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不同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中西文化的不同，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称谓语 亲属称谓 社会称谓 认知称谓 文化折射

称谓是交际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处理主体间关系、进行人际定位的一种语言活动。称谓语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交际中用于称呼受话人而使用的人称指示语。称谓语是称呼者对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角色和相互亲疏关系的认定，起着保持和加强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称谓语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由于各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汉语言中的称谓系统有着很大的差异，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

对于称谓，人们一般都把它分为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亲属称谓指的是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亲族成员和本人关系的名称，是基于血亲姻亲基础上的亲属之间相互称呼的名称、叫法。它是以本人为轴心的确定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社交称谓是指除去亲属称谓以外的，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的称谓习俗。对于称谓的研究人们也一直停留在对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的关注之上。但事实是，除了这两种称谓以外，还有一种在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人们却没有察觉到它与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不同的另一种称谓，那就是认知称谓。认知称谓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里其研究价值甚至高于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因为这类称谓词体现了人类复杂的认知过程――隐喻、转喻的思维过程，反映出人类的品性、能力、道德等方面。

下面呢，我们就将从亲属称谓、社会称谓以及认知称谓这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来探索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一、汉语称谓

（一）汉文化中的亲属称谓

在现代汉语中，亲属称谓大都能把其身份表明一览无余，如辈份（父辈：伯、舅；同辈：哥、妹、堂弟），父系或母系（姑、姨），直系或旁系（孙、侄孙），年龄的大小（叔、伯、哥、弟）及血亲或姻亲（哥、嫂子、姐、姐夫）。　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繁复多样，且直系与旁系、血亲与姻亲、长辈与晚辈、年长与年幼、男性与女性、近亲与远亲等都严加规范，一一区分，其语义功能细密、描述精确。

汉语亲属称谓语之所以如此详繁是缘于汉文化的礼教传统。而礼教的核心就是“正名定分”。名位不同则职分各异。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内外有别，长幼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型社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长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大多同宗同族而居，宗族内的亲属关系严格按等级区分，汉语的亲属称谓便隐含着宗族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比如汉语有堂亲和表亲之分，“堂，本意为正房，高大的房子”，“同堂”即为内亲，“表，外面，与‘里’相反”，“表亲”也即为外亲。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姨妈、舅舅和姑妈的孩子都是异姓，虽然同是为亲人，但其实还是内外有别的。

（二）汉文化中的社会称谓

社交称谓语指对亲属之外所有其他人的称呼用语。它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使用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各方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以及尊敬程度等。讲礼貌，尚谦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交称谓又分为非亲属称谓和语境称谓。非亲属称谓是以社会生活中在“人”这个本位上，除去表示亲属关系的称谓而外的那些表示人际关系的称呼。

1.非亲属称谓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非亲属称谓，主要指的是身份类的称谓。汉语中的身份类称谓种类多，范围广，尤其表现出对头衔性称谓的偏爱；身份类称谓可分为　2　种　：

姓+职业，如：张医生、李老师、赵律师等

姓/姓名+职衔，如：孙教授、张将军、张生司令等

中国人表现出对头衔性称谓的偏好，主要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头衔是对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人们喜欢带有头衔的称谓。

2.语境称谓

语境称谓是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而顺势产生的一种社会称谓。对于语境称谓，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大致的分类。

用”你/您好”称呼初次见面的人。

泛化亲属称谓来称名他人，这种称谓既可以用来称呼初次见面，如：老奶奶、老爷爷、大哥哥、小妹妹等，也可以用来称呼熟悉的人，比如：李阿姨、赵叔叔、张奶奶等等。用这种泛化了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其他人，可以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淡化疏离感，显得更亲切。

（三）汉文化中的认知称谓

认知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进行一个内化的认识。认知称谓就是人们将所认识的世界反射到称谓当中来的对人的一种称呼、叫法。比如：能手、新手、老手、害群之马等。认知称谓经过隐喻和转喻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对于认知称谓类的划分有社会活动、家庭婚姻、性格外貌等十一个。隐喻中多用到动物和事物还有就是人体部位、颜色、历史上及文学作品中和想象中的人物形象、方位以及数字来称呼人，如害群之马、药罐子等。

二、西方称谓语

（一）西方文化中的亲属称谓

西方的礼仪文化要比中国的晚很多年，而且与中国不同，西方强调法制，没有繁琐的礼教传统和名分观念。西方人更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和自我的尊严，并且崇尚独立的生活，对于家庭的程度小，所以亲属称谓则相对贫乏，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除区分辈分外，亲疏、内外、长幼都可以忽略。比如英语中的cousin一词表述了汉语里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八个词。

（二）西方文化中的社会称谓

1.西方文化中的职衔称谓

（1）西方文化中的头衔性称谓

在西方，头衔性称谓对象一般只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军界或法律界人士，一般是头衔+姓氏，如President　Lincoln（林肯总统），The　Prime　Minister　of　Churchill（丘吉尔首相），但也可以单称头衔，因为英语中头衔较少，如professor（教授），general（将军），judge（法官），以及各级军衔和神职，如captain（上校），Father（教父）等。汉语里的头衔性的称谓很多，但是能够单独称呼他人的头衔很少，只有像会计师、技师等少数几个。

（2）西方文化中的职业称谓

在说英语的国家当中，直接用职业称呼别人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不知道他人姓名的情况下，比如waiter/waitress（男女服务员）、driver（出租车司机）、doctor（医生）等。虽然汉语中也有，但是却很少，只有如老师、大夫、服务员等为数不多的几个。

2.西方文化中的姓名称谓

因为西方追求的是独立自由，所以在交际时人们习惯彼此直呼其名，不管年龄、身份及说话者的亲疏程度。当双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才称呼对方的姓（surname），但前面都要用上Mr.，Mrs.，Miss，或者是Ms.。朋友间以直呼其名为普遍，亲属间也多用姓相称或用昵称（Nick　name）。即便是双方处于上下级关系也多直接称呼其名，这样显得更亲切自然。汉语里虽然也有直接称呼姓名的，但是姓名称谓主要用于年龄相差不大的同辈人如同事、同学、朋友甚至陌生人之间的非正式交际场合，或者上下级关系中，如庄严、马静等。亲朋之间就直呼其名，如芳华、小红等。有时候也会用到昵称，如茂茂、莉等。

（三）西方文化中的认知称谓

西方文化中的认知称谓要比汉语里的认知称谓的分类要多，英语当中有12种认知称谓，其中包括capability　and　personality（能力和性格）、nationality　and　race（民族和种族）、status　and　economy（地位和经济）等。英语中的认知称谓与汉语中的认知称谓虽然有用到相同的源域，但更多的是不同的源域。而且英语的认知称谓相对于汉语的来说更客观直接，这主要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西方更乐于直接有力的表达，中国人则喜欢含蓄委婉的表述。比如同样是表示地位和经济的认知称谓里，在汉语里表示地位低下的人，用的是“下人”这一个词，而在英语里用的是“bottom”。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上下有别，表身份卑微的人忘往往是处于等级制度的下端的，所以用“下人”来指称身份低微的人。“bottom”原意是底端，既然是“下人”，那么各方面都处于边缘地带，所以用“bottom”很形象。而汉语里的“下人”却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大背景，而且还得转几个弯的去理解。这两个称谓虽然都来自于空间隐喻，但所不同的是，汉语用的是空间方位的上下，而英语中则是源于空间隐喻中的容器。

三、中西方称谓的文化折射

汉语中亲属称谓很多在今天已经开始泛化，不仅仅局限于在家庭当中使用，这种泛化是为了社会交际的需要，是为了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称谓的泛化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对彼此更加的尊重，人们自我尊敬和尊重他人的意识更加浓厚，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西方国家却没有出现亲属称谓泛化的趋向，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对于亲属称谓本来就不多，西方国家使用更多的是直呼其名，无论长幼、尊卑一律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因为西方人强调人格平等，同样也表亲近。而且他们崇尚的是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中国更多的是受传统农耕经济的影响，而西方更多的是受古时候游牧生活的影响。

称谓词语作为语言交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它是给对方第一个信息的传达，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双方不同的身份，社会地位，亲疏关系和情感好恶等。通过对中西方称谓的了解可以更好的研究汉语称谓语，发现其中的优势与不足，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能够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质量与效果，更有效的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辛任春.英汉两种语言中认知称谓名词特点的比较[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08：36-41.

