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类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发展的类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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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具体介绍了模式分析法及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并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上进行了分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省域经济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1、模式概念。模式（Pattern）一词指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是指由多个相关因素或多个子系统构成的一种具有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复合系统及其运行方式，是被加工后的一种范式，一种可模仿、推广或借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运行方式。它不同于在约束和假定条件下通过数理方法形成的数理模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对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模式分析方法是一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通过把事物及其运动方式进行理论概括而进行思维的一种方法，它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概括的说，模型忽略掉它所描述或解释的原型(特定事物或现象)中的次要特征，而突出原型的本质特征，以使人们把握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特定事物或现象，并运用概括出的模式范畴来解决实际问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模式理论的基本思想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思想。模式的中文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模式的思维方式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哲学、法律，医学，兵法，体育，文学，直到我们行为处事的方式。例如孙子兵法中，充斥着各种模式。孙子说，至于死地而后生，就是一种战争模式；三十六计，条条都是战争模式，而走为上计，则是讲：在诸种模式中“走”这种模式是最好的策略选择；甚至空城计，都可以讲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中。在政治学中，人们把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体制模式概括为：总统制模式和内阁制模式等。前者如美国，总统有很大的权力；后者如英德，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荣誉职位，无实权。在公共管理科学中，人们把政府的公共管理类型在历史上的变迁，高度概括为三种模式转换，也就是从古代传统的统治型模式到近现代的管理型模式再到现代和未来的服务型模式。在经济学中，较早使用模式分析的是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工业制造消费品出口模式和国内市场扩张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有名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东亚模式。目前模式分析方法已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如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商业赢利模式等。

模式分析方法之所以被人们广泛运用，概括起来讲是因为它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通过对各种事物运动规律的提炼而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和环境下参照相应模式来解决或处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就是三十六种模式。二是通过提炼事物的基本特征而将它们简单地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复杂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例如，公共管理理论将政府管理形态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高度抽象地概括为：统治型模式、管理型模式和服务型模式。三是面对事物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在已有理论不足以解释和解决其发展变化时，通过对其进行模式概括，有助于突破已有理论的束缚，使人们能从思想上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发展经济家把东亚数国经济发展奇迹概括东亚模式，以及近年来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模式，就是因为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迷。

2、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我国特定省级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反映的是省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活动特征。由于经济发展是多元因素复杂作用的、动态的有机体，且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又是很多周期叠加的结果，所以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又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升华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领域既表现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也表现出渐进性和渐变性的一面。省域经济以特定的省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省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陈仲伯，2006）从经济运动过程来看，它是由再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的；从经济结构来看，它涵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发展来看，它一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动性和不平衡性；从地位上看，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基础作用，因为全国经济发展状况，从区域空间角度看，即是全国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综合。

我国省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仅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的反映在一个省域经济总体发展方向、路径的宏观层面上，有的反映在特定产业、特定领域、发展方式方法的中观层面上，还有的反映在一个行业、一个增长极点（产品、产地）发展的政策路线、技术路线、市场路线途径选择的微观层面上。因此，研究探索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化对省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深入贯彻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省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

目前，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研究还未见系统研究报道，根据经济活动中的要素作用、组织方式、市场依赖等关键性节点，我们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作以下分类。

1、从资本所有权的角度看，有公有资本推动模式、民有资本推动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模式等。古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据此而“唯资本论”是不正确的，但是没有一定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的。这一道理在省域经济发展中同样成立。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来源通常具有多元化特征；而资本来源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就一个省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单靠某一种资本是很难实现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实际的情形是只有公有、民营、外来资本共同作用，效力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所不同的只是三种资本的各自作用力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从推动省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性质，可以将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模式、民有资本推动型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型模式。

2、从聚集经济角度看，有中心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状交织模式、圈层开发模式等。中心开发模式即“中心—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典型运用。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区域经济核心区通过发挥其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生产效应等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核心区创新带动扩散区的创新，以核心区的增长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

点轴开发模式即根据区域经济由点及轴发展的空间运行规律，合理选择增长极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的具有发展优势的轴线地带，并使产业向增长极和轴线地带集中布局，从而以点由轴及面，逐步形成产业密集带，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网状交织模式是点轴经济发展模式的延伸。它是通过加强不同增长极或增长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延长和拓宽发展轴，通过加强不同发展轴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发展轴由直线延伸状态转变为网状交织发展结构，形成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的立体型发展轴网络，从而把全区域各个增长极或增长点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系统中。

圈层开发模式的特征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并根据城市扩张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将城市由内到外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如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等。这种模式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边次级城市发展及农村城镇化建设。

3、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有珠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等。所谓地缘经济，就是依靠地理区位的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蒋年云，2007）地理位置相近的多个行政经济区域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联动发展已成为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为增强综合竞争力，不同的省际之间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共同打造超行政区划的共同经济区，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长三角就包括了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的有关地区，目前珠三角也由期初的“小珠三角”扩大到现在的“泛珠三角”区域。这些经济共同区是相关省市通过共同发挥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各自发展目标而形成的一种泛省际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组建和产业集群打造诸方面极力追求联动协作共同发展，对省域经济及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4、从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依赖程度的角度看，有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不同地区根据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对本地区内外的生产要素及市场依赖程度有所差异。采取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地区往往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等不可移动要素的天赋优势，对外资具有很强的聚集力，外资进入后往往有利可图，这些地区往往利用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来推动本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如广东在这方面非常典型。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聚集力完成累积循环，实现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优势，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经济具有很强的根植性。温州就是典型的依靠内源型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

【参考文献】

[1]张孝德：模式经济学新探——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创新［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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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形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承载空间，不同地区土地形态类型及其组合决定了该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基于此，研究湖北土地形态类型的特点，寻找土地形态类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为湖北省县域经济挖掘土地资源潜力、合理布局开发重点提供基本的科学依据，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和理论意义。

一、湖北省土地形态类型结构总体特点

由于不同土地形态类型的海拔高度、坡向、地表组成物质不同，不仅造成了耕垦条件上的显著差别，还制约着光、热、水的再分配，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各产业的生产和布局，从某种程度上说，区域土地形态类型的特点综合反映了区域自然环境因素的特点。

湖北省地跨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又居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地貌结构复杂多样。（图1）如，西南为武陵山地、西北为秦巴山地、东北为桐柏、大别山地、东南为幕阜山地，这些山地与中南部的江汉平原构成不完整的马蹄状地形态势；地跨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光能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降水丰沛、雨热同季等特点。平原占湖北省国土面积的19.9%、丘陵占2.6%、岗地占13.1%、山地占4.4%。总体上来看，在山区，土地结构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属于林牧为主的地带；过渡到中北部丘岗地区，土地结构为“六丘一水二分田”，土地资源丰富，宜农荒地多，属于种植业和多种经营为主的地带；再过渡到中南部平原湖区，土地结构为“一丘二水七分田”，水土资源丰富，属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为主的地带。

二、土地形态类型构成特征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根据《湖北省农业资源与综合农业区划》中的有关数据，通过整理计算，可知湖北省四大县域土地形态类型构成。（表1）从表1不难发现，湖北省土地形态类型与县域经济差异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发达及较发达县域的24个县（市）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鄂中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区。这两个区的平原岗地比重很高，分别是77.1和73.8，实际上，这两个平原区耕地集中连片，约占全省耕地的1/2。其耕作土层深厚，自然肥力高，农田基本建设较好，可基本做到旱涝保收，此外，光温充足、水热组合较好等良好气候因素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有力的支持，形成经济发展的良好性循环。呈现出以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及鄂北岗地为轴心的中东部地区领先发展，优越的地形条件是造成发达县域和较发达县域集中分布于鄂东、鄂中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县域主要分布于鄂北岗地及鄂西山区相对发达的县（市）。鄂北岗地的平原岗地比重为42.5，远远高出鄂西南、鄂西北两个山区。后两者与鄂东山区几乎100%处于丘陵山地，地形破碎、耕地分散，地块小且质量差；日照少，春秋多连阴雨，不利的地形、恶劣的气候条件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状况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落后县域多集中于此，形成了鄂东山区、鄂西山区两翼相对缓慢与滞后的区域发展层次格局。就近几年的发展态势看，全省县域布局结构向三个层次的环状格局过渡的特征愈来愈明显，县域经济差异层次分明。全省较发达县（市）与不发达县（市）均相对集中，较发达县（市）全部集中于与湖北省荆州、宜昌、十堰、襄樊、孝感、黄石等主要城市相距300公里左右的内环区域的沿江、沿线地带，也即鄂东鄂中核心地带。25个特困县则集中于鄂西北、鄂西南地区及鄂东山区。以上分析表明，县域经济发展与较平坦土地形态呈正相关关系，或者说表现了山地、丘陵土地形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三、结论

不论是发达县域还是落后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湖北省县域工业化进程具有以资源型企业推动为主导的特征，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有便利交通设施的支撑，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进程则需要有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支持，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人口集聚又进一步引起了土地开发规模的扩大。湖北中部地区、东部沿江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资源肥沃，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经济发展的空间成本较低，加上劳动力、资本和区位等其他优势条件，经济发展很快，部分县域已经跨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西部、北部广大地区尽管地域辽阔，但很多地区可利用土地匮乏且生态环境脆弱，生产建设的空间成本和环境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薄弱，致使经济发展缓慢，大多数县域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潘竟虎，郑凤娟.甘肃省县域土地利用绩效的空间差异测度及其机理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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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 产业发展模式 特色产业

