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规模经济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而规模报酬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二者的联系：规模经济是规模报酬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规模经济以规模报酬为中心。

经济(Economy)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简单地说，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终点。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篇3

论文摘要：分析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效应、新途径，归纳出在新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特点，提出了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六个新概念，即“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规模经济的虚拟性、规模经济的动态性、规模经济的开放性、规模经济的效率性、规模经济的模糊性，为指导高科技企业的规模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途径也产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1．新技术装备之“柔性”淡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最大区别在于：新技术之“新”主要体现在大量取代和大幅度扩充了人脑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人工智能和自适应能力的柔性生产系统。基于刚性的、固化的技术系统而得出的影响规模经济的原因，如生产规模的大导致组织协调成本上升，品种的频繁更换导致生产准备、结束费用提高等，在柔性生产系统中已变得微不足道。由于现代技术中“软技术”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技术含量的高低、技术贡献的大小不能简单地与技术装备的数量、价格挂钩；新技术革命使企业平均规模变小、使许多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成本差异变小已呈明显趋势。

2．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直接影响成本的作用强化。技术影响成本的渠道，分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类，其直接渠道通常是指由于采用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而导致的成本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重点领域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这些领域每次产生的新成果都会导致一次“成本革命”，即大幅度、迅速地降低成本，不断涌现的新成果导致生产成本呈现“阶梯状跌落”现象频繁发生。相比之下，技术影响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这种间接渠道对成本的影响幅度和影响速度远远小于直接渠道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新技术革命的环境下考虑“技术一一成本”关系时应将直接的“跌落成本”放在首位。

3．人际交流手段和管理技术的空前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企业发生大量的外部交易费用和内部组织协调费用，当这两部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到一定比重时，就会对企业的“规模——成本”特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这是因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空前进步，每个人都有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足够完备的信息，并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和利用非常便捷的工具与他人交流，使交易费用无论距离多么遥远、交易内容多么复杂都能降到极低水平，使内部管理费用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大幅度降低。信息经济的这种“零成本、低物耗、高收益”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用以分析企业规模经济现象的基础。

4．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使孤立的讨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新技术革命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智能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它使得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网络经济”。这种网络经济既是一种全天候运作的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它把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程度；网络经济又是一种“虚拟经济”，它把一部分经济活动转移到以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网络经济还是一种“直接经济”，它使得处于网络两个端点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使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由于上述“网络经济效应”越来越强烈，故处于网络时代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将自己孤立于网络之外，必须把自己看作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将企业规模经济问题放在网络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5．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讨论静态经济规模变得毫无意义。由新技术支撑的新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它的经济节奏大大加快，其典型表现是技术创新和开发周期缩短、技术淘汰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且每一次较大的技术更迭都会迅速打破原有的竞争格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技术冲击效应”。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孤立、静止地去研究某种技术关系或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现象，只能将技术看作一种时间效应，将技术在一定时段内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作为研究规模经济的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

新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企业”)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特点，上述关于新技术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导致在高科技企业里的规模经济现象与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笔者将关于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1．“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型企业是最高效的企业组织模式，企业规模大就能使产品成本低、产品质量好，使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强，于是，“大就是好”成为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规模价值观。然而，当社会跨人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型企业易患的“大企业病”将变得更加突出且危害更大，如反应迟钝和决策效率低使企业不能适应多变快变的市场环境，多层次金字塔型组织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扼杀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高科技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却越来越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市场适应能力强、生产经营惯性小、内部机制有利于创新，特别是技术进步缩小了规模对成本的影响，由先进的小型设备组成的柔性制造系统同样能以极低的生产成本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规模价值观应由“大就是好”向“小就是好”转变，企业的组织规模“为了强大而变小”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作思路。

2．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当企业组织规模缩小以后，如果遇到超出自身规模实力的市场机会时，企业是否需要通过扩充组织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呢?答案是：大可不必。在网络经济时代，小型企业照样可以经营大项目，其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国际互联网来放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同时“变小”又“变大”——组织实体变小为适度规模，同时通过网络整合外部资源以形成较大的经营规模，于是出现了诸如“网络企业”“电子空间企业”“虚拟企业”等新名词。这种跳出物质实体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来放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思路和做法，笔者将其称之为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其实质是给规模经济现象赋予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

3．规模经济的动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规模经济分析模型中，假定技术因素和其它经济变量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不考虑它们的时间效应和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在技术变动速度不快的环境下，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活动的差距是不大的。但是，这种静态假设用在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很快，很难分清技术的边界。因此，必须以一种动态性概念来理解高科技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高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不能保证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处于静态或“线状”变化特征，企业最佳规模或适度规模的选择范围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弹性带宽”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成本”特性既可能产生“阶梯状突变”，也可能产生“连续状渐变”。按照此种动态性概念，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必须具备较高的“柔性”和“自适应”能力，应尽量采用“软手段”来调整规模，而不是依赖新建、改建、扩建等“硬手段”来调整规模。

4．规模经济的开放性。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中，是将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个本来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按封闭性假设作一个简化处理，割裂两者的联系并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来讨论各自的特点。此种做法用在开放程度较低的市场环境中是可行的。然而，高科技企业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不但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这种开放性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开放性相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大，是一种全球化的开放；二是开放的深度和关联度更大，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高关联度的开放。当经济空间的开放程度达到这种高度时，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割裂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去讨论内部规模经济问题是毫无价值的，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圈子来认识规模经济现象，用“聚集经济”“企业集群规模经济”等新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规模决策。

5．规模经济的效率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单纯的利润目标，而是综合的、可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广义效益目标，高科技企业就更是如此。因为企业目标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关于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用一种关于规模经济的“效率性”标准来取代传统的“赢利性”或“成本性”标准。这种“效率性”标准，是成本降低率、市场占有率及其增长率、企业知名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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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篇5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原则无可辩驳的正确性的旗帜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种现象，理所当然是当今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新贸易理论中的缺憾与大家商榷。新贸易理论在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时，认为商品的价格可以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而内生地决定。但现实情况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受到限制的行为中，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垄断或寡占行业。根据经营计划（或长期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不是根据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因而，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或者说应考虑外生力量对其影响。单纯地将其视为内生变量有失严谨和完善。

篇6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74－03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智力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技术、知识的比较优势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资源比较优势，使得传统的以资源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知识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用包括规模经济、递增回报、垄断竞争和技术动态变化等因素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

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首先始于林德的差异产品的偏好相似理论。他认为消费者对垂直差异产品的不同偏好是引起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用水平差性产品和消费者的偏好需求特征解释产业内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通过进一步研究,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引入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出了包含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至此,以产品差异理论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本成熟。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贸易产生的动力。同时,规模经济理论和产品差异理论暗含即使在不存在技术水平差异和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贸易，解释了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继续迅猛发展,不仅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而且发达国家同新兴工业国间的产业内贸易也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以创新、开放和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和经济规模扩大。首先，从产品差异理论角度考虑，商品的水平和垂直差异――即商品品种和质量高低主要受生产技术、知识、设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产品差异是由各国生产商品的知识、技术差别决定。因此，表面上表现为品种差异或质量差异的产业内贸易的核心是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差异。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到来，各国普遍增加R&D投入，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各国知识、技术含量越来越不同，导致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一方面，知识的外溢和技术转移、国家之间类似的相当水平的R&D开支和技术模仿过程，使产品水平差异不断扩大，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商品的差异化创新很容易引起产品质量上的区别，而导致垂直性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其次，以开放性、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来临打破了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间的矛盾，为各国进行差异产品的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①。相似产品种类越多，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小，产品成本和价格越高，二者中任何一种效益的增加必然以牺牲另一种效益为代价。在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范围内，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必然加深了经济全球化程度，为各国的规模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知识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理论时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1]内部规模经济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其所在行业规模；外部规模经济则是外部经济性，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划分对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1.规模收益递增与国际贸易理论

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基础，替代古典贸易理论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条件，更现实地解释了发生在资源、技术、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指出国际贸易的动力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核心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知识经济时期，一方面知识、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极大地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虽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性，但是知识自身的低成本可复制性，使其较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利润垄断能力。

2.外部性与国际贸易理论

外部性包括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同内部规模效应一样，外部规模效应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外部性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企业的贸易优势不在于绝对要素优势差异，而在于某行业某时点的发展规模。当存在外部经济且其他条件相同时，大规模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具有形成行业规模的优势。这种行业优势有利于技术、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经济利益。知识经济时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各国贸易的影响。知识溢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积累和干中学缩小了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同发达国家间开展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外溢成为推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竞争、创新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三、知识经济与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一种，在目前国际贸易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垄断竞争主要用来说明贸易是如何解决各国面临的规模与种类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厂商数目和它们的定价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在较大的市场中通常有较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有更大的销售量，消费者还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丰富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任何国内市场都要大的世界市场。

垄断竞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结合的产物。首先，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相互作用。产品差异使一个厂商在确定它的产品价格时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但它不可能完全垄断，因为总是存在其它功能相同的替代品同它竞争，产品差异化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同时，一国消费者因收入水平和偏好对差异产品有不同需要，垄断竞争恰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化和多样化；其次，产品差异化又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厂商为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优势只能生产差异化产品。而垄断厂商在进行差异生产时，总是尽量使其产品差异化更多的反映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生活方式和特征，以便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创造贸易优势。

垄断竞争理论实质上还是利用规模经济而引致价格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这同传统经济理论是一致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成本的决定作用，认为低成本是扩大国际贸易的有力手段，即成本高就缺乏竞争优势，成本低就具有竞争优势。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再满足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引致的低成本所形成的暂时性垄断竞争,而是依靠长期知识领先而表现在商品质量、品种上对消费者形成的持续购买欲望和声誉的垄断。这种声誉优势并非短期内形成，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垄断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不仅仅是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丰缺形成，而是越来越靠知识、技术的结合而产生的“明星效应”对消费者形成吸引力而形成的。

四、知识经济与产品周期学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弗农第一次提出产品具有诞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新产品阶段是指创新国发明制造了该产品，并且垄断了这个产品的世界市场；产品成熟阶段指新产品的样型和性能都已经稳定，竞争优势由技术密集型国家向资本密集型国家转移；产品标准化阶段是指产品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生产技术广为扩散，变得普遍、简单，竞争优势由资本密集国家向劳动密集国家转移，因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生产，最后这些国家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接着，美国学者威尔斯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学说。他把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细分为两个阶段：模仿国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创新国产品进行竞争的时期和在创新国开始了进口竞争时期。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产品周期论。这个理论包括：第一阶段是创新国对某一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第二阶段是其他发达国家生产者开始生产这种新产品时期；第三阶段是外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再创新国开始进口竞争时期。

不难看出，产品周期学说是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演变。这一理论是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一大贡献。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周期理论日益显得陈旧。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全球传播，使产品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甚至消失。大量资料证明，在20世纪头十年，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约为40年，到30年代降为25年，50年代约为15年，70年代又缩减到8～9年，80年代是3～5年，而到2000年仅不到12个月，特别是IT产业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周期仅仅3～6个月，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莱斯特•瑟罗所说：“所谓‘产品周期’已不复存在。” 他认为“反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有兴趣运用他们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一样快。拥有专利的新产品技术未必在它的产地被使用，也未必是资助该技术的人在使用”[2]；其次，国际贸易的载体――跨国公司逐渐形成“双层网”结构，大大减少了技术的转移。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母公司是中枢神经，是技术创新的发生地。母公司同国外子公司之间是具有向心力的“网”，即国外子公司以母公司为核心，接受母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技术转移。这就是弗农产品周期论的雏形和理论来源。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受知识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由“向心力”形成的内部网的作用逐渐削弱，而由“离心力”构成的外部网却不断得到加强。所谓外部网是相对于内部网而言，指子公司不再完全依赖母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产品，同东道国其他企业合作，形成外部“局域网”。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外部“局域网”的集中地。当前，IBM、SUN、宝洁、杜邦、联合利华、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立、松下、诺和诺得、罗克威尔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百余所研究机构或实验室。这种内部网和外部网并存、共生就形成了典型“双层网”现象。很明显，“双层网”必将大大减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技术和创新产品的转移。“双层网”是跨国公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以加速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建立全球的新网络、进行全球技术开发的策略的结果。

