，分析受教育程度对在业残疾人的职业状况影响。

1.初、中等受教育程度者多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类型相对集中。按照把市场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由文化程度和生产技术较高的人组成，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由文化程度较低、体力劳动者、妇女和年轻人组成。基于这种观点，结合我国在业残疾人的职业状况表（见右表）可以看出，我国在业残疾人中87.3%从事的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这类简单繁复而体力消耗较大的工作，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其中75.17%的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24.67%的为中等受教育程度，仅有0.16%的接受过高等教育。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中低受教育程度的在业残疾人的工作类型较为集中，且多为劳动密集型工作，这样的工作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导致当前在业残疾人转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小。当然，从体力劳动过渡到脑力劳动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较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素养能够提高其工作效率。

2.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择业范围较大。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一般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专业化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从业人员，相对掌握了更系统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更加完备的工作能力，这种除一般人力资本之外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增加其市场竞争力，使其在就业过程中更受青睐。我国在业残疾人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人数是极少的，仅占在业残疾人总数的1.1%。被调查的在业残疾人中，硕士研究生学历者67%的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33%的从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责人或办事人员等工作。相比受教育程度低的残疾人，他们既可以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一些体力劳动相对较多的工作，也有更广阔的职业选择空间，这与新增长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尽管职业无贵贱之分，但是不同的职业之间在收入、社会地位、社会评价等方面的差别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会对就业者的工作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素质和劳动能力，无疑会对提高其就业层次和职业稳定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在对全国在业残疾人抽样调查中也得到了证明。可见受教育程度对残疾人职业选择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提高残疾人受教育程度对其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1.能够提高残疾人的职业竞争力。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力素质的关键因素。教育能够把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加工培养成一个复杂的专门的劳动力，以此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教育同样可以通过培养人的道德水准和思想素质来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专门的职业技能和较高的整体素质就会使劳动者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残疾一般是不可改变的，在残疾人身体状况得不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通过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来提升其职业竞争力是最有效的方法。自身的学习和工作能力是可以通过教育补偿来提高的，在我们对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聋人大学生的调查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在被调查的200名聋人大学生中，69%的大四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75%的学生知道就业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并如何完善自我，而在对大一新生的调查中，仅有32%的学生知道就业应具备哪些基本能力和素质。可见教育不仅能使就业者掌握就业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还能提高其自我认识能力。只有不断的自我完善，才能发挥创造能力，在竞争中适应新的环境，巩固自身的工作岗位。个人的职业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劳动力素质的竞争和受教育程度高低的竞争。

2.有助于扩展残疾人的职业选择范围。就业者的素质不仅决定了其就业层次，也决定了就业者就业选择决策的正确程度，以及就业者寻求职业、开拓职业的能力。当前我国残疾人的就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最大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较低，劳动者就业能力低下，扩大其职业选择范围的主要因素是提升其就业能力，而教育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对比被调查的大一新生和大四毕业生，大四毕业生在社会实践能力、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均明显高于大一新生，70%的大一新生认为听力语言方面的残疾导致他们择业范围狭小很多，而这在大四毕业生中仅占26%。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就业能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已经能够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弥补其听力语言残疾造成的沟通障碍，进而扩大其就业选择范围。78%的大四学生认为高等教育对扩展其就业选择面是有极大帮助的，可见他们已经能够较好地认识自身现状，乐观地对待就业问题。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对聋人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与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对在业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状况调查的显示是一致的，都说明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能够扩大其就业选择范围。人的受教育程度与类型是决定其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这对残疾人的影响更为显著。加大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我国残疾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在进入职场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更大的发展潜能，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现状。

3.更方便残疾人自主创业和接受培训。受市场环境的客观影响，并非所有的残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创业便成为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渠道。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大学生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具备更加强烈的创业意识。有73%的大四学生想要通过创业改善就业现状，并且已有具体的计划，这在大一学生中仅占19%。对于尚未接受特殊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知识面较狭窄，尚未接触各种职业培训和社会实践，因而就业思路相对封闭。由此数据也可以看出，经过四年大学教育的熏陶，毕业生已经具备从被动地进入就业市场被用人单位挑选到主动寻求出路的意识。当然，残疾人大学生创业有很大风险，创业阻力也会大于普通群体，但是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是创业的理念和知识水平，使其在需要知识的时候能够信手拈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行业的工作者工作一段时间后都会感到后劲不足，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及时学习和提高，很快就会被淘汰，这对工作机会来之不易的残疾人来说更为重要。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使之具备接受培训并有所提高的理论功底，是其在工作中不断取得进步的前提条件。

总体而言，我国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职业状况不容乐观，教育作为改善其生存条件和职业状况的重要渠道，在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残疾人生存状态的改善，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程凯.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2]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龚玉霞，李彦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大学生就业困境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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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行为。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5]卢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关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8-30