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可自主支配的资源要素相对有限，但县域经济依然发挥了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截止到2010年，我国90%的国土由县级政府管辖，县域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还多，但只贡献了少量的GDP，农民收入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发展产业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产业兴衰直接决定县域经济的强弱。因此，县级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本县实情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产业发展谋求产业发展优势，这是当前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选择。

一、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性

支柱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县域经济具有规模小、结构相对单一的特点，同省、地一级区域经济相比，县城行政区域面积较小，区域内经济资源不多，政策性资源也比较稀缺，这些都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决定了县域经济独特的发展道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本区域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建立适合本土实情的地方产业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经济聚集效应。在已发展起来的产业基础上，横向拓展相关产业领域，最终打造结构合理、横、纵向交错的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

县域经济受限于区域界线，在资源开发、生产要素供给等方面受到诸多影响因素限制，因此，其发展水平与当地产业结构和成熟度密切相关，地区产业体系的现状和发展潜力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产业发展水平不仅是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县未来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因此，必须充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要努力通过打造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二、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类型

本文在前面已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关介绍，根据县域经济特点，可将其产业发展模式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即特色农业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与混合产业型。

（一）特色农业型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不仅要追求粮食产量的高增长、高总量和高效益，而且更加要注重与农产品市场的联系，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规划，培育集生产、精细加工和销售一条龙的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打造本地优势农业产品品牌，最终实现以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目标。

（二）工业主导型

工业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较高水平的工业化，能够创造众多就业机会，顺利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切实提高社会生产效益，最终实现通过发展工业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立足于工业，以发展工业促进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是大多数县城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以工业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中，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农村地区逐渐开始向工业化过度，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涌出，工业产值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三）服务业主导型

一般而言，第三产业具有就业岗位多、涉及面广以及经营门槛低的特点，能够为区域带来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现代经济格局之下，服务业被众多经济人士一致认为是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在许多政府工作报告中，服务业的占比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抉择。以服务也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重点是要发挥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混合产业型

在混合产业型模式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不止一种的产业促进，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第一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不断下降，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提高，此时县域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拥有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事业得到均衡提高，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不断增长，GDP占比逐渐提高。

三、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路径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发力点，因此，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模式来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提高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利用 SWOT方法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从而制定精确的产业发展方向，例如发展旅游产业、外来加工、贴牌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等；其次，确定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具体路径，扶持现有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或者吸引外资成立新兴产业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条路径其实就是地方特色资源发展道路。对于县域经济而言，特色是最重要的主线，只有特色才能弥补县域经济发展遇到的瓶颈和短板， 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可持续发展道路，重视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保证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保证经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从内在联系上看，特色与可持续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紧密联系的。唯有特色才能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证产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除此之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要注重创新的作用，积极打造适合县域经济发展要求的投资环境；突出地方特色产业的辐射力；打造地方品牌，提高地方产业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1] 课题组.县域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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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所谓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相适应的并有政治的和思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它是人类活动的经济的社会的形式 。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就是不由人类目的和意志决定而由因果联系和规律决定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同时，又认为，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包括经济的社会形式即经济关系在内，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就是说，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显而易见，这种社会形式的发展，包括前面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内，当然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活动无不受人的目的和意志的支配。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作为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为什么会成为自然历史过程?怎样成为自然历史过程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人类的活动与人类活动的结果区别开来，弄清它们在与人的目的和意志的关系上的区别。

    恩格斯指出："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 。"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行动，都一定有目的，并且有其方向被目的所规定的意志的调节。这里之所以要把意志和目的分开说，是因为意志和目的同人的行动联系的程度有区别，意志离行动比较近，是目的和行动之间的中介环节。人若要行动起来，既不能没有目的，也不能没有意志。显然，人类的活动或行动是完全由自己的目的和意志支配的。当然，人的目的不是凭空产生的和任意的，它要受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但是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直接支配人的行动，能直接支配人的行动的只有目的和与它相联系的意志。

    不过，人的目的和意志所能完全支配的仅限于自己的行动或活动而已，当问题进入到活动的结果时，目的和意志的支配作用就不存在了。

    这是因为，人类的个体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或者孤立地活动的。人类的每个个体不但天然地处在与其他一些个体(不是全部个体)的血缘关系中，而且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从而不能生存。人们共同的活动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合成的作用力，即合力 。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由于自己的性别、年龄、体质、社会地位、工作状况和财产状况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不同，活动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由于需要和环境的变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意向也会各不相同。有统一意志的各种人群共同体(如家庭、氏族、民族、阶级、政党、军队等)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于是，目的不同的个人和人群共同体的活动产生的作用力的方向也就有的相同，有的相互交错，有的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在方向不一致的别人和别的人群共同体活动的作用下，每个人和每个人群共同体活动的作用力的方向会发生偏斜，很难保持自己的目的所要求于它的那种方向。于是，在人们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由于在同一社会舞台上活动的各个人和各个人群共同体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力方向不一致，所以尽管参与活动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群共同体都有自觉的目的，都按照自觉的目的活动，他们活动形成的合力的方向和大小却与其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集团活动作用力的方向和大小都不一样，他们共同活动造成的总的结果，就像其中每个成员的活动都没有自觉的目的一样。在人们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在个人和人群共同体参与社会总活动的过程中，人们活动产生的作用力逐渐脱离个人和人群共同体自己意志的支配，自觉的人共同活动形成的合力成了"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 ，从而具有了一种自然力量的特征，而人类个体(指个人和有统一意志的人群共同体，每个个体都有并且只有一个目的和意志)上的有目的的活动则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变成人类整体上无目的的活动，结果"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 ，使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总是像-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 总而言之，因为人们的意向互不相同，而活动结果是由人们共同活动产生的合力决定的，所以人们的活动虽然受自己的目的和意志支配，活动的结果却不受自己的目的和意志支配。

    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包括人类活动的经济的社会的形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社会经济形态在内，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这样。社会形式虽然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却并不是任何个人或任何人群共同体单独生产出来的，而是这种关系所联结的所有的个人和人群共同体共同生产出来的，并不是个人或人群共同体单独作用的产物，而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也就是人们共同活动形成的合力的产物。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比较稳定的足以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经济关系，都是目的各不相同的人们凭借着各自的条件经过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探索、反复的较量，达到势均力敌以后形成的。就像合力造成的一般结果一样，随着参与创造这种相互关系或社会形式的具有不同意向的个人和人群共同体数量的增加，这种相互关系或社会形式对于它的每个创造者来说便都不再完全符合其愿望，在许多场合甚至违背其意愿。因此，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虽然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却是不依它的创造者的目的和意志为转移地生产出来的。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其样式或性质不受人类的目的和意志支配，或者说，不由人类的目的和意志决定。

    那么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个前面没有提到的因素，即人类活动的能力。

    没有活动的能力，人类就不能活动。人类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能力的发挥。因此，具有活动能力是人类进行活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人类的机体必须进行新陈代谢，必须与自然界进行不停的物质变换。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来实现自己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发挥，这种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体能力、区别于其他动物能力的最根本的能力。这个能力同时也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并且体现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物质生产活动是最核心的活动，在人类的一切活动能力中，物质生产能力是最核心的能力，人类社会就是在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活动中、依托着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人类的生产能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人类由类人猿、类猿人进化而来的过程中通过世代相续的活动逐渐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形成起初是没有自觉目的的合目的性活动的结果，到后来则成了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中，人类为了增加原有种类产品的数量，生产出新种类的产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地自觉地探索自然规律，制造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发现和使用新的原料、材料，创造新的技术。人类这样做的时候，就把生产能力发展了。当人类认识到自己获得的自由的程度与生产能力发展的程度之间的正比函数关系以后，甚至生产能力的发展本身也成了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生产能力的发展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结果。

    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生产能力的发展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或独立的人群共同体意志决定的随心所欲的过程，而是个独立于个人和各个人群共同体意志之外的循序渐进的积累的过程。对于处于人类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代人来说，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 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就是人类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发展的情况是，每一代人都把从前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生产能力作为前提条件，进行生产活动，并且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再把这种提高了的生产能力传给下一代。在这里，尽管每-代人都经过自己的手使既得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从而使自己的目的、意志对生产能力的发展有所作用，但是因为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对社会产生作用力，每代人对在他们出生前和死亡后的人类社会都不可能有作用力 ，所以人类生产能力的整个发展却是独立于每一代人自己的意志之外的，是自己的意志决定不了的。不但如此，甚至连自己对人类生产能力能够进行哪种基础上的提高都是由人类生产能力先前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既然人类生产能力的整个发展独立于每一代人的意志之外，就像自然过程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一样，那么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便具有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

    这样，由于人的目的、意志的支配作用只能存在于每个人和有统一意志的人群共同体的活动中，而人类生产能力是在人类世代更替的过程中通过传授和积累循序渐进地发展的，整个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独立于每一代人的意志之外，作为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的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便成了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人类的活动除了必须具有活动能力以外，还必须具有活动的方式和活动的社会形式。对于生产活动来说，除了必须具有生产能力以外，则还必须具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谓生产方式，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劳动的进行方式。所谓生产关系，就是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核心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即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显然，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全都是生产活动必须具有的条件。缺乏其中任何一项，生产活动都不可能进行，生产活动都不可能存在。

