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12AZD077）

[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A].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9]兰甲云.周易古礼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篇2

关键词： 酒店;礼仪文化 ;构建;

礼仪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仪文化对国家尚且如此，企业又何尝不是呢？对酒店企业来说，随着酒店服务领域的逐渐扩大，业务交往增多，尤其是涉外服务的逐年递增，酒店除了具备优质精良的硬件设施，幽雅别致的舒心环境，专业的服务水准，还必须了解如何与服务对象相处的规范。这就要求酒店企业自身的礼仪文化建设达到一定的高度，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交往的需要。

一、礼仪与酒店文化

礼仪存在于社会一切交往活动中，在《辞海》中解释“礼”的涵义是本谓敬神，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礼既表示敬意和隆重而举行的仪式，也泛指社会交往中的礼貌礼节;对“仪”的解释为“法度标准”。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交往中逐渐形成，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从礼仪性质的来注解：礼仪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礼仪是一种交际方式和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的适用艺术;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沟通的技巧;礼仪是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是接人待物的一种惯例;礼仪同时也是一种形式美，是人心灵美的必然外化。

相传欧洲最初的酒店设施始于古罗马时期，此后酒店行业经历了古代客栈时期、大饭店时期、商业饭店时期等阶段，随着世界各国各地旅游业迅速发展，酒店业进入了现代新型饭店时期。酒店礼仪文化也应运而生，伴随着酒店业管理制度的完善，酒店管理体系中的礼仪规范也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按照礼仪文化的性质划分，酒店礼仪文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表现：其一，酒店企业礼仪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每个酒店固有的特色;其二，酒店企业礼仪文化的制度化形成，即对客服务的惯性形成，这是每个酒店的刚性要求;其三，酒店企业礼仪文化的行为方式，这是每个酒店的外在表现;其四，酒店企业礼仪文化的形象塑造，这是每个酒店的标志性体现。核心价值观念文化是酒店企业礼仪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指引礼仪行为的发展方向，处在最核心的深层次;制度文化作为酒店礼仪文化发展的保障，规范礼仪行为，处在较外层;礼仪行为是酒店企业礼仪文化的主体，是礼仪文化最显著、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处在外层次;最后礼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体现当代酒店企业的精神风貌和人文素养的表现，是酒店企业礼仪文化的最外层次。礼仪文化中的礼仪价值观、礼仪制度都是促进礼仪行为、礼仪形象塑造的改善和提高的重要因素，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酒店礼仪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酒店员工礼仪知识的匮乏。

当前酒店行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酒店员工学历层次较低，人力资源集中，一线员工多数来自周边农村，一半以上的员工学历还是初中、中专文凭，大专和本科甚少，这就导致整体水平上的基本素质、文化底蕴较差。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员工不了解国外宾客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外宾忌讳的事情，导致宾客不满意的事情时有发生。“100-1=0”服务理念已经成为酒店业不争的理念。

（二）酒店员工对客服务行为不当。

即员工在为顾客服务过程中应作遵守的服务理念、服务语言、服务态度、服务仪表、服务技能、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纪律及为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站、走、坐等基本素质不到位。从礼仪文化的角度分析，员工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仪”，而没有“礼”，员工职业培训学到的只是形式和表面，并没有深入理解企业礼仪文化所包涵的内容，对于有形、规范、系统的礼仪文化是需要通过酒店内在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关怀的体现与尊重。良好的酒店形象，更能够塑造顾客欢迎的服务规范和服务技巧，并且让服务人员在与顾客交往中赢得理解、尊重和信任。学习和运用礼仪，已不仅仅是自身素质修养的需要，更是提高企业效益、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正可谓双赢。

（三）酒店礼仪文化的渗透性不强。

酒店员工每年都需要进行培训，但是在培训中发现，很多酒店流于形式，对酒店的历史、未来发展、酒店的特色及本酒店的优势讲解都很短浅，再加上酒店员工的流动性较大，员工培训反反复复，因此，很多酒店的培训就会没有计划性，对员工的职业生涯没有规划性，导致酒店企业文化传承不畅，礼仪文化就仅限于能模仿、会做、动作到位就可以了，但都不知其所以然。这也必将会导致酒店的企业文化无法真正的体现出来。

（四）酒店企业自身的礼仪文化定位不清晰。

酒店企业在推行相同的礼仪文化模式时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其礼仪文化酒店业的情况、具体发展战略与特色。酒店推出的礼仪文化产品与服务也仅仅局限于“头脑风暴法”的构想。这样显然是重复建设的一种表现，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恶性竞争，不利于整个礼仪文化产业的发展。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酒店礼仪文化在形成礼仪文化特色前没有展开全面的市场调研，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需求掌握不够，以致酒店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不能有效结合消费需求的情况，这种使企业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败。

三、构建现代酒店礼仪文化

（一）加强礼文化的思想教育，构建酒店礼仪文化机制。

强化礼仪观念，以规范的协作融洽的礼仪规律作为从酒店制定整体政策发展方针，武装酒店员工的个人思想。

1.必须改变酒店管理层在礼仪文化上的观念。作为酒店的管理者首当其冲要认识接受酒店礼仪观念，还要把礼仪文化运用到酒店的管理政策与运行标准中去，融企业常规战略管理与文化管理于一体。只有酒店管理者的礼仪观念根深蒂固，通达明白，才能高效传达酒店的礼仪文化精髓，才能有效的建立执行酒店礼仪文化。战略制定时要突出强化酒店领导者的礼仪文化意识并使其贯彻到酒店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去。所以，酒店管理者需要立足工作实际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倡导有效的礼仪文化竞争的新思维，管理阶层首先要武装正确的礼仪文化理念，并不断培养酒店员工的思想意识。

2.要让酒店员工从思想上形成酒店礼仪文化的共鸣。酒店的礼仪文化构建需要酒店员工深入了解酒店礼仪核心价值观念，并切实运用到个人自身的工作实际中去。一般而言，提高酒店员工的礼仪文化理念，可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培养礼仪文化理念要有选择性，侧重强调青年人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遵守规章制度意识;其次，要科学合理的传授礼仪理念，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待礼仪观念的形成，不断在实际工作中帮助解决员工的问题，加强员工礼仪服务的理念;再则，礼仪观念需要润物无声渐渐形成，通过酒店的内部刊物酒店文化网站等途径形成员工深入学习的氛围，构建员工有序协作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氛围，提高员工自觉的礼仪文化观念;最后，酒店企业应制定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必要时对员工的行为实施奖惩，赏罚严明是管理的巨大动力，对酒店各层次员工加强相关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礼仪文化修养，因为员工是酒店企业任何一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完善的礼仪文化将成为酒店企业职业化、规范化管理和国际化程度的标志。

（二）制订酒店礼仪文化的各项规章制度。

融酒店员工礼仪文明交往与日常工作为一体，并在日常岗位管理中实施。礼仪价值观是心理基础建设中最基本的任务，“一言一行”是礼仪文化交际表达的载体，主体的施礼、客体的受礼，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其礼仪规范都是通过员工的言行举止来表达。酒店应提升其信息技术水平，强化内部各种信息的及时沟通，提高文化生产软实力。

1.依据酒店的实际情况，由酒店人力资源部制定酒店礼仪制度，请礼仪培训师向员工传授礼仪的规范，并担任具体执行礼仪制度的责任人。酒店的质监部门要把酒店的礼仪制度纳入到监督范围之内，保证切实执行。酒店的礼仪文化管理高层由酒店高层领导兼任，主要是监督和全员执行酒店礼仪制度，将酒店礼仪文化运行中的重要事件处理工作，才会真正切实的把酒店礼仪制度落实到位。

2.酒店礼仪文化需要从酒店所出台的各项礼仪规定和制度去体现。当前酒店行业的规章制度大同小异，但细化到各个酒店中去就不尽相同，所以酒店之间要互相学习，总结好的经验方法，突出酒店自身特点，出台适合酒店自身运行的礼仪规章制度，让酒店员工的行为有所依凭，有所约束，让酒店员工在实际的执行时呈现最佳状态。

3.酒店还应注意在社会公众中建立起强有力的信誉基础，拥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良好声誉，制定易于理解的酒店企业政策的手册和综合全面的新员工工作安排，建立起乐于遵从公认的、实力很强的礼仪文化氛围。比如，我国酒店旅游业最大的民间投资商万达集团，以“中华礼仪”冲刺着世界级酒店阵营。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管理层在品牌中充分展现具有中华礼仪特色的如‘迎宾天使’以及‘茶之旅’等款客之道，在世界各大豪华酒店主导的国内市场上，不仅设计上传递了豪华酒店“中华礼仪”，最主要的是在服务上如何体现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礼仪文化贯彻到对每一个住客的服务上去。

（三）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是实现酒店礼仪文化体系的有利条件。

酒店不是独立的王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矛盾和酒店企业的精神价值、传统文化和企业员工自我形象塑造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市场的利益化倾向与市场的多变和多样化需求与酒店企业人才流动之间的矛盾都会影响着酒店企业礼仪文化和员工的价值取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酒店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多地表现为企业品牌文化的竞争。酒店企业的核心是注重文化内涵，创造自身特色。有业内人士表示，现代社会，与其说客人到饭店是去住宿、吃饭，还不如说是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能给客人带来享受的主要是文化。以希尔顿集团为例，希尔顿酒店发展至今一个成功的秘诀便是牢牢确立自己的企业理念并把这个理念贯彻到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和行为之中，饭店创造“宾至如归”的文化氛围，注重企业员工礼仪的培养，并通过服务人员的“微笑服务”体现出来。在希尔顿酒店中一句很常见的问候便是：你今天对客人微笑了没有？微笑服务文化已经深入到了酒店的品牌之中，大家谈及希尔顿便会想起这一点。

总之，礼仪文化看起来似乎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规范人们的行为。酒店企业不仅需要礼仪，而且需要规范、健康、文明、现代的企业礼仪来保证酒店企业文化的延续，需要礼仪去树立信仰、浓厚氛围、形成习惯、传递信息、表现酒店企业个性。礼仪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更是需要众多优秀人才共同努力。酒店企业的文化和人才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酒店礼仪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员工所坚信的价值观念相匹配，那么员工自然会对其产生认同感，也更容易吸引优秀的人才。酒店拥有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在企业文化建设上更则容易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夏莉. 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酒店服务理念的建构[J].市场营销.2014.07

[2].于扬. 我国礼仪文化产业问题研究[M].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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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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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仪文化；学科性质；内容体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 0113-05

收稿日期：2013-0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礼仪文化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在社会管理中的运用”（12YJAZH041）；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礼仪的社会学分析”（12JD34）。

