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条例规定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职工条例规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当事人大部分不知情元月3日晚7点多钟，市民陈先生驾车行驶到离太平南路和娃娃桥路口还有100米左右时，与前面一辆扬州牌照的越野车追尾。因车损都比较小，当时双方都希望小事化了，经协商各自负责自己的车损。但后来，陈先生还是向122报案。昨天，陈先生才到保险公司估完价，到交警二大队来确认事故经过。当记者告诉他遇上这样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以后，他立马就发出感慨：这样太好了，那民警也不要去现场，自己也不要来交警大队，少跑很多路。

    据悉，像陈先生这样的事故属于当事人依法自行处理的交通事故，完全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报警电话，保险公司也应该按照有关程序对此进行处理。随之，记者采访了十多位前来处理事故的当事人，其中只有1个人听说过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但不知道具体操作程序，其他当事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交警省时省力缓解交通针对这三类事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索赔的情形，事故组民警一口气说出了3个优点：省时省力缓解交通。据事故民警介绍，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类型的事故，都是没有人受伤的，车损也不会很大。如果当事人拨打122以后，民警到现场勘查完毕，一直到双方撤离，大约要10分钟；别小看这10分钟时间，如果在中山东路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路堵10分钟会积压200多辆车子，需要60分钟的时间来排空；而当事人不仅要等待民警查看现场，而且还要到交警大队跑一趟确认事故经过。如果当事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交警就不用到现场了，如果能及时撤离现场的话，也不至于路堵，最主要的是当事人直接到保险公司估价理赔，要少跑好几趟路。

    据悉，我市每天发生这三类事故的总量不少于80起，绝大部分车主都会先拨打122报警。主要原因就是很多车主还不知情；还有一部分车主不相信有这回事，一定要打122询问一下，而作为警察只要有人拨了122就必须到现场勘查。保险公司担心不良车主骗保元月11日下午5点10分左右，吴先生驾车在中山东路小区行驶的时候，擦到了小区花坛，不仅把车身擦伤了，而且车辆防撞链条也损坏了。知道此类情况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吴先生立即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但保险公司要求他打122，原因是目前该保险公司还只能按照元旦前的程序理赔。

篇2

「关键词转投资，转投资限制，净资产，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涉及到转投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商业银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票，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予以处分。”该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保险法》第105条第2、3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证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由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积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纵观现有调整转投资的法律规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除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外的一般公司可以进行转投资，但其限额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但有两个例外：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转投资限额的限制；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不包括在限额之内。（2）商业银行绝对不得向银行以外的其它企业转投资，但超越中国范围的除外；保险公司也被严格限制进行转投资。

由于本文主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对转投资的限制性条款进行分析和探讨，因此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条款仅作介绍，不作深入探讨。

（一）公司可否向合伙企业或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转投资？

由于《公司法》第12条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存在很大争议。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都承担有限责任。因而一公司向另一公司转投资是法律所允许的，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因而焦点集中在合伙企业上。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企业法人可以和企业、事业单位共同出资，组成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即“合伙型”联营（见民诉法实施意见第40条）合伙型联营先以联营企业的财产清偿债务，联营体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联营成员应负连带责任。依《民法通则》，公司可以成为合伙人。虽然《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似乎应理解为不能向合伙企业转投资，因而产生了矛盾，实践中的分歧较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法》第12条的规定实际上是禁止向合伙企业转投资的，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公司因转投资行为成为其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后，所负债务可能大于所投资的金额，进而影响本公司资本及运营，故加以禁止，以期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⑴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合伙人的理由并非公司不具备无限责任能力。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并不是公司本身责任的有限，而是指公司股东责任的有限；只要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股东即不再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同其他主体一样，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债务，在此意义上，公司责任是无限的。⑵只是资产雄厚的公司法人若成为合伙人，会成为债权人首选的追偿目标，可能潜在地影响公司正常地经营，使其背上沉重地债务包袱，甚至破产，从而危及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方流芳教授认为，由于《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公司能否成为合伙人并无明文规定，依普通法和特别法的适用规则，除非有特殊规定，公司行为能力可适用民法，因为《民法通则》允许公司成为合伙人，那么，“推定公司法存有禁止公司为合伙人的意图是言而无据的。”⑶

