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战略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发展的战略，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中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几千年过去，县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交融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属于基础层次、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

作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和切入点。发展县域经济历来是治理县政、安邦定国的根本之策。

县域经济生机勃勃，是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省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从1978年至2002年，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期间，浙江在全国百强县所占比例曾接近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强县构成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基于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及有益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强县战略与都市经济圈对于该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可梳理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行政体制突破为强县提供保障

浙江1978年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3亿元，2012年达到了3.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仔细探究其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两大特征：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主体来看是民营经济，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则是县域经济。

然而，要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寻找原因，可以追根到国家民政部1983年下发了有关市管县的文件后，全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都开始实行市管县行政体制，唯独浙江省实行省管县行政体制。

在1998年，浙江省争取到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支持，使其省管县体制得以保留。省管县体制为浙江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行强县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

与省管县体制相应，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特色的强县战略，适应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内在发展要求。简单地说，浙江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省份，在改革开放后，全省工业化进程才开始大规模启动。

在工业化启动的前期发展阶段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浙江工业化是从大规模农村工业化起步的，农村工业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的最重要力量。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来源，以及传统产业发展和集聚的空间，主要是在乡村和小城镇。因此，县域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进程的最适当空间，强县战略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最佳的发展空间战略。

发展空间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逐步摆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特征，从工业规模数量的扩张转向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通过大力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面临新的任务。无论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还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都迫切需要更新、更高端的生产要素。例如：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贸易、金融、会计和法律等领域的人才，更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多样的融资平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及交通条件等。

因此，浙江从杭州、宁波两市着手，及时将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战略，通过一系列撤县建区，来拓展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拉开中心城市的建设框架，完善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

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中，杭州市至今已撤销了萧山、余杭、富阳和临安4个曾经的全国百强县，增设5个新城区。撤县建区前，萧山是一个县级市，曾在全国百强县中名列第七位。

萧山后来分解为杭州的滨江区和萧山区，滨江区是杭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如今不仅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工业设计、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等生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着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吉利集团、中南影视等一大批企业总部落户，成为杭州总部经济最重要的集聚区。

以萧山区为例，其建设规划条件、产业布局条件、交通设施条件、高端人才集聚及金融环境等各方面都较撤县前有极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全区工业总产值在2002年撤县时为1000亿元，到2012年已突破5500亿元。

篇2

学术界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国际社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低碳经济首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被定义为“通过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尽可能轻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尽可能多经济产出”。当然，作为国家战略文件，《能源白皮书》更看重的是“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同时为了解决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能源白皮书》的设想，到2050年英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低碳经济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认的贡献，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该报告给出的忠告是：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整个世界的GDP将遭受5%-10%的损失，其中穷国的损失会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团队给出的研究报告还描绘了整个世界碳排放问题的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要使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在50年后不超过550ppm，所有的国家，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必须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3年之内达到拐点，从这个拐点之后全球的碳排放应该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规模才能在2050年之内实现比现在的水平降低约25%的目标。斯特恩报告给出的政策含义就是，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关注碳排放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诺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任何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都必须借助经济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而气候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发挥反作用，例如，极端天气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在他的论文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围内减排的国际合作、减排中政府的角色等问题都有所论述。诺德豪斯的重要贡献是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了一个模型中，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目前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即“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让人类社会倒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牺牲现有的福利换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断降低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脱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要政策有效，一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坚持脱钩理论的学者试图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脱钩指标，借助这些指标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发现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用以指导一国政府制定脱钩政策的依据”。考虑到动力、压力等因素，Tapio（2005）[5] 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他认为当一国的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时，该国便发生了脱钩现象。本世纪初，OECD国家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究竟哪些国家可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同时并存。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并保持着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所以联合国经合组织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双赢，以往彼此间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些国家脱钩的积极效应还在扩大。他们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OECD国家以往存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按照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人类社会是可以消除碳排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溢出效应的。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就是想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明晰的排放权（即产权），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国的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国排放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特别是对资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碳排放权的减少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权的基数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根据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主张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继承祖父制”，“历史责任制”，和“天赋人权制”。第一种观点主张维持目前排放规模的现状，排放多的国家继续享有较多的排放权，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大，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这种观点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既得利益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是发展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对“继承祖父制”的主张也存在着重大争议。按照“历史责任制”的主张，以往过多的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应该得到较少的排放权，并且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天赋人权制”说的是排放权应该按人口分配，其理论依据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的权利”。上述三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则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因素，也要顾及到现有排放规模和已有的经济总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说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顾忌资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问题还算简单。重要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能源的短缺困扰时，同样是基于碳排放引发的污染问题也出现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累积所形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导致气候发生变化，进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与环境保护高度相关，因此在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时，国外的研究文献经常会提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纪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出现了轰动整个经济学界的一个假说，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后来的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即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Kuznets，1955）。[8]后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这一假说，直接演绎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的污染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成反比。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例如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规模不大，故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逐渐下降，环境恶化程度会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加剧。“但是，一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对这个倒U型曲线假说，一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收入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即重化工产业的比重会明显下降，这些均会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Selden，1994）[10]。