篇6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 万人，为1996 年的3.7 倍，2008 年继续增长到586.72 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篇7

【关键词】高校扩招；社会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向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教育事业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程。【1】在这一进程中，为了普及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我国逐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扩大了高中阶段教育的覆盖范围。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不仅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也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的现状研究

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把培养高新技术人才作为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重要任务，并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2】从此，我国高等院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表1集中反映了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的步伐。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108.4万人，到2010年达到661.8万人，增长率达511%，在校人数从341.0万人增长到2231.8万人，增长率达554%。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7.3万人，到2010年达到53.8万人，增长率达637%，在校人数从19.9万人增长到153.8万人，增长率达673%。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到2010年达到26.5%，增长率为170%。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又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为：在校总人数从2009年的2979万人到2015年达到3350万人，到2020年达到3550万人。研究生在校人数到2015年达到170万人，2020年达到200万人。毛入学率到2015年达到36.0%，到2010年达到40.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事业普及化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不断上升，社会人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对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就业压力现状背后的人才结构因素

就业压力是反映劳动力就业难易程度的一个社会指标。对于确定的人才市场而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影响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力供应大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困难，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大；当劳动力供应小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容易，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小。而一国的就业问题是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教育领域的问题，确切地讲，主要是由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

通常而言，社会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状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对初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中级人才，对中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高级人才。如果人才结构不合理，那么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就业不均衡现象，即部分人难以就业，而部分人极为抢手。在一般的比较分析中，接受不同级别教育的人的数量大致可以代表各级人才的数量，即教育人才结构大致可以代表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因此，教育人才结构必须和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教育结构必须和社会产业结构相搭配，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繁荣的进程相适应。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实施扩招政策。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人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高级人才规模扩大，初级人才规模不断收缩，造成了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出现了沿海部分制造企业“招工难”和中低层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有34万人，2003年达到52万人，2006年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24万人，到2011年又增至144万人。【3】如果算上为了争取更好就业机会而被迫报考研究生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一趋势将更加严峻地反应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然而，与此同时，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专、高职、技术类院校的学生却保持着较高的就业率，超过了90%。【4】

结构性就业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上，还从当前普遍存在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上得到了佐证。很多原本仅需要中等劳动者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都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这既是人才和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尽管中职劳动者就业受到企业人才高消费的影响，被大学生抢占了部分工作岗位，但目前其就业形势仍大大强于大学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严重性。而这种人才结构失衡是高等教育扩招步伐快于社会产业结构调整进度所造成的。

三、高校扩招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宏观影响和长远分析

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科学技能的学校，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高校扩招使更多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学生而言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既圆了他们的大学梦想，又提高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6】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高校扩招带来的更多的是推动劳动力流动方向在横向和纵向上发生改变，一方面改变人才市场结构，另一方面缩短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劳动力流动方向的改变对社会就业压力的阶段性影响构成了转嫁社会就业压力的模型，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高校扩招与转嫁社会就业压力

自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的出生率逐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水平。所以，撇开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年龄人口计算，每年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也应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状态，从而维护了人才市场劳动力供应的基本稳定，如果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基本不变的话，也就形成持续的、稳定的就业压力。

高等教育促使劳动力在纵向上发生分流的现象，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部分则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文化素养，掌握了更多的劳动技能，然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里视为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实质上起到了延缓一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作用。而某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为该年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的总和。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高校扩招的进程和规模的差异，就构成了社会就业压力变化的内在原因。

当高等教育以大体相同的招生人数稳步发展，或者高校扩招以相同的人数持续增长的时候，一些年前进入高等院校的人数投入劳动力市场，正好基本上弥补今年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缺口，因此，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维持基本稳定，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是从施行高校扩招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的过程，将会打破这种稳定状态。

图表来源：在社会人才流动仅限于升学和投入就业市场两个方向，并且各高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即某年的高校招生人数等于四年后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假设下，笔者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劳动力纵向流动情况绘制。

高校扩招促使劳动力流动方向在纵向上发生改变。从图1 中可以看出，在阶段一，也就是高校扩招之初，由于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增加，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减少，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基本维持稳定，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随之大幅度降低，劳动力市场供应减少，就业压力降低。在阶段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减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较慢，而由于前一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较快，本阶段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增加，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劳动力市场供应增加，就业压力加大。所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LM曲线）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模式。由于社会对就业压力降低的适应很快，而在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的时候很难适应，就放大了高校扩招在转嫁社会就业压力下所带来的压力水平。

（二）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意义

高校扩招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强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使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进而使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社会主要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在一定范围内不断缩短，劳动力的实际供应减少，社会就业压力减小。

