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法概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个案研究法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篇2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如下: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篇3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如下：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三、研究构思和主体框架。

案例研究的框架构思应该服务于研究主旨和目的； 不同的研究主旨要求不同的思路框架。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三大类： （ 探索） 描述、解释和对策（ 规范）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或不同的任务组合。有学者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将案例研究分为三种： （ 1） 探究型案例研究： 尝试对事物的新洞察，或尝试用新的观点去评价现象，它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 新） 理论； （ 2）描述型案例研究： 主要是对人、事物或情景的概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或提供图景； （ 3） 解释型案例研究： 适于对相关性或因果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它侧重于理论检验； （ 4） 评价型案例研究： 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6］罗伯特·殷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概括出案例研究的六种写作框架： （ 1） 线性分析式结构。这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 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收集和分析案例资料） ，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适用于阐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 2） 比较式结构。它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阿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著名案例研究。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而非简单的、全面的重复。（ 3） 时间顺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写作时需注意各个阶段的详略和匀称性问题。（ 4） 理论建构式结构。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这种结构适用于阐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建构： 阐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 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5） 悬念式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这种案例研究写作把“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引人入胜的主要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阐释方法。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 6） 无序（ 混合） 结构。其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 调整章节顺序，不会降低价值。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而且常见于一些案例分析集。［7］由于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纯粹描述的案例研究（ 仅对案例资料情状和问题进行描述）很少，只有现象描述和成因解释的案例研究也比较少，大多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兼具上述三项任务。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的必备“附件”包括“引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其常用主体框架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现状－ 问题－ 成因－ 对策”。这种结构属于罗伯特·殷所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章节安排的一般顺序为“现状描述问题分析成因解释对策讨论”。它主要适用于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尽管有些“八股文”的色彩，但却比较容易把握和应用。一般来说，案例材料必须贯穿这一主体框架的始终。

（ 2） “理论基础－ 案情介绍－ 理论分析－ 对策或结论”。

这种主体结构常见于问题驱动倾向明显的理论应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众多相关的理论中，寻求最具针对性、最有解释力、比较有新意的理论（ 视角） 是这种研究的难点。

（ 3） 旨在理论批判与创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常见主体框架有二： ①“案例介绍－ 既有理论分析及其不足甚至错误－ 提出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 新理论的应用前景或价值”； ②“案例介绍－ 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预设－ 比较新旧理论观点及其对案例的解释－ 新理论（ 观点） 的应用前景或价值”。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要能根据案例实情指出既有理论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并透过案例材料提出新的、较之既有理论更具竞争力的理论。

（ 4） “案例介绍－ 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交锋－ 理论困境或出路”。这种框架比较适合于理论对话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构建理论对话平台，为案例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与案例相关的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

四、研究方法与注意事项。

所谓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如何获取和分析处理研究所需资料的手段与工具。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除了其质性特征以外，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只要能够有效并可信地获取个案所需资料，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一手和二手数据的获取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都可用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因无专用的特殊研究方法，就不多谈了。以下主要针对初习者经常出现的不当做法，概括性地提几点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首先是关于案例素材的处理与篇章安排。尽管案例研究强调“原汁原味”地呈现个案情况，但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将所有与个案有关的资料全部写进论文。尽管对于个案素材到底应该占论文的多少篇幅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论文结构的匀称性、为了突出论文研究的重点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讲，整块式的个案素材描述不应超过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四或五分之一比较合适。特别要提醒的是，案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只有极个别的情况允许虚构，否则，将招致严重的规范性批评。另外，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可以专辟一章或一节介绍案例情况（ 不宜放在文章最后） ，也可化整为零掺入论文各部分，但原则上要求文章的主要部分或大多数内容中都有个案的参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基于案例又不完全拘泥于案例。这方面不妥的做法有二：

（ 1） 脱离案例搞案例研究———专辟章节介绍完个案情况之后，文中再也找不到案例的踪影； （ 2） 拘泥于案例———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案例情况的介绍。