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但结论却是多样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也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Huang（2008）[11]分析了21个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只有7个国家符合库兹涅兹假说。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库兹涅兹关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国际贸易导致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国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一旦国际间产业转移完毕，即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后，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 [12]。

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源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应该发展和倡导低碳经济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恶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们逐渐失去的竞争优势。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发达国家希望从“碳关税”和“碳减排”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西方国家推崇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借助气候问题扼杀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继续通过国际贸易盘剥发展中国家，持续地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勾红洋2010）。[13] “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低碳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郎咸平，2010）[14]。

当然，国内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多数学者主张，低碳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变革，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冯之浚）[15]。还有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将低碳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把实现低碳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付允、马永欢，2008）。[16] 从长远的角度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我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孟德凯，2007）。[17]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宋德勇，2009）。[1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着自己的优势，例如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等（金乐琴，2009）。[19]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解释，即便同在经济学界，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模式，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术创新”（张坤民，2008）。[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界定低碳经济。他们指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很小，尽管社会总产出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使得碳生产率很高，即能源强度极低，可这不是人们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强度急剧升高，当然更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低碳经济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潘家华、郑艳，2008）。[21]

考虑到低碳经济追求的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我国有的学者将低碳经济归纳为“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约束条件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将这一经济形态与传统的“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私人成本最小化为约束条件”的高碳经济形态相对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何建坤（2009）[23]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低碳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产生更多的GDP。当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用尽可能少的能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思路是符合经济学基本教义的。因此，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与其说低碳经济追求的是碳排放的减少，还不如说它追求的是资源的节约。

我国的学者也从资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经济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报告更为令人担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称，如果我国不采取严厉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7亿吨标准煤，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122亿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高碳经济模式，最终将导致GDP总量积累为零，甚至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陈剑锋，2010）[24]。当然，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认同。

国内学术界大量的学者参与了“碳排放权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立场，我国的学者更看重碳排放权与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均加进了人口数量的参数。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碳排放权不能只按GDP界定，应该根据人口指标决定一国的碳排放数量”，“至少也应该按人口和GDP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有的学者提出，“从公平与效率综合考虑，碳排放权的分配首先应该顾及的是人人都应有的体面的生存权，其次才是在保证体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放权分配应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在这里，主张加权平均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兼顾GDP碳排放强度。（陈文颖、吴宗鑫，1998）。[25] 有的学者基于人际公平的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首先计算了这些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史上的“贡献”，然后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预测了这些国家在未来排放总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碳排放机制的设定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事实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未来的发展需求要求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速中尽可能少的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潘家华，2009）。[26]

国内学术界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使人们更多地强调外部压力对碳排放实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际社会对我国碳排放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驱动中国低碳战略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节能压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就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蔡、都阳、王美艳 2008）[27]。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引申他们的结论，即如果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主要来政府，那么同样也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重点企业的监控资料”，构建了企业节能减排的五种驱动力量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相关因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多的还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进行节能减排，而并非来自企业的内在要求（但智钢等，2010）。[28]

二、低碳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实践与发展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气候问题会威胁人类生存，进而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来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欧洲。虽然在那里最初倡导低碳经济的力量来自民间组织，但在选票的压力下民间的诉求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行为。当然，作为民间组织，它们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考虑，而作为政府行为，它们除了迎合选民的意愿外，最初还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经济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保护它们的能源安全。当然，政府在低碳经济上的行动客观上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无论是民间的倡导，还是政府的推动，低碳经济的兴起之所以始于欧洲，而不是其它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欧洲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整个欧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欧洲的气候温和，绝大部分为海洋性气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估计：“气候变化会扩大欧洲在自然资源上的地区差异，增大欧洲大陆出现洪水的风险，至于欧洲海岸带洪水的发生机率会变得更加显著。气候变化会加重欧洲地区的海水侵蚀，整个山区将面临着冰川退缩的威胁，大范围的物种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区的物种将减少60%）；在欧洲南部，气候变化会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条件更加恶劣，淡水会减少，水力发电的潜力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会普遍降低；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会加大人们健康的风险”（IPPC，2007）。[29]

欧盟2007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2008年12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的决定、碳捕捉和储存的法律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修正案等内容。这个一揽子计划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欧盟要在总体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20%”。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给出的低碳路线图显示，40年后欧盟要实现减排25%，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为发展低碳经济，今后的40年，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亿欧元的投资，这相当于其成员国GDP的1.5%。

欧盟成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还与它的能源禀赋密切相关。西欧各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国与英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对贫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西欧的储量都严重不足。《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到2009年欧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分别为8亿吨、2.42万亿立方米和295.7亿吨。它们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产量计算，欧盟的石油开采的剩余期还不到9年，天然气开采的形势也不乐观，剩余的时间也只有14年，煤炭曾经是欧洲的主要矿产资源，但经过300多年的开采，所剩储量已经不多（BP，2010）。[30] 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西欧的能源尚能自给，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后，西欧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曾经是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西欧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给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1]2007年欧盟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强度，到2030年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5%，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93%[32]。

