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农户；家庭福祉；旅游发展；大别山区

中图分类号：F590；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0-5398-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0.058

Abstract： Through household interviews， the welfar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ulti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each village has obvious spatial disparity caused by sources of income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well-being of the well developed village resident in the tourism service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 participating village. In each element of well-be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safety， relationships and living conditions were weak while the other elemen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2002-2011，the area residents welfare of Sage Village grew from 49.35 to 59.06， a growth rate of 19.68% and changes income level and farmland status were most significant with the farmland status presenting negative growth and the former presenting positive growth.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Key words： household； residents’ well-being； tourism development； Dabie mountains；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被开发出来，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经济、文化和环境带来了深刻改变，旅游影响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分析文献[1-11]发现，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很多，但都是从社会、经济或文化等视角出发，缺乏综合视角的分析，而福祉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本研究引入社会学福祉的概念，以居民福祉为切入点，从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入手，通过定量分析，运用横向共时性与纵向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状态的影响进行综合测度，以期为发展旅游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东经115°40′-115°46′，北纬31°02′-31°16′，位于罗田县北部山区（图1），总面积300 km2，辖两个乡镇，4个国有林场，6个集体林场，54个行政自然村和天堂湖水库管理处，总人口38 000人，人口密度为127人/km2。分设九资河大别山田园风光游览区、天堂寨大别雄风自然风光游览区、青台关古关名胜游览区、薄刀峰避暑休闲游览区、天堂湖水上乐园等5个景区，常年降雨量1 350 mm，平均气温16.4 ℃。

长期以来，本区农业结构调整制约因素多、空间小，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大，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少、负债多，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是典型的贫困山区。近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区群众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所以，本区能反映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程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10月进行的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访谈了120家农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2份。对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参加旅游服务年数等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所调查乡（镇）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中旅游发展最好的九资河镇和天堂寨林场。为了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分别选取了天堂寨林场的黄柏山、吊桥河和九资河镇的圣人堂作为调查村落。黄柏山和圣人堂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为参与旅游活动的农户，并且主要以中年人为主，以保证农户能够较准确填写2004年的问卷情况。吊桥河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主要为留守的老年人。问卷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旅游活动经营者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住址、距离镇区的距离、家庭人员基本情况等；农业生产与经营情况，包括耕地面积、粮食来源、家畜养殖情况等；旅游业参与情况以及农户的福祉感知情况，获得的调查数据用Excel2007、SPSS17.0和yaahp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 福祉测评指标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目前，学术界对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将福祉的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测评方式正逐渐成为总的趋势[12-15]。穆广杰[16]认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既要包括物质方面的指标，又要包括人们的主观满意度等指标。刘正山[17]设计了一整套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来构建幸福指数：客观指标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空气质量等；主观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指数、环境保护满意度等。本研究综合前人的观点，结合公园景区的自然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人均年收入等18个指标来构建旅游区农户福祉的度量指标体系（表2）。通过咨询10位专家，参照户主感知，最终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农户福祉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表2）。

2.3 农户福祉的计算方法

从测度方式来看，福祉计量指标可分为两类：一是客观指标，本研究中包括期望寿命、人均年收入、总负担系数、前期投资、距离镇中心距离和耕地数量等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利用实测的经济或社会等客观数据去反映人类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其中，总负担系数是指家庭被抚养人口（重病无劳动能力，残疾以及年龄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占对家庭收入主要贡献人口的比例；前期投资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所做的前期投入，以人民币数额计算，以上两指标均为负指标，数值越大，得分越低。二是主观指标，此类指标在本研究中未能通过实测数据来进行度量，主要依赖调查问卷等方法对个人的幸福感受程度进行调查。主观指标依据被访者主观评价计算分值，主观评价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5个等级，分别赋分5、4、3、2、1。

为去除量纲影响，各指标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农户福祉利用标准化值加权求和计算。

