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制度变革

前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长期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GDP全年总值为3650亿元，而2014年全年GDP总值达到了635910亿元，与1978年相比较，增长了约8.14%。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发展同样遭遇一系列问题，面对着愈发严峻的挑战，在国际化形势下，如何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而在经济发展的的过程中，国内制度的变革同样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可规避的影响。

一、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

（一）储蓄率及投资率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不断加大，资本的累积与形成愈发迅速，国内物质资本的增强对经济发展的刺激愈发强烈，对国内经济增长作出显著贡献。资本快速累积与我国银行储蓄比例长期呈现出上升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同时受到就业、养老、购房、医疗保险等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影响。据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储蓄率位于世界第三位，由此可见，传统消费观念仍在社会中占据主要位置，国内资本市场相对欠发达。此外，在国际化形势下，国内吸收外部投资比例不断增加，使国内经济得到较为持久的发展。

（二）劳动力变动趋势

目前，国内劳动力趋势整体仍呈现出供给过量的趋势，受生产力水平提升、城乡经济差异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朝向城市进行转移，而劳动力的变动同样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刺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国内人均受教育年限较短，进入1990年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具备高中及以上教育学历的劳动力人数仍占据较低比例。而随着物质经济水平的长久发展，国内教育事业日益成熟，大专、本科院校扩招，人均受教育时间提升。从整体而言，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可获取的回报率应大于物力资本的投入，人才的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

（三）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后，国际经济发展迈入全新局面中，机械化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但在同时，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资源浪费严重，而这也是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内，为追求经济发展，而付出的代价。在上个世纪末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已经证实，一年内对环境损失价值最高可占据GDP水平的10%，2012年，中国仅环境污染造成的仅仅损失达到国内GDP的6%，经济损失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的严重危害性，但就现阶段而言，仍旧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和策略，长期以往，人类生存环境受损，同样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的变革

（一）国有企业改革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而言，面对更为严峻的压力和挑战，且与非国有企业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态势不容乐观。上个世纪末期至本世纪初，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这主要与国家利率调整等外部因素相关，整体上来看，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有经济所占据的份额持下滑趋势。尽管如此，在国内经济结构中，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依旧保持较高水平，而恰恰是对国企的高投入、低产出体现出国内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对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安全存在一定的威胁。为改善这一局面，国家近年来相继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防止国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积极对国企进行改革，引入员工激励机制以及奖惩体制，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同时使员工具有风险意识，能够对个人及岗位负责。同时加大对国企管理层的监督，以减少。在对国企进行制度改革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需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

（二）非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非国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对国内经济发展做出十分瞩目的贡献，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在非国有部门中，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私企均在国内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国内GDP的快速增长中占据较大份额。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制度发生变化，而这正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政府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当进行调控。

（三）中小型企业的融资困境与金融改革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但与此同时，国内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旧面对着制度上的障碍，尤其是我国的金融制度对国内中小企业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和局限。在本世纪初，工商银行的短期贷款中，主要面向国有企业，仅有约20%左右为非国有企业所占据的份额，其中中小型企业占据的比例不足1%，而这与中小企业所创造的GDP严重不符。面对这一形势，国家持续进行金融改革，扩大中小企业生存空间，2016年，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税务改革，对中小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应当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的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制度保障。

篇2

[关键词]江西省；后发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景德镇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00-03

[作者简介]陈莎莉（1977-）女，湖北随州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集群创新与文化产业。一、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两大类。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罗森斯坦·罗丹（1943，1957）提出大推进理论与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该理论认为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人均陷阱，既有人均收入增长的趋势，又存在人均收入降低的因素和力量，要使区域经济获得增长，从落后向发达状态转变，必须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以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小于此规模，区域经济不能实现腾飞启动。

而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发达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向所有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集中资本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通过有带动性部门的经济优先发展，促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均衡增长而言，非均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与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与区域开发研究中，“七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后，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而后才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在整个国家大开发战略中起步较晚，是名副其实的后发区域。为了策应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江西省确立了“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加快打造由南昌核心增长极、九江沿江产业带、昌九工业走廊构成的核心增长区，昂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向南延伸连接吉泰工业走廊，并与赣南中央苏区振兴相衔接，两翼沿沪昆线展开。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非均衡的，政策优惠、要素资源等主要向南昌、九江、赣州三地倾斜，长期实施必然会拉开省会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经济差距。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矛盾，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始实施经济赶超战略。本文在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以景德镇市为实例，探讨后发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

二、景德镇经济增长的现状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素有“世界瓷都，千年名镇”的美誉，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下辖2区1市（县级市）1县，即珠山区、昌江区、乐平市和浮梁县，面积5256 平方公里，截至2010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6316万人。景德镇因瓷而立、因瓷而兴，单一的陶瓷产业支撑了城市的千年发展，建国后也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曾是江西省第三大城市，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尚未形成的替代产业，为景德镇带来了经济总量不足、地方财力薄弱、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地位下降

截至“十一五”期末，景德镇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615亿元，同比增长151%，占江西省GDP比重仅为489%，在11个设区市中排名第十位；与区域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景德镇的发展。2012年，景德镇市GDP总量为62825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省排名依旧是第十位；人均GDP为3928036元，约合624936美元，全省名列第四，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3年1-6月，景德镇地区生产总值为29559亿元，同比增长111%；财政收入551亿元，同比增长19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697亿元，同比增长151%；固定资产投资29703亿元，同比增长249%。能否逐步缩小与南昌、九江的经济差距，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景德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主导产业发展平稳，替代产业正在形成

2013年上半年，陶瓷工业总产值1261亿元，上缴税金213亿元，出口4300万美元，作为景德镇的主导产业，发展十分平稳。以旅游产业、航空产业为代表的替代产业正在形成，已稳步成长为区域性支柱产业，2013年1-6月，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30853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8344亿元，同比增长2054%；航空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76亿元，同比增长195%，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达212%，其中昌飞AC系列民用直升机填补了国产直升机多项空白。替代产业的形成，有效克服了景德镇产业结构单一、主导产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形成，增强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投资硬环境不断完善

对后发区域而言，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转移落户，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举措。而吸引外来资本的首要因素是本地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景德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投资硬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2013年，投资265亿元的九景衢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西起九江，途经景德镇，东至浙江衢州，衔接武汉、上海两大铁路枢纽。该项目的建成，对以公路运输为主的景德镇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可有效降低景德镇的客运、货运成本，彰显区位竞争优势。2013年6月，投资1亿元，总占地面积约5000亩的赣东北综合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完工，进一步提升了景德镇的物流服务水平，为未来区域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

（一）需求不足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在人民币升值、要素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增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难度进一步加大。焦化集团受钢铁价格下降、铁路运输成本和原料价格上涨影响，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利润明显下滑，2013年1-6月份上缴税金217亿元，同比下降1789%；市场需求不足，导致昌河汽车产能相对过剩，上半年销售汽车6万辆，同比下降175%；受欧美“双反”政策的影响，光伏产业陷入发展低谷，景新材料处于停产检修状态；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天新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71%；另外，2013年1-5月，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总额为8229亿元，同比增长8489%，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十分明显。

（二）行政效率低下，招商引资效果不明显

目前，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存在专业性不强、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方面，缺乏专业的招商队伍和人才，依然采取全民招商为主的方式，给各部门下指标、压任务，因此政府招商的实效并不大。二是软环境建设不够理想，招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作风严重等问题，外来投资者反映比较强烈，对景德镇市的招商引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2013年上半年，全市计划新开工重点工程50个，而实际开工只有31个，有19个应开工工程未能顺利开工；截至6月底，全市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仅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22%。招商引资项目的履约率、开工率较低，对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

（三）财政资金缺口大，削弱了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从预算外支出看，90%以上的预算外支出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出对应着地方政府的事权，这就意味着从财政的角度看，真正对具体经济事务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深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就越强。但是景德镇市财政十分困难，财政资金、偿债资金、重点项目资金都难以实现平衡。2013年，全市国企改制养老保险费累计欠费1391亿元；如果要拨付市本级上年结转的项目欠拨资金129亿元，再加上欠省财政资金115亿元，财政资金缺口非常大。企业改制资金不能正常、及时划拨，民生保障工程进展缓慢，困难企业医保和老工伤提标缺口1611万元，保障性住房配套需要66317万元，环卫体制改革需要1364万元等，年初预算均无安排。下半年，市本级需要偿还到期债务本息116亿元，压力巨大。偿债一直是倒扣在景德镇市政府头顶上的“紧箍咒”，政府宏观调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财政政策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难有作为。政府无法为公共品的供给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下降，会降低本地对外来要素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这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体而言，绝不是一个“利好”的信号，势必会削弱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

四、增强景德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升级

景德镇地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的赣东，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在区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围绕全省的发展战略，结合景德镇的自身特点与发展实际，把培育和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做大经济总量的总抓手。举全市之力，加快培养壮大高新技术陶瓷及创意、航空、生物和新医药、光伏、清洁汽车及动力电池、LED半导体照明、现代农业和有机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基础上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低碳产业体系，推动景德镇向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

（二）转变招商方式，提高引资质量

围绕景德镇市“十二五”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及时掌握重点招商地区的产业布局及发展动态，结合本市陶瓷、航空、旅游等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活动。积极实施“央企入景”工程，对有投资意向的央企应展开长效跟踪，力争央企落户景德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从传统的政府招商、全民招商向专业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转变；组织专业招商团队，吸纳懂技术、懂财务、懂公关、懂土地税收政策、懂组织协调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保障招商经费，研究制定招商激励机制，从招来企业竣工投产后的应缴税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卓有成效的招商团队。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定期就项目审批、落地、建设和生产进行会商，为招商项目提供全过程、“一条龙”服务，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招商环境。

