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0:22:08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危机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内容摘要:随着金融危机相关研究的增加,近义词混淆越来越严重。本文就金融危机传播、传染、传递、传导与扩散这些容易混淆的近义词进行辨析,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为实务界和学术界规范使用概念提供帮助。
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导 辨析
相关概念比较
(一)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界定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侧重从金融指标的统计学意义上界定了金融危机的内涵。如果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上定义其内涵,Mishkin认为金融危机就是一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变得太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不能够有效地将资源导向那些拥有最高效率的投资项目而导致的金融市场崩溃。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还有很多,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研究角度的不同就会得到不同定义以及派生的概念。本文研究的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二)金融危机传导及相关概念
1.金融危机的传播(spread)。“Spread”是一个很普通常用的词汇,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主要是指传播;散布;蔓延;扩散的含义。冯芸(2002)认为金融波动是金融系统的固有特征,金融产品的价格随着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供需变化而上下涨跌是必然规律。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波动,然后由波动到危机、由传播到传染的过程。“传播”这个概念强调金融市场的内在波动性。
2.金融危机的传染(Contagion)。在众多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献中,“Contagion”的使用频率最高。英文含义为疾病的接触传染,运用在金融危机中采用其引伸义。不同的理论对传染的解释差异较大,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Forbes & Rigobon(2001)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传染定义或者定义传染的方法。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金融危机的传染分三个层次:宽定义、限制性定义和严格限制性定义。宽定义界定传染是冲击的跨国传递和一般性的跨国溢出效应。限制性定义界定传染是超越了国家间的基本联系和共同冲击之外的跨国相关性或对他国冲击的传递。严格限制性定义界定相对于平静时期,在危机时期跨国相关性增加就是传染(姚国庆,2005)。Masson(1998)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两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型分析季风、溢出和传染效应,说明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处于某一范围内出现多均衡点,金融危机的传染是多重均衡改变的结果。冯芸(2002)将传染作为传播的特殊情况,并从传播的角度定义传染,即特定国家的冲击演变为同样影响其他国家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击。
3.金融危机的传导(Transmission)。“Transmission”是对金融危机传导的多数翻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翻译的含义是“传播”;“传递”;“传达”;“传染”,其原因货币传导机制多数使用“Transmission”一词,而货币传导机制与货币危机联系紧密。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是“Conduction”,这种看法较为不妥,因为其含义为电流或者热量的传导,不能用于抽象意义上的传导。安辉(2003)从两个层面定义金融危机的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主要是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际经济或金融方面的相互衔接,使得局部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导致许多国家同时陷入金融危机。
4.金融危机的传递(Delivery)。“Delivery”的英文含义是递送或者投递信件等,很少用在抽象意义的表达上。宋清华(2000)认为金融危机可以在国与国之间传递,并把金融危机的传递机制解释为接触传染机制和相似传染机制。石俊志(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传递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递与扩散的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播与扩散过程。传递在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使用较少,并不常见。
5.金融危机的扩散(Spread):陈学彬(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过程是投机者、本国公众、外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方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博弈个案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和所获信息的变化导致危机的扩散。“Spread”作为扩散理解,在中英文的文献中经常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在多数文献中得到认可。但这个词汇并很少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不能准确表达研究目的。
(三)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使用特点比较
1.用语比较。金融危机相关近义词运用在不同的理论中,如果需要分辨其中的差异,那么还是需要正本清源,回到这些词语的词源上进行比较。《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辞典》和《当代汉语词典》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各有侧重,“传播”侧重于散布,散播,广泛散布,用电波或者符号传送消息。“传染”本意指病原体从有病的生物体侵入别的生物体内,引申为一方对另一方给以影响。“传导”侧重导向,如热或电等能量由物体的一部分传至其他部分。神经把外界刺激传向大脑。“传递”侧重递送,由一方交给另一方。“扩散”则是扩大并散开,这些词语有自身各自的特点,“传递”多用于具体含义,“传染”具有强烈情感色彩而“传递”是没有中间媒介的。
2.使用频率比较。由于金融危机本身是复杂的,金融危机的研究也就不能用统一的理论进行解释。从研究者的使用频率上来看,采用传播和传递两个词语研究金融危机的文献较少。金融危机传播是把金融危机过程解释为金融市场波动、危机、传播、传染的演变发展过程,强调波动的度量。金融危机传播传递在语用上多为具体行为,所以渐渐地离开人们的视野。研究者的频率使用的传染、传导和扩散三个词语。传染一词的原意是病原体从有病的生物体传到别的生物体。单从词义上理解,传染本身也包含有市场波动的扩散和延续,但是它还具有比波动传播更深一层的含义。而在具体解释金融危机传染机制以及传染途径时,需要对其具体的渠道进行分析,此时采用危机的传导更能够体现事物发展的方向性。因此,姚国庆(2005)认为所谓的传导机制和传染机制都是指一种传递机制,只不过它们分析的范围不同。传导机制通常假设传递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下进行的,指一国内部金融危机如何扩散。而传染机制则是指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扩散到有关的国家,从而形成国际性金融危机。
3.概念界定比较。在金融危机传播、传染、传递、传导与扩散这五个概念中,界定模糊的是扩散和传播,这两个概念在正式与非正式用语中都频繁出现,用这两个词语研究金融危机没有针对性。而传导是这五个词语中,最强调方向性的概念。在金融危机的渠道研究、机制研究等较为常用。相对于传导而言,对于传染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两个国家位于同一个的地理区域,市场结构和历史有许多相似性,相同的跨国市场联系始终存在,冲击的传递不应看作是传染;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冲击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即使跨国市场联系没有重大变化,这种传播也构成了传染。综上所述,这五个概念的界定清晰程度不一,需要具体考虑概念研究的对象。
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的分类
在对金融危机的过程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概念是传导和传染。下面把金融危机传导按照常见的划分方法归纳如下:第一,按接触程度划分为接触性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二,按国界划分国内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国际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三,按是否封闭经济体系划分为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四,按金融危机媒介类型划分为货币危机传导、债务危机传导、信贷危机传导等。
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的综合解释
整个金融危机从开始到结束划分为形成、爆发、传染、扩散、蔓延、平息六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危机的传染的含义更加明确,破坏性的后果更加鲜明。因为金融危机具有极大的经济破坏力,是金融泡沫破灭引起的金融海啸。只要牵连在内的经济体,金融危机都会对它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划分反映出投资者对于金融危机的集体恐慌,这种恐慌不是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而是整个国家和多个国家。因此,对于金融危机传染的研究多数为金融危机的效用研究,也就是溢出效应、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的研究。如果说传染侧重强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传导侧重强调金融危机渠道的方向性,使得金融危机研究的途径具体化。人们可以分析金融危机传导的渠道,分阶段描述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传导是贯穿于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危机过程中,扩散刻画的是传染的进一步延续,因为这个词语是中性的概念。金融危机爆发到结束都可以使用扩散。在这个综合解释中,放弃了传递和传播,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词语难以刻画具体的金融危机过程。
参考文献:
1.姚国庆.经济虚拟化下的金融危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次贷危机 名词 翻译
一、引言
自2007年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波及欧洲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连带效应,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幸免。中国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因此,这次受到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各种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等发展阶段以及危机的背景、原因、影响等都做了大量及时、全面的报道。同时,众多学者专家也对金融危机的相关专题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无疑是一个将相对专业的金融知识普及化、大众化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此次金融危机涉及的重要机构、概念、产品等名词的英译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创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界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应的新名词也大量涌现。而要翻译这些新词、新术语,也要有创新精神。下面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创新在金融危机新名词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创新的过程中,还有个的现象。有些名词开始有不同的翻译法,经过运用过程中的优胜劣汰而达成了共识,其中简便易懂、雅俗共赏的译法被广泛接受,固定下来。还有一些名词则仍未完成这一过程,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译法,究竟哪种译法更佳,仍在探讨中。这一现象恰恰证明了专用名词的翻译并非易事,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二、译法已经统一的重要名词
