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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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高等教育　伦理困境　原因分析　反思

教育是一个体系，是一个系统，各个阶段的教育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不能把各个阶段的教育割裂开来。对于高等教育面临的学校管理、教师育人以及学生学习等方面的困境，我们经常在思考，却很难真正找出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就在于我们在看待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时，往往不能全面看问题，总是把高等教育的困境原因归结为高等教育这个阶段，忽略了其它学校阶段的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另外，我们也要注意教育与社会的紧密关系，要根据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使教育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使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综合考虑，导致当前高等教育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基础教育失灵。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其实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高素质性人才。不管是哪个阶段的教育，德育始终居于首位，如果德育没有做好，其它教育就丧失了基础。而我们目前的基础教育主要集中在学生的学习上，更确切地说是书本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学生其它素质的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没有得到提高。“基础教育学校教学什么知识?如何教学知识?如何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思路，影响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1]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无法正确理解教育的目的，使教育面临困境，学生素质不过关，尤其是学生的道德素质与学生的知识素质不相适应，甚至严重脱离。用一个很明显的简单例子来说，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一旦遇到中小学放学，学生集体坐公交车时，司机的警惕性特别高，一直强调把钱展开，让大家慢点，怕有学生捣鬼，这就说明中小学学生的表现给司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而学生在车上也嘀咕，不打算投钱，而且在车上大肆喧闹。由此可见，我们的基础教育失灵了，不考虑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只关注学生成绩的好坏。而基础教育没有做好，就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学生已经养成了不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而且这种不好的习惯再改是非常难的。因此，要重新审视基础教育，做好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让学生先学会做人，只有让学生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要求他们学会学习、学好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工作做好了，高等教育才能缩短教育的历程，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人才。

第二，高等教育失效。

高等教育失效主要集中表现在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合格或者说是与社会的要求不相符合。“中国现在的大学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在近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学非常现实。”[2]这种现实使大学教育的困境越发突出，大学没有培养出合格优秀的大学人才，反而让人们对大学的教育感到担忧和不解，最严重的莫过于学生的表现与学生的身份不符，学生既显得过于成熟，又显得过于幼稚。大学生不合格主要表现在：①基本道德素质不过关，没有公德意识。现在大学生的表现让人真的是不寒而栗，公众场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上厕所不冲水，上自习占位置，过马路闯红灯，说话不注意方式和语气等等，这些既说明高等教育失效，也反映出基础教育失灵。②学生理论知识欠缺，甚至不懂基本常识。大学的学习无人督管，学生的学习主要靠自觉性，而我们的学生大多都没有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以为大学的学习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自由自在，所以很多学生都忽略了基本知识学习，甚至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也不是很熟悉，导致很多学生的理论知识功底很差。③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很差。与理论知识欠缺相比，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是让人堪忧的，很多学生基本上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而且不愿意动，如果有老师要求会引来学生的反感，甚至是不满，所以要加强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训练，尤其是文科学生更是需要如此。因此，面对高等教育实效，一定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而且要从大一入门就开始严格要求，否则一旦养成不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再要求学生改就非常难。

第三，社会环境影响。

社会环境复杂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大学都设在在城市里，城市生活环境的多样化，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给学生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大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影响无所不在，并且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影响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3]这种变化不仅体现的是学生道德观念与环境的关系，更体现出学生思想道德观念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素质所体现出的时代特征，仅仅把它和环境影响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能更多只能分析出比较浅显的原因或者是仅看到学生道德思想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无法理解学生思想道德发生变化的积极影响。社会变迁和快速发展，使人们都变得越来越浮躁，大家很难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自己分内的事情，都急功近利，想一夜成名，很多学生也抱有这种心态。

作为学生，其主要工作依然是学习，可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可消除的，有些学生在面对社会环境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无形中被社会环境所影响，失去了自我，甚至忘了自己还是个学生。社会环境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大学生，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无论是高校，还是学生，都生活在社会中，所以受社会环境影响不可避免。第二，现在的通讯手段比较发达，信息传播速度快，尤其是网络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更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信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不良的信息，影响到了大学生。第三，大学生处于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龄阶段，他们理解新生事物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比其他群体要强，尤其是在面对一些非主流的新生事物时，他们更容易接受，甚至是效仿，而不是排斥。因此，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大学生自身的特性使得社会环境更容易影响到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四，就业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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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得以凸显。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民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持，高等院校作为国家战略发展中人才培养的具体场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作为高校履行教育职责的直接实行者，其责任不可说不重，地位不可说不重要。因此，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但要精通专业知识技能，还应当严守法规，对国家政策里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

1 高等教育法规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客观地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活动也逐渐纳入法制的范畴。随着1995年《中华人共和国教育法》的出台，教育立法的步伐逐步加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尚未真正形成一个理论彻底、形式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也成为了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瓶颈。目前我国教育法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我国依托教育基本法已经制定了十几项相关的法律，国家与各地制定了数百项教育行政规章与地方性教育法规。应该说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相关法规的基本框架已初见轮廓，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中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比方说在规章制度的建立上缺乏统筹规划，相关制度的审查机制还有待加强，并且部分地方性法规制度的起草水平较低，各高校出台的相关法规存在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悖的问题，甚至对于同一事项的描述，各地行政部门的解释不一致，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这些都暴露出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的不完善。后期我们还需要认真研究并完善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教育立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法治观念相对薄弱。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反映在教育工作中，教育行政执法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教育活动进行的管理与监督。在我国教育法制初步建立的起步阶段，一些人和单位对于高等教育的依法实施显然是理解不够的。凭借着以往办学的经验主义，忽视教育法规，认为不依靠法治建设高等教育事业多年来依然能够做到较快的发展，甚至是忽视教育立法，将已经出台的相关教育法规当作一纸空文，在实践中时常会出现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甚至出现用行政手段干预教育这种“开倒车”的现象，这其实都暴露出我国教育法规建设过程中法治观念的相对薄弱，这种思想方面的误区如果不及时得到扭转，将大大制约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步伐，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重视。

（3）法规贯彻不够彻底。高等教育法规的贯彻实施主要体现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教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立法、教育普法、教育执法、教育司法、教育守法、法制监督跟法律救济等方面。依法治教作为高等教育法规实施的重要手段尚未成为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高校的自觉行为。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过程中，时常暴露出对于高等教育法规的理解不够，不重视依法办事，甚至凭借个人的主观理解随意解读相关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这些不良行为的出现，不仅损害了高等教育法规的权威性，也极大地妨碍了高等教育的法制化进程。

2 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的重要性

虽然我国已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历程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法规体系，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建设已迫在眉睫。

（1）完善和实施高等和教育法规是各级行政工作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模式的大幅调整，优化了学科结构，扩大了学校运行规模，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水平，这也对大学行政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特别是随着新世纪带来的社会变革，高等院校的办学水平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期下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也代表了各级管理机构的行政工作水平。高等教育法规的完善和实施，不仅体现着各级行政部门的制度化、规范化工作，也是实现高校乃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高等院校的所有行政管理工作都需要服务于高等教育模式的调整，高等教育模式调整的完善和顺利实施，不仅反映了高校行政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而且同时也是高校行政能力提升的体现。

（2）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是国家法律在高校统一实施的法律保障。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步伐逐步加快，以教育基本法为框架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行政法规。此外，对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也开展了一系列有条不紊的清理工作，可以说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顺应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国正自上而下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以及对于现行法规及地方性政策的修订也都是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为前提的。高等教育法规的颁布实施必须与国家法律制度相协调，这是国家法律在高校统一实施的法律保障。

（3）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是保障学生与从业人员权益的必然要求。在以往教育法规的建设、颁布与实施过程中，往往更多地强调行政职能，对于位于权利主体的学生跟广大的教育从业人员的权益却是有所忽视的，同时对于教育职能部门的自身权力也约束不够。而依法治教的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权利与义务相匹配，因此，推进高等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体制，重视和强化学生和广大从业人员的根本权益。高校作为教育改革前沿阵地，加快完善教育法规建设，提升依法治教理念，建立健全法治精神鲜明的规章制度体系，这对于加强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建设已势在必行。

3 高校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践行

高校教师作为高校教育的主体，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成败。因此，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高校教师队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践行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优良的师德师风。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优良的师德师风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遵守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德为先，履行教师义务，遵守职业道德；其次要具备相应的业务水平和职业能力，达到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与高校的相关制度良好地开展各项教学工作；第三要努力的提高教师自身修养，不断完善个人修为，做到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高尚的品德感化学生，以深厚的学养教育学生，以独特的人格吸引学生。

（2）上乘的业务水平。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上乘的业务水平是立身之本。高校教师的业务水平，体现在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除了正确地传授知识，同时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作为立志献身教育职业的高校教师群体，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在加强自身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还必须随时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技能进行调整，在实践中学习和反思，勤于思考认真总结，用终身学习的态度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与此同时，还应该努力加强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教育理论的学习，善于反思和借鉴他人的教学方法，做研究型教师，关注学术前沿与教育改革的相关问题。

（3）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基本要求。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从事的是缔造人类灵魂的神圣职业，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因此高校教师要以身立教，以模范的品行来教育和影响学生；其次要做到严于修身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用豁达的胸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感化学生；第三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教师岗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能以奉献而不是索取的品德去拥有人生、赢得尊重，只有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以自身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将培养学生作为自己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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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 大学生权利 权利冲突 权利救济