（三）加强财政管理，优化债务结构，防范财政风险

短期总量管理导向的财政政策容易形成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忽视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引发公共债务危机。因此，增加财政收入，加快资金周转，逐步消化财政欠账，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对景德镇而言十分重要。要严格财政预算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对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要视财力量力而行，区别对待、分步实施。要优化债务结构，妥善做好偿债工作，有效化解财政风险。合理利用利率较低的政府地方债券与企业债券，置换原有的高利率的银行债务，减轻利息负担；优先偿还信托、商业银行等利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债券，对省城司、省投资管理中心的债务，在办理续贷的同时争取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要有效利用金融资金，充分发挥金融资金支持经济总量发展的作用；同时节约使用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良性互动。

（四）壮大产业实力，增强地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积极培育替代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

2009年景德镇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面临由主导产业衰退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开始了艰难的城市转型升级之路。替代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景德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足以带动其它产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航空产业方面，应牢牢把握我国低空空域管理逐步放开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景德镇航空产业基础好、研发强、人才多等优势，努力提高产业聚集度和资源集中度，将景德镇打造成研发、集成、总装为一体的中国直升机研发生产基地，全面提升直升机产业研发设计、总装、航空零部件配套、资质培训、维修保养及国际合作水平。在旅游产业方面，以厚重“陶瓷文化”为引擎，以“瓷源浮梁，多彩乐平，古镇珠山，绿色昌江”为四轮驱动旅游产业全面发展，打造“世界瓷都，艺术之城，千年名镇，生态家园”的旅游城市形象品牌，逐步把景德镇市建设成为旅游集散中心、陶瓷购物天堂、优美生态之旅最佳目的地。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建立现代服务业体系，优先发展生产业，拓展提升生活业水平，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打造赣东北物流服务平台。依托中国陶瓷城、国贸广场等国内主要日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交易平台的优势，重点建设赣东北综合物流园、远航现代物流中心项目；加快与周边城市对接贯通，共同建设昌、九、景区域性物流市场。依托陶瓷、直升机产业基础，发展现代会展业，巩固国际陶瓷博览会龙头展会的地位，筹办直升机博览会，壮大浮梁茶博会、乐平绿博会、景德镇檵花节等一批新兴展会，把景德镇建设成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陶瓷和直升机专业会展基地。

3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再造区域竞争新优势

科学开发利用陶瓷原料、煤炭、金属矿等矿产资源，推进资源性城市转型，加强产业自主创新，加快陶瓷、汽车、家用电器、精细化工、电力能源、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传统产业调整振兴。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有机茶、无公害蔬菜、休闲旅游农业等特色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浮梁茶要继续扩面增产、整合品牌，做大优质茶叶；乐平蔬菜要继续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生产，打造“江南菜乡”。建立农业科研试验基地、示范基地，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加速农业技术成果的示范和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013年4月，景德镇市被列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将以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绿色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着力点，再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篇3

2002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一，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放眼世界，在欧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泥淖，新兴市场国家正遭遇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加剧的双重压力，世界经济徘徊不前。而一个西部民族自治区是怎样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有效遏制经济下滑趋势，使经济逐渐回升，并好于预期的？有人将内蒙古的高速发展归功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将因资源的过度开发而放缓，甚至引起经济的倒退。那么，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不是这样？同样是资源大省的山西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像内蒙古这样的经济增长呢？这不得不让学者们重新思考这种特有的“内蒙古现象”。因此，我们分析这种经济增长是以什么为依托，其增长的动力源自何处，是否可持续？倘若不能持续，它又该如何调整其产业结构？解决这些疑惑变得非常迫切。

目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增长，而大多数学者仅分析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因素，少于聚焦宏观层面分析整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影响因素角度来讲，我们很难从宏观层面具体了解到哪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很难据此研究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与这个地区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关于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方面，冯丽英、李海霞（2011）依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确定是生产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内蒙古经济增长。张璞、张北（2010）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并分别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认为，虽然索洛模型能很好地分析是资本、劳动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但索洛模型的诸多假设条件很难满足，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不成立，因此，使用该模型解释经济增长的可靠性是值得思考的。国内外关于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王思斯等利用模型分析我国三次产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第二次产业的经济增长会拉动能源的消费，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会带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本文亦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但不注重分析某个领域对我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分析三次产业整体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产业发展的相关可行性产业发展政策。

在上述产业现实和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揭示当前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产业贡献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时滞影响，也可近似地表示为GT=ΔYT/YT-1;其中ΔYT表示产业增加值。根据不同产业分，ΔYT=ΔY1T+ΔY2T+ΔY3T，而YT-1=Y1T-1+Y2T-1+Y2T-1，因此有：

其中ΔYiT(i=1，2，3)分别表示T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ΔYiT-1(i=1，2，3)分别表示T-1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一般将上述公式称为三次产业各自对GDP增长的百分点贡献，计算值与GT相比，则称为百分比贡献。由此可见，某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第T期该产业的增长速度；二是该产业T-1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公式中所分解出来的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称为产业贡献度。理论上讲，产业贡献度的大小是由各个产业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而增长方式与各产业要素投入的贡献状况密切相关。

三、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将对内蒙古近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样本进行测算。如图1。

图1 1980—2010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

如图1所示，其中，GDP表示全区生产总值，PRI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SEC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TER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我区经济飞速增长，其中第一、第三产业上升较缓慢，而第二产业上升势头强劲。根据自治区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在我区GDP中的占比，如图2。

图2 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如图2所示，其中，X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从图2可以知道，1980—2010年间内蒙古三次产业在GDP 中的占比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整体来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比呈稳步上升趋势，第二产业的占比有一个先减少后持续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占比基本与第二、三产业保持相同水平，之后渐渐让位于其他产业。

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我们得到，第一产业的贡献度波动最大，1981年我区第一产业的贡献度为95.8%，而1989年其贡献度为-5.1%，1990年贡献度又升至88.2%，而后逐渐下降。第二产业贡献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从1981年的-2.3%上升至2011年的67%。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凸显，说明我区已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贡献度呈周期性波动，从1981年的6.5%增至1986年的67.9%，又大幅回落至最低点-1.3%，之后有起有落，至2011年其产业贡献度为24.7%。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内蒙古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就不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而言，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论断，但其产业贡献度以及劳动力情况与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理论等不符，下文我们将继续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其中，Y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图3 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四、定量分析三次产业与内蒙古经济增长

篇4

关键词可持续；包容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系统广义矩估计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并存的局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从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要体现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必须既要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又要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1文献回顾

如何判断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成为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准［1］，也是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随着资源与环境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一部分文献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5］。这些研究虽然考虑了资源与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忽视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显然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如何实现对可持续的包容。

另一部分文献则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角度分析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王德文［6］通过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7］通过论证高投资、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模式给政府带来的宏观成本来说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指出只有采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提高TFP和企业竞争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王小鲁、樊纲、刘鹏［8］通过构建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正在被人力资本提高的依赖取代，这反映了增长方式的转换。这些文献虽然都论证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而对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沿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是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贡献。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增长模式的状态及其转变。本文试图将资源与环境约束，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到包容性增长的统一框架中，测算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并实证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决定因素，从中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路径。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解释；第三节介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方法及使用的数据；第四节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2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包容的理论解释与评价方法2.1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界定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虽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经济在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同时资源节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在可控范围。现有文献研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环境与资源可持续性问题，而本文中对可持续性的界定包括：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据此可以看出，要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必须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2.1.1经济增长对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的包容

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的使用来讲，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因此，按照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可以分为粗放型发展方式或集约型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因为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在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表现为传统型、粗放型特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片面追求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相应的发展方式也必须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即在适当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贡献更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的包容。

篇5

关键词：贫困；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0-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9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9%，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近十年保持了更高的增长率，从2001-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0.5%。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经济增长促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1]。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从0.3上升到0.45[2][3]，近年来，又有上升趋势。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的。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目前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4][5][6]，核心是“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即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Ali 和 Hyu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结果：可持续与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利、社会安全，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带动各个部门，使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脆弱群体受益[7]。

二、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1.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选择

评价和监测包容性增长需要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和变量。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包容性增长包括两个关键方面：（1)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保证经济机会有更加广泛的可获得性，从而使社会成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第一方面强调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二方面强调经济机会的可获得性，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机会的可得性，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覆盖，强调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脆弱和贫困人群。本研究拟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选择评价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由于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增长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经济增长，其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即机会公平，机会公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保证获得经济机会的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保障公平，再加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前提，那么评价包容性增长就有四个维度。以下对这四个维度具体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即创造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指标评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参与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增长过程包容性的条件，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森（2005）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因此，本文用健康和营养指标评价获得经济机会过程的公平。

第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结果包容性的主要体现，能否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结果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因此，用贫困人口减少以及收入公平两个指标评价参与经济机会结果的公平。

第四，社会保障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承担着“救贫”和“防贫”的责任，而且承担着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津贴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综上分析，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有四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获取基础社会保障（见表1）。确立包容性增长评价维度后，下面将进一步选择目标层指标的指标。

在选择指标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划分方法，对指标体系的划分范围从大到小，从模糊到具体的方法。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由目标层、维度层、领域层和指标层组成，以上初步预选指标组成了第一轮评价指标集合，下面将进一步选择领域层指标和具体指标。

2.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

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换档期；社会保障体系；人口老龄化；公共养老金制度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9-05

中国正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从过去30年的接近10%高速增长进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时期。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与中国的国情十分相似。从1997年开始也逐渐进入了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并且在这段时期，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本文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增长换挡期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提出我国当前建立公平可持续养老金制度的政策构想。

