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消息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国际金融消息，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中小企业 融资 金融危机 股权融资

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活动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国也受其负面影响,出现了经济回落的迹象。这是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的信号,市场结构,竞争结构都会发生较大变化,这将为支撑国民经济的企业带来机遇和挑战,特别是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小企业带来不小的改变。

一、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打击,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其中融资问题更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融资的可行性是建立在企业的基本面和竞争力上的,金融危机在这一方面给我国的中小企业很大的打击,由于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且价格飙升,下游行业需求持续疲软且产品价格滞涨,直接导致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尤其打击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著称的广东,浙江的中小企业,但是,金融危机也是一个促使产业升级的好机会,各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此次机会进行产业升级,投入研发能力,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使我国的中小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这样也有利于获得银行和投资机构的融资。最关键的是,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的影响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介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特别是融资方面的扶持。

金融危机导致小企业本来就很困难的融资更加是难上加难,有的小企业因自身条件限制,情况更是严峻。危机当前,经济增速放慢情况下,银行的不良资产会上升,放款行为更加谨慎。在多家企业倒闭的情况下,银行保持高度的警惕,从目前银行乐意支持国有控股企业的动向来看,短期中小企业融资面临更大困难。我国政府制定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积极宏观调控目标,为扩大内需,国家将投入4万亿的资金,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由银行直接贷给企业,这一消息看似给中小企业带来了生机,其实则不然,大部分的流动性流向了国有大企业,银行在危机背景下,寻求更稳定更安全的投资,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所累,生存情况告急,越来越得不到银行的信任。

此外,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的开放程度增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有许多国外投资机构或私募基金向有潜力的中小企业投资。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大机构都加大了对风险的控制,对于做出投资决定更加谨慎,原本有望投资与国内中小企业的机构纷纷撤回,或是压低融资条件,使得中小企业苦不堪言。

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中中小企业具有重要地位,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但由于我国金融自由化市场并未开放以及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中的信用构建缺失和企业发展的外部竞争环境恶化,使得初步建立起来的信用担保、创业投资体系和中小企业板在近几年的运行效果与当初的设计初衷存在相当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远未解决。由于本次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压力更不容忽视。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有多元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信用担保贷款,风险投资,金融租赁,典当融资,票据融资,合伙投资、互助基金、民间信用等各种非正规金融。但总体来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仍很狭窄,其目前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部融资比重过低,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但银行主要提供的是流动资金以及固定资产更新资金,而很少提供长期信贷。由05年中央财经大学的关于地下金融的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中小企业约有1/3的融资来自非正常金融渠道。(陈星、赵尚梅,2007)然而,在我国,地下金融仍不属于合法行为,对其严厉管制,这大大减低了中小企业对民间资本的有效利用,人为的加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首先,中小企业融资地区差异性明显。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地,中小企业也成为经济的骨干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产品升级和技术更新快,这些地区的银行都积极对中小企业融资。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民间信用体系的建立,这些地区亲友借贷、职工内部集资以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数量及质量均与沿海有较大差异,当地银行由于资产质量和收益方面的考虑,制定对中小企业慎贷的策略,同时非正规金融业远不如江浙地区发育程度高。(方志勇,2006)

其次,中小企业的融资通道过窄。由于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公司债发行的准入障碍,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8月的调查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供应的98.7%来自银行贷款,即直接融资仅占1.3%。由于我国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缺乏完备法律保护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影响创业投资的退出,中小企业也难以通过股权融资。

第三,获得信贷支持少。因贷款交易和监控成本高等原因,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放贷。同时,中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缺乏抵押资产,融资成本高等原因,难以得到银行资金支持。据统计,我国300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左右。由于中小企业自身条件有限,中小企业有时会选择互相担保的形式来增强贷款条件,以达到申请贷款的目的。

第四,自有资金缺乏。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内源融资,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做强做大。据国际金融公司研究资料,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分别占我国私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和26%,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不足1%。互相担保,申请贷款。一旦一家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蒙受损失,则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若短期内急需资金,中小企业之间会互相拆借,或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解决。(代碧波,2009)

三、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解决之道

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硬道理。顺应追逐利益的本质,投资方一定要看到企业是具有成长性,可以帮助其取得预期收益,才会决定投资。所以企业的经营者要想获得融资首先要增强自己企业在各方面的能力和技术创新。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反面入手。

篇2

【关键词】 案例教学；问卷调查；分析

2010年以来我教研室在《国际金融》课程中开展了案例教学。在不断的授课实践中通过分阶段采取案例教学实践，对不同阶段的教学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如下。

1、教学过程简述

在本校国贸专科08级的学生进行案例教学实践， 采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的形式。问卷内容涉及到：对案例教学的认识；对本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认识；对课下自学情况的统计；对课堂表现的认识；对案例教学内容的理解；对案例教学形式的改进意见等。

2、学生对案例教学认识的情况

从问卷结果得出，有86%的同学愿意参加案例教学的实践，他们认为在所上的课程中还是有大概一半左右的课程都在进行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实践后，有超过四成的同学愿意参加这种教学形式。当然，同学们也希望能加入其它的教学形式，比如课堂实验、上机模拟等等。在一次45分钟的课堂上，有74%的同学愿意参与一个40分钟左右的案例讨论。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希望能接收到其它的教学资源，比如与案例相关的视频。

在第一次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有18%的同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积极发言，有70%的同学也参与过课堂讨论，但并不是积极主动参与。在第二次课堂上，有30%的同学积极参与，还是有70%的同学并不是积极参与。影响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原因中，有68%的同学对理论知识准备不足，担心观点错误，进而影响其课堂表现。有22%的同学则认为自己口头表达能力有限，没有很好的说服能力。还有8%的同学则是怯场，不敢在大家面前发表自己的观点。还有10%的同学则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怕闹笑话、准备不好、现场不活跃等原因没有积极参与发言。 学生课下的准备情况，在第一次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有16%的同学花了大量时间收集资料，有42%的同学花了较多时间查询资料，还有42%的同学只是稍微看了一下。在第二次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有24%的同学查询了大量资料，有74%的同学只是简单查询了相关资料。影响同学准备讨论资料的原因中，有60%的同学认为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教学资源，有36%的同学不知道收集什么资料。还有少数同学则没兴趣去查询资料。

3、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效果测评情况

对案例教学课堂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54%的同学认为是由于发言同学没有认真准备讨论资料，导致对案例的讨论不系统、不深入，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效果。有64%的同学认为制造轻松活跃的氛围会有助于他们参与案例讨论，有22%的同学认为老师给予的鼓励与引导会起到更好效果。

学生对案例教学课堂所涉及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较好，比如，通过对案例“中国香港的联系汇率与港元保卫战”的讨论，大部分同学都加深了对汇率制度、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理解。并且对以下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香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联系汇率制度在抵御金融危机所起到的作用，港政府采取的抵御危机的方法，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等。

4、启示与思考

（1）以讲授为主的教学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案例教学这种形式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形式。

（2）实施案例教学的课堂，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第一，教师提前准备好要讨论的案例，这包括对讨论案例的选取，对理论知识的选取等。并且提前告知学生，至少在课前一周下发资料，布置任务。由于学生的层次不一，需要准备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以，对于专科班同学还要进行跟踪调查，中期检查一下大家准备的情况。第二，要对案例做一些必要的分析，指导同学查询有用的素材，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收集资料。选择的案例一定要结合课程理论知识的要求，提前要求同学们预习，然后根据知识点再收集资料，这样就能避免同学们不知道如何查询资料，或是找不到合适的讨论材料的问题。第三，准备好教学资源，比如，课堂硬件环境的匹配，必要的电子化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环境等。更重要的是其他的案例辅助材料，比如与案例相关的视频资料，音频资料，讨论用的文档材料，小道具等等。

（3）做好教学设计，注意充分营造活跃的讨论氛围，让同学们围绕案例展开充分的讨论，鼓励大多数同学参与进来，并积极发表有建设性的观点。针对目前大多数学校都是大班上课的现实，我们在做教学设计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尽量能够“大班化小”，就是将大班先进行一个分解，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的形式来开展案例教学，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参与，小组人数一定不能多，尽量控制在3—5人左右，小组数控制在5—10个组之内。在课堂上教室要注意营造一种活跃的氛围，并且注意控制课堂讨论的节奏，即不能松散漫无目的，也不能死板缺乏生动。当然，这需要教师对教学内容以及现场局面有较好的调控能力，其效果的好坏也极大地取决于整个讨论的氛围以及深度。

（4）注意对案例教学的效果进行分析，并不断调整教学的组织形式，注意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更重要的是注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也是案例教学的根本目的，包括口头表达能力、说服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分析能力、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参考文献

[1] 孟庆茂、刘红云.大学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维度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心理科学[J].2003（4）:617-619

[2] 陆海琴.高校教学效果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统计与决策[J].2008（17）：158-160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小企业 融资现状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总数已达4200多万户,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50%,吸纳了75%左右的城镇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创新环节中有65%的专利、80%的产品开发来自中小企业。作为最富活力的经济群体,中小企业以旺盛的生命力牢牢占据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与困难,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当前,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融资困难,资金链紧张现象严重,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资本融资上表现为规模偏小且无稳定的资金市场配合。

1. 资金短缺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金融市场冻结,中小企业国际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大概在30%左右,而且资金链断裂呈现蔓延趋势。造成这种资金链的紧张状况主要是由前阶段央行的信贷紧缩政策造成的,对企业造成的压力非常大。虽然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对中小企业扩大信贷的政策,但是由于银行本身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房价下滑,房地产按揭贷款的坏账大幅提高,银行从控制自身风险角度出发,即使有额度也不敢放贷,使得银行贷款也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实际执行力度也是有限的。这样,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短期仍然难以解决。

2. 出口贸易下滑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的经济走向衰退,需求大幅下降,造成中小企业的出口贸易下降。目前,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进入衰退。,这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国中小企业在过去几年中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2007年,我国的出口占GDP的37%,贸易部门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9%。出口会立即受到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例如,我国对美出口的实际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从2008年初开始下降。2008年底广东、江苏、浙江这些我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省份都出现了问题,大量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减产、裁员,甚至关门倒闭。

3. 人工成本上升

自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中小企业的人工成本大幅提高,这直接缩小了企业利润空间,造成企业生存困难。据调查,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浙江省人工成本增长了19.5%,重庆市增长了20%;另外,据浙江省调查数据显示,企业财务费用上涨了40.5%。这些成本的上升,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下降的可能,使企业长期处在一个高成本的状态,企业生存的难度加大。

4. 原材料成本上升

2006年以来资源价格大幅上升,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有色金属的价格飞涨,进而传导到其他领域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造成企业直接材料成本上升。据调查,原材料成本方面,浙江省增长了12.8%,重庆市增长14%;而在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直接反映的就是中小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高昂,造成出口贸易下降。企业要想扩大贸易,唯一的途径就是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这样直接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长期下去就会迫使企业减产,甚至面临生存困难。

二、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较大的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问题显得异常突出,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充分认识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有利于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1. 间接融资现状