1.次贷危机:陌生到熟悉的核心概念
在演变成一次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全面金融危机之前,这次危机被叫做次贷危机。而次贷正是这次危机的一个关键词,它从一个让人感到生疏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常用词,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改进和简化翻译的过程。
次贷的英语概念是subprime mortgage loan。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之对应的自然是prime mortgage,称为优质贷款,优质贷款的对象是收入稳定,负债合理,信用等级高的优质客户。相对于prime mortgage而言,subprime mortgage的客户则是收入不稳定、负债较重、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实际上,subprime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新词,几乎无法在任何现有的词典查到,这一概念是美国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市场创新的产物,prime一词的词义之一是最好的,而sub这一前缀的意思是次级的,因此subprime mortgage loan可以翻译成次级抵押贷款或次级按揭贷款。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就翻译成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为了简便,就简化成次贷危机。
2.房利美和房地美:音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
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两家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房屋抵押贷款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其中,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房地美成立于1970年,这两家拥有数十年历史和特殊地位的公司,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也非常引人注目。因此,它们的大名频频出现在关注金融危机的人们视野当中,它们的名称由来和汉语译名耐人寻味。
房利美的全称是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翻译成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地美的全称是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翻译成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的英语全名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以首字母缩写为FNMA,如果将4个字母逐一念出仍然繁琐拗口,因此,倾向简化语言的美国人在辅音字母中加了原音,就把这一首字母缩写简化名异化成Fannie Mae。同理,房地美的全称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也简化成Freddie Mac。
按照标准的意译方法,Fannie Mae应该翻译成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按照音译的方法,可以翻译成范尼梅公司,这两种译法都有其缺陷,前者过于冗长,后者反映不出公司的特点,而房利美这一译法则结合了音译与意译的优点,房利美的中文发音与Fannie Mae的英语发音非常契合,同时,“房”字反映了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与房地产有关,同时,“利”字的字义有“利于”一义,也符合该公司促进房地产发展的作用这一隐含意义,而“美”字赋予该名称以美好的联想,符合取名的原则。同样,Freddie Mac也曾先后被译成弗雷德马克、弗雷迪马克公司等,与房地美一名相去甚远。曾经也有人将Freddie Mac译成房迪美,显然,房地美更接近该公司的本质,因此,房地美这一译法被固定下来,得到普遍的采用。房利美和房地美是音译与意译结合的完美典范,也是译者创新性的一个极佳见证。
同时,因为两家公司的性质和业务范围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是两家姊妹公司,经常被同时提及,都翻译成以“房”字开头的名称,方便了后来“两房”一词的产生。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和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演化成了“两房”,这充分说明了语言的创造性。
3.止赎权:简化到极致
Foreclosure是应用于房地产金融领域的一个法律名词,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给的解释是:a legal proceeding that bars or extinguishes a mortgagor’s right of redeeming a mortgaged estate.这个解释比较专业,不易理解。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给的解释比较浅显易懂,是对动词foreclose的解释:if a bank forecloses, it takes away someone's property because they have failed to pay back the money that they borrowed from the bank to buy it.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如果购房者向银行借款购房,并将所购住房抵押给银行,一旦购房者没有按照约定还贷,达到了合同中规定的期限和金额,银行将成为该住房的所有人,而原购房者则无权赎回房屋的所有权。这一概念还是比较复杂的,因此也给翻译提出了一个难题。《新英汉词典》给出的翻译是丧失赎取权。其他出现过的译法还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取消赎回权、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了结抵押(抵押权人按规定拍卖抵押物以受偿)。这些译法都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原来英语概念的内涵,但是如果一个概念经常被提及,成为一个常用概念,则以简略为佳,上述译法中要数“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最能准确全面表达愿意,但是它却有九个字之多,放在一个句子当中,就比较拗口拖沓。例如,A wave of foreclosures is damping consumer spending.如果翻译成“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激增正在遏制消费者的支出”就有些头重脚轻。因此,应该将这一概念简化,其中“赎”字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赎取还是赎回,这是一个关键字,那么是“失赎权”还是“停赎权”,最后换了一个字,“止赎权”一词逐渐被广为接受,得到普遍采用。这一用法基本已经简化到极致,一共3字,如果要找到两个字的译法,就省略掉“权”字,简化成“止赎”,但是,有些场合也不宜简化,还是要用“止赎权”一词。
三、译法尚待统一的重要名词
1.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引人注目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不同于普通金融公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特殊性在于它们有联邦政府做坚强后盾,用专用表达法就是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简称GSE)。而正是这一概念中的sponsor一词给翻译带来了困惑。Sponsor做动词用有多个意思,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给出的解释中主要有两条接近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中的意思,一是“to give money to a sports event, theatre, institution etc, especially in exchange for the right to advertise”;二是“ to agree to help someone or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y do”。那么,政府究竟可以给“两房”什么样的支持呢?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所谓的government sponsor就是一种“implicit guarantee”,也就是一种隐性的担保,投资人认为,这两家公司有联邦政府作为担保人,担保偿还其债务。虽然房利美最初是由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创立,但是后来在1968年改制成私有公司。房地美于1970年由联邦政府批准成立,1989年成为与房利美非常类似的私有公司。目前,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两家公司并非国有企业,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干预其经营,只有在两家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时,政府才会出手相救。从这一意义出发,GSE翻译成政府担保企业比较合适,但这一译法并不多见(雷曜,2008:10),其他的译法有政府赞助企业,政府资助企业,政府支持企业,或政府扶持企业,政府发起企业等。所以,GSE的译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以达到统一。本文作者根据以上分析主张采用“政府担保企业”这一译法。
2.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也是本次危机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目前出现的译法有按揭支持证券,抵押支持证券,以按揭贷款做抵押的证券,房屋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等。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译法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是asset backed securities的一种。Asset backed securities可以翻译成资产抵押证券,是指发行人以特定的资产组合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证券(常巍,薛誉华,2009:17)。这种特定的资产通常是规模小、流动性弱的资产组合或称资产池。维基百科对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给出的定义是an or debt obligation that represents a claim on the cash flows from mortgage loans, most commonly on residential property.通过这两个概念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就是一种以房屋贷款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抵押和收益来源的证券。那么,为什么英语中同一个概念会有数个译法呢?首先,mortgage一词的译法就没有定论。目前,常见的译法有抵押、抵押权、受押人对抵押品的权利、按揭、按揭贷款。它的意义就是借款人将对特定资产的所有权抵押给放贷人以获得资金的一种方式。它最普遍的应用是在房地产领域,而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一词中,mortgage通常指的是住房。因此,可以将mortgage译成住房贷款,简称房贷。而另一个关键词“back”也比较棘手,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准确表达其含义,作为动词其主要意思之一是给与资金的支持,如The scheme has been backed by several major companies in the region.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一词中,它的意义应该是以房贷作为收益来源和抵押。据此笔者认为,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比较准确的译法应该是房贷抵押证券。
四、结语
