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共同性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礼仪的共同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柔性管理；异同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70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1

目前，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概念和内容依然存在分歧。笔者认为公共事业与行政管理的现行管理范围不同，但无本质上的区别。公共事业管理多作为管理内容出现，而行政管理多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存在，认清公共事业的本质，如何采取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促进我国公共事业的发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也是公共事业单位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1 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与内涵

公共事业管理概念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实际上，公共事业管理无处不在，目前对公共事业管理尚无完整统一的定义。但可以肯定是，公共事业管理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就是以政府为核心，以公务员所涉及的项目管理为内容，实现政府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共同发展。政府有权力与职责对公共事业单位进行必要的协调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涉及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经济的整体发展形势，即公共关系管理是社会为公众生活质量提供保障的一种手段，公共事业管理是一种服务体系。在我国大学专业教学中，公共事业管理的设置处于发展阶段，很多高校已经开始开设这一课程，但由于对管理概念的认知不清，因此在专业设置上存在缺陷，另外对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专业的异同区分不清，造成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缺失，影响公共事业管理单位的发展。近几年，高校公共管理事业发展迅速，但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的输送上，必须弄清一些问题，比如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为了进一步研究公共事业管理，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与稳定，笔者对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易混淆的内容进行分析，确定公共事业管理的范围、性质及内容，在高校中设置合理的专业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确保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稳定发展。

2 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异同

公共事业管理具有整合性，包含了管理技术、管理方法和管理目标，而行政管理则主要是一种管理方式。笔者将行政管理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一个子领域进行研究。当然，二者都是以政府事业为中心，以提供公共服务体系和促进公共事业发展为目的。另外，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都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与管理技术，都具有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与义务。当然，要确保二者的和谐发展，还需要对二者的差别进行研究，笔者对其具体差异做了分析与调查，并阐述如下。

2.1 管理的范围不同

公共事业管理是我国大学广泛开设的专业，一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的范围更大，而行政管理则主要涉及政府机关的管理项目与管理方法，与公共事业管理之间并不冲突。目前，我国对于公共事业管理的范围具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包括体育、教育、文化、卫生事务及保险行业，另外物业、邮政、电业局等都属于公共事业范畴。总之，公共事业管理主要是以服务性质的国家行政单位为主，涉及范围广。行政管理主要是政府部门，是公共管理范围的一个分支。管理范围小于公共事业管理，但是行政单位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具有模范和引导作用，加强公共事业的管理需要必要的行政管理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军事与国防也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一个范畴，并且对于管理手段具有较高的要求。

2.2 管理的主体不同

从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的管理范畴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管理主体不同。公共事业管理是我国经济、政治和行政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公共管理具有更广泛的主体，涉及项目涵盖了大部分的领域。上文笔者分析了其涉及范畴，凡是涉及的范畴均属于公共管理范畴。行政管理的范畴则相对固定，主要是以独立的行政机关为主。公共事业的主体为以公共事业为主的公益性组织，在我国，公共事业组织主要为事业单位和不具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

2.3 管理手段不同

公共事业管理结合了宏观和微观上的管理概念，涉及管理中的具体问题，管理方法以树立榜样，影响民众价值观和说服为主；研究方向以综合性的基本理论为主。近年来，随着管理的不断发展，开始增加了行政管理手段，也就是实现了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交叉。事实上，二者之间在管理手段上也无明显的差别，主要是行政手段强调强制性，而公共事业管理手段强调服务性，法律是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共同遵循的规则。在国家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实施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将柔性的管理手段与刚性的管理手段结合在一起，突显出公共事业管理的政策以及行政管理的手段与方法，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3 结 语

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在内容、形式上有一定区别，但二者在目的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促进我国公共事业单位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理清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要以和谐发展为主。借助行政管理手段，Y合公共事业管理的柔性管理，达到二者之间的统一，使公共事业管理具有高效性。对于公共事业管理部门而言，要承认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公共事业管理的服务型特征，并且具有创新精神，逐渐实现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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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材质、工具的动力和工具的类型是传统手工艺工具的三个要素，也是传统手工艺工具研究的基础。

一、工具的材质

工具以什么材质来制作，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主动选择的问题，但在古代却是唯一接受的前提。不同的材质，具有不同强度、硬度、弹性和加工性能，决定了能制作不同加工方式和能力的工具，决定了制作的工艺手段，最终决定了制品的诸多特征。

在人类文明史上工具所能选择的材料，各个地域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起迄时间有差别。就中华民族而言，工具材料和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表现为：