由于金融危机的袭来加之长期以来不完善、不成熟的我国资本市场和中小企业经营规模的限制,我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过分依赖于银行贷款。然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是商业银行的主体,它们的服务对象倾向于国有企业,所以从银行取得贷款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如何有效地进入间接融资市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首要问题。在目前经济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1) 间接融资方式单一,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并不单纯指银行贷款,其还应包括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

(2)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极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较发达,中西部发展较为落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促使了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银行愿意向东部较为发达,经营质量较好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而中西部发展缓慢、质量较低的中小企业,要获得银行贷款成为难题。

(3) 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难,获得间接融资的量很小由于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了银行不愿意将大额的贷款带给中小企业。

2. 直接融资现状

(1) 创业板市场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影响最大,大批企业倒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融资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产业链太低。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产品需更新换代。可企业往往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创新。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创业板就是支持这些企业,支持他们搞技术更新、产品创新,支持这些中小企业转型,同时创业板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式。

(2) 债券融资现状

企业债券是公司或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在公司(企业) 发行债券时一般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抵押或担保等。债券融资是中小企业向社会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它不等同于高息储蓄,同时其债息的取得也没有股票的预期风险。债券融资是一种信用工具,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水平和交易规模由其种类与数量及内部的结构状况决定。影响企业债券发行的重要因素债券有本息支付能力、支付程度、支付时效。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小企业无法进行抵押担保,所以该融资方式并未被大多数中小企业采用。

(3) 集资现状

集资即社会资金的集中或联合。对于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而言,由于在间接融资市场上融资困难重重,集资则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资金融通来源之一。企业开办资金往往来源于合伙人个体资金的集中或联合。从某种程度上说,集资给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然而集资若使用不当即非法集资,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性极大。所以在中小企业集资时,对去加强法律监管是避免发生非法集资的重要方式。

(4) 民间融资现状

民间融资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融资,如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个人财产抵押借款、捐赠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惜贷”,甚至“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等原因,在某些地区民间融资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而民间集资的融资方式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形式下由于银行惜贷而表现的更为显著。民间借贷的兴起,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结果。而由于该种融资方式的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和危害性大,风险和融资成本高的特性,对其引导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加以限制。

参考文献:

[1]杨启智 孔喜梅:股权融资与创新型中小龙头企业的成长[J],农场经济管理,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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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浸出温度;浸出效果;溶剂沸点范围

一、浸出温度与浸出效果的关系

油脂浸出,主要是利用油料的油脂能够溶解在选定溶剂中的特性,并借他们之间相互进行分子扩散和对流扩散两种传质方式来完成。因此,浸出温度决定了油脂和溶剂分子,作相对扩散运动的速度,影响油脂浸出效果。据有关资料介绍:400T/d浸油厂,其浸出温度与浸出效果关系如下:

由上述关系不难看出,在保证豆粕残油率前提下,提高浸出温度,可节省浸出时间,提高浸出效率。因为,提高浸出温度,能增加分子运动功能,加速分子运动,促进扩散作用,降低油脂和溶剂的黏度,减少扩散阻力,有利于油脂浸出。所以在容许的范围内,要求浸出温度高一些为好,但不能过高,如果温度过高易使溶剂汽化,造成溶剂渗透不均匀,不利于浸出:若是浸出器内溶剂蒸汽压过高,造成溶剂耗损,减低溶剂比例,增加残油:能使一些非油脂物质被大量浸出,降低毛油质量,不利于油脂精炼。

总之,溶剂沸点决定了浸出温度,直接影响浸出效果。一般来说,浸出温度应低于溶剂沸点8℃~10℃为宜。

二、溶剂沸点范围

从理论上讲,溶剂沸点范围窄、且高一些为好,将有利于提高浸出效率,降低消耗,但过高时,一是促使料胚蛋白变性,不利于综合利用;二是不利于溶剂蒸发冷凝回收,浪费能耗;三是因蒸发、汽提温度提高而降低油品质量。

从实际生产情况看,日本、美国一般采取用正乙烷,馏程为65℃~69℃,质量优良,有利于生产操作和保证产品质量。而国内生产厂家普遍采用由支链碳烃组成的混合物做溶剂,其沸点范围宽,很难掌握浸出温度,影响浸出效果,增大溶耗。我国溶剂油沸点范围通常在60℃~90℃。由于溶剂油是由不同碳数的烷烃组成的混合物,有一定的沸点范围。在生产过程中,一些低沸点的馏分将残留在毛油中,这样溶剂沸点范围将逐渐变窄,此时,如提高浸出温度,将有利于提高浸出效果。所以,在生产过程中,随时测定溶剂沸点范围,可有效地控制浸出温度,提高浸出效果。

三、溶剂沸点测定方法

溶剂沸点目前还没有固定的测试方法,我们采用索氏脂肪抽提器,利用蒸馏法原理。从1992年开始,对入厂溶剂油沸点范围进行测定,还不定期的测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溶剂沸点范围,收到良好效果。

具体测定方法如下:用量筒量取100ml溶剂,置入索氏脂肪抽提器底部的球状的抽提瓶中,然后将抽提瓶、抽提管、冷凝管联接,放在水浴锅中奖热。一般从30℃开始升温,观察溶剂蒸发冷却出第一滴时的温度,此温度近似溶剂低沸点。再继续升温至溶剂停止蒸发(一般将热到100℃),此时温度近似最高沸点,同时,记录每个温度区间蒸发出溶剂的毫升数,算出百分率,以找出最佳浸出温度。

例如:我们最近使用的溶剂试验结果是:当温度达到70℃时,蒸发冷凝出第一滴溶剂;温度升高至90℃,蒸发回收溶剂32.5ml,100℃时蒸发回收56ml,剩余未挥发溶剂10ml,操作过程中损耗溶剂0.5ml。这种溶剂,按国家规定标准流程内60℃~90℃,此温度范围实际上没有达到80%以上的馏份,而且低沸点高达70℃,按原浸出温度55℃进行生产,结果浸出效果不佳,粕中残油增高。通过溶剂分析测定,我们将浸出温度提高到63℃,同时相应提高了浸出效果,粕中残油降低了0.4%。

四、结论

通过测定溶剂沸点范围,可有效调整浸出温度,提高浸出效果,减少溶剂损耗。此方法简单、易操作,便于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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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对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倾斜力度并实行系统化管理

国际贸易业务是以真实的贸易背景为业务基础的，具有业务自偿性的特点，只要充分掌握了信息流，能够确定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可以实现货物流和资金流的封闭式运转，在大多数情况下便可以实现货物资金的按时回笼，保障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在通常情况下，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性应比大多数人民币信贷产品要低。这是该项融资业务与其他传统信贷业务产品相比的最大特点。因此，国际贸易融资的信贷政策不应与其他传统信贷产品一致，金融机构应制定相应的国际贸易信贷管理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政策倾斜力度，对具有贸易融资需求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实行系统性的管理，在有效规避信贷业务风险的基础上达到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目的。首先，对于中小型对外贸易企业的国际融资业务，银行在融资业务申请流程和准入条件上应提供一定的便利，保证融资的时效性与业务相匹配。国际贸易受市场形势变化影响较大，其获得市场机会的大小程度与国际商品价格的涨跌幅度成正关联，一旦国际市场出现获利空间，就应尽快锁定价格完成交易，以免错过最佳的交易时间。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该与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等传统人民币信贷产品也有不同之处。国际贸易融资类产品重点关注的并不是企业自身的抵押担保强度，而是企业单笔业务的贸易背景真实性、结算方式的风险性和贸易双方的履约信用记录。因此，金融机构应针对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业务特点的信用评级以及授信管理制度，提高业务办理的时效性，加强业务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降低对其须提供较高价值的抵押品的硬性要求，为其提供合适的、专业化的和全方位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抓住市场机会，获得发展良机，推动银企之间的良好合作与持续发展。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应对中小型进出口贸易企业实行系统化管理，在国际业务管理部门或者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设立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国际融资业务的管理团队，负责与中小型贸易企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研发，并在团队内设置专门负责考察评估中小型进出口贸易企业风险的专业人员，能够实现与信贷审批部门及时有效的业务沟通，保证业务的时效性;在各分支机构的考核指标中加入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发展银行与进出口贸易中小企业合作机制提供组织架构上的保障。

二、建立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体系，加强国际业务人才的培养

对比流动资金贷款等企业获取银行资金的产品而一言，国际贸易融资有其独有的特点和优势。首先，国际贸易业务期限短，周转快，且基于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原则，具有封闭自偿性，只要能够实现货物流和资金流的封闭式运转，就能充分降低信贷风险，且能获得较多的中间业务收益，而除房产、土地抵押之外的更多担保方式在国际业务中是可以实现的，例如目前己经被许多中小型企业广泛使用的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出口退税质押融资、大宗商品质押融资等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只要企业符合银行的基本信贷条件，企业只需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即可按照相应质押物的质押率获得融资资金。因此，金融机构应针对国际贸易及国际贸易融资的特点，致力于推进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体系的建设。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体系应是符合银行各项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管理要求的，且以各种国际结算方式为中心，建立在传统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基础之上，并由此衍生或创新出更多能够适用于不同国际结算方式和国际贸易形式的新型融资产品的有机整体。该体系不仅可以根据不同的国际结算方式设计研发提供更多既能有效防范银行信贷经营风险，又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产品，而且可以实现结构性贸易融资创新。结构性贸易融资创新即是一种金融衍生品组合应用。它是指根据市场情况通过创造性的将传统贸易融资产品、新型贸易融资产品和外汇交易衍生产品进行最佳组合，针对企业的实际需要贴身设计，从而满足不同业务类型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国际融资业务需求，又同时满足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和利率风险的保障需求。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汇贷盈”产品即是该类结构性贸易融资产品的代表。该产品是外币融资、人民币质押存款和远期结售汇业务的产品组合。对于需要即期购汇对外支付货款的进口型企业，只需存入人民币定期存款，获得一笔同期限的外币融资对外付款，同时签定远期购汇合同锁定远期购汇价格，到期日以释放的人民币存款按照已经锁定的购汇汇率偿还银行外币融资本息，利用人民币升值空间及本外币倒挂实现规避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的目的。

三、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直接融资体系

篇6

分析

所谓金融发展，简单来讲就是指金融业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金融机构结构、金融工具结构等金融结构作出的相应调整与变化，其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的金融条件。

在金融发展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是怎样的，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日益凸显，金融发展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各国间贸易业在对金融业发展发挥着能动作用。

国际贸易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对外贸易，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形成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国家的形成。

首先，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

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可分为商品结构、地区结构

从商品结构上看，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较强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因此，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

从地区结构来看，由于金融对贸易的支持、服务及风险分散作用，地区金融越发达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越发达的地区，贸易就越发达。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业发展之首，其贸易发达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

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国际结算、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等。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成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风险和损失，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美国、欧盟、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在国际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这往往得益于这些国家发达的金融业。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关系

