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适度监管原则；正当监管原则；有限监管；有效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68-04

一、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

近年来关注金融法基本原则的文献有一些，但专门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却较少。个别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①还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则与法律价值的界限，以致将金融监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标视为金融监管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显示了相关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可以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金融监管具体法律规范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金融监管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个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不具备作为金融监管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对于金融监管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得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第三，内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能够反映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因此，基本原则必须能够针对金融监管介入市场的范围、方式以及自我监督等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准则或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对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的探讨以及前文有关金融监管法的理论及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适度监管原则和正当监管原则。

二、适度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法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全面确立的。它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发生如30年代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随着国家持续强化其监管活动，金融体系陷入一个全面、深入、过度的监管法律体系之中，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交易价格、业务范围、资本流动等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法律的压制，导致金融业竞争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大幅降低。这种状况违背了金融体系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度监管”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主导性思想和基本规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体现当代金融监管法本质要求的原则。法律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认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借以判断金融活动中的哪些范围需要政府监管，哪些范围根本不需要政府监管。根据对既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来看，金融监管法所要确认的监管行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纪之前仅仅倡导自由竞争的时代，也绝非要恢复已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全面、深入、过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时代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公共机制，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当代金融监管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度监管作为基本原则，凸显了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度监管，是指国家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金融活动进行一种有限但又有效的监管。它又包含着两项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内涵。

（一）有限监管

适度监管原则内蕴着监管制度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的补充性、有限性。因此，确立适度监管的原则，必然要求坚持“有限监管”，即金融监管行为的授权与行使，应当体现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优先的基本规则。析言之，凡是参与金融市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专业的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如银行业协会）和市场组织者（如证券交易所）能够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动，法律一般不设定金融监管。

对于类似中国这样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有着政府“大包大揽”传统的国家而言，在金融监管法中坚持有限监管的原则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影响，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机构尚未完全摆脱干预的随意性倾向，监管行为表现为过多、过宽、低效，严重压制了金融市场主体的自主范围和决策空间。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优先性与金融监管机制的补充性和有限性，导致监管机制的配置出现错位。值得期盼的是，近年来有限监管的规则已经纳入政府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中，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显然，要在金融监管法的立法、执法等各个环节中切实地贯彻有限监管的原则，对于立法部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而言，无疑都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篇2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篇3

关键词：CEPA；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法律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虑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比较正式的，能就两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事项进行裁决，享有一定司法裁决权的争端机构，确保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施。当前至少可以考虑参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地位、职能、组成程序、所作决定的效力等等。争端解决机构应仅就涉及两地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实施的有关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在人员组成上确保公平。参照WTO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强调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处理“两制”的适当性，而非仅仅是“一国”下的行政命令解决。

篇4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监管 资本市场

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对西方银行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银行监管理念更加重视资本充足状况，此后的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巴塞尔协议》，为有效进行银行监管提供了依据，这促进了银行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及银行体系的稳定。

不过，随着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旧资本协议的静态规则已经无法完成当前风险管理的要求。因此，近十几年来，巴塞尔协议经历了几次大的修订过程，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通过。这项协议将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上调至6%，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实际要求则达到了8.5%-11%。此外，该协议还提出了杠杆比率、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和流动杠杆比率的要求，以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新巴塞尔协议是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标准，对于指导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有重要意义。次贷危机以来，国际金融风险蔓延的趋势加剧，这使得参照国际先进的金融系统的规则与标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新旧巴塞尔协议的分析，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对制定拥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管理标准及监管体系提出了几点思路。

二、对新旧巴塞尔协议的简要评价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金融系统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实际上，为抵御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金融风险管理亟需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改革。相对于旧巴塞尔协议，新巴塞尔协议增加了监管和风险控制的范围，引入了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推动了金融风险防范的标准化。

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机制不完善是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问题。新巴塞尔协议是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标准，对于指导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

三、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与问题

2007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强。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我国经济过热的现象出现，通货膨胀困扰了我国经济。与此同时，国民经济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大量的资金相机进入了股市、房市，造成这些行业的泡沫，经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实际上，金融市场爆发危机往往源自于经济体系的失衡，具体而言，国际收支、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的失衡都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当前，中国金融业风险的制度性特征表现为金融风险的复杂性、隐蔽性、边界的模糊性及信用风险观念错位，由于涉及了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我国金融业存在着以下四个问题：一是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问题，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当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改革缺乏突破性进展，政府对银行经营干预较大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背后隐藏着巨大潜在风险。二是股份公司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性较大。非流通的国家和法人股的控股性质及其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公司偏离了个人股东支持，机构或个人大利用高股价进行大量投机，影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其中，信托公司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逐步增加。证券公司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效率，而保险公司中不规范的套取社会资金也积累了较多的风险。四是资本市场信息的不透明。由于资本市场交易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市场交易和宏观经济信息，信息混乱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

