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地理决定论；结构主义；方法；变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中，最为久远的传统就是对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地理条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整个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结构因素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结构主义理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一、地理决定论的淡出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影响。中世纪以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也承认地理环境对人民性格和国家政策的影响。19世纪后，拉采尔又提出“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等概念；契伦和豪斯霍弗认为地理空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马汉、麦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区域就会增强国家力量的观点。至此，地理决定论便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国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动力，控制“制海权”，控制“心脏地带”与控制“边缘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学中的规律。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忽视了时间及空间的变化，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通过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美化了国家的对外扩张。

虽然地理因素作为国家及其人民无法选择的现实而存在，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理环境的性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共同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国整合到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方式由以前的武力冲突变为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各个国家的角力场，民族国家必须要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通过国内政策与国际法规的结合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国际制度中的投票等行为，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新的地缘科技促使生产、消费扩展到全球，促使原料产地、生产厂家和消费市场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分离，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场。总之，全球化提升了国家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又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许多人文环境已经无法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进行解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理论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与“解释”阶段。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地理决定论思维来指导当今的国际战略现实，不仅会使国家间的地缘战略思维新回到“冲突的时代”，而且还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个地理位置为出发点，而是已经初步形成整体的观念和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这种相互依存将会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奥图泰尔曾经总结过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概览，以便把握被认定为是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关的地缘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资源、信息等；第二，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第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1］从上面的地缘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影响的众多，但是科学技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产生，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的整体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世界的整体性与合作性进一步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突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打破了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结构，促使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向海陆合作的方向发展。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转向结构功能主义。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地理空间的含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地缘空间有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还开拓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在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陆地与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响，平原人民比较维新，没有固执的成见，一切都容易迁就……岛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有保守的天赋。”［2］在思想家看来，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特质，地理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权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对于全球地理空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地理空间不仅可以作为生活的场所，还能作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海洋的机动性与便利性体现出来，利用在海洋上的优势，可以包围陆地或者截获陆地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马汉的海权论强调国家要利用海洋所赋予的条件，积极谋求国家力量的增长。内燃机的发明促使铁路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促使麦金德看到陆上机动性的提升，于是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的机动性促使地缘政治态势向陆上转变。无论是海权论，还是心脏地带理论基本上都处于二维空间中，但是飞机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天空的意义，也是人类第一次脱离地表，由平面空间转移到立体空间。因此，制空权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技术也开拓了人类的外太空地缘空间，网络技术开辟了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距离的限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距离始终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高山、大河、海洋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博尔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国的势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它离国内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弱，力量越是扩张，强度越是减少。”［3］奥沙利文给出了一国实力的强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这个公式中，P表示一国势力的总量，T表示该国以圆周计算的面积。由于T=πr2，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半径增大时，国家实力的强度会变小。

在冷兵器时代，距离是一个国家绝好的防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距离的阻碍被克服，现代化的远程投送能力，海洋、陆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使它们失去了原来地理屏障的作用，现代化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一国的领土，也使它们失去了距离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国家地理位置、国家间距离、国家地缘空间在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意义，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条件，政治决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地理空间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承载体，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就需要从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借鉴

结构主义发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structure）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该词当初只有建筑学意义，后来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皮亚杰强调，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整体性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主要描述结构中的规则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而自我调节性主要分析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也包含四个功能：第一，结构由若干要素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第二，对于任何一个模式都能排列出同类模式的转换系；第三，如果要素发生变化，能预测模式如何反应；第四，模式应该能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能成为可理解的。［4］

在地缘政治学的母体――地理学中，也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以一条公理为其特征，该公理就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持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5］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将结构主义思潮划分为四个部分：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对的发展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他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的基础上，作为方法论来讲，吉登斯为了将人本主义思潮与作为过程的结构相结合，他辨别了三种社会的概念，系统、结构和结构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张的，就是发展一种充分重视人类角色在结构转换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这在以往地缘政治学中很少见到强调人类角色的分析。

结构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整体性、内外双重性、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划分。第一，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反对割裂式研究。在结构主义地理学家们看来，任何一种地理现实都有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彼此不能分割，这种地理现实的出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强调认识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内部或者外部，而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结构主义地理学者指出，尽管有些地理现象看上去是纷乱复杂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着深层结构的影响，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结构。因此，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背后这些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并进而发现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第三，强调对地理现象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综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颇。

结构主义的实在认识论、通过理论的发展不断获得知识的积累以及辩证看问题的观点具有可借鉴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利用结构主义分析现实的理论专著。例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它们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6］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结构因素的变动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错位，甚至会引起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政治地理边界功能的降低、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国家之间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缘政治研究单位以及地缘政治分析层次的变迁、地理决定论的贫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国际因素或者只注重国内因素，一国内部的因素往往比外来的力量或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就蕴含着全球内部结构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长期的发展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逆转的，另外这样的逻辑又限定了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这就是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7］

［参考文献］［1］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J］.东方论坛,2008，(6).

［2］陈民耿.地缘政治学［D］.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55.

［3］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M］.李亦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12.

［4］陈炳,高猛.结构主义与官僚制：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话语透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5］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篇2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篇3

关键字：结构主义；认识论决裂；多元辩证法

      阿尔都塞作为西方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的理论家，面对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他把“保卫学说的严格科学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60年代起开始借用结构主义对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试图建立一种理论上的哲学体系。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和国际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法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1]。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以及存在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2]。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著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 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著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篇4

[关键词]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结构

一、阿尔都塞是否为结构主义者的争论

一提到阿尔都塞，国内外学者都会不约而同的把他归结为结构主义者。据杜章智先生考证，最先把阿尔都塞称为结构主义者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一刊物，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介绍了阿尔都塞的情况，此后他就被公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的杰出代表。

但是阿尔都塞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对于人们将其归结为“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给予了嘲讽：“各国的和各种名目的社会人纷纷用‘结构主义’这口棺材把我们庄严的送进土里，并且以的名义—当然是他们的—把我们埋葬起来。”[1]阿尔都塞承认他采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并且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的“调情”可能超过了一定限度，但他的学说毕竟不同于结构主义，特别是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

今村仁司也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形式化的结构主义，因而阿尔都塞不是结构主义者。正如他所说的“如果相同形式的、数学的结构论（“组合论”）是本来的结构主义的思想的话，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就是结构主义的真正代表者，而阿尔都塞则完全不是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已经完全脱离了从索绪尔、雅各布逊、列维·斯特劳斯到拉康的系谱，阿尔都塞即便使用了同样的结构概念，但走的也是与结构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2]由此可见，阿尔都塞本人以及今村仁司之所以不愿意承认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形式化的、机械的结构主义，而只是采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实际上，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结构主义的主要标准，并不在于该理论是否是形式主义的，而在于该理论是否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贯穿着反主体性这一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综观阿尔都塞的理论，不仅透露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色彩，而且贯穿了反主体性的精神。

