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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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二、 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 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 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 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 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 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 [1] ，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 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 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 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 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 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 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1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 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 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 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 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 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本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 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 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 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 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 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 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 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这三个目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和效率性这两个目标， 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 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即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4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由此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 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 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 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8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见表4），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 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收入成本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 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 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 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 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 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 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 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并未引起美国政府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 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2． 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 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 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致使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3． 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 要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实现了混业经营，而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这导致了美国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性经营，并最终引起了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Pringle，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2］蒂米奇・威塔斯. 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 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999（10）.

［4］叶永刚，张培. 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2009（4）.

［5］江春，许立成.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5（4）.

［6］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2000（12） .

［7］刘宇飞. 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Becker，G. and G. Stigler，1974. Law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Mar）：1-18.

［9］Becker，G.，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3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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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金融监管理论并积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我国金融业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国际和国内金融形势下，通过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定义论述，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希望能够对有关方面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关键词 金融监管 体制创新 评价框架 效用假说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一种补救市场失灵，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和有效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之间是一个相互博弈的作用过程。由于监管体制的时滞，监管方几乎总是处于被动反应状态。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行为简单地看是盈利动机驱使，从深层次看却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相对落后，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没有永远成功、有效的或者永恒不变的监管体制，所以才要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

从熊波特的创新理论出发，结合金融监管体制的定义来理解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含义。金融监管体制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被监管者的信息、适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理论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组织模式的出现。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都是为了替代当时己经成为金融发展阻碍的金融监管体制。率先进行体制创新的国家都是为了化解本国金融业发展的阻碍，所以每一次的体制创新都是对原有体制的扬弃，这就是体制创新的表现，新的体制成为随后一个时期金融稳定发展的保障，这就是制度创新的意义所在。所谓金融监管体制的根本层面，就是金融监管主体构成。这也就决定了金融监管主体结构的变化是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重要表现。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动态博弈，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体制的变革，我们要从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含义、背景和原因与目的进行分析 。

三、制定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评价框架――金融监管的效用假说

各国之所以变革其金融监管体制，其原因必定是新的体制要好于旧的体制，但是，体制变革的好处往往取决于各国具体的条件。这里，尝试根据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效用理论，解释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对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效果给出一个全面综合的解释。

各国对金融活动的监管所要实现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证系统性稳定(S)和保护消费(投资)者的利益(C) 。S与C就类似于我们在进行效用分析时的两种商品，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系统性稳定和消费(投资)者保护，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两目标的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即ps/pc=，则有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U=U(S， C) 。这里的监管效用，并不是指单个的监管机构的效用，而是指全社会的总体监管行为所取得的效用，这往往就不只包括监管机构，也可能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也即对金融市场的人为干预所要达到的总效用。

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模式等诸多因素。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对金融监管的效用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可以将体制变革的效用分为：体制变革后的收入效应、体制变革后由于两目标价格变化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首先是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即指通过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使得一国金融监管能力发生了变化，也即金融监管预算线的变动。例如，将原来分散的金融监管部门整合为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带来规模经济，也即降低了监管的体制成本，从而提高了金融监管能力。

其次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金融监管体制发生变化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由于监管能力的提高而获得体制变革的收入效应，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用，但是，正如前而所讨论的那样，体制变革后由于新体制对不同金融监管目标评价可能发生某些转变，这样它要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监管目标所要支付的成本也会发生改变。我们假设整个社会对于金融监管各目标的偏好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改变视为两目标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已经指出，新成立的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机构，往往更加重视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目标，其采用的监管技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改进有利于消费(投资)者保护的监管技术。也就是说，两目标相对价格随着监管目标和技术的转变而变化了，即C的价格相对下降，S的价格相对上升。同样，为了取得等同的系统性稳定的目标，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并成立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往往需要与中央银行和则政部等部门进行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其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这也可以视作系统性稳定(S)价格的上升。

由此可见，两目标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监管的效用下降。与一般的效用分析一样，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对金融监管效用的影响也可以分解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

通过对由监管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与体制变革后两目标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和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是否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用 。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效用假说，只是试图给有关监管体制改革效果的讨论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个假说本身是以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其隐含的假设条件十分简单，如它假定金融监管的两个目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计量的，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收益也是可以计量的，两目标的关系也符合正常商品的性质，而金融监管预算线也符合消费者预算线的性质，

参考文献：

[1]陈柳钦.论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及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金融研究.2004 (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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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次贷危机； 消费者保护； 金融监管。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及立法缺失。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息不对称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建立理论模型的基本前提，并被广泛用来解释现代金融市场的现象。在金融商品交易中，由于其特有的属性，信息不对称现象相比较其他商品交易更显严重，而由此引发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同于一般消费者的问题。金融消费者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也区别于银行客户、投资者、投保人等概念，是指为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公民个人或单位。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法规来讲，它是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适用性并不强。二是“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未被金融立法所采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目标未正式写入法律之中，对监督管理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职责规范不够明确。三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行政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影响政府机构的执法效果，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

二、次贷危机前后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格局的变化。

美国过去 30 年信用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制放松，因为当时政府对这些信贷产品基本上不监管。危机爆发前的数年来，金融监管者基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基本判断，过于信赖新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力，放任金融创新的过度发展。［1］在2008 年开始的这场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强金融消费者之保护，无论是部门设置还是立法颁布，这些对于消费者保护所显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发人深思。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上无一例外的途径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而一反历史上经济衰退时期放松金融监管的做法。通常而言经济萧条导致市场机会减少，资金流动速度变缓，金融市场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萧条。而国家为了活跃经济，拉动增长，除了在经济上扶持（ 如巨额资金注入股市） 之外，往往会在管理层面有所松动，最明显的就是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持续发展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危害。

次贷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监管方面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立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那就是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底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才会无一例外的都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力度。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给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

参考美国的做法可以发现： 金融监管在传统上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为主旨，保护“经营者主权”。

从20 世纪末，消费者保护逐渐进入监管者的视野和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中，“消费者主权”也开始取代“经营者主权”。尤其是此次次贷危机之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步骤。美国华尔街此番监管改革中，消费者保护占据重中之重的地位，可见危机后，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所在。

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离不开金融法和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

（ 一） 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在其他国家纷纷采取严厉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同时，在国际市场中，我们最终会因为缺乏明确的、高标准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而使国际市场上的金融欺诈服务、信息不透明的金融产品流向中国。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维权会很困难，还会发生与立法完善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消费者“区别对待”的现象。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其理念在于金融业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这会给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欺凌盘剥消费者提供渠道和机会。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保障，则会动摇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危及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应为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 二） 宏观审慎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原则。

审慎监管原则是市场监管法的宗旨和要求，以保证市场体系的运行安全，防范市场风险为目标。其定位于一方面尽量由市场机制解决市场问题，监管要避免给市场带来较大的震动，另一方面也需要保证监管秉持审慎态度，使监管空白尽可能地缩小。［2］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是在一般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金融市场的安全监管具有宏观性、目标性和原则性。传统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缺乏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创新活动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环境，其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新兴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强调以概括性的原则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其既能够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又能够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并培育监管对象的创新能力。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公共目标和商业价值的融合，代表了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3］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并最终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作为监管评价标准。一方面，原则是制定规则的依据，现有的规则细化和明确了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事项，即使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尚不十分明确，也不再制定规则来解释原则的要求。除此之外，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英国金融服务局认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规范，金融服务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确在单独依据原则采取监管措施。原则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没有具体法律法规可参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监管范围，从框架上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寻求了可能性。

（ 三） 完善金融法作为金融监管中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

为了规范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可以将证券市场中的股票持有者、债券持有者视为金融消费者，从强调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转变为规范证券中介机构等金融服务者的行为。但是，更应该看到股票持有者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债券持有者作为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中已设计了股东大会资本多数表决制度、类别股份表决制度、累计投票表决制度、派生诉讼制度、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公司债权人会议制度、公司债权受托管理制度等。而且，关于这些制度公司法、证券法已经发展了成熟的理论： 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不完备合同理论等。因此，在资本市场中，我们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无需完全摒弃既有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理论与制度，代之以金融消费者身份去保护。这也是美国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并没有削弱 SEC 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监管权力，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主要职责还是交给了 SEC 和 CFTC 的原因之一。进一步说，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对于现阶段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具有现实的、可操作的意义。