    虽然上述三项条件同为生产活动所不可缺少，但是它们同生产活动的关系并不是同等程度的。从生产活动是生产能力的发挥来看，生产能力既是生产活动的条件，又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类的本质力量，它是具有活动主体本质力量身份的活动的条件，因此是比其他两项条件更为基础性的条件。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比，生产能力受着主体需要的直接制约，具有与需要同步的自行发展的趋势，也就是具有原动性。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条件既要与生产能力互相协调，又不具有这种原动性，这一点便决定了生产能力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关系。唯物史观指出，在生产活动中，生产能力提高了，变化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必须适应着生产能力的状况跟着变化。不变化，就会阻碍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阻碍生产活动的进行。不进行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这样，人类生存需要这种自然必然性就最终地制约着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

    前面说过，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有目的的人们经过反复实践、探索、较量，达到势均力敌而形成的，它不受人类的目的和意志支配。现在，我们考察了生产能力以及它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关系之后，则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没有依据的，而是通过生产方式，以生产能力的状况为最终依据的。人们经过实践、探索、较量以后，相互关系究竟稳定在哪一点上，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最终则是由生产能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达到稳定状态的那个点的位置，必须与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相适应。人们的实践、探索、较量所起的作用，就是不断地晃动生产关系，以使它能够追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情况相同。每一代人在开始活动时都碰到一种既定的社会关系，并且以这种既定的社会关系或既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来开展自己的活动。这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不是这代人自己创造的，而是前人创造的，不是当代人自己活动的结果，而是前一代甚至前数代人活动的结果。当代人的活动对这些关系或形式或许会有所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这一代人共同活动形成的合力的结果，并不依它的每个创造者的目的和意志为转移)，在自己生命的后期或许可以生活在这种亲手改变的关系或形式中，但是这种改变了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对当代人来说主要却是留给下一代的遗产，是给下一代提供的开展活动的前提。就像发展生产力一样，每代人对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的改变都必须从原有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出发。每代人对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能做哪些改变，都是由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先前的历史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已经具有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人们不但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形式，而且不能凭空自由地创造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马克思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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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 流式分类 发展

电子商务经济活动的流式分类简介

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经济体从诞生进入行业专家的研究视野起，就被进行了经典的流式分类。原始的分法电子商务由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组成，这种分法经典却有些笼统，比较适合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初期。经过了十多年的电子商务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期，这种分法已经不精确了，电子商务经济已经超深度、超细度的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中。现在，电子商务经济活动的流式分类法为：由主要流和扩展性次要流组成。其中主要流还是由经典的四流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组成，而扩展性次要流则是由扩展领域涉及的人才流、服务流和设计流组成。这样，最新的电子商务组成的流式分法由7种流式组成，如图1所示。

电子商务典型社会应用模式的流式分类活动流程

电子商务主体经济来源的社会应用模式还是由经典的3种应用模式组成，分别是B2B（business to business）模式、B2C（business to Consumer）模式、C2C （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下文研究这3种电子商务典型应用模式的经济活动流程基于流式分类的应用情况。

（一）B2B模式

B2B模式应用的企业一般是供应链上的供需双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基本是实体企业。故根据符合这种电商模式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系统中的实际角色特征和流式分类法，B2B应用模式流式分类法的经济活动如图2所示。

B2B模式的经济活动中四种基本流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本质功能保持不变。另外，电商企业自建网站或经营管理各种ERP系统，就存在了人才流和设计流；企业利用网络所享受的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增值服务，就产生了服务流。设计流和服务流存在于B2B模式交易流程的内部环节，人才流存在于B2B模式交易流程的外部初始端。

（二）B2C模式

B2C模式中开始出现了消费者的角色地位，而且是主角之一，预示着潜在的未来“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营销理念。由于消费者的直接参与，B2C模式经济活动流式分类图与B2B模式的流式分类有所不同，如图3所示。

B2C的经济活动中四种基本流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本质功能也保持不变。另外，电商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和运营实施需要人才流和技术性的设计流；企业从网络运营商那里获得服务流；消费者得以实现消费的关键途径工具是网络，而互联网提供的就是服务流。由于消费者的直接参与，提升了服务的重要性，故服务流置于B2C活动流程的内部环节，而只与企业有关的人才流和设计流置于B2C模式活动流程的外部初始端。

（三）C2C模式

C2C应用模式的诞生与推广，更是显性地突出了消费者的主导作用，蕴含着“买方市场”的趋势前景。C2C模式经济活动的流式分类图也更加精简和准确，如图4所示。

C2C模式的经济活动流程中四种基本流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本质功能保持不变。这种应用模式的流式经济活动图中，由于交易双方角色比较单纯，因此流式活动也比较简捷，只有基本的四种主要流就可以了。但是，C2C模式的流式活动图简单了，并不说明此种应用模式落后、不适应后电商经济发展，相反消费者的纯粹性取代出现正是预示着真正的后电子商务经济竞争市场还是围绕着争夺消费者的竞争。

流式分类下电子商务经济发展分析

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初期（尝试期、涌入期）、中期（平稳收益期）、后期（创新扩展期）。每一个时期的电子商务经济活动流式组成主体基本不变，而变化的是不同时期中某种或某几种流式，在社会应用中从经济发展的配角变为主角，而有些流式从主角后退成配角，又有些流式迎合社会电子商务经济创新发展而诞生。

（一）初期―商流为主盈利点及设计流为难点

电子商务早期经济诞生于提供所需信息方便获得的服务、实现超越地理位置商品的购买。这个时期，消费者主要沉浸于电子商务初现象的神奇，而并没有对电子商务市场系统提出过多的要求，故此时相对来说是“商家市场”。只要电子商务企业自己构建或合作性构建合适的网络销售平台，以及找到适合网上销售的商品（可能是实体商品或信息商品），就可以在初期阶段实现较高盈利。适宜网上销售的商品就是商流的体现，网络销售平台就是设计流的体现。

这个时期，电子商务经济市场的门槛较低，而市场的收益前景又具有吸引力，与互联网的联姻又使其充满了新鲜与神秘感。这些背景催生了形形的电子商务企业。商品定位精准的当当、掌控网络销售平台的阿里巴巴，商品和销售平台都掌控的DELL等。

（二）中期―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为主

电子商务经济形态经过消费者市场的洗礼，逐步多元化、生态化。 电子商务企业不再盲目武断开展网络销售活动，其表现在科学地选择网络销售平台构建方式（自建或租赁）、系统地整体规划战略性网络营销方案（从前期市场定位一直到后期售后服务）、科学地选择第三方服务合作商（网络支付方式或物流方面）；消费者网络购物更理性、所需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其表现为获取商品信息的途径更优化、网络支付方式的选择要求更多样化和安全化、整体购物流程满足度和对商品的满意度要求越来越高。在这双重的市场需求因素驱动之下，更快更好展示商品的信息流、标志实质性商务交易成功的资金流、对提升顾客忠诚度和提高消费者综合满意度起到关键作用的物流在这个时期就成为电子商务经济市场的主要动力因素。

这个时期，各种形式和各环节的电子商务经济从业者掌控了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或者其中一部分的绝对市场，就可以拥有大量忠实的客户群，从而就在电子商务经济市场中充当“赢家”的角色。发现这个原理，并付诸实践成功运用的电子商务企业存在不少。百度、谷歌利用搜索引擎功能掌控信息流，存在已久的腾讯利用不断功能强大QQ掌控信息流；诞生于阿里巴巴公司旗下的支付宝、第三方金融机构银联、各家银行的网上银行利用自己专业的技术、成熟的顾客群成功掌控了资金流；随着“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理念提出，物流在电子商务经济市场的地位就显现出来，京东、苏宁大力自建的物流系统，第三方物流公司顺丰、圆通、联邦快递等都发挥各自优势力争掌控部分物流市场，从而成功参与到电子商务经济活动中。

（三）后期――人才流、 服务流为主

电子商务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如今的后期（即近期），经济形态已经基本成熟，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已经初具规模，电子商务生态平衡也有些雏形，但是这些宏观的平和景象并不是说明电子商务经济市场已经不再是竞争激励，而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小势力的“暗流涌动”。这种情形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经济中就是从一种平衡到不平衡，然后再到平衡这样反复下去，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当然电子商务经济市场也没有例外。

到了电子商务经济市场多元共处的时期，存活的电子商务企业短期的赢利已经不是问题，改而追求相对长久的市场占有、追求获得未来潜在的利润空间；消费者也不再停留在能够购买到心仪商品获得的满足上，而是在意于购买的过程经历上，希望所购商品能更加物美价廉、购物途径更便捷，同时也希望电子商务市场能渗透并能满足潜在的几乎所有需求。这样，高层次策划分析并能准确定位市场前景的工作就需要人才流，获得高质量、高品质的购物满意度就需要推广发展服务流。

在这个时期，全民电子商务的愿景基本也成了现实，电子商务企业也是如此希望的，只有这样电子商务市场才足够大，利润空间才足够大。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真正高层次的人才流诞生。如，苏宁易购提出的O2O模式理念，改变了电子商务经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的顽固性市场矛盾，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辨证统一。这种高技术、高科学的决策，就是发挥了人才流的作用。O2O模式借助人才流诞生后，其积极效果也同步推动了服务流。和苏宁易购一样，借助O2O模式，同时推广人才流和服务流的还有2012年诞生、2013年底展开白热化竞争的热门软件快的打车、嘀嘀打车。这两种脍炙人口的软件的应用和推广，不只是表面表现出来的软件应用到出租车、通信两个跨领域而已，其背后却预意着人才流和服务流的无缝合作。除此之外，现在正在流行的手机营销、正大步进入市场的4G技术也将人才流和服务流进行了提升性的合作，它们也将是随后的电子商务经济市场的竞争优势因素。