四、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原则和方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后危机时代，新巴塞尔协议对中国的金融风险管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金融风险管理过程中要结合国情，制定一些基本原则，并相应采取一些方法。

首先，就基本原则而言，后危机时代，我国实际上面临了更大的金融风险。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增强，为抵御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我们要借鉴新巴塞尔协议的国际监管标准和风险防范机制，确立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人才优化，要吸引人才进入金融市场领域工作，努力培养我国的金融人才队伍。二是要坚持渐进发展原则，要循序渐进。三是要进行行为监控，健全的制度才是金融安全的前提保证。四是目标一致原则，要对核心员工进行鼓励，构建合理激励制度。五是要坚持利益协调，避免不必要的利益冲突的活动。六是要坚持审计规范，不能因为长期合作关系忽略贷款审计程序。七是要坚持会计明晰原则，对金融交易进行披露并增加透明度。总之，要借助现代风险管理工具，积极建立经受考验的金融系统。

在管理机制方面，一是要尽快建立信用等级评估机制，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等级的评估，并公开信用评级，让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有所参考。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审核机制。三是政府要逐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四是要借鉴发展市场约束机制，通过市场约束将鼓励上市公司有效配置融得的资金，控制市场风险，顺应金融信息化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原则；必要性；对策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篇6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4)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①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利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尤为重要；③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篇7

内容摘要：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是会计准则改革的新特点。而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对金融工具减值使用预期损失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做出妥协，这破坏了准则本身的独立性。本文以预期损失模型为研究对象，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互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若干途径。

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M].人民出版社，2010

2.司振强.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2009

3.刘玉廷.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趋势与我国的改革成果[J].会计研究，2010 (4)

4.郑伟.预期损失模型缺陷与会计监管独立性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0(5)

5.司振强.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与会计准则协调研究[J].金融会计，2010(6)

6.彭南汀.关于IASB的金融资产减值“预期损失模型”的分析[J].金融会计，2011(1)

7.龚玉姣，马广奇.引入预期损失模型对我国银行资产计量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1(11)

篇8

在互联网金融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潮流中，加上近年来时有发生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针对互联网金融的较为系统、原则性的规范文件终于出台了。2015年7月18日十部门联合了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文件的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文件，虽然该文件仅仅是一个指导意见，但其厘清了监管职责，也初步明晰了监管的一些原则性要求，对于各部门进一步细化相关规范奠定了基础。

《指导意见》按照“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从业机构相互合作，拓宽从业机构融资渠道，坚持简政放权和落实、完善财税政策，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确立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即“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明确了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的监管职责分工，落实了监管责任。《指导意见》强调了发展互联网金融要遵循服务好实体经济、服从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总体目标，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互联网金融管理及监管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要求，如对互联网行业管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和合格投资者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行业自律以及监管协调与数据统计监测等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范。整体来看，《指导意见》有以下几个特点。

制定主体复杂多样。《指导意见》的制定主体涵盖了互联网金融的各种基本监管主体，如一行三会，也包括了互联网主管机构，如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国家电信主管部门等等，还有专业性的法制机构――国务院法制办，以及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商务部等经济主管部门。这种复杂多样的参与主体是中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历史上较为少见的，反映了中央政府互联网金融问题的重视。

文件的立意是发展与规范并举。从《指导意见》的结构来看，文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强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该部分明确提出：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激发市场活力；鼓励从业机构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拓宽从业机构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坚持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服务；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所谓发展之策，既有宏观性的支持，也有较为务实的财税政策方面的鼓励，充分展示了政府鼓励互联网金融的立意，并试图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化解当前金融体系中的一些体制性难题，如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规范问题上，一方面要求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职责，尤其是一行三会的职责划分，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要分类指导。这是基于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客观认知上提出来的，文件指出“互联网金融本质仍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具体规范问题上，文件对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做了明确要求，并提出要细化管理制度，为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也是对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潜在的问题和风险做出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确立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互联网金融监管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这五项原则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当前互联金融发展与规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充分平衡了发展与规范的关系，既强调依法监管，也肯定适度、分类、协同监管，同时鼓励创新监管。互联网金融的新生性、跨界性、普遍性和群体性等特点决定了其监管需要创新，需要分类和协同并重，因为过于机械地按照传统金融监管的界定难于适应灵活、跨界的互联网金融问题。此外，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复杂性也大大有别于传统成熟市场国家的情况，且成熟市场国家目前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规体系也仍在摸索之中。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社会的泛化和繁荣远比一般国家更为突出，加上我国基础性法治建设方面的局限，使得一些新生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和执法问题更加突出。正是基于此，《指导意见》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针对基本执法、基本规范和部门职能协调问题。

