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产生的原因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弹性就业 劳动力 需求 供给

弹性就业产生于20世纪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指相对于传统的就业形式而言的不限劳动场所、不限劳动时间、不限劳动报酬的一种极具灵活性的就业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家庭就业、自主就业等多种形式。对于弹性就业产生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做过不同的研究，但大都集中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及就业结构的变化。本文从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两个方面来阐述弹性就业产生的原因。

雇主对弹性就业性质劳动力的需求分析

本文从雇主的雇佣工人人数和人均工时的决策安排角度分析了弹性就业产生的原因。

（一）相关概念

1.劳动成本。劳动成本指由于雇佣了工人而产生的用于工人的支出，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可变劳动成本（随劳动时间的长短变化而变化的成本）；二是准固定成本，一般是指非工资成本即不随工作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成本，其内容包括：企业新雇员的雇佣和培训成本、法定的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等。

2.边际劳动成本。边际劳动成本是指因增加一单位劳动雇佣量或增加单位平均劳动时间而增加的成本，分为两类，一是保持现有的平均劳动时间不变增加单位员工雇佣量而增加的成本（用MCM表示），二是保持现有员工雇佣量不变，延长现有雇员平均工作时间1小时所面临的成本（用MCH表示）。

3.边际劳动产出。边际劳动产出是相对于边际劳动成本而言的，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劳动的变化所引起的产出量的变化，即产出量的变化额与劳动单位变化额的比值。边际劳动产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其他条件和平均工时既定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名工人所引起的产出的增加额（用MPM表示）；另一种是在其他条件和雇佣人数既定的条件下，平均每名工人增加一个工时所增加的产出量（用MPH表示）。假定MPM、MPH都大于零，且随着雇佣人数和平均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即遵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二）模型构建

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只有在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时，企业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劳动边际收益=劳动边际产出×竞争市场下的产品市场价格），即只有在以下两式同时成立时才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

MCM=MPM×P ①

MCH=MPH×P ②

由①式得 ：P = MCM/MPM③

由②式得 ：P= MCH/MPH④

由于P是竞争市场下的产品市场价格，所以③、④式中的P为同一数据，即

MCM/MPM＝MCH/MPH ⑤

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只有⑤式成立时企业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如果MCM相对于MCH上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用工时替代人数，即减少雇佣量，增加人均工时（即通常所说的加班）。

（三）模型分析

如图1所示，在企业规模较小、员工数较少时，增加雇佣员工数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小于延长平均工时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表现在MCM

MCM/MRM、MCH/MRH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即图2中的B点。在长期，企业不会停留在现有规模，仅仅追求较小规模下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利润的无限化。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企业长期追加劳动投入时， MCM/MRM>MCH/MRH 者的上升速度大于后者。MCM相对于MCH上升，因此理性的雇主偏好于以延长平均劳动时间来代替新雇员的雇佣。即使在短期，MCM/MCH也存在着如图3所示的关系，随着加班时间的增加二者的比值也逐渐增大，从而造成了MCM 相对于MCH的提高，理性的雇主也会偏好于用延长平均劳动时间的办法减少新员工的雇佣量。当市场中的多数雇主都注意到这点时，劳动力市场中将产生大量等待就业的准失业人员。这些准失业人员的存在为弹性就业的产生创造了劳动力的准备。

在竞争性的环境中，企业产品的需求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每月、每周都在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许多企业发现，维持存货的成本远大于保持产品的及时供应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许多企业便采取了加班加点的方法来吸纳产品需求的波动。同时，近年来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员工权益的保护，使得MCH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在此情况下，许多企业开始寻找既能吸纳产品需求的波动又不会带来较大成本的途径。弹性就业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弹性可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弹性就业者可以在企业的产品需求旺季为企业服务，需求淡季离开企业另寻它途，既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又满足了准失业劳动者的就业需求，弹性就业便由此产生。

弹性就业的产生和发展会受到政府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法规的影响。本文仅以非全日制就业为例来说明政府政策对弹性就业的影响。如图4所示，假定在企业的生产中，全日制工人和非全日制工人是相互替代的，如果相对于全日制工人而言非全日制工人的劳动成本或准固定劳动成本下降，则非全日制就业比例增加，相反则会下降。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的等成本线和预算约束线相切于A点，此时的非全日制就业人数为D点所代表的数字。当政府制定了保护非全日制就业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了非全日制工人也同样可以享受解雇和怀孕津贴后，企业的预算约束线将发生转动，和新的等成本线相切于B点，此时非全日制就业人数为C点所代表的数字。非全日制工人减少的绝对数小于全日制工人增加的绝对数，因为全日制工人的劳动成本仍高于非全日制工人的劳动成本。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当非全日制工人未能普遍享受健康保险时，一项强制雇主为所有雇员提供健康保险的政策会相应降低对非全日制工人的需求。原因有二：第一，雇主目前提供的健康保险很少包含非全日制工人，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些使用非全日制工人的企业将面临较大幅度的成本增加；第二，强制性健康保险相对于延长工时减少雇佣量而言，将会增加雇佣工人的准固定成本，因此，相对全日制工人来讲，增加了雇佣非全日制工人的成本。

雇员对弹性就业追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分析

目前，关于弹性就业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力供给方的原因已得到普遍认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劳动力队伍中有孩子的已婚妇女随之增多，进入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人在增加，需要以工作收入维持学业的学生在劳动力队伍中比例也在增长。以上诸方面只是从宏观的角度说明了弹性就业产生的必要性。同时，此类劳动群体也大都属于收入中等偏下的低收入阶层，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特点或处于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而不能从事全日制工作。此类劳动者属于非自愿弹性就业者，也是弹性就业发展之初的主要从事者。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自愿弹性就业者。这类劳动者一般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等高收入阶层。本文简要介绍此类劳动者从事弹性就业的动机。假定人是惰性的，是以个人享乐主义为中心，对金钱的敏感低于对自由时间的敏感。同时假定员工的时间只有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两种用途，员工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员工自由时间的成本为工资率的货币效用与自由时间所带来效用的差。其结果可以大于零、等与零、亦可以小于零。

篇2

关键词：职业学校　发达地区　逆反心理

从本质上讲，逆反心理是指在一定的外界因素作用下，对某类事物产生反感情绪，故意做出与该事件发展的常理背道而驰的举动的一种心理状态。

一、职业学校学生逆反心理的几种主要表现

1、对班级的各种事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班级荣誉感。

2、经常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常令周围学生觉得“不可思议”。

3、把老师的批评当成一种恶意，采取顶撞的方式，语言尖锐，态度生硬。

4、老师要求学生要“以诚待人”，他们则对老师不信任，不说心里话，撒谎甚至欺骗老师。

5、学生在上课时逆常规而行，做出常人不可想象的动作，说出常人不能想出的语言。

6、在仪容仪表上，置学校规章制度而不顾，烫出异样的发型，染出鲜艳的发色，戴出奇异的首饰，穿出奇装异服。

7、不听老师和家长的正确批评和引导，一意孤行。

二、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

1、如果教师在批评学生时仅凭主观臆断，不注重事实证据，就会使学生产生较强的不满情绪。

2、如果教师对学生过于宽容，甚至溺爱，特别是有些年青的教师，开始时对学生的错误批评和教育不到位，长此以往，就有可能助长学生的“小脾气”。

3、如果教师在班级管理中不能发扬民主，把自己完全凌驾于学生之上，就有可能使学生产生较强的对立情绪。

4、如果教师在批评时态度强硬、语言过激，严重伤害了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就必然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

5、经济的发达、父母的宠爱助长了他们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心理。

三、因势利导，作好学生逆反心理的转化工作

1、跟学生讲清“逆反心理”危害。教师可以向学生讲清逆反心理的客观存在及科学转化的方法。可以告诉学生，逆反心理是青春期的孩子萌发独立意识的一种表现，它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逆反心理有明显的缺陷：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一味地排斥、一味地反对。这样做实际上是头脑简单、幼稚、不够成熟的表现。

2、教师要一分为二地分析“逆反心理”。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盲目反抗和合理的拒绝。前者是一种缺乏思考的机械的行为模式，是幼稚的、盲目的；后者是有分析的理性的选择，体现了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因此，我们应该把前者科学地转化为后者，这样才是正确科学的态度。

3、教师应努力尊重学生。有时教师忘记了他们对于学生的表扬是多么重要，职校生本已在同龄学生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心里也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提高职校生的自信、树立他们正确的人生观是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教师还应对自己的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善于发现“难看”的孩子身上的优点，并寻找时机让他发现自己的长处，表现自己，改变他在老师和同学中的形象。