随着能源安全的问题日趋严峻，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显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不仅能够缓解其能源安全的难题，而且与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目标是重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欧盟的能源结构中80%来自化石能源，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中又有80%来自能源的使用”（欧盟气候委员会，2009）。[33]因此，对欧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远期目标。

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英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的法律文本。其实，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能源行业实施调整时就开始了。鉴于北海油田的发现和煤炭企业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关闭大量煤矿。从那以后，英国的煤炭产量从84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700万吨。撒切尔夫人还对大型国有能源垄断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40%。[34]

英国是一个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在本世纪的第一年结束时得到政府批准建设，短短不到9年的时间，英国已成为世界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力的利用使英国的能源结构得到明显改观。据统计，来自陆地和海上的风力发电站所提供的电量足够满足英国150万个家庭使用（2010年英国的人口总数为6200万）。其中，海上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目前还有5所在建发电站，到2009年末英国的海上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了80亿瓦。据英国风能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英国计划再增加250亿瓦的海上风能发电设备，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如果英国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就是全球市场的一半。为了到2020年实现欧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标，英国政府计划将陆上风电场的发电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为了实现能源白皮书的目标，2006年英国更新了《气候变化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减排措施，其中包括：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个2000万英镑的基金，通过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关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气候变化税的手段促进工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风宜居”计划；对25万个家庭安装隔热层提供补贴等12项措施。2007年英国了修订的《能源白皮书》。新的白皮书将采取以下4项措施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扩大能源效率承诺计划，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减排目标；对大型商业机构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加强能源监测，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信息传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须包括与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对照表。

200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该计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降低34%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首先是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其次是实现超过150万个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汽油进口量减少50%；最后是对700万户家庭进行节能改造和减少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国已经降低了21%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以市场激励为基础，以微观部门为主体的互动减排体系。已有的事实表明，英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制度创新的执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莱尔在《能源白皮书》中表述的那样，对英国政府来说，低碳经济包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此外，低碳经济也是英国政府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为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局面，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低碳产业已经成了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欧盟是低碳经济的领导者，那么英国在欧盟发展低碳经济中就是“领头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是德国的基本特征。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但仅仅过了2年该国的工业就凭着雄厚的底蕴在马歇尔经济计划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距战后不到2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工业化成功的同时，德国的国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该国空气、水土和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莱茵河一度成为鱼类的坟墓，大型工业区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有效的保护（绿党时代）。德国政府顺应民众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德国是绿色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党派就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1984年德国议会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报告，呼吁进行实质性减排。[36]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2000年德国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德国必须在2008-2012年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1%的排放。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努力（英国政府这一期间的承诺是降低8%）。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热电联产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这些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徐汉国、杨国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860万千瓦，2010年德国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平均比重达15%左右，在太阳能装机密集地区比重则达到30%左右。德国政府设定的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为5200万千瓦至7000万千瓦，到那时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比重将接近50%。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目前正尝试着与企业签订协议，将企业是否得到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捆绑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难性，德国政府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了节能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中小企业采取节能改造提供资金。通过《热电联产法》的实施，政府对热电联产产生的电能给予财政补贴。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能每千瓦/小时可获得1.65欧分的政府补贴。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提供2亿欧元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每年提供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邢继俊等，2010）。[38]

德国工业技术领先世界是举世公认的。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国在低碳经济领域领先他国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国的汽车工业以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舒适豪华著称。让汽车摆脱，至少是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一直是德国政府追逐的目标。目前德国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奔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拥有豪华、舒适和安全的品牌属性；通过零排放之路，奥迪E1全新的电动汽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目前在所有的汽车中，德国新开发的E级Coupe轿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4，这在全球汽车工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未来5到7年，德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发动机可以降低25%。

法国缺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铀矿资源丰富。法国在核电技术上拥有优势，除了在诺曼底正在建设的一座核电站外，法国现在已经拥有核电站58座。法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以核电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较低，该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法国大力发展核电，并使核电在国家能源中的比重较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法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低。法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国人看来，尽管他们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却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电力产能的90%依赖于低碳技术，其中，75-78%来自核电，11-13%来自水电。

尽管法国在欧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较低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1989年，正是在它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倡导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开了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39]2000年1月，法国政府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2000-2020》包括2项主要措施：按照严格标准对能源排放征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热层建筑规范减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法国要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为了超额完成目标，法国政府制定了《气候计划2004》。该计划承诺投入9000万欧元以期每年减少72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万欧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励购买更加节能的电器和房屋，鼓励空调可持续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门节能项目的研究经费。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以下6个：2008-2012年， 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节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强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费20%；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3%。2007年，法国政府重新定义了它的环境政策，提出在未来的4年内投资1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并征收生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欧盟2008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揽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从2005年的5.2%增加到17%。这对意大利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在欧盟重量级的经济体中，该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国只产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绝大多数依靠从俄罗斯、北非等国家进口。2009年，该国进口石油总额为241.28亿欧元，进口天然气为172.32亿欧元，合计占其进口总额的14%。各类能源的进口量为1.49亿吨油当量，其中固体能源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石油的93.1%依赖进口。