3 旅游区居民福祉分析

3.1 农户福祉的空间差异

比较不同村落农民福祉状况（表3），总体上看各村落差异显著，圣人堂村农户福祉最高，为56.78；最低的吊桥河村仅为45.39，较平均水平低13.95%。黄柏山村和圣人堂村福祉水平相当，为56.24。安全、人际关系和基本生活条件3项福祉要素评分在不同村落间较为均衡，居民满意度比较高；健康、收入与支出状况和营养获取能力存在一定差异。通过访谈可知，导致农户福祉空间差异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收入来源。本次调查的3个村落，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距离风景区入口近，地理位置优越，几乎家家户户开设旅游宾馆或农家乐，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了大量收入，富余劳动力还可在旅游淡季外出打短工或种植药材，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相应地带恿擞养获取能力和健康状况的提高，使得两村福祉水平较高。吊桥河村远离主要景区，交通不便，属于劳动力转移密集区域，打工收入是该村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村内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家庭聚少离多，农户幸福感往往较低。

2）交通状况。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交通条件便利，距离镇中心较近，外界信息渠道通畅，虽然退耕还林或旅游开发建设侵占耕地使得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很少，但农民有更多的增收方式，虽然农户耕地状况的满意度较低，但收入水平较高，导致农户福祉水平总体较高。反观交通闭塞的吊桥河村，农户以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距镇中心远与外界沟通较少，蔬菜及肉类的获取不易，这些都使得农户福祉水平较低。

3.2 农户福祉的时间变化

为了从时间上分析旅游开发活动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调查了圣人堂村村民2004年（此时农家乐刚开始兴起）的福祉感知情况，通过访谈结果及福祉计算方法，得出圣人堂村2004年和2014年的居民福祉（表4）。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4-2014年，圣人堂村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且2014年处于较高水平。各福祉指标中正增长最为显著的是人均收入、收入满意度和期望寿命。其中，人均收入对居民福祉增长的贡献率达68.41%，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年人均收入的提高。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年人均收入从7 750元/年增至22 800元/年，增长率为194.19%。抛开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据调查，圣人堂村现有农家乐87家，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达6 000万元。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居民有钱看病，更加重视健康），营养获取能力得到提高。耕地状况、前期投资和健康满意度3项福祉指标呈现明显的负增长。尤其是耕地状况负增长最为显著，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主要原因在于为了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使得研究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居民对耕地的满意度下降明显，许多农户反映自家产的粮食不够消费，每年都需要购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要有前期投资，这些资金一般由农户向银行贷款，不少居民反映其贷款金额在百万元以上，这无疑增加了农户负担，削弱了幸福感，所以前期投资这一福祉指标贡献率为负。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乡村旅游地为研究区域，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建立多指标综合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近10年当地居民福祉的变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区各村落农户福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农户福祉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各福祉要素中，除安全和人际关系外，其他福祉要素空间差异较大，特别是收入与支出要素差异最大。

2）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各福祉指标中变化最显著的正增长和负增长分别是人均收入和耕地状况，其中，收入水平对福祉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41%，耕地状况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

基于以上结论，为巩固和提高大别山地区农户的福祉，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农户福祉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的收入增加，但是人类福祉基于主体的主观感受，不仅依赖于资本的供应及其质量状况，也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18]。随着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游客进入到景区，景区的承载力会受到巨大挑战。旅游经营活动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生活废水，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交通堵塞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农户的福祉感受，政府下一步要继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型农村旅游接待水平，必要时控制游客数量。

第二，诸如吊桥河之类的村落，应进一步改善交通状况，合理开发利用其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林产业指导，引导居民到景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第三，对不同村落制定不同扶贫政策，加大扶贫力度，给农户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提高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参考文献：

[1] KEOGH B.Social Impacts of Outdoor Recreation in Canada[M].Toronto：John Wiley Press，1985.

[2] TOSUN C.Host Perceptions of impacts：A comparative tourism stud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231-253.

[3] 王昌海，吴云超，温亚利.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收入农户间分配实证研究――以湘西州苗寨景区德夯村为例[J].林业经济问题，2011，31（1）：41-46.