5、合理利用学生逆反心理的正效应。教师要大胆利用青少年学生逆反心理的积极因素，培养其创新意识和能力。我校建有“华姿职校科技协会”，需要一批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思维的学生。对于那些乐于反其道而行之的“金点子”，我们会勇于接受；对于能提出这些“金点子”的学生，我们亦会积极接纳。同时，在学科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逆向思维的特点，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

6、创设科学有效的辅导机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心理辅导队伍。限于多方因素的制约，可以按学生数配备专门的辅导教师。可以适当借鉴现今大学的心理委员制度，在学校有专门的辅导教师，在班级有专门的心理委员，这样可以及时化解学生的心理问题。我校已经建立了江阴市先进的心理咨询室，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心理咨询师，使心理辅导常态化、常规化，我校为职业学校学生的心理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郭沫若先生说过：“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没有本来就不自爱而自甘堕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让我们用全部的爱去打开他们——职校学生的心扉，去消除他们的逆反心理，去带领他们渡过人生的黄金时代，把他们个个培养成有文化、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过硬的体魄的合格的四化建设人才。

参考文献

1、学生逆反心理表现与疏导例谈.河北教育(综合版)，2007/01。

2、浅谈青春期学生逆反心理的表现类型、产生原因和化解对策.教学月刊(中学版下)，2007/01。

篇3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篇4

关键词：日本经济 衰退 贸易原因 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受到上世纪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影响，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匍匐前进的态势。同时，又接连受到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目前9级地震的冲击，日本经济可以说是在原有态势的基础上雪上加霜。抛开自然灾害等超经济因素，来考察日本经济的衰退根源，各路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汇率说、贸易说等等。具体而言，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灭，预示着日本引以为荣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历史终结。随之而来的则是，由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破坏而造成大量游资转向境外；同时，股票市值一落千丈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使得企业在寻求恢复性再生产上面临融资困境。受到日本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日本政府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研发领域的作用遭到在抑制，逐渐造成日本现阶段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大为降低。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又给予日本以重创。长期以来，日本通过向美国输送产品，并向美国进口生产资料产品来拉动本国经济。由于美国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国内消费能力迅速陷入低弥，使得美国外贸政策逐渐转到了贸易保护主义方向。结果，美日两国在最近几年的贸易摩擦，促使日本失去了许多产品出口市场。

从日本经济衰退的表象上去分析，有关其长期处国际贸易的不利地位，似乎可以解释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因为，日本作为岛国，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所生产出的产品只有通过出口才能被完全消化；从而，才能保证国内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然而，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根据商品生产决定商品交换的，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可知：在探究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前，需要深入贸易原因的背后，去考察商品的生产原因。最终，通过商品生产这一“中介”，进一步去完整理解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同时，国际贸易的开展体现为多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博弈的属性除了受到当事国之间的默契以外，还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国际宏观经济态势的影响。该影响特质，内化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驱动而表现出来。因此，现阶段在考察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时，还需引入目前经济环境等外生解释变量。

综上所述，本文以“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研究”为题，其目的就在于：在上述分析分析框架下，客观、合理的探讨日本经济衰退所关乎的贸易原因。

二、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发展本国经济时，逐渐接受了美国所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可以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思想上的体现。纵观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家史可知，上世纪二战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使得微观与宏观领域的经济范畴获得了板块式衔接，逐步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放大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味追求：小政府、大市场的梦想，深刻体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该主义作为日本政府治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形态，自然就过度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该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管制。受到资本驱利性的作用，大量资金流向了虚拟经济领域。而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受到发展资金短缺的约束，关乎产品研发、生产等核心环节的开拓力度，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这一系列因素所形成的叠加效应，使得日本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大折扣。

同时，在基础研究领域，日本政府乃至企业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考察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可以发现：日本首先梯度引进了美国的纺织产业，在赤松要雁型发展模式的指导下，着力发展了本国民族产业。在民族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日本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策略。该策略的开展，使日本所生产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形式走向了世界。然而，随着日本周边各国通过经济赶超战略，迅速发展起来时，日本以重视技术而轻视基础研究的弊端，就在商品的国际商品竞争中暴露出来。直接影响到了贸易本身。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表现为：周期长、直接回报率低等特征。该特征就必然排斥私人资金的进入；并且，正如上文所述，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怂恿下放松了金融监管，促使大量资金由于趋利性流动就限制了对基础学科领域的投资。二者所形成的叠加效应，逐渐从最近几年日本产品不理想的国际竞争态势体现出来。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一直是本国为之骄傲的企业治理模式。该企业治理模式直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以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日本企业，在企业薪酬分配机制上更加关注资方与劳方利益平衡上的协调。这便构成了日本企业员工的激励机制，促进他们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而尽力。由此可见，在终身雇佣制的保障机制下，员工与资方更多的是关注对企业利益的分享，这可能就是典型的日本特色。然而，如上文所述，上世纪90年代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企业在员工管理上逐渐放弃了终身雇佣制这一制度。在引入美国式的契约管理模式，这就使得企业员工降低了对企业生产的关注度。这也就从微观领域，影响了日本近20年来的产品研发与生产工作。

最终，在商品生产领域所出现的问题，就在上实际90年代房地产经济泡沫，以及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下，在日本的国际贸易领域体现出来。

三、上述原因在日本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

开展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利益学说以及资源禀赋学说。比较利益学说认为：一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时，应着重出口自己在生产时机会成本相对最小的产品；而在进口产品方面，则是进口自己生产时机会成本相比最大的产品。资源禀赋学说则说明：一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时，应根据自己各项资源的禀赋条件来进行。因此，二战后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其在对外出口商品的品项上：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商品转移到了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中国等国家，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量消化了日本的产品。

然而，近年来美国为了摆脱国内长期出现的经济不振，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逐渐显现，最终反映在了该国上层建筑的外贸政策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更是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上文已经指出：国际贸易的开展体现为多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博弈的属性除了受到当事国之间的默契以外，还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国际宏观经济态势的影响。由此可见，美国在国家核心利益的驱动下，将较长期的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近年来，日、美两国的贸易战持久进行，便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历来是日本商品的主要进口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到充电器、电视机等；大到汽车、机床等，都与日本进行了广泛国际贸易。然而，中国在实施国民经济振兴计划后，大力发展了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同时，中国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后发的优势。近年来，在采取进口替代策略后，在对日本商品的进口上，从商品类型以及数量上进行了调整。这些，都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开展。并且，随着国际区域化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多面对的贸易伙伴国也将多元化，这也必然影响到了日本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活动。

例如，引入上文日本生产因素，可知：考察中国大陆的手机市场，手机的品项由三大版块构成：中国制造、欧美制造，以及韩国制造。作为电子生产大国的日本，在手机贸易领域已逐步退出了中国市场。原因何在，就在于其长期忽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使其在手机产品的技术升级上落后于上述国家。从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必然失去中国市场。

四、对日本经济衰退贸易原因的整体理解

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9级地震，并引起本国的核危机。可以预见，这一系列的超经济事件，必将进一步影响日本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以及旅游产业经济方面），并制约本国的经济增长。诚然，这些都反映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但是，从这些影响贸易的表象深入到本质层面，则发现：其都需要在日本本国的生产领域寻求根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得出结论：未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本国商品能得以售卖。在本国市场趋于饱和的前提下，必然会在海外市场需求销售机会。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体现为通过侵略、建立殖民地来实现上述目的；当前，则通过资本对外的直接投资，以及在“自由贸易”的框架内来完成。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的事实，便是堆积如山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寻求买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寻求买主的同时，有必然会形成现实的竞争关系。同时，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分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与实体经济相背离。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使得金融机构与投资者都无法确定该金融产品的实体内涵。最后，通过一系列风险传导链条，将本国乃至国际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在鼓吹金融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上述金融泡沫的破灭，逐渐侵蚀到了本国的实体经济。从而，又极大的制约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要求下，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反映到国际贸易领域便是贸易壁垒的设置，以及所谓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因此，上文所提到的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必然发生。也就必然通过日本国际贸易领域的表象，反映出其在生产领域产业资本的困境。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的产业振兴计划的实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局面。以中国为例，伴随着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下，中国在生产领域大力推进了高新产品、低碳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这一成果，在不断提升本国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还从原来的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该转向直接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产品出口，在后危机时代形成了日本经济全面复苏的巨大障碍。因此，伴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进口替代乃至出口导向便成为目前的发展战略。因此，日本近年来对中国出口也出现了他们不原接受的现实。

以上基于马克思经济学传统，对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进行了研究。首先从日本的生产领域分析了目前出现的问题。然而，又进一步分析了贸易方面的原因。这便构成了本文论述的逻辑路径。

