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的表现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法治思维的表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48岁，主因进行性四肢无力10余年入院。患者于10年前开始出现四肢无力，不能远距离行走，偶有大小便失禁，饮水呛咳，当时就诊于长春某医院，诊断“多发性硬化”，激素治疗（具体不详）后未再出现大小便失禁，无饮水呛咳。四肢无力进行性加重，左侧为著，易劳累，易跌倒，伴有周身肌肉疼痛，近几年发现手部肌肉萎缩，左侧明显，双手持物费力，伴有双手麻木感，周身肌肉僵硬。既往体健。查体：神志清，语利，颅神经（），手部大小鱼际、指间肌、骨间肌、双上肢前臂肌肉、肱三头肌萎缩，双侧肩胛带肌、双侧腓肠肌肌肉萎缩，双手握力3级，四肢肌力4级，感觉对称，肌张力正常，共济运动正常，双下肢腱反射亢进，双侧Babinski征阳性。头颈核磁示：双侧脑室周围多发片状异常信号影，T2WI及FLAIR上高信号，T1WI上低信号，DWI呈等或稍低异常信号；灰白质界限清晰。颈短脊髓形态正常，颈2水平脊髓内片状T2WI高信号影，考虑多发性硬化。肌电图示：左侧拇短展肌静息时可见肌强直电位、束颤电位、纤颤电位、正锐波、轻用力时正常，重用力时呈单纯相；左小指展肌、左第一骨间肌静息时可见纤颤电位及正锐波、轻用力时不能配合；左侧腓肠肌内侧头、右第一骨间肌静息时可见纤颤电位及正锐波，轻用力时正常，重用力时呈单纯相；右三角肌、右股四头肌外侧头静息及轻用力时正常，重用力时呈单纯混合相；右胫前肌静息及轻用力时正常，重用力时单纯相。神经传导速度示右侧正中神经、右尺神经传导速度减慢，潜伏期延长，双腓总神经、双胫神经、传导速度减慢，潜伏期延长，F波检查未见异常，BEAP、SEP、VEP未见异常，提示四肢广泛神经源性损害。确诊为多发性硬化（MS），予甲基强的松龙1000　mg冲击治疗后周身肌肉酸痛、麻木、四肢无力减轻，肌肉萎缩无变化。

2　讨论

MS是中枢神经系统白质脱髓鞘病变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因不明，多在成年早期发病，女性多于男性，反复发作神经系统功能障碍，间歇期症状可部分缓解，最常累及的部位为脑室周围白质、视神经、脊髓和脑干，影像学可见脱髓鞘斑块。临床上分为五型［1］：复发缓解型：疾病早期有多次复发和缓解，两次复发间病情稳定；继发进展型：症状进行性恶化，伴或不伴急性复发；原发进展型：进行性发病且仅有短暂、不明显的症状改善；进展复发型：发病后病情逐渐进展，并间有复发，两次复发间持续进展；良性型。该患临床上无明显缓解复发特点，应属于原发进展型。但头、颈核磁有多发脱髓鞘改变，存在空间上多发，脱髓鞘病灶有新旧之分提示存在时间上多发，影像学还是符合时间及空间上多发的特点。

MS可合并周围神经损害，但肌肉萎缩明显者少见，MS周围神经损害的发病机制目前有两种说法［2，3］，一、由于中枢神经系统髓鞘脱失严重、范围过广而引起髓内神经根脱髓鞘及轴索损害，随着时间的延长，损害逐渐加重，发生华勒变形，而继发周围神经脱髓鞘或轴索变性。且累及脊髓者多伴有周围神经损伤。该患病史较长，一直未系统治疗，颈髓有一较大病灶，长期的周围神经损害一直未予控制可导致肌肉萎缩较重。二、从免疫学角度看，脱髓鞘疾病是针对髓鞘成分的免疫攻击，当靶器官局限于中枢神经系统髓鞘时表现为MS，靶器官局限于周围神经时表现为GuilainBarre综合征。若靶器官为CNS和周围神经髓鞘的共同成分时，则中枢与周围神经同时受损。该患也可用此观点解释。治疗上考虑患者症状有加重，核磁显示有新发病灶故予激素冲击治疗，但该患因广泛神经源性损害，肌肉萎缩较重，已为不可逆损害，故治疗效果不佳。

参　考　文　献

［1］　胡维铭，王维治.神经内科主治医生1000问.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619.