2007年9月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至今尚未平息，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连锁反应，信贷危机从美国扩散到全球。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银行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获政府资助、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金融危机渐入。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引发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担忧也日趋升温。

其次，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起到能动性的影响。

Blackburn和Hung(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

篇7

关键词：金融营销 营销策略 员工素质 金融创新

市场营销最早是工商企业尤其是生产消费品的制造商在经营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和运用的，金融企业对市场营销的认识及实施与其一般工商企业相比相对较晚。金融营销是指“金融企业以金融市场为导向．运用整体营销手段向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在满足客户需要和欲望的过程中实现金融企业利益目标的社会行为过程”。

一 、我国金融营销的现状

（一）观念落后。在金融业务活动中，大多数银行的经营观念还是停留在金融产品的推销阶段。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场上顾客的实际需求提供优质服务。而一些主管贷款的银行高级职员，依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有求于他的客户。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经营导向，是思维和观念上的落后。近年来，在我国的金融企业中已经开始广泛开展金融营销，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有较大的差距。

（二）专业营销人员匮乏。银行员工知识结构基本是金融专业，很少有营销专业人员进入企业，企业的招聘和培训也大多注重金融专业。专门负责金融产品市场推广的职员也多是从其他部门调来做简单的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目前在商业银行人员的专业构成中，精通市场营销理论，谙熟市场营销策略、策划和实施的专业人员凤毛麟角。

（三）产品开发不规范，营销方式不合理。新的金融产品虽然不断涌现，但业务创新的思路狭窄，模仿的多、趋同的多、形式单一。有特色的少、科技含量高的少、形成品牌的少，发展缓慢，仅仅停留在存款、储蓄的品种增加上。如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当前的主要产品是存贷款，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收益，而能否与外资银行抗衡所需的知识含量高、收益好的国债、贴现、抵押、担保、结算、咨询、、银行卡等产品所占比重仍不够大，创新的产品更是少之又少。

（四）金融营销缺乏战略目标。营销战略出现盲目性和随机性主要表现为：（1)普遍缺乏从长远角度来把握对市场的分析、定位与控制，而是简单地跟随金融市场竞争的潮流被动零散地运用促销、创新等营销手段。(2)在改善服务态度、优化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工作尚未与营销的战略目标和营销策略联系起来而缺乏针对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营销策略业务的拓展以公关、促销为基本方式，没有形成多样化的营销策略的科学组合。

(五)个人金融交易方式不完善, 营销宣传不得力。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开展主要依靠不断增加营业网点, 相当比重的业务都是通过下属分支结构的银行柜台交易完成的。国 内银行业务的扩张是伴随着网点繁殖扩大市场份额, 这样的分销体系既受地域条件的限又受时间的限制, 无法达到银行与客户的无逢对接, 让客户无法得到完全服务或只能得到部分服务。营业网点设立过于集中增加银行成本, 过于分散增加了客户的交易成本; 国内银行一般是早上九点营业,下午一般四点办左右停止营业, 五点关门, 节假日有些银行将大部分营业网点关门休息, 银行便捷、安全、增值服务难以体现出来。根据美国1998 年商务部统计资料表明, 增设营业网点的交易成本最高, 依据简单的商品定价公式是“价格=成本+利润”的法则, 成本增加利润不变, 只能提高银行对客户的收费标准, 使潜在的客户无法进入银行交易系统, 也制约了个人金融业务规模的扩张。

二、解决金融营销问题的策略

( 一) 转变营销理念, 开拓个人金融市场建立网上银行服务系统、电话银行服务系统、自助银行服务系统、ATM利POS系统, 各系统相互补充, 组成“交互式”的营销渠道延伸到最终客户, 实现客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与银行互动式无缝对接。国内商业银行的营销理念严重滞后, 是导致了个人金融业务难以繁荣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营销理念已由传统的“4P”、“4C” 转向“4R”。“4R”营销理论, 即建立客户联系(Relation)、提高市场响应速度(Response)、转向关系营销(Relationship)和营销回报(Return 或Reward)。“4R”营销理论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 着眼于银行与顾客互动和双赢, 把银行和客户联系在一起, 形成竞争优势。

( 二) 加强员工素质建设, 提高银行服务水平一线员工是银行的形象窗口, 如果一线员工素质较差, 直接影响到客户对银行经营能力的判断, 降低了客户对银行的信任程度, 相应也就减少了银行的客户群体。因此, 银行必须在人员招聘上, 挑选综合素质较好的员工。银行是重要的服务部门, 与其说在出售金融产品, 倒不如说在销售服务, 低劣的服务质量使客户退避三舍, 服务质量对客户很重要, 这就要求银行注重银行企业文化建设, 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银行在降低其他方面成本的同时,根据市场人力资源薪资状况, 合理调整一线员工的待遇标准。同时, 优化员工的知识结构, 更新观念, 做到与时俱进, 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使银行真正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银行。做好金融营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艰巨的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金融营销人员的素质。如他们的营销理念、学识、创新能力等都将直接影响到金融企业营销创新能否实施和成功。

（三）采用适当的定价策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营销中的定价策略将日益重要。产品价格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金融营销的成败。金融部既要考虑产品的性质、产品生命周期，也要考虑到其他产品策略以及分销渠道等。通过成本或竞争导向的科学定价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而且在各种利率和收费的运行过程中。金融部门要密切关注成本、竞争、需求等因素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价格的决策，以使价格在动态中保持旺盛的竞争力。

（四）通过高科技创新金融产品。金融业的传统业务获利空间越来越小，资产收益率也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营销必须更加注重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银行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动地位。当前。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在于中间业务。因此．金融企业可以按照功能差异、对象特殊、技术领先、利益兼顾等原则，全方位地开展高起点、高技、高收益的中间业务，中间业务要向深层次发展，重点是向客户理财、资产(信贷)评估、投资咨询、财务顾问等方向发展。

（五）正确认识银行与客户的关系，谋求合作和均衡发展的营销策略强化客户关系管理，培养优质客户和忠诚客户，发展终身客户。客户是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商业银行要以客户的需求为营销中心，通过调查、分析和研究，制定符合客户习惯，满足客户需求的营销方案，围绕本行发展规划制定短、中、长期营销计划。立足“银企”间法人关系，逐步完善客户资料数据库的原始积累，在数据库的支持下，运用电子商务等手段，开展便捷的结算、融资、、查询、投诉等业务支持，实现优质高效的服务。

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金融业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格局。我国金融业营销起步比较晚，与美国金融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营销相比，我国金融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建设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对营销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各金融机构本身的不断努力。我国的金融营销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段晓华．金融营销实务[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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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间金融的特征

1.民间金融的资金来源具有私人性质且不具有派生存款的能力。中国民间金融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居民的工资收入，农民的劳动收入，个体、私营企业收入、走私贩毒等所得非法收入，国外汇入的各种货币形成的收入以及其他的各种黑钱。从来源的结构来看，居民的工资收入、农民劳动收入在参与金额中所占比重有下降的趋势，而其他成分的收入在参与金额中所占比重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收入。其中，自有资金占绝大部分，借贷资金占很小比重。私人之间的借贷主要来源于扣除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需要后剩余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民间金融的资金供给范围比较狭窄。从规模上看，民间金融的资金只是整个社会总资金的一部分。从运行机制的复杂程序上看，相较于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能力，民间金融的资金不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所以民间资金供给的弹性为零，上述的民间资金来源直接构成民间资金的供给。

2.民间金融具有低成本和高度灵活性。民间金融对违约者有着源于血缘、亲缘、地域的强硬的道德约束，该约束会使债务方不会轻易违约。违规者将会因恶劣的信用受到唾弃乃至排斥，甚至还会收到暴力危害的威胁。因此，债务方履约的程度很高，民间金融促使了社会人员在正常情况下自我服从，自我约束，节省了社会成员之间协调和监控的成本。同时，非正规金融活动多在“圈子”内进行，彼此知根知底，容易了解借款人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信息对称可以省去大量的调研费用和审核批准程序，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民间金融多为信用贷款，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一般不需要抵押物，也无需担保，风险防范以亲朋好友获取的信息为保证。大部分民间借贷手续简便，一般只打借条，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姓名和金额，利率由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较短且不确定，债权方可随时收回贷款。这种状况符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点，成为个体工商户和初创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途径。

3.民间金融具有特定区域的特性。非正规金融的组织结构都非常简单，其业务活动只能针对特定的区域，如邻里，同一个镇，同一个社区或者同一个行业展开。每一个非正规金融组织都有其特定的客户群，省去了正规金融贷款前的异常繁冗的前期工作，极大地方便了交易双方，促使了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但针对特定客户的开展业务也造成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区域化，形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

4.民间金融日渐组织化。曾经一度，非正规金融都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从事交易活动。开放市场经济以后，民间融资普遍存在，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并得到窄幅的法律地位。非正规金融市场逐渐浮出水面。目前参加民间融资的对象包括融资中介、信用担保中介、企业、个体经营户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有组织的民间金融活动，如企业集资、合股行为。一些地区广泛存在信息公司、互助基金会及地下钱庄等民间融资中介。甚至中国部分商业银行推出了个人委托贷款新业务，有资金的个人可以将资金存入银行，由银行挑选放贷对象代为放款。在银行的中介下，民间为此展开的二级中介活动更加频繁，方式更加公开化。

二、民间金融对经济发挥的积极作用

1.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似乎有些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节奏。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的金融抑制、信贷配给和所有制歧视等问题都没有解决，没有能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信贷体系作为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民营中小企业饱受官方信贷配给之苦时，民间金融却伸出了援助之手，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了为其提供富有弹性的信贷供给重担。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偏好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申请贷款的审批历来十分艰辛。即使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处于初创和成长期的民营企业也基本不可能或者很难能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仅仅依靠企业主自身的财富积累和企业内部融资是相当困难的。民间金融作为官方金融的有效补充，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途径，而民间金融市场则充当起了为民营企业输血的角色，极大地拓宽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民间金融机构的高利率水平对于民间资本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吸引着大量民间闲散资金涌向民间金融市场，为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造血”的动力。这样，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且共同成长。因此，民间金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2.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在中国，除了国有资本和跨国资本以外，民间资本的作用已不容小视，它作为第三支力量越来越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财富积累越来越多，民间闲置资本积累的存量也相当巨大。理财概念在当今生活中被广泛的传播，这些闲散的资金不受官方金融的控制，必然寻找其合理出路。民间金融市场中高息的诱惑无疑是其最佳招牌，民间资本也获得了新的投资渠道，不仅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增长。因此，民间金融扩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进而保障了民间金融自身的资金供给。