一、经济增长换挡期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动因

韩国在1953年至1996年间高速的经济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经过“汉江奇迹”韩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在此阶段韩国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为8.65%。1953年人均名义GDP为67美元，1996年人均GDP名义为12587美元，人均名义GDP增长了187.9倍。在这段时间内，韩国政府相继于1961年建立了公务员年金制度。1963年建立了军人年金制度，1975年建立私立学校教员年金制度，1988年实施国民年金制度。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初步建立，为公民享受基本养老保障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从1997到2010年，韩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速轨道并且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伴随着经济增长换挡期的到来。韩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四个方面因素严重冲击了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造成了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人口结构、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不匹配。公共养老金运行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与分配公平性下降问题同时出现。

1.韩国经济增长中高速化减少了公共养老金收入

1997-2010年韩国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为4.47%，经济增长进入中速轨道并且经济增长率呈长期下滑的趋势（图1）。1997年人均名义GDP为11582美元，2010年人均名义GDP为22174美元，人均名义GDP仅增长了1.9倍。伴随着韩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韩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快速变化。在工业部门中，采矿和制造业份额从1990年的34.5%下降到2007年的25.9%，与此同时服务业份额则从46.7%增长到66.7%。在1997年至2010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4.97%，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4.85%，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使得在此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由于韩国公共养老金主要来自参保人员和所在企业雇主缴纳的保险费，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引起参保人员收入和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影响到韩国公共养老金数额。根据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从1980年以来国民养老金收支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盈余额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下滑，1998年增长率为38.6%，到2007年降为14.9%，目前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以下的低水平，2008年和2009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2.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公共养老金财政风险和支付危机

根据OECD数据（图2）显示，1975年韩国的总生育率水平为3.4%，1998年降为1.4%，2013年进一步降为1.3%，且这种总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明显。此外1975年韩国6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为3.5%，1998年上升为6.6%，而2000年该比例为7.2%，2007年更是达到9.9%，这表明韩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表明，1995年韩国劳动力适龄人口为3176万人，2015年劳动力适龄人口达到峰值3621万，随后劳动力适龄人口快速减少到2100年劳动力适龄人口仅剩2015万人。1995年65岁以上老人2639万人，2010年高达5368万，65岁以上老人的峰值预计在2060年达到峰值为1813万人。0到14岁的人口在1970年达到峰值为1325万，随后迅速下降一直到2015年之后趋于平稳。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和抚养人数趋于稳定，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加大，韩国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也随之增大。

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要求社会福利的扩张，与此同时，由于韩国快速的老龄化使得养老金的缴纳者不断地减少，但同时养老金的受益者却在不断地增加。这种不平衡结构的存在必将使得养老金出现赤字状态，而且赤字将会随着不断加深的老龄化而不断扩大，这会导致养老金财政风险和支付危机。预计2036年国民年金支出将超过收入，2047年准备金完全耗尽；公务员年金与军人年金在2007年已赤字运营，私学年金到2018年支出超过收入，2026年准备金也将耗尽。

3.劳动力就业结构非正规化形成了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新盲区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快速下滑，韩国维持高的就业率已不现实。在1997年以前，韩国的失业率基本维持在2%水平，但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韩国1998年的失业率从2.6%直接突破到7%，尽管1999年以后失业率逐渐下降，但绝大多数年份仍然在3%以上。在经济增长转换期，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引起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正规化。1980年韩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37%，2006年猛增到66%。第三产业中非正规就业者比重迅速增长，1990-2008年韩国非正规就业者的比重则从40%上升到50%。在2008年，非正规工人占据了韩国劳动力市场的26%，大约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并高于2001年的17%。同时政府推进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家庭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妇女参与到经济活动增加和少子化加剧，妇女经济活动参与率从1985年的41.9%增加到2005年的50%。每个家庭平均人数从1985年的4.5个减少到1995年的3.3个直到2005年的2.9个。同时独身家庭的比重也从6.9%增加到12.7%，2005年达到20%。就业状况的不断变化，使得现有公共养老金制度存在死角地区，无法保障非正规就业者、临时工和妇女的养老权利。

4.贫富差距扩大化减弱了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功能

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韩国政府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得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的巨大财富得以均等地分配到各个职业阶层。1997年以前，基尼系数明显降低，收入分配均等化。韩国平均基尼系数1988-1997年间只有0.29，但1998年的经济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失业率达到7%，失业造成贫困人口增加，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贫困率由1996年的3.1%增长到1998年的8.2%。基尼系数也从1996年的0.291增加到1999年的0.32，韩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2010年间基尼系数达到0.310。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深，老年人贫困日益成为突出问题。2007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贫困率达到了44.6%，远高于OECD国家15.1%的平均水平。公共养老金具有防止老年贫困、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功能，但韩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大量老年人被排除在国民年金制度之外。

二、经济增长换档期韩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目标、内容和成效

1.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分配公平性与运行可持续性

分配公平性和运行可持续性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两个重要主题。分配公平性包括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以及老年人贫困的缓解等方面内容，实现分配公平是养老金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强化养老金制度的分配公平性有利于提升贫困救济能力和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分配公平是建立在制度运行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养老金制度的有效运行包括制度收入能力增强、支出调节机制灵活和管理水平高效率等三个方面内容，丧失了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分配公平性也无法有效实现。伴随着经济增长率放缓和人口结构变化，养老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就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财政风险。如果不能积极应对养老金不可持续风险转化的财政风险，就会继续扩散为整个经济系统性风险，无疑会对已经缺乏活力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应该积极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化解由此产生的财政风险甚至是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体公民的养老保障。同时如果仅仅追求可持续性单一目标，必然会使得国民年金制度偏离社会共济的轨道，失去社会公平这一本质目标。当国民年金制度遭遇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下行时，如何协调好公平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不仅对该制度自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宏观经济实现稳定增长也有重大影响。

由于20世纪60-8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目标，韩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较低，往往较少顾及社会不平等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原有的养老也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公共养老金最初的适用对象也主要是公务员、军人和私立学校教职员等特殊职业年金，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低，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才开始重视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建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现有的养老保险政策不能有效地消除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贫富差距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经济增长下行、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快、劳动就业市场结构非正规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韩国分别在1998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国民年金制度改革，协调分配公平性和运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

2.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内容

一是推进国民年金的全民化和基础养老金制度，提升社会公平。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韩国政府在1998年进行了国民年金的全民化改革，在2007年为老年人构建了基础养老金制度。（1）推进国民年金的全民化，提高代内与代际公平。1986年颁布的《国民年金法》（NPS）自1988年实施以来其适用对象就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只适用于10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到1992年扩大到适用于5人以上的企业劳动者再到1995年扩大到农渔民。然而即使在国民年金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公民被排除在年金范围之外。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国民年金的覆盖面仍然较窄。同时在这个时期，韩国老年人口的赡养率和国民年金参保率都不是很高，因此，韩国在此阶段改革更加重视加快提高国民年金参保率。国民年金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直到2006年扩大到1人以上企业职工以及非正式职工。通过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韩国政府将正式和非正式职工统一在一个制度框架下，应对人口环境、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所导致的老龄、失业和贫困风险，通过一个再分配功能较强的养老金制度提高代内与代际公平。（2）建立基础养老金制度，缓解老年人贫困。消除老年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是国民年金制度设立的初衷。但在国民年金的初设期，韩国老年人比例只有5%，且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当时人们并未过度关注养老问题。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衰减，老年人养老问题在韩国日益突出。由于国民年金的限制性标准，韩国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法享受国民年金，这使得大量韩国老年人陷入贫困。为了保障低收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韩国在2007年正式建立了基础养老金制度，为年龄在65岁以上并且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70%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其领取额为平均工资的5%。通过基础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进一步缓解了国民年金边缘化问题，同时给予低收入的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

二是实施国民年金的参数改革和基金制改革，提高国民年金运行可持续性。为了应对韩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和预算平衡能力的减弱，韩国政府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参数改革和基金制改革。（1）实施制度参数改革，完善抵御人口老龄化的自动平衡机制。韩国《国民年金法》最初规定，韩国国民年金参与者的初始缴费比率为3%，以后每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直至达到9%的缴费比率，投保20年即可获得全额年金，投保40年的平均收入替代率将达到70%。韩国的“低缴费-高收益”结构是在经济成长和老人抚养率不会急剧上升的前提下设计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低缴费率-高收益”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经济转入中低增长时期，继续实施“低缴费率-高收益”必然带来不可持续性。为了应对国民年金不平衡的收支结构，韩国对养老金替代率进行调整。2007年政府将投保40年的年金受益人的平均替代率从70%下降到50%，以后每年以0.5%递减，计划2028年前调整到40%。在缴费比率上，由于职工对提高缴存比率比较敏感，韩国政府没有改变9%的缴费比率。但是对农渔民的缴费比率进行了调整，2000年农渔民的缴费比率为4%，但是以后每年将会增加一个百分点，到2005年增加到9%的水平。（2）调整国民年金最低领取年龄，应对国民年金财务不可持续风险。韩国国民年金初始的缴费率以及替代率是依据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水平制定的。随着人们预期寿命不断地增加，势必造成年金领取者缴费时间相对较短而退休后年金领取时间相对较长的不平衡结构。这种不平衡的缴费和领取国民年金年限将会造成国民年金收支出现赤字，其自身可持续性难以为继。为了应对最低领取年龄标准过早对年金财务不可持续风险，韩国制定了在1999-2033年间逐渐推迟退休年龄计划，调整国民年金最低领取年龄。从2013年开始在现有60岁最低领取年龄的基础之上，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每期将最低领取年龄在原有基础之上提高一年，直到2033年达到65岁的标准。（3）改善年金基金运营，提高国民年金运行可持续性。韩国国民年金具有不完全积累性质，保持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有助于实现运行可持续性。在1998年之前国民年金是由财政部来直接管理，同时由于公共资本管理基金中存在强制存款制度，国民年金投资收益率相对于进行其他金融投资的收益率较低。在1998年国民年金制度改革中，韩国废除了公共资本管理基金中的强制存款制度，确定卫生福利部作为国民年金主管机构。同时成立国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专门进行国民年金投资，国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成立以来积极进行国内外各种金融领域的投资，通过扩大投资范围实现投资风险分散化，国民年金的投资收益率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

