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产生的原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景区餐饮业；收益-成本；供求关系；单次博弈；竞争；信息共享

一、引言

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中流砥柱，餐饮业对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当今时代，旅游活动不仅局限于游山玩水，还包括挖掘景区深层的文化底蕴。而饮食文化于其中，更是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旅游离不开饮食，他们互为花叶，相得益彰；同理，景区离不开餐饮业，他们互相依存，使得旅游更加便利，餐饮业收益更加可观。但是，在旅游景区的餐饮业给当地人带来更多经济收入的同时，消费者却并没有获得与其付出所相应的同等价值的消费体验，大多数旅游者往往会因“人生地不熟”被景区餐饮业商家蒙蔽、欺骗，类似“青岛大虾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之类的案例屡见不鲜。景区餐饮业商家相对整体市场而言普遍定价偏高、提供的产品质量较差，存在着“宰客”之嫌，然而此类商家却常常能够在景区“屹立不倒”，甚至已是“百年老店”，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常识大相径庭。那么产生这种景区餐饮业“怪象”的原因是什么？在本篇论文中，笔者将从经济学角度对该现象的原因加以分析，并试图探讨相应对策。

二、从收益――成本角度分析“怪象”产生原因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主体，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利润，而众所周知，“利润=收入-成本”。在景区发展餐饮业，不可忽视的一项便是其较高的经营成本。对于景区来说，“寸土寸金”毫不为过，餐饮业要在这样的地方享有一席之地，需要支付的店面租金、水电费相对非景区地区而言是高昂的，因此景区餐饮企业的经营成本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同时，景区并非一年四季客源不断，旅游旺季旅客蜂拥而至，自然给商家们带去丰厚的收入，但是在旅游淡季，商家在铺位租赁费、日常水电费等固定费用的压力下时刻面临着亏损的风险。因此，景区餐饮业商家不得不在原材料质量、劳动力投入等其他方面压缩自己的经营成本，这就出现了景区餐饮业常见的以次充好、缺斤少两，或者是就餐环境差人意、上菜速度慢、服务态度差等现象。此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润，企业在尽力压缩成本的同时，也倾向于提高产品的定价，从而使游客的利益受到侵害。

三、从供求关系角度分析“怪象”产生原因

所谓供求关系，就是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当供不应求时，市场成为“卖方市场”，物以稀为贵，卖方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可以适当抬高价位以谋求更大的利润；而当供大于求时，商家提供的商品总额超出人们在这段时间内满足生活的物质资料需求所需的商品总额，这时市场便成了“买方市场”，买方处于主动地位，所以此时各个商家若是想更具有竞争力，便不得不降低售卖价格以招揽客源。

很显然，在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国大多数景区内的餐饮业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下。正是因为景区中经营餐饮企业的商家相对于庞大的客流量而言数量稀少，所以每一家饭店的出现都会显得更加珍贵、不可多得，一个座位、一顿饭对于游客的意义也会远超非景区地区。那么，景区餐饮业商家也就更有资本以高出常理的价格收费，在这种几乎不存在竞争的环境里利用垄断优势定高价谋暴利非常简单。而相比之下，景区外的商家数量众多、竞争激烈，在提供同质化产品的背景下贸然提高价格就意味着削减了自身的竞争力。在两种不同竞争程度的市场类型下，景区内外的餐饮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姿态，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四、从博弈论角度分析“怪象”产生原因

在经济学中，“博弈”意味着理性主体在既定规则下，选择一定的策略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餐饮业商家选择提供何种质量的服务和顾客是否会选择再次光临可以抽象为一场博弈。由此假设，若餐饮企业选择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企业虽然只能获得1单位的利润，但是顾客将获得1单位的效用，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将会再次光临；倘若企业选择提供“高价格、低质量”的服务，那么顾客将得到“-1”的效用，企业虽被该顾客拉入“黑名单”，却能由此获得2单位的高额利润。

一般而言，餐饮企业往往会选择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努力经营，注重“声誉”，期待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源。虽然对于每一位特定顾客，商家每次都只能赚取1单位的利润，但是由于物美价廉的良好服务使得每一位特定顾客都将成为“回头客”，商家1单位利润的获取是可持续的，从而能够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对于景区餐饮业商家而言，在其经营期限内，它一般不期待同一位游客的第二次光临，因为一位游客很少会频繁去同一个景区观光。因此对于旅游区商家而言，“声誉”、“口碑”、“回头客”等都是无足轻重的概念，并不会对商家未来的收益造成影响。因此，对于某个特定景区餐饮业商家和某位特定游客，他们之间的行为策略选择符合“单次博弈”，即不论商家提供何种性质的服务，该游客都不会再次光临。因此在追求高额利润的目标驱使下，景区内餐饮业商家自然会选择提供“高价格、低质量”的服务。虽然企业会因此在该游客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企业却能够在这一次经营中获得2单位的高额利润。

五、探讨扭转景区餐饮业“怪象”的措施

1.引入竞争机制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我国景区餐饮市场现属于“卖方市场”，竞争不够激烈，利润流向太过固定，导致景区内餐饮企业为获取高额利润肆无忌惮地提高价格、压低成本，侵害消费者利益。笔者认为，各景区可以通过引进更多餐饮企业，加强竞争，使景区内餐饮行业摆脱“卖家市场”的现状，逐步实现供求相当，向完全竞争市场靠拢和发展，让各商家为竞争客源而主动降价、提升产品质量，使得消费者剩余最大化。

2.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破解“单次博弈”困境的有效手段是实现信息的共享。景区餐饮业商家之所以不惮以“得罪”单个消费者来获取暴利，是因为单个消费者的不好的消费体验不会影响其未来收益，还是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到该景区旅游，到该餐馆消费。但是，在当今信息时代，借助互联网科技，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已是易如反掌。倘若每一位旅游者都将自己的用餐体验如实反馈到网络平台，景区餐饮业商家提供服务的质量就会被曝晒在阳光之下，每一位后来的旅游者都将参考这些信息，从而选择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餐饮商家。“声誉”、“口碑”将重新为商家所重视、所追求，选择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以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将同样成为景区餐饮业商家的理性策略选择。事实上，“大众点评”、“美团”等手机app就是这类信息共享平台的现实雏形。虽然在当下，这类应用普遍还存在囊括商家不够全面，在大城市发展成熟但在中小城市普及度不够等缺陷，但是笔者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类app会继续完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熟悉、运用、信赖，公正客观地反映各个商家的服务质量，从而为消费者的选择提供充足的信息，帮助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景区餐饮业的租赁、水电费等营业成本较高、景区餐饮业现仍属于“卖方市场”、商家与游客之间的买卖相当于“单次博弈”等原因造成了景区餐饮业普遍定价偏高、提品质量较差的“怪象”的出现。虽然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经营目标无可厚非，但是笔者认为正是我国景区餐饮业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导致了商家选择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手段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通过加强竞争、建立共享信息平台等举措完善市场机制，笔者相信我国景区餐饮业最终会成为一个成熟、良性发展的市场，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下，最终将是那些诚信经营、真诚服务的企业能够做到长久发展、屹立不倒，并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篇2

【关键词】磨床；磨削；主轴；圆度

Abstract：Introduces CNCH350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grinding， for in the precision grinding of grinding defects， analyzed the ovality， roundness error causes and solutions， and has taken some measures， and new technology method， discusses the new measures and the effect after the process method.