作者简介：蒋璟萍（1964-），女，湖南道县人，湖南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礼仪教育研究所所长，湖南省公民礼仪素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企业管理重点建设学科方向带头人，主要从事礼仪文化理论研究。

所谓“学科”就是知识的学术分类。通过学科分类可以确定各门学科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为总结和概括人类知识积累提供不同范式和框架。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具备特殊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笔者长期研究中国礼仪文化，认为礼仪文化已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本文试图对礼仪文化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内容体系及研究方法进行初步探讨，从而为创建礼仪文化学提供依据和思路。

一、礼仪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笔者给礼仪文化学下个简单明确的定义，它是研究礼仪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以及发展规律的学科。礼仪属于文化的范畴，礼仪文化学属于文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人们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礼仪，以文化学的范式总结礼仪知识积累、概括礼仪发展规律而形成的学术类别。

所谓文化学，就是以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专门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学科。“文化学”或“文化科学”的概念源于德国，1838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首次提出“文化科学”的术语，主张建立专门的学科；1845年C·E·克莱姆出版《普通文化学》一书，首次使用“文化学”的概念。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学”的概念从德语世界引入到英语世界，并给文化下了经典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P355）被誉为文化学的奠基之作，它标志着文化学学科的形成。泰勒眼中的“文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是从狭义的范畴来定义的，主要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而不包括物质文化；其二，它是从民族的范畴来定义的，主要指具有民族风格的精神生活，即民族特色的文化。这种概念非常明晰，比起那些包罗万象的概念，更有利于揭示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有利于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同时，文化本身又可以进行分类，从而形成文化学的各个分支，如风俗文化学、宗教文化学、艺术文化学等，构成文化学的庞大内容体系。

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礼仪，可以构建礼仪文化学的知识体系。礼仪文化学即从文化视角研究礼仪的学问，它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礼仪文化同泰勒的文化概念有着惊人的契合，因为礼仪是一种精神文化，而且是一种民族文化。在西方国家，礼仪主要是生活习俗和生活规则；在中国社会，礼仪是拥有深刻内涵的民族文化。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精辟地指出：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正是由于严格遵循这些礼教，中国的统治者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都用在学习这些礼教上，并用终身来实践这些礼教。文人用之于育人，官吏用之于说教，生活中的一切细小的举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边。当人们找到使他们严格遵守的办法时，中国便得到很好的治理”[2]（P355）。应该说，孟德斯鸠对中国礼仪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具体来说，中国礼仪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礼仪的内涵特别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说，礼的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礼学实际上就是“上古文化史之学”[3]。的确，中国的“礼”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体系的主体内容，它是综合性的概念，礼仪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它与风俗、法律、道德、政治融合，成为传统社会制度的重要维系，遵守礼仪就能把社会生活纳入有序轨道。其二，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现象，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虽然对礼的概念与功能的论述往往因为具体的语境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礼仪在协调社会关系、保持稳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礼仪礼节被整合为具体的礼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杨志刚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在礼俗的复合系统和矛盾运动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创造力，使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有别于异邦的特点。”[4]（P566）其三，礼仪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人们终身都在学习和实践这些礼教。孟德斯鸠指出：“礼教没有什么涉及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是一些普通的实用规则而已，所以比精神上的东西更容易使人信服，更容易感动人。”[1]（P356）在儒家看来，礼仪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比刑罚具有更加有效的作用，所以将礼作为修身之本和教化的重点，特别强调礼仪的学习和实践，并将其贯穿于人们的全部学习和实践之中。总之，礼仪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中国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学，使礼仪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把礼仪推向全体民众。从周公制礼开始，到《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的出现，再到民俗礼仪和西方礼仪的传播，确实具备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创建一门礼仪文化学，不仅有助于中国礼仪文化的知识积累，而且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二、礼仪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礼仪文化学有自已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礼仪文化现象。构建礼仪文化学的基础，就是通过对礼仪文化现象的深入剖析，探讨礼仪的本质、结构、功能及其发展规律。

从礼仪的本质看，它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社群关系来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文化体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将“礼”解释为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而“礼仪”则被解释为“行礼之仪式”。笔者曾经提出过“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标的、符合‘礼’的精神的行为规范、准则和仪式的总和”[5]（P94）。杨志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依恃宗教，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依恃法律，而是利用礼俗进行调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可称之为礼俗社会”[4]（P566）。在礼俗社会中，形成了一整套通过社群关系规范和调控人们行为的文化体系。所谓社群是指“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心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的有机体”[6]。它的功能犹如生命有机体，其中的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成员资格，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社群中寻求各自的归属。社群是由于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社群的主要标志不是契约和利益，而是人们的出生、地位、习惯和认同。礼仪就是通过村落、城镇和国家这样的社群，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和心态的社会关系，各成员拥有共同的习惯和价值观念，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从而构建维护某种社会秩序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包括心态、观念、习惯和制度等广泛的内容，因而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从礼仪文化的结构看，它是由礼仪观念、礼仪行为、礼仪习惯和礼仪制度组成的文化体系。礼仪观念是对礼仪活动必然性的认识，它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礼仪价值取向的各种心理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群体性认识。礼仪观念的形成有不同的来源：一是源于共同的出身和地位。出生于不同的地域和阶层的人们，或者拥有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可能形成不同的心态和价值观念。二是源于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社会群体将会通过集体生产的共同目标而逐渐形成一种“共同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求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们服从这种“共同意志”，并通过“模仿”而实现文化传递。三是源于对群体和人类的尊重。不同的社群通过一定的行为规范而表达对自身的认同和尊重，并通过某种行为规范来表达对人类的尊重，形成“以礼相待”的和谐关系。礼仪行为是与礼仪观念相适应的行为或者仪式，即符合礼仪观念的行为举止，它是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礼仪观念的外化形态，这种行为具有群体性的共同特征。礼仪习惯是礼仪行为的固化，它使某种社群的人们产生一种完成礼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使礼仪成为一种自然的行为模式和习惯定势，并形成社群成员共有的生活和交往习惯。礼仪制度是在共同的礼仪观念、行为和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某种社群的文化制度的重要特征，是维系和传递文化的制度因素。由礼仪观念、行为、习惯和制度组成的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保障了礼仪文化的维系和传承。

从礼仪文化的功能看，它是以礼仪观念的共同取向调控人们行为的发生、修正和人格完善的文化体系。“礼仪具有两个最基本的功能：一是通过调节功能控制人的行为，即行为调控；二是通过认识功能完善人的人格，即人格完善”[5]（P159）。首先，礼仪是作为基础性的行为规范，目标就是通过构建“行有礼之举”、“做有礼之事”的控制系统，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社会所需用的秩序。礼仪具有导向的功能，它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导向，引导人们选择价值方向和目标，去做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和事情；礼仪具有调节的功能，它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评价以及评价信息的反馈，来指导或修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将其控制在符合礼仪要求的范围内。礼仪作为社会行为规范，其社会控制功能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规范人们行为，促使人们以礼仪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协调社会关系，促使社会群体建立和谐关系；三是维护社会秩序，促使符合礼仪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其次，礼仪作为一种观念性的文化，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礼仪的意义、内容和作用，从而将礼仪的要求内化、沉淀、转变为人们的人格素质。为了使社会成员的素质符合社会所需的秩序，任何社会都将推崇相应的理想人格，礼仪素质就属于理想人格的素质。礼仪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完善，主要通过教育和激励来实现。它既可以通过认知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礼仪的价值及其在塑造理想人格中的作用，从而自觉地培养礼仪人格和礼仪素质；又可以通过评价的方式，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意志，引导他们追求良好的礼仪形象，塑造一种将内在的思想素质和外在的仪表素质有机结合的完善的人格形象。

从礼仪文化的规律来看，主要包括礼仪形成、发展和作用的规律。礼仪始于原始人类时代，它是风俗、人情、祭祀等的综合产物。首先，礼仪源于风俗。刘师培先生说“上古之时，礼源于俗”[7]。原始公社最早的社会习俗，就是为维护人际关系而约定俗成的规矩，其中某些内容演变成礼仪。其次，礼仪源于人情。司马迁认为：“缘人情而治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人的喜怒哀乐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容易失控的一面，礼仪源于节人之欲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儒家制礼就是要促使人的性情得以其正。再次，礼仪源于祭祀。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日月星辰、洪水猛兽以及自然界的生生死死迷惑不解，心存畏惧，认定冥冥之中有鬼神操纵，于是用食物虔诚地贡俸鬼神，由此形成了庄严而隆重的祭祀仪式。郭沫若先生认为，从礼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以奉事于神，“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8]。礼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这是一条基本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从事礼仪活动的物质条件得以改善；随着政治的发展，礼仪被统治者利用而成为维护政治秩序的手段。礼仪文化的发展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体现着文化的源流和进步。同时，礼仪文化还有其发生作用的基本规律，其作用的机理，一是礼仪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二是从规范、风俗到秩序的外化机理。礼仪通过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形成凝聚力，通过社会角色的扮演体现群体的外部形象。礼仪具有文化控制手段的软约束特征，具有非正式制度的非直接强制性特征，礼仪控制主要通过社会评价和内心反省的途径来实现。

三、礼仪文化学的内容体系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而且内容非常繁杂。因此，构建礼仪文化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在总结和概括礼仪文化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沿着一定的逻辑思路形成礼仪文化学的基本框架。

第一条思路是根据研究对象分析礼仪文化的基本问题，形成由礼仪文化的本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内容体系。通过分析礼仪文化的涵义，揭示其本质特征；通过分析礼仪文化的要素，揭示其基本构成；通过分析礼仪文化的作用，揭示其主要功能。这些内容是礼仪文化的基础性内容，构成礼仪文化学的基础理论。

第二条思路是根据发生原理分析礼仪文化的基本规律，形成由礼仪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作用构成的内容体系。通过分析礼仪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揭示制约这种过程的诸多因素及其重要程度；通过分析礼仪文化发生作用和影响的过程，揭示这种过程的实现机理。这些内容是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属于礼仪文化学的基础理论的范畴。

第三条思路是根据不同视角分析礼仪文化的具体领域，形成由礼仪文化的伦理、政治和审美领域构成的内容体系。通过分析礼仪文化在不同社会领域的意蕴及其功能，揭示其综合性的影响和作用。研究传统礼仪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可以从伦理、政治和审美的视角入手。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礼仪文化是道德文化。它首先是对交往对象表达善意和友好，这是一种伦理学蕴意。礼仪同道德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首先，“礼者，德之基也”。“人而无礼，焉以为德”。（扬雄：《法言·问道》）礼仪是道德的基础，对人友善是道德行为的源泉。其次，“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荀子·修身》）颜元曰：“身有礼则身修。”学习礼仪是培养道德人格的重要途径，遵守礼仪是道德人格的一种境界。儒家礼仪通过把“礼教”潜移默化为人们的道德观念，并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道德秩序。