[4] KIM S S，J F PETRICK.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impacts of the FIFA 2002 World Cup：the case of Seoul as a host city[J].Tourism Management，2005，25（1）：25-38.

[5] ARCHER B，FLETCHER J.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in the seychell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32-47.

[6] NURAY TURKER.Host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A case study on the world heritage city of safranbolu， Turkey[J].Revista de Cercetaresi Interventie Sociala，2013，43：115-141.

[7] SHAH K.Tourism， the poor and other stakeholders：Asian experience[Z].ODI Fair-Trade in Tourism Paper.London：ODI，2000.

[8] 刘炳献.旅游对阳朔社区居民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05.

[9] CROMPTON J L，MCKAY S L. Measur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estivals and events：Some myths，misapplications[J].Festival Management &vent Tourism，1994，2（1）：33-34.

[10] 黎 洁.西部生态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就业与旅游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以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农村社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5，20（3）：18-22.

[11] 李春茂.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研究――以云南大理、丽江为例[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1.

[12] 张永民.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13] 杨 莉，甄 霖，李 芬，等.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初探[J].资源科学，2010，32（5）：849-855.

[14] COSTANZA R，FISHER B，ALI S，et al. Quality of life：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1（2）：267-276.

[15] 刘秀丽，张 勃，郑庆荣，等.黄土高原土石山区退耕还林对农户福祉的影响研究――以宁武县为例[J].资源科学，2014， 36（2）：397-405.

[16] 穆广杰.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17-118.

篇2

【关键词】留守儿童，行为失范，法律对策

一、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的法律对策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党和国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预防和治理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不仅关系到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进行普法宣传必须从儿童抓起，不断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国民法律素质。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预防治理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全面有针对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对政府、家庭、学校、社会都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地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出台《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突出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使人们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未成年人保护行动”。 妇联等相关服务机构部门要深入到留守儿童家庭，送去法律的关怀和教育，开通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公益服务热线，帮助留守儿童家庭依法解决留守儿童法律问题。在学校方面大力开展“法律进课堂”活动，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课堂教学，编印《中小学法制课教材参考》，组织律师、司法干部深入学校开展送法活动。积极探索建立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法治实践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大力开展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留守儿童的法制意识、权益观念和自护能力，弥补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

2、重点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

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就是要使留守儿童知法、懂法从而最终遵守良性的社会规范。

第一、建立以政府为领导的留守儿童法制教育网络。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根据青少年教育的特殊性，建立以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村民委员会和居委会参加的实施机构，加强同新闻出版社、广播电影电视、工商、民政、文化等单位密切联系配合，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结合板块网络，制定以“留守儿童”为重点的管理方案，责任到人；建立三方共同承担的管理模式。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青少年在一个比较纯洁的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下成长。

第二、发挥学校主体教育的作用，加强校内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的重点应在学校。学校的法制教育应从总体进行规划，首先，从小学做起，按照学生的年龄、知识水平、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编辑一套分年级、有层次、系统化、阶梯式、相互衔接的能引起留守儿童学习兴趣的法制教材和课外读物，纳入教育大纲，确保法制教育课时，并进行阶段性考核。在材的基础上教育部门会同司法部门，制作与教材相匹配的“以案说法”之类的视频短片，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其次，组织教师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法制素质，确保教育者先受到法制教育。配备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法制课。班主任教师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主动与家长、村委会或居委会密切联系，建立联络制度，互通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

第三、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应设立留守儿童法制教育机构。该机构与家长、学校紧密合作，联合开设家长学校，可以以村委会或者居委员会为主，学校参与协助。组织在校的学生的家长进行法制教育和如何“做好一个好家长”的教育，提高家长们的法制意识、增强对自己子女教育责任感，增强配合学校教育的自觉，共同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使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良性社会规范。