在欧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经济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本是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公害问题引起的民怨导致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日本企业有了迫切节约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接连倒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和低碳经济的国策。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主要意图在于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通过技术进步和低碳发展，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研究计划。该计划设定了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中的长期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随着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30年期间，日本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3倍，但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实现了零增长。

过去长期对低碳经济理念持排斥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发生转变。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此前一直认为实行低碳经济模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的碳排放总量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客们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预料，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提前采取行动，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项决议的意图在于阻止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减少碳排放条约。即便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必须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还是坚持认为“区别对待”的碳减排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在参议院之后，美国政府也给出了反对“区别对待”的理由，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路线图，美国将损失掉49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带给美国经济的直接损失是4000亿美元。基于这个判断，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再次将低碳经济政策取向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为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决定投资787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美国改变了最初恐惧低碳经济的态度，开始转向追求低碳经济的标志。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数百年，人们一直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穷的。因此，通过资源的超长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们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高碳经济模式”。

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一国经济要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获取资源。例如，早期的列强通常都是一些工业技术发达，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正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它们的“高碳经济模式”，老牌的列强到处发动战争，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早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依靠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高碳生产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格局，建立在高度发达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舰来攫取维持高碳发展模式的资源，而是通过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即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发达国家依仗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时期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石油、煤炭、矿石及其他战略资源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的“高碳经济模式”。导致发达国家反思“高碳经济模式”，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断发生的能源危机。从1973年到目前，石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断高企的能源价格严重地打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最初的10年，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些发达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然而，在获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首先，我们陷入了资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担负着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居民的工业品供应。[40]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攀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的消耗国，中国的企业买走了世界铁矿石的一半，世界铁矿石的价格翻了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产煤大国，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尽管进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贸易的12%，但已经对国际煤炭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国际煤炭的价格会跌去一半。总之，我们的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得多。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宣称：“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到2031年中国人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今天全球只有7.95亿辆汽车，中国公路和停车场的数量将会达到天文数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赶上美国，那他们的日产油量必须达到9900万桶！而现在全球石油的日产量才只有7900万桶。煤也一样，中国现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照此速度，2031年中国煤的需求量可能会明显高于现在全球的煤炭供应量！到那时，仅中国一个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排出量的总和，如果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耗量也像美国人一样，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产量将被中国人吃掉”。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就将人类社会绑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发展经济，我们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碳发展模式与以往发达国家高碳模式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往发达国家高碳发展主要用于了本国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我国的高碳模式却未能有效地积累国内的财富。作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中国优质价廉的产品间接地补贴了发达国家国民的福利。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国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以大规模消耗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运行时，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发达国家的国民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已经足够大，而我们的国民远没有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美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实践表明，继续维持大规模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寻求新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帮助我国突破增长的极限，也有助于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在我国究竟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肯定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国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其具体的国情，同样是走低碳之路，但国与国之间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都会导致特定国家的低碳战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我们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经济的国别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一国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煤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得多。据测算，一吨煤炭燃烧会释放4吨二氧化碳，较石油和天然气多出35%和75%。197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3%，30多年后，2012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此外，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资本存量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产业结构逐步转向轻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绝对量就会持续下降。毫无疑问，随着碳排放量的绝对下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其国民的生存条件也会不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高排放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再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须的高能耗产品，用于其本国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是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战略。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数量”的持续降低。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还是我国必须拥有的产业。所以对我国来说，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因为碳排放数量的多少与一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给出两个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追求“碳排放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在碳排放问题上，究竟是关注它的“数量”还是“质量”是个原则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原则问题前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它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和它们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显然是不现实的，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国的国情来看，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我们都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盲目地顺应发达国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数量”的减少就会掉入“碳数量陷阱”。

提出关注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盲目地削减高排放产业就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此产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规模的建设一定会对重化工产业提出巨大的需求。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不同，我国的经济总量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将我们的重化工产业移出国门，由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我们提供那些高耗能的产品。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会强制地体现在一国的在产业结构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切不可只为追求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

当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尊重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时，还有一层更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就是防止一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衰退。在这方面，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强国，与它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攫取资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当时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当时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从上个世纪初，应该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以致到20世纪中期英国在本土的投资远低于海外的规模。最终英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被美国和德国取代，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日本。与英国所走的弯路一样，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萎缩和应对周期波动能力的下降。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导致的，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绝非只依靠现代化的实验室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个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战略眼光的。一些小国的确可以通过国家贸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战略物资，并借助自己的比较优势游弋于大国经济之间，而且这些国家常常会为生活的舒适度高于他国感到自豪。但是，这绝不是大国经济效仿的模式。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把老牌列强英国的教训引以为戒。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同为工业强国，美国并没有简单地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国外。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夕阳的产业，进入夕阳的只能是企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美国更注重于通过技术进步将其升级换代。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抗击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从“碳足迹”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国外，并不代表它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了。例如欧盟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大量的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制造均来自重化工产业，因此它们只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既然这些重化工产业的产品还是人类社会必须的，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是“高碳产品”而加以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还想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这些产品和劳务，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边享用着这些产品，一边指手画脚埋怨发展中国家排放了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消耗，就没有必要顾忌发达国家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迎合发达国家的胃口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之举，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厉克奥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王红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of proposals to foster the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 econom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8， No.3， 1998： 183- 208.

