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辩证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心理学辩证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健康心理学；自然观；科学技术；研究方法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221-03

自然辩证法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进行哲学概括的学科（刘大椿，2008)，反映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交叉与综合，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遵循自然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健康心理学也不例外。健康心理学是研究认知、情感、意志以及个性等心理活动和心理社会压力与生理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的因果关系的理论体系（李虹，2007)。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健康心理学的目标在于保持并促进健康水平，预防并治疗疾病，鉴别病因以及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关联，分析并改善医疗保障体系和健康政策。从自然辩证法角度分析健康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认识健康心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探究心理因素如何使人们保持健康、使人们生病以及应对疾病，提高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实践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从而达到最佳健康水平。

一、健康心理学的自然观

（一）系统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物质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系统，物质系统是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基本的、普遍的存在方式。第一，健康心理学认为，健康系统具有整体性，健康心理学领域疾病与健康被看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两者有重叠和交叉、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第二，在健康心理学看来，健康系统是不断变化的实体，其组成部分通过交换能量、物质和信息而保持着相互联系。第三，开放性。健康心理学汲取了心理学、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流行病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因而，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具体表现。

（二）演进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演进自然观指明，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按其内在的固有规律运动、演化、发展和灭亡。人类对健康的理解经历了生物医学模式，身心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健康观的演变影响了现代心身医学、行为医学、医学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为健康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健康心理学学科独立的标志是1978年美国心理学会健康心理学分会的成立。健康心理学不是封闭、静止的理论体系，它随着社会实践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中国健康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经过20多年迅速发展，学界陆续创办了《中国心理卫生》、《临床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等学术期刊。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历史沿革一样，健康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健康心理学领域具体研究也秉承辩证唯物主义演进自然观，例如人的毕生发展，人的生理系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都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改变。一个人的特征与其早先成长历程、目前发展水平和今后可能的发展过程都密切相关，健康与疾病的特征随着人类的成长而改变，不同年龄的疾病存在明显差异。

（三）生态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是解决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矛盾冲突的基本模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关注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健康心理学正是当代人类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促进人类生理、心理、社会、情绪和精神的全面健康。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具有共同利益，符合自然辩证法生态自然观的要求。人类生活方式是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社会因素。过度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奢靡生活习惯一方面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健康心理学研究实践重在预防不良行为与各种身心疾病，引导人们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科学技术是健康心理学发展的推动力

科学技术本身变成了日益庞大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建制（谭斌昭，2006)，同时科学技术的成果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健康心理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是自然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科学技术领域发展中的生动表现。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直接推动了健康心理学研究方式多样化、发展速度加快、价值取向人性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促进相关学科知识与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健康心理学的良好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对与健康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包括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的高速发展。

三、健康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研究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本过程及其手段、方式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建立自然科学知识、创造技术成果的途径与手段（陈光，2004)。科学研究方法是从科学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准则、规律，其中观察法、实验法、模型法、测验法、调查法、归纳法等被健康心理学研究广泛应用，科研方法发展也是健康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大体分为实验研究和非实验研究两类。

（一）实验研究

心理实验是指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有组织地逐次变化条件，对相伴随的心理现象的变化进行观察，记录和测定，从而确定条件与心理现象之间关系的方法。实验研究具有主动性、重复性、验证性和精确性，能够发现心理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法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内容属于健康心理学范畴的设计常被称为健康研究实验。以应激研究为例，首先需要建立假设（应激水平越高，患心脏病可能性越大），其次选取适当的样本随机分组，通过不同程度的生理唤起操控自变量应激水平，最后比较因变量的结果差异。得出研究结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自变量和因变量同时发生变化，2.原因在结果之前，3.所有其他解释均被排除。

（二）非实验研究

1.相关研究

当研究者需要探寻变量之间的关系，又不能对自变量进行操控时，相关研究变得很有价值。相关研究是探索两个变量间统计学相关程度和方向的非实验性研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代表变量的相关程度。若要探究运动量与体重的关系，先测得被试一周的运动量和体重，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说明运动量改变，体重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不能据此做出运动量改变导致体重变化的结论。相关分析能为健康研究实验设计指明方向，找出可能影响疾病的危险因素。

2.准实验研究

有时研究者会根据一些机体变量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如男性和女性、自我效能感高低，这种对象不是随机分组，变量未经过操控的研究设计即准实验研究。其主要包括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前者重在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探寻疾病的普遍性原因；后者研究某一时间某个变量的差别是否和一段时间后另一个变量的差别有关，发现某些特征或事件与疾病的关系。此外，成长研究法也属于准实验研究，年龄段视角是健康与疾病研究的重要途径，侧重了解观察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对于年龄变量，又可分为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

