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教育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学校；学生；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F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121-04

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多种法律关系。依法评析这些法律关系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学校与学生间的权利义务，对于平衡教育权力与受教育权力的张力，解决教育法律纠纷，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的学说评析

（一）特别权力关系学说评析

认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主张这种关系有如行政机关与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管理关系，被归入内部行政因而不受法律调整领域。这种关系在法律关系之外，不适用于法律关系的所有原则，不受外部司法的干涉。

“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可以用来说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高校教育权力的运行状况，现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要求主体权利平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应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依法治国要求有权力就应该有救济，当学生的权利被侵害时，应当提供救济途径。随着理论、人权保障和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理论界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了区分。德国行政法学家乌利（Ule）将学生与公立学校之间的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他认为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构成基础关系，如学生身份的取得、丧失及降级等决定，而管理关系中的命令不属于行政行为。基础关系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法院有审查权限，可以提讼。为容易区分，德国联邦将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关系”与“非重要关系”。只要涉及重要关系的事项，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规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而且可以寻求法律救济。因此，高校的“部分特别权力”也应受到法律的审查，以便监督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学说评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学校作为教育事业的单位法人，依照法律、法规授权代表国家或接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进行管理，行使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学校的管理权力，有的认为是行政职权，有的认为是行政公权力。学校行使的这些权力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自由裁量性，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符合行政行为效力的构造和形态，属于行政行为。高等学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力的过程中，可以与学生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立法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对学生全面收费，形成由学生向学校购买教育内容、研究成果和学位证书的特殊市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培养精英的知识共同体和国家职能机关的定位中退出来，迈向‘学生消费者的时代’。”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行政化”后，高校与主管行政机关的关系应重新定位，行使权力的性质应重新认定。教育理念的这些变化为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需要去探讨。

学校与学生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才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在招生阶段，学校与学生间没有隶属关系，学校没有管理学生的权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涵盖从学生入学到毕业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变化过程。行政法律关系说以行政授权理论为基础，该理论本身也难以适应教育管理需要，不能很好地维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三）民事法律关系学说评析

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教育服务产品也由市场进行配置。在配置过程中，教育服务产品具有了商品的可分性和排他性，具有了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市场化公益行为。”这种运行模式通过民事契约这一法律形式来实现。学生入学即意味着与高校建立了双向、自愿的民事契约关系。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授予的权限和招生简章规定的条件招收学生，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校、教育专业、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师；学校按照国家教育标准和招生章程的承诺提供教育服务，学生遵守国家教育法律规定和学校规章制度接受教育服务。在教育过程中，学校与学生形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英、美和日本等国认为是私法契约关系。在私法契约关系中，学生支付学费并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及保持良好的学术表现，学校提供教学并授予其学位。德国将私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确立为一种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其依据是学生进入非公立学校学习是建立在一种民事法律合同的基础上。

民事法律关系有任意性，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发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然而，高校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招生政策、标准和程序。可见，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全是民事法律关系。与公办学校相比，我国民办学校有较大的办学自，但在招生方式、标准、程序和数量上也要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其没有完全的招生自。民办学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也不全是民事法律关系。

二、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学说评析的结论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一些道理，但是都不能完整反映我国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实际情况。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应该围绕教育目标来界定。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教育法律关系。为实现教育目的，国家制定教育法律制度，行使教育权力，为教育法律关系增添了行政色彩。学校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招收录取学生，使教育法律关系具有民事契约性质。法律关系贯串于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不应按照不同的教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法律关系种类。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一个教育行为产生的多种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关系，表述为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产生于教育过程当中，具有连带性和统一性。一个教育行为涉及多个法律范畴，连带产生多个法律关系；多个法律关系紧密联系，统一为教育理想目标服务。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不是多种法律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契约法律关系紧密联系形成的统一整体，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教育是缔结法律关系的目标，行政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方法，契约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在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中，教育法律关系是主要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是从属关系，是保障和服务教育法律关系的关系。教育法律关系居于支配地位，没有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不复存在；没有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只是教育运行会受到些阻碍。在学校与学生缔结的多种法律关系中，教育法律关系始终是第一位的关系，其次是行政法律关系，再次是契约法律关系。

三、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

（一）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教育关系分析

学校与学生间形成教育法律关系是由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高等教育“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于一身，培养学生的过程是一种主动的过程。”高等教育的实质是遵循教育规律实施教学。高等教育具有公益性，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权，以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和整体受教育水平为出发点。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必须符合教育规律。学校的教育秩序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而形成的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决定了学校与学生之间首先形成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是教育法律规范在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学校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学校享有教育权力，学生享有受教育权利，权力和权利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教育理想目标服务。因教育的本质和特征决定，教育法律关系的设定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体现教育的综合性特点，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遵循教育需要设定权利义务，在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学校在实现教育目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学生有容忍的义务，但学校权力不应侵犯学生的私人权利。遵循教育需要设定教育方法、运用教育手段，实现教育利益最大化。教育理念、教育性质、教育程度等对教育方法和手段有影响，但教育方法和手段主要应服从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教育目标服务。教育是学校一切行为的轴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始终以教育为中心而展开。

（二）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行政关系分析

公立学校为“公营造物”，私立学校的设立也要国家批准，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并在学校行使权力，这些都为教育粘染上了行政色彩。法国人让・里韦罗说：“行政及是政府当局，有时是私法机构，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必要时运用公权力的特权来活动。”行政代表着权力，原本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达到国家设定的管理目标的活动。根据行政权力的强弱，将行政行为分为强行政行为和弱行政行为，强行政行为命令性和强制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弱行政行为妥协性和自愿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学校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行政行为是弱行政行为，其行使的是教育学生的行为，不是管理学生的行为，虽在教育过程当中对学生也有管理行为，但也只是为教育的需要，并为教育内容所包涵，因此，学校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在教育过程当中，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不是完全的被管理对象，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学生一直称自已就读的学校为“母校”，学生没有把自己置于管理相对人的地位。学校的行政行为实现的目标是教育目标，不是社会管理目标，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带有行政性的法律关系。行政是为教育服务的，是为教育提供组织实施的方法，其应尊重教育规律，适应教育发展需要。现阶段中国的教育法有行政法律属性，随着国家、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如行政组织实施方法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教育发展时，教育就要“去行政化”，如此，学校与学生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将会被弱化。虽然从实定法的视角看，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但从应然和发展的视角看，学校回归为教育主体更为合适，也就是说，与教育法律关系相比，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处于从属性地位。

（三）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契约关系分析

运用国家权力推行教育基本义务，满足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虽不是一般私法行为，但也应遵循教育规律，避免国家权力的过分侵入，弱化教育行政行为的单向性、命令性和强制性，强化教育行政主体与受教育者的沟通与合作。为实现教育目的，学校提供教育服务，学生接受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双方之间形成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学校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概括性的教育决定权，但基本上都是在学生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为追求教育目的依合意成立的契约关系。契约以平等、自愿为原则，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就契约的内容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契约是缔结教育法律关系的手段和桥梁。因此，契约法律关系从属于教育法律关系，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为教育法律关系的缔结和运作服务的。缔结契约法律关系必须适合教育的需要，不应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损害教育目的。契约关系始终应以教育关系为中心，为教育关系服务。脱离教育关系谈契约关系，会导致教育领域的乱收费、权力寻租、学校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和学校功能变异等严重问题，损害国民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侵害教育的平等权利，影响社会的公正，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不利培养合格建设人才，不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1]哈特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德]平纳特.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6-87.

[3]陈新民.行政法总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0：134.

篇2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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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

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

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二)大学生权利的民事诉讼救济。如上所述，大学生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公立学校侵犯时，大多是由于双方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教育行政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双方属于平权型关系时大学生权利受到与他相平等的学校一方主体侵犯的情形。此时，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该类案件主要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纠纷、接受委培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教育机构)与委托委培单位或个人之间的教育纠纷、公民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纠纷。比如，在委培法律关系中，双方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等价有偿为特点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如果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违反契约方式侵害约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教育法》第8l条规定，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中除了校生之间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以违约责任方式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外。对学校以外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侵害大学生权利的，也应通过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方式矫正、恢复、补救被侵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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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纠纷依法办学法律关系学校法律纠纷是指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教师、学生及社会其他主体等行为主体由于违反教育法律规范而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相对人认为其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产生的各种法律纠纷。学校办学在此主要指学校内部办学，即学校内部的管理或运转。在现代中国，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法律的完善，民众对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也越来越认同，学校的法律纠纷呈现一种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将学校诉诸法院的案例已经越来越普遍。学校自古以来就是被认为教书育人的神圣之地，但是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多的法律纠纷，如何来看待这些纠纷背后的教育中各个主体的法律关系，怎样防止以后类似的纠纷，努力营造学校优秀的教学环境，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近年来我国学校法律纠纷的现状

近年来学校的各种法律纠纷，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涉及的法律也十分繁杂。根据学校法律纠纷的权利主体，可以将学校的法律纠纷划分成以下三种。

一是学生的权利被侵犯造成法律纠纷。在教育中，作为主体的数量众多的学生是权利被侵犯的主要对象，这种类型的法律纠纷在总的学校法律纠纷中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重。二是教师的权利被侵害造成法律纠纷。学校运行中，教师常常也作为弱势的一方，其权利也是经常被侵犯。三是学校的办学自利问题造成的法律纠纷。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与相关的单位发生的法律纠纷，办学自问题就是与上级分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部门发生的纠纷等。

二、学校法律纠纷的原因探讨

1.办学理念的落后以及传统思想下的领导治校

在现代社会，随着法制理念的普及，人类进入到了一个权力和义务的时代，人们开始重视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又被制定成法律予以保护。随着社会对教育培养人才的进一步重视，法律开始全面介入教育领域，而人民的受教育权也急需要法律的保护。近年来我国制定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都是为了规范教育中的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离开法律。现在我国的办学思维模式还是一种管理学层面的或者是一种按照教育政策来办学的理念，与现代的依法治校理念还有一定差距，正是这种治校理念问题为如今的学校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教育是社会的一个系统组成部分，有其特殊性和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应用。当我们没有依法治校的理念时，学校领导很容易按照个人喜好来制定许多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甚至有些学校的规章制度直接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例如，随意地开除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规定取得学位必须要过英语四级，考试作弊就取消学位授予等。教育部多次重申不得将学位与四六级挂钩，但是很多高校打着办学自的旗号，公然无视教育部的规定，如此种种，都是因为缺乏办学治校的法律理念。所以，这种行为就更容易造成法律纠纷。