以一名普通学子（劳动力）为例，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大约十五六岁，如果不继续深造，通过两三年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或者直接投入就业市场，其工作年限有四十余年；如果继续深造，通过三年高中阶段的学习，四年大学阶段的学习，甚至还有三到六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年近三十岁，其工作年限就缩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实则是劳动力实际供应的减少，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上面说明了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实际劳动力的减少，而社会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则可以从图1中得到说明。图1中，CA曲线表示无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数，大体为水平走向，有缓慢的增长，LM曲线表示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位于CA曲线的下方，走向是先降后增，在两端都靠近CA曲线，可以达到但不会超过CA曲线的高度。CA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无高校扩招情况下的劳动力实际供应，LM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高校扩招下劳动力的实际供应，而CA曲线和LM曲线之前的面积就是高校扩招下社会劳动力实际供应减少的部分。

教育事业的普及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使得工作年限大大缩短。据教育部统计，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8年左右增长到2009年的9.5年。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我国教育事业普及化发展的目标定为：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这反映了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劳动力，实现自动化的过程，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郝保伟.国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述评[J].理工高教研究，2007，26（1）：5-9.

【2】张静.高校扩招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20（3）：6-9.

【3】傅鸿飞.从大学生就业难看中国人才结构培养失衡[J].数据，2007（07）：39-40.

【4】麦可思研究院.2011大学生就业报告暨2011年就业蓝皮书[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篇8

关键词 演人力资本；空间距离；农村劳动力转移

一、引 言

我国不仅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前者是后者的3.23倍。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2010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黑龙江相比，前者是后者的2.38倍；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北京和最低的青海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1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2.4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08倍，地区之间农村收入差距远大于城镇收入差距。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收入存在差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不同，其就业收入也不同。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也是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受多种因素影响，人力资本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李强（2004）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反之则倾向于近距离流动。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其流动空间也越大，越有可能突破距离的限制，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找到工作（阮宜胜，2004；蔡昉，2000）。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并不是呈现正比例，而是呈现出一种倒U型。即当受教育年限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反而倾向于本地寻找非农就业机会，进行非农转移（赵耀辉，1997；shi，2005；刘建进，1997）。杜鹰、白南生和关喆等（1997）的调查结果证实，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更容易进入村办和乡办企业，就近实现非农转移。总体上，目前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对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针对劳动力个体人力资本状况与其转移空间距离选择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临沂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为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模型和数据来源

1. 研究模型和变量选择

由于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指标，是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而不是连续型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研究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关系，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型。作为一种非线性的概率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测变量没有要求，自变量可以是连续变量，也可以是离散变量或者虚拟变量，并且不需要假设它们是联合正态分布。

Logistic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它的具体形式为：

P■=F（S■）=■=■？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1）

其中，S■=α+βX■， e代表自然对数的底。

每种情况的发生概率为：

P■=F（S■）=■=■，i=1，2，…，j-1

变量选择如下：

人力资本变量：以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是否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否、身体是否健康等作为人力资本的健康变量，以家中是否有电话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信息变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变量：以地球表面距离作为空间距离，显然没有经济学意义。这里，借鉴传统方法，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划分为五种情况，即村内、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省外等。

分类变量的赋值如表1。

2. 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为了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本课题组2009年假期和2010年春节期间对临沂市进行问卷调查。临沂市位于山东省的中南部，下辖九县三区，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市。调查样本涉及临沂市一个区（兰山区），三个县（临沭县、莒南县、沂水县）5个乡镇的10个村进行了随机入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530份，取得有效问卷521份，有效率98.3%。

有关样本数据描述如表2和表3。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多元Logistic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功能，实证分析临沂市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将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分类变量选入因变量（把村内的样本选为参考变量）。将性别、婚否、是否有农业技能培训、是否有非农业技能培训、身体健康状况、家中是否有电话选入分类变量，将受教育年限、年龄选入连续型变量。在分析方法中选择前向代入法（Forward Entry）进行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见：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年龄、教育年限对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有显著影响（Sig.0.05）。为具体观察人力资本状况对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SPSS所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来分析。

在表5中，转移空间选择=1（村内）作为因变量的参考变量，其参数均为0；性别=1（男性）、身体健康状况=4（较差）作为其分类自变量的参考变量，参数也均为0。人力资本各个方面对劳动力转移空间选择的影响分别讨论如下：

（1）教育年限。相对于村内转移，教育年限对于劳动力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转移均有显著影响（Sig.分别为0.001、0.000和0.000）。相对于向村内转移，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的比重便会分别增加0.287倍、0.527倍和0.981倍。而教育年限对于劳动力向村外乡内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Sig.=0.989）。这就是说，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成正比例关系。

（2）年龄。相对于村内转移，年龄对于劳动力向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转移均有显著影响（Sig.均为0.000）。也就是说，相对于向村内转移，劳动力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向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的比重分别减少0.077倍、0.131倍、0.12倍和0.178倍。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是逐渐减少。