二、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一批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想史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文学理论家，各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掀起了一股称作结构主义的思潮。实际上，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具有不同哲学倾向的学者因在不同的意义上将原来主要是在语言学中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用于从事其他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思潮”，[3]因此，他们的哲学观点并没有形成像传统哲学那样的理论形态，甚至他们彼此之间还进行着各种争执，但“在从既定的语言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象上他们大体上是一致的”，[4]因此，他们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有以下几方面共同的特征。

第一，强调整体性和层次性。结构主义者都强调结构的整体性特征。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或者整体是由许多成分、要素按照一定的模式或者规则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同时，每一成分的规定性或作用取决于成分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结构的整体性。在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的关系中，整体处于主导地位。结构主义者不仅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而且强调结构的层次性。他们大都把结构划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一般说来，表层结构是人们的感觉可以感知的事物和现象的外部联系，而深层结构则是事物和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未受外在的感性经验影响的无意识结构。结构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深层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所说的结构通常指的是深层结构。

第二，强调非个体性，即反主体性。结构主义者大都否认个体性，力图超越传统的突出个体性和个人特征的人本主义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把结构还原为个人意识，也不把结构看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性和观念的存在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是无人格的。有的人还由此提出了主体消亡的口号，把主体消融在无意识的结构之中。

第三，强调非历史性。结构主义者大都否认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超越时间性，人的认识的目的不是揭示所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和过程，而是所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即本质结构，而这种结构是永恒的，即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由此他们提出了共时态和历时态两种研究方法，无可置疑，结构主义者都强调共时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从一个对象的横断面来研究。

三、阿尔都塞的理论及其对结构主义的运用

20世纪60年代，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拉康等人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开始用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解释的经典著作，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1965年发表的《保卫马克思》和《读》是他的代表作，也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中形成了所谓的结构主义的。

1.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一个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5]而“科学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起来的，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6]这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就幻想中的现实提出问题，而科学则是就真正的现实提出问题。

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的理论出发，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断裂”。阿尔都塞认为，总的来看，“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大阶段，即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断裂后）。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840—1842年，由一种接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观点所支配，历史只能依靠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性与自由才能被人理解，他要求有一个符合人性的国家，并且认为通过哲学与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建立。第二期是1842—1845年，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所支配，此时他不再要求通过批判来建立一个理性国家，而是通过实践来恢复人的本质。第三期是1845年以后的认识论上的决裂时期，这时马克思与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理论决裂。

阿尔都塞之所以能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并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是因为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两个“问题框架”，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和科学的问题框架。在这里，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正是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深层结构”，阿尔都塞说：“一般说来，问题框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问题框架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7]此外，阿尔都塞还强调问题框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是思想的特定的结构，是思想的内在整体，这个认识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2.理论与实践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四种，前三种实践构成社会的经济形态，理论实践则形成理论知识，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和改造，创建科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从自然界概括出来的规律，而只是一种能动的理论实践。

“阿尔都塞关于产生发展的理论以他的“理论实践”为基础，而理论实践又以他对理论的“结构”的理解为基础。”[8]他认为每一门科学或意识形态都有一个结构或问题框架，这种框架支配着它所能提出的问题及形式。但是，这种框架并不是明显地有意识地存在于它所支配的理论中，而是一种无意识结构，只有采取“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才能找出。显然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来自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书的结构”与书的区别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区别，或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结构”与“亲属关系”、“神话结构”与“神话故事”的区别。而“依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显然是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影响下提出来的。拉康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时，通常让病人自由地谈话，然后通过对其谈话中出现的各种症候，例如失言、遗忘、沉默等揭示其深层心理，即无意识中的秘密。阿尔都塞的“依据症候阅读”在方式上与其相仿，只是他的对象是文本，特别是马克思的著作，他的目的是发掘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

在讲到产生的三个来源时，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实践来代替马克思对“三个来源”的改造。他从反对经验主义出发，认为科学的认识对象不是现实的客体而是概念的客体。例如“圆环”是客观对象，而“圆环的思想”是认识。人形成理论是依据“圆环的思想”。因此，的形成是以劳动价值论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两种概念的抽象为理论原料，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形成理论的工具，而《资本论》则是这种理论的产物。

3.社会的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运用于说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决定的，并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即结构的辩证法。

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元的决定》中认为在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它的本质上，即表现在它本身的规定性和结构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结构与辩证法的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元的，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由一个单纯的矛盾所决定，即绝对精神。而的辨证法则是多元决定的，矛盾存在于社会全体之中，从属于不同的层次，为这些层次所影响。

在《读》中，阿尔都塞用更规范的结构主义的语言把这种一元论和多元论叫做“表现的因果性”和“结构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虽然也考虑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但并不是把整体看作一个结构，而是把整体简单化并且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各个部分无非是它的现象的表现，即本原是“因”，现象是“果”。而“结构的因果性”则认为“结构不是外在的，而就是出现在事物的效果之中的原因，结构存在于事物的‘要素-效果’及其关系的总体中，不存在单一的‘因’，各要素都可能成为‘因’。”[9]因此，阿尔都塞的社会的多元决定论否认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的作用是由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决定的，人不过是完成结构所规定的任务而已。人不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这与结构主义的反主体性、把主体消亡在无意识的结构之中的思想是一致的，“结构主义认为人不过是构成结构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人的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不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10]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理论和观点始终贯彻着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贯穿着反主体性这一结构主义的精神实质。尽管他自己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独特的解释无疑使他成为了一个杰出的结构主义者。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37.

[2]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08.

[3]刘放桐.新编现在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0.

[4]刘放桐.新编现在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2.

[5]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67.

[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68-469.

[7]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71.

[8]刘放桐.新编现在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9.

[9]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发展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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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篇6

一、索绪尔和结构主义

索绪尔1857年生于瑞士，1880年考取博士学位，此后30多年潜心研究语言，从丰富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下决心提出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索绪尔逝世后，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们将他的理论、思想整理出版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也是索绪尔唯一一本著作，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后被奉为语言学的“圣经”。它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以“语言是符号系统”作为理论核心，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能指”、“可指”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重视区分共时和历时，注重研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主张区别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的符号学思想促使了符号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使他成为符号学的先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体现的索绪尔的思想、理论，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全新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这场划时代的革命给语言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效应：以索绪尔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欧洲语言学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并促使生成了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三个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派。

索绪尔极其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支柱。”①无论今后语言学如何变化和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家在汉语研究中的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等方面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音研究的影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音位学理论，对中国的语音学研究影响深远。5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并不支持音位学理论；1955年到1958年，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对普通话音位系统以及对音位学理论的讨论。讨论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借鉴结构主义的音位学思想，吸收欧美的音位学理论，在把握好汉语普通话属性和特点的前提下，研究汉语音位学以及发展语言学中的音位学理论。在此过程中，对于归纳音位的原则较多的采用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之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确定音位的原则，即对立互补原则、语音相似原则、模式匀整原则和经济原则等。此外，汉语中音位变体理论较多的受到了布拉格学派中在音位学方面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特鲁别茨柯依的理论。特鲁别茨柯依认为音位学应该研究在一种语言中哪些语音的区别是同意义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语音学中对音位变体的研究。例如，在河南信阳地区，[n]和[l]的并没有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牛”和“流”不分，“能”和“棱”不分。因此在这个地区的方言中，[n][l]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法研究的影响