金融英语原本就具有专业术语多而专的特点,而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是在金融行业迅速创新和扩张的背景下产生的,相应的新词大量涌现,有些则成为金融危机相关报道的常用词和关键词。如何将这些金融危机相关的英语新词、新术语翻译成对应的中文术语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对此探讨也远未结束,笔者挑选了几个重要名词,讨论了其已经被接受的译法以及一些仍需探讨的译法,希望与本次金融危机相关的重要名词术语有比较恰当和统一的译法。
参考文献:
[1]常巍,薛誉华.金融危机再思考.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次贷危机研究课题组.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3]广天响石.直击华尔街风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4]雷曜.次贷危机(修订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说到金融危机,很多人对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但是却二、金融危机的危害 并不了解什么是金融危机,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金融危1.破坏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会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本国货币对外的汇率降低,这会给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对外汇率的降低,会阻碍进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是我国的经济来源之一,一旦进出口贸易衰败,自然会使国家整体的经济受到影响。
2.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
金融危机一旦发生,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的贬值,而当货币贬值后,人们用同样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人们的消费水平降低,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就无法卖出去,只能滞销,为了保障企业的利益,企业不得不采取裁员的方法,如此一来,就会使大量的人失业,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企业产品滞销,一部分企业会因此而倒闭,人们连最基本的消费都成了问题,金融危机的产生,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降低,使许多人不具备购买力,这会使国家的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之中。
3.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当金融危机出现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因此而下降,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连维持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人走向极端,做出一些危害社会安全的事情,社会的稳定将无法得到保障。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会加剧人民和国家的矛盾,人心涣散,国家的稳定也难以确保。
三、金融监管的内涵
金融监管,指的就是对于金融的监督和管理。金融监督,指的是相关的监督机构要定期对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督促,使金融机构能够依法运作,保障金融机构的运行安全。金融管理,是指相关的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和管理,以保障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进行。金融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金融业的安全平稳运行。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的方式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种,分别为公告监管、规范监管以及实体监管。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十分重视金融监管工作。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金融危机的危害极大,若想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我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工作的开展都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金融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为了保障我国金融行业的稳定,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但是目前我国的相关法规并不完善,在法律法规中对一些经营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够详细,过于笼统,不能为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导。
2.监管不够全面
金融监管的不全面主要体现在对银行的监管上,在对银行进行监管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银行的工作进行审批,另一方面是监督银行的工作是否符合规范,但这是远远不够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风险,然而我国的金融监管对这一问题缺乏关注,也就是说,对风险的监管不够重视,即使对风险进行管理,也只是集中在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上,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是多样的,不仅有信用风险这一种,还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由于国家金融监管不够全面,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3.监管效率低下
我国在进行金融监管时,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监管效率低下,这是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单一而造成的。我国在进行金融监管时,采取的都是重点监管的形式,只对金融机构中的重点工作进行监管,而忽视了日常的监管工作,这种监管形式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在这种监管形式下,难以发现金融机构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给金融机构的安全带来隐患。除此之外,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时,流于表面,监管工作不够深入,只是通过收集数据、资料等来完成监管工作,在收集完资料、数据后,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整理,使金融监管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进行金融监管工作的前提,我国在法律法规的建设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我国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相关的立法部门要对金融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了解金融市场的现状,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2.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
我国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要对金融市场的信息进行适当的披露。同时,要重视对金融机构内部机构的监管,对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控制,提高金融监管工作的效率,从而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防范,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运作。
金融危机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维护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必须重视金融监管,努力解决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
[1]叶莉.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2008.DOI:10.7666/d.d048922.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
而近日66岁的美国金融大鳄罗杰斯关于“有生之年似乎都看不到这场金融危机触底反弹”的言论更加剧了震惊、悲观、恐慌等消极情绪的涌动。
我在听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既在意料中又在意料外”,次贷、股市等的不利消息一直使美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3月,贝尔斯登倒闭被摩根大通收购已是危机的前奏,但此次危机到来的速度之快,震幅之大还是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面对危机已带来及即将带来的震荡及萧条,与美国罗杰斯这位金融家的悲观情绪不同,我坚持乐观态度。
我认为,9至12个月危机就会触底,之后会步入反弹恢复阶段。因为全球的经济格局及市场需求的作用,以及社会资源的平衡也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这些综合因素不会导致金融危机恶化成类似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而这股海啸席卷到中国估计会是在6个月后。
面对股市的持续低迷,加上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担忧,频频回购股票成为科技公司提振市场信心的救命稻草。国际IT巨头已经率先展开了“自救运动”,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微软和思科。
中国企业的群体回购潮随着美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提速,中国概念股也在急于托市救市,包括盛大、巨人、腾讯、第九城市、网龙、联想、神州数码等在内的海外及香港上市公司纷纷抛出股票回购计划。
这种自救是否能成为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救命稻草?我觉得股票回购是难挽颓废态势的,股票回购只有在大盘利好,而企业自身的股值被低估时,借此可提升资本市场对公司的价值认知。而现今的大盘是个需要吸纳巨额资金填补的大窟窿,它们自救所投入的相对于这个吸金机器显然是杯水车薪,若想取得当初同样的效果,公司要付出的可能是过去的3倍、5倍或更多。股票回购只能是效率有限的权宜之计。
此次危机所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之一便是人们普遍对经济未来发展缺乏信心,这是最可怕的,而由此而导致的恐慌也被放大了。
对由雷曼破产殃及的工行、招行、金蝶及“去哪网”()等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对于那些以风投为主要资金支持的企业会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投资银行面临的问题将动摇资本市场和投资人的信心。这种影响不会在今年,而是在明年显露出来,后续融资将非常困难,未来也会给IPO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市场正在被进一步挤压,已经没有什么机会通过上市或收购交易获得融资。相对于那些以风投为血液的公司而言,我认为以金融服务业为主营业务的这类公司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因为这些需求是企业的附加需求,业务会被大幅砍掉。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监管