回观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消费者保护的金融法律数量少且规定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尽管许多金融立法都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首要立法目的，但在措施上不够具体。二是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部门规章数量众多，内容相对具体，但是，有的规章与上位法冲突，或者是同等效力的规章之间相互重叠交叉。目前我国的主要金融服务产品包括存款、保险、基金等，涉及诸多金融分业领域。各分业领域对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规制原则及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针对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不足，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一是提高立法层级，尽快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除去现有立法中矛盾重复的规定，提高立法层级，完善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比如制定《个人信息保密法》，用以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二是根据不同行业金融消费的特点，在部门规章中制定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条款。三是严格规制格式条款。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方式之一就是金融机构利用格式条款，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免除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因此，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应强化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监管机构应制定与推广格式条款范本，避免金融机构各自制定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剥夺消费者的权利。

并且应加强对格式条款适用的检查，对使用格式条款的不当行为予以纠正。

参考文献：

［1］代 兵。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影响［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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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东南亚及东亚危机留给我们的记忆还未曾消退，俄罗斯脆弱的金融体系再遭重创，并且引发了该国、和生活的全面动荡，凡此种种，无一不令业内人士怵目惊心。如何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全球金融界和金融实业家共同关注、乐此不疲的热门话题。应该看到，金融风险的发生、，存在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因此，在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方面，防范比化解更为重要，其运作成本也远低于风险的化解。防范以预警为前提，只有在实质性金融风险形成与扩散之前，在金融风险尚处于量的积累阶段时，较为准确地识别风险并采取相关的风险控制措施，才能避免金融风险的形成与扩散。

银行会计，作为一个向内部管理当局和外部利益相关人提供决策相关性财务信息的人造信息系统，能否在公允地表达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资金变动情况的同时，较为充分地披露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是能否预警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而银行会计充分披露其经营风险，仅从理论上而言，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的：

（一）信息披露的目标是什么?即应向谁披露信息。银行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后者披露信息的主要目的限于供业主（股东）和债权人正确决策，前者则存在双重的信息披露目标，即除满足业主和债权人的信息需求（不妨称这一目标为一般目标）外，还需要满足金融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可称之为特殊目标）。双重信息披露目标，应同时满足还是分别满足?一般而言，通用会计信息对于金融监管当局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而金融监管当局需要的信息，如贷款分类标准及其会计处理等问题，是商业银行不宜或不愿公开披露的，因而双重披露目标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而调适冲突的唯一可取之策是双重报告标准，即针对金融监管当局的特殊信息要求另行制定报告标准，这也就构成了应从理论上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即：

（二）信息使用者需要哪些信息，应如何披露这些信息，即如何实现会计目标，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应如何确定。对于一般目标，银行一般只需要提供通用的财务信息即可，即传统的三大表及附表、附注，以充分反映银行的清偿能力、经营绩效、清偿能力与经营成果的安全性（即流动资产与经营成果的现金含量），同时为方便信息使用者根据各自需要调整通用财务信息，还需要披露综合性或特定要素确认与计量方面的会计政策。关于银行会计的一般目标问题，国内外理论界已有较多的成果（笔者也曾作过一些粗浅的探讨：《试论银行业财务报告的公允表达》，刊于《财经论丛》），这里不作考察。至于特殊目标信息的披露框架问题，尚待金融理论界和会计职业界的同仁深入研究，这也是本文拟讨论的主要问题。

（三）如何保证披露信息的质量，信息披露的框架结构从理论上解决了信息本身的质量标准问题，而保证银行披露的信息条例这些质量标准，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鉴证体系，以避免虚假信息误导风险控制决策。

二、特殊目的报告体系的框架结构

研究银行特殊目的报告体系的框架结构，可以从特殊目的的内涵，即金融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为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合法、稳健地运行①”，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所谓“业务”主要是指“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结算、呆账等②”。这些规定，大体上界定了金融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亦即银行特殊目的会计报告的目标——披露银行存款、贷款、结算、呆账等业务活动（经营活动）的合规性、稳健性的信息。

银行经营活动合规性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早期，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是直接信用限额，因此，如实地反映其信息规模的执行情况，是专业银行特殊目的会计报告的基本框架之一。随着我国专业银行逐步商业化和商业银行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逐步确立，直接信用限额控制已经成为，合规性信息的基本框架亦不再限于信贷规模执行情况。关于当前乃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银行合规性信息的基本披露框架问题，可从两个层次上进行。第一，即银行业务活动遵循综合性、法规的基本情况，具体而言，《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及各历史时期货币政策③的主要要求对有关业务活动及其会计处理的规定，以及银行对这些规定的遵循情况，构成银行经营合规性信息披露框架的第一个层次。第二，银行遵循各具体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如《贷款通则》、《贷款分类指导原则》、《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有关银行间同业拆借的有关规定等等，构成银行经营合规性信息披露框架的第二层次。

关于稳健性信息（即银行经营风险状况）的基本披露框架问题，应该说是特殊目的会计报告的主要。由于我国实行严格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即将存、贷款，保险，信托，证券等诸金融产业严格分开，因此，有效地隔离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经营风险，同时也使特定的金融风险相对地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金融产业。如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支付风险）和利率风险，同时信用风险也主要集中于银行业。因此，按照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④等分别披露其风险状况，是稳健性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流动性风险披露的内容至少应包括：特定会计期间期末流动资产占流动负债的比例，银行确认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会计政策，各种流动资产变现能力的差异等，在可能的情况下，银行还应披露流动资产的可变现净值及其等。通过这些资料，金融监管当局可以综合评价银行的短期清偿能力（支付能力），并据以进行不同银行间的比较。

信用风险披露的内容至少应包括：（l）各种贷款及类似资产的集中程度，包括对特定客户、特定行业、特定地区（国家）、特定币种的集中程度，监管当局可以依据这些资料分析和评价银行的风险分散政策；（2）贷款的主要类别及各类贷款的绝对额与相对额，同时还应披露银行的贷款分类政策，如每类贷款主要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对贷款进行分类的周期等，监管当局可以依据这些信息对银行资产风险的一般水平⑤、变动程度进行分析，进行从整体上评价银行的资产风险水平。

利率风险披露的内容至少应包括：银行的综合资金成本（加权平均利率）和边际资金成本（边际利率），银行资产的平均收益（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和边际收益（贷款的边际利率），盈利的安全边际等指标，及上述诸指标测算依据、计算方法等。金融监管当局可以通过对上述指标的分析，从总体上评价在利率变动的情况下，银行的经营风险情况。

银行在向金融监管当局披露上述会计信息的同时，还应定期或应监管当局要求提供有关合规性控制与风险控制的管理政策。具体包括：银行确保各部门、各分行及其业务主管的经营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措施体系；银行的风险控制目标体系，实际风险水平的计量程度与计量标准，各部门、各分行风险管理绩效的评价与考核，风险控制措施体系等。通过了解这些信息，金融监管当局不仅可以评价银行经营活动的合规性与稳健性，而且还可以了解、评价银行经营活动合规性与稳健性现状的成因和变化趋势，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预警金融风险。三、特殊目的报告体系的质量保证体系

特殊目的报告的披露框架，从上解决了信息的及信息本身的质量标准，然而，银行报告的这些信息，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其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稳健性，对于监管当局的金融风险预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失真的信息不仅无益金融体系的风险预警与控制，甚至可能导致金融监管当局风险控制决策的误动作，从而加剧金融风险，因此，建立银行特殊目的会计报告体系的质量保证体系，也不容忽视。一般意义上，这种质量保证体系主要包括银行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与信息的外部鉴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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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监管；外部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42-04

一、农村金融监管的趋势与现状

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层含义｡金融监督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使之合规合法；金融管制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制定规则，以实现监管者的目标｡从逻辑上讲，应先有金融管制的规则，再按规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以保证金融机构活动和金融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然而，金融监管理论到目前还未形成体系，所谓的监管理论一方面是用经济管制的一般理论来阐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从金融体系的特殊属性中探究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一般的管制经济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论、管制供求论、公共选择学派的管制学说等管制理论，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论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趋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对社会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无代价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应｡因此，为纠正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这些理论为我国农村实施广泛的金融监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人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和季节性因素导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传统的抵押品、收入波动较大、分散风险机会有限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场，亦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甚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不得不收缩机构，信贷业务逐渐转向城市｡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不能有效运行，存在普遍的市场失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先天发育不良，在放宽农村金融限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方面容易产生失控或营私舞弊等现象，情况严重时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并面临破产威胁｡因此，实施必要的金融监管非常必要｡