[2]牛忠光，周雷.英汉称谓语及其文化差异分析[J].平原大学学报，2006，23（3）：81-84.

[3]林苑.趣谈中西方称谓的差异及文化折射[J].人文论坛.

篇2

一、伦理和道德的差别

罗国杰教授认为摘要：“汉语中，‘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意义上也是相通的，而且和英语中的Ethics和Morale的词源涵义暗合。”（注摘要：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因此，“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是社会道德现象。”（注摘要：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北京大学魏英敏、金可溪在对中西有关伦理和道德两词的运用分析后认为摘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和‘伦理’都是一个意思。因此道德现象又可叫做伦理现象，道德行为又可称为伦理行为，道德判定又可以叫做伦理判定，道德学又可称为伦理学。”（注摘要：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作为一种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工具，笔者宁愿将二者区分开来。

其实在上述观点中，作者在肯定“伦理”和“道德”的相通之时，也承认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罗国杰教授认为摘要：“伦理”和“道德”又有所不同，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是指有关这种关系的道理。（注摘要：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魏英敏、金可溪两位教授则认为摘要：“就西方而论，‘伦理’和‘道德’两个词，意义基本相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互相通用的，直到黑格尔才明确地把它们加以区别，前者指社会道德，后者指个人道德。”（注摘要：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其《伦理和义务》一文中也提出摘要：“黑格尔曾对道德和伦理作了区分，在他看来，道德主要和‘应当’相联系，并展开于良心等形式中；伦理则涉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结构。”（注摘要：杨国荣.伦理和义务[J.上海摘要：学术月刊社.学术月刊，1996.6）

同样，笔者也同意这种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非凡是黑格尔的区分，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刻明晰和独到之处，对笔者的思索和写作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本文试想在黑格尔区分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将伦理和道德作进一步的厘定。

在此必须指出，儒家伦理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出发去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并以此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现实的本源即是家庭，由家庭人伦推而广之，形成了家和国的难解难分。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受到多年西方文化，非凡是西方道德文化的冲击，尽管市场经济发展在中国已轰轰烈烈，但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谢遐龄在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探究》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摘要：中国社会依然是伦理社会。（注摘要：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J.北京摘要：社会学探究杂志社.社会学探究，1996.6）

勿庸置疑，在中国社会，“伦理”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道德思想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中国的道德是伦理，是伦理道德。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摘要：“道”，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说摘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德者，得也”。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索。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索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索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和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和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和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二、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

（一）中西道德价值文化的不同发源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来自人们对现实的思索和回应。而对现实的不同思索，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差异，非凡是价值文化上的差异，会形成人们不同的行为取向及其行动结构。中西价值文化的差别，最集中地体现在“伦理”和“道德”的差别。很显然，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思索着的“现实”。

篇3

关键词：送礼；收礼；中西文化差异

我们都知道“礼尚往来”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其实，中外都有送礼的习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在送礼的时候都有一定目的。中西方对赠送礼物都很重视，而且都认为应该有来有往。但是由于在文化背景和历史熏陶的不同影响下，中外礼尚往来时的礼仪，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更多的送礼知识，希望能有效地促进跨文化交际。

一、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和送礼习俗

1.送礼的起源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崇尚礼仪，几千年来，由于受周公之礼、孔孟之道的影响，中国的送礼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积累了一些实用可行的送礼“守则”。例如“宝刀送英雄，红粉赠佳人”，“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

在中国，送礼大概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祀活动，我们可以从“礼”字的最初内涵去探究送礼的起源。礼，即“礼”，“”是它的初字，甲骨文的“”字，其下是“”，乃是“鼓”之象形，其上为“丰丰”，是“两串玉”的象形白描，两形会意，表示击鼓送玉，与他人或其他民族诚信结交之义。在上古先民看来，乐莫重于鼓，物莫贵于玉，把二者共同奉献，乃是最贵重的礼品；敲鼓奏乐，捧玉奉献，无疑是最高、最衷心的礼仪。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展，送礼已俨然成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2.送礼的文化形态

中国的送礼不仅仅是一种社交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中国，送礼是十分讲究的，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送给谁、送什么、怎么送都很有奥妙，绝不能瞎送、胡送、滥送。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当然文化的扩展也是慢慢演变的，从最初的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核心，中国送礼文化的形成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民族，所以礼物的实用性一般会被排到首位。

谚语中说的“鹅毛”礼物一般不会出现，倒是“食品、烟酒、钞票、金银”等最具有实用主义的礼物最有市场。尤其是在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食品是送礼首选。

3.中国人送礼和接受礼物的反应

在送礼和受礼时，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礼品所表现出的兴趣是一样的：送礼者都希望对方能喜欢自己送的礼品，而受礼者也都因为接受了对方的礼品而高兴。然而，中国人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极大的自谦，本来花很长时间才买好的礼物，他可能会说“随便买的，也不会买，请笑纳”；花很长时间做好的一桌饭菜，他可能会说“不会做，您就将就着吃吧”。

在送礼时常常故意贬低自己所送礼物的价值。即使送给对方的礼品价格昂贵，也要说一声“区区薄礼，不值一提”、“一点小意思！”或“很对不起……”这种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自己所送礼品的价值，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不懂得这种绕圈子的说法，或者说，无法悟出否定中隐藏的肯定意义。

在接受礼物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们接受礼物时往往并不喜形于色，且不当面打开礼品，认为这样做非常不礼貌，而且会给人留下“贪财”“贪婪”的印象，或让人感到对所接受的礼物过分在意。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向对方传达一个信号：我对你是否送礼、或礼物的轻重并不感兴趣，即便你不送礼物也照样受欢迎，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因此，往往是在客人离开后，或回到家后悄悄打开礼品。而且在接受礼物时，中国人常常推辞一番，并且说“哎呀，还带礼物干什么”，在对方再次坚持后才收下，表明即使接受也是出于无奈，并伴以“怎么能让你破费”或“下次可不能这么客气”或“下不为例”的客套话，然后将礼品放在一旁，显出对礼品漠不关心的态度，生怕对方认为自己是冲着别人的礼品来的。

二、西方人的送礼文化和送礼习俗

1.西方人对礼物价值的反应

中国人选择礼物时对礼物的价值相当重视。一般来说，中国人通常都认为礼越贵重越好，礼过于简单和廉价不仅可能起不到增进感情的目的，反而有可能会“得罪人”。相比之下，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也许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形容他们的送礼习惯是再合适不过，那就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在英语文化中，不管送什么，礼物通常都是“物美价廉”，是主人喜欢或需要的，或是很有特色、很有新意的，像中国人一样在生日、乔迁，结婚时直接送钞票或价值昂贵的礼物是非常少的。

西方人往往注重礼品的纪念价值。确切地讲，中国人送的是礼品，而西方人送的是纪念品。应邀去西方人家做客，可以给女主人送一束鲜花，给男主人送一瓶葡萄酒，一本自己或对方喜欢的书，或一盘CD，或一本自己写的书，都很受欢迎，还可以带上具有本国特点的小工艺品，主人会更高兴。去西方人家做客，对方不会在乎你的礼品有多实用，更多的是一种心意的表达。人们在接受礼物时，想到的首先是感谢。因此，为了表示谢意，他们会当面打开别人赠送的礼物，大呼小叫地赞叹一番，他也许未必在乎你的礼物，只是礼节告诉他应该表示谢意，至少表面上应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免损害对方的感情。有时在结婚庆典上，主人还将客人送来的礼物展示一番，以增加喜庆的效果。