2.市场经济下学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教育从最早的私人办学到近代的国家承担起教育的义务，直至在如今市场经济下办学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更多的私立学校出现，使得教育中的法律纠纷愈发多见和复杂。由于私立学校的法律地位和公办学校不同，有更大的办学自，关于私立学校的招生、培养和收费等，都会引发争议。如几年前各种高考复习班，号称可以保证孩子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甚至可以签合约保证，当家长交了高昂的费用之后，学生并没有考上大学，但事后学校直接关门，造成家长们维权无门。如此种种，可以说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显然使得法律调节学校法律纠纷更加棘手，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多元化的办学，更不能一刀切，因为未来社会发展，教育肯定是走向更加多元化的办学。这就更需要国家制定更加详细和有针对性的法律，对于这些处在特殊地位的学校进行法律的规范。

3.教育活动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不明确以及缺乏问责机制

我国的学校管理方式经常是很多部门对学校运行都有管理的权利，但当学校出了事情却又找不出一个能负责的部门。这种只规定权利，却无视对各个主体义务的规定也是亟待改进的。在教育学生中，政府、学校及家长三者对学生负有怎样不同的法律责任？学生在学习期间受到伤害，经常由于三者界定不清，互相推诿，使得保护学生往往成为纸上谈兵。国家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条例，但是很多纠纷却找不到负责任的一方。教育涉及的主体比较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正是因为对这三者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得不够明确，使得在学生出了问题之后，找不到该被问责的人员。国家要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可是学校却有劝退学生的惩罚权利，还有近来有些家长希望能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父母的家庭教育是否可以当做九年义务教育，也是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这样的情况下，义务教育的实施更需要法律的规范。否则很容易三方都没有尽到义务，从而使得学生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护。

4.教育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与各地规定的差异

虽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教育法律的修改与完善，相继出台了多部法律来规范教育中的关系。但是依然缺乏对教育更加细致有效的法律，这点特别是到了市场经济下的教育中，体现更加明显。缺乏与现行法律相配套的下位法律，比如说《学位授予法》、《学校筹备资金法》，比如说各个学校收取择校费、如何收取、收取多少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法律规定的。所以制定相应的学校办学法律来调整和规范教育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教育因为涉及到不同的地方因素，难以统一管理。近代以来，将教育权逐渐下放到地方，也加大了教育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难度。因为我国地广人多，各地的经济、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直接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各地教育政策有很大差别。再加上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巨大差距，如此一来，也很难从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来保障和规范各地的教育。就是制定了统一的教育法律，在各地实施中也会面临多种多样的困难。

三、学校法律纠纷解决的对策及途径

1.明确教育活动中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关系

在我国一直以来对学校的地位有很大的争议，学校能否成为一个法人，学校如何履行自己的法人地位，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在教育上又该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作为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主体，又该怎样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等。这样权利和义务都要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表述，这样才能减少以后的教育法律纠纷。教育法律关系是以法律为前提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教育法律关系是法律调整教育关系而出现的一种状态，凡是纳入了法律调整的教育关系都是教育法律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关系都有法律调整，只有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的教育关系，国家才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规范，以确保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维持教育秩序的稳定，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

2.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水平和加强对学校行政权力的监督

虽然学校纠纷问题主要是法律问题，但是法律与道德联系密切，许多法律规范来源于道德规范，道德“底线”要求常常会转化为法律规范来加强其对人们行为调节的强制力。紧紧依靠法律不能完全调节学校内部的关系，更多地是要唤醒教育工作者的道德良知，让他们用高尚的道德做出表率，来感染学生，进而在校园内部建成一个人人讲道德、有追求的和谐的求知氛围。关于教师的管理和规范，关于如何保护学生，如何对教师这一职业进行更加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十分有必要借鉴国外的一些成熟的法律模式。当前各学校必须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各地区选拔聘任教师时，首先对其道德予以考察，如有不适合作为教师的，一定要谨慎聘任。入职以后，也要加强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树立全校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倡导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爱护和关怀。要与时俱进，在教育工作者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应该尊师重教，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困难，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制度保障方面，建立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性制度、政策性制度，完善师德建设的五大机制，即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淘汰机制、评价机制、运行机制。

3.完善教育法律体系，促进教育法制建设现代化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定更加细致和科学的教育法律，比如说像学校处罚学生的法律、学位授予法律，甚至可以制定招生的法律、学费收缴法律等。当前学校里面很多法律纠纷就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进行校园运行的规定，如当前很多农村开始撤并中小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权，这些都是需要法律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而且要有相应的监督处罚机制，切不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二是修改违反上位法的一些地方上的法律条例。很多地方上的法律条例公然侵犯了宪法规定的人们具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教育选择权等。很多地方法律的错误和狭隘也需要我们纠正和整理规范。做到下位法不违反上位法，上位法不违反宪法。一定要将学校里面的所有违反法律的规章制度予以废除，还有很多法律和规章制度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纠纷，一定要以保护弱者的视角出发，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公平正义。只有将法律自身的问题解决了，法律才可以更好地调整学校的法律关系，也只有法律合法，人们才会更加认同和遵守法律，才会更容易地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校。

三是要提高法律的权威性、效果性。让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将法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也让所有的受害一方相信法律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依靠法律来伸张正义。总之，找出教育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实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构建出能够规范办学行为、保障教育发展的可依、可信、可行的、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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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谭细龙.论我国教育法制建设中的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2008.

[2] 李晓燕，陈蔚.学校办学法律纠纷现状、成因与对策探讨.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2008.

[3] 周光礼.大众化条件下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构.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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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篇6

一、问题的缘起――教师心罚学生导致的悲剧

案例一：记得3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那是我们初中同学毕业7年后的相聚。看着昔日的学生都长大了，在场的班主任十分高兴也很激动。他脸上一直洋溢着满意的笑，虽然我们不是什么桃李，但是显然他是很知足的。席间，大家都在聊各自的境况，梅军（化名）站了起来，举起了自己的酒杯，向班主任敬酒，同时也问了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很惊讶的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曾经让所有同学都不要和我玩吗?

班主任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让大家都别和他玩，梅军因为这句话，很久都没有走出心理的阴影。班主任呆了，但是还是立刻举起了酒杯，向梅军道歉。

我想，谁也不会料到：班主任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却成了一根刺长在了学生的心里，而且再也拔不出来了。对于班主任呢?我想这也成了他个人专业成长的硬伤。

案例二：这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一节自习课，我有事晚去了一会儿，匆匆走进教室时，发现几个同学在搞小动作，其中窦光涛乱得最厉害。年轻气盛的我大为光火，把他狠批了一顿，最后余怒未消，说：“你别叫窦光涛了，干脆叫‘窦光乱’吧。”有的学生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的脸涨得通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快淡忘了这件事。升入初三后，由于班级的调整，我也不再教这个学生了。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天飘着蒙蒙细雨。我偶然走过男生宿舍，里面闹哄哄的――这样的天气，学生照例要疯一阵的，突然，一个学生怪腔怪调地喊“窦光乱，窦光乱……”接着是一阵哄笑。我立时怔住了，如电光石火般，半年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我泥塑雕石般在宿舍前站了许久，雨水打湿了衣服也浑然不觉。没有想到，自己气头上的一句话，竟给学生造成了如此长久，也许是终身的伤害。好几次，我想推开那扇门，给窦光涛道个歉。（这时我才无比深切地感觉到，“窦光涛”，这原本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呀！）但我没有这份勇气。

尽管两个案例中教师教育管理学生的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属于教师心罚学生，影响了学生的一生。体罚伤肌肤，心罚伤心灵，心罚对一个学生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一击，而且终身难以愈合。因此，如果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心罚学生的违法性和后果的严重性，必然会导致两个案例中悲剧的重演。

二、教师心罚学生的含义及方式

教师心罚学生是指教师通过对学生心灵的打击与摧残而实施的一种违法教育管理学生的行为。与体罚不同，心罚的对象是学生的心灵，是一种精神损害，具有隐蔽性，而且危害性更大，使遭受心罚的学生，欢乐被践踏，自尊被摧毁，自信被打碎，智慧被扼杀，人格被扭曲。教师心罚学生事件中绝大多数是无意的，少数是故意实施的违法教育管理行为。绝大多数被心罚的学生是违纪生和学习成绩落后生。

教师心罚学生可能在众多学生面前或者单独对学生进行，其关键是心罚学生的内容已被学生们或被心罚的学生知道，从而使被心罚学生的人格、名誉受到损害。教师心罚学生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行为心罚，即教师对被心罚的学生施以一定的行为而使其人格、名誉受到损害，如冷落、孤立等；二是言辞心罚，即教师对被心罚的学生以一定的语言方式对其人格、名誉进行损害，如讽刺、挖苦、嘲笑、奚落、呵斥、揭短等；三是漫画心罚，即教师对被心罚的学生以漫画，大、小字报等图文形式对其人格、名誉进行损害。教师心罚学生采用的绝大多数方式是言辞心罚。

三、教师心罚学生的法律原因

心罚既伤害了学生，又伤害了教师。如果教师知道因为自己一句话的违法教育行为，而让学生的心灵背负沉重的伤痛，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人生轨迹，他的内心也是不安的。山东省禹城市伦镇中学孙海忠老师在《我教育生涯中的败笔》一文中曾写到：“十年过去了，我始终背负着这个‘十字架’。现在我已不知道这个学生的去向。光涛，你还记得我这个不称职的老师吗?……反省是痛苦的，审视自己的败笔是令人沮丧的。我想通过加强理论修养来弥补，但我很快发现，随着对教育认识的加深，原先的混沌变得澄澈，败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正如无知者方能无畏，只有无知才会没有败笔。但我已不可能回到原点……路在何方?一度我竟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可见，教师心罚学生伤害双方。那么，为什么教师心罚学生行为屡屡发生呢？教师心罚学生行为产生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1.缺乏法律意识