Keywords：Grinding machine；Grinding；Spindle；Roundness

CNCH350是公司在“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创新中，承担的重大专项课题“航空精密加工车床”。在对这台机床主轴进行超精密磨削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磨削后的主轴，在以键槽对称轴左右45o方向分别为长短轴，形成大小在0.009mm左右明显的椭圆度（如图1所示）。

试验证明，主轴椭圆度的产生，是由于主轴本身结构及在磨削过程中周期变化斜弯曲的影响所形成。从图1可看出：OY、OZ轴为对称轴（也是主惯轴），通过OY、OZ轴的纵平面为其主轴的主惯面。为了研究和计算推理方便，在不影响变形性质的情况下做如下假设：

1.在磨削过程中，因为磨削力很小（

2.主轴在自重作用下的弯曲变形，可近似看成均布载荷q作用下的变形。

因为主轴OY是双键槽的对称轴，所以只要研究了OY轴在Ⅰ、Ⅱ象限中的情况，主轴在磨削过程中发生斜弯曲的情况就基本清楚了。

主轴在磨削过程中，工件每转动一周，由于Jy≠Jz，在主轴自重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周期变化的斜弯曲。这种斜弯曲就引起了工件在水平方向的周期摆动（主轴及垂直方向同样也在上下周期摆动，但对主轴磨削椭圆度影响不大，故不予研究）。当工件向远离砂轮方向摆动时主轴将少磨去一部分；当向接近砂轮方向摆动时主轴将被砂轮多磨去一部分。于是在磨削过程中工件就自然地形成了椭圆度。由均布载荷作用下梁的弹性曲线方程式可知：y=qx（L-2Lx+x）/24，当x0时，y0。所以主轴的椭圆度从刚性最差的中间部位向两端逐渐减少，两端椭圆度最小，趋向于零。

从上述分析可知：CNC600主轴在磨削过程中椭圆度的形成是由于周期变化的斜弯曲的影响造成的。因此，只要主轴结构和磨削方式不变，椭圆度就必然会产生。经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利用现有设备（M131W）尽量减少主轴椭圆度的方法。这就是采用具有弹性的石墨填料砂轮，进行调头磨削并严格控制停机的适当时机，同时借用磨削过程的复映规律，就可以达到较为理想的真圆度。因为调头磨削刚开始砂轮接触工件的部位是椭圆的长轴，随着磨削的继续进行椭圆度逐渐减少，当长短轴接近相等时立即停止磨削。如果继续磨削下去将使原来的长轴变为短轴。

及时掌握停机时间是磨削成败的关键。我们是这样控制的：在调头磨削时将主轴外圆涂上紫色或红丹油，当磨削面积达到整个外圆面积的1/2时，立即停止磨削，此时主轴的长短轴接近相等。应用上述方法在普通磨床上磨削，使主轴椭圆度由原来的0.009mm减少到0.0027mm，母线直度小于0.002mm，粗糙度Ra0.022um。根据这种原理，利用其它零件作试验，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论。如一根￠50x2000mm的镗刀杆进行磨削时，当刀方孔开到一个方向上时，用正常方法磨削椭圆度达0.03～0.04mm。若采用上述方法磨削，则很容易把其椭圆度控制在0.01mm以内。当多个刀方槽成90o方向间隔开到刀杆上（如图2所示），就是利用一般方法磨削，也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我们曾查了工具库的所有典型镗刀杆，发现直径和长度完全相近而刀方槽开的方位不同时，椭圆度相差很大。

为此，在设计精密长轴零件时，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在零件的任一对垂直的主惯性平面内使惯性矩J尽量接近，即Jy≈Jz。

参考文献

[1]赵志修.机械制造工艺学[M].机械工业出版社，1984.

[2]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工艺理论基础[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3]磨工工艺学[M].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

[4][美]E.保罗.迪加莫著.曹正铨等译，林丞等校.机械制造工艺及材料[M].机械工业出版社，1979.

[5]蔡兰.机械零件工艺性手册[M].机械工业出版社，1982.

[6]赵如福.金属机械加工工艺人员手册[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篇3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与就业矛盾；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090-03

引言

关于我国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以及就业问题，国内学者进行过详尽的探讨。在解释研究生不注重科研学术，转而关注就业方面，姚乃英等（2009）认为，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学历型”向“能力型”转变，用人单位不再用“高消费”来装点门面，而是更需要应用型人才；肖干（2009）认为，研究生就业形势逐年严峻，整体就业领域已由过去的学术领域转移到实践领域。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生是否注重科研学术与导师有很大的关系。梁传杰（2008）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中没有把研究生导师享受的待遇和其门下研究生的表现结合起来，激励措施与工作绩效缺乏关联性，这导致了研究生导师失职的现象普遍存在，影响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尹发跃（2009）认为，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是提升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研究生能参与导师课题的比率不足40%，相当比例的研究生无课题可做。此外，一些学者从研究生自身因素分析。郑祥江（2008）从研究生读研的动机方面解释部分研究生缺乏学习和生活目标，比较盲目，不太关注自己的求学生涯和中长期职业发展规划，部分研究生不知道读研目的何在，有些学生甚至是为了避开本科就业压力才选择读研，结果纯粹是为了混文凭；杨小平（2011）认为，研究生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背景、个人理想、性格和个人能力等，家庭条件不好的或者自费的研究生，希望毕业后找个待遇好的工作，尽快帮助父母还清借款，以减轻家庭负担。因此，就如何从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培养来解决研究与就业的矛盾问题，徐梅（2008）提出，在研究生的培养教育阶段，要发挥奖助学金的激励作用，扩大奖学金覆盖面、增加奖学金的奖励额度；同时，要将奖助学金的评定与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挂钩，充分调动研究生自主学习、自主研究的积极性；刘映婷（2014）提出扩大“非单一导师制”的比重，建立导师与硕士研究生之间的定期交流制度，完善研究生导师考评制度。

目前，硕士研究生教育逐渐去精英化，硕士研究生学历成为许多单位招聘人才的起点，一个原本本科生就能胜任的岗位有许多硕士研究生竞聘；学术型硕士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硕士就业问题突显，他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为就业做准备，同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他们必须从事科学研究，从而形成研究与就业的矛盾。目前，研究与就业矛盾已经影响到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解决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与就业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吸取现有相关理论成果之后，分析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与就业矛盾的主要原因，提出研究与就业兼顾培养理论经济学硕士的应对措施。

一、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与就业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篇4

摘要：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节约是选择何种经济组织方式的重要因素。但是交易费用真的毫无缺陷吗？在此想要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是：交易成本理论是完善的吗？有哪些主要缺陷？将着重分析其四个主要缺陷或矛盾：“交易费用”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交易费用 外延 缺陷

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节约是选择何种经济组织方式的重要因素。但是交易费用真的毫无缺陷吗？

在此想要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是：交易成本理论是完善的吗？有哪些主要缺陷？将着重分析其四个主要缺陷或矛盾：“交易费用”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存在的缺陷；交易M用产生和变动原因的分析不彻底；夸大交易费用的解释力；对“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交互作用的分析是一个薄弱环节。

