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10:11:51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地理决定论;结构主义;方法;变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中,最为久远的传统就是对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地理条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整个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结构因素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结构主义理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一、地理决定论的淡出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影响。中世纪以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也承认地理环境对人民性格和国家政策的影响。19世纪后,拉采尔又提出“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等概念;契伦和豪斯霍弗认为地理空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马汉、麦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区域就会增强国家力量的观点。至此,地理决定论便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国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动力,控制“制海权”,控制“心脏地带”与控制“边缘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学中的规律。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忽视了时间及空间的变化,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通过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美化了国家的对外扩张。
虽然地理因素作为国家及其人民无法选择的现实而存在,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理环境的性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共同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国整合到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方式由以前的武力冲突变为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各个国家的角力场,民族国家必须要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通过国内政策与国际法规的结合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国际制度中的投票等行为,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新的地缘科技促使生产、消费扩展到全球,促使原料产地、生产厂家和消费市场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分离,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场。总之,全球化提升了国家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又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许多人文环境已经无法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进行解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理论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与“解释”阶段。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地理决定论思维来指导当今的国际战略现实,不仅会使国家间的地缘战略思维新回到“冲突的时代”,而且还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个地理位置为出发点,而是已经初步形成整体的观念和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这种相互依存将会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奥图泰尔曾经总结过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概览,以便把握被认定为是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关的地缘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资源、信息等;第二,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第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1]从上面的地缘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影响的众多,但是科学技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产生,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的整体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世界的整体性与合作性进一步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突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打破了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结构,促使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向海陆合作的方向发展。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转向结构功能主义。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地理空间的含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地缘空间有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还开拓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在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陆地与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响,平原人民比较维新,没有固执的成见,一切都容易迁就……岛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有保守的天赋。”[2]在思想家看来,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特质,地理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权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对于全球地理空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地理空间不仅可以作为生活的场所,还能作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海洋的机动性与便利性体现出来,利用在海洋上的优势,可以包围陆地或者截获陆地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马汉的海权论强调国家要利用海洋所赋予的条件,积极谋求国家力量的增长。内燃机的发明促使铁路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促使麦金德看到陆上机动性的提升,于是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的机动性促使地缘政治态势向陆上转变。无论是海权论,还是心脏地带理论基本上都处于二维空间中,但是飞机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天空的意义,也是人类第一次脱离地表,由平面空间转移到立体空间。因此,制空权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技术也开拓了人类的外太空地缘空间,网络技术开辟了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距离的限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距离始终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高山、大河、海洋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博尔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国的势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它离国内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弱,力量越是扩张,强度越是减少。”[3]奥沙利文给出了一国实力的强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这个公式中,P表示一国势力的总量,T表示该国以圆周计算的面积。由于T=πr2,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半径增大时,国家实力的强度会变小。
在冷兵器时代,距离是一个国家绝好的防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距离的阻碍被克服,现代化的远程投送能力,海洋、陆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使它们失去了原来地理屏障的作用,现代化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一国的领土,也使它们失去了距离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国家地理位置、国家间距离、国家地缘空间在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意义,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条件,政治决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地理空间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承载体,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就需要从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借鉴
结构主义发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structure)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该词当初只有建筑学意义,后来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皮亚杰强调,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整体性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主要描述结构中的规则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而自我调节性主要分析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也包含四个功能:第一,结构由若干要素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第二,对于任何一个模式都能排列出同类模式的转换系;第三,如果要素发生变化,能预测模式如何反应;第四,模式应该能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能成为可理解的。[4]