受传统师生观影响，教师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处于服从地位，教师的权威不能挑战，当学生违纪或没有达到教师的期望时，教师往往会采用错误甚至违法的教育管理方式――通过心罚来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或者达到自己认为的所谓的“激励效果”。通过教育普法，教师认识到体罚学生是违法行为，但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学生心灵的伤害也是违法行为。尤其是至今几乎没有教师因心罚学生而承担法律责任，教师往往不会从法律角度思考自己对学生的心罚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而也不会担心因心罚学生而承担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的缺乏或淡漠增加了教师心罚学生行为产生的机会。

2.不能依法履行管理学生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要履行“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和“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等义务。教师代表学校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任务，当学生违纪或出现其他问题时，教师有义务教育和管理学生，但教师教育和管理学生时，常常采用违法方式――心罚来教育和管理学生，而不是在依法履行义务及尊重和保护学生权利的前提下教育和管理学生。

3.没有正确认识师生间的法律地位

教师心罚学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师生间的法律地位。从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看，一方面，二者之间是管理关系。这基于学校的宗旨和任务，学校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必须享有一定的学生管理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规定学校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和对学生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等权利。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是平等的关系。尽管学校对学生具有管理权，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必须在尊重学生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学生除了享有一般公民具有的人格尊严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外，《教育法》还专门规定学生具有“参加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出诉讼”等特殊权利。法律规定了学生所享有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和学生所具有的特殊权利，充分体现了学生与学校和教师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但是长期以来，学校和教师对学生权利观念较为淡薄，对学生的权利尊重和保护不够，同时，学生本人也缺乏相应的权利意识，既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权利，因此，导致教师认为师生地位具有不对等性。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来看，依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法律关系的类型可以分为隶属型法律关系和平权型法律关系，前者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地位不对等，是领导和服从关系；后者一般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地位平等。学校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教师代表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因此，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平权型的法律关系，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因此，无论从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还是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类型来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教师不能从法律角度认识到师生地位的平等性，导致其常常违法教育和管理学生。

四、教师心罚学生的法律责任

当法律主体违法作为，侵犯了相应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时，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英国法学家韦德曾精辟地指出，权利依赖救济。如果说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保障人的权利，那么救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救济在法律上的意义在于救济由于规范的破坏而造成的权益损害，它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得以体现的制度保证。

法律在规定学生享有一般公民权和特殊权利及相应义务人学校和教师有义务尊重和保障学生权利的同时，必须有另外一种保证制度，从而使学生权利受到侵犯时，也能一如既往地保证学生享有相应的权利。我国法律虽没有具体规定教师心罚学生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但学校和教师的违法作为就是使法律规范受到破坏，就是违法行为，可以参照我国有关法律来追究教师的法律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37条第3款规定：“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但是，构成这一违法行为的前提是影响恶劣的，即后果特别严重，在社会上和学生中产生恶劣影响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依据《刑法》追究教师刑事法律责任如侮辱罪，给学生造成损害的，还可依据《民法》，追究教师民事法律责任，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参考文献

[1] 张宏.心罚学生探析.现代商贸工业，2010（1）.

[2] 孙海忠.我教育生涯中的败笔.基础教育，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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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管理机制；法律关系

当前，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1000多所，占全国高校一半多，高职在校生将近800万，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一半多，俗称"半壁江山"。高职院校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新模式，开拓与创新空间大，深受一线和基层的欢迎。然而，随着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作为高考录取中被排在最后一个批次录取的学生，他们高考分数较低，基础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上进心不强，生活散漫，不服从学校管理等等。加上现行学生管理理念和手段的落后日益凸显，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出现，学生诉校案的频现报端，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管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自从1998年我国出现了首例高校学生状告母校的行政诉讼案以来，学生状告母校的事件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和谐处理以及及时解决法律纠纷问题，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能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校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关系到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能否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一 高职院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明确高职院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有效预防高职院校与学生产生纠纷的前提，对于指导现实的学校管理和司法实践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行政法律关系。

高职院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指高职院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形成的法律关系。

我国的教育法和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赋予学校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高职院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职院校在学籍管理、学位的授予等方面和学生之间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当学生的这类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允许学生提起行政诉公，请求司法救济，学校不能阻碍其实现。

2.民事法律关系。

高职院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即高职院校作为事业法人、学生作为自然人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基于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高职院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责任，而学生也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所以高职院校对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学生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学生与学校发生的如缴费、提供教学、包括住宿和饮食在内的后勤服务以及对学生的人身、财产所给予的安全保障则明显地构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当学校侵犯了学生的民事权利时，学生完全有权直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

二 高职院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原因分析

高职院校与学生产生法律纠纷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

1.高职院校学生的维权意识和法律观念不断增强。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渐次深入，法治理念的渐入人心，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

高职院校的学生已是成年公民，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受教育对象的大学生，已由不清楚自己应享有哪些权益，或者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转变为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十分关注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学生维权意识的高涨，导致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日益增多。

2.高职院校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高职院校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直接影响到高职院校管理的效率，导致高职院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产生。

（1）高职院校的管理理念没有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俱进。

高职院校作为拥有一定自的事业法人，传统的管理理念就是服从，要求教师服从于学校、学生服从于教师，高职院校的这种落后管理理念没有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俱进。在传统落后的理念支配之下，高职院校往往将学生当成受管理并服从学校的客体而非平等的自然人，不够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

这样，高职院校在制定学生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时，都以学校和学校的管理者为主体，而学生在学校管理中却处于服从于被动的地位，这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引起高职院校与学生的法律纠纷。

（2）不适当地扩大学校规章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具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即高校具有办学自，有权制定自己的内部规则。

高职院校在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时，往往从其管理的需要和目的出发，只重视它的秩序性和效率性，而对其程序性、公正性及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所忽视，有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与现有的国家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相抵触，有些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但又属于授权范围的权力的行使，这时高职院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就必须把握自由裁量的适度性，如果制订了不恰当的规章制度，势必导致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

（3）高职院校管理程序不正当。

正当程序是一条重要的法治观念与宪法原则，注重程序公正日益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取向。高职院校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是对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均等"就难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

在我国高校的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其中涉及到违纪处理的相关程序方面内容很少，因此，高职院校在处罚违纪学生时，由于缺乏正当的程序及应有的保证制约机制而出现脱节的现象，这也是导致高职院校与学生产生法律纠纷的缘由之一。

3.高职院校的自缺乏社会监督。

孟德斯鸠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高职院校依法享有管理学校内部事务的自，因此出现了高职院校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外部人无从监督的现象。这是导致学生诉讼高校的外部原因。

4.高校学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没有形成完整、统一、有序的体系。当前，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就大学生管理对不同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做出了普遍性的要求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再也没有针对普通高等学校以外的其他高等教育主体的更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即便有也只是参照普通高校的规定做出一般性的要求，属于宣言性立法，条文过于原则，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较少，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欠明确，三者各自的权利、责任尤其是学生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还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现象，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健全，各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又无统一要求，实践中出现各种于法无矩的现象在所难免了。

5.从学生的权益层面上看。

从实践上看，高校学生管理中常发生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侵犯学生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人格权公正评价权和婚育权等权益的现象。

（1）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生命健康权的法律问题。教育部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是目前处理这类事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此办法中所列举的学生人身安全伤害的情形主要有：①因学校的管理行为所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这类事故一般多发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宿舍中：②学生之间所造成的伤害事故，例如打架、斗殴所发生的伤害：③非学校主体基于学校场所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如校内食品经营者出售不合格食品对学生所造成的伤害；④意外、偶发性事件.包括了自然灾害以及学生自杀、自伤等等。近年来，学校在教学工作、食物卫生、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以及由此引出的诉讼等经常出现，学校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2）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受教育权权的法律问题。近几年，不少高校在教学管理、学籍处理、学历和学位授予等方面发生了一些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问题，如为了加强学风建设，有些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高校规定，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自动停学一年处罚；有些学校的规定则更为严厉，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还有不少学校在诸如谈恋爱、疾病等问题上也是制定十分严厉的处罚措施。如2002年重庆某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2004年成都某高校大学生因在教室"卿卿我我"被开除等案件，学生都将自己的母校推上法庭。从这些案例中，涉案学生毫无疑问地指责学校侵犯了其受教育权。

三 解决高职院校与学生法律纠纷问题的对策

不断发生的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法律纠纷案件已经使学校受到了影响，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解决好高职院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十分重要。

1.加强对高职院校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

"依法治国"包括了依法治校的内容，依法治校，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

在高职院校的管理过程中，树立尊重学生权利、保障学生权利、依法管理的法治观念，首先应在法律明确授权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其次在法律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高职院校仍应从尊重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出发，自觉的履行保护学生权益的义务，并应创造条件来保障和促进学生权利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有利于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培育。

2.完善高职院校的管理机制。

为了实现高职院校的有效管理，创建和谐校园，高职院校必须树立法律纠纷防范意识，不断完善高职院校的管理机制。

（1）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是新时期高职院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人为本"应用到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是教育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职院校和学生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高职院校如果侵犯了学生的民事权利，如学生的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财产权等，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此外高职院校还具有行政管理权，行政管理权的行使，其目的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不仅要维护学生群体的整体利益，而且还要维护被处理学生的基本权利。

（2）尽快厘清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规章制度。

高职院校应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并依据自身的办学层次、类型与特点，认真制定并不断完善学校的规章和各项管理制度，这是学校实施自主管理、依法治校的基础。高职院校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范围不可逾越高职院校自主办学的范围，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否则，高职院校依其规章所做出的管理决定会导致法律纠纷的发生及承担败诉的责任。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只有从高职院校学生的实际出发，实现学生管理的法制化，才能有效避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出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培养出高水平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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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利益主体的法律关系