“交易费用”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外延不确定并难以准确计量。“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交易费用”成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之处，“新制度经济学”也因它而又被称为“交易费用经济学”。“交易费用”揭示或反映了交易本身必须付出代价这一客观事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经济活动的工具，强化了人们在进行交易方式选样时的“交易成本”意识，使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渗透到了制度分析领域。

两个缺陷：一、外延不确定：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没有确定的分类，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项目，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其外延或边界不能确定，甚至漫无边际。所谓“交易费用”范畴的外延不能确定，不是指不同的交易方式或领域的数量不能确定，而是指生产某项制度或维护其运转及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特定交易活动所需的费用项目（如信息费用、谈判费用等）不能确定或难以确定。二、是难以计量或准确计量。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交易费用项目都不能计量，但是，在存在许多交易费用项目的情况下，只要有一项或一些不能计量，总量就不能计量，或不能准确计量导致“交易费用”难以计量的因素：1、“外延难以确定”2、一些交易费用项目本身是难以计量的3、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时难以区分。

为什么说“交易费用”的外延不确定、难以准确计量是交易费用理论的缺陷呢？（1）从“交易费用”在整个理论中的地位和功能看：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并深化交易费用的概念，威廉姆森、钱德勒、诺思等人又把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思想扩充到企业组织、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及西方世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领域，由此可见“交易费用”范畴在整个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试想，“交易费用”的外延都不能确定，不知道包括哪些项目，又怎么能依靠它来划清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呢？（2）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发展趋势看，更能理解前述两个缺陷：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分析，但是其制度分析是与资源配置效率相联系的。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交易费用理论，实际上是正统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既要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又不能确定“交易费用”的外延和对它进行准确计量，这就决定了这一范畴与其所采用的方法有不相容的一面。3、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时难以区分。这是因为“生产”与“交易”有时难以分开，二者并非完全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企业内部的职工培训，是生产还是交易，所付出的费用是生产费用还是交易费用。又如：企业家的管理费用也很难确定是生产费用还是交易费用，因为企业家的管理既有对人的管理或人际关系的协调，也有对物的配置，二者又很难截然分开。

首先，科斯教授赋予了“交易”以稀缺性，却没有把“稀缺性”与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联系起来。科斯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却并没有专门深人分析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应该充分肯定，科斯教授已经触及到了“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本原因”，即他已经赋予或认识到了“交易”本身的稀缺性。但是，并不能认为科斯教授赋予了“交易”以稀缺性，就肯定他已经揭示了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因为：1、“交易”的稀缺性只是交易费用产生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并不是产生的直接原因。2、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把“交易的稀缺性”与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联系起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但是在各种情况不确定时，长期契约就有可能被采用。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的收益高于其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生产方式。

当然企业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当企业的行政成本过高时，企业这种组织方式也会失效。一种替代的方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特别是涉及到公共问题。政府的方式不是通过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

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它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企业在经营时往往会受到种种制约，这就会增加其成本，而政府可以完全避开市场，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规定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

参考文献：

[1]《企业的性质》――科斯

[2]《社会成本问题》――科斯

[3]《读张五常的企业的契约性质有感》

篇5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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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失业 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一致性分析

（一）在对非自愿失业的解释上两者存在相似之处。

效率工资理论中提到，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工人的离职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企业生产的连续性，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人会减少或者避免怠工偷懒行为，吸引熟练技术工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厂商的利润，而平均工资的上升，导致出现非自愿失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因为厂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所引起的。而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则认为，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是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本性促使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结果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非自愿失业的劳动者，对于资本家来说，是过剩的，这与相对过剩人口的含义是类似的。

（二）两者都认为失业存在对资本家有利。

失业的存在，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一方面会造成劳动力的供应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就促使，在职工人为了避免失业，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同时提高工作效率，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丰富，加剧了外部竞争程度，造成“粥少僧多”的局面，使得雇佣方处于优势地位，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从而得到更多的利润。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认为，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必要的和有利的。这种必要性和有利性首先体现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可以促进资本积累。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差异性分析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微观差异性分析。

1.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差异性分析

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的根本的分歧在，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认为，只要工资具有伸缩性，失业并不具有必然性，否认失业或者短期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马克思失业理论认为，由于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获利的内在动力，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资本主义必然存在失业。尤其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存在，而在经济衰退时，必然会有失业。

2.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凯恩斯学派的失业理论差异性分析

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存在着相似性，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失业，但分析失业的原因的层次却不一样；马克思分析失业的原因，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层面上展开分析的，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必然造成相对过剩人口，所以要解决失业，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该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而凯恩斯虽然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但并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失业的原因，只是需求不足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另外，在分析造成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时，凯恩斯把这种原因归结为消费倾向、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三者的不协调，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导致了这种不协调，如此以来，就把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宏观差异性分析。

1.失业的原因

马克思失业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的失业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上来分析相对剩余人口或者失业产生的原因，指出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的，另一方面，又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存在着根本矛盾，使得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加深理论失业的发生程度。所以，马克思就业理论可以归结为在生产领域研究资本主义失业问题。

而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在古典学派并不存在失业，或者是长期失业，因为在其看来，资本主义的均衡机制总会解决这种失业，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面对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失业这样的事实面前才承认失业的存在。对资本主义失业的产生和存在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交换领域，对失业发生的必然性与根源的形成认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认为是市场运行机制本身或者人们的心理等主观因素导致失业的必然产生，更多的从经济变量及相互关系的均衡来分析。

2.资本主义失业形式

马克思失业理论中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中，明确的指出了三种失业形式：流动形式、潜在形式和停止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在失业形式这一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那里，失业是不存在或者是暂时的、短期的事情，这些失业是自愿的、带有摩擦性的，而凯恩斯主义则把失业因经济规律而呈现规律性，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更关注结构性失业，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中，萨米尔森归结了失业的四种形式：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3.对失业的治理

马克思失业理论在对待失业问题的解决上，分析的并不多，其更多的是分析失业的原因和过程。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不能被选择的，因为分工细化，生产力不断进步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另外一种就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或者消除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根源，也是改变资本主义失业的唯一可选途径。

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在失业的治理上，根据不同的失业原因分析，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这些措施有拉动需求带动就业，增加培训改变或缓解结构性失业等等很多，但是它们这些对资本主义失业的治理，与马克思就业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所作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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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人际信任；大学生

分类号 RR49：C01

1 引言

信任是影响个体人际交往中预期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标志。Wrightsman（1992）将信任定义为“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其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即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及信任别人的”。Rotter（1967）则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Rotter的这个定义强调，信任是带有对象指向性的心理预备状态。

在有关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方面。Hardin（2002）提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信任模型，主张从信任者自身因素、被信任者特点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因素及影响的结果。在与此有关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学科或专业可能对个体人际信任水平产生影响。这类研究以文、理科作为学科划分的依据。例如，郑信军（1998）发现，文科生人际信任水平低于理科生，研究者将此结果归因为文科生更多关注人文及社会学科，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不良现象更加敏感，因此对人性持怀疑、谨慎态度，而理科生遵循理性原则，对社会现实关注较少，会以更为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看待他人；伍明辉等人（2006）的研究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文科生在特殊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研究者将此归结为不同专业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的差异；石梅（2010）的研究发现，文理科生在人际信任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随着近年来大学生的知识面的不断扩展，文理界限在不断的淡化，很多大学生既对自然科学有较多的认识，又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较多的接触，文理科对于大学生心理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已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总体来说，这类研究关注到了学科会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这一现象，却未能得出一致性结论，其中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理科是一种相对粗略的学科划分方式，不能够完全体现具体学科的特性，使得学科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难以清晰显现；第二，研究者是在不同的框架下对研究结论做出解释，尚未在一种根源性的机制理论上形成共识。