传统礼仪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礼教”属于统治术的范畴。它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社会层级，把官员也区分成不同的等级，要求严格遵循这种层级和等级，从而形成严谨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国礼仪文化也起源于政治，并形成为传统社会的统治策略。《左传》、《礼记》中讲到，礼是“国之干也”，“政之舆也”，认为礼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依据，是保持政令通畅的重要手段。儒家政治的特点是“以教化政”，其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礼和礼仪的教化，达到政治稳定和社会有序的目标。

现代礼仪文化融入了审美的内涵。礼仪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示出审美的功能，使礼仪变成一种审美文化。美国学者凡勃伦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而愈益受到重视的礼仪，“在容态举止上要求革新、要求精益求精的直接目的，是在于要使关于求美或关于表情方面的新方式达到更进一步的有效程度”[9]。人们所创造的符合礼仪的精细的制度、整齐的动作、多彩的服饰和有序的形象，能够带来审美的感受。在现代社会中，礼仪文化的审美价值得到提升。

从礼仪文化的发展历史和趋势看，传统社会以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为主，而现代社会则以道德文化和审美文化为主。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研究礼仪文化，可以展示礼仪文化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从而使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得到拓展，形成更加完善的内容体系。

四、礼仪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我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经史结合的方法特征。一种是经学研究方法，即从经学意义上研究礼仪。人们把礼仪当作“金科玉律”，对其进行注解和分析，产生了“三礼”、“五经”以及徐乾学《读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礼仪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礼经学名著。另一种是史学研究方法，即从史学意义上研究礼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倡把礼仪当作史学研究，人们转向从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和风俗史的角度探讨礼仪及其发展历史，从更深的层次剖析中国的礼制和礼俗，揭示其中的特征和规律，取得了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学的方法有利于总结传统礼仪的成果，形成思想框架；史学方法有利于梳理传统礼仪的发展，揭示学术规律。这种经史结合的研究，为构建礼仪文化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研究礼仪文化，目标是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即按照某种特定的范式进行研究和概括，形成融传统礼仪和现代礼仪于一体的知识体系。它要求我们既要继承和利用传统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成果，又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首先，可以采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调查法、文献法和比较法，更加广泛地收集礼仪文化的相关素材，并且进行科学的分类，从而使礼仪文化学建立在对礼仪文化的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其次，可以采用理论分析方法，运用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等学科原理，从不同的视角对礼仪文化的意蕴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专门研究，使礼仪文化学成为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再次，可以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方法，深入分析礼仪文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明确各种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礼仪文化各种功能的实现机理，揭示礼仪文化系统内部通过信息传递和反馈调节人们的礼仪行为，从而达到以协调社会关系为目标的社会控制过程。总之，应该综合运用传统的和现代的方法，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分析，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礼仪文化的研究，使之形成由典型特征、思想原理、发展历程及应用领域等内容构成的比较规范的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 [英]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2]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自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

[4]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蒋璟萍.礼仪的伦理学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 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3.

[7] 刘思培.《古政原始论》之十《礼俗原始论》[A].刘师培.刘师培全集.第二册[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54.

篇5

文言文学习的难点在于其自身意思比较晦涩，语法现象的生僻，以及背靠的古代文化经济等较为繁杂，使人阅读理解起来障碍重重。不过就像庄子在养生主《庖丁解牛》里面写得一样，只要我们掌握了一个事物的“道”，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使你在应用他时，目无全牛，游刃有余。

那么竟就什么是学习文言文的道呢，或者更精准一点的说，什么是文言文翻译的道呢?

要学好顾问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文言文翻译的而关键在于：多背记古文，建立语感。

每种语言，就其学习者而言，都对该种语言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复杂的，是人的深层意识对语言规律的一种熟知，掌握。语感无法名状，不可告知，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而且这种感觉能帮助你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就其结果而言有惊人的正确性。

建立语感的关键在于，多读，多背记文言文。其实文言文背记的过程，也是理解它的意思，掌握其中各种语法现象的过程。

2、多总结各种词的用法以及语法现象。

总结归纳是学习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关节，如果少了这个环节，学习的效率和效果均会受到影响。在

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注意对一类语法现象，例如词性的变化(名词动用，形容词动用等)、通假;对句法，如省略，倒装，前置等知识点的归纳，对其形成一个系统的概念，做到深度理解，精准掌握，再遇到问题时就不会模棱两可，是是而非。

3、精做练习。

练习不是目的，练习的目的是对知识的巩固，因此反对题海战术，不过不带着目的，或者研究性心理来做题，就是做再多的题也起不了大的作用，因为题的形式是变化的，但是其中包含的道理是恒一的。

4、增加文言文课外知识。

在上文中提到了，文言文之所以难，是以为文言文不但有语法现象的阻挠，而且有文化知识的阻挠。

比如古代的礼仪制度，仕官制度，如果不知道这些制度，对有些古文的理解上就有难度。因此建议可以读一些简明的文言文书籍，如《三国演义》《三言两拍》等。

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章作者的时代背景，作者本人的流派和主张。有些翻译，按照字面简单的翻译，出来的结果是与其主旨不相符合的。

例如史记鸿门宴里的一句：“大王来何操?”照字面的翻译，大概会是：大王您来的时候拿着什么东西。如果这样翻译，肯定得不了高分，因为这是不符合作者的意思的。对于此，如果分析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刘邦到项羽那里去请罪，在最后献上了白玉等。那就很容易推理出，这句话的意思，即：大王您来的时候带着什么礼物?这样翻译就对了。

5、翻译坚持“信”和“达”这两个根本，注意通读译文，纠正错误。

篇6

《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篇，篇名如下：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分类较《尔雅》更细，也较合理。《释丧制》是《释名》有的，其中反映了大量的丧葬文化。如对死者称谓，治丧、出丧各种制度的介绍，对服丧者的要求等无不做了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古代丧制礼仪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一、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一)死者称谓的差异

汉朝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等级森严这一点在《释丧制》中也有所反映。按照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死亡的称法也有不同：

士曰不禄，不复食禄也。

大夫曰卒，言卒竟也。

诸侯曰薨，薨，坏之声也。

天子曰崩，崩坏之形也。崩，硼声也。

“不禄”：郑注曲礼云：“不终其禄也。”白虎通云：“不终君之禄也。”通典引春秋说题辞云：“不禄谓身消名章也。”郑注：“禄谓有德行，任为大夫士而不为者，少而死，从士之称。”何休注公羊云：“不禄。无禄也。”大夫的薪俸叫做“禄”，大夫死后再也不能“食君之禄”，即是“无禄”。

“卒”：《说文》：“隸人给事者衣曰卒。”叶德炯曰：御览引春秋说题词：“大夫曰卒，精辉终卒，卒之为言绝，绝于邦也。”古代大夫或诸侯之家称作“邦”。古代认为天人合一，一邦的掌管着逝去，则这里聚集的精耀也就卒灭了，因此大夫至死谓之“卒”。

“薨”：何休注公羊云：“小毁坏之辞。”白虎通云：“诸侯曰薨，国失阳，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叶德炯曰：通典引刘向五经通义云：“崩薨从何始乎?曰：从周。何以言之?······武王以前未闻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义。”

“崩”：郑注曲礼云：“异死名者，为人其无知，若犹不同然也，自上颠坏曰崩。”何休注公羊云：“大毁坏之辞。”谷梁传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天子处在社会制度的最顶端，故为“巅”，天子身份最为尊贵，因此天子的死称为崩。

笔者对《左传》《战国策》《史记》中“薨”字和“崩”字进行了统计，其结果如下：

《左传》中的“崩”字全用于记录天子之死，“薨”则用于记录诸侯及其夫人之亡。然而在《战国策》中，表示诸侯之死，“薨”字只出现两次，其余全用“崩”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从春秋到战国这个大变革时期，宗法制礼崩乐坏，天子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诸侯凭借自己雄厚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地位得到提升。

在《史记》中，我们发现情况发生变化。“崩”字出现247次，全用于记录皇帝或皇后之亡，太子诸侯则用“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天子权利至高无上，同时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制定出一套维护天子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森严等级制度。

(二)墓葬规格的差异

《释名·释丧制》不仅按照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等级界定了死亡的不同称法，在书中墓葬规格、丧服、车饰、丧期等诸多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性：

冢，肿也。象山顶之高肿起也。

墓，慕也，子思慕之处也。

丘，象丘形也。陵亦然也。

郑注周礼叙官：“墓，大夫云基。冢茔之地，孝子所思慕之处。”“丘”，大夫职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郑注：“王公曰丘，诸臣曰封。”毕沅曰：“自汉以来，天子葬地谓之陵，或曰山陵，或曰园陵。”自汉以来，封建王权不断增强，为了表现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坟墓占地广阔，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因此帝王的坟墓就称为“陵”。古代把帝王坟墓称“陵”，贵族坟墓称“冢”，一般官员或富人称“墓”，平民百姓称“坟”。不仅如此，坟墓也会按照官职、辈分而有区别，一般辈分越高、官职越高，墓葬的规格越高。

二、对死亡方式的不同称谓

“人始气绝曰死”，“就隐翳也”，人的形体、气息等都在这个世界隐翳消逝，找不到踪影。我们说每个人的出生都承载着上天和父母的恩泽，死亡也是一个人“福祚陨落也”。但是死亡也有不同的方式，如自然死亡、遭遇意外死亡、受到刑罚死亡等，关于这一点，《释名》也给出了不同的称谓和解释。

(一)受惩而亡的称谓

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之不复见也。

罪及余人曰诛。诛，株也，如株木根，枝叶尽落也。

狱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于狱也。

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于众人共弃之也。

斫头曰斩，斩要曰要斩。斩，暂也，暂加兵即断也。

车裂曰轘。轘，散也，肢体分散也。

煮之于镬曰烹，若烹禽兽之肉也。

槌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卫大暴如豺狼也。

这些名称来自于日常生活，形象而又生动。如“诛，株也”，像大树的枝叶全部凋落，则这个家族将全部消亡。再如“烹”，就像人们日常烹烤肉类，这种行为已经在人的思维中烙下了痛苦的印象，所以“烹”这种刑罚已经在无形中给人一种恐惧感。又如“车裂”，稍一想象，那四肢分裂，血肉模糊的血腥场面，便使人不寒而栗。统治者就用这些酷刑，来震慑人民，使人不敢犯罪。

由此可以总结出，古代封建社会，官府巩固统治，在运用礼教、道德教化百姓的同时，也运用刑罚威震民众，双管齐下，维护社会的稳定。联系当今社会，我国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提倡以人为本、“中国梦”，只有“法”与“礼”相互结合，我们才能建设成一个和谐稳定富强的国家。