3.基因研究

基因研究能够帮助研究者了解遗传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包括双胞胎研究、收养研究两种。大多数有关遗传因素的研究都聚焦于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表象上的差异,其基本假设是同卵双生子的差别来自环境因素，相同特征由遗传决定；异卵双生子的差异由环境和遗传共同决定。收养研究则是比较被收养孩子的特征与他们亲生父母及养父母之间的异同，若被收养的孩子更像亲生父母，便可以看出遗传因素的作用。

四、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从自然辩证法视角审视健康心理学的迅速发展，其研究内容、取向和方法上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第一，加入了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质、积极心理治疗等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积极健康心理学以人的积极力量、智慧和美德为研究对象，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处于疾病状态的人们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帮助处于正常状态的人们建立起高质量的个人与社会生活、远离疾病、长伴健康。第二，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以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提供了除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对人类行为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叶浩生，2001；付翠，汪新建，2006)。文化转向使文化在心理障碍建构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推动了健康心理学研究重视跨文化差异。第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健康心理学研究者更多重视和应用。研究者对特定情境不进行操纵或干预，运用各种办法收集与现场自然发生事件相关联的一切原始资料，然后从其关系结构发现事件发生的缘由和意义。质的研究与整体健康模式、健康的动态性、健康促进的主体性存在许多契合之处。

参考文献：

［1］陈光.自然辩证法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付翠，汪新建.心理障碍的文化建构――健康心理学发展中的新趋向［J］.心理学探新，2006，（26）：25-29.

［4］顾瑜琦，刘克俭.健康心理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5］李虹.健康心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刘大椿.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Rice，P. L.胡佩诚等译.健康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篇2

课程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和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它集中体现和反映了教育观念载体。所以我们说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展开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是学生的一生。这就要求高中政治教师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应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即“注重学生发展，关注学生个性需要；培养科学素养，体现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多样学；注意学科渗透，改变学科本位观念；构建多元评价，激励学生走向成功”。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新课标精神，在教学实践中，我建议可以尝试采用以下多种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

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互动中来。

一、导入是关键

一节课，导入得好坏，会直接影响到该节课的整体质量。

在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重精心设计导入新课的不同方式，使学生感受到政治课不是那么一成不变，不是那么枯燥无味；要使学生感受到新意和乐趣，感受到活力与激情，感受到生机和奔放。这样，一节课有了很好的烘托和前奏，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对本节课的学习兴趣，也起到了营造整堂课良好学习气氛的效果。在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新课改的要求和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先讲述一个与本课有关系的寓言故事导入新课，也可以与学生讨论用有关的时事热点问题带出本课将要教授的内容，这样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好的开头已经是成功了一半，相信在一个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中，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主动参与到“教师―学生”的互动教学活动中，这样活跃了课堂，活跃了气氛，活跃了学生思维，真正发挥了学生的作用，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贯彻了新课标的主旨与要求。新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大大加大探究式学习的比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处理好学生自主与教师指导之间的关系，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情境、合适的阶段开展非指导性教学。新教材允许学生对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就要求教师在实践中要为学生发展个性留出充分的发展空间。

二、把现代化教学手段作为最直观可行的措施

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学科,它通过抽象的观点、深刻的道理对学生进行政治方向、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因此，要学好政治，难度较大。对教师来说，上好一堂政治课，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提高其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归纳论证等能力是相当关键的。而恰当的教学手段方法的运用，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新课程在内容上大力更新力度，增加了许多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新进展、时代性较强的新内容，这就要求教师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学习，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教学要求，同时还要求教师尽快掌握体现时代性特征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并能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而这一点在政治课教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要求更为迫切。在现代政治课教学中，要充分体现出教学的开放性，要把一些抽象的理论讲解得较为生动透彻，除使用必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外，教师还应当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通过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或者是照片、图片、挂图等生动形象且直观的教学手段，或者可以通过教师的讲述，把学生带入某种特定的情景之中，使学生有如身临其境。通过这种情感渲染和传达，学生更容易接受对知识的诠释和理解，免去了生涩与呆板，也达到了使学生学会对知识活学活用的目的。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提供丰富、生动、有趣的感知材料，可激发他们的兴趣，引起他们的丰富想象。落实教学目标的同时应让学生踊跃发言，激烈讨论，积极参与到教与学中来。新课程要求教师创造性地运用教材，一方面，教材上出现的内容不一定都讲，另一方面，教材上较为概要或没有的内容有时教师要展开或补充，或针对某些内容开展专题研究或小课题研究。而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这个教学要求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和平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教学目标和要求，通过教学课件的制作与应用，对教材的内容给予适当的简略或补充，或展示有关最新最热门的讨论观点及意见，这样既讲授了课程内容，又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既讲授了必修内容，又扣住了时代脉搏，体现了政治课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现如今传统意义上的教师高高在上，学生必恭必敬的关系模式已经渐渐淡出了。在新课程改革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倡导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即教师与学生是一种平等、合作、互动的关系，学生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将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参与者、合作者转变。具体来说，教师对学生要有关爱之心、理解之心、宽容之心，要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充分相信学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渗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在这种模式下，师生关系平等了，课堂互动的隔阂就消失了；教师由单纯的灌输者变成了知识生成的指导者、参与者、合作者，学生的主动性就提高了。如，教师可以主动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抛出问题，与学生共同讨论、研究。这样学生走神、打瞌睡的机会就少了，更重要的是学生参与课堂的心理压力减轻了，参与的主动性提高了。

