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法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个案研究法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篇2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如下: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篇3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如下：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三、研究构思和主体框架。

案例研究的框架构思应该服务于研究主旨和目的； 不同的研究主旨要求不同的思路框架。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三大类： （ 探索） 描述、解释和对策（ 规范）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或不同的任务组合。有学者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将案例研究分为三种： （ 1） 探究型案例研究： 尝试对事物的新洞察，或尝试用新的观点去评价现象，它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 新） 理论； （ 2）描述型案例研究： 主要是对人、事物或情景的概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或提供图景； （ 3） 解释型案例研究： 适于对相关性或因果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它侧重于理论检验； （ 4） 评价型案例研究： 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6］罗伯特·殷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概括出案例研究的六种写作框架： （ 1） 线性分析式结构。这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 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收集和分析案例资料） ，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适用于阐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 2） 比较式结构。它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阿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著名案例研究。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而非简单的、全面的重复。（ 3） 时间顺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写作时需注意各个阶段的详略和匀称性问题。（ 4） 理论建构式结构。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这种结构适用于阐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建构： 阐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 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5） 悬念式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这种案例研究写作把“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引人入胜的主要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阐释方法。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 6） 无序（ 混合） 结构。其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 调整章节顺序，不会降低价值。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而且常见于一些案例分析集。［7］由于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纯粹描述的案例研究（ 仅对案例资料情状和问题进行描述）很少，只有现象描述和成因解释的案例研究也比较少，大多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兼具上述三项任务。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的必备“附件”包括“引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其常用主体框架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现状－ 问题－ 成因－ 对策”。这种结构属于罗伯特·殷所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章节安排的一般顺序为“现状描述问题分析成因解释对策讨论”。它主要适用于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尽管有些“八股文”的色彩，但却比较容易把握和应用。一般来说，案例材料必须贯穿这一主体框架的始终。

（ 2） “理论基础－ 案情介绍－ 理论分析－ 对策或结论”。

这种主体结构常见于问题驱动倾向明显的理论应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众多相关的理论中，寻求最具针对性、最有解释力、比较有新意的理论（ 视角） 是这种研究的难点。

（ 3） 旨在理论批判与创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常见主体框架有二： ①“案例介绍－ 既有理论分析及其不足甚至错误－ 提出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 新理论的应用前景或价值”； ②“案例介绍－ 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预设－ 比较新旧理论观点及其对案例的解释－ 新理论（ 观点） 的应用前景或价值”。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要能根据案例实情指出既有理论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并透过案例材料提出新的、较之既有理论更具竞争力的理论。

（ 4） “案例介绍－ 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交锋－ 理论困境或出路”。这种框架比较适合于理论对话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构建理论对话平台，为案例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与案例相关的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

四、研究方法与注意事项。

所谓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如何获取和分析处理研究所需资料的手段与工具。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除了其质性特征以外，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只要能够有效并可信地获取个案所需资料，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一手和二手数据的获取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都可用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因无专用的特殊研究方法，就不多谈了。以下主要针对初习者经常出现的不当做法，概括性地提几点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首先是关于案例素材的处理与篇章安排。尽管案例研究强调“原汁原味”地呈现个案情况，但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将所有与个案有关的资料全部写进论文。尽管对于个案素材到底应该占论文的多少篇幅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论文结构的匀称性、为了突出论文研究的重点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讲，整块式的个案素材描述不应超过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四或五分之一比较合适。特别要提醒的是，案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只有极个别的情况允许虚构，否则，将招致严重的规范性批评。另外，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可以专辟一章或一节介绍案例情况（ 不宜放在文章最后） ，也可化整为零掺入论文各部分，但原则上要求文章的主要部分或大多数内容中都有个案的参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基于案例又不完全拘泥于案例。这方面不妥的做法有二：

（ 1） 脱离案例搞案例研究———专辟章节介绍完个案情况之后，文中再也找不到案例的踪影； （ 2） 拘泥于案例———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案例情况的介绍。

其次是个案式（ idiographic） 研究与通则式（ nomothetic）研究间关系的处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情状的描述，还是其成因的解释，抑或是管理对策分析，无疑都具有浓厚的个案性色彩。然而，大多数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取向，即超越个案、服务于“类”的甚至更一般的情况，但这样做时又可能被受到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对此，我们建议： （ 1） 对于纯粹问题驱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研究者首先必须清楚对象案例的普遍性程度，如果案例情况较之于“类”现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属于后者的典型实例的话，研究的目的可以有较强的通则性取向———文中可以适当程度地强调个案分析中描述的问题、分析的原因、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个案的特殊性、特色性非常强，那么，案例研究应重在个案式研究，即旨在对个案情形或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描述、解释。至少不应该强调其普遍性———最多只可以做些引申性的思考，否则，将招致外部性有效性的批判。（ 2） 就对话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因其旨在构建一个对话平台、使那些具有“类”解释意图的理论交锋，个案只是一个“托”，因此基本上不存在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的关系问题。（ 3） 对于纯粹旨在理论批判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这方面应重点注意个案分析与靶子理论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即所研究的个案是否属于要批判的靶子理论解释范围。与此类似，理论应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也必须注意所选用的理论（ 视角） 与靶子案例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所选用的通则式理论必须对所分析的个案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力。（ 4） 旨在提出新的理论预设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一方面要充分注意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还应阐释新理论的解释范围与边界———即使个案研究充分支持创新理论，但它也仅是个案，因此，需要做些补充说明或反身性界定。