(一)农村金融监管工作日趋规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国成立了专门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成立银监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具体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辖区136县(市)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5919家，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县监管办事处为133家，专兼职人员为485人｡现阶段监管办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风险、合规性监督检查｡

银监会成立以后，人民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是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加强对涉及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的指导和监测｡通过支付结算系统、信贷登记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加强监测，提高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积极引导邮储机构与农村信用社按照商业化原则办理大额协议存款，促使农村资金回流；同时搞好旺季现金调拨和供应｡最大限度地保证春耕备耕的信贷需求，大力促进“三农”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发挥了窗指导作用｡

(二)证券、保险业监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监局集中开展了产险、寿险、中介、统计四项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了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对银行保险、商业车险等开展了常规现场检查｡加大举报检查力度，监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县域地区的监管，则尚不尽如人意｡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保险公司均在县域设立支公司，大力拓展农村业务｡但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仅设在省级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设立，监管在这些区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服务组织监管刚刚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规农村金融，即民间金融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这三种模式｡其中廊坊、张家、唐山、邯郸、石家庄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贫社为主要模式；沧州、秦皇岛、邢台目前尚未成立小额信贷组织｡

1.对廊坊霸州、三河小额贷款公司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是由县一级成立的“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组成｡领导小组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县内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方案和监管办法，并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进行批复｡而在实际上，领导小组只侧重准入监管，对其业务层面的管理，现阶段仅仅是当地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一定的业务监测，而对其业务的合规性、利率执行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处罚，目前尚未有机构介入进行｡

2.对保定扶贫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内部管理，外部监管缺失｡

3.对武邑、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的管理｡这类组织是由当地县扶贫办与财政局共同主办成立的｡由县政府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扶贫办，具体负责互助资金的执行与监管｡以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例，2006年围场县扶贫办公室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建立了由主管县长为组长、扶贫办主任和财政局主管农财的局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和乡镇为成员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扶贫办主管主任具体负责、扶贫办计划股与县财政局农财股共同组织实施、监督和指导试点工作｡在县扶贫办公室成立了互助资金项目管理股，专门负责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层面的监管，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以及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组织尚不完全具备合法地位，所以银监部门尚未对其实施相应监管｡

二、农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主体自身缺陷

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仅就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看，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主体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体缺位｡首先，银行业的监管主体在县一级实际上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银监会的县监管办事处缺乏独立监管权，其大部分监管权上收，由地市以上监管局统一调配人员和组织专项检查，它对于本辖区出现的违规行为和风险隐患缺乏及时、有效排除的能力｡作为人民银行县支行，现阶段其监管权主要集中在存款准备金率管理、人民币管理、金融统计、贷款卡管理、国库经收、清算管理、反洗钱等领域｡但其监管权是残缺不全的，如有的仅保留检查监督权，而无处罚权(人民银行县支行仅在存款准备金、人民币、清算管理上有独立的处罚权)；有的则有检查权而无调查权｡再次，目前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在县域缺乏监管主体｡因缺乏监管，农村保险市场秩序甚为混乱｡河北省大部分县都存在非法保险机构，这些非法保险机构内部管理混乱、会计制度不健全，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社会监督体系发展滞后，外部审计服务机构行为不规范，舆论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农村金融机构监管的缺陷｡

(二)监管基础薄弱

完善的银行监管制度必须同时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而这需要一定精通监管理论和业务的监管人才来实施｡以银监会县监管办为例，其状况令人堪忧，仅有的3-4人的监管人员，尚难应付辖区内已有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更何况在农村金融准入门槛放宽后，诸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经济合作社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设立，面对着数量庞大、地域分散的监管对象，县监管办将更加难以为继，监管效果与效率可想而知｡

(三)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合力

银、证、保三大监管机构从央行分离后，各监管机构的设置虽然有所调整，但明显缺乏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而且监管机构的职能和监管权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机构之间难以进行有效协调，监管信息也难以共享，监管措施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据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清算的行为监督检查，而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日常监管和处罚则由银监部门行使｡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清算管理和支付结算管理的概念难以界定，各监管主体对其监管职责的划分不甚明确，监管存在交叉｡如银行压票、压汇的违规行为就处于监管模糊地带｡

(四)监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监管理念早已越过行政管理和合规性监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涵盖从准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监管内容和体系，即预防性为核心的事前监管、金融稽查或检查、维护性的事后救助监管等完善的监管内容和体系｡而现阶段农村金融监管理念还基本上停留在机构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经营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注意得不够，金融检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种合规性检查，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监管｡

三、加强农村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构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监管体系

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监管体系｡一是加强金融监管主体独立监管权｡从维护金融稳定大局出发，应扩大人民银行县支行的监管职能，赋予其在相关领域的独立监管权；银监会应加强基层监管力量的建设｡对一些管辖地域广、人多且金融较为发达的县监管办，扩充编制，加强一线监管队伍建设；保监会、证监会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可采取延伸监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机构代管方式，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类机构，强化对农村金融风险的控制和处置，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三是引入社会监督，增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可以通过加强公众金融法律法规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还可以充分发挥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标准，以更好地反映银行风险｡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作体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应在各自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存款保险机构、保监会、证监会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尝试赋予省级政府对各监管机构的统一协调权，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监管交叉和遗漏等问题，承担综合监管职责，达到信息共享、相互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农村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

(三)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改进金融监管方式重点是要实现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包括：监管机构应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时点上的资产状况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随时化解风险；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其内部控制体系，消除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现象，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提高员工的素质，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方法，提高整体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

(四)针对民间金融，探索建立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

探索针对农村金融的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由于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市场定位、财务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金融监管对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有针对性地实行差别监管｡如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及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根据情况，按交易金额、地域范围和参与人数等标准设置非正规金融交易的规模边界，对低于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实行自由登记制度，而超过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登记制度，订立契约文书，以解决非正规金融交易因为规模扩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出现搭便车问题所导致的风险｡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农村非正规金融已具备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管理，在逐步规范后，纳为正规金融组织，接受金融监管｡

(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应当紧紧围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做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市场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要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金融监管过程中有法难依的问题｡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重中之重是尽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方式的立法也应当提上工作日程，尽早出台｡

参考文献：

[1]李伟、张乐柱.《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与治理对策》，《山东经济》，2007年第4期｡

[2]莫易娴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管方式趋势》，《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史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国集体经济•下半月》，2007年第8期｡

[4]赵天荣.《农村金融监管的理论必然与现实制约――基于我国农村金融新格局的思考》，中国农经信息网，2007年11月7日｡

[5]《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新知税收网，2005年9月2日｡

课题主持人：邵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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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国家发展的总趋势下，金融行业水涨船高，与国家经济命脉相系，呼吸相关。要想进发发达国家行列，金融行业的发展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大意义，从肯定的角度上来说，金融监管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金融监管；重要性；发展前景；意义

0 引言

“影子银行产品规模增长，是当前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表示。加强金融监管离地已经刻不容缓。虽然我国在金融行业寻求和探索了几十年，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金融行业对于我国来说仍是一个弱项，警钟时刻提醒着，欲发展经济必先强其金融领域。

1 金融监管的定义和范围

1.1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是罗盘

金融在无形中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小到关系着每个小老百姓的日常收入，大到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无论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还是遇到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大萧条，金融监管都有相当高的作用地位。从一般理解来说，金融监管具有监督性和管理性。每个国家都从美国07年的金融危机中得到警醒：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一种监管的力量来成长，这种力量依靠于金融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通过监督，发现影响金融行业发展的现象，通过管理，制止现象的发生，并运用执法执政机构的法律手段禁止现象的再次发生。金融监管有发现问题的火眼金睛，有制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的手，通过各种手段和渠径维护金融行业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氛围。