四、运用有效的学习方法，提高课堂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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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有关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有人认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有人认为艺术是上层建筑的意识，艺术与政治不可分割，如马列主义就持此观点。豪泽尔认为这夸大了艺术自身的因素而否定了艺术的社会因素。豪泽尔运用辩证法，指出艺术与社会影响的同时性和相互性。艺术创造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包括相对静止的自然因素，又有不断变化的社会因素，两者还可相互转化。艺术作为社会产物受到世代、文化、艺术家倾向的影响，社会作为艺术的产物表现在艺术的社会批评价值上，在此，豪泽尔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是对社会生活的逃避，真正的艺术品会把形式和内容融合成整体来反映生活、改变生活，原始图腾画及现代装饰艺术都可以证明这点。豪泽尔把艺术看作社会现象，研究艺术发生规律。艺术遵从固有的习惯和风俗才能被受众理解，如果它们开始消磨艺术的创新成分就会被抛弃，艺术便由表达现实转变成干预现实，例如中世纪宗教画盛行时，圣母头顶的光圈代表对其贵族气派和全知全能的赞颂，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为了世俗功能而去掉圣母的光环，给人亲切认同感，这就创造了新习俗。艺术的发展来自传统与习俗的斗争，艺术只有敢于反抗习俗，才能拥有发展可能。

二、艺术和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的关系

对艺术史的探讨不应忽视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的共同作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忽略了这种共同作用而只关注艺术家自身特质，最终陷入个人主义危机――人们过分追求艺术家的能力以至忽视作品真正价值。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只关注艺术品个别方面：美学强调带来美感的形式；社会学强调社会动机，如艺术家期冀艺术品收到的社会效果；心理学强调个人动机和需要，不仅包括艺术家想达到的无功利的社会功利性，也包括读者的心理期待。豪泽尔为文艺学发展提供了新方法论，认为只有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三者相互联系和补充才会实现艺术的整体性、体现生活的统一性，这和韦勒克《文学理论》中提到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异曲同工。

三、美学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

艺术产生离不开辩证法作用，艺术品体现主客观辩证关系，正如萨特所言“外在物的精神化”，艺术家与作品材料、技术、市场和理论批评的斗争或显或隐地表现在艺术品中。艺术品意义的传播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如市场和大众的限制，涉及需要与满足、经验的内容与形式、表达的意愿与效果的辩证过程。艺术品内部结构也存在辩证法，正是各部分相互对立为艺术品增添色彩，使艺术品价值处于不断失衡与平衡的调节中。优秀艺术作品往往能让各种辩证法联合发挥作用，在满足受众同时实现自身存在价值。

四、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的共存――社会学领域

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可通过中介者、中介体制、艺术市场等实现沟通，艺术作品在创造者和消费者沟通过程中进行“二律背反”运动。在艺术品接受过程中，理解和误解、成功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有关艺术作品的失败，我认为由看待艺术品的方式造成，艺术家自己认为没有达到理想的作品也许在外人看来是成功的，而且社会环境也会影响到艺术品，如一些非主流文化作品很难在社会上得到公众的认可，所以是失败的作品，但它们在艺术家眼里却有独特价值。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共存于社会领域中，艺术接受者要在社会批评或社会环境变动下品味艺术作品；艺术创造者尽管拥有较大流动性的身份，作品也可否定社会存在，但他绝对不能脱离社会而创作，空中花园是不存在的。

五、社会学范畴下的艺术

豪泽尔用社会学范畴分析艺术，如艺术的分类可建立在文化阶层基础上：民间艺术面向村民；通俗艺术面向没受过很好教育的居民；社会精英艺术则为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服务。当然现代社会中艺术界限很模糊，不同受众可在艺术解说帮助下欣赏同种艺术。艺术家受到的限制也很少，他们可改变阶级依附关系去创作。精英艺术的特点是高雅，在遵从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以保持艺术水准，而通俗艺术和民间艺术大多脱离传统束缚而追求新异性。后来精英艺术受到波普艺术的反叛――波普艺术的受众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代表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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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易经》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67-06