（3）性别。相对于村内转移，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村外乡内转移上并无显著性差异（Sig.=0.212）。然而，两者在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上却存在显著性差异（Sig.均为0.000）。相对于村内转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内转移的比重分别仅有男性的0.122倍、0.166倍以及0.093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劳动力进行转移的距离要远远大于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

（4）身体健康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出，身体健康状况对劳动力向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为很健康和健康的Sig.均为0.000）。健康状况不好的劳动力很难进行长距离转移，这与前文所分析的转移劳动力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身体要求较高，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下降，劳动力便很难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只能回乡务农或就近转移是一致的。

四、相关政策建议

前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具有关键性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转移空间距离越大。鉴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缩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到发达地区就业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1. 完善教育体系，基本实现农村12年教育

目前，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为48%，升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为16%，合计64%。许多城市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达到90%以上，而农村甚至低于4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 2015年和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87%和90%。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很艰巨，其关键是延长农村子女教育年限，基本实现“9+3”的12年教育。一是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要大幅度扩大农村普通高中教育的办学规模，提高农村子女普通高中入学率。二是办好中等职业教育。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小、招生难，根本原因是办学模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要从服务就业出发，创新办学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改革。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学生操作能力。其次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人事制度，确实扭转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没有生产实践经历和缺乏专门的职业技能问题，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引进具有一定生产实践经历的人才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再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大型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联合创办中等职业教育，实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最后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助学金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大力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教育制度，鼓励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入高职、夜大、职大、电大等各类职业高等教育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

2. 深化教育改革，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近几年，各地贯彻执行外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农民工子女就学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个各地区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落实不平衡，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要充分挖掘、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提高流入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能力。改进学校的预算管理，实行按实际在校生人数拨付经费的办法，这不仅可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还可以鼓励公办学校充分挖掘潜力，增强接收能力。省级财政对农民工流入较多的城市的学校建设给予适当支持，尽快提高其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能力。对经批准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当地政府应当按学生人数拨付义务教育经费，并对教师工资给予补贴。二要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标准和门槛，简化手续。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规定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前提条件，如必须具备暂住证、计生证、务工证、用工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凭证等，一证不齐，就把农民工子女就学挡在门外。建议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标准和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凭原籍户口簿、暂住证和务工单位证明或营业执照就可到学校申请入学，真正做到“一个不能少”。三要改革学籍管理方式，方便农民工子女入学转学。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和接纳学生入学的办法。加快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中小学校学生课业、学籍等基本信息共享，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和入学转学提供便利。四要建立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衔接制度。现有的政策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但没有解决在哪里参加中考、在哪里读高中和参加高考问题。因此，要研究解决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衔接制度，允许学生在初中学习地参加中考、异地读高中、异地参加高考，建立各地区中考成绩互相承认、异地考高中的制度。2012年8月教育部等部门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等苛刻的前置条件，基本上不能解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建议尽快出台惠及普通农民工子女的新政策。

篇9

【关键词】就业 人力资源管理建设

促进和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就业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就业是生存之本,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就业程度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更新影响到就业去向和就业政策,而就业的现状又反映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状况有两个显着特点: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2002年,文盲率占全国人口的9.2%,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占4.4%,初中以下人口比重高达77.2%。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比日本少3.88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以初中文化为主,受教育年限平均为9.44年,比日本少3年左右。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75%分布在农村。目前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060多万人,约占从业人员的4.3%。在技术人员结构中,初级技工占65%,中级占30%,高级仅占5%。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说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走国际化道路是需要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我国的就业问题将长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的社会问题,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建设同样需要有一个相互促进和发展过程。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就业岗位开发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丰富既是优势,也是压力。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的特点,既不适应新形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又不适应国内外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的客观要求。因此,当前处理好就业与人力资源建设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不可否认,处理就业与劳动力资源开发建设的关系,必须要按照促进就业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在对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合理开发、合理配置和全面提高素质上下功夫;要转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要不断提高我国将劳动力资源转为人力资源的能力,将劳动力作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资源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建设。

1.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促进就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长远发展战略规划,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质量和能力开发。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观念,充分认识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能力建设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实现从注重物质性开发向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转变,从注重劳动力的数量发展向注重劳动力的质量建设转变。结合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规划。根据当前人口大量流动的特点,着重建立和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依法加强城乡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社会人力资源规划的工作需要结合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还是一片空白,我们可以采取当年我们改革开放的模式对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行人力资源整体性的规划,选择几个地区作为试点,进而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