其次是个案式（ idiographic） 研究与通则式（ nomothetic）研究间关系的处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情状的描述，还是其成因的解释，抑或是管理对策分析，无疑都具有浓厚的个案性色彩。然而，大多数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取向，即超越个案、服务于“类”的甚至更一般的情况，但这样做时又可能被受到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对此，我们建议： （ 1） 对于纯粹问题驱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研究者首先必须清楚对象案例的普遍性程度，如果案例情况较之于“类”现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属于后者的典型实例的话，研究的目的可以有较强的通则性取向———文中可以适当程度地强调个案分析中描述的问题、分析的原因、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个案的特殊性、特色性非常强，那么，案例研究应重在个案式研究，即旨在对个案情形或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描述、解释。至少不应该强调其普遍性———最多只可以做些引申性的思考，否则，将招致外部性有效性的批判。（ 2） 就对话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因其旨在构建一个对话平台、使那些具有“类”解释意图的理论交锋，个案只是一个“托”，因此基本上不存在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的关系问题。（ 3） 对于纯粹旨在理论批判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这方面应重点注意个案分析与靶子理论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即所研究的个案是否属于要批判的靶子理论解释范围。与此类似，理论应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也必须注意所选用的理论（ 视角） 与靶子案例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所选用的通则式理论必须对所分析的个案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力。（ 4） 旨在提出新的理论预设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一方面要充分注意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还应阐释新理论的解释范围与边界———即使个案研究充分支持创新理论，但它也仅是个案，因此，需要做些补充说明或反身性界定。

第三，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初习者切记避免理论基础与案例研究脱节，出现“理论”与“个案”两张皮的现象。逻辑上讲，理论对于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1） 选择要研究的案例，无论对于单案例设计，还是多案例设计； （ 2） 当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时，界定探究的对象； 当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时，定义什么是完整适当的描述； 当进行解释性案例研究时，提出竞争性的理论； （ 3） 将结论推广到其他案例。此外，理论对于建构案例分析框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即使是纯粹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确实也应有“理论”。然而，若是所用理论与案例分析脱节、“两张皮”，或者，“理论基础”或“理论视角”仅是文中的一种摆设，在案例研究的主体部分根本找不到理论的踪影，那么，还不如没有“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写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1） 案例选题和研究成果必须要有价值（ 详见前述） ; （ 2）案例必须“完整”（ 注意案例的边界，案例证据材料要充分） ; （ 3） 应当考虑不同的观点，用案例现实或自己提出的观点与既有的相关理论对话； （ 4） 案例讨论必须具有充要的依据（ 应客观地陈述出来； 应既有支持性的，也有质疑性的资料； 使读者信服研究者“熟知”其研究对象； 陈述重要证据时应做些提示，说明研究者仔细考虑过证据的效度） ;（ 4） 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既要有清晰的写作风格，又要能吸引读者不断阅读下去） ; （ 5） 必须具有恰当的篇章结构（ 详见前述） 。

总之，为了做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我们不仅要全面深入了解个案情况，而且要精心选题立意； 不仅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且要精心构思主体框架； 不仅要注意对案例素材的处理，而且要妥善处理好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行［参考文献］［References］。

［1］Robert K. Yin （ 3rd Ed. ） .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Inc. ，2003. p5，p37，p151 － 155.

［2］刘庆贤，肖洪钧。 案例研究方法价值提升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9（ 6） .Liu Qingxian，Xiao Hongjun. Research on the Path toValue Promotion in Case Study Method. Contemporary Economy＆ Management，2009（ 6） .

［3］J. S. Harrison ＆ R. E. Freeman. Stakeholders，SocialResponsibility and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andTheoretical Evid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 42（ 5） ，p479 － 485.

［4］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Aldine，1967. p105 － 113.

［5］Michael Burawoy，et al. （ Eds. ） . Ethnography Unbound: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p10.