近些年，学生高校的案件频繁发生，这些案件背后蕴藏着高校管理中，如何在高效运行同时保障大学生合法权利的问题。高校如何依法治校已显得至关重要。

一、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

自从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开了学生高校先河以来，学生诉高校的案件犹如雨后春笋。高校扩招后学校管理机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学生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注重自身与高校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注重自身权利的维护，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学生以教育权、知情权、姓名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受到侵犯为由，将学校推上被告席，这些诉讼几乎涵盖了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高校性质向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与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是高校事业单位法人性质，但是高校的一些具体行为也是具有行政被告资格的，高校面临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高校的纷争将增多，这就要求高校在管理中切实做到依法治校。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高校管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及细化程度不够

高校管理法律法规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对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规范和监督。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疏漏不断显现出来。如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在法律法规中没有对高校与学生冲突解决途径做一些明确规定，对高校的性质也没有明确定位，对一些具体事项细化程度不够。

（二）学生权利意识提高而高校法治不足

在我国大力推行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背景下，民主与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学生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民事主体地位。2008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被学生戏称的“卡门事件”正是体现了高校在自身行为方面法治理念的缺乏。

（三）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

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尤其是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理决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学生高校案件中，很多案件都是高校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如：没有采取合法手段对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告知其行为触犯了学校管理或规定，另外，也没给学生申辩机会对其行为做出解释。学校在处理程序上过于简单，校方自身操作完就结束，省略学生知情权这个环节。除此之外，处理结果出来之后，也没有走合法程序，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学校没有将通知直接以书面形式送达，也没有告知学生在知道处理结果后，多少期限内有哪些救济途径。

（四）高校缺乏完善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在学生与高校的管理纠纷中，需要有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来维护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虽然现行申诉机制对于学生权利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法律和规章均没有规定申诉的性质，导致申诉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行使。另外，缺乏申诉程序性规定，没有对行政申诉受理部门、受理条件、申诉处理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申诉结果也没有保障。在实践中，虽然一些学校付诸实行校内调解制度，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其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许多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从而使学生与高校的冲突升级。

三、如何平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

（一）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年来，高校管理中与学生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法律条文作依据，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执一词，法院审理时也必须参照《民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因此扩大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法律中的规范事项及对其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则越显关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已有法律中的某些比较模糊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事项做出司法解释，这样一来，法院在接受案件之后就不会显得没法可依。我国法律存在滞后性，但是高等学校与高校学生都是特殊的主体，因此必须要在完善扩充现有《高等教育法》的基础上，对一些高校与学生的冲突产生一些前瞻性和预测性的规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因此完善教育方面的法律日趋紧迫。

（二）树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校管理行为

高校管理已趋向法治化，但是在实际中，高校领导及各部门，并没有完全做到依法行事，法治理念还需深入贯彻实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这赋予高校自主管理权限，但是，高校必须做到在管理中不与现有法律法规冲突。比如：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学校要注意更新自身的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梳理校纪校规，去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而又具有现实管理意义的规章制度，也就是高校管理制度法治化。在制定章程过程中，可以聘请法学专家对其进行审查，确认没有问题才投入实际操作，以免等冲突产生后学校处于被动地位。

（三）建立高校合理的管理程序

高校在管理中要做到程序合法，规范行使管理权。正当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实体性权利的保障。因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以下程序：1.对学生的违纪事项进行调查取证，对事实进行确认；2.学校提出的当事学生违纪的事实证据和处分意见，告知当事学生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各高校应根据规定，制定本校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工作条例》并依此作为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依据，学校对学生申诉应当出具申诉决定书，送达本人或其人，申诉决定书应包括处分的事实和理由，真正做到程序正当；3.对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并进行校内备案。

（四）完善学生救济机制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因此，高校要建立健全校内申诉制度，学校应该在申诉人员组成上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被选举人中要包括：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真正建立起校内申诉制度，把申诉制度落到实处，保障学生权利。另外，对于学校一些具有行政主体地位而做出的管理决定，应该允许学生进行行政复议，比如在毕业证和学位证的颁发上，学校是被以法律法规形式直接授权或者间接授权其行政主体地位，因此在此事项上产生的冲突要告知学生其行政复议的时间期限。司法救济是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进行救济的最后渠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矫正的正义”。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学生权利保护范围大小，因此我国应以法律法规扩大法院的受理高校案件的范围。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可以援引其他法律，比如齐玉苓案则是直接援引了《宪法》和《民法》。

结语

高校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加之学生是特殊的权利主体，正确处理好高校发展与学生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和谐校园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平衡两者关系，规范高校管理，也要让学生遵守校规校纪，不能不维权也不能盲目维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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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管理制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鉴于学籍管理制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提倡应随着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而适时改革。特别是如何在不同层次或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之间搭建起高校“人才成长立交桥”，是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让学生能在“立交桥”里实现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高等教育资源上的沟通交融，或实现不同层次间的转换衔接，改变目前我国三类高等教育三轨“平行”、缺乏共享的不利局面，逐步营造交叉渗透、互惠互利、共赢互进的氛围，提高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度。

二、学籍管理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内容尚待完善

以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2005年第21号)为纲领性文件的现行我国高校学籍管理规定，就其制度本身的缺陷，最明显是以下两点：1）国家扩大了高校对学生的教育自，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2005年第21号)中涉及的13处相关条款学校拥有自主审批权。当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高校的管理制度和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2005年第21号)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2）重视管理控制，忽视学生的个人发展。现行的学籍管理制度尽管是以“人本主义理论”为指导，担部分内容成了学校对学生单向要求的“规范性”行为，体现了学生在单一模式下被动使用学校资源的群体管理特点。

（二）管理机制不顺畅

学籍管理工作是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也是与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学业紧密相关的重要工作。但学工线与教学线的不同归属，让各高校在学籍管理的实际操作、处理及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带来很多不便。比如学生违纪，浙江省内各高校处理情况很不一样：有些高校划为两块，与学业相关的考试违纪由教务处负责，其他违纪的由学生处负责；有些高校都由教务处负责；也有部分高校都由学生处负责。从学生违纪文件机构看，有些高校尽管考试违纪是由教务处负责，但文件却是由学生处，教务处只提供违纪材料。这些从执行程序上导致了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制度管理脉络不畅。

（三）运行过程中法治观念薄弱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教育立法工作逐渐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初步构建了以宪法、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与教育规章为主体的法规体系。然而，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还是相当不完善和不健全的，表现为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的矛盾冲突、法律法规制订时的疏漏、立法上存在的诸多空白、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差等问题。

三、落实改革保障措施

（一）领导重视是搞好学籍管理工作的关键

高校学籍管理工作，是高校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是高校教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管理才能上层次，上水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学籍管理工作被视为简单低级重复的劳动，配备的学籍管理员学历层次偏低，有的甚至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及网络使用技能。只有领导真正认识到学籍管理在学校教学管理中的重要性，才能使学籍管理工作更好更快的执行。

（二）加强学籍管理队伍建设是搞好学籍管理工作的人力保障

学籍管理队伍是学籍管理工作的主体，是学籍管理工作的执行者。随着电子注册、学年注册、学位注册等的网络化程度的日益普及，对高校学籍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学籍管理队伍素质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管理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高校教育工作的运转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是衡量一所高校的日常教学水平的标志。

（三）落实“依法治校”是提高学籍管理工作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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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高校教师职业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有利于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有利于教师钻研业务，提高科研能力，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当教师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的时候，就会一丝不苟、严谨务实地对待每一堂课，对待每一位学生，有一种战战兢兢，唯恐因备课不充分、讲课不透彻、辅导不到位而误人子弟的忧患意识。这就使得教师自觉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下大气力提高专业素质，涉猎广博知识，严谨治学，爱岗敬业。一旦有了这股精神和这种态度，教师就会潜移默化，传递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引导他们养成严谨、求真、务实的作风。就教育管理层面来说，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也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校风。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会带动高校良好学风、严谨教风和严格考风的养成，这有利于高等院校形成优良的育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学业，学生久而久之就会训练成崇尚求知、探索、诚信、合作的良好品质，自觉遵守校规校纪，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熏染。

2高校教师遵守法律规范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监管和法律保证。高校教师要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认真执行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积极贯彻党的教育发展战略、方针、政策。高等教育事业要实现科学、全面、正规发展，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教育发展规律和国情制定以及颁布的所有有关教育的法令、条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统称教育法规”，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依据。当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和新时期新阶段的人才培养特点以及教育发展趋势，我们还需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业绩评价和奖惩办法，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促进现代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是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更要有战略性和稳定性。高校教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规范，有利于把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战略落到实处，按照教育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执教，依法治教；也有利于高等学校形成自觉守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的良好风尚，避免教育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规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的导向性和约束力。在高等院校，管理者必须依靠它来调节教育行为，约束高校教师行为的随意性。教育活动本身是最直接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活动，高校是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专业知识和思想观念交流和传播的重镇，教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隐蔽性和随意性，需要靠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来约束，但是完全靠自觉就有风险，必须辅之以法律法规作为底线来约束，触犯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比如，近些年来某些高校教师，特别是高职称、高学历的教授相继出现科研成果造假，部分教育行政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招生、就业和后勤管理方面违规违纪操作，谋取私利等都应该受到教育法律法规的制裁。这一方面是对违法违纪人员自身的教育和改造，更是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有力警示，更是净化学术环境，树立高校良好教育教学风尚的有力保证。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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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权力出现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从政府向市场和社会转移的趋势。①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也在从集权走向分权，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体制内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体制内权力向体制外转移在并行推进中，主要表现为向地方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市场分权、向大学分权。教育分权涉及诸多核心棘手问题，大多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其一，正确处理并配置好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其中包括国务院部门办学的权限；政府间高等教育管理职能既要做到“无缝对接”，又要避免“交叉不清”，需要出台更加明确具体的相关规定来解决政府职责不清的问题。其二，正确处理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高校内部党的领导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地界定两者的具体职责权限与决策事项范围，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高等学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将属于大学办学自范畴的权利还给大学，将应由市场来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解决。其四，政府要切实肩负起教育规划、教育预测、制度设计和宏观监控等职责。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树立分权理念、设计分权制度、创新分权技术（机制）手段，并贯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全过程。