2.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投入力度,调整教育投资结构,把投资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将教育作为我们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建设的基础工程来开展,从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同步进行,保持人力资源管理建设长远发展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偏高,而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所占比重过低。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各级财政投入不足,教育机构把大量教育经费转移给受教育者负担,普遍把“义务教育”变为“有偿义务教育”,有的甚至通过乱收费把它变成“高价义务教育”,使每年约3000万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或辍学。这种状况对提升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十分不利。必须在保证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持续增加的前提下,调整和改善投资结构,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对于西部和农村贫苦地区,要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3.根据我国人力资源状况和当前就业形势,进一步界定劳动人口年龄,把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教育阶段。世界的一般就业初始年龄是15岁,但各国各地区的就业年龄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就业年龄是不同的。各国各地区选择什么样的就业年龄并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目前,欧盟多数国家就业的初始年龄是14岁,日本是15岁。香港的劳动就业人口是指15岁及以上人口,澳门的劳动就业人口是14岁或以上的人口。我国长期运用的初始平均就业年龄是16岁。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处于劳动力新增高峰,就业供求矛盾突出的客观现实,我国劳动就业的初始年龄可考虑提高1或2岁。对就业年龄的确定与教育发展水平具有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确定的就业年龄与考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关,基本没有把上高中的因素考虑进去。如果把初始就业年龄平均推迟到17或18岁,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与调整就业年龄相配套的根本措施是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目前,我国高中教育的供文秘站:求关系很不协调,初中升高中的学生比例实在过低。20O2年全国初中毕业生包括上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和民办校的升学率不到60%,大量未升学人员成为新增劳动力开始冲击就业岗位。这种状况可通过教育改革试点加以逐步改变。同时,进一步实行大学扩招,提高大学入学率。

4.以市场为导向加 强就业培训,完善高校专业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就业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以对下岗失业人员转岗、再就业培训和农村进城人员就业培训为重点,进行灵活多样、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教育培训。高校包括民办高校要把招生目标与就业预测紧密结合起来,招生数量尤其是设置专业要与社会和岗位需求基本适应。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人才体制,进一步整合高技术创新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1]郑海航,吴冬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实务?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篇10

关键词：初中；劳技教育；学生；教师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6-0161-01

一、当前城镇初中劳技教育的现状

本人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通过走访调查本人所在城镇及周边城镇初中劳技教育的现状，发现普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轻视劳技教育

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忽视了劳动技术教育对学生智慧的发展，忽视了通过劳动技术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许多学校和教师认为劳技教育与升学率没有直接联系，上不上无所谓。许多学校的劳技课虽然排进了日课表，却是形同虚设，“纸上谈兵”。有的学校七年级按规定才上，八、九年级则不上，改成了其他科目。许多学校领导的观点是劳技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最好是不要。

(二)片面劳技教育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学校往往将劳技课同劳动改造联系起来。许多教师带着“有色眼睛”看问题，把学生视为劳动改造的对象，视劳动为“没出息”“低智商”，把老师视为“不会教书的”“教不好的才去上劳技课”，把不爱劳动、不会劳动视为正常现象。学校虽然也有劳动观念、劳动情感、劳动习惯等方面教育，但许多学生认为这是老师或者家长布置的任务和要求，没办法只有去做。甚至有的班主任将打扫卫生的简单劳动归为劳动实践，错误地、局限性地认为，劳技课就是让学生们多参加劳动。

(三)单一劳技教育

由于很多学校没有专职的劳技教师，也没有正常的教研和培训，许多学校劳技课的开设确实也存在困难。上面要求开设，教务处只有安排有一定专长和兴趣爱好的教师或者由从某个学科将近退休的老师来上，他们对教材的分析和理解也是不在行的。同时也存在短期行为和浅薄意识。具体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一切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教材中能上的内容上一下，不能上的就不上，甚至有的学校采用因噎废食的做法。

二、城镇初中劳技教育策略

根据以上出现的问题，本人总结出几下几点策略：

(一)建立有实际意义劳技教育目标体系

1、认识劳动的意义。通过初中三年的劳技教育，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爱护劳动工具、保证劳动质量、端正劳动态度，形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2、学会生活自理。教育学生学会正确使用和维修最常用的基本劳动工具，教会学生学会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3、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树立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和职业意识，形成勤劳、坚强、认真负责，服务社会的品质，具有初步适应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二)建立动手动脑结合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劳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劳动实践基地。学校可与多家企业联系，建立学生实践基地。还可配备一定的劳动工具和物资，为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提供保障，将课堂知识与动手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可以建立多功能的劳技教学实践基地，置办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及零配件、机械工具、缝纫机设备等，开展自行车简易维修操作、缝纫机的使用实践教育。劳动实践基地和实验操作室的建立，可以为实施劳技教育创造条件，为学生更好地开展劳动实践提供较好的实物场景。

