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内容提要:微软案、谷歌案与百度案皆反映出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总是与不确定性结伴而行。对传统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的需求替代法与供给替代法，由于无法充分反映互联网企业产品或服务所具有的双边市场的特点，因而将其适用于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并突破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认定互联网产业垄断行为的瓶颈，不能沿袭传统方法，也不能完全束缚于反垄断法规定，而应该从互联网产业双边市场的特性出发，客观对待互联网企业所提品(服务)功能的差异，基于利润来源确定相关市场的范围，并考虑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垄断力量的传递效果。

自20世纪90年代基于计算机技术应用所出现的互联网，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信息革命。网络技术把许许多多的信息源、用户终端和计算机连接起来，通过网络软件实现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1]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新发明，而且是一种产业的变革，互联网的应用创造了新的市场和行业。根据1999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进行的划分，互联网产业包括电子商务(网上商店、订购服务、售票和专业服务等)、产业基础设施(因特网接入公司、调制解调器制造商等)、软件应用(网络浏览器、搜索引擎等)及中介公司(经纪公司和其它各种服务公司)四个组成部分。自产生以来，互联网产业一直迅猛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据艾瑞咨询统计显示，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网络经济整体规模达到716.1亿元，环比上涨17.1%，同比上涨72.%，预计第四季度将达到800亿，全年约为2627亿元。2011年受欧债危机的拖累，全球经济整体乏力，互联网产业却依然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到2011年底，全球网民总数达到22.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2.7%；手机用户总量达到59亿，移动宽带用户近12亿；全球网站总量增至5.55亿个，同比增长117.6%。[2]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行业内的竞争也日趋激烈。20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微软反垄断诉讼案，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反垄断诉讼案件。此后，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企业，如谷歌、雅虎等在美国、欧洲也纷纷受到反垄断调查，屡受反垄断讼累。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以后，互联网产业由于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形成高集中度市场，成为反垄断工作重点关注的几个行业之一。2008年河北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案(以下简称百度案)，是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第一案。2011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接到的举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2012年4月，360诉腾讯垄断并索赔1.5亿元的案件在广东高院开庭。国内外互联网反垄断案例的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相关市场界定的问题上，相关市场成为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坎”。

一、互联网产业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司法困境

任何竞争行为(包括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均发生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科学合理地界定“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3]即界定相关市场(RelevantMarket)，是对竞争行为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亦是重要的反垄断司法程序，对判定企业经营活动的法律后果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自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哥伦比亚钢铁公司一案中首次使用“相关市场”一词以来，相关市场是反垄断的核心概念，也是垄断行为认定和反垄断执法活动的基石。因此，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司法过程中一项最基础、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工作”。[4]

美国反垄断执法当局和学者们为更准确地界定相关市场，提出了众多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早期案例中提出的方法，包括需求交叉弹性法、“合理的互换性”测试、“独特的特征和用途”测试和聚类市场法等；二是假定垄断者测试及其执行方法，包括临界损失分析、临界弹性分析、转移率分析、剩余需求分析和机会成本法；三是基于套利理论的方法，包括价格相关性检验和运输流量测试。[5]由于上述方法多是建立在单边市场逻辑的基础上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的，在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适用时，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和质疑。

(一)困境之一：将平台作为一个独立产品进行相关市场界定

法院在审理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不考虑互联网产品的双边市场特性，而是按传统的单边市场对待，将互联网企业的平台产品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美国的微软案就是此种方法适用的典型案例。

1998年5月，美国微软公司因涉嫌违反《谢尔曼法》而遭到美国司法部与美国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长指控，进而衍生出全球瞩目的美国微软案。这场世纪审判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乃是微软公司在与英特尔兼容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Intel-compatible PC Operating Systems)软件市场中，将其生产的网络浏览器软件(IE)与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结合在一起出售，涉嫌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搭售相关规定。[6]尽管在199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指出：“如果要指控垄断或者企图垄断行为，原告必须界定相关市场。”[7]虽然法庭最终认定微软将其网络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销售是为了垄断浏览器市场，但在微软案件的所有材料中，包括1999年11月作出的事实裁定(Finding of Fact)和2000年4月作出的法律裁定(Conclusions of Law)中，本案的原告和法院都只是简单陈述了微软在与英特尔兼容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中拥有独占地位，而没有对案件所涉相关市场的界定依据做出清晰阐述。[8]可以说，作为互联网产业反垄断诉讼的第一案，微软案打开了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之门，然而由于法官的刻意回避，微软案却没有能够关上对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质疑之窗。微软垄断案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对微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原告从计算机个人用户角度出发，认为被告拥有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被告则根据微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兼容性特点，从软件供应商的角度出发，相关市场应认定为计算机软件市场，则微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不足30%；二是微软公司是如何将其拥有的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垄断力量传递到网络浏览器软件市场，从而实现其对网络浏览器软件市场的垄断，这种“捆绑”销售的机理是什么？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虽然作出了事实认定，但是并没有在判决中进行说明。由于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方面的模糊性，互联网产业反垄断纠纷频频发生，互联网巨头无不为之困扰。

(二)困境之二：将平台一边的市场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

法院在审理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注意到互联网产品的双边市场特性，但是在相关市场界定时，以市场份额较高的一边市场确定相关市场，衡量涉案企业的市场控制力。此种方法的运用出现在中国的百度案中。

2008年的百度案是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第一案。原告人人公司因为不满被告百度公司“竞价排名”的做法，诉诸法院。[9]本案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成为左右案件走向的关键问题。原告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是中国的搜索引擎服务市场，百度公司在该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百度公司的“竞价排名”行为已经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被告认为，搜索引擎服务相对于广大网络用户而言是免费的，免费服务并不是《反垄断法》所约束的领域，因此并不存在《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最终，在相关市场认定问题方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网络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时确实不需要向搜索引擎服务商支付相应的费用，但作为市场主体营销策略的一种方式，部分产品或者服务的免费提供常常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收费紧密结合在一起，搜索引擎服务商向网络用户提供的免费搜索服务并不等同于公益性的免费服务，它仍然可以通过吸引网络用户并通过广告等营销方式来获得现实或潜在的商业利益，因此，被告界定“相关市场”以是否付费为标准显然不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2)本案的相关市场应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虽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电子邮件服务、网络金融服务等互联网应用技术在广大网络用户中也具有较高的使用率，但搜索引擎服务所具有的快速查找、定位并在短时间内使网络用户获取海量信息的服务特点，这是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所无法取代的，即作为互联网信息查询服务的搜索引擎服务与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等其他互联网服务并不属于构成相关市场的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服务，即‘搜索引擎服务’本身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法院虽然在相关市场认定方面认同了原告的主张，但是最终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原告既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在“中国搜索引擎服务市场”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因而，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在百度案中，法院判决仅从与原告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单边市场确定相关市场，则其判决难免存在一定的谬误。

(三)困境之三：模糊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

法院在审理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不去主动界定相关市场。美国谷歌案[10]就是如此。

KinderStart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家专门提供儿童信息的网站(KinderStart.com)。2005年该公司在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信息的情况下，被清除出Google索引。在顶峰时期，KinderStart.com每月的访问量超过1000万人次，而被Google“封杀”之后，该公司网络流量下滑了70%。2006年KinderStart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Google公司利用搜索引擎业务对该公司进行了不正当地“封杀”，损害了其互联网业务，Google的这种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和其它法律。KinderStart希望获得经济赔偿，并请求法院强制Google改变现有的网站排名机制。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被法院驳回，主要原因在于，法官认为：(1)原告没有能够证明搜索引擎市场是一种“销售分类”(Grouping of Sales)及这种销售分类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原告没有主张谷歌或者任何其他的搜索服务提供商出售的是搜索服务，而是主张“鉴于过去用户的经验和预期，及考虑到先前的关于因特网自由与因特网中立(Neutrality)的政府监管和技术政策，任何搜索引擎必须是对使用者免费”。这种判断的根据是没有拘束力的，以此为基础来证明反垄断法与免费服务存在某些关联是站不住脚的。尽管KinderStart辩称搜索所具有的功能性可以从其他途径为谷歌带来丰厚的报酬，但是它却没有指出是什么人因为搜索给谷歌付费。因此，从反垄断法的立场上来说，搜索市场(SearchMarket)不是一个“市场”。(2)原告亦没有能够证明搜索广告市场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尽管搜索广告市场(Search Ad Market)与因特网上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广告有着本质区别，在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必须对此予以充分考虑，但这种区别还不足以使得搜索广告市场与比之更大的因特网广告市场(Market for Internet Advertising)区别开来。因为一个网站可能选择通过以搜索为核心(Search-based)的方式广告，也可能选择别的与搜索无关的方式广告。无论如何，以搜索为核心的广告方式与其他任何因特网广告具有合理的可替代性。谷歌案中，法官注意到了互联网产品的双边市场特点，并对双边市场的特点进行了说明，但并没有对双边市场的内部关系进行论证，存在说理不透的问题。