纵观整个易学研究史，自远古以来而至清末，《易经》从来都不曾被称作过“辩证法”。然而，现在说起《易经》的哲学思想来，人们便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它即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易经》的思维也被冠之为辩证思维，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也以辩证性而区别于西方的静止的形而上学。实际上，不只是对于《易经》，包括对老子的“福祸相倚”、“反者道之动”等重要思想，人们仍然是用“朴素的辩证法”一词含而括之的。其实，《易经》，包括道家思想，向来就不是辩证法，它们与泊自西方的“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的不同深刻地反映着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

一、《易经》变成“辩证法”的过程

《易经》的辩证法化，起始于“古史辨派”之后兴起的“唯物史观派”。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氏在“五四”之后，就接受了刚刚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正是他最早主张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研究，这亦使他成为了“我国站在立场研究《周易》的第一人”。[1] （P99） 郭沫若在其文章《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1927年）中首发了《周易》的矛盾思想及辩证观念，他说：“八卦的基础本来是建立在男女两性的象征……所以《易经》的观念就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对立而成……八卦是四对相对立的现象，六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对相对立的事物，就这样宇宙是充满了矛盾。”[2]（P65） 而且他又从《序卦传》中发掘出了“一个唯物的社会进化观”，[2] （P72） 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由这样相反相成的两对立物先先后后地产生出来的。”[2] （P73） 然而郭沫若认为，《易经》的辩证法不是一种彻底的辩证法，因为它将变化绝对化，而使之成为了“道”，而“道即是易，易即是神”，“结果辩证法一变而与形上学妥协，再变而与宗教妥协”。[2] （P78） 郭氏进一步认为正是《易经》辩证法的不彻底，致使它必然地走向了折衷主义。当然，郭氏认为《易经》辩证法的不彻底性、折衷性，从根本上讲，是意在认为古代的《易经》朴素、原始与落后，不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科学、完整、深入，但它具有的辩证性仍然标明了它思想的先进性。其后金景芳、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高亨、李景春、沈瓞民等等大家著文述见，对《易经》的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法观念都做过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在方法上及对《易经》思想的认识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在《易经》的辩证法观念上却表现着一致的认识。所以，随着上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思想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于是对于《易经》思想的辩证唯物论研究即成为学术的主流。“易学”最后走向了完全的辩证唯物化。

客观地讲，我们确实可以从《易经》阴阳观念、变易观念中看到矛盾、变化、发展等辩证法观念的影子。正是它们两种思想体系的“似是”最后沿袭成了它们之间的“就是”。于是几千年从来没有被称作“辩证法”的《易经》终于戴上了一顶“辩证法”的帽子，而它自身的意义本体被遮蔽了起来，它再也不是它自己了。这实在是对《易经》哲学的一个极大的曲解。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以来的“据西释中”的哲学解释范式的一个典型个案。“辩证法”成了中国古代易、道思想的一个“后设陈述”。

二、《易经》与辩证法的不同

笔者以为，虽然表面上看易学的阴阳观与辩证法的矛盾观、易学的天道观与辩证法的辩证发展观等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架构与相近的表述，但二者却有着更为根本、更为明显的区别。

（一）辩证法的因果决定论与《易经》的“时”观

辩证法的发展观念强调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在因果链条的客观性，从根本讲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决定论的“因果”逻辑，而《易经》的变易观念突出的是现象上的生老盛衰的“时”的逻辑。

众所周知，中国的唯物主义辩证观念来自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历史观。而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历史观则有着一套严密而自洽一致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视事物的发展为一必然原因的推动。因此，它是一套因果决定论的历史观。由此而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倒置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使历史的进步由客观精神性“理念”的自我否定式运作，而变成了物质的生产方式的发动，但它仍然是一种因果决定论的历史观。它过多强调了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内在因果性、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而且其存在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思辨理性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种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之一。正如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所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与可以觉察出来的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像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允许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为不久以前，我们才摆脱那充满梦和迷信的恐怖世界，才塑造出一个理性的意识宇宙。这是人类最近的最伟大的成就。”[3] （P123） 因此，因果论是西方人用理性与思辨构创出的事物客观发展的逻辑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辩证过程的主观辩证法，具有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意义。①

而《易经》则表现出一种另外的理论形态。《易经》仅是初民对四季更替、万物盛衰、② 天道周旋等自然律动的从“时”的维度上的直观掌握；仅是对事物的出生、生长以经验性、以卦象的形式作外观的现象性的描述。大自然运行的 “时”的节律化如一年四季、十二月、七十二候等都是对自然运行的掌握形式，它并不对其内在的因果链条作客观的揭示，作思辨的理性分析，因此《易经》的思想带有以“时”度物的直观经验性，这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荣格亦曾通过《易经》对中国的思想特征进行过精辟的分析：“《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试图命名为同步原理（synchronistic principic）”。这一术语，“仿佛时间远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闭联集合体（continuum），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基本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等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在那些同时发生的同一思想、象征或心理状态中发现的那样。”[4] （P251） 荣格不但通过《易经》看到了中国民族不同于西方的思想方式，而且他还从中看到了中国民族哲学思想的时间性以及中国民族时间意识的具体性。即是说中国思想对事物的掌握与思索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从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世界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实体性存在，而把世间万物看成是一变化的过程。所以，时间在中国民族的观念中从来就不是一抽象的存在，它就体现于大化流行的自然万物的生生灭灭之中，体现于具体的存在之上。