1.2 金融监管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全面，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平衡金融管理需要专业性知识和实战性经验来支撑。金融监管的实施者主要是执政部门，也包括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从事管理监督的执法机构。各个政府或部门运用执法权利行使执法手段，维护金融行业的合法秩序。金融监管的被实施者涉及金融行业的组织者或参与者。金融监管对象在执法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进行合法有序的金融活动。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从法律，经济和行政三个方面出发，运用法律执法严明，经济发展战略和行政管理力度确保金融行业的良好环境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以整个社会的稳定环境，整个经济主体的稳定发展，保证每一个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公民享有合理，公平公正的合法权益为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渗透入各个金融行业，包括市场交易价格，股票债券市场，汇率和流动资金，业务范围。

2 金融监管的重大意义

飞速发展的金融行业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我们像蹒跚学步的孩童对这个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开发的动力，掌握了金融管理方法才能征服这个新世界。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后，金融监管已经慢慢参与进国间的经济决策中。面对金融带来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内部控制风险，以及资金流动风险，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成为封锁潘多拉魔盒的锁链。金融监管涉及范围广泛，进行活动时需要各个部门的全力配合。（1）金融行业与国民经济直接挂钩，金融行业的合理运营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行使一定的金融监管制度，保证金融行业的秩序规范同时也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2）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根深蒂固，一旦金融行业有所偏差，其他所相关的行业领域必然受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秩序将会被打，金融监管监督管理金融行业，制止和防治出现偏差现象，避免混乱状况的产生；（3）金融监管保障市场合理有序的运作，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在遇到各种经济问题时能及时做出预告，并与市场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和的现象进行削减和抵抗；（4）金融监管的实施者是执法部门和执政部门，通过监管手段，增强了各个部门的行政执法权利，创造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面对金融监管目标国家更有信心实现。

3 金融监管的历史背景

3.1 国际大背景

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普遍人为市场具有自序能力，在宏观调控方面缺少专门的研究和管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宏观调控需要政府的参与，通过某些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爆发全球性危机后，“自序”理论遭到质疑，继而一个经济学家名叫凯恩斯提出“相机抉择”理论，他主张在经济萧条衰败时采用扩张的经济决策，在经济膨胀时采用紧缩的经济决策，针对“盈满则亏，亏则充盈”的相对理论，两方面对经济体系进行稳定保障，金融监管的萌芽已经生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各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如雨后春笋，茁长成长，在全球经济化的推动下，金融行业进入顶峰时期，随着而来的是逐渐扩大的金融风险，在吃过多次金融风险的苦果后，人们终于认识到金融行业在保证其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要保障其发展秩序，不能自乱阵脚。再重新审视金融体系后，分析所经历的金融风险，人们慢慢摸索出一条适合金融行业安全发展的道路，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协调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研究的重点。提出金融监管理论，该理论涵盖金融发展战略和金融管理制度，融合了金融在完成发展任务的允许下，同时兼顾金融行业的稳固进行。金融监管保证金融因素在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形成一个良好，持续，稳定的促进和谐的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全力支持金融发展并为其保驾护航。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经验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在当今的经济发展背景来说，遵循金融监管理论是第一步骤。当下各国竞争激烈，经济战争全面开火，拼的就是金融发展路线。在进行金融事业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监管力度，保障监管责任的行使，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不予余力。

4 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使命

4.1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经过四个阶段的完美蜕化。在1978年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金融监管”的概念，中国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觉悟，这与但是的国情是相符合的，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并没有健全，实行着“大一统”金融体系，有中国银行所有的业务和责任。一直到1982年，中国经济慢慢觉醒，慢慢恢复，中国政府看到金融行业的重要意义，先后建立了各种银行和保险公司。作为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金融监管理论，主要职责是监督立法，检查防范，规定规章制度和进行业务分工。那个时候，行政监管高于专业监管，相对来说削减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从82年到92年，整整十年间中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模式确立，各个部门的责任更为专业化，立体化，清晰化，根据行政制度规章，每个部门都有行使权利的权能和管理监督的手段。但是那时候金融监管前景依旧模糊，行政力度高于专业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效果被削减，由于没有确切地法律授权和明文规定，金融监管与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不相吻合。自1993年以后，国家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得金融监管透明化，为以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金融监管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形成确立了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从制度上改革，中国有落后的“大一统”变身成为“四分天下”的局面。不仅在大方面进行金融监管，在各个分行分业注入金融管理的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管理监督体制，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已经步入成熟阶段。

4.2 中国现需要的金融监管体系

现在的监管体系缺少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制约，没有相应的金融风险转移机制和金融自控机制。存在“大同小异”的缺点，应该根据不同的行政管理方案和特点制定适合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监管制度。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制，使得在进行全面协调时，地方和地方上的金融监管体系不能融合出现偏差。金融监管体系有着“级别分化”，根据级别单位，分化形成以自己单位为中心的监管体系，造成了相互协调工作不流畅，影响监管效率，也因为各个执法部门的追求利益不一样，各个监管部门监管手段不同，已形成利益冲突，影响市场正常运作，增加金融风险的可能。金融监管实施机构形成职能重叠，影响监管机构的协调运行，监管职能形成漏洞。金融监管在人力资源的平衡上缺乏专业性和精简性，一些部门没有专业的监管人才支撑，造成该部门监管体系瘫痪，人才缺乏，人员冗杂，缺乏组织性，没有纪律性，普遍素质低，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人力资源所面临的挑战。

5 结束语

本文从金融监管的定义和概念出发，涉及了金融监管的范围，谈论总结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在依据国际的经济背景下，提出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张铮.金融监管理论浅析[J].时代金融，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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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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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金融；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7－0045－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7.10

一、县域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对县域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起步较晚，对县域金融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从各类文献中我们不难归纳出县域金融的具体特征、范围和功能等。

（一）县域金融内涵的界定、范围和功能

宏观意义上的县域金融由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组成；在主体上，县域金融存在于城市与农村金融之间，既不属于城市金融，也不能简单概括为农村金融；“金融”与“县域经济”相结合，是建立在以行政县域划分为基础之上的[1-3]。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也逐渐超越了原有的县级领域，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资金融通，实现良好的资源配置，但我国的金融体系仍无法去掉其行政区划的特色。因此，本文认为，以行政区划角度来研究“县域金融”更为准确。

我国县域金融中除了原有的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邮政储蓄银行等四家正规金融组织之外，新生的村镇银行、额贷款公司实力有限，还没能在广大县域区域站稳脚跟[4]。然而，有许多学者持相反意见。近年来，伴随县域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在原有四类银行基础之上，以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主的新兴农村金融主体已改变了县域金融体系的原有格局，并逐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5]。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金融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明显，新型合作金融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规范下，也逐渐扩大了县域金融监管的范围。

县域作为工、农经济的交汇点，发挥农村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县域金融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县域金融的发展也没有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与我国县域金融监管不力是分不开的[6]。

（二）金融监管的内涵和目标

目前学界对县域金融监管的研究并没有农村金融中独立出来。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即为金融监管。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管旨在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实施的检查、督促以及日常管理，并以此维持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政府通过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交易的行为主体进行的各种限制，是政府进行的市场规制行为；还有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界限，主张金融监管除了金融监管机构对单个、传统的金融机构或业务进行监管之外，还要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业务进行监管，以有效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7-8]。

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般意义上在于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风险，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具体意义上在于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促进和保证整个金融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县域金融监管的目标则定位于维护县域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县域金融市场安全，促进金融真正起到支持县域经济的作用，保证县域经济主体的金融发展权，特别是处于金融权益保护末端的农民金融权益保护。

（三）其他相关理论

不完全信息理论。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金融市场上信息是完整的，则资金盈余者信任，资金投入后的预期效益，能够使双方达成共识，这就为投资者收回成本以及预期收益提供保障，这是理想状态下的运作模式。然而，实践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市场，由此产生了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9]。为了防止各种风险的发生，只有通过引入政府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安全。

不完全竞争理论。除了不完全信息之外，金融市场还普遍存在着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现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决定其不完全适用自由竞争规则。对待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政府按照法定标准设置了一定高度的门槛，金融监管机关对其进入条件进行审核，达不到相应标准的则不能成立金融机构。然而，金融市场还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各类金融主体在自由竞争过程中容易演变成为垄断，还会给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风险[10]。因此，只有引入金融监管机制，才能够防止这种风险的发生。