(四)小结

通过以上国内外案例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对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认定有如下特点：(1)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举证责任由原告负担，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确定相关市场是足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原因。[11](2)替代性尤其是以功能差异为基础的需求替代性分析是界定相关产品市场的基本要素。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2年指出的：“反托拉斯诉讼中的相关市场是由消费者可获取的选择来决定。一般而言，相关产品市场包括许多存在合理的使用替代性(Inter-changeability ofUse)及需求交叉弹性(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的产品或者服务集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品牌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相关市场。”[12](3)在传统产业中，“免费”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之列，但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互联网产业中，“免费”不足以构成非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抗辩。上述谷歌案件、百度案件突出地反映了双边市场特性对于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重要性，但由于案件本身所限，还不能完全反映双边市场对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带来的挑战和冲击。[13]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的界定必须建立在对费用支付模式的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4)在各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总是与质疑、模糊性结伴而行。原被告总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论证相关市场的界定，法院总是以缺乏足够证据为支撑的替代性分析来解释相关市场的界定。即便在对相关市场界定有着深远影响的判例——杜邦案与布朗鞋案中，法官对相关市场的界定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更不用说原被告对法院的判决心甘臣服。[14]这个问题在互联网产业表现尤为突出，也给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司法工作带来了困扰。

二、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特殊性

互联网产业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将互联网技术加以产品化(或商品化)并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增长点莫过于互联网产业。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长。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它拥有最大的信息平台、交易平台、资源配置平台和专业社区平台。然而，互联网产业所形成市场不同于传统的单边市场，[15]而具有双边市场特性。

(一)双边市场的特质

双边市场理论是在21世纪初产生的一种经济理论。[16]虽然此前已经存在一些典型的双边市场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但真正受到学者关注和重视的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出现，形成了大量的双边市场，如操作系统、搜索引擎、B2B电子市场、门户网站等。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使双边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法律意义。双边市场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双边市场与传统的单边市场的区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经济产业在产业组织、企业行为、反垄断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与变革。

从外观上来描述，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s)也被称为双边网络(Two-sided Networks)，是指有两个互相提供网络收益的独立用户群体的经济网络。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双边市场是指有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Platform)来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的市场。[17]平台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较之于单边市场，双边市场具有如下特征：(1)双边市场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Cross-group Network Externality)”。这是指两个不同用户群之间的外部性，即平台厂商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另一边用户效用的提高。[18]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同一类型用户的数量，而且更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数量，这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2)双边市场定价的平衡法则。在单边市场中，产品或服务面对的是同一类用户群体在不同产品之间产生的外部性会被用户内部化；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交易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面对的是不同的用户群体，市场两边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并不会被用户内部化。因此，为平衡两类用户的需求，交易平台往往会对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一边的价格加成(Mark up)比较高，而对弹性较大的一边则价格加成比较低，甚至低于边际成本定价，或者免费乃至补贴，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19]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谷歌的搜索引擎平台及百度的搜索引擎平台都属于双边市场而非传统的单边市场。在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中，微软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Windows操作系统接口，而向电脑用户收取操作系统的费用以使两类用户群体都能加入到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上来。在谷歌与百度的搜索引擎平台中，尽管两者盈利模式存在差别，但是这两个平台运行的模式都是一边向利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搜索的广大网民提供免费服务，一边对利用搜索引擎广告的企业收取相应费用；其盈利能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平台所能够吸引到的网民的数量多少。

由于双边市场和单边市场机制的不同，单边市场下建立起来的传统竞争行为判断逻辑在双边市场下很难具有适应性，双边市场的反垄断规制由此变得复杂，涉及双边市场案件的走向亦由此变得扑朔迷离。耶鲁大学的埃文斯教授认为，双边市场的规制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简单地、割裂地考虑平台一个边的市场行为将会得到片面的或者错误的结论，并导致错误的规制政策。选择双边市场反垄断规制的政策应该综合考虑市场势力、进入壁垒、掠夺性定价、市场圈定、市场效率的评估等因素。[20]赖特教授经过对澳大利亚和英国信用卡市场规制政策的长期实证研究，系统总结了这些适用于单边市场的政策运用于双边市场存在的8个误区，并认为这些认知上的误区可以通过对于双边市场的正确分析而加以纠正。这8个误区是：应该设定有效的价格结构来反映相关的成本；价格-成本之间比较高的加成意味着较大的市场势力；低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意味着掠夺性定价；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更加有效的价格结构；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更加平衡的价格结构；在成熟的市场中，价格结构没有反映成本是不合理的价格；当市场的一边定价低于边际成本时，其必然受到市场另外一边的交叉补贴；平台所制定的规制性价格是中性。[21]

(二)传统界定相关市场方法的局限性

尽管国际上尚未真正形成统一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标准与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市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地域)的可替代程度，因此，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依据是替代性分析。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规定，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应主要从需求角度来考察产品的需求替代性，必要时考察供给替代性。从具体的界定方法来说，各国反垄断立法中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为基础建立的一系列界定方法，包括：合理可替代、供给替代、交叉价格弹性、子市场、集群市场、产品流等。在这一个阶段，界定相关市场都侧重于对产品特征和功能的定性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如在百度案中，百度提供的搜索引擎为双边平台性产品，平台的两边连接的分别是企业与用户。对于普通的非付费网民来说，搜索引擎平台向他们提供的是一种信息搜寻服务，因而，相关市场应当是搜索引擎服务市场；而对于另一边在搜索引擎平台上商业广告的企业来说，搜索引擎平台为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商业广告服务，因而，相关市场应被界定为互联网络广告市场。由于对两边市场产品功能认知的分歧，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百度案中，我国法院最终将该案的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主要是从普通的非付费网民与百度公司交易的市场出发进行认定的。而同样的搜索引擎平台产品，在2007年的Google-Double Click合并案件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经过认证，将相关市场认定为“搜索广告市场”(Search AdvertisingMarket)。[22]两国反垄断机构对搜索引擎平台产品相关市场认定的分歧，体现了产品功能界定法在双边市场中运用的局限性。尽管后来的交叉价格弹性加大了定量分析的成分，但是其假设前提是除垄断者外其他供给者的价格不变，或者消费者对其他供给者的需求不变，而在现实中，要得到如此苛刻条件下的数据几乎不可能，因此，这种方法的实用价值不大。

第二个阶段以强调效率的芝加哥学派和以强调效率公平并重的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为基础，建立的以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简称SSNIP法)为主的界定方法。[23]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的SSNIP法，克服了上述方法的不足，自1982年在美国《兼并指南》中首次被提出后，1997年为《欧盟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通告》采用。迄今为止，SSNIP法是许多国家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界定相关市场的主要方法。尽管如此，SSNIP法在双边市场中也同样存在缺陷。首先，SSNIP法也是建立在单边市场分析的基础之上，它对产品功能界定法的改进在于采用了更为严谨的量化分析，即以持久地(一般为1年)小幅(一般为5%-10%)提高目标商品的价格来考察商品的替代程度，以此来确定相关商品市场的范围。[24]但是，由于双边市场所具有的交叉网络效应，平台企业的收益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同一类型用户的数量，而且更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数量，因此，这种小幅度的涨价对于一边市场影响是不显著的。其次，由于平台企业对双边市场的用户在定价方面一般采取的是倾斜定价策略，即对一边市场采取“低价”甚至是“免费”策略，通过免费提供服务来培育一定的用户群，在免费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后，又以免费用户为资源与另一边的用户进行交易，实现收费目的。这种存在交叉补贴的市场，互联网产业的网络效应加大了界定相关市场的难度，一方面降低了合理可替代性程度，[25]另一方面弱化了需求交叉弹性。所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首要竞争策略是产品差异化，而非价格策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新经济行业中，由于产品品质的竞争或技术的竞争已经远大于价格的竞争，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SSNIP测度标准根本不能有效界定相关市场。[26]