（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

1、完善刑事实体法立法。

第一、缓刑制度的完善。在未成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难以为被害人所接受，难以平息、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难以对未成年人起到在社会上矫治的作用，因此未成年人的缓刑制度应该重构。首先是可放宽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的对象可以是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司法解释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增设“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的限制条件应当废止，对于刑法规定的从轻或减轻的情节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分别具体化；其次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遵守的规定应作具有惩戒作用的义务规定，如责令参加公益劳动等。丰富缓刑机构的立法；规定设立专门的缓刑机构。充分发挥缓刑制度经济高效的优势。

第二、非刑罚方法的完善。本文主要研究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的法律对策，因此在完善刑罚方法主要针对的未成年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还有以下几种：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我国刑法这方面的规定在种类上过于单一且较为零散，从而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因此，为了更有利于末成年罪犯的矫正和身心健康成长。

我国现行刑法有必要建立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罪犯的非刑罚方法。一方面是确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为司法机关通过案件审理而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故不予刑罚处罚而另行决定的一种处分措施。由于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的发生，留守儿童的大多年龄结构还不满14周岁，如果不及时得到控制矫治，后果将很严重因此，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罚也可适用一部分。从我国留守儿童犯罪实际情况出发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司法警告、善行保证、责令家长加强管教、管教协助、保护观察处分、社区公益劳动、强制医疗等惩罚措施。

2、完善刑事诉讼程序立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进行完善，这是由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特别是留守儿童，在生理方面，生理变化明显，未成年人正值青春时期，身体发育快，智力增长迅速，精力旺盛；在心理上正处于由幼稚向成熟的过渡，有较强的模仿欲和好奇心，对事物反应敏感，自尊、好强，凡事要求独立，不依赖别人；在身体、智力方面正处于发展中。思想天真幼稚，是非辨别能力差，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缺乏自控能力，行为带有盲门性和突发性。

更重要的是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教育引导，行为得不到规范，失范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方面的特征，要求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应同成年人有所区别。一要更加突出教育改造的方针，寓教育、感化、挽救于各个诉讼阶段；二要更加注意维护与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国家立法不仅要赋予未成年被告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保障措施；三要对证据的运用，有较高的证明要求，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四要设置特殊的审判组织和审判程序；五要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和诉讼终结后，落实继续教育的措施，防止再犯罪。因此，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势在必行。

二、制定我国《家庭教育法》

（一）制定《家庭教育法》的意义。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立法状况与我国义务教育体系不相适应，有关家庭教育的条款散见于各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与我国社会立法和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相比，家庭教育的法制建设滞后。因此，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来确认家庭教育的立法宗旨和法律地位，明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各部门机构的教育职能，对保障未成年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教育只有与家庭教育共同发展、相互配合，才能切实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留守儿童群体恰恰缺少了这一环节。留守儿童的父母将子女委托给老人，而这些老人只是照顾留守儿童的吃、穿，对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却很少照顾到。施行教育改革之后，教育方式趋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相互合作，增加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动的教学内容。显然留守儿童这方面的教育缺少了家长的参与、配合、互动，学校单方面的教育则显得力不从心，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教学内容。加上留守儿童正处于性格成长的关键年龄段，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一些学习成绩差的留守儿童感觉学习渐渐成为一种负担。最终导致散漫的学习态度，厌恶学习，成为教师“头疼”的学生。

在学习上的差距还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容易产生不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上面可以看出家庭教育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缺失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法律角度讲，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来，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对教育的注重力度不断加强，当前的教育制度不断的完善，使得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出现脱节。目前我国有关家庭教育的立法现状与我国不断发展的教育制度体系不相适应。家庭教育的相关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国家教育和社会教育。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来提高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教育法势在必行。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首先要明确家庭教育的含义和内容，确立家庭教育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并提高家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完善教育体系的同时，完善我国法制建设，最终为保障儿童权益提供更完善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家庭教育法》的建构。综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建立健全我国《家庭教育法》，并从以下几点进行框架建构：