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解释

伴随知识经济的临近和产业内贸易继续蓬勃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大，新的贸易问题不断被提出。美国和日本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美国出口反映了个人智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软件产品和金融服务，而日本在生产精密制造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汽车和高质量的电子产品；在具有同样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的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意大利的国际竞争力在于家具、服务设计等依靠少数杰出人物智慧的部门，而德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方面，出口客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国际贸易新理论只解释了技术水平相近，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并没有解释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历史和偶然因素决定，没有深刻探讨其背后的经济规律。

格罗斯曼和麦吉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建立在技术的不同性质上[3]。他们认为技术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力资源分工以及不同等级人力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各国不同的生产优势。技术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Super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这种技术符合“O――圆圈生产函数”，即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连续的，任何一道工序的失败或质量差异，都会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这就决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必须是互补的②。精密机械多要求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另一类是符合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指一部门的出色完成，会减少其他部门出色完成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是“高―低”模式，否则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高―低”模式有利于创新或技术难题的解决。因此尽管美国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的比率上相同，但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在其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属于“高―低”模式，更有利于表现个人创新，这两个国家分别在软件产业、金融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具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和德国采取互补的人力资源配置，更有利于精密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

[注 释]

①尤其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产品差异的扩大，必然减弱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的扩大，也必然影响产品差异化程度。

②“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是指较好地完成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将增加较好完成另一件任务的边际产品。详见 Gene M. 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 pp1255-1272.版，第26页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美]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 [M].海闻,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9.

[2][美]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

[3]Gene M.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1255-1273.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He Xiaoyin

（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篇7

关键词:规模经济;成本;MES;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82-06

一､引 言

亚当・斯密把分工看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这是规模经济思想的起源;马歇尔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布洛克提出以“组织的经济来代替报酬递增”;一些经济学家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把交易费用的节约看作是企业产生并存在规模经济的原因｡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在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及跨国公司的性质,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时,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J・施蒂格勒曾在其《规模经济》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理论是关于社会组织的经济理论关键部分,因为它是每个关于市场组织､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作用(及其变化过程)问题的基础｡”[1]我国学者的大量研究集中在规模经济现状分析,指出我国产业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生产要素过于分散,缺乏规模经济;针对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提出通过企业集团化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出通过企业重组和并购来实现规模经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规模经济｡也有不少学者从技术进步角度探讨规模经济问题,或者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研究,认为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也有人用一种思维逻辑来思考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科学性问题;还有学者就如何实现企业规模的高质量快速增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深刻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关于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是一个空白｡因此,本文拟从源头上梳理“规模经济”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回顾理论界追寻规模经济的探索特别是有关MES的研究成果,着重探讨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以便为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规模理论寻求和获得竞争优势提供借鉴作用｡

二､规模经济的概念形成与发展

规模经济理论实际上源自人们对生产成本的分析｡[2]英国学者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在他们合著的《汽车工业》一书中,对汽车工业的规模经济进行了实际研究,并描绘了汽车工厂生产线的长期平均费用曲线图,这就是著名的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也称规模经济曲线(见图1)｡

根据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对汽车生产线长期平均费用所作的分析,某一种车型的生产批量同成本的关系如下:当年产量由1千辆增加到5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40%;由5万辆增加到1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15%;由10万辆增加到2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10%;由20万辆增加到4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5%｡当年产量超过40万辆时,成本下降的幅度十分微小,在达到年产100万辆后,再加大批量就不再有规模经济了｡

资料来源:转引自孙庆广:《奔向成功/现代企业经营战略透视》,企业管理出版社,第148页｡

图1 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2]

上述这种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生产的单位成本逐渐下降､收益逐渐上升的现象叫规模经济,或叫规模报酬递增｡马歇尔指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则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3]｡”传统的规模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即单一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单个厂商规模的经济性及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4]｡

(一)单一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

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是规模经济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最初主要来自于劳动分工和协作｡由于分工和协作,每个生产者可以提高同一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产品规模的经济性是商品经济社会中最早也是至今为止最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

(二)单个厂商规模的经济性

单个厂商规模的经济性,是指主要由生产函数或生产技术所决定的生产单一产品系列的工厂规模的合理性｡厂商规模的经济性可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表示,它描述了随着设备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在长期内,当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成比例地扩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赵全民: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规模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大,规模收益(指由规模变动所引起的产量变动)开始是递增的,但由于产量的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因而大于总成本增加的比例,故平均成本下降｡图2是工厂的长期和短期平均成本曲线｡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短期平均成本(即一定时期内,各种设备和技术条件相对稳定不变时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其最低点的产量就是工厂的最佳规模｡

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是更高一级的规模经济,它是指现代企业组织所具有的多单位企业的经济性｡钱德勒认为,现代企业组织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所管理的企业”[5],“它将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分配过程有机地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因而其具备多种经济功能,能在多个不同的地区经营多种系列的产品,从而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企业组织之间的结合导致了大量市场交易的内部化,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

(2)企业组织规模经营可以产生大量销售效益,因集中销售而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广告费用､销售费用降低｡

(3)企业组织规模经营可以使单位产品分摊的研究开发费用降低,从而具有更大的研究开发实力和效率｡

(4)企业组织规模经营还可以因原材料的大量采购､信息的集中收集和处理､会计业务的部门化､商品品质的标准化､谈判的程序化和合同的标准化以及资金的集中､风险的分散等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三､最小有效规模(MES)的研究

根据研究,长期成本曲线变化有两种情况:

一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平均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当单位产品成本下降到最低点时,相应的生产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时,如果再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就不再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而是开始升高｡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在这种曲线里,只有一个产出规模能使单位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称为“最佳规模点”｡

二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当下降到某一点时,平均成本既不再显著降低也并不大幅度升高,这种曲线叫做L型长期成本曲线｡对应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开始变缓的生产规模,就是最小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简称MES )｡斯蒂格勒(1958)在《规模经济》一文讨论厂商的最佳规模时指出:如果一个产业的诸厂商使用完全相同的资源,那么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中只有唯一最低点,即只有一种产出规模是经济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诸厂商拥有的资源质量不同,使用不同资源的厂商若规模相同,则效率会不同｡而相同的效率可以在不同规模中达到,所以相异的规模可能同样是经济的,即平均成本是一条底部平坦的曲线｡同时,他首创“生存技术法”来确定最佳规模,企业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他用生存技术考察了美国制造业的情况,发现最佳规模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领域,即多种不同规模都是最佳的｡T・萨文(T. Saving,1961)运用生存技术对美国制造业所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研究支持了施蒂格勒的结论｡

(一)确定MES的基本方法

会计法和工程法的主要区别是确定费用曲线的数据来源与方法不同,会计法主要根据不同规模企业的成本(横断面数据)或同一企业不同时期不同规模时的成本(纵切面数据),或将两类数据结合,绘出规模成本曲线｡

工程法又叫技术定额法｡它不直接采用财务数据,而是在设定的产出和原材料前提下(如规定产量､品种等,规定矿石金属含量),根据基本的设备系数(如高炉数量､容积,机床型号､数量等)､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节拍､切削参数)以及标准的技术费用定额(如年标准工作日和工人单位时间工资､设备单位时间折旧和能耗､材耗等)来确定规模费用曲线｡

有了规模成本曲线,就可以根据边际成本最小或成本规模变化率最小的准则确定MES｡确定的方法有三种:根据函数解析计算求解､根据边际成本和误差判断确定MES及通过方案比较确定MES｡

适者生存法(Survivor Technique)是美国学者施蒂格勒提出的｡该方法的立论依据是由于实际费用的不确定(如因能源突然发生危机,出现新技术等)及计算方法的主观性和市场机会的不确定性等原因,计算确定MES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应根据竞争的优胜劣汰,通过观察市场确定经济规模｡施蒂格勒提出的具体方法先计算不同时点产业各规模层企业附加价值占全产业附加价值的比重,而后计算这一比重的增大指数 ｡其中,Vaij是j产业中位居i规模层企业的附加价值比重, 为基准时点,t为后来时点;增长指数最高的规模层对应这个产业的经济规模｡

(二)基本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会计法的主要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且成本是一种综合指标,能综合反映企业的规模经济性特点,当样本量较大时,或对企业成本进行了合理分析时,能提高所得结果的可靠性｡缺点是适用会计法时,规模往往指实际产量,因而相应的成本往往受许多与规模经济性无关的因素影响,可能歪曲真实的规模经济效益｡

工程法突出的优点是比较准确,能够根据工艺或工厂系统的技术能力,较真实地反映技术的规模经济性本质,能够避免会计法无法避免的无关因素的影响｡主要缺点是要求分析者熟悉工程技术,且计算比较复杂｡此外,设定条件如产品结构､费用定额的确定可因专家经历背景相异､使用标准不很统一而不同｡

适者生存法与前两种方法的差别是原理性的,其突出优点有两条:一是它考虑了各种难以计量的费用和效率,符合市场竞争出效益的商品经济规律;二是方法较简便,需要的数据只是每个规模等级的工厂数目和市场占有率｡主要不足是:在垄断行业不适用;观察时间短的结论不可靠;混淆规模的外部经济性和内部经济性,无法得到规模成本曲线,因而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分析无法进行｡

四､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研究

(一)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一

导致成本随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的机制有两种,一是由于设备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设备折旧分摊,二是由于规模扩大带来了其他生产环节采用新技术或进行技术革新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这两种机制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不同表现[7]｡由于设备能力只能阶跃式的上升,因此,可以说规模经济的真正含义是技术能级的跃迁｡规模投入必定要引发技术能级跃迁,才能创造出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也就构成了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1)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支撑力量,物化在物质生产力的各要素之中,促使生产函数变化或创立新的生产函数,推进规模经济发展｡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成长型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生产力在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两方面都带来巨大变化,带动企业规模的扩张和效益的优化｡技术创新引致企业组织规模创新,规模经济便得到更有效发展｡

(2)对于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形成企业核心技术充满生机的技术群体,从而获得持续的新产品研制与开发能力,并转化为强大的进入市场和开拓市场的力量,开发出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市场规模｡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品开发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基本内容｡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一方面可以改造传统产品的性能,改善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传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可以开发出新产品,主动引导消费需求,开拓新产品市场,并依靠核心技术优势迅速抢占成长中的市场｡

(3)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核心企业可以凭借技术纽带与其他企业进行联合,迅速地实现规模扩张｡一般来说,每一产业或每种产品都存在某种关键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一旦取得了这种关键技术,便可以在企业家的推动下,采取各种形式开拓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生产方向,从而提高生产同类产品企业和在技术上前后衔接企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使这些企业联合成为规模巨大的集团企业,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4)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引起物质生产技术基础变化的同时,推动劳动素质的提高,促使人力资本的形成,为规模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技术创新引起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比例发生变化,提高脑力因素的相对作用,促进劳动力向智能化发展;促使劳动力掌握新技术的速率加快,知识更新周期缩短;技术创新还能使劳动力适应多种职业的技术要求,向“一专多能”的能力结构发展｡这样,技术创新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的形成;后者反过来又推动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从而为规模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5)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引起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推动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企业组织规模的创新,更有效地推动企业组织规模创新的扩张｡(二)组织和管理规模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二