在地缘政治学的母体――地理学中,也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以一条公理为其特征,该公理就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持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5]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将结构主义思潮划分为四个部分: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对的发展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他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的基础上,作为方法论来讲,吉登斯为了将人本主义思潮与作为过程的结构相结合,他辨别了三种社会的概念,系统、结构和结构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张的,就是发展一种充分重视人类角色在结构转换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这在以往地缘政治学中很少见到强调人类角色的分析。
结构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整体性、内外双重性、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划分。第一,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反对割裂式研究。在结构主义地理学家们看来,任何一种地理现实都有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彼此不能分割,这种地理现实的出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强调认识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内部或者外部,而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结构主义地理学者指出,尽管有些地理现象看上去是纷乱复杂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着深层结构的影响,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结构。因此,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背后这些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并进而发现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第三,强调对地理现象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综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颇。
结构主义的实在认识论、通过理论的发展不断获得知识的积累以及辩证看问题的观点具有可借鉴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利用结构主义分析现实的理论专著。例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它们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6]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结构因素的变动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错位,甚至会引起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政治地理边界功能的降低、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国家之间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缘政治研究单位以及地缘政治分析层次的变迁、地理决定论的贫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国际因素或者只注重国内因素,一国内部的因素往往比外来的力量或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就蕴含着全球内部结构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长期的发展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逆转的,另外这样的逻辑又限定了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这就是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7]
[参考文献][1]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J].东方论坛,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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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炳,高猛.结构主义与官僚制: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话语透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5]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关键字:结构主义;认识论决裂;多元辩证法
阿尔都塞作为西方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的理论家,面对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他把“保卫学说的严格科学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60年代起开始借用结构主义对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试图建立一种理论上的哲学体系。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和国际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法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1]。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以及存在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2]。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著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 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著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关键词]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结构
一、阿尔都塞是否为结构主义者的争论
一提到阿尔都塞,国内外学者都会不约而同的把他归结为结构主义者。据杜章智先生考证,最先把阿尔都塞称为结构主义者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一刊物,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介绍了阿尔都塞的情况,此后他就被公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的杰出代表。
但是阿尔都塞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对于人们将其归结为“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给予了嘲讽:“各国的和各种名目的社会人纷纷用‘结构主义’这口棺材把我们庄严的送进土里,并且以的名义—当然是他们的—把我们埋葬起来。”[1]阿尔都塞承认他采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并且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的“调情”可能超过了一定限度,但他的学说毕竟不同于结构主义,特别是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
今村仁司也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形式化的结构主义,因而阿尔都塞不是结构主义者。正如他所说的“如果相同形式的、数学的结构论(“组合论”)是本来的结构主义的思想的话,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就是结构主义的真正代表者,而阿尔都塞则完全不是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已经完全脱离了从索绪尔、雅各布逊、列维·斯特劳斯到拉康的系谱,阿尔都塞即便使用了同样的结构概念,但走的也是与结构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2]由此可见,阿尔都塞本人以及今村仁司之所以不愿意承认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形式化的、机械的结构主义,而只是采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实际上,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结构主义的主要标准,并不在于该理论是否是形式主义的,而在于该理论是否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贯穿着反主体性这一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综观阿尔都塞的理论,不仅透露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色彩,而且贯穿了反主体性的精神。
二、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一批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想史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文学理论家,各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掀起了一股称作结构主义的思潮。实际上,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具有不同哲学倾向的学者因在不同的意义上将原来主要是在语言学中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用于从事其他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思潮”,[3]因此,他们的哲学观点并没有形成像传统哲学那样的理论形态,甚至他们彼此之间还进行着各种争执,但“在从既定的语言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象上他们大体上是一致的”,[4]因此,他们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有以下几方面共同的特征。