厘清了基本互联网业务的划界及监管归属问题。《指导意见》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体系中最为流行且影响广泛的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基本互联网金融服务形势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并明确了各自的监管归属体系。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网络借贷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信托业务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这为下一步相关业务领域的精细化规范奠定了基础。

强化互联网金融的基础安全规范问题。《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开设网站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除应按规定履行相关金融监管程序外，还应依法向电信主管部门履行网站备案手续，否则不得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务进行监管，两部门按职责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对于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指导意见》还要求从业机构应当切实提升技术安全水平，妥善保管客户资料和交易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泄露客户个人信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别负责对相关从业机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进行监管，并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技术安全标准。

突出第三方存管、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及合格投资者制度等基本保障体系。互联网金融的普遍性、群体性、跨界性决定了消费者或投资者对其风险认知不足，《指导意见》从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的角度对资金、信息及风险三个基本要素做了规范性考虑。《指导意见》要求，除另有规定外，从业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客户资金与从业机构自身资金分账管理。该制度的普遍性确立，将有助于相对透明而独立的资金监管机制建立，为约束服务提供者依法合规保护客户资金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还明确要求客户资金存管账户应接受独立审计并向客户公开审计结果，这种透明化的、独立的第三方制约将有助于防范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有助于投资者、消费者理性决策和选择。在信息披露上，《指导意见》要求从业机构应当对客户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及时向投资者公布其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相关信息，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从业机构运作状况，促使从业机构稳健经营和控制风险。同时，该文件还强化了风险提示，要求从业机构应当向各参与方详细说明交易模式、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文件还提出，要研究建立互联网金融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互联网金融应该有一定的准入机制，尤其是投资性风险更应设定适当的合格投资准入机制。

倡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指导意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保护规则，但是倡导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规划，及时维权提示，同时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合同内容、免责条款规定等与消费者利益相关的信息披露、在线争议解决、现场接待受理、监管部门受理投诉、第三方调解以及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操作流程等问题明确提出来，为下一步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的完善奠定基础。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及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行业自律、监管协调和数据监测统计等。明确要求从业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识别客户身份，主动监测并报告可疑交易，妥善保存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建立健全有关协助查询、冻结的规章制度，协助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及时查询、冻结涉案财产，配合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好取证和执行工作。还提出坚决打击涉及非法集资等互联网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要求金融机构在和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确保不因合作、关系而降低反洗钱和金融犯罪执行标准。

不足之处

《指导意见》历经了较长时间的部门沟通和协调才终于出台，其虽然奠定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文件的规范性、强制性、权威性不足。文件的名称可以看出其规范性和强制性、权威性不足，文件虽然由中央政府十个部门共同推出，但是仅仅作为指导意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实际上，从文件的内容来看，尽管对各部门的职能上，甚至个别文句还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义务，但是“指导意见”的称谓大大削弱了其约束效应。

发展与规范兼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件的规范性。《指导意见》用了较大的篇幅鼓励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发展，虽然在倡导各类机构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同时设定了诸多前提条件，如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设立互联网支付机构、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网络金融产品销售平台，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在符合金融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自建和完善线上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拓展电商供应链业务。这种意愿是美好的，但是金融服务业并不是一般性互联网企业或电商企业适宜进入的，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性还是应该适度而不宜泛滥。尽管设定了依法合规条款，但是指导意见的倡导性和鼓励性容易引导未来监管机构在准入上过于宽松地设定机制，也势必为互联网金融的秩序建设带来不确定性。

部门职责划分及其界定不足为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者适应监管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指导意见》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务进行监管，两部门按职责制定相关监管细则”。但对两家机构的监管职责没有明确，尤其是后者对“金融信息服务”进行监管，这是否意味着金融信息服务的提供需要其专门化的许可？或者备案？金融信息服务的内容需要经过其审核？笔者认为，这里的监管不应该是准入层面上的监管，而应该是金融服务信息不能违反强制性法规的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监管应该是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互联网金融的准入机制应该在金融监管机构层面上，其他监管或执法机构应该从事中事后的强制性法规视角进行执法和监督，这一点应该在文件中明确。

对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互联网风险和监管问题的强制性规制不足。虽然《指导意见》对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作了要求，但是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合格投资者制度等内容则仅仅一带而过。互联网金融的适当放开，更需要具有底线性的强制性机制来约束服务提供者。该文件还应该适当提炼类似的强制性约束机制，尤其是在信息披露、风险提示、接受服务者是否合格有必要设置一些刚性机制。因为从一行三会的既有创制规范性文件的历史来看，一些具有普遍性、底线性的保障机制未必能及时地、一致性地得到体现，这受制于各监管机构的认识和把控上的差异。