篇4

个案研究也称案例研究，只是案例数量不同而已――“是通过运用尽可能多的数据来源，系统地研究个体、群体、组织或事件的一种研究方法”。梅里厄姆认为其根本特征是：（1）针对性。“因此它是研究实际现实问题非常好的方法”。（2）描述性。最终成果是对研究对象的详细而具体的描述。（3）启发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被研究的问题，目标是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新含义和新想法。（4）归纳性。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归纳而不是演绎。①

由上述定义可以总结出个案研究的一些特性。（1）在方法论上，它属于实证主义典范，因为它操作的对象是事实而不是概念。②这里的事实可以是个体（如范长江）、群体（如大学生、女性、独龙族）、组织（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或事件（如“9・11”事件、1998年抗洪抢险）等。（2）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归纳的范畴。在研究之前没有一个既定的理论或假设，而是通过对事实分析、研究之后才得到一个理论。（3）在研究的层次上，它属于微观研究，注重从多角度对个案进行详细、具体的描绘，以获得大量信息，并努力以此得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而不是侧重理论体系的建构。打个比方，个案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一片落叶”而达到“知秋”的目的。

个案研究法与举例论证不同

在这里必须指出，个案研究与议论文写作中常用的“举例论证”方法是不同的。个案研究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举例论证只是论证过程中展开的方法。论证过程中的举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对一定数量的例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其本质是不完全枚举法，在逻辑推理上属于归纳的范畴。它的根本依据是，在没有遇到反例的情况下，某一属性在一些同类对象中可以反复，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例子与结论这种或然而非必然的联系，所以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一遇到一个反例，结论就会被推倒。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尽可能地多举例，并确认没有反例。二是已经有了一个判断（或命题），但它太抽象，不易于理解，通过举例子的方法来做进一步说明。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演绎的范畴，这时对例子的数量没有明确要求，只要一两个足以。但在性质上必须是正向的，重要反例一被发现，前面的判断或命题也同样被。不管是哪种情况，例子都是论证的材料，而不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真正对象是理论性命题或判断。我认为这是举例法中的“案例”与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最大的不同之处。

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是整个研究的基本对象，对它的描述要尽可能的详细。在数量上，往往只是一个，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不过，我认为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容易得出有普适性的结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个案研究最应该避免的是为研究个案而研究个案，仅仅停留在个案本身。

为了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文试举一个例子。如果某研究中有这样一句话：“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后的第二天，我国中央级媒体都在头版作了报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这是明显的举例法。后面所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只是为了说明前面的判断，且不作具体、详细的描述。如果一个研究是以《人民日报》关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报道看科学报道如何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的问题，则属于个案研究。这里的个案“《人民日报》关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报道”，是研究对象；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中央级媒体科学报道如何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问题”，需通过剖析前述个案来回答。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应多做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中有着广泛应用，也是境外新闻传播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美国大众传播学和新闻学博士论文中，个案研究所占比例分别为12．58％和7％。③在我们看来，博士论文由于创新的需要，最易向体系建构的方向努力，但个案研究则占到了很高的比例。

遗憾的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似乎刚好相反。不管是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还是传播学，概论类研究都是最多的。宏观、综合性研究太多，但大多是整合性研究，了无新意，造成当前研究无法深入、创新乏力。

针对这一现状，学界不少前辈阐述了他们的看法。方汉奇教授在1982年就主张加强对重点报刊的个案研究，“解放后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④时隔25年之后仍呼吁“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⑤宁树藩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深度不够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有关，表现之一就是“面上的总体研究多，点上的个案研究少”。⑥丁淦林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就是要多做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个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体研究的基础”。⑦何志武、孙旭培教授认为“我国学者热衷于宏大叙事，追求普遍的价值，常常在宏观的层面探寻‘绝对真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微观层面，却常常难以回答清楚‘是什么’的问题”，⑧因此需“多一些个案的定性研究”。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个案研究除了一些时间性特别强的事件性个案研究外，以历史上的重要报刊史研究最多，如《新华日报史》、《申报兴衰史》等。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报刊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蜜蜂华报〉研究》、《〈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等。另外，个案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新闻传播法、新闻自由、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领域内的研究中个案研究也较多。如《“停止采访资格”事件评析》、《从美国媒体“华盛顿枪击案”报道看犯罪报道中的新闻道德问题》、《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孙志刚事件”舆论监督分析》。最近几年，个案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后）论文中得到一定应用，如《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英国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以“9・11”事件报道为例》等。