第三，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初习者切记避免理论基础与案例研究脱节，出现“理论”与“个案”两张皮的现象。逻辑上讲，理论对于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1） 选择要研究的案例，无论对于单案例设计，还是多案例设计； （ 2） 当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时，界定探究的对象； 当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时，定义什么是完整适当的描述； 当进行解释性案例研究时，提出竞争性的理论； （ 3） 将结论推广到其他案例。此外，理论对于建构案例分析框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即使是纯粹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确实也应有“理论”。然而，若是所用理论与案例分析脱节、“两张皮”，或者，“理论基础”或“理论视角”仅是文中的一种摆设，在案例研究的主体部分根本找不到理论的踪影，那么，还不如没有“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写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1） 案例选题和研究成果必须要有价值（ 详见前述） ; （ 2）案例必须“完整”（ 注意案例的边界，案例证据材料要充分） ; （ 3） 应当考虑不同的观点，用案例现实或自己提出的观点与既有的相关理论对话； （ 4） 案例讨论必须具有充要的依据（ 应客观地陈述出来； 应既有支持性的，也有质疑性的资料； 使读者信服研究者“熟知”其研究对象； 陈述重要证据时应做些提示，说明研究者仔细考虑过证据的效度） ;（ 4） 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既要有清晰的写作风格，又要能吸引读者不断阅读下去） ; （ 5） 必须具有恰当的篇章结构（ 详见前述） 。

总之，为了做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我们不仅要全面深入了解个案情况，而且要精心选题立意； 不仅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且要精心构思主体框架； 不仅要注意对案例素材的处理，而且要妥善处理好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行［参考文献］［References］。

［1］Robert K. Yin （ 3rd Ed. ） .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Inc. ，2003. p5，p37，p151 － 155.

［2］刘庆贤，肖洪钧。 案例研究方法价值提升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9（ 6） .Liu Qingxian，Xiao Hongjun. Research on the Path toValue Promotion in Case Study Method. Contemporary Economy＆ Management，2009（ 6） .

［3］J. S. Harrison ＆ R. E. Freeman. Stakeholders，SocialResponsibility and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andTheoretical Evid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 42（ 5） ，p479 － 485.

［4］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Aldine，1967. p105 － 113.

［5］Michael Burawoy，et al. （ Eds. ） . Ethnography Unbound: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p10.

篇4

个案研究也称案例研究，只是案例数量不同而已――“是通过运用尽可能多的数据来源，系统地研究个体、群体、组织或事件的一种研究方法”。梅里厄姆认为其根本特征是：（1）针对性。“因此它是研究实际现实问题非常好的方法”。（2）描述性。最终成果是对研究对象的详细而具体的描述。（3）启发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被研究的问题，目标是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新含义和新想法。（4）归纳性。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归纳而不是演绎。①

由上述定义可以总结出个案研究的一些特性。（1）在方法论上，它属于实证主义典范，因为它操作的对象是事实而不是概念。②这里的事实可以是个体（如范长江）、群体（如大学生、女性、独龙族）、组织（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或事件（如“9・11”事件、1998年抗洪抢险）等。（2）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归纳的范畴。在研究之前没有一个既定的理论或假设，而是通过对事实分析、研究之后才得到一个理论。（3）在研究的层次上，它属于微观研究，注重从多角度对个案进行详细、具体的描绘，以获得大量信息，并努力以此得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而不是侧重理论体系的建构。打个比方，个案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一片落叶”而达到“知秋”的目的。

个案研究法与举例论证不同

在这里必须指出，个案研究与议论文写作中常用的“举例论证”方法是不同的。个案研究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举例论证只是论证过程中展开的方法。论证过程中的举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对一定数量的例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其本质是不完全枚举法，在逻辑推理上属于归纳的范畴。它的根本依据是，在没有遇到反例的情况下，某一属性在一些同类对象中可以反复，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例子与结论这种或然而非必然的联系，所以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一遇到一个反例，结论就会被推倒。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尽可能地多举例，并确认没有反例。二是已经有了一个判断（或命题），但它太抽象，不易于理解，通过举例子的方法来做进一步说明。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演绎的范畴，这时对例子的数量没有明确要求，只要一两个足以。但在性质上必须是正向的，重要反例一被发现，前面的判断或命题也同样被。不管是哪种情况，例子都是论证的材料，而不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真正对象是理论性命题或判断。我认为这是举例法中的“案例”与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最大的不同之处。

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是整个研究的基本对象，对它的描述要尽可能的详细。在数量上，往往只是一个，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不过，我认为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容易得出有普适性的结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个案研究最应该避免的是为研究个案而研究个案，仅仅停留在个案本身。

为了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文试举一个例子。如果某研究中有这样一句话：“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后的第二天，我国中央级媒体都在头版作了报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这是明显的举例法。后面所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只是为了说明前面的判断，且不作具体、详细的描述。如果一个研究是以《人民日报》关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报道看科学报道如何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的问题，则属于个案研究。这里的个案“《人民日报》关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报道”，是研究对象；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中央级媒体科学报道如何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问题”，需通过剖析前述个案来回答。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应多做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中有着广泛应用，也是境外新闻传播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美国大众传播学和新闻学博士论文中，个案研究所占比例分别为12．58％和7％。③在我们看来，博士论文由于创新的需要，最易向体系建构的方向努力，但个案研究则占到了很高的比例。

遗憾的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似乎刚好相反。不管是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还是传播学，概论类研究都是最多的。宏观、综合性研究太多，但大多是整合性研究，了无新意，造成当前研究无法深入、创新乏力。

针对这一现状，学界不少前辈阐述了他们的看法。方汉奇教授在1982年就主张加强对重点报刊的个案研究，“解放后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④时隔25年之后仍呼吁“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⑤宁树藩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深度不够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有关，表现之一就是“面上的总体研究多，点上的个案研究少”。⑥丁淦林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就是要多做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个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体研究的基础”。⑦何志武、孙旭培教授认为“我国学者热衷于宏大叙事，追求普遍的价值，常常在宏观的层面探寻‘绝对真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微观层面，却常常难以回答清楚‘是什么’的问题”，⑧因此需“多一些个案的定性研究”。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个案研究除了一些时间性特别强的事件性个案研究外，以历史上的重要报刊史研究最多，如《新华日报史》、《申报兴衰史》等。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报刊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蜜蜂华报〉研究》、《〈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等。另外，个案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新闻传播法、新闻自由、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领域内的研究中个案研究也较多。如《“停止采访资格”事件评析》、《从美国媒体“华盛顿枪击案”报道看犯罪报道中的新闻道德问题》、《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孙志刚事件”舆论监督分析》。最近几年，个案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后）论文中得到一定应用，如《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英国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以“9・11”事件报道为例》等。