篇9

从我国的金融法现状而言，分业经营下的法律制度基本健全。我们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领域的基本大法，围绕这些法律，还有众多金融类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一行三会”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分别进行金融监管。但是，简单地将分业经营下的法律进行叠加适用与启动联合监管远远不能解决混业经营所带来的法律与监管上的冲突和缺失。

在金融走向混业的趋势下，我们需要调整完善现有的金融法制体系，转变金融监管，打造出一个能最大限度支持各种金融业态和谐、有序、健康地混业经营的金融法治环境。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法治与监管价值

在分业经营下，银行、证券、保险等都有其各自的核心价值，如银行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证券的“三公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保险的大数定律、最大诚信原则。这些核心价值与基本准则，无论从立法到监管都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甚至在法律中直接予以确认，并以此统领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指导监管者的金融监管行为。例如，为了维护安全性原则，在《银行法》中，规定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并出台了专门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加以细化，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加强资本监管。

混业经营下，我们同样甚至更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统一的、超越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来指导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法治与金融监管方向。简单而言，就是混业经营下我们未来立法与监管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核心监管目标是什么，由此法律要保护什么，禁止什么，监管要做些什么。例如对银行我们尤其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强调风险底线，而证券投资注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对于这样的混业，我们需要一个顶层价值，来协调混业经营下必然会面临的不同金融业态之间的利益冲突、监管套利，明确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而这是分业经营下不会遭遇的问题，是目前的法律法规中不曾涉及的，但却是未来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法治的核心问题。

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法治与监管价值需要立法者与监管者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思考。其中，防范风险无疑是金融法治与监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混业经营下金融法治与监管核心离不开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审慎监管和规范金融业务的目标。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在监管模式方面，金融混业监管的代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模式，即“伞形监管+功能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从整体上指定美联储为金融集团的最高监管者。同时，规定金融集团所有附属金融机构按行业不同，接受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一种是英国模式，即“单一监管”模式。由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对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统一行使监管权。日本和韩国目前也采用类似的监管模式。

而我国目前的混业经营模式是多样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分业监管阶段。《证券法》、《保险法》中明确禁止混业经营，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只留下一个例外规定，即“国家另有规定除外”。由于没有统一规定，自由生长下的混业经营既有银行母公司模式，如中、农、工、建四大银行，还有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除此以外，还有以保险为主体的平安集团等，不一而足。在监管上，则是按照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主体。而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不直接从事任何一种金融业务而游离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但实际上它却是整个金融集团战略的制定者和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多种混业模式并存给金融立法与监管带来了难度。混业经营渐成趋势，不能总是法律中“国家另有规定除外”的个案产物。分业监管无论如何延伸监管触角、加强沟通协调机制，也难以克服监管重叠或监管漏洞。美国于1999年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实施近60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消了混业经营的禁令。英国于2000年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化》最终统一了金融监管体制。当前，我国也急需这样一部法律，来明确混业经营的法律地位，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无论是金融法还是金融监管，其最根本的关切就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石，缺乏规制的混业经营有可能会撼动这块基石最根本的权益。举例而言，对于追求资金绝对安全、不想承担任何投资风险的普通储户而言，因为混业经营的银行投资证券或其他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业务失败而破产倒闭了，就像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的那些知名大银行那样，储户因此将拿不回存款或者全部存款时，实际的结果就是将这种混业经营的风险强加在了没有选择风险投资的金融消费者身上。无论你个人选择的金融产品是存款还是证券、信托，混业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整个金融风险强加在了所有金融消费者身上，这对金融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从法律角度而言，这种混业经营剥夺了金融消费者对风险交易的自主选择权，以至于最终会损害消费者最基本的财产安全权。当然，也包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因为银行没有义务定期告知普通储户它所从事的高风险金融业务，你甚至不知道钱是怎么被银行亏掉的，在经济学上这也被称作信息不对称。金融危机之后连带而起的很多金融诉讼的重要诉因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篇10

【关键词】新金融文明 金融监管 影响 监管路径

“新金融文明”是依托信息技术驱动，在继承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能够更好适应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文明。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在保护好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天地？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新金融文明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一）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范畴

传统金融文明背景下，监管机构只需要对实体银行进行监管。

新金融文明要求监管从“实体扩展到虚拟”，既要重视传统领域的监管，还要强化虚拟范畴的监管;从单纯监管商业银行向监管多种主体转变。从理论上讲，新金融文明拥有无尽的参与主体。从现实来看，新金融文明业务的参与主体既有传统商业银行，也有互联网企业，还有其他诸如保险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等。新金融文明实现了金融的多主体发展，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方法

