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战略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发展的战略，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中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几千年过去，县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交融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属于基础层次、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

作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和切入点。发展县域经济历来是治理县政、安邦定国的根本之策。

县域经济生机勃勃，是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省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从1978年至2002年，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期间，浙江在全国百强县所占比例曾接近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强县构成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基于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及有益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强县战略与都市经济圈对于该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可梳理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行政体制突破为强县提供保障

浙江1978年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3亿元，2012年达到了3.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仔细探究其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两大特征：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主体来看是民营经济，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则是县域经济。

然而，要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寻找原因，可以追根到国家民政部1983年下发了有关市管县的文件后，全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都开始实行市管县行政体制，唯独浙江省实行省管县行政体制。

在1998年，浙江省争取到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支持，使其省管县体制得以保留。省管县体制为浙江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行强县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

与省管县体制相应，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特色的强县战略，适应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内在发展要求。简单地说，浙江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省份，在改革开放后，全省工业化进程才开始大规模启动。

在工业化启动的前期发展阶段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浙江工业化是从大规模农村工业化起步的，农村工业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的最重要力量。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来源，以及传统产业发展和集聚的空间，主要是在乡村和小城镇。因此，县域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进程的最适当空间，强县战略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最佳的发展空间战略。

发展空间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逐步摆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特征，从工业规模数量的扩张转向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通过大力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面临新的任务。无论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还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都迫切需要更新、更高端的生产要素。例如：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贸易、金融、会计和法律等领域的人才，更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多样的融资平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及交通条件等。

因此，浙江从杭州、宁波两市着手，及时将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战略，通过一系列撤县建区，来拓展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拉开中心城市的建设框架，完善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

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中，杭州市至今已撤销了萧山、余杭、富阳和临安4个曾经的全国百强县，增设5个新城区。撤县建区前，萧山是一个县级市，曾在全国百强县中名列第七位。

萧山后来分解为杭州的滨江区和萧山区，滨江区是杭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如今不仅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工业设计、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等生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着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吉利集团、中南影视等一大批企业总部落户，成为杭州总部经济最重要的集聚区。

以萧山区为例，其建设规划条件、产业布局条件、交通设施条件、高端人才集聚及金融环境等各方面都较撤县前有极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全区工业总产值在2002年撤县时为1000亿元，到2012年已突破5500亿元。

篇2

学术界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国际社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低碳经济首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被定义为“通过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尽可能轻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尽可能多经济产出”。当然，作为国家战略文件，《能源白皮书》更看重的是“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同时为了解决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能源白皮书》的设想，到2050年英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低碳经济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认的贡献，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该报告给出的忠告是：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整个世界的GDP将遭受5%-10%的损失，其中穷国的损失会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团队给出的研究报告还描绘了整个世界碳排放问题的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要使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在50年后不超过550ppm，所有的国家，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必须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3年之内达到拐点，从这个拐点之后全球的碳排放应该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规模才能在2050年之内实现比现在的水平降低约25%的目标。斯特恩报告给出的政策含义就是，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关注碳排放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诺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任何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都必须借助经济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而气候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发挥反作用，例如，极端天气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在他的论文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围内减排的国际合作、减排中政府的角色等问题都有所论述。诺德豪斯的重要贡献是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了一个模型中，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目前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即“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让人类社会倒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牺牲现有的福利换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断降低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脱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要政策有效，一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坚持脱钩理论的学者试图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脱钩指标，借助这些指标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发现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用以指导一国政府制定脱钩政策的依据”。考虑到动力、压力等因素，Tapio（2005）[5] 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他认为当一国的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时，该国便发生了脱钩现象。本世纪初，OECD国家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究竟哪些国家可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同时并存。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并保持着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所以联合国经合组织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双赢，以往彼此间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些国家脱钩的积极效应还在扩大。他们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OECD国家以往存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按照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人类社会是可以消除碳排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溢出效应的。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就是想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明晰的排放权（即产权），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国的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国排放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特别是对资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碳排放权的减少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权的基数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根据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主张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继承祖父制”，“历史责任制”，和“天赋人权制”。第一种观点主张维持目前排放规模的现状，排放多的国家继续享有较多的排放权，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大，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这种观点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既得利益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是发展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对“继承祖父制”的主张也存在着重大争议。按照“历史责任制”的主张，以往过多的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应该得到较少的排放权，并且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天赋人权制”说的是排放权应该按人口分配，其理论依据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的权利”。上述三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则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因素，也要顾及到现有排放规模和已有的经济总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说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顾忌资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问题还算简单。重要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能源的短缺困扰时，同样是基于碳排放引发的污染问题也出现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累积所形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导致气候发生变化，进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与环境保护高度相关，因此在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时，国外的研究文献经常会提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纪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出现了轰动整个经济学界的一个假说，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后来的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即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Kuznets，1955）。[8]后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这一假说，直接演绎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的污染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成反比。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例如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规模不大，故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逐渐下降，环境恶化程度会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加剧。“但是，一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对这个倒U型曲线假说，一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收入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即重化工产业的比重会明显下降，这些均会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Selden，1994）[10]。

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但结论却是多样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也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Huang（2008）[11]分析了21个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只有7个国家符合库兹涅兹假说。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库兹涅兹关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国际贸易导致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国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一旦国际间产业转移完毕，即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后，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 [12]。

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源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应该发展和倡导低碳经济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恶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们逐渐失去的竞争优势。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发达国家希望从“碳关税”和“碳减排”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西方国家推崇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借助气候问题扼杀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继续通过国际贸易盘剥发展中国家，持续地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勾红洋2010）。[13] “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低碳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郎咸平，2010）[14]。

当然，国内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多数学者主张，低碳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变革，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冯之浚）[15]。还有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将低碳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把实现低碳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付允、马永欢，2008）。[16] 从长远的角度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我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孟德凯，2007）。[17]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宋德勇，2009）。[1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着自己的优势，例如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等（金乐琴，2009）。[19]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解释，即便同在经济学界，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模式，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术创新”（张坤民，2008）。[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界定低碳经济。他们指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很小，尽管社会总产出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使得碳生产率很高，即能源强度极低，可这不是人们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强度急剧升高，当然更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低碳经济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潘家华、郑艳，2008）。[21]

考虑到低碳经济追求的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我国有的学者将低碳经济归纳为“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约束条件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将这一经济形态与传统的“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私人成本最小化为约束条件”的高碳经济形态相对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何建坤（2009）[23]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低碳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产生更多的GDP。当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用尽可能少的能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思路是符合经济学基本教义的。因此，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与其说低碳经济追求的是碳排放的减少，还不如说它追求的是资源的节约。

我国的学者也从资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经济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报告更为令人担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称，如果我国不采取严厉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7亿吨标准煤，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122亿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高碳经济模式，最终将导致GDP总量积累为零，甚至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陈剑锋，2010）[24]。当然，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认同。

国内学术界大量的学者参与了“碳排放权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立场，我国的学者更看重碳排放权与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均加进了人口数量的参数。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碳排放权不能只按GDP界定，应该根据人口指标决定一国的碳排放数量”，“至少也应该按人口和GDP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有的学者提出，“从公平与效率综合考虑，碳排放权的分配首先应该顾及的是人人都应有的体面的生存权，其次才是在保证体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放权分配应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在这里，主张加权平均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兼顾GDP碳排放强度。（陈文颖、吴宗鑫，1998）。[25] 有的学者基于人际公平的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首先计算了这些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史上的“贡献”，然后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预测了这些国家在未来排放总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碳排放机制的设定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事实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未来的发展需求要求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速中尽可能少的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潘家华，2009）。[26]

国内学术界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使人们更多地强调外部压力对碳排放实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际社会对我国碳排放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驱动中国低碳战略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节能压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就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蔡、都阳、王美艳 2008）[27]。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引申他们的结论，即如果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主要来政府，那么同样也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重点企业的监控资料”，构建了企业节能减排的五种驱动力量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相关因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多的还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进行节能减排，而并非来自企业的内在要求（但智钢等，2010）。[28]

二、低碳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实践与发展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气候问题会威胁人类生存，进而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来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欧洲。虽然在那里最初倡导低碳经济的力量来自民间组织，但在选票的压力下民间的诉求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行为。当然，作为民间组织，它们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考虑，而作为政府行为，它们除了迎合选民的意愿外，最初还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经济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保护它们的能源安全。当然，政府在低碳经济上的行动客观上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无论是民间的倡导，还是政府的推动，低碳经济的兴起之所以始于欧洲，而不是其它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欧洲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整个欧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欧洲的气候温和，绝大部分为海洋性气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估计：“气候变化会扩大欧洲在自然资源上的地区差异，增大欧洲大陆出现洪水的风险，至于欧洲海岸带洪水的发生机率会变得更加显著。气候变化会加重欧洲地区的海水侵蚀，整个山区将面临着冰川退缩的威胁，大范围的物种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区的物种将减少60%）；在欧洲南部，气候变化会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条件更加恶劣，淡水会减少，水力发电的潜力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会普遍降低；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会加大人们健康的风险”（IPPC，2007）。[29]

欧盟2007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2008年12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的决定、碳捕捉和储存的法律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修正案等内容。这个一揽子计划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欧盟要在总体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20%”。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给出的低碳路线图显示，40年后欧盟要实现减排25%，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为发展低碳经济，今后的40年，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亿欧元的投资，这相当于其成员国GDP的1.5%。