(二)意外死亡的称谓

死于水者曰溺。溺，弱也不能自胜之言也。

死于火者曰烧。烧，焦也。

战死曰兵。言死为兵所伤也。

下杀上曰弑。弑，伺也，伺间而后德施也。

悬绳曰缢。缢，阨也。阨其颈也。

屈颈闭气曰之雉经，如雉之为也。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一生只有一次;生命又是脆弱的，任何小小的意外都有可能让我们丧生。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敬惜生命。

(三)与年龄有关的称谓差异

《释名·释丧制》中因为年龄和身份的差异，关于死亡的称呼也会不同：

老死日寿终。寿，久也;终，尽也。生已久远，气终尽也

少壮而死日夭，如取物，中夭折也。

未二十而死日殇。殇，伤也，可哀伤也。

父死日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义为成，凡五材，胶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母死日妣。妣，比也，比之於父亦然也。

自然老死称“寿终”，即不用遭受病痛的折磨，无知无觉的安详的走完一生，这是一种“蒙赐”，一种福气，我们也常把这种死亡称作“寿终正寝”。“夭”，《说文》释“夭，屈也······夭者头之曲”，其本意是“屈、摧折”;同时又有“茂盛”之义，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试想一个人于而立之年突然逝去，就如一棵树，刚长成木材，却不幸摧折，让人唏嘘哀叹不已。将“夭”的两个意象结合即“茂盛之时被摧折”，其对死亡的称谓才最生动形象。再如“殇”，《说文解字》中提到“殇，不成人也”;《仪礼·丧服传》有“人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为无服之殇”。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变化，“殇”的程度不同。年龄越大，死后他的亲人越伤心，越难从悲痛中走出。这和与人交往的道理一样，交往时间越长，情感越深厚，越难以分离。

《释名》中对于死亡称谓的解释，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个别语汇的解释略显牵强，但它对当代研究当时典章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反映丧制礼仪

“汉以来谓死为故物，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在对《释名·释丧制》的研读中，发现汉时的丧礼制度已经十分完善。从对死者的重饰，到棺椁的摆放，到出席丧礼人的穿着，再到入葬祭奠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为我们今天研究汉代丧礼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一)重饰死者

我们常说“死者为大”，在汉代人对死者的重饰中便有所展现。“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节解舒，不复能自胜敛也”，所以需要生者对其打扮，走好人生的最后一程。

衣尸曰袭，袭，匝也，以衣周匝覆衣之也。

一囊韬其形曰冒，覆其形使人勿恶也。

已衣所以束之曰绞衿。绞，交也，交结也。衿，禁也，禁，系之也。

以上介绍的是汉代时期死者的衣饰，通过与现在丧礼的对比，发现大同小异。在山东农村，会给死去的人穿“寿衣”。寿衣的准备比较早，一般在家里老人去逝之前就已准备好，买来藏蓝色或黄灰色的布料，由家中和村里有德旺的女性共同缝制而成。在农村他们会给死者的脸上盖一张火纸，掩盖其面容，以防惊吓到他人。

含，以珠具含其口中也。

握，以物握尸手中，使握之也。

“含”是丧仪之一，“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春秋之制也。文人加以稻米”，根据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所含之物也不同。对于“含”的解释有很多种：一种说法是“饭含”，“缘生食，死者不欲虚其口，故含。”另一种认为对死者的尸体有益，可使其不朽，与神灵相通。现在的人已经不再将珠玉含于死者口中，而是以硬币代替。从中可以发现人民群众对于古代传统变通式的继承，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发展、传承。

(二)重视治丧与出丧

死者的尸体被处理完以后，人们就开始入殓，将尸体敛入棺椁中。

衣尸棺曰敛，敛藏不复见也。

槨，廓也，廓落在表之言也。

尸已在棺曰柩，柩，究也，送终随身之制究备也。

同时设置灵堂。于西壁下涂之曰殡。便于宾客祭拜送别。

然后便要出丧。古人对“送死”及其重视。这既体现了孝子对逝者的敬重，也是亡者在人间最后的行程。

舆棺之车曰輀。輀，耳也，悬于左右前后，铜鱼摇绞之属耳耳然也。其盖曰柳。柳，聚也，众饰所聚，亦其形偻也。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其旁曰墙，似无墙也。

翣，齐人谓扇曰翣，此似之也，想翣扇为清凉也。翣有牖有画，各以其饰名之也。

两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于一旁引擺之，借倾倚也。

从前引之曰绋。绋，发也，发车使前也。

人们对“送死”的队伍进行精细而庄重的修饰，使死者庄严肃穆;同时人们使用“明器”，为死者引灵。古代的人相信灵魂的存在，因此用“塗车、芻灵”为死者引路，希望死者的灵魂可以平安、安逸的在冥间生活。

(三)重视孝道

《释丧制》中不仅有对丧葬规格的介绍，还有对生者的规范。其中直接提及“孝子”的有以下几条：

又祭日卒哭。卒，止也。止孝子无时之哭，朝夕而已也

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练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饰也。

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穰服。服朝服缟冠，加大善之饰也。

间月而楫(左示右覃)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

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

在整个丧葬仪制当中，孝子们需要穿“五服”，即：“丝麻、小功、大功、斩衰、齐衰”。在初丧、治丧、出丧、终丧的每个阶段，孝子们不仅要身穿不同的素服，还要遵守不同的哭丧礼。卒哭礼之后，孝子们还需要守孝，在此间需要按期进行祭礼。小祥是在尊长过世后一周年进行的祭礼，大祥是在二周年时举行的祭礼。古代人对于丧服和居丧十分重视。丧服直接体现着不同的人与亡者的关系，至亲至孝的人，穿孝服最重，守孝最长。虽然对于死者来说，守孝已经毫无意义，但古人相信灵魂是不灭的，人们坚持为已故亲人守孝，并以此来坚守孝道。丧葬礼制的规模、场面、子孙进行的每一项祭礼是否符合仪制，都被用来衡量是否尽孝。

篇7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 上?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这就是传说时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

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

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

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所强调的“三战”，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

《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为旗帜。”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

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

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

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 [2]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

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描绘。《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

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

黄帝和炎帝、蚩尤反映了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三大文化

《史记》、《逸周书》等汉文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记载，绝非凭空而来的臆测，更不是毫无依据的怪谲神话。它是华夏先民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化传承的标志。它反映和揭示了华夏先民这样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实体：较早进入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者、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狩猎者，以及从西部和北方迁移来的、由游牧转入农耕者，构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华夏先民的三大主要部族。而在这些创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部族中，惟有以黄帝为首的有着游牧文化强劲活力和稳持的、崭新发展的农耕文化，才成为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三大部族文化的主流，并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原华夏先民农耕文明的形成。

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中的游牧者，从西向东迁移并抵中原地区，他们在经过了半农半牧阶段之后，进入了定居农耕。其间，在黄帝率领下发生了与已经定居在中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之间的阪泉之战。随后，出现了表现为“诸侯咸归轩辕”为形式的炎黄两大部族文化的联合。而被汉文史册描述为：“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记载，则反映和说明了，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游牧文化，不仅能与固土重迁、稳持循蹈的农耕文化互相汲取和融合，而且正是由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的结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相汲取、彼此补充，进而不断推进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

诚然，狩猎文化曾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文化阶段，这反映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狩猎对收获并不稳定的早期农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传说时代的中原华夏先民也应有过这样的经历。据史载，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游猎者为数众多，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之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炎帝治理下的农耕时代，蚩尤占据着“分政上卿”的重要社会地位。

由于狩猎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对农耕所具有的一定的破坏性，所以，农耕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消除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的妨碍和破坏，并对狩猎文化加以兼并和融合。《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载的：“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无疑是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映。通过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列思序，纪于大纪。邦名之曰：绝乱之野”的历史写实，反映出传说时代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强盛了的农耕文化，完成了对狩猎文化的兼并和融合。

但是，也许是由于狩猎对于靠天收获的农耕社会，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所以，长期以来被黄帝“杀之中翼”的蚩尤，在中原华夏先民中同样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原华夏先民虽然赞颂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的功绩，但对战败“禽杀”的蚩尤，却仍然奉为华夏古代的“战神”，并冠以殊高名誉，并与功勋显赫的始祖黄帝一起，登上了古代华夏的祭坛。

《史记·刘邦本纪》所载：汉代民间还流传着“祠黄帝、祭蚩尤”的祭祀礼仪。《史记·封禅书》也记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隆重祭祀礼仪。这不仅说明创造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对以蚩尤为代表的狩猎文化的倚重；更反映和说明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部族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原华夏农耕文明的基础。而黄帝和炎帝、蚩尤，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崇敬的三大文化创造者的代表。

黄帝肇启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明

黄帝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为了方便人民的定居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农耕生产，便发扬游牧者擅长找水的传统，让人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挖掘水井，并且确立了“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的制度。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区划：“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

由此可见，中原华夏先民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出现了按地域区划人民，并对一定地域区划内的人们进行管辖和治理。这样的按地域区划进行管辖、而不再以血缘来区分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就意味着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开始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出现和屹立于世了。

在黄帝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其中诸如“伶伦作律吕，隶着作算术，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大挠作甲子”，这些都是值得一书的。然而，容成则在这“六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历”，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这就意味着中原华夏先民的农耕生产，因在黄帝时代对天文和历法知识的总结，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本来，游牧者在荒野上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造就了善识天象和星空的特长。所以，黄帝时出现了天文历法，说明华夏先民为了发展农耕生产的需要，在学习和汲取游牧部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了对农耕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天文历法。

值此一提，黄帝的史官仓颉依类象形，创造文字，标志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出现了。尽管汉字的产生，未必是黄帝时由仓颉一蹴而就的。但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毕竟让华夏先民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人类的文明殿堂。因此，黄帝时的仓颉造字传说，至少可以反映出，中原华夏先民到了黄帝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和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间，已经进入到必需产生文字的阶段。所以，才出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仓颉创造文字。

在黄帝时便创造、出现并一直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对古代华夏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起到了巩固华夏团结和维系华夏文化的卓著作用。汉字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标识，巩固了古代华夏和促进汉族的发展壮大，在特殊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字也就无可争辩地，成为凝聚和巩固华夏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成长和壮大的一个纽带。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在他的率领下，一支原先活动于西部地区的游牧者，不断往东迁移，并且在抵达中原后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黄帝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互相汲取、互相结合，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历史，并使历史上兴起于中国西部和北方的游牧文化，不断注入中原的华夏农耕文化，使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不断获得新鲜活力。