[2]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 2003.

[3] Stern Nicolars ，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Sturluson J T，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M]. Project Description，August 1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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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uznets，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 （1） ： 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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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elden T M， Song D.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1）：1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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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acon， Robert T. and Catherine S. Norman， 2004， I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Re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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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勾红洋：《低碳阴谋：中国与欧美的生死之战》，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14] http：///tzxwang@126/blog/static/37095994201022010225914

[15] 冯之浚等：《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2期。

[16] 付允、马永欢：《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PI4一20。

[17] 孟德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综合管理》，2007年第9期，125-126。

[18] 宋德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23（3）：85-91。

[19] 金乐琴：《中国如何理智应对低碳经济的潮流》，《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100-101。

[20] 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21] 潘家华、郑艳：《碳排放与发展权益》，《世界环境》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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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 《绿叶》， 2009年第1期。

[24] 陈剑锋：《低碳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新变革》，《求是》，2010年，第2期，54-55。

[25] 陈文颖，吴宗鑫：《碳排放权分配与碳排放权交易》，《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8（12）：15-18.

[26] 潘家华，郑燕：《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27] 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能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28] 但智钢、段宁、于秀玲、尹洁、白艳英、宋丹娜 ：《重点企业监控资料》， 《环境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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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31] 于开祥、洪文达等主编：《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3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Brussels， 10/1/2007

[3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SET-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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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35] 何毅亭、陶良虎编：《中国低碳经济：面向未来的绿色产业革命》，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36] http//www：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Low Carbon World/data/country/United Kingdom/232

[37] 徐汉国、杨国安著：《绿色转身-中国低碳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6页。

[38] 邢继俊、黄栋、赵刚编：《低碳经济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篇3

【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 国家利益 利益冲突 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国际局势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加速瓦解，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呈现出多中心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对世界各国来说，机遇多，挑战也多。对我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机遇”、“五大挑战”，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实现“四大平衡”。

中国对外战略面临“三大机遇”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机遇。一是新兴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态势，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经济增速数倍于西方大国，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年增长6.3%，金砖国家增长8%，发达国家仅2.6%，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近80%，真正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复苏的“生力军”。而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2/3。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稳步扩大。20世纪70年代，七个发达大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总量是2/3。到了2013年，新兴国家占世界GDP的总额达到了52%，超过了发达国家，外贸占48%，外汇储备占80%。这是千年力量格局的大调整。19世纪崛起的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国的崛起是上亿级的，21世纪新兴国家崛起是十亿级、甚至几十亿级的，涉及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亚洲龙、非洲狮、美洲豹都在崛起。这种大变局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金砖国家在这一变局中影响最大：人口占世界的40%，GDP占世界的25%，外汇储备4400多亿美元，占世界的1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2015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35年将超过七国集团。

三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显著提升。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主要表现为联合国和七国集团。随着两大集群实力的变化，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攻守易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表现在：第一，G20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第二，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影响力有了一定提升，投票权、话语权都在上升，新兴国家的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任职越来越多。第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争夺激烈，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高；第四，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已经成为扩充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新平台。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中国借机扩大影响、拓展市场提供了重大机遇，只要中国精心谋划，将世界发展的机遇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机遇，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美国陷入东西两线带来的机遇。北非、中东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现在依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阿拉伯世界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时期。美欧一直想主导中东局势，但是从争夺的结果来看，美欧并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埃及、也门本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阿拉伯之春之后，美欧在埃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在利比亚，美欧虽然赢得了战争，但是没有赢得民心。叙利亚、伊朗也没有按照美欧的意愿走。美欧要想搞定中东北非，不是一日可为。美欧在北非、中东尚未脱身，现在又摊上乌克兰问题，让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面对面对抗。应该说，对美国来说，中国是潜在对手，俄罗斯才是现实对手，美欧在这一地区与俄罗斯的争夺将长期化，美国要想在东西两个方向游刃有余，难度很大。美欧在欧亚大陆、欧非大陆边缘带一时难以脱身，我地缘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东西两端难以兼顾，再平衡战略面临困境，美欧在边缘带的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我的压力，同时，俄美都希望我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因此，东西两股力量在边缘地带的相持对我国有利，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周旋空间。

在国际上我国可以运用的手段增多所带来的机遇。我国的实力扩展很快，我国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手段来对外部施加影响。GDP总量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最大贸易国，中国只有70个，到了2012年，中国达到了124个，美国只有了76个。最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已经增加到77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过去五年平均增长25%。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未来五年还要投资5000亿美元。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机遇，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都希望与中国的发展相挈合，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同时，市场、产品、投资、人流等等，也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武器。我国除了可以通过一定的军事手段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外，还可以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以利服人”。