欧盟成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还与它的能源禀赋密切相关。西欧各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国与英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对贫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西欧的储量都严重不足。《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到2009年欧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分别为8亿吨、2.42万亿立方米和295.7亿吨。它们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产量计算，欧盟的石油开采的剩余期还不到9年，天然气开采的形势也不乐观，剩余的时间也只有14年，煤炭曾经是欧洲的主要矿产资源，但经过300多年的开采，所剩储量已经不多（BP，2010）。[30] 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西欧的能源尚能自给，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后，西欧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曾经是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西欧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给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1]2007年欧盟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强度，到2030年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5%，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93%[32]。

随着能源安全的问题日趋严峻，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显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不仅能够缓解其能源安全的难题，而且与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目标是重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欧盟的能源结构中80%来自化石能源，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中又有80%来自能源的使用”（欧盟气候委员会，2009）。[33]因此，对欧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远期目标。

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英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的法律文本。其实，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能源行业实施调整时就开始了。鉴于北海油田的发现和煤炭企业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关闭大量煤矿。从那以后，英国的煤炭产量从84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700万吨。撒切尔夫人还对大型国有能源垄断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40%。[34]

英国是一个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在本世纪的第一年结束时得到政府批准建设，短短不到9年的时间，英国已成为世界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力的利用使英国的能源结构得到明显改观。据统计，来自陆地和海上的风力发电站所提供的电量足够满足英国150万个家庭使用（2010年英国的人口总数为6200万）。其中，海上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目前还有5所在建发电站，到2009年末英国的海上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了80亿瓦。据英国风能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英国计划再增加250亿瓦的海上风能发电设备，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如果英国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就是全球市场的一半。为了到2020年实现欧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标，英国政府计划将陆上风电场的发电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为了实现能源白皮书的目标，2006年英国更新了《气候变化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减排措施，其中包括：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个2000万英镑的基金，通过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关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气候变化税的手段促进工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风宜居”计划；对25万个家庭安装隔热层提供补贴等12项措施。2007年英国了修订的《能源白皮书》。新的白皮书将采取以下4项措施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扩大能源效率承诺计划，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减排目标；对大型商业机构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加强能源监测，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信息传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须包括与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对照表。

200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该计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降低34%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首先是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其次是实现超过150万个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汽油进口量减少50%；最后是对700万户家庭进行节能改造和减少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国已经降低了21%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以市场激励为基础，以微观部门为主体的互动减排体系。已有的事实表明，英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制度创新的执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莱尔在《能源白皮书》中表述的那样，对英国政府来说，低碳经济包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此外，低碳经济也是英国政府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为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局面，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低碳产业已经成了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欧盟是低碳经济的领导者，那么英国在欧盟发展低碳经济中就是“领头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是德国的基本特征。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但仅仅过了2年该国的工业就凭着雄厚的底蕴在马歇尔经济计划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距战后不到2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工业化成功的同时，德国的国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该国空气、水土和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莱茵河一度成为鱼类的坟墓，大型工业区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有效的保护（绿党时代）。德国政府顺应民众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德国是绿色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党派就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1984年德国议会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报告，呼吁进行实质性减排。[36]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2000年德国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德国必须在2008-2012年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1%的排放。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努力（英国政府这一期间的承诺是降低8%）。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热电联产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这些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徐汉国、杨国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860万千瓦，2010年德国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平均比重达15%左右，在太阳能装机密集地区比重则达到30%左右。德国政府设定的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为5200万千瓦至7000万千瓦，到那时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比重将接近50%。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目前正尝试着与企业签订协议，将企业是否得到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捆绑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难性，德国政府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了节能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中小企业采取节能改造提供资金。通过《热电联产法》的实施，政府对热电联产产生的电能给予财政补贴。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能每千瓦/小时可获得1.65欧分的政府补贴。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提供2亿欧元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每年提供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邢继俊等，2010）。[38]

德国工业技术领先世界是举世公认的。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国在低碳经济领域领先他国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国的汽车工业以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舒适豪华著称。让汽车摆脱，至少是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一直是德国政府追逐的目标。目前德国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奔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拥有豪华、舒适和安全的品牌属性；通过零排放之路，奥迪E1全新的电动汽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目前在所有的汽车中，德国新开发的E级Coupe轿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4，这在全球汽车工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未来5到7年，德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发动机可以降低25%。

法国缺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铀矿资源丰富。法国在核电技术上拥有优势，除了在诺曼底正在建设的一座核电站外，法国现在已经拥有核电站58座。法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以核电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较低，该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法国大力发展核电，并使核电在国家能源中的比重较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法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低。法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国人看来，尽管他们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却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电力产能的90%依赖于低碳技术，其中，75-78%来自核电，11-13%来自水电。

尽管法国在欧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较低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1989年，正是在它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倡导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开了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39]2000年1月，法国政府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2000-2020》包括2项主要措施：按照严格标准对能源排放征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热层建筑规范减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法国要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为了超额完成目标，法国政府制定了《气候计划2004》。该计划承诺投入9000万欧元以期每年减少72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万欧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励购买更加节能的电器和房屋，鼓励空调可持续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门节能项目的研究经费。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以下6个：2008-2012年， 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节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强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费20%；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3%。2007年，法国政府重新定义了它的环境政策，提出在未来的4年内投资1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并征收生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欧盟2008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揽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从2005年的5.2%增加到17%。这对意大利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在欧盟重量级的经济体中，该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国只产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绝大多数依靠从俄罗斯、北非等国家进口。2009年，该国进口石油总额为241.28亿欧元，进口天然气为172.32亿欧元，合计占其进口总额的14%。各类能源的进口量为1.49亿吨油当量，其中固体能源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石油的93.1%依赖进口。

在欧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经济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本是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公害问题引起的民怨导致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日本企业有了迫切节约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接连倒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和低碳经济的国策。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主要意图在于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通过技术进步和低碳发展，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研究计划。该计划设定了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中的长期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随着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30年期间，日本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3倍，但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实现了零增长。

过去长期对低碳经济理念持排斥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发生转变。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此前一直认为实行低碳经济模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的碳排放总量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客们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预料，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提前采取行动，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项决议的意图在于阻止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减少碳排放条约。即便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必须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还是坚持认为“区别对待”的碳减排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在参议院之后，美国政府也给出了反对“区别对待”的理由，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路线图，美国将损失掉49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带给美国经济的直接损失是4000亿美元。基于这个判断，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再次将低碳经济政策取向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为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决定投资787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美国改变了最初恐惧低碳经济的态度，开始转向追求低碳经济的标志。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数百年，人们一直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穷的。因此，通过资源的超长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们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高碳经济模式”。

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一国经济要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获取资源。例如，早期的列强通常都是一些工业技术发达，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正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它们的“高碳经济模式”，老牌的列强到处发动战争，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早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依靠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高碳生产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格局，建立在高度发达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舰来攫取维持高碳发展模式的资源，而是通过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即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发达国家依仗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时期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石油、煤炭、矿石及其他战略资源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的“高碳经济模式”。导致发达国家反思“高碳经济模式”，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断发生的能源危机。从1973年到目前，石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断高企的能源价格严重地打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最初的10年，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些发达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然而，在获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首先，我们陷入了资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担负着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居民的工业品供应。[40]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攀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的消耗国，中国的企业买走了世界铁矿石的一半，世界铁矿石的价格翻了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产煤大国，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尽管进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贸易的12%，但已经对国际煤炭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国际煤炭的价格会跌去一半。总之，我们的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得多。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宣称：“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到2031年中国人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今天全球只有7.95亿辆汽车，中国公路和停车场的数量将会达到天文数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赶上美国，那他们的日产油量必须达到9900万桶！而现在全球石油的日产量才只有7900万桶。煤也一样，中国现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照此速度，2031年中国煤的需求量可能会明显高于现在全球的煤炭供应量！到那时，仅中国一个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排出量的总和，如果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耗量也像美国人一样，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产量将被中国人吃掉”。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就将人类社会绑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发展经济，我们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碳发展模式与以往发达国家高碳模式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往发达国家高碳发展主要用于了本国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我国的高碳模式却未能有效地积累国内的财富。作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中国优质价廉的产品间接地补贴了发达国家国民的福利。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国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以大规模消耗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运行时，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发达国家的国民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已经足够大，而我们的国民远没有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美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实践表明，继续维持大规模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寻求新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帮助我国突破增长的极限，也有助于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在我国究竟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肯定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国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其具体的国情，同样是走低碳之路，但国与国之间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都会导致特定国家的低碳战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我们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经济的国别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一国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煤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得多。据测算，一吨煤炭燃烧会释放4吨二氧化碳，较石油和天然气多出35%和75%。197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3%，30多年后，2012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此外，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资本存量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产业结构逐步转向轻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绝对量就会持续下降。毫无疑问，随着碳排放量的绝对下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其国民的生存条件也会不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高排放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再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须的高能耗产品，用于其本国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是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战略。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数量”的持续降低。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还是我国必须拥有的产业。所以对我国来说，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因为碳排放数量的多少与一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给出两个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追求“碳排放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在碳排放问题上，究竟是关注它的“数量”还是“质量”是个原则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原则问题前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它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和它们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显然是不现实的，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国的国情来看，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我们都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盲目地顺应发达国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数量”的减少就会掉入“碳数量陷阱”。