如何处理个案研究的“大”与“小”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除非你研究的是关于方法的学问即方法论，任何一项研究都不能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认为方法是万能的，它在研究中的价值是服务于“问题”。但不少情况下，同一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取向，所研究的“问题”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那么个案研究法适合于解决什么问题呢？西蒙认为，当研究者试图发现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想法时，个案研究特别有优势，即比较适合于探索性研究。⑨此时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信息知之甚少，详细、具体、细致的描绘无疑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或者比其他方法，如调查，更能有效地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个案研究法的批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科学上的严密逻辑，二是研究的结论普适性不强，三是非常耗时。前面两项批评主要是相对于定量研究而言的，这是由其研究旨趣所决定的。

追求结论的普适性，是所有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个案研究也不例外。个案本身有大小、复杂简单之分，但研究都遵循“由个案折射整体”的路线。潘忠党教授所谈的一个例子也许对理解个案研究的“大”与“小”很有帮助：“我的一个学生考察了中国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并以此项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虽然他考察的是一个个案，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一个案。表面上看，他提的问题是：本土广告公司如何应对4A广告公司的强有力竞争？但实际上，他远远超出了这种描述性或经验总结式的问题，他提出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本土广告公司如何‘本土化’4A广告公司的专业运作程序，如何利用传统国有体制的内部资源，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组织内部空间，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可大了，虽然考察的对象仍然是一家广告公司。它分析的关注点是具有一定启发和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涉及中国改革过程中新与旧、内与外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这种“大”与“小”的有机结合也许就是所谓‘不大不小’的精髓。”⑩

研究对象是“个案”，研究问题又不囿于个案本身，而是要提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个案研究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随着越来越多个案研究的积累，我们就可以对超越于个案之上的同类现象有个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正如美国传播学，一开始是诸多奠基人在各个领域提出一个个理论、观点，后来由施拉姆把它们

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理论体系。而这一点正是处于积极构建理论体系的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

注释：

①⑨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5）。

③张振亭：《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研究什么？》，《新闻学论集》，第20辑；滕朋：《多样性与集中化》，《国际新闻界》，2006（4）。

④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

⑥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记者》，1998（9）。

⑦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⑧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2）。

⑩潘忠党：《学为问，学而知不足》，载于《传媒论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篇5

研究理路基本形成经过几代学人的推进，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分辨别了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对于史论、史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予以模糊处理，有的学者称之为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历史批评、史事评论等。这种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混淆，如有的学者研究的是史评，这是关于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却掺杂了很多关于历史人事评论的内容。瞿林东、罗炳良等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区分以及研究概念的确立，避免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混淆，有利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畴。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于历史评论的研究处在就史论而论的阶段，没有建构自身的研究体系。随着瞿林东提出天人时势理道等基本研究范畴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目前，学术界除以上基本研究范畴外，还逐渐形成了诸如国家论、君主论、地理论、人物论等重要范畴。这些基本范畴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形成了两大研究路径。除了传统的就史论而论的研究路径之外，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还形成侧重历史理论研究与侧重历史评论发展史研究的两大路径。前者大多以历史评论的研究为基础，以历史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为指导，对历史评论进行抽绎与提炼，为更深层次的历史理论研究做准备;后者则从史学史角度出发，更为关注历史评论自身的发展脉络、类型、特点、旨趣、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作总结性研究。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个案研究、断代研究、整体研究尽管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明显不足之处。比如说，在个案研究方面，未能把政论、文论与历史评论明确区分开来，出现了将三苏、苏门四学士、吕祖谦、张溥等人具有典型文论风气的历史评论简单引用而不加甄别的现象。在断代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论纲式勾勒或者人物谱式的具体研究。在整体研究方面，则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提升，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旨趣、特点、理论渊源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实证研究与理论提升宜并重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探讨。

第一，研究基础仍需扩大。一方面，有些古代史学家的影响现在看来相对较小，但在当时却较负盛名，对于他们的历史评论存在研究程度不够甚至阙如的现象，如关于孙甫、范祖禹、胡寅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历史评论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以专著、专文以及正史的论赞等形式出现的史论之外，还有很多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历史评论，如咏史诗词，史学批评与历史考证中夹杂的历史评论，以注释、体例、叙事等方式出现的隐晦式评论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