3.有利于强化企业信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好是一个长期难以改变的现象，而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就直接导致整个融资活动最后的承担人还是政府，政府的信用错位使企业自身信用被极度弱化。企业贷款行为应该以企业信用为基础，而政府在过程中的信用错位致使企业信用弱化甚至丧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民间金融能利用其独立的产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弱化循环，形成真正的银行信用，在硬性约束的基础上制约企业，使企业信用得以强化。商业银行利用“存贷挂钩、利率浮动”的方式贷款，企业贷款越多，利率越低。企业申请贷款时，银行根据其现金流进行财务分析，判断企业经营状况。财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时，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银行对企业进行非数据调查获得“软信息”。在此基础上，留存企业信用档案，一旦出现逾期无力偿还的记录，再次贷款的可能性则极低，信用档案中记录越好利率越低。这个过程中，企业信用不断强化，有效地克服了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4.有利于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独立产权的民间金融可以作为官方金融的必要补充，促进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均衡，金融市场也出现二元现象，而正是这种不均衡现象的出现让民间金融具备了有利于自身的外部环境。另外，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存在，数量巨大的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商户是民间金融持续发展的基石和原动力。在民间金融内部不断完善产权形式、经营方式和信用制度的同时，也无形中带动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

三、民间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金融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金融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金融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金融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金融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金融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金融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金融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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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效率;综合指标;格兰杰检验

近年来,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经验性研究的启发下,不少中国学者借鉴相关的思路与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手段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由于在金融发展的指标(尤其是金融效率指标)选取上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大相径庭。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已有的代表性结论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扩张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金融中介效率对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中介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单方向上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王美今,2003);中国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同时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孙纲,2003)。曹啸与吴军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取金融效率指标,其结论只是一种推断,而其他两篇文章在实证研究多借鉴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莱文等人的研究,选取的金融效率指标为单指标,即分别采用SLR(储贷比率)指标与PRI(私企信贷占比),显然,以单指标来代表中国金融效率是不全面的。本文在金融效率观下,给出了更为合理的金融效率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再检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澄清,进而为中国效率型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一、新金融效率观与金融效率的估算

1?新金融效率观。

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却被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所忽视。金融结构论(戈德史密斯,1969)将金融结构简单等同于金融发展;金融深化论(麦金农与肖,1973)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对应帕累托有效,由此得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建议也在实践中屡屡受挫;1990年代金融发展的经验研究对金融效率仅作简化处理,即分别采用上文提及的SLR与PRI等单指标代表金融效率。

通过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刻反思,白钦先(1998)认识到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率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进而提出了金融资源论。金融资源论通过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赋予了全新的金融效率观。金融效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金融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合理地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注重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

由于宏观金融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功能(主要指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宏观金融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宏观金融效率是一优化问题:由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约束条件);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宏观金融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是金融功能(可视为一种能力)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借助修正的内生增长模型,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下简称为金融效率)是金融(储蓄)资源的利用能力、金融资源的企业选择能力、金融资源转化为资本后的产业与地区选择能力这三种能力的综合。

2?内生增长模型的修正与金融效率的估算。

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增长理论的推动功不可没,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最新进展——内生增长理论对金融发展理论及金融效率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借助内生增长模型可理解金融作用于经济的内生机制及金融资源的配置渠道。

内生增长模型(以AK模型为例)可表述为:

g=Aφs-δ(1)

其中,g:经济增长率;?: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的比例

A: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储蓄率;δ:折旧率

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即金融资源配置的三个渠道是:

①金融发展改变储蓄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②金融发展会使得更高比例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③金融发展使得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亚珀利和帕加诺(Jappelli & Pagano,1994)指出金融自由化通过缓解和消除家庭的流动性抑制,可能减少储蓄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德格雷戈诺(DeGregono,1994)则指出,如果家庭的借款被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情况正相反。如果同时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影响,结论将是含糊不清的。因此,应重点考察金融发展的后两个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后两个渠道实际反映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二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价格等机制将金融资源转移至资金的需要者手中;第二阶段,资金需求者将获得的货币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投入实际生产过程,创造有效产出。需要强调的是,在转轨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典型的代表)中,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效率不同,故应对AK模型进行修正,即在上述金融资源配置的两个阶段中间,考察资金获得者——企业的类型。因此,本文借助修正的AK模型,从金融(储蓄)资源的利用能力、金融资源的企业选择能力、金融资源转化为资本后的产业与地区选择能力这三种能力来综合考察与估算金融效率,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储蓄投资转化率(SLR)是描述金融(储蓄)资源利用能力的有效指标。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大的存差表明中国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下,但储蓄投资转化率只反映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环节,且由于对中国存差产生的原因存在一定的争论,因此,单独使用此指标来代表金融效率是不全面的(图1中国时间序列的SLR曲线单调下降,这与中国实际金融效率并不十分吻合)。

其二,在中国这一转轨与发展中国家中,私企普遍比国企效率高,但获得了较少的金融资源支持,私企获得的信贷占比(PRI)是描述金融资源企业选择能力的有效指标。与SLR指标一样,私企获得的信贷占比只反映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环节,且除金融效率之外,私企获得的信贷占比还受其他因素(如所有制歧视)的影响,因此,同样不宜单独使用此指标来代表金融效率(图2中国时间序列的PRI曲线单调上升,这与中国实际金融效率亦存在出入)。

其三,伍格勒(Wurgler,2000)认为,金融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应该主要用资本配置效率这一指标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流入高资本回报率的产业或地区,流出低资本回报率的产业或地区。从这一思路出发,伍格勒提出资本配置效率(E(I,GDP))可以用资本关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并提出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从产业角度考察了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发现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韩立岩等(2002)借鉴伍格勒资本配置效率的思路与方法,通过对中国工业部门39个行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处在低水平的结论。潘文卿和张伟(2003)参考伍格勒的理论,对中国28个省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计量分析。

我们认为,资本配置效率(E(I,GDP))指标是描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容忽视的重要指标;金融效率是一综合指标,是对金融资源配置各环节的综合考察,应涵盖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私人企业的信贷占比(PRI)与资本配置效率(E(I,GDP))(中国资本配置效率数据来源于潘文卿等人的研究成果)三个指标。为此,本文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贷占比(PRI)与资本配置效率(E(I,GDP))三个指标的乘积作为金融效率值,中国金融效率(1979—2003)(图4)是在图1～3基础上的加总与延伸。图4表明,1979—2003年中国金融效率总体偏低,并经历了两次低点:1989年及其后几年中国金融的大调整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造成的极大金融冲击,这与中国实际金融运行情况相符。

二、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1?指标选取与数据。

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金融仍为财政的附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效率无从谈起,因此,始以1979年、延伸至2003年来考究中国宏观金融效率是合适的。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指标则可参见相关研究的指标与度量,经济增长指标以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YP表示,投资增长率INV(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1979年～2003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研究公开的数据。

2?计量检验方法。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本文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进行。若VAR模型中的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就可以在VAR模型基础上经过协整变换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表示如下:

其中:X=(LYPt,FIRt,STRUCt,EFFIt,INVt)表示由5个变量构成的系统向量;Ai表示系数矩阵;α表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向量;β表示协整向量;β′Xt-1表示误差修正项。

由于协调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相关性,但不能具体指出何为因、何为果,因此,一般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3?各变量数据水平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各变量数据水平的平稳性检验是考察变量是否具时间趋势,进而确定是否有必要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本文对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DGP)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与PP(PhiIips—Perro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注:(1)从经济意义出发,对变量的检验方程中分别采用了包括了截距和趋势项、包括截距以及不包括二者三种情况进行,因此其临界值也有所不同;(2)以上提供的是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3)加**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的分析结果可知,本文计算所涉及的对数形式的增长指标与金融发展变量均是I(1)过程的非平稳变量,对其相关性一般采用协调检验检验上述变量的相关性。

4?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分析。

表2给出了FIR、STRUC、EFFI与LYP组成的四变量系统的协整关系下的Johansen检验,结果表明LYP、EFFI、FIR、STRUC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具有一个协整方程。

考虑一个协整关系假定下的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见表3。

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

VECM=LYP-0?13EFFI+0?76FIR-0?17STRUC+1?73

上式反映了经济增长、金融效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四个时间序列之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由于协调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不能具体指出何为因、何为果,因此,有必要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进一步分析。

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表4中的P值可以看出,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有双向的Grange因果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有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规模是金融结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其余变量之间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

表示拒绝零假设错误的概率小于5%,即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前一个变量是后一个变量的格兰杰成因。

6?分析。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中国金融规模及金融结构均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金融规模增加1%,经济增长提高约0?76%;

②中国金融规模是金融结构的原因,中国金融结构很不合理,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

③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及金融规模、结构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与已有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都不相同;尽管部分支持了曹啸与吴军的结论,但曹啸与吴军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取金融效率指标,其结论只是一种推断。由于采用更为合理全面的金融效率考察与估算体系,本文的检验结论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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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流动性;对手风险

Abstract:Although the currency appearance of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seems to be illiquidity and financial market chaos,the real root of its lies in the transaction counterparty risk. Thus,while the Fed has taken an expansive monetary policy and inno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financial markets,these policies can only inhibit economic recession in a short term,but can not really eliminate the financial crisis,it may be delayed or even deterioration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monetary policy,liquidity risks,counterparty risk

中图分类号: F830.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9-04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在74亿美元的债务压力下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正式揭开美国次贷危机的序幕。此后,大量金融机构或因投资于次级债券出现重大损失而陷于破产,或因无法筹集资金而导致股价大跌。一时之间,众多金融机构纷纷大量囤积现金,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么,这次金融危机的真实根源究竟是什么呢?美联储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对症下药并且取得相应效应呢?本文将从金融危机的货币表象入手,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表象

众多金融机构突然大量囤积现金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性短缺、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一)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的危机症状最早表现在伦敦同业拆借率上。图1记录了3个月的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美国3个月隔夜指数掉期合约(OLS)的利差走势。两者的利差一般少于10个基点。这样小的利差主要是基于套利的原理:一家银行以LIBOR借出3个月期限的资金并进行放贷获利,同时通过联邦基金期货市场对冲隔夜利率变动的风险。但是在2007年9月9日,这一利差跳到了40个基点;而在整个2007年秋季, 这一利差都在25个基点和106个基点区间大范围波动。

(二)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上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由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等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和同期限的美国国债的利差上。通常认为政府机构债券只比国债的风险稍高而流动性稍低,因此,两者的利差也一直维持在15到25个基点左右。但从2007年9月开始,两者的利差就翻了一倍,超过40个基点以上;到了2007年秋季和冬季,因为危机进一步严重,这种所谓的“机构利差”在2008年3月突破了90个基点。这种变化表明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因不愿再接受除美国国债以外该国任何其他债券,从而出现“资本逃离”。

(三)商业票据市场

商业票据市场上非金融商业票据与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利差也不断扩大。前者是由大型公司如通用电气等发行的票据;后者则是以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的票据。因此两者的利差可以被看作是房地产市场损失的变量。Cecchetti(2009)的研究显示,2007年6月和7月间,ABCP较非金融商业票据溢价5个基点;2007年9月中旬,这一数据扩大到86个基点;而到了2007年12月初,则超过了100个基点。

另外就商业票据数量而言,危机前后的变化也很大。在危机开始时商业票据总量达到2.2万亿美元。其中,ABCP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1.2万亿美元。但是从2007年9月中旬开始,票据发行人开始无法像以往一样滚动票据有效期限,未偿清商业票据数量由此也陡然下降了近3000亿美元,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达到4000亿美元。并且,Cecchetti(2009)的研究表明,未偿清商业票据数量的下降完全可由ABCP的下降解释。