从免费用户角度来考察需求替代性，则显得更难。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产品的价格，对于消费者而言其使用平台企业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无所谓价格问题；其次是产品的特性，由于交叉网络效应的影响使得该平台对广大消费者产生了“锁定”效应，此时消费者的转移成本较高，限制了其选择可以替代的其他平台；再次考察的是产品的用途，互联网产业在位平台企业总是不断开发新产品，大多数在位平台企业产品的用途基本能涵盖其他产品的用途；最后是消费者的偏好，互联网上的消费者对其所使用的产品往往具有依赖性，且使用又是免费，所以这一替代性也很弱。因此，在双边市场中运用需求替代性来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有着天然的硬伤。[27]

面对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在反垄断法实施时所面临的窘境，美国反托拉斯机构中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过，对竞争影响的分析并不一定需要进行正式完整的市场界定。[28]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指出：“如果原告可以证明被告的行为对竞争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这可以说是比复杂市场份额计算来证明市场力量的更为直接的证据。”[29]国内有学者以此为据，提出对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应当淡化其相关市场界定的问题。[30]对此，笔者并不苟同。因为相关市场界定是处理反垄断案件中的逻辑起点，一旦离开这一起点去实施反垄断法律，势必会导致反垄断法实施的扩大化，产生大量的反垄断“伪案”，[31]浪费国家的执法、司法资源，更多的企业将会由此拖入诉累，影响企业的创新。

反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学者认为，界定相关市场是反垄断诉讼创建的一个人造物，通过其边界将市场内外的企业区分开来没有任何意义。[32]笔者认为，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是必要的。由于存在客观上的困难，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一是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创新，使互联网产业的相关市场界定更为简单、明确；二是降低原告的举证责任要求。其中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三)小结

在双边市场上，平台企业通常向两组截然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多种差异化产品，这使得双边市场的相关市场界定变得复杂化：(1)双边市场具有复杂的外部性，如何考虑外部性对替代性的影响？(2)随着消费群体的增加，平台企业有了更多选择，比如单边涨价还是双边涨价，这必然增加求解最优化问题的难度；(3)当市场上有多个平台时，如何判断它们之间的替代顺序？(4)不同类型的双边市场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所以在双边市场背景下推导各种方法的计算公式时，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双边市场，建立相应的数理经济模型。

综上所述，双边市场理论的提出，为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为反垄断执法、司法，尤其是相关市场界定的操作带来了全新的分析视角。然而，从诸多的双边市场和单边市场的差异化行为来看，经济学界和司法界对于双边市场的策略行为多持支持或者不确定的态度，且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缺乏一个判断双边市场定价规制的标竿体系。[33]双边市场理论的发展对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工作带来了挑战，也为破解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指明了出路。

内容提要:微软案、谷歌案与百度案皆反映出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总是与不确定性结伴而行。对传统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的需求替代法与供给替代法，由于无法充分反映互联网企业产品或服务所具有的双边市场的特点，因而将其适用于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并突破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认定互联网产业垄断行为的瓶颈，不能沿袭传统方法，也不能完全束缚于反垄断法规定，而应该从互联网产业双边市场的特性出发，客观对待互联网企业所提品(服务)功能的差异，基于利润来源确定相关市场的范围，并考虑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垄断力量的传递效果。

三、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创新思路

Baker认为，“纵观美国的反垄断诉讼历史，多数案例的解决最终要寻求于市场界定而不是其他重要的反垄断问题。市场界定在评估市场势力和判断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方面，经常是极为关键的一步。”[1]要修复替代性分析的硬伤、突破认定互联网产业垄断行为的瓶颈，就不能照搬传统方法，也不能完全束缚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相关市场界定指南》中规定的现成方法。事实上，该指南对相关市场界定方法方面所持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容许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不断创新。指南第7条规定：“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鉴于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对双边市场产业适用的局限性，从互联网产业的双边市场特性出发，客观对待互联网企业所提品(服务)功能差异，并综合考虑交叉网络外部性、利润来源等因素，对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中的相关市场界定进行方法的革新，愈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确定平台产品的盈利模式

市场竞争本是一种利益追逐的过程，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赢利，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获取利润的方式最主要的是争夺市场中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具有物质形态的，也可以是不具有物质形态的。[2]不论是传统的单边市场，还是双边市场，都存在这些资源，因为资源是市场的基础。如果一个市场中并没有资源，那么这个“市场”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市场。可以说，资源是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双边市场中，尤其是互联网产业中，平台企业对资源的争夺更为激烈。平台企业往往制定倾斜定价的营销模式，低价甚至免费向一边用户提供服务而向另一边收取服务费用。这种倾斜定价策略容易使人们关注其“免费”的部分，却忽略了“收费”部分。百度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双边市场的特殊情况来研究适用互联网产业中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

在谷歌案件中，法官强调原告必须证明谷歌搜索的盈利模式，只有在“免费的谷歌搜索”其实不是免费的情况下，反垄断法才会对其进行规制。[3]可见，双边市场平台企业的“盈利性”是反垄断法适用的前提条件。在双边市场条件下，的确有免费使用产品的现象存在，但是这种“免费”是建立在平台企业运用平衡法则定价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类型平台参与方费用支付情况及平台企业盈利模式进行解析，有助于了解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平台企业“免费”业务的实质。不同类型平台参与方费用支付情况及平台企业盈利模式详见表1。

表1双边市场分类与盈利模式[4](缺图)

从表1可知，双边市场内的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免费或者低收费产品与传统公益性质的机构提供的免费物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平台一边用户免费产品的获取建立在平台另一方支付相应的交易费、嵌入费、广告费等费用的基础上。平台企业不是公益机构，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产业的惊人增长速度，苹果、微软等互联网产业内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中的核心角色，步入世界上最盈利的企业之列。

(二)以利润来源边市场为界定相关市场的主要依据

縀度案中，法院一方面从网络用户进行信息搜索的需求替代角度来判断搜索引擎服务的替代性，认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可以构成《反垄断法》上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另一方面又从广告商的角度，认为百度公司向广大用户免费提供搜索引擎服务而又向广告商收取广告费用是一种营销策略，从而否定了被告以“免费服务”并不是《反垄断法》上的相关市场的抗辩理由。因为依据传统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方法，仅从网络用户或仅从广告服务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法院仅从广大网络用户角度来界定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考虑到网络用户进行信息搜索的需求替代性，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可以构成独立的相关市场，从而将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具有可接受性；但是如果法院仅从广告服务角度来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则可得出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是广告市场的结论。可见，法院在认定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时其实存在一个矛盾：将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是从网络用户的角度出发；而在否定被告的抗辩理由时却是从广告服务角度出发的。或许法院没有意识到或刻意忽略了界定相关市场中的这一内在冲突，[5]产生这种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问题出现在“免费”与“付费”上，法院能够看到百度公司的营运不是完全“免费”，其营业利润的来源并不是广大用户而是广告商，正是因为法院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不自觉地从广告服务角度来否定被告的抗辩。我国《反垄断法》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并没有规定“营业利润的来源”这一因素，因此导致了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出现这一矛盾，这充分表明现有《反垄断法》存在着不足，在界定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时出现了困境，而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产业的双边市场特性。

双边市场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易平台，这个平台的交易量取决于两边的联合需求。如果有一边对平台的服务或产品没有需求，那么这个平台将“不复存在”。只有当两边同时对平台的服务或产品产生需求时，平台才能真正具有价值，发挥其作用。要使平台两边均对其服务或产品产生需求，平台可以通过定价策略吸引两边用户在平台上进行交易。但是，平台两边市场的需求者由于对平台利用的不同，因而导致市场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不同。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平台，对于个人用户来说，与微软交易的是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软件，对于另一边的软件开发商来说，微软提供的则是一个开放、兼容的应用软件。如果依个人用户边市场，将Windows平台界定为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软件，微软公司在该市场占有90%以上的市场份额，具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如果依软件开发商边市场，将Windows平台界定为应用软件，则微软公司在应用软件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只占5%左右，从而不具市场支配地位。百度搜索平台也是如此，对于一般搜索用户来说，百度公司提供的是免费搜索引擎服务；对于互联网广告商来说，百度公司提供的是收费的互联网广告服务。因此，以企业利润来源界定双边市场中的相关市场，就可以简单而准确地得到确定的结论，即微软公司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而百度公司在互联网广告市场不具市场支配地位。