3.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成效

通过改革，韩国在公平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建立基础养老金制度和修订《国民年金法》的适用对象，使得国民年金真正实现了全民化，全部公民均可以享受年金制度带来的收益。通过调整缴存收益比率以及提高年金领取的最低年龄标准，解决了由于制度设计之初内在的不平衡所带来的不可持续性风险。同时独立、科学的基金管理也使得年金盈余收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进一步降低了年金不可持续性风险。经过近些年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韩国国民年金的缴费人数迅速增加。1999年只有1626.2万人，2013年已经达到2074.5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2008年65岁以上老人共有5069273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为2897649人，受益率达到57.2%，到了2013年65岁以上老人共有6250986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为4045311人。受益率提高到64.7%。200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前，韩国养老金将在2046年左右枯竭，2007年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将养老金枯竭的时间向后推迟到2060年，缓解了养老金财政压力。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不仅注重其对退休者的保障功能和在福利分配上的公平性，还重视其经济功能，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和结构进行调整，努力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社会托底作用。

三、经济增长换档期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方案预测，我国将在2024年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要远快于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制度，要更加注重公平和可持续的协调问题。

1.建立与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相匹配的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制度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应具备足够的活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纵观韩国的公共养老金改革，我们发现韩国政府能够很好地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和结构进行调整，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人口结构、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匹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和人口老龄化加速都对当前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巨大的挑战，养老金制度改革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制度体系内部调整，仅仅实施短期的参数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要把养老金制度改革置于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框架之中，构建与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这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通过完善养老金的制度规则，理顺养老金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关系，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

2.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要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性两大目标的动态一致性

从2005年开始。我们国家就着力建设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2014年人社部就启动了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便是基于社会公平目的，确保全体公民特别是社会中低收入者都能参保并享受应有待遇。加快居民养老金城乡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并轨等制度进程，消除身份和地位的差别，也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但与社会公平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养老金自身的可持续性却令人担忧，养老金缺口的不断扩大导致财政风险甚至是经济风险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实现全体国民的体面生活，又要实现国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性两大目标的动态一致性。

首先，通过建立国家层次统筹的养老金制度防止碎片化带来的抵御风险能力下降。我国当前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实现全国层面统筹，这导致养老金政策碎片、制度设计和福利享受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提高或降低养老金的缴费水平和养老待遇，这使得当前养老金制度的抵御风险能力差。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国家层次统筹的养老金制度。实现养老金账户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转移衔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篇7

[关键词] 外贸增长方式 转变 途径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

1.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现状。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三位。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高达17606.9亿美元，比2005年净增3385.7亿美元，增长23.8%，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外贸出口9690.8亿美元，增幅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幅上升2.4个百分点。

我国长期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使得我国出口连续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是，我国的出口是低效率的，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是不相称的，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渐的显露出来。(1)人民币升值压力。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日渐高涨，最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中国巨大的贸顺差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而由此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出口的利润空间萎缩，国际收支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宏观调控的棘手问题。(2)贸易摩擦增多。我国的低价产品冲击外国市场，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引起贸易伙伴国的不满,进一步激化贸易争端。2005年以来，已有12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3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大案件增多，涉及金额上升约20%。很多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加紧在制度层面对我国实施贸易限制，对我国产品频频设限。

2.对外贸易增长分析。(1)对外贸易增长的效率。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最新的2006年～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名列第五十四位，相比去年下跌6位。中国的2004年至2001全球竞争力排名分别为49，46，39和33，些数据分析与我国的贸易状况是相吻合的。国家竞争力是贸易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竞争力的连续下降，说明了中国外贸增长效率的不断降低。(2)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的重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大幅度增长的，截止至去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了63.86%。比照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93年至2003年都基本维持在20.4%～25.7%，上下波动幅度不过5个百分点。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增大。(3)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则与中国经济本身的可持续性相关。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是成逐年上升趋势的，在2004年接受义务教育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但是随着劳动力水平的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已经在逐渐失去。

二、外贸增长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都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始终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不高，贸易额的增长大部分是纯数量的增长，而出口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出口的增加。纯数量的出口增加，使得我国在初级产业中不断的重复低效率、高成本且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并且在这些产业中投入大量的重要资源，造成资源产出的低效率。粗放型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对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进口依赖，这非但不能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我国的科技发展。即使在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上，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研发部分基本不在我国。

与国际贸易相对比，我国国内贸易倒是能够比较稳定健康。我国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国内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上，我国通过立法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开发高新技术，使用替代型能源等方法。

我国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并不具备国内贸易的相对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国内贸易发展成熟，其贸易增长方式已经显露出它的不适应性，需要借鉴国内贸易改革的经验，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

三、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对策及途经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关键中的关键是政府如何进行引导，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做好宏观调控。这是转变得基础，是进行转变的整体框架。在宏观政策确定的基础上，我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外贸质量。

1.改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国目前出口产品大多是规模大价格低，是中低档产品的出口，只赚取其中的加工费用。出口商品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使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再仅仅因为低价格，而是因为质量需求，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2.提高外贸增长的效率、质量，以及可持续性。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增强外贸企业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自主技术创新，实现外贸增长的可持续性。

3.借鉴我国国内贸易增长的方式。国内贸易的增长是可以借鉴的，各省之间的贸易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对外贸易相类比，各省市的企业可以与各跨国公司类比。学习借鉴国内经济增长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减少贸易摩擦，以提高增长效率及质量。

四、结束语

虽然我国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距离贸易强国还是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在未来的对外贸易方式转变得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我国则应在充分利用自己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优势，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由粗放式贸易向集约式贸易转变，同时提高外贸的数量和质量。

参考文献：

[1]康君:经济增长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国统计，2005（9）

篇8

现展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态、经济、社会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可以概括为生态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三种可持续性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这个统一体中,是以生态可持续性为基础、经济可持续性为主导、社会可持续性为根本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三种可持续性的高度统一与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性是可持续性的经济定义,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是指发展不以伤害后代人的利益为前提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保障人类发展的长期利益或后代人的持续收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经济可以定义为:“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戴维•皮尔斯,1996〕

然而,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对这个定义产生了一种误解,譬如,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只注重人类发展未来的长期利益,而不关心当代人的目前利益或经济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事实绝非如此。可持续经济发展,虽然说着眼是要解决当代的发展与后代的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保障子孙后代的利益;但要从这个基本立足点出发,优化社会总资源配置,从而解决好当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形成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保证人民群众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的供给能力,这就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以便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和后代人的需求。因此,经济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增长和可获利性,它要求国民经济系统保持它的产出水平等于或大于它的历史平均值的能力,是个产出没有负增长趋势的系统,而且经济增长既重视数量增加,又重视质量改善,还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减少废物,提高效率,增进效益,力求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的变异性较低或最低,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基础。因为按照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运动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有作为主体的人,作为客体的环境,这两者都是以生态系统运行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同时任何社会生产,不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以至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态系统。所以,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生态系统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全发展,使其能够长期地、稳定地支撑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生态可持续性不仅是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现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践也已证明,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不以牺性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也不以牺性经济增长为代价片面强调生态发展,而是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建立起协调互促型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现代经济在生态与经济两个良性循环中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必须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所谓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即指这种发展既能保障当今社会多因素、多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又能为未来社会多因素、多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基本条件,至少不削弱这种发展能力。这是一种长时期促进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社会可持续性问题的中心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多种需要的满足,生存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这些正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标,而且,这些也只有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因此,可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中,可持续经济发展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建立在它与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生态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起动力和保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人类经济活动才能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从而保证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和不断前进。当然,经济可持续性对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起着主导性的调节作用,它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为实现和保持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创造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只有在三种可持续性相互作用的协调互促过程中,才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最佳模式是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

可持续经济发展,顾名思义包含二层意义:一是要经济发展,二是经济可持续。所以从财富的角度来理解可持续经济发展,就是社会的总财富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增加,至少不减少,也就是保护社会总资本存量的非减性,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可以认为是可持续的。因此,从社会总体上,保持总资本存量非减或有所增殖,这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总资本是指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资本即实物资本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总和。其中,强调生态资本存量保持非减或有所增殖方才构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生态之间协调发展,保持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必须确立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互增殖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增加的观点。

(一)三种资本的划分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上一次质的飞跃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和过程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把经济发展过程看成纯粹是由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规律支配的,而不受那些支配着自然生态系统进化和发展规律所制约的封闭体系,不重视经济活动和自然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将生态发展过程排除在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之外。这种传统的、狭义的、不完全的经济发展观,突出表现在它没有把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看成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把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资本运动及其规律性;而是将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成是和生态资本运动过程毫不相关的、甚至对立的纯粹的经济资本运动过程。因而生态资本运动过程就被排除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之外。

和传统经济学相比较,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包括进来,把作为人类公共财富的自然生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从而把现代经济运动看成是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作为有机整体来研究经济运动的规律性。8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从探讨生态与经济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深入到研究不考虑生态的经济带来极不经济的后果,尤其是脱离生态资本运动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带来的非可持续性的恶果。这是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变。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把生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内容,纳入社会总资本运动研究的范围,确立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应增殖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加的理论。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也是把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看成为物质资本积累,甚至不少人把它看作是唯一源泉。虽然说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到,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而且有非经济因素,除物质资本外,还有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自然因素等。