(四)回购协议市场

持有各种资产的金融机构主要依靠回购协议满足其短期流动性需求――这种需求在过去十多年里变得惊人的大。但就在金融危机前夕,这一状况发生根本逆转。因为回购协议需要抵押而联邦基金贷款不需要,所以回购协议利率通常比联邦基金利率低5到10个基点。但在2008年2月底,当联邦基金利率为3%时,国债的回购协议利率降到1.95%。最后,因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迫切地想持有美国国债,甚至愿意接受零利率的回报,这使得回购协议利率进一步跌到0.20%。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真实根源

以上分析表明, 2007年8月初的金融恐慌引发了对现金的囤积以及风险溢价的大幅提高,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上出现惜贷并最终发生流动性枯竭。那么,金融市场上何以会出现惜贷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放款人预期会有更多的客户出现违约,因而信贷风险会持续增加;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在放款时银行面临不确定性以及资产负债规模的约束,而银行一旦发放贷款后,就有可能或者因为受制于备用信用贷款条款而被迫进行放贷,或者因为持有的抵押资产贬值而蒙受损失,因此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

可见,导致金融市场惜贷并最终发生流动性枯竭的逻辑根源在于:尽管市场上的金融机构都希图通过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在获取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的同时把风险转移到下一个买家。然而,每个参与者是买方的同时也是卖方,因而风险并不能真正被转移出去。次贷危机爆发,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是如此复杂和不透明,几乎没有一个机构完全清楚自己的资产多大程度上与次贷相关,更不清楚风险有多大;但每一个机构都清楚其他机构与自己的情况相同,从而无法信任其他机构并为其拆借资金。

因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尽管金融危机的最直接表象是货币市场的混乱,但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导致这种混乱的流动性枯竭,而是隐藏于混乱内部的对手风险。事实上,Taylor(2009)通过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Taylor以LIBOR和OLS的利差作为对手风险与流动性风险之和的指标,而以回购协议和LIBOR的利差作为对手风险的指标。回归分析表明,这两个指标高度相关。这一结果恰好证实,导致市场出现混乱的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对手风险。

三、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当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干涸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一)传统的货币政策

1. 公开市场操作。从2007年8月9日开始的整个8月份,美联储频繁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除通常采用的隔夜回购交易外,根据需要,还多次使用14日回购交易等满足市场持续流动性需求。2007年8月10日当日注入流动性更高达350亿美元,远远超过十亿美元日均交易规模。

2. 降低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上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均可根据这一基准利率水平来确定。美联储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整体利率水平,并影响市场流动性。因此,尽管面临通胀的压力,2007年9月18日至2008年4月30日,美联储共7次下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而2008年9月中旬金融危机恶化升级之后,美联储又分别于10月8日、10月29日和12月16日3次调降基准利率累计175个基点,目前,美国基准利率在0%―0.25%之间,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3. 降低贴现率。贴现利率政策是美联储通过制定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通过规定贴现票据的资格来控制资金投向的一种金融政策。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将贴现率从6.25%下调至5.75%。2008年9月中旬危机恶化之后,美联储又3次下调贴现利率累计175个基点。至2008年12月,美联储累计下调贴现利率575个基点,并将基准利率与贴现利率的差距由100个基点降至25个基点。同时,美联储还多次放宽可接受贴现票据的范围,并将贴现期限由通常的隔夜暂时延长到最长可到90天。

(二)创新的货币政策

尽管美联储将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几乎用到极致,但仍然不能阻止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经济持续放缓的趋势。为此,美联储在2007年12月之后进行了货币政策创新,相继推出了多种新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放松银根,恢复市场信心。

1. 定期拍卖融资便利(Term Auction Facility ,TAF)。TAF是通过拍卖机制定期主动向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创新,旨在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美联储每月向金融机构提供短期借款,提前确定数量,采取竞价拍卖的方式确定利率,同时收取金融资产作为抵押。所有被美联储银行认为财务状况良好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在一级信贷贴现窗口有贷款资质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均有资格参与TAF竞拍。从2007年12月12日TAF被创造出来至2008年11月10日,美联储通过23次TAF拍卖累计注入流动性资金达到14803亿美元。

相对于窗口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TAF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TAF更有针对性,可以将资金注入问题更为严重的特定机构;另一方面,TAF使联储可为更多的交易商以更为宽泛的抵押物形式来注入长期资金。并且,操作过程中TAF确保银行可以匿名参与竞拍。这样,竞标者就不用担心竞标会被解读为资金处境极为艰难或急需资金融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2. 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PDCF是一种针对投资银行等市场交易商的隔夜融资机制,旨在紧急状况下为市场交易商提供援助来拯救濒临倒闭的公司。PDCF允许一级交易商可以像存款类金融机构一样从贴现窗口借款,借款利率与贴现窗口的一类贴现利率相同,抵押品包括适用于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所有合格抵押品,加上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由于一级交易商得以使用更为宽泛的债券抵押,这些债券在私人借贷过程中也被接受为抵押品。此外,PDCF还有助于降低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支持债券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从而提高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买卖资产支持债券的能力。PDCF于2008年3月16日被推出,2008年9月14日美联储宣布扩大PDCF适用的抵押品范围。在2008年9月15日之后,每周更新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PDCF项下数值由之前接近于零的低水平上升至800亿美元左右,表明PDCF力度有所加大。

3. 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TSLF是一种通过招标方式向市场交易商卖出高流动性国债而买入其他抵押资产的融资方式。TSLF由美联储公开市场交易室承办,其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交易商,交易商可以提供联邦机构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以及其他一些非联邦机构债券资产。它的期限一般为28天,可用于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迄今仍被广泛使用。TSLF首次交易时间为2008年3月27日,2008年9月中旬次贷危机恶化之后,美联储于9月15日宣布扩大TSLF适用的抵押品范围为所有投资级债券。在2008年9月15日―11月10日,美联储通过15次TSLF操作向市场注入了共4300亿美元流动性资金。次贷危机以来的39次TSLF操作累计注入的流动性资金达到12832亿美元。

此外,美联储还通过AMLF(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CPFF(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商业票据融资工具)及MMIFF(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等金融创新工具,以及与多国央行达成互换协议的形式,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四、 美国货币政策效应评析

显见的是,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救市力度之大,政策变化之频繁,都是史无前例的。但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许多政策效应也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在实践中这些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则尚待时间的检验。不过理论分析表明,这些货币政策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应。

一方面,这些政策无助于消除金融危机。根据汤凌霄(2008)的归纳,对于中央银行的注资政策,英国央行行长Mervyn King,美国经济学家Gary Becker、Roubini,以及摩根斯坦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和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等都认为,该项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隐患。他们指出,仅通过注入流动性,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并最终使危机更为深重;并且,央行注资是通过让信贷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解救被困的金融机构,使它们能继续不负责任地发放高风险贷款,从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因而,美国等国家央行的集体紧急注资行为,只能令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流动性泛滥的形势加剧,从而催生下一个资产泡沫。

Taylor(2009)也指出,正是政府的货币干预政策导致、延长并恶化了此次金融危机。对政府政策反应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后,Taylor(2009)指出,2000-2006年间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低于常规下应有的利率水平从而带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引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错误诊断银行信贷市场上的问题并以此进行的政策反应,进一步延长了金融危机的时间。Taylor(2009)认为,如果导致危机的原因是流动性不足,则通过窗口贴现或新增窗口或者提供其他的便利措施以增强流动性的政策反应就是恰当的。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症结在于对手风险,因此正确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强调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质量和透明度,并直接应对因房屋价格下跌所导致的违约率的上升,或者寻求更多的途径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注入更多的资本。最后,缺乏清晰的、可预期的干预政策,恶化了金融危机。为什么对一些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提供援助但对另外一些金融机构则不提供,其干预程序和标准是怎样的?在什么情况下,政府会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政府又会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救助?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担忧导致银行同业借贷的风险溢价加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恶化。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抑制经济进一步衰退,长期效应则有赖于其他政策的配合。金融市场动荡会蔓延至实体经济,进而可能影响就业、投资和美国社会福利。因此,美联储进行注资干预,通过对市场流动性的直接投放,传递了着力缓解危机的信息,适度平缓了危机造成的恐慌心理,从而能有效增强市场信任度。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邹新和程实(2009)分别从市场信心、信贷紧缩、商业票据和股票市场等四个方面,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他们发现,货币救助政策的出台,确实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避免市场情绪的崩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信贷紧缩和商业票据市场的压力。不过,货币救助政策并未能起到全面挽救市场信心的作用,市场紧缩局面和票据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而且股票市场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Mishkin(2009)从反向角度证实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抑制经济进一步衰退。Mishkin(2009)指出,如果联储不采取零利率政策,不给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结果会是怎样?显然,紧缩的货币政策无疑会降低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结果是经济下滑更加严重,资产价值的波动更大,由此信用溢价上升并带来经济的进一步收缩。而经济的收缩又会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导致更为严重的风险后果和更为严重的经济收缩。如此循环。而且,如果美联储不采取扩张政策,国库券的利率会居高不下,房贷利率以及企业借款的成本都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高。由此,消费支出会进一步降低,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萧条。因此,短期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确实能减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Mishkin(2009)同时也指出,尽管低利率和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的政策有助于缓解危机加深的步伐,但仍然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美国经济,而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当前经济和减少税收负担之间做出平衡。另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货膨胀预期,导致在将来某一时期通胀水平显著增加。

参考文献:

[1]Frederic S. Mishkin,I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Working Paper 14678,2008,省略/papers/w14678.