企业规模扩大以后,通过合理的组织结构把各种分散､无序的资源协调起来,统一有序地生产经营,产生1+1>2的合力效果[8]｡提高管理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管理效益和节省人员;市场交易内部化,节省交易成本;把一些生产经营环节结合在一个企业内部,节省能源与运输成本,减少寻价成本等等,都是企业通过组织和管理而获得规模效益的途径和方法｡

无形资产的规模效益,正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重视｡无形资产是企业声誉､权力和优越条件的总和｡它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与长盛不衰的源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纷纷采取减少有形投资､增加以技术转让为主要手段的非股本生产合作,通过生产特许协议､生产许可证协议､商标转让等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而由商标､品牌､专利､商业秘密､专营特许权､商誉等组成的无形资产,具有无限规模收益递增性｡它主要表现在:

(1)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增值性｡有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有形磨损,使其价值下降;无形资产一旦形成和投入使用,它本身会产生累积效应,不但不会因使用而发生磨损,而且越使用频繁,其自身价值也就越高｡

(2)优越的无形资产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名牌产品在到达新市场之前已为消费者接受和认可,由于品牌效应和质量优势,其市场占有率往往高于同类其它产品｡(3)无形资产本身作为一种资本可以直接交易､直接投资而获取高额利润｡无形资产规模报酬递增可用图3表示:

(三)市场规模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三

1.品牌效益｡一般来讲,人们认为品牌代表了商品的品质,有了品牌的帮助,顾客购买时就不必太费力气｡无论是生产企业､经销商,还是消费者,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品牌的作用｡企业规模巨大,使用单一家族品牌甚至所有产品使用同一品牌,在广告､促销等方面能够节省大量费用;也能够迅速赢得用户,扩大各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见品牌可以产生规模效益｡而且,企业可以用自己的品牌和其它品牌组成协作联盟,产生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规模效应｡通过品牌联合,广告和促销可以获得增值效应[9]｡品牌联合对于一个需要宣传产品品质的品牌有双重作用｡如果产品上有一个品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产品的品质,那么再加上一个品牌就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当某个品牌单独出现不太能说明问题时,联合品牌可以更好地表明品质｡当人们对产品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品质有疑问时,如经历型产品,用联合品牌可以让人们对产品的真实品质感到放心｡

2.价值创新,促进规模效益｡

先来考察Accor的案例[10],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的经济型旅馆业正经受着滞胀和能力过剩的困扰｡

当时,在经济型旅馆业有两个不同的细分市场｡一是由无星和一星级旅馆组成,房间平均价格为60～90法国法郎,顾客来这里是因为价格低廉;二是二星级旅馆,房间平均价格为200法郎,通过提供比无星和一星较好的睡眠环境而吸引顾客｡顾客希望得到与其支付等价的享受,或是支付较多,得到象样的晚间睡眠;或是支付较少,忍受不好的床铺或噪音｡

ACCOR 经理人员从鉴别所有经济型旅馆业无星､一星和二星的顾客需要入手,集中于那些广泛共享的需要,ACCOR的经理人员看到了克服行业所迫使顾客所做主要妥协的机会｡他们询问自己如下四个问题 :

(1)我们的行业认为想当然的因素中哪些应该被剔除｡(2)哪些因素应当降低到行业标准以下｡(3)哪些因素应当提升到行业标准以上｡(4)应该创造哪些行业尚未提供的因素｡第一个问题迫使经理人员思考公司据以展开竞争的因素是否真的向消费者传递价值,那些被认为想当然的因素,可能没有价值甚至毁损价值｡第二个问题迫使经理人员检讨,为了在竞赛中与竞争对手相匹敌和击败竞争者所做的那些产品和服务设计是否过了头｡第三个问题使得经理人员去揭示和剔除其行业迫使顾客所做的妥协｡第四个问题有助于经理人员打破行业已建立的界限去发现全新的消费者价值源泉｡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ACCOR形成了旅馆的新概念,这就导致了“一级方程式”的推出｡首先,公司剔除了诸如昂贵的餐厅和吸引人的起居室等标准旅馆特性,ACCOR承认虽然会丧失一些顾客,但多数人没有这些也一样会来｡

其次,ACCOR 的经理人员相信经济型旅馆业在其它方面也向顾客提供了过多的服务｡ 理所当然,“一级方程式”要予以剔除,接待员仅在登记､结账高峰时才有,其它时间里顾客使用一个自动的讲述机(TELLER );旅馆的房间很小,仅仅配备了床和必不可少的用品没有信笺､办公室和装饰品,没有壁橱和梳妆台,只有一些架子和房间角落的挂衣杆｡房间本身是由在工厂生产的标准组件构成,从而具备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便于质量控制,隔音良好｡

“一级方程式”为ACCOR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优势,公司削减了建筑一个房间平均成本的一半,其人事费用也从行业平均水平销售额的25%～35%下降到20%～23%,这些成本节约使得ACCOR把顾客最重视的特性提高到超出法国二星级旅馆的平均水平以上,但价格却仅仅略高于一星级旅馆｡

顾客对于ACCOR的价值创新给予了回报｡公司不仅获得了法国大量经济型旅馆业的顾客,而且还扩大了市场空间｡从原来在车上睡眠的卡车司机到需要几小时休息的商人,新的顾客已被吸引到经济型旅馆这一类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统计表明,“一级方程式”在法国的市场份额比离它最近的5个最大竞争者的总和还要多｡

资料来源:《Value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High Growth 》,HBR,1997,JanFeb.

ACCOR 偏离其行业常规逻辑的程度,可以在我们所说的价值曲线,即用图形来描述一个公司在其行业所有的关键成功要素方面的相关绩效上看出｡根据竞争的常规逻辑,一个行业的价值曲线遵循一个基本的形状,竞争者试图通过多提供一点或少获得一点来改善顾客的价值,但绝大多数并不考虑改变曲线的形状｡

实际上,价值创新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空间得到拓展;意味着企业从竞争激烈的行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摆脱竞争者,为顾客提供适意的产品(服务)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经济效益)｡这无疑是一种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1]乔治・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2]孔庆广.奔向成功/现代企业经营战略透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F. M. 歇尔.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果[M].芝加哥:麦格纳里学院出版公司,1980.

[5]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陈小洪.规模经济初探[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89,(7).

[7]高波.规模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J].江苏社会科学,1995,(3).

[8]李巍巍,孙永广,施祖麟.企业组织､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机理的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1995,(1).

[9]Akshay R・ Rao, Robert W・Ruekert.品牌联合的威力[J].世界经理人文摘,1996,(3).

[10]W . Chan Kim,Renee Mauborgne.Value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High Growth[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1-2).

The Roo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Enterprises: Study on

Economyof Scal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ZHAO Quanmi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Economy of Scale. And Scale i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single product, single manufacturer and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is differentiated. The paper also briefly states the related study of MES and emphasizes that 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market are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which induce Economy of Scale. It is hopeful to help our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chie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y making full use of Scale.

篇8

（一）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推动工业结构转型。

（二）把握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坚持发挥优势、依靠科技、外向带动、突出重点原则，实现技术升级、规模升级、效益升级。

（三）把形成支柱产业作为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以重点企业和主导产品为龙头，以骨干项目为载体，着力培育、择优扶持优势产业。

（四）把发展规模经济作为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大力组建、完善企业集团，增强技术开发功能、市场开拓功能、资本营运功能和国际经营功能。

（五）把培育高新技术作为工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建立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发展一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战略产品，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步伐。

（六）把减债增资、减员增效作为调整工业结构的关键，推进企业兼并、破产，优化资本结构，建立减人增效机制。

内容：从江苏南通的实际看，经济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结构调整尤其是工业结构调整上，以结构调整促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推动整体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不仅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解决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的有效途径。

当前是调整工业结构的最好时机

其一，从工业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当前，南通市传统产业面临着市场竞争激烈、资金短缺、成本增加、工资增加以及负担加重的沉重压力；现行的产业结构是轻纺型，企业结构是中小型，产品结构是加工型，管理方式是粗放型。由此可见，一般性的结构调整已跟不上市场竞争的需要，一般性的转换经营机制已跟不上改革开放的需要，一般性的内部挖潜改造已跟不上发展规模经济的需要，必须实施战略性改组改造。

其二，从市场的发展层次来看，市场机制的形成，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按照经济规律，大凡在经济平稳增长时期，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得以充分暴露，企业出现两极分化。这说明，市场的力量已成为结构调整的客观动力。

其三，从世界工业发展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美元之间是工业结构转型时期，即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阶段。年，该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元，按照这一规律，南通工业正处于结构转型阶段。

把握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现阶段对工业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改造是深层次调整，必须着眼于整个地区和行业的全局。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存量资产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和重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整个工业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强整体优势和竞争实力。为此，该市的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把握条原则，抓住个升级，实现个目标。

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发挥优势原则。依托区位、港口、航运、淡水等比较优势，发展电力、船舶、冶金、石化、材料工业，实现重大项目基础上的结构重型化。依靠科技原则。发展支柱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结构高级化。外向带动原则。根据国内外市场多层次需要，大力引进国外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产品，提高工业产品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对应度，实现外向带动基础上的结构合理化。突出重点原则。发展支撑工业经济的大行业、大企业，形成工业经济的中流砥柱，实现在企业集团基础上的结构支柱化。

着重围绕技术升级、规模升级、效益升级的要求，实现个基本目标。即，支柱产业的主导产品形成明显优势，主导产品的年增长率为非主导产品的倍，支柱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左右；工业资产得到明显优化，优质资产扩张，劣质资产重组、转移、淘汰，工业资产增值率逐年递增个百分点，负债率逐年下降个百分点以上；工业技术贡献份额得到明显提高，达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递增个百分点以上；市场化经营机制基本建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能生能死的竞争局面；企业减员增效机制基本形成，形成职工能进能出的再就业环境。

形成支柱产业是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支柱产业是一个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支柱产业应当成为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内容。“八五”以来，该市的机械及汽车配套业、电子信息及电子元器件、

精细化工及制药、高档纺织及服装、新材料、船舶工业六个产业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经济规模、技术水平、综合实力的产业，并形成了一批竞争力强、市场覆盖面广的优势产品，涌现出一批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在全市工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年，六个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确定培育、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应以重点企业和主导产品为龙头，突出重点，择优扶强；以骨干项目为载体，增量资产带动存量优化；以加大财力、智力投入为手段，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到年，六大支柱产业的增加值要占全市的％以上，支柱产业的重点企业（集团）生产集中度达到％以上；技术进步对支柱产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以上；大中型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骨干企业水平。

发展规模经济是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近年来，该市已有工艺帽、衬市、钢球、集装箱、甲霜灵、数控机床、铝电解电容器等个产品进入全国销量前名，这为发展规模经济打下了基础。发展规模经济是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必须按照“生产集约化、资本规模化、技术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经营国际化”的要求，以竞争优势的企业和品牌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推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组建企业集团，培养单体“小巨人”。

大力组建、完善市级重点企业集团。从已建的企业集团或已创省级以上名牌产品、有明显市场、技术、人才优势的企业中选择家企业（集团），重点培育，加快发展，使之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其中有—家超过亿元。同时，从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主导产品具有明显优势的骨干企业中，培植一批单体“小巨人”。

加强企业集团功能建设。一要增加技术开发功能。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加大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力度，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二要增强市场开拓功能。建立企业市场部，从长远的战略高度，研究产品的市场定位、营销策略以及现代营销方式，及时调整生产 经营策略，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市场开拓的速度。三要增强资产营运功能。积极创造条件，进行资本经营，提高投融资能力。四要增强国际经营功能。在生产、贸易、资本等多元化经营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生产经营，为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