中国对外战略面临“五大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带来的挑战。新兴国家在经历前些年的快速增长后，它们的后发优势、市场优势和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禀赋优势正在逐步下降，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着外需疲弱、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以及资本外流、国际收支逆差增大的压力，很难保持相对较快的发展，新兴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源动力在减弱。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有所复苏，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政策刺激，这种刺激将难以维持。美国经济复苏在货币政策逐步转向中性以后，能不能持续有待观察；日本的结构性改革阻力很大，效果如何不容乐观；欧洲的弱复苏因为受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重债国的牵制，弹性有限。因此，发达国家也难以重新承担起世界经济增长源动力的重任。在世界经济不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开拓中国对外战略新局面，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需要冷静观察，巧妙布局。

发达国家想重夺国际规则制定权带来的挑战。随着发展中国家集群与发达国家集群在已有国际组织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稳定、气候谈判等等重大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已有框架下不易调和，美欧受到的牵制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贸易投资谈判的进程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所谓的“两洋”战略，目的就是想摆脱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建立一个新的能够为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框架。美国的“两洋”战略如果获得成功，必然对世界贸易投资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可以继续保持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贸易投资门槛，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贸易投资的竞争力，重新夺取贸易投资的主动权，这无疑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产生强大冲击，对此，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

美国、日本对我牵制力度加大带来的挑战。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战略。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逐步调整其战略，实行欧亚平衡战略。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很大。欧洲衰退了，亚洲却在不断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拉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元素。美国认为，中国是9・11事件中得益最多的国家。反恐期间，美国人忙着反恐，中国则闷声发财，中国借助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拓展自己在亚太的影响力，势力崛起很快，美国人感到，他们在亚太的影响力受到威胁。奥巴马上台后，宣称他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先是提出美国重返亚太，后来改称再平衡战略。再平衡则平衡东西两端，平衡中国。平衡东西两端就是解决因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向西倾斜的问题；平衡中国就是平衡因为中国崛起引发的不平衡问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着力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控制，主要是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蒙古的军事关系，保持在泰国、新加坡的军事存在；二个是强化美国对亚太的经济控制―主要是推动TPP。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将使我国面临来自美、日等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巧为周旋、趋利避害，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利益冲突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利益拓展迅速，利益冲突全方位化。世界的市场、资源都是有限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怎么分看实力，你分多了，人家都会有意见，认为你抢了他们的市场，抢了他们的就业，抢了他们的资源，或者是提高了他们的成本。所以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不仅是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也有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比如在贸易方面，有70%的投诉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墨西哥、巴西，都是投诉大国。再如，当前我国实行发展转型，日本、美国等国都很关注，都在分析我国的经济转型对它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国产业升级必然会危及他们的市场。在利益冲突全球化情况下，中国对外战略面临如何科学确定战略重点、领域，合理配置战略资源，实现点面结合、整体联动的难题。

对外战略面临两难多带来的挑战。我国正处于将强未强或者说是大而未强时，对外战略上两难多。对于绝对强国来说，对外战略拥有充足的经济手段、政治手段，乃至军事手段，对外战略可以以我为主，强势力量决定强势外交。弱国可以随大流、跟着走，其对外战略不易被质疑。将强未强、大而未强，既不能像弱国跟着大国走，也不能像绝对强国那样以势压人，必须在超级大国、被超越国家以及国民期待之间找到平衡：既要有所作为，对国际社会施加足够影响，以满足国民追求大国地位的期待，又要避免过分刺激超级大国、以及被超越国家，避免让其感受过大的威胁。如果搞不好两方面的平衡，超越力量制订过高的战略目标，就可能树敌太多，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不能随着实力的增强，在国际社会更加有所作为，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平衡好两方面是对中国对外战略的严峻考验。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实现“四个平衡”

在维护、拓展我国利益与避免过分刺激相关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我国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力度必然进一步加大，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度、力度将进一步增强，拓展利益的领域、地域都会不断拓宽。由于我国在陆域、海域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冲突，要维护好这些利益，必然会与相关国家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这就要求我国在维护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既坚定维护国家、，又避免因领土、海域冲突影响到国家发展大局。比如，在市场的拓展、资源能源的拓展、国际话语权、定价权的拓展等等方面，对于双边而言可能是互利互赢的，而对于第三方而言，则可能不一定是互利互赢的，由此也可能产生冲突，对此必须努力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消除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和疑虑。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在满足国内期待与满足国外期待之间找到平衡。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国际国内对中国的期待都在提高，但是两者的目标不同，认知也不同。国际上一些国家和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是大国、是强国。国际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时，更多的时候不是看人均，而是看总体，所以国际上有一些国家和人士认为，中国不能与发展中国家看齐，必须承担大国责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在对外战略上，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必须接受国际的监督。从国内来看，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民期望国家在国际社会有更大作为，赢得更多的尊重，在国际社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要更加坚决地维护、拓展自己的利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强国的风范。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平衡国际国内期待上的落差，既在一定程度消弭国际的负面声音，维护国际良好形象，又能够防止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保持国内稳定。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平衡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与义务。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各领域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产品、中国投资、中国市场、中国声音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差不多影响着世界每一个家庭生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投资的诱惑力，日益震撼世界。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在经济领域，要求中国政府在市场准入、关税、汇率、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在进出口配额管理、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外贸经营权管理、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海关管理、外汇管理、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宽松的政策，有些更加甚至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承担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在政治上，要求中国政府在维护国际安全、承担联合国会费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当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有节奏地逐步增加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比如，在气候谈判、多哈谈判等问题上，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多的支持，在联合国发挥更加主动、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又要坚持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在气候谈判、多哈谈判等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利益的谈判中，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有节制地履行、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