2.送礼要避免禁忌的原则

送礼是门学问，东西方文化都认为，送礼要尊重受礼人的习俗：西方人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有时只送个梨也不感到菲薄，这一点也不同于中国人讲究的成双成对。中国普遍有“好事成双”的说法，因而凡是大贺大喜之事，所送之礼，均好双忌单。比如说两瓶酒，两条烟。一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小气之人，二是为了讨个吉利数字。但是，在西方，人们送酒的时候都是只送一瓶。One is quite enough， two are of course welcome but unusual and not expected. 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要喝客人带来的酒，如果客人拿了两瓶，似乎表明客人是个酒鬼，他恐怕一瓶酒不够喝。再有，白色虽有贞洁无瑕之意，但中国人比较忌讳，在中国，白色常是大悲之色和贫穷之色。同样，黑色也被视为不吉利，是凶灾之色，哀伤之色。而红色，则是喜庆、祥和、欢庆的象征，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另外，我国人民还经常讲究给老人不能送钟表，给夫妻不能送梨，恋人不送伞（谐音“散”），由于“送钟”与“送终”，“梨”与“离”谐音，是不吉祥的。还有，不能为健康人送药品，不能为异性朋友送贴身的用品等。

此外，各国对于物品种类的忌讳也大有不同。俄罗斯人忌讳别人送钱，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不要送阿拉伯人酒或人形的礼物，尤其是女人图像的画或艺术品。日本人对装饰着狐獾图案的东西比较反感，他们认为狐狸是贪婪的象征，獾则代表狡诈。在法国不要送捆扎的花。荷兰人习惯吃生、冷食品，但忌送

食品。

送礼和收礼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敬意而为之的一种态度或一种行动，因此人与人之间相互馈赠礼物，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内

容。我们并不是想说某一种送礼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观念和行为就一定好于另一种文化，而是要说，任何一种送礼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们唯一需要提倡的是探究不同送礼文化形成的原因，对不同的送礼文化给予必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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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 要:礼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言语交际中人们应该遵循礼貌这一普遍原则，然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衡量标准及表达方式，本文以Leech和顾曰国的“礼貌原则”为理论依据，深入剖析中西方文化中“谦虚”的不同内涵及其成因，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语用失误，取得得体的交际效果。 

关键词:礼貌原则；谦虚；文化差异

一、Leech和顾曰国的“礼貌原则”

礼貌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手段，它在言语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普遍遵循礼貌的原则。H.P.Grice在1967年提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交谈的双方要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虽然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并指出由于人们不遵守合作原则而产生会话歧义，但他不能够解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违反合作原则大量使用委婉客气的间接语言的原因。Leech认为，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之所以违反合作原则是出于礼貌，为丰富和完善Grice的“合作原则”，他从语用学和人际修辞的角度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个准则：得体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表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一致性准则（agreement maxim）及同情准则（sympathymaxim）。他认为根据这些准则合理使用语言就可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Leech提出的这六条准则是根据英国文化特点而提出的，主要是说英国人如何运用礼貌原则而使言语行为恰到好处。同时Leech也指出：“东方有些文化社团（如中国和日本）比西方国家更重视谦虚准则；操英语的文化社团（尤其是英国）更重视策略准则和反语准则；地中海国家更重视慷慨准则，而不太重视谦虚准则。”这些不同的礼貌准则是礼貌原则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具体表现，即礼貌语言的文化差异性表现。同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顾曰国、何自然等从语用角度分析了汉语中礼貌现象及礼貌行为的文化特征。

Leech认为礼貌理论具有普遍性，但也清楚地意识到礼貌受文化制约的特性。所以，我们在承认礼貌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礼貌原则的特殊性，不应该追求并满足于普遍框架的趋势。礼貌是一条普遍原则，既然它属于文化因素，那么在不同的文化里，就会产生相应的准则或准则变体。在礼貌原则总的框架之下，根据我国的文化特点、社会习惯、行为准则和社交方式等，顾曰国先生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提出了五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准则：贬已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他认为这些准则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对人们的言语行为起作用，同时“贬已尊人准则”又是汉文化礼貌中的核心部分。

二、中西方“谦虚”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成因

（一）中西方“谦虚”观念之对比

《易经》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句话的意思是，谦虚有道德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其身。儒家思想也告诫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自古以来，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极为重视“谦虚”，可以说“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谦虚是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谦虚品质，就无法具有外在的真诚恭谨表现。所谓“谦虚”就是较低看待自己，而较高看待他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低己高人，以人为师的心理和行为。而谦逊的含义在英文化中就是“减少对自己的表扬，而不是根本不要自我表扬”，因为西方式的谦虚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出的“谦虚准则”有所不同，中国人之“谦虚”主要体现在“贬己尊人”。“贬己尊人”是中国特定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西方社会人们惯常遵循的“尽量贬低自己，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表扬”的“谦虚准则”在中国社会不仅不适合，却常常构成对中国人面子的威胁之力。

（二）中西文化中谦虚的语用策略之对比

对谦虚的表达有许多语用策略。英汉文化关于“谦虚”的语用策略有很大差异。首先，很多时候，中国人对于表扬和称赞基本上采用自贬和推让的语用策略。而西方人一般趋向于接受称赞，接受式和缓和式是西方人用以回答称赞语两个主要语用策略。正如熊学亮在《认知语用学概论》一书中写道：中国和日本文化比较注重谦虚准则……比如称赞某人的外貌和成就，中国人可能会以“不”“哪里，哪里”“过奖了”“不敢当”“差远了”来回答，而西方人则可能用“谢谢”来回答。说“不”“哪里，哪里”，牺牲的是一致准则；说“谢谢”忽视的是谦虚准则。有这样一个笑话：中英两国官员偕夫人举行会晤，英方官员见到中方的夫人便主动赞美道：“您妻子真漂亮!”，中方官员回复道：“哪里，哪里。”翻译将这句谦虚用语翻译成了问句，“where? Where?”对方一头雾水，随即答道 “Every where!”从这个笑话中不难看出英汉两种语言对待赞美之词的态度差异。中国人往往通过否定对方的赞美或说些贬低自己的话以示自谦和礼貌，而英国人往往会认为他们的赞美之词被直言否定是对他们的鉴赏能力的否定，是不讲礼貌的表现。

其次，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在交际中历来擅长用谦词，敬辞来表达“自卑而尊人”的礼貌原则。使用谦语，在称呼自己及和自己有关的人或事前用“小”“愚”“便”“寒”“敝”等谦辞。敬辞则相反，是在交际中用“贵”“尊”“令”等用以称呼对方以及和对方有关的人和事。而在英文化中则没有这样的语用讲究。

另外，中国人的“卑己尊人”还表现在公开的讲话开场白的措词方面。不少中国人包括领导在讲话前，总要客气一番，说“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好讲”或者“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好讲”，或者“我的讲话会浪费大家的时间”等待，意思是自己很谦虚。然而类似的话产生的语力会使外国人大吃一惊，或莫明其妙，他们觉得既然“没有什么好讲的”“会浪费大家的时间”，那还讲什么呢？

由此可见，谦虚在中西方文化中都被看做是人的美德和待人接物的要求，被看做是礼貌的表现。但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谦虚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Leech的礼貌原则就包含了谦虚准则。而在汉文化中，谦虚自古以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条基本要求和道德水准。

（三）中西文化中谦虚的差异的形成原因

礼貌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礼貌的语言和礼貌的行为是表层的现象，是特定的文化价值在语言中的折射，只有深入到文化的深层中去，才能通过这种表象，挖掘其真正特征，才能成功地解释其本质特征。中西文化中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语言与非语言习惯不同，在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体现在对谦虚的不同诠释和语用策略方面。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貌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中的礼貌与传统的“礼制”紧密相连。“礼”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概念之一。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义者，治之统也”。“礼”规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别，要求每个成员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话，行事。在传统上以差序格局为主要取向的社会结构并以群体取向和他人为主要取向的中国社会，“礼”的精神就是天地人伦的上尊下卑。人们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社会和群体的期望，维护社会“和合”的关系至高无上，因此崇尚“贬己尊人”或“谦虚”的礼貌行为。

不同的道德观和传统的文化习俗决定了称赞语及应答语的言语方式的不同。汉文化礼貌的核心是“自谦尊人”。它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原则的。中庸心理是中华民族历史非常悠久，而且非常重要的文化心理之一。孔子把中庸看做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几千年来，这种道德观不但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在中华民族的语言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重农的社会，重农社会的结果就是重农文化，这种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的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这要求人们必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集体劳动中需要对方的合作以及其他人的支持，这些都需要谦虚。

