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底蕴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散的精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合文化，它以“仁”为核心、以“阴阳”矛盾运动为哲学根基，以“和为贵”为价值取向，融“天、地、人”为一体，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它以追求社会和谐为旨归，意在培育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情怀，深为人们所推崇、留恋和怀念。正因为如此，从东方文字到日韩的生活习惯，从武术精要到儒家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宛如涓涓溪流流淌其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正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理在事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教育、引导、鼓舞和塑造有和谐思想的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倡导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和谐底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的启蒙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势必在广度、深度和速度上大打折扣。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任何执政方略，要想取得生命力，一定不可忽视时间沉淀下来的民族智慧，所谓“合则未必成、离则必然败”，故而大凡兴盛的历朝历代大都对文化采取了“逆取顺守”之策。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育思想与和谐社会健全人格主体的培育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化育思想，闪耀着真善美，凝聚着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的稳定靠家庭的和睦相处，而家庭的和睦靠个人的身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形体与精神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的首要条件，所以古人一直倡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实现全面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求得身心的和谐。孔子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看作是君子的五美，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基调。

今日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旧有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和平衡尚未建立。面对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的鸿沟，个人心态失衡在所难免。富人骄横，贫者仇富，人人心里充满怨恨和忿忿不平。孔子倡导富而好仁，贫而无怨，以平衡个人心态。因为为富不仁易引起众怒，招致杀富济贫，好仁能缓解社会矛盾。贫者存在怨恨心理，妒火中烧便会犯罪，甚至揭竿而起，故孔子教人贫而无怨。

在古代，面对阶级社会的压迫、剥削和苦难，传统文化教人保持心态平衡，弥合灵与肉的冲突，不为物欲所累，坚守孔颜乐处，使身心各得其所。中国传统文化无意泯灭人的求生向上的本性和抗争精神。面对人类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而“铁定”的人的不自由状态，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有超越精神，求得身心和谐，这并非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笔者曾见一“成事在天与在人”的争论。“天成论者”与“人成论者”各执一端，争论的焦点是一件事情的成败，到底是决定于天(客观条件)还是决定于人(主观谋事)。在此，且不争事之成败到底在天还是在人，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败局已定既成客观事实，若一味追究人的过错势必把人弄得追悔莫及、生不如死，到头来可能会是人事两空。项羽兵败之际曾言：天亡我，非用兵之过耳!项羽作为一个军事家必定会去客观分析失败的原因，但他说出这样的话，求得一种心灵的超脱未尝不可。现代社会压力重重，有些很有才华_的人成就斐然，可谓“精英”，但仍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对自己过于苛刻、自责，最后把自己逼上绝境，自杀风波屡屡见诸报端，这就是“人成论者”掘起的坟墓。中国传统文化抛开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专注人的身心愉悦与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

传统文化不仅造就了普通民众的和谐思想和行动，对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执政方略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个人，不仅是当朝的政治领袖还是过往的世纪伟人，无不先是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接受政治思想的灌输，传统文化必然会影响甚至左右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和谐目标的提出、和谐战略的实施都取决于执政的党、执政的领导有没有和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思维。党员、党的领袖、国家的领导以和谐的行为方式和姿态面对民众，将直接起到率先示范的效应。

二、群我和谐思想与社会整体和谐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和”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人自身的和谐，从更高意义上看，就是要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在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以家族为中心、为本位，和谐社会发端于家庭，由家庭和谐推广为社会和谐，故仁爱精神的最原始体现是在家庭和家族成员中。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关注社会细胞——家庭和谐，倡导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的孝经。“兄友弟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亲，仁也。”“仁之实，争亲是也。”现代社会日益开放，家庭关系难敌冲击：“商场无父子”的激烈竞争弱化了父子情深、民工潮苦了村头守望的老人；包二奶和家庭暴力强烈冲击着现代家庭，夫妻共苦却不能同甘，婚姻关系频频告急，单亲家庭数量一再上升。中国传统文化“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对于调整现代家庭伦理、关爱老人、倡导夫妻和衷共济极具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经其实有它更高的境界、更深的意蕴。孔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是说慎重处理前辈人的后事，追思远去的祖先，为后人留下德行榜样，讲究孝亲、尊师、敬祖。过去，前人更多的是从家祖、榜样的角度来讲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温这一古训，便有了更深的现实意义。前人辞世，后代人如何定论、追忆前人，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追忆他为伟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的一生及其理论的光辉所在，借此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在中国，人们祭拜炎帝、黄帝，凝聚起了中华魂，提供了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孔子、老子、墨子崇尚尧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敬祖观念。尤其是在对待前代领导的问题上，若处理不当，将直接在民众心里产生强烈的震荡。如果人们一贯崇敬的领袖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的信仰信念会轰然倒塌，进而产生否定自己、怀疑过去的强烈冲击。

(二)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疑也是社会和谐的主体。远离人际交往，脱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必成空谈。中国古代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同时又列出了序列之别。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战争频繁的战国，孟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在三大因素中居于首位。只有“人和”，才能“和以处众”、“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心平气和”，才能取得“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则强，强则胜物”的功效。

那么，如何做到“人和”?儒家的“仁学”便是一种专门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从字形上看，“仁”由“二”和“人”组成，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标准，讲究自我修养。要做到“仁”，就要遵从“忠恕”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得到满足，也要推己及人，使别人事事通达，即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不合理的、不讲人性的事情，就不要将这样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做到心平气和，这就是“恕”。“忠恕”的综合便是为仁之方。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仁爱，从而友好地与他人相处，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忠恕”之道使个体超越自我而指向对群体的认同，道德上的完善最终实现了群体稳定发展的社会价值。孔子主张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还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与人交往时，不要主观臆断，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固步自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色彩多样、内涵丰富的大社会。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正是和合文化和前人这种“忘我”的为人处事的宽阔胸怀，才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使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传统文化还是一门丰富的“人和”艺术，遵循“和而不同”的团结和斗争哲学。“和”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矛盾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不同”而能够“和”，才能形成多姿多彩的和谐统一；如果不讲“和”而只去求“同”，势必一事无成，事与愿违。孔子还将能否做到“和”上升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这一宝贵思想体现了积极地看待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特点和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与发展的理念。中国秉承“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接纳和包容了外来宗教，并且实行了自由的政策，实现了不同宗教团体、的和平共处。正是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奠定了今天我们处理不同宗教集团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北京宣南地区，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的寺庙毗邻而居，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历史上，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曾有过无数血腥的宗教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中国的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各类人际关系冲突增多，不同群众之间、团体之间、阶层之间、党派之间、党群之间、官民之间、民族之间利益纵横交错，矛盾在所难免，如何处理，需要大智大勇，关键在于对致“和”之道的把握：在分歧中求协调、在差异中求一致、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实现人际关系和谐。构建“和谐”，就要承认差别，讲究宽容，求同存异，厚德载物。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在当代环境下，“和”的本义是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期间，奉行“斗争哲学”，为斗争而斗争，斗天、斗地、斗人，斗得“其乐无穷”，毫无善待、亲和可言。当然，和谐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和放弃斗争，而是恰恰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但和谐遵循的斗争哲学应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忍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仅仅是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对于各类腐败现象、腐败分子，需要铁腕除恶；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努力排除；对于社会不公，需要有效地解决；对于民主法治，需要努力推进等等，所有这些不和谐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不断磨合与协调来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就没有和谐；而且随着和谐的范围和层次的不断提升，斗争也会不断地变化。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更高层次的群我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要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而人的不断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两者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只有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惟一参照物，要求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需要，在维护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所谓“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及“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千多年前已经蕴含的儒家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虽然免除不了许多空想的成分，但它承载着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再次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三、“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追求