五、小结

本文认为，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根据商品生产决定商品交换的“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可知：在探究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前，需要深入贸易原因的背后，去考察商品的生产原因。最终，通过商品生产这一“中介”，进一步去完整理解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同时，国际贸易的开展体现为多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博弈的属性除了受到当事国之间的默契以外，还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国际宏观经济态势的影响。该影响特质，内化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驱动而表现出来。因此，现阶段在考察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时，还需引入目前经济环境等外生解释变量。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发展本国经济时，逐渐接受了美国所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该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管制。受到资本驱利性的作用，大量资金流向了虚拟经济领域。而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受到发展资金短缺的约束，关乎产品研发、生产等核心环节的开拓力度，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这一系列因素所形成的叠加效应，使得日本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大折扣。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的产业振兴计划的实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局面。因此，伴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进口替代乃至出口导向便成为目前的发展战略。因此，日本近年来对兴兴国家的出口也出现了他们不原接受的现实。

最终，构成了日本经济衰退的贸易原因。

参考文献：

[1]赵奕凌.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探究次贷危机的形成根源[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4

[2]赵奕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建构[J].重庆科技学院报,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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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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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起点分析，现代社会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反映出人们对自然认识和改造的成就，也能反映出人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认识、改造和管理方面的发展进步，当然其中也包括保障社会稳定和有效运转的法律武器。数千年以来，人类这个有机体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经过自由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后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律也己经告别了自己的幼年期，逐步趋向成熟，进而成为人类社会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文化，法治也成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实践终将证明：经济法的进步及其体系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然而，经济法体系的扩张不可能没有原因，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现象都不可能会导致出现一部新的法律或者一个法律部门。纵观历史的发展变化，数千年来虽然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法律法规，可是人们把它们归纳和整理后，出现的法律部门也只有寥寥几个。经济法是在法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其一系列行为规范体系都是法律体系扩张的表现。虽然它产生得最晚，但与法律体系中其他部门法相比较而言，它却离我们今天最近，当然也是目前来说争议最多的一个法律部门。甚至于人们至今在对于“什么是经济法”这一基础问题上尚不能完成达成共识。尽管如此，经济法既然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规范群体，就不可能没有自己产生的缘由和社会背景。因此，揭示其产生的本质原因就是在揭示经济法的根本属性。下面我们从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这一出发点来寻求揭示经济法本质属性的进程。

一、经济法体系产生的价值结构分析

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相同的，它们遵循同一规律。这一点不管是社会主义法学，抑或是非社会主义法学，都是从社会关系方面分析，最后得出法的产生理由。究其原因：

1、社会是一个以社会关系为实质内容的社会，法律要想与社会发生作用，必须直接通过社会关系来进行。既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和由众多人群组成的一个大家庭。那么它必然包括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世界，有着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活动，当然还包括人们创造的各种文化、组织等精神领域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毕竟社会不是一个人的社会，而是由众人组成的。科技论文。而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从事与物质资料的活动，必须与他人交往，这样，就会形成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和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马克说的那样：“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一一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社会不是单个个人的堆积或简单相加，它是人们的联系和关系，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学将法律看作社会规范和制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置其于内，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调整和控制整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所属的“社会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制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制度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系，又是社会关系的最高层次”，故而，我们说：法律既是一种规范体系又是一种社会关系。科技论文。

2、社会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内容，维持社会秩序就是保持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稳定。要想让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得以维持和继续发展进步，就必须和自然界一样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尽管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有许多，但实践证明法律应当是所有手段中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总是意味着某种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性”。因此，社会关系是否稳定才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联。

由此可见，法律的产生、发展特别是法律体系的扩张虽然是由诸多元素决定的，但是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在法律中的意义以及法律的任务和功能都决定了法律必须把社会关系作为最直接的调整对象，而不是别的。调整对象在法理学上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它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以及部门法学的研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颇具实用价值。

二、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社会关系不仅是法律的产生、法律体系的扩张的直接原因，还对法的调整方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其能成为法的调整对象的一个重要理由。以此类推，经济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现象，它同样与社会关系（具体讲是经济关系）存在着必然的直接联系。换句话讲，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别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当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已经出现后，或者这种经济关系己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原有的法律方法已无法对其进行调整，不得不产生一种的法律方法的结果。这种经济关系与民商法和已经调整了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截然不同，它是一种新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崭新经济关系。当然它也并非任何人的主观臆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一跃而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说经济法的产生会具有历史必然性。当然，根据因果推理，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也还有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也就是经济法产生的经济根源和背景，如人们已经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等等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在决定经济法中的主导作用，防止将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直接原因，把直接原因与调整对象相分离。我们应当避免继续把“市场缺陷”、“市场失灵”和“国家调节或干预”等现象归结为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也包括把“战时经济法”和“危机对策法”中一些表面现象和与经济法的偶然联系当作经济法产生的必然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人们还未就什么是经济法的问题达成一致共识，但就此前学术界已把“调整对象作为出发点用以探寻经济法的本质”这一点来说，其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科技论文。只不过由于不同的人对经济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同，才最终导致分歧的发生。故而，我们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的本质，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和需要去进行研究，从中探讨和发现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参考文献：

1，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王家福主编:《经济法要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4，王康主编:《社会学词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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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法产生的原因问题上，学界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研究经济法产生的动力学原因，有学者探究经济法形成的法律成因，有学者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也有学者探求经济法形成的哲学渊源。

这些研究或探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法产生、形成的部分原因，但经济法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有其更为普遍的或一般的原因:规范市场、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乃至最终构建和谐社会。事实上，促使经济法于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决不限于单一原因，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包括经济危机)、社会、思想、文化、法律乃至战争等多方面因素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经济法的产生是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法的产生几与改革同步，应该说经济法本身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改革的需要催生了经济法的诞生。其根本历史使命在于为改革从计划到市场的成功转型保驾护航，特别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及制度上的支持。通过规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与国家投资经营活动反国有资产滥用和流失行为，通过规范市场主体的公平自由竞争行为反限制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通过规范国家主体的宏观经济调控行为反任意经济干预行为，从而配合民商法———市场运行基本法的地位与作用，达到有效培育市场经济体制，弥补市场运行机制功能不足的目的。这也是我国经济法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总之，由于中西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和基础并不相同，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法体系建设(包括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缜密规划和设计，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之路。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法发展之根本动力

经济法作为法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定于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为其服务。经济法在我国是改革开放以后始出现的，它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通常，我们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稳定器，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特别是经济生活关系的反映，必然会随其发生而发生，随其发展而发展。从根本上说，现实的经济生活关系是法律发展的真正源头和根本动力，没有了千变万化与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法律的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经济法的发展同样如此，它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以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为己任，坚持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进步结合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结合起来，把现当代人的高速发展与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以构建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观为其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可以说，经济法发展前进的每一步、每一过程和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和调整，现实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始终是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基础、源泉和动力。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不同路径及其共同归宿印证了经济法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点。

三、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法追求之终极目标

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目标具有综合复杂的特点，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方面和某几种价值观。如，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当中，应包括秩序、效率、公平与正义，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与社会总体经济公平。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观应是安全、发展与公平。其中公平尤其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最主要价值。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观应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统一。

首先，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来看。经济法之所以最初在西方产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就德、日两国来说，是为了战时经济统制及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即“实行全面的经济统制”，以限制自由竞争;就美国而言，则是为了“反垄断，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从而弥补市场功能之不足。但无论德、日还是美国，其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缺陷，使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必要。而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是基于改变计划体制从而培育市场体制，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包办一切的作法转变成以宏观经济调控为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作用，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培育市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上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好几百年的商品经济这一课。因而，现阶段政府的职能重在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从经济法的理念来看。所谓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学家漆多俊先生认为，是指人们关于借助于经济法可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目标模式的一种信念，包括所欲实现的理想及实现理想的办法两个方面。经济法理念所欲实现的理想目标模式是:有着个体经济自由、经济权利同社会的协调、和谐的秩序;具有个体经济效率同社会总体和长远经济效率相协调的效率;体现着个体经济公平同社会公平、机会公平同分配公平及结果公平、形式公平同实质公平等相兼顾和一致的公平;昭示出经济生活中更为高尚的社会正义。经济法从社会经济总体角度规范和保障新的社会调节机制即现代国家调节，协调经济个体与社会总体、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民商法侧重于从个体和微观经济角度进行规范和保障。两相结合，便可实现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达到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目标模式。

最后，就经济法的功能来看。经济法的出现和发展乃在于以社会调节的方式解决有关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是为了弥补民法调节所不及的法律空白。而一般来讲，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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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十大原理分析