(三)建设一支专职、兼职相结合的劳技教学师

资队伍学校劳技教育得以保证和顺利开展，教师是关键。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成果。本人认为针对劳技课的教学，可采取内挖和外聘的办法。一方面，在科学教师队伍中，挖掘具有实际教学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师担任劳技教师。另一方面，根据教材内容实际，就近聘请农业、工厂、企业等技术人员为本校授课教师来校讲课，还派教师参加技术学习和培训。有了专兼职教师，对学生的劳技教育就有了师资保障、智力支持。教师根据教材和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落实教学内容，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对学生进行劳技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

三、结论

本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有些对策也值得进一步推敲，敬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以利于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严燕，加快普及农村初中基础教育势在必行[J].云南农业,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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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女性;生存现状;影响因素;综述

本文系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资助项目“农村已婚女性生存现状及差异比较――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分析”(编号:GJ0826)的阶段性成果,在何军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

中图分类号:C924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农村女性生存状况及发展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目前,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问题得到了广大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针对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的各个具体方面进行深层剖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农村女性劳动力生存状况

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生存状况研究方面,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一直以来都是备受政策制定者和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要分为流动者和留守者两类。

农村女性流动到城市以后,其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开始发育,获得了更多的自和发展空间。在社会化过程中,她们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逐步融入城市的主流,但不可避免地也面临着边缘化问题。姜秀花(2003)在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问题时指出,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边缘人心态更突出。被城市排斥和排斥农村的双重排斥使农村流动妇女,尤其是分散在城市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农村妇女,形成了强烈的边缘人心态。她们多是以自组织的方式出来,散落在城市的一隅,脱离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和血地缘保护,但又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组织系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外,成为组织边缘人和社会生活边缘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生存现状主要表现在:就业渠道与就业形式非正式化、职业角色边缘化、生存身份的边缘化、社会保障边缘化、社会地位边缘化、婚姻与情感边缘化(陆福兴,2007)。

农村女性来到城市后,受过去职业习惯的影响,特别是缺少与城市劳动市场相适应的技能和工作经验的积累,约有一半的流动妇女没有工作,只是在家料理家务或照顾孩子,即使有工作的也主要局限在个体商业、生产运输业和服务行业,职业层次较流出前虽有一定的上移,但仍处于工资收入比较低、缺乏福利保障和职业发展潜力有限的工作领域(叶文振,2005)。

学者们对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的研究中都倾向认为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是压在“留守妇女”心头的“三座山”。肖慧欣(2007)认为,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健全使得外出务工的人员绝大多数为男性,而他们的妻子只能留守在家乡。留守女性肩负着家庭的重任,扮演了多种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扮演的角色,她们承受着双重负担,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角色多重,劳动强度更大,留守妇女生理、心理问题突出,身心健康令人堪忧。在生理与心理双重压力下,农村留守妇女大多数幸福感不强(周庆行等,2007)。

作为半流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问题一直以来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丈夫外出打工后,留守妇女身心疲惫,夫妻沟通减少,导致婚姻危机,离婚现象增多(罗忆源,2004)。

二、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日益严峻。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农村妇女文化层次低于平均水平的事实,这就使得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有效开拓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就业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加大,但转移数量依然落后于农村男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行业主要集中于工业、商业、饮食和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对劳动力的体力、专业技能和素质要求不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以年轻女性为主,以25岁为转折点,随着年龄增大,转移困难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及转移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农村中老年妇女大量滞留农村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王东平等,2009)。

在转移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对策方面主要有:加强农村妇女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女性劳动力素质,同时创造有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社会环境(侯俊香,2004);注重导向性宣传,促进观念转变,充分发挥政府、妇联、各种媒体的宣传导向性作用,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和新型就业观念的培训,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观念的转变(刘霞,2007);顺应市场基本规律和运作特点开发就业岗位,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如,通过培训单位和用工企业结合的模式、中介公司和媒体联手的方式来增加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量(刘霞,2009);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农业市场化的各个环节中寻求吸纳农村妇女的就业渠道,加快小城镇建设,挖掘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黄芳,2007)。

三、农村女性教育问题

农村教育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农村女性教育是农村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农村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王兆锋等(2007)以湖北省农村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本研究资料,分析了现阶段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倾向性、变化趋势以及对农村女性教育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具有较强性别偏好,农村女性教育地位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尤其是家庭和父母的因素。农村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这种重视程度的差异也必将影响农村女性教育机会和能够接受教育的程度,从而造成农村男女两性教育地位的不平等局面。

陈慧平(2007)指出,发展农村女性教育应注重系统性,她分析了发展农村女性教育的系统环境、系统结构、系统要素,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和对策。

郑曦(2006)提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述了非政府组织在推进农村女性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女性素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将性别意识培训融入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为广大农村女性提供专业咨询和就业技能培训,加强文化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的整体素质以及提供小额贷款来帮助农村女性发展农业生产等,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推进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具体对策和建议,主张注重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调整优化从业结构,充分发挥农村女性的优势潜力来提高农村女性教育水平。