1.1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出现了质的改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校拥有着尤其有限的自主权，任命制下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该时期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对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管制呈逐渐放宽的趋势。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应逐步实行聘任制，且学校与教师应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聘任工作。此项法规体现了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聘任制下是教育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指出当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由于聘任的相关事宜产生纠纷或矛盾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从该视角看这种聘任与被聘任的关系亦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1.2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2.1特别权力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别权力关系”是依据大陆法系公法学说进行定义的。我国《高等教育法》中有规定明确指出高校是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其依法享有特定职能范围内的特别权力。而这种特别权力包括自定规章、自主判断以及自主管理。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公法关系无论是强制形成的，还是由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权力主体拥有着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则有服从的义务。这种管理与服从关系，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法律对该关系不进行调整和救济。

1.2.2平权型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亦称民事法律关系，在高校与学生之间也w现着该关系。高校与学生在此法律关系均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双方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强制与被强制的现象，双方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在此关系下学校失去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拥有的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服从的义务，例如学校因住宿费及教材费的收取等事项而与学生之间构成的法律关系。

1.3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3.1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教师法》明确了教师和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无疑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师法》中有明确规定了教师的职业性质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规定指出对于学生，教师担负着教育教学的职责和具有进行教育的义务。故教师的法定职责是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

1.3.2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管理必不可少，科学的管理是教学活动不条不紊进行的保障，只有教学秩序正常才有可能实现教学的目的，保证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的标准。如《教师法》中指出教师有责任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指导，并且对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进行评定。可见教师对学生的管理亦是教师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1.3.3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担负着教书育人和科学管理学生的职责，同时还必须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保护学生免受侵害。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又一法律关系，即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教育法》中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及学校应依法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教师法》第八条也指出教师有制止损害学生合法权益和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行为的义务。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法律职责和义务。

1.3.4 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教”和“师”的身份，“尊师重教”是我国历来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代表教师具有高人一等的姿态，相反，教师应该放下不该有的架子，明确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承担起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法律义务。无论是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管理与保护，都是基于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教师法》第八条第四款作了明确阐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既是法律对教师义务的规定，更是师德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下的师生亦师亦友，能够让师生之间敞开心扉去沟通和交流，为教学活动营造一种良好的教与学的氛围，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明确法律关系的必要性

模糊或者淡化法律关系直接导致法律关系中的三大利益主体高校、教师和学生难以认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忽视了各自所充当的角色和角色应当发挥的作用，进而引发教育教学活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切实存在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超负荷，高校学生就业难，教风日下，学风不正等问题。因此三大利益主体明确法律关系迫在眉睫。

2.1厘清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高校与教师之间既存在聘任与被聘任的横向法律关系，也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学校占主导地位，教师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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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校；学生权利；行政管理权

所谓权利．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能力或资格”。它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做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在高校管理中．存在两种权利：一是学生所享有的权利，二是高校所享有的行政管理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高校学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而高校行政诉讼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高校中学生权利与高校行政管理权的界定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划分已成当务之急。

一、高校学生享有非常广泛的法定权利

从权利的内容来划分．高校的权利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都具有公民的身份，就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人格权、健康权、言论权、出版权、结社权、请求公正处理权、知情权、隐私权、名誉权、受教育权等。其次，在教育过程中，高校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享有其特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另外，作为高等学校中高层次的受教育者，他的权利较之其他阶段的受教育者具有更广泛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可以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影响学业任务的完成，高等学校应当对学生的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并进行引导和管理。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

此外，根据权利的主张要素，权利主体不仅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权利相对方为其权利的行使提供一定的条件。并有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申请救济的要求权。具体讲，作为受教育者可以要求学校、教师中止影响其学习的一切行为，并有获得补偿与救济权利等。

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有权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这项权利可简称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或“申请法律救济的权利”，它是公民申诉权和诉讼叔在学生身上的具体体现。诉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学生享有的诉讼权利可分以下几种情况：(1)学生对学校或教师侵犯其受教育权可以提起申诉或诉讼，如学校或教师对学习差、品格有缺陷的学生迫使其退学或转学的行为；(2)学生对学校侵犯其合法财产权可以提起诉讼；(3)学生对学校侵犯其人身权利可以提起诉讼，例如学生对学校在校园管理过程中处理不当而侵害了其名誉权；(4)学生对教师侵犯其合法财产权利可以提起诉讼；)学生对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利的可以提起诉讼；(6)学生对学校或教师侵犯其知识产权可以提起诉讼。除诉讼权外，学生还享有申诉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学生申诉的范围有以下几种：(1)学生对学校作出的各种违纪处分不服．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纪律处分及其他处分；(2)学校或教师侵犯学生人身权；(3)学校或教师侵犯学生财产权；(4)学校或教师侵犯了学生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权．对学生进行不公正评价，以及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等行为；另外．对以上未列及的有关学生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的其他行为，学生均可提出申诉。

二、高校享有极大的行政自主管理权

《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所谓高校法人是指依法设立的，以培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为目的，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和办学自主权限的社会组织。高校法人作为教育法人的一种类型，其权利与义务除由有关教育法律法规予以规定外，它还具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即“自主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指高等学校依法自行决定办学的事务而不受任何单位、个人非法干预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高等学校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高校法人的前提。我国《教育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享有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其他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也有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学校自主管理权是高等学校依据教育法的规定而享有的法定权利，实质上属于国家教育权的一部分．在性质上是一种公权力，不同于高等学校参与民事活动时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虽然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这里的权利有些却具有权力(行政权)的性质．例如．《教育法》第三项的招生权、第四项的学籍管理和处分权(主要指其中的开除学籍权)、第五项的授予学业证书(包括毕业证和学位证)权等即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是普通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所不能行使的公共权力。虽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不具有行政机关资格，但法律赋予它们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可以认为是法律授权的组织，可视为行政主体。这一点不仅被教育法学理论所支持，而且已有司法判决予以认可。

而纵观海外各国，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其性质也已相当明确：如法国，明确将公立学校视为行政机关；德国也规定学校既是公共机构，同时也是国家机构。作为一种公权力，高等学校自主权与政府的公权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联系在于两者皆是站在优越于相对方的地位，拥有运用强制力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权力。区别在于一旦法律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权，那么这些权力就与政府的公权力产生了分离，只要高等学校合法正当地行使，便不再受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政府只能在法定的范围内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监督。

值得强调的是，对学校而言，国家赋予的这一专项权力．既是国家授予的权利，又是国家交予的任务。因此，学校在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的形势下，在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法律和国家主管机关规定的条件与程序，不得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滥用这种权利，也不得自行放弃和转让。

三、二者之间的关系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又是管理与悲观里的关系．这样就必然设计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必然会构成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一般权利义务关系

在行政权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关系首先表示为一对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权利的实现都以对方义务的履行为前提。无论是高校或是高校大学生都有法定义务去维护对方的正当权利。

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了受教育者要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条也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同时。《教育法》第二十九条就规定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其中就包括了：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尊重学生的受教育权。包括学籍权、学历学位证书权、上课权等；并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这样，高校与学生双方都应该在对对方义务的履行中达到一种权利的实质平衡。作为学生应该履行法定的义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接受学校和教师的教育和管理；作为学生权利相对方的高校，则不能因为行使管理权而侵害学生的法定权利，而是应该在管理过程中培养民主、平等的氛围，视学生为一个有独立地位、有主体意识和需要的个体，尊重和维护他们的权利。

2．特殊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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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权利意识；维权行为；平衡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来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是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权利的享有和维护是每个人应有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保障。大学生维权行为在大学校园内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尤其近儿年来随着大学生权利意识的提高，大学生的维权行为发展迅速，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大学生维权行为包括大学生作为敦育法律关系外的一方与其他法律主体发生的维权行为和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中的一方与学校、教师、学生之间发生的维权行为。一定的权利总是与一定的义务相联系的，因为权利的实现有粕于义务的履行。因此，从这点上说大学生们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同时，也要“认真地对待权力”，维护国家赋予学校管理的权力，这是学生应履行的义务，需要“为权利而尽责”，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一、权利与权力、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

英文中“权利”一词为right，是一种价值体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瞎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对某种行为的可和保障，强调的是权利与法律的不可分割性。权利总是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权利的实现有桢丁义务的履行，当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权利即无法实现。所以当权利受到侵犯时，权利人有权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甚至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义务表现为必须付出某行为或抑制某行为。权利可以放弃，而义务必须履行，义务强调的是约束力。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正如马充思所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权力”在英文中为“power”，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依法确认和改变人际芙_系或处理他人财产或自身的能力。权力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权力以合法性为前提。也就是说，权力要有合法的来源，并且仅力先例的程序和实体内容也都要符合法律。第二，权力的设定和行使以社会公益为标，不得以权力设定者和行使者的私利为同标。第三，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第四，权力不可放弃。这是权力与权利的丰要区别之一。

权利意识是权利主体依照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能依法受到相应补偿，或对侵权人予以制裁。法律意识的提高是权利意识增强的前提，权利意的增强又会促进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高校学生合法权利与学校管理权力：“平衡”中见“制衡”

根据教育法律法规授权，高校是只柏’行政主体资格组织，行使着特定的行政权力或管理权力。由此高校与学生形成管理与被管柙的关系，属行政法律关系。学生，作为公民，是不可能游离于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外的，大学也不可能是学生远离国家法规的保护地和规避所。因此．高校学生仍是围家法规授予权利的享有者，应履行义务的责任。由此，高校与学生又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可见，其_{|既有“隶属型”的法律关系，义有“平权”的法律关系。因此，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既是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