笔者认为，《公司法》没有必要禁止公司向合伙企业转投资，理由是：（1）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权自主决定经营活动以及是否对外投资。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后，公司取得全部的法人财产权。在非恶意的情形下可以自主支配公司的财产。（2）公司对合伙组织进行投资而加入合伙后，以公司资产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对合伙组织债务承担的无限责任并不与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最终承担有限责任相矛盾，并不影响到股东对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生存与发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公司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后可能造成公司资产流失，但这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只要投资策略、经营方针正确，健全其他方面的机制，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不能因为惧怕企业可能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对公司经营大加干涉，从而不利于公司的自由竞争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依据意思自治的原则，不应对公司投资进行过多干预，限制，因而没有必要禁止公司向合伙企业转投资。（3）允许公司对合伙企业进行转投资，有国外立法例可循。如美国1991年修订的标准商事公司法第3.02-（9）条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他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联营人或者是上述实体的经理。

（二）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

对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这个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未作明确规定。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法人包括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依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见《公司法》第3条）。非公司企业法人，按《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主要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见《民法通则》第41、48条）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是承担有限责任。如果说立法者是基于使公司避免承担无限责任的考虑，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向非公司形式的企业法人投资，并不与其本意相悖，因为投资者对企业法人债务的承担亦是一种有限责任。故在企业法人存在公司与非公司两种形态的情况下，不能将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公司法所称的两类公司。⑷

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应作严格解释。第12条的立法意旨不仅在于禁止公司成为无限责任经济组织成员，还在于避免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形式公司进行过多的投资活动。因为公司往往在其转投资业务以外另有其设立目的和经营范围，过多的投资活动尤其是长期投资，往往会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致使其财务周转易出现困境，从而影响其设立目的的实现。同时，在我国现行法制下，公司是否有向非公司企业法人投资的空间，值得怀疑。⑸

（三）未对转投资所产生的公司间相互关系加以调整和规范

《公司法》第12条仅对接受投资的主体及投资数额加以限制，而未对由此所产生的公司间相互关系加以调整，因此一些现实问题无法可以的状况也时有出现。《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的限制是单向的，即只考虑到转投资对投资公司的影响，而未考虑到接受投资的公司因而会发生资本结构、股份表决权分布上的变化，尤其未对由此而引起的特殊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这无疑显得非常粗略。实际上，对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的限制并不能清除公司转投资所产生的弊端；重要的也是关键的另一方面，须对公司因转投资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予以法律调整。⑹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各国已由早期的单纯规制向综合规制方向发展，即由早期单纯偏重转投资行为对投资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影响，转向考虑转投资行为对接受方的股权结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股东表决权滥用等问题，开始对转投资形成的各种关系加以综合调整。⑺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58条规定：如果一公司拥有另一公司10％以上的股份或10％以上资产时，后者不得拥有前者任何股份或资产，否则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转让，并不得享有表决权。若公司持有另一公司低于或等于10％的股份或资产时，后者也只能持有低于或等于10％的股份或资产。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28条规定，一股份公司与另一企业相互参股的，其中一企业应按法律规定发出通知，方可对属于它的另一企业所持有股票的四分之一行使股份权。

（四）如何确定净资产存在困难

《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其进行转投资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由此可知，公司转投资限额的确定标准是公司的净资产额。但如何确定公司的净资产额，却存在困难。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会计学上的“净资产” 又称所有者权益，指公司资产减去公司负债后的余额，包括股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⑻净资产是一个典型的、综合的时点指标，是一个变量，它随着公司的持续经营，随着公司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之股息和损益等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另外，不同的会计原则和会计核算方法下净资产的计算结果截然不同。但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同什么时点及什么原则方法计算的净资产挂钩，实际操作中产生歧义，难以贯彻。因此，以公司何时的净资产作为基数来计算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⑼有学者认为，公司的资产具备特殊性，“公司用以经营的资产，不完全是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同时也包括由债权人投资而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无论是股东的投资还是债权人的投资，在帐面上都等于公司资产。”⑽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公司无形资产是否包括在公司净资产内，如何确定？

总之，由于“净资产”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我国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亟待修改《公司法》或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五）如何区别“控制公司”与“投资公司”？

依《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转投资限额限制的例外之一是“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即“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转投资限额规定的约束。但何谓“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与“投资公司”有何区别？公司法却未作规定。一般来说，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证券投资、再投资和证券交易；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则是通过拥有另一个公司有表决权的多数股份来控制另一个公司。⑾同时，有关部门也未对哪些公司是“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做出明确规定。另外，是否还存在国务院没有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对这些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的对外投资是否仍要受该投资比例的限制？这些都有待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明确。