二、政府监管

政府干预经济社会活动的方式及工具，即机制的设计有多种形式，包括直接提供、付费和监管等。监管是现代政府重要的治理方式之一，其功能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带来的秩序混乱损失与完全政府控制带来的侵占损失之间作出权衡，作为新的手段，其与传统手段的本质区别在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须保持距离；其核心特征在于：它是基于规则的管理方式，即依法实施的行政活动。传统行政管理是科层制管理体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控制，争议纠纷只能通过内部渠道解决；监管则是在监管者独立于被监管者前提下的依法监管，其争议纠纷可以通过行政的或行政以外的司法、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②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监管制度仍延续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对政府直接举办的公办学校，主要采取的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政府法律监管的制度框架，也无独立的、专门行使监管职能的机构；相关职能横向分散于各部门，教育监管规则体系也与监管要求相距甚远。特别是教育监管主体既是实际承担主要监管职能的教育行政部门，又是公办学校的举办者。在现行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与被监管的对象无法保持一定的距离，更无法保证没有利益的牵连。③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正在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政府监管转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相关规定已充分反映这一变化。④进一步深化改革，运用监管理论对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构已势在必行，而尽快建立基于规则的、独立于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机制则至关重要。在高等教育监管体系中，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应由法律授权，高等教育监管规则应由法律规定，监管的执行必须遵照法律规则与程序，监管的结果必须可以依法追究责任。

三、大学治理

在多元主体为特征的公共治理中，有限政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政府作用范围大为缩小，相应地让渡于其他治理主体，为此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建构。公共治理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政府以新型的管理模式管理大学，政府与大学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以合作者的身份共同参与治理大学。⑤这就需要从大学治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界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完善大学治理模式，明确地规制政府在大学治理中享有的职权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大学治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大学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过程。大学治理依其独立法人的边界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在外部治理中政府作为大学治理平等主体之一参与大学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在大学治理中具体职责定位尤为关键。从大学治理多元主体分工看，政府在大学治理中主要履行制定政策、拨款调控和评估监管职能；政府要通过制定和出台适当的政策，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参与大学治理首先是制定政策战略规划与监管，如制定教育的根本方针和根本目标、组织和强化国家教育监管、确定教育经费的投入、支出及监管等。政府要不断改革与完善对大学的拨款模式，促进国家财政投入的公平与效率，实现对大学发展的有效调控。其次是改变政府主导型评估，积极扶持和发展社会中介评估，形成政府评估和社会评估协同推进的新格局。

四、社会参与

社会力量作为大学治理平等主体之一,在参与大学外部治理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参与大学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等教育社会化的体现。在发达国家，社会力量通过各种咨询委员会、评估机构、董事会等介入大学治理，发挥咨询和监督的作用，并成为高等教育管理（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学会、协会、研究会、教育基金会、大学校友会、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评估中心等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开展科学研究，受委托开展各种评估，提供政策咨询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有影响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项目来源、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实际是代替政府行使某些职能，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缺少真正意义上中介机构的特色功能；而没有政府背景的中介机构往往很难发展起来和发挥作用，这严重影响教育中介组织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社会声望。⑥因此，扶持与培育社会组织是强化社会参与的关键环节，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突破口。教育中介机构和组织一般通过研究、咨询、信息、拨款、评估、考试、督导等功能的发挥，沟通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发挥重要的缓冲和作用，而且成为社会管理创新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重要的咨询力量。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新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承载的社会责任和高等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对社会性因素介入大学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适应了这些要求。⑦为深化完善我国教育中介组织改革，首先应摒弃行政区域、行政级别对应设置教育中介组织的单一思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性质多样的综合或专业教育中介组织；其次，消弭中介机构的“官办”或“半官办”等级色彩，确保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增强中介机构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代表性；最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中介组织的运作，充分发挥中介机构作为社会力量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

五、教育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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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是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的活动。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运作即是一种执法权力的行使，有权力必有制约，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才能确保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和预定的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越轨。[1]高等教育行政监督是指有关行政机关对高教行政主体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是否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的活动。它就是对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一种法律制约机制。为防止有关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滥用执法权力，促使其合法、高效地实施执法活动，必须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这既是保证行政执法在高等教育中真正落实的关键，也是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执法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

从我国法律制度和高等教育体制的现实状况来看，作为高校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主要包括:

1.高等教育执政执法责任制度。高教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是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为了履行法定职能、执行教育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任务，通过对法律职责的层层分解，将这些任务落实到相关工作部门和个人，从而制定出来的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在实行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转换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执法力度的强有力措施。它为推进高教行政管理法制化进程、依法促进和保障高教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2.高等教育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一项法定的、专门性的、非诉讼意义上的行政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指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个体及教育行政相对人，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或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政府申诉理由，请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2]。高教申诉制度包括高校教师申诉制度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它是保护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

3.高等教育行政复议制度。高教行政复议是指高教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出申请，请求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制度。它的性质是一种行政救济机制，是为相对人提出的一种为保障其合法权益免受非法、违法或不当行为侵犯的救济制度。[3]

4.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高教行政诉讼制度是指高教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或其他教育行政执法主体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以保证教育行政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监督存在的缺陷

为了保障高等教育法律的实施,必须加强对高等教育法律实施的监督。我国目前的法律实施监督体制包括: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体制严密，但运作起来往往有差距。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监察法》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使高教行政执法监督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新修改的《行政监察法》虽然填补了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空白，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水平，但是配套的实施条例、细则尚未修改，对高教行政执法的监督更是缺乏针对性。高等教育执法监督总体上讲，起步较慢，有的监督实施问题目前尚在研究、探索和试验过程中，因而，高教执法监督立法是整个高教法制中的薄弱环节。迄今，全国和地方性完整单项的高等教育执法监督的程序法仍是空白，而执法监督的内容大多数分散在以实体法为主的教育法规之中。执法监督的程序法规不构成体系，这就削弱了教育执法监督的力度，影响改善和强化对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实施的有效检查。

2.一些高教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低，权威性差。例如，从目前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内部职能划分看，教育督导应当是担负教育执法监督职能的。在高等教育中，教育督导也应有同样的监督职能。但由于对教育督导职能规定模糊且是部门规章，年限又早，缺少必要的约束力、影响力，所以，我们大部分高校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并没有定位于教育执法监督上，或者着力点并没有放在这上面。由于教育督导定位和开展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职能过于分散，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免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工作。

3.高教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尚未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系统内部已经形成了教师、学生申诉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监察制度、行政审计制度等一整套完整的内部监督体系，但各项制度的监督主体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和具体等问题，他们彼此间又缺乏联系和沟通。

4.社会监督的力度不够。社会监督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非国家机关往往对教育执法的执行没有过多的关注，并没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致使社会监督落实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

四、健全执法监督体制，强化高教行政执法监督的对策

为了保证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能够依法治教，保证《宪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能真正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监督保障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和完善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是我国的监督机关，但人大要实施有效监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形式的运用是否恰当、充分。以往地方人大监督常常显得软弱无力。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更好地行使监督权,都在努力追求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深度与力度，探求更加有效的监督形式。如评议监督，这给监督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民主渠道得到了拓宽，监督职能也得到了强化。因此，要强化人大的监督权，树立国家权力监督的权威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大的监督机制。

2.强化内部监督。教育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能否自觉依法办事和严格执法，不仅仅取决于教育执法人员的思想觉悟，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部门内部监督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教育机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教育执法人员增强工作责任感，树立良好的执法职业道德，增强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自觉性。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错案追究制”，使不严格执行教育法律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高等教育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再次，尤其要强调高校内部对管理工作者工作的监督，确保一线教师地位的提高，保护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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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167-02

一、引言

我国大陆现行教育法律包括教育基本法律和教育单行法律，但是，并未有单独的全国性的成人教育立法，而成人教育法律法规是规范成人教育行为和规划成人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地区更积极构建成人教育的相关法律体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台湾成人教育事业的稳步、有序发展。本文就台湾地区成人教育主要立法情况以及立法特点进行简述，并探讨其对我国大陆构建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借鉴意义。

二、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的主要立法情况

台湾地区主要的成人教育立法有《成人教育法》和《终身学习法》，他们的成人教育立法相对比较完善，适应了社会发展对各方面实用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成人教育发展的需要，对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成人教育法》。台湾地区的《成人教育法》于1997年正式制定，是当地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相关法律文件，这对于发展当地的成人教育事业有重要意义。该文件还引入了终身教育理念，完善了终身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有效推动了台湾地区终身教育事业向前迈进。这部法案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成人参与成人教育、终身学习的权利，并强调了对于弱势群体学习权利的保障，切实保证了台湾地区各成人群体接受应有的教育，提高了该地区成人的受教育水平。该法律对实施成人教育的机构进行明确的规定以及性质划分，规定了对这些机构的奖惩措施、税收制度以及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些都对规范该地区成人教育事业的经营行为起到非常有效的规范作用，保证了该地区成人教育活动的持续和有序进行。

2.《终身学习法》。继台湾地区《成人教育法》正式制定之后，该地区的《终身学习法》（2002年）也随之正式公布实施，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当地成人教育发展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随着该法律文件的实施，台湾地区各级教育部对终身教育活动的投资大幅度提升，加快了整个台湾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前进步伐。该法律的特色是把如何促成大学生终身学习，作为大学教育水平的一项评估内容，将终身教育的推行与传统高等教育结合起来，有效利用传统高等教育的优势资源、人力物力，切实保障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的主要特点