1948年，赵元任出版《国语入门》，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应用结构主义思想来研究汉语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出现了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采用结构主义思想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最重要的是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而这些关系通过语言单位之间彼此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产生相互作用。在《国语入门》中，赵元任正是根据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划分。

1957年，陆志韦等人编著的《汉语的构词法》 ②出版。作者在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的时候提出了以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而此方法正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直接成分分析法”（扩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汉语构词法》还根据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于语素的思想具体论述了汉语中的词儿，这不仅新颖，而且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③

但结构主义思想也对我国语言学中的语法研究产生过消极的指导作用。例如，索绪尔认为语法作为一个稳定性极高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静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变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张对语法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忽略了语法的历史发展。我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认为语法古今一样，古代语言和现代口语可混在一起研究，虽然不像索绪尔那样忽略古今的联系，却也同样忽视了语法的历史发展。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想对我国语言学研究负面影响的一个体现。

（三）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词汇研究的影响

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全面渗透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是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这部作品中，丁声树大量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进行了汉语语法分析。他采用结构主义“替换”和“分布”的理论进行词类划分，如“出题”中的“题”可以与“一个”“一些”组合，也可以用“路”“话”替换为“问路”“问话”；“题字”中的“题”后可跟“过”“了”，也可用“写”“打”替换为“写字”“打字”。由此可总结出“出题”的“题”是名词，“题字”的“题”是动词，它们不算是同一个词。这同时也体现了对结构主义理论中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应用。比如对“次动词”的划分：“能带体词宾语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但是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词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词’。”④这里通过描述次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体现了聚合关系），“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体现了组合关系），对“次动词”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此外，丁声树还采用了结构主义“类义”的理论，认为词类具有共同意义。在句法分析中，他按照结构主义语法中词序配列的分析方法来确定句子成分。⑤

此外，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注重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对我国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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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罗兰・巴特；文论；接受

引 言

巴特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从与存在主义的分歧，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李幼蒸（2010）称罗兰・巴特是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足以反映二战后西方文学思想的主要趋向。他以独有的思维方式，不断挑战传统，不断追求创新，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也是一个不断质疑、不断求异、不断否定，又不断开拓领域的过程。

从巴特文论的译介情况看，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也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是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的发端期，巴特的结构主义文论被最先译介。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对巴特文论的翻译，巴特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文论全面引入后，研究界出现了大量介绍巴特文论的理论著作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推进了80年代初对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巴特文论接受的期，巴特转型为后结构主义者。21世纪以来是巴特文论接受的延续期，巴特文论被应用到大众文化领域，文化巴特成为这一时期的形象特征。

1、“形式主义”者

巴特文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入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主导着文艺理论界，文艺忠实于生活，反映历史客观规律，内容对形式具有绝对支配地位。形式主义分析注重理性的科学分析，将一切形而上的概念拉回到文本，称语言之外不存在任何立足点，这一强烈反差使得形式主义批评最初在中国扎根尤为不易。巴特对形式的强调令其最初以“形式主义者”形象被中国研究界结识，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研究界在形式/内容二分的理论框架下理解巴特，“形式主义者”的称号是对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一时期，巴特文论引入的历史机缘是迎合“方法论”热潮，消化的内因是作为发展文论的有利资源及弥补中国传统文论的先天不足。研究界是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理解巴特文论，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以纳入原有的理论体系，其误解的程度直接反映了中国文论的发展状况。

2、结构主义者

随着方法论意识的加强，研究界大规模翻译结构主义文论。巴特文论趁着“结构主义热潮”被大量翻译，推进了80年代初期对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认识。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是巴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时期，《符号学美学》是第一本对巴特著作的翻译，体现了“方法论”时期，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到80年代中后期，文学借助“语言”反抗“现实”和“自我”对文学的工具性控制，语言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巴特的文学写作观为研究界理解语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巴特的话语理论为重构文学话语提供了新的视角，巴特认为文化是被语言建构的，他调查了各种文化实践，从高雅文学到流行时装和食品，以符号学分析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领域，使得文学从精英文化的殿堂走向了日常生活。巴特称语言是权势的运作场，通过话语分析发现文学语言、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相互交汇的地带，为文学进入历史提供新的入口。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相反文学是现实得以呈现的形式，文学话语使得文学走出封闭的语言游戏，重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陶东风（1993）正是在巴特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

3、后结构主义者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孕育了一切，文学性存在于结构之中。后期巴特就发现，文学科学是一场迷梦，结构主义并不能解决文学的一切问题，结构主义强调的客观性、精确性、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与文学的独创性、新颖性、个性化的需求相矛盾。结构主义无法全面地、创造性地解读文本，使文本走向了僵化。因此在发现结构主义走不通的时候，巴特开始引入闲置己久的读者来阐释文学，转向了后结构文本的研究；认为文学性应体现在读者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文学性存在于读者阅读的偷悦中。

随着解构主义兴起于60年代末，兴盛于70年代，于80年代末传入中国；90年代解构意识形态科学性成为主流话语。1987年巴特结构主义文论不仅被大量翻译过来，而且出现了巴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最早译著，即张寅德翻译的《文本理论》。这一时期，研究界关注“作者死了”、“文本理论”这些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同时，又对“零度写作”这一在“社会神话”研究阶段提出的概念及结构主义作品《历史的话语》产生兴趣。

巴特话语理论为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时，巴特后结构主义文论不仅参与了对“主体”、“历史”的解构，还为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借鉴意义。这一时期研究界塑造了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者形象。本世纪初出版了两本研究巴特思想的专著，项晓敏（2003）的《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和汪民安（2005）的《谁是罗兰・巴特》，这两本的立脚点是强调巴特的后期思想，汪民安直接说老年巴特更让人着迷，项晓敏则认为巴特的“文本理论”实现了人的自由。项晓敏将“零度写作”视为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认为“零度写作”是巴特提倡的理想文学样式。

4、文化巴特

21世纪巴特形象在中国由激进知识分子转变为大众文化批评家。这一时期巴特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方法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大众传播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符号，印刷媒体中的文字与图画，电子媒体中的人物语言、动作、表情和画面，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符号。巴特的符号学对于理解和研究大众传播，开辟了路径。如陈阳（2000）将符号学分析运用于传播学，以巴特的直指/涵指、隐喻/换喻等概念解释新闻现象。同时研究者运用“神话”研究分析大众文化，郝永华（2009）认为巴特的“神话学”方法突破了语言学的狭隘范围，把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揭示了“神话”的结构、意义生产机制及其意识形态性质。

总 结

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出于中国研究界发展本国文艺理论的需要，形成四个特色鲜明的时期：80年代初期，我们需要巴特的结构主义方法发展文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需要巴特结构主义思想冲破文学意识形态论的包围圈，90年代以来我们需要借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体、解构历史，所以我们成功塑造了后结构主义者巴特形象。21世纪消费文化的兴起，让我们钟情于文化巴特、时尚巴特。研究界带着中国后现代文化的有色眼镜评价、运用巴特文论，对巴特文论进行“望文生义”的移植；这些造成了对巴特的不公正待遇，以至于对巴特文论产生了误解和批评。因此，研究外国文艺思想，是应还原其原本模样，还是应以开放的姿态，结合本国文论的发展，以期走出文学意识形态的封闭圈，这是值得研究学者们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J].国际新闻界，2000（4）：46-50.