篇11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斯坦克尔伯格博弈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USA to the emerging markets since 2007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using game theory to t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of non-cooperative solution and cooperative solution,which conclud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is better than non-coordination.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coordination might become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due to the relative weaker power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compared to the US economy,which depends on the asymmetric of the crisis shock and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As followers,the equilibrium might not dominate the Nash equilibrium for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herefore,the emerging economie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ordination but try to avoid becoming a follower in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stackelberg gam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5-0003-06

每个国家在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外溢效应”,反之,也会受到“溢入效应”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在力求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从本国的福利函数出发而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还必须要考虑到别国的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反应。因此,国际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是必然的理性选择。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显然是指在一个短期的非对称冲击发生的时候,采取货币政策的协调所获得的收益(福利)要优于不协调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逐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间政策协调,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的三次G20金融峰会,先后就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方面的金融政策达成共识,从而缓解了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冲击,为尽快恢复经济正常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较早的研究来自于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出现的各种政策冲突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协调来解决。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做出主要贡献的Cooper(1969),在其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中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论证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蒙代尔则于1961年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一理论为此后不断发展的区域货币政策的协调及一体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经济学基础。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增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伴随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动因、利益、障碍、形式等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逐步形成两大分支。

一个分支是建立在博弈论方法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最早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政策协调问题的是Hamada(1976),他采用了一个两国模型,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其后,Copper(1985),Canzoneri 和Gray(1985)等都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国际协调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国货币当局不考虑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其结果不是最优的,如果进行协调,结果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些研究都从理论上支持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Rogoff(1985),Currie和Levine(1985)在以上静态博弈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相容性和政策制定者的信誉等因素,认为这些问题对协调的可持续性以及协调收益有重要影响,因而各国的政策协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

另一个分支是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对协调收益进行的实证研究。以Oudiz和Sachs(1984)的研究为开端,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文献中通常用各国独立制定政策的纳什均衡与在政策协调假设下达到的帕累托均衡之间的福利差异来衡量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实证检验发现协调带来的收益并不十分明显,不会比各国进行简单的信息交换更好。此后出现的对政策协调收益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章,绝大多数对政策协调收益的估计值都与Oudiz和Sachs所估计的值近似。与大多数关于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相比,Holtman和Hughes Hallet(1987)的研究结果较为乐观,得出的协调收益是GNP的6%―7%,至少为3%―4%。最新的研究中,Gunter Coenen,Giovanni Lombardo,Frank Smets和Roland Straub (2008)采用欧洲中央银行(ECB)发展的Area―Wide Model (NAW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很少(大约仅占稳态消费的0.03%),但协调的收益明显地对经济开放度较为敏感。如果各协调主体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则可能从协调中获得较大收益。

上述实证分析通过模拟均衡状态估测政策协调的结果,没有考虑系统从非均衡状态向动态均衡转化而获得的协调收益。此外,依赖于他们所用的模型,似乎从政策协调中仍然还有大量未开发的收益,如政府的信誉、政策协调的执行时机等,但这些收益并不能完全获得。考虑到这些因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可能比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要大得多。我们拟以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为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福利角度比较分析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两种结局,推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环境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担此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是金融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后金融创新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美国次贷危机也由美国的国内市场传导到国际市场,并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从2007年年初到2008年夏天,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与美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危机几乎绝缘。然而,从2008年夏天开始,随着美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恶化,新兴市场的反响日趋强烈。2008年夏天,当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GDP增长预期出现恶化时,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比美国资产下跌得更剧烈。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新兴市场带来了直接冲击,全球范围内贸易信贷蒸发,国际贸易急剧下降。

按照Citigroup(2008)的研究,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下降0.34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1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0.54个百分点。可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脱钩论”(decoupling)并非事实。相反,其在融入全球经济、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时,所承受的外部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也在增大。在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今天,美国经济的冷热确实会影响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的股市运行、出口、就业和整个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8)。

Michael P.Dooley和Michael M.Hutchison(2009)对美国次贷危机向新兴市场的传导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证实了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金融市场危机断开―再挂钩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次贷危机以来资金正从新兴市场中主动或被动流出。主要原因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大量风险投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要求它们出售这些风险投资,将流动性调回国内偿还负债。

按一般理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是经由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心理渠道。其中,贸易渠道主要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直接对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金融渠道则以汇率和利率为传媒对金融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至于心理渠道,则是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后,通过各种媒体传导并影响到商业的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就本次金融危机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散过程分析,则主要通过贸易渠道。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次贷所酿成的金融危机是一种负向的需求冲击,收入预期下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通过出口贸易环节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在实体经济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贸易发生不同程度下降,导致工业生产萎缩,经济增长减速。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行业形成沉重打击。比如俄罗斯和巴西,其经济增长与资源价格高度相关,2008年7月后,在油气价格、铁矿石价格及农产品价格等急剧走低背景下,俄罗斯石油出口减收数百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0%以上。2009年1―4月份,形势更加恶化,俄罗斯出口同比下降47%,贸易顺差下降达2/3。对于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出口贸易同样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出口增长率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2009年1-5月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进一步下降达25%,第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4.6%。

受经济不景气、工业生产萎缩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据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了9.3个百分点,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俄罗斯也发生大面积失业,并使俄罗斯人均收入下降。2009年1-4月,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4%,而2008年1-4月这两个数值分别为8.4%和13.8%。企业拖欠工资和预算部门采购支付拖欠额度及时间均比危机前有明显增加。此外,失业增加和收入预期不稳定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以中国为例,危机期间其消费者预期指数、信心指数和满意指数连续下降,外资流入增速下滑,热钱由2008年上半年的净流入转为2008年下半年的净流出,其中第四季度热钱流出达到900亿美元。

实体经济萎缩、消费和投资信心受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层面也受到很大冲击。在全球股市下跌风的带动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也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甚至超过世界平均跌幅。整个2008年,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以26个新兴市场国家为基础的新兴市场股指下跌55.2%,而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幅度达40.7%;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贬值与外汇储备缩水。汇率的表现与资产价格非常相似,都是在2008年夏天开始出现急剧下滑。以俄罗斯为例,自2008年8月到2009年2月份期间,俄罗斯卢布累计跌幅约达40%,外汇储备减少了约2000亿美元,一些中小银行因为清偿力弱而一度关门停业,某些甚至被国有大银行兼并。再看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呈稳步升值趋势,但在2008年12月份出现了约1%的贬值。受到全球流动性紧缩的影响,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大幅度下降,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26%,外汇储备增长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向金融层面扩散。并且,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欠发达国家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金融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无论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大小还是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承受能力的强弱,均具有很大差异,从而,就存在着所谓的“非对称冲击”。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的决策,面临着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还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选择。

三、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两国政策协调的博弈模型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独善其身。在危机救治中,必然涉及到各国家之间政策的协调问题。然而,各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到其他国家,形成“溢入效应”和“溢出效应”。事实上,因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且货币政策的“溢入效应”的大小和“溢出效应”的强弱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二者的货币政策协调显然置于明显的非对称冲击背景。

在此,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源自美国的负向需求冲击,它使得美国经济产出下降,物价下跌;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在“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产出下降、物价下跌。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会在最大化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做出最优的政策安排。即:

其中,L为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损失函数,损失小代表效用高,损失大代表效用低。y与p分别代表产出的变化率和价格的变化率。参数 和均大于零,它们是产出波动相对于价格波动的权重。(1)式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最优政策安排,(2)式为美国的最优政策安排。

式(1)和(2)表明当所有的目标变量为零时

,效率损失最小,一国实现最优化。当不存在外部冲击时,只要两国货币供给量保持不变,则产出和物价水平都将保持不变,两国的损失就都为零,两国间将不存在货币政策博弈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当外部冲击破坏经济系统的均衡时,货币政策必然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调节经济的失衡。我们的问题是货币供给量如何改变、改变多少,才会使得损失最小。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如果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按照各自的损失函数行动,由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两国的相互影响,一国的最优化行为其结果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目标。两国货币政策博弈的结局为纳什均衡,如图1中N点,即两国分别对货币供给量做出的调整为 。纳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其存在着帕累托改善的区域,即图1中 和 围成的椭圆区域。可见如果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进行协调安排,其结果可能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图1中是连接两国极乐点使得两国加权损失之和最小的契约线。契约线落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里的一段EE′为使得两国福利都改善的两国损失函数曲线相切的点的组合。其中的C点即为对称效率均衡点,即两国损失相同。在C点两国进行了充分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得双方损失的加权之和达到最小,并各自承担了一半损失。由于C点位于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改进区域中,所以协调要比不协调的效果好。

除了对称效率均衡博弈的协调方式,两国也可以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是一种含有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坦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尾随国。领头国按其承诺的货币供应量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假设经济实力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为领头国,经济实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尾随国。于是美国作为领头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尾随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为美国在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的货币供给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表明美国能够预测到,不管它如何选择或承诺,新兴市场国家肯定从其反应函数上选择相应的最优点,所以美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其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即其损失函数与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曲线相切的一点,即为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点S)。如图2所示。

当存在金融危机冲击时,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相比于纳什均衡,美国的损失减少,福利增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福利则变差。因此,斯坦克尔伯格均衡解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解,因为领头国拥有时间优势,所以尾随国总是要更大幅度地调整货币供给量。因此在斯坦克尔伯格协调模式下,美国的福利总要好于纳什均衡的非协调情况。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情况则不确定。因为领头国可能不按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行事,如果其货币供给量选定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福利也会优于非协调的情况。但除非美国把货币供给量选在图1的契约线EE′上,否则整个世界的损失要大于对称效率均衡时的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金融危机下,采取效率均衡博弈可以使两国的福利水平得到帕累托有效改进。也就是说使均衡点落在契约曲线EE′上。究竟落在哪一点,那还得取决于两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只有在C点,才会不仅实现世界福利损失最小,而且两国各自分担了损失的一半。否则越接近E点,则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美国承担的损失越大;反之,越接近E′点,则美国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大。

(2)在金融危机下,效率均衡博弈优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首先,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会使整个世界的损失大于效率均衡博弈时的损失;其次,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更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其不在帕累托改善区域里,所以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时的福利状况。

(3)在金融危机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不应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应采取效率均衡博弈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并努力增强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降低自身承担福利损失的权重,争取实现对称效率均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席卷全球,并且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以国际协调应对危机的共识。这不得不说跟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但与欧美经济体相比仍存在差异。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发展,其经济波动也能够影响美国,但其对美国的影响度远远低于美国对其的影响度。这样,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时愿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舟共济,所以协调的难度降低。

由此可见,采取对称效率均衡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最佳政策组合。但是这种协调方式要求协调双方货币政策的密切合作与高度协调,协调的难度最大。在现实经济中,国家间的合作及经济政策的合理搭配对于次贷危机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进行协调的方式更不可取,往往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所以应立足本国情况,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欧美发达国家分享协调带来的收益。

四、后危机时期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下降,尽管政策利率已接近零,但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仍居高不下,信贷市场紧缩严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一般来说,当利率等常规工具对经济危机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将最终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英国、瑞士、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包括国债在内的中长期债券等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以来,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衰退速度明显减缓,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世界经济出现企稳回升态势。可以认为,这是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成功的国际协调的结果。但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世界经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复苏过程将缓慢而曲折,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状态,即所谓的“后危机时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若各主要经济大国不能够适度掌握货币、信贷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为未来爆发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系统控制,而不是系统优化,要使全球经济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还任重而道远。因此,各国均开始考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2009年10月澳大利亚成为G20中第一个加息的经济体,开启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之门。

“后危机时期”经济的不确定性,表明危机尚未结束,复苏基础仍不牢固,不排除二度衰退的可能。此时无序的、不合时宜的“退出”只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避免复苏过程的曲折,降低复苏过程中的风险,需要全球共同合作、协调行动。回顾整个危机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危机时期,不论是退出策略的安排,还是谋划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仍需加强货币政策协调。

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序退出要依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美国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为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并能健康运行,其应充分考虑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和其他经济体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应该加强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协调。

然而,随着危机的缓和,各国的协调意愿减弱,进而可能陷入“囚徒效应”。国际会议达成的共识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各国仍然是本国利益至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有关退出策略的政策博弈。如果各国不能有效地协调退出步骤与时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使复苏的态势发生逆转。目前,国际社会应当化承诺为行动,切实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后危机时期有序协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处理好通胀预期与全球经济复苏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的今天,面对共同的经济灾难,国际协调是大势所趋,也是缓解和渡过危机的唯一出路。在后危机时期,更应该加强国际协调,巩固经济复苏基础,避免经济出现新的波动。世界各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丧失活动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说,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理念上的认可与支持。在国际协调过程中,各国应在“互信”基础上,实现信息交换,加强协商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

五、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一个大趋势,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中国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启动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严峻挑战。然而,依靠财政与信贷高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回升,其基础不稳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从而使“后危机时期”的特征非常明显: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状况有所改善,但扩大内需的持续性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显著改变;流动性过剩,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强;信贷投放过高,使不良贷款隐患累积。由此,国内外非常关注对“后危机时期”调整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策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为在后危机时期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在参与协调中,我们必须关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定程度的霸权协调性质,认清由于缺乏统一且有约束力的规则协调机制而产生的“搭便车”和“背叛行为”,注意是采取主动协调还是被动协调,避免自身陷入协调的“逆效”陷阱之中。

第二,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中国要意识到自身的“大国”地位,其货币政策的制定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效应,必须把别国可能的政策目标考虑进来,因而要兼顾中国自身利益与可能对他国的冲击,避免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反应。

第三,在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应该把握好协调和自主性的尺度及平衡,这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门国际协调艺术。

参考文献:

[1] 沃什.货币理论与政策(第2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Canzoneri,M.B. and J.A.Gray,“Monetary Policy Gam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operative Behavior,”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Oct. 1985),547-564.