(三)互联网产业主要相关市场的确定

企业提供具体的产品(服务)功用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信息获取类、交流沟通类、网络娱乐类和商务交易类等四类。笔者拟依照此种分类对各类互联网企业的利润来源进行分析，并确定互联网产业的相关市场。

1.信息获取类。信息获取类主要包括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等。界定搜索引擎或门户网站的相关市场，需要考察其利润来源。笔者首先以“百度案”为例，探讨搜索引擎的相关市场界定。

根据百度2010年第一季度财报，其第一季度营业收入12.94亿元，运营利润5.3亿元。通过上表，不难发现在线广告业务是百度的支柱性营收来源(占总收入的比重达99.9%)。财报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广告营收达12.93亿元，在总营收中的比重贴近100%。因此，百度的利润来源是广告业务收入。

在百度案中，法院虽然考虑了百度并不是完全“免费”，会通过其他手段来赢利的因素，但是在作出相关市场界定时却没有进一步考察百度的利润来源，将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存在不合理之处。笔者认为，百度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广告业务收入，因此将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网络广告市场”[7]为宜。因为百度的绝大部分利润来源于广告业务，其与直接竞争者争夺的必然是广告业务资源，如果采取垄断行为极有可能是因为对广告业务资源的争夺，最能表现百度与其他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这样有利于判断该行为对其他竞争者产生何种影响以识别是否需要适用《反垄断法》予以规制。

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服务的利润来源是否存在差异呢？此处以网易为例。

从表3看出，在网易总的营业收入中，2005年至2010年网络游戏收入均占到80%以上的比例，可见其利润的主要来源是网络游戏收入。因此，如果网易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界定相关市场就应当着重考虑其在网络游戏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门户网站还有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等。根据艾瑞咨询，新浪网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广告收入。[9]可见，门户网站之间的利润来源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的门户网站，利润来源也有可能不同。因此，界定相关市场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2.交流沟通类。这种互联网产业主要包括即时通讯、电子邮件和论坛等。针对此种类别，笔者拟在下文以“3Q之争”为例进行探讨。“3Q之争”涉及到奇虎360与腾讯QQ两个平台企业，因此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两个平台企业的营业收入分布状况。

根据艾瑞咨询报告显示，2010年，奇虎公司的互联网收入为5379万美元，占全年收入的93.3%。其中包括网络广告收入3882.6万美元、互联网增值服务收入1477.4万美元和其他服务收入19万美元，占全年收入的比重分别是67.3%，25.7%，0.3%。结合表4，我们知道，奇虎360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在线广告业务收入。反观腾讯QQ，其营业收入构成与奇虎360有所差异。表5显示2010年经审计后的数据，腾讯的互联网增值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78%，移动及电信增值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接近14%，网络广告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7%，其他服务收入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腾讯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互联网增值服务收入。

3.网络娱乐类。网络娱乐类主要包括在线视频、音乐和游戏等。笔者以网络视频为例。首先，分析一下在线视频的利润来源。

上图反映出在线视频行业主要利润来源是视频网站的广告收入，2010年占到了68.5%。在线视频行业相关市场的界定应当着重考察其在视频网站的广告市场竞争状况，从而判断其是否存在垄断行为。

4.商务交易类。此种分类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和第三方支付工具等。在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指网络购物，它主要包括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B2B)、企业对个人的电子商务模式(B2C)和个人对个人的电子商务模式(C2C)。[13]艾瑞咨询认为目前B2C企业盈利模式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佣金服务费收入为主的“平台式B2C”，另一种是以进销差价收入为主的“自主销售式B2C”。在B2B和C2C平台中，其盈利模式有所差异，在此不重点分析。笔者认为，界定B2C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市场需要区分“平台式B2C”和“自主销售式B2C”，因为他们的利润来源并不相同。目前，我国第三方支付按照行业的不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支付宝、财付通、盛付通为首的互联网型支付企业，其服务对象是个人；另一种是以银联电子支付、快钱、汇付天下为首的金融型支付企业，其服务对象是企业。此处以支付宝为例。根据艾瑞咨询，支付宝现有的盈利模式是以交易手续费为主。[14]因此，在判断相关市场时，我们需要从其交易总量出发，分析其面临的竞争约束，根据竞争程度的强弱来界定相关市场。

(四)平台产品两边市场的关系及其考量

在双边市场条件下，是否存在平台企业利用在其中一边市场的垄断地位，对另一边市场进行有效控制，影响市场进入或改变竞争格局，这也是一个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法律实施必须考虑的问题。

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双边市场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判断该市场是否为双边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15]一般而言，平台厂商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另一边用户效用的提高，平台具有正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但是，受到双边市场的平台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的影响，有时候平台厂商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减少另一边用户的效用，平台具有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16]所以根据两边市场用户的相互影响不同，可以将双边市场平台分为正网络外部性平台和负网络外部性平台。互联网产业中的市场创造型平台(Market-maker，平台企业为买卖双边提供交易的便利，借助平台企业的交易平台，交易双边可以提高搜寻交易机会的效率或者交易成功的概率)和需求协调型平台(Demand-coordinator，平台企业将具有相互需求倾向的买卖双边凝聚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促使他们之间的相互需求得到实现)一般都属于正网络外部性平台；受众制造型平台(Audience-maker，双边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聚集足够多的受众如读者、观众和网民等，从而满足与受众相对的另一边用户的某种需求)属于负网络外部性平台。

在正网络外部性平台的双边市场中，一边市场的参与交易人数、交易量与另一边市场的参与交易人数、交易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如属于需求协调型的Windows平台，购买和使用微软公司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用户越多，则会吸引越多的软件开发商为其提供应用软件；而更多的应用软件的支持，又会导致更多的用户选择购买和使用微软公司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

从垄断力量的传递方面考量，在双边市场具有正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的条件下，市场支配力量存在传递效应，即平台一边的市场支配力量可以通过平台向平台另外一边传递；而在存在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双边市场中，市场支配力量没有从平台一边向平台另外一边传递的问题。

在美国的微软案中，微软公司利用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地位，将其生产的网络浏览器软件与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结合一起出售，是为了垄断浏览器市场而进行的捆绑销售行为，即微软公司将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所拥有的垄断力量引入到了浏览器市场，致使原有市场竞争的格局受到破坏，微软公司实现对浏览器市场垄断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地位。[17]2004年欧盟委员会认定微软将多媒体播放器与Windows捆绑，违反了《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2条禁止滥用支配地位的规定，通过多媒体播放器与Windows的捆绑，微软成功地将Windows作为分销渠道来确保其在多媒体播放器市场的重要竞争优势，这具有反竞争的性质。因为捆绑有利于树立一个保护微软多媒体播放器的市场进入障碍。这种障碍使得竞争者的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挫伤了多媒体播放器厂商人力和资金投资的积极性，减少了来自这些厂商的有效竞争，最终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程序。[18]虽然很多经济学者的研究结论证明，无论是垄断情形还是竞争情形，双边平台企业采取搭售策略均可提高买方总效用、卖方总效用以及社会总福利，[19]但是，他们忽视了垄断企业的搭售对竞争市场竞争结构的破坏效果，由此造成对用户选择权的损害以及对产品创新的影响。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对微软搭售的反垄断限制措施的实施，才有Google、苹果的创新和脱颖而出，才有互联网市场的五彩缤纷。

受众制造型的双边市场常常需要以负价格向受众提供服务以吸引足够多的受众到平台上来，由此带有一定的负网络外部性。例如，如果门户网站的广告链接过多，那么网民退出的意愿会增强。艾瑞市场咨询2006年的《个人门户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显示，网民对从门户网站获取信息不满意的主要因素为广告过多、内容繁杂、真实性较低、推荐的头条很少有自己感兴趣的等等，数据详见图1。

在百度案中，百度公司的搜索引擎平台是负网络外部性平台，众多的搜索服务用户的使用，为网络广告商创造了商机，吸引他们在搜索界面和搜索结果中加入广告元素。但过量的、不合理的广告，如百度公司的“竞价排名”等，会影响搜索服务的质量，导致搜索服务用户的退出，而搜索服务用户的减少，则会降低搜索引擎平台对网络广告商的吸引力，影响平台企业的盈利。因此，过量的、不合理的广告对于百度公司来说，与其说是创利行为，不如说是自损行为。因此，百度公司不可能将其在免费的“搜索引擎服务市场”的垄断力量传递到另一边的互联网商业广告市场，影响互联网商业广告市场的竞争。进而言之，即便是百度公司在平台的一边“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作为平台另一边的互联网商业广告市场用户的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也不能以此为由起诉百度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百度案也是一个反垄断“伪案”。