培育高新技术是工业结构调整的核心

工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促进技术升级，增加科技的贡献份额。没有高新技术的企业是不能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没有高新技术的经济结构是缺乏活力和动力的经济结构。培育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是优化工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加快沿江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南通区的建设。抓住江苏省全面启动沿江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契机，高起点建设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门新材料产业基地和海安水利高科技园，建立有利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建立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机制。同时建设好个技术中心、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个中试基地，组织实施项火炬、星火计划项目和成果推广项目，带动全市工业技术结构升级，形成整体优势。

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选择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产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生产规模大、市场前景广、带动作用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力求形成富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同时，努力培植海洋、环保个高新技术新兴产业。还要积极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按照“提升老企业、培育新企业、塑造大企业”的要求，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推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大力培育一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战略产品。全市着重抓好江苏江山公司、申海公司、中天公司等个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到年，其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抓好活性碳纤维、超细旦涤锦复合纤维、高纯无水溴化锂、莫索尼啶等个高科技战略产品，到年，其年销售收入达到亿元。

减债增资、减员增效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关键

当前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债务过重，富余人员过多，已成为工业结构调整中的难点问题。紧紧抓住机遇，优化资本结构，推进企业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工作，大力突破企业增资减债和分流人员两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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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渔港

传统的渔港，依托码头满足渔轮进港卸货、补给、修整、出海捕捞生产，单一渔轮生产性功能，同时设施不健全，规模普遍偏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不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单一生产性功能的传统渔港被拆迁的案例时有发生，对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产业人员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2 中心渔港

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心渔港概念，并在全国主要沿海城市布局。中心渔港由传统的单一性功能向多元综合性功能的发展，在传统渔港功能基础上增加鱼货交易、活鱼暂养交易、深度加工、休闲渔业等功能。使中心渔港汇集了三个产业，形成集海上渔轮捕捞回港卸货、生产补给、修整维护、安全避风、活鱼暂养、产品仓储与交易、物流配送、休闲渔业、旅游餐饮等为一体产业集群平台，引领产业链延伸的相关产业集聚，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形成渔业产业经济圈。

3 中心渔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着力于中心渔港建设 针对传统渔港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的现状，为加强中心渔港促进渔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我国的渔港建设应该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对于构建渔业产业化平台、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渔业产业发展和渔业产业集群经济效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加大对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基础功能;拓展渔港功能的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发挥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即以中心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渔业产业链为依托，集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物流配送和深度加工、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链延伸企业的集聚，拉动渔业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3.2 中心渔港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中心渔港已发展为多元化的产业聚集，是集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生产，补给与避风相结合，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渔港。其建设不是单一渔业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交通、物流、旅游等，多行业、多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工程。因此在中心渔港建设中，必须发挥中心渔港的带动效应，宏观调控，加强多主体的沟通协作，使中心渔港的建设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建设配套体系融为一体，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融合、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统一。

3.3 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发展 中心渔港的建设，除了应该完善其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相协同，以此来提供给渔业生产更全面的服务保障;还必须注重对其经济功能的强化，加速渔港经济的发展。中心渔港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渔业经济和渔港发展的必然;是渔业产业人员从事渔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涵盖渔业的一、二、三产业，涉及交通、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集合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要把中心渔港建成以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功能区。如：新兴建设中的天津中心渔港，将成为地区的地标、渔业产业经济的标杆，它所带来的产业经济集群效应在推动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经济的繁荣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渔港经济发展：一是以港兴渔。以中心渔港的建设为依托，加速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以港兴业。以中心渔港为依托，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运输、渔机修造、渔船、餐饮旅馆、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三是以港兴城。合理利用港区周围的土地资源，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群众性渔港的渔民逐步转到中心渔港港区并逐步向城镇转移，解决转产渔民的再创业、就业问题，从而加速渔区城镇化进程。

3.4 规划的文化性 在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外，还要注重打造文化港口的观念，让文化在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港口的建设的特色化和个性化能进一步促进渔港的建设和渔港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在中心渔港建设过程中，融入我国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将其发扬光大，将成为国内渔港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3.5 规划的生态性 生态渔港是渔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题，在渔港规划设计上，必须遵循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注重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生态导向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规划中心渔港建设。

4 中心渔港的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实际上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运营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运营组织方式，是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中心渔港产业集群中涉及如下行业的企业：

捕捞业的渔具、设施、船舶制造与航修;渔获物的交易、物流配送、保鲜、等;养殖业的种苗，饲料、药业、物流等;加工业的加工保鲜技术、生物技术、包装业、仓储、物流配送;休闲渔业的旅游观光、餐饮业、购物，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物流、旅游等领域的行业。中心渔港的建设奠定了渔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渔业产业及产业链延伸相关企业入驻集聚运营，促进运营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促进集群内部资源整合，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在集群中的主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临近性，中心点是渔港，其余集群内的各主体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集群内的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为各个企业所共享;集群内的科研机构、组织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汇集的优势使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

4.1 规模经济效应 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的集聚效应，聚集着大量相关且专业化的企业，同时吸引着产业链延伸的关联企业集聚，集聚的发展又产生了扩散效应，促进企业间运营的交流和传播，由此又推动了企业的入住经营。如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在进行了自我完善合理布局之后，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又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向该集群集聚，伴随着关联企业的集聚，促使行业企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双向关联关系;同时，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更加重视运营、技术的创新，以此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带动产业链中其余相关环节的生产、运营。产品市场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资本市场的资金运作更加灵活，企业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成本更加低廉，集群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也会有显著提高等。在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内部，规模经济日趋合理、完善。专业化的生产、运营与专业化的分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4.2 竞争效应 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主体，分享细化分工而带来的高效率，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核心骨干企业在集群内部获得资源高效整合平台与空间;创新能力高、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核心骨干企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利于集群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特性进行相互比较，形成了一定的标准，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竞争效应。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或者通过提高本企业产品与其他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产品的制定往往是依据市场需求，即用户接受程度而来;而同类企业面对的用户往往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同类企业中获得市场认可，就必须生产出差异性产品。另外，经济集群的形成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速的在众多产品中的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品激励着企业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建了竞争的平台与空间，由此带来提升竞争效应，为集群中各个主体提供创新的条件，促进其发展。

4.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渔业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离不开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渔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涉及种苗培育、水产品深度加工、海洋生物制药、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和细化分工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衍生新企业，从而带来集群结构优化效应;对于规模小、低水平生产与运营、结构简单布局不合理的主体，推动其转型升级或淘汰;促使集群的各个主体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生产与运营能力和水平、提高产业资金量和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甚至更大跨度、更多范围整合产业资源，使产业链延伸更长。以中心渔港为平台，以渔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延伸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产业集群企业的集聚、市场的需求促成专业市场和服务型行业的形成。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使渔业结构低附加值区提升到高附加值区，从单一化的渔业运营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性运营;另一方面，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渔业的经营利润和经营方式，传统渔港以扩大规模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变为以提高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主导的集约型运营。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合理。

由上所述，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而易见，集群效应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扩大，产业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引导企业规模、效益扩大及渔业产业经济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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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AFTA；FDI；内生增长；技术溢出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1―0048―07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吸引更多的FDI，并以此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区域贸易协定是否能促进FDI流入?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Pain and Landsbury(1996)的经验研究显示，区域贸易协定并不一定会促进FDI的流入。但MacDmott(2007)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实证研究显示，NAFTA的建立促进了该区域的FDI流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但与其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相关，也与其技术进步有密切的联系。封闭经济中，一国自身的技术创新与其研发投入正相关。而在开放经济中则与知识和技术的跨国扩散紧密相关。在开放经济中，国际资本能以资本形态和技术形态在国际间流动配置。作为资本形态的FDI通常在国际生产投资领域与技术、信息、管理制度、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及“干中学”效应相伴随，并产生东道国因技术创新和模仿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Lucas，1988；Young，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oe and Helpman，1995；Rivera-Batis and Romer，1991)。作为技术形态的FDI在国际生产投资领域中，通过直接的技术转移增加东道国的知识资本存量，促进东道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Romer，1993)。但是，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则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有关(Keller，1998)。同样，部分经验研究支持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效应(如Bende-Nabende and Ford，1998；Borensztein et al.，1995等)，而部分经验研究结果则显示FDI的增长效应并不显著甚至为负(如UNCTAD，1999)。

中国―东盟FTA(CAFTA)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东盟是近年来FDI流入的热点地区。那么CAFTA的建立是否促进了该区域整体的FDI流入?FDI的流入是否促进了该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促进FDI的流入效应和FDI的增长效应在区域内不同成员间相同吗?本文主要关注以上几个问题，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予以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我们以UNTCMD(1992)的模型为基础并进行扩展，该模型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假定经济增长是FDI、就业人数、人力资本、技术扩散、国际贸易和“干中学”等变量的函数，其线性形式为：

Grt=α0+α1FDIt+α2HCt+α3LFt+α4TTt+α5ITt+α6LDt+μt　(1)

其中，Gr为GDP增长率；FDI为外国直接投资；HC为人力资本；LF为劳动力；TT为技术转移；IT为国际贸易；LD为“千中学”；μ为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我们新引入一个外生的虚拟变量FTA(取值为0或1)，并将式(1)中的所有解释变量都视为内生变量，构造了由6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回归模型。我们在表1总结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之间预期的影响方向，回归模型中的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及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ADB)。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机械设备进口额、年度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年度制造业增加值、年度GDP、政府在经济服务方面的开支、年度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等变量值均换算成2000年不变价格美元表示。为防止序列存在单位根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我们首先对各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除Gr外，其他变量序列大部分为I(1)过程，我们将各I(1)过程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以消除序列单位根问题。我们首先使用所归结的数据构造一个面板数据集合，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CAFTA的经济增长效应和FDI吸引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我们考虑了CAFTA成员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及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选择使用CAFTA各成员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CAFTA对不同成员的经济增长及FDI流入的效应。在回归方法上，我们首先对结构方程进行OLS回归和3SLS回归，并利用Wald检验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以简化结构方程中的变量数目，克服结构方程自由度过小的缺陷。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与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增长方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我们预期的符号一致，其中FDI、HC、IT、TT、LF及LD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即它们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但它们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其中技术转移(TT)对GDP的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缺乏显著性；外国直接投资(FDI)对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5％显著性水平)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HC)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仅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对外贸易(IT)和“干中学(L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在我们的研究期间(1991―2006)，CAFTA成员(中国―东盟5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就业人数的增加、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干中学”等因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技术转移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缺乏显著性，这可能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保护及对先进技术控制措施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关系。

从FDI流入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看，决定CAFTA成员吸引FDI流入的因素中，成员的

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数量、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基础设施情况、自由化程度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等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但是，成员的人力资本数量和区域贸易协定(CAFTA)对成员吸引FDI流入的作用缺乏显著性。这一回归结果表明，FDI更倾向于流入经济迅速成长的国家(地区)，同时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大小、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跨国公司的FDI投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CAFTA)对该区域成员FDI的吸引具有正效应，但回归结果显示，这一效应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吸引FDI的决定因素中，成员的经济增长情况、开放程度、国内市场规模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仍是吸引FDI流入主要因素，而FTA则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看，我们发现：FDI对CAFTA成员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FDI对成员的劳动力就业增长、出口贸易和“干中学”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我们也发现，CAFTA成员并未从FDI的流入中获得显著的技术转移效应，这与我们的增长方程回归结果相似，即CAFTA成员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转移因素并不具有显著的效应，同时FDI也未给成员国带来显著的技术转移效应。这也与前期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即我们研究的样本成员的经济增长中FDI的技术转移效应不显著。

由于CAFTA成员在各自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上的差别较大，经济增长和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上具有不同的特征。以下，我们就CAFTA各成员分国别进行分析，以进一步研究其在经济增长与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的具体特征。