篇2

7例颅内血管狭窄或闭塞， 27例头部DWI出现2个以上同一颅内不同动脉供血区的分散小病灶。肿瘤类型按部位， 肺癌最多见， 按病理类型分腺癌多见。恶性肿瘤确诊时间多为脑梗死发生后3～14 d， 确诊时14例已发远处转移。脑梗死后30 d， 预后良好12例， 预后不良19例， 死亡1例。结论 以急性脑梗死为首发表现的恶性肿瘤患者常缺乏传统脑卒中危险因素， 其外周血D-二聚体和肿瘤抗原水平升高、脑内多发性脑梗死灶、血液高凝状态均与脑梗死的发病有关。静脉溶栓治疗恶性肿瘤并发脑梗死的安全性尚待研究， 临床目前偏向于接受重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物静脉溶栓治疗更安全有效。

【关键词】 脑梗死；躯体恶性肿瘤；临床特点；发病机制

DOI：10.14163/ki.11-5547/r.2017.11.046

恶性肿瘤非转移因素导致的脑梗死临床报道较少， 但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肿瘤相关脑梗死的发病机制与临床特点日益引起关注， 部分患者首先表现为神经症状， 缺乏肿瘤原发灶表现， 易被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 后续治疗中才确诊躯体恶性肿瘤的存在[1]。治疗肿瘤常选手术治疗、放疗、化疗等， 但都对机体有不同程度损伤， 增加罹患脑梗死风险。本研究旨在分析隐匿性恶性肿瘤并脑梗死的临床特征与发病机制， 以提高临床有效诊治率。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收集2014年4月～2016年1月南阳南石医院收治的32例因急性脑梗死入院， 住院期间证实患非颅内恶性肿瘤的患者资料。纳入标准：脑梗死诊断参考《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4》；躯体恶性肿瘤经临床、实验室、病理学检查等确诊， 但卒中之前未被诊断， 且无深静脉血栓史等症状；排除肿瘤颅内转移、原发性颅内肿瘤、肿瘤确诊病治疗后超过5年无复发转移者。

1. 2 方法 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既往史（包括脑梗死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心房颤动、吸烟酗酒等）、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心肌梗死、卒中复发、肢体动静脉栓塞史和卒中家族史。根据发病首要症状（起病形式、抽搐、意识障碍）结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肿瘤相关特异性指标等， 辅助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颈部血管彩超、经颅多普勒超声、头颅CT、CTA、MRA、DWI序列等， 改良Rankin量表评价脑梗死后40 d预后。肿瘤相关的血液标记物、肿瘤影像学、病理学检查、是否转移等。双通道四深度M-模微栓子监测距卒中发病时间、微栓子数目等。

2 结果

32例患者中男23例， 女9例， 平均年龄（47.1±3.2）岁。患者均急性起病， 发病前均无躯体疼痛， 主要症状为局灶神经功能缺损。11例患者有一种或多种脑卒中危险因素， 偏瘫14例， 失语7例， 其他包括偏身感觉障碍、偏盲、复视、眩晕、构音障碍、单眼黑朦等。住院时进展为意识障碍8例；缺血性卒中复发5例， 复查影像学证实出现新梗死灶4例。实验室检查外周血D-二聚体增高20例， CA-l25增高22例， CA-l99增高24例。DWI均累及多支动脉供血区， 20例累及双侧前循环和后循环， 12例累及双侧前循环。病灶累及小脑半球2例， 大脑半球脑叶皮层下14例；大脑半球深部7例， 基底节、丘脑、内囊各2例， 脑干3例。心脏彩超均无发现异常， CTA及MRA示7例颅内血管狭窄或闭塞；头部DWI扫描， 所有患者脑内出现长T1、T2及DWI高信号新发病灶， 27例出现2个以上同一颅内不同动脉供血区的分散小病灶。肿瘤类型按部位为肺癌最多见， 按病理类型分腺癌多。恶性肿瘤确诊时间多为脑梗死发生后3～14 d， 平均确诊时间（7.86±3.85）d， 确诊时14例已发远处转移。脑梗死发病后30 d， 预后良好12例， 预后不良19例， 死亡1例。肿瘤手术治疗7例， 抗血小板及抗凝治疗10例， 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12例， 放弃治疗出院2例， 死亡1例。见表1。