（六）未明确规定违反《公司法》第12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当为，而责任是当为而不为后所产生的对己不利的法律强制，没有责任保证的义务是无法在实践中贯彻遵行的义务。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⑿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在界定违反转投资限制行为的法律责任时，应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违法转投资的效力如何？二是违法转投资人的责任如何？

对于违法转投资产生的效力是否被承认，学界有无效说、有效说和部分无效说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主张违反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的行为无效，理由有二：（1）从法人权利能力来看，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受法律的限制，法人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具有权利能力，因而公司超越公司法的许可范围所进行的转投资行为者，就该行为本无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其行为当属无效。⒀（2）从限制转投资的立法政策看，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持稳定的经济秩序，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任意加以改变，属于强制性禁止规定。因而，违反公司法限制规定的转投资行为当属无效。

部分无效说认为超过规定限额的公司转投资行为无效，但未超过限额部分的转投资行为应当认定有效，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多采此说⒁

有效说从合同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认为违反公司法上限制转投资限制规定的，其投资行为有效，但必须给违法行为的公司责任人员科以处罚。理由有二：（1）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的规定是否为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还存在争议。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味遵循对权利能力的限制，确认超越法律许可范围的行为无效，则势必影响交易安全。法人权利能力限制的观点逐渐被实务界所摒弃。（2）强制禁止之规定，依其性质有效力规定与训示规定之分，违反效力规定的行为无效，违反训示规定的行为却不因此而无效。⒂由于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行为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属于训示规定，因而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本身并不因此而无效，只是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对违反限额的转投资行为采有效说较无效说更为充足的理由。从法律上看，公司转投资行为经过工商登记核准后，被投资企业已经成立，认定转投资合同无效必将带来被投资企业的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以恢复转投资以前的状态，这对于已经与被投资企业发生民事活动的其他主体特别是被投资企业的债权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其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公司法》关于法律责任一章的规定中，对于若干违法行为的责任均属于训示性规定，不以无效行为处理。从学理上看，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和商事交易日益复杂的今天，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更好的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公司转投资行为根本上属公司广义投资性质，是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范畴，依据公司法理论中公司意思自治原则，法律不应对这种行为作过多干预，一律认定无效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各国公司立法相继抛弃了公司权利能力受范围限制的规定。从司法实践上讲，若认定公司转投资行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无效部分如何处理，如果恢复原状，则在法律上就有公司投资不实或抽逃或减资的构成要件，使被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处于不确定状态，如若被投资企业是公司法人，则违反了资本确定和资本维持原则⒃可以说，有效说更符合现代公司法的立法潮流。

进一步讲，从保障被投资公司及与其交易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承认违法转投资效力，这并不意味着鼓励违反《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相反，为维护公司法律的严肃性，必须给进行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以相应的处罚，该处罚不以民事责任为限。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现行《公司法》第12条关于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已落后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落后于公司制度发展的要求，该条款的立法缺陷和不足理应引起立法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有必要在《公司法》的修改过程中对该条款加以修改和完善。

注 释：

⑴ 施天涛著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⑵ 钟明霞 《论公司法对公司资金的运用的规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⑶⑼ 方流芳 《关于公司行为能力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⑷ 欧阳明程 王鑫 《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载《山东法学》，1995年第2期。

⑸ 蒋大兴 范健著 《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51页。

⑹ 廖军 解春 《关于公司转投资限制的法律思考》，载《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⑺ 冯果著 《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⑻ 江平主编 《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⑽ 李静冰 《论公司资产的特殊性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⑾ 江平主编 《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⑿ 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⒀ 施天涛著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⒁ 潘大维 《公司法》，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9页。

篇3

诉讼调解是否可以附条件，《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但《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调解协议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依法理，可以附条件。附条件进行调解，实践中已有许多法院采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如调解协议约定一方当事人不按时履行义务时，可约定加倍履行义务。因为调解协议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是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契约，同样存在违约的成本和代价。《若干规定》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其中的“承担民事责任”，应是指所附的条件。笔者认为，附条件进行调解，让当事人自己去衡量违约成本，能更好的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降低执行案件的比例。同时，也体现对诚信者的保护，对失信者的惩罚。只要所附条件不被法律所禁止，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3、关于调解协议的担保