本研究试图尝试不从文理科划分的传统视角出发，而从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人手来研究专业学习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并探究其可能的机制。选择经济学研究这一问题基于以下理由：众所周知，“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基本假设之一（尤其在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里）。

“理性人”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主体所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如消费者追求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彭凯平，2009）。可以看出，经济学秉持的理性人假设与人际信任建立所要求的对他人“是善良的、可靠的”预期正好相反。

那么，学习经济学是否真的会影响人际信任呢？虽然没有研究结论直接证明经济学学习会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但确实有一些证据暗示了经济学专业能够影响与之密切接触者的行为。首先，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共识，经济学家比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吝啬。Frank与Gilovich等（1993）通过邮寄问卷的方式调查了大学各学科教授的捐款额度，发现经济学教授在捐款额度最小的群体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意味着学习经济学有可能使人的行为“偏离”自利而转化成为自私，也就是说，经济上宣扬的自利在现实生活上会表现为自私和吝啬。其次，还有一些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似乎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为“自私”。在一项调查中，Rubinstein（2009）让大学生将自己假想成公司雇主并做出一系列针对员工的决定，结果发现，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总是将利润最大化置于员工福利之前；Bauman和Rose（2011）的研究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跟其他专业学生相比更不愿意捐款做公益，而其他科系的学生在选修经济学入门课后捐献的比例也会出现明显下降；Carter和Irons（1991）通过“最后通牒”游戏发现，对于10美元的分配方案，作为提议者（即首先声明自己和对方各得多少的一方），经济学专业学生提议自己拥有的金额大大超过非经济学专业学生，而作为反应者（即提议者提出方案后选择是否接受的一方），他们愿意接受的金额又远高于非经济学专业学生，研究者据此认为经济类专业学生和其他专业学生相比具有更强的利己动机；Marwell和Ames（1981）通过公共品投资实验也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更少将资金放人公共账户，出现了所谓“搭便车”（free-ride）行为。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经济学专业学生更倾向于将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视为是合理的，同时也预示着，经济学专业学习让个体的行为更具有利己的特性。另外一些例证也从侧面暗示了经济学所蕴含的人性本质是自私和自利的观点同样可能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如Deutsch（1993）认为，是否表现出合作行为可以作为衡量人际信任的指标。Frank、Gilovich和Regan（1993）考察了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专业学生在“囚徒困境”游戏中的表现后发现，相比非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学专业学生更少选择合作策略。研究者由此指出，学习经济学确实会阻碍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学习会让人认同理性人假设对人性的看法，此时关于理性人行为的知识就变成了指导行为的理念依据，即使个体原本相信人们之间应该是相互合作的，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也会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基于自私和功利的目的，最终使得作为合作基础的信任感发生动摇。

基于已有的结论和分析，我们拟建立这样一条假设：经济学专业学习会降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为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拟对大一和大三两个年龄段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测量和比较，如果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在刚进入学科各自专业学习之初呈现相同的人际信任水平，但伴随着年级的升高，经济类专业和非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的水平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那么就能证明经济类专业学习时间的累积会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从某财经类重点高校本科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中抽取被试样本，总共选取有效被试样本290名，男女人数分别为133人、157人，其中大一年级170人，平均年龄18.97岁，大三年级120人，平均年龄21.06岁。这290名被试均来自该高校的8所学院，其中包括金融学院在内的5所经济类学院以及文化传播学院在内的3所非经济类学院（划分标准是依据收集到的其主要专业课程的类别）。

2.2研究设计

采用2（年级：大一年级与大三年级）×2（专业：经济类与非经济类）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Rotter人际信任量表（ITS）测得的人际信任值。

2.3研究工具

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测量采用Rotter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TS）（Rotter，1987）。本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的可靠性的估计，内容涉及不同情境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对象涉及不同的社会角色（包括父母、推销员、审判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以及新闻媒介等）。量表共有2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分为完全同意，5分为完全不同意，其中部分项目采取反向计分，量表总分理论取值范围为25至125分，理论中间值为75分。Rotter（1967）报告其分半信度系数为0.76，其中男性为0.77，女性为0.75，间隔7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56，间隔3个月的重测信度0.68。本研究中，25个项目间 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6。

量表采用集体施测方式，在量表施测时，一并收集自变量年级和专业以及其他人口学变量（如年龄）等信息。

3 结果

3.1 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

对被试人际信任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其平均得分为70.67，SD=9.32。对该被试群体的得分与量表理论均值75的差异进行单样本t检验，f（289）=-7.83，P

3.2专业类型和年级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

以人际信任水平作为因变量，专业类型和年级为自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各组之间方差齐性），结果发现：

专业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H（1，288）=1.49，p>0.05，说明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专业本科生人际信任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年级主效应显著，F（1，288）=8.59，p

专业类型和年级对信任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F（1，286）=9.69，p0.05，平均数分别为73.24和71.14，标准差为别为9.15和8.91；而经济类专业大三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则显著低于同年级的非经济类学生，F（1，118）=7.74，p

4 讨论

4.1经济学专业学习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正如研究假设中所预期的那样，专业和年级呈现出显著的交互作用。在大一年级，经济类专业和非经济类专业被试的人际信任处在同一水平，到了大三年级，非经济类专业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基本没有变化，而经济类专业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则呈现显著的下降。以往一些研究也发现了人际信任的年级差异，如郑信军（1998）发现随着年级的升高，人际信任水平逐渐下降；庞彤彤等人（2006）发现从大一到大四人际信任水平先降后升，但大一年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大三学生。如果单从年级的主效应来看，我们的结果也呈现出相似的结论，看似年级的升高是人际信任水平降低的原因，但是交互作用揭示了更深层的变化机制：是专业和时间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了大学生从大一到大三年级人际信任水平的变化，也就是说，专业学习时间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降低的原因。

4.2经济学专业学习影响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机制

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直觉：学习某一学科而形成的知识背景会影响个体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Posner（1982）曾论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知识背景不仅包括具体领域的知识，而且还涉及到学习者的基本信念。学习者不仅对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有一定的理解，而且，他们还逐步对世界、对自己、对活动等形成了一定的基本信念。本研究发现的具有明确含义的交互作用则印证了这一观点：专业学习时间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降低的真正原因。根据这一结论，我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一种“学科基本假设的内化”观点。经济类专业学生在大一时和非经济类学生在人际信任上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双方具有同样的基线水平；但是经过近三年的专业学习和熏陶，经济类专业学生逐渐接受了理性人假设，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身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身最大经济利益。接受了这种“设定”之后，个体一方面承认了利己动机的天然合法性，可以据此为自己的自利行为辩护，另一方面也会从利己的角度揣测和分析他人的动机、预测他人的行为，甚至将其泛化到对所有环境下各类人和事的看法，从而形成审慎、怀疑和戒备的心理定势。这就和信任所要求的相信他人行为的意图是善的、具有合作和利他的动机和本能等有关人性的乐观积极的看法相违背，其结果便是，经历了一定时间经济学专业学习的个体在人际信任水平方面有所降低。