电子商务经济市场的内部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未来主旋律是不会改变的。不管经济形态所处哪个时期，其流式分类的主体不会大变，只不过每个时期力推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侧重点由电子商务经济市场决定，最终推动着电子商务经济向生态平衡靠近。

参考文献：

1.吴丘林.浅谈我国电子商务模式[J].现代商业，2008（35）

2.岳彩军.电子商务模式分析及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J].中国市场，2008（32）

3.姜艳静.关于电子商务模式创新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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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典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具体体现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及发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内容，核心是经济的基本增长方式。由此，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须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方面对已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式”进行分析，并着重归纳和分析其中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成功国家的经验，通过比较探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方向和具体路径，从而为我国经济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式和实现快速增长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有三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最有借鉴意义：一是先发国家和地区；二是曾经与我国经历类似经济发展过程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三是与我国采取不同发展方式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一类包括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第二类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第三类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三个方面，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借鉴意义的原则，重点总结东亚、拉美、印度、欧洲和美国等四种基本经济发展方式。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东亚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亚洲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世界银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认为，这种模式的开拓者是日本，该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开拓；其后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成功地复制了这一模式；而东盟10国和中国大陆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践行了与之类似的经济发展方式。“东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赶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一)经济发展源泉

作为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包括资金、市场和技术在内的“经济增长约束瓶颈”，“东亚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资本引入和产品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其增长本质是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驱动的增长。具体而言，实施“东亚模式”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相关研究显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从理论上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从外部市场驱动来看，其经济增长也属于依靠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所推动的“斯密型增长”，而并非由必要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熊彼特型增长”或“库兹涅茨型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作为后发国家，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市场结构残缺、市场主体发育不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经济发展滞后等特点。与西方自发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机制不同，亚洲国家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政府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东亚模式”经济发展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作用的涵义即政府以较高的“政府强度”及政府能力，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并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政府主导机制下实现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的形成和发展，2／3的功劳应归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是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也可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秉承“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通过加快资本形成和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经济部门的总体水平；三是利用国外市场助推国内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由此，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储蓄率也相当高，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过外部资源和市场推进国内工业化进程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核心战略，这导致各国内部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较大的贸易顺差和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亚洲四小龙”出口急剧扩张，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扩张导致了各国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顺差较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在顺差扩张的影响下，各国的外汇储备也普遍增加，如台湾的外汇储备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亿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模式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但与“东亚模式”不同，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

世界经济危机让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增长动力的拉美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同时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开始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战略核心是进口替代。

(一)经济发展源泉

“进口替代”仍然是一种以“赶超”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本短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拉美国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资金配置的过程中有意倾向于制造业部门，并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由此，从经济发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实质是通过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的扩展实现工业化进程，并以此推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较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特点，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的扩张。

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发现，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为22％、38％和40％；上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上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也就是说，上世纪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而与之相对的，是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长是“拉美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经济粗放发展的特征比较明显。

(二)经济发展体制

拉美国家实施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路径是加强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必须有市场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导资源要素向工业体系和“幼稚工业”集中，这就决定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市场的深度干预和严格控制。

具体来说，拉美国家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发展机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来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国家实施了比较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拉美国家忽视私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强调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希望通过借助本地区周边国家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国家政府直接为“幼稚工业”发展提供了刺激性的优惠政策；第五，各国通过政府力量努力引进外资，以外部资金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础设施，为国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条件。

可见，政府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绝对强势地位，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拉美工业的大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场体系扭曲严重，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经济发展特征

作为“赶超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国家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发展特征与大部分后发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独特的经济现象。总体来看，“拉美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储蓄率高于发达国家，却低于一般“后发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进口替代”战略下，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等诸多价格的扭曲，阻碍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国内储蓄率为19.0％，1980年略有增长，达20.4％；而投资率也从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国家工业制造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年增长率达到6.5％，明显高于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是拉美国家实行的一大战略，因此拉美各国对外负债率普遍较高。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1％，负债率(债务总额与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补贴扶持工业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该区域内多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54年以前，拉美国家平均通胀率保持在1位数之内；1955～1974年在10％～30％之间波动；1975―1979年从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剧飚升，全地区平均通胀率从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数。

三、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从1980年开始，印度实施了“亲企业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开始了“亲市场”(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这两个“分水岭”结束了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经济与“许可证”经济的基本模式，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展模式的基调。“印度模式”的本质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自然选择”把资源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促进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非平衡发展”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源泉

从要素投入层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年之后，印度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时期，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从结构上来看，“印度模式”所呈现出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与其他赶超国家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虽然印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稳定在3.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时期新兴市场国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国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0.9％)。其次，从服务业部门增长的结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达到了近50％，人力资本投资是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从需求结构上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大于投资的拉动。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费对印度GDP增长影响较大，边际产出为1.1699，即居民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699个单位。

由此可见，“印度模式”的增长源泉在于服务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从增长的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说明印度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其经济不同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其他赶超国家，而是内外需结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20世纪之前，印度的基本经济发展体制基本上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为印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1980年之后，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印度开始了长达30年的“渐进式改革”，其目标是建立起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总体上看，印度经济发展机制的特征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权经济模式，本质是给予微观企业更多的自，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具体来说，印度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积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场贸易的原则，实行自由对外开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资金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由此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实践表明，其渐进的改革进程既是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的过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场、减少干预、培育真正市场主体的过程。印度正是通过自由化经济改革，极大地消除了经济发展瓶颈，刺激了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印度经验表明，适当和渐进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印度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提高经济的实际产出，从而实现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经济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对服务业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2％，1991年为32.34％，2001年为40.92％，2007年度达到54.74％。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来看，第三产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为25％以上；近年来，这一比例维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其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加之国内经济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较大，因而呈现出投资和储蓄率较低、消费率较高的特征。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储蓄率基本上长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储蓄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仅约为25％。与此相对，印度的消费率一直比较高。1980年，印度的消费率达70％以上，虽然之后由于国内投资的增加，消费率有所下降，但稳定维持在65％的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视经济发展中国内市场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而言，其对外依存度较低。1951--1991年，出口总额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0％下降到6％。目前，这一数值也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对外资金依存度也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营部门计划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的配置功能，忽视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经济呈现出典型“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其具体表现便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最穷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从城乡二元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营部门的工资年均增长为5％，而农业部门工资年均增长仅为2.5％。至今，印度国内还有将近2.7亿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型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成为世界发展主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连年实现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年份比较温和，经济达到了二战之后的最好水平。从经济发展机制上来说，美国的“新经济”是在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通过提升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消除长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同时培育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和网络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并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引导技术和金融创新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发展源泉

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创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强大的创新和生产能力以及美元的国际权威地位，充分挖掘国内居民消费，启动国内的有效需求，其经济增长具有“信贷消费驱动型”的特点，消费在其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强劲增长，1995--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4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国研发投入经费增长最快的5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平均真实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真实GDP增长率。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来，美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大致保持在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推动了GDP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实收入、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对政府平衡预算和股市的不断上涨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同时，从经济需求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强。1990年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从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论从上升速度还是从绝对值来看，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国居民消费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依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通过提供多样化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融资模式促使消费需求高涨，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由此，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源泉。

(二)经济发展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上确定了美国“创新型”发展模式的基本经济体制。美国经济发展体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对产品和劳务价格、企业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鼓励企业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与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经济自由的特点尤为突出，自由企业制度成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美国所谓的经济自由，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私有，企业自由生产，消费者自由选择购买，每个经济行为

主体的利己之心，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每个行为主体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们依靠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协调。

其次，遵循平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总结美国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发现它既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共性，又有美国市场竞争的个性。共性表现在它具备市场竞争的三大基本内容，即争夺内部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和跨国竞争。就市场竞争的个性而言，美国市场竞争的突出特点就是政府的干预程度很低，市场竞争的自由化程度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关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理。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表现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区别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激励机制。在垄断产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断创造并完善企业自由竞争机制。当垄断产生以后，政府则对它们加以控制，只允许它们获得“合理的”利润，限制它们牟取暴利。

(三)经济发展特征

美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特点，这些特征决定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美国“创新型”经济的内在经济特征：

首先，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消费率，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率维持在19％左右的水平；随着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上世纪90年代，美国储蓄率平均下降到5.5％左右；而自2000年以来，储蓄率持续走低，历年平均更是降至2_8％左右的低水平。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投资率的急剧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25％以上的水平，下跌到2000年之后15％的水平。与此相对，美国的消费率却是节节攀升。上世纪80年代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4.3％，上世纪90年代上升到67％，而2000～2008年这一比重竟接近70％，高于欧盟27国近12个百分点，高于日本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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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保;绿色;环保型装饰材料;装修

目前室内装饰设计的发展已经是日新月异，室内的空间设计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流派、丰富且多彩的繁荣态势。随着我国人均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对于环境型的装饰材料更加的关注起来，对建筑装饰材料，尤其是环保型的建筑装饰材料更加的瞩目。

环保理念及健康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大家已经意识到了环保型装饰材料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不但在家装中尽可能的使用环保型装饰材料外还选着更多的对健康有帮助的自然植物，改善室内装饰环境，确保生活的健康。