总的来说，台湾地区注重成人教育的法制化及系统化，成人教育机构办学思想明确并能关切到成人学习的个性化需求，公正对待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学习成果的成人学员，这些对大陆的成人教育立法工作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注重成人教育法制化及系统化。以往成人教育机构的建设、发展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存在一定的混乱，这造成了教育资源大量浪费。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的实施，突破了过去相关成人教育法规相互割裂的局限，成人教育法制化和系统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效地促进了当地成人教育法制的不断完善。

2.办学思想明确。台湾地区的成人教育立法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45岁的，没有完成国民教育的成人，都必须参加成人基本教育。这就明确了接受成人教育的人群，保证了成人接受成人教育的义务和权利。因此，成人教育机构具有更明确的办学思想，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满足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实现对广大成人的教育和培养，更加切合终身教育的发展理念。

3.关注成人个性化需求。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更加注重保障成人教育个性化的需求。该地区成人教育法律法规整合各类成人教育机构资源，并鼓励社会及民间办学形式兴办成人教育机构，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各类政府、团体机构依据当地的发展实际以及文化传统举办各具特色的教育机构。这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成人对于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有力地提高成人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扩大了成人教育教学活动的覆盖范围和实际效果，同时也提高成人教育机构教育教学活动的实际收益。

4.对各种途径成人学习形式均公正对待。台湾地区的成人教育立法，切实解决了成人参与不同种类成人教育机构、不同学习形式的后顾之忧，它通过建立公正、合理的学习成果认定制度，保障学生通过不同学习途径获得的学习成果是受认可的。这就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成人学员积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职业发展需要选择适合的成人教育机构，相应的，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机构也由于成人在学习途径上选择权的增多而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成良性竞争。这就从整体上促进了该地区成人教育向更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并且根据需要不断将各级各类教学机构予以整合优化，形成了一股发展终身教育的合力。

四、对大陆成人教育立法的启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这说明未来世界的教育将是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将朝着社会化、国际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完善的成人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地区在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上做得比较突出，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值得大陆地区借鉴，根据大陆的实际情况形成适合我国大陆成人教育发展需要的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立法。

1.重视终身教育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国民教育体系的目标，不过，直到今天，当人们听到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的时候，也仅有浅显的理解，甚至是闻所未闻，终身教育理念并未深入人心，所以也并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需求，致使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在我国的发展速度缓慢且收效不大。大陆应借鉴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推广普及终身教育思想，尽快出台适合大陆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社会中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推进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2.加快制定全国范围的成人教育法。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全国性质的成人教育立法，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文件中提及的有关成人教育的条款少之又少，并且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等原因，这些条款更是流于抽象，缺少实际可操作的内容，对于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展指导意义不大。因此，时代的发展呼唤全国范围的成人教育立法的制定和实施，以保证成人教育活动有理、有序地进行。

3.明确成人教育立法的定位。成人教育的地位是以法律法规来保障的，而法律又赋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利与义务，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来推行和实施成人教育。成人教育法是教育法的子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要体现我国的教育方针。在政策方面，要有利于促进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要以国家现行的成人教育政策，尤其是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政策基础，体现其基本精神，丰富相关的内容。

4.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成人教育立法。当前，我国仅福建、北京、上海三地制定了地方性的成人教育法规，我国大陆可借鉴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关于推动各地方建设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政策，不断鼓励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宏观的教育政策法规，制定地方性成人教育法规，切实推动地方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有助于不断形成全国性的成人教育法规，从而真正从法律上保障成人教育教育活动的实施，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五、结语

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的制定和完善，对推广终身教育思想和台湾成人教育事业，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人教育立法明确了成人教育机构的办学思路，使各成人教育机构办学进入正轨，同时又通过立法切实保障了成人参与各类成人教育机构、选择适合的成人学习途径的权利，提高成人参与的热情，促进成人教育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丰富，形成了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台湾地区成人教育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从整体上规划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在微观层面及宏观层面都得到较好的执行，我国大陆应当积极借鉴台湾地区在成人教育立法方面的实践经验，不断吸收该地区制定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优秀成果，加快构建我国大陆整体的成人教育立法，逐步形成完善的成人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推动我国大陆成人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不断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参考文献：

[1]刘同战.台、港、澳成人教育立法初探[J].继续教育研究，2008，（3）.

[2]张峰，徐建国.台湾《终身学习法》立法评析[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0（11）.

[3]孙学华.成人高等教育立法的构想[J].中国成人教育，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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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6-0082-06

一、美国现行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效力组成的结构严密、体例协调、门类齐全、层次明晰、职责分明的整体法律体系。美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从横向上可分为成文法与非成文法两类：成文法主要包括宪法和法规，非成文法是指判例法；从纵向上可分为联邦、州、学区等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同渊源和形式的法律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根据美国各种法律等级效力的不同，与美国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五种类别。

第一，法律效力最高的联邦宪法。美国宪法中没有具体谈到教育问题，但宪法“第十修正案”的“保留条款”明确指出：“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因此，美国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各州的责任，致使美国50个州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系统，确立了分权的教育模式。但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税收政策等对各州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合理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第二，各州制定的州宪法。现今，美国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有些州宪法还设置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州教育委员会。各州的教育法一般收录在各州的《学校法典》中，所包括的范围大致有：公立的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特殊儿童的教育、广泛的中学后的技术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没有学分的社区服务活动等。州的法律一般也涵盖学院和大学教育系统。

第三，立法机构制定的相关法规。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法规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其效力高于州宪法并对全国适用。州法规不能与联邦法律相抵触，也不能违背州宪法，其表现形式或是专门的教育法典，或是州宪法的一部分。近年来，美国国会加大了对教育的管理力度，制定了一些对职业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法规，如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法案等，其中大部分法律都是通过控制拨付联邦经费的方式对州教育施加压力。

第四，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如美国教育部、州教育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如1982年颁布的《美国职业训练合作法》规定政府重点资助有关全局的、福利性的、紧急的培训，但对培训机构的具体运作则很少干预。

第五，由法院通过的判例法。判例法是一种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法律，但不能与成文法相抵触。判例法一般由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作为先例，可作为后续案件判决的依据，或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给予权威解释，这是美国法律的重要来源。判例法一般不涉及学术、课程等方面的实体内容，只涉及学生和教师的宪法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定手续等方面的权利。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判例法的作用和地位等同于甚至超过成文法。

美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众多，既有由国会颁布的联邦宪法和法律、由各州立法机关和公共机关颁布的州宪法和法律法规，又有由法院产生的判例法。这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配合，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美国完整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有关教师的相关法律

美国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教师法，但是在大部分的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教师资格认证、聘任、工资及教师培训与教育等具体内容，有力地保证了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

完善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教师质量的重要保证。美国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始于1825年，至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各州情况不同，但各州法律对申请初任教师资格的规定大致相似，如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等等。在第二阶段合格师资认证方面，各州特别重视教学资历，一般必须具有2～3年的教学资历才能参加第二次认证。另外，为保证教师更好地适应教育的发展，美国大部分州都取消了永久性的教师资格证书，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地推进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5月，全美教师资格审定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推行统一的国家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不仅为教师在各州、各校之间的流动扫除了障碍，使教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成为可能，而且为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全美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能。

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并且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教育教学领域。在美国，95%以上的学区实行单一教师工资体制，即中小学教师不分男女、种族，统一根据受教育程度和教龄确定工资标准并发放工资。教师工资晋升的依据是教师的学历和在职进修情况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另外，随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州和学区也开始以教师的能力、职务、教学绩效等为标准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聘任工作主要由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应聘者必须向学区递交申请书及相应的书面材料，经考核合格后，由选拔委员会向学区委员会推荐，并由学区委员会集体决定是否聘任，并签订聘约。同时，在各州法律中对教师的保护也有规定，除非教师触犯州的解约条款，否则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得随意解聘或不续聘教师。严格的教师聘任程序对提高教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法规中对教师解约条款进行具体阐述，不仅有利于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法律地位。

关于教师培训，美国较早就在法律文件中进行了规定，如1917年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联邦政府和州分别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等事宜，并为职业教育和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供资金和培训”。此法案的颁布保障了职业教育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

教师教育是提高教师质量的必然途径。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师教育的开端。1965年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法》，旨在提高教学质量，专项拨款给学区，支持学区自己开展教师继续教育，使得学区教师专业发展在历史上首次摆脱高等教育机构的帮助。1992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第五款涉及教师教育问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更多地关注教师培养方案与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鼓励和资助各州、公立学校、其他后中等教育机构雇用、培训教师，并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降低了从事其他职业工作的人进入教育领域的难度，为职业教育的师资来源拓宽了渠道。

（二）有关职业学校教育的相关法律

进入19世纪后，美国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发展起来。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明确提出：在重视文化科学的中学兼设职业性学科的称为综合中学，仅设职业学科的工科中学、家政中学、商业中学和农业中学称为职业中学。综合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兴起促进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综合中学现在仍然是美国进行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始于南北战争之后。186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多少分配给各州以国有土地，各州应当将这类土地的出售或投资所得收入，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知识’的学院，并且每年必须向内政部长及其他同类学院书面报告发展成果及经费使用情况”。此法案开创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职业教育的先河，也开始了联邦政府以资助的方式指导和控制职业教育的历史。之后一系列法案的颁布，如1906年的《亚当斯法案》、1914年的《农业扩张法案》、1936年的《乔治―迪恩法案》、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的《学校与就业机会法》及各州的法律法规等都保障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在职业学校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定合理的办学目标和理念，确立一定的培养目标，既是推动职业学校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三）有关教育投入的相关法律