4.3对经济学专业影响人性观的再认识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结果的解释来表达一种关于学科教育本质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都试图描绘和解释（至少是部分地）人类生活的世界，因此包含着对“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人性是怎样的”这类基本问题的回答。个体在学习一门学科时（尤其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不仅是学习相关的技能和方法，更重要的接受该学科背后蕴含的基本假设，并内化成为自身对于世界和他人的看法，最终系统地体现在认知、态度、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只是将信任作为人性观的一部分加以考察。经济学带来的是一种相信“人性本恶”的观点——人都是自私的、冷漠的、唯利是图的、不相信别人的、精于“计算”和“算计”的；而经济学专业教育带来的信任的下降，或许只是这种被改变了的人性观的一种体现而已，其他的表现也是存在的。例如，虽然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类专业学生更为自私的例证，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证明经济学者或学生在某些情境下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Laband和Beil（1999）发现，经济学教授在按期付款方面表现出的诚实程度高于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Yezer等人（1996）将装着钞票的信封故意丢弃在经济学和非经济学学生上课的教室中，结果发现经济学学生更有可能将其归还。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学学习增进了学习者的社会或团体成员意识（membership），并更有可能高估不诚实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另外，经济类专业学生人际信任度降低也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类专业学生将来可能投身的是金融、证券、投资等行业，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有利于谨慎和理性地防范和规避潜在的风险。

4.4本研究的意义及局限

本研究对经济学学科教学可能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专业教学需要考虑“理性人假设”对学生人性观的现实影响。一方面，应当强调“理性人假设”仅是一种学术抽象的表达，学科知识的产出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不能将其过度应用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指出，自私自利并非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唯一或最优途径，有时合作和双赢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而建立良好的信任正是开展合作的基础；此外，也应当让经济学的学习者意识到，人的需求和效用具有多样性，自私自利的行为往往只能带来物质上的满足，而谦让、团结、协作、利他等亲社会行为能够带来更多心理上的收益。

其次，本研究的结论同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辛自强和周正（2012）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过去十余年间显著降低，相比1998年，2009年时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了1.19个标准差。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和普及，人性观和信任受到了波及，所以不仅大学生，全社会似乎都被经济学的人性观所改变，这种人性观的变迁从客观上迎合了外部不确定性快速增长的变化，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下降。从重建和提升社会信任的角度出发，树立正确的人性观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规范个体自身的行为，同时有助于在社会交往中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减少盲目博弈，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冲抵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从方法上来说，本研究探讨专业和年级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采用的是横断设计，没有追踪这种变化，因而不能完全排除竞争性解释。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追踪研究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专业教育可能对人性产生的影响。

5 结论

篇8

一、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定义

在经济学的论著中似乎很难发现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经济学家也很少在公共政策的定义上发生争论，但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每一个原理都与某种公共政策有一定的联系， 经济学家无疑也是最关心公共政策的一群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经济学》序言中就提到：“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活跃的、发展的学科。在每个时代，它必须解答正出现的难以理解的事物，并与公共政策的当前困境作斗争。”[2]

虽然，经济学家们十分热衷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其实并没有公共政策的位置。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尽管都十分重视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但通常都是将它作为经济成长的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的，或者将它视为一种给定因素可以被省略或剔除掉。也就是说，政府实施公共政策对经济过程影响虽然重要，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干预。正是因为在需不需要、需要多少这种外来干预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才会有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对此的分析却有独到之处。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经济分析中，没有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的进入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满意的解释。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人们过去只注意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要素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后来发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这些要素的增长速度，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把这种超过的部分说成是技术的贡献。但通过对技术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同样也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因素就是制度。制度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变迁，而且在促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变迁所蕴含的潜在利益方面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专利制度、政府资助研究与开发的制度等，都是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所以，制度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更为优先和更为基本的因素。可见，政府的公共政策不仅不应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外生变量，而且从现代的观点看，公共政策还是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按照舒尔茨的解释，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经济规则，即凡是用来规范人类活动的规则就是制度。所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结构。”[3]公共政策不过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al），而且通常是一种与非正式制度相区别的正式制度。因此，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政策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公共政策就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在一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通过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对社会的公私行为所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之所以强调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是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和值不值得承受。这就是说，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美好的设想，而要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成本社会是否可以而且应该承担。

二、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呢？如果说，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政策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如一些社会政策、政治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为何也成为了经济学分析的热门领域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实施任何公共政策都会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而必然面临着利益选择问题，而利益的权衡取舍正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有关决策的科学，它要研究人们如何作出交易决策；如何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如何决定投资和储蓄等。在经济学中，经常会举出“大炮和黄油”的例子，分析人们如何在加强国防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作出的选择。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其实也是政府对各方面的利益权衡取舍的结果。如果公共卫生资源是既定的，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时，就要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卫生投入；政府控制环境污染而对有关企业实行管制时，虽然会使人们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但却会减少企业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所以，公共政策的运行机理通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

其次，经济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且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将各种经济政策纳入其分析范围。例如，经济学可以通过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弹性的分析，对政府实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作出评价；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出发，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建议；可以根据拉弗曲线，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等。实际上，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分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很难将二者绝然分开。所以，曼昆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4]虽然，经济学中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逐步成熟，显然会增强经济学家将它们运用于其他领域的信心，即使是那些看似与经济活动并不相关的领域。经济学家常常坚信，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适合对公共政策进行缜密的研究。

再次，随着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经济学家们在不少过去被认为经济学无法涉足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会进一步激起经济学家对涉及面极广的公共政策的研究热情。例如，经济学家利用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存在着一个与一般商品市场极为相似的“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中，选民们是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要靠民主体制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而政治家的职能则如同市场经济中企业担负的职能一样，他们要把公众的需要理解成是集体产品并寻找供应这些产品的各种途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假定，政治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不像企业那样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选票最大化。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正如现实经济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性的竞争市场一样，民主政体有时也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对社会需要作出反应。这就是说，正如存在着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着政府失灵。既然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用它来分析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同样也应该得心应手。

最后，经济学家们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当然还与他们希望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一个负有使命感的社会科学家甘愿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无关。”[3]4经济学家当然更是如此。作为经济学家，常常有一种“经邦济世”的使命感，自然不能不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倾注极大的热情。虽然经济学家在提供公共政策的方案上常常不能让人满意，以至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为此而烦恼，" 希望“找个独臂的经济学家”，以免他在判断问题时总是说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毕竟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在美国，从1946年开始，总统一直得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指导，而且还从许多政府行政部门的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税制；劳工部的经济学家分析工人和求职者的数据，以帮助制定劳动市场政策；司法部的经济学家帮助实施国家的反托拉斯法。[4]31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家也十分活跃，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学也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政府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

三、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逻辑

为什么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公共政策有其存在的理由，公共政策的限度如何界定。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任何制度的产生和选择都是人们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选择的依据是某种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净收益。比如，科斯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时认为，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企业产生是因为企业降低了交易费用。如果没有企业这样一种制度，而按照市场的方式来组织各个环节的生产，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大大提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在组织各个环节进行生产时，其交易成本已大于以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企业的规模已经过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其规模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张。