石器时期――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统称为史前时期，原始人类的加工工具以石器为代表，另见动物的角骨牙、竹木、藤草等，还会用水、火等作辅助手段。石斧、石镰、石刀、石凿、石椎、骨刀、骨针都是这一时期工具的代表。在新石器时期人工合成的陶瓷材料已用作工具制作，如陶镰、陶锉、陶刀、陶纺轮等。

青铜时期――在我国四千年前的夏明了青铜器，从夏商周到战国，青铜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是这一阶段加工能力的标志。这一时期青铜除能制作农具、兵器外，还能制作手工工具，如斧、锛、凿、锯、锥、钻、锉、针等。有些可以替代原来的石制工具、骨制工具和木制工具并作了改进。如铜斧有垂直装柄的直銎斧，还有横向装柄的横銎斧，极大提高了工作效力。另有些工具如钻、锯是新发明的。青铜材料能根据工具的实际硬度、韧度需要，调节青铜配方，并已掌握了退火、锻打等深加工工艺。

铁器时期――战国起铁器冶炼技术成熟，各种工具都能以铁器制作，铁制工具具有更高的加工能力。这时工具除传统的斧、凿、Q、钻外，还增加了、剪、锯等。工具加工中采用生铁铸造再退火、锻打、淬火的方法，使工具更加精细。在纺织等机械工具中，辗轴、锭子等部件用铁制作，极大提高了效率。这一时期还使用金、银、铝、锡、汞、锌等其它金属来参与工具的制造。

高科技时期――二十世纪以来，不断有新的天然或人工材料被用于制作工具，人工钻石、陶瓷、合成树脂，甚至光、电、水、气都成为工具的组成材料，提高了加工能力。在现代科技尤其是材料科学进步的前提下，有些天然材料经过再加工，会在品质和使用功能上发生突变，从而被从新利用。

二、工具的动力

在石器时期、青铜时期和铁器时期，手工工具的动力为人力和自然力，十六世纪以来机械工具的广泛使用，又使工具的动力采用电力、汽力等机械力。

人力――在数千年的手工工具使用中，人力是主要动力。依靠人的肌肉的力量，驱动手工工具或机械工具，使工具产生直线运动、圆周运动、均速运协、加速运动等达到加工目的。古代陶瓷制作中的陶轮、玉器加工中的砣机、木器加工中的锯刨凿钻等无不是用人力直接驱动。较复杂的机械工具如黄道婆发明的三锭纺车是用脚踩提供动力，用双手操纵。另有些工具是一人提供动力，另一人操纵。

自然力――古代手工艺制作中有些使用风力、水力、畜力这些自然力，如纸浆的加工、陶土的粉碎等都借助这些动力。这些自然力的有效利用，关键在于发明了能量转换构件，如风力的使用在于发明了风轮，水力的使用在于发明了水轮，畜力的使用在于发明了挽具、套具等系驾方法。

机械力――十九世纪末以来，机械工具和一部分手工工具用机械力，如电力、蒸汽力来驱动。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手工作坊都并合为有一定规模的国营或集体厂，即使手工工具，其动力也开始不用人力而用机械力，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加工能力。如玉雕的砣具用马达来驱动，不再用脚踩踏。随着机械力的使用，器物的加工痕迹也会出现相应变化。

三、工具的类型

工具的材料决定了工具的形式、动力和操控方式，最终决定了工具的类型。据此，手工艺的制作工具可分为手工工具、机械工具和智能工具三大类，代表了工具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工具仍会被保留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并不能完全被替代，有些手工艺品则是同时采用几种工具来完成不同部件或不同阶段的制作。

手工工具

手工工具在原始时代后期从通用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其制作和使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史前社会一直延续到现在。远古时代有石斧和石锛，以后又增加了刀、锥、钻、凿、锯、刨等，有些手工工具至今乃在使用并无法替代。

手工工具的制作材料开始于石、玉、骨、牙、木、竹、藤、草等非金属材料，以后又用铜和铁来制造。在当代许多新的材料也被用于作手工工具，如金刚石、陶瓷、高分子树脂、高强度合金等，提高了手工工具的加工能力。

手工工具的特点是品种繁多，不同的工艺制作有不同的工具，同一工艺制作所需的工具品种也非常多样，并一般由工匠自己制作，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工具也会有明显差异，都有各自具体的使用技巧和方法。这正是古代手工艺制品风格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古代已在使用，在近代得到重大发展。我国手工艺制作引入机械工具是在十九世纪后期，1885年外商上海百货商店福利公司就建立了第一个机器制造家具的工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类手工艺的制作都普遍使用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将杠杆、轮轴、手柄、踏板、绳索等组合起来，能产生直线、曲线、旋转、击打等运动，模仿、延伸、强化和变革手工工具的功能，以完成相应加工步骤。脚踏缝纫机是近代机械工具的成功范例。机械工具最初由人力，以后又用自然力和电力、蒸气力驱动。直至近代，有些机械工具仍用畜力驱动。1843――1860年间，上海城北门外由英国伦敦宣道会麦都思开设的墨海书馆中，采用铅字排版和铁制印刷机，因无电力，就用牛来牵引驱动。