[2]郝永华.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J].江西社会科学，2009（2）：205-211.

[3]李幼蒸.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A].罗兰・巴尔特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陶东风.文艺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J].艺术广角，19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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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 符号系统

中图分类号：TM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280-01

1.结构主义对于电影分析中符号学意义

电影是镜头，情节，声音，三个形式的组合。结构主义就是将其拆分开来，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拆解电影元素后进行关联分析。结构主义是固定的，成系统的。实际上更倾向于一种方法论的运用，把这些电影元素规划成相对应的电影符号，加以分析理解，让电影成为一种如自然科学般结果理论大过其他成就因素的学科。一般在电影文化中，都会使用到结构主义观点，首先需要把其中的分支元素理清楚，例如声音的响度，频率，镜头的长短，冷暖色调，叙述故事的方式情节的复合逻辑顺序等等，所有能感受到的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分开进行剖析，最后针对导演个人，乃至到观众来说，适合于社会，能够拥有永恒命题意义的结果，就代表着结构主义的运用。结构主义给电影分析所带来的，是具有多角度的，电影是艺术作品，每一个镜头画面针对不同人群，都会有不同的结构意义。例如电影《黄土地》中大片黄土地的镜头，可以说这是表示自然的伟大，人与自然的融合，但在其他人眼里又是一种自然环境带给人的压抑贫瘠。群体之间不相同，但镜头语言没有变，只是理解语言意义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也正因为电影内容涵盖的太多，其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让人试图用一种理论去概括此类综合艺术概念，然而，我们只能够从宏观甚至边缘的角度去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基本特性，艺术区别，这也正是结构主义与电影符号学出现的意义所在。

2.电影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关联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论被运用到符号学及叙事学研究中，符号学不仅是学科，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最早的电影符号学便是涵盖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电影，演化成一套电影理论。而后法理论家克里斯汀梅兹进一步发掘了巴尔特符号学理论，从中得到了许多超越语言本身意义的结论，最后归纳成一套完整的电影符号学理论。通过电影和语言的类比，加上一定的结构语言词汇，创新了电影记号和符码的传播观念。电影与语言的区别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实质都是通过各种意义上的符号，系统且全面的给观众传达索要表现的，这一点两者十分相似，从而在风格化抽象化的意向中产生了电影表达力的特性，让电影有了具体的意向和隐性的意向表达，成就了电影的内核，让电影理论分析能够更多的归结于一点，统一在一个维度上，这点是所有电影理论学者都需要寻找的，不然只能够在浅层来理解电影，无法真正深度的剖析电影艺术的价值所在。电影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更像是“工具+理论”的支持，让人有足够的手段来面对电影技术发展，延续电影艺术发展。

3.电影符号学于电影分析的作用

符号学应用于电影的真正意义是对电影中时刻会出现的象征性内容进行概括分析，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概念化的符号穿过各种繁复的电影元素项认识到电影作者创作的本质原因。电影是对现实的再加工，是现实的升华，是“诗意化”的再现。其中的表达方式与文字，图画相比有着形式上的极大不同，如果缺乏相当系统完整的分析方法，手段，那作者创作的电影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达到深度的艺术传播效果。著名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石狮字的各种动作姿态镜头，都是爱森斯坦想要向观众传达的思想感情，对电影符号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类似的象征性例子在后面的众多优秀电影中层出不穷，也受到了历史的铭记和传颂。电影无法离开符号学，绝大多数电影都或多或少的借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其中不可避免的带着一些人为操控的东西，但毕竟它就是电影，虽然不够灵活，因而模棱两可，这些符号化的碎片也就能清楚的提炼出来，给予电影可以被解构了解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齐隆壬.电影符号学[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

[2] 丹尼艾尔・阿里洪.电影语言的语法[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3] 保罗・科布利，莉莎・詹茨.视读符号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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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启示；实际应用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

结构主义是是二十世纪下半时期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相关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不同变化的概括性研究方法。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结构主义企图探索文化意义上的相互关系。文化意义上的产生与再造关系，是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涉及到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在研究的过程中找出文化意义中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并没有清晰的流派，不同的思维随时决定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发展复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事物可以按照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作为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

结构主义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人文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使用的研究方法。目的是希望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与科学化。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事物作为复杂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均不能孤立的被理解，只有放置在复杂统一的关系网中，才能相互联系理解。在任何情境中，孤立的因素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由既定因素中的其他因素决定。语言是符号科学，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选择，集中于关注人类行为的各种结构组织从而决定研究。索绪尔于1916年出版《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作为社会性的抽象记忆产物，语言依赖于符号系统生存。语言作为人类沟通的必要工具，存在自然产生于自然消亡，或是非自然消亡的过程。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同其他理论一样，是伴随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发现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正在消亡，苦于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导致越来越少的人应用印第安语。在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进行收集，编撰，整理的同时，在实践中制定了一套语言程序，能够自动的发现和研究语法。

大学英语教学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如何在应对英语考级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也将是大学英语教育越来越需要考察的重点。

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英语视听说教学的相关启示

在英语的日常教学中，只有先深刻了解结构主义产生与应用的实际意义，才能恰到好处的应用在英语教学中。在听说教学法中，不能简单地认为教会学生语法就是明白了文章意思，毕竟语言最重要的根本还在口语。教师应该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与学生相互讨论和交流，在让学生懂得如何学习如何交流的情况下，加强口语的联系。

听，说，读，写，译是英语学习的五项基本技能，传统教学方法中，学校过分重视学生的读写能力，在忽略听说能力的情况下违背了语言产生的初衷。

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注重语言的流通性，是尊重语言形成初衷的根本，只有在注重语言特征的基础上学习语法，才能增强语言的实际使用能力。

1.注重语言的形成特征

语法的研究要立足于语言的形式，不可以受到意义的干扰，在类型划分的问题上，简单的语素，词，短语，句子统称语法形式。在传统的教学中，大部分学校的语法教育均是用类意指定形式，但是一切类型都不能根据意义来加以规定。所以，学校在编订英语教案与教师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单纯生硬的划归分类，要兼顾到语言的交流性特征。