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天”在中国的涵义，主要是指自然的意思。“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后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圣人因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因为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所以也就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父母，人是藐小的，与万物混然共处于天地之间。天地既为万物父母，人们就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日月、四时、神妙的屈伸往来等高度和谐、有序、协调，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动态展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中，除了协调、和谐外，最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培育双方生命的生生不息，只有天地合德方才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怎样做到“天人合一”呢?首先，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其次，要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尚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态度去处理问题。老子还言：“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是慈爱，即爱心和同情感，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友好和谐相处的动力；“俭”是指含藏培蓄，不肆为、不奢糜；“不敢为天下先”，乃谦和不争之意。这“三宝”所体现的“法自然”的精神，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最普遍的价值导向。孔子以自然为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惟天为大”之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之化”是对天地之化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要对万物委曲成就。强调人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陆游有诗云“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造命”，掌握自己的命运。

古代的圣贤们在与外部自然界的交往和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体悟，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必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内在规律，达到“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境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缺乏合理利用和浪费的现象相对更为严重。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工作，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拯救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四、结语

文化有多种多样，不同的文化承载的社会功能各异。就时间而言，文化有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之别；就性质而言，文化有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精华与糟粕之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而言的，不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传统文化内涵着先进文化的因子，先进文化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故而不能以此优彼劣而论称，二者各具不同功能。先进文化是时展的产物，它因适应了现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了先进性，故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以先进文化为主导，以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体系为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唱响主旋律。

但先进文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它的穿透力，它能超越历史的时空、在大浪淘沙中积淀下来自有它顽强的理由。在西方国家，科学甚为发达，无神论可谓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民众十之八九仍信奉宗教神灵。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社会变迁，但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巨大的感染力和持久的影响力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行为的点点滴滴。中国传统文化和合中庸的思想，强调统一、兼容共生与和解，为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智慧；古人对致和之道的把握，为今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统筹兼顾的辩证观念；它所反复倡导的和谐、仁爱精神为构建诚信友爱、“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某种伦理启示；它所勾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以求。去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和空想成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篇2

杨礼清：对美国第一印象是自然，每一栋房子，每一处绿地都没有任何人为的修饰，感觉和大自然离得很近。在唐人街举办的中秋街坊节，其实是中国中秋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圈的一种展现，中秋讲究团圆，福建同乡会就出资购买一些月饼等礼品分发给华人乡亲，而我们也从国内带去了中国茶作为中秋礼物送给当地华人，希望他们都能喝到我们的一份心意。所以此次美国行我最大的感受就如品饮一盏茶，充满了自然和人情味。茶本源于自然，不管它最终变成哪一种茶，我们总从品饮中又能体会到它自然的气息；同样在中国人看来，茶也充满了人情味，为人处世的精妙也都融于一盏茶中。

《海峡茶道》：在西方生活方式占据世界消费主流的现在，中国茶最能吸引西方人的是什么？

杨礼清：我们必须坚守中国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健康的品饮理念。茶叶之所以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中国人在语言交流中少不了一杯茶，它为沟通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们会在一杯茶中产生智慧的碰撞，会在一杯茶中领悟许多人生道理。酒是欧洲人的饮料，茶是中国人的饮品，而且是一种健康的饮料。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对养生保健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西方人已经接受中国的太极，就是因为太极对养生有益。太极是在动中养生，茶则是在静中养生。

《海峡茶道》：中国茶要以什么形式进入西方，才能更让西方人接受和认可？

杨礼清：在坚持丰富的中国茶文化基础上，可以尝试任何一种传播形式。华人的影响力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这次我们在纽约做中国茶的活动，就让我的一位朋友深受启发，因为美国的华人餐饮业很兴盛，他决定要与一些大型的酒楼合作，在酒楼的一角设置中国茶的品茗区，先从服务前来就餐的客人开始，再延伸到茶品销售。我觉得还可以向国家相关部门建议，在孔子学院开设中国茶的相关专业课程，孔子学院里的学生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通过他们再向西方人群传播。

从企业来说，任何中国茶要走进西方市场，首先是保证质量，这不仅是一家企业要做的，更是整个行业必须要努力的。第二是传播茶文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几千年来茶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第三就要与时俱进，在坚持文化的基础上，可以用很现代的方式来推广，根据大家需要的不同，比如美国人习惯于快餐式的消费模式，我们就可以从袋泡茶、冷泡茶方面入手，开发出更便捷的快消品。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喝茶方式也都在不断的改变，从唐代煎茶，宋代点茶到明清散茶冲泡，但茶的本质没有改变。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散的精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合文化，它以“仁”为核心、以“阴阳”矛盾运动为哲学根基，以“和为贵”为价值取向，融“天、地、人”为一体，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它以追求社会和谐为旨归，意在培育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情怀，深为人们所推崇、留恋和怀念。正因为如此，从东方文字到日韩的生活习惯，从武术精要到儒家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宛如涓涓溪流流淌其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正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理在事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教育、引导、鼓舞和塑造有和谐思想的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倡导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和谐底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的启蒙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势必在广度、深度和速度上大打折扣。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任何执政方略，要想取得生命力，一定不可忽视时间沉淀下来的民族智慧，所谓“合则未必成、离则必然败”，故而大凡兴盛的历朝历代大都对文化采取了“逆取顺守”之策。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育思想与和谐社会健全人格主体的培育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化育思想，闪耀着真善美，凝聚着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的稳定靠家庭的和睦相处，而家庭的和睦靠个人的身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形体与精神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的首要条件，所以古人一直倡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实现全面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求得身心的和谐。孔子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看作是君子的五美，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基调。

今日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旧有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和平衡尚未建立。面对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的鸿沟，个人心态失衡在所难免。富人骄横，贫者仇富，人人心里充满怨恨和忿忿不平。孔子倡导富而好仁，贫而无怨，以平衡个人心态。因为为富不仁易引起众怒，招致杀富济贫，好仁能缓解社会矛盾。贫者存在怨恨心理，妒火中烧便会犯罪，甚至揭竿而起，故孔子教人贫而无怨。

在古代，面对阶级社会的压迫、剥削和苦难，传统文化教人保持心态平衡，弥合灵与肉的冲突，不为物欲所累，坚守孔颜乐处，使身心各得其所。中国传统文化无意泯灭人的求生向上的本性和抗争精神。面对人类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而“铁定”的人的不自由状态，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有超越精神，求得身心和谐，这并非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笔者曾见一“成事在天与在人”的争论。“天成论者”与“人成论者”各执一端，争论的焦点是一件事情的成败，到底是决定于天(客观条件)还是决定于人(主观谋事)。在此，且不争事之成败到底在天还是在人，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败局已定既成客观事实，若一味追究人的过错势必把人弄得追悔莫及、生不如死，到头来可能会是人事两空。项羽兵败之际曾言：天亡我，非用兵之过耳!项羽作为一个军事家必定会去客观分析失败的原因，但他说出这样的话，求得一种心灵的超脱未尝不可。现代社会压力重重，有些很有才华_的人成就斐然，可谓“精英”，但仍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对自己过于苛刻、自责，最后把自己逼上绝境，自杀风波屡屡见诸报端，这就是“人成论者”掘起的坟墓。中国传统文化抛开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专注人的身心愉悦与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

传统文化不仅造就了普通民众的和谐思想和行动，对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执政方略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个人，不仅是当朝的政治领袖还是过往的世纪伟人，无不先是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接受政治思想的灌输，传统文化必然会影响甚至左右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和谐目标的提出、和谐战略的实施都取决于执政的党、执政的领导有没有和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思维。党员、党的领袖、国家的领导以和谐的行为方式和姿态面对民众，将直接起到率先示范的效应。