证据表明，带有一定负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受众制造型平台一般以“先吸引消费性质的用户，然后才吸引广告客户”进行促销，如即时通讯平台腾讯QQ；而具有正网络外部性的双边市场则一般先吸引销售商，如B2B电子商务平台。[21]也就是说，无论平台盈利模式为何，平台企业如果能够采取合适的定价策略、市场策略，就可以通过改变对平台一边的控制能力来改变对平台另一边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控制能力的改变不是市场支配力量的自然传递，而是平台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平台两边用户规模做出的进入战略选择。对于相关市场界定而言，借助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正负性的确定，可以得出市场支配力量能否被有效传递、平台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控制能力的相关结论。毕竟相关市场的概念本身也是一个用来最终说明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结

语

尽管双边市场理论的提出已经有10余年，涉及双边市场的互联网反垄断案件频频发生，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系统阐述了双边市场条件下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规则——以成为指导反垄断案件执法、司法的标杆；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院主动对案件所涉相关市场的界定过程做出清晰的解释，为法院日后的案件审理工作提供具有先例价值的司法判断逻辑。从理论上讲，双边市场价格结构的分析并不困难，但是要将这种规范性的结论用经济证据来检验的话，还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定量分析对数据的要求会很高，而现有的模型并不完善，使得出现差错的几率非常高。[22]

匀然，通过对上述三个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案件的分析，我们仍可以发掘到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法律信息：对平台企业相关市场的界定，必须关注平台的双边，通过对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正负考察，可以确定平台一边的市场支配力是否能够被传递。如果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为正，这种市场支配力能够通过平台传递到平台的另一边，那么平台企业才有可能在相关市场内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及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时就有必要借助对平台盈利模式的确定及平台利润来源的剖析来划定相关市场的边界。如果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为负，那么对平台企业的反垄断指控就是缺乏实质意义的“伪案”，可以立即停止，以节约原本就稀缺的反垄断司法资源。当然，这种通过考察平台企业的交叉网络效应、盈利模式及利润来源来界定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及判断互联网产业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初步判断的方法，仅仅是对传统反垄断分析方式的补充。即便是给反垄断法带来了全新的观察视角和巨大的理论挑战的双边市场理论，也不足以颠覆传统反垄断法理论。[23]在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中，“相关市场”概念本身所体现的基本内涵仍然是适用的，需要改变的是具体的界定方法和思维惯性。[24]对此，反垄断法理论与实务界应当有足够的认知。

注释：

[1]参见邢志强、韩淑芳：《信息竞争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2》，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3]《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3条。

[4]刘伟：《序》，载李虹：《相关市场理论与实践——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经济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5]参见黄坤：《经济学视角下的相关市场界定：一个综述》，载《经济研究》工作论文，2011年，wp133，载http：//erj.cn/cn/gzlw. aspx？m=20100921113738390893.

[6]参见张维中：《美国微软案操作系统软件搭售问题之研究》，载《公平交易季刊》2006年第2期。

[7]Forsyth v.Humana，Inc.，114 F.3d 1467，1476(9th Cir.1997).

[8]See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84 F.Supp.2d 9(D.D.C.1999)(“Findings of Fact”)，and see United States v.Microsoft Corp.，87 F.Supp.2d 30(D.D.C.2000)(“Conclusions of Law”).

[9]关于“百度案”的基本案情，参见佟姝：《百度被诉垄断案背后的思考——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一案评析》，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0年第1期。

[10]See Kinderstart.com LLC.v.Google Tech.，Inc.，No.C 06-2057 JF RS，(N.D.Cal.)，March 16，2007.

[11] See Tanaka v.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52 F.3d 1059，1063(9th Cir.2001).

[12] Eastman Kodak Co.v.Image Technical Services，Inc.，504 U.S.451，481-82，112 S.Ct.2072，119 L.Ed.2d 265(1992).

[13]参见李剑：《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14] See United States v.Du Pont&Co.，351 U.S.377(1956)，and see Brown Shoe Co.，Inc.v.United States，370 U.S.294(1962).

[15]早在1938年，马歇尔就对市场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市场是买主和卖主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同一时间对同种商品形成相同价格的所有交易关系的总称。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边市场。参见[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页。

[16]一般认为，2004在法国图卢兹召开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双边市场理论的形成。参见朱振中、吕廷杰：《双边市场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载《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7期。

[17]See Mark Armstrong，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Mimeo，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04，p.57.And see Mark Armstrong，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no.3)，2006.

[18]See M.L.Katz and C.Shapiro，Systems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Vol.8，No.2，Spring 1994.

[19]参见纪汉霖：《双边市场定价策略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44页，参见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4&CurRec=1&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7069074.nh&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NUpQbXRBaXh-Dc1R0TmQ3R3lwNmZpUmhwaGNpWll6THVteXk3-OTFvNkdOY1EwaQ==.

[20] See David S.Evans，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Vol.20，2003.

[21] See J.Wright，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Vol.3(no.1)，2004.

[22]参见王先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325页；FTC，Statement of FEDERALTRADE COMMISSION Concerning Google/Double Click，FTC File No.071-0170.

[23]参见李虹：《相关市场理论与实践——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经济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5-87页。

[24]参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

[25]在互联网产业中，由于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引起了正反馈、冒尖、锁定和转移成本等一系列现象。特别是当出现“锁定”现象后，不论新兴的网络产品是否具有新的特性、是否具有更好的用途、是否具有更优惠的价格，网络用户都不会转向它，因为网络用户会认为现在其所使用的就是最好的。

[26]参见余东华：《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界定的SSNIP方法研究——局限性其及改进》，载《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

[27]《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还规定了必要时考察供给替代性，也存在上述问题，在此不赘述。

[28] See Jonathan B.Baker，Contemporary Empirical Merger Analysis，George Mason Law Review，Vol.5，No.3，1997.

[29]Todd v.Exxon Corp.，275 F.3d 191，206(2d Cir.2001).

[30]同注[22]，王先林书，第332-334页。

[31]关于反垄断“伪案”的提法，可以参见郑文通：《我国反垄断诉讼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误读》，载《法学》2010年第5期。

[32] See Fisher，F.M.，“Horizontal Mergers：Triage and Treatm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87，1(2).

[33]参见注[19]，第60页。

[1]Baker，J.B.，“Market Definition：An Analytical Overview”，Antitrust Law Journal，2007，74.

[2]例如，房地产企业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往往去争夺黄金地段的土地资源，通过开发后高价卖出，这种资源就是具有物质形态的资源；在互联网领域，大部分产品都是信息产品，平台企业争夺的资源大多不具有物质形态，譬如某个视频的版权、软件使用权等等。

[3] See Kinderstart.com LLC.v.Google Tech.，Inc.，No.C 06-2057 JF RS，（N.D.Cal.），March 16，2007.

[4]本表根据黄民礼一文资料整理而来。参见黄民礼：《双边市场与市场形态的演进》，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 参见李剑：《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6]根据百度2009Q2-2010Q1财报数据整理。

[7]因为在互联网上投放的广告当然是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与传统广告并不属于同一相关产品市场。

[8]根据艾瑞咨询报告整理。

[9]例如，艾瑞咨询报告显示，2010年新浪网广告收入占其总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超过70%。

[10]参见http：//imeigu.com/，2011年10月10日访问。

[11]根据腾讯2010年第四季度财报而整理。

[12]根据艾瑞咨询整理。此收入构成剔除了互联星空和IPTV收入，2010年中国在线视频行业市场规模为31.4亿元。

[13]在国外，还存在个人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C2B），这种模式最先由美国流行起来，但目前在我国比较少见。

[14]参见艾瑞咨询：《艾瑞咨询支付周评：支付行业发展开启“智慧金融”时代》，http：//ec.iresearch.cn/54/20110720/145019.shtml，2011年10月10日访问。

[15]参见熊艳：《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理论——一个文献综述》，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6]参见注[4]。

[17]参见蒋岩波：《网络产业的反垄断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8] See Microsoft，Microsoft Statement on European Commission Decision，http：//microsoft.com/ presspass/press/2009/dec09/12-16statement.mspx，2011年10月10日访问。

[19]参见张凯、李向阳：《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搭售行为分析》，载《中国管理科学》2010年第3期。

[20]参见艾瑞市场咨询2006年《个人门户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21]参见注[4]。

[22] See Dennis W.Carlton，Market Definition：Use and Abuse，Economic Analysis Group Discussion Paper，April 2007.