2.重视语言的形成特征

语言范畴的科学，不能用哲学的术语来加以规定，只是可以认为语言范畴同实际的类别是一致的。在英语中，名词的单复数需要区别，单数的主格词语就只能跟单数的定式动词连接在一起，而复数的主格词语就只能跟复数的定式动词连接在一起，用以修饰指代词的不同。在英语的实际教学中，应该关注这类细化型的分类，让英语教学有章可循。

语言可以通过线条性掩盖层次性，话语不可能瞬间观察到成分，对词的结构进行观察的同时，要遵守直接成分的原则。在大学英语教学是实践中，如何高效率的记住单词，一直是许多学生苦恼的问题，如果引导学生理解语言可以通过线条性掩盖层次性，则对单词的记忆，有很大的帮助。

当今语言学对语法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创新，通过对比与切分的法则，在语言形式作为较大形式的一部分出现时，追认语素处于内部位置，如果语素不是出于内部位置，就追认语素处于绝对位置。在高中英语教育实践中，要审视每一个句子都是独立的语言形式，不能用任何语法结构包括到任何较大的语言形式里去。认识到这一点，句子成为错位的问题将会得到很大改善。

布拉格音位学派，在结构主义中又称为“结构功能派”与“功能学派”，主要以研究语音学为主。语言内部成分决定了语言的内部功能，在各成分对比的过程中构成完整的模式与体系。如果从形式和实体方面分析语言，语言会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而美国结构语言学派更侧重面向语言材料与语言结构的形式描述。结构语言学重视口语，侧重记录语言的具体应用，在英语已经作为普及语言在全世界普及应用的今天，重视口语无意最符合时展的规律做法。在英语实践中，除了要训练学生的做题能力，也要注重学生的口语训练，从而让学生获得实际的英语能力。

3.重视学生的听力教学

语言作为信息处理的过程，在听力教学中，要提高学生听力理解的效率，就要归类总结同音词与同义词相关的分辨能力，从而达到语素的归类目的。

英语听力作为一个接受信息的过程，提高听说能力除了是成绩的需要，也是实际交际能力的需要。教师的责任在于探索性的提高教学质量，从而真正做到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从而增加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教学效果。

绝大多数的学生将学学英语的目的集中在英语考级的非实际应用上。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一种，给予受众的意义，最重要的目的依旧是交流使用。美国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研究方法，可以援引学生把集中于解题的注意力，逐渐分散到听说，语法学习与词汇记忆中，从而加强自身的英语实际能力。

参考文献：

[1]陈晓梅.《浅析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英语视听说教学的启示》[J].《科技视界》，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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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夏皮罗先物结构主义；哲学观念；理论困境

与一般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不同，数学哲学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对传统哲学论题的探讨与批判。当代数学哲学论域中关于何为数学基础，数学对象是否存在，如何认识数学真理的本质，数学方法何以可靠等仍是学者们探研的核心。在批判和继承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哲学家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了具有各种特色的新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共性体现为，数学哲学自身理论的建构与发展都与数学实践密切相关。

一、夏皮罗先物结构主义的哲学观念

自布尔巴基学派诞生以来，数学结构主义开始活跃于数学哲学的舞台，现已成为当代数学哲学的重要学说。结构主义在对数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上，始终关注数学对象的存在问题。该问题在哲学层面上有以下两种解释：一种是遵照柏拉图主义的先物结构主义（ante rem structuralism），主张数学研究的核心是抽象结构；另一种则是与唯名论切合的在物结构主义（in re structuralism），主张数学研究的核心是具有抽象结构形式的系统或者模型。

先物结构主义的观念源自柏拉图的先物实在论。先物实在论指出，至少某些共相先于并且独立于例示它们的任何事项存在，可以认为即使没有红色的事物，红性这种性质依然存在。对于先物结构主义者而言，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合理的，而且独立于能够例证它的任何系统。例如，在一个结构中，结构的存在是合理的，数字作为指称真实对象的真实单称词项对应了结构中的位置，并且结构中的任何位置都无法独立于结构单独存在。

相反，在物结构主义基于亚里士多德在物在论的观点认为，通过把数学对象的命题作为特定类型结构的普遍命题能够消去数学对象与结构的指称。这种观点强调结构对应的普遍命题一旦受到质疑，数学对象的指称也将失去意义。类似于一旦去掉了红色的事物，红性也会随之消失。例如，算术命题不是关于对象的特殊聚合的命题，只是对某种类型的所有系统的概括，这里不能把数学对象或结构当作真正的对象。

夏皮罗作为先物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一方面继承了弗雷格（G.Frege）、哥德尔（K.G?del）、奎因（Quine）的数学柏拉图主义，主张算术研究的“数”作为对象，独立于非数学世界而存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传统柏拉图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漏洞，给出了关于数学对象的全新解释。他以数学的本质即结构这一根本宗旨为基础，认为结构的存在应是质朴的、非平凡的，提出了把结构作为一种独相的先物结构主义。该理论的核心是，结构作为研究的本体，先于对象和例证它的任何系统独立存在，定义结构中最小的项为“位置”，主要研究结构的位置及位置之间的关系。

关于结构的独立性，夏皮罗认为像实分析、欧式几何、拓扑学等不同数学理论的研究满足各自的公理系统。例如，实分析研究的是任何完全实闭域的模式，而欧式几何研究的是欧式空间的理论要素，因而不同的结构具备不同的研究对象，对象占据了结构中的位置。由此，夏皮罗指出结构的位置是真实存在的。他指出，如果一个数学对象分支的公理是可满足且范畴的，那么公理就刻画了一个（单一的）结构，并且公理能够真实地描述这个结构，同时对该结构也为真。夏皮罗称这种观点是“位置即对象”（Place-are-objects）。按照该观点，算术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单一的抽象结构，该无穷对象集合有一个共有的模式，即拥有单独的后继、唯一的初始对象并且满足归纳原理，对于该结构的研究对象――数是自然数结构中真正的对象。例如，数2作为自然数结构中第二个位置，是数3的前导和数1的后继，它不能独立于其他自然数存在，因为一个自然数的本质是它与其他自然数的关系。在先物结构主义中，夏皮罗用系统代指位置及位置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系统作为一个对象的集合连同这些对象之间的某些关系能够充分地解释和说明结构的位置。

夏皮罗指出一些真实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些结构的各种不同系统，系统能够例证这些结构的位置。他提出了一种“位置即职位”（Place-are-offices）观点。例如，把数学的每个领域还原或者描述为集合论时，策梅罗提出的数字符号是：Ф、{Ф}、{{Ф}}、{{{Ф}}}…即如果y是x的后继，那么y={x}。而冯・诺依曼序数却定义：Ф、{Ф}、{Ф、{Ф}}、{Ф、{Ф}、{Ф、{Ф}}}…即如果y是x的后继，那么y=x∪{x}。对于这两种通过集合来表现的数，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数学对象？数3究竟是什么？夏皮罗认为，这两种序数是真实的数学对象，{{{Ф}}}和{Ф、{Ф}、{Ф、{Ф}}}是自然数结构中第三个位置的不同对象。这类似于一家公司的一个固定职位不指代一个固定的人，因为这个职位的拥有者可以是任何人，虽然这个职位的拥有者众多，但是这个职位却是单一且固定的。那么夏皮罗指出，虽然解释结构位置的系统是众多的，但是结构的位置却是单一的。策梅罗数和冯・诺依曼序数作为两种对象能够说明自然数结构中的位置，但这两种对象基于不同的背景并不具备同一性。