经济学理论知识对国家、企业以及个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经济学研究一直是各国大力倡导的研究工作。其中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所写的《经济学原理》，是当今世界上权威性很高的经济学著作，这本著作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流行，在经济学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原理》中较为著名的是曼昆提出的十大经济学原理，该原理从本质上对经济学进行了论述，对于现实的经济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十大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所著，作者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和生动形象的案例诠释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作者所提出的十大经济学原理构成了《经济学原理》的基本框架，为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下是曼昆所写的十大经济原理：（1）人面临权衡取舍；（2）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4）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5）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时，物价上升；（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二、十大经济学原理分析

1.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因此人们在选择资源时必须通过自己的分析进行最优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权衡取舍的过程。比如在日常的消费的过程中，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曲线相切时，由于消费者经济实力有限，所以就需要对多种商品进行权衡取舍。在选择过程中，消费者结合自己的喜好以及商品的价格进行选择，这是两种或者多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的主要表现。同时机会成本也是权衡取舍的一种表现形式。

2.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人们在权衡取舍的过程中，需要对可以选择的方案的成本以及收益进行比较，最后做出选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机会成本。在长期的人类经济活动中，机会成本是经常出现的，比如当我们在学习和睡觉中选择时，当选择学习而放弃睡觉时，这时候的机会成本就是选择睡觉给我们带来的效益。

3.理性人考虑边际变量

边际效用是经济学中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边际最简单解释就是衡量自变量的变动所引起因变量变动的关系。比如在沙漠中一个人很口渴，当看到绿洲并且有大量的水喝时，他喝的第一口水可能是挽救了他的生命，因此第一口水给其带来的效用最大，当继续喝水时，水给他带来的效用逐渐降低，甚至出现身体不适，带来了负面效用，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因此一个理性的人需要考虑边际变量，当效用为零时停止活动，放弃选择。

4.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一个人的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成本或者收益发生改变时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企业中对于员工采用奖金激励的手段，就会促使员工努力工作，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在当前销售工作就是采用低底薪和高提成的激励手段，激励销售人员做出更多的业绩。

5.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专业化和分工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好处，但是专业化和分工不能使每个人都享受到不同的产品与服务。比如面包师不能使用打铁匠的生产出的铁器，打铁匠也不能享受到美味的面包，贸易的产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通过对各种产品制定一个价格，进而拿到市场上与其他的商品进行买卖，这样就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当今世界的贸易也是如此，可见贸易可以使每个人享受到不同服务和产品，改善了每个人的状况。

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利润、价格以及企业家。市场经济既具有好处也存在的弊端，市场经济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对市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使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市场经济就有不足之处，因此需要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总之，市场经济利大于弊。

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成果

市场经济指导的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对于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当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均衡时，政府出面就可以调控资源，把市场经济带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国富论》中论述了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该国家生产物品和劳动的能力。一个国家只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创造大量的物品和劳务，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时，物价上升

当政府发行的货币超过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货币是一种物质交换的媒介，货币量的发行应当与国家实际的经济实力相符合，这样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有效解决失业的主要手段是政府加大投资或者促进私人企业扩大生产，这样企业就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失业率。但是在这一期间要做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取舍，在保证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失业率。

三、结语

通过对曼昆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也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十大经济学原理的提出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在现实的应用过程中存在着缺陷，就是这样也不可否认其对于经济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参考文献：

[1]喻晓东.关于微观经济学外版教材的若干教学问题――以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为例[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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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路径依赖；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经济变迁；分析框架

一、引言

虽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最近30年来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这一概念最初却是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1957年，生物学家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的分叉现象和基因的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由基因的随机变异和外部环境的选择作用所决定，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因此，在物种进化起始阶段，偶然性的随机因素将触发基因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进而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而且这些路径是互不重合、互不干扰的――这就是路径依赖最初的涵义。

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David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研究。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之后，研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1993年，Grabher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研究中分析了区域发展陷入“锁定”的原因，第一次明确地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1994年，Garud和Rappa首次将路径依赖推向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指出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仅源自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还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及认知结构有关，因此应该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1999年，Bebchuk和Roe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首次提出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2005年，North又把心理学纳入路径依赖的研究视野，认为环境、历史遗产等因素决定人的智力结构，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品位，使人们做出的选择有所不同，这样多重均衡就是可能的。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显得非常不足。一是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未能取得突破。例如，刘元春（1999）批评当时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由于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别，从而过分夸大了“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提出对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进行完善或重构的思路。傅沂（2008）指出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缺陷，然后提出从演化经济学出发构建路径依赖的新分析框架，但是演化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框架尚未成熟，因此他也只能提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几个基本特点，而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方面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开辟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未能开拓新的疆域。值得指出的是，傅沂在2006年提出的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从产业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破解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

在不到30年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理论已经从技术变迁领域先后扩散到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其应用领域在变，但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石――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却始终未变，如图1所示。关于“历史小事件”，在路径依赖理论的系统提出者David那里是指随机发生、不受行为人主观控制的偶然事件。后来，随着该理论的发展，学者逐渐将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纳入了“历史小事件”的内涵。为此，本文将“历史小事件”界定为既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行为人主观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如行为人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自我强化机制”是指能够不断强化行为人对初始路径的选择的各种因素，如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

一般地，在规划从事某一经济活动时，经济主体在进行初始的路径选择时将面临多条可选路径：路径甲、路径乙、路径丙和路径丁等；后来某一历史小事件发生，促使经济主体选择了路径乙；接下来，经济主体将在路径乙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对路径乙产生依赖效应；当经济主体逐渐退出对初始路径的“锁定”后，将面临再一次的路径选择，这有可能再一次启动路径依赖的形成。关于路径依赖的形成，最为经典的例子是1985年David在《QWERTY键盘的历史和经济学意义》一文中提出的关于QWERTY键盘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David指出QWERTY键盘能够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意外的历史性事件”――为了避免因打字过快而发生卡键的问题，发明家Sholes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QWERTY键盘的布局；后来在推广这种打字机的时候，发明者们一直强调这是最科学的排列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打字速度――给这种键盘带来了相对于其竞争者的早期领先优势，即在发明者们持久的强调和劝说下，当时键盘的需求方大多优先采购这种键盘；之后通过经济系统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等自我强化机制，这种领先优势被逐渐放大；最终QWERTY键盘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后来出现的DSK键盘等更具技术优势的键盘，成为了至今全世界通用的标准键盘。接下来，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分析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框架。

三、路径依赖形成原因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层级划分

在前面有关路径依赖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外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和非正式的文化约束等；第二层（中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内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其中，第一层原因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又由第三层原因引起。

规模报酬递增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时，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由David于1985年首次提出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之一。之后，Arthur在1989年系统地论述了在三种规模报酬中只有规模报酬递增才能形成路径依赖。1994年，Arthur又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四个原因：学习效应、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适应性预期。学习效应是指在长期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经理等可以积累产品生产、工艺设计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从而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产量，最终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网络外部性源于David于1985年提出的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技术相关性，在后来逐渐被网络效应替代，因为学者们认为后者用来描述路径依赖的形成更为合理。网络效应是指产品价值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包括互补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由于规模经济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降低企业的长期平均总成本，而规模报酬递增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促使企业的产量比要素投入增加得更多，二者最终都能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因此，本文认为，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递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下文将仅探讨规模报酬递增。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基于历史经验做出的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期，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发生变化。David于1985年还提出将投资的准不可逆性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后来这一概念在1990年被North发展为建设成本，在1998年又被Shaprio和Varian发展为转换成本。在路径依赖理论中，转换成本是指从当前路径转换到新路径所发生一系列成本的总和，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由Windrum在1999第一次提出，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框架下，经济主体逐渐形成的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人们的主观理解是指在初始路径选定之后，经济主体在长期内逐渐形成的对选定路径的运行的一般性的主观看法，由Kemp于1997年首次提出。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则分别由Kemp在1997年、North在1990年和Greif在1997年首次提出。不完全市场是指不具备下述条件之一的市场：市场上的产品同质；买者与卖者数量众多；所有买者和卖者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所有买者和卖者都掌握当前物价的完全信息并能预测未来物价；就总成交额而言，市场上各个买者和卖者的购销额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买者与卖者之间无串通合谋行为；买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卖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可转让。不完全市场包括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形态。

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则是路径依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基础。经济大环境不仅包括经济环境本身，还包括社会、政治和生态等领域能够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行为的诸多要素。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Menger、Fisher和Edgeworth都曾深刻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或将改变整个经济学的风貌；Knight则最早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了系统性论述。有限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之间，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既包含有意识的理性，但同时这种理性又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它由Arrow首次提出，随后由Simon加以系统化并大加倡导。不完全信息则是指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经济主体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的全部知识。信息不完全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是指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经济主体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经济主体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则是指市场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对它们进行有效地配置，包括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路径依赖的应用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领域相对比较成熟，学者们对这两个领域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研究取得了比较系统的成果。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公司所有权和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产业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就是综合应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成果。遵循这种思路，本文也将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视角来系统论述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必须强调，这里的经济变迁过程以生产企业为运行主体，其典型代表可以是区域经济变迁、产业结构变迁和贸易变迁等。