《魏书·帝纪》所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以及“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等载录，尽管为后人所记，但这些历代学者的论述，多次印证了始于黄帝之时的中原华夏农耕文化的历史，是不断汲取和兼容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的历史。因此说，正是黄帝开创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为中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发展，开掘了不竭之源、奠下了广阔的发展之路。

肇始于黄帝及黄帝时代的各种礼仪制度和文化创造，不仅对古代华夏乃至汉族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在历史上的中国，起到了巩固古代华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维系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的作用。所以，黄帝在作为华夏先民始祖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还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黄帝甚至成为凝聚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进程。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篇8

关键词：礼；仁；中国古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80-01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丰富灿烂的思想藤蔓中可谓是最为粗壮的一支，其影响跨越朝代，跨越广阔的土地，同时也记录着中国人那种特有的精神与处世方式。“设计”一词虽然作为外来词汇传入中国不过30年，但“设计”的本质即为人造物，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并且有着丰富灿烂的辉煌历程。影响着设计发展的，除了经济、技术、环境等的影响外，人文因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巨大的藤蔓网的那些种子中，就有儒家思想这一颗。

一、“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孔子之前“礼”只是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并不具有道德内涵，孔子赋予其道德含义，把它转化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用以“别贵贱”，使不同的等级各安其位，有序相处。但在漫长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应用上，使其产生了很多非正面的影响。但统治者对于“礼”的追求给了匠师们更多发挥的方向与平台，推动着匠人们对设计品不断的精益求精。

例如在商朝最为重要的器具——青铜器。其按作用分类就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礼器。礼器虽然产生比孔子早，但其功能除宗教祭祀外，也具有孔子所提的“别贵贱”，使人们有序相处的重要作用。礼器作为商朝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品种之一，可集中体现“礼”这一思想。王侯将相对于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这就促使工匠们发挥其创造能力，根据不同的形制要求，创造出了让人惊叹的作品。后母戊鼎（2011年3月正式更名），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的纪念物。其制雄伟，重约832.84千克，高约133厘米。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其腹光洁，只在鼎腹四面交接处装饰以云雷纹与饕餮纹。两耳的纹饰一样精美，外廓上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后母戊鼎作为礼器，无处不体现出帝王家的风范与尊严。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和恢弘程度都是由“礼制”直接决定的。比起后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臣使用的礼器都不及其气势。

因为“礼”的要求，所以这些能够表明等级礼数的设计品更是精致巧妙，充满韵味。虽然中国古代“礼”的有些内容不符合现代的一些道德标准，但是其对于古代手工艺的创作却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与发展空间。

二、“仁”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同样在中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本指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孔子将其丰富和发展处多种道德品质，其核心含义是“爱人”。由亲人家庭到推己及人最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工作者一直不断的探究探讨着设计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许多的流派与主张，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现代主义、装饰主义等等。设计工作者们越来越发现，“人”才是设计的本质，“为人服务”才是设计的真谛。而中国的先人早已经将这道理更加精确的总结为“仁”。仁者，爱人也。这不仅是中国人设计的要求，而是对做人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匠师们发挥着他们的“仁爱”之心不断的创造了让我们现在为之感慨的设计品。例如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的长信宫灯，设计精妙。此灯外形为双手执灯的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宫女左手手执灯，右手衣袖向下垂照住灯盘，似乎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及防止污染空气，又非常美观。灯罩有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用以调节光的照度及方向。另外，此灯的六个部分，宫女的头部、身躯、右臂，灯的灯座、灯盘、灯罩均可拆卸，方便于清洗。长信宫灯虽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这些细节的设计却是实实在在实践着“爱人”的追求。

不得不说“仁”“爱人”“博爱”的思想贯穿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也更加体现在中国人的设计品中。虽然时代变迁，现代社会中的丑陋不禁让我们唏嘘，但是观看我们的现代设计，一脉相承地继续着古人“仁”的精神。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但这一精神一直未变。

三、小结

儒家思想是先人的智慧，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造物思想、设计思想。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从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实际出发，不断的改进探讨我们的设计。相信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的中国设计将会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4-03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并不相称。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而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主要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其基本内核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源泉，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首先在第一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和”的思想，例如：《论语・学而》篇中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为政第二》篇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孔子也提倡建设美好的“大同”社会，如“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第二个层面，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提倡人人平等，“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体现了正确的利义观，不唯利是图，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第三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个人修身、正己思想，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思想也是相融相通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发展与前进提供精神动力，儒家文化中包含有经久不衰的精神食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大家共同奋斗的坚强纽带。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本，以民本为用，丰富的传统道德观念，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下为公”体现了传统忠德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促进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仁者爱人”弘扬爱人之积极情感，唤醒道德良知，提升奉献意识，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为善，彼此友爱。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多依靠自己，少依靠别人，做人要有独立担当意识；从民本来说，主张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希望统治者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博施于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重视精神的作用，从而不断推进民族发展与强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时代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思想

首先，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经久适用，同时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于社会生活中追寻真理。其次，对于如何为人处世也有很多经典语录，例如孔子关于做君子的要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闻、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告诫人们看到一种现象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要平易近人，言行一致，对工作要有敬业精神，有问题要多向别人请教，心中有不平事，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在有利可图时，要想到是否合乎义，在利益面前坚守道义，不犯错误。要“敏于行而慎于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外，孔子的“中庸”“为政以德”思想及孔子的其他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治国经验等都有益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二、积极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发挥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很多思想、理念直至现在还有很大借鉴意义。例如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及教学组织形式等可以为现今教育提供启发，在教育理念方面，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采用研讨式教学，孔子的教学，很大部分是和学生、官员、学者进行对话，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包括老师问学生，学生问老师。采用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教学，例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采用“共享式教学”，孔子在很多场合总是当众引导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和感悟讲出来，对一些问题重点教授和引导讨论或让学生之间开展讨论，让大家实现知识共享。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形式活泼，“杏坛”教学法就十分典型，师生在树荫下、山水间席地而坐就可以上课，此外，孔子在后半生经常带学生周游列国，这种游学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开拓眼界，边游边学。孑L子教学注重问题、注重研讨、激发潜能、发展个性的教学特点和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学习型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仍然有重要意义。

从此例来看，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精华，首先应善于总结和提炼，善于从零散的知识碎片或语录、对话、或事件描述中去总结概括；其次，要把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善于比较，找找共通之处，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基本要义是相通的，比如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等；再者，要多思考与动脑，多与他人讨论交流，尤其要加强对那些不易显现、隐藏于字面的传统文化精华进行挖掘。

（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借助大众传媒和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提升文化竞争力方面，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特点，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畅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1.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补充、拓展和延伸

比如儒家的“重义轻利”“为政以德”思想，是根源于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社会制的存在，其原义是主张德治，强调道德和道德规范对调节人际或等级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但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缺乏权利或权利平等的观念和法制保障的，理解其内涵必须加入现代的权利意识和权利平等的价值观。再比如儒家“和”的思想，是指社会中各等级之和，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观和思想，就应对传统的“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鉴别和扬弃，丰富“和”的内涵，包括分配公平、司法公正等，坚决反对特权和“官本”文化，将“和”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

2.改造传统文化落后、陈旧、不合时宜的表达形式，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

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思想，“人无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等，今天仍然在讲“礼”，但是儒家“Y治”思想在表现形式上过于复杂繁缛，在新的时期，对于“礼”的形式一方面要适当规范和简化，恢复一些影响深远的传统礼仪制度，比如“成人礼”、传统婚礼、“祭礼”，等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建立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并积极推广施行，比如升降国旗仪式、烈士公祭仪式、职场礼仪、商务礼仪等等。

3.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实现传统文化的“两创”，必须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例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西医结合、数字书法技术、围棋人工智能等。为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要将“互联网+”引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努力创建以亲民、时尚，又富含文化魅力的方式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三）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挖掘其当代价值，拓展其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生活，让人们能看到、听到、感知到，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进行文艺作品创新、文化载体创新、营造传统文化育人环境，完善传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

1.创造更好的传统文化文艺作品，不断提高创作质量，努力推出优秀作品

以儒家文化为例，可以通过动漫、影视、书画等作品对孔子的教学进行情景再创造，以多样的形式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挖掘，阐释新意，创造优秀作品。

2.积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旅游纪念馆等文化文物单位不仅要发挥馆藏功能，为社会提供固定的文化产品，还应积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出贴近社会生活、“实用”的文化创意产品。

3.丰富优秀传统文化载体

要积极结合社会重大节日，如纪念建党95周年、胜利80周年；积极结合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举办文艺晚会、讲座、开展主题创作展示活动。通过文艺形式、日常礼俗、饮食服饰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入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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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代的文化内容

商朝作为封建奴隶制王朝，维系了长达5个世纪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上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商朝作为奴隶制社会的代表，有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资料值得研究。现有的商代遗址和文物都能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提供可靠的材料和依据。狭义的商代文化主要包括服饰、音乐、艺术、宗教等。商朝首先在服饰方面形成了“上衣下裳”这种服装风格，在后世也一直延续；由于炼造技术的成熟，商代也出现了丰富的音乐设备，例如编钟。艺术发展方向，商代除了原始的壁画、岩画以外还有风格各异、色彩各异的陶瓷作品；图腾文化继续表现出对鬼神和祖先的尊重。广义上的商代文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政治上，由于商代处于古代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土地和奴隶的所有权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奴隶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经济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剩余劳动力产品的逐渐出现和贸易的逐渐兴起，“商人”作为从事贸易的人首次出现在历史上：军事上，商代也发展了完整的军事制度和征兵制度，但也有成熟的人车作战编队。这些都是广义商业文化的体现。

二、商文化的礼器传播

在铸造礼器的过程中，文化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然而，商代文化在铸制礼器中的传播形式主要通过3种方式：形状、图案和铭文。(1)形状传播。铸制礼器的形状可以直接反映其在当时的作用。鼎器，早期是人们吃饭的器具，后期被赋予了祭祀和对统治阶级权利的象征。象征着食物对于古代人民的重要性。(2)图形的传达形式。在铸造礼器时，各种图形体现了商文化的多元，尤其是图案的绘制上。制造工匠为了表达对于自然鬼神与祖宗的敬畏，将鬼神的形象加入到祭祀礼器中。这些恐怖的鬼神给人带来神秘、恐惧和敬畏之感。另一个经常被加的图案是动物类，动物类的图文反映了当时农耕社会的特点是重视畜牧和饲养。其中以青铜四羊方像最为著名，代表了羊对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性。(3)碑文的传播形式。铭文是礼器上的文字，由于礼器多为铜、铁、锡等金属，故又称“金文”。礼器铭文分为铸造初期的铭文和礼器制作后的铭文，作用是可以直接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商代碑文以铸字为主，记录一些比如皇帝的言行或国事。它也成为表达商代文化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西周前期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礼器制度。正鼎为中心位，镀鼎则作为祭祀和宴席时的烹煮工具，贵族们以正鼎为中心举行活动。但周朝所制定的礼制在后期的战乱中被破坏，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濒临崩溃。在春秋时期体现出来的各诸侯国卿大夫们在礼制上的僭越，其实就是原本的礼乐制度正在被破坏重塑的过程。