夏皮罗通过运用“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职位”的观点，给出了一种符合数学实践的结构主义解释。他认为在先物结构主义中，结构的位置具体是指对象还是职位，这完全取决于数学实践，因而一个对象可以对应不同结构中的位置。例如，自然数结构能够例示负的全实数结构，或者偶数能够例示自然数结构等。特别地，对于每一个结构而言，它都能够例示自身，并且位置就是对象。例如，1=1，自然数结构本身例示了自然数结构。所以夏皮罗认为，先物结构主义克服了传统柏拉图主义难题符合数学实践，能够给出数学明晰的解释。

二、夏皮罗先物结构主义的理论困境

尽管夏皮罗在对数学本质的解释上有所突破，但始终没有摆脱先物结构主义本身的理论困境。

首先，夏皮罗没有解释数学对象的本质。因为当先物结构主义从实在论的角度来解释结构主义的本质时，将结构作为研究的本体，认为只要数学对象能够充分例示结构中的位置就一定真实存在。例如，数3和策梅罗{{{Ф}}}都例示了自然数结构中的第三个位置，所以在本体论上，先物结构主义者认为数3和策梅罗{{{Ф}}}是真实存在的不同数学对象。但是，即使数3和策梅罗{{{Ф}}}依赖于结构的位置，也无法确定数3和策梅罗{{{Ф}}}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先物结构主义将结构的位置退化为数学对象，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柏拉图主义的认识论难题。

其次，夏皮罗没能阐明数学对象的同一性。不同于弗雷格定义的对象等同性，夏皮罗认为把不同结构的位置等同起来可以是直接的或者强制的。例如，自然数结构的位置可以等同于它们在整数、有理数、实数和复数中的相应位置，即自然数1等同于整数1、有理数1、实数1和复数1+0i。但是这种结论忽略了数学实践能够在具体问题中区分出不同数学对象的观点。根据奎因（Quine）的“绝对可辨识”理论，可以肯定数学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夏皮罗对于数学对象不可辨识一致性的理解只是将微弱可辨识性作为一种保留数学的独特方式，并不能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建立一种正确的可认知性，而这将会严重影响人们对数学真理的信念。

再者，夏皮罗没能避免结构主义与数学实践的矛盾。即使先物结构主义者始终将数学实践作为研究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例示结构的位置时，往往与数学实践产生矛盾。比如，数3的位置可以由策梅罗{{{Ф}}}和冯・诺依曼{Ф、{Ф}、{Ф、{Ф}}}例示，这里的数3是“职位”。而对于“3是2的唯一后继”，数3是对象。所以根据“位置即职位”和“位置即对象”的观点，自然数位置的本质是相Φ摹？墒鞘学实践却证实，自然数是有限的冯・诺依曼序数，不是策梅罗数，所以“位置即职位”的观点对于自然数结构便是失效的。此外，先物结构的研究也无法涵盖数学的所有分支，对于集合论和解析函数等，很难给出先物结构主义的解释。

三、结束语

不同于传统的本体实在论，夏皮罗先物结构主义强调数学是结构的科学。结构作为研究的核心独立于结构中的位置。根据“位置即对象”以及“位置即职位”的解释，数学对象对于特定的结构不具备独立性能够例示不同结构的位置。但是，夏皮罗并没有对数学对象的本质做出明确的、合理的解释，并且先物结构主义理论本身也与数学实践存在矛盾，因此夏皮罗先物结构主义在传统的柏拉图主义上不构成实质性的进步。

事实上，对于数学本质的解释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哲学说明，数学本质的含义往往受到数学实践的影响。虽然夏皮罗先物结构主义是不完善的，但是先物结构主义仍然为数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引起了数学哲学家们对于数学实践的重视。只有当数学哲学的理论支持数学实践时，才能获得正确的、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郝一江.数学存在的语言建构――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9-14.

[2]【美】斯图尔特・夏皮罗.数学哲学――对数学的思考[M].郝兆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篇11

电影文学作为一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复合概念，它在艺术学中的内涵，特指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戏剧文学等传统文学类型并列的一种新兴文学类型。在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其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形式，汲取了众多艺术养料，自身的综合特质得到了丰富，与文学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融合关系。电影中渗透了各种样式的文学元素，电影借鉴了文学表现中丰富的表现手法，如叙事手法、抒情手法和塑造人物性格等，不但增强了电影艺术自身的表现能力，还逐渐在丰富电影综合艺术特质方而发挥了巨大作用。

电影是通过视听来表达思维的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文学是在其基础上将这种思维方式以写作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形式，是电影文学的基础构成，并且兼有电影和文学的双重属性。电影文学应用最多的地方在电影的剧本创作中，其中还包含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这种文学形式与传统的抒情文学、叙事文学以及戏剧文学都有着较显著的区别，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电影文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必须通过非直观表达来表现电影的直观性,电影剧本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通过文宇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作者对生活的体验、认知和态度，是可供导演及剧组人员阅读和欣赏的。电影剧本并不是完整的电影艺术，剧本的完成，只是意味着影片的剧作阶段告一段落，然而就影片的完整创作过程来说，还需要通过影片摄制工作来创造作为综合艺术的银幕形象。电影本的创作受到电影特性的制约，因为它主要是为方便影片的拍摄工作而创作的，因此，它也必须符合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创作规律。

电影剧本是文学特性和电影特性的辩证统一的产物，它不但属于文学的范畴，还受到电影特性的制约和支配。电影剧本如果想要具有自己独特的关学价值，就必须适合影片拍摄过程，不能脱离了电影拍摄的基本程序和需求，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电影文学的特征决定于电影的特征，只有遵循电影的特征，创作的电影剧本才能符合真正需求。所以，虽然我们用文宇来描写剧本，但思考必须按照电影的方式来进行。在构思剧本的阶段，需要对素材及感受进行最先的电影式处理。

电影艺术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由于电影通过银幕的声音、图像直接作用于观众的听觉和视觉，因此，电影艺术区别于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直观性。而剧本是以文宇作为手段和载体，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不具有直观，只能通过直观文宇，让读者去间接想象，最终取得共鸣的艺术效果。同时，电影剧本所创造的文学形象，又与其他形式文学作品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有所区别，具有鲜明的特点:所有电影剧本的内容，一定能够通过摄制，在银幕上以电影的独有的光声等影视技术手段表现出来。综上所述，剧本的电影特性主要表现为:作为电影文学的电影能够通过大脑的联想和信息综合，从而展现出鲜明的动作感和画而感。剧本通过特殊的文宇描写使人们在阅读时，未来影片中视觉动态影像可以在大脑里得以较清晰的展现。