（二）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前文已提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自然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2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技术路径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和同一市场上各需求方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技术选择和相应产品的产销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技术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应用选定技术进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弃用选定的技术，而将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选定技术相关的应用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应用到既定产品生产中，以至于在往后的生产实践中投入与先前同样的生产要素将获得越来越大的产出水平。这便是技术变迁中供给方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这些个人或（和）企业也不会轻易弃用该企业的产品及其兼容产品，而且一方面将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使用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也将反过来促进对这些产品的下一次购买；另一方面，为了沟通和交流的方便，这些个人或（和）企业将会把这些产品推荐给其他个人或（和企业）使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量。这便是技术变迁中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和该种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该企业将根据其产品的历史生产和销售情况制订下一期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其需求方也将根据该种产品的历史采购和使用情况制订下一期的采购和使用计划，结果便是进一步增加该种产品的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便是技术变迁中的供需双方的适应性预期。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初始技术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该产品及其兼容产品需求方的网络效应将给供给方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同时，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促使供给方逐渐形成与该技术路径相关的管理，技术研发，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引导人们形成对该技术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将使该生产企业对初始的技术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地，当该企业取得领先优势后，市场上的需求方将对该种产品产生一致认可。生产配套产品或互补品的企业若要赢得客户青睐，稳健的策略必然是紧跟该领先企业的技术路径，适时地推出自己的关联产品。这将在产业链上形成对该技术的路径依赖。

（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在进一步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制度”下一个内涵清晰、外延适度的定义。在此，本文拟采用我国学者秦海（2004）的观点：对于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而言，制度是一个秩序化的过程，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仅仅是这种秩序化过程的载体。据此理解，经济组织的制度就有两种类型：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它们具有不同的载体和强制类型，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制度载体完全有其所受的强制类型决定，正是不同的强制类型将各种制度载体区分开来。

另外，还必须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基于产品生产的视角，本文将生产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与其对技术路径的选择看成是类似的过程，即将“制度”与“技术”一样视为广义生产要素之一。事实上，在本文看来，“技术”与“制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流程化的技术将催生相应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第二，由于制度包括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种类型，而且它们又各包含三种载体，因此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要比对技术路径的选择复杂得多。一方面，对于内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基本可以自主进行；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则是被动接受的程度更大些――如果说企业，尤其是领先企业在制定行业规则方面尚且具备一定的话语权，那么在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面前，任何企业的自主选择权都要小很多。

下面接着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3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制度路径――包括企业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中的部分行业规则和社会规范；国家法律不可自主选择，只能被动接受。之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制度选择和组织运营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选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组织管理、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挑战选定的制度，而将在该制度框架下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制度运营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促进产出的增加。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生产企业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在与选定初始制度路径的领先企业接触时，这些组织不仅不会挑战该制度框架，相反为了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些组织将会把该种制度框架推荐给其他企业选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制度路径的需求量。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网络效应。而且由于是在同一或至少是相似的制度框架下，各生产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将会因为逐渐积累的交涉知识和经验而变得越来越顺畅和有效。这便是制度变迁中前述企业的关联组织的学习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加上在初始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确立后，将会导致大量与之相配套的非正式规则逐渐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有力补充并且逐渐应用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形成合力，自然会引导人们产生对于该制度框架将持续存在甚至是永久性存在的预期。当该生产企业预期到这一制度路径具备持续的生命力，并且预期到其他组织也将会按照这一制度框架行事时，自己就会仍然按照这一框架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选定的制度本身。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预期，它同样适用与该生产企业有关联的其他企业、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组织。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方面，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在初始制度框架下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初始制度路径的网络效应将给所有通过这一制度路径进行交涉的组织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引发以下自我强化机制：第一，促使各组织逐渐形成与该制度路径相关的管理和运营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引致在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与相应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内部形成一个跨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三，推动立法机构制定、颁布和实施用来规范该制度框架的运行的法律法规；第四，在该制度路径的长期运行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与之相称的文化环境；第五，引导人们形成对该制度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在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对初始的制度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四）技术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综合作用

对于某一经济变迁过程来说，虽然前两节分开论述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变迁过程中是很难把其中的技术变迁要素和制度变迁要素截然分开的，事实上二者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复杂的相互关联形成合力，再作用于该经济变迁过程。

在图4中，本文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定性地分解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和其他路径依赖效应，即某一经济变迁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他路径依赖效应。

值得指出的是，此处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是本文对于该经济变迁中除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路径依赖效应的一种假设。这一假设为将来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新分支的发展和应用于该经济变迁留下了解释空间。

根据前两节对某一经济变迁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得知从技术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产品生产的时间比较短，而从制度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组织运营的时间则相对比较长――生产企业中生产工人对简单技术的应用只需很短的培训，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培训就可以直接上手；而该企业对与简单技术生产相适应的制度框架的选择、构建和运行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企业的外部制度，因为它们的一部分是伴随着选定制度框架的运行才逐渐生长起来的。因而，从趋势线上看，该经济变迁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萌芽和形成要比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滞后一段时间。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本文假设其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一同产生，但其大小逊于后者。

具体地，无论是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第一层原因都是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的，而第三层原因是逻辑基础或理论假设，是始终存在的分析前提。因此，从时间轴上看，路径依赖起始于第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本文的分析和关于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萌芽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占主导）和适应性预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转换成本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发展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成熟阶段。类似地，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上文的分析和关于制度选定、建构和运行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其萌芽和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相同；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则构成其成熟阶段。

基于前面的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一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前期和后期阶段分别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二者存在一个交点。本文认为，这个交点出现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成熟阶段，对应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

三、结语与展望

在国外学者有关路径依赖研究的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整理出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要素包括多样化的可选路径集合、历史小事件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强化机制。接着根据因果关系，将路径依赖的各形成原因或自我强化机制划分三个层级。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此前绝大多数学者要么将路径依赖的各种形成原因作为一个层级平行地加以提出，如David（1985）等，要么将这些原因作为两个层级加以提出，如North（1990）和Arthur（1994）等。本文认为，其中第一、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来说是一样的，但技术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仅包含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还包括既定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然后以这些层次化的原因为基础，分别系统地论述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时间为轴，论述了该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阶段的划分，以及二者在总的路径依赖效应中主导权的交换。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二。

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必须指出，虽然路径依赖理论从提出到发展至今其应用领域一直处在扩张阶段，但其核心解释逻辑一直都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的，缺乏实证研究模型一直是其软肋。路径依赖理论作为演化经济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之一，傅沂、柴茂（2010）曾使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产业变迁中制度路径依赖的成因进行了仿真分析；但黄凯南（2009）已系统地论证了演化博弈论对于演化经济学，从而对于路径依赖理论的不适用性。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另一方面，鉴于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各种自我强化机制，或者说正反馈机制，而正反馈是系统动力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从系统动力学出发来探求路径依赖的实证分析模型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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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黄凯南. 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经济研究， 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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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交替关系 机会成本 边际变动

经济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一般来讲，经济不过是在生活中相互交易的一群人而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经济学原理可以运用到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它可以帮助你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可以使你更精明地参与经济。以下就如何理解经济学十大原理加以阐叙。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交替关系原理

当人们组成社会时，他们面临各种不同的权衡取舍。权衡取舍有时也称交替关系，交替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取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得到一件东西，通常不得不放弃另一件东西。经济学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大炮与黄油”。我们把更多的钱用于国防（购买大炮）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敌国入侵时，我们能用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个人消费的物品（黄油）就少了。再如清洁的环境和高收人水平之间的取舍，企业要遵守法律，减少污染，这就增加了生产物品与劳务的成本，结果这些企业赚的利润少了，支付的工资低了，收取的价格高了，或者是这三种结果的某种结合。因此，尽管污染管制给予我们的好处是更清洁的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健康水平提高，但其代价是企业所有者、工人和消费者的收人减少。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二：机会成本原理

决策过程中，从备选方案中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时所丧失的潜在的收益是机会成本。而做出决策的前提在于你通晓每个选择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考虑上大学的决策，收益是使知识丰富和一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成本不单是住房和伙食，而是时间，因为即使不上大学，也要租房和吃饭。如果把上大学的时间用于工作，能赚到的工资就是上大学最大的单项成本，即机会成本。因此，很多正值上大学年龄的职业运动员如果放弃运动而上大学，可能每年少赚几百万美元，因此他们上大学的成本比普通人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职业运动员一定要退役后才去上大学的原因。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三：边际决策原理