机械工具的结构复杂，通用性强，一般由工厂制作，工匠采购适合自己的工具而使用，在操控上不需要非常高的技巧性，如木工的电锯、电钻是典型的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制作的工艺品，更规整、统一，在痕迹上和手工工具也有明显区别，表明了其制作年代。

智能工具

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完全由人来操控，而智能工具则由人工智能来操控。广义上说，机械工具中整合了数个工序步骤的复合工具，也是智能工具，人的指令通过机械结构来完成。在今天智能工具由智能控制系统和机械工作系统两部分组成，人的指令通过数字化来实施。分别替代人脑和人手的部分功能的智能工具已完全不需要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的使用技巧，不会因操作人员的变更而有区别，电脑绣花机、电子提花织锦机、智能雕刻机、三D打印机都是智能工具的代表。产品没有制作技艺上的个性是其特点或缺点。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手工艺无论从社会需求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智能工具的推广使用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工业4.0版的拓展，会有更为先进、复杂的智能工具来替代目前还在使用的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传统手工艺能否再称之为“手工艺”已是科学发展的“论理”话题。智能工具的功用、性质、发展趋势及对当代工艺美术的影响和导向，是需作专门研究并预测的大课题。

手工艺工具的材质、动力和类型是一个不断发展递进的过程。每一时期，每种手工艺都有相应的制作材料，使用动力和操控类型，每种手工艺后一时代，往往保留着前一时代工具某些材质、动力和类型。

深入研究手工艺工具，对传统手工艺及其技艺的认识、传承和保护具有直接的意义。传统手工艺的技术基础是材料、工具和技艺。这三者中，材料的加工必须依赖合适的工具，同时只有在相应工具的使用中才能形成技艺。也就是说，传统手工艺的工具是其全部技术基础的核心。舍弃了传统工具，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的保护必然成为空谈。

（《中国工艺古董教程》绪论节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

图片说明：

1.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人在建筑中采用榫卯结构，加工工艺成熟，应已有专用的制作工具

2.较粗两件为兽骨骨针，中空，可以锥洞后穿线，适用于厚重的兽皮。较细一件为禽骨骨针，顶端有穿线针眼，适用于织品。均有明显使用痕迹，半石化。甘肃采集。

3.扁平，一侧有锯齿。壁孔用于捆扎把柄，孔两面对钻喇叭口，中蜂腰状，和同期玉器加工工艺相似。

4.红陶，直径5.1厘米。中有孔，轮四侧各一对蚁鼻孔，可穿线固定。纺轮较轻簿，使用时惯量小，适用于成纱较细的丝毛类纤维。

5.明万历汇贤斋？本《鲁班经》附图，工具式祥和使用方法至今无明显变化。

6.传统制墨工艺有制烟、合料、杵捣、锤炼、印脱等流程，全部采用捣杵、铁锤、压杆等手工工具制作。2009年拍？于安徽歙县老胡开文墨厂。

7.筒车以木制齿轮传递动力，宋代出现。类似齿轮结构古代用于石磨、水椎等水力、风力或兽力机械。（张柏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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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必然性

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总是与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社会经济的每一次变革都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理论更进一步发展｡20世纪，知识经济引领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对公司治理理论也形成了巨大冲击，直接促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公司理论“股东至上”逻辑的颠覆，是新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理论的必然选择｡以下就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必然性做一具体分析｡

一 ､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和环境管理问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利益相关者问题

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即是造就了大批企业，但是，企业在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众多的负面影响｡20世纪70年代左右，全球企业开始普遍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环境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与企业经营时是否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密切相关，从而促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重视利益相关者问题｡

二､“新所有权观”的出现，打破了股东为公司唯一所有者的传统观念

以布莱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现代公司中，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讨论公司治理以所有权为起点“是彻底错误的，是高水平的误导”，股东也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他们只能拥有企业的一部分｡传统理论把作为所有者的一切权利和责任赋予股东，并非出于社会科学的规律，而仅仅是一种法律和社会惯例而已｡股东既然只是拥有公司的利益者之中的一员，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股东的利益会或者应该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张维迎从契约理论的角度阐述新产权观，论证了股东不应该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他认为，从企业作为一组契约的结合点的角度来看，企业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财产所有权是契约达成的前提，而企业所有权是这种达成契约的交易的结果，从事后来看，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在不同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分别归股东､债权人､工人或经理所有，股东只不过是正常状态下的公司所有者｡企业法人所有权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资产､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组成公司的法人财产所有权｡按照这种观点，公司行为的物质基础是法人财产，而不是股东的资产，其权利基础是法人财产权，而不是股权｡在此基础之上，“忽视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富的创造是没有道理的”｡