二、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取代了存在主义，从而成为法国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并波及欧关，形成了一股具有世界影响的潮流。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概括研究的方法，具有许多不同变化形式。从广义角度而言，结构主义旨在探求通过怎样的相互关系(即结构)来表达一种文化含义。根据其理论，文化所表达的含义，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现象而产生的，这种再现被称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结构主义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如婚礼礼仪、各种会议、各种游戏等各种形式的文宇、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类的文本等，透过不同的形式和现象寻找某种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和再造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与哲学派别有很大的区别，它是通过文学现象的相互联系来表达一定的文学内涵的一种思潮，其实质是用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原则和方法广泛地来研究人文科学。

结构主义认为，社会现象不是由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现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低分位置决定的，它否定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不过是一些具有意义因而可以作为符号来研究的东西，但事物和符号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所以结构主义认识活动的惟一对象就是结构，即事物之间不同层次的关系。在这种研究活动中，把事物和认识的主体即人贬低为结构的支撑点、关系项，既排除了认识的主体，又排除了认识的客体，剩下的只是主宰万物、决定它们意义的结构。

然而，结构又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只是人类心灵无意识结构的反映。结构主义及其认识论上的特点，如整体性、封闭性、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结构主义影响到艺术和文学的各个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从诗词、小说、戏剧到电影文学，成为一种文艺思想;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触及如文学、人类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各个层而中。

篇12

关键词：结构语言学 语言和言语 历时和共识

目前无论是语言教学，语言研究，还是各种语言著作的框架，都还没有超出结构主义的框框。各种具体语言的研究也大都在广泛的使用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不仅这样，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还深深地影响到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

结构主义语言学或称结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的欧洲，索绪尔早期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 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 其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特点

《教程》归纳并提出了结构语言学的四项法则：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方法、系统差异决定语义（即组合和聚合关系）；并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明确限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语言本身没有价值，它们的价值是由符号之间的外在关系决定的，语言整体是一个结构。而言语则是个人的主观的应用。他们认为：（1）语言是个整体，是由符号表示的规则系统；言语是说话，是说话者对语言的使用和形成的结果 （2）语言是社会的，具有社会性。社会性是语言的内在特征。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是言语，社会部分是语言。语言的社会性指语言规则不是任何个人主动的、有意识创造的产物，它是后天习得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性的另一重含义是它的约束性，使用语言的人必须遵守该语言共同体公认的规约。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规约，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创造它、改变它，如果要进行交际那就必须完全遵守这一契约。（3）语言是同质的，言语是异质的。索绪尔并不否认对言语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他认为语言和言语各自构成不同的研究对象，各自要求不同的理论。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是为了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意在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说：“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 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

2、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反对视名称和事物之间有一种简单而且必然的联系的传统观念，他认为词与物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换句话来说，能指和所指间依据任意性原则，因为作为能指的音响形式和概念实际上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红之所以是红在于它不是绿、蓝、黑等等。因为它的价值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符号系统的结构。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由具有心理性质的语音形象和概念内容两个部分相联结而成的，语音形象即“能指”，概念内容即“所指”，这两个部分是合二为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必然的联系，不能由能指推断所指，也不能由所指推断能指，能指是什么形式不取决于所指如何，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所谓“任意”的，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也是约定俗成的，是不可讨论的。“m-a-n”是一个能指，它在一个讲英语的人心目中唤起所指“人”这个概念，除了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约定俗成，没有内在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三个标记的意思应该是 “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像能指。如“牛”在英语里是cow，而在汉语中却是牛。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为他语言学理论的第一个原则。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外在事物，也不在其自身，而只能产生于语言的系统之中，即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系统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借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而具有意义，因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既然是任意的，对于这一联系的任定，就只能依靠与其他的能指和所指的差异来进行，符号的价值只能由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特定词汇有其具体的语境意义，所指后面有没有明确的对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应关系的存在。意义是关系的反映，或者说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而意义的产生则只有当其有语境之后。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在语言系统中只有差别，没有正面的规定。

3、历时和共时

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反，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共时语言（也就是口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分析、描写语言的结构关系；从不孤立地看待语言要素，认为语言的一切都奠定在关系的基础上。 索绪尔反对当时在语言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反对把语言事实当做孤立的单位，强调语言是一种系统结构，其形成并非由音素和意义构成。认为语言结构即是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它不是事物和名称的联系，而是概念和音响的联系，不是物质的，而是抽象的。符号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具有线性特征。符号借助于相互对立关系而起作用。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在语言中每项因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因素的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而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结构理论也便成了日后结构主义的原始模式。

三、结构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在索绪尔之后，索绪尔创建的理论逐渐以结构主义的名义在欧洲和美洲传播开来，20世纪三十年代，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逐渐形成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三个主要代表学派。下面，主要简单介绍前两个学派。

1、布拉格学派

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系统的思想，特别致力于音位系统的研究，建立了音位学说。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研究内部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学问题也很感兴趣，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作品及外部语言学的其它各领域。

布拉格学派的学术特点是特别重视语言功能的研究。为此，他们借用了索绪尔的“音位”（phoneme）这个术语而赋予的不同于索绪尔的意义。索绪尔的“音位”指的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即“音素”；而布拉格学派的“音位”是从功能上考虑的，音位的定义为：最小的、有区别意义功能的单位，这也是目前“音位”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索绪尔的理论思想中已经出现的功能的概念，这个思想在布拉格学派中得到了发展。他们将索绪尔“语言是一种系统”改为“语言是一种功能系统”，并认为语言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的产物，这个行为就是实现主体的表达与交际，这就是布拉格学派对功能的解释。布拉格学派的另一大特点是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的研究，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可以借此构建他的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基础。

2、哥本哈根学派

这个学派又称语符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达尔和叶尔姆斯列夫。这个学派继承了索绪尔的理论，并以严格的态度发展了索绪尔的学说，成为欧洲结构主义学派中“后”索绪尔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颇为艰深，尤其以逻辑哲学最为引人注目。

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系统”有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语言学理论必须是内在的、自足的整体，解释语言必须用语言学本身的术语，而不能使用非语言学术语来解释；语言学理论必须是一个纯演绎系统，其理论本身必须独立于任何经验之外；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程序方法，可借此描述一些对象，而描写则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其特征应该是本身一致、可穷尽的和尽可能地简单。

和其他结构主义学派相比，这个学派的理论原则则极为严格。比如，他们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这对范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他们分别把它划分为四个层次：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认为形式和实体的划分对于一切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而表达和内容则是一切符号学（包括语言学）所特有的。这个学派也发展了索绪尔的关系学说，认为科学分析的真正对象不是事物，而是关系，即功能。事物本身不是别的，而是关系的交叉、功能的终端，即功能成分。功能分为三种：从属、限定、并列。这三种功能根据它们能否成为“过程”或“系统”的一部分，都有不同的指称。