再者，发展是辩证法的重要观念，而在通俗理解上，发展即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进步性，而在《易经》中却没有这样的思想，而只有“变”与“化”的观念。变化是《周易》的思想核心，所以《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字本身即是变、化之义，所以，以变易为中心，即生出简易、不易、交易等意义。① 而变、化的意义与发展则有着迥然的差异。变，《说文》解为：更也，即转变。化，《说文》作变。实际上，“化”就是生长，化育，就是指自然界生成万物更新万物存在形态的功能。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周易・咸・彖传》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因此，化即是指事物在外因的作用下发生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且，“化”是“和”的结果。引申开去，又指教化、感化。所以《周易・贲・彖传》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恒》中亦说：“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礼记・学记》中亦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综之，变、化并不是一种强性的改变，而是指事物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渐变与生成，因此它并不带有发展进步的理想性前景的意义。恰恰不同的是，中国民族并没有发展的观念，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变化后的就是最好的，变化的理想前景只是人们的一种期待，相反，他们只有崇尚天道之常的循环性观念。实际上，化、变的观念，正是来自于农业生产中的对植物生长的体验性观察，它带有浓重的道家自然主义色彩。

（三）辩证法的方法论性与《易经》的信仰性

辩证法一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是指物质运动发展自然的客观过程，即客观的辩证法；一是人们出于对世界的此种客观发展过程的掌握而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主观的辩证法。而即辩证法本身，它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和信念，它只是一种手段、工具，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的方法。笔者以为，唯物论才是信仰的基础，辩证法与唯物论必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正确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方法论，当它面对千变万化的自然万物客观发展过程的时候，这种极具抽象性、普遍性的原理即捉襟见肘、治事乏术了。于是，面对复杂现实不能有所作为的一种方法论――辩证法就成了绝对正确的无用话语，作为一种哪说哪是理的浑圆无缝的方法，也就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扯皮哲学，一种耍玩概念的语言游戏。特别是在现实的实践中，当人们将唯物论与辩证法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相反却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时候，方法脱离了对现实的准确掌握而只剩下抽象的道理时，就更显空洞了。如“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要吸取精华，剔其糟粕”，等等类似的话语毫无针对性可言。其中“既不能……，又不能……”格式成为了一种最具特征性的辩证法的表述格式，一种空洞无物的形式，一种以空言为实的套语。理论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我们要吸取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理论形态”，“我们要将与中国的文论相结合，实现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换”，等等。而结果是大家争论了一番之后，什么理论也没有创造出来。当然，辩证法的这种结果，亦与它的被形式化、庸俗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方法一旦离开了信念，它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

《易经》则与之不同。它虽然也与辩证法有某些相一致的形式。但它即是一种方法，又为人们提供了信仰、信念。《易》象“开物成务”，天空、大地、自然万类通过易象向人敞开自己，中国先民亦透过易象窥探天地自然幽隐的奥秘，正如《易传》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是人天相通的甬道，因而也体现了中国哲学价值与本体的统一。天地的德性即人之精神及人生意义的生成之源：人法天，即效法天德，天道向善，天德辅善，如周人所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亦应当刚健有为，精进不息；人法地，地德纯厚，仁民爱物，包孕万类，人亦应效其载物之厚德，具有包容一切的宽广胸襟。天地自然都是人生发意义的本源之所。《系辞》云：“天地大德曰生”，是说天地本有好生的善性，正是在这里，大程明道发明天地的好生之性为仁，将仁规定为天地自然的本性，即为人的善性寻找到了终极根源，亦为人生的修养树立了至高的价值目标。（《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人本天地而生，自然秉有根深之仁。人秉天地之德而行，则达至纯至诚之境，然后则行无过错亦无悔咎，参天地之化育。所以《系辞》又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地之德”是人行世做事的信念。作为方法的《易经》在其运用的过程有了天地之德的信念保证而不会只流于语言的游戏，因为以天德作根基，它即不会被用作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挡箭盾牌，也不会成为故作高明而自我掩饰其虚脱贫乏的遮羞布。它做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本体是价值的本体，价值是本体的价值，而达即体即用，体用一源。相反，如果《易经》丧失了提供信仰、信念的功能，不能以德性作支撑，它也就流为了扯皮的哲学乃至邪恶的方法了，所以孔子说：“易之失也贼。”（《礼记・经解》）在这一点上，《易经》与辩证法具有着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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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 键 词】系统辩证法/系统主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