篇3

关键词：人治思维；权力；权利；制度；暗箱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10-02

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人治思维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在现实中仍然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人治思维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它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水火不容。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误区一：膜拜权力

膜拜权力是人治思维的显著特征。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应当膜拜的圣物而非必须受到制约的对象。人治思维对权力的膜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是权力的婢女。美国思想家潘恩说过：“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在人治思维中，永远是权大于法，权力是最高价值，法律始终处于依附权力的次要地位。人治思维中的法律体现的是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当权者的个人权威始终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法律只是权力的婢女，是管控民众的工具。当权者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可以因一时的需要，随意立新法、废旧法，也可以对现有的法律随意解释。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2]，法律的基本作用是制约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英国哲学家洛克说过：“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3]。无论是权力设置还是权力运行，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的权力任何人都可以抵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们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权力，有权好办事是普遍被接受的信条。当遇到冤情或无法处理的纷争时，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浓厚的清官意识是人治社会许多底层民众心中永存的慰藉，似乎只要遇到了清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二，权力是评判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一个人只要拥有了权力，立刻就会身价倍增。无权者千方百计要与当权者拉上关系，有权者绞尽脑汁渴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民众对当权者、权小者对权大者都处于仰视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显示法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法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4]。然而，在人治思维的词典中，没有“平等”二字。每一个人都被按照有权无权、权大权小分为三六九等。权力被神秘化，当权者也被神秘化。只要得到权力灵光的照耀，当权者的缺点可以变成闪光点，丑行可以美化为壮举。

人们膜拜权力，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巨大利益。在人治思维中，权力被视为利益分配的核心标准。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得到的利益也越大，他不但能很容易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能很容易得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反之，一个人距离权力中心越远，得到的利益也越少；他不但难以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当自己的正当利益遭到侵犯时，他的维权之路将会布满坎坷和艰辛。

误区二：蔑视权利

德国学者格哈德・鲁别尔兹说过：“法治实质因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确保基本权利。”[5]与法治珍视公民的权利保障相反，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是蔑视公众的基本权利。在人治思维中，权利是伪概念，真诚地谈论权利是可笑的、幼稚的。人治思维对权利的蔑视主要表现在：

第一，宣扬无权利的义务。人治思维惯于割裂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当权者拥有大量的特权却不必承担什么义务，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权利却需要担负多如牛毛的义务。当权者随时可以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义务强加给民众，民众不堪其苦却也无可奈何。人治思维对当权者享受的众多特权视而不见，却对普通民众抛开权利大讲特讲义务的神圣性、崇高性，要求民众必须把义务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毫无怨言地承担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所有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只是当权者管控民众、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手段，难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做坚实后盾，普通民众的正当权利经常受到有权有势者的随意践踏和侵犯。当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利惨遭蹂躏时，普通民众难以找到有效的维权路径。在人治社会中，无论是维权的法律路径，还是寻找清官的维权方式，对普通民众而言都不断地被事实证明是代价昂贵、成功希望渺茫。于是，普通民众面对侵权只能忍气吞声，把忍耐当作利益、权利被侵犯的惯常应对方式。然而，普通民众的忍耐阻止不了有权有势者的侵权，反而使他们更加嚣张，更加蔑视民众的正当权利并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这样，普通民众越是忍耐，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越是遭到蔑视和蹂躏。天长日久，一些民众的心态就会失衡，心理出现压抑、异化，神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一旦遇到导火索，这些人就可能铤而走险，以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误区三：拒斥制度