三、商代文化在礼器中的应用

商文化在礼器中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最具明显特征的地方是研究礼器中的文字表达方式和特点。(1)象形文字表达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特点都不同。具体到商代语言的表达，分为书面用语和口头语。口头语在历史上无法考证，但书面语言是有很多的历史证据支撑的。因此，商代礼器上的铭文表达就成为了很好的研究商代文化的证据。汉字起源和完善就是在商代，象形文字是最常用的。象形文字是具备一定意义的图形演变而来。商代文字具备一定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以记录为主，记载一些经常发生的事件或者重大事件；从方式上来说，由于文字尚未发展成熟，所以往往一字表示多种含义且通过字形来辅助表达；语言表达比较简短，效果有限。(2)铸造礼器上汉语表达的主要内容。由于礼器铸造文字的复杂性，礼器铭文一般较少。商代初期，礼器上的文字通常记载铸造者的信息或是礼器家族的姓氏。晚期的碑文通常记载了仪式上的重要事件，例如打仗出征，祭祀等等。(3)汉语在铸造礼器中的应用。铸造礼器上铭文的应用，使得商文化得以流传，为后世留下了研究的依据。铸造礼器上的铭文有几种作用：一是目的，标明铸礼的名称、目的、主人或创造者；二是记录作用，古代的书写汉字尚未成体系，只能通过象形文字来记录一些事件和言论。最后，因为与祭祀和战争有关，也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地位。语言也是统治阶级未来维护自己执政权力的工具，通过铭文来达到对统治阶层进行美化，维护当时的礼仪制度的目的。留在铸造礼器上的铭文为我们展示了商代的文化统治。由于商代文字不多，对文字的研究，语言的意义和表达可以为理解古代汉语问题提供思路，有助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

四、青铜礼器的纹饰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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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教士；儒学；基督教；伦理观

一、安保罗对儒学中上帝观的认识

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重来世与重此生是基儒争论的最大歧异，因而儒学中的天帝观、鬼神观与灵魂观成为来华传教士非议的焦点之一，也是传教士以基督教“补儒”的主要地方。安保罗在《孟子本义官话》为《孟子·离娄下》中的“以祀上帝”一句作注解时，用了将近7600字的篇幅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一词进行梳理和分析。他从《四书》中整理出的“上帝”一词共有8处。在《五经》中整理出145处。在此处所列的并不完全，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原文就不再引述。安保罗细细的查考上文聚集“上帝”一词的每一句话，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解释，又从其中总结出中国古人所论的上帝的主要属性，具体表现为12条：“上帝是至高至尊审判世界的主；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上帝的位是在天；上帝是造化之主，是万物之根源；上帝权柄是很大，管理天地；上帝定断立人做君王；上帝爱惜并保护万民；上帝是圣洁的神；上帝喜悦仁义；上帝赏善罚恶；上帝赦免悔罪改过之人；上帝是灵睿之神。” 这些言词不仅“可以明知古人实在认识上帝”，而且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不独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对上帝的观念，和基督教的信仰有众多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之间的殊异也确实很大。安保罗根据基督教“专拜上帝”的教义，对儒教“兼拜各神”与“敬拜祖宗”等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儒教则知有上帝，且知上帝之有命”，但“儒教论上帝不甚清晰。虽知有上帝，乃与天及鬼神浑言之，而未明辩之。使人崇拜天与鬼神，而忘其拜上帝。且不知上帝为天之主，独一无二之真神……彼虽知有上帝，而皆未指明上帝为至尊无对者也。”他还强调说：“儒教于敬拜上帝之外，兼拜各神。故如《诗》云‘怀柔百神。’《书》云：‘遍于群神。’诸如此类，皆谬误之最甚者。”又认为祭祖“是以上帝之尊荣归于先人，视先人如无所不在之上帝”，“所以祀先之义，皆虚妄也。且不独虚妄，各种之弊，亦因之而出焉。”他举例说，譬如，在《书经·虞书》中记载：当尧帝要传位于舜时，一方面“肆类于上帝”，另一方面又“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书经·虞书》)，祭也；“六宗”，谓“寒、署、日、月、星、水”等自然现象；“望”，遥祭，祭山川；“遍于群神”，则更是普遍的祭及一切的神“灵”，甚至也包括先人圣贤在内。也就是说，即拜上帝，又拜被造之物。这和基督教的教义不免相去甚远。

安保罗认为，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比，一方面，儒家文化关于神的观念过于零碎；孔子以含混不清的“天”的概念代替“上帝”的概念，且与鬼神观念含混不清，未明确上帝是唯一真神，导致无神论，或导致多神崇拜和鬼神迷信，祭拜祖先又导致许多的弊端。另一方面，基督教中每人都可以崇拜上帝，接受上帝的恩惠和爱，也把赞美和感谢献给上帝。而儒家的祭天却只是皇帝与官府的特权，使大众与神颇为疏远等等。由于这些缺失，儒学未能发展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普世的、永恒的 唯一真神的完整上帝概念。

二、安保罗对儒学中人性观的认识

安保罗依据对《孟子》的考察，认为，“孟子的性本善与基督教论人性之道实在可以相合”。他解释说，孟子的“性本善”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孟子的“性本善”不是今时世人实在所有的心地，即现代人所说的气质之性。孟子的人本性是昊天上帝本来与人所禀赋的意向，这个本来的意向孟子认为是向善的，如水常常要向下一样。安保罗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们都有天理在心里，这个天理仿佛勉励我们向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且这个本性，并不是人自身发现的某种优秀的品性，而是表明我们按照是非之心所该当具备的标准。人都有而且应该有这个是非之心。因为上帝本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个“形象”就是上帝赐给人的向善的本性。但是由于“本来被造之人”即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并累及一切的后裔于罪中，此后至今，虽然上帝的形象在人内暗昧而不显然，但上帝给人的形象的踪迹还存留在人心里。二是孟子的“性本善”也不是说今时的世人实在是善的，而是认为现今之人都是失去了赤子之心。也就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虽人皆有之，但只有人不断的寻求才可以得到，如果人不停的放弃就丢失了。

三、安保罗对儒学中伦理观的认识

安保罗也极力调和基督教与儒教的会通之处。他认为，儒家伦理以人伦之道为首要，称为“五常”和“五伦”，即仁义礼智信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与基督教所言极相吻合，也为传教士所接受和赞赏。他指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基督教倡导的个体之人“守身之金箴”，耶稣教导其门徒“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这句东西方文化共喻的金玉箴言，概括为一个字就是“恕”。另外，安保罗还强调指出，善道在“儒书中班班可考”。以上这些在基督教里令人赞美和欣悦的。

安保罗从基督教的文化视野出发提出儒家伦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儒教五伦之道故为善道，但“差谬”之处也为数不少。除了传教士们普遍认为儒家思想中缺乏神与人的伦理关系外，安保罗还指出，就中国和世界范围来说，中国人常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政令之完善都在中国之上；就家庭关系来说，父母教养孩童要符合上帝的旨意，如若管教不严、懈怠，上帝则向父母问责；就婚姻关系说，丈夫要爱妻子。但儒教中“最大之谬”就是“娶妾”，这不但违背上帝之命令，而且实在对国家和对家庭、子女存有极大的隐患。他举例说，五洲之内凡有准行此例的国家皆是国力衰微，每况愈下。而且中国的妇女格外受歧视，如轻易休妻等；就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来说，他强调妇女应当受教育，一是因为妻子不仅相夫，而且还要教育子女。

安保罗的结论是儒学伦理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如果不发展出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其道德力量就无立足之处，就不能使它的人民获得新生。因此，在基督教伦理前，儒家伦理仍被凸现了劣势。

四、安保罗对儒学中社会观的认识

孔子在《礼记·礼运》提出了“小康”和“大同”的思想。对此，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因大道即隐，古时之王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礼约束民之私心，此谓小康。”孔子在此给出了“大同”和“小康”社会的基本概念和理想的社会景观，为社会的发展或者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想出伟大的神圣的目标。关于“小康”和“大同”社会的关系，则是大同之治与小康之治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只有落实小康之治，才能达到大同理想，大同虽不是历史中的产物，但却是小康的指引。孔子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安保罗的关注。

安保罗认为，孔子回首的“大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基督教的观点看，“大道”隐没，正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结果。因此，人只好借着礼仪制度来管理人的道德行为，及至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各种制度的建立、规范和完备。这就是所谓依赖律法条例来运行的社会状态，即“小康”社会形态。安保罗认为，孔子感叹的中华民族古代“小康”社会阶段，正好像以色列民族从上帝向他们颁布典章律法的时代，这些律法、“礼制”是警戒人：人有“私心”的，“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在律法管理、要求下的人，无论律法、礼仪制度多么完善，人都是不可能完全遵守的。因此，基督教传播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人从“小康”走向或者说恢复到与上帝的永久的关系中，也就是要实现孔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安保罗指出，孔子所渴望的“大同之福”实则是从“基督肇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给人类的特殊启示，即“立天国之隆，就万世万民，灭死复生，使人得永远之祉也。”也就是说人类要想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不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希伯来的摩西，还是希腊的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先知的共同盼望就是基督。尽管在中华民族、希腊民族中对“弥赛亚”的认识不同于犹太民族那样的清晰、自然，但上帝在每一种文化中对他自己的启示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

总言之，安保罗的儒学观是其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所形成的对儒学的认识。他对儒学的“上帝观”不是简单的附会或者说是利用，而是在详尽考察了儒学经典中对“上帝”的记述后，进行了认真、精确的分析和解释。既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也查验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处，对“上帝”敬拜是否专一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对儒学人性观的认识与其他传教士对儒学人性论的认识虽未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对基督教与儒学中的人性之善恶问题的缕析显得更为清晰，也突现了儒学中对人性恶的来源、人因恶而导致的结果以及如何消除恶等问题解答比较基督教来说的确逊色一些。安保罗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社会观作了较多的肯定，也有批评。最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提出儒家学说中所隐含对“基督的预言”。认为，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的这些圣贤之人应该是中国人认识上帝的先知。这是安保罗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的独到之处。

从安保罗所论及的儒家与基督教之关系，可以看出传教士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是相当精细的、深入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理性意义的伦理、哲学思想，也深受传教士的推崇，并从中考察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包含的与基督文化相连的真理和寻求真理的途径。他们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文化形态中寻找相通之处，其目的就是希望两种文化可以沟通、交流、对话，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安保罗.孟子本义官话[M].上海：上海美华书馆，1910.