如何处理个案研究的“大”与“小”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除非你研究的是关于方法的学问即方法论，任何一项研究都不能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认为方法是万能的，它在研究中的价值是服务于“问题”。但不少情况下，同一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取向，所研究的“问题”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那么个案研究法适合于解决什么问题呢？西蒙认为，当研究者试图发现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想法时，个案研究特别有优势，即比较适合于探索性研究。⑨此时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信息知之甚少，详细、具体、细致的描绘无疑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或者比其他方法，如调查，更能有效地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个案研究法的批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科学上的严密逻辑，二是研究的结论普适性不强，三是非常耗时。前面两项批评主要是相对于定量研究而言的，这是由其研究旨趣所决定的。

追求结论的普适性，是所有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个案研究也不例外。个案本身有大小、复杂简单之分，但研究都遵循“由个案折射整体”的路线。潘忠党教授所谈的一个例子也许对理解个案研究的“大”与“小”很有帮助：“我的一个学生考察了中国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并以此项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虽然他考察的是一个个案，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一个案。表面上看，他提的问题是：本土广告公司如何应对4A广告公司的强有力竞争？但实际上，他远远超出了这种描述性或经验总结式的问题，他提出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本土广告公司如何‘本土化’4A广告公司的专业运作程序，如何利用传统国有体制的内部资源，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组织内部空间，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可大了，虽然考察的对象仍然是一家广告公司。它分析的关注点是具有一定启发和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涉及中国改革过程中新与旧、内与外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这种“大”与“小”的有机结合也许就是所谓‘不大不小’的精髓。”⑩

研究对象是“个案”，研究问题又不囿于个案本身，而是要提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个案研究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随着越来越多个案研究的积累，我们就可以对超越于个案之上的同类现象有个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正如美国传播学，一开始是诸多奠基人在各个领域提出一个个理论、观点，后来由施拉姆把它们

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理论体系。而这一点正是处于积极构建理论体系的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

注释：

①⑨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5）。

③张振亭：《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研究什么？》，《新闻学论集》，第20辑；滕朋：《多样性与集中化》，《国际新闻界》，2006（4）。

④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

⑥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记者》，1998（9）。

⑦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⑧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2）。

⑩潘忠党：《学为问，学而知不足》，载于《传媒论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篇5

研究理路基本形成经过几代学人的推进，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分辨别了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对于史论、史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予以模糊处理，有的学者称之为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历史批评、史事评论等。这种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混淆，如有的学者研究的是史评，这是关于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却掺杂了很多关于历史人事评论的内容。瞿林东、罗炳良等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区分以及研究概念的确立，避免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混淆，有利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畴。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于历史评论的研究处在就史论而论的阶段，没有建构自身的研究体系。随着瞿林东提出天人时势理道等基本研究范畴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目前，学术界除以上基本研究范畴外，还逐渐形成了诸如国家论、君主论、地理论、人物论等重要范畴。这些基本范畴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形成了两大研究路径。除了传统的就史论而论的研究路径之外，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还形成侧重历史理论研究与侧重历史评论发展史研究的两大路径。前者大多以历史评论的研究为基础，以历史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为指导，对历史评论进行抽绎与提炼，为更深层次的历史理论研究做准备;后者则从史学史角度出发，更为关注历史评论自身的发展脉络、类型、特点、旨趣、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作总结性研究。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个案研究、断代研究、整体研究尽管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明显不足之处。比如说，在个案研究方面，未能把政论、文论与历史评论明确区分开来，出现了将三苏、苏门四学士、吕祖谦、张溥等人具有典型文论风气的历史评论简单引用而不加甄别的现象。在断代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论纲式勾勒或者人物谱式的具体研究。在整体研究方面，则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提升，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旨趣、特点、理论渊源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实证研究与理论提升宜并重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探讨。

第一，研究基础仍需扩大。一方面，有些古代史学家的影响现在看来相对较小，但在当时却较负盛名，对于他们的历史评论存在研究程度不够甚至阙如的现象，如关于孙甫、范祖禹、胡寅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历史评论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以专著、专文以及正史的论赞等形式出现的史论之外，还有很多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历史评论，如咏史诗词，史学批评与历史考证中夹杂的历史评论，以注释、体例、叙事等方式出现的隐晦式评论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篇6

全书共分6辑，从关注儿童个体发展的需要出发，描述了51个鲜活的儿童成长故事，并对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积极的回应。全书通篇没有空话和套话，在白描中道出了基于儿童、回归儿童的先进理念，可谓简约而不简单。

观察是教师存在的理由，进行个案研究离不开对儿童的观察。现实工作中，是否重视对儿童的观察，如何进行观察和记录，如何进行分析和回应，最终达到一定的教育效果，对广大一线教师来讲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幼儿成长及发展个案研究》一书从对儿童潜心观察、客观记录、全面解读、积极回应等方面，引领着我不知不觉之中走进了幼儿成长及发展的世界。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及其理性的分析、积极的回应，犹如一束束智慧的烛光，吸引着我，引领着我。“顽童更要关注”中的欢欢，在老师“12点了，宝贝们午睡啦，大家都是漂亮的大花猫，静悄悄”的鼓励与暗示声中，仍然旁若无人地“像架战斗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还和同伴打着招呼”；“易子而教好处多”中的小铃铛不愿到“我”班里来，哭闹着一定要回到自己妈妈所在的班级……这些情景对一线教师而言并不陌生，但是否能像案例中的老师那样对欢欢和小铃铛耐心细致地观察、引导，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采取适宜的教育策略，最终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呢？读了这本书，内心深处或许会有一种共鸣；或许会深受启发，刹那间思维有了一个新的跳跃；或许脑中会立刻浮现出一个更加适宜的好办法……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全书没有生硬呆板的说教，而是直接抛出案例，进行分析，提供策略，说明效果，这种体例本身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不需要在一个个抽象的概念间费神，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轻松学习的范例。而在案例后面提供的或“反思”，或“策略”，或“延伸与讨论”，更让我感受到智慧与分享的河流静静地流淌在心田。