提出关注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盲目地削减高排放产业就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此产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规模的建设一定会对重化工产业提出巨大的需求。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不同，我国的经济总量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将我们的重化工产业移出国门，由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我们提供那些高耗能的产品。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会强制地体现在一国的在产业结构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切不可只为追求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

当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尊重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时，还有一层更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就是防止一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衰退。在这方面，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强国，与它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攫取资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当时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当时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从上个世纪初，应该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以致到20世纪中期英国在本土的投资远低于海外的规模。最终英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被美国和德国取代，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日本。与英国所走的弯路一样，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萎缩和应对周期波动能力的下降。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导致的，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绝非只依靠现代化的实验室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个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战略眼光的。一些小国的确可以通过国家贸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战略物资，并借助自己的比较优势游弋于大国经济之间，而且这些国家常常会为生活的舒适度高于他国感到自豪。但是，这绝不是大国经济效仿的模式。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把老牌列强英国的教训引以为戒。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同为工业强国，美国并没有简单地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国外。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夕阳的产业，进入夕阳的只能是企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美国更注重于通过技术进步将其升级换代。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抗击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从“碳足迹”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国外，并不代表它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了。例如欧盟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大量的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制造均来自重化工产业，因此它们只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既然这些重化工产业的产品还是人类社会必须的，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是“高碳产品”而加以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还想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这些产品和劳务，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边享用着这些产品，一边指手画脚埋怨发展中国家排放了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消耗，就没有必要顾忌发达国家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迎合发达国家的胃口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之举，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厉克奥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王红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of proposals to foster the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 econom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8， No.3， 1998： 183- 208.

[2]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 2003.

[3] Stern Nicolars ，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Sturluson J T，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M]. Project Description，August 1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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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uznets，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 （1） ： 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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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elden T M， Song D.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1）：1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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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acon， Robert T. and Catherine S. Norman， 2004， I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Re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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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勾红洋：《低碳阴谋：中国与欧美的生死之战》，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14] http：///tzxwang@126/blog/static/37095994201022010225914

[15] 冯之浚等：《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2期。

[16] 付允、马永欢：《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PI4一20。

[17] 孟德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综合管理》，2007年第9期，125-126。

[18] 宋德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23（3）：85-91。

[19] 金乐琴：《中国如何理智应对低碳经济的潮流》，《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100-101。

[20] 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21] 潘家华、郑艳：《碳排放与发展权益》，《世界环境》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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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 《绿叶》， 2009年第1期。

[24] 陈剑锋：《低碳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新变革》，《求是》，2010年，第2期，54-55。

[25] 陈文颖，吴宗鑫：《碳排放权分配与碳排放权交易》，《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8（12）：15-18.

[26] 潘家华，郑燕：《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27] 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能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28] 但智钢、段宁、于秀玲、尹洁、白艳英、宋丹娜 ：《重点企业监控资料》， 《环境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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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31] 于开祥、洪文达等主编：《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3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Brussels， 10/1/2007

[3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SET-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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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35] 何毅亭、陶良虎编：《中国低碳经济：面向未来的绿色产业革命》，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36] http//www：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Low Carbon World/data/country/United Kingdom/232

[37] 徐汉国、杨国安著：《绿色转身-中国低碳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6页。

[38] 邢继俊、黄栋、赵刚编：《低碳经济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篇3

【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 国家利益 利益冲突 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国际局势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加速瓦解，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呈现出多中心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对世界各国来说，机遇多，挑战也多。对我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机遇”、“五大挑战”，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实现“四大平衡”。

中国对外战略面临“三大机遇”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机遇。一是新兴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态势，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经济增速数倍于西方大国，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年增长6.3%，金砖国家增长8%，发达国家仅2.6%，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近80%，真正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复苏的“生力军”。而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2/3。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稳步扩大。20世纪70年代，七个发达大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总量是2/3。到了2013年，新兴国家占世界GDP的总额达到了52%，超过了发达国家，外贸占48%，外汇储备占80%。这是千年力量格局的大调整。19世纪崛起的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国的崛起是上亿级的，21世纪新兴国家崛起是十亿级、甚至几十亿级的，涉及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亚洲龙、非洲狮、美洲豹都在崛起。这种大变局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金砖国家在这一变局中影响最大：人口占世界的40%，GDP占世界的25%，外汇储备4400多亿美元，占世界的1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2015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35年将超过七国集团。

三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显著提升。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主要表现为联合国和七国集团。随着两大集群实力的变化，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攻守易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表现在：第一，G20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第二，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影响力有了一定提升，投票权、话语权都在上升，新兴国家的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任职越来越多。第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争夺激烈，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高；第四，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已经成为扩充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新平台。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中国借机扩大影响、拓展市场提供了重大机遇，只要中国精心谋划，将世界发展的机遇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机遇，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美国陷入东西两线带来的机遇。北非、中东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现在依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阿拉伯世界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时期。美欧一直想主导中东局势，但是从争夺的结果来看，美欧并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埃及、也门本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阿拉伯之春之后，美欧在埃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在利比亚，美欧虽然赢得了战争，但是没有赢得民心。叙利亚、伊朗也没有按照美欧的意愿走。美欧要想搞定中东北非，不是一日可为。美欧在北非、中东尚未脱身，现在又摊上乌克兰问题，让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面对面对抗。应该说，对美国来说，中国是潜在对手，俄罗斯才是现实对手，美欧在这一地区与俄罗斯的争夺将长期化，美国要想在东西两个方向游刃有余，难度很大。美欧在欧亚大陆、欧非大陆边缘带一时难以脱身，我地缘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东西两端难以兼顾，再平衡战略面临困境，美欧在边缘带的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我的压力，同时，俄美都希望我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因此，东西两股力量在边缘地带的相持对我国有利，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周旋空间。

在国际上我国可以运用的手段增多所带来的机遇。我国的实力扩展很快，我国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手段来对外部施加影响。GDP总量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最大贸易国，中国只有70个，到了2012年，中国达到了124个，美国只有了76个。最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已经增加到77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过去五年平均增长25%。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未来五年还要投资5000亿美元。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机遇，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都希望与中国的发展相挈合，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同时，市场、产品、投资、人流等等，也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武器。我国除了可以通过一定的军事手段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外，还可以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以利服人”。

中国对外战略面临“五大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带来的挑战。新兴国家在经历前些年的快速增长后，它们的后发优势、市场优势和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禀赋优势正在逐步下降，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着外需疲弱、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以及资本外流、国际收支逆差增大的压力，很难保持相对较快的发展，新兴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源动力在减弱。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有所复苏，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政策刺激，这种刺激将难以维持。美国经济复苏在货币政策逐步转向中性以后，能不能持续有待观察；日本的结构性改革阻力很大，效果如何不容乐观；欧洲的弱复苏因为受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重债国的牵制，弹性有限。因此，发达国家也难以重新承担起世界经济增长源动力的重任。在世界经济不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开拓中国对外战略新局面，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需要冷静观察，巧妙布局。

发达国家想重夺国际规则制定权带来的挑战。随着发展中国家集群与发达国家集群在已有国际组织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稳定、气候谈判等等重大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已有框架下不易调和，美欧受到的牵制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贸易投资谈判的进程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所谓的“两洋”战略，目的就是想摆脱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建立一个新的能够为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框架。美国的“两洋”战略如果获得成功，必然对世界贸易投资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可以继续保持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贸易投资门槛，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贸易投资的竞争力，重新夺取贸易投资的主动权，这无疑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产生强大冲击，对此，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

美国、日本对我牵制力度加大带来的挑战。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战略。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逐步调整其战略，实行欧亚平衡战略。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很大。欧洲衰退了，亚洲却在不断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拉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元素。美国认为，中国是9・11事件中得益最多的国家。反恐期间，美国人忙着反恐，中国则闷声发财，中国借助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拓展自己在亚太的影响力，势力崛起很快，美国人感到，他们在亚太的影响力受到威胁。奥巴马上台后，宣称他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先是提出美国重返亚太，后来改称再平衡战略。再平衡则平衡东西两端，平衡中国。平衡东西两端就是解决因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向西倾斜的问题；平衡中国就是平衡因为中国崛起引发的不平衡问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着力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控制，主要是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蒙古的军事关系，保持在泰国、新加坡的军事存在；二个是强化美国对亚太的经济控制―主要是推动TPP。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将使我国面临来自美、日等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巧为周旋、趋利避害，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利益冲突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利益拓展迅速，利益冲突全方位化。世界的市场、资源都是有限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怎么分看实力，你分多了，人家都会有意见，认为你抢了他们的市场，抢了他们的就业，抢了他们的资源，或者是提高了他们的成本。所以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不仅是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也有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比如在贸易方面，有70%的投诉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墨西哥、巴西，都是投诉大国。再如，当前我国实行发展转型，日本、美国等国都很关注，都在分析我国的经济转型对它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国产业升级必然会危及他们的市场。在利益冲突全球化情况下，中国对外战略面临如何科学确定战略重点、领域，合理配置战略资源，实现点面结合、整体联动的难题。