互联网技术是新金融文明的技术支持。要实现新金融文明背景下的金融有效监督，就需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比如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判断可能的风险状况。同时，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还可以结合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当然，在金融监管中，传统的一些有益经验依然可以使用。要将传统监管经验与互联网监管技术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监管效果。

（三）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责任

新金融文明在带来金融便利的同时，由于进入相对便利、要求不严等原因，也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比如P2P“跑路”事件就严重挫伤了新金融文明的推进。同时，新金融文明开放的特征，吸引了广大用户尤其是中低收入用户，一旦发生风险将会引发极大的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新金融文明背景下，监管责任更大。新金融文明的发展现实，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要结合现代金融文明发展实际，在监管方面不断探索、创新，适应新金融文明的需要。

（四）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思维

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偏重于“监管”，将“监管”作为主业，工作重心是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范围与容忍程度”等。新金融文明则要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品创新性强、市场环境变动大，单纯的界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范围”将会束缚新金融文明的发展。比如“余额宝”诞生后央行等监管部门的表态，就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需要在重视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指导服务工作。

二、新金融文明背景下金融监管原则

（一）适度监管

新金融文明的特征需要金融适度监管，但是不能过度监管。比如针对“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监管措施，就被多数民众认为过度监管。如果对互联网金融予以过度监管，将会直接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混业监管

新金融文明融合了多种金融业务形态，本质属于混业经营。针对新金融文明这一特征，在监管中，就必须要坚持混业监管原则，而不能再采用传统的分业监管思维。从我国金融监管发展来看，分业监管的弊端不断凸显，分业监管的优势则不断减弱。针对当前新金融文明发展的需要，要坚持混业监管的原则。

（三）民主性原则

平等与开放是新金融文明的本质属性。传统金融监管更多的是一种“威权监管”，“权力”或“权威”是实现监管目标的保障。但是在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再依靠“威权监管”则容易引起反弹。前面反复提及的“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监管就是一个例子。新金融文明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更具有民主性和平等性。

三、新金融背景下金融监管实现路径

（一）明确适度监管的基本原则

适度监管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内涵：一是互联网金融必须无条件接受监管，不能脱离金融监管，不能放任自由。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还是维护相关参与者的利益，以及从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等方面来看，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二是金融监管要秉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对创新产品不能盲目的套用传统监管模式和思路。要根据产品的发展情况，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实现鼓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目标的有机结合。三是在金融监管中，要从现代金融发展的大局出发、要从改善金融服务质量的角度出发，避免运用监管维护特定部门或机构的利益。

（二）探索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

从某种角度而言，无论是我国还是国际范围，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发展缺乏合规性和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构建“安全港制度”。“安全港制度”的目的是：厘清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各类活动（包括产品创新、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非法性标准。凡是列为非法范畴的活动，一律不得进行。“安全港制度”也可以理解为“负面清单”制度。

（三）推动监管机构协调整合

推动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整合是新金融文明监管的必然趋势。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短时期内将“一行三会”合并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可行性。为了适应新金融文明监管的需要，可以通过定期协调制度、集中办公制度等措施，强化各个监管部门的相互协调，确保信息交流，以实现监管力量的整合。在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可以结合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设置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或考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金融监管风险理事会，统一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监管

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监管。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互联网技术的硬件与软件建设。在硬件方面，主要包括网络、信息设备等。在软件方面，则涵盖了人才、互联网技术运用意识与理念等。要结合当前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智能社会”、“物联网”等战略，不断提升互联网金融监管软硬件实力。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善于“借力”。互联网金融企业目前已经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储备了相应的技术，一些互联网企业巨头（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则依托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等，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与这些企业的业务联系，以提高监管效率。

总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催生了新金融文明。新金融文明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金融监管模式、思维和方法难以适应新金融文明的需要。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促进新金融文明的健康发展，需要相关部门在金融监管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

参考文献

[1]武杰.第三方支付对金融监管带来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5，32：261+265.

篇11

一、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政策背景

1.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并购浪潮，使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实现了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如英国的房屋建筑业协会通过开展住房信贷业务日益银行化，事实上已经成为金融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