一、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具备哪些优势

1、绿色健康型产品大多所选用的是无毒无公害并且是低排放的原材料，对人体是绝对无害的，给人们一个舒适且安全的家居环境，并且对环境并不会照成负面的影响，符合环保环境的社会发展战略。

2、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所用的原材料尽可能的少使用天然的资源，并采用低能耗的制造工艺和不污染环境的生产技术。大量使用再生资源和回收资源。节约全球有限的资源及能源，为子孙后代做出了贡献。

3、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本着以人为本并且改善生活环境同时还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并且绝对无毒无公害对人体的健康有着非常大的好处，而且还应具有更强大的功能如灭菌、抗菌、防雾、除臭、防火、调温、调湿、消音等功能，更能提高人们居住的质量。

4、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最能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甲醛、卤化物溶剂、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并且在这些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不含有汞、铅、镉、铬等重金属和其它化合物的颜料和添加剂。这些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伤害是及其严重的，人体一旦吸收后果不堪设想。

二、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的简单分类

1.低毒低排放型建筑装饰材料

该种建筑装饰材料是通过加工合成手段来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积聚和缓慢释放，因此毒性轻微对人体不会造成某种伤害的建筑装饰材料，颇受大家的喜爱。

举例来说，无甲醛人造板（又称符合地板），目前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人造地板所使用的木材胶合剂基本上是脲醛树脂。那么脲醛树脂是由甲醛加尿素聚合而成，因该产品造价低廉使用寿命长久，颇受一些人喜爱，但给居室装修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隐患。使人在短期之内无法入住。事实上甲醛挥发缓慢释放时间长达3～15年，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我国已经研发出了环保人造板科研项目，成功推出了环保人造板生产线。该环保人造板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采用人造板专用黏合剂“聚氨酯生态黏合剂”对人体绝对无毒无害。

2.抗菌、除臭建筑装饰材料

用抗菌材料制成的产品，能够杀菌并且抑制微生物生长和繁殖，进而达到长期卫生安全的目的。该产品具有卫生、自洁功能，其抗菌性可与产品寿命一致。目前来说抗菌材料和抗菌制品已在发达国家大量使用，而我们国则刚刚涉及，如抗茵玻璃、抗菌釉面砖、抗菌卫生陶瓷、抗菌墙面涂料等抗菌产品正在我国形成了新的消费热潮。

3.绿色建筑装饰材料

建筑装饰材料品种多样，如，绿色墙纸、壁纸、布基壁纸等则具有美观、装饰效果好、透气性好、易施工、粘接力强、不开裂等特点。当遇火燃烧时，该产品产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对人体绝对无害。目前，这种绿色壁纸已在北京饭店、王府饭店、上海花园饭店、广州东方宾馆等数十家高档酒店使用。还有绿色木质人造板材和绿色非木质人造板的发展势头也十分迅速，如以麦子秸秆为原料制成的人造板及装饰板，具有质轻、坚固耐用、防蛀、防水等性能，无游离甲醛的污染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吊顶、墙面、地面等场合的装饰。

三、对于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前景展望

近20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发展非常重视，特别20世纪90年代后，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的发展更加迅猛。正因为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的诸多优点，该产品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1.低放射性石材

天然石材一般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的存在，而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最大的危害在于放射性元素在衰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照射。氡是一种放射性元素，而且是气体。如果人体长期生活在氡浓度过高的环境中，经过呼吸道沉积在肺部，尤其是支气管上皮组织内，并大量放出射线，从而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发展低放射性的建筑装饰材料是我们需要努力研究的方向之一。

2.无甲醛型木质材料的发展

目前国内生产的各种人造板所使用的木材胶粘剂基本上是脲醛树脂，脲醛树脂是由甲醛加尿素聚合而成的，因此甲醛释放量基本上均大于El≤1.5ms/L，甚至远大于E2≤5.0mgrL。给家庭装修带来了极大的污染，几个月内无法人住。即使间隔长时间入住，但实际上甲醛缓慢释放持续时间长达3―15年左右，所以其对人体健康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故无甲醛型木质材料的发展在未来将赢得广阔的市场。

3.环保型建筑装饰涂料

现代房屋装修中涂料的使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用于木制家具的水性木器漆应运而生，它以水为介质融合木蜡，无毒微味、无环境污染，而且漆膜平滑光亮。避免了传统木器漆刺鼻气味，完全符合涂料环保化的发展趋势。虽然现在涂料的种类繁多，但人们在注重其多功能的同时，更注重其绿色健康及环保的特性。所以发展健康绿色的环保型涂料是势在必行的。（作者单位：辽宁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合编.建筑材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2]闻荣.建筑装饰装修材料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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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财经类人才；机制创新；研究报告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46-02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自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我区工业的决定》等多个配套产业政策的实施，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我区将优先重点发展14个千亿元产业，大力发展四大新兴产业，形成“14+4”产业集群，其中一半以上产业及其基地布局在北部湾经济区。目前，广西将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广西人才人事制度改革的“试验区”“先行区”。通过设立“试验区”，加大招才引智力度，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在政策、网络、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建立海外人才集散地和集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一体的信息集散港，是广西人才聚焦的最大亮点。地方高校是地方适用人才的“培养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作为广西区内唯一一所经济管理类专业较为齐全的财经类高等院校，广西财经学院始终以服务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为己任，致力于为广西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素质财经类人才。

二、财经类人才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财经类院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脱节。学校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缺乏对直接参与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建设的功能认识，没有真正树立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成一套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的管理体制；学校管理脱节，未能及时依据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新调整教学内容和科研项目，致使优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学校内部运行机制与当前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不相适应，尤其在内容模式、发展方向、技术水平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出现脱节问题，大多数学校内部未能建立负责与地方政府、新兴产业相关的企业交流与合作的专门机构。

2.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对接不够紧密。从目前区内财经类院校的专业设置来看，部分院校间专业设置同质化，不同院校开设相同的专业，部分资源重复建设且利用率低，专业特色不明显；部分院校与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对接不够紧密，只有少部分专业与电子信息、生物海洋、能源以及物流等新兴产业对接。同时，课程开设、人才培养方案等也没有能随着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

3.人才服务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仍不够健全。财经类院校培养的人才与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互动性意识不够，忽视了政府部门、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与企业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尚未形成长期有效的服务机制；人才服务的考核、管理机制尚未健全，没有从机构管理上设置相应的对口部门来统一领导、管理和组织人才的服务工作，没有从教师和部门的业务考核、管理机制上来大力推动为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服务的工作，确保人才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形成长效机制。

4.财经类师生创新研究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财经类院校直接针对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服务的创新研究意识比较缺乏，对于激发师生参与创新研究的奖励机制尚未完善。且部分教师主动参与新兴产业企业实践、科技研究与技术开发意愿不强，导致学校不能依据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及时对教学与科研进行调整，让科研成果快速投入新兴产业发展，发挥出学校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经类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

1.以新兴产业需求为导向，重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以新兴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应用型财经类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推进人才培养改革与创新；重构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产业导向的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方案；要求学生系统、准确地掌握财经基本知识和技能，通晓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构建应因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系统化的财经类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形成整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2.创新课程设置体系，强化新兴产业专业建设。以“对接产业设专业，依托行业建专业、合作企业强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原则，深入行业企业，调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财经人才的需求态势及其专业建设的优劣态势，创置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与行业人才变化需求为目标的课程体系。研究新兴专业设置问题，强化新兴产业急需的专业建设，优先发展新兴前沿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及专业选修课，发展边缘交叉学科。

3.整合财经类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立足于新兴产业的相关企业财经类岗位第一线技能和能力的实际需求，整合和改革教学内容，将新兴产业生产领域中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与新方法融到教学中，改进案例教学、开展项目教学及岗位教学等教学形式，扩大多媒体教学的范围、引入模拟情景式教学和互动式教学手段，让学生真正掌握企业、行业所需财经知识与技能的精髓及其应用，促进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

4.强化实践教学，探索财经类人才培养新模式。与新兴产业的相关企业共商、共建综合性教学实习基地、专业教学实验实习基地、校企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等，强化创新性实验室建设，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新兴产业发展服务提供保障，积极探索校企产学研合作育人模式，为适应新兴产业发展培养出学以致用的财经类人才。

5.打造紧跟新兴产业发展步伐的师资团队。根据服务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打造一支创新型强实践的师资团队，组建以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鼓励教师到相应的业务领域、企业挂职、兼职或实习，走产学研结合的科研工作之路，打造一支既精通专业理论又有较高操作技能的“学术+双师”型师资队伍。

四、探究财经类人才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机制

1.健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健全学校内部运行机制，努力实现教育内容模式、发展方向、技术水平以及思维方式与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的全面融通，加快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实施项目化教学；更新学校内部组织机构设置，组建负责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工作专门机构，提高学校为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服务的组织程度；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和措施，建立健全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用人机制及考核体系，构建有利于促进学校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2.完善与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互动机制。完善财经类院校教育与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长效的互动机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靠政府的主导。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机组合、双赢互利、稳定持久的联合创新平台，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的优势资源直接投入到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的直接生产与服务中去，将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企业走进校园，创新性实施“订单”式、“学工交替”式教育，共建共享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实现校企双方合作“双赢”机制，大力推动财经类院校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互动、合作机制的升级和完善。