对外战略面临两难多带来的挑战。我国正处于将强未强或者说是大而未强时，对外战略上两难多。对于绝对强国来说，对外战略拥有充足的经济手段、政治手段，乃至军事手段，对外战略可以以我为主，强势力量决定强势外交。弱国可以随大流、跟着走，其对外战略不易被质疑。将强未强、大而未强，既不能像弱国跟着大国走，也不能像绝对强国那样以势压人，必须在超级大国、被超越国家以及国民期待之间找到平衡：既要有所作为，对国际社会施加足够影响，以满足国民追求大国地位的期待，又要避免过分刺激超级大国、以及被超越国家，避免让其感受过大的威胁。如果搞不好两方面的平衡，超越力量制订过高的战略目标，就可能树敌太多，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不能随着实力的增强，在国际社会更加有所作为，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平衡好两方面是对中国对外战略的严峻考验。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实现“四个平衡”

在维护、拓展我国利益与避免过分刺激相关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我国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力度必然进一步加大，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度、力度将进一步增强，拓展利益的领域、地域都会不断拓宽。由于我国在陆域、海域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冲突，要维护好这些利益，必然会与相关国家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这就要求我国在维护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既坚定维护国家、，又避免因领土、海域冲突影响到国家发展大局。比如，在市场的拓展、资源能源的拓展、国际话语权、定价权的拓展等等方面，对于双边而言可能是互利互赢的，而对于第三方而言，则可能不一定是互利互赢的，由此也可能产生冲突，对此必须努力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消除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和疑虑。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在满足国内期待与满足国外期待之间找到平衡。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国际国内对中国的期待都在提高，但是两者的目标不同，认知也不同。国际上一些国家和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是大国、是强国。国际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时，更多的时候不是看人均，而是看总体，所以国际上有一些国家和人士认为，中国不能与发展中国家看齐，必须承担大国责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在对外战略上，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必须接受国际的监督。从国内来看，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民期望国家在国际社会有更大作为，赢得更多的尊重，在国际社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要更加坚决地维护、拓展自己的利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强国的风范。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平衡国际国内期待上的落差，既在一定程度消弭国际的负面声音，维护国际良好形象，又能够防止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保持国内稳定。

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平衡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与义务。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各领域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产品、中国投资、中国市场、中国声音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差不多影响着世界每一个家庭生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投资的诱惑力，日益震撼世界。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在经济领域，要求中国政府在市场准入、关税、汇率、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在进出口配额管理、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外贸经营权管理、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海关管理、外汇管理、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宽松的政策，有些更加甚至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承担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在政治上，要求中国政府在维护国际安全、承担联合国会费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当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有节奏地逐步增加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比如，在气候谈判、多哈谈判等问题上，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多的支持，在联合国发挥更加主动、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又要坚持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在气候谈判、多哈谈判等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利益的谈判中，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有节制地履行、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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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点多级；产业空间布局；城镇空间布局；交通空间布局

近年来，我省五大经济区先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地区GDP超过1000亿元的市（州）除成都外已有8个，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已初步显现，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开始出现一系列深刻变化。为此，四川省政府积极抓住机遇，提出振兴四川的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下面具体谈谈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提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内涵、意义及建议。

一、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提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内涵

目前，在四川全省，只有成都市是特大城市，其次就是中小城市，而没有大城市，城市链条出现断裂，成都市一城独大，首位度畸高，吸引大部分优势资源流入，使其增长极效应更强，扩散效应减弱，导致四川经济单核发展的局面，这不利于整个四川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为此，四川省政府提出强省之路―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该战略指出要着力构建多点多极支撑，在提升首位城市的同时，着力次级突破，夯实底部基础，全方位激发全省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多点多级”发展，是指打造多个增长点，打造多个增长级，通过这些增长点和增长级的发展推动四川经济的全面发展。“多点多级”发展，就是根据四川省情，打造各市（州）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推动全省的产业壮大、工业发展方式升级、区域全面开发、重塑经济版图，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必将加快推动四川向经济强省跨越。

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必要性。首先，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点”是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生长点；“极”则是指经济快速增长并能带动周边发展的核心区域；“点”是“级”的基础、前提；“多点”，即做强市州经济梯队；“多极”，即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形成支撑四川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形成增长点和增长极，然后通过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其次，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如美国的三大城市群，集中了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日本的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日本51%的经济总量；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集中了全国40%的经济总量。再次，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省份GDP迈上2万亿元台阶之后，均呈现出“全域有多极，每极有多点”的多点多极支撑格局。目前，虽然我省经济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省的经济总量也达到了2.38万亿元，但区域发展差异巨大，大而不强的单极支撑格局明显。仅成都一个市的经济总量就占了全省GDP三分之一，而且我省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只有78.4%，与全国差距明显，尤其是省内各区域之间差距很大。因此，在我省区域差距明显、成都市一支独大、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低的关键阶段，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必然成为必要的选择。

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可行性。首先，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可以和中央支持的政策衔接。目前，我省多数市（州）被纳入全国重点开发区范围，中央都有政策大力支持，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完全可以和这些战略部署有机衔接。其次，全省各地经济发展加速，新的增长点初步显现。我省五大经济区先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地区GDP超过1000亿元的市（州）除成都外已有8个，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已初步显现，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开始出现一系列深刻变化。再次，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渐形成，目前，南充、达州、宜宾都具备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都很有可能成为继成都后的下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与培育增长级吻合。第四，支撑现代产业运行的交通骨架初步形成。我省航空、铁路、港口、地铁、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体系已初步形成，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完善，为实现次级突破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因此，我省已初步具备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各项基本条件。

二、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提出的意义

目前，我省幅员辽阔，但五大经济区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因此，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抓住了我省现阶段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体趋势，是立足于向经济强省和全面小康跨越作出的科学决策，是事关我省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对优化全省重大产业和城镇布局，对激励调动各区域各方面积极性，构建全域协调持续发展新格局，推动四川多点突破、多极共兴、全域小康，意义重大。

三、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下四川经济发展的建议

四川经济要想向强省跨越，还任重道远，应从产业空间布局、城镇空间布局、交通空间布局好好规划。

（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多点多级支撑的核心是产业支撑，因此，要打造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引擎，立足重点产业构建优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体系。因此，应重点开放发展攀西地区钒钛稀土等优势产业链；重点发展内江地区汽车、摩托车等配套产业；重点发展成绵乐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重点发展南（遂）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总之，各区域应通过自身和跨区域分工协作，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二）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首先要提升首位城市――成都市的质量。要加快推动成都城市空间、城市产业、城市生态、城市管理和城乡形态转型升级；要加强发挥成都的辐射效应，使其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要努力提升成都品质，使其成为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和国家级区域中心城市。其次要加快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强化五大经济区下的各个地级城市的金融服务、商贸物流、交通枢纽功能，使之成为次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再次，要择优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把那些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培育成中小城市；要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优先支持和带动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中心镇，通过“百镇建设试点”行动，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

（三）优化交通空间布局

交通是城市的血液和命脉。交通便捷，则城市繁荣。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完善航空、铁路、城市道路、干线公路、支线公路、乡镇公路等交通运输系统，要科学编制立体化的交通运输网络图，建成协调运营的公共客运服务系统、功能完善的综合道路运行系统、多式联运的交通衔接系统、统一协调和高效的运输管理系统，最终形成立体、高效、畅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使四川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海林等.“西三角”内部极化效应下川东北经济区发展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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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116-02

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一个地区或国家整体经济情况的重要前提，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水平。科学合理地引导农村经济成为各地方面临的严峻课题。河北省作为北方的一个农业大省，其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具有代表性。

一、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河北省的特色产业如特色农产品、独特的资源条件在我国具有显著优势。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导下，河北省农村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农业产业经营结构和方式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和改善，但河北省农村经济还处在一个缓慢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产业机构束缚、人力资源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河北省城乡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河北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持续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河北省是我国北方农业大省之一，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占主导优势地位。同时，乡镇私营企业的不断兴起使得河北省农村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农村综合素质和市场竞争实力也在逐渐增强。但是，由于河北省农村内部潜在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得这些有利资源优势不能够充分发挥实力和效率，很多农村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成为河北省农村市场范围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出现的问题

首先，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阻碍了其经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对于河北省很多农村来说，道路交通的不方便和网络通讯设施的不完善成为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河北省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平原较多，但是不免还有一些农村出现道路不健全和通讯设备落后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实现乡村交通网。这些基础设备的不便使得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大大降低，影响到人们对外来经济和外界信息的了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河北省很多农村经济发展策略没有健全的制度保证，也是使得其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河北省农村整体的结构比较单一化，没有形成特色多样化体系构成，使得生产力和农村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发挥。同时，河北省农村有些地方的保障制度不完善，比如社保、养老保险等，这样就无法调动农民自主加入到经济投资中去，严重阻碍了河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问题上进行系统改革，对于增加农业产量、乡镇农民的收入以及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型农村都具有十分关键的现实意义。

再次，随着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推进农村经济战略向前迈进的重要保证。为了顺应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思维的科技型知识农业人才。但是，当前河北省农村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还不够足以重视和改善，农民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使得河北省有些农村的劳动者整体意识比较薄弱，自身素质较低，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制约和停滞作用。此外，河北省农村有些地方的基层管理者思维过于封闭，农村落后观念仍在，使得基层管理者职权受限，不能发挥自身能动性领导和引导村镇居民的积极意识。