2.金融业分业监管的缺陷日渐暴露。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分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于在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金融市场，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基金都在争夺共同的顾客，经营着类似的金融产品。分业监管虽然表面上无所不包，但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的“混合监管”，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而且某些被监管者可以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的方法，转移风险，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二、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1.颁布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特点是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为辅，且以“道义劝告”为主要监管方式。20世纪后期，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用以指导相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这是一部英国历史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使得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如1979年信用协会法(theCreditUnionsAct1979)、1982年保险公司法(theInsuranceCompaniesAct1982)、1986年金融服务法(theFinancialServicesAct1986)、1986年建筑协会法(theBuildingSocietiesAct1986)、1987年银行法(theBankingAct1987)、1992年友好协会法(thefriendlySocietiesAct1992)等，都为其所取代，从而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这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2.设置新的金融监管组织。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规定，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金管局，FSA)。FSA是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其内部职能部门设置分为金融监管专门机构和授权与执行机构两大块，前者包括银行与建筑协会部、投资业务部、综合部、市场与外汇交易部、退休基金检审部、保险与友好协会部，后者有授权部、执行部、消费者关系协调部、行业教育部、金融罪行调查部、特别法庭秘书处。FSA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有：(1)保持公众对英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信心；(2)向公众宣传，使公众能够了解金融系统及与特殊金融产品相连的利益和风险；(3)确保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保护；(4)为发现和阻止金融犯罪提供帮助。FSA作为英国唯一的、独立的、对英国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的执法机构，拥有制定金融监管法规、颁布与实施金融行业准则、给予被监管者以指引和建议以及籍以开展工作的一般政策和准则的职能。根据有关法律，FSA拥有监管金融业的全部法律权限，并从2001年12月1日起开始行使其全部监管职能，但其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管组织，它的经费收入直接来源于它所监管的金融机构。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100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2100人，现任主席为戴维斯(HowardDavies)。

3.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各被监管机构的“监管11条”。其具体内容有：(1)被监管者一定要诚实地开展业务；(2)被监管者一定要勤奋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作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一定要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FSA的监管，被监管者一定要将必须及时通报的情况报告给FSA。

4．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监管理念即监管哲学，指的是金融监管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如监管尺度的“严”与“宽”、“松”与“紧”等。改革后的英国金融监管，不能一概而论是更松了还是更紧了，FSA的基本原则是围绕风险管理这个核心，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用“量体裁衣”式的金融监管。FSA对英国的银行业，将采用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监管原则，并拟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则和要求制定英国银行业的实施法规。近期内，FSA将对银行业批发业务的监管进行改革，给予从事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银行以不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条例。对英国证券业，FSA将吸收欧共体改革证券业监管的成果，将其有关内容纳入监管英国证券业的法律框架。FSA将打破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StockExchange)垄断证券市场信息的格局，推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未来12个月内，FSA将逐条审查证券交易和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修改现有的“上市规则”，制定新的资本守则(CapitalAccord)，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保险业，FSA将在近期内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并从严制定新的保险业规则。概括起来，新时期内FSA的监管理念是：(1)运用谨慎的规则来监管，而不是以“控制”为基础去实现监管；(2)大量运用在“外部”的保持一定距离的监管，而不是以频频到银行内“查账”为基础去实施监管；(3)在监管中充分重视被监管机构的会计报告；(4)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进行监管。

5.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为确保FSA能够正确地行使《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所赋予的权力，全面履行其负有的监管职责，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为了制止FSA在金融监管中可能发生的、渎职行为，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Tribunal)，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依法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NextPage]

三、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若干影响

1.金融监管的权力高度集中。FSA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定协议，将原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统一”行使。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

2.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直到1987年，其监管职能才被《1987年银行法》所规范与定位，权力得到强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格兰银行由于对银行业及金融市场具有精湛而透彻的了解，经常对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方针给予技术性的建议，其在整个金融、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独立性亦有所提高。FSA成立后，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被移交，而操作货币政策的职能被强化。新的形势下，英格兰银行负责英国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并对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发挥独特的支持作用。英格兰银行有权独立地设定基准利率，独立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3.金融监管的方式与内容发生重要变化。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发表了《新世纪，新监管》报告，阐析了FSA如何开展监管。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1)最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2)被监管金融机构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是相当重要的；(3)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4)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5)努力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以维持一个“高效、有序且清洁”的金融市场，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在监管手段与规则方面，FSA所拥有的监管手段都是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尤其是业务风险与控制风险；FSA正在全面修定监管条例，预计条例总数将比原有金融监管条例减少30%；在监管重点方面，FSA吸收了原监管者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整个金融界特别是三大金融业务的“零售市场”实施“以控制风险为出发点”的监管；为此，FSA制定了清晰的市场行为守则(Codeofmarketconduct)，并将把严重违反市场行为守则的金融机构送上法庭，其主要管理者也将同时受到惩处。

四、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简要评价

1.促进了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FSA专司金融监管、英格兰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金融制度安排，能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优势。一方面，英格兰银行无须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双重目标之间取舍，从而更有利于宏观货币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FSA统一集中监管，消除了多头监管时代司空见惯的交叉监管现象，被监管对象负担的监管费用下降。尽管FSA的业务范围比原有9个监管机构的业务范围宽泛，但FSA在1999/2000年度的预算比原来9个机构预算，总额低很多；更重要的是FSA的各业务部门通过有效利用集中的监管设施，可以共享监管信息，便于监管人员全面地了解金融市场动态，从而提高FSA实施金融监管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篇12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对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6月3日