《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当事人在申请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和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或被执行人可以提供担保，对调解协议是否可以提供担保未作规定。实践中虽有法院进行了尝试，但因缺乏制定法上的支持，而无法展开。《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调解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具有合同的性质。《担保法》中的相关规定同样适用于调解协议中关于担保的内容，但调解协议担保与合同担保又有不同之处。调解协议虽具有合同的性质，但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担保法》中保证、抵押、质押、定金、留置五种担保方式均适用于合同担保，而其中有的担保方式就不适用于调解协议的担保。如定金具有证约、解约等功能，以及留置须履行先行为等特点，而不能适用于调解协议的担保。

《担保法》中的担保有债务人担保和第三人担保之分，债务人担保只适用于“物保”，而不适用于“人保”。与其相对应，调解协议担保分为当事人（负有义务的一方）担保和案外人担保。当事人担保也只适用“物保”，而不适用“人保”。在当事人提供“物保”之情形，抵押物须登记的自登记时生效，质物自交付时生效，“物保”的内容在调解协议中列明即可。而在案外人担保之情形，有“人保”和“物保”之分，原则上与合同担保相同，应遵守有关合同担保的规则。因调解书涉及担保人的权利义务，调解书应送达担保人，但有时会发生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情况。《若干规定》规定，“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因为担保人是对当事人的调解协议进行担保，自担保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在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约定义务时，权利人可凭调解书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担保人。

4、关于担保人的诉讼地位

《若干规定》规定了案外人可以为当事人的调解协议提供担保，并规定“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但担保人的诉讼地位如何？调解书上应如何“列明”？担保内容如何表述？这些问题《若干规定》均未予明确，这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确认调解协议担保的效力。调解协议从性质上讲，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担保的效力取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书中所列的担保内容以协调协议中的担保内容为准。其次，由“案外人”为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提供担保，其只是“私法”意义上的担保人，应该没有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地位，不属于诉讼参与人。再次，为便于对担保人的确认和执行，在调解书中将担保人列于债务人（被担保人）之后，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在调解书正文部分查明事实之后另起一行，写明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可作这样表述：“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由担保人XXX自愿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为避免歧义，便于将来履行，在调解书主文部分应作更加详细的表述。可在调解协议之后另起一行写：“担保人XXX为上述协议提供担保”。担保人只对调解协议部分内容提供担保的，表述为：“担保人XXX为上述协议第X项提供担保”。在表述时应说明担保的种类。担保人提供保证的，应当写明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提供抵押的，应当说明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权属或者使用权权属等；担保人提供质押的，应当写明质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等。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担保人可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担保法》第31条、第57条和第72条的规定，在调解书主文中明确“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担保人可根据承担责任的情况，依据生效调解书，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行使追偿权，而不必再经过诉讼程序。最后，在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可作这样表述：“上述协议及担保，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5、关于不得附判决条件的调解

《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仲裁法》第49、5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诉讼调解不同与仲裁调解，《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有明确的规定。该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据此，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达成调解协议后，只能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而不能请求人民法院制作判决书。［25］因为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性内容的调解书，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以，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均不得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件。

七、关于诉讼费的负担

人民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的，诉讼费“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即由过错方负担，或按过错比例分担。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诉讼费一般由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解决。而在调解中，有时当事人对所争议的事项达成了调解协议，对诉讼费的负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1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经调解达成协议的，第一审和第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

根据该规定，当事人若对诉讼费的负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在调解书之外，对诉讼费的负担须另行制作民事决定书，以决定诉讼费的负担，这样使诉讼程序更加复杂化。司法实务中，有的法官怕麻烦，就以当事人对诉讼费的负担不能达成协议为由，宣告调解无效，使已进行的调解工作前功尽弃，白白浪费了审判资源。同时，使原本能够以调解方式解决的案件以判决方式结案。《若干规定》从既能保证调解协议的效力，又能简化诉讼程序的前提出发，在第14条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若干规定》的规定，诉讼费的负担有两种确定方式：一是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二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第一种情形，诉讼费的负担作为调解协议的一项内容，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第二种情形，是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负担原则，按当事人应负担的比例，以决定的形式在调解书中确定，而不是作为调解协议的一项内容，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结果。同时，诉讼费的负担由人民法院决定的，无须在调解书之外另行制作决定书，将决定负担的比例记入调解书即可。