二、群我和谐思想与社会整体和谐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和”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人自身的和谐，从更高意义上看，就是要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在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以家族为中心、为本位，和谐社会发端于家庭，由家庭和谐推广为社会和谐，故仁爱精神的最原始体现是在家庭和家族成员中。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关注社会细胞——家庭和谐，倡导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的孝经。“兄友弟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亲，仁也。”“仁之实，争亲是也。”现代社会日益开放，家庭关系难敌冲击：“商场无父子”的激烈竞争弱化了父子情深、民工潮苦了村头守望的老人；包二奶和家庭暴力强烈冲击着现代家庭，夫妻共苦却不能同甘，婚姻关系频频告急，单亲家庭数量一再上升。中国传统文化“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对于调整现代家庭伦理、关爱老人、倡导夫妻和衷共济极具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经其实有它更高的境界、更深的意蕴。孔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是说慎重处理前辈人的后事，追思远去的祖先，为后人留下德行榜样，讲究孝亲、尊师、敬祖。过去，前人更多的是从家祖、榜样的角度来讲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温这一古训，便有了更深的现实意义。前人辞世，后代人如何定论、追忆前人，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追忆他为伟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的一生及其理论的光辉所在，借此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在中国，人们祭拜炎帝、黄帝，凝聚起了中华魂，提供了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孔子、老子、墨子崇尚尧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敬祖观念。尤其是在对待前代领导的问题上，若处理不当，将直接在民众心里产生强烈的震荡。如果人们一贯崇敬的领袖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的信仰信念会轰然倒塌，进而产生否定自己、怀疑过去的强烈冲击。

(二)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疑也是社会和谐的主体。远离人际交往，脱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必成空谈。中国古代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同时又列出了序列之别。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战争频繁的战国，孟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在三大因素中居于首位。只有“人和”，才能“和以处众”、“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心平气和”，才能取得“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则强，强则胜物”的功效。

那么，如何做到“人和”?儒家的“仁学”便是一种专门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从字形上看，“仁”由“二”和“人”组成，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标准，讲究自我修养。要做到“仁”，就要遵从“忠恕”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得到满足，也要推己及人，使别人事事通达，即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不合理的、不讲人性的事情，就不要将这样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做到心平气和，这就是“恕”。“忠恕”的综合便是为仁之方。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仁爱，从而友好地与他人相处，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忠恕”之道使个体超越自我而指向对群体的认同，道德上的完善最终实现了群体稳定发展的社会价值。孔子主张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还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与人交往时，不要主观臆断，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固步自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色彩多样、内涵丰富的大社会。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正是和合文化和前人这种“忘我”的为人处事的宽阔胸怀，才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使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传统文化还是一门丰富的“人和”艺术，遵循“和而不同”的团结和斗争哲学。“和”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矛盾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不同”而能够“和”，才能形成多姿多彩的和谐统一；如果不讲“和”而只去求“同”，势必一事无成，事与愿违。孔子还将能否做到“和”上升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这一宝贵思想体现了积极地看待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特点和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与发展的理念。中国秉承“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接纳和包容了外来宗教，并且实行了自由的政策，实现了不同宗教团体、的和平共处。正是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奠定了今天我们处理不同宗教集团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北京宣南地区，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的寺庙毗邻而居，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历史上，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曾有过无数血腥的宗教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中国的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各类人际关系冲突增多，不同群众之间、团体之间、阶层之间、党派之间、党群之间、官民之间、民族之间利益纵横交错，矛盾在所难免，如何处理，需要大智大勇，关键在于对致“和”之道的把握：在分歧中求协调、在差异中求一致、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实现人际关系和谐。构建“和谐”，就要承认差别，讲究宽容，求同存异，厚德载物。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在当代环境下，“和”的本义是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期间，奉行“斗争哲学”，为斗争而斗争，斗天、斗地、斗人，斗得“其乐无穷”，毫无善待、亲和可言。当然，和谐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和放弃斗争，而是恰恰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但和谐遵循的斗争哲学应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忍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仅仅是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对于各类腐败现象、腐败分子，需要铁腕除恶；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努力排除；对于社会不公，需要有效地解决；对于民主法治，需要努力推进等等，所有这些不和谐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不断磨合与协调来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就没有和谐；而且随着和谐的范围和层次的不断提升，斗争也会不断地变化。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更高层次的群我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要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而人的不断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两者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只有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惟一参照物，要求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需要，在维护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所谓“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及“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千多年前已经蕴含的儒家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虽然免除不了许多空想的成分，但它承载着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再次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三、“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追求

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天”在中国的涵义，主要是指自然的意思。“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后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圣人因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因为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所以也就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父母，人是藐小的，与万物混然共处于天地之间。天地既为万物父母，人们就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日月、四时、神妙的屈伸往来等高度和谐、有序、协调，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动态展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中，除了协调、和谐外，最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培育双方生命的生生不息，只有天地合德方才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怎样做到“天人合一”呢?首先，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其次，要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尚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态度去处理问题。老子还言：“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是慈爱，即爱心和同情感，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友好和谐相处的动力；“俭”是指含藏培蓄，不肆为、不奢糜；“不敢为天下先”，乃谦和不争之意。这“三宝”所体现的“法自然”的精神，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最普遍的价值导向。孔子以自然为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惟天为大”之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之化”是对天地之化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要对万物委曲成就。强调人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陆游有诗云“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造命”，掌握自己的命运。

古代的圣贤们在与外部自然界的交往和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体悟，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必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内在规律，达到“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境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缺乏合理利用和浪费的现象相对更为严重。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工作，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拯救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四、结语

文化有多种多样，不同的文化承载的社会功能各异。就时间而言，文化有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之别；就性质而言，文化有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精华与糟粕之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而言的，不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传统文化内涵着先进文化的因子，先进文化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故而不能以此优彼劣而论称，二者各具不同功能。先进文化是时展的产物，它因适应了现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了先进性，故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以先进文化为主导，以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体系为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唱响主旋律。

但先进文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它的穿透力，它能超越历史的时空、在大浪淘沙中积淀下来自有它顽强的理由。在西方国家，科学甚为发达，无神论可谓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民众十之八九仍信奉宗教神灵。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社会变迁，但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巨大的感染力和持久的影响力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行为的点点滴滴。中国传统文化和合中庸的思想，强调统一、兼容共生与和解，为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智慧；古人对致和之道的把握，为今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统筹兼顾的辩证观念；它所反复倡导的和谐、仁爱精神为构建诚信友爱、“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某种伦理启示；它所勾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以求。去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和空想成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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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令 民俗 民间玩具 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民间玩具与地域文化密切关联，既是节日习俗的内容，也是节日的象征

几千年来，在我国盛大、隆重的传统节日中，民间玩具作为活动道具扮演着渲染和烘托节日气氛的重要角色。它与民俗信仰、地域文化密切关联，既是节日习俗的内容，也是节日的象征。像七夕节的磨喝乐、端午节的布老虎和彩粽香包、元宵节的灯彩等都以固定的物质形态象征着节日的性质。

七夕节的磨喝乐。在宋代，七夕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也是一年中民俗活动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节日。在这些民俗活动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制作和供奉磨喝乐。磨喝乐是宋朝时期杭州著名的传统玩具，有关磨喝乐的记载见于宋代的《岁时广记》：“磨喝乐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杭州）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卖磨喝乐最为旺盛。”磨喝乐在每年的七月初七前大量上市，无论是王宫贵胄，还是平民百姓，都会买来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们赏玩，以求身心健康、吉祥旺子的寓意；也用来供奉牛郎、织女，借此来实现“乞巧”和多子多福的美好意愿。磨喝乐兼具了供奉与玩耍的功能，成为宋代的一种节令性风俗。

端午节的布老虎和彩粽香包。布老虎是端午期间必备的节令玩具。虎在老百姓心目中具备“镇宅护院”“驱邪护婴”“福禄象征”的社会功能，其吉祥效应是其他任何动物所不能及。每逢端午，大人们会把手工缝制的布老虎送给孩子作玩具，希望孩子们像老虎一样勇猛、强壮。在江南的很多地方，端午节有佩戴彩粽香包的传统习俗。彩粽的制作工艺简单易学，用硬纸条折叠出粽子的立体造型，在其表面用五彩丝线缠绕而成。这些节令玩具大多是观念的载体，是民众抽象化思维的表达。其本身没有什么实用的或实验的意义，然而却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信仰观念。