英语文化受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和基督教的影响，加上西方社会是个重商主义的社会，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人们追求平等、自由、独立，因此英语文化中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个体主义。西方人追求自由，注重个人的权利和独立，认为尊重个人自由的权利的言行才是礼貌的。其礼貌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同。西方社会历来强调个体与个人价值，因此培养了个人的自信，，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及在获得成功后的喜悦，所以在面对人们的称赞时，他们敢于大方地接受，一句“thank you”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面子的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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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貌原则；谦虚；文化差异

一、Leech和顾曰国的“礼貌原则”

礼貌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手段，它在言语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普遍遵循礼貌的原则。H.P.Grice在1967年提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交谈的双方要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虽然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并指出由于人们不遵守合作原则而产生会话歧义，但他不能够解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违反合作原则大量使用委婉客气的间接语言的原因。Leech认为，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之所以违反合作原则是出于礼貌，为丰富和完善Grice的“合作原则”，他从语用学和人际修辞的角度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个准则：得体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表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一致性准则（agreement maxim）及同情准则（sympathymaxim）。他认为根据这些准则合理使用语言就可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Leech提出的这六条准则是根据英国文化特点而提出的，主要是说英国人如何运用礼貌原则而使言语行为恰到好处。同时Leech也指出：“东方有些文化社团（如中国和日本）比西方国家更重视谦虚准则；操英语的文化社团（尤其是英国）更重视策略准则和反语准则；地中海国家更重视慷慨准则，而不太重视谦虚准则。”这些不同的礼貌准则是礼貌原则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具体表现，即礼貌语言的文化差异性表现。同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顾曰国、何自然等从语用角度分析了汉语中礼貌现象及礼貌行为的文化特征。

Leech认为礼貌理论具有普遍性，但也清楚地意识到礼貌受文化制约的特性。所以，我们在承认礼貌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礼貌原则的特殊性，不应该追求并满足于普遍框架的趋势。礼貌是一条普遍原则，既然它属于文化因素，那么在不同的文化里，就会产生相应的准则或准则变体。在礼貌原则总的框架之下，根据我国的文化特点、社会习惯、行为准则和社交方式等，顾曰国先生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提出了五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准则：贬已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他认为这些准则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对人们的言语行为起作用，同时“贬已尊人准则”又是汉文化礼貌中的核心部分。

二、中西方“谦虚”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成因

（一）中西方“谦虚”观念之对比

《易经》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句话的意思是，谦虚有道德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其身。儒家思想也告诫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自古以来，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极为重视“谦虚”，可以说“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谦虚是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谦虚品质，就无法具有外在的真诚恭谨表现。所谓“谦虚”就是较低看待自己，而较高看待他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低己高人，以人为师的心理和行为。而谦逊的含义在英文化中就是“减少对自己的表扬，而不是根本不要自我表扬”，因为西方式的谦虚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出的“谦虚准则”有所不同，中国人之“谦虚”主要体现在“贬己尊人”。“贬己尊人”是中国特定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西方社会人们惯常遵循的“尽量贬低自己，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表扬”的“谦虚准则”在中国社会不仅不适合，却常常构成对中国人面子的威胁之力。

（二）中西文化中谦虚的语用策略之对比

对谦虚的表达有许多语用策略。英汉文化关于“谦虚”的语用策略有很大差异。首先，很多时候，中国人对于表扬和称赞基本上采用自贬和推让的语用策略。而西方人一般趋向于接受称赞，接受式和缓和式是西方人用以回答称赞语两个主要语用策略。正如熊学亮在《认知语用学概论》一书中写道：中国和日本文化比较注重谦虚准则……比如称赞某人的外貌和成就，中国人可能会以“不”“哪里，哪里”“过奖了”“不敢当”“差远了”来回答，而西方人则可能用“谢谢”来回答。说“不”“哪里，哪里”，牺牲的是一致准则；说“谢谢”忽视的是谦虚准则。有这样一个笑话：中英两国官员偕夫人举行会晤，英方官员见到中方的夫人便主动赞美道：“您妻子真漂亮!”，中方官员回复道：“哪里，哪里。”翻译将这句谦虚用语翻译成了问句，“where? Where?”对方一头雾水，随即答道 “Every where!”从这个笑话中不难看出英汉两种语言对待赞美之词的态度差异。中国人往往通过否定对方的赞美或说些贬低自己的话以示自谦和礼貌，而英国人往往会认为他们的赞美之词被直言否定是对他们的鉴赏能力的否定，是不讲礼貌的表现。

其次，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在交际中历来擅长用谦词，敬辞来表达“自卑而尊人”的礼貌原则。使用谦语，在称呼自己及和自己有关的人或事前用“小”“愚”“便”“寒”“敝”等谦辞。敬辞则相反，是在交际中用“贵”“尊”“令”等用以称呼对方以及和对方有关的人和事。而在英文化中则没有这样的语用讲究。

另外，中国人的“卑己尊人”还表现在公开的讲话开场白的措词方面。不少中国人包括领导在讲话前，总要客气一番，说“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好讲”或者“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好讲”，或者“我的讲话会浪费大家的时间”等待，意思是自己很谦虚。然而类似的话产生的语力会使外国人大吃一惊，或莫明其妙，他们觉得既然“没有什么好讲的”“会浪费大家的时间”，那还讲什么呢？

由此可见，谦虚在中西方文化中都被看做是人的美德和待人接物的要求，被看做是礼貌的表现。但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谦虚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Leech的礼貌原则就包含了谦虚准则。而在汉文化中，谦虚自古以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条基本要求和道德水准。

（三）中西文化中谦虚的差异的形成原因

礼貌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礼貌的语言和礼貌的行为是表层的现象，是特定的文化价值在语言中的折射，只有深入到文化的深层中去，才能通过这种表象，挖掘其真正特征，才能成功地解释其本质特征。中西文化中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语言与非语言习惯不同，在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体现在对谦虚的不同诠释和语用策略方面。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貌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中的礼貌与传统的“礼制”紧密相连。“礼”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概念之一。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义者，治之统也”。“礼”规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别，要求每个成员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话，行事。在传统上以差序格局为主要取向的社会结构并以群体取向和他人为主要取向的中国社会，“礼”的精神就是天地人伦的上尊下卑。人们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社会和群体的期望，维护社会“和合”的关系至高无上，因此崇尚“贬己尊人”或“谦虚”的礼貌行为。

不同的道德观和传统的文化习俗决定了称赞语及应答语的言语方式的不同。汉文化礼貌的核心是“自谦尊人”。它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原则的。中庸心理是中华民族历史非常悠久，而且非常重要的文化心理之一。孔子把中庸看做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几千年来，这种道德观不但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在中华民族的语言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重农的社会，重农社会的结果就是重农文化，这种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的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这要求人们必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集体劳动中需要对方的合作以及其他人的支持，这些都需要谦虚。

英语文化受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和基督教的影响，加上西方社会是个重商主义的社会，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人们追求平等、自由、独立，因此英语文化中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个体主义。西方人追求自由，注重个人的权利和独立，认为尊重个人自由的权利的言行才是礼貌的。其礼貌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同。西方社会历来强调个体与个人价值，因此培养了个人的自信，，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及在获得成功后的喜悦，所以在面对人们的称赞时，他们敢于大方地接受，一句“thank you”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面子的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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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激烈的竞争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谈判理论，其原则与方法日趋完善和系统化，日益显示出其对谈判实践的指导作用。纵观西方谈判学的研究和实践，除了对谈判本身固有规律的研究外，还特别注重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传统与习惯对谈判活动的影响，特别针对东方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谈判方略，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加以重视的。