【 正 文 】

辩证法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的重要哲学思潮，它可以划分为经典辩证法和现代辩证法两种形态。前者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黑格尔建立的，马克思将它倒立过来，它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或辩证否定，所以称为矛盾辩证法。而后者产生于20世纪末，因系统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它的核心是系统或系统层次的自组织，所以叫做系统辩证法，它是辩证法的一种现代形态。

1 系统观是当代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核心

系统或系统的观念怎样能够成为一种新世界观的核心呢？它怎能成为辩证法的核心？这不是与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吗？这就是我国大多数辩证法学者不能接受系统辩证法而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其实系统观念成为当代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核心是20世纪的和走向21世纪的科学思潮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趋势。

1.1 从本体论思潮来看，在本世纪以前，尽管存在着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整个科学思潮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属于机械论的。自然界被看作是一部大机器，它的最基本的单元是绝对不变的原子或其他基本粒子，它们的基本性质是彼此独立的，只有外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宏观世界的一切变化都由这种不变粒子之间的量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恩格斯说的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可以支持和确证(confirm)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没有从根本上推翻机械论的自然观，只是使整个变化着的自然界负荷在绝对不变的原子实体之上变得十分不协调。只有本世纪初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冲击，原子机械观才彻底崩溃了。世界图景突然发生变化。于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纷纷提出机体观点、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作为一个新的世界观的基础。哲学家怀特海提出了机体论代替原子论作为宇宙的基本实在。生物学家摩根提出了突现层次进化论来解释整个宇宙的演化。完形心理学家完全用一种整体观念来探讨心理过程。管理学家C·U·巴纳德更将企业看作是一种协作系统组织来研究管理。特别是物理学中的量子场论则通过“场”将所有物理实体联系成一个大系统。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系统科学的兴起，进一步将各个领域的系统思想整合成一般系统论和系统哲学，认识到各门科学的异质同构性，于是构造出一般物质客体共同特征的系统模型。70年代80年代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非线性物理和混沌理论则进一步推进了一般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于是系统、系统的层次结构、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就成为20世纪和走向21世纪的新世界观的核心概念。

1.2 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思潮来看，古代的方法论是整体直观和整体思辨的，它不能深入了解世界，于是，近现代科学采取分析还原方法探索自然，取得伟大的成功。没有分析还原方法就没有现代科学，也没有现代工业社会。但是从本世纪下半叶起，科学越来越需要研究复杂事物。例如宇宙的演化、生态系统、全球性的问题等等，单凭分析还原方法不能完整地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方法论发展到第三阶段，在分析还原方法基础上建立系统方法，它虽然并不承认需要将整体分解为它的部分来了解事物，但它却着重注意研究事物所处的那个更大的整体，研究它在这个更大整体中的地位与功能，因为正是这个更大的整体改变了作为它的部分的事物的性质与行为，于是单从外面向里看(Outside-in thinking)的分析方法不能完全看清楚一个事物，必须还有一种从里面向外看(Inside-out thinking)的扩展方法与它相结合成为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思维和系统的认识论才能成为当代的新思维方式。于是系统不但是新世界观的核心，而且是新思维方式的关键概念。

1.3 从价值论和伦理思潮看，人类的伦理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着重用“仁爱”的观念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欧洲的基督教伦理以及中国的儒家伦理就是这种伦理的代表。没有这种伦理，文明时代与礼义之邦不会到来。第二阶段即近现代，着重用民主、自由、人权与 集体主义理念来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否则专利时代不会过去。现在走向21世纪伦理观念发展到第三阶段，将仁爱观点和权利观念推广到自然界，有限度承认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有限度承认动物的权利，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解决生态伦理问题，并由此而反观人类，使系统价值论与系统伦理学也因此而成为当代价值哲学的核心。可见，当代科学的发展的确如恩格斯所预料的“复归到辩证法”，但并不是复归到以矛盾论为核心的辩证法，而是以系统论为核心的形式复归到辩证法。这就是说，出现了一种新的辩证法：系统辩证法。

2 系统辩证法是辩证法的一种新形态

列宁不是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吗？怎么可能有不以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为核心的辩证法呢，这不是用系统论代替辩证法又是什么呢？这不是用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来冒充辩证法又是什么呢？有时，人们这样来质问我们。其实，辩证法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列宁说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对立统一学说，这是狭义的辩证法的概念。广义的辩证法概念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这就是说一个陈述，只要能阐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某种一般特征和一般规律性，那它就是辩证法的；一个理论体系只要能系统地、前后一贯地阐明这种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机制和一般形式，那它就是一种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系统辩证法哲学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深信，系统的普遍规律就是存在的普遍规律。大约在80年代初，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访问匈牙利，问了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一个问题：“什么是辩证法？”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我也搞不清，如果你搞清楚了，请你告诉我。”这个故事是1988年拉兹洛访问广州时说的。后来我区分了广义辩证法和狭义辩证法，在1997年深圳举行的国际系统科学会议上，我又遇到了拉兹洛教授，告诉他我的思考以及我们为什么称我们的系统哲学理论为系统辩证哲学。拉兹洛只给了我一个回答：“系统辩证法，很好！”最近傅德本先生和吴元梁先生主张普遍联系与发展本身是经典辩证法和系统辩证法之间的“联系环节和中介”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二者共同的研究对象都是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它们是解释世界的联系与发展的两个不同的理论模型。同一研究对象有多种理论相互竞争着，这是人类认识的正常现象。只有一种唯一正确的东西存在才是十分出奇的事情。