一、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

（一）金融监管的定义。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上的金融监管在狭义的基础上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督、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等内容。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及原则。金融监管的目的是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账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所谓金融监管原则，即在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内部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活动中，始终应当遵循的价值追求和最低行为准则。金融监管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依法监管原则；公开、公正原则；效率原则；独立性原则；协调性原则。

二、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金融法规规则不清、供给滞后。1990年后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金融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监管无法可依的状态。但这些法律却存在原则性和包容性太强，部分概念界定不清或相互抵触，部分内容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此外，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总有一定的滞后性。往往是某种社会现象累计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启动立法程序。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很多现实问题目前还处于立法空白，比如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问题，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法律地位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等，亟待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

（二）金融监管理念落后。1993年底，国务院出台《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从那时开始，金融业逐渐进入分业经营的时代。然而，随着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进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随着银行与券商之间的合作不断展开，随着保险公司资金进入证券市场，这种分业经营的界限早已被悄然逾越。在传统的行业监管理念指导下，出现了大量监管竞争和监管空白的问题。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实情况，要求一种全新的金融监管理念。

（三）金融监管机构不协调。我国处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方面的调控和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三会”则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管理。一方面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有利于各自发挥其专业优势；另一方面“三会”之间属于平级关系，互不隶属造成信息的分割和不对称，一旦监管理念出现差异，就陷入“谁也不听谁”的僵局，会议不具备决策职能，也无法使各方统一意见，往往各自以部门利益为导向，进而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此外，各个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畅通、分工协作效率低下。这些状况已无法满足金融业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需要。

三、我国金融监管建设的法律思考

（一）加强金融监管的立法工作。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和方向，统筹规划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建设。当前我们的工作是：第一，加快金融立法的步伐，把金融业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上。要尽快填补法律监管的空白领域，比如金融机构市场的退出机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第二，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性清理，修订不够完善的法律，废止不能适应时展的法律，同时协调新旧法律间的矛盾之处。

（二）引入新型的金融监管理念。功能性金融监管的概念最先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提出来的，它是一种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并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相对于行业监管理念，功能监管理念的优势表现在：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适应混业经营对监管体制的要求：功能性金融监管以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更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功能性金融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频出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可使监管机构不局限于各自行业的金融风险，以达到维护金融业安全的目标；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创新。

（三）加强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

1、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根据2008年国务院下达相关文件精神，我国已经建立了金融监管的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但由于实施细则尚未颁布，详细的监管协调机制的运作与职责分工并不明确，因此该方案只是确立了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的基本方向。

在目前的框架下，笔者认为，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下设金融管理协调委员会，以应对金融监管机构间分工不清、责任不明的现实困境。主要做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由金融管理协调委员会，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关系，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2、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力度。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是金融监管中的重要问题。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给出如下规定：“对金融控股机构实行主监管制度，即对集团层面按其主业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部门监管；对于子公司按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由于金融控股公司业务难以界定，跨行业的产品和交易频繁且复杂，风险难以察觉，监管难度较大，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监管经验，将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划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监管，对于交叉性金融业务及创新产品纳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监管范围，将子公司按其业务性质划归相应的行业监管，实现金融监管的全方位覆盖。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德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M].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篇13

一、法制化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目前反映出来的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除了违规操作衍生交易，呆账坏账率偏高，金融诈骗严重等国际共同的金融风险外，还具有主体资格不健全、部分金融机构资本率偏低、过度同业竞争、信贷资金违规炒作、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等问题。中国现有金融风险隐患的成因，不外是体制的不健全与法制的不完备两个方面。

从体制方面看，中国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其中，中央银行完全进行间接宏观调控的条件尚不具备。其一，国有商业银行短期内很难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为特征的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其二，市场运行机制与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一方面是金融市场呈现出资产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是市场运行机制缺乏完整的制度模式和架构，以至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些不正常现象若长期存在，并最终危及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法制上看，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起步甚晚，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可以说是形成中国金融市场风险隐患的更为主要的原因。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秩序为前提。因此，要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应以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为最终目标，必须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建立金融市场秩序，协调金融关系、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而这些只有在金融法制健全和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二、金融风险防范与法律监管体制设置原则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其中枢地位，要求国家必须担负起金融管理的责任。而国家要建立和健全金融市场，必须遵循一定原则以维系金融法制的统一和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一是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强化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传递中枢。二是以竞争机制为手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适度竞争”使市场保持一定活力，实现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依法明确界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并针对不同行为的特点分别实施监管。四是与国际惯例协调，在中国各项监管制度应与国际金融业通行作法保持一致。