元宵节的灯彩。民间玩具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和民俗活动融为一体，又在民俗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升华。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最早是从皇室流传至民间的，在民间得到发展并形成一系列的民俗文化活动。灯彩的制作是由民间艺人，通过对竹子筛选、洗晒、削篾、搭架、剪纸、上色、糊裱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灯彩也是元宵节期间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灯彩的民俗性很强，它起源于民俗节令又丰富了民俗事项，使节日的习俗更多样、更稳定，并且成为传统节日的标志。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彩再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对传统节日的情感逐渐淡漠，导致传统节令玩具面临着被自然遗忘、自我丢失的状况

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著西方节日文化的不断涌入，人们对过节文化有了不同认识。对传统节日的情感逐渐淡漠，导致传统节令玩具面临着被自然遗忘、自我丢失的状况。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对于民间玩具的热情降低，甚至是在一些传统节日中，也难以见到民间玩具的踪影。这些外部的影响都对民间玩具――这一时令节日的重要文化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凝聚了许多民间艺人智慧的民间玩具正在淡出历史舞台，逐渐为人们所遗忘。

节令玩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经济、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的发展，其社会功能、传承方式和参与生活的程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当今社会，各类新玩具占据主流市场。相比较于传统玩具，新型玩具具备参与性、互动性、动态化等优势，能够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感官刺激。工业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也打破了以往单一、以师承性为主的生产模式。使得以手工制作为主要生产模式的传统玩具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发展前景和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再加上传统节日的式微，节令玩具所依托的民俗背景正在逐渐消失，而节令玩具却还因循守旧地保留着固有形态，这就难免失去了其物质和精神的使用价值，逐渐脱离了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以节令活动促进文化推广

以工匠精神焕发时代生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也是追求极致的工作态度的体现。日本把民间工匠保护起来，尊称为“文化财”。台湾地区也在实施传统民间艺术保存传习计划，考察一些优秀的民间艺人，让他们带徒弟，通过学生的传习把不同的传统技艺延续下去。浙江地区历来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民间工艺文化源远流长。海宁的灯彩、风筝；东阳、云和的竹木玩具；嵊州、临海的泥玩具；温州粉塑食品玩具等区域性的民间玩具产品，均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走访了海宁的灯彩艺术街。灯彩的制作流程，从材料的选取到后期加工，从式样的设计到细节装饰，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工匠们大量的时间投入。这与工匠们追求精益求精、品质至上的精神密不可分。工匠不外乎一门技艺，要求匠人要有精妙绝伦的手艺，同时还能在浮躁的环境中始终坚守本位。

以节令活动促进文化推广。民间玩具在儿童玩具主流市场难觅踪影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非是人们已经对传统玩具厌烦。当我们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仍然能看到传统民间玩具所保存的生机。在传统节日、庙会或创意市集上，很多人会买各种平时少见的民间儿童玩具，如泥塑、风筝、弹弓等；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也在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游客对民间玩具的认知上做了不懈努力。另外，如今节令玩具的最突出变化是突破了节令的时限性约束，不一定是只有传统节日才可以游玩，有的甚至成为一种新型的趣味式、体验式、寓教于乐式的节日模式。每年六月，在浙江乌镇的西栅景区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乌镇童玩节”。在童玩节上，设置有“传统童玩厅”，里面展示了大量泥塑玩具、纸布玩具、纸扎玩具、竹木玩具等。在“童玩工坊”里，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民艺项目供孩子们参与：学做竹蜻蜓、扎风筝、画灯彩、捏泥人、缝蓝印花布玩偶……草木学堂里，引导孩子们提高动手能力，拆解九连环、鲁班锁、七巧板各类益智玩具。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激发求知欲望，在游玩中获得知识、启迪智慧。除了这些参与体验性极强的项目之外，依托童玩节开发了大量的传统民间玩具作为新型的旅游商品售卖，如陀螺、泥叫叫、拨浪鼓、竹蜻蜓、蓝印花布玩偶等，让传统的民间玩具换一种形式得以再生。

以传承保护开辟现实路径。保留民间的手艺，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新潮流，因此被人们誉为“生态文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于民间艺术的关注程度逐步提升。而民间玩具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重视。丽水云和是我国知名的木质玩具生产基地。近几年，云和县在保证玩具特色的同时，不断地向文化创意产业靠拢，致力于满足大众文化需求多样化，积极探索玩具文化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通过举办“中国木制玩具文化节”推动玩具文化与节令活动的共同发展，加速玩具产业升级，从“卖产品”转化为“卖生活方式”，依托“木玩文化节”将文化传承、创作教学、收藏鉴赏结合在一起，形成新型的常态节令。

民间玩具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各种民俗活动中孕育而生的，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与琳琅满目的现代玩具相比，民间玩具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民俗底蕴。玩具并非拙朴单一的物质形态，它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信仰民俗。针对民间玩具开展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回顾与整理，有利于我们重新正视自己民族的灿烂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心。

（作者单位：嘉兴学院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①郝佳佳：《节令玩具形象设计研究》，《艺术与设计》，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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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索、寻找。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吴雁南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华，懦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事实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如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一分两合”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认知论传统、“重民”和“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论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而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把人民的思想从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魏晋时期的杨泉推进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提出了“水土之气，升而为天”的观点；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月，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发达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具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这种矛盾的转化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前进，如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事实，要求人们如实地把握世界。正如方东树所说：“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口枞而将实事求是由考据学命题转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总之，“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说：“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务实精神，成为讲究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

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这样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火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思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而使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得到科学解决。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就是“认识客观实在辩证的途径”。这种认识过程，“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三是关于认识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认识不只是用来“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关于真理的标准，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应该在实践中证明”。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合的“唯一标准”。

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探讨。《左传·昭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探讨知行关系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言行一致，追求知和行的统一，认为君子之所以“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因为“耻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荀子集中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他尤其重视行，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故“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宋代以后，知行之辩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因此，“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之辩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提升到最高水准。首先，他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闭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断定“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他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知和行是“始终不相离”的，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资互用，“并进而有功”。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可见，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先秦、两汉、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

一、认识与实践的统

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检验的标准。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给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必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诚如列宁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与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聋发聩。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毕竟是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契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如在宣传共产主义时。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篇6

[论文提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它以追求社会和谐为旨归，意在培育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情怀。充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可为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某种哲学智慧和伦理启示。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散的精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合文化，它以“仁”为核心、以“阴阳”矛盾运动为哲学根基，以“和为贵”为价值取向，融“天、地、人”为一体，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它以追求社会和谐为旨归，意在培育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情怀，深为人们所推崇、留恋和怀念。正因为如此，从东方文字到日韩的生活习惯，从武术精要到儒家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宛如涓涓溪流流淌其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正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理在事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教育、引导、鼓舞和塑造有和谐思想的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倡导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和谐底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的启蒙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势必在广度、深度和速度上大打折扣。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任何执政方略，要想取得生命力，一定不可忽视时间沉淀下来的民族智慧，所谓“合则未必成、离则必然败”，故而大凡兴盛的历朝历代大都对文化采取了“逆取顺守”之策。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育思想与和谐社会健全人格主体的培育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化育思想，闪耀着真善美，凝聚着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的稳定靠家庭的和睦相处，而家庭的和睦靠个人的身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形体与精神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的首要条件，所以古人一直倡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实现全面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求得身心的和谐。孔子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看作是君子的五美，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基调。

今日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旧有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和平衡尚未建立。面对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的鸿沟，个人心态失衡在所难免。富人骄横，贫者仇富，人人心里充满怨恨和忿忿不平。孔子倡导富而好仁，贫而无怨，以平衡个人心态。因为为富不仁易引起众怒，招致杀富济贫，好仁能缓解社会矛盾。贫者存在怨恨心理，妒火中烧便会犯罪，甚至揭竿而起，故孔子教人贫而无怨。