二、县域金融监管存在问题的研究

（一）县域监管主体体系不健全

作为县域金融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由于一直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其监管主体不明确，这种主体上的缺位导致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主要依赖于被监管者的自律，游离于监管之外，作为自身的监管主体并没有发挥自律的监管作用[11]。县域农村金融的风险控制主体供应不足，在监管主体不足的情况下应加强自律建设，“三驾马车”监管职能未充分实施，多元化监管依然存在[12]。我国金融监管主体分离不利于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风险控制主体缺位，使监管难以全面有效[13]。

针对我国县域金融监管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统一监管是各国进行金融监管的趋势，在我国县域展开统一金融监管模式试点，设立县域金融监管委员会，对县域金融进行统一监管。县域金融监管委员会作为县域金融监管的主体，主要职能在于保障县域金融市场秩序稳定，维护广大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发展权。

篇9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着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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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一监管混业经营博弈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金融稳定的考虑加强了对金融系统的管制，特别是对于银行混业经营和利率上限的限制，极大的压缩了银行的盈利空间。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在这一背景下，麦金农和肖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过分干预，使利率和汇率充分反映供求状况，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在金融深化理论的指导下，各国政府纷纷放松金融管制，积极的促进金融业的自由化。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各个金融机构不断推出各种金融创新，试图逃避金融监管，以增强竞争力，进而直接促成了金融业的混业化经营。这一混业化经营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混业经营的浪潮达到。

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来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分别于1986年、1988年和1991年改革了本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走上了统一监管的道路，这一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有部分国家追随北欧国家的改革统一本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这一浪潮至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成立后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统一监管已成为一种潮流。

混业经营和统一监管的出现似乎具有时间方面的巧合，那么，统一监管是否是各国政府为应对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呢？现有理论认为，统一监管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必然结果(Jose de Luna Martinez and Thomas A. Rose,2003)。因为从长期看，由于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市场最终会形成融合的统一市场，与之相对应，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能也应该由统一的监管机构来执行(Briault C.,1999)。但该理论仅仅作出了定性分析，并未阐述其内在作用机理，总体来说缺乏理论依据，下文通过构造博弈模型，对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进行验证，最后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基于金融监管博弈模型的分析

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设立类型主要是分业监管、部分统一监管与统一监管三种类型。由于部分统一监管是完全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兼具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特征，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仅仅讨论分业监管组织架构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与金融业经营体制的适应程度。

目前对不同监管组织架构的优缺点比较的文献较为丰富，但是很少有文献从信息不对称和传导机制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监管博弈模型，尝试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分析在不同条件下，这两种监管组织架构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构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况下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优劣及其与金融业经营体制的适应程度。

本文的理论模型假设如下：

(1)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有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二者均为理性经济人，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监管当局的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持市场的公平和有效竞争以及维持自身的声誉。金融市场参与者作为市场主体，其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金融市场参与者一般会合规经营，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其会选择违规，并理性地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做出合理决策。市场参与者违规操作的概率是p，不违规时获得正常收益R，当其违规操作时便可获得超额收益ΔR，即违规收益为R+ΔR，但此时其面临着被查处的风险，一旦被查处就会有罚款损失，罚款比例为s，则罚款损失为sΔR(s>1)，此时收益为R+ΔR-sΔR。

(3)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与其他所有经济活动一样，也有成本和收益。从社会总体来看，金融监管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体系总体收入的提高；被监管机构收入水平提高；因金融市场正常秩序得以维护，金融监管者得到的声誉、绩效、升迁等收益。在此假设总收益为N，此收益为金融市场参与者不违规，金融秩序正常运行，监管者也不用对违规部门查处时，金融监管的收益。另外，金融监管查处时也会发生成本，该成本主要是指制定执行金融监管政策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即行政成本。该成本随监管机构的增多而增加，主要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沟通将会增加成本。

(4)监管机构鉴于其成本收益分析，对违规行为会选择查处或不查处，查处的概率为q。从以上监管成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查处成本与违规者的收益是正相关的，因此，假设C=cΔR(0

(5)假定金融市场参与者违规时，监管当局由于将面临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大损失，从而不查处的损失将远大于查处成本，m ΔR>cΔR,即m>c。另外，由于s>1，违规者被查处的损失sΔR大于违规的超额收益ΔR。

从以上的模型假定中可以分别得出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

(1)监管当局的效用函数为：U=［(N-cΔR)p+(N-cΔR)(1-p)］q+［(N-mΔR)p+N(1-p)］(1-q)=(N-cΔR)q+(N-pmΔR)(1-q)

那么最大化期望收益的一阶条件为：

PmΔR-cΔR=0

得：p*=c/m

(2)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为：Y=p［(R+ΔR-sΔR)q+(R+ΔR)(1-q)］+(1-p)［Rq+R(1-q)］=pΔR-pqsΔR+R

那么最大化期望收益的一阶条件为：

ΔR-qsΔR=0

得：q*=1/s

因此上述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期望收益的最优均衡解为：

p*=c/m，q*=1/s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选择查处；

(2)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以q=q*的概率随机选择查处；(3)当其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选择不查处；

(4)当监管当局的查处概率q>q*时，市场参与者将不会违规；

(5)当监管当局查处的概率q=q*时，市场参与者将以p= p*的概率选择违规；(6)当监管当局查处的概率q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当局要做的就是降低市场参与者的违规概率，提高查处的概率，即降低p*(c/m)和q*(1/s)的值。因此，罚款比例s，查处成本c以及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是决定其均衡的3个关键因素。一般来说，罚款比例s基本是恒定的，不同监管组织架构对金融监管传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查处成本c和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上。下面就分情况讨论不同监管组织架构的传导机制。

1.完全分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

这里首先考虑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完全分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所谓完全分业就是指各个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是完全隔绝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影响。比如说银行部门的监管行动不会影响证券、保险市场的行为和收益，也不会影响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的行动和收益，也就是说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的收益只是取决于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的行动。证券和保险也是这样。

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部门之间几乎不需要沟通，则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成本几乎一致，即c几乎相等，而在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一样的情况下，两种监管模式的c/m几乎相等，即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的概率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分立监管与统一监管在信息的传导上是一致的，其监管的结果也几乎没有差别。

2.混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

上面考虑的是完全分业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分业，则各个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就不是完全隔绝的，相互之间就不会互相无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金融风险具有一定传染性，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将会增加。

在混业经营条件下，若信息是完备的，没有协调成本，则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架构没有差别；若信息是不完备、非对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是无成本的，在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由于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将会耗费一定的成本，则查处成本c将会上升，而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风险不会跨行业传染，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分业监管将会导致c/m上升，进而金融监管机构查处违规的概率较小，而统一监管将会节约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的成本，则查处成本c会下降，而混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风险会跨行业传染，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较大，这时，统一监管将会导致c/m下降，进而金融监管机构查处违规经营的概率较大。也就是说，在混业经营条件下，若信息是不完备的，则相对于分业监管而言，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体制安排更有优势。

三、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从上文的博弈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在混业经营条件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比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更有优势。下面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明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与混业经营的关系，我们引入两个指标：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和金融混业指数(MIX)。

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表示一国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指标，它是取值范围为[0,7]的一组整数数据。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 的设定遵循以下原则：金融监管集中程度越高，FAC的指标值就越高。其定义为：FAC=7=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负责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监管(监管机构总数量=1)；FAC=5=银行和证券市场共有一个监管机构(监管机构总数量=2)；FAC=3=保险和证券市场共有一个监管机构，或者保险和银行市场共育一个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总数量=2)；FAC=1=保险、证券、银行市场各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总数量=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在各国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和证券业务混业经营的情况比银行保险或保险证券的混业程度高很多，因此在指标的设定时，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共有一个监管机构的情况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指标值。

除了上述我们设定的指标值所包含的监管组织架构以外，实际的监管组织架构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形式：(1)两个监管机构同时对一个金融部门进行监管，其中一个监管机构还对其他金融部门有监管职能。例如某一监管机构既与专门监管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共同监管银行，同时还监管证券业，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会更高；(2)两个监管机构同时对一个金融部门且只对该部门拥有监管职能，而对其他金融部门不具有监管职能。例如某两个监管机构只对银行业实施共同监管，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会低一些。由于监管机构的数量增加了，FAC指标也要相应的降低，因此要针对实际情况对FAC指标进行调整：