科斯曾举过一个著名例子：一个农夫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牧牛人邻居，从此他的庄稼就总是被牛啃吃。习惯的思维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应该出面阻止牧牛人的“不作为”。但科斯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农夫付钱给牧牛人让他停止放牧；或者相反，牧牛人付钱给农夫，让他停止耕作。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取决于粮食和牛肉的相对收益比。但是，不管结果怎样，都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这个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产权问题都需要由政府公共政策来解决，关键在于选择某种公共政策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来解决可能效率会更高。

由此可以推论，公共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选择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较之于由市场或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低。正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去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须遵守的。”[5]可见，按照科斯的观点，政府的公共政策只是一种在市场、企业解决问题时社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替代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实施一定的公共政策可以降低这种社会成本。反过来说，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比市场、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还要高，这种公共政策显然就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公共政策要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制约，其范围必然会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有些公共政策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公共政策可能超出了它的限度，是一种多余的或过度的公共政策。科斯认为，“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解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经常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的情形是，对带有有害效应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5]15根据科斯的观点，当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收益低于其成本时，这种公共政策就不应被采用。这时解决问题可以利用市场，也可以利用企业，或者什么也不采用。

可见，公共政策的限度可以用制度均衡来描述。所谓制度均衡就是现有的制度供给在可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是净收益最大的。此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其限度或者说其实际供给的约束条件，就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等于制度供给的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这就是说，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说明公共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以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则说明公共政策已经超出了限度，某些公共政策已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的和无效的政策仍然空占其位。

当然，如何具体界定公共政策的限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似乎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公共政策是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具体确定公共政策限度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科斯所说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尽管如此，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仍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阐明了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并不是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充分条件。如果公共政策不符合上述逻辑，即使出现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也并不意味着必须用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4.

篇9

关键词：审计动因理论衡量标准经济学完善审计工作

审计动因就是审计产生、存在、发展的原因以及动力。研究审计动因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产生审计，为什么需要审计和为什么审计需要存在和发展。审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为满足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审计动因的主要理论是目前最流行的受托责任论以及理论、多因素决定论、信息论、经济监督论、公司管理论及职业化需求论。

下面就几种主要理论进行论述。

一、审计动因理论及缺陷

1.受托责任论。受托责任论主要观点是：受托责任关系是资源占有人实现对资源有效管理与使用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机制。当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确立后，客观上就存在于委托者对受托者实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而审计恰好独立于受托责任关系双方的当事人，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于是审计便成为受托责任关系能够实现的必要手段和保护机制，从而得出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的结论。

实际上，“受托经济责任”只是审计产生的重要前提，并不能说明审计产生的必要性。它无法诠释审计的职能及社会作用；无法解释审计的独立性。

2.理论。理论主要观点是：企业存在契约关系，而契约条款的实施必须通过监督，否则就不起作用。审计就是这种监督方式。在这种理论中，审计的本质在于促进股东和管理者利益最大化。

但理论的不足之处：无法解释企业接受审计需求强制进行这一事实，无法解释理论认为审计是促进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与审计人员面临的“诉讼爆炸”和“深口袋理论”的经济现象是互相矛盾这一现实。

3.多因素决定论。在美国会计学会基本审计概念委员会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明确阐述审计动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利益冲突产生对公正第三方的需求。（2）当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冲突对方产生的防范需求。（3）处理技术上的复杂性使得普通人无法胜任，从而产生对专门人才从事这一工作的需要。（4）空间的距离使得经济业务与利益关系人发生分离，从而产生对特定人士提供帮助的需要。

这种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审计产生发展的多种动因中，应该有一种最主要的动因。（2）它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审计动因进行概述，并不具备经济学理论基础，也不利于审计理论学科的发展。

二、衡量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上述各种审计动因理论，大都从某个角度出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衡量一种理论是否能更好地解释审计动因，并指导审计工作、完善审计服务，应当结合审计理论结构进行研究。本文以历史性、逻辑性、系统性为原则，以对审计本质的理解为切入点提出5点判断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1.由理论可以导出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的目的。审计动因理论的宗旨是要解释审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因。因而，审计动因理论是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通过审计动因理论的确立应能导出审计本质以及审计职能、审计社会作用的发展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行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就要求一种合理的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准确、全面地解释审计职能的发展以及审计的社会作用。

2.由理论能回答审计源于并满足了何种社会需求。审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存在必是源于一定的社会需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不仅仅能解释某一种类型、某一个特殊群体的需求，还应该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审计及其满足任何群体对审计需求的发展动因。

3.由理论能解释对审计进行监管的合理性。随着审计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无论从横向来看当今国际上审计业务，还是纵向来看审计的发展历史，审计一直是一个法定的工作。各国政府都对各种类型的审计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要求和监管。

4.由理论能解释审计为什么需要保持独立性。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审计得以存在的根本。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这也是不同使用者对审计人员的共同要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对审计的独立性这一根本特性做出合理解释。

5.由理论能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审计动因理论应当将审计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解释清楚，或者进行抽象性的概括，并以这一抽象性的概括为标准，解释统一本质的审计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三、审计动因———基于经济学的观点

根据上文提到的衡量审计动因的标准，本文认为，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使用价值，推动资本高效活动。所谓非对称性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外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审计财务信息可以潜在降低信息非对称。

1.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各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非对称性的。所谓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遇见一切；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正确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所谓信息非对称性是指一方持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于他方信息的验证由于成本昂贵而放弃。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向内部和外界提供财务信息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由人的趋利动机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就产生了一种社会需求，即需要具有专业技术和方法的会计师对企业管理部门编制的反映其经济业务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和判断，作出鉴定证明，以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确保其真实公允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向利益相关者报告。这样通过审计可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若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审计假设理论体系中，关于审计产生原因的假设，如“信息不对称假设”、“信息不确定假设”等等，实际上丰富了信息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一论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满足任何需求者对于提高财务信息可信度的需求。

2.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道德风险对审计监督职能和独立性的解释。在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界定：订立契约的双方中一方未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另一方的行为，从而后者可能据此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侵蚀前者利益。用经济学道德风险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受托责任认为审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这实际上从委托关系的角度反应审计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才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在道德风险模型下，委托人就应该设计一种激励监督合同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潜在发生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机构来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人不偷懒、说真话的问题。于是审计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审计被要求具有独立性的特征。审计独立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3.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是对审计存在必然性的真实解释。在经济学中，逆向选择来自于保险市场的理论研究。是由阿克劳夫运用旧车市场模型开创的。其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间关于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经过一系列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只有质量低的车能成交甚至可能导致市场萎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市场上会计信息提供者知道的信息总是比信息需求者多。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他可能提供一种不完全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倾向。在这种会计信息市场上，一些绩劣公司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来满足自身利益。信息需求者或者因不具备条件或者不愿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来鉴别这些信息的真伪，盲从跟从这种信息，就会导致有限资源流向绩劣公司，而真实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将退出市场或也采取披露虚假信息的措施。这就是会计信息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会计信息可能由此而萎缩。因此，就需要具有独立性的审计对会计信息进行鉴别，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即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正确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审计可以导出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