系统辩证法怎样揭示出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最一般特征和最普遍的规律？如果将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则关于系统的普遍规律，就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那么什么是系统？按照工程控制论和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创始人S·贝尔的定义，“系统就是具有动态学联系的元素的内在统一体”(A system is any cohesive collcction of items that are dynamically related)，这个定义比贝塔郎菲讲得更清楚更具体。然则系统有哪些最一般的性质和最普遍的规律？根据国内外大多数系统科学家和系统哲学家公认的，这一般特征（或规律）至少有下列五个。

2.1 系统的整体性和整体突现规律

所谓整体突现性质指的是整体出现了它的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或对于它的部分来说无意义的性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系统元素之间的内聚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于形成元素间的特定的型构(conformation)和结构(structure)，它对组成元素施加一种约束，改变了这些组元的性质与功能，使它们整体地组织与协调起来，于是便突现出了组元集合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形成系统的个体性特征，需要用一种与描述组成部分不同的语言和概念来进行描述。例如生命有机体出现了其组元即化学大分子所不具有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自我复制的性质，需要用不同于物理化学语言的生物学或遗传学的语言（例如“遗传密码”、“突变”等）来加以描述。系统突现规律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系统结构决定功能或结构质变的规律，对于宇宙何以有质的多样性以及一种质转变为另一种质的现象，其解释力决不亚于经典辩证法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2.2 系统的等级层次性和层次关系与层次演化规律

系统既然由于其结构对元素的约束而产生突现性质，从而构成了这个系统的个体或实体。而这些系统个体之间，依同样的逻辑，相互联系，组成结构，出现高层次的突现性质，如此类推，系统形成了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系统哲学家们证明，在宇宙的演化过程中形成多层次系统比形成单层次系统的概率大得多，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的机制使宇宙具有层次结构，发展就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简单层次向复杂层次的发展，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实体、不同突现性质、不同支配规律和不同的语言描述，单层次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都是不可能的。还原论必须由突现论和扩展论来加以补充。系统的层次关系规律和层次演化规律，解释了宇宙为什么有以及怎样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前进上升运动，比起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解释更有科学性和更有说服力。其实“肯定”、“否定”这些概念用来描述思维运动或精神运动是合适的。假设自然界任何一个事件都有“肯定”与“否定”，从现代逻辑观点看，就是犯了混淆范畴类型的错误，与说“曹操是个质数”所犯的逻辑语法错误相同。而经典辩证法哲学家们对黑格尔讨论绝对精神运动的“肯定”、“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等概念的重新定义，均不成功。

2.3 系统的适应性自稳定的性质与规律

一般说来，系统不是与环境无关的。如果它与周围环境不断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则它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在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中通过自我调节即自动控制、自我维持，能保持自己在环境中的稳定性和亚稳定性，这叫做系统的适应性自稳定。系统的适应性自稳定性规律指明，系统的基本的变量和状态有一个具有上限或下限的阈值，当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内部随机的变化不超过这个阈值时，系统整体总是能够组织自己的“流”来缓和和抵消这种干扰，使其恢复其恒稳状态而与环境相适应。这是任何事物、任何系统都具有的负反馈机制。系统的适应性自稳定规律，包含了并大大发展了经典辩证法中“度量关系的关节线”的概念。

2.4 系统的适应性自组织的性质与规律

当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干扰和变化超过上述所说的稳定域时，系统会走向瓦解，但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远离平衡态和输入负熵的条件下，系统能够通过分叉和突变，通过系统元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系统元素之间能自动、自发协同动作，重新组织自己的实体、过程和力，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形成描述新的整体特征的序参量，从旧的稳态进展到更能对抗环境的干扰和适应内部变化的新的稳态，由此而决定系统在自然选择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向着更加有序和更多层次的方向演化发展。系统自组织的规律给出了这种演化发展的条件、特征与机制的分析，这是经典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泛泛而论所不能加以说明的。于是系统的自组织规律便代替了对立统一规律而成为系统辩证法的核心。