3.建构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对接机制。整合学校教育资源，坚持“对接产业设专业”理念，建构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对接机制。充分了解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加强对专业设置的调研与论证，适时增设与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相适应的专业，构建与新兴产业相适应的专业体系。对于财会管理、税务管理等有优势的老专业，可改革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方法，不断拓展专业方向。

4.建立促进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服务机制。财经类院校应从四个方面直接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1）加强创新思维、财经技能操作与管理服务，不断满足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2）认真研究北部湾经济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城市化、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课题，为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提供研究成果与科学依据；（3）组织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教师和学生骨干走出校门，开展决策、管理、技术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咨询，为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可靠信息咨询服务；（4）及时了解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产业所及所难，以科研骨干作用解决其紧迫需求。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对财经类人才服务区域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探究和构建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经类人才培养新模式，涉及以新兴产业需求为导向，重构人才培养理念、创新课程设置体系，强化新兴产业专业建设、整合财经类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强化实践教学、打造紧跟新兴产业发展步伐的师资团队等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探索财经类人才服务区域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问题，是解决新兴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主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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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为研究样本，对广东省21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按照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四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四种。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5.甄江红，赵明，周瑞平等.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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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范围、划分尺度与原则

本研究地域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京津冀地区，属于中等尺度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通过划分来衡量近20年来该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过程与规律，为该地区乡村发展模式的探讨提供借鉴。根据其尺度性和研究的目的性，指标选择主要依据以下原则。1)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反映了乡村的经济实力，将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乡村归为一类，有助于制定符合此类发展阶段的乡村扶持政策。2)产业结构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的产业结构反映了乡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将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乡村划为一类，有利于制定统一的政策引导乡村经济类型的专业化，促使经济结构向更高级阶段演进。3)类型划分单元与行政区界限的一致性:对乡村经济类型划分的目的是寻求最适宜当地的乡村发展模式，而无论何种乡村发展模式，都必须要借助于所属的行政区。因此，只有将类型划分的单元与行政区相一致才能使研究具有应用性。4)命名上既要体现出横向的可比性，又要体现纵向的可比性: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目的是对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地域格局的演变进行分析，因此，得到的最终指数不但要有区域间横向时间段静态比较的价值，还需有纵向时间段动态比较的价值，在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上要体现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对比性。

2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表征乡村经济类型的指标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二是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类型。本研究也从这两方面来选定划分指标，即分别判定各县域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主导产业类型，将两方面划分的结果进行综合，确立出乡村经济类型。分析的样本主要是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县级市、地级以上城市直辖的郊区、以及大城市近年来由县改区后在统计上仍作为独立的县级统计单元的区域，在下文中均统称为县级行政区)。

2．1模型方法的选择

对于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目前没有一套公认的技术流程与方法，各个模型的选用需根据研究的尺度和目的而定。国内外学者常用的方法包括因子分析法与聚类方法(包括层次聚类法与星座图聚类法［9］)、模比系数法［7］等，这些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在具体的模型选择上，分别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层次聚类法、模比系数法进行了实验性的计算。结果表明: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层次聚类法所计算的最终结果均与各类文献以及经验认知表明的京津冀乡村地区发展现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不适用于本项研究。因此，本研究最终选用了模比系数法进行京津冀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划分，采用求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作为临界点的方法进行主导产业类型的判定，之后将两个判定结果相结合确定乡村经济类型。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优点在于进行跨年度比较时相对意义明显、直观性强，而且计算相对简易。

2．2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评判

2．2．1评判指标的选取。在指标选择上要确保所选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对比性以及指标间的独立性，应将货币价值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相结合，用尽可能少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客观反映乡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以上原则，选取了3个指标表示乡村经济的发展程度。①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用来衡量农民的富裕程度，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②乡村全员劳动生产率:主要反映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效率，对反映乡村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具有比较明显的指针意义。③乡村人均用电量:电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同样电力消耗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乡村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目前，社会各界经常会对一些统计数据有所质疑，但电力消耗量常常以统计客观而被广泛认可。

2．2．2划分方法。对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域、4个不同年份的乡村经济类型进行划分。由于要对空间轴上的格局分布与时间轴上的演变趋势进行评判和分析，将175个县级行政单位4年的数据统一进行划分，共涉及相当于700个县域的样本，价格单位采用1994年不变价格。划分方法采用模比系数法，其步骤如下。①分别计算各样本的农民人均收入X1、乡村全员劳动生产率X2和乡村人均用电量X3的算术平均值(X1，X2，X3)。②计算各样本各指标的模比系数，公式为Kij=XijXj。(1)式中:Kij为第i(i=1，2……700)个样本第j(j=1，2，3)个指标的模比系数;Xij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Xj为第j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③计算各县域的模比系数:分别赋予3个指标相应的权重，乡村人均社会总产值(w1=1/3)、农民人均收入(w2=1/3)、乡村人均用电量(w3=1/3)，根据下式计算各县域的模比系数Ki=∑3j=1wjKij，(i=1，2，……700;j=1，2，3)。(2)式中:Ki为第i个县域样本的模比系数;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④确定划分区间:对700个县域样本的模比系数进行分级，其5级的划分临界点和判别乡村发展程度的数值区间。

2．3乡村产业结构类型的判定

产业结构是反映乡村经济基本性质和特征的重要标志。按主导产业类型将乡村分为专业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其中专业化发展型又可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和商贸业主导型，综合发展型指乡村的一、二、三次产业中没有比较突出的产业部门主导，3个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也较为均衡。对于乡村主导产业的判定，其方法步骤:①计算样本中每个县域的乡村一、二、三次产业占乡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②计算乡村一、二、三次产业占乡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均值和标准差，如果某一县市乡村的某一产业在乡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该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11］(表2)。③根据计算结果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贸业主导型、综合发展型，划分主导产业类型的取值范围。

2．4乡村经济类型命名与判定的方法

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可分为单一命名法与复合命名法，本研究使用两阶段的复合命名法，具体来讲，采用“发展程度+产业类型”来对不同的乡村经济类型进行命名。在发展程度上，将不同的发展程度划分成5级，即:发达型、较发达型、中等发达型、欠发达型、不发达型;在产业类型上，按照主导产业划分为专业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专业化发展型又可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贸业主导型。将两类划分相结合，在理论上就可以得到20种乡村经济类型。#p#分页标题#e#

3乡村经济类型时空格局的演变

根据前述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乡村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类型进行评判，可得到该地区不同时段的乡村经济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以及1994—2009年间的演变趋势。

3．1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乡村地域的时空格局演变

从计量结果来看，总体来讲1994—2009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其中，1994—1999年，不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明显下降，由占总县域数的54．8%下降到22．9%，其他各类乡村的数量则均有所上升，尤其是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上升较快，主要由不发达型乡村演变而来，这一时期则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脱贫期。1999—2004年，不发达型乡村和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类型的乡村数量均有所上升，其中中等发达型乡村数量上升较快，这一时期也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成长期。2004—2009年，不发达型、欠发达型以及中等发达型乡村的数量均有所下降，而发达型和较发达型乡村的数量则有所上升，尤其发达型乡村的数量上升较快，这一时期也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提升期。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乡村在空间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有以下显著特点。1)不发达型乡村从广泛分布在河北省全境逐渐向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北部地区集中，之后范围逐渐缩小至张家口、承德部分县域。2)欠发达型乡村从分散分布逐渐向环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地区、保定西北部地区集中，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也是京津冀地区，乃至我国乡村发展相对落后的集中地。3)较发达型与中等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有所增加，其分布由分散向逐渐集中演变，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冀中南的平原地区。4)发达型乡村的分布主要从京津两市的市辖郊区向郊县扩展，之后连接为京津唐都市带一线，最后扩展到整个京津唐都市圈，其他城市市辖郊区也陆续成为发达型乡村，由此可见，城市化对乡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经济活力的提高促使城郊乡村发展的水平也比较高。

3．2不同主导产业的乡村地域时空分布及格局演变

1994—2009年，在京津冀地区不同县域的乡村中，专业化发展型与综合发展型各占其总县域数的份额基本相当但也互有增减。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综合发展型乡村数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1994—1999年，综合发展型乡村的县域从占总县域数的48．0%提高到60．6%，之后逐渐下降至2004年的54．3%，2009年的41．2%(表6)。对于专业化发展型乡村来讲，1994年农业主导型乡村占京津冀地区所有县域总数的37．1%，在各类专业化发展型乡村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逐渐减少，到2009年只有9个，占总县域数的5．1%。1994—2009年，工业主导型乡村的数量则逐渐上升，1994年乡村经济为工业主导型的县域只占总县域数的13．1%，而到2009年所占比例上升为33．1%。商贸业主导型乡村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94年只有3个县域的乡村经济为商贸业主导型，到2009年则有36个县域为商贸业主导型乡村经济类型，占总县域数的20．6%。从专业化发展型乡村总体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发展型乡村的数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其类型由农业主导型逐渐向工业主导型演变再向商贸业主导型演变，乡村产业类型从低层次的农业主导向经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竞争的选择下，按照相对比较优势的原则再次向更高层次的专业化主导型演变。1994—2009年，京津冀乡村主导产业类型区的空间格局演变总体特征:1)综合发展型乡村的数量，1994—1999年逐渐增多，之后又逐渐减少，空间布局上从相对发达或较发达的京津唐(廊)都市带的多数郊县以及河北省各个地级市的毗邻郊县，逐渐向远离城市的欠发达乡村地带以及张、承地区等不发达的若干地区扩散;2)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型乡村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其分布从相对广泛的分布向张、承地区西北部集中分布演变;3)工业主导型乡村开始逐渐增多，其分布从京津两个超大型城市的直辖郊区和近郊县，向其他大中城市直辖郊区和近郊县逐渐扩散，到2009年已有4个相对集中连片的工业主导型乡村地带，分别是以唐山市直辖郊区、保定—沧州市直辖郊区、石家庄—衡水市直辖郊区以及邢台市直辖郊区为中心的地区;4)2004—2009年，商贸业主导型乡村逐渐增多，分布则主要以京津唐都市带地区为主，同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产业的县域如丰宁、清河等县也转化为商贸业主导型乡村。