有观点认为，司法实务中有的当事人虽对争议的事项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认为承担诉讼费便是败诉，而不愿承担诉讼费；有的当事人还会以对方承担诉讼费为调解的条件，若对方不承担诉讼费，就不接受调解协议中的条件。在这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就不能依职权决定诉讼的负担。笔者认为，《若干规定》作此规定，主要是以促成调解成功为目的，但同时应遵循自愿原则。若当事人以诉讼费的负担为达成调解协议的条件，人民法院就不能依职权决定诉讼费的负担，应在当事人不以诉讼费的负担为条件时，才能依职权决定诉讼费的负担。

另外，人民法院在依职权决定诉讼费负担时，应遵循《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的“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的原则，而不能任意为之。同时，还应注意的是，不能以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所作的让步作为过错或责任来决定诉讼费的负担。

八、关于先行调解

《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此规定看似《若干规定》作出的新的规定，实质上是缘于《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仲裁法》第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所谓“举重以明轻”，如某公园内书写“不得摘花折枝”，那么就更不得“断干刨根”了。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已查明的部分事实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对当事人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当然可以对该诉讼请求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当事人有数个诉讼请求时，可对其中已达成调解协议的一个或数个诉讼请求，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部分请求可另行调解或判决。

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全部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不应有人民法院及法官的意见。但有时当事人对主要诉讼请求或争议事项达成了调解协议，却因受时间和精力的影响，或其他原因对一些次要的请求或争议无法达成协议，使已达成的调解协议归于无效，十分可惜。《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就主要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对未达成协议的诉讼请求提出处理意见并表示接受该处理结果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调解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制作调解书的记入调解书。”此规定有三个要件：一是当事人对主要诉讼请求或争议事项达成了调解协议；二是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三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处理意见须当事人共同接受。需说明的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处理意见不是用判决或决定的形式作出，而是作为调解协议的内容，具有与调解协议同等的效力。

九、关于调解的执行

1、关于附条件调解的迟延履行责任

案件的调解过程也是当事人的博弈过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审慎和缜密思考的结果，当事人应按调解协议的内容全面、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实践中，通过调解的案件，大部分当事人能够主动履行，但也有少数当事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须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当事人未按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承担迟延履行责任。担保调解、附条件调解与一般的调解不同，担保调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附条件调解。只有债务人迟延履行义务，担保人才承担责任，所附条件才生效。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或当事人承担调解协议所附的民事责任，实际上就是当事人承担的迟延履行责任。迟延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承担了上述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否则，会加重迟延方的责任，对迟延方不公平。

2、关于担保物上的权利负担

《若干规定》第20条前段规定：“调解书约定给付特定标的物的，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不受影响。”所谓“第三人的物权”是指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准物权等。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物，在一定范围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他物权。如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等；担保物权是指为确保债权的实现而设定的，以直接取得或者支配特定财产的交换价值为内容的权利。如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准物权是指特定的债权因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具有物权性质的一种权利。如《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的“买卖不击破租赁”的继续承租权。“第三人的优先权”是指共有人、承租人、合伙人的优先购买权或优先受让权，土地承包人的优先承包权，以及建设工程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若干规定》第20条前段“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是缘于物权的优先性及法定的优先权。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或调解书虽具有强制力，但调解协议约定的权利仍属债权，当然不能对抗已经存在的物权和法定的优先权。

《合同法》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该法还规定，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上述义务。一般情况下，当事人给付的标的物，不应存在权利上的瑕疵，更不能被第三人追夺。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但一方当事人知道该权利上存在瑕疵的，对方不承担责任。从对《若干规定》第20条前段规定的理解，应是指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否则，该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虽不受影响，但当事人可以欺诈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调解协议。

《若干规定》第20条后段“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规定处理。”［26］此为提示性规定，应按有关规定处理，无须赘言。

注：

［24］转引高峰，《法院调解制度之重构》，天涯法律网，hicourt.gov.cn，查阅时间：2004－10－05.