最后，制约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不健全的农村激励措施。激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调动农村居民积极性和竞争力的作用。目前来说，河北省农村经济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还不能达到市场经济大范围体制下的要求，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合理正确地运用激励政策改善农村经济。不健全的农村激励机制使得基层管理者没有较高的执行力度，从而上行下效，村镇居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这样，无法调动农村经济的活跃发展趋势，导致河北省农村经济一直没有较快、较好的变化。

三、改善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1.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决因素和基础保证，应大力加强河北省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工作，完善农村交通和网络设施服务。国家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以保证此项问题的顺利解决。此外，要提高河北省农村居民用水质量，完善通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物价，比如村民用电价格等，使得农村企业和工程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还要注意对村镇居民的农村信息化教育和建设，加强农村信息化与城市之间的平衡，从而提高河北省整体农村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结构改革问题上，应对原有的河北省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安排和调整，扩大对外开放，规范市场要求和管理，使其形成一个统一有序的制度产业结构。一方面，可以根据河北省自身特点建立因地制宜的各种产业链接，比如农、林、牧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模式，建立立体化的农业结构新布局；另一方面，要增强技术含量，使河北省支柱产业具有更高技术能力，促进各产业的集聚性。此外，还要重视对农村保障的落实和推广，特别是对河北省一些边远地区来说，应注意改善农村居民的保障制度，使得其独立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的改革中去。

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农村农业生产中农民的整体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河北省合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河北省由于农村资源相对丰富充盈，应利用这一特点大力开发农村资源的优势潜力，促进市场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定期组织特定人员开展农村经济教育培训，建立农村学习型机构或组织，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体现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打破固有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改善河北省农村人力资源水平，提高人力资源价值。

4.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更新和变化，农村激励手段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对此，河北省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适应本地农村性质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对成功企业或组织单位予以奖励，实施争创品牌战略等手段来带动和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调动村镇居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多样化和扩大农村市场的经营范围。除此之外，河北省在扩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一些农村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引进外界的知识型人才和先进技术，吸引外部资源企业和新的管理手段为农村经济作出贡献，同时使得河北省农村新型行业得到宣传和扩大，提高资源的开发范围，使河北省农村资源逐步进入到外部市场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在维护农村经济稳定和国家经济水平上起到重要的作用。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保障。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和意义具有现实作用。目前，虽然河北省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河北省的农村经济水平一直呈前进状态发展。应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有效措施拉动农村消费供给，从而提高农村综合生产能力，转变产业结构，使农牧业等得到良好发展。因此，河北省有关部门在接下来的战略部署过程中，应努力解决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以使河北省农村经济向着更为成功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当前农村经济的若干新情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2)：23-25

【2】范金宝.发展现代农业是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J】中国农学通报,2007，(23)：465-469

【3】高鸿宾.试论农村经济中联合的存在与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85,(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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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遇；环境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1

“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公示和支持响应，这是因为它所倡导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与沿线相关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意愿高度契合。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南北。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及制造业工业，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能源、原材料和加工制造业基地。依托便捷的交通运输与江苏、上海、浙江共同构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安徽省将会抓住这次重大机遇，引导金融行业加大对“一带一路”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全面推进金融业的开放合作，联合“一带一路”相关省市共同推进金融跨区域合作，支持并保证各市地方金融机构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商贸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服务，确保所属经济区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与周边经济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大力支持乡镇银行的设立，互设营业机构和营业网点等来推动合肥市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为主的“滨湖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吸引更多的海内外金融机构落户合肥。在加强信贷方面的监管力度的同时支持金融机构积极争取“一带一路”金融政策的支持。针对“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基础设施项目金额大、投资回报期限长等特点，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银行的成立，发挥亚投行及其他投资银行的服务优势，为“一带一路”战略铺平道路。支持省内企业走出去战略，重点培养竞争力较好的优势项目、产品拓展国外市场。利用“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走廊，发挥其运输及价格优势。完善信用支持体系，支持引导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商贸物流中心等“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同时，增加对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的资金帮助，引导其加入“一带一路”，发挥其在“一带一路”战略里的重要作用。对于省内资源缺乏，可通过相关渠道从资源丰富的沿路国家进口来满足。同时，新型跨境投融资机制的建立将为金融业开放合作带来崭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既是投融资机构，也是一个新型跨境投融资机制。二者将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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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发展城市总部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总部经济的模式一般包括全球总部、地区总部、国内总部以及研发、营销、培训等职能性总部。目前在我国设立的总部多为地区总部、国内总部和职能性总部，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有41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92家国内500强企业总部；上海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23家。其中26％是世界500强企业，国内500强企业总部29家。这些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实践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城市功能完备

一是交通、供水、供气、园林绿化、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条件较好。二是星级酒店、会展设施以及信息、通讯设施等商务设施配套能力较强。三是人才资源、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优势明显。四是金融保险、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支撑体系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五是政府服务水平、办事效率较高，营造了良好的政府服务环境。六是城市的区域开放度较高，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交流与合作比较紧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加强。

(二)措施办法得力

一是科学规划引导。总部经济发展快的城市都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上海规划到今年底，外资总部经济项目要达到610家。其中地区总部200家、投资性公司180家、研发中心230家。二是培育总部集聚区。如北京建设了商务中心区、金融街和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园等主要总部集聚区：成都努力打造6大总部集聚区。三是建立政策支撑系统。各城市大都制定了《加快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意见》，在土地、财政、税收、金融、奖励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发展配套产业。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中介咨询、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创意设计、商务会展等生产业。五是强化组织保障，各城市基本成立了总部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政策协调、分析和监管、目标考核、信息制度等，保证了总部经济健康发展。

(三)带动效应明显

一是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总部的集聚带动了一大批为总部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迅速崛起，提高了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知识型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北京市2005-2009年。三次产业由1.4：30.9：67.7调整为1：23.2：75.8，四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二是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设立，可以集聚高级人才，扩大研发投资规模，推动技术创新。三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总部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和员工个人收入所得税等都要向总部所在地上缴。同时通过关联企业所产生的间接税收也是相当可观的。四是集聚人才增加就业。总部经济发展需要大批如高级信息、管理、培训、金融、物流等优秀人才，促进了第三产业，为不同层面增加了就业岗位。

二、内蒙古发展城市总部经济的基础和条件

我区城市总部经济发展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尚未有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总部(我区入围的企业除外)或地区总部在我区设立机构，但不少企业总部在我区投资兴办了企业或设立了分支机构，如大唐国际托电有限公司、神华包头矿业有限公司、燕京啤酒(包头雪鹿)有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等等。目前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区投资办企业，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达3675家，这些企业为我区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总体上看，我区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实力不够强，经济发展环境不够优，城市集聚能力不够强。科技教育水平不够高等等。但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具有城市集聚规模、经济发展实力、产业承载能力、科技教育资源等优势，具备了发展总部经济的基本条件。从这几个城市人手。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是推动我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战略选择。

(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2009年，呼包鄂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41亿元。占全区总量的60.1％；2008年，三市人均GDP分别达到7143美元、10080美元、14705美元。2009年，三市地方财政收入811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58.8％。《2007-2008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对两岸四地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比。鄂尔多斯、包头、乌海进入增长前10位城市，呼和浩特、包头被评为近5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城市。

(二)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呼包鄂三市集中了我区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2009年，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330.6亿元。占全区53％；其中优势特色产业增加值占全区70％以上。拥有较强的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旅游、法律、电子信息网络等配套和专业化服务能力。

(三)具有通达的交通网络

目前，呼包鄂三市基本建成高速公路、铁路、民航以及国道、省道等多层次、广覆盖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国道110、109、209、210和多条省道、高速公路将呼包鄂三市与各盟市以及周边省市连接起来。京包铁路、准东乌铁路、包神铁路、呼准铁路呈四方型贯穿呼包鄂三市，通过京兰铁路、丰准、神朔铁路向外延伸和辐射。随着鄂尔多斯机场的运营，呼包鄂三市通往全国各地的航空运输体系逐步完善。

(四)具有较好的科教资源

呼包鄂三市集中了全区70％以上的优良企业，90％以上的国家和自治区级科研机构。95％以上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90％左右的自治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80％IrA上的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科技人员占全区总数的80％。R&D经费占全区的85％。拥有全区65％以上的普通高等院校，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三、加快内蒙古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自治区有关部门应考虑制定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规划，并写入自治区“十二五”规划。一是明确产业发展导向。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坚持发展总部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重点在电子信息、交通装备、机械装备、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金融、信息、中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现代农牧业等领域，培育和引进企业总部，打造总部集聚区。二是明确发展区域。重点规划呼包鄂三市和赤

峰、通辽等城市，加强与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以及周边城市的合作，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到这些城市设立地区总部或职能性总部，使其成为我区总部经济发展基地。三是培育本地总部。继续抓好我区的中国500强和民营500强，同时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关联带动力强、发展态势良好的本地优势企业从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使其做大做强，成为支撑和带动当地总部经济发展的龙头。