按照以上原则设置的监管体制，就是以央行监管为主、金融行业协会自律为辅、中介组织协助的协调体系。不同的监管主体应取得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享有不同的职能权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程序构成中国的央行式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法律应赋予央行金融行政立法和金融行政执法的基本权限。行业自律组织则在接受央行管理和指导的前提下，充当央行与金融机构间的桥梁和纽带。中介组织则通过协助方式为央行进行监管工作。

三、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以央行为主的法律监管制度要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第一，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申请设立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一定要从严控制，审批金融机构除应坚持法定条件外，还应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应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第三，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清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不足而发挤兑风潮。如新加坡规定所有银行必须保持其负债基数6％的现金余额，还要求银行保持相当于其负债基数20％的流动资产。

四、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

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社会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事后保护监管制度尤为必要。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事后补救措施。它要求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将其吸收的存款按一定保险费率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当投保存款机构经营破产不能支付存款时，由存款保险机构代为支付法定数额的保险金。我国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举办更为适宜。只有将吸收存款的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银行都纳入存款保险的范畴，才能真正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及金融机构的稳定，才能保护所有存款人的利益。当然，不同承保对象其资产负债情况及风险程序都不相同，因此，如何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费率则值得研究。

2.建立央行最后援助制度。在竞争下，金融机构因受各种金融风险的侵袭，因而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发达国家一般建立了最后紧急援助制度。即中央银行对仍有偿债能力、但已无法从贴现窗口和货币市场的正常渠道取得资金的“问题银行”提供紧急财务援助，以协调其解决暂时的财务困难。这不仅是中央银行的职责，而且也是其进行金融监管的“第三道防线”。当前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后紧急援助制度实属必要。可供选择的做法有：第一，对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有偿债能力的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第二，对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接管；第三，对在金融业中占有较大份额、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稳健的金融机构对其实施强制兼并。以上操作，中国人民银行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要求而逆向操作，否则将会使金融机构丧失竞争的外在压力。

篇14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1.1 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分“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它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

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2005年至2006年，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 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1.2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到2007年爆发，至今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波冲击始于2007年8月份。当时危机开始集中显现，大批与次级住房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进入“降息周期”。第二波冲击始于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美联储和一些西方国家银行被迫联手干预。第三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本点。第四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7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联储拟注资250亿美元。第五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破产最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2 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监管缺失是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金融监管缺失使一些国家的金融失去监管，使金融杠杆不适当的放宽放大。

监管松弛和内部管理松弛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监管松弛表现为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管理层缺乏及时全面掌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动向和真实信息的有效制度安排及措施手段，缺乏对有关从业人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奖罚不明，渠道不畅。金融监管松弛的例子有很多。2008年12月15日 ，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麦道夫一直向其客户承诺每月约1%的投资回报，无论大环境如何他从未亏过。据估算，投资者们损失可能高达500亿美元。受害者名单却越拉越长，既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众多银行和机构的投资者，也有为数不少的对冲基金，学校、慈善基金，甚至还有许多和他同为犹太裔的富翁。全球多家著名金融机构损失惨重。随着越来越多的案情细节浮出水面，美国公众的情绪从震惊演变为愤怒——在麦道夫涉嫌欺诈的二十年时间里，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金融作家Gunther Karger已经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总检察长投诉，要求调查该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和其他委员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震惊全球的麦道夫案风波还未平息，美国又一起“大规模商业欺诈案”浮出水面。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以涉嫌“大规模商业欺诈”指控得州的亿万富翁、斯坦福金融集团的董事长艾伦·斯坦福及其旗下3家企业欺诈80亿美元。多年前，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曾发现美国得州大亨斯坦福集团涉及重大证券违法行为，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即将发生大问题的信号，但监管机构每次都让该公司缴相对小额罚款了事。近期，英国版麦道夫—一名外汇交易商涉嫌欺诈4000万英镑被捕。这是英国第一次因信贷紧缩而引发的大型案件。金融监管缺失状况从上述典型案例可见一班。

3 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本文主要从家监管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阐述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3.1 金融监管目标要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

金融安全，在更学术的层面上被称之为金融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发挥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以及清算支付的功能，而其在出现各种冲击以及结构性变化时，依然能够发挥其基本功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货币经济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金额维持推动力。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它的状况如何，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未来。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是现代银行经营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三项原则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现代银行在其业务活动中，应注重兼顾协调，通过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来实现三者的要求。在金融实践中，金融业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始终把安全性摆在首位，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这次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业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