篇4

在冷战结束的今天，国际社会作为整体，越来越希望把国际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采取某些特别的法律措施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和安全。基于这种考虑，对于国际强行法的研究与应用便逐步引起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

所谓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则和规范的总称，这类原则和规范由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通过条约或习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认为具有绝对强制性，且非同等强行性质之国际法规则不得予以更改，任何条约或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与之相抵触，归于无效。

1969年的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在国际强行法问题上，率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国际强行法作出若干规定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该公约第53条对国际强行法作出如下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亦即强制规范，下同。——笔者）抵触者无效。就适用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①］

《条约法公约》第53条适用于条约因与某项既存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而无效的情形，而该公约第64条则适用于如下情况：即条约缔结后，因与新产生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使得该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第64条的内容是：“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②］

以上两项条款是《条约法公约》就国际强行法有关方面所作的主要规定，这一创举将对当代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秩序中，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作用在于保护整个国际社会及其行为规则不受个别协议或行为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条约法公约》是《国际联盟盟约》、《联合国》以及战后各种多边国际公约所倡导的精神与传统的延续和组成部分。在《条约法公约》中对国际强行法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国际法的一个新发展，表明世界各国已逐步认识到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权益和社会目标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正趋向于制度化、法律化，任何一个国际法主体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任意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鉴于国际强行法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国际强行法的某些方面中以若干探讨。

一、国际强行法的追溯力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从国际强行法的作用范围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研究的是国际强行法的时间作用范围。

毫无疑问，时间与某一法律规范的适用结合在一起，是确定该项规范的有效性及其实施的一个因素。一项法律原则或规范必然有其发生作用与效力的时间范围，一般来讲，这个时间范围起始于某项法律原则或规范（此处仅指成文法）经立法机构授权生效之日，终止于该项原则或规范因某种原因而失效之时。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原则或规范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会超出这个时间限制，而对其生效以前的某种情势发生作用，换言之，这些原则或规范可以对某种情势（法律的、亦或事实的）加以追溯适用。

那么，具体到国际强行法，其追溯的效力应该如何？这实际上涉及到两种情形：其一是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具有追溯力，其二是《条约法公约》第53条本身是否具有追溯力。

（一）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具有追溯力。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条约法公约》草案第50条（亦即生效后的《条约法公约》第53条——笔者）的最后评论中，就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追溯力问题作出如下表述：“问题在于，本条款（指草案第50条——笔者）的规则是非追溯性的。该条款必须与第61条（一项强行法新规则之产生）结合起来看。”［11］这一表述说明，在国际法委员会看来，《条约法公约》中所规定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不具有追溯力的，同时，委员会还要求在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追溯力问题上，应与草案第61条（亦即生效后的《条约法公约》第64条——笔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从前面述及的《条约法公约》第64条的规定来看，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某项条约在缔结时是有效的，但由于其条款与后来确立的一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相抵触，因而使得该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所谓“成为无效而终止”这种措词已清楚地表明，一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的产生对某一条约的有效性并不具有追溯力，如果该项条约与新产生的强制规则相抵触，那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仅在于使前者“成为无效而终止”，却不能使得前者自始无效，换言之，从前者订立到后者产生这段时间内，前者应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一但新的国际强行法规则得以确立，则与之相抵触的既存条约就应失去法律效力。因此我们才说，依据公约第64条规定而成为无效的条约不是“自始无效”（void ab initio），而是“自现在起无效”（nullity ex nunc）。

除公约第64条以外，国际强行法规则的非追溯性在《条约法公约》第71条第2款中还得以进一步强调。该条款规定：“遇有条约依第64条成为无效而终止之情形，条约之终止：（甲）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义务；（乙）不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但嗣后此等权利、义务或情势之保持仅以与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不相抵触者为限。”［12］

篇5

第二实幼教职工总数58人，其中核编数30人（实际在编29人），自聘27人（保育员12名、炊事员6名、保安2名、门卫1名、保洁员1名、体育专任教师1名（男）、临时代课教师4名＜教师产假短期代课＞）。12个教学班均按2教1保的标准配备，且专任教师公办率达100%。

第二实幼的专任教师队伍是一支年轻化、学历高、基础好的队伍，100%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大专及以上学历达97%。其中高级教师1人，一级教师11人，二级教师15人，三级教师2人。这是一支以90后为主力军的队伍，是一支教龄短、保教实践经验相对不足的队伍，但同时又是一支兴趣广泛、个性鲜明、乐观进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对职业规划逐渐明晰的队伍。后勤队伍是一支以妈妈团为主体的队伍，保育员100%取得保育员资格证书及健康证，是一支爱岗敬业、工作扎实、对照顾看护幼儿，清洁环境卫生、幼儿饮食烹饪有着丰富经验的队伍。

三年来第二实幼立足办园理念、立足师资队伍现状，结合《指南》《幼儿园教师发展专业标准》精神，狠抓师资队伍建设，重在提高教师的师德和师能，致力锻造一支行仁爱、崇博雅、精保教的和慧教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