第一,强调整体性和层次性。结构主义者都强调结构的整体性特征。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或者整体是由许多成分、要素按照一定的模式或者规则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同时,每一成分的规定性或作用取决于成分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结构的整体性。在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的关系中,整体处于主导地位。结构主义者不仅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而且强调结构的层次性。他们大都把结构划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一般说来,表层结构是人们的感觉可以感知的事物和现象的外部联系,而深层结构则是事物和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未受外在的感性经验影响的无意识结构。结构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深层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所说的结构通常指的是深层结构。
第二,强调非个体性,即反主体性。结构主义者大都否认个体性,力图超越传统的突出个体性和个人特征的人本主义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把结构还原为个人意识,也不把结构看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性和观念的存在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是无人格的。有的人还由此提出了主体消亡的口号,把主体消融在无意识的结构之中。
第三,强调非历史性。结构主义者大都否认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超越时间性,人的认识的目的不是揭示所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和过程,而是所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即本质结构,而这种结构是永恒的,即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由此他们提出了共时态和历时态两种研究方法,无可置疑,结构主义者都强调共时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从一个对象的横断面来研究。
三、阿尔都塞的理论及其对结构主义的运用
20世纪60年代,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拉康等人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开始用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解释的经典著作,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1965年发表的《保卫马克思》和《读》是他的代表作,也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中形成了所谓的结构主义的。
1.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一个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5]而“科学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起来的,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6]这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就幻想中的现实提出问题,而科学则是就真正的现实提出问题。
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的理论出发,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断裂”。阿尔都塞认为,总的来看,“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大阶段,即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断裂后)。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840—1842年,由一种接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观点所支配,历史只能依靠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性与自由才能被人理解,他要求有一个符合人性的国家,并且认为通过哲学与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建立。第二期是1842—1845年,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所支配,此时他不再要求通过批判来建立一个理性国家,而是通过实践来恢复人的本质。第三期是1845年以后的认识论上的决裂时期,这时马克思与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理论决裂。
阿尔都塞之所以能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并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是因为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两个“问题框架”,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和科学的问题框架。在这里,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正是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深层结构”,阿尔都塞说:“一般说来,问题框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问题框架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7]此外,阿尔都塞还强调问题框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是思想的特定的结构,是思想的内在整体,这个认识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2.理论与实践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四种,前三种实践构成社会的经济形态,理论实践则形成理论知识,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和改造,创建科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从自然界概括出来的规律,而只是一种能动的理论实践。
“阿尔都塞关于产生发展的理论以他的“理论实践”为基础,而理论实践又以他对理论的“结构”的理解为基础。”[8]他认为每一门科学或意识形态都有一个结构或问题框架,这种框架支配着它所能提出的问题及形式。但是,这种框架并不是明显地有意识地存在于它所支配的理论中,而是一种无意识结构,只有采取“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才能找出。显然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来自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书的结构”与书的区别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区别,或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结构”与“亲属关系”、“神话结构”与“神话故事”的区别。而“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显然是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影响下提出来的。拉康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时,通常让病人自由地谈话,然后通过对其谈话中出现的各种症候,例如失言、遗忘、沉默等揭示其深层心理,即无意识中的秘密。阿尔都塞的“依据症候阅读”在方式上与其相仿,只是他的对象是文本,特别是马克思的著作,他的目的是发掘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
在讲到产生的三个来源时,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实践来代替马克思对“三个来源”的改造。他从反对经验主义出发,认为科学的认识对象不是现实的客体而是概念的客体。例如“圆环”是客观对象,而“圆环的思想”是认识。人形成理论是依据“圆环的思想”。因此,的形成是以劳动价值论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两种概念的抽象为理论原料,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形成理论的工具,而《资本论》则是这种理论的产物。
3.社会的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运用于说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决定的,并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即结构的辩证法。
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元的决定》中认为在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它的本质上,即表现在它本身的规定性和结构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结构与辩证法的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元的,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由一个单纯的矛盾所决定,即绝对精神。而的辨证法则是多元决定的,矛盾存在于社会全体之中,从属于不同的层次,为这些层次所影响。
在《读》中,阿尔都塞用更规范的结构主义的语言把这种一元论和多元论叫做“表现的因果性”和“结构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虽然也考虑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但并不是把整体看作一个结构,而是把整体简单化并且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各个部分无非是它的现象的表现,即本原是“因”,现象是“果”。而“结构的因果性”则认为“结构不是外在的,而就是出现在事物的效果之中的原因,结构存在于事物的‘要素-效果’及其关系的总体中,不存在单一的‘因’,各要素都可能成为‘因’。”[9]因此,阿尔都塞的社会的多元决定论否认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的作用是由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决定的,人不过是完成结构所规定的任务而已。人不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这与结构主义的反主体性、把主体消亡在无意识的结构之中的思想是一致的,“结构主义认为人不过是构成结构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人的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不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10]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理论和观点始终贯彻着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贯穿着反主体性这一结构主义的精神实质。尽管他自己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独特的解释无疑使他成为了一个杰出的结构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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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