三､ 人力资本的兴起，使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渐超越股东

企业的所有参与者中，股东投入的是物质资本，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投入的是人力资本｡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相对短缺，企业对物质资本高度依赖，在企业资源中物质资本最具重要性，企业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天经地义｡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占有知识的人力资本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正在成为财富创造的核心动力｡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20%;而70年代以来，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到了90年代后期，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0%｡按照“拥有企业最有价值资源的所有者是企业真正的控制者､所有者”这一原则，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当然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治理｡此外，随着物质资本价值和重要性的下降，知识､技术等精神资产的力量的上升，企业各方契约的实力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地位开始削弱，而拥有知识资源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力量增强，各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要突破原有的模式，股东利益至上在知识经济时代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四､ 其他利益相关者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他们承担了比以往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因而应拥有企业控制权，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实际上股东只承担了有限责任，并且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东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同时股票的自由转让也降低了股东的风险等级，一旦企业发生危机状况，出资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用脚投票”一逃了之，而不是考虑怎样挽救企业，他们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日益减少｡相比之下，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却越来越大，成为真正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操心者｡首先，在有限责任､合同不完全的前提下，债权人由于对企业投入的是专用性很高的资金，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则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就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虐待”，更何况在企业所有权为状态依存所有权的情形下，债权人实际上也承担了大量的剩余风险｡其次，雇员在边学边干中获得了高度专用于本企业的技能，一旦转为他用，其价值或降低或荡然无存，所以，雇员的专用性资产也和股东的股票一样处于风险状态｡可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都可能是关系专用性资产，这部分资产一旦改做他用，其价值就会降低，投入公司的这部分资产是处于风险状态的｡为激励专用性资产进入公司，需要给予其一定的剩余收益，应该设计一定的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来分配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控制权，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公司治理｡

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使得民主制度得以真正贯彻

在物质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中，经理人员可能会利用控制权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发生成本｡在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公司法人治理模式中，由于股东人数众多，不可能亲自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和监控经营者的行为，于是股东选举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监控管理者｡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经营者甚至可以决定董事会的活动日程以及董事会所获取公司信息的类型和数量｡这严重影响了董事会对公司真实情况的了解，同时由于众多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得物质资本所有者对公司地监控总体上出现弱化的趋势，公司经营者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导致成本的上升｡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会激励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利益更加关注，比如债权人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信息优势，银行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员工则在企业的内部，能直接观察到经理人的行为，即雇员具有信息优势，债权人具有专业优势，将他们纳入公司治理，可以改善原来委托—关系中监督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形成有效的内部制衡，有利于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时共同治理模式使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债权人等之间签订了一份隐形保险契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企业的隐形保护，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在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时无须担心遭到企业的敲诈，从而这种长期合作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还有助于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司治理内部｡传统公司理论将公司管理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赋予股东，而公司利润真正的创造者却被排除在外，这无疑是对民主制度一种抹煞，而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权利获得公司的管理参与权，使民主制度在公司内部得以真正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宏辉.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03.

[2] Margaret M. Blair. Ownership and Control-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M].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195-203.

[3] 张维迎. 所有权､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J]. 经济研究，1996，(9):23-27.

[4] 费方域. 谁拥有企业: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J]. 上海经济研究，1996，(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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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南京 210046）

摘要： 医疗服务费是医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的体现，调整医疗服务费是当前医疗改革的焦点。本文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分析医疗服务费调整通过提升医师技术价值从而对医务人员诊疗行为和患者就医行为以及医药企业营销行为的影响，构建医疗服务费对医改影响的因果关系图，分析了医疗服务费调整的关键作用，即促使医方合理用药，提高诊疗质量；促使患者就诊分流，满意度提高；促使医药企业以药品质量赢得市场。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坚定医疗服务费改革的信心，并及时采取保障措施，一是医院管理制度上保障医务人员价值实现，二是加强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吸纳患者的分流。

关键词 ： 医疗服务费；公益性；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7-0249-05

基金项目：江苏省省级重点专业类（公共管理）建设开放课题；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SJB6300075）。

作者简介：肖增敏（1978-），女，天津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卫生政策；杨莉（1977-），女，回族，江苏南京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王莉（1972-），女，安徽铜陵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0 引言