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之一,甚至成为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的核心。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明确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边界,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问题。从法学的角度出发,概念亦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没有限定一个严格的专门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能看清楚问题之所在,当然也就很难能理性的思考问题了。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在金融监管体制中,将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自然人分为金融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而两者在实际适用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金融投资者这一概念比较明确地适用于证券期货市场,而金融消费者则主要指证券期货市场以外的信用、储蓄、支付和其他金融产品服务的购买者。显然在这一问题上,本文更加倾向于以客观的“资信授予”的标准来划分二者的界限,之所以采这一标准,主要是主观标准缺乏明确性,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当然,二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综合经营的金融实践使消费者可以跨越各金融领域,实现从金融消费者到金融投资者的转变,因此二者不可能泾渭分明。
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基础是消费者,因此金融应当具备消费者的基本特点,具体到我国的现实规定: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并且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既包括购买金融产品也包括接受金融服务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事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必须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的金融消费者(consumer)的定义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巨大动力也使得金融机构的地位日趋强势。这种交易地位的差异是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层出不穷。如今,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活动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凭借着这种强势地位带来的在信息披露、利益分配和行为能力上的有事,记忆损害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
加强金融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重要的经验总结。有人评价这次危机认为“经济危机由一系列保护消费者的失误引起。消费者保护没有的到期应有的注意,结果导致不公平和欺骗的滋生,几乎拖垮整个金融体系。”
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和各地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保护金融消费者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最终实现经济上的效率。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与机制对比分析
(一)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美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主要倚重金融法和金融监管的路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The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H.R. 4173其中,第四部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5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CFPA 将专门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因不公平和滥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而遭受利益损害,为次级贷款、信用卡、透支费用等提供有效的消费者保护,并就热点的减轻小银行的负担,提高州监管者的权力和商人豁免规则等内容进行规定。
通过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改革消费者保护机制,注重贯彻透明度、简易性、公平性和可得性原则,从而保护消费者免收金融消费中不公平和金融欺诈等行为的侵害。这些举措,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英国的金融监管一直注重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早在1986年就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金融服务法》在放宽金融机构融资和信息披露标准的同时,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更为严格,强调要设立金融消费者补偿救济制度。金融危机后,英国在原来监管的基础上,也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设立专门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独立设置的监管局以消费者与参与者的利益为先,更有利于监督金融企业。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英国政府提出金融机构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易于理解且高度透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且金融机构在提品和服务前还要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经验、风险偏好、资产状况等进行充分了解,以保证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符合“合适且合理”原则。
同时,英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成立专门的机构独立、系统、全面地开展英国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改进纠纷解决机制,明确了各机构在处理消费者投诉方面的责任,增加透明度,以帮助消费者重树信心。这一系列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保护金融消费者落实到具体的机构,具体的细节,非常值得借鉴。
(三)二十国集团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态
[关键词]公允价值;新会计准则;后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2-0152-03
作者简介:陈斐(1989-),女,江苏苏州人,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财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转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纵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对公允价值计量持反对观点的有:1.“顺周期效应”放大了金融系统波动幅度并可能引发或加剧金融不稳定性。2.非活跃市场面临的挑战:其一,当前市场交易价格是否符合公允价值定义;其二,对于从“按市价计值”转变为“按模型计值”的金融工具由于无法获得相关的市场信息或参数,公允价值计量难度加大。3.金融机构按“着火价”出售金融资产,市价并不能真正反映金融资产的内涵价值。由此,很多金融界人士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直指公允价值,提出暂停和取消公允价值计量而重回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葛家澍(2009)认为“每逢经济危机,市场产生动荡,从而影响投资人和其他资本提供者的信心时,财务会计所采用的计量属性都要经受一次考验”。金融危机从产生到发展,其一直承担着“替罪羊”的角色,直至2008年12月30日,SEC向美国国会提交《市值会计研究报告》后,业界才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将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改回历史成本计量方法是历史的倒退,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才是主流。
在市场环境相对成熟、对公允价值运用娴熟的国家,都会对其产生如此大的争议,那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环境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从中吸取教训,总结自身不足,借鉴国际经验,从而实现在资本市场中有效、合理地应用公允价值计量。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公允价值计量面临的困境
公允价值从1998年首次引入我国到2006年被再次引入,经历了由立到废再到立一波三折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公允价值的引入也存在一定争议。针对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公允价值概念模糊
公允价值概念含糊不清,内涵和外延不明确、不具体,是导致会计实务应用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较FASB、IASB与我国的新会计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概念,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区别如表1。
我国的新会计准则为了与国际趋同,参考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然而我国又结合具体国情,趋同而不雷同,引入公允价值的方式是积极而稳健的。但是,我国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概念的诸多方面都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如表1所示:1.计量目标中以入账价计量还是以脱手价计量未明确表明;2.计量时间是否是“计量日”未明确表明;3.是否是一种假设的估计价格未明确表明。
(二)公允价值可靠性的质疑
会计准则存在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两种。规则导向会计准则存在大量详尽的操作指南,因此,很少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造成对准则应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后者以概念框架为基础,由一系列层次清晰的普遍使用的原则构成,没有所谓的“界限检验”,因此,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在我国,为了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与以前的规则导向不同,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原则导向理念。公允价值运用的原则导向是由新准则体系的原则导向理念决定的,同时,公允价值的有效运用也必须以原则为导向。
然而,原则导向并非完美无缺,具体来看,新准则体系中有关减值迹象的判断、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商誉减值的认定、商业实质的认定等都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又如,新准则对于公允价值运用条件中经常提到了“活跃市场”这一概念,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活跃市场、活跃市场的判断条件是什么,所有这些都需要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允价值估计理论以及估计方法,这就可能使公允价值的估计演变成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游戏”。而这一切都会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带来很大的冲击。
(三)公允价值层级选择的问题
我国在借鉴SFAS157的基础上,将公允价值的确定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存在活跃市场的,采用活跃市场的报价;第二层级是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采用同类资产或负债活跃市场的报价;第三层级是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采用估值技术确定价格。在我国新会计准则17项涉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准则中仅有第8号——资产减值以及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较为详细的指南,隐含了公允价值的层级选择问题。但是由于层级选择的隐含性以及分散性,指南并未规定对不同级次的公允价值区别对待,并按层级的不同由高到低依次披露。而鉴于我国市场经济条件尚不成熟,部分市场活跃程度、深度都不够,流动性较差,缺乏公开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而且资本市场规模容量较小的实际情况,我国存在公开、活跃交易市场较少,因此,采用第一、第二层级估值在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中占很小的比重,而采用第三层级进行估值已成为会计实务中应用公允价值的主流。而采用第三层级的“按模型估值”(mark to model)由于带有个人观点,而不代表市场观点,因此,安永会计师实务所认为“对计量假设或判断的小幅调整都可能会带来计量结果的巨大差异”。