(二)建立政策支持体系

一是制定总部企业认定标准。根据我区城市产业发展政策，参照国内外通行惯例，合理划分总部企业类型，制定不同类别的总部认定标准，明确分类扶持政策。二是采取财政扶持政策。对在我区城市设立企业总部的，视其对地方财政贡献的程度，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对符合产业导向，进入总部集聚区建设总部大楼、租赁购买写字楼的总部企业，给予适当补贴，并适当减免市级权限范围内的行政性收费。三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内外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在我区城市设立总部，可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四是保障总部企业用地。将总部企业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确定部分地块专门用于总部经济发展，采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

(三)加快软硬环境建设

一是加强硬件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快交通、通讯、电力、供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加大城市污染治理力度，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进环境综合整治，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二是加大人才资源支撑力度。按照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需求，努力培养和引进所需的各类人才。在有关培训机构开设相关专业，积极实行定单培养，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专业人才到我区城市安家落户。努力建设总部经济发展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三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要明确总部企业专门服务机构，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简化审批程序，建立总部企业审批事项绿色通道，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健全服务支撑体系。加快建设总部经济信息平台，定期向总部企业发展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改革措施信息。不断完善金融、保险、会展、物流、旅游、法律、教育、培训等专业化服务体系。为总部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加快发展公共服务，有效解决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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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取决于调结构，有没有成效？GDP的结构和GDP的总量相比，总量固然重要，但结构更加重要。我们不妨以时期中国跟英国的GDP的比较来说，当时中国的GDP总量是远远超过英国的，但是中国GDP的结构是不如英国的。比如说，中国生产了大量棉布，而中国的棉布以手工制造，而英国生产的棉布是机器生产。中国运输的工具是旧式的工具，而英国的运输采取的是新式的运输工具火车、轮船等等。再说，英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8世纪后期，到的时候，英国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所以他的结构是符合于当时技术进步潮流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虽然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应该看到，除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还远远低于日本以外，在GDP的结构方面中国仍然是低于日本的，日本在高新技术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我们去过日本了解到，论城市规模来讲日本的东京、大阪这几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从外面看中国的发展比日本快的多。我最近一次到日本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参赞陪我参观日本，他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事情，日本大城市在规模上没有大变化，可走进日本的家庭里看一下，最近几年日本的家庭卫生设备、厨房设备、卧室设备全部更新了，很多家庭是智能化了。这就表明他们在结构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再以人力资源结构来说，我们还是以时期的中国、英国对比，中国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于英国，可是中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怎么样，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主要读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而当时的科举制度对近代的经济、金融知识是不懂的，而英国义务教育普及，中学发展的很快，大学同样，培养了很多科学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这样来比中国人力资源还是落后于英国。跟日本相比，我们技工人数也不如日本。这就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在这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该站的更高些、应该看的更远些，这样就会有紧迫感、就会有忧患意识。具体讲，国有企业在结构调整方面有哪些工作需要展开呢？

一、国有企业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国有企业通过结构调整、通过重组，应该是做强做大，只有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重点应该在当前新兴战略产业方面，因为新兴战略产业对我们国家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国有企业的优势通过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国有企业应该走出去，在资源开发和企业并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内的资源要继续勘测，但是在国外为什么不能取得更多的资源呢？我们在企业并购方面，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来胜任这样的工作。

四、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应该起到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力量的培养基地，应该成为不断向各界输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的基地。

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有企业起到的作用比现在要大的多了。

二、结构调整的背后是体制问题

结构调整或者叫优化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谈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但结构的优化为什么这么难？是经验不足吗？不完全是，因为经验是人创造的、是积累起来的。是理论准备不足吗？也不是，因为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充分的。关键在于体制的阻碍，具体来说有哪几个体制需要亟待改革呢？才能使国有企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呢？才能做到结构的优化呢？

一、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呢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可以说国有企业在企业已经改制成为市场经济市场主体的条件下，就应该有投资决策的自，除非是跨行业的或者国家重大项目以外，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具有作为市场主体进行投资的决策权。

二、行业垄断也是一个障碍。行业垄断的存在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存在，因为要维护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所以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行业垄断不是市场经济产物，它的做法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下的一些做法，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国有企业应该自己清理一下，国有企业要想一下还有哪些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既然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那就是说这个改革是刻不容缓的，市场经济并不表示国家不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表示在跨行业中起到规划和指导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应该说行业垄断的存在阻碍了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很可能被行业垄断的利益而感到满足了，而创新就减少了。

三、资源定价体制的改革又是个障碍，因为碰到了阻力。资源定价不合理，阻碍了结构的调整，甚至还加剧了结构的不协调，改革资源定价体制不仅会影响现存资源定价受益的企业，而且会影响居民生活。二元定价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在改革中从二元定价制度改成一元定价制度，这样有利于国有企业进一步壮大。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认识到这是压力，但这种压力对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二元体制的存在阻碍了结构调整，因为二元体制长期存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它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城乡分隔，这样就延续了现在一些不合理的结构，阻碍了结构调整，内需的不足也是跟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五、结构调整和政府的管理理念转变是直接有关的，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因为政府存在着种种顾虑，觉得下不了决心。政府有什么样的顾虑呢？比如说结构调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GDP的增长率，又比如说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增加了就业的压力。还有，结构之所以还不能这么快的调整，也可能政府考虑更多的是面面俱到，要保持相互之间的协调，城乡统筹安排、产业的统筹安排，往往成为一种理由，这样的话就妨碍了结构调整的进行。实际上，不如把速度暂时保持在合理的增长速度上而把重点放在结构的优化方面，那样更好，损失一些增长率，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前进中的障碍，把这个问题应该认识清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就业压力增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别的措施来做啊，你结构还要调整，比如说大力发展民间企业，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这样把就业的压力就分解了。比如说微型企业的发展，鼓励人家自主创业，所有这些也可以分解就业的压力。

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解决的，但统筹安排不等于维持现状，要当断必断，要下决心，才能真正做到结构优化。结构调整中会有阵痛，哪次发展不是在阵痛中前进呢？总之，结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是一个重要的责任。

三、国有企业只有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优异的成绩才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国家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使我们的国力增强，对企业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定位，把自主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必须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优异成绩。

在这里我们可以讲，国有企业要掌握本行业的技术的主导权，这样不仅能够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且还能带动国内其它行业的发展，一起走向国际市场。国有企业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必然带来品牌的优势，资本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跟品牌优势是结合在一起的。

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要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给它影响、给它吸引力，这样它就会转到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的战略上来，这也是必要的，国家要给予政策的吸引。国有企业，既然是国有企业，那么就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是国有企业的义务，有吸引当然重要，但也要认识到，不然干嘛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是保证国家战略的实现。如果把这点认识好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问题就清楚了。

四、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有广阔的前景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这样，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都应该发展、平行发展，走到国外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品牌都是民族品牌。所以，应该是共赢、双赢政策。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合作伙伴，是配套的协作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保持盈利的现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协作配套行吗？假定民营经济萎缩了，难道国有企业就能够一枝独秀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

在自主创新方面，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要合作，二者各有优势，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力量雄厚、规模大，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敢于创新、敢于自担风险。当前，国企跟民企在自主创新方面正在探索合作的形式，大约有三种合作形式：

一、纵向模式。什么叫纵向模式呢？就是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有国企跟民企，共同探讨本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来取得自主创新的突破。

二、横向模式。就是同一个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国企跟民企大家合作，共同解决本行业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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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北省；低碳经济；优劣势；战略思路与对策

0 引言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先进文明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其实质是通过引进新能源、提升能源利用率、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来促进节能减排，而实现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能源创新以及制度与观念创新。湖北省正式将低碳经济列为重点扶持的经济发展项目是在2009年，以《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为标志，象征着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核心任务、基本原则等方面对湖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制度规范和战略性部署[1]。本文立足于湖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优劣势，提出湖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思路和战略对策。

1 当前湖北省低碳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

（一）优势

（1）地理位置优越。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偏南，处于长江中游地带。长江、汉江跨省而过水网密布，又称"千湖之省"。湖北省东临安徽，东南靠湖南和江西，北接河南，西接重庆，三面环山，中部为江汉平原，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省会武汉市是我国中部横纵东西南北的"九省通衢"，水、路、空交通地理位置优越。湖北省又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核心地区，科教文化力量居全国首列。湖北省在区域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

（2）高素质人才资源丰富。湖北省作为"中部崛起"战略计划的核心和支点，科教文化高素质人才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湖北省拥有两所985工程大学，七所211工程大学，省部属重点大学8所，本科院校32所。此外，各类独立院校和专职专科院校星罗棋布，数不胜数。以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为例，全市大学生的总数达到118.33万，居全国第一[2]。由此可见，湖北的高等教育水平居于全国首列。此外湖北省拥有多项科研成果通过技术鉴定，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3）旅游资源丰富。湖北省自然景区和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比如黄鹤楼、鸡公山遗址、楚纪南故墙、八岭山古墓群等，且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的称号，以水资源为主的自然景区也非常丰富，比如长江三峡、三峡、古龙溪、情人泉、木兰湖、道观河等。湖北省以水资源为承载的旅游产品成为旅游事业发展的核心支撑点，湖北省充分发挥自身河湖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开拓"水上游"旅游线路，将长江、汉江、月湖、木兰湖等大型旅游产品包含在内，极大地促进了本区旅游业的发展