医疗服务费即指医疗技术服务费，主要包括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能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项目的收费。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偏低，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同时药品加成制度给医院和医生放开了一个价值补偿的渠道，然而这种“以药补医”的方式扭曲了医务人员价值，必然导致过度医疗[1]、医疗总费用不合理上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医患矛盾不断加剧。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早在2009年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要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逐步取消药品加成。随着新医改的深化，2012年以来，我国17个城市的部分公立医院先后进行“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费”的政策性试点，2014年国家更是在《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公布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这种凸显医疗机构“医”的价值和作用，打破“以药补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2]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针对“以药补医”导致的价值扭曲的现状，有不少学者强调要端正医务人员伦理价值观及职业价值观，让医学真正回归仁心仁术[3-4]。然而早在近代，医界就对于侧重于医学的伦理功能、不理解医师强调职业报酬的言行并用传统的伦理学来限制的状况进行了抗议，呼吁让医师通过劳动能够获取正当职业报酬，收取诊金[5]。诊金即为医疗服务费。因此，在现代市场化的经济社会中，仅仅希望通过精神境界的高要求改善医患关系，实现公益性是不现实的。作为医生，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生理病因，而且还要考察患者的社会病因以及心理病因，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而且高度重视疾病的预防以及对患者全方位的关怀[6]。可见，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药品和检查费上，而应该用自己的知识通过综合诊察提出全面的治疗方案，这就亟需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积极性。有学者通过数据研究指出目前的医疗服务费不足以补偿医务人员劳动价值[7]，建立比较完善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的薪酬制度，合理解决医药卫生人员待遇，可以调动其主动规范服务行为的积极性[8]，提高医疗服务费才能革除“以药补医”这一违反了市场经济下劳动者价值规律的制度以及改善由此造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和人性的扭曲[9]。然而，面对已经高企的医疗费用，也有人担心医疗服务费的提高会不会带来新一轮医疗费用的上涨，使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更严重[10]，从而有悖于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改革宗旨。

1 系统动力学的适用性及本研究模型构建的前提条件

系统动力学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其基于对系统行为与内在机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发掘出系统可能的变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构成了复杂性大系统，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相互之间产生传导作用，因此根据一时的表象很难得出具有长远意义的结论。任何改革都可能存在着短期的效果和长远的效果，二者往往并不一致，通过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则可通过分析系统内部存在的相互作用来把握改革措施的长远效果，从而有助于预测改革结果并对改革过程及时干预或提供保障。同时系统动力学也为我们对复杂大系统进行子系统分解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将复杂问题条理化，从而更便于从子系统入手分析所关注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

学界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内涵虽未完全达成一致，但基本都认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适宜性以及质量和效率的内涵[11-12]，而从新医改的直接目的来看，就是要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老百姓关心是否看得起病和看得好病以及看病是否方便，这是民众感知的公益性的具体体现。而医疗服务费的提高关系到医务人员、患者的利益，而伴随切断药品加成措施的实行以及医生的诊疗行为的变化又对医药企业的营销行为产生影响。即，医疗服务费对医生和患者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医生的行为将传导影响到医药企业的营销行为。医生、患者及医药企业三者的行为变化必将在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及药品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这些都关系到公益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从医生、患者和医药企业的行为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医疗服务费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影响。另外，公立医院目前对医疗服务费调整的一个直接目标是对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损失的弥补，然而让医疗服务费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是大势所趋。因此，本文模型构建的假设前提是调整后的医疗服务费能够反应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并且不同的医术水平其医疗服务费不同。

因此，本文应用系统动力学，通过因果关系图理清受医疗服务费影响的医生、患者和医药企业三者的行为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得出医疗服务费的调整对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综合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2 医疗服务费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影响分析

2.1 医疗服务费对医务人员行为的影响

2.1.1 医疗服务费提高减少过度医疗行为 医疗服务费对医务人员诱导需求的动机具有负向影响，这是因为代表医疗服务价值的服务费的提高使得医生不再依赖开大处方获得收益，从而诱导需求的动机变小，因而可以减少过度医疗，加之医疗服务费纳入医疗保险范围，从而使得患者的自付医药费用减少，促进患者满意度的增加。使患者满意度高的医生将吸引更多患者前来就诊，若医疗服务费能够进行市场调节，则该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定价会有所提高。因此，“医疗服务费诱导需求的动机过度医疗医药费用患者满意度就诊数量医疗服务费”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医疗服务费的提高触发该循环过程，通过医疗服务费的调节和吸引更多患者使得医务人员能够通过医疗服务费这一体现医疗服务价值的收费而获得收益，最终不再依赖药品提成。并且医疗服务费在一定范围的市场化调节又促使医务人员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这不仅保障了优秀医务人员的收益，同时也促进了医疗行业的良性发展。当然医疗服务费也不会因此陷入无限增长，这是因为它还受到其他因果关系的影响。