[23]参见注[5]。

[24] See J.Wright，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Vol.3 （no.1），2004.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维中：《美国微软案操作系统软件搭售问题之研究》，载《公平交易季刊》2006年第2期。

2.黄民礼：《双边市场与市场形态的演进》，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李剑：《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4.郑文通：《我国反垄断诉讼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误读》，载《法学》2010年第5期。

5.Franklin M.Fisher，Horizontal Mergers：Triage and Treatm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 （no.2），1987.

6.David S.Evans，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Vol.20，2003.

7.J.Wright，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Vol.3 （no.1），2004.

8.Mark Armstrong，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 （no.3），2006.

9.Jonathan B.Baker，Market Definition：An Analytical Overview，Antitrust Law Journal，Vol.74，2007.

篇2

关键词 互联网广告 法律规制 完善 经济效益

一、互联网广告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广告迅猛发展。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网站数量166.9万上网用户5.2亿，互联网广告收入达到72亿元。互联网广告正在成为商家宣传产品、维护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其发展潜力巨大。互联网广告的主要形式有横幅式广告、按钮式广告、弹出式广告等。本文就如何开发互联网广告管理及法律上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试图找出适合一般网站联网广告管理系统的构建思路。希望本文所做的探讨以及设计和实现的思路能够对国内互联广告投放管理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络广告的监督管理是互联网行业共同面临的课题。

二、互联网广告管理及法律相关问题

（一）法律关系

传统商业广告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清晰的，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互联网广告存在于一个虚拟的空间中，制作、经营、广告变得极为简单，两种或三种主体职权于一身，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广告互动主体定位的不明导致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模糊化，给互联网广告规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监管体制

原有的按地域划分进行监管的广告监管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广告规制的需要。互联网的超国界性、无地域性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互联网广告本身面向全球市场，而各国法律对互联网广告的规定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一国合法的互联网广告在他国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三）虚假广告

互联网是一个信息自由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既不需要核实身份，也没有什么成本。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平台为一些不实或欺诈信息提供了方便。大量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执法部门疲于应付。

（四）骚扰广告

无论你是否需要，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利用电子邮件发送的广告，只要你的电子信箱地址被某些广告者知晓，他们就会用统配方式发送，而且很难拒绝。还有在下载或浏览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全屏或半屏的、可退出或不可退出的广告，这类广告相当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妨碍了用户对网络的正常使用。

三、互联网广告的管理及法律保障

（一）保障网络服务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

谨慎认定互联网广告服务中介的责任。从事电子商务的网站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网站自身进行网上销售，成为交易的一方主体，比如网上商城；一类是网站（网络服务商）提供综合性或者行业性的虚拟交易空间，会员或者客户通过其进行交易，这种网站一般被称为交易平台，比如易趣网、阿里巴巴等。前一种情况下，网站相当于传统的卖家，其承担的义务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能够解决。

（二）强化网络广告的执法监管

在我国，网络广告的监管已经实现“管理从无序状态趋于有序的状态，”国家工商局正积极探索互联网广告新的有效监管方式。

（三）规范网络监管机构

虚假网络广告之所以能蒙骗消费者，一是消费者贪利的心理，另一方面是监控不到位。因此，要有要防止虚假广告的侵害，就必须建立起安全可靠的网络交易制度，做到规定健全，交易有序，把真实广告同虚假广告真正区来。政府可以建立网监视。在不增加政府负担的情况下，可以赋予一定的监管职责，负担起网络广告的监管责任。这样做，既不会增加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财政支出，又可以使互联网广告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四）提高消费者的鉴别能力

任何商品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现有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由于网上的广告效益主要是由站点的内容受欢迎程度所决定的，而互联网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在上面进行各种伪装是非常方便的。广告者为了增加自己站点内容的吸引力，往往会将自己的页面设计得富丽堂皇，甚至采用超链接的技术将有关信息包装得真实可信。在法律尚不健全，管理尚不规范的时候，首先只有依靠消费者自己鉴别和防范，尽量减少受骗的可能，避免虚假网络广告的侵害。当然，政府及有关部门该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向消费者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启，提醒消费者如何辨别虚假网络广告。

（作者单位为大连市24中学）

参考文献

[1] 陈健.基于olap的互联网广告投放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计算机应用研究，2007.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 2009.

[3] 郭卫华，等.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M].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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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众筹模式 金融风险 监管路径

何为“众筹”？众筹翻译自国外一词“crowd funding”，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具有门槛低、多样性、依靠大众力量、注重创意的特征，是指一种向群众募资，以支持发起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本文就围绕“众筹”这个关键，来讨论一下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所存在的一些风险以及如何监管的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

互联网金融是信息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发展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而“众筹模式”就是在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事物新方向，其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人通过特定的互联网为媒介，以筹集资金为目的融投资方式。在现在中国金融领域管制比较严格但又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式下，众筹模式有可能会成为解决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融投资困难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对于银行、股票、债券等传统的融投方式，互联网出现的时间比较短，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发展的确面临着更多新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制定出更加完善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进一步保护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创业的权益，从而使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正常模式良好的发展开来。

二、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面临的金融风险

众筹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新事物，新事物必然面临着诸多新型的风险。在此，我们将这些不同于传统风险的新型风险分为以下几类：技术与操作风险、法律风险、非法集资以及筹资人出资人风险意识缺失等相关问题。

首先，是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面临的技术与操作风险。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中存在最突出的是技术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其必然离不开计算机网络系统，因此计算机网络系统安全问题就是最直接的互联网金融问题。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下，安全风险影响的范围比较小，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旦一处出现安全问题，必然引发整个网络的瘫痪。比如，类似的金融木马盗窃天天都在发生，给互联网金融造成极大危害。由此，对互联网技术的要求需要更高更精准。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下的操作风险也不容小觑，其主要是指对计算机系统操作产生的风险。比如，计算机自身系统的操作缺陷引起的金融账户安全问题、计算机管理系统问题引起的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泄露以及操作者自身操作失误而导致的经济损失等一系列问题。

其次，是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本身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监管不够完善，没有一个稳定健全的法律监管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现存的法律法规对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过时可，使得很多金融模式没有合适的法律规制甚至无法可依。因此，国家制定合适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最后，是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非法集资与筹资人出资人风险意识缺失。我国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非法集资，而非法集资不仅与筹资人自身的素质有关，更与出资人自身风险意识息息相关。中国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众筹行业依然处于初始阶段，整个行业风险大小可控性不强，而进入行业的投资人多而杂，对于众筹的可能项目存在如非法集资等风险了解不多。

三、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风险监管路径

针对上述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风险分析，寻找并建立众筹模式的风险监管路径刻不容缓。

首先，加强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依附的互联网网络的技术与操作安全系数。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计算机安全保障力度，制定严格的技术操作规定，尽量减少计算机等硬件系统对互联网金融造成的不利。另外，国家的互联网技术部门应与时俱进，时时创新，研究出更高标准的互联网安全系统，把黑客、木马等非法金融盗窃杜绝在安全的墙壁之外。

其次，加强法律监管以及相关政策对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的支持。法律监管是国家对互联网金融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管途径，而且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健全的法律保障。2016是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元年，相信会有更多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出台，国家必须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时俱进，出台类似于“互联网金融法”、“互联网金融众筹法”等相关法律，使得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的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最后，加强筹资人出资人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国家相关部门以及行业自律协会都应该承担起对筹资人出资人教育责任，进一步提高筹资人出资人的自身素质，尤其加强对投资人的风险意识教育，引导其更合理有效的投资众筹项目。另外，国家相关部门应以明确方式向投资人介绍众筹项目的风险等问题，必须做到对投资人如实告知相关事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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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的互联网在不断蓬勃发展，同时也因为其快捷、简便的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同样的也存在着很多的风险，比如一些隐蔽的危机在不断的威胁着互联网行业的进一步深入。而如今互联网金融行业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受益，帮助了很多年轻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同时也被称为一个朝阳产业。但是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存在越来越多的风险，包括行为风险、投资风险、交易风险等一些无法规避的问题。所以，去应对这些风险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也可以解决我国领域内的一些机制问题。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