总之，《幼儿成长及发展个案研究》一书案例翔实、文字朴实，集可读性、指导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于一体，既可以作为各级各类幼儿园教师培训的教材，更是教师案头不可多得的教育读物和参考用书。

篇7

【关键词】案例；幼儿园教育案例；案例研究；幼儿园教师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7/08-0052-04

幼儿园教育案例作为教师之间沟通思想、分享经验以及提升理论水平的一种方式，正日益引起幼教工作者的关注。不少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发起幼儿园优秀案例评比活动，鼓励所在地区的幼儿园教师积极参加。然而，许多幼儿园教师对案例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写案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案例，有些教师甚至连什么是案例都说不清楚。针对这样的状况，有必要对幼儿园教师的案例撰写进行指导。笔者认为，要初步掌握幼儿园教育案例的撰写方法，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作深入的了解：（1）什么是案例和幼儿园教育案例。（2）为什么要撰写幼儿园教育案例。（3）怎样撰写幼儿园教育案例。下面笔者将一一阐释这三个问题，希望能为幼儿园教师的案例撰写提供帮助。

一、什么是案例和幼儿园教育案例

“案例”一词由来已久，英文写作case，又被译为个案、实例、个例、事例，最早出现于律师与医生行业。〔1〕

在教育界，教师写作案例，并将案例运用于教师培训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当时，有感于抽象的教育理论与丰富的教育实践之间的鸿沟，不少理论工作者鼓励教师成为研究者，希望教师能够把行动和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因而，案例概念被引入教育界。大部分研究者把教育案例定义为一种描写性的研究文本，它基于真实的生活情境或事件，通常以叙事的形式呈现。〔3〕曾有人这样描述：一个好的教育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加上精彩的点评，它叙述生动，引人入胜。教育案例所叙述的事件应当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案例中的事件须是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在内的事件。并不是说所有的事件都可成为案例。能够称之为案例的事件必须包含问题，并且也可能包含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二是案例中的事件必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要能够从这个事件的解决当中说明、诠释类似事件，并能给读者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启示。三是案例中的事件必须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它虽与故事一样生动有趣，但决不是杜撰的。

幼儿园教师撰写教育案例是在幼儿园这个特定场所中，通过观察、反思等手段，对某一典型教育现象（这种教育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包含问题或疑难情境的）进行详实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达到对所含问题的诠释或解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教育现象不仅仅针对幼儿园集体活动（如教学活动），还应该包括集体活动之外教师认为具有价值的个别教育现象（如某个幼儿的行为问题）。当前幼儿园园本教研的案例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幼儿自发、自主、自选活动的案例，另一类是以教师预设为主的集体教学活动案例。〔4〕由于集体活动尤其是教学活动一般具有普遍性，因此集体教学案例成为当前幼儿园园本教研的主要内容。

有些教师将涉及个别幼儿的教育现象称之为个案，因而产生了一个疑问：个案是不是案例？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说，个案不等于案例。

在教育领域虽然也有人将“个案”称为“案例”，但是“个案”这个词在教育界原本就是专业名词，专指“个案研究”，即教育领域的“个案”实为“个案研究”。由此可见，“案例”和“个案”不是同一个概念。个案研究是对一个有着特定范围的现象（如一个机构、一种课程、一个人、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等）进行细致和整体的描述与分析。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个案研究大多是质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假设，而不是检验假设，即它是从原始资料（对某一个案整体情况的实地考察）中推断出有关这一个案的假设或理论。幼儿园教师所称的一些“个案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案研究，因为其真正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自己当下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对某一幼儿的深入了解与帮助，或对某一教学方法和教学情境的反思，并没有建构某种假设或理论。

还有些教师在为自己撰写的案例命名时，写作“××案例研究”。那么，“案例”等于“案例研究”吗？笔者认为“案例”与“案例研究”是有区别的。案例侧重于分析或解决某一具体教育事件中的问题情境。简言之，案例是教师对某一真实教育情境的描述和反思，一般是就事论事，类似于教育反思。而案例研究是质化研究的一种方法，其主要研究思路是：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带着研究问题，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上升到理论。案例研究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教学现象或者事件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探究，从中寻找带有一般性的教育规律。（黄娟娟，2003）因此，案例是构成案例研究的基础，没有案例便没有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案例价值的展示和功能的显露，案例只有经过解释和剖析，并确定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之后，才真正具有教育意义。幼儿园教育案例是一种教育反思，不能等同于案例研究。目前幼教界鼓励大家从事案例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幼儿园教师都能从事这类研究性工作的。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对于一些师资水平较低且参差不齐的幼儿园来说，开展案例研究有一定的困难。而案例撰写作为一种详实的教育教学性反思，是幼儿园教师能够掌握的。幼儿园教师可以在案例撰写中逐步积累经验，提升理论水平，为日后案例研究的进行打下一定基础。

二、幼儿园教师为什么要撰写教育案例

首先，从幼儿园教师积累教育教学经验的角度来说，通过案例的撰写，教师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积累解决具体问题的经验。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常常会萌生一些好的想法。有时偶然的教育情境会激发出独特的教育教学策略。灵光的闪现如果不及时记录和整理，稍纵即逝，教师智慧的结晶将被无情地埋没。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同时，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会遇到一些困惑，如果教师能及时写下这些困惑，作出自己的解释，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些解释和方法必然反映出教师当前的教育理念与专业水平。通过交流，教师一方面能从案例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以便不断改进，另一方面，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的能力，获取更多的直面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经验。

其次，案例撰写要求幼儿园教师善于观察和思考，并能用文字清晰地表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师经常撰写案例可以提高自身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新世纪的幼儿园教师要具备反思能力。由于幼儿园教师能接触较多的教育教学实例，因此学会反思的前提是学会观察。提倡幼儿园教师撰写案例，尤其是优秀的案例，会促使他们提高自身的观察力，学习捕捉实践中的问题。同时，学习观察、学习反思的过程必然促使教师学习相关科学理论知识，并在实际运用中提升教育教学工作水平。此外，案例撰写是教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思考，这不是漫无目的的瞎想，而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合乎逻辑的思考。因此，案例撰写的过程还是训练教师思维的过程，有助于教师形成规范性思维。