我围高等教育法中第53条以及高等学校校同秩序管理的若干规定第4条中自。确的保扩学生合法权益的宣示条款。大学牛作为公民除了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外，还享有《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权利，如姓名权、生命健康仪、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与此相对应，高校管理杈。界定为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基于特定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的，考虑到学校的特定情景，为维护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优化学生学习生活环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实施具体的教育管理行为的权力。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学生权利与学校权力的冲突和碰撞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学生与学校的法律纠纷也频繁见诸报端。比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女大学生怀孕被退学”案，梁小永诉贵州大学案等等。谭晓玉教授把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高校在管理处分活动中行使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纠纷，一类是高校在学术管理活动中行使的学术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纠纷。这些都是管理行为切换到法治视角而浮出水面的问题。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与权利的平衡问题。我国立法观念是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影响的。根据这种理论，学生与学校之间存在的特别权利关系特征表现在五个方面：1．当事人地位不平等；2．义务不确定，属权利服从关系；3．有特别规则约束被管理方；4．有惩戒罚：5．不得诉讼。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之一便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目前西方国家大多通过立法或判例学生的行为导向对学生权益的认可和保护上。在我国的立法层和教育管理层也应对这一观念加以扬弃，以寻求学生权利和学校权力的平衡。

为了寻求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1．提高大学生的权利意识；2．防止学校管理权力的扩张；3．强化权利救济观念。

三、提高大学生的权利意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其权利意识的强弱，法律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和影响着我国高校依法治教的进程。

1．大学生权利意识现状

根据有关学者对广东省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调查结果显示：

(1)大学生具备基本的法律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基本上能做到知法守法，权利意识发展，权利概念模糊。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日益发展，但在认知权利及其内容上非常模糊，欠缺对法律知识的储备和理解，从而导致各种错误的维权行为。

(2)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维权意识，希望法律能够实现社会正义，但维权的手段比较消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受客观现实的影响较大，这束缚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实际行动。维权方式多样，但维权力量薄弱。“侵犯权利”的事件对侵权各方来说都是大事情，而相对于社会、学校、教师而言，学生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大学生力量薄弱显而易见。

2．提高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增强其维权观念

随着依法治教和高校管理法治化的进程，大学生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教育管理也赋予了“以人为本”以新的内涵，从“规范入、管理人、教育人”转为“为了人、尊重人、服务人。”新的管理理念突显了权利保障。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有选择地将，应当有的、而且能够有的、但还没有法律化的自然权利确立为以规范形态存在的法定权利，并提供必要的条件促使权利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实际享有这些权利。使权利从应有转化为法定，再从规范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这就要求大学生树立起权利至理论上，增强维权观念。权利至上理念要求大学管理者必须保障大学生的法定权利。法定权利则是与一定的法律形式相联系而存在的。它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即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应有权利。权利至上理念还要求高校及其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和细化大学生的法定权利。教育者要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提高其权利意识。

作为大学生应做好：(1)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普遍开展大学生维权活动，让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曳权利，认识自身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实现权利的行使，通过维护权利激发学生的主人翁精神。(2)建立和完善学生维权机构。维权机构是学生行使权利的代表，它的作用应包括宣传正确的权利知识、维护正当的法定权利、使用合理的维权方式、确立优质的服务理念。(3)培养大学生现代法治观念。学校应当针对大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其他形式的普法教育。而大学生也应发挥主体性，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培养自己的法治观念。

在管理者和教育者层面上。应做到：(1)推动学校、教师主动学习先进理念，改变传统观念。大力支持大学生维权活动，形成学校内部尊重学生权利、认识学生权利的良好氛围。(2)及时审查、清理学校现有规章制度。分析近年来学生状告学校的案例，主动审查、清理现有的学校规章制度，保证学校、教师在法律上的主动地位。(3)建立畅通的申诉制度和其他有关奖惩制度。学校应勇于承担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侵权带来的损害问题，将维护学生权利作为工作的重要目的之一。

四、防止学校管理权力的扩张

权力的行使都是在管理过程中产生并运作的。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管理的地方，就存在权力行使问题。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瓦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法律之所以赋予学校管理权，原因也就在于只有它拥有管理甚至处罚的权力方能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使受教育者在校方统一管理下从事相关活动。然而研究表明，权力者皆有延伸自己权力的倾向。产生这一倾向的前提是，法律有时无法对权力内容范围及其操作过程细化至泾渭分明。同时在实际运作中，权力延伸的范围也并不取决于法定的权力界限，而取决于权力者与权利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只要权利者接受影响，权力者就证明自己的行为有效，就占据这部分权力；权利者对于权力能接受到何种程度，权力者就将权力运作到什么程度，直到权利者奋起抵制或者其他强大力量干预阻止权力扩张为止。这一倾向被称作“权力的可接受原则”。

在高校管理实践中，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如高校招生的地区差异、拒招残疾生等；2．侵犯学生名誉权，如借对女学生体检为名统计发生眭行为的人数等；3．侵犯学生财产权，如实验条件差或仪器设备跟不上等；4．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在处理学生时不注重或忽视平时表现与成绩等；5侵犯学生知情权，如处分意见不与学生见面等。这些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学校管理权力的扩张。

高校的管理权力有其限度，其基本要求是校纪校规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合法的规章。遵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仍是其作为特殊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法律虽赋予公立学校制定和实施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但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或条款由于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自无执行之效力，特别是涉及学生重大权益时，未经法律授权不得干涉和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在我国，在学校与学生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属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大陆法系行政法上称之为特别权力关系。它以一般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是相对于国家或公共团体与公民之间的一般行政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而言的。随着法治演进和人权发展，历史上这种特别权力关系不受法律干预的状况受到质疑和修正，法律对具有弱势地位特征的学生权益可以而且应当救济。在此，学校权力行使的依据往往是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盍的明确规定，如教育法、招生条例、学位条例、学籍管理条例、学生处分条例等。如学校行为违法损害学生合法权益的，不仅可能引发行政诉讼，而且应该获得行政诉讼救济。学生在此种特别关系中比一般行政法律关系中更处于弱势，而某些重大权益则直接维系其生存与发展，特别的“公权力”既不能放弃介入，亦不能不受制约和监督，作为特殊行政主体，学校必须适用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并以行政诉讼救济为必要和关键；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大学亦有其自身权利空间和发展要求，高校管理权力有其限制性和约束性，不宜扩张权力的行使范围。

五、强化权利救济观念

社会冲突理论提示，现实社会复杂多样，必然存在阻碍权利实现的因素，因而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的运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存在着“权利滥用”，导致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另一方面，权利间界限不明，行使时相互间产生磨擦与矛盾。鉴于此，“权利救济”就成为权利从应有到现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实质上，救济也是一种权利，不过这种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实体权利受到伤害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原权利没有纠纷或冲突就不会产生救济，救济是相对于原权利而言的第二性权利。救济的目的在于，通过既定的操作程序划定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间的界限。

权利救济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行政救济，二是司法救济。前者主要指申诉权，后者主要指法院的司法审查。比较这两种权利救济方式，司法审查作为一种权威性、中立性和终极眭，更具有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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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 高校管理 责任认定

近年来，高校中伤害事故逐渐增多，严重的有去年震惊全国的云南大学马加爵“2.23”凶杀案。在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被害人家属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示的同时，对发生在大学里、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均为该高校学生的案件，作为该高校是否应承担责任？应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不仅是被害学生家属要求学校回答并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各高校、高校师生以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国家教育部于2002年9月1日生效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对大学、中学、小学没有作分别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对高校学生伤亡事故中学校责任的认定尤其是对高校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还有待于具体分析研究。因此，本文将仅就高校学生伤亡事故中学校法律责任的认定作如下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高校与高校学生的法律关系

所谓高校学生，是指在高校注册的具有学籍的大专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高校是指前述学生就读的国办或民办学校。对发生在高校学生的伤亡事故，人们必然会将其与该高校是否承担责任联系起来，高校与高校学生关系的定性直接决定了对发生学生伤亡事故高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因此，首先我们应清楚地界定高校与高校学生的法律关系。

在界定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学校与在校学生是一种监护关系，将在校学生的人身伤害问题适用于《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1]。有学者认为，未成年学生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实质是一种委托教育管理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等同于或代替监护关系[2]。也有学者认为，学生若为成年人，那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由双方当事人经由平等协商自愿谪结的，这当然是一种合同关系[3]。本人认为高校与高校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法定与约定相结合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履行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职责的特殊合同关系，即教育合同关系。他既不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也不是委托教育管理关系，也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关系。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不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监护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法定监护人即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监护人；指定监护即对法定监护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的单位或未成年人所在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近亲属；第二类是近亲属以外关系密切的亲属或朋友；第三类是有关单位和组织，如居委会、村委会和民政部门等。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是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等等。对未成年的学生而言，学校依法不是其监护人；那么对高校学生来，高校当然就更不是其监护人。

高校与学生不是委托教育管理关系。委托教育管理关系是一种平等懂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承认是委托教育管理关系，实际上就是确认了学生监护权转移给学校。就我国目前而言，国办高校与少数民办高校，不信纸是公费高校生或自费高校生，他们与高校的法律关系不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不能视为平等懂事主体之间的权利权利义务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九项权利来看，其中第2项规定，组织实施教育活动；第4项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第29条规定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6项义务。从这些规定中说明，高校不论其是国办或私立，他们都必须遵守《教育法》规定的义务。高校是国家法定的教学场所，他的职责就是实施和管理教学活动，高校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教育管理。这些法定的权利义务使其区别于一般民事委托法律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特殊合同，即教育合同关系。众所周知，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就我国目前的高校而言，高校学生为成年人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由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自愿谛结的协议是一种合同关系，即从形式上看是民事合同关系，然而，高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特殊性，因为在高校实施教学和管理教学活动中，他既要履行《教育法》规定的义务，又要发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高校所承担的双重义务使其与高校学生的合同关系有别于一般的民事合同。结合本文研究高校学生伤亡事故中学校责任的认定，在此应该分清教育合同中高校对学生安全保障义务的二种不同情形。其一，如果在教育合同或者专项协议中以书面形式明文约定高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此义务是教育合同主要义务的一部分，如果有学生伤亡发生则高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负严格责任，即不以高效有过错为承担责任的前提，即使是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致，高校的违约责任不能排除。其二，如果教育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事先没有就学生安全保障事宜作约定，事实上双方对于安全保障的具体情况是无法作出详尽预见的，实践中也是没有约定的。教育合同中的高校对学生的安全保障是负附随义务。合同附随义务不同于合同主要义务，合同附随义务是一种因过错而产生的责任，合同主要义务是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在高校与高校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教育合同关系前提下，学生伤亡事故中学校的责任认定，必须坚持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二、高校学生伤亡事故的归责原则