2.1.2 医疗服务费的提高可增强医生自身价值认同感

医生能够仅靠医疗服务费就获得满意的收益是对其医疗服务劳动价值的尊重，有利于医生自我职业价值的认同感提升，这有助于激发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不断探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诊疗质量的提高则带来患者满意度的提高，从而提升了该医生的声誉。能得到越多病患的认可和赞誉，则该医生越认同自我价值。而医务人员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识型医务人员对高的物质报酬的要求，在保障一定物质需求的情况下，自我实现的追求反而会降低对医疗服务费的追求。这一过程的因果关系图见图1。

图1中有正负两个反馈回路，从负反馈回路中可以看出，即使受市场调节，医疗服务费也不会一直增长，将在医生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中形成平衡，因此医疗服务费将趋于稳定。而正反馈回路则使得优者越优，差者越差。目前我国医生的声誉受到社会的部分质疑，这也导致医生对自身价值认同感降低，职业幸福感下降，许多医生阻止子女学医就是该问题的体现。这将严重影响医务人员积极性，影响了诊疗质量，导致患者满意度下降。因此，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必须提高医疗服务费，切断药品加成，让医务人员能够凭借自身的技术拿到应有的报酬，提高医务人员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2.2 医疗服务费对患者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

2.2.1 医疗服务费提高稳定综合性大医院就诊患者数量 医疗服务费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前来就医的患者数量，促使常见病进基层就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三级综合医院医生工作量，使得这些医生能够抽出时间精进业务，提高诊疗质量，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这又吸引了有真正需要的患者到三级综合医院就诊。这些过程见图2。

分析：图2中有两个负反馈回路，医疗服务费与患者数量互相影响，形成负反馈，这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与市场挂钩的医疗服务费不会无限上涨，会在一定水平上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了医疗服务费使得不同水平的医务人员有不同的服务费水平。同时，医疗服务费对患者数量的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延迟作用，这是由于医疗需求在短期内具有刚性特点，引导分流的作用在远期才能体现出来。而患者数量与医生工作量、诊疗质量、患者满意度形成的负反馈回路，则预示医生工作量会通过反馈回路的调节稳定在某个水平上。

2.2.2 医疗服务费提高可引导患者就诊数量的分流

当到三级医院就诊的普通疾病患者数量因为医疗服务费的提高而减少时，那么客观地促使这部分人群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这样积累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经验。随着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多，基层医务人员收入也会有所增加。在收入提高和经验积累双重作用下，有利于激发基层医务人员价值感的提升，从而基层医务人员有积极性精进医术，提高诊疗质量，从而吸引普通病患者更愿意到基层就诊。

以往人们不信任基层诊疗质量，不愿到基层就诊，则基层医疗机构接诊很少，基层医务人员没有工作成就感，从而留不住高水平医务人员，这加剧了基层的困境。当前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越来越重视，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收入，配置医疗资源，吸引了不少优秀医学生。医疗服务费的差别化也使得到基层就诊的普通病患者数量增多，分流了综合医院的就诊数量，客观上缓解看病难问题。因此，医疗服务费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起到了引导患者就医的分流作用，不仅促使老百姓小病进社区习惯的形成，还能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价值，吸引优秀人才，同时还能将综合性大医院的医生从重复性低难度的诊疗中抽出身来花更多的时间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从而更好地攻克医学难题。

2.3 医疗服务费对医药企业营销行为的影响 医生追求诊疗质量，则意味着对用药合理性的要求提高，这将使得医生对医药企业的种种不正当营销手段变得不再敏感，甚至是抵制。受到医务人员用药行为改变的影响，医药企业也会重新设计营销策略，不得不在药品质量上多下功夫，从而以质量赢得市场份额。而药品质量的提高则有助于诊疗高质量的实现。因此“用药合理性要求医生对医药企业回扣促销等的敏感度医药企业药品质量诊疗质量用药合理性要求”形成正反馈回路。

在现有的“以药补医”的模式下，不少医生更重视的是如何开出更多的药，而对用药合理性关注较少，而为了开辟市场，医药企业契合医院和医生的需求，使出各种不正当营销手段，医药代表满医院跑，更使得用药合理性成为空谈，导致了恶性循环。而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则需要医务人员重视诊疗质量，而这正是前述的医疗服务费提高的影响结果。打击医药企业的不正当营销行为不如改变滋生这种行为的土壤，即改变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变开大处方盈利为依靠医疗技术的提高来盈利。这才能有望扭转医药企业在医院的不正当营销方式，回归医疗与药品为患者健康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医疗服务费对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综合影响机理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医疗服务费对公立医院公益性影响的综合因果关系图，见图3。