(二)分国别回归结果与分析

分国别增长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技术转移(TT)对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这表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能够使得这些国家发展其促进技术进步的资源基础，进而提高其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与新技术的扩散速度。相反，技术转移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经济增长方程中缺乏显著性，部分说明了其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所导致的新技术吸收能力较为低下以及新技术扩散缓慢的现实。同时，我们发现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从技术转移中所获得的利益越大，这与其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强以及新技术扩散速度快具有明显的关系。

增长回归方程中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劳动力(LF)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这与这3个国家具有大量受过比较良好训练的熟练劳动力有关。同样，印尼的增长回归方程中劳动力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10％显著性水平)，这与其具有较多的半熟练劳动力要素相联系。相反，菲律宾和泰国的增长回归方程中劳动力变量不具有显著性，这与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较少以及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缺乏有关。因此，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国的生产率提高进而在其长期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我们可以从增长方程的回归系数中看到，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作用越弱，这意味着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回报具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增长方程中学习效应回归系数缺乏显著性，这可能与这3个国家大量生产行为集中于简单装配生产相联系。因为这些简单装配型生产活动很难获得技术、知识溢出的外部效应所带来的利益。相反，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已经采取措施以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水平。同时，其丰富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要素使得其能够更快地吸收新的技术与知识。因此，其劳动力在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多的知识、技术溢出的利益，提高了其生产效率并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增长。

回归方程中FDI变量对各国(除泰国外)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各国的经济增长方程中FDI的效应大小具有相当的区别。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FDI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要弱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泰国的增长回归方程中，FDI对其经济增长虽然具有正的效应，但其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与90年代进入泰国的FDI投向的领域有关。大量的FDI投向了泰国的不动产领域而没有进入到制造业领域，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技术、知识溢出，这可能是FDI对泰国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的原因所在。

国际贸易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但缺乏显著性)，这与这两个国家主要出口石油等资源产品，并将出口收入大量投入到低效率的公共部门有关(world Bank，1995)。菲律宾的出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虽然具有正效应，但缺乏显著性。而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则表现出其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中国、新加坡和泰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其国内资源重新配置、专业化生产以及规模经济等所带来的利益。

我们注意到，人力资本(HC)对样本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效应，但其中只有马来西亚的增长回归方程中HC的系数具有显著性。这可能与我们度量人力资本的指标设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以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但这一指标忽略了工人的技能培训以及全职教育课程等方面的作用)。

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自由化程度对样本中所有国家(除马来西亚和泰国外)的FDI流入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是一国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回归结果看，样本中所有国家的FDI回归方程的基础设施(IF)变量系数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从国内市场规模来看，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与印尼的国内市场规模对其吸引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效应，而其他东盟4国则具有正的效应，但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与衡量一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指标设定有一定的关系，如在使用GDP作为国内市场规模指标时，同时也应该考虑其人口规模，不同的指标衡量结果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别。

印尼的FDI流入回归方程中人力资本(Hc)回归系数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与印尼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以及其产出大多为非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关。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人力资本则对其FDI的吸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菲律宾在人力资本变量回归系数上缺乏显著性则可能与其投资环境缺乏稳定性具有间接的联系。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样本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Rodrik(1999)的结论一致，即FDI倾向于流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

虚拟变量CAFTA的回归系数显示，CAFTA的建立对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印尼和菲律宾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CAFTA的建立使得更多的FDI流入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同时，在CAFTA区域成员间具有明显的争夺效应。发展水平较低的成员会因FDI的争夺而失去吸引更多FDI的机会。

FDI的溢出渠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回归结果看，FDI对CAFTA成员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是，印尼和菲律宾并没有从FDI的学习效应中获得显著的利益，印尼生产活动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的装配型的生产之上，从而难以获得较强的学习效应有关，但其劳动力就业效应显著。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则在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扩散、国际贸易及干中学等效应均具有显著性。

具体而言，FDI的劳动力的就业效应在中国和印尼具有显著性；通过人力资本渠道的溢出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具有显著性；FDI通过技术转移渠道的溢出效应在中国和新加坡具有显著性；而学习效应在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具有显著性。回归结果表明，FDI的溢出效应在CAFTA区域内主要通过技术转移、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3个渠道得以实现。

篇11

经济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已成为理论界共识，但较少有文献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效率的改善与技术进步路径能够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和改变土地的利用结构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抑制作用，技术效率的改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的提高、制定合理的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等途径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研究利用辽宁省14市市辖区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抑制城市用地扩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辽宁省14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每增加1%，有利于减少城市用地规模0.19%，技术进步状况每提升1%，能够抑制城市用地扩张0.27%，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经济增长质量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城市用地扩张起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沈阳经济区，研究结论与14市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对于沿海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对区域内的城市用地扩张并无抑制作用。城市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在辽宁省14市、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3个空间区域内对城市用地扩张都有显著的正影响。针对不同区域，基于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视角提出不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土地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用地扩张；辽宁省；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076-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2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成为近年来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土地利用变化形态。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为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有利于城市政府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城市政府通过实施低价土地政策招商引资，促进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但城市用地快速扩张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如影响社会安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破坏生物多样性，从而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用地扩张的时空过程、驱动力、生态环境效应、管控政策等方面，关于经济增长与城市用地扩张的研究也多从前者是后者的驱动力、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者的动态关系等视角展开。经济增长包括数量与质量二个方面，且经济增长质量日益受到重视，仅从数量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具有片面性。本研究从质量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对于深化理解二者的关系，制定新型城市用地扩张管控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理论界在经济增长、人口增加是城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如谈明洪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更能解释中国1984-2000年内城市用地的扩张[1]。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因素是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2]、辽宁省14市[3]、珠海市[4]、乌鲁木齐市[5]、天水市[6]等区域或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上述研究仅分析经济增长数量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机理。对江苏省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效率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或负影响[7]。技术进步对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综合指数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结构的正向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8]。第一类农业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土地利用强度增加，第二类农业技术进步（即土地承载力增加型技术进步）会减轻土地利

用强度[9]，二者的共同作用会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有利于控制城市用地的扩张[10]。此类研究从技术效率或技术进步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在影响机理方面的论证不够完善，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前述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运用辽宁省14市市辖区2001-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多个维度，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状况、生态环境代价、创新能力等内容[11]。钞小静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4个维度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12]。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指生产率、增加值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来源于投入要素的“量”与“质”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是“质”的部分，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13]。沈利生认为增加值率从总体上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是一个经济体增长质量的指标[14]。更多文献[15-17]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较为成熟，用其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因此，本研究选取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1.1 全要素生产率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

根据索洛模型，全要素生产率指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额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决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投入要素数量保持不变条件下，产出水平越高，或在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条件下，投入要素数量越少，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就越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大，相同产出仅需投入较少的生产要素，有利于节约投入生产过程的土地数量。

假设研究期内，经济体保持规模报酬不变，且技术进步不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则地区生产方程如下：

其次，分析模型2。虽然理论认为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抑制城市用地向外扩张，但14市的实证检验并不支持该结论。模型中，技术效率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正影

响，但这种影响即使在10%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抑制作用并非通过技术效率变化路径。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对城市用地扩

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推动城市用地向外扩张。

其次，分析模型7-9沿海经济带实证分析结果。模型7-9中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的正影响，且这种影响显著区别于14市平均水平，也区别于沈阳经济区的实证分析结果。区别在于：一方面，模型7-9中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均大于1，大于模型1-3（14市）与模型4-6（沈阳经济区）中城市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人口增长对沿海经济带的城市用地扩张作用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城市用地扩张弹性系数低于全省及沈阳经济区水平，以模型7为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3，城市产值每增长1%，推动城市用地扩张0.13%。

综上，对于辽宁省14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每增加1%，有利于减少城市用地规模0.19%，技术进步状况每提升1%，能够抑制城市用地扩张0.27%，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经济增长质量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城市用地扩张起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并不明显。对于沈阳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回归系数为-0.232 3，其绝对值略大于辽宁省14市模型中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技术进步状况每提升1%，有利于抑制城市用地扩张0.26%，技术效率指数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沈阳经济区内，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此研究结论与14市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对于沿海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均有负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对沿海经济带的城市用地扩张并无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二变量在辽宁省14市、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3个空间区域内对城市用地扩张都有显著的正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城市建设用地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理论上，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效率的改善与技术进步路径促进城市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即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有利于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和改变土地的利用结构对城市用地的扩张产生抑制作用，技术效率的改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的提高、制定合理的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等途径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

实证方面，辽宁省14市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沈阳经济区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对于沈阳经济区8城市而言，技术进步不仅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还能抑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因此，第一，该地区应制定和完善政策，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鼓励技术创新，积极实施技术引进；第二，该地区应充分利用经济区内高校与科研机构众多的优势，加强校府合作，减少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时间，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步伐；第三，该地区应积极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消除投资的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对于沿海经济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并没有影响，人口增加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力度较大。因此，第一，该地区应实施节地型的城市化战略，严格控制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第二，该地区应努力提高区域管理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规模效应，提升技术效率水平；第三，该地区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提升技术进步水平。

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解决的问题。首先，研究测算辽宁省14市经济增长质量时的指标选取不够完善，应选取资本服务量表征资本要素，但因缺乏相关统计数据，且估算困难，因此最终选取资本存量指标测度。理论界在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价格指数选取、投资流量指标选取、折旧率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导致研究结果迥异。其次，研究考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而技术效率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围绕这二变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展开。最后，实证研究仅选取辽宁省14市作为研究对象，结论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与土地利用的相关关系，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谈明洪，李秀彬，吕昌河.我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2003，23（5）：635-639.[Tan Minhong，Li Xiubin，Lu Changhe. An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China[J].Economic Geography，2003，23（5）： 635-639.]

[2]陈春，冯长春.中国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0）：72-78.[Chen Chun，Feng Changchun. Driving Forces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0，20（10）： 72-78.]

[14]沈利生，王恒.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J].经济研究，2006，（3）：59-66.[Shen Lisheng，Wang Heng. What Does It Mean That China’s Valueadded Rate Goes Dow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6，（3）：59-66.]

[15]沈坤荣，傅元海.外资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5-15.[Shen Kunrong，Fu Yuanhai.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 FDI on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A Test Based on China’s Regional Panel Dat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10，（11）：5-15.]

[16]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TFP贡献的考察[J].当代经济科学，2008，30（4）： 23-29，124-125.[Chao Xiaojing，Ren Baoping.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Contribution Ratio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2008，30（4）： 23-29，124-125.]

[17]刘丹鹤，唐诗磊，李杜.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析（1978-2007）[J].经济问题，2009，（3）：30-33.[Liu Danhe，Tang Shilei，Li Du. Technical Progress and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78-2007[J]. Economic Problems，2009，（3）： 30-33.]

[18]姜海，夏燕榕，曲福田.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8）： 4-8.[Jiang Hai，Xia Yanrong，Qu Futian. Study on Con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to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J]. China Land Sciences，2009，23（8）： 4-8.]

[19]张虹鸥，叶玉瑶，杨丽娟，等.广东30年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J].经济地理，2008，28（6）： 904-908. [Zhang Hongou，Ye Yuyao，Yang Lijuan，et al.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Guangdo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2008，28（6）： 904-908.]

[20]狄剑光，武康平.建设用地的扩张对我国非农经济增长贡献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3，32（3）：414-424. [Di Jianguang，Wu Kangping.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to China’s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2013，32（3）：414-424.]

[21]丰雷，魏丽，蒋妍.论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12）：4-10.[Feng Lei，Wei Li，Jiang Yan.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Land Ele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China Land Sciences，2008，22（12）： 4-10.]

[22]Fare R.，Grosskopf S， Norris M， et al.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 66-83.

[23]Farrell M J.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57，120（3）： 253-290.