人治思维过分夸大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轻视制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用科学的制度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任性。人治思维对制度的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忽视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法治思维习惯于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同，人治思维拒斥制度，处理事情时常常视野狭窄、就事论事，把制度抛在一边，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是人类对长期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够提高人类实践活动的水平，在激励好人善举的同时有效遏制坏人恶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制度缺乏公平性、合理性，就会诱发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分析才能认清其形成的深刻原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从优化制度、创新制度的角度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到法治思维重视制度，从就事论事处理问题到以制度范式处理问题，是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第二，制度执行效果极差。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其执行效果极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拒斥制度，人们普遍不把制度当回事，经常出于一时喜好或当下利益的考量而随意抛弃现有的制度。二是因为人治思维主导形成的制度常常缺乏严密的程序，制度漏洞随处可见，很容易让当事人钻空子，无法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随意性。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的程序支撑相反，法治思维特别强调运用严密的程序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6]。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7]因此，为了提高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摒弃人治思维，倡导法治思维，认认真真地对待制度，不断完善制度的程序支撑，提升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水平。

误区四：暗箱操作

法治思维强调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相反，人治思维对暗箱操作情有独钟，千方百计阻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权力来自民众并服务于民众，当权者代表民众行使权力，权力运作公开化、透明化天经地义。只有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民众才能及时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否滥用了权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如果权力运行流于暗箱操作，民众无法及时了解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就很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法治思维限制权力的理想变成空想。因此，法治思维坚决反对暗箱操作，极力倡导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在人治思维的视域中，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的权力运作模式，人们对暗箱操作习以为常。由于暗箱操作的常规化，民众对权力运作过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易如反掌，腐败现象必然普遍存在。在人治社会里，当英明的统治者执政时，通常会强势反腐，实现一段时期的政治清明。但是，只要暗箱操作的权力运作模式存在，腐败现象必定反复出现，政治清明难以持续。

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下，少数当权者控制着大量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怎样公开不是根据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和喜好。民众渴望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当权者的信息封锁而不能及时得到，民众只能凭空猜测，一些迎合民众心理的传言、谣言也会不胫而走。因此，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各种传言、谣言往往大肆泛滥，成为不可消除的痼疾。

总之，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才能更好地构建法治社会、实现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美]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5-36.

[2][美]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4.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2.

[5][德]约瑟夫・夏辛，等.法治[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

篇4

关键词：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28-01

培育法治思维，就是执政者在执政治理的过程中，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且使之更加规范、更具原则性、更能综合分析得出结果，在这里就要特别强调提高党政领导法治思维能力对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推进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矛盾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需要以法治理念和倡导精神为依据，在面对日常纠纷和矛盾的时候用法治思维方法理性的去处理，自主的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去维护相应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一、明确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育是新时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法治国家的建设时期，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中，相关的权力领导部门以及执政党的行为就应该时刻受到法律的制约。新形势就需要与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制定出新的治理方案，就需要给领导干部做出新的规定和要求，由于我国传统教育方式都是以按部就班为主的，所以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惯用以往的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导致解决矛盾不给力，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群众与干部间关系紧张。

其次，建设全面法治化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长久目标，法治社会同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是必然的统一体，是法治走向发展的革新体现。有了法治的思维才能建设法治的国家，所以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能就是强化法治思维，让法治思维的发展融合到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中去，实现全面法治化。

第三，党的十以后，逐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显著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一次深刻注解；也是新形势下党政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育以及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二、新形势下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第一，确定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思维合法性。在执行任务、决策判断还有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领导干部要行使公权力，保证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中要求行为内容要合法，行为手段要合法，行为目的要合法。合法性思维既包括制度合法也包括规则合法，要按制度办事，用规则制约。