(1)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金融部门是由两个监管机构监管，其中一个监管机构还负责其他至少一个部门的监管，那么FAC指标在原有设定值的基础上加1；

(2)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金融部门是由两个监管机构监管，而且这两个监管机构都是专门监管该部门的机构，那么FAC指标在原来设定值的基础上减1；

(3)其他情况：不做变化。

FAC指标是一组具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区间数值，其最大值为7，表示国家中所有的金融监管的职能都集中在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手中，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最高。这个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多数情况下为一个不同于中央银行的新组建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国1997年建立的金融监管局和德国2002年建立的联邦监管局。只有少数国家如爱尔兰的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合二为一。FAC指标的最小值为0，表明每一个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至少一个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如美国的多元监管组织架构，这时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最低。FAC指标的数据来源为Masciandaro的数据库；

金融混业指数MIX指标主要参考了世界银行所编制的银行监管数据库(更新至2008年)，并根据该数据库构造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银行监管数据库将一国的金融业混业程度主要决定于该国对银行参与下列四种非传统业务活动的限制程度：

(1)证券：银行参与证券承销、经纪、交易和共同基金业务的所有方面的能力；

(2)保险：银行参与保险承销和销售的能力；

(3)房地产：银行参与房地产投资、开发和管理的能力；

(4)非金融企业所有权：银行拥有和控制非金融企业的能力。

在评估了各国的管制之后，每种活动被赋予从1到4的一个值，来表示对这4种业务的限制程度。每个值解释如下：1表示禁止：无论是在总行还是分支机构，银行都不能参与上述活动；2表示限制：不论是在总行或者分支机构，银行只可以参与上述活动的一部分；3表示需许可：银行可以参与上述所有活动，但这些活动或者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在分支机构中进行；4表示不限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参与上述所有活动。将各国对以上四种业务的限制程度赋值并进行平均后便构成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MIX。

可以看出，金融监管集中度与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呈正比关系，即金融混业经营程度越高，则金融监管集中程度越高，这说明，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更适合混业经营。

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监管博弈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启示：

1.在分业经营下，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对监管传导的效应没有差别。而在混业经营下，若信息是完备的，没有协调成本，同时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较好，则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没有差别；若信息是不完备、非对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是无成本的，同时金融机构之间风险控制也不好，则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优于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由于在现实当中，信息多数是不完备的，所以说，统一监管较为适合金融市场比较发达，且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较高的国家，分业监管适合金融市场不太发达，且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较低的国家。

2、就中国而言，目前我国的混业指数为1.25，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混业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目前我国的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较为合适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程度的逐渐提高，我国应该逐步整合各个金融监管机构，最终走向统一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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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e de Luna Martinez and Thomas A. Rose(2003),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96, ssrn. com.

篇11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32-03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2007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 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 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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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信息披露机制

基于会计准则生成的财务报告体系与基于金融监管规则形成的监管报告体系分别有各自的信息披露边界和服务对象。信息披露机制的差异决定了用于规范信息披露的标准可以有不同规定。其一，财务报告体系的信息披露边界集中于财务信息，信息披露载体分为表内和表外两部分，表内提供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财务信息，表外以报表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的形式对表内信息予以解释、补充与拓展;然而，监管报告体系的信息披露范围已远超出财务信息的限度。对银行监管而言，信息披露内容除了财务信息之外，更多涉及风险信息，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第三支柱尤其关注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息的披露［3］(P69)，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诞生的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III)的亮点在于强化对流动性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对证券监管而言，信息披露历经最初的财务报表时代到财务报告时代，再到当前多层次信息披露时代，非财务信息的重要性显著提升［3］(P68－69)。其二，财务报告服务于一切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以助其做出理性经济决策，服务对象呈现通用性和广泛性特征;金融监管报告旨在为监管当局非现场监管(审慎监管)提供信息，监管部门将获得的数据应用于经济统计分析以预测微观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和宏观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服务对象具有明显的特定性［4］(P26)。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有效性评价

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表明，制度安排适宜性与否的判断及制度变迁的趋势预测均与效率相关［5］(P369－370)。帕累托最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标准，以帕累托标准为目标的经济变迁是帕累托改进过程，其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对于制度分析而言，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的本质表现为一种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行为。这样，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选择，其有效性应考量对于制度效率的改进效果。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还是合一的选择属于非生产性的制度分工范畴，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与交易费用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产权问题是制度安排的核心。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质是一种产权制度［6］(P38)。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有效性评价应从考察会计准则的产权制度设计和宏观金融监管职能履行开始。

(一)会计产权结构与金融监管职能

人类生存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产权是关于资源的权利。科斯定理反映出这样一个经济真实，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现实世界，可交易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产权界定是通过制度安排即产权制度实现，因而产权界定和制度安排是重要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企业等个体组织因经营和交易需要设立会计，承担了生产投入成本，因而，会计的本质是一种资源［7］(P59)，必然涉及会计产权、产权界定及其效率问题。会计产权结构揭示了具有经济职能的会计资源存在哪些产权及权利的服务对象。既有研究根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的产权结构理论，认为会计产权结构包括个体会计产权与公共会计产权［7］(P59－60):个体会计产权是一种微观机制，意味着会计服务于明确的单个主体即会计设置成本的承担者，其主要是基于公司企业的私人产权;公共会计产权是会计公共性管制的结果，意味着会计服务于不明确的公共利益主体，其对会计的经济职能、会计信息提出公共需求，但并不承担会计设置成本，如企业的债权人与投资人、金融监管当局和税务部门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同时，个体会计产权与公共会计产权存在一个“自然优序机制”的问题:个体会计产权优先于公共会计产权［7］(P60)。这是因为，从历史与逻辑角度来看，会计作为资源因私事需要而产生，在此基础上才为公事服务，即若作为市场主要交易主体的私人(如企业)不设置会计，那么债权人、投资人的信息需求就不会通过会计资源的使用得到满足，国家征税、宏观经济金融管制就无法通过会计资源的使用而实现。可见，会计是在履行私人经济职能的前提下承担社会经济职能［7］(P60)。会计资源的产权界定是借助会计准则实现的。会计准则是一种产权制度。任何一种会计准则设计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主体产权(财产权利或经济利益)的保护。那么，会计产权的优序机制必然要求会计准则应安排个体会计产权优先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才会顾及公共会计产权的利益诉求，这是一种产权经济模式的自然反映。金融监管属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活动，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金融监管规则是这种宏观经济管制行为的规范性指引。基于监管规则生成的监管报告为金融监管当局非现场监管服务，以预测金融体系风险，实现审慎监管目标。会计为金融监管职能履行提供基础信息，金融监管当局因而成为重要的公共会计产权主体之一。基于此，依据会计产权私事优先原则，金融监管当局作为公共会计产权主体，其信息诉求不得“妨害”个体会计产权的实现，以避免产生负外部性，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即以会计准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会计制度设计不应安排以金融监管当局为代表的公共会计产权对个体会计产权的“干预”，扭曲个体会计产权权能执行的本意。从这一角度出发，“预期损失模型”的本质是会计准则安排真实、公允会计行为妥协于宏观金融监管信息需要而出现的制度细节设计偏离，其体现了金融监管规则对会计准则的“侵入”，从而将破坏会计准则制定和执行的中立性。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已将监管理念由微观审慎转变为宏观审慎，注重前瞻性逆周期效应，但其仅折射出金融监管关注层面与视角的变迁，会计宏观工具职能的实现仍须以微观个体会计产权的满足为前提。由于公共会计产权主体是不从事生产的抽象权利享有人，企业等个体组织对会计资源的投入是个体会计产权与公共会计产权行使的基础［7］(P61－62)。这样，对于会计产权安排的效率问题，既有研究以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为依据，认为会计资源的生产成本与使用收益由个体会计产权人承担和享有的会计制度设计是富有效率的，会计制度安排应坚持生产性导向［7］(P61－62)，注重资源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微观经济收益的实现。基于以上，笔者认为，与英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独立税务会计模式设计展现会计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同理，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制度安排有益于制度效率的实现。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交易费用评价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合的选择属于非生产性的制度分工命题。当代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可用交易费用大小衡量，两者成反比，交易费用涉及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两种类型，其中，内生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效率的评价具有内在解释力［8］(P98)。在明确认定会计准则的产权保护本质与会计制度性质基础上，系统考察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与合一两种制度安排涉及的交易费用，权衡其多寡，以做出经济学意义的效率评价，即若分离的交易费用低于二者合一制度，则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具有制度有效性。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不是由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即其与各种自利决策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经济扭曲没有关系，为有形的实体费用，具备有限性，相对可计量;内生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由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所致，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使资源分配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其由个体决策及其选择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所决定，为无形的制度运转扭曲费用，具有无限性，一般相对不可计量，只能依据总量指标予以表现［8］(P99－100)。这样，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合制度涉及的交易费用，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其一，从制度分工视角来看，分离制度必然和主要带来外生交易费用;其二，基于制度运行角度，分合制度将会产生制度运转扭曲费用，其属于内生交易费用，通过对会计产权结构的解析可知，分合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取决于会计制度的性质，本文认定会计制度安排的生产性导向［9］(P56)，个体会计产权优先于公共会计产权得到保护。这样，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合的交易费用主要涉及:第一，分离制度的外生交易费用，即制度执行与信息加工、调整成本。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是金融经济运行应遵循的两套行为规范。现实中，金融机构在会计准则约束下生成并列报会计信息，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政策要求下运营。会计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差异使得应以财务会计报告和金融监管报告的形式分别披露相关信息，面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两套标准指引，金融机构必将面临操作与执行成本的上升，增加了外生交易费用。然而，此项外生交易费用却可以有效降低至期望水平。这是因为，基于会计准则生成的会计信息是金融监管信息来源的核心，金融监管所需信息可以在会计系统提供通用性会计信息基础上做出符合自身需要的调整与深化加工，存在数据之间对接的可行性，从而实现监管执行成本的有效控制。可见，诚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所进行的纳税调整一般，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外生交易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被降低。第二，合一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即制度摩擦与“妨害”成本。目标函数非一致性导致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会计准则强调真实、公允的客观性与金融监管规则强调安全、稳健的审慎性相冲突。若片面追求二者合一会削弱两种正式制度安排各自的职能发挥与运行效率，制度绩效较低，内生交易费用较大。若会计准则依从监管诉求，则会以牺牲披露信息透明度为代价，也无益于优化金融经济的资源配置，有损于金融监管履行职能，引致过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合一也意味着公共会计产权对私人会计产权的干扰与侵入，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的公共会计产权削弱了企业等个体对会计的自主选择权，个体会计产权不具有独立性，履行宏观经济职能的公共产权需要使个体产权承担较多的“额外付出”［9］(P46)，同时，该付出却得不到来自公共产权主体的支付补偿，降低企业在内外部治理与契约管理等方面私人会计产权运用的效率，出现严重制度扭曲。可见，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合一的内生交易费用较大，且由于内生交易费用与所选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只能通过制度改进和变迁予以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是一种制度运行费用，可以衡量制度优劣，其对制度安排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定位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从属于生产性的会计制度安排范畴，从而合一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高于分离制度的外生交易费用，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是一种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行为，具有制度效率比较优势，因而，应坚定推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存在模式。