1、《家庭教育法》总则。

第一、明确《家庭教育法》的含义。家庭教育法是一部以规范家庭教育为主要内容，同时明确相关法律责任的法律。

第二、《家庭教育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家庭教育法》应旨在增强家庭团结，健全个人身心健康发展，营造幸福家庭，以建立和谐社会。个人作为组成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作为组成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家庭的幸福都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教育法》的立法目的，首先是要确立家庭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将家庭教育的内容给予明确的规定，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最终是要通过立法将家庭教育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歩和国家的长久发展。

第三、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应涉及以下范围：亲等教育、子女教育、婚姻教育、夫妻教育、两性教育、伦理教育、家庭财产、管理教育以及其他教育事项等。

2、《家庭教育法》分则。分则的主要内容是对家庭教育范围内的各个事项给予具体的法律规定。明确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政府机构的责任、社会机构的作用以及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责任。《家庭教育法》中明确家庭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关键是增强父母对子女权利的认识。把儿童看作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是通过家庭教育来保护儿童的基点。只有在充分尊重儿童权利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使教育和保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政府机构责任主要在于，中央教育部应统筹管辖，各省、直辖市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予以密切配合。政府机构必须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在密切配合实施家庭教育计划的同时，针对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不断完善家庭教育的内容，促进家庭教育法的顺利施行。我国妇女儿童联合会等各种社会机构，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确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这些关系，以促进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

在《家庭教育法》中明确学校的责任关系重大。如：最近发生的多件校园儿童受伤受害事件中，相关责任很难得到明确，以至于事件很难得到平息，同时由于没有理清相关责任的担负，也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呈现增长的态势。同时对于家庭教育的课程内容以及安排方式要注意家庭与学校的共同协商。这不仅仅是增加学校与家庭的互动，主要是为家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方式，让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致，合力培养儿童的健康成长。

篇3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公众普遍对家庭教育立法认同度较高。74.3%的人认为有必要或非常有必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家庭教育服务和管理工作，其中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家庭教育立法的认同度更高。

随着《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相继出台，各地开始推进家庭教育建设。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仍然存在三大缺陷。

一是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教育立法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9%的受访人认为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缺乏相关知识”、67%的受访人认为“缺少经验借鉴”、42.8%的受访人认为“缺少获得帮助的机构”。二是家长自身的素质与教育能力参差不齐。三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张琼说，家庭教育市场缺乏准入机制而鱼龙混杂。因为政府的专业机构人员的指导难以满足广大群众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很多民间机构和组织纷纷抢占家庭教育市场，导致“科学不足，市场有余”，一味迎合家长而不是科学的指导，后果严重。

由此，专家呼吁，家庭教育既需家庭投入，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障。应当有一部专门性法律，对家庭教育的诸多问题予以明确。

有人认为，家庭是私有的，家庭教育是自主的，所以国家不应当干预。“其实，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福祉，也关乎社会和谐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林建军教授说。从此意义上看，家庭教育不仅是私事，也是一种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公共社会事务。为此，家庭教育既需要家庭投入，进行家庭私育；也需要国家的支持、指导和保障，提供社会公育，尤其是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必须给予全面、必要的组织指导。

家庭教育立法并非“控制家庭”，而是强调家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保障公民在家庭中受教育权的实现，可以作为立法的宗旨之一。”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大泉建议，立法要致力于建立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支持体系，建立对家庭教育市场化服务的监管机制和质量标准；要致力于将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的范畴，成为财政开支的一部分；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合作的公共治理框架，充分发挥各种主体的作用；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要有具体明确的职责规定，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篇4

重庆市梁平区政府网站近日消息，梁平区民政局答复区人大代表朱孝琼关于“办理结婚证、生育证，先取得家庭教育合格证”的建议称，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均未提及家庭教育合格证，故不能作为办理结婚证、生育证的前置条件。快来跟小编一起来快看看吧！