龚继红(2007)主张注重显性和隐性制度的安排,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从女童开始,狠抓基础教育,严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也要注重建立多层次、多途径的教育模式,实施终身教育战略。

四、农村女性权益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建设的关注,农村妇女权益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心。农村妇女仍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她们的民主政治权利、婚姻家庭权益、健康权保障等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农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女性包括参政在内的各方面积极参与,农村女性参政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与意识强,当选比例低;在村庄政治中女性明显处于配角地位;农村女性参政议政的综合素质还不适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同时,传统观念、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女性的参政意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妇女组织的作用都是影响农村女性参政的重要因素,走出农村女性的参政困境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女性参政意识,建立健全农村女性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机制,提高农村女性干部的素质等(时树菁,2008)。

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与其在婚姻家庭中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王彩芳(2007)在对农村妇女婚姻自、生育权、家庭事务决策权、财产权等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权利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国家法律规定的距离还比较远,男女不平等现象在农村地区的婚姻家庭中仍然广泛存在,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提高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主要在于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培养权利意识,加强宣传和维权服务,唤起和维护她们的权利意识。

在农村女性健康权研究方面,新型医疗合作制度的实施改善了农村女性的医疗状况,但它在实施过程中却表现出农村女性高参合率、低就诊率的矛盾现象。这是农村中社会性别问题的存在所致,具体表现为三点:农村女性自愿参合的积极性并不高,“大病统筹”下导致农村女性的各种杂病小病被忽视,农村女性地位较低导致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忽视。因此,应将性别意识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有步骤地将“大病统筹”模式过渡到“小病统筹”,为农村妇女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保健意识(王财玉,2009)。

五、主要结论与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女性地位的逐步上升,关于农村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已逐步深入,这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尽管当前研究已经对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给予了足够重视,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1、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上述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农村女性生存现状包括就业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医疗条件、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家庭地位、政治参与、土地权利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但当前的研究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农村妇女的生存现状,只是对其生存现状的某个或者多个方面进行零散、局部的研究。

2、区域间的对比研究比较缺乏。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没有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对比分析农村妇女生存现状的差异及原因。

因此,通过实地调研和比较分析,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农村女性生存现状,揭示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的差异及其原因,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加强。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秀花.社会转型期农村流动妇女的发展与限制[J].理论学刊,2003.3.

[2]陆福兴,刘宁.边缘化生存:农村女性融入城市面临的困境[N].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4.

[3]叶文振,葛学凤,叶妍.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J].人口研究,2005.1.

[4]肖慧欣,王卫平.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对妇女社会工作的启示[J].社会科学论坛,2007.10.

[5]周庆行,曾智,聂增梅.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来自重庆市的调查[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1.

[6]罗忆源.半流动家庭中留守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状况探析[J].理论月刊,2004.4.

[7]王东平,彭建强,闫振.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状况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9.28.

[8]侯俊香,牛习昌.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和出路[J].经济论坛,2004.2.

[9]刘霞.提高素质,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J].中国成人教育,2007.5.

[10]黄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妇女就业问题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4.

[11]王兆锋,钟涨宝,俞红.家庭教育投资对农村女性教育地位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07.22.

[12]陈慧平.发展农村女性教育应注重系统性[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7.1.

[13]郑曦,杨宏.发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成人教育,2007.4.

[14]龚继红,钟涨宝.构建和谐社会与农村女性教育问题探析[J].成人教育,2007.8.

[15]时树菁.农村女性参政的困境与出路――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08.1.

篇12

但目前，我市当前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一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农民工以自发和亲友介绍输出为主，盲目性和无序性比较大；二是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能缺乏，就业渠道较少，大多仅限于农、林、牧、渔业知识，内容简单，对外出就业帮助不大；三是外出就业以短暂输出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四是缺乏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五是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科学合理地配置和运用好劳动力资源

各级政府要尽快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城打工的相关政策，为农民合理流动提供政策支持。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打工的各种手续，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成本和风险。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跟踪管理，积极与务工人员集聚地的司法、计生、劳动人事等部门取得联系，切实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对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建立健全劳务输出网络，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全面搜集和及时反馈各地务工信息，为农民提供准确快捷的劳务信息，使农民“外流”由自发松散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变。从完善镇、村级劳务市场入手，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镇内劳务市场，积累经验和技能，然后逐步向省内和省外劳务市场进军，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梯度转移，使农村劳动力一旦转移出去就能站得稳，立得住。

二、大力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增强其转移就业的能力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和订单培训。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农民工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在培训过程中，找准市场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计划、有目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教育，使农民工由体力型向技术型和智力型转变。努力打造劳务精品，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并驾齐驱快速增长。

要在对全市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进行认真摸底的基础上，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状况及不同思想状态的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根据不同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逐年加大政府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投入，尽快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促使更多的农民离土离乡，务工创业。