三、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有效性经验

证据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备受关注与推崇的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可作为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制度有效性经验证据。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践行动态拨备制度的国家，其动态拨备模式也最具典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银行危机使西班牙银行监管当局认识到原有准备金制度对银行风险确认的滞后性，导致经济增长时期贷款拨备率下降，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拨备率却大幅提高，这扭曲了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从而波及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因而，动态拨备(DynamicProvisioning)是西班牙金融监管当局针对贷款拨备顺周期性问题设计并实施的一项制度安排。2000年7月，西班牙银行体系全面应用动态拨备制度，该制度基于银行过去的贷款损失经验，利用贷款违约率的跨周期历史信息(约20年数据)来设定动态拨备的充足性水平，其以丰补歉的核心思想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期时多提拨备，经济下滑期时则少提拨备［2］(P5)，旨在通过提高银行风险缓冲能力来降低金融系统内在顺周期性，增强金融经济在危机中的抵御能力。近年来，欧盟加快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步伐，坚持“协调”的趋同方式，从2005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直接采用IFRS。西班牙的国内银行业已按照IFRS编制财务报告，在财务报告中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基于“已发生损失”原则，真实、公允地确认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并对外披露通用会计信息，满足了西班牙会计透明的内在诉求。银行监管当局则继续推行逆周期的动态拨备规则，银行以此为基础形成监管报告，以满足审慎监管需要。在本次危机中，西班牙银行业所受损失相对较小，得到各国监管层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肯定。对此，G20峰会认为，动态拨备制度是西班牙银行业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原因［10］(P145)。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稳定论坛(FSF)2009年推荐将动态拨备作为识别和测度贷款损失的选择性工具，IASB在2009年的研究报告中也认为，动态拨备系统虽不能消除顺周期现象，但能降低顺周期行为的程度［11］(P5－12)。可以说，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催生了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制度。这一制度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本质是一种重要的审慎监管工具。众所周知，西班牙直接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英美准则型会计模式为蓝本，因而，理论上，西班牙会计制度性质从属于生产性结构，即追求个体会计产权最大化效率的实现，公共会计产权对个体会计产权施加最小“妨害”。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在危机中成功运用的典型事实表明，生产性会计制度安排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带来的内生性制度收益可以充分抵消制度分工所付出的外生交易费用，即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具有制度效率比较优势。

四、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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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金融机构;自律;监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对于从事金融业务的这些机构而言,诸如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机构风险等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对其经营具有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引起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同时,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风险之外,由于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等主观因素带来的风险也因其极具破坏性,而日益受到监管当局的关注。

    一、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现状及金融监管的主要模式

    (一)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如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现象;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状况;金融机构业务中违反利率政策,采取各种方式高息揽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此外,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经营、违法违规现象,如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上市公司不规范,上市甚至成为扶贫圈钱的手段。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采取相应措施,遏制上述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监管模式

    为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都通过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规避风险。由于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以及立法等,各国的政治背景、地域、文化、经济发展进程、法制传统以及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经济的监管也各不相同,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框架。目前有影响意义的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有两类:其一,以非制度化着称的英国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属此类;其二,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的美国模式,其监管比较严厉,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多属此类。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采取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模式,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比如,在监管体制上,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间,各监管机构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各监管机构与分支机构之间,尚未建立起明确完善的协调机制;在监管内容上,偏重于合规性检查,风险性检查不足;在监管依据上,法规、规定不完备,监管活动随意性较大;金融业自律机制和社会中介机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漏洞较多。因而,修正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讨的重点。

    二、自律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是指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不仅包括每家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还包括金融业的行业自律,即由金融机构联合成立的同业公会或会员制交易所,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实行自我约束。本文就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进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机构的自律是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机构的自觉行动,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业存在诸如主观介入较多、灵活、弹性大等特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滋生腐败,因而不被重视。但作为非政府监管的一种,自律监管又具有监管成本低等优点,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外,自律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瑞士主要的自律机构如瑞士银行家协会(SBA),它组织银行自律指南,包括交易期权和金融期货、抵押物评估、交易和衍生金融产品风险管理、证券交易行为指南等,并协助央行对资本外逃、逃税及类似的违法行为给予制止和处罚,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俱乐部理论。该理论认为,俱乐部成员如按俱乐部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如果违规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惩罚。其实,违规造成的最大惩罚就是该会员将无法在类似组织中继续发展,享受以前的优待,而且即使从事其他活动也会因其有“前科”而受到歧视。就金融机构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压力和动力除了来自法律的威慑,还与这种俱乐部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完善密切相关。

    三、激励金融机构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条件——完善监管立法

    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作为金融监管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主导地位在现阶段仍是不容动摇的,它也是促使金融机构自律的前提条件,是规范、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保障。要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做好相关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同时,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建议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这一任务,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是金融机构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我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远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部分从业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因而着力提高其素质已成为必要而紧迫的选择。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完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