[2][德]安保罗.救世教成全儒教说[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8.

[3]胡卫青.中西人性论的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于孟子性善论[J].复旦大学学报，2000，(03).

[4][英]艾约瑟.孔子生平概述[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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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中国饮食文化

课题项目：本文为“2011年度餐旅管理与服务类专业教职委教改课题”阶段成果（课题编号：CLJZW201115）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饮食文化》教学中的应用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25日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饮食文化”密不可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民族风俗习惯、饮食建筑、生产生活内容甚至各种经典、文献、制度当中，它还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承受者与创造者，无疑应该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既是历史赋予当代大学生的重要责任，也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迫切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精神核心的当属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主要为学生讲授中国饮食文化的基础理论、中国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民俗、饮食思想等内容。凡涉及人类饮食方面的思想、意识、观念、哲学、宗教、艺术等都在饮食文化的范围之类。中国的饮食文化是由中国民族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潜在地含蕴着大量的哲学因素。“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和为美”的哲学思想、“烹饪喻治国”的哲学思想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充分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品质、自身修养与文化素养有机结合起来。结合《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饮食礼仪文化”、“饮食风俗文化”等章节的内容，我们每节饮食文化课上，指导学生诵读10分钟《论语》经典著作，借此使其懂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礼仪道德。“半部论语治天下”，通过《论语》经典诵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儒家文化的精华。要求学生诵读经典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诵读经典的过程就是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自身修养的过程。

（一）礼德传承。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认为：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比较忽视人的素养、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教育。上大学的目的普遍是为了个人将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一旦毕了业，就拼命挣钱，过好日子。至于民族的发展、社会存在的问题，都与自己没有关系。目前，大学生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这是非常可悲、甚至是可怕的现象。

中国传统之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经国家，定社稷，立人民”的“疗疾”良方。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把礼仪作为治国安邦的基础，认为“礼者何，即事之治也”，他还把礼作为做人的道德规范和个人及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

《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在讲授“酒文化”时有座次之礼、迎送之礼、宴饮之礼、谦让之礼；在讲授“茶文化”时要学会茶艺表演的注目礼、端坐礼、应答礼、制茶礼、奉茶礼、谢茶礼；在讲授“食文化”的节日礼仪时，介绍我国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礼仪，通过这些礼学的学习，就会让学生自觉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继承和完善中华民族的节日传统。

（二）人格素养的培养。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为主要内涵。

1、培养推己及人的博怀。“仁”是先秦儒家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孔子“仁”的核心是“爱人”。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乐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强调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相互友好。就是说，一方面对别人要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自己要将心比心，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而不能苛求他人。这一点对当今的大学生正确处理好自己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尤为重要，也是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2、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要求后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激励后人发愤图强，好学不倦。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当代大学生，使他们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好学不倦的精神，唯有如此，我们的大学生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3、诚信教育。《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者，诚也。以诚实之谓信。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相互守信，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要求弟子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要诚实可信，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民以食为天”，饮食与民众的生活与生命息息相关，对于以后要从事餐饮业的“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诚信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在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强调效率、重视利益，而重利轻义、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事情时有发生，从“毒奶粉”、“苏丹红”到 “红心鸭蛋”、“毒馒头”、“地沟油”……不法商贩在“吃”上造假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业、求实、讲“诚”、“信”、“义”等思想，可以引导大学生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社会观念，有利于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体系，促使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又使社会更加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中国饮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美学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思想、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等各种文化体系、观念形态，具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特点。学生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扩展知识面，而且可以在学习中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美学教育。

在《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上，结合“古代饮食器具文化”、“筵宴文化”等章节内容，教师充分利用学生对古文化的好奇，以及展示自己才华的热情，鼓励学生参与教学，让学生把相关的内容以专题的形式，搜集资料制作成PPT，从中选择一部分选题和制作都具有示范意义的作业，让学生上讲台介绍，内容有：中国古代精美食器、酒器、茶器；中国古典名画欣赏；古代精美瓷器欣赏；宋代五大名窑；青花瓷等。

幻灯片制作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还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学习幻灯片制作，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上台展示，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胆量。

观赏中国古典名画、精美瓷器，体味中华文化之美，从而使学生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以期使学生进而身体力行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一）视觉是文化教育的具象载体。通过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设计物，比如远古的人面含鱼的彩陶盆、先秦古色斑斓的青铜器、汉代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北朝的雕塑、唐宋以来的瓷器、家具、建筑等等，这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感知和印象。

1、彩陶。彩陶的造型和色彩简洁凝重，体现出朴素、单纯、健康、饱满的艺术风格，这些纹饰给人以生动、活泼、自由、舒畅、开放、流动的审美享受。

2、青铜器。具有威严、神秘、凝重之美。

3、佛教艺术中的图案。佛教艺术的建筑、雕塑、壁画是实用性、艺术性、宗教性和审美性的结合。

4、我国各个时期的传统图案。春秋时期的图形以云兽纹飘逸流动的线条为特点，秦汉时期瓦当的装饰丰富、概括、简练，汉代画像石（砖）的《播种图》、《戈射收割图》、《五陵母》等构图疏密得当，人物动态生动、唐代的图案华丽，饱满富有生命力，宋代陶瓷图案丰富多彩，明代家具造型简洁优美。

（二）德音之谓乐。乐音出于人心，但又能成为一种新的外物，给人心以反作用。今日的古典音乐与摇滚音乐，尽管都属于乐音的范围，但给听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儒家尤其注重乐音对人心的影响，主张乐音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认为以君子之道作为主导的乐音，有益于人类的进步；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乐音，会将社会引向混乱。

我们要求学生在制作“饮食文化”幻灯片作业时，要插播背景音乐，音乐要选择中国古典名曲，这样学生在展示精美图片的同时，也使学生受到了古典美的乐曲的熏陶。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中国人审美精神的又一文化，它注重对“心性”的抒发和表达，能与中国文学与绘画建立良好的“通感”关系，倾听中国传统音乐的优美旋律，是提高学生领悟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的有效途径。

这些至真、至情、至善、至美的健康文化的耳濡目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文化心理期待和审美价值追求，启蒙和引导学生浸透在传统文化之中，积极地建构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价值观。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学生的文化学习当中，有利于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陶冶大学生的心境。

四、“中国饮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

结合《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第二章饮食原料文化”、“第三章主食面点文化”、“第四章 菜肴文化”、“第五章烹调文化”等章节的内容，让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做“五味调和”、“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畜为宜”、“五果为助”等专题宣讲。把内容相关章节设一个专题，每个专题都从提出问题开始，启发学生思考。这样使学生参与到教学之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会自主地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包含了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涵盖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人文、饮食医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自然哲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起点。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各个领域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指出饮食文化的调和，要遵循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并根据运用其规律总结出来的经验，指导饮食文化。

五行是古时人们对构成合规律的整体宇宙的五种基本要素的认识。在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中，把阴阳五行看成天地万物的根本，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人如果阴阳五行不调，就会生病。所以饮食必然也要遵循“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中国饮食文化中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酸、甘、苦、辛、咸”——“五味”之说，而且还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畜”、“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而药、食同源于五气，各具五味，日常摄入饮食五味，既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也是为了调和阴阳之平衡，遵循着“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去协调人体五脏的阴阳平衡。

五、《黄帝内经》与“中国饮食文化”

根据“第十章：饮食保健文化”等章节内容，把古代经典养生名著《黄帝内经》中的理念充分地与授课内容相结合，让学生课下查阅资料，写成演讲稿，上台宣讲，可以深入理解“以食疗病”、“四季养生”等古代养生文化的内涵。

《黄帝内经·素问·四时调神》大论中认为，天人是合一的，人与天地、时空、万物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把人放在四时中来认识。四时不同气候也不同——春风、夏火、秋燥、冬寒，不同的气候会形成不同疾病的病因。《黄帝内经·素问》指出，春伤于风，病为洞泄；夏伤于暑，病为疟疾；秋伤于湿，病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四时与五脏有对应关系，《黄帝内经·素问》指出春应肝，夏应心，秋应肺，冬应肾，长夏应脾。把人放在时间中来认识，就可以认识四时养生的哲理——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长夏养脾。养生养在五味上，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四时调之以甘。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经典能启迪学生的心智，提高修养。其倡导的谦让、孝敬、勤勉、礼貌、诚实、善良、互爱等品德对今天的大学生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它能促进形成尊师自爱、诚信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饮食文化》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就没有枝叶繁茂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的每个细胞无不吸吮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无不受其巨大的影响。它集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展示着一个民族的古老文明。

主要参考文献：

[1]邓天杰，陈煦娟.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4.

[2]张林.论传统文化对饮食文化的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3]丁翔.论在大学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J].包装世界，2011.2.

[4]陈驰.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研究[J].才智，2011.8.

篇13

关键词：玉;琉璃;文化;工艺品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是最早发现玉和最早使用玉的国家。也是最早加工玉、最早赋予玉最深文化内涵的国家。”[1]人们亦对玉有至高无上的评价，人们常常将一切美好的东西用玉比喻，将人的道德行为用玉比拟，由此可见玉在中国古代乃至当今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们创造发明工艺品的探索过程中，属玉器材料最美，精美绝伦而又经久不坏的也莫过于玉器。在考古发现的过程中，玉器深藏地下，虽被自然侵蚀，但仍不损坏它的质地，被发掘之后，更显其斑驳陆离而又饱经沧桑的古拙之美。

玉器萌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之中。当时人们大量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并且是人们打磨得非常精细的精致石器。在人们挑选、打制和琢磨石器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比一般石头更绚丽的彩色石。这些石料质地细腻温润、色泽晶莹柔和，给人以美和愉悦的审美感受。这些石料就被称为玉石。人们不再用它打制工具，而是制成各种装饰品。因此玉石就从普通石头中分离出来而逐渐被称为工艺品。“玉石色泽鲜丽、温润晶莹、产量稀少而又难以加工，成为象征性器物的最佳选材。玉器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含义也正是在这时开始确立的。”[2]玉器也成为有使用价值的器物。“世界上有三大玉器中心——中国、新西兰、墨西哥，三者中以中国玉器使用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种类最为丰富。并且赋予了道德和文化的象征而独步天下。”[3]