篇12

关键词：浙江贸易发展；美国金融危机；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4-0012-10

2007～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引爆了全球性的经济灾难，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这场灾难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作为外贸大省之一的浙江，当然也在这场风波中遭受了较大冲击。2007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为176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1％；2008年进出口总额为211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3％。到了2009年，这一影响进一步加重，进出口总额只有187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1％。但从浙江省各个地市的情形来看，所受的影响程度却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省会杭州的下降幅度最大，为18.4％，宁波市下降10.4％，湖州市下降13.6％，绍兴市下降14％，嘉兴下降了13.3％。而温州和金华的进出口总额却只下降5.11％和2.22％。为什么同为浙江模式的10个地市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此外，危机之后，作为外贸强省的浙江从中将学到哪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呢?本文通过对浙江省10个地市近10年进出口总额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浙江各地市的出口贸易差异大多可以由当地经济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差异来解释，而较少由各地市吸引的外资数量的差异来解释。

一、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很多，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论》中把各种要素划分成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包括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波特认为，一个国家若同时具有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方面的优势，它就会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强者。否则，它就没有竞争力。此外，高级要素和基本要素相比对一国竞争优势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基本要素可以为一国提供一些初始的优势，但高级要素主要受个人在知识、技能、企业在生产以及政府公共投资的影响，因而通常能够强化一国在基本要素方面的优势。相反，若一国并不具有在基本要素方面的优势，但却可以通过高级要素方面的投资而强化其竞争优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理论在继承了以前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近年来，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规模经济的理论再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克鲁格曼指出，当两国或者两个地区在各方面都相同，而只是人口有区别的情况下，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实现规模生产所需最佳规模，因此产品价格更低，工人的薪水也会更高。从而更进一步吸引外来人口进入该地区，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促进该地区或国家的贸易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对外贸易发展因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大致分为两派：一个是研究国际环境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如吴长凤等(2000)收集了和我国大陆有贸易往来的1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对美元的间接汇率数据，利用计量模型研究了这些宏观因素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另一个是从国内的视角探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如谢昭琼(2002)从东西部对外贸易的差距出发，从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政策支持、资金状况、规模效应、运输条件、生态环境8个方面分析了导致东西部对外贸易差距的原因；白冰(2006)通过计量检验发现GDP、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个因素；连飞、李晓晨(2008)利用1983～2006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发现我国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是利用全国总体或者一个省份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这样，就很难看出一个省份内部有关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差异，因为即使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就是一个地理区位、国家财政支持、固定投资、吸引外资较为集中的地市，而像温州、金华等地市却是财政支持较弱，地理区域不好，对外资依赖程度不强的地市。因此，深入省份内部各地市，通过更加详细的面板数据分析，就可以寻找到一些更加有意义的分析结果。本文就是以我国对外贸易强省浙江为例，通过对浙江省10个地级以上城市近10年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来探索造成浙江对外贸易差异的原因，并间接寻找浙江应对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对外贸易健康发展之路。

二、浙江省10地市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浙江省10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总值(EX)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初始选定的影响因素有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总值(FIX)、实际利用外资额(FDI)、规模以上工业产值(IND)。

(1)地区生产总值。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较优势也越明显，出口能力也会较强。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会促进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国内生产乃是出口贸易的强大的工业后盾与产业支持。因此，将地区的GDP作为一个衡量对外贸易的解释变量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2)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外资对于我国外贸发展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短缺，大量外资的流入，弥补了这个缺口，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状况，使得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出口行业中得以显现，这在某种层面上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竞争力。但实际利用外资的作用并不宜给予过度重视。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代表，外资的作用到底将怎样影响浙江的对外贸易呢?这是本文分析的一个重点。

(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个地区固定资产的投资水平，是影响一个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固定投资水平越高，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就越健全，其交通运输、通信、邮电等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也就越发达，而这些正是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代表了该地的生产能力，因为产值越高则其出口能力就越强。同时，较高的工业产值还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从而提高对外贸易的水平。在此，选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来研究工业生产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中，地区生产总值度量了经济规模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实际利用外资度量了浙江各地市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固定资产投资则度量了地方政府对当地基础设

施、机器设备等的重视程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浙江各地市的国有企业比重。由于本文的重点乃是要阐述地方政府、外资、当地工业基础、经济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其他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要素禀赋等诸多因素不予考虑。

(二)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1997～2006年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温州、金华、衢州、台州及丽水10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5个变量的年度数据，来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局网站。

(三)计量前的预检验

为了准确地进行计量分析，必须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出现不真实的回归结论。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称为相同根的单位根检验，此方法假设面板数据界面序列有同样的单位根过程；第二类称为不同根的单位根检验，其假设是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

(1)相同单位根：对相同单位根检验，通常采用LLC检验，也就是采用ADF检验式形式。LLC检验的原假设为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均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备择假设为各截面数据均没有单位根。另外，对于相同单位根的检验我们还可以使用Breitung检验，但其与LLC方法类似，只是该方法与LLC检验法中变量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2)不同单位根：通常使用如下检验方法，即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也就是通过结合不同截面成员单位根检验的P值，构造出两个统计量，使之渐进服从于卡方分布和正态分布，从而来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

对浙江省1997～2006年10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我们分别进行了两种单位根检验，见表1所示。结果表明，二阶差分情况下，不管作相同单位根还是不同单位根的假设都可以拒绝面板数据具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不用担心虚假回归的问题。

(3)相关性分析。在回归之前给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很大，回归就可能存在伪回归的可能，因此有必要检验这些变量的相关系数问题。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可能会使回归结果产生一定偏差，因此在下面的回归中有必要进行相关变量的选择。

(二)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式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固定效应(FE)模型、随机效应(RE)模型被用作为对面板数据的处理。尽管通常我们可以根据数据进行初步的模型适应性检验，但是使用Hausman检验是检测哪一种模型更好的有用方法。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的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没有差别。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3是Hausman检验的结果：

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卡方统计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接受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本文数据的回归模型。

从实际研究的样本数据来看，当数据中所包含个体是所研究整体的所有单位时，也可以说当各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比较合理的选择。本次研究主要分析浙江省各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因素，是对样本自身效应的研究，因此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应有统计上的合理性。

本文选用变截距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此模型可以描述样本个体的影响因素，并使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

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EXit=C+ai+yi+B1GDPit+B2FDIit+B3INDit+B4FIX+uit　(1)

其中，C是常数项，ai是i地区初始出口贸易水平对平均初始出口贸易总额的偏离程度。而yi表示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时期变化对出口贸易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三)单变量实证分析

为了弄清各个变量分别对出口额产生的影响，首先将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做单独的回归分析。

(1)从地区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地区的生产总值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在只考虑GDP的影响时，浙江各地市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该市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就会超过l亿元。这说明，当地经济规模的扩大、GDP总量的增加对当地对外贸易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2)从固定投资对当地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模型2的结果显示，浙江省各地市在固定资产上多投资1亿元，其出口贸易总额就会增长1.568亿元，其影响系数比地区GDP还要大，这说明，对浙江各地市而言，投资于当地的固定资产，不断改善当地企业和基础设施等对于刺激当地的出口具有明显作用。

(3)从工业生产总值对各地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模型3显示，其影响系数相对小很多。我们推测这主要与浙江的企业性质相关。浙江省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而浙江民营经济的绝大部分也是中小型家族企业，其数量占到了全省企业总数的98％以上，在全省GDP中的产出贡献也占到90％以上。其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全省的比重很小，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更少，因此，工业生产总值对外贸的发展具有较小贡献是符合浙江的基本情况的。

(4)从实际外资利用对当地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各地市实际利用外资对各地市的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非常符合浙江的实际情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浙江省是一个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省份，该省贸易发展主要依靠强大的民营企业，其对外资的利用程度并不太高。浙江的外资大多集中在杭州、宁波等较大城市，像温州、金华、绍兴等地更主要地是依赖当地民营中小型企业，它们的活力更强，因而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了相对较少的损失。

从实际情况看，与江苏省相比，浙江的外资利用额只有江苏的1/3，其加工贸易出口额只有江苏省的1/6；另外，外商喜欢投资于大型的国有企业，一方面风险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当地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样，外资企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而浙江绝大部分企业是民营的中小型企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度要小很多。综上可见，浙江出口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各地的民营企业和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对于固定资产的庞大投资，外资的贡献并不显著。

(四)多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更加准确地发现，当这些变量共同发生作用时的回归结果，下面还有必要使用多变量回归方法。

从表5可见，从模型结果来看，当单独使用GDP来解释出口贸易总额时，系数较大且在统计上显著，但是当我们逐渐增加其他解释变量诸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时，GDP的贡献度有所下降，而其他解释变量的贡献度上升，这充分证明，所选择的变量的确是影响浙江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

当我们将多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时，模型3的结果表明：GDP每增加1亿元就能使出口贸易总额增加0.45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每增加1亿元就会导致出口贸易总值增加0.0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l亿元就会使出口贸易总额增加0.55亿美元。从这些变量

的t检验值就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拟合优度也很好，说明该模型设定合理。由于GDP代表了当地的经济规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代表了当地的国有企业多寡，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因此，我们的计量结果表明，浙江的对外贸易发展更多地与当地的政府支持和当地庞大的经济规模相关，而较少地受到当地国有经济多寡的影响，很显然，外资在浙江的对外贸易发展中扮演着相对次要的地位。

(五)地区效应分析

为了准确地反映浙江各个地市对外贸易的差异程度，我们还检验了对外贸易的地区效应，见表6所示。

其中，n为横截面样本个数，T为时间，k为解释变量个数。LSDV为虚拟变量模型，Pooled为只有一个总常数项的混合模型。查F表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的临界值为5.43，而样本得出F=18.377。结论表明样本数据中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效应，说明这些影响浙江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别。

ai的值越小，代表该地区的自发贸易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观察表6发现宁波、温州、绍兴、台州4个城市的ai都低于－100，由历年的出口贸易总值可知，这4个城市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水平在浙江省都处于领先地位，他们每年出口值占据浙江省的很大比例。尽管自发贸易水平非常的低，但是上述地区GDP、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均处在较高水平，结果对这4个城市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衢州、舟山、丽水3个地方的ai都高于100，即他们的自发贸易水平很高，但是历年数据显示这几个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是较为落后，对整个浙江省的出口贸易值的贡献相对比较小。这说明，上述城市的解释变量数值的低下导致贸易出口量较小，即由于地区GDP、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及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落后使贸易发展也相对滞后。

(六)时间效应分析

为了考察时间因素对浙江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如下检验，见表7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F(9，87)=7.584，这表明，样本数据存在显著的时期效应，各地的出口贸易额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将数据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从1996～2002年，第二期从2003～2006年，我们的分期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结果表明，前后两期的回归系数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第一期GDP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到第二期时其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而第一期中对出口贸易额影响相对较小的IND与固定资产投资到了第二期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可能的原因是：在贸易早期，浙江省的企业虽然拥有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将其产品销往国外，但并没有形成专门化的产业集群。因此，这一阶段的贸易还是相对较低层次上的，只有地区经济规模也就是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额产生了较大影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区县形成了一批各有特色、具有专业化水准的产业集群并日益发展成为了以小商品为基础，低成本高回报的产业集群。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反映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社会进行专门化的、有目的性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等。一般而言，一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其基础设施就越完备，因而其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强。第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出口贸易的解释力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就表明了这一事实。同时，由于第二期企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企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因此，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产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1997-2006年浙江省10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等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1　浙江省各个地市的出口贸易受到GDP、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产值的显著影响一个地区的GDP在其外贸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地区的外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GDP的影响作用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对外贸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未来浙江省应该进一步加强其固定资产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如丽江、衢州、嘉兴等，扩大公路交通以及通信设备的建设，这样才能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发挥。

2　外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篇13

[关键词]电力行业；有效竞争；法律；反垄断法

[作者简介]黄晖，四川大学法学院2004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张世杰，四川大学法学院2004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46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2―0154―06