美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基本上都涉及经费资助问题，并且都以大量的篇幅规定资助的项目及拨付经费的多少，以及如何分配、申请、使用、监督等内容。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建立起联邦政府拨款资助职业教育的制度，在以后的每次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联邦政府拨款的数额日益增加，资助范围日益扩大。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中学设立职业教育课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为中等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体制提供财政基础。1940年颁布的《国防职业教育法》规定用1亿美元的专款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训。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强调联邦政府要提供1 500万美元的年度拨款。政府明确规定拨款的用途，同时合理调控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68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修正案》对拨款的用途从教研培训、残疾人教育、合作职业教育、销售、家政职业教育、专业发展等10个具体方面按财政年度逐一进行了详细规定。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逐渐加大了财政投资力度，如1991年通过了《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每年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总额达16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法律法规政策通过财政拨款，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如2006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关于预留及州拨款的规定，要求州教育部长对于每个财政年所拨款项应该预留0.13%用于资助边远地区，预留1.50%用于印第安土著人的职业教育项目。

美国不仅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资比重，而且在一系列法案中明确规定了投资的主体、方向与目的。另外设立了监管部门，保证资金的落实，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起着引导、支持、鼓励和保障的作用。

（四）有关就业的政策法律法规

美国注重建立职业教育与就业的联系。1994年12月颁布的《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发展规划》要求“每个州创建一种全面的学校与就业机会相联系的体系”。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其宗旨是使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该法鼓励学校在提供学术教育的同时，教给学生具体的工作技能。规定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以及实地工作指导等，学校和企业必须一起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加强就业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沟通。

通过建立就业与学校教育的联系，能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满足岗位需求、适应职业需要的高素质操作技能型人才。

（五）有关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

美国较早就重视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1937年颁布的《国家学徒训练法》就开始注重促进劳资双方与州政府的合作，建立学徒训练制度。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了具体规定：“开展工读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该法案规定要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资助，并且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该法案的颁布促进了政、企、校三方的合作，通过财政拨款推动了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另外，1976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八条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从此，联邦政府对合作教育的资助有了独立的法律条文，进一步保障了校企合作。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职业训练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制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此法有助于扩大校企合作的对象，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生源，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技术能力。

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旨在为低收入、无业和没有技术而又面临严重就业困难的青年和失业工人提供职业培训，其实施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有企业共同支持、发展和管理。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政府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通过下放权力，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在联邦政府协调指导、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又能调动企业培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培养适合职业岗位的技术工人。

在众多职业教育法规的保证下，企业把职业教育作为“企业行为”看待，企业内有相应的生产岗位供学生生产实践，有规范的培训车间供学生教学实践，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和充足的培训经费，更有合格的培训教师和带教师傅。美国通过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断扩大企业在职业教育及培训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而且可以通过工学结合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和职业岗位需求的操作技能型人才。

（六）扩大职业教育对象的法律法规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调查，每年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万人接受职业教育。美国政府认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进行职业教育是必须和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美国扩大职业教育对象，实现职业教育的全民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1890年，联邦政府颁布实施了《莫雷尔第二法案》，专门加强了对招收黑人学生的赠地学院的支持。这部法案明确规定，拒绝向任何存在种族和肤色歧视的学校提供资金援助。此举不仅保证了不同种族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1944年颁布的《退伍士兵权利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退伍士兵提供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免费教育或技术训练的机会（接受教育训练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4年），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具和生活补贴，使更多退伍军人能接受职业教育。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规定为那些已经离开学校，不能胜任职业工作的当地居民开办职业技术训练课程；为适应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国防建设领域所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通过为当地居民和企业员工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接受特定的职业技术训练，还要使职业教育的对象从在校学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满足他们在工作以后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

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则打开了全民职业教育之门，取消了对接受补助学生的年龄限制，扩大了联邦政府拨款补助的对象，尤其增加了对残障人士、单亲父母、学习困难者及受刑罚人的补助，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第一次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所有的人。

扩大职业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实现职业教育大众化、人人化目标的过程，而且对象不只局限于毕业生，还涉及再就业的产业工人和退伍军人等有着职业经验的人群，生源的多样化势必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并推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七）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协作的法律

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协作，是培养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于一体的高素质型人才、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自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颁布的职业教育系列法案，将职业训练纳入正规教育的规定，使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适应现代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也相应地产生，即教育与实际脱节，妨碍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联系沟通，也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上世纪70年代的“生计教育”改革就是针对此问题的重要变革。1974年颁布的《生计教育法》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为一体，并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教育改革与立法所强调的重点；1988年颁布的《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化教育、训练法》强调职业教育训练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整合，学术能力与职业能力的一体化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学术能力是今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能满足企业和岗位需求的人才的必然要求。

（八）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并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度。

美国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法律法规，对职业培训、标准、资格证书的发放和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并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为职业资格管理创造了条件。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提出了新世纪国家六项教育目标，规定成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其职能就是推动技能标准、职业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建立评估和证书制度。

美国对职业资格制度的管理是由政府和专业工程师协会共同承担的。对职业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和考试等均由政府负责；专业工程师协会只负责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拟定、专业课程评估等工作，并对专业工程师的技能进行监督，专业工程师出现质量事故，由协会查实并告知所在州政府，建议吊销或中止该专业工程师的职业资格。通过政府和专业工程协会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共同管理，既规范了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又保证了证书认可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九）职业教育的法制监督方面

美国也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监督机制，并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在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中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各种顾问委员会，对职业教育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保证了各项职业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美国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教育利益集团参与监督法规制定和执行；二是由法院对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实行监督和调节。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也对职业教育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

二、对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一）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重视立法的作用，通过联邦宪法、州宪法，联邦法规、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及判例法，以五个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保障职业教育的质量，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美国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仅能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而且能更快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并能及时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我国立法主体单一，法律建设进程较为缓慢，缺乏单行法律，并且各省在落实《职业教育法》时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应实现立法主体多元化，健全和完善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层次分明、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通过法制建设，加强各省颁布的法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二）教育投入规定的具体性

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的过程中，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投资金额，而且通过具体投资比重，合理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要求“预留3.5%的资金用于促进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以及8.5%的资金为单亲家长和失业的主妇提供帮助”。此法案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和全民性。另外，美国的法律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投资主体，即除了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外，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培训费用。而我国教育投入金额虽然也有明确规定，但落实情况不是非常理想；在投资比重的分配上，缺乏明确的规定，导向性不强。另外，虽然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投资中的责任，但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因此，我国在各项政策法规中，应明确投资比重，引导职业教育有序发展，制定相应配套的制度和惩罚措施。

（三）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

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包括完备的监督制度，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也特别注重监督制度的完善，在各项法律法规中，要求成立监督机关，并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如《史密斯―休斯法案》第十六条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而我国由于缺乏完备的监督体系和惩罚措施，导致虽然有比较完善的教育执法制度和较健全的执法机构，但整体的执行效果并不佳。我国应建立起一个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

（四）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为了保证和吸引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在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如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对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做出具体规定，不仅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通过企业参与课程设置、职业培训，能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而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中，虽然也有对校企合作的规定，但整体较为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应该在各项法规中明确校企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大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各项法律法规中对职业资格认证有明确的规定。如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我国也下发了一系列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等相关法律法规，如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虽然对资格认证的主体、标准等有所规定，但认证主体和评价主体缺乏企业的参与，缺乏具体监察环节的规定和具体的监察机关部门。因此，我国在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时，应扩大认证主体，如在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职业资格认证的指导性纲领，同时对在行业内部和市场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职业资格认证进行国家性的认可，并在政策上促进用人单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人事聘用、考核、薪酬等结合起来。加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提高对进入职业岗位的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保障认证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严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制定具体的资格认证标准，对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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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延.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职教论坛，2006（9）：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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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企合作不仅要有丰富的内容，更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指导。目前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并未得到法律层面的充分认识。本文从分析我国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现状入手，指出我国校企合作法治层面存在政策文件多、法律法规少以及有限的法规内容欠缺等问题，提出在推进校企合作立法的同时，在明确校企合作的内涵和范围、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鼓励和强化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五个方面加强立法。

关键词 ：校企合作　法律法规　职业教育

课?题：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2013年立项课题“技工院校校企合作管理制度体系研究”项目成果，课题编号：201323。

校企合作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应有相应的政策，特别是法律法规来调解、规范和推动。对校企合作的规范仅仅通过通知、决定、办法、意见等一般性的政策支持是不够的，对有些重要的扶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实训安全、企业接受学生实训等方面必须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才有强制性。将校企合作政策法制化，才能使政府、企业及行业、学校在法律框架内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一、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发展现状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过程中，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相配套，而且地方各级政府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制定的具体实施条例还很少，没有从法律层面上真正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对校企合作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对各方利益的保护还不够。具体来看有如下两方面的表现。

1.政策文件多，法律法规少

目前我国倡导校企合作的政策文件不少，但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文件则不多，而且涉及校企合作的具体内容也比较少。目前，我国涉及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六条，第三章第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三条，第四章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七条，分别规定行业企业有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实施的办法以及实施的保障条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条、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企事业组织应对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提供支持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条，规定鼓励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事业组织协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只对职业培训做了简单规定。而发达国家的校企合作法律法规通常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

2.现有法律规定明显滞后于现实

（1）目前校企合作中，在学校与企业间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双方的校企合作协议。由于缺乏法律的强行规定，双方协议内容也多为原则性内容，对具体权利义务规定常常不明确也不具体。特别是学生与企业的关系十分含糊，一旦遇到学生安全事故，处理难度就会很大，还有可能会导致校企合作关系的破裂。同时，如果企业毁约的惩罚性条款也缺失，企业在缺乏硬性约束的情况下，参与校企合作的热情自然不高。