第二，保证法治思维过程的公正公平性。法治思维反映了公正公平原t，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不是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样自作主张，而是要让公众也能参与到决策中去，这样就可以起到集合各方意见，体现决策的公平和公正。

第三，遵循法治思维内容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受法律制约，同时法律也维护权利义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该受到权利的保护并且履行相应的义务，党政干部在行事过程中，绝对遵循法治思维内容的应有之义，确保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公平性。

第四，承担法律行为中必然的后果和责任。法治不仅是行为之治，同样也是后果之治，就像是不管谁犯了罪，触犯到法律，就必须为其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但是对于不正当手段和违法行为所侵犯到的合法权利，就应该采取法治的保护措施，对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对违法犯罪的，依法给予惩处。

三、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不断丰富法律知识，把握法律技术，训练规则意识。要让领导干部自身懂法，加强他们对法律制度的学习，制度是前提也是基础，只有正确的认识法律制度，才能自觉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才能确保法治思维的先进性。

其次，要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展开法治思维，时刻倡导法治理念。一种理念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听起来显得虚无缥缈，虽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但要将其升华理念，将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一种行为能力，一种处事原则，就是要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领悟它的核心作用和丰富内涵，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将理性化的观念转化为时刻铭记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

再者，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正面形象，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日常工作，养成习惯。做到严格守法执法，一部法律是否有效不仅取决它的人性化，关键还在于执法人的执行力度，只有严格遵守法律，做到遵法实施，如果不能实现严格执法，那么任何的法治都只是纸上谈兵，唯独只有切实的执行法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硬道理。作为领导干部都有使命履行执法任务，执法是执法人的职责和义务所在。各级部门的领导和干部应坚守各自岗位，明确各自执法责任，从严执法。只有把握好源头，才能树立起法律威信，才能建成良好的法治社会。

最后，要从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要以弘扬法治精神为己任。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将法治精神深入到内心中去，这样才能保证在实际行动中不忘践行法治。只有做到心里所想和手头所做的统一结合，才是领导干部符合法治思维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心口不一，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小则危害个人的利益，大则危害国家的利益，甚至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发展。

总之，培育和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对国家全面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把培育法治思维作为培训党政干部的重中之重，结合现代科学发展成果，深入研究法治思维对于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贡献，以此探索出符合法治教育的可行之道，从而提高法治教育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时效性。根据时展特点和新要求及时改良学习方法，从而优化知识结构，培育锻炼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推动依法治国的全面建设。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良性互动[N].北京日报，2012-10-15.

[2]人民日报评论员.让法治思维更加深入人心[N].人民日报，2013-02-28.

篇5

关键词：依法治国;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4-0272-02

“法治意识”是人们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等，它蕴含着人们对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具体来说，法治意识是指人们相信法律并按照法治的精神来行为。它既要求人们熟练地掌握法律知识，又要求人们去领会法律的精神，并领会法治的价值和精神，同时以法治的价值来指引其生活。[1]因此，“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是法治主体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

一、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基本现状

在当今中国，法治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与共同追求，“依法治国”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得益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公民法治意识的逐渐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代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任重道远。

1.法律认知提升，但法治“思维”缺乏。当前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广大大学生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不断得到增长，普遍形成对基础法律知识的整体认知，对法律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对“平等”、“自由”、“法治”等意象有了感性认知。[2]但大学生头脑中缺乏自觉运用法治理念、原则和逻辑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行为上被动、屈从地遵纪守法，现实生活中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如何行为以及行为预期等，往往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大学生法治思维的缺乏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不会运用法治原理与法律规定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二是不会运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规定分析和判断社会问题;三是不会进行综合衡量，从而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3]

2.权利意识增强，但“维权”意识淡薄。当前法制教育的普及使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一是他们对自身享有的权利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比如对人身权利、人格权、隐私权、受教育权、财产权、消费权、劳动权、休息权等都有一定的了解;二是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大事，比如交通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会自发组织“志愿者活动”和“献爱心活动”;三是他们开始对参与公共事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能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和学生社团管理等。但他们没有掌握如何有效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大学生被人勒索、抢劫，他们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要么头脑发热，采取过激行为，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的大学生贪图便宜而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当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因此造成人身伤害时，不敢也无法（因为没有发票等证据）找商家索赔。这些都反映出大学生维权意识淡薄。