针对人大代表朱孝琼《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建议》中关于“办理结婚证、生育证，先取得家庭教育合格证”的建议，重庆市梁平区民政局答复称，根据《重庆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均未提及家庭教育合格证，故不能作为办理结婚证、生育证的前置条件。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浙江省教育厅6月30日答复浙江省人大代表丁杭缨《关于在浙江省推广“父母持证上岗”的杭州上城经验的建议》称，浙江一些地方借鉴杭州市上城区“星级家长执照”做法，基于数字家长学校学习数据，对“父母持证上岗”进行了有效探索，省级层面也在做积极尝试，浙江数字家长学校自2020年在“之江汇”教育广场平台开通以来，已向全省参与数字家长学校学习的家长发放学习电子证书22万份。计划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在浙江数字家长学校试行家长学习积分制，待时机成熟时在全省推行。

对于加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建议，重庆梁平区民政局在前述答复中表示，梁平区已加大力度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包括创建家校社共育阵地，形成示范引领；法治先行，为家庭和谐护航；凝聚合力，多方力量推进家庭教育等。梁平区民政局已开展“家庭和谐计划”，对婚姻登记申请人进行家庭教育宣传指导。

重庆梁平区民政局在答复中表示，经各单位的努力，家庭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人民群众对家庭教育的期待仍有差距。下一步区民政局、区教委、区卫健委、区妇联、团区委等单位将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儿童之家、青年之家、家长学校等活动阵地，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家庭教育。制作发放家庭教育有关的宣传视频、宣传册，加大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到村（社）、乡镇学校开展专题讲座，引导家长进一步重视家庭教育，营造家校社共同参与的氛围。

篇5

2004年7月，《河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经过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定于2004年9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的诞生，也标志着河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已经步入了法制化轨道。

《条例》经过21次易稿，结合修改后的《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到保障妇女儿童人权的高度，并增加了相应条款。同时，突出了预防为主，特别强调了基层组织的职责；鉴于家庭暴力受害者举证困难的实际情况，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公安分别做了提供相关证明和做好调查取证的规定；强化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助措施，尤其是加大了各级政府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如在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对受害人的庇护方面都做了可操作性的规定，并且增加了媒体和教育等部门职责，为全社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启动“双合格”家庭教育工程

秦皇岛市妇联在港口俱乐部举行“双合格”家庭教育工程启动仪式及“共同成长”报告会，揭开了“争做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活动序幕，同时为“秦皇岛市家庭教育培训指导中心”揭牌。

启动“双合格”家庭教育工程是为了切实担负起牵头家庭教育、配合学校教育、参与社会教育职责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向家长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帮助家长树立“以德育人、为国教子”的教育观，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本次报告会特别聘请了全国教子有方好家长、被誉为“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吴章鸿女士做了“共同成长”的报告，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用自己的体会讲述如何做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

（秦皇岛市妇联）

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构建妇女维权平台

裕华区妇联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积极实行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综合治理的方针，将可能发生的家庭暴力化解在萌芽状态，及时介入干预，制止家庭暴力的持续和升级，实现了介入率为100％、介入的盲区为零的目标。

一、把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与构建维权服务体系结合在一起，不断优化妇女维权环境

与司法局、公安分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先后成立了区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妇女维权岗、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等维权服务机构，开通了家庭暴力维权热线，各街道（镇）、居（村）委会也相应成立了妇女法律服务站和分站等。

二、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与提高妇女法律素质结合在一起，建立协调联动的预防机制

由于社会公众对它的认识不足、妇女的维权意识不强等原因，使家庭暴力现象的预防和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遇到种种困难和阻碍。为此，我们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列入“四五”普法规划，与各级政府及公、检、法、司等开展了有关法律宣传活动，并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村）”活动。我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实施后，我们投资30万元建起了100个妇女维权宣传栏，并印制了20万册精美的反家暴宣传手册发放到全区居民手中。

三、把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与解决受害妇女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建立有效的司法保护与社会监督网络

2001年，区法院、妇联联合成立了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2003年，在妇联、法院、法律援助单位嘉园律师事务所的共同干预下，我省首起明确认定家庭暴力的离婚案判决，受害妇女吕某成为我省第一个成功获得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女性。2004年，区法院、妇联又联合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合议庭，建立起一支由11名妇联干部组成的特邀陪审员队伍，几年来，共参与各类陪审案件8起，调解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十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