尤其是柯林•克拉克认为,物质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一个关键因素。他曾明确指出:“我相信,种种情况已经摧毁了一个至今流行甚广的观点,即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够积累的速度”。(1937)但是,从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是崇尚“物质至上”,把物质资本的作用估计过高。因此,从18世纪中叶以后,物质资本决定论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直到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作用逐渐削弱,而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质量劳动力的作用日趋突出,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同忽视活劳动作用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决裂,从物质资本决定论,转向重视人力资本,甚至提出了人力资本决定论的观点。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为创始人的人力资本学派,论证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形成、特征、投资和收益等问题,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人力资本学说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理论,使经济增长理论实现了由“物”到“人”的转变,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向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转变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现代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性尖锐问题,其中资源和环境等生态问题已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今后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现代生产力,必须走以生态生产力为基础与经济生产力相适应的协调发展之路。因此,现代经济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发展的状况相协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这就使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生态资本或环境资本对现代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生态资本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制约因素和基础性决定作用,从而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种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理论模式。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重要表现。如果说,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资本就是物质资本的传统资本理论模式,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但这种进步仍然没有克服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社会经济体系内部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来研究社会资本运动及其规律的缺陷。而生态资本理论的提出并把它纳入社会总资本之中,形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资本理论,则是将人们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及其规律性,这就完全克服传统经济学缺乏生态观念,基本上不考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的根本缺陷,正确地、如实地反映了现代经济运动的实际状况和社会再生产运动的真实全貌。这是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它为21世纪现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三种资本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转移

1•物质资本是通过人在经济活动的投资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从它的实物形态来看,物质资本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对机器设备、库存及工厂的经营投资,居民住房建筑投资,对道路、机场和城市与农村的其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等。

2•人力资本是通过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投资所形成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即对人力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一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二是人力资源的质量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智力、技能、经验、健康、组织、管理水平及综合各种生产要素、创新技术的能力等;三是人力投资的产物,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主要依赖五个方面的支出: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流动及其家属迁徒的支出、在职工人的培训费用支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支付的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支出。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核心,它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源视为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看作现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成为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3•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但这样说并不能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产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是因为,在现代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那种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改变的“天然的自然”,在当代的世界里可以说已经是为数不多了。因此,只有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才能再生产出达到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这样,在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本实质上是人造自然资产。所以,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源环境,即自然资源的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消纳并转化废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自然资源(及环境)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即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这是指生态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大气环境质量等各种生态因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消费所必需的环境资源;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呈现出来的各环境要素的总体状态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有用性,如美丽的风景向人们提供美感、娱乐休息、以至满足人类精神文明和道德需求等生态服务功能。现代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就越要求优美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的整体有用性也就越来越重要。因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日益重要。

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不管经济社会形态如何,任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态环境系统。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社会物质财富来源于自然生态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经济活动将自然物质变换成适合人们需要的经济物质,这既是物质财富不断形成和增加的自然过程,又是价值不断形成和增殖的社会过程。所以,人类经济活动把生态资本变换成物质资本,增强人类经济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得以维持并不断发展。然而,物质资本不断增加,就要消耗生态资本,生态环境质量也会下降,尤其是枯竭性的资源存量就会减少。但是,这些生态资本存量的减少,可能还没有全部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所消费掉。这就是说所消耗生态资本的一部分可能以利润或投资转化为物质资本积累起来了。这种积累包括用于职工培训、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智力投资,形成人力资本;或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经营投资,形成物质资本;或用于恢复维护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投资,转化生态资本,以及用于替代石油、森林等人造自然资产如水能、风能开发和人工森林营造等方面。还有,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推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同时,人力资本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恢复和维护生态资本存量起着重大作用。很明显,三种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转化的。

(三)三种资本共同增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全人类的共同选择,但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发展背景各有差异,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就有所不同,因而三类资本组合的状态也各不相同。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些国家必然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尽快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使我国进入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为了有效解决这种矛盾,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和实行两个根本转变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建设蓝图的基本国策与关键措施。实行两个根本转变的直接目标是驱动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实施科教兴国就是要切实地把我国现代化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增加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发展的生态支撑能力。因此,认真实施这三大战略,从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是能够保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的。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三类资本组合状态,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物质资本(km)增殖,人力资本(kh)增加,生态资本(kn)增殖,这样三种资本共同增殖就会使总资本(k)的存量随时间保持一定的增长,即实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总资本存量可表示为:k′=lm′+kh′+kn′([′]表示资本增加,[-′]表示资本减少)。这是三种资本组合的理想模式和最佳形态,也是我们经济活动所追求的高强度经济可持续性。

(2)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加,生态资本持平,社会总资本存量也是随时间有所增长,也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总资本存量可表示为:k′=km′+kh′+kn,这是三种资本组合的低级形态,是我们经济活动所必需达到的三类资本组合的目标模式,可以称为弱强度经济可持续性。

(3)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加,而生态资本减少;但前二者增加量多于后者减少量,那么,社会总资本存量是增加的,至少不减少,保持总量持平或增加,可以表示为:k′或k=km′+kh′+kn-′,这是三类资本组合的失调形态,是我们经济活动要尽力防止和避免的不能确保可持续性的状态。然而,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生态资本转换为物质资本,使社会总量资本持平或增加,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称为“弱可持续性”。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社会总资本持平或增加,这只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有人说得好:“财富总量在替代意义上的持衡或增加并不等于可持续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潘家华,1996)

因此,我们必须加上保持生态资本的非减性,才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里至少有两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第一,生态的不可逆转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许多自然资产的开发利用都具有不可逆转性,如物种消失、湿地开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功能发生了不可恢复的损害等,这就使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殖,在实际上不可能补偿这类自然资产的减少。因此,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应该尽量避免对生态资本存量的不可逆转性的破坏。同时,生态的不可逆转性还使某些至关重要的生态资本无法或至少是很困难通过建立其它资本形成来补偿。第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一方面给现代人类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这些国家劳动者素质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生态恶果,使全球性生态资本急剧减少,造成当代人类靠挪用后代人的生态资本过活。然而,从发达国家的社会总资本来说,却是在不断增加,至少没有下降。但是,这种靠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性的,或至少是持续性不够的,因而才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现在,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反思,明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道路,其核心问题就是使社会总资本持衡或增加的条件下,保持生态资本的非减性,力争达到三类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经济要求体制、技术和生态的创新

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影响社会总资本增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分析起来又很复杂。但在诸因素中起直接的、长期的、主要的作用因素,应该是劳动、资本、体制、技术、生态。这些因素是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种创新相互作用与相互推动着社会总资本存量增殖,确保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制度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变迁过程。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理论,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当今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实践,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主要就是由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即变革现存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这就说明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还要指出的是,从可持续发展来说,能够保证经济可持续性的经济制度,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包括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态生产等领域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技术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使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它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试制和生产过程、规模生产、技术扩散、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全过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过程,也是新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与协调发展,它是一种经济行为,在本质上是经济创新。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技术创新才得以实现。所以,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科技发明创造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新市场的开拓,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取得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即是潜在的生产力,它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而进入生产过程,使它和生产紧密结合,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生产力。因此,技术创新是科学技术进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是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技术创新不断出现,就不断引起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大与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实践上看,科技进步与创新确实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而技术创新则能够不断地、长期地推动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生态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生态创新是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生态化,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过程。它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创新是人们有目的改变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系统,使生态环境系统愈来愈社会化,越来越显示其经济社会的特点和功能。在当代,人类符合自然规律要求的经济活动,虽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去改变自身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即不仅改变无生命的环境,而且改变生命有机体,还能改变生物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使生态系统的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第二,人类的经济活动,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指导下,不仅是能够改变自然生态,而且能够创造新的自然界,引起环境变迁,使大自然不断增添它原来没有的东西,即将原来纯粹的自然界或称第一自然界越来越多地变成“人工的自然界”或称第二自然界。这样,一个个人工生态系统遍布大地,使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进化与发展。

第三,生态创新还越来越是经济社会生态化运动,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就是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再生产各个环节愈来愈生态化,越来越显示其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功能。在当代,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清洁工艺、少废无废工艺、生态工艺,进行无公害生产,并能使用“无废料化设备”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使社会生产过程生态化;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市场、绿色营销;实施绿色战略,开拓绿色科技,建立绿色银行;加强绿色教育、发挥绿色法律的作用,推动绿色消费运动的迅速发展等都是生态革命即生态创新的内容。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归根到底还是来自生态环境系统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使之发生形态的变化,生产出适合人们需要的各种经济产品。因此,生态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研究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关系,创造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确保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生态创新的根本目标是要增加生态环境系统运转的生态资本,增强生态环境系统的转化功能,提高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转化效率,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供给能力及其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因此,生态创新是实现现代经济与生态环境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四)三种创新相互作用推动着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把生态创新纳入现代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就很自然提出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各自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并运用它建立制度、技术、生态创新的三位一体的可持续经济运行理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中,三种创新相互作用与相互推动着现代经济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是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制度演变———科技进步———生态改善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的联系,它不仅强调了制度在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保障作用和科技的主导作用,而且突出了生态在现代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对此,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这就从哲学高度上解决了当代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根据科学技术对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变革作用的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说,技术创新较之制度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所以,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源泉。