幼儿园教师应明确案例撰写的价值，不是为写而写，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写。

三、怎样撰写幼儿园教育案例

目前可供参考的网络和杂志上的案例形式五花八门，到底什么样的形式才是合乎规范的呢？

根据幼儿园教育案例的定义，笔者将其分成两大类型，即集体活动案例与个别幼儿教育案例。

无论何种类型的案例，一般都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故事性。案例展示与反映的是一个现实的教育教学事例，是生动教学事实的再现。案例要有一个中心主题或观点，对事例的描述要具体、明确，能反映出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2）典型性。案例需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内容最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能反映时代的要求。案例可以引发教师诸多思考，今后若遇到同样问题或类似事件，他们便知道如何应对。案例描述要能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表达一个思想，蕴含一定的理念。（3）问题性。案例中要包含一个或几个疑难问题，同时可以包含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及思考。

1．集体活动案例撰写形式

（1）夹叙夹议。即一边描述性地记录集体活动过程的真实情况，一边对活动进行分析与点评。这种写法的优点是面面俱到，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对活动过程作出全面的评价。

（2）先叙述后议论。即先描述活动的某一过程或片断，然后根据典型事例，确定一个主题展开议论。这种写法往往能以小见大，便于突出文章的中心。作者观点鲜明，读者很快便能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3）随想式。即把自己在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以教学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来。内容既可以是活动过程中的某一问题，也可以包含解决问题的某些方法，还可以叙述教学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形式自由，任由作者发挥。由于没有过多的限制，作者可以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感想。

2．个别幼儿教育案例撰写形式

个别幼儿教育案例的呈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形式：引言交代案例背景案例描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评析。

（1）引言。即开场白，不必花太多笔墨，可简单介绍案例大致涉及的主题。

（2）交代案例背景。即交代与案例发生有关的情况，如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等。案例背景是否交代清楚将直接关系到对案例中解决问题方法的分析、评判能否真正把握事件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实质。案例背景介绍无需面面俱到，而应主要说明事件发生是否有特别的原因和条件。

（3）案例描述。即整个事件的详细记录。在描述时注意把握主题，对于一些涉及主题的细节部分更要细致描述。

（4）提出问题。案例是包含一个或多个问题的实际情境的描述。幼儿园教育案例主要是揭示幼儿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引发思考。因此，在撰写案例时，幼儿园教师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要明确提出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5）解决问题的方法。撰写案例的目的不仅是发现问题，更需要解决问题。因此这个环节尤其重要。幼儿园教师需详细叙述解决问题的步骤和过程。

（6）评析。有时是反思或讨论。这一部分的作用是深化读者对案例的认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撰写案例过程中，幼儿园教师要注意保护案例中涉及人物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带有负面性质的例子，叙述时要避免使用真实人物的姓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参考文献：

〔1〕经柏龙，罗岩.论案例教学及其运用〔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郑金洲.“案例”ABC〔J〕.教育文汇，2004，（1）.

篇8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师教师信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作者简介］丛超（1978-），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工业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王坤（1959-），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0-0183-02

一、引言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与创新。作为课堂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最终都要通过教师的课堂实践来实现。教师是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已经达成共识。因此教师或教师教育已经成为当前各国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信念成为国外对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Porter和Freeman认为，教师信念从教学取向来定义，是指教师对于教育实践、学生、学习、教学、课程、教学环境、教师角色等的看法。Woods认为，教师的信念、态度和经验对课堂教学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信念有些是外显的，有些是内隐的。但是，Williams认为，不论教师是否意识到这些信念，它们常常左右教师的思维，指导教学行为。Williams和Burden的研究也表明，在实施课程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时，教师会被根深蒂固的信念所左右，同时，教师所固有的有关语言学习的理论、教学经验和学习经验等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起作用。由此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新的课程要求能否实现，改革成效大小，教学质量能否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师信念。

我国对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的相关研究始于近几年，其中胡亦杰、郑新民、楼荷英、寮菲、解芳、王红艳、马永刚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英语教师信念与英语课堂实践的关系，证明了英语教师信念对英语课堂实践有着指导作用。夏纪梅、张莲、杨慧琴的相关研究中也涉及了大学英语教师信念问题。

二、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研究方法的综述

虽然我国对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是目前的研究基本都属于实证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量化研究有夏纪梅所主持的“大学英语教师素质问题研究”项目，该项目对全国六百多所高校骨干教师进行了包括教师信念等多方面问题的问卷调查。

我国英语教师信念研究中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又包括对单个案例的探讨分析，对多个案例的归类、对比分析，对多个案例的统计分析。比如，胡亦杰在2004年的研究中采用的即是对单个案例的探讨分析；胡亦杰与黄可泳在2003年，郑新民在2005年，解芳、王红艳和马永刚在2006年以及张莲在2005年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则是对多个案例的归类、对比分析；而楼荷英、寮菲在2005年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则是对多个案例的统计分析。

在数据收集方法上基本都采用了多元方法，如问卷、访谈、课堂观察，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三角验证。例如，胡亦杰2003年在研究教师信念与口语错误更正的关系时就分别观察了两位英语教师各三节自然英语课堂，重点记录教师的错误更正行为并进行录音录像。课堂观察结束后进行了第一次访谈。在对录音录像进行初步分析后，进行了第二次访谈。然后对所得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这是我国较早用多元方法收集数据研究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的一次实证研究。其后的多个研究均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收集数据，不过具体的操作更科学，更规范。例如，解芳等人在2006年所进行的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研究中就把第一次访谈提到了课堂观察之前。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访谈提纲，并将结构性访谈与半结构性访谈有效地结合起来。课后追溯式访谈仍然在分析教学录像之后进行，访谈的内容既回应课前访谈中出现的问题，又兼顾动态的课堂事件，进一步挖掘教师深层次的信念。此外，2005年张莲和楼荷英又在访谈和课堂观察的基础上增加了问卷。张莲认为，对课堂的关注和研究必然要考虑学生对教师课堂行为的态度和认识。因此，自行设计了调查学生态度和认识的问卷。并对六位研究对象的196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而2005年楼荷英的研究由于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样本较大（12名教师，480名学生），所以用教师问卷取代了课前访谈。