4.信息非对称性对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合理性的解释。审计期望差距指公众对审计的需求与公众对目前审计执业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它既包括由于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差距，也包括了由于公众的认识错误偏差而形成的差距，正是信息固有的非对称性导致社会公众对审计的需求，同时，又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是绝对的所以审计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而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于是，在公众需求和审计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期望差距。信息的非对称性很好地解释了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信息非对称性是绝对的，但是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在不同环境下是不同的。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审计自身内部环境发达与否等因素。所以，随着审计对信息非对称改变程度的不同，审计工作期望差距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而有所差异。这也就很好解释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完善审计工作、建设审计理论体系

从本质上讲，审计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系统。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之间、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审计机构与社会有关各界之间存在着双向信息交流关系。审计通过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将经过审计了的、增殖的财务信息提供给信息的需求者。运用经济学知识可以从根本上对审计本质进行解释，从而解释为什么需要审计，审计如何能更好地发展，以及审计的目标、职能、质量特征等。人们在规范、建设审计理论体系的时候，就能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新晨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基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审计动因，对于指导审计实务、完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审计活动就是站在独立第三方的角度通过审计来增加信息的价值，这样，审计实践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规范甚至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标准都得到了规范；另一方面，审计工作从降低信息不对称着手，有助于改善审计内、外部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时展。世界审计史[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篇10

【关键词】金融经济 经济数学 应用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应用高等数学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数学重的统计学以及微积分等模块已经成为了现阶段经济数学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现阶段经济数学在应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数学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被拦用，影响了经济数学作用的发挥。基于以上几点，在现阶段对金融经济中经济数学的应用进行研究和探讨有利于明确经济数学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金融经济的今后发展方向作出一定的贡献。

一、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中的具体应用

（一）经济分析方法的完善和统一

相比于其他学科，数学学科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在经济学中融入经济数学的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现象进行更为精准的解释的定义分析。同时在经济分析学中所使用的各种分析方法，再通过数学思想进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将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方法上的转变，从而使经济学中各个不同的分析方法能够有机的进行融合，促使经济建设加快进展。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如果数学能够构架有效的融入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行有效强化，促使整个经济产业的健康成长。在现阶段的经济生活中的供给、需求等经济概念，都是金融经济与经济数学有机融合的具体体现。在金融经济中引入经济数学，在最大程度上使经济分析方法做到了完善和统一，避免了经济定义中定义模糊或者是歧义的产生，使经济学中的规范原理更加规范和统一。

（二）经济数学的应用进行经济分析预测

在金融经济中融入经济数学的思维，能够使金融经济的发展方向得到有效的指导。由于数学学科自身存在的严谨性与逻辑性，因此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经济数学能够通过模型建立以及数据演算等方式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预估，从而使经济的发展方向变得可控。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运行过程中，有很多对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引用了相关的数学方程式，从而使经济学数据演算变得更加可靠。同时在经济学中有机融入数学的思维，还能够通过数据演算对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预测，从而有效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三）对经济的分析使用数学思路拓展

数学分析法现阶段在经济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通过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分析法，能够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内涵进性科学性的阐述，同时也能够帮助人们对于经济现象的产生站在客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现阶段的金融经济现象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们使用数学分析法对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科学化的分析，能够使经济的发展过程具有可控性。同时现阶段金融经济中的数学分析法能够在一定程度山弥补传统经济分析方法的缺陷和弊端，从而使人们对经济的分析思路变得开阔，有效的拓展了人们对于经济现象的预测与分析能力。

二、数学经济分析法在现阶段存在的弊端

（一）数据的来源具有不确定性

在现阶段数学经济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存在着经济现象的数据来源不确定的弊端。由于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数据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或者实效，因此在实际的数学分析法演算的过程中，一旦使用的数据存在着实效或模糊的情况，就会对数学分析法的结果造成影响，是数学分析法的经济分析预测结果的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基于数学学科自身所具有的严谨性，因此在运算过程中如果数据出现错误，就有可能回导致整体的运算结果都缺乏科学性。因此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有关研究人员应该对数学分析法的数据来源可靠性进行综合考量，以保证数据的实效性。

（二）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缺乏综合考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在产生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因此在实际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外界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数学分析法在金融经济的总用主要体现在对数据的处理方面，数学分析法处理数据常用的手法是数学方程式，而一旦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单从数据方面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有可能会使整个经济活动结果的预测缺乏科学性，从而导致经济建设的整体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在现阶段经济生活中应用经济数学时，使用者在运用数学分析法对经济的发展进行核算之前应该对所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保证在数学分析法数据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对数学经济分析法的改进措施

（一）对数据的来源进行系统分析

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在对经济进行分析之前就对经济想象的产生原因进行系统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C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从而使数学分析法对经济活动的结果预测更加科学。因此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数学分析法的使用者应该在提取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来源进行分析，以此来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运算结果的可靠性。例如，在对某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预测和分析时，分析师应该针对数据的来源进行全方位的考证，在源头方面确定整体数据的可靠性，从而使整个经济活动的结果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二）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过程中进行系统考量

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过程中，分析者需要注意影响经济活动结果的因素不仅仅只有数据，还有其他很多影响因素在对经济活动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分析师在对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进行分析时，要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同时结合考量的结果对经济分析的数据进行更新，以此来保证经济活动的平稳运行，加快区域经济建设步伐。例如，经济分析师在对某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在数据的提取方面不能够只单纯考虑到通货膨胀中的供需关系，同时还要结合商品的成本、未来发展趋势等多个要素对整个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化的考量，同时再将所有的影响因素通过数据的形式进行提现。最后再通过数学分析法对存在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验算，以此来实现通货膨胀危机的解除和通货紧缩的预防。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分析者如果能够通过综合考量的方式对经济的结果进行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整个经济运行的结果更加可靠，保证经济建设的进度。

篇11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篇12

案例最早起源于军事学，然后被管理学借用，也被经济学借用；模型起源于天文学，然后成为（变量）数学的一套非常有用的工具，也被经济学借用；故事起源于神学对生活现实的艺术抽象，也被经济学借用。其实，案例、模型、故事是等价的，可以说是从不同角度阐述经济学的的“望远镜”或“显微镜”而已。因此，在经典名言之后，每一次课程都至少展开了一段经济学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铲起一段“疑情”。“疑情”之解一定是从经济学的维度。故事的提问是精心的，但故事本身也许绝非虚构。当然，对故事的提问作了提示。

在宏观经济学部分，轻流派、重机制是讲授的宗旨。正如《三字经》言“经即明，方读子”。“经”即基本原理“，子”即流派。有关不同流派的内容应该在“经济学说史”课中去学，而且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知识以后再比较不同流派才可能有所收获。经济学说不断发展，造就了多种流派，几乎每一家学说都源远流长。若在力图把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再区别诸多不同流派可能更好，若以当年作学生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会扰乱了对基本经济理论的宏观理解，无法形成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去理解与解释世界经济中的风云变幻。当然，经济学的流派也是非常有趣的。

实用性

教师可能会发现，本课程涉及的基本理论，其假设条件都应首先被列出，并加以讨论。假设是一种抽象方式，又是从现实到理论、从社会人的实际行为上升到理模式的前提条件，离开对假设条件的描述和理解，既无法深刻理解理论本身，又无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假设条件是一切理论的必然组成部分，忽视假设条件教不好经济学，也难以学好经济学。