（2）企业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如果企业从校企合作中得不到预期的利益，他们自然不会主动推进校企合作，校企合作也很难往深化发展。目前，我国法律层面，对于保护、鼓励校企合作中利益的规定少之又少，且多是原则性规定，没有配套实施细则，严重挫伤了企业促进校企合作实现共赢积极性的发挥。

（3）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必然涉及劳动者的权益。由于目前法规规定，顶岗实习学生与企业之间并无劳动关系，但是学生在实习中从事的工作，面临的风险与企业员工几乎没有差别，因此学生实习中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劳动保护等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实中，有些企业打着为学生提供见习岗位的幌子，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严重破坏了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

二、几项立法建议

1.尽快制定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

发达国家的校企合作模式都是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政府在政策、财政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企业也全程参与其中，或以企业为主，或以院校为主，或以行业为主，校企合作模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颁布了《职业教育法》《高等学校总纲法》《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等10多项法律法规，为德国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美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是通过建立大量职业教育立法，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关系，才使校企合作得到极大发展的。因此，我国应加大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建设。例如，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等。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内容

（1）明确校企合作的内涵和范围。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才是校企合作的根本目的，校企合作应该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三明治”，美国的“合作教育”，澳大利亚的“TAFE”，日本的“产学官合作”等先进的国外模式中，校企合作的核心都是使学生得到系统教育的同时又具备职业能力。因此，校企合作的内容应包括职业发展规划、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实习教学、教学评价、研究开发、招生就业和学生管理等诸多方面。

（2）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学校的权利主要体现在通过校企合作获得相应的资助和政策优惠。学校的义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学校自身的义务，学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开展课程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应当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顶岗实习制度，制订可行的合作计划；学校因校企合作而购置的资产，应列入学校财产统一管理等。第二，学校对企业的义务，学校应设立专门机构协调企业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内容承担合作企业职工的继续教育与技能提升；对校企合作资产按照相关制度严格管理，使其保值增值。第三，学校对学生的义务，应在进厂实习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按照有关规定维护好学生实习权益，指派实习指导教师，有条件的地方应为学生统一办理实习安全保险。

（3）鼓励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企业有开展职业教育的义务，但它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如该法第六条、第十九条和第三十六条对行业、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和开展校企合作的义务、行为都有明确规定，但对企业未承担相应义务的法律后果并未做出规定，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对不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业、企业没有任何强制措施。这显然是不可取的，通过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确保有法可依。因此，我国应尽快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4）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校企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鼓励，为校企合作提供政策倾斜和优先支持等。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校企合作，建立政府引导、校企互动、行业协调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引导和鼓励该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资源、技术、信息等优势，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评估、职业技能鉴定及相关管理工作、强化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促进学校与行业之间的紧密联合，实现资源共享。政府可以通过减免赋税、增加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学校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评价考核标准的制定以及招生就业工作，为学校学生实习和教师专业深造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条件，把校企合作作为企业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5）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我国目前尚未确立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权利屡受侵犯。学生的权益只能依赖国家法律的外部强制力量来保障。第一，完善实习人员获取报酬的法规。目前，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实习人员是否该获取报酬做出硬性规定，各地方对实习生劳动报酬问题规定的也不全面，迫切需要相关立法出台。第二，完善实习学生人身伤害保障法规。学生顶岗实习中出现人身伤害的问题没有切实可行的保障制度，当前我国国家法律法规层面还尚未对此类问题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明确将实习生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学校、学生的权益得不到维护，还会影响实习单位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我国应通过建立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学生意外伤害机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在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时，需要明确学校和企业的安全义务划分，要求学校或企业为学生统一办理实习伤害保险，在实习事故发生时可以有序处理，政府可以补助部分保险费用，以减轻学校压力。

参考文献：

[1]高山艳.法律视角下的校企合作制度[J].教育与职业，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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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关系；教育立法

高校与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两大主体，近年来由高校与学生个体之间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如何和谐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及时解决纠纷，不仅关系到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持，也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进程。因此，从法律视角对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的不同学说

各国法律制度对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不同，但这些不同的规定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特别权力关系说

特别权力关系说源起于德意志时期的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力主体对个人行使的绝对不受法制原则支配欲控制的公权力。这种理论把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强调为特别权力关系，高校享有绝对的公权力。这时高校和学生成立特别权力关系。

2.代替父母说

英美法系中代替父母理论和特权理论都曾经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理论，后因侵犯宪法权利而被淘汰。在此种理论认为高校对学生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大学处于父母地位管理学

生，所以大学可以在父母所行使的权利范围之内管理学生，这种肯定高校自由裁量权，否定学生宪法保护的理论在1961年被，法院认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宪法的制约，学校并非具有无限的权力来管理学生，学生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基本都是基本保护。“代替父母说”和“权力关系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于学校特权的一种假设理论的陈述，学校并没有真正得到父母的授权，而且大学学生基本成年，不需要父母代为授权管理，同时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我国普通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对于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和结论，从而使得教育立法环节和实践环节出现脱节的情况，立法上的滞后性显而易见。因此，对于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同观点。目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多重的，是一种混合法律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指高校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依据相关的教育行政法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双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自主管理具体体现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档案管理，奖励和处分，与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高校的这一系列管理行为是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高校章程进行的，是以公权力的主体出现的，履行的是公法职能。

2.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分别作为平等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都享有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这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基本表现是：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学生缴费上学，有权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有权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为教育者提供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服务，并提供给学生为保障学业完成的一系列教育设施服务。对比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地位是平等的。

三、准确界定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准确定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提，又是在实践中促进教育法律法规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我国的教育立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以下方式来定位。

1.准确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这样才能合理解决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以及对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应注意发生在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理清不同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原因，从而找到解决方案。

2.在教育立法上不断完善，保护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合法权益

高校的教育管理由于是国家所赋予的，所以，在一定程度有鲜明的行政权的特征，体现着国家意志。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又具有民事特征。因此，在处理学生权益和学校利益的过程中应当做到公开、公正、合法，又要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

因此，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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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

民办高校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但是面对外部环境劣势和内部机制的短板，面对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新要求，民办高校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管理的机制体制还不成熟，使民办高校的学生权利更易受到侵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大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中不断受到审视、质疑、甚至对抗，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纠纷呈显著上升趋势。由于民办高校习惯于按照传统做法处理学生管理中的问题,导致在纠纷处理中常常因法律依据不足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对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笔者通过研究并结合实践，就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提出如下解决路径。

一、健全和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法治须以良法为前提，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健全和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基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立法没有跟上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立法远远滞后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反映到学生管理领域的立法上更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2017年9月新修订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民办学校依法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对受教育者实施奖励和处分。”第三十四条规定：“民办教育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社会先进评选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受教育者同等权利。”规定仍然过于笼统、原则，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发展却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针对性不强，因此首先要加快法律法规的修订，特别是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应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使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其次要加强对现有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梳理，对于不适应当下实际情况的规定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订，并将现有的规定汇编成册，以供在民办高等教育实践中使用。

二、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

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是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大力支持和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响应国家和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需要。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制度的实质在于规范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健全完善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把“学生本位”管理思想体现在各项管理制度中。管理制度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使管理制度的制定能够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要求，具有更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其次，要把握“合法性”这一学生管理制度的基本准则。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其上位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结合民办高校自身的特性和民办高校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使管理制度切实符合学校管理需要，更合乎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再次，要规范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程序。民办高校具有相对灵活的体制优势，更应注重出台事关学生各项权利的管理制度的程序性要求。要明确学校学生管理制度制定的基本程序，规范制度制定流程，并注重制度制定质量审查。最后，要突出制度制定受教育者的参与性。民办高校的学生往往比公办高校的学生更加关注学校对其相关权利实现的保障，因此学校在制定相关管理规定的过程中要建立受教育者的参与机制，要充分“重视被管理者在规范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可能影响被管理者利益的重要规范，要通过制度保证他们的参与权，允许提出议案、讨论草案，甚至赋予被管理者对相关规范的决定权。”

三、完善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正当程序

“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核心问题是程序问题。”体现在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层面也是如此，2017年9月新修订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学生管理工作的程序要求，这是程序正当原则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具体体现。学校在实施管理权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不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将学校管理权的实施进行规范，使其按照规定的程序施行。鉴于民办高校发展的特殊性和学生的具体状况，学生的权利实现更需要其管理的程序化。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程序化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更需要高校层面的制度完善。注重程序规则的创建。学生是否选择报考民办高校是民办高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了学生民办高校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民办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更应该尊重学生的合法的请求权、合理的知情权。比如：在学校管理中决定事关学生权益的事项，事前学校有告知、说明、乃至听证的程序义务，学生有被告知、听取说明、申请听证的程序性权利。这些权利和义务需要通过程序性规定给予明确。管理程序规则的创建是学生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的基础，因此，在实施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要依照上位法的规定并结合学校的实际，建立合法合理的学生管理程序，为实现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程序化奠定基础。突出程序规则的执行。程序规则是学生管理的基础。程序的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是关键，而民办高校教师的流动性较大，学校内部机构的变革较为频繁，这就给学生管理程序的执行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民办高校更应将学生管理程序的执行放在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视，要建立学生管理程序的执行机制，确保程序性规则得到有效的落实。建立程序审查机制。学生管理程序是高等学校学生权利实现的基础，更是民办高校规范学生管理、实现学生权益最大化的保障。对于民办高校克服自身缺点，增强自身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办高校应建立学校管理程序的审查机制，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审查，对学生管理程序设立的正当性、程序的遵守情况、违反程序的处理等建立审查监督机制，增强民办高校自身在程序方面的自我完善能力，保障相关规定能够真正发挥管理效能。