(一)具体的业务行为风险

我国互联网金融各种形式的发展种类繁多，其中各种机构的发展方式也是大不相同，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和主体，可是很多相关机构并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法规进行操作，而由此导致的业务行为风险也是存在的，一些机构更是在规则之外来展开相关的业务工作，更有甚者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变成了非法的企业和组织。比如有的企业有进行非法集资，以高额的利息诱惑百姓们把自己的资金交给机构，然后拿钱跑路的公司不在少数，前两年在河南、湖北等地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由此看来具体业务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是十分需要去注意的。

(二)相关审查方面的风险

在我国互联网发展中，有很多机构上的审查风险需要去规避，一些金融企业对客户的身份没有进行详细的检查，没有认同相关的主体审查原则，所以有的非法原则不断地挑战着法律的底线，进行工作时的态度也并不认真。比如一些网上的借贷平台，金融机构完全允许客户在网上用虚拟的身份进行网上交易，以虚拟的身份完成一项项真实资金的交易，这一点如果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之后就会产生很大的责任风险，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三)信息保护意识风险

其实，无论是企业和个人，在对信息的保护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近两年频繁出现的网络诈骗问题正一次次的挑战着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准则，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去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谨防网络诈骗发生，如果相关机构没有按照自身的管理去保护公民的隐私，就会很容易触犯相关的法律，严重者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在另一种情况下，同时也破坏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秩序，并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同时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不必要的经济和财产损失。

(四)投资者行为风险

对于相关的投资者来说，因为企业无法识别各种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真实身份，也不能核查相关企业的营运资历和相关资质证明，所以一些投资者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时对信息识别上也不能做到合适的处理规范，所以投资者的行为就会产生各种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所以在这一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就是一些投资商在进行企业选择时没有下足功夫，就是没有领会相关投资的动机和灵魂所在，只是循规蹈矩的去寻找相应的投资商，同时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规章尺度，丝毫没有创新意识，而这更是我们所摒弃的。

(五)行业不规范风险

在我国传统的金融行业中，总存在着相当正规的监管机构，而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却缺少类似的监管机构，所以也就导致了行业不规范风险，使得整个行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并由此留下了很多真空地带。同时在另一方面互联网的相关设计上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有时用户的信息就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利用，并造成无法弥补的危险，这也是由工作人员操作的失误和行业不规范体制所造成的，并不断地积累下来。

(六)工作人员操作风险

在一些实际的工作中，因为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参差不齐，所以很容易构成第三方风险，导致正常的资金控制能力和金融市场变得有些混乱，由此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操作人员工作风险，使得用户的信息被盗，一些个人信息被无法人士得以利用，由此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其实主要还是工作人员对用户的沟通解释没有做到位，使得用户不能熟悉真正的流程，也无法对其做成一个合理化的判断，一方面还是因为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信任度不够，两者之间也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机制，由此也导致了行业内的信任危机。

三、应对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国际法的具体策略

目前，在新时期下规避互联网金融风险时存在很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他们去解决对应具体的业务行为风险、相关审查方面的风险、信息保护意识风险和投资者行为风险这四种规避式风险，因此应对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不仅需要国内法，也需要国际法，而显然相应的国内法研究已经存在的极为广泛相应的学术成果也是很多的，但国际法在面对相关风险规避时却没有一些良好的研究成果。所以应对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国际法急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去不断的深入推进，也必须引起相关学术人员的格外重视。而就应对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国际法，笔者提出了以下的几点策略仅供参考：

(一)深入研究国内及国际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定

首先，在应对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初期，任何部门和人员都应该自觉的遵守相关的国内及国际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定，以解决一些企业明显准备不足，甚至可以有效地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危险，以确保相关的互联网纠纷不在处于被动的地位，从而进一步降低降低相应的行为上的冲突，以保证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顺利展开。同时因为互联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用户在从事相关操作时就一定要认识到其中的风险所在，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不断防范着相关的危险出现，同时公司企业应该严格遵守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法律规定，不断地提高用户信息的保密技术，并做好关键系统和关键设备的防护工作，同样也可以利用行业内较为高级的密匙进行规范化处理，以有效的保证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安全性。

(二)完善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

如今在一些涉外性的相应的纠纷中，如果当我国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就无法确保遇到的任何案件中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一定的保障。同样的如果在国外的相同情况下，如果我国的法律也不是很完善的话，就无法在国外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应的监管条例，并且确定相应的监管主体，确定一定的管理规则并提出具体措施加以解决。所以我们应该去不断逐渐的实现一定的共享机制，并同时修订相关的法律条例，以对一些事件进行明确规定。

(三)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管理规则

首先在立法上要不断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同时要不断的处理互联网的一些特殊性案件，要利用我国的一些强制性规定来直接适应到相应的冲突规范，并紧密联系当前的案件，以求不断地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管理规则。同样的，在保护我国公民的利益和确定相关法律的情况下，进行规定相关机构的的主体认证的资格问题，同时也可以利用立法去不断补充制定相应的互联网金融规则，同时解决可以一些关于行为和能力上的机制冲突，同时也可以结合互联网的技术指标加以规定，并可以允许当事人进一步认定互联网的金融风险。

(四)主动加强金融的法律和队伍建设

目前的国际法律人才队伍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太会适应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以就需要不断地加强相关的法律人才和队伍建设，进一步主动加强金融的法律和队伍建设，才能保证整个问题的关键处理，也就可以积极的对金融法律的问题进行足够的探讨和交流。在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国内人员的相关知识法律培训，从而建立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熟悉当前的环境条件，从而进一步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和人们的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失。作为互联网行业的管理者也应该不断地更新自身的思维，以一种行业内最新的金融思维来领导整个团队，把企业做成一个全能型的互联网机构，同时工作人员还可利用一定的网络环境进行相关的营销工作，并不断的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能留住整个用户体系，以最终提高企业规避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五)积极的参与相应的监管立法活动

因为现如今互联网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区域发展，所以相应的合作就显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国应该在合作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并积极参与相应的监管立法活动，把解决突出的机制问题放在所有领域的前列，从而有效地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以有效地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纠纷问题，降低企业整体的风险，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在互联网金融的工作中，质量监督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放在突出位置的，而对于经常出现的相关风险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做好一定的审查工作。比如因为行业内和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所造成的风险问题，相关责任人首先就应该在用户进行投资操作时做好审查工作，以保证整个环节的科学配比，提高金融行业的性价比;还比如监督人员一定不要根据平常的经验对相关工作进行审查，这样可能会因为一些环境因素的改变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所以要提高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并探究分析相关立法活动在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中的应用价值，并对其他的项目进行深入性挖掘，以此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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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R3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0-0047-04

一、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相应的法律制度及与其特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存在风险监管的隐忧。鉴于此，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完善法律法规基础上，探索符合其特点的法律监管模式，进而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

二、互联网金融创新与法律监管现状

本章主要比较总结了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其特点，然后分析了我国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

（一）互联网金融创新

最初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如网上银行，单纯局限于通过互联网信息信息技术模拟传统金融业务的流程。但现在的互联网金融推出了很多传统金融业中并不存在的业务，目前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一个趋势是技术应用探索和大数据金融。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将会重点关注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新领域的创新。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表现在于：第一，提供日常公共服务，互联网金融非常注意提供公共事业服务这类贴近生活的服务第二，服务人性化，互联网金融网站设计清晰，所有业务介绍和流程表述明确。用户在享受业务的时候会体验到贴心的服务流程，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这种人性化服务来吸引和保留大量用户；第三，强调针对个人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大部分用户属于个人用户，针对个人金融业务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将会更加多样化。

（二）互联网金融混业特点

互联网金融开始涉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并且其内部金融业务相互掺杂、相互渗透的局面逐步形成，互联网金融业呈现出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金融跨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会越来越深入，互联网金融集团公司会成为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经营的主要形式，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服务，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互联网金融风险日益显露，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重要性日益增加。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内容繁多，不成系统，本文从金融监管对象的视角总结当前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1.互联网银行法律

银监会借鉴国外互联网银行监管经验，在总结国内电子银行业务经营开展的现状，制定公布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主要规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的申请与变更、风险管理、数据交换与转移管理、业务外包管理、跨境业务活动管理、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同时，银监会公布《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意在确保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

2.互联网证券法律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在互联网上直接发行证券。2012年证监会制定公布了《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在该决定中规定根据申购情况调整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的比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双向回拨机制。