课程应尽力使用生活中“亲身感应”的经济学故事，力求显示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完全可以用来解释身边的经济现象。本课程也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讨论。总之，本文教学理念是：把抽象的经济理论模型还原为生动、具体的经济现实。

启发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必须理解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现象进行思维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在研究经济系统时，首先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然后将这些子系统组织成一个分析框架。组织分析框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不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分析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如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经济学家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至今为止对其爆发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认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分歧就较大。有从生产角度分析，有从消费角度分析，有从金融角度分析，有从分工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析等等，很难判断那一种分析绝对正确。

（一）经济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分析框架，选择不同的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是不一样的。当代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杨小凯（1948～2004）先生认为，一般都是将经济分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数学的函数关系来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望，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或用对策论（或称博弈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所做出反应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人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第四个层次是当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考虑时间因素，则分别会有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

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应该的这类价值判断问题，而只问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在这个分析过程中，经济学家一般用所谓思想试验的方法。他们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因素做一些假设，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设与看得见的人的行为（如购买量）或现象（如价格）联系起来，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设为真时，则某种相应的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的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假说（理论）一般要用能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来证明其真伪，而有些假说（理论）是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伪的，有些假说则可能被证伪或证实。

用经验数据证明假说（理论）真伪的工作就叫做经验研究，一般属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一个假说（理论）包括3个组成部分，即假设-逻辑推导过程-结论。从假设到结论的逻辑过程被称为分析框架。对被经验研究证伪的理论而言，只要其中假设与结论之间的数学逻辑严格而无懈可击，则这条逻辑链条就不会被。因此，当一个假说（理论）被证伪时，就可以将逻辑不真的假设排除，集中考虑假设和分析框架的问题。所以说，数学的严格逻辑过程对思想试验是非常重要的。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却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真知的积累过程，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第三个层次所分析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分析这种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

当今，传统经济学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挑战，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处于剧变之中，但迄今为止，对这四层次分析方法还不存在严重挑战。一些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应将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放到经济环境的描述中去。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层次所描述的制度环境（游戏规则）不应该只有完全竞争、私有财产，应该考虑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制度环境。甚至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应该作为内生变量，不但在第一个层次中出现，而且还会作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均衡）在第三个层次中出现。这就是所谓对游戏规则（制度）自发演进的研究。

可能有些读者对数学比较厌恶，但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是用数学组织起来的。数学所以能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严格的数学语言能显著提高对经济问题争论的效率，争论的双方都能找到分歧之所在，而在数学广泛应用之前，争论的双方往往对一些概念的定义不严格，同一个概念可做不同解释，使得争论双方搞不清楚分歧的实质。第二个原因同主流经济学形成的过程有关。由于经济学中大量应用数学，使得一代一代的教师可以出答案唯一的试题，学生可以完全重复教师的推理，因而利于主流学派的形成。正是由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共享一个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不仅促进了不同专业领域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而且使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分工，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注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在方法论上，有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的区别。前者是演绎推理，后者是归纳推理。规范分析法通常使用的是推演，更多地凭借思辨逻辑、概念演绎来做判断和结论，在此基础上告诉人们“应该怎样”。

根据规范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常常被叫做指导性理论，他的理想成分比较多，难以进行充分的事实验证。与规范分析方法不同，实证分析方法则更多地凭借事实材料和数据来做判断和结论，注重概括，重于经验描述，从大量数据和案例中归纳出“是怎样”的看法。根据实证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常常被叫做经验性理论，这种理论的实感较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规范分析方法用得较多，经济学不需要考虑消费者偏好和投资者意愿，常常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家庭消费什么、怎样消费时刻在发生变化，随机因素和不确定性随时在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仅仅根据逻辑推演所得的结论来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规范分析方法要在与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篇13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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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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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篇14

关键词：新疆高校 计量经济学 教学改革

一、引言

新疆高校与内地高校不同，其少数民族学生占据相当比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抵触与消极情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未接受英语教学活动，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计量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对软件的应用就十分吃力。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效果。

如何改进新疆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凝练适应本地区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特色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本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新疆塔里木大学经管院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为例，提出了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和教学改革的建议。

二、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形式单一，学习积极性差

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问题，往往会对经济模型公式进行步步推导分析。这样的过程对于实际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意义并不大，学生受制于数学基础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他们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新疆高校本科学生因此将高校计量经济学与数学化为一等，学习枯燥乏味，抵触情绪强烈。笔者在教授计量经济学与学生的实际接触中，了解发现学生们面对计量经济学教材中与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内容相关的数学推导，会产生恐惧与反感心理，学生很可能因为对这门课程性质认识的偏差，认为计量经济学太难太枯燥，以后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也很少能用到这些知识，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此种认识尤为明显。而计量经济学是融合了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归根结底它是一门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的经济学学科，复杂的理论公式推导并不是教学的目的，运用计量经济学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才是根本，注重案例分析与软件操作解决实际的问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软件应用障碍较大

计量经济学实际操作软件eviews中并未存在相当大的词汇量需求，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详细的指导手册，造成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本科学生对其产生抵触情绪。

（三）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应当在高等数学（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级数，常微分方程等）学习之后安排，但却存在有计量经济学先于高等数学教学的现象。

（四）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计量经济学体系庞大，实际的教学中存在时间短而教学任务量大的基本情况。但是在此基本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继续压缩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课时的倾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束掉教学大纲的教室学习后准备要开始上机操作的时候就已经要结课了，留给学生自己进行实际上机操作的课时太少，致使新疆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通病是，学生貌似学了很多计量经济学方法，却不知道如何应用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有的不知如何建立模型，该建什么样的模型；有的是理解不了模型数据结果的经济意义。因此，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不合理，是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的一大关键问题。

三、新疆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意见与建议

（一）教室上课与机房操作“间作”教学

高校教务管理层应当根据具体的课时安排，采取上课与上机间作式的方法进行课程安排，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两个手段，及时反映问题，在良性互动中实现高效计量经济学的学习。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同时要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态度进行引导，要树立学以致用的方法，并重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源与放大使用，同时以实际使用与操作效果为考核的根本。

（三）扩大计算机教室承载力

高校计算机教室实际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硬件与软件的同时跟进，只有具备充足的实际承载能力才能更好地给高校学生的实际操作阵地，对于提升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操作应用效果意义重大。

（四）合理安排课程与课时

计量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的重点课程，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的论文答辩以及考研升学或毕业工作意义重大，应当适当压缩非核心课程而加大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学时，增强高校大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掌握与应用能力。建议将总学时增加到64―72学时之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二分之一。实验教学学时应当穿插在理论课教学之间，通过软件应用与操作及时消化各章节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另外，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课程基础，在开设该课程之前，先修课程的协调与衔接尤为重要，必需的先修课程有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微积分、高等代数、概论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打破各课程主讲教师各自为教的局面，增强彼此间教学信息的沟通交流，使得这些数学学科以及计量经济学学科作为经济学工具为经济学服务。

参考文献：

[1]张长青.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4）.

[2]李磊.本科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探讨――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3（1）.

[3]李晓宁，石红溶，徐梅.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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