篇9

关键词：地方财政 财政可持续性 跨期预算约束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构建了我国财政分级分权框架，使我国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地方和谐发展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主体地位，这与世界各国的分权化大趋势相一致（Oates，1999）。然而实践证明地方财政预算约束不力、地方领导利益短视以及我国事权下移、财权上移的不规范财政关系等成为导致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关键原因。因此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对于控制地方财政风险、防范地方财政危机以及发挥地方财政职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近些年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尤其是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上较为一致，都比较注重地方财政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郭代模、杨涛，1999；张雪平，2002；匡小平，2004；翟璐、金明玉，2012等）。但在评价方法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他们的研究均没有系统回答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文献，探索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新思路，旨在为我国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现有文献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解释及相应衡量标准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最初主要以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由政府部门和学界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部门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和预测国家财政的长期挑战，如挪威财政部自1993年开始每四年提供一份《挪威经济长期前景》报告，预测未来50年的财政长期挑战、经济前景与政策选择。此后丹麦的《持续性未来》、澳大利亚的《代际公告》、新西兰的《长期财政状况报告》、英国的《长期公共财政报告》、德国的《公共财政持续性报告》以及《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瑞士公共财政长期持续》、《老龄化与荷兰公共财政的持续性》等，尽管报告的名称不同，但均是通过预测财政未来的收入、支出来评价财政长期持续性。另一方面，学界也将此作为重点课题加以长期不懈地研究，目前西方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我国学者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运用西方现有理论和方法检验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梳理现有文献，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理解与衡量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运用会计方法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衡量和解释

最早提出“财政可持续”概念的Buiter（1985）从政府偿债角度将其阐释为“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并运用会计方法计算和衡量满足可持续财政条件的政府偿债能力。实际上，此前Domar（1944）通过简单的数学论证提出最优债务负担率，已经包含了财政可持续的思想，即将“债务增长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作为财政可持续的判断标准。Buiter将Domar“保持当前债务负担率”的财政可持续狭隘思想向前推进，提出了“保持当前政府净值”的广义标准，但由于计算手段及数据限制，Olivier Blanchard（1990）退回到Domar的财政可持续思想，他将财政的可持续性界定为财政收入水平确定条件下，可预见未来时期内的净债务占GDP比重恒定的财政收支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预算缺口”和“税收缺口”等较为容易操作的指标。Ariyo（1993）和Dinh（1999）进一步沿此思路，将可能的经济增长率和真实利率以及一定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不通过提高债务负担率就能弥补的赤字称为可持续赤字，即可持续财政的判断标准为实际赤字小于可持续赤字的财政。国际上著名的《马斯特里赫条约》据此方法规定了欧共体成员加入欧盟组织的入围标准，即财政赤字率小于等于3%，债务负担率小于等于60%。然而，这些研究是对已经存在状态的总结和检验，因此在财政可持续研究中忽略了经济自身波动难以预测的现实，只能就债论债。同时，以上研究以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机制比较健全的欧美国家为例，没有充分考虑或有负债，而在不同的国家或有负债转化为现实负债的可能性不同。

为弥补这些缺陷，学者们做了如下尝试：Barnhill & Kopits（2003）运用风险价值法考察政府净值的概率分布，进而通过政府净值概率分布考察财政的可持续性。显然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就债论债的观点。Mendoza（2004）提出了“自然债务限度”（Natural Debt Limit，NDL），即政府可能出现的最差财政盈余或赤字时的债务负担率，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政府偿债能力，而非政府能够承受的最大债务负担率，也非最优债务负担率。不过，如果用政府偿债能力表示财政可持续的话，显然需要回答的是政府在最差条件下的偿债能力，而非最优条件下的偿债能力，因此用比较保守的“自然债务负担率”表示政府的偿债能力更有意义。

从单纯计算上看，这类方法比较简单，但需要设立判断标准。对于社会经济条件、社会性质以及全球经济参与度等各不相同的国家，其标准自然不同，也正是这种难以确定的标准，增加了该类方法的实际操作难度，因此这类方法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普遍采纳。

（二）运用“跨期预算约束”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衡量和解释

从计量模型上看，运用跨期预算约束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中，具体有两种常用方法：第一，通过非蓬齐博弈规则检验政府债务或赤字的平稳性。采用该方法的学者有Hamilton & Flavin（1986）、Wilcox（1989）和Wickens & Uctum（1993），其中Wilcox和Wickens & Uctum分别对欧美国家政府债务的时间序列进行考察，并检验这些国家债务的非蓬齐博弈条件，认为理性人只有在一国政府最终的债务现值为零时才选择购买政府债券，否则理性人不购买政府债券而选择现时消费，因此只有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债务增长率小于利息率）时，该国财政是可持续的，反之则需要调整财政政策来满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Hamilton & Flavin（1986）对此提出疑义，他们运用回归分析法检验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债路径，发现美国财政在该段时期内通过以债养债的财政融资方式，同样在不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而满足蓬齐博弈条件下能够持续运行。可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政府可以进行蓬齐博弈。这说明：“跨期预算约束”的实质，即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借贷来解决当期的预算不平衡，因此政府不必保持每一期的预算平衡， 但如果要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跨时期的预算平衡；运用非蓬齐博弈规则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和经济运行有效。理性经济人在经济运行动态有效时，自然会出现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大于等于债务增长率，从而利率大于债务增长率的情况；当经济运行动态无效时或者人们非理性时，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大于等于债务增长率，则利率可能大于、等于甚至小于债务增长率，因此会出现蓬齐博弈规则下的财政可持续。由此可见，政府可以顺利通过借贷解决预算不平衡的前提条件是借贷市场成熟、有效，并且人们处于理性状态，这使得该方法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地区。

第二，通过协整模型检验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间的长期协整关系。采用该方法的学者有Trehan & Walsh（1988）、Hakkio & Rush（1991）、Quintos（1995）、Bravo & Silvestre（2002），他们认为满足财政可持续的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应该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Quintos认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协整向量 [-1，β] ，满足0

从以上衡量标准看，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理解仅仅考虑了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没有将财政和经济有机结合，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不确定性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以及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而现实中财政、经济、社会是紧密结合的，因此这里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可持续”仅仅涉及财政自身的可持续（杨志宏，2010）。而财政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可持续性概念的延伸，它除了财政自身的可持续性外，还包括财政对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翟璐、金明玉，2012）。也就是说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应该采用系统论的观点，即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形成的系统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予以分析、研究财政的本质与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在界定财政可持续发展时要把握以下三点：首先，财政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即要树立公共财政的思想。其次，财政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促进社会更和谐地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自然要求财政提供更多、更高级别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财政应该是发展的，即要树立发展财政的思想。最后，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考虑代际公平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财政可持续发展重新界定为：政府在不影响代际公平的前提下，合理组织资金以弥补其维护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所需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支出的过程。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一国经济、社会运行中应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央财政主要在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国家安全等宏观领域发挥作用；而拥有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更加知道当地居民的偏好，因此地方财政应该在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地方经济效率方面发挥作用。这为各国分权化改革提供了依据，但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在经济效率的追逐中，由于其短视行为，可能会增加同级财政竞争的“用脚投票”（Tiebout，1956）成本和外部性成本（Gordon，1983），从而影响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使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掠夺之手”（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2002），最终影响地方可持续发展。可见，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是地方政府在不影响代际公平的前提下，满足其财政责任的长期能力（契布曼，2008）。据此定义，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该解决如下问题：一是自身的平衡、可持续问题。依据系统论的观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这个子系统由于其具有财政调节功能，因而在促进整个系统可持续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可见，地方财政自身的平衡、可持续是其发挥财政职能的基础和保障。二是市场失灵问题。地方财政作为政府调控手段，在市场失灵时，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地方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基础设施、基本保障等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地方财政从本质上讲属于公共财政，理应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即要根据当地发展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本地，发展本地经济；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本地社会可持续发展。四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代际公平问题。地方财政既要满足地方当前财力分配的现实需要，又不会损害财力的未来需要及后代人的利益（郭代模、杨涛，1999）。有鉴于此，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地方财政自身的平衡和可持续

反映地方财政收入满足当地财政支出需要程度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常被用来衡量地方财政自身的平衡状况（郑斌，2008），但该指标属于静态指标，不能反映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对此，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第一，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产业来源是影响地方财政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李芳，2010）。据此应该研究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协整关系、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产业来源。第二，地方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与效率影响政府配置资源解决市场失灵效率，因此放在下文论述。第三，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平稳性。依据前文对财政可持续性衡量标准和解释的梳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可以通过协整模型检验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间的长期协整关系来评价。

（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地方政府运用地方财政配置资源主要有三种方式：转移支付，引导产业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为当地产业发展搭建平台，引导资源在产业间流动；通过地方财政政策配置资源，比如税收制度等。前面两种方式主要涉及财政支出问题，第三种方式则涉及财政政策或制度，因此需要研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地方财政支出与当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协整关系、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调整的支持、地方财政政策或制度。

（三）解决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提供问题

该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地方财政的支出问题，重点研究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效率以及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等指标。由于在上文已经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四）解决政府融资代际公平问题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中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地方政府履行其财政责任的资金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包括取得财政收入以及债务融资。其中财政收入可持续性研究已做分析，此处重点探讨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按照负债经营理论，地方政府负债融资既会影响代际间的公平，又可能通过负债经营提高地方经济运行效益，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债务融资时应权衡利弊。依据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在二者权衡比较时关键看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孰高孰低，当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后的实际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会影响代际公平，即扣除经济增长红利后的当期地方政府负债利息将会影响债务到期时的财政支付；相反，当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时，显然政府应该抓住机遇发展本地经济。

根据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该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笔者将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框架归纳为表1。

结论

综上，应用会计方法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衡量和解释，尽管方法简单，但由于地方性差异使得难以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因此有时并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跨期预算平衡表明财政可持续性是跨时期的财政平衡，其中非蓬齐博弈规则和蓬齐博弈规则旨在通过检验政府债务或赤字的平稳性来指导政府创造财政可持续的经济条件，而财政收入、支出协整检验则通过财政收支的自身关系指出财政可持续的可行条件。这些研究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十分有用的计量方法，但没有揭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本文通过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新阐释，指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地方财政帮助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研究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该采用系统论的观点，从地方财政应该解决的问题入手，在解决地方财政自身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发挥地方财政职能。

参考文献：

1.Oates W.“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37（3）

2.Buiter，Willem H.“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s and Defieits，”Economic Policy：A European Forum，Vol.1（November ），1985