三、对策建议
(一)研究制定独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谢诗芬(2006)和裘宗舜(2007)认为“我国应尽早研究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独立而又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可以降低公允价值计量规范的执行难度,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在2003年FASB首先提出制定独立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后,IASB也随之借鉴,于2005年开始制定独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我国为了与国际趋同,也一直在思考建立独立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2011年7月26日,在我国财政部举办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新兴经济体应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讨论。在会议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公允价值项目经理希拉里·伊斯曼女士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将于2013年1月1日实施)的背景和原则做了简要介绍。其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场参与者之间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让一项负债将会支付的价格。” 此定义明确了两点:一是计量时间是“计量日”。二是公允价值是脱手价格(Exit Price),而不是入账价格(Entry Price)。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以统一的会计准则来明确公允价值定义及计量的相关规定,将以往分散于各个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进行了统一。这为我国完成与IFRS的国际趋同、研究制定独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提供了参考。笔者认为,制定独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势在必行,但我国必须结合自身的市场条件进行趋同而不是单纯的复制。例如:在界定公允价值计量目标时,是否一定要将其定义为“脱手价”?参考我国最基本的市场状况,很多时候“脱手价”是难以取得的,这时,就需要依靠估值模型以及其他计量模式的计量结果视同公允价值。因此,为了不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使之应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在定义公允价值计量目标时,不一定要像国际会计准则那样定义为“脱手价”。
(二)明确公允价值计量层级、规范公允价值计量方法
明确划分公允价值计量层级能促使企业会计核算尽量运用可核实、相关性以及可靠性较强的一、二层级,尽可能少用和避免使用脱离市场的第三层级。我国新会计准则中也分散地提出了公允价值运用的层级范围。但为了起到统一规范、化零为整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各个层级的公允价值技术指南。同时在对主要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进行披露时,需要列示其所属级次,从而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缺乏成熟市场的情况下,以第一、第二层级取得的公允价值虽然比较准确,但却不容易取得,在实际情况下,还需要大量运用到第三层级的估值技术。为了防止公允价值的随意估计,从而为盈余管理创造空间,我国可以适当引入公认的公允价值评估机构,以规范的计量方法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在对外公布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同时,向外公布公允价值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增强可信度。
(三)完善公允价值的披露方法
虽然我国会计制度坚持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适度引入公允价值,但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计量属性却反映在一张报表中,两种计量属性所反映的财务信息以及对财务信息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同的,由会计估计而得出的公允价值同历史成本一样直接计入表内,很可能会由于估值的不准确而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可靠。
因此,为了增强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需要调整现有的财务报表的信息披露方式。有学者认为,可以以表外披露的方式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进行补充说明,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表外披露并不能完全替代表内列示的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在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时,建议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计量属性分别反映在不同的表中。也就是说,披露一张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负债表,再披露一张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公允价值资产负债表,后者作为前者的补充。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区分哪些是以会计估计和判断而得出的公允价值,从而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同时,如上文所述,在公允价值资产负债表中还可以相应披露其中所包含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所属的层级。运用第三层级计量的还要额外披露计量的数据来源、相应的估值技术以及对当期收益的影响。
四、结语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些缺陷及隐患,引起国内外会计界人士对公允价值的质疑。但不能因噎废食,要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深入研究,完善公允价值运用的市场条件,建立规范、透明的金融市场,强化公允价值准则执行的约束性和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体系,完善相应的准则,从而使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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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金融危机 宏观审慎 中央银行 独立性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且呈现不同以往的特点:既不是因为高企的通货膨胀,也不是单个金融机构问题,而是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信贷和资产价格高企背景下隐藏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并通过金融体系的传染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深为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性风险、重新认识金融危机、重新构建管理方式提出了预警。
一、系统风险与金融行业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但经济理论中的风险又不同于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这些概率可以像拿到彩票一样客观地确定;也可以反映自己的主观信念),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另一方面,要是该经济行为者对不同的可能事件不能(或没有)指定具体的概率值,就说这种情况涉及不确定性)”,概念属于微观范畴;系统性风险首先由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 ,1964年)使用用来描述一项投资总风险的一个部分,指“即使将这项投资与一个多样化证券组合中的其他投资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避免的这部分风险”,在时间维度、行业维度、集体维度分别呈现顺周期性、拥挤交易、羊群效应,概念属于宏观范畴。
货币和信用的结合产生金融,风险因信用而产生,金融机构是风险的主动承担者,其经营对象是信用。而金融行业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具备形成系统性风险的现实条件:
第一,金融业中回受机制缺乏效率。一般行业中,供求定律通过价格实现市场出清,商品供给的增加带来价格的下调,从而压缩商品的持有利润空间,抑制向该行业的投资,反之亦然。金融行业中,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体现为利率(价格)的下降,利率的下降将推高资产价格,金融资源需求者的资产负债状况表现得更为稳健,无疑将进一步鼓励其提高杠杆比率,增强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而金融资源供给者也具有继续向其提供资源的动力;当情况反转时,市场将表现为反向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加强。
第二,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极难确定。理论中,金融产品的即期价值等于未来的现金流在当前的贴现现值;但是这种定义的操作性极差,因为未来的现金流和贴现率均难以准确界定。现实中,市场情绪在金融产品的价格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没有成交,汇率、证券市场也可能大幅波动的原因。
第三,金融机构对时段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在时点风险的衡量、评估方面积累了充足经验,但对一个时段风险的演化和积累趋势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差。金融运行中的不平衡因素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乐观情绪下积累起来,当风险因素累计超过一个临界点时,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及其内生的传染性
金融危机是社会的金融体系中爆发的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这些恶化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的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支付结算系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通过资产市场通道、银行通道和货币通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传染蔓延,即通过各种经济部门间与各经济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单纯的金融部门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为系统性危机;从单一的经济体传播到其他经济体,升级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微观监管都无法有效监测、规避系统性风险,由此造成传染性较大的金融危机不仅破换了市场的效率,还会对健康部门或经济体表现出过度惩罚,同时也说明了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此来激活市场并充分维护市场公正。
三、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内在一致性