在图3中，两侧的反馈回路分别表示的是医药企业药品质量和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质量所受的影响，中间的五个反馈回路表达的是医疗服务费提高对患者满意度、诊疗质量以及医生的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其中，通过医疗服务费的提高降低医务人员诱导需求的动机从而减少过度医疗提高患者满意度是从物质角度的分析，而通过提高医务人员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从而激发医务人员重视诊疗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进而提升医务人员声誉的过程是从精神激励角度进行的分析。另外对医生工作量和就诊患者数量的影响则反应在负反馈回路中，说明提高医疗服务费对这二者起到了调节的作用，即通过自我调节，能够使得医生工作量和患者数量稳定在某个水平上。

通过图3发现，医疗服务费最直接的作用是降低医务人员对过度医疗的依赖和患者就诊的选择，这将对医务人员积极性、医疗服务质量、患者就诊数量的分流、基层卫生资源的利用率、基层诊疗质量和医药企业药品质量的提高均有着积极意义。首先，要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石作用，引导患者普通病到基层是关键举措。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医疗服务费的提高对患者分流的影响具有延迟作用。因为当前我国综合医院就诊患者普遍很多，患者的就医行为的变化不会在较短时间内受到医疗服务费的影响，具有短期刚性特点，但患者出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虑所做的就医选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会发生变化。另外，当前环境下，医药企业对医生及医院的不正当营销行为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医生的行为选择。医患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医生作为患者的人，对患者有利的选择也必须首先成为对医生有利的选择才能真正成为医生愿意采取的行为。因此，让诊疗质量的提高成为医生主动的追求才是解决大处方的有效途径，这就必须要让医生能够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通过诊疗质量的提高获得应有的收益。而带动患者分流和促使医生追求诊疗质量提高的关键举措就是调整医疗服务费以及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化调节。提高医疗服务费满足了医务人员利用技术获得收益的经济人的需求，进而激发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自我实现需求，使得诊疗质量的提升成为了医生的主动追求，促使医患利益一致化。因此，通过医疗服务费的调节，使得医生、患者、医药企业等众多微观个体的微观行为选择最终将促成“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实现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宏观改革效果。

4 结论及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①医疗服务费关系到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切身利益，对二者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通过医务人员行为的变化又影响到医药企业的营销行为。

②医疗服务费的提高肯定了医务人员医疗技术服务的价值，依靠高的医疗技术获得高的收益是对医务人员的正当物质需求的尊重；而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医务人员积极追求医疗技术和诊疗质量的提高，进而实现职业价值和人生价值，获得精神回报。这不仅提高诊疗质量，还避免了不合理医药费用的支出。

③医疗服务费对患者就诊起到了分流作用，使得普通疾病患者进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这不仅提高了基层医疗资源的利用率，还有助于减轻综合医院的负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同时不盲目追求到大医院就诊也间接节约了医疗费。

④医务人员是医疗系统最基层最核心的力量，通过广大医务人员对诊疗质量的高要求而使医药企业的某些不正当营销手段失去作用，转变为通过药品质量赢得医院和医务人员的青睐。

因此，医疗服务费通过对医务人员、患者及医药企业的行为影响，有助于提高诊疗和药品质量、降低医药费用，并引导患者小病进社区，提高社区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最终有助于医疗公益性的回归。因此，我们要对“调整医疗服务费、打破‘以药补医’格局”的改革坚定信心。

4.2 建议 任何一项改革要获得成效都不是单因素在起作用，虽然医疗服务费的调整对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具有可预期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作用的发挥还必须配合必要的保障措施。如，在改革阵痛期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对基层医疗资源的配置。

①加强宣传引导，保障改革阵痛期的顺利度过。首先需要新医改执行者坚定信心切断药品加成，提高医疗服务费。由于患者的就医行为短期内不会立即改变，同时医务人员对诱导需求和风险预防性检查的行为也不会立即改变，因此，医疗服务费的提高短期内会使得患者的综合医疗费用有所提高。但随着改革作用的逐渐显现，过度医疗减少、诊疗质量提高以及用药合理性加强，加之医疗保障的作用，患者的综合医疗费用将趋于合理。为了顺利度过改革阵痛期，在提高医疗服务费的同时一定要加强辅助措施的执行力度。如，加强宣传，让医患双方都能正确认识其目的和意义，将医疗服务费按合理比例纳入医疗保险等。