人们对“玉”的识别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之时，人们将一切温润而又光泽的绚丽彩石都成为玉。许慎《说文解字》中，“玉”字的定义即“玉者，石之美者也。”人们只能根据已有的经验，将色泽、硬度、透明度等为衡量尺度。因此，早期玉的范畴是很广的。在千百年的玉器史中，玉与石的唯一一条区别就是，美的石头就是玉。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玉观。玉之美就在于它色泽纯正、质感温润、表面光洁、持久坚硬等独具特色的美的因素。正因如此，人们对玉的自然属性颇为赞赏。人们从一开始就对玉器十分珍爱，很少被用作生产工具和一般的实用器物，而是将它们精雕细刻成各种首饰及装饰用品，以供欣赏和把玩。因此，玉器从诞生之时起，便具有了与木、石、骨等普通器所不具备的审美价值。

在中国，玉却具有神秘的作用。玉器的来源在中国有一种神话传说，谓是雷神行雨后所遗落，故古时玉斧亦名雷斧。因此，玉具有神性、高贵圣洁，可用于祭祀。

殷商灭国之后，周朝建立奴隶统治，统治者总结前朝教训，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管理法规，史称“周礼”。甚至人们的道德行为也被纳入这种礼制中，玉器也被赋予人格色彩，成为礼仪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载体。而中国人向来成人格完备的人物为君子。“同时亦常好把人类以外的生物，就其特殊美好形态，而运用比拟人的方法，比之君子。”[4]如梅兰竹菊便是如此。玉石，以其冥顽的矿质也比德君子。如果其特质上没有特别超越的地方，自然不会跻身于君子之列。

诗云：言念君子，其温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就是“君子如玉的说法，即用“玉”来比喻君子应具有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德、道等品质，并渗透到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之中，体现出高贵典雅的气质。“君子贵玉”固然具有形而上的原因，但是如果玉本身不具有温润而泽、晶莹清越等优良品质，也许“玉”就会与“小人”为伍。所以当“玉”被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之后，更被当作一种极其珍贵的爱品。

篇14

关键词：步摇 形韵美 行为设计 行为规范

中图分类号：J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2-0084-02

引言

传统首饰步摇―直是女性钟爱的饰品，在诠释美的同时也规范着人的行为，这种夹杂在行为与规范之中的动态美感，成就了其经久不衰的传奇。

1 步摇缘起

步摇是中国古代妇女佩戴的一种首饰，因其附在簪、钗之上，故又称步摇钗。关于“步摇”之名的笔墨记录，最先见于战国宋玉的《风赋》：“主人之女，垂珠步摇”。关于“步摇”之物的出土实证，见于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2023号墓出土的“玉骨组合簪”（图1），在装饰精致的骨簪上坠有玉片，可作为早期步摇的实物例证。《释名.释首饰》中对步摇的描绘是：“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由此可见，步摇区别于其他首饰的重要特征是“垂珠”，一步一摇是主要特点，下垂的珠络是明显的标识。

1.1 形

步摇基本造型呈“L”形，可起到固发、盘发功能，由于受文化特征影响，不同时期步摇造型风格各异。

先秦时期的“玉骨组合簪”形式简洁，功能性强。汉朝妇女头上所饰“带白珠的长簪”，有摇动特点，但其形态成花枝状（图2）。魏晋时期步摇延伸花枝造型，《女史箴图》中班姬头上的步摇形态优美，随插戴者走动而摇曳，栩栩如生（图3）。唐步摇饰品多制成衔挂珠串的凤鸟之形（图4），回归到“L”形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五代步摇呈唐遗风，形式与魏晋时期类似，有摇动特征，“悬挂白珠”的特点偏弱（图5）。宋元时期注重质朴、大方的风格，步摇形式也偏稳重（图6）。明清时期步摇多与其他饰品配套使用，为命妇在行大礼时使用。

总结：基于审美需求，步摇从最初的“L”形逐渐演变成花枝状；唐以后达到鼎盛时期，多以龙凤造型为主，叉回归到“L”形。

1.2 质

步摇最初仅限于皇亲贵族中有―定身份地位的女子使用，到五代以后，才逐渐平民化。故而在设计制作、取材工艺上都极其考究。《后汉书，舆服志》：“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五代步摇取材已十分广泛，在南唐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图5）和“四蝶银步摇”（图7）均以纤细的金银线编成，华贵而精美。宋元时期步摇材质又有创新，江西永新北宋刘沆墓出土了―支宋式步摇一“银镶水晶钗”（图8），用水晶制成，及其华丽。

总结：在步摇的选材制作上，贵族妇女―般选以金、玉、水晶、松石、珍珠、银等材质，珠光宝气，繁华尽现。贫穷人家妇女则多选铜、铁、木等造价较低的材料，形式简洁，素雅大方。关于步摇的“形”与“质”详见表1。

1.3 意

随着文化的交流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审美变化，步摇意境变化多端，典型的就是“蝶恋花”。“四蝶银步摇”中，蝴蝶齐聚步摇之酋，传达了花团锦簇、蜂飞蝶舞的热闹场面。明清时期，“蝶恋花”题材更加明显：“与采花蝶构成组合的有牡丹、桃花、等，它们或以材质的相异形成色彩和光泽的对比，或以造型与做工的不同形成几者间的变化。总之，宛若―支主题鲜明的大曲，每个小节都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和复述，最终形成一派喜盈盈的斑斓之色。一副首饰的设计与制作，便最要在这里见出意境与经营”。孝靖后的一组首饰就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图9），缠绵悱恻，生机盎然。

总结：不论是魏晋时期的花枝鸟雀形状，还是明清时期的“蝶恋花”风格，步摇传达的意境都与大自然离不开关系，形式自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步摇的形韵美

2.1 物的形韵

步摇最大的特征便是摇曳，作为一种华丽繁复的首饰，其功用与装饰审美格外闪现在摇荡之中。步摇轻摆，熠熠生辉，装点得女子们风姿绰约，嫣然百媚。凤乌栩飞，蜂蝶恋花，垂珠慢摆，为云鬓平添几分春意。最动人的那一处就在起身微步的一瞬间，伴随着人的动作，物也做出相应回应，在摇曳的同时与佩戴者融为一体，为静态的首饰平添几分生机。不同长度的垂珠，摇摆幅度也不同，同时组在一起，此起彼伏，又是另外一番盛景。不论是体态丰腴的富家女子，还是干净利索的邻家女孩，一只步摇总能把女子的阴柔与性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2.2 人的形韵

最初作为有身份地位女子的佩戴饰品，步摇流行于深宫庭院，是引领时尚的必备之物。柏杨老先生在《烛世人间・耳朵的灾难》-文中，对步摇的描写甚是到位，佩戴步摇者需温婉贤淑，娴静优雅，淡定从容。动要恰到好处，才能娇媚诱惑。行走时须端好身架，走慢了，没有摇曳生姿的媚；走快了，叮咚作响，显得放荡不知。所以簪上步摇，要迈着碎步走，那种楚楚动人的风情韵致才能油然而生。唐朝是步摇的流行时期，簪步摇的女子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云鬓挺拔，珠玉流光，一步一摇，风情无限。“云鬓花颜金步摇”，步摇簪于发间更能平添几分气质，回眸一笑，百媚尽生。

2.3 人与物的相互影响

步摇独特的设计造型，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给佩戴者带来了无形的约束。它因其“垂珠”结构限定了人的行为活动，以动制静，久而久之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成了统治阶级约束妇女言行举止的“佳品”。然而步摇叉不像古时缠足的恶习，给女性身体带来极大的摧残与伤害，它只是限定了人的行为，告诫妇女要知礼守礼，完全符合传统中国礼仪之帮的习俗。

在礼法的管理上，步摇对“度”的控制极好，既能装点美丽，叉能表明身份地位，达到礼制的功效，让佩戴者爱不释手。“只有当艺术设计作品充分引发和活化了接受主体自律性的审美心理和过程，审美接受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心灵获得愉悦和自由的审美活动。”步摇这种源于内心的吸引，使得佩戴者心甘情愿被其“束缚”，大胆地引导了审美趋向。

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信息反馈作用，能及时反映佩戴者的行为信息，根据“白珠”摇动的频率及幅度，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行走速度及是否有突况发生；也可以根据女子行礼时的动作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与礼节。总之步摇作为一种首饰用品，不仅装点了人的美丽，更规范了人的行为，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妇女守理法而不失个性，追求自我的人格特点。步摇因女子而传承，女子因步摇亦倾城。

3 步摇的形韵美对现代行为设计的影响

3.1 物的动作设计对现代行为设计的启迪

步摇的设计特点在于“一步一摇”，因为有了“摇”，故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设计美感，对现代行为设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步摇紧扣了礼仪束缚下妇女的行走特点，巧妙地在簪钗之上坠以白珠。这种对人行为的细致观察，增加了其设计的科学性，是行为设计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传达了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基于这种对行为层次中设计的表达，设计者没有将首饰造型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呈现，而是通过其本身的语意结构，以一种“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动制静，动则迷人，静则唯美，时刻给人带来―种新鲜感，且不会引起视觉疲劳。

3.2 人的动作设计对现代行为设计的启迪

步摇对人的动作设计限制主要体现在“规范性”上，因为有了一定的行为规范，使得女性体现出的媚甜而不腻，恰到好处。这种设计不仅服务于人，为人带来美的享受，也规范了人的行为活动。与此相反，现代生活中有许多产品设计，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多注意的是产品给人带来的便利性，却忽视了过度使用带来的副作用。典型的以手机为例，手机的出现极大促进了.人的生活方式，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玩手机”已成为―种习惯，正是这种习惯却引发了一些行为操作上的弊端，甚至影响到了，人正常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还会引起一系列类似视觉下降、肢体麻木等生理疾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手机过分注重给人带来便利，却忽视了操作过程中人的行为规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后遗症。步摇作为一种传统的首饰产品，在这一点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值得参考见解。

3.3 人物动作设计中蕴含的设计理念

传统步摇在人物动作的设计中注入一个很好的设计理念：形随行。“形随行”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学者胡宏述教授提出来的。其中一种对行的解释是指人类的个体行动，也就是对于我们四肢运动规律和范围的研究。刘向东教授在《“形随行”概念的延伸》有文中又提出，“在产品设计中，评价一件产品好坏的标准正在于它在使用时，是否配合我们操作的‘行’，又是否在牵涉到第三者时，配合了第三者的特性或行为”。诺曼先生在其《情感化设计》一书中也提出了有关行为层次设计的概念：“控制身体日常行为的运作部分，被称为行为层次。行为层次设计有四个要素，分别是功能、易理解性、易用性和感受。好的行为层次设计应该以人为本，专注了解和满足真正使用产品的人。”但是这种满足不是一味地给予，而是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既要适用于人，又不能过分影响人的正常生活，还可以在恰当的时候给予一定约束反馈，以实现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