在数据分析的方法上，张莲和解芳都借鉴了语篇分析中“主题一致”的分析方法。即在语料中搜索不断重复的主题并考察主题间的关系是否呈现一致性。通过比较不同情景和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并找到其间的一致性或模式，可以推断出一个人隐性或显性的知识、信念和假设。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研究者把课堂事件、决策和决策背后的潜在内容联系起来。

目前我国对英语教师信念的研究中，从研究方法来看，最值得借鉴的是楼荷英的研究。这一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由于有些教师信念是隐性的，因此只有研究者深入到情境当中，通过对教师外显行为的观察，深度访谈才能对教师教学行为中隐含的信念进行揭示。定性研究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定量研究又使所得数据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意义。因此二者的结合可以使教师信念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大大提高。

三、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研究内容的综述

目前我国对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的研究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教师信念与课堂教学的关系。教师的教学信念对课堂教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决定着课堂教学的结构，采用的教学方法，课堂活动的设计，以及师生在课堂中的角色等。张莲对六位优秀高校英语教师的研究也表明，教师作出课堂决策的参照系是他们历经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个人理论，包括他们关于外语教学的理论知识，个人信念和一般性假设，以知识结构的形式指引他们的教学行为。

但是，教师信念与课堂教学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教师信念并不完全都会在教学中得到实施。因为教师在教学中会遇到许多不可预见的问题。解芳认为，教师的某些信念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得以体现。教师信念和行动的实施之间出现了差距。她分析原因有两点：一是长期以来受重结果轻过程的教学思想的影响，教师过分看重教学任务的完成，使得某些教师信念无法在课堂教学中得以实施。二是教师们可能会把社会舆论、教育专家、教科书等所倡导的“社会的观念”说成是自己的信念。而对于教师而言，这些信念还是外在的，只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他们未必从内心深处赞同和真正领会这些观念的实质，因而很难在课堂教学中得以体现。

楼荷英根据对12位大学英语教师的访谈和简答题内容的整理，归纳了导致教师的信念和教学行为不一致的原因：一是课时少，课堂教学时间紧张；二是学生不配合；三是教师情绪低落；四是过多考虑直接与四级题型相关的内容；五是考虑学生其他功课的压力，如计算机考试等；六是受教学环境影响，如教室环境、多媒体设备问题；七是学校或有关部门的政策影响。教师自己汇报的课堂教学行为与学生汇报的、研究者在课堂上观察到的不完全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教师与学生对某些概念和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可能是教师有某些信念但实际上没有在实际教学中明显体现，而汇报时误认为已把此类信念实现在课堂教学行为中。

四、国内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方法。我国英语教师信念研究多数是个案研究，比如胡亦杰、郑新民、解芳、王红艳、马永刚、张莲等人的研究均使用的是个案研究的方法。个案研究的方法虽然可以深入、集中地调查研究对象，但由于样本小，广度不够，研究结果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数据收集方法上比较多样，如访谈、问卷、课堂观察等，基本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三角验证。但数据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多为定性的归类、比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很少。

2.研究内容取向。目前我国英语教师信念研究内容取向集中在教师信念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上。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教师信念对课堂教学的指导作用。但是研究还不够细化。例如，教师信念中的何种语言观，何种语言教学观，对其课堂教学实践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类研究比较少。几乎没有对影响教师信念的因素或阻碍教师信念在课堂实践中的体现的因素的专向研究。对教师信念与师资培训的关系也通常是在研究结束时略有提及，罕有对于怎样的师资培训有利于培养科学的教师信念的具体研究。

五、对国内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研究的建议

目前，教师是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不对教师信念加以检视，就不能确认已有的教师信念与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否相吻合，可能造成教育改革的理念在实际教学中不能真正得以实施，教育改革往往只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在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对英语教师的培训，帮助英语教师检视自己的教师信念。此外，对英语教师信念与英语课堂教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待细化，为这一类研究提供更直观、更有力的论证。还需展开对英语教师信念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对影响英语教师信念的因素的研究或对阻碍英语教师信念在课堂实践中的体现的因素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扩大样本及样本层次，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并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提高研究数据的信度与效度。

［参考文献］

［1］胡亦杰，黄可泳.教师信念与口语错误的更正［J］.国外外语教学，2003（4）.

［2］胡亦杰.教师信念：应用目的语的指南——一个案例研究［J］.中国英语教学，2004（2）.

［3］楼荷英，寮菲.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关系——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4］解芳，王红艳，马永刚.大学英语教师信念研究——优秀教师个案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06（5）.

［5］夏纪梅.大学英语教师的外语教育观念、知识、能力、科研现状与进修情况调查结果报告［J］.外语界，2002（5）.

［6］杨慧琴.在职EFL教师职业发展需求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8）.

［7］张莲.外语教师课堂决策研究——优秀外语教师个案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8］郑新民，蒋群英.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教师信念”问题的研究［J］.外语界，2005（6）.

［9］Porter A C，Freeman K J.Professional orientations：An essential domain for teacher testing［J］.Journal of Nogro Education，1986（55）.

［10］Van Driel J H，Beijaard D，Verloop N.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 form in science education：the role of teachers’practical knowledge［J］.Journal of Re? 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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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17日,由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下简称“中心”）主办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者有担任“中心”主任和常务副主任的曹本冶教授、萧梅教授，还有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洛秦教授，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等近30名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各高校、音乐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在研讨会中，与会者以音乐学为定位，就仪式中的音声为直接对象，在“仪式音声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个案研究”、“仪式音声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宏观比较”两大方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的话题既包括对仪式音乐研究区域及定位的探讨，也包括对其中音声的思考，同时还有涉及古今、中西等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亦有对仪式音乐研究本身的再思考等方面。如长期从事东北萨满音乐研究的刘桂腾以及上海音乐学院萧梅等人，就萨满仪式音乐的界定标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方建军教授以音乐考古为背景，提倡应重视古代文献记录与当代仪式音乐民族志材料相互参证的研究和运用；张振涛根据对晋北阴阳、鼓匠等不同音声类型的研究，提出庙会空间中的“音乐级序”概念。此外，与会学者还提交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研究个案，如杨玉成博士的蒙古族宴礼仪式与宴歌、黄允箴教授的贵州革家“想竹姆”仪式歌舞、周耘教授的佛教仪式音乐的戏剧性问题等等。