篇4

关键词：多点多级；产业空间布局；城镇空间布局；交通空间布局

近年来，我省五大经济区先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地区GDP超过1000亿元的市（州）除成都外已有8个，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已初步显现，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开始出现一系列深刻变化。为此，四川省政府积极抓住机遇，提出振兴四川的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下面具体谈谈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提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内涵、意义及建议。

一、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提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内涵

目前，在四川全省，只有成都市是特大城市，其次就是中小城市，而没有大城市，城市链条出现断裂，成都市一城独大，首位度畸高，吸引大部分优势资源流入，使其增长极效应更强，扩散效应减弱，导致四川经济单核发展的局面，这不利于整个四川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为此，四川省政府提出强省之路―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该战略指出要着力构建多点多极支撑，在提升首位城市的同时，着力次级突破，夯实底部基础，全方位激发全省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多点多级”发展，是指打造多个增长点，打造多个增长级，通过这些增长点和增长级的发展推动四川经济的全面发展。“多点多级”发展，就是根据四川省情，打造各市（州）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推动全省的产业壮大、工业发展方式升级、区域全面开发、重塑经济版图，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必将加快推动四川向经济强省跨越。

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必要性。首先，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点”是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生长点；“极”则是指经济快速增长并能带动周边发展的核心区域；“点”是“级”的基础、前提；“多点”，即做强市州经济梯队；“多极”，即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形成支撑四川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形成增长点和增长极，然后通过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其次，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如美国的三大城市群，集中了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日本的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日本51%的经济总量；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集中了全国40%的经济总量。再次，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省份GDP迈上2万亿元台阶之后，均呈现出“全域有多极，每极有多点”的多点多极支撑格局。目前，虽然我省经济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省的经济总量也达到了2.38万亿元，但区域发展差异巨大，大而不强的单极支撑格局明显。仅成都一个市的经济总量就占了全省GDP三分之一，而且我省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只有78.4%，与全国差距明显，尤其是省内各区域之间差距很大。因此，在我省区域差距明显、成都市一支独大、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低的关键阶段，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必然成为必要的选择。

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可行性。首先，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可以和中央支持的政策衔接。目前，我省多数市（州）被纳入全国重点开发区范围，中央都有政策大力支持，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完全可以和这些战略部署有机衔接。其次，全省各地经济发展加速，新的增长点初步显现。我省五大经济区先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地区GDP超过1000亿元的市（州）除成都外已有8个，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已初步显现，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开始出现一系列深刻变化。再次，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渐形成，目前，南充、达州、宜宾都具备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都很有可能成为继成都后的下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与培育增长级吻合。第四，支撑现代产业运行的交通骨架初步形成。我省航空、铁路、港口、地铁、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体系已初步形成，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完善，为实现次级突破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因此，我省已初步具备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各项基本条件。

二、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提出的意义

目前，我省幅员辽阔，但五大经济区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因此，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抓住了我省现阶段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体趋势，是立足于向经济强省和全面小康跨越作出的科学决策，是事关我省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对优化全省重大产业和城镇布局，对激励调动各区域各方面积极性，构建全域协调持续发展新格局，推动四川多点突破、多极共兴、全域小康，意义重大。

三、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下四川经济发展的建议

四川经济要想向强省跨越，还任重道远，应从产业空间布局、城镇空间布局、交通空间布局好好规划。

（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多点多级支撑的核心是产业支撑，因此，要打造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引擎，立足重点产业构建优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体系。因此，应重点开放发展攀西地区钒钛稀土等优势产业链；重点发展内江地区汽车、摩托车等配套产业；重点发展成绵乐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重点发展南（遂）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总之，各区域应通过自身和跨区域分工协作，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二）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首先要提升首位城市――成都市的质量。要加快推动成都城市空间、城市产业、城市生态、城市管理和城乡形态转型升级；要加强发挥成都的辐射效应，使其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要努力提升成都品质，使其成为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和国家级区域中心城市。其次要加快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强化五大经济区下的各个地级城市的金融服务、商贸物流、交通枢纽功能，使之成为次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再次，要择优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把那些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培育成中小城市；要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优先支持和带动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中心镇，通过“百镇建设试点”行动，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

（三）优化交通空间布局

交通是城市的血液和命脉。交通便捷，则城市繁荣。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完善航空、铁路、城市道路、干线公路、支线公路、乡镇公路等交通运输系统，要科学编制立体化的交通运输网络图，建成协调运营的公共客运服务系统、功能完善的综合道路运行系统、多式联运的交通衔接系统、统一协调和高效的运输管理系统，最终形成立体、高效、畅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使四川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海林等.“西三角”内部极化效应下川东北经济区发展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6）.