    目前,现有的金融业还没有针对从业人员的严格、清晰的法律、法规、制度要求,作为风险较大的行业,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诸如道德、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素质,因而要严格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2、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重在让从业人员不想违规,“约束机制”则使从业人员不敢违规。具体说来,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违规行为相对比较重视,而对按章操作、遵纪守法者却无相应的激励,以至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有违规经营逐利的动机,而无照章办事的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各监管部门要适当转变“禁止违法经营”的监管方式,改为“鼓励守法经营”的激励方式,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降低为查处违规行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核心——加强内部控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概念看,其控制对象包括:决策机构和决策人,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各项业务活动;其控制内容包括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制约机制三大类别。重视和加强内控建设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关键——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具有双向性:对外能维护金融业的整体利益,对内能改进行业系统管理,加强同业约束。金融同业公会可担此重任,有效地弥补金融监管的不足。其自律监管范围主要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针对微观操作行为与地方金融活动进行自我协定和约束,尤其是存款经营、贷款发放、结算制度、利率管理、产品开发、业务交叉、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及同业纠纷等,并随业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其职能。

    (五)重要保障——发挥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如英国实行报告会计师制度,其报告会计师的职责是定期报告有关银行的内控情况,检查监管当局的规定和要求的执行状况,核定银行数据和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并提出分析报告;再如,瑞士借助外部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这些事务所审查的内容包括:账目、执法严格程度、内控制度及银行家协会自律监管指南执行情况,如发现违规情况,被审机构要限期整改并上报监管核心机构FBC,费用由银行支付。

    就我国目前中介监管机构的发展看,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册资本金,因此可借鉴英国、瑞士的经验,适当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采用其收费制度,以提高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的不足,形成对金融业的社会监督,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六)粘合剂——完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的有机结合点。我国需要完善有效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由于金融机构的经营都处在大众的视线内,经营不善会导致公众对其信心的丧失,他们就会努力完善内控机制,避免违规操作,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因而在监管工作中,要将“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以“他律”作为“自律”的有力保障,将“自律”视为“他律”的最终目标,促使金融机构从“他律”向“自律”过渡,从“外部约束”向“内部激励”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促进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赴英国、瑞士金融监管考察组.英国、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及启示[M].

    [2]谢平.自律理论启示金融监管[N].国际金融报.2002.7.2.

    [3]冯祯林,李胜华.行业自律:中国金融监管的理性选择[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5.

    [4]刘毅.论金融机构自律的基础[J].北京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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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背景 提高 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行业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新时期背景下要求金融行业人士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不断的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金融行业需要不断的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才能够有效的避免金融风险，使金融行业能够有序的进行，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新时期提高金融监管改革力度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发展的趋势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要求不断的完善金融监管改革，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也紧密，其他国家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影响，部门国际企业与银行开展了合作，金融机构的范围也随之变大，给金融监管改革带来一定的难度，新时期背景下要求应完善金融监管改革力度，提高金融机构监管的效率[1]。

（二）互联网信息化的发展

互联网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已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金融业也不例外，通过互联网的融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但互联网本身的缺陷也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金融机构之间的服务逐渐趋同化，金融机构现都是运用互联网开展服务，实现了网络在线交易，但是资金的流动性比较强，不易监管。

（三）金融机构混业现象

金融机构存在混业的现象，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混业自身也有一定的优势，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节约了资金成本，但混业经营也会存在不同的问题，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才可能够有效的避免问题的发生[2]。

（四）完善金融市场

金融监管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以及人民银行等部门来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引导，实施金融监管可以及时发现金融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的解决。金融监管对于完善金融市场具有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大，协调好它们之间的联系任务艰巨，还有金融机构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才可以创造出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二、新时期金融监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

金融行业中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内部控制力度较弱，不能够通过内部控制加强监管，由于机制不完善，无法将制度落实到位，部分制度的制定也只是空谈，在建立部分机制时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另外审计部门以及会计部门职责分布不明确，无法对金融机构进行内部监管，使金融监管工作无法得到开展。缺乏高素质的金融监管人员，工作人员的职责意识不强。另外，金融监管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持，在金融监管中还没有完整的金融法律法规，不能够为金融监管提供法律性依据，限制了金融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3]。

（二）金融监管无法有效协调

金融机构部门没有适应时代的发展，无法运用互联网进行监管，使监管部门无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金融行业的信息数据库至关重要，关系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来说，要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具有一定的难度，信息数据库主要还是以银行信贷业务为核心，实现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统一难度较大。在金融机构中各个部门的信息无法得到有效的整合，信息的传播较慢，信息较为分散，不能达到资源共享，即使各个部门颁发了相关的政策，因无法有效的协调，不能将政策落实到位。部门监管的标准不一致，比如银行存款比率指标取消后，到了季节末尾银行的冲时点将会逐步消减，而人民y行将非机构类金融资金存款归类到了一般性质的资金存款中，银行监管部门没有对资金存款进行监管，无法有效的掌握银行存款的动态变化。

（三）金融监管形式较为单一

部分金融机构在开展监管工作只注重了经济利益而忽视了金融的风险，给金融行业带来了不必要的影响，金融监管形式比较单一，监管手段不足，在财务资金方面不能有效的进行管理，无法对工作每个环节进行监控，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风险，也无法运用措施进行处理，无法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没有对监管形式进行改革，监管形式单一无法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的问题，给金融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4]。

（四）监管系统有待改善

现今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的模式，缺乏完整的监管系统，没有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创建监管系统，监管系统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也无法有效的识别金融风险，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使金融行业大都缺乏监管系统，另外当前的监管模式没有考虑到金融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权益，缺乏维护权益者监管机构，也没有为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监管系统的不足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给金融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五）监管标准没有符合新时期的标准

金融监管机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很多金融机构没有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监管，无法做好金融监管工作，不能够对金融监管进行科学合理地管理，金融机构如果不按照监管标准实行金融监管，将会不利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增加了金融的风险，无法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

三、提高金融监管改革力度的有效策略

（一）完善监管机制

金融机构应转变监管理念，不断的完善监管改革机制，才可以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给金融行业减小不必要的损失，确保金融行业能够有序进行。在建立监管机制时应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方案，监管加强内部控制，将制度落实到位，明确部门之间的岗位职责，提高人员的职责意识，对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训相关金融监管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确保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够接受到培训，金融行业也应引进高素质人才，能够组建高素质的金融监管人才，为使金融监管改革工作能够有效的开展。传统的监管模式已不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不能够满足金融的需求，需要完善监管机制，不断的创新监管机制，为金融监管提供良好的氛围，还应为金融监管工作增加法律法规，为金融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性依据，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5]。

（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金融机构应当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不断的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使监管部门之间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为金融行业建立信息数据库，以便于更好的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加强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协调工作，使他们之间能够达到信息整合，实现统一发展。应协调好金融机构部门之间的工作，使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统一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够贯彻落实好相关政策。规范部门监管的标准，不能将非机构类金融资金存款归类到一般性质的资金存款中，成立监管小组，对资金存款的转移情况及其变化要实时监管，掌握银行存款的数据动态变化，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6]。

（三）完善监管形式

完善监管形式，使单一的监管形式向多元化方式转变，金融行业正在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必须改变传统的单一监管模式，能够促进金融机构协调发展。通过完善监管形式，能够实时掌握金融机构工作运转的动态变化，进而可以了解整个金融行业的信息，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做到预防风险。成立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对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统一实行监控，加强监管的力度，得到准确有效的数据信息，应加强网络监测的能力，运用网络监测系统来进行管理，运用网络监测中的数据库，为金融监管工作提供准确有效的数据，能够提前做好金融风险的预防工作，避免了金融风险给金融行业造成损失，为监管工作有效的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

加强宏观调控能够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中央银行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机构，在分析金融风险的过程中能够通过经济货币来判断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较为明显，能够更好的对风险进行监管，中央银行对于促进金融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还可以稳定市场的变化，另外中央银行具有宏观管理的作用，能够全方位的保障金融机构的稳定。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才能够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7]。

四、结语

金融机构应当明确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提高金融改革的力度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能够最大化的满足金融行业的需求，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困境，针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应当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措施，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监管形式，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只有不断的改善金融监管机制，才可提高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原晶.新时期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分析[J].时代金融（中旬），2014，（10）：16-17.

[2]李晓鹏.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37-40.

[3]陈雪雁.强化金融监管力度 遏制“影子银行”蔓延[J].黑河学刊，2012，（5）：81-83.

[4]董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路径探析[J].征信，2015，（5）：87-89.

[5]黄辰，谭雨薇.金融危机反思与改革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5，（4）：308-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