四、完善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有权利必有救济”。“对于高校而言，构建畅通的申诉与诉讼并行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实现途径之一。”相对于公办学校而言，民办高校在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建立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首先，完善校内申诉制度。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申诉的范围仅限于学校的处理和处分。笔者认为，针对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更易被侵犯的现实，应该进一步扩大校内救济的范围，应该将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学生认为任何权利受到侵害或自己被不公正对待的事项都纳入到校内申诉的范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校内申诉在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中的积极作用。在民办高校校内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明确校内申诉委员会的构成，提升校内申诉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细化委员会的职权设置，让其权能和效力明晰化。同时应该进一步完善校内申诉的配套制度，比如引入听证制度、确立回避和时效制度等，不断完善校内申诉制度在民办高校学生权利保护中的作用，使校内申诉制度成为学生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其次，完善校外申诉制度。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该规定已基本明确校内申诉制度应作为校外申诉制度的前置程序，这样才能确保学生的权益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缩小纠纷的不利影响，符合及时方便的法治原则。笔者认为应与校内申诉的范围对接，明确界定校外申诉的范围，虽然民办高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但除学校学术自治特有的范围外，所有管理行为被学生认为侵犯其权利并在校内申诉复查后，经学生申请都应该纳入校外申诉的范围，这样才能确保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全面、高效的开展。

再次，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明确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民办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既有行政法律关系、但更多的体现民事法律关系色彩的双重法律关系。民办高校仅在学生学籍管理、学历学位证书授予、奖惩等较小范围内的重要事项上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对民办高校学生管理领域审查应控制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即民办高校学生管理中如做出开除、退学等侵犯到学生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在穷尽校内外其他救济措施的情况下，学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最后，发挥民事诉讼制度在民办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中的作用。民办高校“就其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正面临学校与学生行政管理关系的式微，一般权利关系及学校与学生的契约关系增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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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学机会不均等。

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均等应当是追求高等教育公平实现的主要任务。造成入学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因素是社会阶层的不公平，地区的不公平。社会阶层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的差异。阶层之间的差异主要影响的是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的取得。优势阶层的子女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方面等方面较低社会阶层子女占有很大的优势。而这些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地位与选择高校的类型和层次成正相关。社会阶层的不同，其经济资本享有程度也就不同。在我国目前的招生制度上来看，优势的社会阶层可以利用其本身的资本拥有程度，为自己的下一代获得更好的教育。比如当招生数量问题产生竞争时，优势的社会阶层可享有因其自身身份特征而产生的分数优惠政策。或者比如当不同阶层的子女进入同一所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优势阶层可以为自己的下一代因其经济资本的优越性选择质量更好的专业就读，而低社会阶层会考虑到学费等问题选择费用较少的专业就读。此外，由于国内高考的户籍制度，常常使得身为低社会阶层子女的学生如外来务工子女，在交纳高额借读费后仍然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考试的问题。这些都是由社会阶层的不公所带来的入学机会不均等。地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取向导致教育不公平。我国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并不是统一全国制定，而是采用的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式进行的。各省录取的数额是不均等的，并不是根据当年参加高考人数的数量平均分布的。各地区的高考分数线的不同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公。以2011年为例，2011年河南省与黑龙江省的高考试题全部采用的是全国卷新课标卷，而2011年河南省本科一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562分，理科是582分。本科二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515分，理科是531分。本科三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460分，理科是455分。黑龙江省2011年本科一批文科分数线是540分，理科是551分。文科本科二批分数线是462分，理科是465分。本科三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77分。理科是279分。这样明显的分数悬差，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源入学机会的不平等。高考是通向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这样的不平等自然而然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公平。再以清华大学2014年在部分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为例，这个统计数据是由国家教育部的，2014年清华大学在上海理科第一批次录取分数为533分，在广西省理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为646分，在辽宁省理科录取分数为672分，在海南省为861分。而文科部分，在2014年，上海市的录取分数为529分，在广西省为623分，在辽宁省为654分，海南省为883分。由此可见地区之间的录取存在不公，在入学机会上是不均等的。同一高校的录取分数针对不同地区相差甚多，地区的不公是影响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地区之间的招生制度不平等是一个方面，其教育资源享有程度的不同是另一个方面。在教育资源上，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大致包括四类，第一类是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为代表，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较少的考生，而且录取分数线是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第二类是陕西、江苏、以及东北三省等为代表的省份，其教育资源的配置相对较高，仅仅少于第一类，考生数量居中，高考成绩与录取分数线就全国来看并没有太大波动，基本相同；第三类是以宁夏、青海、内蒙、还有西部地区如新疆，为代表的地区，其教育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师资力量相对匮乏，但是国家的政策扶持弥补了不足。最后一类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以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西为代表的地区，这一类的教育资源是缺乏的，而国家又未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导致考生的压力巨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是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的另一重要因素。

2.教育过程不公平。

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主要是一个“质”的问题，即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在学习过程中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应当是平等的。高校贫困生在知识学习中的不平等，社会实践方面的差异都是造成教育过程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知识学习与获取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知识的覆盖面很广，不单单是指专业知识，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应用技能也是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专业学习方面，高校贫困生与其他学生的起点是一样的，在这个方面并不差异。但在英语，计算机等方面，我国高中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通过考试获取分数，应试教育的色彩浓重。对于计算机，英语口语一类的教育并不重视，这使得高校贫困生在家庭缺少英语和计算机学习的硬件条件基础上,更加的落后。先天条件的不足，后天的无法接触，使得其进入大学后,英语的听说能力和计算机的操作能力比较薄弱，起点的不均衡，使其在学习方面存有一定的差距。考取资格证书是应用技能获取的一个途径，同时在目前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资格证书的积累与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会被用人单位作为学习能力参考的重要标准之一，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仅仅是毕业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已经不能是满足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了，越是待遇优厚的岗位对资格条件的限制就越多，计算机证书，人力资源证书，托福雅思的考级证书都是在招聘时能为应聘者加分的项目。但是在资格考取方面，高校贫困生的表现并不积极。高校贫困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这种资格考试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社会实践也是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学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包含很多方面，兼职，实习，社团活动经历等多个方面。在兼职方面，高校贫困生的兼职经历多于其他的学生。但是在社团活动方面，由于社团活动需要经费支出，是一笔额外的开销，高校贫困生会放弃社团活动。而在实习方面，由于高校贫困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大多缺乏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其能够得到的实习锻炼机会也就非常的少。

3.教育结果的不均等。

高等教育的结果表现在其就业方面，即能否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性别不同在就业过程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高等教育结果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一项由国内大学生就业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完成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2月底，2010届女性大学毕业生签约率为21%，明显低于男性毕业生的29.5%，可见在签约进展方面女生明显滞后于男生。该调查以2010届大学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有效答卷共64589份，其中本科35071份，高职高专29518份。调查显示，签约国企的女大学毕业生占已签约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远低于男性的同项比例，约13个百分点。截至2月底，女性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分别为1884元、1731元，较男性本科毕业生(2245元)和男性高职高专毕业生(2063元)分别低361元和332元。并且，女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较男性低，女性本科(61%)和高职高专(59%)毕业生分别比男性低12个和11个百分点。这表明，女大学毕业生通过接受较低薪资和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来实现就业，其就业质量较低。性别上的差异对待是造成了高等教育结果上的极大不公。

二、构建高等教育公平的法制保障

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法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要求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也就是说法律不单单要在内容上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充分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精神，同时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内容完备的基础上，还要在形式上兼备实体性与程序性的完备性。不单单要追求我国法律在数量上的充足性，更要在其质量上切实结合国情，针对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予以完善。

1.要完善教育立法。

高考招生所采用的分省定额制度导致入学机会的极大不公平，这样违反了高等教育平等保障原则。针对这一的录取机制，应当完善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由此可知公民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一律平等，这种权利的平等性是法律赋予的，并不因为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其他因素所影响。但是高等教育法中的平等原则具有模糊性，且《高等教育法》中并没有对招生录取和学生入学方面的具体规定。从《高等教育法》的实施状况来看,应当根据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出发，来完善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相关法律规定，在《高等教育法》中增设条款，同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形成完备的高校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能够切实解决在目前高等教育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公现状。《高等教育法》应当对招生录取制度加以具体规定。考虑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国家应当针对高等教育考试制定《考试法》，加大立法程度，规范考试体系，立法上的公平才会有程序上的公平。高等教育立法的另一个要给予法律明确的就是关于高校学生与高校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当下的高等教育推进过程中，不难发现，目前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绝对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身份关系，制约与被制约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关系的改变，推动了《高等教育法》的改革，故而在立法实施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应当明确。在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界定，内容的划分应当予以法律上的规定。

2.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了高校学生教育申诉权，然而在权利行使的过程中，学生的教育申诉权不能充分实现。探究其原因，是在其实践中缺乏严格的操作程序规定。具体来说，受理案件的申诉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不能做到公开透明。案件没有经过辩论，有的甚至不加以审查就作出决定。这样的形式化的处理让学生的申诉权受损，同时对国家的司法公正性也会造成信任危机。教育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要求加大对受高等教育权的各种侵权行为的司法干预，也就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加大对受教育者的保护，对高校实施的行为予以监督管理。这种救济制度是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是保障高等教育公平最有效的方式。完善对高等教育的司法救济制度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一要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法律监督，特别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减少不公正法律行为所带来的损害；二是强化对高校中的弱势群体受高等教育权的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问题是造成高等教育不公现状的主要因素，国家应当加强对各种侵犯高等教育权行为的司法干预，对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样对整个社会也回起到惩戒与警示的作用，防患于未然；三是完善高等教育行政赔偿制度，对于应当进行赔偿的情形、额度等进行详细的法律规定，保证受高等教育者在受到侵权之后，其损害能够得到国家赔偿。