高校的性质和教育合同中高校对学生的安全保障承担附随义务，根据《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学生伤亡事故的归责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归责应坚持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对学校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所谓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造成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等方面的损害而承担民事责任。所谓过错推定，是介于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一种责任方式，既指法律规定侵害人就其所致的损害结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应当负赔偿责任。从本质看是将过错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人权益。学生伤亡事故发生对于高校法律责任认定而方，要看学校是否有过错。

分析高校是否有过错，首先，从高校是否有过错行为来看，就高校的职责来考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有关法规规章对学生实施教育和管理，如果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例如在学校设施或教学活动安排中有过错，且这过错之处是造成学生伤亡的因果关系的原因，学校就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其次，学校过错行为造成了学生伤亡的危害结果。再次，高校实施过错行为主观是否有过失，在高校履行教育管理职责过程中学校是否尽了相当注意义务，即依照通常预见水平和能力，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没有采取避免伤亡结果产生的措施，就是学校未尽相当注意义务，如果学校尽了相当义务就可以免除法律责任。

三、高校学生伤亡事故学校法律责任范围的分类

根据教育部2002年9月1日颁布实施的《办法》第2条的规定，对高校学生伤亡事故的范围可归纳为三个必备条件：第一，学生伤亡事故必须是在学校负有教育管理职责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体是指校园内外和由学校提供并管理的校舍、场地和设施内的活动中造成的伤亡。第二，学生伤亡事故必须是在校学生发生的伤亡事故。在校学生是指在学校注册具有学籍的在读学生。第三，学生伤亡事故必须是人身损害事故、即伤或死亡。单纯的精神损害，如精神障碍性疾病则不属于该范围。

相当多的家长认为，学生来到高校，在高校发生的任何伤亡事故不管事故发生的原因，一律归责高校，都要求高校负责。从媒体报道中知悉，被马加爵杀害的四名同学中的家长对云南大学处理该起命案的态度很不满意，必要时将把云南大学告上法庭。而云南大学则表示，命案属于刑事案件，校方没有责任，而且校方已对受害人家属进行了“一次性补偿”。那么高校对学生伤亡事故该承担什么责任？本文将具体从学生伤亡事故发生的主要类型来分析高校的法律责任，可以将高校承担责任分别认定为三种情形：高校全部责任、高校部分责任、高校无责任。

（一）高校全部责任。也可称为高校直接责任，是指学生伤亡事故的发生与学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此学校要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具体在以下情形：①学校有关人员渎职致使校舍倒塌、脱落、坠落造成学生伤亡的；②学校的校舍、场地、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③教师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的；④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食品、饮用水、药品、学习用品等不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和要求的；⑤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的教学活动未按规定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或者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的；⑥在体育课或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学校未落实安全保护措施或教师违反教学大纲的；⑦在教学实验中或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中，指导教师实施了错误指导的；⑧在正常教学时间内，教育人员撤离工作岗位的；⑨因学校环境污染造成的；⑩学校饲养的动物致学生伤亡，受害人没有过错或第三人没有过错的。如果上述情形按法律责任的性质分析，既可能涉及刑事责任。例如《刑法》第138条规定的明知校舍和教学设施有危险不采取措施或不及时报告的公共安全罪等等。除此之外就是因学校违约或侵权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高校部分责任。也可称为高校间接责任，是指学生伤亡事故发生在校外，在本校同学之间或学生本人，或其他一些非学校因素，但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学校存在某些过失或措施明显不当，客观上对伤亡事故的发生或伤害程度的加重起着一定的条件作用。例如，①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事故的直接责任为校外部门，但学校组织管理措施有不完善之处；②学校的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某些过失，但不会导致学生伤害；③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由此导致病情加重或死亡；④学校相关人员对学生间的打斗事件没有及时制止，致使伤害程度加重。这类伤亡事故学校承担次要责任，行为人承担主要责任。对学校承担间接责任一般是指民事赔偿责任。

（三）高校无责任。这类情形是指学生伤亡事故的发生完全由于学生自身、学生之间的原因，学校在事故发生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主要情形有以下几种。①学校不能预见、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或不能克服的危险；②学生伤亡事故发生在校内，但是完全是学生违反规定引起，但此过程中学校能证明没有任何过失；③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引发伤亡事故的原因与学校无关，且学校组织措施得当，有关人员完整履行职责；④学生身体体质特异或疾病复发，学校事先得到家长通知；⑤学校和有关教育人员工作无不当，学生在校内自残或自杀；⑥学生在校内遭到校外人员入校伤害，在学校无法事先预警，同时学校保卫措施得当情况下的伤亡事故学校不承担法律责任。

四、高校法律责任认定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确定，是校方与学生方在诉讼或非诉讼过程中认定高校在学生伤亡事故中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问题。对上述在学生伤亡事故中学校三种不同程度的责任，由谁负举证责任。如果涉及刑事责任，由由公安、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或非诉讼（主要是双方协调、谈判等）过程 ，从诉讼公平的原则和举证责任能力的角度，原则上由受害学生对被害事实和结果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对学校的过错也负举证责任；由学校对自己无过错负举证责任。

在民事诉讼和非诉讼中，一般情形下是谁主张举证，举证责任的倒置或分配必须有相关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学校民事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没有相关的规定或司法解释，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即有法官按照公平正义的观念对个案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裁量。

在处理学校民事赔偿诉讼中，对损害事实及结果的存在的证据应由学生方提出，因为受害学生占有或接近证据，同时也能够收集到该类证据。对学校的过错举证从法定的举证责任来看也应该归受害学生方。在诉讼中学校原则上只对自己无过错负举证责任。然而，受害学生方对学校过错举证证明时，受害学生或其家长时常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有时出现举证困难。造成受害学生方举证困难的原因有：受害学生的陈述作为证据的证明力不及其他法定证据，在校学生迫于学校或教师的压力不敢作证；学生或家长对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及具体落实情况难以收集等等。因此，从诉讼公平的角度出发，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上受害学生方向法庭申请，法官可以将部分学校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学校。在处理高校民事赔偿的非诉讼中，可以按照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举证责任。

五、减少或避免高校学生伤亡事故的建议

①对高校学生伤亡事故处理进行具体直接立法。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有关校内伤亡的责任问题没有规定。国家教育部于2002年9月1日生效实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大学生伤亡事故的处理没有单列规定，而现行的《民法通则》对审理此类案件又缺乏操作性。②为学生向保险公司投责任保险，学校可按学生人数缴纳保险费，保险费也可分等级投保，多投多赔。我国的保险事业发展迅速，建议保险公司完善保险种类，对高校学生的生命、健康保险。有关部门可设立专项基金，为处理事故解决赔偿费用提供来源，确保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不受影响。③建立健全学校的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等安全管理制度。④保证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上述设施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⑤增强高校学生自律教育。帮助学生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培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⑥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完善教育合同条款。高校为了加强学生的自律意识，或明确在校园伤害事故中的高校与学生的地位和责任，在新生入校时便与之签订协议，明确学生在住校期间应注意的事故以及学校在何种情形下不承担责任，即学校的免责条款，使高校与学生在教育管理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1、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63。

2、万世容，刘剑云，析在校未成人人身损害赔偿[N]，人民法院报，1999-08-31。

3、罗思荣，张国华，论学校在学生安全事故中的民事责任，2003.12.26。

4、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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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权利

制约因素

论文摘要：权利的正常行使以相应的观念与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制约高校学生权利正常行使的因素主要有：我国缺乏尊重、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传统，社会本位价值取向漠视高校学生的权利，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清模糊了高校学生享有的权利的内容和权利遭受侵犯时的救济途径，学历社会中学生的弱势地位影响学生主张自己的权利。

高校学生的权利有其特殊性，高校学生既是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学校人”，他们拥有双重身份，因此，高校学生既享有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一般的法定权利，又享有作为受教育者应当享有的特殊的法定权利。然而，现实中，高校学生权利(无论是作为“社会人”还是作为“学校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的正常行使都受到一定的制约。总体而言，其制约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缺乏尊重、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传统

任何现存的社会现状皆与历史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追溯我国传统社会中人民的法制意识、法律态度和权利的行使状态，可以窥视其对当今社会高校学生合法权利正常行使的影响。

1.传统社会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忽视个人权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个人属于群体、部落，个人的主体性被同化于整体的主体性之中，只有整体的利益和权利，个人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在传统社会中，家族是最基本的、最具自主性、无所不能的社会组织。家族是一宗法关系，突出的是身份、等级，家族中的经济生活完全由家长、族长的意志去支配，家族成员则只能服从，没有独立人格和意志可谈。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有赖于其生存的群体—家族，社会对个人的管理也必须经由家庭、家族来实现。因此，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家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个人的一切问题全部要依赖家族伦理来解决，家庭对个体的严格控制，阻碍了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性。

另外，儒家价值观以群体为本位，这种群体重于个体的价值取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价值观忽视个人价值，在有着主流价值观的传统社会里，个人权利居次要地位。

2.传统社会人性善的价值前提削弱个人权利

由于儒家思想长时期占统治地位，“人性本善”成为中国人心中不可移易的观念。坚信人性本善的中国人把君臣之义喻为父子之亲，视礼义廉耻为治国安邦之道，人性本善论成为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依据。人性本善注重个人修为，强调道德约束，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对法制社会的形成造成消极影响。

性善论所提倡的平等为纯道德化的平等，而非性恶论所提倡的利益或效益之平等。人性善的价值前提仅仅是一种道德追寻而非历史的必然，更非一种实然的生活话语，人人为善、与人为善，人为善之道德取向无非是驱引人类生活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相形之下，性恶论奉行的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理性”或“人性”，性善论的理想强调“为善”，性恶论则仅仅要求“不为恶”。理想与理性之差距实则表现为道德与财富、义务与权利的双重背离，理想追求的是一种应然之道德状态和人类生存的义务性本质，而理性则追求的是一种实然的生活场景与人类权利之外溢性特征。I7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性本善”没有促成法制的普遍应用和对权利应有的尊重。