在古代，面对阶级社会的压迫、剥削和苦难，传统文化教人保持心态平衡，弥合灵与肉的冲突，不为物欲所累，坚守孔颜乐处，使身心各得其所。中国传统文化无意泯灭人的求生向上的本性和抗争精神。面对人类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而“铁定”的人的不自由状态，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有超越精神，求得身心和谐，这并非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笔者曾见一“成事在天与在人”的争论。“天成论者”与“人成论者”各执一端，争论的焦点是一件事情的成败，到底是决定于天(客观条件)还是决定于人(主观谋事)。在此，且不争事之成败到底在天还是在人，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败局已定既成客观事实，若一味追究人的过错势必把人弄得追悔莫及、生不如死，到头来可能会是人事两空。项羽兵败之际曾言：天亡我，非用兵之过耳!项羽作为一个军事家必定会去客观分析失败的原因，但他说出这样的话，求得一种心灵的超脱未尝不可。现代社会压力重重，有些很有才华_的人成就斐然，可谓“精英”，但仍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对自己过于苛刻、自责，最后把自己逼上绝境，自杀风波屡屡见诸报端，这就是“人成论者”掘起的坟墓。中国传统文化抛开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专注人的身心愉悦与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

传统文化不仅造就了普通民众的和谐思想和行动，对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执政方略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个人，不仅是当朝的政治领袖还是过往的世纪伟人，无不先是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接受政治思想的灌输，传统文化必然会影响甚至左右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和谐目标的提出、和谐战略的实施都取决于执政的党、执政的领导有没有和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思维。党员、党的领袖、国家的领导以和谐的行为方式和姿态面对民众，将直接起到率先示范的效应。

二、群我和谐思想与社会整体和谐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和”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人自身的和谐，从更高意义上看，就是要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在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以家族为中心、为本位，和谐社会发端于家庭，由家庭和谐推广为社会和谐，故仁爱精神的最原始体现是在家庭和家族成员中。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关注社会细胞——家庭和谐，倡导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的孝经。“兄友弟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亲，仁也。”“仁之实，争亲是也。”现代社会日益开放，家庭关系难敌冲击：“商场无父子”的激烈竞争弱化了父子情深、民工潮苦了村头守望的老人；包二奶和家庭暴力强烈冲击着现代家庭，夫妻共苦却不能同甘，婚姻关系频频告急，单亲家庭数量一再上升。中国传统文化“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对于调整现代家庭伦理、关爱老人、倡导夫妻和衷共济极具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经其实有它更高的境界、更深的意蕴。孔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是说慎重处理前辈人的后事，追思远去的祖先，为后人留下德行榜样，讲究孝亲、尊师、敬祖。过去，前人更多的是从家祖、榜样的角度来讲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温这一古训，便有了更深的现实意义。前人辞世，后代人如何定论、追忆前人，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追忆他为伟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的一生及其理论的光辉所在，借此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在中国，人们祭拜炎帝、黄帝，凝聚起了中华魂，提供了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孔子、老子、墨子崇尚尧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敬祖观念。尤其是在对待前代领导的问题上，若处理不当，将直接在民众心里产生强烈的震荡。如果人们一贯崇敬的领袖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的信仰信念会轰然倒塌，进而产生否定自己、怀疑过去的强烈冲击。

(二)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疑也是社会和谐的主体。远离人际交往，脱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必成空谈。中国古代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同时又列出了序列之别。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战争频繁的战国，孟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在三大因素中居于首位。只有“人和”，才能“和以处众”、“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心平气和”，才能取得“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则强，强则胜物”的功效。

那么，如何做到“人和”?儒家的“仁学”便是一种专门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从字形上看，“仁”由“二”和“人”组成，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标准，讲究自我修养。要做到“仁”，就要遵从“忠恕”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得到满足，也要推己及人，使别人事事通达，即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不合理的、不讲人性的事情，就不要将这样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做到心平气和，这就是“恕”。“忠恕”的综合便是为仁之方。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仁爱，从而友好地与他人相处，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忠恕”之道使个体超越自我而指向对群体的认同，道德上的完善最终实现了群体稳定发展的社会价值。孔子主张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还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与人交往时，不要主观臆断，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固步自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色彩多样、内涵丰富的大社会。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正是和合文化和前人这种“忘我”的为人处事的宽阔胸怀，才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使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传统文化还是一门丰富的“人和”艺术，遵循“和而不同”的团结和斗争哲学。“和”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矛盾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不同”而能够“和”，才能形成多姿多彩的和谐统一；如果不讲“和”而只去求“同”，势必一事无成，事与愿违。孔子还将能否做到“和”上升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这一宝贵思想体现了积极地看待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特点和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与发展的理念。中国秉承“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接纳和包容了外来宗教，并且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实现了不同宗教团体、宗教信仰的和平共处。正是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奠定了今天我们处理不同宗教集团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北京宣南地区，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的寺庙毗邻而居，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历史上，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曾有过无数血腥的宗教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中国的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各类人际关系冲突增多，不同群众之间、团体之间、阶层之间、党派之间、党群之间、官民之间、民族之间利益纵横交错，矛盾在所难免，如何处理，需要大智大勇，关键在于对致“和”之道的把握：在分歧中求协调、在差异中求一致、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实现人际关系和谐。构建“和谐”，就要承认差别，讲究宽容，求同存异，厚德载物。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在当代环境下，“和”的本义是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文革”期间，奉行“斗争哲学”，为斗争而斗争，斗天、斗地、斗人，斗得“其乐无穷”，毫无善待、亲和可言。当然，和谐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和放弃斗争，而是恰恰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但和谐遵循的斗争哲学应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忍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仅仅是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对于各类****现象、****分子，需要铁腕除恶；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努力排除；对于社会不公，需要有效地解决；对于民主法治，需要努力推进等等，所有这些不和谐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不断磨合与协调来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就没有和谐；而且随着和谐的范围和层次的不断提升，斗争也会不断地变化。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更高层次的群我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要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而人的不断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两者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只有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惟一参照物，要求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需要，在维护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所谓“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及“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千多年前已经蕴含的儒家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虽然免除不了许多空想的成分，但它承载着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再次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三、“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追求

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天”在中国的涵义，主要是指自然的意思。“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后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圣人因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因为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所以也就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父母，人是藐小的，与万物混然共处于天地之间。天地既为万物父母，人们就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日月、四时、神妙的屈伸往来等高度和谐、有序、协调，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动态展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中，除了协调、和谐外，最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培育双方生命的生生不息，只有天地合德方才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怎样做到“天人合一”呢?首先，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其次，要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尚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态度去处理问题。老子还言：“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是慈爱，即爱心和同情感，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友好和谐相处的动力；“俭”是指含藏培蓄，不肆为、不奢糜；“不敢为天下先”，乃谦和不争之意。这“三宝”所体现的“法自然”的精神，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最普遍的价值导向。孔子以自然为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惟天为大”之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之化”是对天地之化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要对万物委曲成就。强调人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陆游有诗云“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造命”，掌握自己的命运。

古代的圣贤们在与外部自然界的交往和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体悟，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必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内在规律，达到“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境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缺乏合理利用和浪费的现象相对更为严重。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工作，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拯救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四、结语

文化有多种多样，不同的文化承载的社会功能各异。就时间而言，文化有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之别；就性质而言，文化有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精华与糟粕之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而言的，不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传统文化内涵着先进文化的因子，先进文化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故而不能以此优彼劣而论称，二者各具不同功能。先进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因适应了现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了先进性，故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以先进文化为主导，以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体系为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唱响主旋律。

但先进文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它的穿透力，它能超越历史的时空、在大浪淘沙中积淀下来自有它顽强的理由。在西方国家，科学甚为发达，无神论可谓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民众十之八九仍信奉宗教神灵。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社会变迁，但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巨大的感染力和持久的影响力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行为的点点滴滴。中国传统文化和合中庸的思想，强调统一、兼容共生与和解，为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智慧；古人对致和之道的把握，为今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统筹兼顾的辩证观念；它所反复倡导的和谐、仁爱精神为构建诚信友爱、“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某种伦理启示；它所勾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以求。去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和空想成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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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传统产业的概念