引言――问题的提出

2001年3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停电，直接影响到了加州北部和南部地区的50多万个家庭的用电，连著名的好莱坞和硅谷都受到影响。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而著称的国度，其电力资源也是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的，在全国缺乏统一的电网调配机制。因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电力需求高峰时，就难以形成盈亏补缺的配制机制。这次电力危机着实让加州人品尝到了由于改革方式不当而导致的拉闸断电、电价高涨的恶果。

当前世界各国电力市场正经历一场重大变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是实现电力市场变革的主要目标。在这场全球性的变革中，我国电力市场也正逐步从垄断结构转化，而国家对其进行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充分考虑电力产业的特殊性和我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那么什么是有效竞争?我国即将颁行的反垄断法又将如何对其进行规定?国家法律如何保障电力行业实现有效竞争等都是现实存在而又具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一、我国电力改革的现状分析

我国电力业的发展以1978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起始年为标志分为两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传统阶段和80年代以后的变革阶段。

(一)传统阶段

我国的电力行业是在计划管理体制下运行的。发、输、供电企业是一个整体，全部统一核算、利益均分，不存在竞争，最多存在部门间的收益差别。绝大部分发电企业均由国家统一拨款建设，产权归国家相应的管理机关，是电力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只负责电力设备的正常运转，所有工作都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其余一概不管，没有自主的产权，因此，缺乏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缺乏市场服务的意识，导致管理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严重霸市现象。这严重阻碍着电力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而缺乏竞争则必将导致落后。

(二)变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经贸委将电力业体制改革作为工作重点，会同国家电力公司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深化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随后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有关意见的通知》，该通知中提出“推进厂网分开，引进竞争机制，建立规范的电力市场”。同时，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国家经贸委提出了“先试点、后推广、试点快、推广稳”的工作方针。山东、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5个省公司(局)和上海市作为首批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试点单位。其他网、省电力公司也根据自身的条件，开始电力市场的建设。但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和电力业的特殊性，我国电力业的改革十分艰难，目前我国电力市场仍基本上处于垄断状态，市场竞争机制尚未真正发挥作用，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远未形成。根据国外电力市场的改革经验和我国电力市场的实际，实现电力市场的有效竞争必须进行厂网分开和电力企业重组。关于这一点目前在我国已基本上得到认同，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去实现厂网分开和电力重组。目前较为典型的改革思路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横向分割，即按区域分割成若干个发、输、配电一体化的电力公司集团。就中国的实情来说，横向分割也就是要承认目前互不相连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北等五大区域网和五六个独立省公司网共十一个各自分割的电网格局，以五六个局域网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让他们互相自由竞争。

另一种则是纵向分切，即按电力本身的特点将发、输、配、售电四环节彻底分开，国家电力公司不要既搞发电又搞电网，而是先把网、厂分开，让电厂彻底分出去，再将输电网和配电网分开，同时培育私人售电公司，最终国家电力公司自然演变为一个只管全国输电网的国家电网公司，统一规划建设各大独立网间的联络线，最终实现全国联网，在全国联网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电源竞价上网，而输电作为自然垄断行业采取收过网费的方式，最终构造一个电源竞价上网的竞争平台，让发电商相互竞争。

(三)反垄断法即将出台背景下的改革方式

目前，在反垄断法即将颁布出台的背景下，由于对电力产业的特殊性和对反垄断法价值的理解不同，以致人们对中国电力改革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分歧，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电力改革出现了第三种思路，即既纵向分切又横向分割的“破碎式”改革，具体而言，就是从网厂分开入手，同时又提出搞六个甚至更多的区域网和一个形式上的国家电网公司的“虚一实六”方案，甚至在反垄断的旗帜下取消国家电网公司而只搞四个区域网公司的“0+4”模式，这种在同一时间既横向分割、又纵向分切的“破碎式”改革一下把整个电力行业从垄断状态推进到肢解状态，看起来很过瘾，迎合了人们反垄断的心理，很多人认为这是市场竞争最彻底的改革。

(四)小结

上述几种改革方式均存在明显的缺陷：产权关系不明晰，省电力公司与分离出的独立发电公司之间仍然存在着直接的产权关系，由此使真正的独立发电公司在与省电力公司控股的发电公司竞争时必然要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破坏了发电市场的公平竞争；省际发展不平衡，部分省份电力生产规模较小，如果按照竞争原则在各省均组建若干家独立发电公司，必然要降低经济效益，而兼顾规模经济又会使区域电力市场独立发电公司数量过少，不利于竞争的展开。按照上述方式对电力市场进行改革也不会取得成功，同时这也不符合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反垄断法，合理地利用其打破我国电力行业的垄断，并结合其他相关法律实现电力业的有效竞争，应该成为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反垄断法与电力行业的有效竞争

(一)反垄断法的功用价值初探

一般而言，反垄断法的内在功用价值，即反垄断法规范所内涵的、客观上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从内外结合的角度看，反垄断法的内在价值可以理解为反垄断法的制度功用，它应该蕴涵于反垄断法的规范之中，并通过反垄断法的实际适用表现出来。“这种内在价值实际上类似于经济学上的商品所内涵的使用价值”。

法律制度的职能是定纷止争，分配正义等，这些都是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反

垄断法作为法律的一种，其职能与一般法律的基本职能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反垄断法在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因而具有自身独特的积极意义。在探究了一些主要国家的反垄断法后，我们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是为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制定，如最早制定反垄断法的美国和加拿大，其竞争法的最基本的目标就是维护竞争机制或者自由竞争，或者说是保护和促进有效的竞争。加拿大《竞争法》第1条“法律目的或宗旨”就将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作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首要目标。

从这些立法例我们可以看出，反垄断法的直接功用，就是维护和鼓励竞争，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保护多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动自由。

既然反垄断法的直接的功用在于维护和鼓励竞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反垄断法所要维护和鼓励的究竟是哪一种“竞争”?而当我们在探究“竞争”这个概念的涵义时，我们会发现，虽然在反垄断法上，有的国家和地区对“竞争”给出了明确的法律定义①；而在理论界，虽然“竞争”一直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但学界也一直没有给出一个严格而完整的定义。“‘竞争’的涵义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其中包含着为数众多的思想)，我们不能奢想对其做出最终的界定，否则在某种市场背景下所给出的界定会被证明是误导的，或者在将来的适用中也有过多的局限性。取而代之的方法是，我们探索一下该术语的某些含义。”

通过这句话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一个假设：反垄断法所要保护的竞争，并非经济学中的那个广义的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价值的“竞争”，是具有其特定的内容的，而具有这一特定内容的“竞争”代表着反垄断法中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即反垄断法的价值。

(二)有效竞争――反垄断法所要维护的“竞争”

1．经济学中的“竞争”

众所周知，竞争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理论主张，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产品价格会达到平均成本的最低水平，从而实现最优化的市场供应和资源配置。一般而言，在一个以完全竞争为特征的市场中，任何一个买者或者卖者都不能依据自己的购买或销售影响价格，完全竞争的市场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1)产品的同质性，即买者所相信的相同产品；(2)无需成本的资源流动；(3)大量的买者或卖者；(4)产品的可分性，即其少量部分或是可以购买，或至少是可以租用；(5)完备的信息。

然而在现实中，上述条件是不可能存在的。实践说明，完全竞争这种竞争模式，只能作为一种设想存在于经济学的书本上。从上文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完全的、没有限制的竞争有其负面性，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并不能总是有效益的，经济学家张伯伦认为：“由于在能力、趣味、收入、买者场所、意愿等方面的差异，完全竞争不能被看作是理想的，消费者将愿意为多样化而牺牲一定数量的配置效率。”

2．“有效竞争”概念的提出

“有效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是由美国经济学家J・M・克拉克(J．M・Clark)针对完全竞争概念的非现实性而提出来的。克拉克认为，虽然完全竞争被经济学家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精心阐述，但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且从来没有存在过，其应用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作为人们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或判别行为是非的标准。在克拉克看来，只要完全竞争的一个条件不具备，则合乎情理地会出现另外的条件也不具备的情形。这个问题后来形成为“次优”(second best)理论。

有效竞争的实质就是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效率的极大化。有研究表明：“当不考虑外部性时，生产者成本等于社会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成本不断下降，而竞争成本的提高，生产者的竞争成本可能会增大，但经济效率的提高会导致整个社会成本的降低。当实现完全竞争时，社会成本达到最低；而在完全垄断时，社会成本最高。当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综合作用使社会成本最低时，就实现了有效竞争，此时所对应的规模则为最佳协调点。”

3．有效竞争――反垄断法所维护的“竞争”

如果纯粹从有效竞争的现实意义就断言反垄断法所维护的“竞争”就是有效竞争似乎略显苍白，毕竟，目前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有效竞争”就是该法的主要保护对象。因而，要证明反垄断法特有的价值就是有效竞争，就要找到有效竞争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的证据，本文认为，这种证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竞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物尽其用。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物尽其用，竞争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正是“有效竞争”理论为竞争经济可行性的最低限度设立了一个“可以认识、把握和操作”的标准，使竞争保持有理有节。

(2)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竞争往往是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不完全竞争状态，这不仅因为完全竞争在现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任何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竞争者在资金、技术以及市场占有额等许多方面的制约；而且从经济上说，完全竞争也不是理想的模式，因为实践证明，竞争总是同限制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完全竞争的结果是垄断。为了在整体经济上实现既定的目的，即通过竞争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和最大限度地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国家应当在消除垄断因素的同时保留某些必要的垄断因素。因此，真正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是完全竞争，而是“一个既竞争又存在垄断的画面”。

(3)在现实的反垄断政策中，完全竞争并没有实际用途，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竞争往往是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不完全竞争状态，在如此情况下，次优理论认为，允许其他不完善作为一种平衡而存在，而不是消除它们，可以使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满足。对于个案而言，在衡量一项交易促进竞争和反竞争的因素时，该理论也被反垄断政策广泛适用。

(四)我国电力行业的有效竞争模式

从前述可知，反垄断法的实质即保护有效竞争，而所谓有效竞争，即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效率的极大化。具体到我国电力行业而言，由于电力业内部各环节的规模经济特征并不相同，输配电环节存在较大的规模经济，其中输电环节的规模经济大于配电环节，而发电环节只存在有限的规模经济，这就使电力业内部各环节呈现出不同的垄断与竞争形式，在对电力业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进行选择时必须加以区别对待：在发电环节，由于只具有有限的规模经济，并不存在形成自然垄断的客观条件，因此只能采用竞争性市场结构，在充分兼顾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竞争。具体来说，在发电市场容量较小时，应适当控制进入市场的发电企业数量，并要求发电企业的规模必须达到最小经济

规模，以避免牺牲规模经济效益的低水平过度竞争。在发电市场容量较大时，如果一味强调发电企业达到最小经济规模，可能会使市场中企业数量过少，形成较大垄断势力，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此时为了促进竞争，可以适当考虑牺牲部分规模经济效益，允许更多的发电企业进入市场。除考虑发电企业数量对竞争的影响外，发电企业规模均匀状况也是决定市场垄断与竞争状况的重要因素，应尽量使市场中的发电企业处于规模相当的状态。在配、输电环节，由于存在规模经济以及固定成本沉淀性等因素，一般认为不适合进行竞争，只能采取垄断结构，形成自然垄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发电环节适合采取竞争性市场结构，但其竞争的真正展开需要以发电环节与输、配电环节的分离(厂网分离)为条件，即不存在发、输、配电一体化的电力公司。

三、实现我国电力行业有效竞争的法律建议

在充分认识到反垄断法的实质及电力行业的特殊经济特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包括反垄断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对电力行业进行规制，以期从法律上保障电力行业的改革，尽快实现我国电力行业的有效竞争：