3.传统社会官府息讼、以讼为耻的法制传统压制个人权利

古代的宗法农业社会，决定了绝大多数人被附着在土地上，终身难以远徙，他们生活在熟识的人际网络之中。在这一个个的社会小圈子内，以打官司为耻为大家的公识。陆游曾告诫其子孙:“纷然争讼，实为门户之羞。”再加上“古代法律是王者之法，又都以刑罚方法统一调整制裁，在这样的法制体系中，一个好讼之徒，无异于拿自己的权利这个‘鸡蛋’去砸国家律法的‘石头’，小则自取其辱，大则自取灭亡”Lzl0

古代司法体制采取司法行政合一制，司法者也是当地的行政者，其政绩考核，诉讼治安状况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发案率低、结案率高为优。他们对本地的刑事案件，多以“内德外刑”的办法实施打压，以降低发案率。对于民事案件，则以息讼的策略以降低比例、提高政绩。官府息讼再加之宣扬“以讼为耻”，这样，谁都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在这种思想泛滥之处，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对带有无视权利、侮辱人格的权利侵害加以抵抗是一种义务，它是权利人对自身的义务—因为它是道德上的自我保护的命令，同时它是对国家社会的义务—因为它是为实现法所必需的。[3]如果一部分人不能为自己的权利斗争，那么剩下的人的斗争就更加艰难。如果法的实现变得困难，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面对权利的态度则是消极的放弃和抛弃。久而久之，法不仅形同虚设，而且，人民享有的权利也会越来越少。

二、社会本位价值取向漠视高校学生权利

儒家思想以社会利益为本，而儒家思想对我国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教育中则是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每一项教育行动都是指向某个目的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些目的是受普遍的和最终的目的所制约的，而这些普遍的和最终的目的基本上又是社会确定下来的。‑Lal这是当代世界遵循的一个模式，我国也不例外。这一模式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把教育能否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服务、能否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作为衡量教育好坏的仅有的最高标准。诚然，任何社会为了保持其稳定、延续和繁荣，都会对其社会成员做出一定的规范;但也应看到，规范高校学生个性与压制其个性是不同的，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与把单个学生消融于整体之中是不同的。有学者分析了近期我国教育价值取向的弊病，其中的一个弊病就是在教育价值关系上忽视、甚至否认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s7在教育领域，社会本位目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潮将社会的功能和地位极端化，从而导致人的地位的缺失。

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同的高等教育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国家与学校、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并不表现为国家教育政策与学校、学生教育行为的直接对立，而是表现为学校、学生对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被动适应。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将其价值取向合法化。((教育法》第八条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本身无可非议，然而只强调社会利益而漠视个人的发展和权利是不可取的。国家通过法律的方式将高校的以国家利益为首的任务规范化，而高校在遵守这些法律规范时有将其极端化的倾向，这将会造成高校无限度满足社会利益而忽视学生权利的状况。

三、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清制约学生正常行使权利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明确不仅造成高校学生作为一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不明确，而且也使学生在权利遭到侵犯时无法选择救济途径。因此，明确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学生享有权利的前提保障。

当下，对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理论界认识还未尽一致。概而言之，主要有宪法关系说、民事法律关系说、行政法律关系说、特别权利说、综合说。综合说符合时展及国际发展趋势，有利于学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其他几种有关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观点，均存在一些缺陷。宪法关系说的问题在于宪法是部门法的上位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一般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司法实践中不能被援引。因此，把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定位为宪法关系，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行政法律关系说和民事法律关系说的缺陷相同，都是把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一部分法律关系看作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全部。特别权利说的问题在于把高校学生当作高校组织内部的组织成员。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生当然是学校内部的组成人员，因为学生是构成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学校内部不可或缺的，如果学校缺少学生，学校教育就无从谈起。但从法律上讲，学生不属于学校组织的成员，高校学生和高校之间没有法律隶属关系。

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而简单地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仅为纯粹的某一种关系都是不完全正确的。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具体情形分别认定。此外，对于综合说也要有保留地接受，在特定情况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会出现变更。比如，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并且已经加入gyro，我国高校学生普遍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因此，高校在学生人学之前和之后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学生有不同的效率，因为高校的招生宣传相当于向学生发出要约，学生报考志愿相当于接受当时高校列出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学校的资源、规章制度、专业和课程等。学生收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教育服务合同的成立，合同双方应根据要约中规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果高校学生人学之后学校规章出现变动，则是学校单方面对教育合同进行变更，学生则没有义务履行变动内容。那么，对于高校因新变更的规章对学生作出的处分，则关系到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

四、学历社会中学生的弱势地位影响学生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开放而流动的现代社会里，学历作为鉴别人才从而对个人能力产生信任的有效符号，被广泛应用。这是降低用人成本的一个必然选择。中国学历社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那么，什么是学历社会?判断学历社会的标准是什么?所谓学历社会是指，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学历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学历社会呢?关于学历社会的标准，一般来说，主要有两条:第一，看学历文凭在社会生活中被重视的程度;第二，看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从我们国家现有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基本符合上述两条标准。a从第一条来看，学历文凭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涉及到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如就业、晋升、福利待遇等都与个体所获文凭的高低息息相关。因此，为了能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获得文凭，老百姓即使砸锅卖铁也愿意送子女上学。从第二条来看，当前由于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的价值极高，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是高等教育资源仍属于稀缺资源。拿到某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的人就是幸运儿。而“美国的高中生人大学前，手里常拿着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中进行取舍。即使是哈佛、耶鲁，每年也都有被录取的学生不来、跑到别的学校的”fs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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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化学生管理的现实背景及重要意义

由于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推进，学生及家长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新闻媒体的披露及跟踪，近年来，诸多高校因为学生的学籍管理、奖助学金的评定、各级各类考试、毕业证及学位证的颁发、违纪处分以及安全事故等方面的问题与家长发生纠纷，学生向校方主张权利并诉诸法律的事情屡屡发生。比较典型和具有影响力的案件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某状告北京科技大学，要求颁发毕业证案；因涉及高校纪律管理纠纷，西南某大学两大学生因发生性行为，导致女生怀孕，被该校依据学生违纪处罚条例中关于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作出将这对相恋的男女大学生勒令退学的处理决定后，学生以学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等。[1]

以上这些事实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包括学生及其家长在内的社会公众开始用法律来看待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透射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尤其是高校及其思想政治辅导员应在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战略中不断提高法律意识，正确认识和把握高校中的法律关系。化解矛盾、减少纠纷、保持稳定、促进高校发展，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学生工作中的涉法问题已经成为高校学生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所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及民事法律关系

1.高校学生工作所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职院校是依法设立的教育组织，法律、法规授权其行使一定范围内的行政职权，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可以与行政相对人――学生构成行政法律关系。被授权的高职院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同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高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能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一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权授予学校行使。学校因授权而具有行政权的法津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学历、学业证书的颁发权均是国家授予高职院校的特定教育行政管理权。类似的还有学生处分权，如果学生对处理决定不服或对颁发证书的行为有异议，可向学校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行使申诉权；亦可依据行政诉讼法以学校为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使诉讼权。

学校的学生工作管理者即辅导员受聘于学校，形成了与学校间的职务委托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工作人员之问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了学校职务关系的全部内容。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服务过程中，学生工作人员代表学校，以学校的名义行使上述教育行政管理权时，产生了具体行政行为，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而学生工作人员只是职务受托人。

2.高校学生工作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

当前，高校中常见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纠纷主要是侵权和违约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如名誉权、身份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纠纷。违约责任纠纷，如收费退费、住宿条件、授予学位等纠纷。学生在校期间，学校负有保护学生生命权、健康权、休息权的责任。但高职院校的学生一般都是十八周岁以上，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对个人行为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三、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途径

1.强化高校管理者与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树立依法治校观念。树立法治观念是构建学生管理法治化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需要提高管理者与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首先，高校的管理者必须学法懂法，养成严格执行法律及依法管理的自觉性。再次，高校管理者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观念，这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律教育，学校可以以讲座或选修课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在校大学生应该了解和熟知的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让他们知道作为一名大学生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以及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做到既要增强学生的维权意识，也要强调学生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使其形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2]

2.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提供法律基础。法治社会的标准就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虽然《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比较宏观，缺乏可操作性。高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机构还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

3.确立完善校内管理规章制度，实现管理制度规则化。大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以便形成权力法定、公开透明、法制统一、注重程序的大学生法规管理体系。首先，要建立和完善高校法制部门，高校应设立专业法制部门并聘请法律专业人士担任成员或者顾问，积极参与有关学生管理政策的修改和审订工作或批评意见，并进行监督；开展法律服务，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以及规避法律风险。其次，要清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的规章制度，完善现行规章制度中不符合或者违背法律法规的部分，使之适应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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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合同；民法属性；法律特征；违约责任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4-0020-05

一、高等教育合同的民法属性

从国际视野看，有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研究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理论：一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该理论曾是大陆法系主导性理论，认为学校作为“公营造物”有权在没有个别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通过校纪校规限制或者剥夺学生的权利，学生仅仅是学校的利用者，必须服从学校的概括命令。并且排斥司法审查。该理论因使学校成为法治外的真空，漠视学生权利而为后世批评并得以修正，但仅对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地位的部分可适用司法救济。而对属于学校工作关系的内容仍排斥司法介入。二是公法契约理论。该理论盛行于日本，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公法契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公法契约关系即行政契约，纠纷解决机制适用行政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公法契约关系既非一般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关系，也非单纯私法上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一种“教育法独特的契约关系”，但纠纷解决机制仍采用行政诉讼。三是私法契约理论。主要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在日本也有一定市场），该理论将学校与学生均视为契约当事人，二者的关系基于双方合意而订立的契约关系，纠纷解决机制适用民事诉讼，但该理论在适用公立学校时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以上三种关系同时存在。