②完善医院管理制度，创造医务人员发挥价值的良好环境。医疗服务费是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的体现，因此在医院管理制度上就必须将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与报酬挂钩，回归到依靠自身医疗技术获得高额收益的正确轨道上来。另外，医院及相关部门也必须通过制度对医疗风险责任进行合理界定，成为医务人员坚强的后盾，让医务人员无后顾之忧的去救死扶伤，冲锋陷阵，而不是因为医疗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选择自卫性医疗措施。切莫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成为医务人员明哲保身背离医疗公益性的始作俑者。

③重视对基层资源的配置，引导患者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分流。医疗服务费对患者就诊选择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拉动作用则要靠基层医疗机构的优质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主动选择到基层就诊。否则提高医疗服务费只会成为阻碍普通病患者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门槛，这绝非改革的初衷。而我国医疗资源呈现不合理的倒三角结构，广大的社区医院以及乡村卫生院高质量医疗资源少，诊疗质量低。因此要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服务作用，就必须增加对基层的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入，通过医疗资源在各级医疗机构的合理配置和对患者就诊行为的引导，才能促使我国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形成合理的分工与协作机制。

5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论文从医疗服务费的调整这一角度入手，探究了医疗服务费对医务人员、患者及医药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阐释了医疗服务费对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本论文主要存在两个局限，这需要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第一，医疗卫生系统是一个复杂性大系统，各种因素相互影响，错综复杂，但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论文并未立足于整个医疗系统，然而要发挥医疗服务费调整这一核心改革措施的成效，还必须有更多的保障措施，这就需要从医疗卫生大系统出发进行分析，这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本论文应用系统动力学的因果关系图仅对医疗服务费的影响方向进行了逻辑分析，从定性上阐释了本论文要研究的问题，然而涉及到影响程度则需要进行定量研究，即进一步地应用系统流图和数据仿真进行分析，这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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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功能主义；直译；忠实；信息

一 功能派翻译理论

1 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

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 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 早期直译理论发展

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

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 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

三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 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

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

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出发，将该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实体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达，或是将冗余要素剥离，删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达到一致的效果，奈达对此虽有论述，但他对此的认识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体的中间过程，只表述最终的结果，这虽然是翻译认识上的进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功能派则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原则，以形式上的背离来换取信息按收的真实，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破坏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准确”，其实也正符合了直译理论的目标。

2 “功能”，灵活的直译

功能派所阐述“目的”“功能” 的理论，往往做出读为乱译，理由是功能派理论褫夺了原文的绝对化地位，而只将之视为比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强调译文的“目的”以及目标语的语境，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再创作。但这样做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完整而准确地传递信息，牺牲形式进而保留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传递“真实信息”的翻译，何尝不是“直译”呢？

功能派的翻译活动同样是在源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也并没有背离信息准确性的原则，更不是肆意地自由发挥，仍然是固守翻译的种种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发起人决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为依据的——毕竟“功能”仍是翻译策略之一，与再创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处理的结果，其实无不符合“直译”的标准，因为它真正地做到了广义上的“忠实”，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图，或是意图之一。换言之，完全有理由将功能派的翻译策略视为直译的一种变体。

3 忠实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论中发起人（initiator）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则是另一处争议较大的地方，因为发起人对原文的期待也许并非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那么在发起人预期目标的影响下，翻译未必能够达到“直译”的标准。

而事实上，发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预期对象，他对原文的预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预期功能。而功能派的处理策略，则能够动态地分析种种可能的目的，从中提取更有针对性的某种或某几种目的，进而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读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起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预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地支持着原文原意，自然也无法将之剔除于“忠实”这个看似严格实则弹性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处理应当并且有理由归于广义的“直译”范畴之内。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功能派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虽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形式，但却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忠实，这种做法不但在效果上远远优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策略，而且究其实质，根本就没有摈弃直译理论中的种种理念，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忠实，也是当之无愧的直译。

四 结论

由于突现理论创新的缘故，功能理论在阐释时过多地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误读为背离直译的忠实标准，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译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功能派的这种翻译理论，其实不过是对直译系统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角度还是文本预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论都是在忠实地围绕着源语文本进行更为合理的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观念在形式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而误读的情况才屡屡发生。究其实质，“功能”和直译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否认功能派理论中的直译因素，不但是对功能理论的误解，也是对直译标准乃至整体翻译理论的误解。不同功能类型的文本在与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别，是哲学概念中“量”的差别，是译者根据具体翻译要求加工信息时所作处理的差别，是从属于直译标准这个宏观体系的，而绝非“质”的差别。刻意地将功能派中的直译成分剥离，否认功能理论的直译特征，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只有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语法式的翻译思想的束缚，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标，才能在翻译实践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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