1979年6月28~29日,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Cook Committee)在一次关于国际银行贷款期限转换的讨论会中首次提到“宏观审慎”一词。此后宏观审慎概念逐步得到重视并开始大规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个金融体系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宏观审慎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宏观审慎管理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同属于审慎管理。在管理目标上,宏观审慎主要专注于维护市场公正和金融体系稳定,微观审慎主要专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性缺乏整体上的掌控;在风险模式上,宏观审慎认为系统风险内生,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形成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形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双向反作用,微观审慎认为风险外生,单个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不存在根本影响;在管理模式上,宏观审慎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微观审慎强调自下而上管理。
虽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在管理目标、风险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并不意外这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着根本上的对立。相反,宏观审慎建立在微观审慎基础上,作为风险管理的两种理念共同致力于金融体系安全,维护市场公正,促进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各种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较强的同质性、金融机构顺周期性的扩张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微观审慎难以单独管理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才表现的较为突出。
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包括其政策框架、内容框架、组织框架、立法框架等几个方面。
(一)政策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宏观审慎分析和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分析是指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检测,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可以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宏观审慎监管是指监管当局为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经济波动给金融该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金融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以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市场公正和效率。
(二)内容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涵盖了系统性风险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来源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因此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也应该涵盖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建立早期预警模型、优化预警指标、强调宏观压力测试,集中关注金融机构顺周期活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强调延长风险评估的时间跨度,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变化衡量的期限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校准审慎工具使各项预留缓冲在经济上行时期得到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动用,起到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作用,主要工具有:逆周期资本缓冲、前瞻性拨备制度、对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的监管、杠杆率限制等。
空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加强系统关联度的测量和系统重要性的衡量,将有系统关联和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纳入系统性风险评估,减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同质性导致的市场失衡和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导致的道德风险,灵活地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做出反应;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根据系统重要性校准审慎性监管工具为金融机构内部化溢出成本提供额外激励,主要工具有:对影响系统关联的重要性工具监管、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解决外部性的税收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三)组织框架。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外在载体,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应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来主导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不可比拟的内在条件:第一,宏观审慎管理是对系统性风险防范方式的创新,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统功能及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中央银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这与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相一致;第三,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不仅是一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中枢,也是系统性风险扩散的重要渠道,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途径,中央银行理应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第四,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在社会融资总量、经济金融顺周期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累积情况等信息基础之上,中央银行具有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信息优势。
(四)立法框架。虽然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先天基础,但现实中,一国若干经济部门会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产生盘根错节的桎梏影响(在金融分业监管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需要从立法角度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树立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绝对权威,其他任何部门均需配合或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操作,确保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的实现,这与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消除系统性风险、完全规避金融危机,但至少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大程度缩短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也并不意味着替代或包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而是与之一起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创新管理方式;从立法层面赋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外着中央银行凌驾于其他部门而不受制衡,恰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可能是相对独立性,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述的重点。
五、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较多,但对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却鲜有论述或论述不深。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均是政府的内阁成员,独立只能是性对独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就连向来以保持高度独立性自称的美联储也概莫能外。
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在于:理论上,在信用体系下,纸币和国债(特别是我国的央票)都是政府负债,离开了政府的信用支撑,根本不可能流通,中央银行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实务上,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促进其稳重行事争取更大的公众支持,防止金融机构为逃避责任而将系统性风险完全归咎于中央银行;政治上,为防止政党(政治)选举干预经济决策、人为制造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财政上,中央银行具有支付结算系统和公开市场业务,各项业务收入为其保持相对独立性提供了一定的财政预算条件。
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制衡机制是对立统一关系,独立性建立在完善的制衡机制基础上,制衡机制为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设。本文旨在论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央银行承担此项职能的现实可行性及为确保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实施而赋予其相对对立性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完善制衡机制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对这一课题继续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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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 会计稳健性 产权保护周期效应
一、产权保护导向:从会计稳健性到公允价值的嬗变
产权是一个使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束,是对财产的广义所有权,包括狭义所有权(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其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却是产权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利关系。产权具有减少不确定性、外部性内在化、激励与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以及收入分配功能。会计与产权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换言之,会计发展史就是一部对正当产权经济利益进行界定和保护的历史。会计稳健性的基本特征表现在:(1)稳健性对利得与损失、收入与费用、资产与负债的非对称性处理;(2)系统性地造成了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远低于其市场价值和盈利低于实施中性会计原则所要汇报的盈利;(3)稳健性基础上的会计信息与其反映的经济实质之间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该偏差的大小体现了稳健性的强度。可见,会计稳健性对于债权人产权保护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但对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就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