除了对研究思路、方法及个案的阐释外，本次研讨会的另一收获是：很多学者都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对今后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齐琨博士提倡民族音乐学者应该注重与其它人文学科研究者合作，以便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建议“中心”以夏（冬）令营的方式，开展面对本专业青年学生的学术训练。

该“中心”的成立，体现了上海教委长期以来对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重视和支持。相信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对今后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乃至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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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思性教学模式的结构

反思性教学模式的结构是由四个步骤或者阶段组成：

动机阶段：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个方面。教师职业内部动机来自教师个人和群体在教学实践中的感悟，其中包含着教师对教学现状的不满和改进教学实践的要求，这是反思性教学的心理因素，也是根本因素。

计划阶段：教师个人和群体的反思动机及这一动机在适当条件下的强化，推动教师形成反思性教学的计划酝酿。在计划酝酿过程中，教师个人和群体基于研究的需要，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并对教学实践加以不断的反思，作出合乎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判断，这一判断导致了计划的制定，并创设必要的条件，思考计划如何执行。

行动阶段：行动涉及到具体的反思内容、反思的情景、条件和反思的过程，也就是反思的具体步骤、环节，教学反思行为发生的内外环境因素，教学的动态变化过程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涉及到教师个人和集体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变化，也就是对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优化和对学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态度和情感变化，以及教师本身职业理想、价值目标的确立和达成能力的培养和形成。

评价阶段：对教学反思行为的评价，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对现实教育问题的解决，二是教师自身教育理念的优化。

二、反思性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法

反思性教学有许多可行的形式和手段，教师可根据自己的教学条件采取不同的方法。笔者认为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写作教学日记，听课和观察，个案研究。

其一、写作教学日志

教学日记是教师个人的记录文件。通过记日记，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并使反思成为一种习惯，为行动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每位教师都应养成写教学日记的习惯，作为反思的手段，时常归纳、总结，往往可获得对自己教学实践比较全面的认识。

其二、听课与观察

互动和交流是教师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听课主要是以相互听课为主的形式，观察和分析同事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教研室为单位，相互听课，相互学习，观察教师是否合理安排教学过程，如：课堂管理、教学方法、学生反映、师生关系等，如何处理课堂教学中的问题，确保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听课能使教师彼此切磋，集思广益，互相借鉴，共同进步。这与传统的听课形式有根本的不同，它不是教学的检查、评估，而是通过听课这一形式，教师相互观察教学，同时记下所观察到的情景，发现的问题等，然后彼此客观地交换意见，提出改进措施，以达到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目的。

其三、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首先要使教师们熟悉有关概念，然后从所提供的个案中进行概念和结论的研究，同时使教师们寻求与概念和结论相关的问题，并使之与他们的直接教学经验相联系，就先前阶段的问题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进行深思和讨论，最后运用有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论证，鼓励教师们为个案寻求可能选择的结论。

三、反思性教学模式促进反思型教师的成长

反思型教师代表了教师专业成长前进的方向，他们在教学过程、教学行为、教学实践、角色定位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于经验型教师的特点，是教师专业成长中的进步。反思型教师强调教材与师生间的对话，由学生主动去建构知识。在教学方法上，反思型教师在监控自己的教学行为时，进行理性推理；对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持怀疑态度。反思型教师的教育途径要在宏观的层面上实现，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微观领域的操作。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专业成长。

其一、教学研究

反思使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双重角色：既是教育者，又是研究者。教师在认真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还应把自己看成是研究者，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做出分析和评价，对于出现的问题给予注意，对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形成理性的认识。自觉的教学研究是教师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

作为教师，有了教学科研的自觉性之后，还应掌握一些研究方法。比如，对问题的分析研究、课题论证、课题申报、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方法的选用以及研究成果的提取与展示等等，都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其二、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所谓行动研究，即教师自身采取措施改进教学行为的行动过程，其中贯穿着自我质疑、自我解惑。行动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教学改革实验研究，规模比实验研究小，它主要瞄准具体的某个教学环节、步骤、方法，通过搜集教学素材，发现其中的问题，然后开展研究。教师可独立思考，或与其他教师进行讨论，也可参考有关理论、模式以及与学生座谈，提出设想，制定出计划；然后在教学实践中试验计划以确定其有效性。教师对这一系列研究过程、方法及有效性进行归纳总结并写出行动研究报告。行动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教学经验总结，而是与教师自身的长远发展紧密相连的自我教学研究。

其三、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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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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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展演艺术；研究现状；艺术人类学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av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篇13

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的生命，是职业学校发展的永恒主题。目前，高职院校都在积极地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在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形式下，作为一线的计算机教学工作者，通过参与教学改革，发现教学正逐步由传统的重教师“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学生将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辅助者。因此，探求新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迫在眉睫。通过开展《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笔者对师生互动教学策略进行个案研究，探求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浅谈如下几点想法和大家共同交流：

一、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内涵

现代教育技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理论与技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通过对教学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二）互动教学的内涵

现代教育观念认为：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向交流过程，具有明显的互动效应。互动教学是指以系统科学（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指导，运用辩证的方法把整个教学过程置于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从系统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地研究对象，使教学诸要素合理配置、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多元互动、良性运行，从而促使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的概念

以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具有相对开放性，资源丰富性的特点，建构基于多媒体计算机环境和网络环境的新型师生互动教学模式，并将之应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中，从而实现教师、职教生在师生互动中主体的积极建构和发展，形成合作探究式师生互动。

二、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策略的个案动态呈现

任何课堂活动如果没有教师的有效组织都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所以，教师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合理安排课堂活动，有效地处理课堂问题，保证课堂教学顺利进行。我们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前进行课堂教学设计，设计好“互动点”，为学生开辟好师生互动平台。在本个案中，笔者对《文件与文件夹的基本操作》一节教学内容进行设计，从教学目标、教学的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等进行分析和设计，整节课的互动教学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师生互动环节。