许多决策涉及到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此调整称为边际变动。边际变动是围绕你所做的事的边缘的调整。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假设一架200个座位的飞机飞一次的成本是10万美元，每个座位的成本是500美元，有人会说：票价决不应低于500美元。但是当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0个空座，在登机口等机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买一张票，应该卖给他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有空座，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微乎其微。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是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杯饮料而已。只要其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由此说明，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项行动。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激励反应实际上就是利益原则。当商品价格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该产品的购买数量，而选择其他的替代品，而当价格下调或是搞促销时，人们购买该商品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这就是价格激励下做出的反应。即激励反应原理。再如，当火车票涨价了之后，好多路远的同学就开始考虑做打折的飞机了，还有好多同学手头拮据，只好留在学校了。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五：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贸易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贸易使每个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

通过与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合理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例如，一个国家在服装生产方面位居世界前列，而汽车制造的优势不及服装生产，那么该国就应大力发展服装生产，用于出口，汽车则以进口为主，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结果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办法

市场经济是当许多企业和家庭在物品与劳务市场上相互交易时通过他们的分散决策配置资源的经济。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引导着他们的决策，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场结果。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呢？一种回答是，“看不见的手”需要政府来保护它，只有产权得到保障，市场才能运行。另一种回答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有两类：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尽管“看不见的手”通常会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污染的例子：如果一家化工厂不承担排放烟尘的全部成本，它就会大量排放。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市场势力是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能力。假设镇里只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所有者对水的销售就有市场势力。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该国生产率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很大。用什么来解释各国和不同时期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呢？答案是各国生产率的差别，即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的差别。

例如美国被称为安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其生产量，人均拥有量多于我国，而我国是安在自行车轮子上的国家，其生产量，人均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生产率存在的差异，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九：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

通货膨胀是指经济中物价总水平上升。例如德国从1937年到1949年，物价水平的上升，是德国当年的900倍。据说，有个家庭从30年代初期开始，每年存下一大笔钱，用作孩子未来的教育。到了孩子18岁生日时，将全部存款取出，正好够买一块生日蛋糕！失业是指存在没有工作但在积极找工作的人。当政府增加经济中的货币量时，一个结果是通货膨胀，另一个结果是至少在短期内降低失业水平。当政府减少货币量时，它就减少了人们支出的数量。较低的支出与居高不下的价格结合在一起就减少了企业销售的物品与劳务量。销售量减少又引起企业解雇工人，就暂时增加了失业。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短期交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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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主要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启蒙运动等发展影响的结果。启蒙运动在反对、高扬科学与人性、主张“把上帝与科学分开”的同时，将科学与伦理学也分离开来，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是”与“应该”的分离。由于科学所反映的自然规律是借助于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因而是“纯描述性的”，“揭示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因此“试图从自然科学提取一种道德规范是无望的”①。培根、霍布斯等指出，科学的道德问题不能产生于科学本身，而只能产生于由人们提出并运用科学结论来实现的最终目的②；洛克区分了表现为“纯粹思辨的真理”的物理学和“以求得良善”而非“对于真理的知识”的伦理学③；休谟认为“理性或科学只是观念的比较和观念关系的发现”，以判断这些经验关系的真或伪，但不能提供超经验的伦理评判，因而不能从“命题中‘是’与‘不是’”变为“‘应该’或‘不应该’”④。第二，必然与自由的分离。启蒙运动在反对宗教权威、追求自由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必然与自由的分离，即自然法则的必然性与其反映人的自由的不可能性并存，如伊利亚•普利高津所说：“将我们与自然界分离开来，是现代精神难以接受的一种二元论。”①这种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导致表现确定性规律的科学与有关人的道德自觉和责任的伦理学的分离，如法国的雅克•莫诺指出，当把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标准“当作真正知识的必要条件时，就已经在伦理学同知识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定了为探求真理所必需的根本区别……本质上是非客观性的伦理学，则永远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②。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进程即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因而这也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因“方法论是关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构建经济知识体系的方式以及关于经济理论地位的理论”③，涉及经济学的相关假设、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经济学来说意味着它要符合科学性标准就不能拥有伦理学内涵。这种科学性标准主要源自自然科学，意指科学应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客观性，西尼尔、韦伯等基于此标准提出了社会科学的所谓客观性原则。体现这种客观性原则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可还原性是指，“如果关于某一对象的一切语句都可翻译为仅仅讨论其他一些对象的语句，那末我们就说这个对象‘可还原’为其他一些对象”④，如将高级、复杂的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简单的运动形式，从而可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可实证性即借助于低级、简单的运动形式，通过客观的认识程序和方法对关于高级、复杂运动形式的理论进行经验检验。依据这种科学性标准和方法建立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努力主要始于17世纪的威廉•配第，经济史学家荣卡格利亚称配第所采用的“新的方法论的根本特点”即为“科学与伦理学的明显分离”⑤。配第认为，经济研究必须“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⑥，只考察可诉诸人们感官的原因，而不探究超验的道德问题。此后，经济学家们依据这种科学性标准在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假设、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追求“价值无涉”，以形成与伦理学分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形成

实际上，从古希腊至近代，经济研究与伦理道德是密切结合的。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始于20世纪初，并最终发展为现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主要根源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变化。具体而言：

1．为增强关于人的行为和经济规律认识的确定性和可实证性，将经济现象还原为只具有追逐财富动机的“经济人”的活动。倡导理性精神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的本性展示与物理世界一样的统一性，它的原则和运作‘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保持不变，相同的动机产生相同的行动”⑦，这是建立确定性的社会科学的人性前提。在经济科学中满足这样的人性特征的即是只具有追逐财富动机的“经济人”。较早阐述“经济人”特征的约翰•穆勒指出，“这并不是哪个政治经济学家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假定人类确实如此，而是因为这是继续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模式”⑧，因为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所说，除追逐财富外，道德等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⑨。这种还原分析方法为单维度地衡量行为效果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实现不同个体行为效果的可加性以及从微观分析过渡到宏观分析提供了前提。这样，“经济人”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如同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的作用，能够与物理学相媲美的、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此形成。

2．与单维度的追求财富动机相应，人的行为目标的效用标准也是单维度的。源自边沁效用理论的行为标准以快乐或痛苦的数量，而非性质差异来评价行为效果，其道德哲学基础源自古希腊的享乐主义，后者的内涵如苏格拉底所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①，这里快乐即是善和幸福。对行为的效用最大化标准来说，这意味着：（1）行为目标的伦理性质不是影响行为选择的变量，如瓦尔拉斯所说，“一种药品，是一位医师要用来救治病人，还是一个凶手要用来谋害他的家属……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全然无关的问题”②；（2）效用标准并非一定意味着自私动机，因为也可将他人的利益作为效用函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实质上是拒绝对行为的利己或利他的心理动机进行探究，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结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③；（3）效用实质上只是表示偏好满足程度的指数，并非行为选择的目标，如科斯所说，“最大化效用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也没有对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给出任何有价值的洞见”④。因此，琼•罗宾逊指出，效用理论“是一种终结各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完全排除了道德问题”⑤。

3．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从伦理内涵丰富的财富转变为与伦理无关的稀缺性和行为选择的关系问题。财富的基本内涵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但财富除具有效用这一特征外，还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即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体现相关主体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以及财富与福利和幸福的关系等财富伦理内涵。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思想家，以及主要研究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对这些财富伦理内涵给予了深切关注，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本身即是目的”⑥。但此后为增强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财富所蕴涵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伦理观念被逐渐弱化，其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的效用特征被更多强调。但人类对效用的欲求是无限的，用以满足的手段是有限的，财富的本质因此被归结为效用及其满足手段的稀缺性，由此产生了迄今仍存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财富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问题的分离，即财富的生产或资源配置解决稀缺性问题，反映了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而财富的分配则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瓦尔拉斯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纯粹的”经济学不研究涉及公道与否的分配问题⑦。马克•布劳格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效率’和‘公平’可以设法分开的信念代表经济学的一个最古老的梦想”⑧。这种梦想随着对财富稀缺性特征的强调，在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将经济学主题确立为稀缺性与行为选择的关系问题而得以实现。经济学的任务由此转变为研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替代关系，但不对这种替代进行伦理评判。因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⑨。这样，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上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得更为彻底，这也充分地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标准中。在该标准中，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伦理学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状况无关。