我们将公允价值的基本特征凝练为三个方面:(1)公允性;(2)反映真实性,且结果真实甚于程序真实;(3)估计性。其中,“真实与公允观”是公允价值的最高理念和根本特征。公允价值是现实中充分发挥会计平等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功能的最重要计量属性,它使会计真正走上“价值计量”和“产权保护”的轨道。产权保护导向促使会计稳健性向公允价值嬗变。
二、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关系考析:产权保护视角
长期以来,中外会计学术界在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如何进行权衡一直争论不休,这种争论随着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国际趋同背景下的广泛运用而逐渐升温。“公允价值”如果作为一种会计计量属性,而“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会计计量原则,表面上看,两者是不同的事件,似乎不具可比性,实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的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若即若离
我们认为,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人造的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反映与控制系统。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全部或绝大部分项目都按历史成本计量并纳入财务报表,它所倚重的事实性基础要求计量时要做到客观、具备可验证性和数据易得性,其确认基础建立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基础上,它最显著的特点与缺陷都是面向过去,并引致会计计量也面向过去。
(二)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的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彻底悖离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迅速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重逐步易位、企业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无形资产的大量涌现、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经济与会计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加,使得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受到巨大冲击,暴露出诸多缺陷,更能适应会计环境变化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运而生。随着资本市场日益发达等会计环境急剧变化,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向公允价值会计模式演化是大势所趋。为实现会计的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达到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有机协调和合法产权平等保护的目的,会计务必提供具有相关性、透明度、如实反映(可靠性)和公允性的会计信息,为此,公允价值式强和会计稳健性及其母体(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式微同样不可避免。
简言之,在一个理想(纯粹)的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二者之间彻底悖离。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种悖离关系,我们提出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和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两条概念链:
(1)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的概念链:目的性基础——价值/现值——公允价值——摧毁会计稳健性——产权保护平等——经济收益/全面收益——决策有用观——损益满计观——资产负债观——相关性——未来经济利益——权责发生制——计量观。
(2)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的概念链:事实性基础——成本——历史成本——引入会计稳健性——产权保护异化——会计收益——受托责任观——当期营业观——收入/费用观——可靠性(如实反映)——过去经济利益——权责发生制——信息观对比上述两条概念链,我们可以发现:公允价值会计模式摧毁会计稳健性,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引入会计稳健性;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促进企业会计契约各方的产权平等保护,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引致企业会计契约各方的产权保护异化;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彻底悖离。
(三)混合会计模式下的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适度耦合
当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会计计量中都没有绝对主导优势时,即介于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与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之问的会计模式,称之为混合会计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与公允价值计量存在区别,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与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相对应,现行会计体系虽然适度谨慎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但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尚未最终建立。总体而言,我国的会计模式仍属于混合会计模式。IASB和FASB联合成立的金融危机咨询组(FCAG)调查显示金融机构对大部分资产仍是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印证了全球会计模式也属于混合会计模式,尽管当今世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推广如火如荼。
三、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争:一个产权博弈例证
摘 要:金融危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已久,各个国家地区的主体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也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在一个低沉的状态,尤其是对各国企业经济的影响颇为重要。我国是一个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一个国家,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财务管理作为一个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一个企业是否面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财务管理 影响
项目基金:佳木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WM04)
引言
金融危机给各国企业的经济带来了不一样的危机,也为各国企业的经济带来了另一些发展的空间。世界各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密切,所以各国的企业也都遭遇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企业发展困难,但也在困难的环境中找到一些良好的机遇。在这样的条件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凸显得尤为重要。
一、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分析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保证企业经济持续增长允许的标准,以企业的财务管理为原则,对一个企业财务战略做出全系统管理。它是一个企业实现整体战略管理的前提,是对财务管理工作的新认识,对企业财务工作进行较系统的规划,有利于财务管理工作运行。企业财务管理战略要和本企业的整体战略保持步调一致,只有这样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才能为本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企业财务管理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更注重企业内外的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效率也提高企业在外的适应能力。正因为财务管理战略在财务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让企业在金融危机过后能看到财务管理战略的重要意义。所以一个企业要在注重财务管理的同时也要将财务管理战略作为重点加以重视。
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1.财务管理人员观念意识落后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财务的风险评估意识要强烈,很多企业对财务风险没有认清,没足够的准备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再加上投资和筹资时过于随意不够谨慎。所以在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缺乏防范措施,没有准确有效的应急办法,导致企业经济下滑。很多企业还没有建立例如风险价值、边际成本、机会成本之类比较科学的管理概念。这一切都源于财务管理的实践中,如果企业没有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目标,就会出现类似不考虑资本结构、投资过程中不估算风险报酬等的不科学做法。
2.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企业规模上存在一定的控制,规模结构过于单一化,与一些大型的企业资金调度水平无法比较,会计信息失去真实有效性。资金周转率低、缺乏严格的资金支配计划。另外,财务资料不完善不健全、审计制度规范、还有一些外来因素都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3.财务管理战略落后
财务观念是根据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对外来风险预测的差别合企业生命周期的差异,比较合理规划企业对投资和筹资的思想。但在金融危机中企业没有认真认识到危机带来的实质和企业环境来解决问题,没有明确财务战略应发挥的实质性影响,导致企业没有准确预测市场情况,财务管理的水平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别,跟不上实际需求,企业的经济局面不乐观。
4.成本优势发展不显著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出现单边升值的情况,美元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变得疲软。还有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很多的因素造成了企业的成本不断的上升,利润的发展空间不断的减小,原来的成本优势已经消失,各种被动的措施也影响着成本优势的发展。
5.财务风险的问题不乐观
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资金。想要巩固企业的基本就要合理筹资。我国企业筹资渠道太单一,企业对资本市场还很陌生,筹资时缺少资本结构和对财务风险的估测,很多企业对资产高负债表现的不重视。而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扩大,导致很多企业资金流动性缓慢,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面临着破产的风险。
三、金融危机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财务影响
1.对企业营业收入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危害使人们对风险的恐惧增大,也使社会就业情况和个人收入问题不乐观。收入不高人们消费水平就下降。以美国为例,消费减少影响美元币值,也影响中国对外出口的营业收入。假如美国的消费和支出占GDP的70%以上,人们对金融危机所处的环境会产生恐惧,消费降低,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再加上美国为银行注入的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对立关系,导致了美元贬值人民币增值的现象,最终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影响我国对外出口品的数量和收入。