[4]Canzoneri,M. B.,Cumby,R. E.,and Diba,B.T.,“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What’s Old,What’s New,What’s Yet to Come”. NBER,Working Paper No.02138,2002.

篇12

[关键词] 金融深化经济效率

一、我国金融深化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本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用广义货币M2，股票市价总值和债券余额做代表，加总统计出历年金融资产价值量来计算FIR。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驱动。由金融深化理论知，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将社会闲置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金流向高收益部门和地区，促进经济发展[2]。因此这里用GDP增加值与有代表性的全社会固定投资额I的比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效率=(GDPt-GDPt-1)/It.可得下图

FIR增长率与经济效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各期

可知我国FIR的增长与经济效率基本呈逆周期。按金融深化理论，随着金融不断深化经济效率会提高[1]，那么我国的金融深化未进入理论中的金融与经济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轨道，反呈抑制经济效率的状态。

二、我国金融深化进程缺乏经济效率的原因

1.货币信贷与经济效率

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信贷对金融深化的贡献，从而探讨货币信贷增长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可以看出M2/GDP增长率与经济效率呈显著的逆周期，且在同一年份达到峰值（86，88，90，94，04年）。进一步思考M2的构成。从1978年至2005年M1/M2由79下降至36，相应的准货币(M2-M1)占M2的比重由21上升到64(中国统计年鉴2006），可知M2/GDP的上升主要是准货币增长带来的。准货币增长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的原因包括：国民收入的增长，收入分配格局向个人倾斜，缺乏货币替代性金融投资工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M2/GDP上升并非理论上的金融深化的结果，而是金融抑制促成。储蓄的增长未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是经济效率下降带来的被动储蓄。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不高，未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而金融体系过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占据了金融体系的大部分资产，无怪乎我国的金融深化进程与经济效率背道而驰。

2.股票市场与经济效率

本文用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股票市场对金融深化的贡献，从而探讨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年鉴2006》

可以看出股票市值/GDP的增长与经济效率的相关关系微弱。尤其在1993-1998年，股票市值/GDP的增长率大幅振荡时，经济效率未有同比波动。可见股票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显现。这一方面是由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股票市场相对规模渺小，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未发挥。肖认为金融深化将使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的比例有渐趋缩小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股票市场自身不成熟，投机氛围过浓，上市公司的资质难以保证，市场很难做大做好。

3.债券市场与经济效率。

本文用债券余额占GDP的份额来衡量股票市场对金融深化的贡献，从而探讨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年鉴2006》

可知除1993、2000、2001年外，债券余额/GDP的增长率与经济效率均呈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当债券市场加速扩张，经济效率反而下降。我国债券以国债为主。肖指出，随着金融深化的深入，投资中财政所占的比重应当逐渐减少。政府投资带来挤出效应，且一般不具有比私人投资更高的效率。因此国债的过多发行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结论

篇13

关键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0－0075－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20

我国目前农村地区大多数还是分散、小规模的传统家庭经营，决定了大规模金融机构不可能为农村，特别是农户提供支农金融服务，导致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市场，农村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金融支农能力呈弱化趋势，农村金融被严重边缘化。据富登金融控股公司对印尼、印度及我国微型金融市场的专项调查表明，印尼和印度的微型金融贷款渗透度分别为55%和45%，我国仅为29%，表明我国贫困农户金融覆盖率低，资金需求没得到很好的满足。建立与“三农”相适应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并加强机构支农能力建设已成为服务“三农”的共识。随着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的不断开展，我们发现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是多方面的因素、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影响也是复杂多变的。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影响因素，以期根据这些影响因素来提高机构的支农能力水平，为更多、更远、更贫困的农户提供便捷的支农金融服务。

一、问题提出：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因素分析

在深入分析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各个影响因素之前，有三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因素是单一的还是多方面的。二是各个影响因素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三是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影响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复杂多变的[1]。笔者根据以上三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1.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影响因素不仅受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影响，还受到政府行为、农户因素、其他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2.各个影响因素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一定时期和客观情况条件下，各个因素以不同力度影响着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有的影响因素是次要的，有的是主要的；有的影响小一些，有的影响大一些。这些影响因素构成完整的系统，共同影响着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

3.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都影响着机构支农能力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当机构自身有服务“三农”保障机制时，其支农能力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当政府大力投入资金、优惠政策扶持农村小型金融机构进行支农时，机构自身、农户等因素将变成影响机构支农的重要因素。

不管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因素如何改变，内部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发生作用。笔者认为内部因素才是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为了验证该观点，需要测算出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影响因素的权重，根据权重来判断哪些因素为重要因素。以下笔者先从理论上分析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影响。

二、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内部因素

（一）经营运作理念

由于我国农户融资额度小、期限短等特征，决定了具有信息成本优势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才是最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基层金融组织。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成为在农村地区实施普惠金融理念的典型代表，倡导树立“人人具有平等融资权”的金融服务理念，认为获得金融服务也是农民的一种权利，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更加关注贫困农民，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2]。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更新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理念，主要为那些被排斥于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贫困农民提供支农金融服务，承担着“支农”的社会责任。

（二）产品与服务创新机制

传统金融机构给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数量较少，主要是存、贷、汇款业务，而且缺乏创新，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应建立产品与服务创新机制，除给农民提供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业务外，还应积极为农民开发与提供适合农民需要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技术指导、保险等业务。这些金融产品与服务通过市场化定价向农民收取服务费，农民不仅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的便利，机构也通过收取服务费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形成金融服务“三农”新机制。

（三）贷款管理机制

由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而且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品，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给农民提供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扎根于农村地区，致力于服务“三农”，给农民提供贷款服务，要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信息和贷款流程再造来降低农户贷款的风险，掌握农民贷款资金的用途和经营生产情况，并制定合适的贷款产品和还款期限来适应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制定贷款管理机制，对贷款的发放、回收等一系列过程进行规范管理。

（四）激励机制与有效监管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农民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小组贷款、动态激励等激励机制来解决[3]。例如，通过小组贷款方式给农户提供支农贷款，农户之间彼此监督，不仅降低机构的贷款成本，也可以提高农户还款率。此外，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在给农户最初贷款时发放数额较小，在按时归还情况下，不断增加贷款额度，通过这种重复博弈的再贷款形式来激励农户按时还款。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对支农活动不能流于形式，应实施有效监管，督促机构提供支农金融服务。

（五）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

农业生产受到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风险较高，但收益率较低，所以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给农户发放的贷款风险较高。为实现持续地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对农户贷款的风险需进行防范与连续跟踪。提高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对每笔支农贷款的风险进行科学、客观地评估，并且在机构内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保证农村小型金融机构长久地进行“支农”服务[4]。

（六）员工优化机制

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要求一支具备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机构不仅需要对员工进行小额贷款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操作能力；也要树立为“三农”服务的理念，提高职业道德能力。员工不仅要懂基本的金融基础知识，还要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供针对性的贷款服务。对支农贷款，机构不能用一般的绩效指标对员工进行衡量，需要创新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在探索支农过程中，要优化员工机制，挑选出最适合给农民提供贷款的员工。

三、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外部因素

（一）政府行为

1.政府优惠政策。政府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给农户提供贷款的“绿色通道”给予优惠政策，可以激励更多的机构把资金投放到农村地区，投放给农户。政府对初创时期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提供财政贴息、减免其营业税等，扶持其不断发展。放松利率管制，允许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对贷款利率进行市场定价，并适度扩大利率浮动幅度，覆盖机构支农的成本。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适度竞争与协调发展，增强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活力等。

2.政府立法保障。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投向农村地区，给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支农活动提供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例如《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村镇银行发放贷款投向主要是用于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政府也可以通过立法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支农信贷比例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性规定，但目前在我国法律条例中未找到该项规定。同时，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发挥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贷款的监管职责。

（二）农户因素

1.农户创业经营能力。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定位于服务那些具备创业经营能力的贫困农户，通过给他们提供贷款资金，可以给他们一个实现脱贫致富与改善生活的机会。贫困农户的创业经营能力越强，说明农户利用贷款资金进行农业生产投资的成功机率也就越大，而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支农金融服务的动力也越大。那些具备创业经营能力的贫困农户，往往可以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不仅可以为贫困农户创造收入来源，也可以为提供支农贷款的机构带来利润空间。

2.农户自身特征。当前我国多数贫困农户受教育程度低，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贷款程序等金融知识了解甚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给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提高贫困农户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户技能培训，加大向农户宣传金融知识，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户金融意识和对金融服务的认知程度；提高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信心，从而鼓励农户从机构获得金融服务。贫困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也有利于增强农户创业经营能力，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其提供支农金融服务。

（三）其它因素

1.农村信用环境。如果农户守信意识淡薄，还款意识不强，这种欠佳的农村信用环境将阻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力度的发挥。为了提高农村信用环境，我们可以在农村地区进行信用机制建设，并通过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征信中心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数据库，并实施动态管理。另外，建立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农户信用档案数据库共享机制，并在农村地区建立农户守信的激励机制，让守信的农户得到好处，失信的农户受到惩罚，有利于提高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意愿。

2.农村担保体系。目前整个农村地区担保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担保机构太少或担保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发挥。按照传统抵押与担保方式，农户用于抵押的物品往往很少，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其提供资金。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可借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组联保贷款机制，创新担保抵押方式，降低为农户提供贷款的风险。另外，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扩大农民抵押物的品种。农户有了灵活多样的抵押品，机构支农的积极性将会更高。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担保机构，规范运作与简化担保手续，给农户提供有效的贷款担保。