4．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学化割裂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联系。首先，数学方法的运用消除了经济变量的伦理性质问题。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运用数学，如马歇尔所说，是因为与经济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从而经济投入和产出都可表现为货币价值。但货币衡量的是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本身”，因为“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①。因此，以货币表示成本或收益实质是将相关物品或财富视为本质相同的东西，而未必是对人类有害或有益影响的度量，其道德相关性是模糊的，如货币收益不能显示出其可能是销售伪劣产品的结果或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其次，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难以揭示经济内在的因果必然性及其中蕴含的经济伦理。科学哲学家罗姆•哈瑞认为有两种因果关系理论，即发生论和相继论，前者需要产生结果的内在原因和必然性的解释，后者则不需要，只是表明先后出现的事件间的稳固顺序②。西方主流经济学采用的主要是相继论因果研究的方法，其所发现的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主要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层面的因果联系，但正如托尼•劳森所指出的，它不能揭示“表面现象”背后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③。这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消除了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中探寻伦理道德发展规律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在方法论方面，否定非经验命题存在意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及其派生物，如操作主义和描述主义等更易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而伦理价值等所谓形而上学问题则被彻底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蕴含的伦理预设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解析

根据弗雷格（G．Frege）的语义或逻辑预设的概念，“预设”是指蕴含在命题或话语中的，没有明确和直接表达出来的信息或“隐前提”④。经济学的伦理预设主要存在于相关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之中，因而与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密切有关，如琼•罗宾逊所说，“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⑤。如前所述，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主要表现为通过运用相关假设和还原分析方法等来消弭伦理变量，其中体现出如下的方法论，即：静止的和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效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单维度人性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伦理预设即蕴含于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于辩证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关系分析和人的全面发展分析的经济学方法论，对这些伦理预设进行解析，可以充分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无伦理”表象下并非价值中立的实质，以及其伦理预设的非科学性的理论和方法论根源。

1．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预设之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非历史的永恒的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抽象的经济人、效用和稀缺性等假设出发来理解经济现象及其变化的原因，反映出其社会历史观是静止的和唯心主义的，而基于上述假设的自由竞争均衡和效率分析的制度前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其伦理预设在于将此前提视为非历史的永恒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制度范畴被赋予了如经济人、稀缺性等非历史的形式化的范畴所具有的永恒的特征，并被视为“自然的”存在⑥。这一伦理预设关系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正当性，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应用的时空局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的经济理论①，这种“历史正当性的探讨”的方法论基础即辩证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的发展规律②。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分析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即从物质资料生产和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客观必然性，并将其作为伦理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本体论或自然法基础，亦即符合这种客观必然性的道德观念才具有合理性的依据，才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理原则即道德原则，“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中取得”④，因此经济学仅仅表达“道德的愤怒”是不够的，而应致力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并“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⑤。马克思主义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与此相应，作为科学性标准的客观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具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客观性原则蕴含的“独立于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特点，而是如达斯顿所指出的，具有社会本体、伦理等多重意蕴⑥。在本体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价值论意义上反映出广大劳动者追求公平正义和全面发展的伦理诉求。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伦理评判的原则在于，一方面，只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制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而就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而言，其“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产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决定了一定经济关系和制度所具有的公平正义的历史暂时性，即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被更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并失去其历史正当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伦理预设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私有财产的存在这个事实，但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个事实产生和发展的依据。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指出私有制的实质在于“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⑧，资本主义私有制则在于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并决定着人们之间在分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和社会关系，因而必然会反映一定的经济伦理。一方面，作为“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义性表现为，其支配他人劳动和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比以前的所有制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历史正当性”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逻辑会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资本主义必将为一个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正当性也将失去。此外，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跨时空的抽象预设会导致不顾各国的历史、伦理和经济特点而推行某种经济政策主张的后果，如上个世纪末在拉美等一些国家广为传播的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因此，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但自我标榜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性的经济理论，我　们在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时必须看到其制度前提所带来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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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 金融 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 工业 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 论文 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 历史 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 发展 ,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 经济 地 理学 主要研究报酬递增 规律 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 工业 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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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经济 基本属性 原基生产 原基材

网络经济的基本属性阐释

网络经济的基本属性问题关系网络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解答，是我们推动网络经济沿正确道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我们曾经认为网络经济是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经济；也曾认为网络经济是由信息产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或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推动要素的经济等等。

但是，作为对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基本属性问题的认识，上面的解答显然是不够深刻的。对网络经济基本属性问题的科学解答，首先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来解决一般方法论问题，即对客观存在必须把握其本质和内容，必须掌握普遍的联系和内在的发展。其次应从经济层面来解决两点：第一，网络经济仍然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的，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而消费，特别是物质消费是生产、交换、分配的前提和基础，供给和需求仍然是网络经济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第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金融运作和金融创新在网络经济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金融创新是网络经济的基础。再次应从科学技术的层面来解决动力问题。科学理论的发展所推动的技术革命和不断的技术创新是网络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它构成网络经济的起点。所以，对网络经济基本属性问题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解答，是把一般方法论、经济性问题、科学技术性问题有机统一起来而形成的。

根据上述要求，笔者认为，网络经济的基本属性依然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与传统经济所不同的是，网络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是原基生产。所谓原基生产，是建立于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基础上的，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为基点的多样化消费，并以原基生产为内核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活动及关系的总和。该基本属性有三个要点：技术革命、金融创新的结果和过程是网络经济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但不等于网络经济本身，目前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是网络经济的先导，是网络经济基础建构的表现；物质需求是人类需求的基础，不论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变化，这一性质不会改变。所不同的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必然使物质需求的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物质需求的供给将更充足，物质财富不断地涌现，非物质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新的非物质需求多样化；原基生产是网络经济的内核，原基生产决定网络经济的交换、分配、消费的活动及关系。

网络经济基本属性的内在规定性

网络经济基本属性就是原基生产。那么，原基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就是科学解答网络经济的关键。为便于内在规定性的研究，本文设定原基生产就是以原基材为劳动对象的生产，并且假定：原基材不存在科学技术的障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发现并实现原基材；原基材的产生不存在社会机制和社会伦理的制约；原基材及生产是一个有序的、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所谓原基材是一种同质的劳动对象，是用所有物质都可以转化而成的，具有一般通用性的、同质的物质材料，或者说有无限多样性使用价值的产品。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原基材是劳动对象，因而不是最终消费品，是中间产品，是一种生产资料；与传统种类繁多的中间产品或生产资料不同，原基材质上是完全相同，因而只有一种；原基材可以由所有物质（任何物质）产生或获得；原基材有无限多样性的使用价值，可生产所有最终消费品。

设：b代表原基材，b的同质集合为：

b={b1，b2，b3，... ，}bn（1）

式中，b1，b2，b3，... ，bn为原基材的物质材料（产品）因素，且有b1=b2= b3=...=bn，即b1，b2，b3，... ，bn完全同质。（1）式为原基材的数学表达式。

从相互联系中能更进一步理解b，又设m代表非原基材，c代表最终消费品，m和c的集合分别为：

m={m1，m2，m3，...}，mn

c={c1，c2，c3，...}，cn

式中，m所代表的非原基材就是用于生产原基材的物质材料因素，但不包括满足有效需求的最终消费品，m1，m2，m3，...，mn为若干不同形态的物质材料因素；c表示由原基材形成的最终消费品，c1，c2，c3，...，cn为若干不同形态的最终消费品。b、m、c的关系有公式：

{m1，m2，m3，...}，mn={b1，b2 ，b3，...}，bn={c1，c2，c3，...，cn}

即：m=b=c（2）

（2）式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原理：

原理一，所有非原基材m 可以向微观层面转化或备制（记为m-b）为同质的原基材b，原基材b又按有效需求重组或构造（记为b-c）所有最终消费品c。以符号m-b代表转化或备制，b-c代表重组或构造，这一原理又如图1所示。

原理二，若设b的基本单位为xo，即b1=b2 =b3=...=bn=xo，则重组（b-c）某一数量的一种或若干种c的基本单位总量和m 的基本单位总量与b的基本单位总量相等，（2）式又可表示成：

mxom=nxo=cxoc （3）

（3）式中，mxom代表m 的基本单位总量，nxo代表b的基本单位总量，cxoc代表最终消费品c的基本单位总量。（3）式可视为价值形式，也是一种价值观。

原基材这一范畴是理解原基生产，进而科学解答网络经济关键点。它的提出有着革命性意义，从自然和社会看，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已为人类社会提出了许多严峻的课题，迫切需要从传统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原基材范畴提供了必然的方向和思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基材范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内在要求的具体体现；理论意义上的原基材范畴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基本慨念，它与现实存在较大的时空距离，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极值。原基材范畴的重大意义在于指出了一条清晰路径， 使我们能透视现实，进而把握未来。必须强调的是，原基材的提出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物质内部共性就是原基材，换言之，如果物质内部存在共性，那么这个共性我们就称之为原基材。只是我们对这个共性即原基材，还处于逐步认识的过程中。