新时代的朝阳产业就是发展文化产业，因其具有投入少、产出高和可持续发展等优点。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时间虽然长，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各地都希望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农村传统文化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背景，是农民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之中逐渐累积的思维、认知和价值观等结构。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主要指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标准，进行生产、加工等一系列的活动和过程。农村文化事业、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都在农村传统文化建设之内。r村传统文化产业对农村文化事业具有加强作用，能够促进对传统优秀农村文化的传承，有效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繁荣农村经济。

2 目前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高，创意不足

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阻碍就是部分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现代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强烈的矛盾。受到“重儒轻商”的中国式传统思想影响，部分人对文化产业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够接受，认为文化不能沦为商品，觉得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对文化的破坏，人们对文化产品消费力受到极大的影响，不利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前景发展。当前学界和业界都不能对怎样发展文化产业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还有部分人的目光停留不前，认为文化产业就是第一、二产业，没有意识到文化产业其中的特殊和价值。此外，我国目前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缺少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普遍创意不足，没有真正掌握到“文化创意”的核心。

2.2 结构性矛盾突出，缺乏内生动力

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范围覆盖比较广泛，既有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制造，又包含有第三产业中的文化服务行业等。按照制造行业的角度而言，文化产业对于占有比重高达60%的重工业而言，其规模和生产设备都是非常小的。

2.3 管理薄弱，服务不到位

对于农村传统的文化产业发展而言，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机构不完善。部分地方虽然设有管理机构，但是由于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低以及管理方法落后，造成服务不到位。管理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要求进行，甚至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导致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不能实现健康发展。

3 加快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

3.1 在政策上大力扶植，促进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要想发展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就必须要借鉴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方法，需要政府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以及城市文化产业统筹发展，充分展现自身优势，以利于两者协调发展。

3.2 完善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有关部门要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探究，明确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以及发展机制，要充分结合该区域文化生产的实际情况、资源以及拓展空间，致力于促进和城市文化产业间的要素流通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完善。

3.3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满足农民文化需求

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是推进新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建设的必要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主要体现在例如文化站、街道、文化室、体育健身工程等。政府要逐渐完善该区域文化设施，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做好乡镇的文化互动场所工作，激发农民群众的热情，充分发挥服务功能和加大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建设的投入。

3.4 培养农村文化建设人才

发掘和培养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对于已有产业既要巩固，又要增加其生命力和竞争力，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发掘人才。除此之外，要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入到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之中。管理机构也要建立一套高效的人才机制，有计划、有组织地吸引、挖掘、培训人才，使高素质人才从内心里想留在农村，为文化产业的建设做贡献。

4 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传统文化产业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科学的管理和文化产业人才的支撑。需要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切实贯彻有效的发展方法，保证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能够不断发展前行。

参考文献

[1]罗婧.中国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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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哲学；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步中国化，首先归结于传播信源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产生的偏狭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取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将致力于对后一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索、寻找。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吴雁南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华，懦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事实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如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一分两合”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认知论传统、“重民”和“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论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而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把人民的思想从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魏晋时期的杨泉推进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提出了“水土之气，升而为天”的观点；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月，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发达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具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这种矛盾的转化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前进，如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事实，要求人们如实地把握世界。正如方东树所说：“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口枞而将实事求是由考据学命题转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总之，“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党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

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毛泽东这样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火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而使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得到科学解决。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就是“认识客观实在辩证的途径”。这种认识过程，“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三是关于认识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认识不只是用来“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关于真理的标准，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应该在实践中证明”。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合的“唯一标准”。

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探讨。《左传·昭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探讨知行关系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言行一致，追求知和行的统一，认为君子之所以“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因为“耻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荀子集中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他尤其重视行，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故“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宋代以后，知行之辩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因此，“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之辩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提升到最高水准。首先，他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闭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断定“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他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知和行是“始终不相离”的，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资互用，“并进而有功”。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可见，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先秦、两汉、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检验的标准。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给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必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诚如列宁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与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聋发聩。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毕竟是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契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如毛泽东在宣传共产主义时。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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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3、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

4、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5、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桓宽《盐铁论·地广》。

6、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破也，而不可夺赤。——《吕氏春秋》。

7、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王夫之《周易外传》。

8、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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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4、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5、慈鸦尚还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劝孝歌》。

6、人必先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先自敬也，然后人敬诸。——扬雄《法言·君子》。

7、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列传》。

8、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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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S941.2 TS93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2-094-012

摘要: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传统图案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传统图案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因素,才能对其继承和创新,并应用到现代服装图案设计中,进一步提高现代服饰文化。本论探讨了中国服饰文化中的图案与服装设计的关系。

关键词:图案设计;图案纹样;服饰图案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分布地域的辽阔,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生产方式的不同,审美情趣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传统图案丰富且有文化意蕴。中国民族图案从形式到内容,从创意到工艺制作都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于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来说,那应该是无尽的宝藏,而这宝藏正是我们进入世界服装先进行列的文化根基。

一、传统图案元素分析

1.原始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原始服饰有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佩戴这些饰物,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2.商代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我国的服饰图案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服饰图案据最初考察表明,有文字记载是商代。那时,奴隶主身着的是带有雷龟纹的服装。图案的装饰主要表现在服装的领口、袖口、前襟、下摆、裤角等边缘处及腰带上;表现形式主要是规则的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而且是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来表现的至今,这种二方连续构图形式仍普遍地运用于服饰图案设计中。

3.周代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纺织业也应运而生,于是出现了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品。人们用它制作服装,于是出现了冕服。从十二章花纹表现形式和象征意义来看,这些纹样并没有排出当时人们图腾崇拜的心理,同时,也表明人们已不是仅仅把图腾崇拜作为唯一的服饰图案装饰了,而且已能够运用各种自然界的物象纹样来装饰自己,表现出了奴隶社会人们的审美意识。

4.秦汉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秦汉的图案以瓦当图案最为精美,瓦当图案以动物、植物、文字符号和几何纹为多,取材多与吉祥、辟邪有关。服饰图案除了十二章纹样的继续延用外,在图案造型的选择上,突出了龙、凤的寓意。在服饰图案的表现上,龙、凤纹样不仅具有了很强的工艺化、装饰化特点,更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设计上也更加追求艺术造型的完美性了。综上所述表明,服饰图案的运用经历了最原始的一种蒙昧美的追求,图腾的崇拜,权力、地位的象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5.隋唐代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隋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正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的服饰图案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二、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1.局部使用图案

将图案用于服装的某些部位,如领部、袖口、门襟、下摆等部位,整件服装以清地为主,局部用图案点缀来驱散了单调感,服装上图案有变化但不零乱,突出重点,主次分明。这种装饰方式可以说手法众多,特别在吸纳民族服装装饰方式的同时,更要注重服装纹样的细部构思,运用二方连续的几何纹样相拼艺术,使纹样在服装组合中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或奔放、或粗狂、或细腻、或工整的特点。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的服装主要运用了最能体现出中国风情的中国。

2.重复使用图案

为满足一些追求完整、统一美的消费者的需求,在服装设计时可采用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图案元素进行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的整体配合,形成一种整体感。最典型的是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采用的“青花瓷”系列礼服,以瓷器装饰图案为主题图案,展现中国悠久的文化,设计别具匠心,精致的青花瓷花纹,点缀在礼服上,美轮美奂,让人不禁陶醉其中。使“青花瓷”成为2008年最流行的中国元素.奥运颁奖礼仪小姐身着青花瓷花饰的旗袍展现了最温婉的中国风情。奥林匹克公园里竖起青花瓷雕,连北京奥运支线地铁候车大厅里也布满了青花瓷元素的陈设,作为中国文化的青花元素得到全面升华。

3.高科技使用图案

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替代手工加工,如利用电脑绣花进行机械刺绣,在面料上进行仿挑花、打籽等刺绣效果印染等加工方法,可节省时间;也可在面料上进行刺绣图案数码印刷;水晶烫片也可以快速地将设计图案实现在面料上,形成华丽的珠串效果。将这些机械化生产的图案用于现代服装,也能体现民族图案对现代服装服饰的贡献。