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不同，在谈判过程中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产生对立或误解。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中面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做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中国人为什么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没有面子，不能面对他人，没有面子，就“没脸见人”，就无法在社会和群体中生活，甚至会被社会和群体所抛弃。而西方人则不一样，他们则看重利益，谈判时“体面”和“面子”二者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中国人对于谈判的结果是否能为自己脸上争光，看得十分重要，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诫在和中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国的这种国民性。很显然，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国民性的差异，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及时地纠正自己的缺点，强化自身的优势，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在国际谈判的领域，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差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这种自豪感使中国人富有浓烈的民族感情、宏放的气魄和极强的爱国之心，这对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深远，也往往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偏见”，形成一种“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固步自封。二是伦理和法制观念的差异。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中西方有着更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习惯于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而是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在中国，“伦理至上”的观念始终占据着人们思想的重要地位，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在中国人看来认为有着极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于是，很多应该利用法律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感到不习惯，而是习惯于通过“组织”、通过舆论来发挥道德规范化的作用。西方人则与此不同，他们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西方很多个人和公司都聘请法律顾问和律师，遇有纠纷时则由律师出面去处理。一些在中国人看来非得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去解决的纠纷，在西方人看来却未必如此。二是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孕育下建立在社会等级观念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中“官本位”的思想又显得十分地突出，它使一些人崇尚官吏而藐视制度、藐视法律，习惯于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

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决不可以就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客观地看，中西方文化各具优劣势。我们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冲突的目的就在于：清醒地认识自我，恰当地了解别人，以使我们的涉外谈判真正做到兴利除弊，扬长避短。我们在涉外谈判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先谈原则还是先谈细节

按照中国文化特点，在谈判时，一般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西方恰恰相反，他们比较注重“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这种差异常常导致中西方交流的困难。中国人喜欢在处理麻烦的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这种思维定势在多数情况下，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讨价还价中，处于较为有利地位。西方人由于对中国人的这种谈判方式不够适应，结果谈判的结局往往是比较地有利于中国人。西方人通常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因而他们比较愿意在细节问题上多动脑筋，而对于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则显得比较松懈。很多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在谈判中，一定要把握好原则与细节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从而取得谈判的成功。

二、是重集体还是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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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音乐形式；差异

在现代音乐理论体系中，音乐的表现形式是指音乐活动经无数次重复后，所逐渐形成的技巧、结构、程序和模式的统称，是音乐艺术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音乐的最原始的动力是其所属的社会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生命力。生命力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根源所在，只有把艺术的创造力扎根于自身的人生感悟之中，才会创造出对其他生命状态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优秀作品。而文化，则决定着生命是以何种方式、形式及以遵循何种轨迹进行传播和传承，并做出何种物化表现并得以保留。当音乐及其表现形式展到一个较高的阶段时，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完备的形式体系之后，人们，尤其是各领域的音乐家们，注意力往往会逐渐地转移到单纯的音乐表现形式上来，而不再去考虑它本来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和生命内涵。所以本文就从中西音乐的调式、织体和节奏等方面的形式特征，来体现一下它们与文化的深层次联系。

一、中西音乐调式的差异

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为细致和精致的倾向，他们通常能够在各个领域的学科中推衍出较为复杂的逻辑关系，并构建起繁琐庞大的哲学体系，计算及衡量其微乎其微的误差和区别，并分析总结得出极其科学、严密的定义。

在音乐方面亦是如此，西方音乐调式体系构成的核心基础是“四音音列”。它包括两个全音音程和一个半音音程，半音音程既可以处在音列上方，也可以在音列中间或下方，这样便可以得到三种不同样式的四音音列。由三种不同的四音音列可按照不同的排列顺序组成十二个调式，其中包括六个正格调式和六个副格调式，这些调式被称为“中古调式”或“教会调式”。随后，整个欧洲大陆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洗礼，在专业音乐创作和民间流行音乐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以“伊奥尼亚调式、利底亚调式和混合利底亚调式融合为一组，演变成自然大调”；以“爱奥利亚调式、弗利吉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也融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小调”①的两大音乐体系格局。

在我国，随着我们祖先各领域智慧的逐渐凝结和历史车轮的滚动及其民间音乐的慢慢推演和广泛流传，五声调式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之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民族调式的种种变化和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因此，尽管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传统音乐中都可见到五声调式的运用和变化，但它还是常被习惯称为“中国调式”或“民族调式”。五声调式是以纯五度的音程关系来排列的，它是由五个音所构成的音乐调式。由于这种调式是我国特有的，也可以称为民族调式。我国音乐的调式构成的本质特征是“五声调式”，其核心是“三音小组”。三音小组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另一类则是由有两个大二度构成的。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的三音小组在我国乐体系中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意义，因为这是它所特有的。此类三音小组又可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小三度在上方，大二度在下方，另一种恰好与之相反。另，在我国音乐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宫廷音乐或是民间音乐也常常借鉴使用七声音阶，如“雅乐音阶、清乐音阶和燕乐音阶”②，但在中国音乐体系中，仍然多用以五声音阶为主。

二、中西音乐织体的差异

首先，在西方文化的宏观体系之中，其更偏重着眼于空间性的构建，故而其艺术的表现形式必然以现实载体作为基本的艺术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雕塑感、立体感、层次感。这种意识形态的雕塑感，立体思维在西方音乐织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谓织体，简言之是指多声部乐曲的旋律得以重新组织搭配的方法和规律，也被称为“声部结构”。“织体”二字是“纺织体型”的缩写。纺织体是纵横（经纬）结合的结构，借用这个名词可以说明音乐的写作既有纵向的结合，也有横向的结合，还有纵横综合关系的结合。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更偏向于着眼时间性的塑造，故而其艺术表现形式更自然地以游动的线条为基本的艺术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节律感、深邃感和虚灵感”。③其音乐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音乐领域方面，更注重音乐的横向表现方向进行，并有着强烈的横向旋律思维，即旋律的表现性。注重各声部旋律自身的横向线性的展开，并且大部分为单声部，其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织体是旋律仅作单声部的横向展开。如多声部的织体，并非像西方的主调音乐，而是类似复调音乐，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旋律经过特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多声部音乐形式。这与中国的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精髓一样，在艺术风格上，中国音乐更讲究旋律的韵味处理，强调形散神不散，体现的是“移步不换形”的原则。

三、中西音乐节奏的差异

节奏，是指各音节在进行变化时的强、弱关系和长、短关系，是旋律在进行和变化时的律动。由于高、低音的不同，并也是长短、强弱音的不同，所以旋律中就必然包含“节奏”这一核心重要元素。通常意义上讲，音乐的节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均分律动，另一种则是非均分的律动。均分律动的时位感是均匀规律的，它是可以用拍子打出来的。非均分律动侧是不规则变化的，打不出拍子，在现代音乐理论体系上称之为“散板”。这两种不同的节奏方式，也是区分中西方音乐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西方音乐体系中，节奏绝大部分表现形式为“功能性均分律动”。在这个音乐节奏体系中，强、弱拍交替有规律且均匀，强、弱幅度十分明显，并形成了固定模式。而在中国音乐体系中，亦有“功能性均分律动”，也有均匀、规律的强弱拍，同时我国的音乐创作又常常加入其它变化性的节奏，使乐曲的节奏感更富自由，更富变化。这种节奏有强、弱之分，因而有小节线，但强、弱拍在小节中的位置不固定，即并不遵循“首拍强”的规律，而是每拍中强拍的位置忽前忽后、变化多样。

中、西方音乐因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和在传承、创作习惯上的差异，最终在表现形式上的风格迥异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本文仅从音乐表现形式中的调式、织体、节奏这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述，来对比中、西音乐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与不同。近而简单体现文化对音乐的影响和重要意义。使人们在了解音乐的同时，更进一步把中、西文化融合到音乐之中。体会音乐所带给我们的欢乐。也使自己对中西音乐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得到更深入的了解。

注释：

① 伊・杜波夫斯基、斯・叶莆谢耶夫、伊・斯波索宾、符・索科洛夫 《和声学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 208页

② 李重光《音乐基础理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74页

③ 刘承华《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 》上海音乐出版社 74页

参考文献：

[1]《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 陈铭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刘再生 人民音乐出版社

[3]《西方音乐通史》 于润洋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4]《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 刘承华 上海音乐出版社

[5]《黄钟》 1997年第三期

[6]《音乐理论基础》 李重光 人民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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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文化 文化互补 文化冲突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随着历史的长期演变，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之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