3．3乡村经济类型的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

从各年度乡村经济类型的数量状况来看(图1)，1994年共有12种乡村经济类型，其中以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不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以及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乡村的县域数量较多，其比例占总县域数的78．86%。到1999年，上述3种乡村经济类型所占县域的数量仍然为各类乡村经济类型的大多数，但绝对量有所下降，其比例占总县域数的58．29%。2004年，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中等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中等发达的工业主导型以及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所占比例较大，分别占总县域数的28%，13．14%，13．14%和12%。到2009年，以上4个乡村经济类型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发达的工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从1994—2009年乡村经济类型的数量、种类结构的演变来看，乡村经济类型的多样化在逐渐增加，从县域数最多的前两种乡村经济类型来看，1994年有64%的县域乡村集中分布在数量最多的前两种乡村经济地域类型，到19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6．29%，到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41．14%，而到2009年为32．57%，表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经济类型的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各地乡村通过发挥当地优势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经济类型。从各乡村经济类型的分布以及演变来看，以下区域在演变上具有相对一致性:1)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部地区的若干县域，其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化较为缓慢，从1994年的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到2009年逐渐演化成以欠发达的农业主导型或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乡村为主导的乡村经济类型结构，乡村经济总体上仍然较为落后;2)京津唐都市带所辖的县域乡村演化普遍较快，到2009年基本在全区域形成了以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或发达的工业主导型为主体的乡村经济类型结构。3)河北省的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及其毗邻县域发展演化也较快，例如石家庄市辖郊区、保定市辖郊区、沧州市辖郊区、邯郸市辖郊区等都普遍从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或工业主导型向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或发达的工业主导型演变。4)冀中南地区除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之外的平原县域，其发展演变介于前三者之间，这一地区大部分县域都是从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或不发达的综合发展型，逐渐向中等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或较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演变。当然，这一地区也有少部分县域能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向较发达的工业主导型或商贸业主导型演变。这4类地区基本构成了京津冀乡村经济类型的结构板块，因此，在未来的乡村区域政策制定中，应该将上述4类地区划分成4类政策类型区，以利有针对性地扶持当地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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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保险及其结构类型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增长以及农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结合国内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而推行的重要政策战略，在农业经济的提升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保险，顾名思义，由保险机构专门开展经营和维护，针对农业生产以及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等导致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发展经济损失进行责任承担或者保险赔偿的一种制度和政策，对于保障农业以及农民的生产发展安全有着极为重要和突出的作用意义。在我国，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结构发展实际情况，农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业等结构形式，因此，国家在进行农业保险制度以及政策类型的建立确定中，也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结构形式建立制定的。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按照农业保险承担保险责任的对象以及内容情况不同，农业保险的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森林等保险项目。其中，种植业类型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指对于植物性生产保险责任进行承担的农业保险类型，比较常见的种植业农业保险有粮食作物种植与生产保险以及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保险、水果果树种植生产保险、蔬菜园艺种植生产保险、其他种植与生产保险等。其次，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中的养殖业农业保险项目类型，则主要是指以动物生产发展为主的保险类型和项目，像牲畜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家禽保险、特种养殖保险等不同保险类型和项目。

2、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分析

结合上述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结构类型情况，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针对农业经济生产发展的灾害事故，通过建立农业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以“政府主导”、“财政支持”以及“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保险模式。其中，“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升过程中，结合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牵头引导作用，实现农业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减小控制等保险制度和措施的构建完善，实现对于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而“财政支持”则是指各级财政机构结合国家对于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以及决定内容，对于农业保险进行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补贴，以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制度和要求规定，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再次“市场运作”主要是指通过农业保险专门经营管理机构对于农业保险政策制度的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在提升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委托机构的经营管理资格同时，实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以能够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灾害的预警与灾害影响减小；最后，“合作共赢”则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农民以及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和完善，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真正提升和发展。

二、农业保险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相关作用分析

结合上述农业保险的概念含义以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与具体类型，在具体推广应用与实施过程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政府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应用以及农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利益保障等，也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首先，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直接促进了我国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功能作用放大化。随着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国家财政机构在加强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同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方面的作用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大效应，使得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作用影响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其次，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也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再次，农业保险制度的推广应用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同时，对于扩大农业的再生产融资能力以及维护农村发展的和谐稳定，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和意义。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现状，农业灾害事故预防与影响控制中，农业保险已经逐渐成为成为我国农业灾后生产恢复以及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支持，对于农业发展的灾后恢复重建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与保障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服务过程中，农业保险机构通过开展农业贷款形式，为农业保险以及相关配套保险政策等提供保障，不仅推动了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广，在转移农村信贷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农业保险的融资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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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吉林省；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290-02

0 引言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探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地区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研究也越来越多[1-3]。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吉林省资源环境受到较大压力，引发了如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因而分析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态势，对于整个区域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 结合吉林省实际的资源环境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能够反映该区资源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1.2 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对评价结果的作用方向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关于耦合关系的评判模型很多，各种模型各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采用廖重斌[4]提出的耦合模型进行评价。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见表2。

按上述方法计算，可以得到吉林省1986年以来协调发展状况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吉林省1986-2008年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评判和分析，具体结果见图1。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从0.490变化为0.702，表明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是呈上升趋势的，根据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判标准，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从1986年社会经济落后于资源环境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2008年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吉林省社会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发展，同时吉林省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资源环境为代价，吉林省逐渐重视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性，2005年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达到各年份最高值0.789，1986年耦合协调度D（x，y）0.490则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值。

3 结论

1986-2008年吉林省资源环境指标波动性较为明显，并有下降趋势，社会经济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进一完善发展质量。研究时段内资源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资源环境指数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二者总体耦合程度是不断上升的，但协调度则呈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吉林省相对较好的协调发展程度仍存在不可持续性，可能会出现下滑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辉，阚兴龙，于潇.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8（06）：495-497，507.

[2]黄一绥，邱健斌.厦门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5）：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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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湘西自治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类型

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1017305

1引言

环境与经济本应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然而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人为地破坏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为了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人类开始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最终反过来严重制约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已渐渐落伍。如今，协调发展已被全世界公认为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它是保证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1]。

位于湖南西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该州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州走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导致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源的滥施开采导致资源日益枯竭。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湘西州资源供给矛盾与生态压力日益增大，已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资源与环境持续发展的最为凸显的瓶颈。本文在量化分析湘西州10年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湘西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确定该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这对于制定湘西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

2.1湘西州社会经济状况

在过去10年间，湘西州经济发展规模增长迅猛，每年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年均GDP增长率为1024%，到2012年湘西州实现GDP3977亿元，人均GDP由从2003年的3740元增加到2012年的15465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州的产业结构也得到逐步调整和改善，整个产业结构更趋合理。10年来，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由2003年的224亿元、298亿元、3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92亿元、1586亿元、1799亿元。产业结构由2003年的272∶363∶365调整演变为2012年的149∶399∶452，第一产业在全州GDP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全州固定资产、社会事业投资大幅增加。2012年，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投资92亿元，增长80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35亿元，增长822%，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达232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59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238元增加到1503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1401元增加到2012年的4229元。

在湘西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改善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农民收入虽逐年上升，但上升水平不明显，农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善；其次，与全省的发展水平相比较，湘西州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如2012年全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21319元，而湘西州城镇可支配收入仅为15038元。

22湘西州环境质量状况

全州整体的生态环境逐年改善，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逐年上升，人均公共绿化地面积由2003年的38m2上升到2012年的67m2，城市空气质量不断提高，2003年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723%，经过几年的努力，2012年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达到100%。

近年来，湘西州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将节能降耗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GDP能耗值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总量8961万t标准煤，同比上年下降32%，净减295万t标准煤。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0881t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673%。

在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虽然湘西州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首先，尽管湘西州森林覆盖率很高，但从森林资源现状分析，森林质量却逐年下降。主要表现在天然阔叶林面积减少，人工针叶林及中、幼林面积增加，森林活立木蓄积量的增长低于木材消耗量的增长等现象，导致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不断下降。其次，湘西州规模工业因受到锰锌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工业企业电价过高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全州停产企业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缓慢，能耗整体水平回落，如2012年锰锌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全部规模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633%，同比下降38%，总量减少了535万t标准煤。然而，这些停产企业，一旦全面开工，全州的规模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将会大幅增加，这是影响湘西州节能降耗工作的一大隐患。最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状况总体来看还处于较低水平，堆存、排放的比例比较高，部分危险废物没有得到有效安全处置，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环境空气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污染。

3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环境与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对其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必须在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层次性等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湘西州的具体情况，构建一套完整的、从不同侧面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2]。