2.5 差异协同律

乌杰教授在他1998年发表于《实践》杂志第20期、21期的论文《系统辩证论》中，将系统的自组织机制从自组织的条件与特征中抽离出来作为基本的系统思想和基本系统规律。它说明，系统的所有元素之间（不仅是对立的元素之间，不仅是“成双”、“成对”的元素之间）的非线性协同作用（不仅是一般的又统一又斗争的作用）是系统存在与发展的机制或“动力”。这里说的差异协同性包括了竞争协同与非竞争协同、对立协同与非对立协同、二元协同与非二元的多元协同。我猜测乌杰教授的这个概念还想要说明在系统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中，协同的作用比之竞争更有根本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可见差异协同和系统自组织规律包含了并大大发展了系统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把这个带有一阴一阳、一正一反的古代思维色彩的规律推向一个现代形态的表述，而“一分为二”或对立统一不过是差异协同或“合多为一”、“一分为多”的简化模式。

系统辩证法是关于实在与过程、存在与演化的普遍规律的现代学说。整体突现律和等级层次律说明存在与演化的形式与方向，差异协同与系统自组织规律说明存在与演化的机制与“动力”（如果可以用动力这个词的话）。而系统适应性自稳律说明从存在到演化的关节点。这样看来，它怎能不是辩证法的一种新的形态呢？

3 系统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

哲学有三个基本的领域，这就是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学说。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其实是本体论、认识论、逻辑三个独立哲学学科的统一，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学说都应作为三个不同的基础哲学学科来分别加以研究。这样上面所说的系统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当运用到这三个基础哲学学科时，就为我们开阔出新的视野和新的境界，由此可以建立起系统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

3.1 本体论哲学。任何本体论哲学基本上都应由两个部分所组成：一个部分叫存在论，讨论being；另一个部分叫生成论或过程论，讨论becoming或process。由于引进了系统思想和系统辩证观，在讨论存在或实在问题时，我们再也不能将“实体”范畴看作是绝对不变的质料或纯粹无差别的实体，实体不过指的是能独立存在、自我支持而不需要别的载体来支持的自立体，不过是个别特殊的具体系统。我们自然应看到实体是基础的东西，是完全意义的存在；属性、关系与过程则是刻划实体的第二位的、不完全意义的存在；在此建立我们的系统唯物论观点。不过用系统的视野去看存在，“实体是关系与过程的载体”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关系与过程又决定了实 体的本质结构，相互作用乃实体运行的机制，我们完全可以说，“实体是关系的纽结，是过程的一个结构和过程的持续性的表现”。这样，存在或终极实在就被看成是实体—关系—过程三位一体的东西，从而将实体实在论、过程实在论和关系实在论三个学派的学说统一整合起来。至于生成论或过程论，系统主义的本体论深入分析过程的机制，就将“相互作用”划分为四种相互作用：因果决定性的相互作用，随机性的非决定性的相互作用，体现在系统适应性自稳和适应性自组织的广义目的性相互作用，以及将这三者统一起来的协同性相互作用。于是普利高津的结构—功能—涨落机理图，就哲学地化为因果—随机—目的协同作用机理图。

3.2 在价值学说方面，本体论最后一个范畴“目的性”，就是价值论最初的一个范畴。由于自组织系统已经有了明显的目的性，于是就有了价值的萌芽。“目的状态”、“目的环”、“目的点”本身是系统内在价值之所在，而达到目的的手段（条件、事物、行为）就具有了系统的工具价值的意义。生命系统不但有目的，而且这目的发展为“自我”即“自己为了自己的存在”。生存与繁殖就是它的目的价值，而一切有助于维护自己物种的生存与繁殖的就具有工具的价值和效用。各种生命价值整合进生态系统中，就构成生态伦理的最高命令：“一切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的，它就是正当的、善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和恶的”。在生态伦理基础上分析人类的价值和价值观问题，用系统辩证法分析人类各种价值差异、价值冲突和价值协调，可以建立一种系统主义的价值学说。在这基础上分析人类伦理价值，可以看到人类伦理怎样在社会系统自组织中形成，各种人类伦理系统的内部组成和结构是什么。现代的行为功利主义伦理学、准则功利主义伦理学、道义主义伦理学和境遇伦理学也就可以因此而在系统观念基础上整合起来，形成系统主义伦理学。

3.3 我们已经看到系统观念引进认识论，带来认识方法的革命，还原方法与扩展方法被统一起来了，认识的经验层次、经验规律层次和理论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系统层次观点加以论述；而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认识发展的动力学机制，帮助我们理解认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认识的规范的变革以及认识的进步问题和哲学中最难解决的真理问题。这里我只想说，我们不但已经有了系统辩证法的一般观点和方法，而且将它运用到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中去，可以建立一整套系统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我对21世纪哲学发展的展望之一。

参考文献

1 乌杰．系统辩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乌杰，哈肯H，拉兹洛E.跨世纪洲际对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