3.互联网保险法律

2011年，随着互联网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为了防范网络保险欺诈风险，真正做到保护相关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监会制定颁布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明确规定了互联网保险业务开展的资质条件、经营规则、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则，保监会印发《保险、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对互联网销售保险的准入门槛、经营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做出了规定。

4.互联网金融超市法律

互联网金融超市是近期以来非常流行的一个金融服务理念。目前，法律层面还缺少涉及市场准入和运营监管的具体法律规定，只是在监管原则方面做出了规定，如证监会在2012年公布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监管层需要制定具体监管层面的法律规定。

5.互联网支付法律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制定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首次将电子支付作为监管对象，意在规范电子支付业务，维护在电子支付活动中相关各方的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依据办法和细则向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发放《支付业务许可证》，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在不断完善电子支付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的互联网金融支付监管体系。

6.互联网借贷法律

当前，我国确实针对互联网借贷的法律法规，互联网借贷的监管主要是比照普通借贷业务来进行。主要由工商部门来监管：第一，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营业执照；第二，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并办理相应的经营性网站备案。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银监会在2011年制定颁布了《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意在P2P网络借贷平台上完善风险隔离，防止民间借贷风险通过互联网进行大范围蔓延。针对互联网借贷的准入及运营等法律监管有待监管层做出明确规定。

三、构建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统一模式的必要性

本章主要分析了金融统一监管体制的概念特点，进而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指出统一监管模式的必要性。

（一）统一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根据不同的监管对象，监管层确立的关于监管标准和金融监管法规的体制安排。实践中，金融监管体制必须建立在与金融业的经营模式的基础上，金融服务的经营模式有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相应地，金融监管体制也有分业监管体制和统一监管体制（混业监管体制），还存在一种综合前二者特点的金融监管体制，称为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

统一监管体制或混业监管体制，该体制强调通过统一的监管机构进行统筹安排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进行有效监管，中央银行或其他专设监管机构可以充当监管主体的角色。

统一监管的优势在于：第一，包容性强，创新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特点，而统一监管体制可迅速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务，对业务创新及时进行有效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第二，优化监管环境，统一监管通过制定统一的监管理念、监管目标及统一的监管法规等，可以发现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的风险并进行有效监管；第三，降低监管成本，在统一监管体制下，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的成本都极大降低，从而实现对监管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二）统一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尤其是其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层必须跟上互联网金融发展针对监管模式作出相应的变革。

目前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实行的依然是分业监管体制。在当时确立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保证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避免风险在不同金融行业之间互相传递。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混业创新的加快，一直以来运用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暴露出监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压制金融创新

分业监管体制针对涉及不同金融机构业务的混业业务，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协调沟通才能对新业务推出有效的监管政策。为了降低监管风险，监管机构对那些难以界定为是否属于其监管的新产品采取抵制态度，抑制金融创新，从而阻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创新产品的正常发展。

2.监管重复

在分业监管中，监管层的业务分割，容易产生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因此在实践中，对于互联网金融跨行业金融产品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存在相互争夺、相互推诿责任的问题。鉴于此，分业监管体制一方面加重了监管层的监管成本，另一方面使监管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监管目标和监管重点不同也会导致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

3.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失灵

在互联网金融业，已经开始出现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趋势，监管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一直没有相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监管。在2004年“三会”共同签署《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中，一方面在监管组织上实行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另一方面在监管方式上实行经常联系机制，监管层顺应改革提出了“主监管人”理念。这一政策的出台没有能够综合评估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也后续的具体规定的支撑，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判断出主监管人。

4.互联网金融需要统一监管

互联网金融创新如火如荼。互联网金融进行大量的金融创新，向社会提供日益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这些业务创新中，传统的证券、银行和保险行业之间相互结合加深，综合性强，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同时兼具多个金融行业的的性质，分业监管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监管，按照金融机构及其监管职责划分的监管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及时做到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

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出现。一些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大利益，通过并购，逐步发展成为金融集团，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规模日益增大，其内部的资本流动呈现出复杂的特征，尤其是互联网资本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渗透及其信息化化，使监管当局单纯通过分业监管难以对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金融集团风险成为分业监管的相对真空地带。

总之，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迅速，混业经营逐渐成为主流，互联网金融集团逐渐增多，使互联网金融业内不同业务间的的界限日益模糊，分业监管体制已经无法做到对这一切的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商业运作模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监管模式必须随着而作出相应调整。

鉴于此，金融业经营体制的变迁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混业特点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体制朝着统一监管的方向演进。

四、我国互联网金融统一监管体制的法律模式设计

在普惠金融战略落实的背景下，监管层开始酝酿有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新规。互联网金融本质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提供金融服务。同传统金融服务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涉及金融的各个方面，综合性更强。有针对性地建立统一监管的模式，完善监管的制度、组织和方式，可以有效引导其向适宜的方向和领域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

1.监管主体标准不清，互联网金融的开放性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及其综合性趋势，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冲击着我国的目前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边缘性，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下，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将其纳入监管范围。

2.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规定缺失，当前，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立法严重滞后，其性质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则进行确定，导致互联网金融监管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同时，法律的不确定性也给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造成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影响了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可能出现网络诈骗非法套现等违法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交易双方的权利都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3.缺少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明确定位，当前，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意图将自身定位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主要进行收付款和电子支付等业务，但是，随着《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颁布，这部分自己定位为金融服务机构的对象被法律界定为非金融机构，导致了定位不清问题的产生。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现行法律评价

针对互联网银行和保险的监管法律，现行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目前已初步构建起相关法律监管框架。但是，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其所带来的金融业务内涵的不断丰富，相关监管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将互联网金融明确增加到《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中。

互联网电子支付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是监管体系的构建非常迅速。

互联网借贷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性质和地位，也没有规定监管部门明确的监管职责，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发展迅速，风险日益增多。鉴于此，需要补充完善互联网借贷的监管法律法规。

互联网金融超市提供的服务具有混业的属性，其涉及横跨不同金融行业业务和关联交易的属性会增大金融风险，而且非金融机构也参与到金融服务的提供钟来，分业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其进行有效监管。面对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矛盾，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监管模式，实现对互联网金融超市的有效监管。

（三）监管法律制度设计

1.在监管原则方面，互联网金融的混业和开发的特点使传统的分业监管标准及现场监管等手段不足以对互联网金融实施有效监管。鉴于此，监管方向应该是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金融业务模式实施统一监管，即关注金融产品的业务模式及其综合性，并根据这一特点确定统一监管规则，同时，要进行综合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统一监管，而不是根据不同的业务进行分业监管。

统一监管模式能够较好地适应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层应完善统一监管模式为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创创造一个适度宽松的外部环境。针对余额宝、众筹等其他新型的金融服务，政府部门应该适用统一监管的原则，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来落实这一个原则。

2.在制度方面，应制定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制定出台有关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必须在充分认识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内容。在明确业务准入、业务经营与业务退出方面建立符合混业经营的统一标准， 同时借鉴国外互联网金融立法的规范，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补充完善对业务合法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最终建立既能控制风险又能鼓励创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

3.在组织方面，加强不同监管部门间协作。分业监管的模式无法对互联网金融的综合业务实施有效监管， 主要表现在重复监管和监管信息协调不顺畅。在具体实践中，应协调银证保监管信息的沟通和机制的沟通，共同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这涉及到跨部门监管的问题，要统一协调。

4.在监管方式方面，应做到平衡鼓励创新与风险监管。因此应该实行原则性监管， 一方面防范金融创新风险， 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既着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明确规定风险预防措施， 防止重大风险的发生， 又要把握好尺度， 避免金融监管过严， 阻碍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发展。具体的措施包括：

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管理制度。从事网络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业务开始前，必须到监管部门办理相关业务的登记备案，并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完善现行法律法规，补充完善明确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条文最终形成一个明确化、规范化的监管格局。结合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特点，调整现行监管办法。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上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加强金融监管人员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监管人员的互联网信息运用水平。

五、结论

鉴于以上分析，互联网金融中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金融业务，业务创新的综合性不断加强，互联网金融集团持股多个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的局面已经形成。对互联网金融来说，综合经营适应了金融服务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有助于摆脱对传统经营模式的依赖，推动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战略转型和快速发展。

在未来的几年后，如果针对互联网金融推出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和一切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必将推动形成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促进业务创新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机构经营良好，交叉性、跨行业的创新产品大量涌现且被投资者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金融风险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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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尘奇（1992-），男，湖南人。中央财经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数理金融，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