该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层组成。其中目标层是体现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它由准则层综合环境效益和综合经济效益组成。在要素层中，主要从环境质量、污染控制、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等4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来反映湘西州环境状况，从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来反映湘西州经济发展状况。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

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综合经济效益经济发展规模人均GDP、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率、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

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化水平、城镇失业率、

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综合经济效益环境质量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染控制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万元工业产值固体废

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资源利用单位GDP能耗

环境治理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层

评价标准是衡量城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的相对尺度。本文以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环境与经济效益发展良好的城市以及湘西州“十二五”规划目标作为评价标准[3]。

4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41原始数据库的建立

依据2003～2012年《湘西州统计年鉴》、《湘西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湘西州环境状况公报》等资料，建立了2003～2012年10年时间序列的指标数据库。

42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方法

421指标层单项指数的计算

422要素层指标指数的计算

要素层指标指数Cij为所属指标层各单项指数的算术平方值。其计算公式为：

Cij=∑m1i=1Xi/m（1）

Cij=∑n1i=1Yi/n（2）

依据要素层指标指数的计算方法，要素层指标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423准则层指标指数的计算

协调发展度是度量系统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其方法可以通过构建综合环境效益函数与综合经济效益函数来进行定量分析[1]。若X1，X2，……，Xm为描述经济效益特征的m个要素指标；Y1，Y2，……，Yn为描述环境效益特征的n个要素指标，则综合经济效益函数与综合环境效益函数为：

f（x）=∑m1i=1ai×Xi（1）

g（y）=∑n1i=1bi×Yi（2）

其中ai、bi为各要素指标权重。根据专家意见，准则层综合经济效益与综合环境效益的各要素权重如表1～4所示。

2014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表1指标层指数表

4.2.4目标层指数的计算

根据相关数学原理和离差分析原理[4]，确定协调发展度D来衡量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D=C×T，其中：T=αf（x）+βg（y），C=f（x）×g（y）1f（x）+g（y）122k。

在上述3式中，T为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评价指数，它反映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或水平，α、β为待定权数，鉴于城市环境的保护、改善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等重要，因此取权重系数α=0.5，β=0.5[5]。C为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在此，K取值为2。依据目标层指数的计算方法，目标层指标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目标层指标指数表

指标12003120041200512006120071200812009120101201112012环境与经济的协调

发展度10.6110.6410.6510.6910.7210.7110.7410.7110.7610.76

4.2.5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及其评判标准

依据杨士弘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类三层次的划分方法，进行简化调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和评价标准如表7所示[6]。

表7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类及其评价标准

第一层次1第二层次1第三层次1类型1第一层次1第二层次1第三层次1类型0.90-1.001优质协调发展类1f（x）>g（y）1环境滞后型10.40～0.491濒临失调衰退类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

根据计算结果，并参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类及其评价标准，湘西州过去十年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表8所示。

表8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变化表

年份1类型1年份1类型2003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08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4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09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5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10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6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11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7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12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

5结语

在湘西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原则，构建了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对2003年到2012年10年间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动态分析可知，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数有小幅波动，但总体水平是稳步上升的，2003～2006年间，该指数处于0.61～0.69之间，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型，2007～2012年间，该指数处于071～076之间，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型。从2003～2012年间，综合环境效益指数一直低于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即g（y）

此外，在2003年至2012年间，综合经济效益指数f（x）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这表明湘西州经济效益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这与该地区经济稳步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工业实力日渐增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现状是吻合的。在此期间，综合环境效益指数g（y）也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加，表明该地区环境状况呈现逐年改善的形势，这与州委、州政府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于生态州建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实现将湘西州建成“绿色大本营”和“绿色宝库”的目标，近年来，湘西州不断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设备和工艺，着力推进清洁、低耗生产，减少资源与原材料浪费、降低工业“三废”排放和农业的水土污染程度。

参考文献：

[1] 方一平，陈国阶.成都市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0（5）：21～23.

[2] 宁小莉.包头市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与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31～35.

[3] 盛学良，彭补拙，王华，等.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极其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J].环境导报，2001（1）：5～8.

[4] 徐建华.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1～26.

篇14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及联结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湖南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湖南省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核，最为直接地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态势，是区域经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以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湖南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期望对湖南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主成分分析

1.1构建指标体系

结合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科学性、可比性、典型性、可获取性的基本原则，选取3类8个单项指标构成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人均GDP（X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2）、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3），用来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实力和产业结构高度；非农业人口（X4）、社会消费零售总额（X5）反映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X6），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投资环境；电信业务收入（X7）、货运总量（X8），反映城市科技信息网络水平和城市与外界的联系程度，上述指标体系能够客观、科学地反映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1.2数据来源与标准化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选取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等13个地级市（湘西州吉首市为县级市人口、经济规模偏小，因此，此处未作比较）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研究。

（2）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原始数据标准化的方法很多，主要运用极差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其计算公式为：

正向指标：Xij′=

反向指标：Xij′=

其中，X、Xmax、Xmin、X′分别代表原始数据初始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化值。

1.3主成分分析过程

因子分析法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较少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方法。利用因子分析技术，对2005年的数据矩阵进行处理，根据其特征根分布特点（碎石图），可判断选取3个主因子比较合适，其累积方差达到90.567%，能够解释全部信息量的近91%。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个成分的特征根、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见表2）和主成分载荷值（见表3）。

（1）第一主因子——经济综合实力。第一主因子特征值达到3.420，贡献率达到42.746%，该因子与人均GDP、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非农业人口、人均电信业务收入、货运总量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实力，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经济综合实力。

（2）第二主因子——投资环境。第二主因子贡献率达到30.306%，该因子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商业情况，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投资环境。

（3）第三主因子——产业结构高度。第三主因子贡献率达到17.515%，该因子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水平，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产业结构高度。在表3的基础上，可计算出第

一、

二、三主成分在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得分，再按照三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即可得出综合得分（见表4）。

1.4湖南省城市区域经济差异特征

（1）城市区域经济差异显著。长沙作为湖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优势相当突出，从主成分综合得分来看，长沙（1.922）与排在最后一位的永州（-0.428）相距甚远，即使与排在第

二、三位的株洲（0.131）、湘潭（0.142）差距也相当显著。

（2）从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呈现出“湘中＞湘东＞湘西”的城市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湘中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集中在湘东地区，而经济欠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

2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类型划分

依据综合得分可以把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和经济欠发达3个基本类型（见表5）。

2.1经济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和岳阳四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综合得分均大于0，远高于其他城市。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极化作用相当明显，而株洲、湘潭是三线建设中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岳阳作为湖南的新兴工业城市，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增长相当明显。2005年四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658.372亿元、1554.373亿元、889.273亿元、868.227亿元，分别占全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38.35%、38.62%、40.98%、41.21%，城市经济发展绝对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为湖南省经济中心区域。

2.2经济较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衡阳、郴州和常德。衡阳是湖南省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趋缓，逐渐被岳阳、常德等新兴工业城市超越，2005年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26.385亿元、148.719亿元、66.06亿元、52.088亿元，落后于岳阳（282.474亿元、465.046亿元、122.266亿元、75.813亿元）和常德（255.826亿元、215.685亿元、74.826亿元、60.093亿元）。作为湖南“南大门”的郴州（127.317亿元、124.735亿元、79.951亿元、61.645亿元）借助靠近广东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部分经济绝对指标已经超过衡阳。

2.3经济欠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怀化、张家界、娄底、益阳、邵阳、永州。该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怀化、永州分别与贵州、广西交界，区位优势相对较差，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截至2005年，6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分别为23.59万人、14.38万人、41.87万人、33.12万人、28.65万人、28.74万人。

3协调湖南省城市经济差异的对策

3.1强化长株潭城市群辐射和带动作用

抓住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两型社会”国家级试验区的机遇，加快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其核心增长极的中心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湖南经济的全面发展。长株潭城市群既是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带动湖南省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但是目前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偏小，城市间区域经济协作机制不完善，行政区经济的痕迹相当明显，产业生产、消费网络空间并没有形成，还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阶段，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强化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关键就在于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建立完备的协作、互动机制，明确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定位，构筑完善的城市产业网络。长沙作为最具潜力的产业增长中心，应以第三产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商贸、金融、运输、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旅游等产业，着重构筑现代科教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及信息中心，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株洲作为有基础优势的工业中心，应依托自身的交通中心地位，增创工业新优势，重点改造提升有色冶金产业、轨道机车及车辆产业、化工原料产业、建材产业，培育发展新材料、医药保健制品、先进制造技术和环保节能降耗等高新技术产业；湘潭要加速传统工业产业的优化升级，力争建成一个新型的加工工业和精细化工工业中心，形成国内领先，且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实力的城市群，从而带动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2培育地方特色产业集群

大量经验表明，地方产业集群或地方企业集群正在推动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国外的“硅谷”、“128”公路以及“第三意大利”；国内浙江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集群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湖南省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如中、北部地区为丘陵、洞庭湖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十分有利于工农业发展，而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地区多丘陵、低山，交通不便、能源缺乏、工农业经济基础薄弱，但山川秀丽，少数民族集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此，需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结合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积极实施不同的区域产业集群政策，从资金和政策上扶持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是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途径，如湘中长沙——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株洲、湘潭——重化工业、制造业集群，岳阳——石化产业集群以及大湘西张家界、吉首——旅游、微生物发酵产业集群，继续做大做强民族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