3.追求公平正义，但“权力”意识浓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目标。同志曾经说过：“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大学生向往和追求公平正义，他们希望自己合法的生存、居住、教育、医疗、就业等权利得到同等的保障与尊重，希望能普遍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分享由此而带来的成果，希望参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活动的过程能公开透明，反对控制过程谋取不当利益，呼唤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但受“人治意识”的影响，权力意识浓厚，普遍存在着“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认为有权有钱的人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达成个人目标就可以使用一切手段，突出表现为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比如在对待考试问题，有些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获取学分，无视考试规则，;再比如在评优或竞选干部等问题上，采取送礼、请客等手段进行拉票贿选等，严重败坏了考风、学风，破坏公平正义。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措施

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切实做好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工作。

1.重视知识内化，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刻在社会每个公民的内心里”。“让法律刻在公民内心里”就是法律知识内化。法律知识内化就是通过知识交流、知识共享和知识实践，让大学生理解和吸收法律知识，从而去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影响自己的处事方式和行为习惯，从那种守法的“自在的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过程”。

高校法制教育要重视法律知识内化，着力法治思维的培养。在法制教育过程中，在讲授法律知识的同时要引导大学生用现念来评判与思考法律条文所体现的价值观，从学会法律角度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要加强法律实践教学，脱离具体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不可能养成法治思维方式，只有通过参与各种法律活动，在法律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来思考、分析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现象，才能让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分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只有经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才会自觉运用法律分析判断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才能使自己对法律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从而养成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

2.推进宪法教育，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履行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推进宪法教育，就是要使大学生对宪法确立的重大制度和原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基本的遵循，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4]，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民生事务中去。开展宪法教育就是要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宪法给国家面貌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和进步，使他们意识到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民利、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法制保证。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从而倍加珍惜宪法，增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是要通过宪法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立法讨论和公权力的运行中来。大学生可以通过立法听证和意见征求等形式，参与到这些立法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有关意见;同时主动参与学生的事务管理，在参与中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逐渐形成参与行为的理性化。二是要通过宪法教育培育大学生的“监督意识”，形成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大学生要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恐高、检举权利，进行法律监督。三是要通过宪法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促使他们自觉履行与自己“公民”身份相匹配的义务。法律赋予的不仅仅是权利，同时还有义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遇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问题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四是要通过宪法教育以增进大学生的“规则意识”，把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意识作为规则意识教育的主线，引导他们依据法律规则来思考和解决那些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

3.加强依法治校，着力营造大学生法律意识养成的良好校园氛围。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阵地，能否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提高法制观念是依法治校的重点。高校要依照国家有关教育法规办事，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对学生的管理也要依照国家法律进行，要在法律框架之下制订符合高校自己的规章制度，遵守有关规定。提高法律知识是依法治校的基础。高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把法制教育纳入高校课程体系，保证法制教育有教学计划、有充足课时、有适用教材、有专业教师。要大力拓展法制教育的教学形式和方法，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实践教育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法治精神，提高法律素质。

维护学生权益是依法治校的根本。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充分体现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坚持权利义务的理念，充分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要在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综合考核、评先评优、学生干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上，严格按规则办事，保证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特别是对那些违纪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依据合法，处置过程符合规定程序，同时可以建立大学生申诉制度，保证学生被处分前的陈述、申辩和处分后的申诉，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当然，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除了需要学校的重视、社会的配合，更重要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外因有影响，内因才是关键。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意识，在思想上认同，在行动上践行，在社会上弘扬，只有这样内外结合，才能真正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从而不断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陈蕾.浅析中国现代法治意识之生存状况[Z].民主与法制网，2012-06-04.

[2]教育部大学生法制教育基地暨中国政法大学大学生法制教育研究中心.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调查报告[R].2014-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