3.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使得农业生产的风险无法分散，农村金融机构给农户贷款的信贷风险越高，有可能会造成机构的呆账与坏账，将阻碍机构发放支农贷款的积极性。农业保险对农民生产投资起“稳定器”的作用。把农业保险引入到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支农贷款的风险分担机制之中，不仅可以扩大承担农户贷款风险的经济主体，也可以为机构给农户的贷款资金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并提高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农村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开展，可以降低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的风险，机构可以放心地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

4.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包括行业组织协会、结算支付系统、征信评级机构、金融信息网络系统等，能为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服务提供支撑条件。行业组织协会将促进机构之间遵循行业标准，分享客户管理、风险监控与贷款经验等，学习先进技术，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结算支付系统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资金在农村小型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自由流动和转移，促进交易更加迅速。通过专门的征信评级机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可以直接获得农户的情况，节约了向农户贷前调查的时间与成本。在金融信息网络系统中，信息的披露和共享可以同时帮助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户降低成本和风险。

四、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因素的权重确定与结论

（一）影响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因素的权重确定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和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影响因素的实际情况，构建出一个有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在确定层次结构后构建判断矩阵，并通过判断矩阵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为保证判断矩阵的科学合理性，本文从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等选取10名长期从事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理论和实践专家，要求各位专家判断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对各位专家值进行加权汇总，得到最终的各个层次判断矩阵。下面，以子准则层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指标层为例，构造其判断矩阵（见表1）。

经运算，求出判断矩阵aij的最大特征值?姿max=6.2211，相应的特征向量为(0.3036，0.2253，0.1671，0.1326，0.0984，

0.0730)T。即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指标层权重分别为：0.3036，0.2253，0.1671，0.1326，0.0984，0.0730。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指标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分别是：0.2024，0.1

502，0.1114，0.0884，0.0656，0.0487。根据求得的最大特征值可以求出一致性指标CI=0.0442，查表可得在矩阵阶数为6时，平均一致性指标RI=1.24，最后计算得出随机一致性指标CR=0.04（＜0.1），表明判断矩阵的结果是有效的。同理，计算出其它各个层次的权重值，并对权重大小进行排序（见表2）。

（二）结论与建议

通过层次分析法分析得出，内部因素是影响我国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支农能力的重要因素，而外部因素是次重要因素的结论。

在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内部因素中，经营运作理念、产品与服务创新机制、贷款管理机制、有效监管与激励机制影响机构支农能力作用较大。可以这样理解，经营运作理念直接影响着金融机构是否进行支农的关键因素。如果金融机构的理念与使命就是服务“三农”，那么该机构的信贷资金则主要是用于支农，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产品与服务创新机制、贷款管理机制、有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因素，保障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能够有效地达到农户手中，并持续地提供服务。

在外部因素当中，政府优惠政策、中介服务机构、农户创业经营能力主要影响机构支农能力。可以这样理解，政府对农户贷款的优惠政策越多，越可以激励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贷款。同时，政府的优惠可以降低普惠制农村金融机构在为农户提供贷款的成本，所以对机构支农能力影响较大。而各种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也是可以降低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的成本，从而为机构支农提供条件。农户创业经营能力越强，农村小型金融机构越愿意为该类农户提供贷款服务。

参考文献：

[1]陈菲琼，殷志军，王寅.影响信用担保机制运行效率的风险因素评估[J].财贸经济，2010（12）：36-42.

[2]焦瑾璞，陈瑾.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提供全民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途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38-39.

篇14

关键词：综合金融集团 收购 平安 深发展

收购背景和动因

平安（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是打造金融控股集团，但在收购深发展之前，平安的银行业务的发展明显偏弱，2009年年报显示，银行业的收入占比仅为2.9%，银行业的净利润占比仅为7.45%，可见，为了实现全面金融战略目标，平安必须快速扩充银行体系规模。平安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成功收购了福建亚洲银行和深圳商业银行，积累了一定的吸收合并银行、快速进行企业文化改造的经验，另外，平安一直是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发展”）的中小股东，对深发展的资产价值和经营状况有所掌控。

同期，深发展的经营陷入瓶颈，其资本充足率存在很大压力，2007年资本充足率仅为5.77%，未达银监会8%的监管要求，2008年和2009年该指标所有上升，仅略高于监管标准，促发监管红线的压力较大；早在2008年8月深发展召开的半年业绩会上，其董事长就主动向平安表示若平安投资深发展，深发展将成为一个比其他银行更好的投资对象。可见，深发展是平安进一步扩大银行体系收购战略的不二行选。

收购过程分析

平安集团收购深发展流程图如图1所示。

（一）阶段一：平安与新桥换股

2010年5月7日，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简称“新桥”）将其持有的深发展5.22亿股份与平安换股，换股后新桥持有2.99亿股平安H股，平安共持有深发展21.44%的股份，成为深发展的大股东。

（二）阶段二：深发展向平安寿险定向增发

2010年7月2日，深发展向平安寿险定向增发3.8亿股，认购金额69.31亿元。该定向增发完成后，平安总共拥有深发展10.45亿股，占深发展总股份的29.99%，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至此，平安收购深发展成功完成。但此举可能存在同业竞争，因此银监会规定为确保同业竞争的公平性在上述交割完成后的一年以内，深发展应与平安银行完成整合。此后平安和深发展进入实质性整合阶段（见图2）。

（三）阶段三：平安增持深发展

2011年7月20日，深发展以每股17.75元的价格向平安非公开发行约16.38亿新股，换取平安所持平安银行的约78.25亿股份以及约26.9亿元现金。完成后，深发展持有平安银行约90.75%的股份，平安银行成为深发展的控股子公司；平安持有深发展共计约26.84亿股，占比52.38%，深发展成为平安旗下的控股子公司，平安最终获得深发展的绝对控股权（见图3）。至此深发展作为平安的控股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并表处理，即深发展的全部净利润将计入平安的净利润当中，因此平安在银行业务上的净利润会出现“激增”。

（四）阶段四：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

2012年1月14日，两行业务系统整合顺利上线，标志着历时3年的两行整合全面完成。2012年1月20日，深发展公告称，深发展拟吸收合并平安银行，公司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24日银监会批准了本次吸收合并，平安银行于2012年6月12日注销登记， 2012年7月27日，深发展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效果分析

如表1所示，2007-2009年间，整体上深发展的总资产规模和净利润逐年上升；要注意的是，此三年深发展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仅略大于银监会标准，接近监管红线，说明深发展偿债能力较低，资本缺口问题亟待解决。如表2所示，平安银行总资产规模较小，净利润较低，银行板块明显偏弱，为了实现平安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目标，平安必须大力扩张银行业务。

收购效果在初期即有体现：首先，2010年7月初平安寿险认购深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即向深发展注入的69亿元资金，使得当年末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从2009年的略高于监管标准的8.88%上升到10.19%，核心资本充足率也由5.52%上升到7.10%，初步缓解了深发展的资本压力，总资产一举登上超越7000亿的新台阶。其次，截至2010年末，平安银行当年净利润为28.82亿元，较2009年上升了166.85%，其中来自平安银行的净利润为17.37亿元，对深发展按照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为11.45亿元，即深发展对平安银行业2010年的利润贡献率高达39.73%；虽然平安银行当年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皆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监管标准，银行资产质量位居银行业前列。最后，两行在银行销售业务方面协同效应凸显，2010年平安年报显示，零售新增存款中，交叉销售贡献占比34.8%，信用卡发卡交叉销售占比54.5%，交叉销售为信用卡带来大批优质客户，并且交叉销售的开卡率、交易金额均高于其他渠道，有效提升了信用卡支付与分期业务；2010年新增公司日存款中，交叉销售贡献占比21.1%。可见2010年是平安大力扩张银行业务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成功收购深发展对平安银行的快速崛起起到决定性作用。

长期来看，随着两行整合的不断深入，平安银行和深发展各自业绩都表现良好，并且两行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2011年深发展自身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46.10%。平安银行的净利润较收购前也有所提升，2011年深发展的净利润91.81亿元，是原平安银行24.09亿元的3.8倍，因此当年平安银行业的净利润上升大部分来自于深发展的贡献；同时原平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等指标都有所改善。2011年底平安银行零售存款规模达1522.80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30.3%，实现超市场发展。

2012年的银行业务经营业绩包含原平安银行和深发展（平安银行）的全年业绩。平安银行业的总资产和净利润较去年有明显上升，2012年末平安银行总资产规模高达16065.37亿元，比2011年末增长27.69%，净利润较2011年末增长27.35%，达到132.32亿元。截止2012年，全行机构网点数量450家，比2011年末增长55家；业务结构中，零售和信用卡等战略业务已跻身行业前列，渠道建设成效明显，供应链金融线进程加速，顾客基础稳步扩大；从市场业绩来看，深发展和平安银行的每股收益也逐年上升。对平安整体除2008年外，合并前，平安银行对平安的净利润的贡献率较低，2010年末合并后银行业对集团的利润贡献上升到10%以上，随着进一步整合，银行业的净利润的贡献率大幅度提升，2012年该指标高达49.47%；此外，平安其他业绩指标也呈逐年上涨趋势。

结论与建议

微观上，经历了2006年被花旗银行和中国人寿逐出广东发展银行的重组事件和2008年收购欧洲富通集团失败后，平安转战国内市场，收购深发展无疑成为平安多年来构建银行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对深发展来说，作为中国第一家面向全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它拥有全国性的经营网点、良好的品牌形象，在遭受长期资本金短缺情况下，引入战略投资者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十分关键。从收购的结果看，这次收购是成功的，平安拥有了全国性商业银行，深发展获得了大量资金输入，同时深发展可以凭借平安广阔的客户网络来进一步拓展其零售银行业务，实现银行业的外延式发展。合并后的新平安银行利用两行优势互补的强强联合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也正在逐渐体现。

宏观上，平安收购深发展对认可和促进我国金融混业经营意义重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混业经营就已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2000年以后我国才陆续开放混业经营的限制，金融企业逐渐开始通过金融控股或拓展业务范围来实现混业经营。但时至今日，我国是否推行综合经营模式仍是金融业争论的焦点。持反对观点的刘明康曾说，银行在综合经营上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持支持观点的郭田勇则认为综合经营对银行有很多帮助。从此次案例中可以发现，平安成功收购深发展使得收购双方获得了双赢的结果，通过业务的进一步整合，可以预期平安银行将在区域互补、客户叉销售、渠道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综合金融优势。

当然，在期初的收益面前，也不能忽略潜在的风险和难题。一方面，对平安而言，如何实现双方在认识和文化上的融合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关键任务；同时，综合金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增加集团风险管理的难度，要发挥综合金融联合优势需要相匹配的风险管理与监控能力。另一方面，综合金融必然带来更多的金融创新，复杂多样的金融创新必然带来实际操作中的纠纷，如何避免和解决可能面临的各种纠纷将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和法制机构的新难题。

参考文献：

1.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创建综合金融平台—深发展天津分行十周年[J].天津经济，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