三、结论

民族图案应用于现代服装中,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普通商品,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一把标尺,具有相当的价值,图案应用于服装使中国服饰文化享誉中外,自古至今都颇受人们青睐和推崇,同时服饰图案寓意的深刻内涵,已深入人心,成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即使普通大众也喜爱有加。在现代服饰图案设计中,设计师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敏锐地捕捉时代气息,洞察时代的步伐,是传统的审美经验和新时代的审美信息融会贯通,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服饰图案,图案设计应用于服装设计也成为了慰藉人们精神的文化产品之一。©

参考文献:

[1]《图案基础设计》.广西美术出版社.1997

[2]杨林,安毓英.《中国民间服饰艺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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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学院 学生 教育 文化底蕴缺失 现状 措施

引言

现在素质教育的宗旨是提升学生全方面的素质，包括文化吸收，道德培养，知识构建，性格塑造多方面的素质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是指在长时间的学习生活，以及生长环境中所培养出来的人文素质，加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塑造，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的素质和修养，有助于良好人格的塑造，所以说，在高职院校中加强对学生的文化底蕴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一、现在高职学院学生现状

高职学院学生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存在一定的不同，要依据其特殊性对其进行教育。首先就是其独立性比较差，现在社会独生子女比较多，家长溺爱造成了很多孩子不能够独立自主的面对生活的情况，其性格中会产生很大的依赖性；其次是高职院校的学生一般都处在青春叛逆期，性格固执，任性，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宽容迁就的态度，人格特点孤僻，执拗；再次是家庭教育过于保护似的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缺乏对社会的认识，过于孤僻，缺乏面对社会的勇气，与人接触的耐心，时间长了与社会严重脱轨；最后，就是一般高职学院学生的基础成绩比较差，个人素质较低，这就在思想道德塑造，以及知识传导，和文化底蕴教育中存在一定难题。

二、高职学院学生文化底蕴缺失现状

第一，缺少人文知识，文化素质低。人文知识一方面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另外还能够培养人的内在修养。高职学院的学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文知识，在今后面对社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很多高职学院在教育的时候对文化底蕴，人文知识的培养力度不够，使得学生不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学校教育过多重视知识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培养高职学院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样的艺术修养，文学表达以及书写理解多方面的人文知识内容。

第二，缺乏传统文化知识。根据调查显示，很多高职学院的学生对于很多中国传统的民俗相当漠视，包括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在内的重要民俗节日都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关于节日的来源，内涵更是一无所知。在调查中有五成医生的学生不了解孟子，将近七成的学生不知道荀子，另外，墨子，王充个，董仲舒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对于古代优秀读物的阅读状况也令人堪忧，有九成以上的学生没有看过《说文解字》，七成以上的同学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道德经》，《资治通鉴》，《史记》等历史名著。说到中国传统曲目，几乎所有学生能够打出来的仅仅是《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这些在之前课文中出现过的内容。通过这些调查可以知道目前高职学院学生对中国文化底蕴的了解多么匮乏。

第三，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弱化。儒家将德行列于教育首位，就是要强调教育中的德行问题。在现代高职学院的学生身上，思想道德与其实际行为严重脱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乱涂乱画，破坏周围环境状况经常出现。很多学生因为主要接触，老师，家长，同学这几方面人群，矛盾的爆发点也几乎都集聚于此，与同学关系紧张，冷漠，大家，不尊师重道，不孝顺家长都是常见的问题

第四，人生态度认知扭曲。《周易》言曰：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解释了人生存应该有一定的人生态度以及生存观念。要直面人生的挫折，不骄傲，不气馁，要自强不息，依靠自身的智慧克服困难，实现人生目标。很多高职学生本身成绩不错，进入到学校后发现周围人水平更高，或者是本身成绩较差，容易有自卑心理，不能够正确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很多高职学院的学生不能够认识到自己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大责任，仅仅局限自己于为了日后生计的小目标中，不够重视文化底蕴的塑造。

三、高职学院学生文化底蕴缺失原因

首先是教育失误，尤其是高职学院，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主要是强调对于技能掌握，知识理解的教育，忽视了对学生文化道德塑造。教师在讲解知识，锻炼学生技能的时候不能够深化文化内涵于其中。

其次是人生价值与文化内涵冲突，现在很多高职学院学生的个人生活目标价值取向主要是获得财富，获得一定地位。传统文化中关于为国，为民，提升文化底蕴的方面则比较忽视。

再次，民族伤痛刺激。过去在一些民族活动，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等虽然对民族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这些活动却也在另一方面过于肯定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完全摒弃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再到后来的等一些列历史活动所造成的民族伤痛，使得学生有认识缺失，进而不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四、高职学院学生文化底蕴提升措施

首先要构建文化底蕴素质的标准，确定正确的，有教育指导意义的文化底蕴教育内容，向正确的方向引导学生。可以使学生主动加强自身的文化底蕴，现今素质教育，很多学校都将综合素质水平作为对学生的整体评价标准。可以在高职学院内实行多体系的考核制度，包括道德塑造，专业水平培养，科技文化掌握，心里构建与文化底蕴掌握多方面内容。其中的，文化，道德，人文，身心等多方面的素质和文化底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多方面共同培养。

其次要构建文化底蕴教育模式。教师要在培养高职学院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加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要设定教学计划，加强传统文化知识课堂的力度。可以再进行文化底蕴教育的时候采取 “中国文化概论”了解，“大学美育”普及，“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等多方面努力，教师要有新的认识并且超越传统的教学手段。

另外要加大课外传统文化理解塑造的活动。可以在学校开展弘扬历史文化，掌握历史传承的活动，提升学生学习，理解掌握的积极性。多样化的传统文化宣扬活动，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塑造，加强学校文化底蕴教育的效果。

结论

通过对高职学院学生机学校教育现状分析，找出了目前高职学院在文化底蕴教育方面所存在的不足，提出提升教育的方式方法，最终实现提升学生文化底蕴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慧华.部分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堪忧［N］.钱江晚报，1999-06-22.

［2］曲钦岳.跨世纪人才培养与大学教育改革［J］.江苏高教，1997（3）

［3］张宝教.天大以综合素质标准评价学生［N］.中国教育报，199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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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学内蕴来源于对江苏地区历史底蕴的抽象与传承    

江苏民间舞蹈的美学内蕴，来源于对江苏地区历史底蕴的抽象与传承，我们欣赏江苏民间舞蹈，感叹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口胃叹于其惊人的展现力，但当我们认真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很难忽略其美学内蕴，以及产生这种美学内蕴的，来自于江苏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内容。   

 美学内蕴来自于对江苏地区历史底蕴的抽象与传承，需要分两方面来分别论述，首先，江苏民间舞蹈之所以产生美感是由于江苏地区具有相对厚重的历史文化作为依托和积淀，在历史悠久、文化发展时期较为漫长的江苏地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作为文化当中的一支，舞蹈艺术自然而然会既成文化的基因。    

其次，江苏民间舞蹈是对当地文化的再发展和再传承，通过舞蹈展现当地文化内容，同时通过舞蹈又能够丰富文化内容，通过舞蹈艺术的发展，为江苏历史文化不断添加衍生品和新鲜血液，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历史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弘扬。    

江苏民间舞蹈的美学内蕴，来源于对江苏地区历史底蕴的抽象与传承，来自于江苏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内容，不仅能够促进江苏民间舞蹈美学内蕴的形成，同时能够不断丰富、发展和延续这种文化基因，形成良性循环。    

二、美学内蕴是对江苏地区文化的凝练与表达    

前文提到，美学内蕴是来源于对江苏地区历史底蕴的抽象与传承，抛开历史的纵向思维，从横向的角度分析，民间舞蹈的美学内蕴同样是对江苏地区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一种高度凝练与合理表达。    

在广泛流传的江苏民间舞蹈作品中，大多数作品所表现的仍然是有关于江苏地区民间生活、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方面的内容，舞蹈脍炙人口的原因也正是得益于此，民间舞蹈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对于民间文化、风俗的这种表现与表达，正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通过此种凝练与表达，一方面有助于舞蹈表演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表达情感，从而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能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通过一种共有的文化背景，表达着共同的文化审美诉求，所表演出的作品也更能引起共鸣，传播也将更为广泛。    