3.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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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价值；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12－03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各项工作中落实法治化的要求已成为必然趋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着高校的育人质量。当下，在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厘清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内涵，达成对学生管理法治化重要价值的共识，进一步探索其实现途径，是摆在高校学生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内涵1.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界定

总的来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指高校在学生管理中落实依法治校理念，遵循法律精神，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学校规章制度为补充，规范学生管理权行使，形成学生管理权执行和监督机制，彰显高校学生管理实体与程序正义的过程。具体说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静态与动态结合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依法办事及依制度办事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仅仅在静态层面上加强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无法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须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法治化的动态运行系统。只有静态与动态两方面相结合，才能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目标。

第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学生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学生管理制度统一协调和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我国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如《宪法》中有关学生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教育法》中有关学生管理过程中学校实体权力的规定、《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学生管理行为的程序规定中都有述及，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规范体系必须坚持“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原则，做到内容一致，上下协调，特别要注意高校在制定内部学生管理规范时，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第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规范学生管理权行使的过程。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学生管理制度的缺失，而在于学生管理权在行使过程中人治现象严重，掌握权力的一方忽视正当程序，学生管理权滥用现象较多，且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因此，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应以规范学生管理权的行使为突破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形成和谐有序、良性互动的权力与权利关系，才能保障高校学生管理的规范合法和学生权利的充分实现”［1］。

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宏观要求

众所周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根据这四方面的要求，结合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实际，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应包括以下方面：首先要有法可依，即建立和完善学生管理法律体系，相应的法律体系须体现学生管理工作规律，是尊重学生权益、内容协调一致的良法；其次要有法必依，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行为要依法进行，杜绝随意管理；再次要做到执法必严，即完善高校学生管理权的监督机制；最后应做到违法必究，即管理方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通过法律制裁，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保障学生各项合法权利。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价值“法的价值是法理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价值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法的价值在高校管理行为中的体现，我们须在法的价值的研究基础上，从高校学生管理现状出发，厘清思路，达成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价值的共识。秩序和自由是法的重要价值，故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价值也可从这两个维度进行提炼。

1.秩序之维：构建高校学生管理的新秩序

传统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治方式崇尚秩序至上，将学生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要求学生整齐划一，听从指挥，而忽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和性格特征。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这种方式缺乏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尊重，一味地追求稳定和秩序，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陷入靠压制求稳定的境地。以学生婚育权为例，婚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在诸多国家的宪法和婚姻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宪法是根本法，任何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宪法之规定，但在我国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之前的有关规定中，存在不少限制或禁止学生在校期间结婚或生育的规定，个别高校还发生了因为学生违反学校规定而被开除的案例。高校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其名义是为了维护学校管理秩序，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高校学生享有婚育的基本权利并不会必然导致学校管理秩序的混乱，况且对于在校大学生，婚育权仅是一种权利，并非是一种普遍和迫切的需要。从法律原则的角度考察，我国宪法和婚姻法中均有婚育权之规定，学校限制或禁止学生婚育的规定本身是违法的。笔者认为，高校学生管理者维护学生管理秩序之目的无可厚非，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所要维护的学生管理秩序的性质。高校学生管理人治方式维护的是以强力为后盾、以剥夺学生基本权利为手段的“人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学生权利可能被随意剥夺，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方式维护的是以体现法治精神、尊重学生权益和谋求学生管理长效机制的新秩序。立足长远，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的。

2.自由之维：服务高校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是所有教育活动的根本目标。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新学生管理的方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另一重要价值。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公民的行为只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应被承认是合法的。“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3］。哈耶克也认为，“在自由的统治下，一切未被一般性法律所明确限制的行动，均属于个人的自由领域”［4］。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将促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范式的转变，改变过去一味管制的方法，切实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潜在创造力。

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总是习惯于把学生视为被动的教育管理客体，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学生可通过关注自身权益，提升主体意识。可以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观念的熏陶和培育是全面而入微的，它将融于高校的校园法治文化之中，深入高校管理的细枝末节。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还有助于培育学生的责任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理性思维。总之，推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能有效地培育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其主体能力，实现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提升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途径如前文所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过程，因此，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价值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实现。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学生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观念树立、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和权利救济等多个层面入手整体推进。

1.树立高校学生管理的新观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维权意识得到不断增强，公民权利越来越被重视。这一社会进步反映在高校学生管理领域，必然要求对传统高校学生管理观念中忽视学生权益、以学校管理为本等陈旧思想加以改变。概括地讲，高校学生管理者要树立以学生为本、保障学生权利和转变学生管理职能的新观念。

在传统高校学生管理观念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过程无不体现管理方的单方面意志，学生则处于被灌输、被教育和被管理的境地。在高校管理者头脑中“学生应绝对服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未能与学生平等对话，总是居高临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社会力量已介入高校后勤管理，学生开始自费上学、自主选课和自主择业，学校收费并提供相应服务，高校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地位平等的特点首先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者要切实转变管理职能，建立起以服务学生为目标的工作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价值引领、行为管理、素质评价、组织建设和学籍管理等具有管理职能的机构，也包括学习指导、科研创新、个性发展、学生资助、勤工助学、就业服务和心理辅导等具有服务职能的机构。此外，还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者在行使学生管理权的过程中，要重视和保障学生各项权利。高校学生既是公民也是受教育者，其双重主体身份导致其权利的双重性。在校大学生既享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权，又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人权。但在高校学生人治管理状态下，这两方面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兼顾，特别是高校学生的一般公民权经常被忽视，而只有真正实行学生管理法治化才能兼顾学生这两方面的权利。

2.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制度体系

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离不开良法的支持。一个完善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具体而言，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制度体系可从校外和校内两个层面展开。

校外层面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主要指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学生管理的内容和专门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总和。自从1980年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律《学位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高校校外即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仍显不足，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而且有的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缺少对实践过程中可能发生状况的预计。这些因素均导致有关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规范“公信力”不足，地位不高。而完善国家层面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努力提高有关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立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培养精通法律又熟悉教育管理的人才。其二，通过加强有关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立法解释工作，提高法律法规的实践操作性。其三，加快对原有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修改、清理和汇编工作。

校内层面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主要指高校根据高等教育法律规范，为了保障学校教学和管理的秩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制定的有关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规章制度的总称。我们须建立统一、规范和和谐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高校内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必须符合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精神，特别是要以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为基础。除此之外，校内学生管理制度要体现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充分吸收学生群体的意见。其主要措施应有：一要加强培训，提高校内学生管理制度的创制者的法律素质；二要规范程序，完善校内学生管理制度起草、讨论、审查和颁布的各个环节；三要积极动员和有效地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学生管理制度的创建；四要与时俱进，加快修改和清理陈旧的学生管理制度。

3.规范高校学生管理的程序

程序公正和过程公开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高校学生管理权能否得到公正和合理的行使，需有与之相配套的正当程序来保障。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的程序原则是实现学生管理程序正义的保证，也是确保管理行为实体正义的基础。从近几年考察大学生母校的案例可知，高校管理方在缺乏正当程序时就对违规学生做出处罚，这是高校卷入学生诉讼案的主要原因。正当程序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支撑，须在学生管理行为中贯彻到底。高校学生管理者在作出影响大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包括奖励行为，也包括惩罚行为)，须事先告知学生本人，向学生本人说明根据和理由，倾听学生的意见，告知并提供学生相应的权利救济途径。

为规范学生管理的正当程序，有必要在学生管理中引入行政听证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告知相对人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6］。听证制度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它能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运用听证制度不仅能倾听学生意见，维护学生权益，而且有助于提升高校管理决策的水平。可以说，听证制度是高校学生管理程序正义的基石。近几年，国内已有部分高校尝试在学生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2003年中山大学举办了全国首次学生食堂价格听证会，2006年浙江大学明确规定学生被开除前享有申请听证权，2009年浙江工商大学建立了国内高校首个学生听证大厅，这些举措均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和好评。

4.健全高校学生管理的权利救济机制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3］高校学生管理权如得不到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因此，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权的监督，健全学生权利救助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从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实际出发，我们应构建以学生申诉和诉讼为主要路径的二元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高校学生的申诉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较早就对学生申诉制度有所提及，2005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申诉制度又作了具体规定，相比以前的法律法规，该规定中关于学生申诉权的体现和规定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发现，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如有关学生申诉案件的受理范围没有明确、申诉委员会在申诉复查时的权力规定不明、学生申诉的法律性质及定位模糊等等问题依然存在，显然，这些缺陷降低了学生申诉制度的可操作性。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借鉴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审视学生申诉的全过程，把握操作细节，使之逐步完善。

以诉讼为路径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方式是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和学生个体维权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几年，高校学生母校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且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这一现象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首先肯定司法介入审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司法权的作用，使高校学生管理权得到制约。由于司法审查的方式是一种外部监督行为，同时是终极裁判，是维护学生权益的最后防线，这些特点决定了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全面分析司法审查高校学生管理的限度。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司法介入审查高校管理行为的条件过宽，那么有可能破坏大学自治的原则。因此，必须在司法实践中明确界定司法审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范围，区别高校管理中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必要，把握好司法介入的合法尺度和合理限度。

总之，高校学生管理在“入情”的同时，更需要“入法”。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落实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适应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任重道远。相信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高校一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开创新的局面，更好地服务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储祖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24．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3．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