（一）设置情境、引入课题

设计生活化、情境化、信息化的教学环境，丰富互动内容。这样，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求知欲，并以此来激发学生探究新知的兴趣。在课堂上设计的具体互动场景如下：

1、教师先借助机房的多媒体设备播放一首歌曲，然后提问到“歌曲是以什么形式存放在计算机中？”。学生便先欣赏歌曲，然后思考问题并回答。

2、教师先展示凌乱的多种类型文件，然后提问到“如何去管理凌乱的多种类型文件？”。学生观察凌乱的文件，并思考如何去管理这些文件。

（二）任务引领、学习新知

在这一个教学环节中，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网络工具和学生建立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借助于“电子教室”软件可以给学生提供的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可以使用“电子教室”软件广播演示讲解文件和文件夹的基本操作；当学生遇到难题时，他们可以利用网络及时与老师沟通，或与同学讨论，这样，他们可以在课堂上当场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采用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指导学生开展“生生互动”的学习活动，引导后进生跟着优生一起学习，充分调动所有学生学习文件与文件夹的基本操作的积极性。比如教师在讲授删除与恢复文件和文件夹操作时，笔者设计的师生互动活动如下表1所示：

学生先总结本次课所学的内容，然后按照要求完成课堂作业。最后教师记录学生测验的成绩并点评，学生聆听教师的点评并做好笔记。

在这一个教学环节中，教师先潜移默化地教会学生在学习中善于总结从而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出学习文件与文件夹基本操作的方法和技巧。然后借助一级MS Office模拟考试软件实现计算机自动给学生评分，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通过练习测试题来帮助学生巩固现学和已学过的内容，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最后通过自评与生评获得成功的体验；借助评价表与教师建立沟通平台，拉近师生距离，反馈课堂信息，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

三、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策略的个案研究结论

要有效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需要让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通过开展采用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活动，我们会发现这种教学模式体现了如下教学优势：

1、通过电子教室软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效率。

2、合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丰富课程资源。

3、改变了教师传统的教学观念，让教师能够进一步追求学科体系的开放性和思维的多向性，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

4、改变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任务型”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完成特定任务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与技能。

5、精心设计评价内容，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能够很好地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及时督促他们认真地学习，真正地做到“以生为本”。

总之，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中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涉及到教学的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努力探索，不断提高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教学的实效性。

课题名称：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师生互动研究，课题编号：19081，主持人：吴海花。

参考文献：

[1]邵拥军．高校师生互动教学机制的研究[J]．中国教育研究论丛，2006．14．

[2]童湘屏．《语言学概论》课程师生互动教学策略的个案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10，（06）：134．

篇14

关键词：钢琴陪练；儿童钢琴学习；注意力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儿童学习钢琴，能够大大帮助开发与发展孩子的智力、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拓展他们的知识领域。如今，随着钢琴热的吹拂，学习钢琴的孩子与日俱增。如何让儿童在钢琴练习时注意力集中、学习效率高，是作为一名钢琴陪练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正是针对注意力方面的问题，通过对一名儿童的个案研究，来研究儿童钢琴学习中的注意力的问题。

一、研究背景

随着钢琴教育的广泛传播，“学钢琴苦”的概念也越来越为人所知。优美的琴声能给学习钢琴的幼儿带来了快乐，产生学琴欲望，但是兴趣是不稳定的，尤其是碰到大量枯燥的基本功练习、持续练琴等问题时，会产生疲倦、厌倦心理，失去练琴兴趣，产生练琴不用心、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差等情况。由于家长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不能陪孩子练琴，因此由钢琴陪练者负担这一工作。钢琴陪练者需要有一定的热心与责任心，在遇到儿童注意力方面的问题时，想出解决办法。本文所研究的注意力，是指儿童在练习钢琴时的全心集中于钢琴练习的能力。而在钢琴陪练过程中，如果钢琴陪练者能够运用一些方法来使儿童的注意力集中，便会提高学习效率、提升儿童学习钢琴的自信心和兴趣。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钢琴陪练课课堂中儿童表现的观察，以及方法实施后的对比观察，以达到对儿童钢琴练习时注意力方面的个案研究。

研究的个案人为A，小学三年级，家里条件富裕，从5岁起便开始学习钢琴，但由于不是特别聪明、对音乐的领悟能力较差，所以学习钢琴的速度较慢。在2010年5月16日，周日，上午十点，在A家中，进行了1小时的钢琴陪练课。以下是本人对这节陪练课的观察记录笔记。

三、分析、研究

通过对钢琴陪练课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观察记录的结果，可以看出，儿童练琴时的注意力与儿童练琴的时间长短以及练琴内容即儿童练琴的兴趣有关。比如，在第一个时间段0～10分钟内，由于儿童是刚开始练琴，还不能马上从之前的状态中调节过来，因此儿童的注意力是比较集中的。我让学生根据指法规律来弹奏音阶，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手指上，从而逐渐吸引儿童练琴的注意力。在10～20分钟时，由于儿童演奏的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乐曲，重复演奏，会使儿童觉得枯燥、没有意思，所以我让儿童在弹第二次的时候，让学生在熟练弹奏乐曲的基础上，突出轻巧性，使儿童的注意力集中于轻巧性上。20～30分钟时，由于儿童弹奏的是一首新的练习曲，会觉得没有意思从而分心，所以会出现找不到音位置的情况，因此我用手指着乐谱，让儿童知道自己弹到了哪里，同时与学生合作演奏，吸引学生的兴趣与注意力，从而完成乐曲的练习。35～45分钟，是休息了一小会之后开始练习，由于弹奏的是很熟悉的乐曲，重复演奏，儿童可能会觉得单调，所以让儿童注意乐曲的音乐、感情，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最后45～60分钟，由于是要下课的时间段，儿童可能会有些急躁，而弹奏的是好听的乐曲，我再学生弹奏开始自己先示范了一次，用优美的音乐声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使用了与学生配合练习、游戏的方式练习，来使学生转移对下课的注意力到对乐曲的学习、练习中，完成本节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