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1.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和谐美，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重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2.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以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导引养生、武技的发展，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超味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健与寿”。

3.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的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显的重人格倾向；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则重人体胜于重人格，注重人体本身的价值，更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来考虑体育的价值，通过让人在肌肉的运动中，在各种力的交汇中去实现完美人体的塑造，进而实现理想的人生。

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补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勃兴。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势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相互移植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如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秋千等，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

3.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生命观、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如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等许多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矛盾存在的意义

1.体育事业进步的动力。体育文化是一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休闲文化，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形态或地域的体育文化都在寻求与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对方的文化精粹，可以推动世界体育改革的步伐，促进世界体育的发展。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深入中国内地，很多项目获得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2.维系体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虽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交流还不到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其文化的相互矛盾存在，不断碰撞磨合，它们不仅各自获得新的文化血液，而且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

3.调节各地区体育的平衡发展。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交流的各方吸引对方精华，吸取对方的经验教训，互相补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有着对立统一，才有其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一东方与西方的体育文化对话可以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在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交流之后，由于其文化巨大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对立，显示出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的相对滞后，为力争与西方体育文化平衡发展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如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也开始试图完成产业发展，并与其他产业诸如旅游产业联姻发展，这在云南、西藏等民族旅游地区已取得了一定成就。

四、两种体育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

不同类型和模式的体育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发生冲突，因此，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是畅通无阻的，不同性质的体育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体育文化的变迁。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认识两者是政治、经济、地理等生存环境差异下的矛盾存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由于各层次发展水平不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会冲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生激烈而全面的冲突。此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作出全方位的调整才能适应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矛盾冲突。有效利用这两种体育文化的内在统一因素，寻找两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消除或减少两者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使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193. 255.

[2]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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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布式文件系统；元数据操作；优化处理；PVFS2

中图分类号： TP316.4

文献标志码：A

Metadata processing optimization in distributed file systems

LIU Lian， ZHENG Biao， GONG Yi-li*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etadata processing in PVFS2， and took the remove operation as an example. To find out the bottlenecks in the remove operation， the time of each step was tested. And an optimization method to reduce the communication number by placing judgmental process on the server side was proposed， which is also suitable for other metadata operations.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was implemented in PVFS2.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remove operation， this proposed method shows about 10% improvement in performance.

英文关键词　Key words：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metadata operation； processing optimization； PVFS2

0 引言

随着网络应用的迅速发展，网络时代数据规模越来越大，海量数据存储和大规模并发的I/O成为了分布式系统中的瓶颈。单机环境下的文件系统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时代的大容量、高可靠性、高性能、高扩展性等需求。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工业界和学术界开发出基于各种设计架构和理念的分布式文件系统[1-5]。

元数据的管理是分布式文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6]。元数据是描述文件系统组织结构、文件属性和文件数据的数据，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与元数据有关的操作占到了所有操作的60%以上[7]。元数据处理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将影响整个系统的正确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和性能提升[8-9]。

1 相关工作

PVFS2是由Clemson大学开发的一个能在Linux机群上进行并行I/O和并行文件系统研究的实验平台。PVFS2是一个开源的、可扩展的并行文件系统，内部各个部件的模块化程度很高[10]。PVFS2支持多个数据服务器和元数据服务器。在文件系统内部进行元数据处理时，包含对以下4种类型对象的操作[11]：

1）元数据文件对象（Metafile Objects）。存放文件的所有者和权限，以及对应的所有数据文件对象的句柄，数据文件分布情况，数据文件句柄和数据文件的个数。

2）数据文件对象（Datafile Objects）。存放文件的实体数据。

3）目录对象（Directory Objects）。存放所有者和权限等信息，也存放目录数据对象的句柄。

4）目录数据对象（Directory Data Objects）。以“文件名：元数据文件句柄”这样的格式存放一个文件的信息，来区分文件和目录。

可以通过图1来说明PVFS2文件系统内各个对象的关系。在文件系统根目录下有一个目录dir，路径为/dir。dir的目录下有一个文件File1，路径为/dir/File1。假设每一个方块代表一个对象。File1被条带化（striping）分成3块部署到3个数据服务器上[12]，其中，前两块的大小是PVFS2中默认的64KB。另外，从用户的角度看，目录对象和目录数据对象是相同的，因此只用一个图表示。系统通过句柄来访问这些对象，每一个对象都由唯一的句柄来标识。

句柄是系统中唯一的、类似于整型的标识符，用来标识PVFS2文件系统中的对象。系统中每一个文件、目录都有一个句柄。在客户端与服务器通信时，指明句柄即可处理相应的对象。句柄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整数，系统指定句柄值的范围来把句柄空间划分成各个子集。这个子集就是所谓的句柄范围（Handle ranges）。下面的代码段是句柄范围在源码中的定义，它在文件系统创建时被静态地分配[13]。

每个服务器上的PVFS2文件系统负责一部分的句柄空间。在整个系统中，每个服务器上的PVFS2文件系统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即文件系统ID。文件系统ID在文件系统创建时由管理工具设定。当发送一个元数据操作请求时，通常需要指定文件系统ID和句柄。句柄范围定义的数据结构如下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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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外语课堂教学之间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和说明，但最为核心的问题则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和这些具体的差异对外语课堂教学的具体影响。因为，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既能提升外语教学的效果，又能提升外语任课老师的教学能力，丰富外语任课老师的文化知识。下边就结合自己多年的外语教学实践和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表现与它对外语课堂教学的影响阐释如下，供大家批评、指正、参考：

一、 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西文化分属于两个体系，自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然而这诸多的不同，未必都对外语教学，特别是外语课堂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对中西文化分析出诸多不同的结论。因此，结合本次的研究目的，即探索中西文化差异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我们应该以外语教学实践为标准，探讨中西文化的不同及其主要的表现。

以外语课堂教学实践为标准，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西文化中的语法差异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既涉及到物质层面的发展成果，也涉及到精神层面的发展成果。而对外语教学实践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发展成果。因此，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应该是语法问题。在外语教学中，语法问题又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具体内容，即词法问题和句法问题。

在词法的层面上，外语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在英语教学中，我们更应该突出中西词法上的区别，因为它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基础。中英词法在教学中应该注意的最大区别是词语的前缀与后缀的问题。因为根据前后缀的不同含义，我们既可以在具体的教学中扩展学生的词汇量，又可以通过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在中文的词法里没有这样的内容和规律可供教学实践所遵循。

在句法上，英语的句法更注重语态的应用，特别是对于被动态而言，更是外国人在应用中的首选。而在中国，不仅很少使用被动语态，而且，还往往使用主动态的语句取而代之。因此，使英语里的被动语态成为了学习的难点。如，学校要新建一座教学楼群，在英语里往往被译成A new teaching building will be built in our school。

2、 中西文化中的习俗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习俗的差异上。每一个外语的任课教师都知道，要想自己的学生能够熟练地使用某一种语言，除了词汇和语法的限制外，还应该了解中西文化语境上的差异，因为语境制约着语言交流者的选词造句。而在语境中，最应该考虑的就是中西文化在生活习俗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关于这一点，夸张一点说，中西文化中的习俗差异决定着语言的运用。例如，红色这个单词red在中西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国，红色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它往往表达的喜庆、乐观的意义；而在西方，它则是“暴力”的象征，因为红是血的颜色，而维持生命的血一旦流出了人的身体，那一定是这个人遇到了暴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短语see red的时候，就不难理解它是“怒不可遏”的意思了。

3、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观差异

由于中西方的居民处于不同的生活区域之中，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所以中西方的居民在具体的价值观上也会有所不同。所谓的价值观就是中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某些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或所持的基本态度。价值观不仅是中西方居民判断事物价值的标准，也是中西民众使用语言时的规范。即语言交际必须符合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研究外语教学，更应该注意中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其具体的差别。

例如，old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老”，而“老”在中国文化里则多是经验、知识广的意思，如“老学究”则是指知识渊博；可是在西方文化中，由它构成的词语则有时候含有“不中用”的意味。因此，在具体的讲解时，我们应该注意这种差异。

二、 中西文化差异与外语课堂教学

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外语教学的重点内容，因而，它对外语教学实践更不容我们忽视。这种影响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外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核心内容