民间舞蹈的美学内蕴是对江苏地区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一种高度凝练与合理表达。通过民间舞蹈的不断发展，江苏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民间文化风格，也将一一浮出水面，与江苏地区民间舞蹈一道，被广泛关注、接受和认可。   

三、美学内蕴要明确自身的改革创新的方向    

江苏民间舞蹈具有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双重文化背景，那么要继续发展江苏民间舞蹈艺术，我们的着眼点便不仅仅要在舞蹈艺术本身下功夫，更要细心发掘历史文化内容与地域文化相关内容，从而不断丰富其发展的根基。    

但同时，美学内蕴要明确自身的改革创新方向，从美学风格上进行创新，是引领江苏民间舞蹈发展的重要方式，江苏民间舞蹈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自然土壤，不断从中探索出新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内容，是美学内蕴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方向，也是其不竭发展、永葆活力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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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法治社会建设；道德底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071 ― 02

自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依法治国被正式提出，法治与道德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依法治国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不断向前推进，关于法治与道德的研究也逐渐由传统的“法治与道德何为根本”、“法治与道德不可或缺”，到“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法治与道德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道路愈发通畅。

关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我们首先提出最传统的三个问题，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是什么？为什么要法治社会的增强道德底蕴？怎么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详细回答非我一人之力所及，本文仅就为什么中的意义部分进行一点探析，即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的意义究竟何在。研究之前，先来解题。法治，在我国即依法治国，简单来说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一种法律的运行状态；道德，即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而底蕴，是指事情的内涵。不例举名人大家的解释，仅从题面字义通俗来说，就是要在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融入道德的成分，使依法治国更具有道德内涵。那么如此说来，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以适应法治社会的文化变迁

泱泱文明并非全是精华，社会文化并非一尘不变。在古代“任人唯亲”乃是守德正道，“亲亲”法则，而到了现代的“任人唯亲”，已为法治社会所不容。究其根源，“法制”一词在古老的中国由来已久，其含义却与我们现代所提倡的“法治”不同。首先，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中央集权与经济保守，这决定了法治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全体人民；其次，古代有“忍与耐”的大家庭制度，人与人之间应讲“礼”，若为了正当权利却影响他人获利，打破世俗常规就很难在这样的大家庭生存下去；最后，还有息事宁人的诉讼观以及道德化的法律思想，让人们对司法机关退避三舍。

当然，这并非我们以今人眼光批判古代，古代的法治因其自有的历史渊蔽，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具有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对践行法治及法治精神的培育带来很大危害。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这样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有许多精华的内容促使我们严于律己，彼此督促，不需要法律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纳入其中也可以和谐的生活。因此面对传统文化，我们也不能直接将其放置在法治的对立面，人们对事物的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要做的是更好地缩短或者优化这个过程。

（一）法治社会的法律文化变迁

我们法治建设的时间很短，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相比于已经推行法治两百多年的西方国家，我们不可谓走得不快，但的确走的艰难。站在改革的“攻坚期”，我们必须在法治建设中正确处理传统道德与法治精神的关系。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框定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将道德融入到法治中去，即能够让法律单纯锐利的追求真相，又能够尽量不伤害到我们千百年来一贯维护的人伦亲情。法治，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利益等因素的综合体。自1997年以来确立依法治国，十几年的实践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法律意识，但要想从思想意识到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法治社会的思想意识变迁

“维护社会稳定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是一个既传统，又稳妥的历史性辩论题目。我们的社会其实一直都有对法律和道德进行思考，如果关注新闻会发现，在法治版的新闻报道中“道德滑坡”、“法律意识淡薄”等归因之法层出不穷。我们的道德真的崩坏了吗？我们依然褒奖好人、为灾祸中的人们提供帮助、痛恨人贩子、明辨是非。我们的法律非常缺失吗？我们从1997年就已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现行有效的法律已经能够满足民众对法律的诉求。如果我们能够在依法治国推进的过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减少一些传统的、陈旧的人情观念对法治进程的阻碍，将道德成分融入到法治中来，就更好地衔接道德与法律，依法治国会更容易理解，更深入人心，更妥善的由传统“德治”过渡到现代法治。

（三）法治社会的政策法规变迁

1.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从立法方面来说要更加以人为本。其实在提出这个观念之前，在法律的不断修订中，已经有很多条法律体现了道德底蕴。例如，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强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深刻的体现了在立法阶段对未成年人未来发展的考量。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犯罪未成年人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可改造性较大，但犯罪记录可用于约束其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要再走歪路。如果法律只需要单纯锐利的追求真相，让这些未成年“坏人”受到惩戒，让他们对自己所犯过的错一生背负，我们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但却让一个未成年人失去了改正的机会。犯罪记录不应当是烙印化的和永久性的。这样的修订不仅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恤幼”思想的体现。

二、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可以增强法律的自律性

一直以来，道德更多的被冠以自律作用，而法律最多的是他律作用。他律自律缺一不可，但也各有缺陷。法律的他律作用使法律更多用在了事后追究，消耗了公共资源；而道德的自律作用也因为人性不同、自控力不同而不稳定。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就是要增强司法执法人员的自律性，由“发生问题后的法律震慑”转变向“由内心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促进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有多重要？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新闻报道，两位交警和一位给自己酒驾儿子求清的母亲对跪执法。这位母亲饱含一腔人情换法律的委屈，两位交警跪着两膝工作难执法难的无奈，而这种在法治社会本不该有的画面却只是现在社会上大大小小情法冲突的缩影。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加强司法、执法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增强公民的法治信仰有利于双向约束保证司法执法公平。法律再严密，司法、执法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完成。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想法、观念、出发点、价值观都不相同，如果仅仅依靠发生问题之后的处理来震慑其他没有发生问题的公民是不够的。有一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违法犯罪成本低而犯罪后一时的利益好处高，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了；有一些问题是人们心中对法律不信任，出了问题自己去快意恩仇，不想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加强法律的自律性，使法治成为每个人内心的信仰是内化依法治国的最好方式。

幸运的是，在此方向国家已经开始做一些努力，例如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依法公开承诺终于和遵守国家宪法，这也是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采取的一种制度，有利于国家公职人员增强宪法观念，引导人们自觉弘扬宪法精神、维护法律权威。将这种做法拓展开来，让显得“矫情”的做法成为常态，触动人们内心对法治的尊重和信仰。

三、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有益于实现法治文化认同

立法上的严密谨慎，执法上的客观公正与守法中的内心遵从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有很多报道讨论过，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我们一下子从延续了两千年的农耕文明，靠天吃饭转变成了现代化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我们渴望公平甚至呼喊“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其实没有人会嫉恨他人的正当收益，却会在自己正当利益难以保全时痛心疾首。民患的不是不均，而是正当权利不被维护。当人们的内心缺乏对法治的信仰，强行推行法治的结果就只能是愈发加剧法治的正当性危机，让人们更加觉得新政治不正义，新道德不道德，新理想是强加的理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指相结合。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正是一种结合方式的新思路。法律和道德不可偏废，法治和德治也需要共同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并不代表要将法律和道德完全融合，而是将二者中有利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共同发展的部分结合起来。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

我们既不要让法律在追求真相的同时伤害到人伦亲情，因此我们不可以强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也不要让倒在地上的老人无人敢扶，更不要让“乎格”、“聂树斌”用生命和自由促进司法公正、慎用死刑。总会有一天，法律的作用由震慑走向维护，每一个公民，自由的生活在法治的社会中，对法治的尊重不来源于法律的权威，而是从内心拥有对法治的信仰，强大自信、无需恐惧。

〔参 考 文 献〕

〔1〕田文昌.律师与法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35-37.

〔2〕王满春.中华法律文化探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18-19.

〔3〕王守贵.论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D〕.吉林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