原基材为劳动对象，将根本改变社会生产的样式。从生产力角度看，劳动对象的变化对劳动力提出了全新要求，原基材消除物质资源稀缺性，物力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人力资本的决定意义突显出来；劳动对象的变化比劳动资料的变化更具有决定意义，原基材之前，不论劳动资料怎样变化，人们始终依赖于现成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而原基材之后，依赖性已不存在，劳动资料的内容和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革，高科技、信息、金融、网络、知识等成为基本的生产工具，并获得空前的拓展空间。随之，原有的基于物力资源的管理必然转变为基于人力资源、技术、信息和满足需求的管理。新的劳动对象，使劳动力、劳动资料、管理均产生质的变化，最终导致生产力的飞跃。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劳动对象的变化进而生产力的飞跃使直接生产关系彻底改观，经济结构会发生巨大改变，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以及供给和需求将实现高度的统一和均衡。

通过上面的分析，进一步定义原基生产就是：主要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劳动者，借助计算机、网络、信息、金融、高新制造技术和设备等劳动手段，直接按消费者的需求，备制原基材，从而构造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原基生产包含四层含义：生产的第一要素是具有相应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合格劳动者，主要是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一是计算机、网络、信息等技术和设备；二是金融，即金融机制、金融技术、金融工具和专用设备；三是高新制造技术和设备，主要是网络数字终端制造技术和设备等。从生产力发展标志这一视野，把新的经济形态称为网络经济，应当说是恰当的。原基材的备制（m-b），就是按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量的原基材需求量，把具有最低使用价值和最小社会（含企业）成本的物质材料还原为一般通用性的物质材料。最终消费品的构造（b-c），就是按最终消费者的特殊的、个性化的、有效的需求，直接重组原基材成为最终消费品。

网络经济与原基生产的内在联系

从经济运行来看，原基材、原基生产的具体意义在于：所有物质都可以直接转化为原基材，物质资源稀缺性不复存在，社会生产将彻底改变，其意义非同寻常；直接生产过程表现为原基材备制和最终消费品构造两过程；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实现信息和最终消费品的内部技术结构参数是主要经济信息， 信息依靠网络来完成其运动。从对原基材和原基生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基生产与传统生产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原基生产实现了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飞跃，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建立在人类智慧和科学技术知识之上。从这个意义讲，新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未来的经济都是新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但网络经济更具有阶段性、技术性特征，需深入研究。网络经济与原基生产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

原基生产是网络经济的本质和内容。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首先是以一定的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变化，以交换和消费方式、行为的多样性及变异性表现出来。这些多样性及变异性始终都是围绕科学技术发展和以物质需要为基础的人的需求来展开的，它们是网络经济的外在形式。而原基生产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是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物质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方向，因而是网络经济的本质和内容所在。

原基生产对网络经济具有决定性。在经济运动中，生产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交换、分配和消费对生产起反作用。虽然现代经济活动中非物质生产的供给和需求大比例提高，但上述规定并没有改变。原基生产决定着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数量和方式，原基生产的性质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性质。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原基生产决定网络经济的走向、基本性质、进程和阶段特征，决定经济总量和经济运行方式。

原基生产是网络经济的核心系统。网络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这一系统表现出异常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按再生产的过程和环节划分，网络经济系统由原基生产系统、交换系统、分配系统和消费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原基生产子系统是网络经济系统的中心子系统。按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和层次划分，网络经济系统由物质供给-需求子系统、非物质供给-需求子系统构成，物质供给-需求子系统是主体，原基生产是该子系统的基础。按环境因素划分，网络经济系统由自然子系统、技术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构成，原基生产体现了三个子系统的共同要求。可见，网络经济的核心系统就是原基生产系统。

原基生产是网络经济形成的标志。网络经济的产生过程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过程规律，由萌芽期、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组成。这四个时期的进程取决于原基生产的发育状况，只有当传统生产被原基生产取代，原基生产成为主导，网络经济才真正形成，并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目前，网络经济正处于萌芽期，但未来形成期的到来是必然的。通过对网络经济和原基生产相互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原基生产是网络经济的内核。

以原基生产为内核的网络经济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的格局，并且经济运行机制和方式也得以改观，经济关系和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发展也根本不同，经济关系的变化很多，现简单列举一些主要的表现：

物质资源稀缺性被物质丰盈性所代替，生产的物质资源可能性边界及地域性限制不复存在，物质生产的选择成本倾向于零。生产要素中，物力资本作用倾向于零。收益递减规律适用范围缩小；人力资本作用倾向于无穷大，收益递增规律适用范围增大。所有制关系中所有权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和信息，是以对新知识和信息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受益为基本特征的所有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小蒂，倪云虎.网络经济概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2.邓杰.假如网络也有生命[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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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原子经济性； 绿色化学； 制药工艺

化学制药工艺学是药物合成路线、工艺原理、工业生产过程及实现其最优化途径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制药工业是整个医药产业的核心，如何以消耗原料、能源和资本为主的工业经济，转向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的知识经济，开发易于组织生产、操作安全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工艺，成为新时代制药工艺学教学面临的艰巨任务。

一、原子经济性理论的提出

有机合成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从1973年化学大师Woodward的维生素B12全合成，到当代最著名的化学家Corey的反合成分析法，为有机合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著名化学家B.M.Trost首次提出“原于经济性（Atom Economy）”的理论，即在化学反应中究竟有多少原料的原子进入到了产品之中，其计算公式为：原子利用率=（目标生成物的质量/参加该反应所有反应物的总质量）×100%。这一新的评估标准为药物合成的绿色化途径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即尽可能地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又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B.M.Trost因此获得1998年美国“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的学术奖。

二、原子经济性理论的应用

人们常用原子经济性来评估化学工艺过程，要求尽可能地节约那些不可再生的原料资源。理想的“原子经济性”反应应有100%的反应物转化到最终产物中，而没有副产物生成。传统的有机合成化学比较重视反应产物的收率，而较多地忽略了副产物或废弃物的生成。

1.设计合理的合成工艺路线

一个化合物往往可通过多种不同的合成途径制备，但相对化学当量的反应，高选择性、高效的催化反应才符合绿色化学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基本骨架与功能基团构建的原子经济性，如（+）-生物素的工业化生产工艺路线选择中，其5碳侧链的构建采用C3+C2策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运用典型的双格式反应一步形成5C羧基侧链，比已有的C3+C3-C1合成策略更具原子经济性，且原料易得，原子利用率高，废物排放少。因此该工艺路线在中国的投产以绝对的优势垄断世界，不仅获得巨额利润，更具有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有机反应的原子经济性。如环已烯为目标化合物时，从脱水反应的追溯求源思考方法，可以想到其前体化合物需为环已醇；但从原子经济性考虑，我们更应通过其前体化合物为丁二烯与乙烯通过Diels-Alder反应得到。因此工艺路线的选择中尽可能利用加成反应、重排反应等原子经济性反应，避免使用消除反应、取代反应等非原子经济型反应。

2.发展高选择性、高效的催化剂

手性药物获得单一手性分子的方法中，外消旋体的拆分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理想的产率也只能达到50%，另一半异构体只能废弃，因此不对称合成反应是理想的原子经济性绿色化学途径。20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Knowles，Noyori和Sharpless三位化学家，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催化反应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表明了催化不对称反应在医药工业的重要意义。

在不对称催化反应日益发展的今天，教学中应重视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运用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型手性催化剂的思考。如动态动力学拆分的方法，使用手性催化剂催化异构化反应，这样单一光学活性化合物的产率就可以达到80%～90%。还有如不对称活化（毒化）、不对称放大、去对称化反应等新的观念、方法和技术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发展的。至于新型手性催化剂的研制，更需要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手性配体和相应的手性催化剂的研究和开发，如酶催化剂、有机小分子催化剂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在我国已有非常成功的例子――（+）-生物素的工业化不对称合成，采用的手性辅助剂和催化剂原料来自氯霉素生产过程中的手性右胺。该手性催化剂成功地应用到了（+）-生物素中间体手性内酯的合成中，大大降低了（+）-生物素的生产成本。此工艺的特点为废物利用和绿色化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目前真正属于高“原子经济性”的有机合成反应，特别是适于工业化生产的高“原子经济性”的有机合成反应还不多见。化学制药工艺学的教学应培养学生自觉地用“原子经济性”的原则去审视已有的有机合成反应，减少化学合成中有毒原料的使用，提高原料和溶剂的利用率，节约能源，努力开发符合“原子经济性”原则的新工艺。

参考文献：

[1]邓立新.药物的传统合成与绿色合成的原子经济性比较[J].化学教学，2005，（11）：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