3.Domar，Evsey D.，（1944），“The Burden of Debt and the National Inco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4，34

4.Olivier Blanchard. Suggestions for a New Set of Fiscal Indicator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0，Working Paper ，no.79

5. Mendoza，Enrique G. and Pedro Marcelo Oviedo.“Fiscal Solvency an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in Emerging Markets：The Tale of the Tormented Insurer ，”manuscript . 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4，4

6.王晓霞.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评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1）

7.Quintos C. Sustainability of the Deficit Process with Structural Shifts [J].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5（13）

8.杨志宏.“可持续财政”理念辨析[J].地方财政研究，2010（7）

9.翟璐，金明玉.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理论界，2012（10）

10.Tiebout C.M. The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164）

11.Gordon R H. An Optimal Taxation Approach to Fiscal Federal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3，98（4）

12.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2002，2（1）

13.Jerrrey I. Chapman. State and Local Fiscal Sustainability：The Challenge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8，12

14.郭代模，杨涛.论可持续发展财政[J].财政研究，1999（10）

篇10

[关键词] 区域差异视角；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可持续；策略

[DOI] 10.13939/ki.zgsc.2015.03.152

改革开放促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金融发展速度持续快速升级。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以及战略发展需要，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区域性经济不均衡，扩大贫富差距及两级分化程度，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构建现代金融发展，推进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区域均衡的可持续快速升级，是当前中国金融理论实践重要课题。

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理论实践的核心内容，在合理资源配置、信息支持以及风险防控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因此，经济体制的革新最主要的突破口则是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的前提，影响金融发展的速度与理论实践的完善[1]。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

本文运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是关于区域内金融发展与本地区内部因素关系的理论。根据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简易框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如下函数关系：

Y=AF （1）

公式（1）中，Y表示经济增长变量，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总值表示，F表示金融发展变量，A表示除金融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元素集合。推动金融发展的因素有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结构及金融效率，三者与金融发展之间正相关，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演进及金融效率的提升促进金融的正向发展。因此，金融发展函数列式为：

F=FαSC・FβST・FλEF （2）

FSC代表金融发展规模、FST代表金融结构、FEF 代表金融效率。

lnY=lnA+αln（FSC）+βln（FST）+λln（FEF） （3）

为了加强数据分析量化的解释力度，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是指比较每一自变项之特定类目或类别间的差异及其与其他自变项之特定类目或类别间交互作用效果的实验设计。实证分析采用2002年―2013年27个省区数据，为了允许截距的变化，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各省区的固定效应。为了分析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按照下述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

lnY=αiln（FSC）i+βiln （FST）+λiln （FEF）i+ Σ2013γt （4）

i=1，2，3…，27，代表27个省区，Σ2013γt 表示时间变量函数，其中t=2002。

3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表1是通过上述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出来的各典型省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固定效应值（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效果的量化值）[2]，从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效应值。各地区之间差异值很大，其中固定效应最大的山东省与云南省的最低效应差高达约13个系数点，这种巨大的差异性，表明区域性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活跃，以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断定我国经济的差异性不是由金融发展及经济自身为主导性的差异，而是我国实行差异性经济政策下的产物。基于此，均衡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需要政策方面的转变，实施全面统筹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才是解决区域性失衡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金融发展是某一地区经济发达的标志，只有在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才会出现金融业的繁荣，反之，金融业的繁荣将会激活地区融资及资本的流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山东的经济比较发达，但其金融规模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要加大力度发展金融业，协调金融与经济的发展[3]。因此，应在统筹区域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4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践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

4.1 创新金融制度，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金融发展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布局的关键环节，金融的有效发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稳步增长。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实现经济的统筹发展，必须先从统筹区域金融发展为切入点。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为前提，建立健全金融发展体系，完善金融制度体制。通过金融监管机制的构建，扩大金融的开放力度，创新金融制度，加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功能。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做好金融制度的创新工作，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推进金融业与国民经济的统筹发展。

4.2 开放金融管制，拓宽融资渠道

逐步开放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发挥市场对金融利率的调控作用，促进利率的市场化，实现利率真实的反映市场供，引导资金逐渐向中西部流入，有效金融资源配置。加强区域性金融机制建设，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业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金融和科技创新，从而对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规范。

5 结束语

从区域发展差异的角度考量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全面性，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分析，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为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政府的经济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角度，都应该切实推进中国区域性金融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丽丽，杨刚强，江洪.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2）：58-69.

篇11

关于我国经济这种高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是否进入了新一轮景气期？从专家们反馈的意见看，观点有一定的差别：

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景气增长。加入WTO后经济体制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正确，国际环境的逐步好转，将支持中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经过1993～1997年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和1998～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高――低――较高的周期，目前正处于新的期前端，经过前十年的调整，积蓄了一定的增长潜力，增长机制也更成熟，宏观调控更科学，可以说进入了新的景气期。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相当协调的高成长期，风景这边独好的格局暂时不会变化，主要得益于内部机制的变量趋于合理，外部环境更多地看好中国。中国已形成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的凹地。政府政策的稳健和连续也是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一种长期态势，经济增长具备物质基础，投资主体由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正由政府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目前是投资带动型，将逐步向消费拉动转变，支持经济快速发展。另外，我国内需市场大，且呈梯度分布，加入WTO后促进外资投入，宏观调控掌握较稳，价格尚处在低价位区间，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将持续，耐用品消费（汽车、住房等）增长快且将持续，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因此，只要控制好增长的均衡性，可以保持一个时期的持续稳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机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没有进入新一轮景气期的充分证据。目前宏观运行比较复杂：通缩和过热征象并存；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和某些高消费增长点的拉动并存。外贸外资高增长对经济景气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市场因素和政府换届因素起了推动作用，和宏观调控政策也有关系。当前经济扩张与收缩的因素并存，通货紧缩并未完全消除，加之经济景气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旦外部动力发生变化，经济仍会发生波动。增长机制仍以政府和外资带动为主，内需仍不振，可持续性不容乐观，谈不上新一轮景气。尽管增长机制已有一定变化，但微观主体盲目性不会变，对于过热的趋势，政策要逆向调节，我们似乎反应较慢。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仍然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与体制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会造成新的供求矛盾，消费受制于收入增长，没有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尚未进入新一轮景气期。

篇12

另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非常严峻，2015年全国债务余额平均增长速度虽然未到50%，但其中115省份的增速超过了全国的水平，有几个地方的增速还超过了100%。

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支缺口问题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的严峻状况，反映出我国财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国的财政就不可持续了？其实财政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看我国将如何调整财政的体制和机制。

判断指标

财政的可持续性是指国家财政的一种存续状态或者能力，是衡量财政风险重要指标之一，一个国家的财政如果不可持续，就说明这个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支出，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公共服务了。

我们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如何，其实在学界也有一些探讨。有专家分析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在新常态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新常态后，一些专家采用的是分诊时间序列的方法，发现我国财政具有弱可持续性，但中长期仍然存在风险。还有的学者从社会结构变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做了分析，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也有不利的影响。

到底新常态下财政可持续性该如何判断？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邓晓兰告诉记者，首先是从财政依存度这个指标来分析，财政依存度指标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过去经常说的财政集中度，它反映的是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配置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和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程度。目前，财政依存度这个指标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经验数据，因为财政依存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找不到统一判断的标准。通过1978年到2015年我国财政依存度与GDP增长率、财政缺口之间的数字变化规律的分析得出，我们国家财政依存度的合理区间在15%到22%。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支出的缺口就越大，一直到15%以上。相反，这个缺口下降，增速也就上来。但是超过了22%以后，尤其是2015年依存度已经达到了22，49%以后，支出缺口猛增，15%到22%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目前超过了，所以财政发展的前景还是有些令人担忧的。

另外，还可以通过赤字率和债务率来分析，这些都是很直观的指标。从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2.3%，到2016年已经设定到3%来看，我们财政的收支压力还是很重的，遇到了挑战。目前，按照欧盟的经验，3%是国际上所谓的经验标准，算是上限了。当然中国是不是3%还值得研究，但是已经是比较高了。从全国的水平来看，负债率好像离国际所谓的警戒线60%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从地方政府总体的负债率来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地方财务问题反映的是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当然解决地方债，同家已经提出厂债务置换，而且现在还如火如荼，但是这个做法只是暂时缓解风险，把债务问题往后延期，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邓晓兰还做了一个跨时预算约束下的协整，来判断财政的可持续性。一般来讲，财政可持续性的充要条件就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其中贝塔系数在。到1之间，如果贝塔系数等于1，财政就有强可持续性；当贝塔系数在。到1之间，财政具有弱可持续性。“我们选择了两个样本，就是2012年1月到2016年2月，新常态以后的数据，以及新常态以前，就是2007年1月到2011年12月这个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的数据，贝塔值的结果是0.5和0.69，都在0到1的区间内，说明我国在新常态前后的两个区间内的财政都是具有弱可持续性，但是新常态后的财政可持续性的强度更弱一些。”邓晓兰说道。

时此看出，我们国家新常态下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存在着地方巨额债务问题，虽然在可控范围，但财政赤字率在提高，我们国家在全国层面上可以说还是处于弱可持续性。

倒逼体制改革

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强也好弱也好，说到底是财税体制的完善与否。回顾我国税收制度发展的历史，能够代表税收制度演变的基本上都是从增值税开始的。从1984年的工商税制的改革，到1994年的财税体制的创建，到现在又是以增值税制度改革作为一个前提来展开的。同时营改增也是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军，也就是说现在营改增迫切的倒逼着财税体制发生转变。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李万甫认为，这次改革既总结了前期试点的一些经验，又预估了此次试点改革的难度，体现出营改增试点由易到难的一个改革路径。从2012年1月1日到“3+7行业”领域进行试点，又到推开四个领域（即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的全盘改革，都体现出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探索。尤其是这四个领域，在世界上都是公认为最棘手、最复杂、最难的领域。比如金融保险业增值税制度，我们国家做出了非常勇敢的探索。