中西文化的差异既然是外语教学的重点内容，那么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使学生掌握它们的差别就成了教学的重点。因此，这个教学的重点也必须体现在教学策略里。所谓的教学策略是就外语任课老师对外语教学实践的一种统筹性安排，或者说外语任课老师对外语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科学性的设计。评价一个教学策略的优劣，首要标准就是衡量其是否在具体的外语教学实践中突出了教学内容。因此，外语老师围绕“中西文化差异”所做的一切必然会成为教学策略的主要内容。

在教学策略中，为了突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外语任课老师需要考虑如何在字词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彼此的差异，需要在练习的环节，设计相应的习题，突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字词教学的教学策略是如此，语句教学的策略也是如此。即，外语任课老师要在语句的教学中，突出中西语句的不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影响学生的思维，而且还影响学生对语句内容的掌握。

2、 外语课堂教学方法的研究对象

因为学生对中西文化知识的了解上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在教学的方法上也应该注意如何利用这种差异使学生掌握更多的外语知识，并通过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来减轻学生的负担。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可以利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其明确。例如，利用情境教学法，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明确在语言交流中，中西文化所具有的差异。特别是字词的含义、语句的组成，即字词含义上的差别，句法上的差别。例如，按照中文的习惯，我们把身体有残疾的人，可以直接称为“残疾人”；但在外语里，我们则不能用“disabled ”或“disabled people”来对译，因为它不符合英语使用者的习惯；根据英语的习惯，我们应该把其称为“advantaged”，即“弱势群体”。因为它更符合英语使用者的习惯。“弱势群体”这个词语，既指明了当事者在身体上的缺陷，又同时照顾到了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因此，我们在具体的教学中，应该利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把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记得牢靠些。换句话说，教学方法的研究对象是中西文化彼此之间的差异。

3、 教学评价中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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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 文化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文化意识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地球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变得越来越频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的实现其世界使命，不断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在我国的中学课程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的发展迫切的需要高素质的外语人才，特别是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科技方面专业人才。这对我国基础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因此我国《英语课程标准》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拓展视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根据对《英语课程标准》的文化意识目标的分析，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应该是指“对目标语文化的社会规约、价值观、信念的知晓。”

根据人们对文化的知晓程度，文化意识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学习者对于明显的文化特征有所了解，但认为它奇特不可理解；第二层次，通过文化冲突，学习者了解到与自己文化明显不同的某些有意义的但却是微妙的文化特征，但是，仍然是不理解；第三层次，通过理性的分析，了解到那些微妙而有意义的文化特征，从认知的角度认为可以理解；第四层次，通过深入体验其文化，学会设身处地从目标语文化的视角看问题，达到视其所视，感其所感的理解。（祁玉萍，2009）

通过对文化意识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教学与过去有了本质的不同，明确提出了英语课程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使得我们的初中英语课堂的教学内容突破了只重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局限，丰富了英语课堂的教学内容，使得初中英语课有了生气和灵魂。但由于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起步较晚，教育体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虽然在《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生文化培养的具体要求，但是据调查，我国初中英语课程中的文化教学仍然以教师介绍西方文化背景知识为主，形式单一，主要采用文化输入的方式进行，学生被动的接受未知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课堂上教师片面强调西方文化背景知识，这严重阻碍了初中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使得初中生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偏差，树立不正确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这将不利于我们对初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些专家指出，“目前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一味强调目标语文化的传授，而对中国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传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张淑菊，2008）。笔者认为，在初中英语课程教学中加大西方文化教学的同时，英语教师也应该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和鉴别，加强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他们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引入者，而且主动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保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实现。

二、初中英语课堂中西文化教学现状分析

自《英语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有了较大的改观，课堂教学已不再是单一的语法教学，教学内容有了进一步拓展，特别体现在对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这对拓展初中学生的视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初中英语课堂中西文化教学如今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中西文化知识介绍比例严重失衡。笔者曾对成都市部分初级中学深入课堂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多数英语教师在文化知识方面的讲解偏向于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而忽视了我国本土文化的讲解。如在向学生介绍情人节由来的时候，很少有教师提及我国的七夕夜。

2.2　西方文化知识以介绍为主，形式单一，缺乏与中国本土文化对比分析。学生被动的接受未知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　偶尔教师也叫学生自己查找一些关于某一西方文化知识的资料，以汇报的方式向全班同学介绍。

2.3　文化教学不够充分。“文化因素无处不在，从词汇到句子，从语法到篇章，甚至是某个学生衣服的颜色，教师的某个手势和动作，都可作为文化因素教学的内容。”其次，教师在文化教学中，重点介绍中西文化的差异，只看到现象，而不对中西文化进行鉴别，进行比较，所以初中英语文化教学只是现象的展现而非本质的揭示。最后，文化教学活动不够充分。学生了解文化知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交际能力就能够提高。初中英语课堂缺乏有效的实战性的文化交际活动。

由于学生在文化内容上理解不深刻，在文化学习过程中参与不够，这些都将导致初中学生对我国本土文化理解肤浅。而这样的学生在以后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中，必然会因对我国本土文化的理解欠缺而出现母语文化缺失现象，无法把自己本土文化很好的介绍给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最终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另一方面，由于初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教书的宗旨是先育人，所以英语教师更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进行适时的思想教育，避免学生对西方文化产生盲目崇拜。

三、中西文化失衡和教学形式单一的成因分析

3.1　英语教学内容和形式受中考指挥棒影响

由于我国人口较多，通过考试选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英语教学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功利性，教学内容以考试为标准，教学形式以大容量为标准。上课时，教师更多的注重语言知识的讲解和语言技能的训练，至于文化知识一般就简单介绍。因此，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中西文化知识，就更不用说中西文化对比分析，以及对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了。

3.2　教师自身文化素养欠缺

我国绝大部分英语教师在校学习期间采用语法翻译法学习这门语言的，他们也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所以他们必然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他们自身就缺乏文化敏感性和文化意识。另外，文化包括的范畴很广，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哲学、历史、地理、信仰、价值观念、宗教及行为准则等等。而我国教师在校学习期间，特别是大学专业课程学习期间，更多的时间接受的是语言知识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训练，自身对文化接触较少，特别是中国本土文化。而教师在工作以后，由于受中考指挥棒的影响，教书具有功利性质，他们更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了提高考试成绩，采用题海战术，努力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强化语言知识的理解。因此，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忽略了文化教学，特别是中西文化对比教学。而且，教师因家庭等原因，缺乏继续学习，继续自我提高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有些教师不思进取，满足于现状，缺乏自身文化素养提高的意识。

3.3　中西文化课外体验匮乏，缺乏方法指导

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学生的中西文化学习应该延伸到课外。虽然现在关于中西文化知识的资源极为丰富，学生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但是由于初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而自身对中西文化的学习比较盲目，这时急需教师给予指导。而我国中西文化课外体验十分匮乏，初中学生虽然可以接触到中西文化知识，但是由于没有英语教师的方法指导，对其理解不够深入，印象不够深刻，学生难以将零散的、感性的文化现象上升到一个系统的、理性的人之高度，进而影响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中西文化意识培养的方法

由于我们中西文化教学缺乏学习环境，所以在中西文化意识培养的过程中，师生合作、生生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中西文化意识培养的成败与否取决于教师，而中西文化意识培养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学生，特别是学生的习得方法和教师的教法。

4.1　将中西文化教学贯穿英语课堂

在初中英语课堂中，教师往往是遇到一个文化现象只就此进行讲解。由于受自身素质的局限，绝大部分教师缺乏挖掘文化内涵的能力。那么，中西文化教学贯穿英语课堂的始终，这就要求英语教师需将文化和语言有机的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中使用语言。教师需要结合教材，精心备课，做大限度的挖掘中西文化差异，巧妙的设计课堂上文化教学的活动，兼顾语言知识的传授和中西文化意识的培养。