（4）低碳经济初具规模。湖北省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以荆州区为例，荆州区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和本地企业园区，突出本地的资源优势，逐渐形成了以下三大低碳经济产业园区：一是拍马纸业产业园区；二是农副产业加工产业园区；三是新型建材产业园区。湖北省的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产业正逐步发展，并为碳经济的发展奠定能源、材料和技术的坚实基础。

（二）劣势

（1）能源消费结构欠合理。目前，要能源消费结构以石油、天然气、电力为主，其中不可再生能源占据绝大部分，而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用比例偏低，湖北省的能源总体消费结构呈现明显不合理的状态，尤其是对原油和原煤的依赖性较大。但是，不可再生能源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稀少，人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能源短缺问题。而原煤在利用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碳排放量，是其他能源的碳排放的2倍左右。由此可见，湖北省由于自身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导致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较为严重。

（2）产业结构不完善。湖北省的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7.5：49.4：33.1，呈现"第二产业领先，第三产业壮大，第一产业稳步发展"的格局[3]。但是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进行全面的产业结构优化。湖北省第一产业发展虽然较为稳定，但是农业经济中仍然保留传统粗放的作业方式，生产效率较低；第二产业中以机械制造、石油化工以及包装造纸等为发展重点，但是新兴科学技术产业较为落后，全工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第三产业中主要以物流运输和批发零售为主，而新型旅游业发展较为缓慢。

（3）综合创新能力欠缺。湖北省虽然拥有科教实力第一的资源优势，但是湖北省整体综合创新实力相对落后，尤其是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湖北省许多企业产品尚且处于"模仿'阶段，没有突出自己的创新竞争力，在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等方面很少，没有自主品牌。此外，一些企业依然沿用陈旧设备，产品技术更新之后，导致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长期劣势的地位。

（4）环境污染严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汽车成为家庭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2011年机动车尾气排放成为大气环境污染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湖北省机动车正以倍数增长的趋势不断增多，车流量较大，汽车排出的污染物严重危害大气环境，直接影响到人体生命健康。加之湖北省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废水、废气、废渣等大量污染物的排放严重损坏了地资源、水资源，并呈现污染面广、污染物复杂、防治难度大的趋势。

2 湖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1）全面有序开展低碳经济试点

低碳经济是一种处于探索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无可照搬照抄的现成模式。因此，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时，要详细调研湖北省的具体情况，从企业--产业--园区--城市的层次来考虑，全面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工作[4]。政府要激励那些有意愿、有条件的企业、园区或城市申请低碳经济试点，独立自主开展有地方特色、园区特色和企业特色的低碳经济模式，在全面试点的推动下，带动全省其他城市、产业园区以及企业加入到低碳经济队伍中来，从而促进全省低碳经济的全面有序的发展。低碳经济试点重点放于汽车、钢铁以及有色金属产业领域，从促进这些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的产业向低排放、低污染的方向发展。此外，优先扶持现代林业以及农副产业加工等行业，为造林碳汇工程积累经验。对于试点城市而言，应该以武汉、十堰、襄樊、宜昌等为主要试点城市，发挥该类城市在不同产业方面的带头作用，从而促进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有序开展。

（2）加大新能源产业的投入

以太阳能、水能、核能、生物能等为主的系能源将是未来能源消费结构的主流，在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湖北要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加大对系能源产业的投入力度，壮大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太阳能、水能、核能、生物能等技术产业，积极鼓励企业能源创新和技术创新，不通用能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作为市场核心竞争力。湖北省处于长江中段，境内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是发展核电的最优位置。目前，湖北省已经建成十堰、浠水、阳新三地核电站，并在鄂东、鄂西山区建立风能发电站。同时，托丰富的水产资源建立了森林木本生物质能电产业。

（3）重点发展低碳型服务行业

湖北省的低碳经济还应该重点发展低碳型服务产业，低碳型服务产业主要分为低碳型生产产业以及生活产业。低碳型生产产业以重点发展碳汇交易等低碳金融交易服务为主，是产权交易的一种新型模式，低碳型生产产业还包括工程设计产业。而生活产业主要是指旅游业，湖北省的自然景区和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为发展低碳性旅游业奠定良好的资源基础。

3 湖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实施对策

（1）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理念

政府要加大对低碳经济的宣传教育，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生产意识和生活习惯，加大绿色环保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以湖北省基本省情为依托，开展低碳经济发展方略大会，拓展民众交流渠道，利用网络渠道，提高公众参与度。

（2）强化政府对低碳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

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积极协调各个城市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加快系能源产业和低碳服务产业的进步和完善，将低碳经济纳入全省产业经济发展的蓝图中，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预防和治理工作，强化节能产品的认证服务，引导社会消费方向，并未"绿色低碳产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最后，变更以往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标准，建立以低碳经济为主的考评体系和政绩激励制度。

（3）积极引进低碳技术和新型人才

企业要积极引进低碳环保技术，政府要鼓励企业更新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支持高等院校的新技术研发和推广，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湖北省各大院校要根据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转变人才培养思路，积极开展低碳经济教育培训，增设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引进国外各个专业先进的技术型人才，以人才战略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为市场输送高尖端技术型人才。

4 结束语

在社会经济不断增长和能源日益短缺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十一五"以来，湖北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最大限度地利用湖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资源，弥补劣势地位，全面有序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工作，加大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力度，重点发展低碳型服务产业，比如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等。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湖北省需要积极树立全民"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经济发展理念，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和政绩激励制度，积极引进新技术和新人才，这样有效促进湖北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传清.湖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对策研究[J].省情与战略，2010，（2）：33-35.

[2]段红霞. 中国的碳排放、减排潜力及低碳发展政策科学对社会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2）：15-19.

[3]冯碧梅.湖北省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3）：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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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复苏期；经济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5]高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何以成为可能[J].探索与争鸣，2010，（1）.

篇11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复苏期；经济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转贴于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5]高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何以成为可能[J].探索与争鸣，2010，(1).

篇12

[关键词] 科技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福建

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与核心

1.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发展经济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顺应世界竞争格局新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与新特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本质上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转变，从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发展方式转变，从外向拉动型向内外联合拉动型发展模式转变，从“物质化”向“人本化”发展方式转变，从倾斜型向均衡型发展战略转变，从效率优先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方式转变，从单纯追求GDP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方式转变。这八个方面的转变，从根本上讲，必须“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石和动力，它通过不断调整消费预期、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来引领全社会需求结构转变；通过促进要素新组合、增加替代性要素和促进要素流动来推动要素结构转变；通过不断提升技术效率和丰富技术形态来改变产业发展生命周期、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

2 福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急迫性

2.1 经济发展已迈入新阶段

“十一五”期间，福建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全省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656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1949.53亿元，年均增长12%以上，人均生产总值从18646元增加到33051元，已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3000美元的社会发展临界线。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理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意味着工业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新起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信号，也标志着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由单纯的依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驱动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知识创造与应用创新驱动增长的科学发展轨道。这就要更多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从而驱动经济的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增长。

2.2 产业结构演化亟待跃升

《2011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410.2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10.6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9167.5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632.06亿元。三次产业结构已由2005年的12.6∶49.2∶38.2调整到2011年的9.2∶52.7∶38.1。但相比于美国（目前约为1：20：79）和日本（目前约为1：29：70）等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化历程与发展趋势，显示了福建产业结构仍处于经济结构演化的较低层次。福建虽已出台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实施方案，但确保方案有效落实的关键核心仍是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为此，加快推广应用一批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实现重点产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塑造和产业集群的壮大发展，有效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全

*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编号：2011GXQ4D055）“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福建省软科学计划项目（编号：2010R0001）“福建省“十二五”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部分研究成果。

省上下亟待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

2.3 引领未来急需新增长点

在现代化经济发展和产业演变过程中，新旧产业发生替换，进行新陈代谢，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新兴产业行业，就是新经济增长点。然而，回顾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努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兴产业，是保证新经济增长点迅速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随着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先行，环渤海经济区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全国以区域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面对这种发展态势，福建必须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去审视自己的发展空间、发展路径和发展政策。要确保经济持续、高效增长势头，谋求后危机时展主动权、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选择好、培养好、发展好新经济增长点，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及长远利益。

3 科技创新驱动福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导向

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和阶段性特征，“十二五”期间，福建科技发展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机遇，把“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密围绕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奋斗目标，体现创新驱动、引领发展、惠及民生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入实施，把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民生科技和构建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等作为重要战略导向，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支撑和引领福建经济社会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

篇13

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发达国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是随着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建立和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德国走在世界的前列。1972年德国制定了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但当时仅强调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1986年的修正案将其改称为《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从“怎样处理废弃物”发展到“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在此基础上，1991年颁布了《包装条例》，规定了包装物再循环利用的目标。1992年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汽车。1996年又制定了《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了系统配套的法律体系。

自1991年起，日本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包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废弃物处理法》、《特种家用电器循环法》、《可循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建筑材料循环法》、《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等。2000年12月又出台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

1976年美国通过了《资源保护回收法》，1990年制定了《污染预防法》，但目前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先后制定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法规。现在，美国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有关循环经济的法规。