这次营改增既体现宏观层面的减税诉求，也为微观主体释放改革红利来助力供给侧改革。还有这次营改增既有国税部门的参与，也有地税部门的参与，对二手房和房屋租赁的问题，应该依然维持地税局米进行征管，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种现象。因为按照增值税的原理来说，不应该由两个部门共同来管，但是现实的这种状况下，地税来负责管理，会有助于这项改革的逐步推进。所以这次营改增体现出一种多维角度，它是提升我们税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支撑点。税收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要发挥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的作用，这个支柱怎么来体现，这次营改增则是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很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

解决之道

接下来又该如何理顺财政收入机制？目前国家提出来了供给侧改革，就是一个解决之道。其实，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对需求端的否定或者对需求管理的否定，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经济周期性的问题，而长期性的经济增长问题是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的。

邓晓兰说：“新常态下，我们国家经济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属于中低速发展的态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它是一个通过结构性变革使经济朝更加合理化发展的一个经济稳增长的问题，所以把供给侧改革归到了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去理解，发力方向应该作用于生产要素，通过提供制度供给和优化结构等有利于生产要素配置的外在环境，来提高投资效率，为经济增长不断培育新动力。”

在新常态，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说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和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为经济增长发展提供新动力，经济发展了，收入机制完善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就有了保证。而财政如果助推了供给侧改革，那么对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篇13

关键词：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东亚奇迹”最早引人关注来自世界银行在1993年9月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在该报告中世界银行将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称作HPAEs（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以之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的经验及启示。之后1994年底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只是“纸老虎”，所谓的“亚洲奇迹”不应再被当作神话。到今天距那场争论已有十多年，这十多年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绩为验证争论各方的观点提供了可能，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所谓的“东亚奇迹”。

一、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中的各方

（一） 东亚奇迹存在吗

似乎东亚奇迹的存在性是毋庸置疑的，连世界银行也将之作为报告的题目，但若考虑到奇迹本身的多重含义，“东亚奇迹存在吗”就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显然各方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世界银行为认为东亚HPAEs八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的令人注目的经济持续高增长证明奇迹是存在的，并指出奇迹的实质是“保持分配均等的迅速增长”。克鲁格曼的文章显然对东亚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是承认的，他反对的只是把这种高增长“神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像变魔术那样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奇迹”应该只属于那些无法被解释的现象，而东亚经济的成就显然不应被归入此类。而与克鲁格曼针锋相对，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Bhagwati1996年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奇迹的确发生了：从比较视角理解东亚》，他认为，克鲁格曼的文章让人产生的“没有什么奇迹”的看法实际上误解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实际经验，如果把“奇迹”看作“结果的出乎意料”，那么东亚奇迹不可否认，需要解释的真正的奇迹是在东亚出现的其他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区都无可比拟的很高的私人投资率。

（二） 东亚经济增长是否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只是各方对奇迹含义的分歧，那么对于东亚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就是学术上的争论。克鲁格曼对此问题的观点是肯定的，他依据Kim和Lau（1994）、Alwyn Young（1994a, 1994b）的研究认为东亚经济的所谓高增长几乎没有技术进步，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增加，这种增加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表现为物质资本的高投入。出人意料的也许是，世界银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克鲁格曼的意见一致，在那本著名的报告的前言，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刘易斯·T·普雷斯顿就指出，“研究表明，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从这个意义上，东亚经济获得成功中没有任何‘神奇’而言”。尽管如此，世界银行是从正面看待东亚奇迹现象的，它们研究的就是要回答为什么“每一个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上做得比大多数国家更好”，答案就是“所有东亚经济……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促进高积累和更加合理的配置资源”。

与之相对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增长显然是存在技术进步的，这种进步尽管可能主要来自技术的引进。Nelson和Pack（1999）提出“吸收说”，认为所谓“积累说”主张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上的高投资就可以造就亚洲奇迹是不正确的，他们研究发现“技术引进并吸收的过程要求发展一套新的技术、新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要求熟悉并有能力在新的市场上竞争，要求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和良好的管理”。在他们看来，对更现代技术的不断采用或吸收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才是理解亚洲奇迹的关键。

（三） 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是否合适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索洛提出的一种核算经济增长源泉的方法，它将产出增长分为资本增加、劳动增加以及技术进步三个源泉，在核算中索洛余量（Solow Residual）常常被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正如任何测算方法都有缺陷一样，TFP核算也由于模型假设、数据取得等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其应用和获得认可的程度。很多研究都是从运用TFP核算能否准确反映东亚奇迹本质方面来对克鲁格曼的研究提出质疑的（Chen, 1997; Felipe, 1997; Stiglitz, 2001）。问题在于，即使是质疑者也停留在指出TFP核算的不足之处上，似乎还没有一种能够替代TFP核算的经济增长源泉核算方法出现。

（四） 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关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克鲁格曼预言建立在高要素投入基础而没有技术进步的“东亚奇迹”由于遵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必定将降下来。那些主张“东亚奇迹”包含有技术进步的学者虽然大多没有对东亚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预测，但可以认为在他们看来东亚经济可以持续高增长。

二、 东亚经济增长表现：可持续性检验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对此问题给出回答，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前三个问题上各方观点的可靠程度。现在距世界银行1993年报告已过去十多年了，通过考察东亚各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表现来检验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中宏网收集HPAEs各个国家和地区1985－2008各年GDP年增长情况(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可以看到除日本外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年增长均大大超过5%，而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过程，这七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影响国在1998年毫无例外均是负增长，这之后年增长率又迅速回升。从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和地区年增长率在金融危机前一般较金融危机后高2－3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判断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正在减弱，这可以部分验证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奇迹的观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这里的判断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验证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奇迹”的预言。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这些 经济并没有经历所谓的‘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而是遭受恐慌引发的危机（panic-driven crisis），资本大量流出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如果克鲁格曼的预言是正确的，你应该观察到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率的缓慢而持续的下降过程，但事实是一个迅速且间断的增长率下降”，所以，在他看来将克鲁格曼看作亚洲的“预言家”显得很奇怪。

三、 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对亚洲的关注还集中在HPAEs身上，那么伴随着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持续的高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从东亚奇迹争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首先，我们自身应该对目前的高增长的持续性保持清醒，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使得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过去中国经济的明显粗放型增长特征，要想将这种高增长维持下去，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已变得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反映出以过去那种发展模式要继续保持目前这种高增长会越来越困难，这是由要素投入报酬递减规律决定的，而不仅仅是资源紧张、环境承载力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更多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既有助于保持持续高增长，又有助于解决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问题。

其次，中国应当时刻对金融危机保持警惕，从东亚各国看正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高增长过程中断。启动增长和维持增长不是一回事，罗德里克认为启动增长可能只需要有限的制度变动，但经济起飞后维持增长对制度的要求会大大提高，需要“国民经济维持生产活力和具有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Rodrik,2005）。近期中国政府集中解决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蕴藏的风险正是基于防范经济潜在的问题中国面临的制度难题。总之，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日益融入世界经济，面临外部冲击风险加大，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制度结构，塑造有利于增长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6)

篇14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是全国的重化工能源基地。随着山西省矿产资源大范围、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开采,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加之全省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了水土流失、水资源缺乏、土地沙化等一系列生态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山西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研究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怎样与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物质上封闭的生态系统相关的。或者说,在经济系统的作用下,如何使地球生态系统保持动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是生态可持续性,而生态足迹就是反映生态系统生态可持续性的指标,而生态足迹的相关理论就构筑了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内在规律的理论媒介和桥梁。也就是由此来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反映区域资源的消耗强度。随着全球人地关系矛盾的日趋尖锐,生态环境总体呈现恶化趋势,人类的生存进一步受到威胁,生态安全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的前沿课题和研究热点。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背景,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出山西省2007-2011 历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年份的生态足迹量,可以进一步了解山西省在各年份的发展状态,并定量描述出山西省所处的发展状态(可持续性或不可持续性),从而为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或政策导向,同时,也可为测度同类区域的生态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

    生态可持续性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由于生态资源数量和生态环境容纳力的有限性,经济增长产生生态代价,若不控制,生态极限迟早会被超载。而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生态可持续性就成为评估资源持续利用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构建一种生态可持续性的经济,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及其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由加拿大经济学家 William 和他的学生 Wackernagel[1]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以生态足迹分析法为各种自然资源提供的统一度量——生态生产性面积为基础,测量人类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将其同国家或区域所能提供的生物生产面积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消费活动是否处于该区域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而分析区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三目标(经济、社会、环境)模型。M.A.Quaddus[2]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三重目标——社会、经济、环境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估算。苏格兰学者[3]提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序列研究,该方法综合应用了真实储蓄率、净国民产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初级生产力和真实发展指数等多种测量模型。

    ………………

    2 相关理论基础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人类由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表现为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逐年加重、温室气体含量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暖日趋明显、臭氧层耗竭不断加剧、人口数量居高不下,等等。人们为了寻找一种建立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模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先后提出过“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各种构想,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悲观派与乐观派的争论。可持续发展由此产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归功于联合国等组织在 20 世纪 70-90 年表的几个重要报告:①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 114 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就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②1980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委托,在世界生物基金会(WWF)的支持和协助下所的文件《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首次出现。③挪威前首相布兰特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1987 年 2 月在东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可持续发展”加以阐述并得到广泛的认可。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可持续发展,明显超出了以往仅仅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市场交易运行机制和政府对“市场失效”进行干预的主流经济学范畴,这无疑是要求人们将视野延伸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领域,并且找到使二者保持和谐的经济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