篇5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116-02

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一个地区或国家整体经济情况的重要前提，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水平。科学合理地引导农村经济成为各地方面临的严峻课题。河北省作为北方的一个农业大省，其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具有代表性。

一、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河北省的特色产业如特色农产品、独特的资源条件在我国具有显著优势。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导下，河北省农村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农业产业经营结构和方式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和改善，但河北省农村经济还处在一个缓慢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产业机构束缚、人力资源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河北省城乡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河北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持续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河北省是我国北方农业大省之一，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占主导优势地位。同时，乡镇私营企业的不断兴起使得河北省农村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农村综合素质和市场竞争实力也在逐渐增强。但是，由于河北省农村内部潜在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得这些有利资源优势不能够充分发挥实力和效率，很多农村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成为河北省农村市场范围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出现的问题

首先，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阻碍了其经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对于河北省很多农村来说，道路交通的不方便和网络通讯设施的不完善成为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河北省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平原较多，但是不免还有一些农村出现道路不健全和通讯设备落后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实现乡村交通网。这些基础设备的不便使得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大大降低，影响到人们对外来经济和外界信息的了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河北省很多农村经济发展策略没有健全的制度保证，也是使得其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河北省农村整体的结构比较单一化，没有形成特色多样化体系构成，使得生产力和农村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发挥。同时，河北省农村有些地方的保障制度不完善，比如社保、养老保险等，这样就无法调动农民自主加入到经济投资中去，严重阻碍了河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问题上进行系统改革，对于增加农业产量、乡镇农民的收入以及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型农村都具有十分关键的现实意义。

再次，随着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推进农村经济战略向前迈进的重要保证。为了顺应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思维的科技型知识农业人才。但是，当前河北省农村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还不够足以重视和改善，农民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使得河北省有些农村的劳动者整体意识比较薄弱，自身素质较低，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制约和停滞作用。此外，河北省农村有些地方的基层管理者思维过于封闭，农村落后观念仍在，使得基层管理者职权受限，不能发挥自身能动性领导和引导村镇居民的积极意识。

最后，制约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不健全的农村激励措施。激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调动农村居民积极性和竞争力的作用。目前来说，河北省农村经济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还不能达到市场经济大范围体制下的要求，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合理正确地运用激励政策改善农村经济。不健全的农村激励机制使得基层管理者没有较高的执行力度，从而上行下效，村镇居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这样，无法调动农村经济的活跃发展趋势，导致河北省农村经济一直没有较快、较好的变化。

三、改善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1.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决因素和基础保证，应大力加强河北省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工作，完善农村交通和网络设施服务。国家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以保证此项问题的顺利解决。此外，要提高河北省农村居民用水质量，完善通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物价，比如村民用电价格等，使得农村企业和工程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还要注意对村镇居民的农村信息化教育和建设，加强农村信息化与城市之间的平衡，从而提高河北省整体农村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结构改革问题上，应对原有的河北省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安排和调整，扩大对外开放，规范市场要求和管理，使其形成一个统一有序的制度产业结构。一方面，可以根据河北省自身特点建立因地制宜的各种产业链接，比如农、林、牧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模式，建立立体化的农业结构新布局；另一方面，要增强技术含量，使河北省支柱产业具有更高技术能力，促进各产业的集聚性。此外，还要重视对农村保障的落实和推广，特别是对河北省一些边远地区来说，应注意改善农村居民的保障制度，使得其独立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的改革中去。

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农村农业生产中农民的整体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河北省合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河北省由于农村资源相对丰富充盈，应利用这一特点大力开发农村资源的优势潜力，促进市场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定期组织特定人员开展农村经济教育培训，建立农村学习型机构或组织，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体现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打破固有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改善河北省农村人力资源水平，提高人力资源价值。

4.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更新和变化，农村激励手段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对此，河北省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适应本地农村性质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对成功企业或组织单位予以奖励，实施争创品牌战略等手段来带动和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调动村镇居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多样化和扩大农村市场的经营范围。除此之外，河北省在扩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一些农村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引进外界的知识型人才和先进技术，吸引外部资源企业和新的管理手段为农村经济作出贡献，同时使得河北省农村新型行业得到宣传和扩大，提高资源的开发范围，使河北省农村资源逐步进入到外部市场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在维护农村经济稳定和国家经济水平上起到重要的作用。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保障。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和意义具有现实作用。目前，虽然河北省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河北省的农村经济水平一直呈前进状态发展。应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有效措施拉动农村消费供给，从而提高农村综合生产能力，转变产业结构，使农牧业等得到良好发展。因此，河北省有关部门在接下来的战略部署过程中，应努力解决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以使河北省农村经济向着更为成功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当前农村经济的若干新情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2)：23-25

【2】范金宝.发展现代农业是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J】中国农学通报,2007，(23)：465-469

【3】高鸿宾.试论农村经济中联合的存在与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85,(5)：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