哥本哈根学派也在符号学研究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语符学派”是因为他们大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说，并认为一种语言只有把它的外在功能、它和非语言因素的关系都考虑进去才是一种符号系统。因此，根据上述的能指和所指以及符型理论，这个学派又将符号学分为多种内容：以内容平面为符号学的叫纯理符号学，以表达平面为符号学的叫内涵符号学，不以任何平面为符号学的叫外延符号学。语言学属于纯理符号学，同时他们又根据“操作性”，将纯理符号学分为普通符号学和纯理普通符号学。不过由于这个学派一直醉心于理论建设，对语言的实际操作并没有提出多少可行的观念和方法，妨碍了这个学派的发展和观念的普及。

综上，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语言学的主流，尽管它的各个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在描写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时，特别注重分析各种对立成分。这种观点也强烈地影响了人文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所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利用。例如，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等等。他们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是个语言学的天才，代表成就就是其建立的结构语言学，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影响并改变着语言学本身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说现代语言学的很多发展都是以其最初的结构主义观点所建立和批判继承的.结构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看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正是他及他的理论推动语言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或许我们可以说20世纪所有的语言学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6。

[2]张绍杰译注《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陈霞；重新审视美国结构主义对英语教学的影响[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4]梁如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外语教学[J]；科技资讯；2007年26期

篇13

关键字：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人地关系

引言：一种学术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在由特定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样的哲学可以是确切的，参与者在工作开展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规则；这种哲学可以是含蓄的，存在一些规则，但并没有得到公认。在哲学明确的情况下，这一哲学也为其他参与人员所共享。但在哲学含蓄时风格则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

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既和自然科学有关又和社会科学有关，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地关系，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人为地理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擅于不断地吸收新的科学、哲学思潮的优良传统。历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的论述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人文地理学发展以来，有多种哲学方法论被提出来，其中很多只不过是哲学的变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四种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

1经验主义方法论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代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先由感受而得到经验，然后经过适当归纳或演绎，才形成知识。在哲学发展上，经验主义一直和理性主义作为对比。

人文地理学像绝大多数学科一样，都起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践。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典地理学发展到近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发展，地理学者们一直就在想法设法获取地球表面更多有用的知识，地理学就是对地球的描述。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地理环境系统非常复杂；地球表面和抽象的人地关系又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和区域性。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观察是重点，调查及实地研究紧随其后，然后进行经验判断与评价，最后得出结论。人文地理学家时常从观察人文地理现象的某个方面开始，通过分析研究资料，寻求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

2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实证科学是建立在证实原理上的。人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是因为人们认为建立起真实性的方法是合理的。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种科学理论由一特定的演绎系统构成，该系统包括两组因素：一组初始命题（或者假设），一组由系统内规律。

人文地理学是最后广泛采纳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之一。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人文地理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的美国。从那个时候它就迅速的传播开来，到60年代末实证主义就已经支配着整个北美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因是，现在方法的并不合理，再一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实行的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巨大引力。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其具有的数量化性质：以数学或者统计学的形式，以一种精确的、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

3人本主义方法论

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他们关注于有思想的生命，关注的是人类，而不是关注以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类。人本主义目标是认识人类活动的真实性，这个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设想的手段就代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方法主要有三种：理念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及其亲属。

人本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都是潜在和间接的，它们并没有向人文地理学提供一种直接的方法，只是从这这种哲学中引入对人的经验和人的主观性的重视这样的观点，并作为武器来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那种忽悠人的地位的观点。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领域，突出集中在人的行为方面的探讨。

人本主义地理学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但最大的弱点则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一切客观存在看做为人的心理构成，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4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其观点大多与一定的专门的学科有联系。纪本嵩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结构主义者具有的基本原则。这基本的原则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关系、消解主体、自调、转换。

整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

关系：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消解主体：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测量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

自调：自调是结构主义者在解释系统之所以存在时所认定的根本原因。

转换：结构主义者所提倡的转换，其性质则是强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变化的动态性。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最主要的影响有两点：1、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事物，这从地理学家强调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和人地关系系统性可以看出。2、试图超越地理因素寻求深层结构来解释地理现象。千差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是表层结构，而要真正解释则需要把握人地关系系统中的深层结构。

作者：刘昊等

参考文献： 

[1]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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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内涵与特征

作者简介：杜玉华，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上海　200062)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是他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建构，也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和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在把资本主义作为典型社会形态进行解剖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并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进而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推进社会发展。因此，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不仅彻底宣告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理论的破产，也为寻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一把成功的“钥匙”，并开启了科学的社会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一、马克思对“社会结构”概念的基本认识

人类社会的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对社会结构的考察和分析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从古典时期对自然科学概念的借鉴开始，把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结构，或者被看作是与个性或灵魂相类似的社会精神。在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帕森斯(T.Parsons)针对国家为单位的行动系统，提出了著名AGIL模型，主张从功能需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结构，并以此把握社会生活的模式化特征。到了现代，又有了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之争，导致了微观结构主义与宏观结构主义分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吉登斯(A.Giddens)致力于超越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行动者依赖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即规则和资源。与此同时，也有在对各种结构主义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以及尔后又出现了解构主义的倾向。

总体来看，西方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1990年代至今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纷呈炫目的社会结构理论流派。如果系统地加以梳理，国外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流派大体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包括宏观结构主义和微观结构主义)、文化结构主义、建构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对于这些理论的演变，我们至少可以从三种视角来进行分析和总结：一是“宏观一微观”视角。社会结构理论走过了从早期社会有机体理论到结构功能主义，再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道路，显示了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的发展趋势。二是“客观一主观”视角。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社会结构经历了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从客观的、现实性的具体结构逐步转向了主观的、逻辑性的抽象结构，从结构决定论走向了主体决定论。三是“型构一解构”视角。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社会结构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步从型构到解构、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形成到消失的历程。上述三种不同理论视角实际上只是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几个不同面向，它们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联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甚至直接导致产生了结构主义的流派。

尽管迄今为止有关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较少专门针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去展开讨论的，但这些社会结构理论流派在阐述对社会结构基本观点的同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Dset)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孔德虽然开创了对社会结构实证考察和研究的模式，但是，真正有系统地对社会结构进行卓有成效地科学探讨的却是始于卡尔·马克思，他之后的大多数学者只是或重复其尝试，或重新阐述与发展其思想，或批驳与反思其思想。

马克思对“社会结构”概念的基本认识与人类学、社会学视域中的“社会结构”概念不完全一致，其根本分野在于对组成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地位的观点不同。社会结构从外在表现来看，其实际上是社会要素组合的体现形式，因此，马克思首先是从社会要素出发来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可以说，“社会要素”是理解和确立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关键。由于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对社会结构要素的分析只有置于特定的层次才是有意义的。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中，社会结构至少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