教育关系的演变过程为梅因的论断作了最好的脚注，上述公法契约理论、私法契约理论可谓顺应了当代教育关系发展的潮流。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合同（契约）关系。并且，现代管理学已赋予“管理”新的内涵。即便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也已逐步摒弃了传统的“身份”因素而显现出强烈的“契约”性质，在“契约”框架下表现为权利与义务关系。笔者主张，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统一归结为高等教育合同关系，以便整体纳入法律规制。关于高等教育合同的性质。我国学界大致也有三种观点：一是“行政合同说”，认为这类合同主要受《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行政法调整；二是“民事合同说”，认为高等教育非义务教育，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形成的“教育市场”中，无论高校还是学生均存在较多的自由选择权，这类合同主要应受民法调整；三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并存说”，认为此类合同兼具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性质，应视具体情形分别适用行政法和民法，此为法学界教育法学者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合同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以及合同订立过程的意思自治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第一，现代教育理念强调教育主体的平等，教育过程也是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同时，从根本上确立合同主体的平等地位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前提。第二，与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截然不同，高等教育关系的建立，即高等教育合同订立过程在学校与高考学生之间完全是自由的，民法谓之“意思自治”。当然，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意识形态特征决定了这种意思自治对于高校一方来说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第三，我国已加入WTO，其中属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管辖范围的12个部门中包括了教育服务，承认教育属于服务是我们要承担的国际义务。教育行业的服务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合同的法律行为性质。第四，将高等教育关系定性为民事合同。使司法得以全面介入学校管理中的学校与学生纠纷。能够消除法治的真空，有利于弱势一方当事人学生的权利救济。否则，如果仍将其定性为行政合同，则首先需要判断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过去几年连续发生的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例中，不少原告正是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的，其后果是使大学生权益得不到最终保护；如果定性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并存关系，则首先需要判断纠纷的性质，哪些适用行政诉讼？哪些适用民事诉讼？这些问题仍将导致当事人和法院无所适从，既不利于司法统一，也不利于权利救济，同类案件不同处理将直接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第五，明确高等教育关系民事合同性质并不排斥国家基于政策考量的行政干预，事实上我国合同法体现国家干预的合同类型比比皆是。从来没有人因为合同法关于建设工程合同规范包含大量的强制性条款而认为其属于行政合同，也从来没有人因为电、水、气、热由国家统一管理和定价而否认此类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

二、高等教育合同的法律特征

1.高等教育合同为有偿、双务合同

与义务教育不同，高等教育合同的有偿性十分明显。学生一方有义务缴纳学费并服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学校一方需要付出的教育成本（包括教育设施与智慧劳动）。表面上看，现阶段大多数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与学校所付出的教育成本之间不能形成对价关系，但从人才培养与国家建设需要的宏观关系来看，即便在免费高等教育时期，免费的对价实际上是学生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仍存在事实上的对价关系。近年来国家在部分师范院校试行免费就学也非无条件。有观点认为，“有偿教育关系的建立，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管理关系转化为民事法律关系。”其实，高校与学生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由两者之间平等法律地位所决定的，只不过合同的有偿特征使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更加明晰了。

高等教育合同双方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学校和学生互为债权人、互为债务人。故高等教育合同为双务合同。对于合同一方当事人――高校而言，其首要义务是给予前来报到的学生注册；其次是在整个合同存续期间向学生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专业设置标准的教育服务，其中既包括由合格专业教师实施的授课行为，也包括军训、日常管理、社会实践等行为养成教育等；最后是在学生完成学业后按期向其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是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属于“行政确认”，如：我国1980年颁布的《学位条例》第8条第1款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这也是学者主张高等教育合同“行政合同说”的重要依据，当时的立法是基于“教育是国家的”这一理念，2004年修订后仍延续了这一计划经济色彩。其实法律不应该一成不变，“法律必须在某些情况、某些时候加以变革。”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颁发学历还是授予学位，本来就是应该属于学校的“权利”，没有必要先将其上升为国家“权力”，再反过来授权学校行使，国家只需要从整体上审查学校的颁证资格。

对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学生而言，其首要的义务是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学费。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该款明确了合同的义务主体是学生，按照教育部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0条的规定，学生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学校有权不给予其注册，此为行使双务合同履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但在实践中，在新生入学时缴纳学费的行为大多是由学生家长来完成的，此时学生家长的缴费行为应解释为代为履行而非行为，因为第三人（无论学生是否已成年其家长不可能成为合同当事人）的履行是以自己的名义清偿他人债务，其后果由自己承担；学生在整个合同存续期间的主要义务是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同时需要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并承担不违反校纪校规的不作为义务。

2.高等教育合同为不要式、实践合同

高等教育合同的成立除了要求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合意，还须满足学生在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后按时前往学校报到这一条件，完成“学生前往报到”这一特定“给付”时合同成立，因此，高等教育合同为实践合同。尽管考生填报了某学校志愿（包括填报了服从志愿），学校录取通知书也已经寄达考生，此时虽然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但若考生放弃入学机会而未来校报到，则合同仍未成立。我国多数学者仍将高等教育合同视为诺成合同，认为考生报到是“合同履行行为”，其逻辑结论是让不报到的考生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此种定位对一方当事人考生极为不利，这不仅因为实践中追究考生违约责任不现实，学校也难谓因此而遭受到了何种损失，更因为考生与学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填报志愿时因对学校情况的了解不可能做到仔细与确定，考生所掌握的信息严重匮乏使其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法律为实现公平正义、平衡当事人利益，应赋予考生是否放弃入学的选择权，需要对高等教育合同作实践合同类型设计。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考生放弃入学行为并无实质性限制，无须因此而承担影响今后高考、录取等不利后果。普遍做法是高校根据新生“报到率”产生的缺额以征求志愿的方式补充录取，高校为此所付代价属于其缔约成本。

3.高等教育合同为格式合同

作为高等教育合同客体（标的）的“教育服务”标准是确定的，合同的内容当然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高校事先拟订。我国高等教育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这个事先拟订的合同内容不仅要体现学校意志，而且要体现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包含了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与教育公平理念。目前我国高考录取规则、教育标准均体现出非常多的强制性，高校的自主办学空间较小，合同的格式化模式更便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与统一管理。

虽然在高考录取过程中“填报志愿”环节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但这种志愿体现的只是当事人的“整体性”意愿。基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更基于无差别的公平对待，高校不可能做到就合同的每一个条款与每一个考生进行个别磋商。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高校，实际上在高考录取时提供了一个对不特定考生均适用的固定标准，这个固定标准实际上就是格式条款或者称为格式合同的内容。而作为相对人的考生只能对合同被动地、从整体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即“要么接受要么走开”，虽然考生享有接受与否的自由，但却没有个别条款的协商余地与选择空间，一旦填报了志愿、被录取并且报到入学即意味着无条件接受学校的教育与管理。当然，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与管理必须具有其正当性，否则学校可能构成违约或侵权，学生有权拒绝。

为防止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可能引发的生源竞争进而可能出现的教育秩序的混乱，必要时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制定统一的高等教育格式合同示范文本，作为最低标准强制性地由高校向相对人提供，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合同相对人利益。格式合同对一般考生的无差别化适用并不排斥特殊情形下的个别条款的协商或者补充，例如境外学生、个别特招生、身体残疾学生等，在其与学校之间的高等教育合同关系中，教育内容以及合同履行方式等可能存在特殊性。

4.高等教育合同是继续性的、动态的合同

高等教育合同的履行，包括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和学生缴纳学费（作为）、遵守校纪校规（不作为）等行为。履行行为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在一定时间内即学生在校期间持续的、不间断地进行。不仅如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教育理念的更新以及其他情势的变更等还可能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教学计划的调整、教育手段的现代化等等。因此，高等教育合同为继续性的并且可能是动态的合同，而且此种继续性合同具有不可回复性，即便因某种原因而导致合同的解除，其效力并不具有溯及力，即不能产生恢复原状的效果，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无法返还，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原则上也将不予返还，除非学校一方构成根本违约。

5.高等教育合同目前尚属非典型合同，但典型化应当是立法趋势

我国1999年的《合同法》对教育合同未作为典型合同安排，其他相关法律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也未就教育合同作专门规定，因此高等教育合同尚属非典型合同（无名合同）。

随着教育市场在我国的确立。合同履行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不断出现，而司法实践却不能提供一个一致的并且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因此，明确高等教育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并在立法中将其“典型化”，在民法典中或在修订《合同法》时在分则中增加典型合同的种类，包括高等教育合同在内的教育合同应当在典型合同中有一席之地，对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理论价值。

三、高等教育合同的违约责任

“虽然教育合同的内容不具有明显的价值上的可估性，但仍应服从市场规律，体现对价关系，具有相对等价性。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的，即应承担相应责任。”高等教育合同当事人的违约形态各异，违约责任形式相应也有所不同。在此指的是当事人一方不在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时，对另一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强制实际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按照合同法理论。违约即构成违约责任，除非有免责事由。

学校一方违约，应对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例如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1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若学校因硬件条件、师资力量欠缺而不能向学生提供符合标准的教育服务，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使教育服务达到标准，学生有权要求学校按照标准提供教育服务，此为强制实际履行；若学校不能创造条件提供或者根本无法提供符合标准的教育服务。学生有权要求赔偿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若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定金，学生还可以通过违约金、定金获得救济。不仅如此，学校一方违约还可能违反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将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处罚。再如，学生无思想品德问题，按照规定修完所有课程并且考生合格、完成并通过论文答辩，学校应当按期向其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如果学校拒发证书则构成违约。在“刘燕文案”中，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以北京大学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证书时程序不合法为由，撤销了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1996年1月24日作出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责令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一审法院重审以及二审法院也仅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和维持一审第二次判决，遗憾的是，法院均未就北京大学拒发学位证书本身的正当性进行审查。如果从合同违约角度来考察本案思路则要清晰得多，弱势一方当事人学生的正当权益也更容易得到及时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