要抓好在校生的职业技能培训。教育部门在农村职业教育目标定位上，应从抓学历教育为主转向将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增加职业教育的内容，以使更多的后备劳动力在义务教育中接受到职业技能，各类职业学校要面向城市办学，积极探索“学校+公司+农民工”的办学模式，实行订单式办学，使之成为农村新增劳动力的培训的主要基地。

三、完善机制，强化保障，解除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篇13

关键词：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1-0040-02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在“十一五”期间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仍旧存在接近两亿的富余劳动力。如何面对如此庞大的富余劳动力，进行有效的转移和转型，相关职业教育必不可少，且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伴随我国现代化工业迅猛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急剧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进程逐步提速，农村发展新形势的转变正在形成，依靠现代化分工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逐渐替代了原来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众多的农村人口产生了职业分化，这种职业的分化促使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

数字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是潜在资源，可这一潜在资源整体文化素质低下是目前的现状，不容忽视。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一半以上人口初中以下文化，高中及以下文化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6.66年，刚刚超过小学毕业水平。这样低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带来了如下问题和障碍：转移劳动力数量大于需求，整体文化水平低，不适应市场需求；转移无序，盲目流动等。所以，不管是着眼当下还是展望未来，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整体素质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措施。目前主要是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来实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根本目标。

二、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功能与作用

第一职业教育是联系自然状态中人与现代职业社会的纽带与桥梁，不仅促进劳动者职业化发展，而且还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现代社会经济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农民脱贫致富愿望的体现，它反映这两方面需求。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职业教育利用专业知识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人的技能与智能，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专业技术和劳动技能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故而不论是提供劳动力的地区还是吸纳劳动力的地区，都必须依靠职业教育来培养、培训转移者所缺乏的基本劳动技能。

第三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职业教育应是终身教育，它贯穿于个人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它通过横纵联系全方面提供给劳动者多种类，多层次的枝叶教育和培训。

三、发展职业教育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对策

（一）转变传统农村教育观念

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为发展农业经济服务和为发展非农经济服务。经过职业教育可给农民提供多种技能，让他们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不但有利于尽快转入城市适应新工作，还有利于留守农村的劳动力提高技术发展农业。

1.通过严抓九年义务教育来改变传统教育观。保证农村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夯实教育基础。

2.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引导农民树立终身教育观念。通过多渠道完善该系统不断构筑教育平台，开创由学历教育向终身素质教育全面过渡的新格局。

（二）把握规律，突出职业教育特点

职业教育指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转业、学徒、在岗、转岗及其他职业性培训等等。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用能降低劳动力转移规模与速度上的差异，满足产业结构和技术层级的要求。

1.坚持学历教育与中短期职业培训相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突出短期培训、技能培训，提高投入产出效益；要坚持转移前培训和转移后培训并重，实施终身教育。

2.要进行灵活多样的专业培训。劳动力市场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教育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形势，培养出满足市场的专门人才。一方面，以推动工业化进程需求培训机械技术、微机技术、汽车行业、电子产业等领域的骨干。另一方面，按照劳动力转移的行业主要分布积极开发面向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培训专业及项目，比如餐饮、美容保健、家政、旅游、家电维修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3.扎实做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以各级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为核心，为农村培养大批高中初级技术人才，让农村转移劳动力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科学技术为农业生产做出积极贡献。

4.树立职业教育的品牌形象。品牌效应现在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法宝，积极树立品牌效应才能不同于他人，才能打造属于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职业培训学校要加强师资队伍水平，提升教学质量和成效，积极开发设置特色专业和特色培训项目，灵活创新教学机制，要建立特色鲜明、适应市场的学校。例：陕西省明确推出的五大品牌：“米脂家政”、“杨凌农科”、“秦巴茶艺”、“蓝田厨师”、“渭北技工”，就在全国小有名气了。各地都在力创自己的品牌，抢占市场先机，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方可保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平稳过渡，而职业教育需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扶持。

1.合理运用资金，保障职业教育投入。多年以来，投入职业教育的资金比重在我国教育行业投入中偏低，所以，国家好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确保各层次教育的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合理运用有限资金，提高教育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大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具有更为显著的边际效益。因此，在教育投入上应通过制定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重点加强职业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

2.加强城乡之间教育政策的沟通。因为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有着很长的时间，劳动力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子女入学教育等系列问题上，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子女存在着较大的障碍，仍旧无法与城市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将流动人口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纳入到城市社会整体制度创新的框架中，增加他们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参与。与此同时完善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降低农村劳动力市场准入门槛，变换为文化技术知识控制，将职业学校毕业这一条件作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准入”的重要条件，把岗位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企业招工招聘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曾继友.浅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滑坡的原因及其对策[J].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9.

篇14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47－04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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