(一)反垄断法规制的主体构建

法律规制的对象乃主体的行为，没有主体就没有行为，法律存在的基础也不复存在。因此，科学构建反垄断法规制的主体至关重要。

1．须培育市场竞争主体

在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过程中，不仅要建立科学的适用制度，更要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虽然自然垄断法律规制并不能以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来概括和表达，但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在传统自然垄断行业里，自由化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发展趋势，所以在这些企业中，竞争政策将很有可能逐步取代规制政策”。反垄断法最终维护的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反垄断法的价值诉求最终也是通过对市场中竞争主体的规制来实现的。竞争主体应具备以下特征：(1)政企分开。即不同时具有行政身份和权力，完全排除行政力量的干预，仅以企业身份参与市场竞争。(2)产权结构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只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主体像其他竞争性行业一样追求利益、对市场竞争作出快速反应，该行业的竞争机制才能发生作用，否则就没有反垄断法规制以维护竞争的必要。这实际是培育正常的市场主体。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自然垄断行业企业投资关系复杂、治理结构混乱，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3)投融资渠道通畅，保证进人退出的渠道通畅。

在电力行业的发电环节属于可竞争的市场，因此，发电公司应是市场的竞争主体，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应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照此要求建立发电公司才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产权是法定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各项全能的总和，可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其核心和基础是处分权。产权制度不是电力公司问题的全部，但这是问题的根源、核心，改革惟解产权制度难题，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电力行业改革需要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传统发电企业，切实转换经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均衡，并使电力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电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总经理进行规范，规范公司的决策和经营管理。同时，在投资主体方面，应实行开放的市场准入制度，促进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主要从规划、环保评价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进行管制。具体项目投资的可行性和经济性评价，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判断，自主承担投资风险，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融资体制。这既能优化我国发电市场的所有制结构，也有利于电力行业的发展。

总之，发电市场竞争主体的构建是进行“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的关键和基础。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投资主体多元化，全面提升发电企业的竞争力。

2．建立反垄断法的执法主体

“徒法不能以自行”，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被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法治的两个重要条件。我国自实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来的实践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经济的微观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有效查处，对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作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尚显得力不从心。根本原因是其权威性较差。而反垄断法的实施一定要有一个能担当反垄断重任的专门主管机关。目前，我国学者比较趋于一致的观点，是主张设立一个有别于现存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专门行使反垄断行政执法权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二)进行价格规制

价格规制作为对电力行业等自然垄断行业法律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通过法律进行规制。更确切地讲，价格规制是国家管制机构依据法律对自然垄断行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形成与运动进行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与控制。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输配电价管理暂行办法》和《销售电价管理暂行办法》。三部电价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电价将实行新的定价机制，这是建国以来电价形成机制最彻底的一次变革。

笔者认为，电价规制应注意鼓励电力的长期投资，特别是过渡阶段的改革措施，应充分考虑我国电力需求增长潜力及电力投资的特点，把提高效率与促进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电价具体规制方案必须参照上述的三部电价管理办法。

1．上网电价规制改革

《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上网电价管理应有利于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有利于促进电力企业提高效率和优化电源结构，有利于向供需各方竞争形成电价的改革方向平稳过渡。因此，上网电价规制改革的目标是全面竞争，结算价格为供需双方竞争确定的市场均衡价格。为避免电力投资与负荷需求增长脱节，也可考虑建立一个备用容量市场，以该市场价格信号来引导容量投资。但这一方向性目标的实现需要较长的过渡期。在过渡期间，上网电价可实行双轨制，即一部分由政府制定，一部分由市场调节。在《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有所反映：容量电价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电量电价由市场竞争形成。容量电价逐步过渡到由市场竞争确定。双轨制的主要形式有三种：第一，两部制，其中，容量电价由政府决定并同网同价，电量电价由市场竞争形成；第二，部分电量竞争；第三，浙江式的“全电量竞争+差价合约”。过渡期电量电价的规制改革，既要促进有效竞争，又要避免价格的非正常上涨或下降。目前看来，“双边”交易及“竞价上网”的价格形成机制，对我国都有参考的价值。“双边”交易制度由于有需求方约束，价格信号相对合理，因而更为先进，但它对配套体制条件如购买者的数量结构及风险管理的手段等配套条件要求较高。

关于上网电价的规制改革，建议从以下方面考虑：从新电源项目开始，在电力上网前的各个环节均引入竞争机制，使上网电价的市场化改革具有较深的根基。这也符合《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2．输配电价规制改革

输配电业务具有强自然垄断性，因而输配电价规制改革方向不是引入竞争，而是监管的规范化、科学化。监管的原则是：合理成本、合理盈利、公平分担、兼顾公共政策目标。对电力输配价格总水平的监管，作为方向性目标，可选择激励性较强的“价格上限制”、“总收入上限制”等。在我国电网需要高速发展的中近期，为鼓励电网扩张，建议按“准许成本”加“准许利润”的公式核定输配电价总水平，即实行成本加成的管制方式。但同时应切实加强成本监控方面的制度建设，以有效抑制单位成本上升的趋势。

3．销售电价规制改革

篇14

关键词 创新 产业演进 市场结构 创新模式 技术结构

1 引言

本世纪初，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他特别强调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熊被特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种理论，即技术推动说、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以及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毫无疑问，熊彼特的工作构成了现代创新研究的基础和起点。[1] 现代经济增长已从自然资源时代、资本时展到了创新时代，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产业的成长过程中，创新活动影响着产业的市场结构与技术结构的演进，而创新的模式与特点在不同的产业演进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析研究创新与产业演进的作用机制，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 创新推动产业市场结构的演进

2.1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企业的发展、行业的演化都伴随着市场结构的演进。根据克拉克森的定义，市场结构是指：“市场或产业结构涉及影响竞争过程性质的那些市场属性，因此，市场结构包括企业的规模及规模的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2]

市场结构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整体性是指每个产业从整体上表现出区分于其他产业的竞争属性，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等就是指市场结构的整体性而言的。动态性是指产业是不断演化的，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演变，推动了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未来的市场竞争地位，所以可以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导致市场结构变化的核心要素。[3]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度量。产品差异主要是由企业造成的，所以一般主要探讨市场集中度以及进入和退出壁垒。

2.2创新与产业进入壁垒

最早系统地对进入壁垒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是贝恩(J．Bain)，他首次把进入壁垒视为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贝恩将进入壁垒定义为：“允许市场上在位企业赚取超正常利润，而不受威胁的一切因素。”[4] 斯蒂格勒(G.J.Stigler)则从市场上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企业成本不对称性的角度对进入壁垒做出了定义，他认为：进入壁垒是市场上在位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成本优势。

贝恩将进入壁垒的因素分为以下四种：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资本要求。[5]资本要求作为进入壁垒的要素，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对于许多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来说，融资问题可能并不构成进入市场的障碍。

绝对成本优势是指市场上在位企业能比潜在进入企业以较低的单位成本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贝恩将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因归结为在位企业具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在位企业控制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来源。市场在位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经验的积累和R＆D的投入，使在位企业能够保持一种成本上的优势。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成本优势依赖于企业的累计产量和时间，由于市场在位企业比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早进入市场，那么在位企业就会享有干中学的成本优势。

贝恩论证，如果最小经济规模是行业需求的重要部分，那么市场上只能维持少量企业的存在，这些企业能获取超常利润而不会引起新企业的进入。如果市场容量不变，在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越大，它实现规模经济的程度就越高，使新企业的进入也就越困难，那么进入壁垒也就越大。市场上同一行业的产品，都不会是完全可替代的，消费者对不同企业的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即表现出产品差异的特性。企业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必然也会表现在产品上，即通过技术创新产生差异化产品，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3创新与产业市场集中度

产业市场集中度反映产业市场集中状况，最常用产业主要企业集中比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产品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程度等方面。产业演进过程中，企业间相对竞争优势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引起产业内主导企业、竞争企业、跟随企业、补遗企业等市场地位的相对变化，主要企业市场份额的相对变化，以及产业在位企业的退出与新企业的加入。在创新过程中，产业市场集中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3 创新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的演进

技术结构指各种技术在各产品生产和工程中的运用规模以及基本生产资源的相应分配。[6]技术结构是导致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重要因素，创新是技术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对应于不同的创新特点（渐进性创新与根本性创新），技术结构的演进将分别处于渐进状态与跳跃状态。在产业技术结构的演进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跳越式演进状态时，会引起产业市场结构的剧烈变动。

4 产业演进状态影响创新的模式与特点

4.1 模式与特点

美国哈佛大学的阿伯纳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厄特拜克通过对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它们三者之间既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又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在时间上的动态发展影响着产业的演化。通过引入主导设计概念，以产品创新为中心，提出了产业创新动态过程模型，简称A—U模型。其主要特点是引入了主导设计的概念，揭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把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及产业演化划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与特性阶段，认为产业的创新类型、创新程度和创新特征取决于产业的成长阶段。[7]厄特拜克以汽车行业为例进行了说明。福特汽车公司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先是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从1905年到1909年，该公司先后生产出从2缸到6缸共5种不同的引擎，到1909年推出了主导设计——T型车，在以后的15年中，尽管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它们只有渐进性的创新。

A—U模型反映了许多产业成长的创新演化规律，也构成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基础，然而A—U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产业的成长过程。程源等分析了美国、日本与中国电视机产业演化特点，认为A—U模型代表了一种发达国家产业演化中的创新规律。但是对于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后起直追国家，由于产业的发展必须从引进、消化吸收开始，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后才能开始进行产品创新，因此表现出工艺创新在前而产品创新在后的发展模式。就是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来说，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市场集中度的状况和创新的侧重点和创新的水平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考察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和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的分析。[8]

4.2 影响创新模式的其它因素

产业由于处于不同的演进阶段会对创新模式与特点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具体产业自身特点对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其中主要是产业所处技术系统及产业所处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

4.2.1产业所处技术系统的影响

美国管理学家图西曼把产品从简单到复杂分成四类：非组装型产品、简单组装型产品、组装但系统封闭的产品与组装但系统开放的产品。不同产业处于不同的技术系统中，技术系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发工业国家的追赶模式与发展模式。我国学者柳卸林按照产业所处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和与产业所处环境有关的技术范式的复杂性，把产业创新分为：传统的分包契约型、模块组装型、复杂产品型与以技术为基础型几类，并论述了不同技术系统对产业创新的影响。[9]

4.2.2产业所处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

不同创新环境中，创新资源的分布特点、创新主体地位及创新制度环境不同，使得创新的互动效果、创新主体、创新导入技术类别及创新的主动性有很大的区别。陈松举例说明了我国轻纺工业的技术导入以购买含新技术的关键设备(占17.8％)和成套设备(占17.4％)并结合技术培训(占16.3％)为主，原材料工业以技术培训(占22.3％)为主要技术导入形式，化学工业的技术导入以购买含新技术的图纸、技术手册和软件为主要方式(占70.4％)，机械工业导入技术的主要方式为购买含新技术的设计图纸和软件(占19.8％)、技术培训(占18.8％)、购买含新技术的关键设备(占18.0％)和购买R＆D成果(占15.8％)，电子工业主要采用技术培训(占33.5％)和购买R＆D成果(占22.3％)导入技术，供气供电行业主要通过购买关键设备(占28.9％)和成套设备(16.5％)以及技术培训(占14.9％)导入技术。[10]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创新与产业演进的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5 结论

创新是产业演进的核心动力。基于企业的微观创新行为，促成了产业壁垒的形成、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产业技术结构的调整，它们整体促进了产业的演进过程。不同的产业演进阶段、产业技术系统、产业市场结构及区域创新环境等因素，又制约和选择了不同的创新模式与特点。

参考文献

1 刘洪涛．国家创新系统(NIS)理论与中国技术创新模式的实证研究．博士论文，1997年3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