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

与法律相比，政策具有相对灵活性和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在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中，许多国家还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生产资源节约政策。（1）征收新材料税。目的是为了使生产厂家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美国许多州对超过循环经济立法规定新材料使用标准的企业，通过征收新材料税的方法限制其对新原材料的使用。（2）征收填埋和焚烧税。美国对公司和企业征收垃圾填埋和焚烧税，从而限制和减少了企业对原材料的投入和使用，达到了生产废物和垃圾的减量化和再生利用的目的。（3）征收生态税。目前德国已经开始征收生态税，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外，其他能源都要收取生态税，间接产品也不例外。（4）减免税收。法国通过实行减免税收政策，鼓励企业采用节能型设备和使用利用太阳能和电能清洁汽车。

2、消费领域管理政策。（1）垃圾处理预交制。美国的一些州和欧洲一些国家对饮料瓶的处理采取了这一政策。美国统计局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废弃物在重量上减少了10％～20％，在体积上减少了40％～60％。预交金一部分用于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另一部分用于回收新技术的研究开发。（2）按垃圾数量收费。目前美国的200多个城市实行这一政策。（3）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目前，日本规定的废旧家电的再商品化费用为：每台电冰箱平均4600日元，每台室内空调器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2400日元。（4）收取污水治理费。德国居民用水中含有污水治理费，市民用水每立方米为7．5马克，其中2．5马克归饮水公司，5马克归废水处理公司。同时，市、镇政府必须向州政府交纳污水治理费。

3、废旧物资再生利用政策。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从1999年开始对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购买回收再生资源及污染防治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限内，除了普遍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退还3年的固定资产税。同时，日本还实行资源回收奖励政策，目的是鼓励市民回收有利物资的积极性。

注重发挥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

在循环经济发展中，世界一些国家还特别注重发挥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促进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日本的废旧物品回收情报服务机构。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日本大阪有关部门专门建立了废旧物品回收情报服务机构。该机构出版的《大阪资源信息循环月刊》，定期各类废旧物品方面的信息。同时，该机构还定期组织废旧物品调剂交易会，通过及时沟通信息、调剂商品余缺，推动垃圾减量运动的发展和消费的节约。

2、加拿大的社区服务组织。如，蒙特利尔市政府定期与社区组织签订环境维护与废弃物回收合同。由该组织动员社区群众和志愿者担任区域内环境监督检查工作，协助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3、英国环保团体在推进循环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环保团体是环保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有资金、人才和专业技能，对国家制定的环境法的实施过程进行监测，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穿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项目中去，并监督企业以更加积极自觉的态度保护环境。

增强公众循环经济的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

一些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中，还非常重视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循环经济能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众支持下发展。

1、通过舆论传媒和教育方式增强公众循环经济的意识。日本大阪市经常结合城市美化宣传活动，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集活动，普及垃圾处理和再生利用的知识，增强广大市民的循环经济意识。英国的环保团体通过各种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促进环境信息的交流，倡导有益的消费方式。

2、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是当今国际社会政策导向的一个主题。在很多国家，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范围、程序、形式和法律已经日臻完善。在英国，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法律赋予公众环境权（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事物决策权和环境诉讼参与权），通过法律方式，使公众能够行使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环境行为的监督；二是公众参与环境评价，英国环境影响评估项目中规定必须向“适当的机构”提交环境影响报告，该报告必须征询公众团体的意见，并给予公众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在美国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也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评价的权利。

积极构建不同层次的生产组织体系

积极探索和构建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生产组织体系，是世界各国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从各国的实践看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和三种典型模式。

1、单个企业的循环经济――杜邦化学公司模式。在单个企业内部进行物料循环，实行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在微观层次的实现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杜邦公司创造性地把3R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结合的“3R制造法”，通过放弃使用某些循环有害型化学物质，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作等，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1994年杜邦公司已经使生产造成的塑料废弃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2、面向产业生态链的循环经济――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在具有产业生态链的相关产业部门间进行物料循环，是循环经济在中观层次和范围上的实现方式。丹麦卡伦保生态工业园区兴建于1982年，目前已经是世界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该园区合作方包括石膏灰泥板厂、发电厂、炼油厂、市政府水与能源供应部、胰岛素及工业酶等厂家，合作项目包括水资源的再循环利用、能源转换、废弃产品的再循环利用等。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十个生态工业园项目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和奥地利规划实施。经过不断发展，这些园区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3、基于社会生产层面上的循环经济――德国双元回收系统模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综合利用”是循环经济在宏观层次和范围上的实现方式。它不仅包括生产环节，还包括流通、交换、消费环节以及资源回收与再生产利用环节。德国DSD双元回收系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DSD是一个专门组织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的非政府组织。由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然后送往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DSD回收系统的建立，对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从技术层面上看，循环生产技术是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循环生产技术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起循环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讲，循环生产技术就是可以把各种废弃物质都运用于再生产过程的技术。世界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循环生产技术体系的建立和支撑。

调整生产结构，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也是世界一些国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

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做法是，减少、关闭或转移资源消耗高、综合利用率低的产业部门，重点发展资源消耗低和综合利用率高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建立资源环境核算体系，使循环经济有序发展

一些国家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还建立了资源环境核算体系，通过对本国资源环境的质量分析与核算，加强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对企业行为的监督。

篇14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天下。“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郡县制自此确立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东汉荀悦《前汉纪》记载，“郡县治民，从制则天下安矣”，进而引申为：“郡县治，天下安”。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一、伽师县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

县域经济是基础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强区之基在于强县，县域兴则全区兴，县域活则全区活。

我们发展县域经济，也要结合当地实际突出特色，分类推进。俗语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努力创新发展优势，确立差异化发展战略，增强自身的比较竞争能力，从而实现快速发展。

伽师，维吾尔语称“排孜阿瓦提”，意为美丽富饶的地方，是“丝绸之路”南道久负盛名的重要商埠，是著名的古代西域重镇之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东邻巴楚，西接疏勒，南连岳普湖，北依天山山脉的柯坪南支，西北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毗邻，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一块绿洲，素有“西域明珠”的美誉。

目前，伽师县县域经济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近年来，伽师县委、县人民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社会和谐稳定为第一责任，紧紧围绕农民持续增收和壮大县域经济实力两大主题，大力实施“工业强县、商贸活县、城建带县、科教兴县、文化塑县、瓜枣富农”六大战略，实现了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是我们对于发展的规划不能只满足于现在取得的成绩，我们拿自己和自己比只会看到骄傲，与喀什地区所辖的其他县市相比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同时我们自身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的经济总量小，结构不合理，2010年我们的三产比值是53:25:22，第一产业农业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二、三产业成为我们在发展县域经济的“断腿”,农民收入来源单一，主要靠农业收入，而二、三产业基本上没有收入来源。同时我们的经济总量人均GDP所拥有的份额比较低，2010年我闲的农民人均收入与全国相比存在近70%的差距。贫困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8%，我县现有38万人，近一半为贫困户，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我们现在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缩小与其他县市、与全国的差距。

其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弱。伽师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贫困地区，虽然“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较快增速，但与新疆发达县（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市）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贫困人口多，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五大特色产业尚处在数量扩张向提质增效、粗放型管理向标准化生产迈进的重要阶段，农产品的商品率、加工转化率偏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能力不强。工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总量过于偏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镇化水平较低，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不畅，城市商贸和三产缺乏活力。

第三，人才匮乏，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人才匮乏是制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问题，干部人才队伍素质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干部人才整体素质不高，干部人才流失严重，各行业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城建规划、新型工业、旅游经贸等领域管理及技术人才严重不足，高技能人才尤为匮乏，高级职称人才140名，仅占人才总数的2.2%。农民整体素质较差，劳动技能掌握较少，多为体能劳动，并且思想观念陈旧。

第四，水资源严重缺乏。自然降水少，多年平均降水量54毫米，蒸发量大。地表径流量随季节分配严重不均，“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现象十分明显，春、秋两季季节性缺水达2亿立方米。伽师县地下水沿克孜河自上而下水质越来越差，矿化度高，氟和砷等有害矿物质严重超标，不能直接用于生活饮用水和农业灌溉。淡水资源奇缺，人均综合生活用水不足40升/日，不到国家最低标准的五分之一。水资源成为制约伽师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因素。

第五，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伽师县属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近年来受人类活动及世界性气候变化影响、人为活动的干扰破坏，导致土地沙化，加之风沙灾害频发，生态形势十分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伽师县的经济发展。伽师县正处由传统的农业向工业化发展转型时期，来自工业结构性污染的压力、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压力、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的压力，造成了生态用水的严重不足和环境污染负荷的迅速增加。

三、伽师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面对机遇和挑战，面向未来，伽师县已站在跨越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那么要如何从政治和历史的高度把握机遇，来促进伽师县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呢。伽师县立足自身实际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

“十二五”期间，伽师县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缘优势，依托工业园区，大力实施矿产优势资源转换，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益发展工业，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伽师县依托“六大基地“即：铜业、棉纺、农副产品加工、机电机械组装、小商品小五金出口加工和新型建材 “六大基地”。积极争取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和特殊产业政策支持，紧抓广东佛山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升级“双转移”的战略机遇，大力引进、培育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就业，实现共赢。到2015年，力争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63亿元，年均增长52%（现价），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50亿左右，年均增长59%。逐步形成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1、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推进产业集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