2.对营业费用的影响
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使很多重新考虑开拓市场的企业们更关注国内市场。但想要在国内市场站稳脚前提就是打开国内市场。其办法就是扩大市场占有率。现在内贸市场发展越来越好,国内市场与内贸企业是存在竞争的。市场竞争剧烈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增加销售费用,开阔市场空间就必须得投入更多的销售费用。
3.对存货的影响
近几年受通货膨胀影响,全球企业在购买原材料时价格上涨运费提高,企业原材料的成本上升,企业产出品价格也随之提高。企业在处于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双重打击下,原材料从下订单到出货,货值就压减很多。假如企业购进原材料越多,亏损的则更多,如果企业原材料周转不灵活,高价位产品是无法和低价位产品抗衡的。企业将会面临经济上的危机。
(二)金融危机对企业筹资活动的影响
1.对财务费用的影响
很多银行为避免风险而不进行贷款业务,导致一些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使他们不能享受国家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益。有些银行推出无担保无抵押的贷款政策,但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就很不利,因为他们得支付较高的利息,支付成本大大提高,所以高额的贷款利息也就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费用。
2.对长期借款的影响
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为避免风险就提高贷款标准,企业贷款难度加大。很多企业经营过程不顺利,盈利少,偿还能力低,银行可能会因为该企业的偿还能力不高而选择不进行放贷业务,企业筹集资金就变得比较困难。如果该企业得到银行贷款,但没能按规定期限还款的话,企业的信用就会下降,不利于以后企业再贷款。我国现在很多的中小型企业都存在资金短缺,筹资困难的状况。
(三)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
对于一部分投资企业来说讲,被投资的企业经营状况不乐观,投资企业得到的分红就不会很高甚至得不到。所以有些企业想到了对应性政策来减少权益性投资,例如将子公司卖掉。对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来讲,虽然存在危险但也是个好机会。现在是企业进行供应链重新组合、战略性并购的新契机。
四、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对策
1.加强对财务风险的意识
各企业需加强对财务风险的意识,要制定科学有效合理的应对方法来加以控制,做到防范的同时也要加强控制和管理。每个企业中的员工应该加强对风险意识上的培训和指导,要树立良好的管理理念,使防范的意识深入每个企业里的每个人心中。
2.降低企业现金流的风险
企业在金融环境中要根据自身环境变化,优化财务结构,保证现金流充足,及时收回资金。加强库存现金科学管理,提前拟定好采购清单,科学制定采购计划。这样能缓解资金紧张压力,使资金使用通畅。在应收账款方面对应收款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例如催收、动态的跟踪。利用前向和后向的整合方式,优化企业价值链。实现企业合并重组。同时也要树立公司良好形象,诚信为先,与合作企业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观念,改变筹资方式过于单一,为本企业的资金压力做出缓解。
3.实施财务战略管理方式
财务战略的管理是实现企业长期收益,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要结合当前金融危机环境和自身财务状况,对外部环境、竞争对手的财务情况等对本企业进行财务战略定位的分析,其定位既要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又要顺应外部环境。无论是什么样的财务战略都决定企业的发展情况,一个好的财务战略是一个企业发展好的前提标准,在金融危机环境中发挥执行作用才是应对危机的关键。
4.实施财务信息化管理
财务管理信息化是指企业在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利用信息网络的手段建立一个信息系统,对企业做出收集财务信息、整理,分析、监管和做出相应对策,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全球信息化竞争激烈,所以我们国家更应加快信息化发展过程,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推动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的进行中,带动本企业工作的创新和提升。
五、结束语
2012年至今,全球总经济形势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阶段,我国外贸行业发展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预测,2012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GDP增长率分别为2.4%和6.6%。实际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仍不够,很多矛盾并没解决,世界经济复苏的道路仍曲折迂回,国际市场需求在短期内还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中国外贸发展还面对大量变幻莫测的因素。一个企业想发展平稳,财务管理是维持企业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各企业要制定有效安全的财务管理政策,如果企业能解决好过程中出现的财务问题,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企业将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就能有效的避开金融危机侵害,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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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1.互联网技术对金融危机第一步传导的影响
金融危机第一步传导机制被相关学者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金融危机的“季风效应”、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和金融危机的“净传染效应”。下面针对互联网技术对金融危机第一步传导的影响进行分析和介绍。
1.1互联网技术在金融危机的“季风效应”中的影响
“季风效应”主要指的是因为共同的冲击产生的传导,由于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商品价格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原因,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中的资本的流入流出和货币危机等就属于“季风效应”。比如美元的坚挺在1995―1996 年间使得东亚国家的出口被削弱,并且引发了之后的金融困境。而1992―1993 年德国利率的上升也与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个国家只有在将真实的危机情况准确地掌握住之后,才能够决定或者判断是否采用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随着时间的变化危机的具体情况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因此及时传递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危机的传导会由于信息传递受到的互联网技术的影响而受到影响[1]。
1.2互联网技术在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中的影响
通常来讲,溢出效应的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两种,也就是金融溢出渠道和贸易溢出渠道。与贸易溢出渠道相比,金融溢出渠道具有更大的作用。资金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流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而得以极大加快,同时,资金还受到了衍生交易工具杠杆作用的影响,这样金融危机在国家间传递时金融市场变成了最重要、最迅速的渠道。金融市场会由于某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而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时候金融中介需要对该国家在其他国家市场中的资产进行清算,这样通过资本市场渠道、直接投资和银行借贷等方式造成与危机国家联系密切的另一个国家的市场缺乏流动性,使得另外一个国家出现资本大规模抽逃的行为,“溢出国家”资产价格会由于信息传递过程而出现大规模的联合运动。
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危机的传导会受到互联网技术信息传递的较大影响。不拥有信息者和拥有信息者在遭受流动性冲击时,面对异国投资会出现各种反应,比如一国经济的基本面信号被拥有信息者了解之后,其就会因为流动性冲击而将该国资产卖出,而不拥有信息者通过间接方式获得信息之后,会由于在该国下降的资产报酬率而将在该国的投资撤出[2]。
1.3互联网技术在金融危机的“净传染效应”中的影响
投资者在某一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会由于对其他类似国家的信心危机和心理预期变化导致自身出现情绪的改变,这样就会出现“净传染效应”,而“羊群效应”则是净传染效应”的典型代表。在市场中投资者经常以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作为参考将自己的选择走下来,这就表明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在产生羊群效应的时候,投资者个体就会出现趋向一致行动的情况,因此人们的行为会由于社会整体的一个较小冲击而出现巨大的偏移,个人在特殊情况下甚至还会将自己掌握的信息放弃掉,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附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通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进行收集,从而对真伪进行辨别的成本会不断的加大,在信息缺失的时候投资者会对其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进行模仿,因此会出现“羊群效应”。
2. 互联网技术对金融危机第二步传导的影响
2.1金融机构间危机传导受到的互联网技术的影响
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比如,所有的银行由于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而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于支付清算系统具有多边清算差额的特点,因此一旦出现微小的支付困难,就会导致出现全面的流动危机。目前,各大银行开始广泛的网上服务,而且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子支付也实现了较快发展,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间危机的传导受到了较大影响。
2.2金融市场间危机传导受到的互联网技术的影响
金融市场包括期货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计量等,国际游资在全面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出现了非常频繁的流动,从而使得这四个市场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建立网上电子金融市场之后,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互动性,这样就使得金融市场间危机的传导受到了较大影响[3]。
2.3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间危机传导受到的互联网技术的影响
各类金融机构在统一的金融市场中具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不断推广和应用网络金融服务的今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间具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网络金融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与网络金融相关的监管、法律等外部环境和适应其运作模式的网络金融市场、网络金融机构等。互联网技术在不断地改进和发展金融业技术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业面临着行业理念和运行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化,最终使得金融危机的传导受到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