4.2　将中西文化教学延伸到课外

“授人鱼不如授人渔”。我们教是为了不教，因此中西文化教学不能局限于课堂。中西文化意识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英语教师应该合理引导学生课外学生对文化意识的习得，并给予及时的指导。通过英文歌曲学习，阅读英语小说，参加英语讲座，看欧美电影以及接触媒体资源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将中西文化学习渗透到初中学生的生活、学习、休息、娱乐各个方面。

五、中西文化意识培养的步骤

5.1　中西文化感知

英语课堂教学既是语言教学又是文化教学。实现中西文化培养首先应做好文化感知。让学生大量接触文化现象，了解文化现象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教师可以通过文化介绍，学生课后查阅资料课堂汇报等方式，让学生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中西文化意识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5.2　中西文化体验

当学生对中西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后，英语教师应通过各种活动，各种渠道让学生在真实或虚拟环境中运用语言体验文化。通过文化体验激发初中学生对中西文化的反思。

5.3　中西文化反思

在文化感知，文化体验中，学生必定会有很多感触。由于他们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他国文化容易曲解，产生盲目崇拜。因此在中西文化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做好文化反思，引导学生发现文化差异，分析文化差异产生的根源，从而树立争取的价值取向，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总之，初中英语课堂中西文化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加强自身文化意识的培养，努力探索文化有效的教学方法，克服文化教学片面强调西方文化而忽略了我国本土文化的不良势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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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语言学家拉多所言：“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所以，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必须重视这个差异，同时从这个文化差异入手去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一、注意中英文词汇的意蕴差异

汉语和英语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各自文化语境中有些词汇表面的意思是能对译过来，但是内在的意蕴却可能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掌握各自的内在意蕴，才能在交流中不出现问题。比如，英语的“red”，对应汉语的“红，红色的”意思，但是内在的意蕴却不一样。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和吉祥、红火、热闹、顺利等有关。比如，相关的词组：红火、红包、红光满面，等等，结婚过年等喜庆事情都是以红色为主打色。但是红色在英语文化中，却是表达愤怒、暴力等，如“see red”（怒不可遏），“red rag”（可激发愤怒之物）等。再如，Dog（狗），在中国骂人的话经常用狗作为比喻，“狗汉奸”“狗腿子”“狗仗人势”，等等，狗的形象是非常糟糕的，被鄙视的。但西方则恰好相反，他们认为狗具有勇敢、忠诚等品质，把人比作狗还是出于对对方昵称。比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连我们那句“爱屋及乌”，在英语的表达中则成了“Love me， love my dog.”这种情况是不同词语在中英语境中不同的意思。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与我们汉文化一样，某些事物在英语中同样有深刻的联想意义，但这种联想意义和我们汉语中却又不同。比如，中国被誉为“四君子”之首的竹子，就是高洁、坚定性格的人格化，历代文人、艺术家都借助竹子的形象来表达内心的高尚志趣和独立纯粹的人格。但与竹对应的英语词“bamboo”却没有类似的联想意义，而仅仅是一种植物，这个词也仅仅是个符号。

由以上论述可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具体的语言教学和运用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在诸如介绍、称呼、问候、赞扬等诸多方面，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表达差异非常明显，是外语教育和学习必须重视的方面。

二、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语教育策略

针对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这些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创设和运用情景化教学，领会掌握英语交际习惯。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和发展。死板地进行词汇、句型、语法教学和习题训练，不是英语教学的正途。因此，一定要通过创设和运用情景教学，提升学生理解、运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如此才能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表达差异。

2.区别语言的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学习意识。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代表着文化的本质内涵。英语作为成熟的西方文化的主要记录语言，代表的是英语文化的独特性。在教学中，必须有意识、有准备、有针对、有比较地对语言文化差异性进行区别、讲解、解释、举例，培养学生跨文化学习的意识。西方文化中称呼、致谢、赞美、慰问、思维等方面都与汉文化不同，这些就必须让学生领会并掌握。比如，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吃了么？”而西方人去不是这样的。因此，只有了解了英语文化，才能真正学好英语。

3.培养学生兴趣，打造学习氛围。任何知识的学习，如果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必然能够事半功倍。所以，外语教学，必须要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通过积极引导和教学艺术，展现英语文化独特的魅力，让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主动学习、快乐学习，才能真正体会到文化差异却是语言特色和文化魅力的根源，体会学习英语带来的快乐，从而克服文化差异对学习外语的影响。

4.灵活运用教学手段，多方面展示英语魅力。现在教学条件提高了，各种教学设施齐全了，不论是听说训练，还是阅读训练，教学设备都能为我们提供多种选择。利用多媒体通过多种形式的课程内容来展现英语魅力，体会中西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比如，电影片段、音乐、诗歌散文朗诵，等等，音画都是展示外语的辅助条件。让学生不断从具体的外语情景中获得听说读写的训练。鼓励学生日常用语也能用外语交流，体会汉语和英语的不同，这是增强理解的有效方式。

三、中西文化差异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要求

翻译作品要求“信、达、雅”，这就是说中西文化沟通必须建立在准确地理解的基础上，因为“信”和“达”都强调的是准确性。因此，英语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面对中西文化差异能准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首先，从语言交流的差异出发，学习、了解和领会英语文化。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规则都来自文化固有的一些特点，不同语言之间语音、语调、词汇、语法不同，交际规则也不同。因此，必须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对英语国家历史、文化、传统、风尚、习惯、交际规则等方面进行了解。通过学习、了解和领会英语文化，充分掌握对英语本意、引申义、比喻义等了解和领会，从而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做到准确和合适。

其次，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比较英语文化差异，是提高英语运用能力的关键。英语教学中，对语言分析和文化比较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原则。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母语良好地掌握，是很难认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因此，英语教学必须重视学生的母语学习，要增强一种比较教学观念，以此来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

篇13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4]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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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这样的情境设置受到了李安多元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也是影片走向世界迎合多重受众的需要。

关键词：李安；家庭三部曲；文化；冲撞；融合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李安是华语电影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带着中国电影，带着中国文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电影人积极参与电影的态度和驾驭的电影能力。李安多元文化背景使得他对中

西文化拥有得心应手的把控能力，他站在中西文化的节点上冷静客观的在电影中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给予了自己的表达，而作品中所呈现的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情境在跨文化传播中更觉明晰。

一、 李安多元文化背景下情感交织的体现

李安1954年出生在台湾，他生长在传统中国家庭，传统中国文化深深侵染了李安。在他的《家庭三部曲》中他将广博的中国文化建构在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下，以父亲为情感依托和中轴将故事串联。

这是传统的以“父”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带给他的直观印象，父亲是家庭的中心，其权威是不可逾越的。这正是儒家文化中“家”是以“父―子”为轴心，以父性权威为核心的传统体现。李安受

到了父亲深深的影响，父亲士大夫的观念，荣誉感、责任感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一直希望李安能够读大学，但最后事与愿违，李安最后进入了台湾艺专学习话剧表演。

1978年李安来到美国，后来到纽约大学电影系学习，1984年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经过几年的美国生活经历，使得李安第一次接触与传统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所宣扬的自由民

主，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冲击着李安。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最鲜明的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完全的变化，儿子不再对父亲惟命是从，而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进行

自由、平等的交流，这是中国文化中无法想象的。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

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1]

李安的留美经历令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撞，令其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在家庭中地位的动摇。李安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者，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对“父亲”以及“父权

”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以西方文化现代平等精神而言，父亲最为家庭成员之一，其父性的权威和“特权”应该被打破，父亲应该和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

爱；另一方面，深受父亲影响的李安，又存在着深深的恋父情节，父亲在李安心中，永远是“家”的核心和代表。[2]李安自身经受众中西文化带来的冲击，这种亲身经历所带来的感受比他人更甚，所

以他将经历过以影像的方式展露在受众面前时更具有说服的张力。在其处女作《推手》中父亲是一名太极拳师，功力深厚，刚柔并济，彰显“推手”的魅力。作品以太极拳为中华文化符号，将其置身于

以美国为代表西方文化代的包围中，在无奈中彷徨挣扎。在不同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发生冲撞下，父亲为了保全儿子选择了离家出走，这是父亲不得已的妥协。最终经历了多重的磨合，在影片结尾处

洋媳妇艾玛向晓生求教太极拳法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和谐的画面，中西文化在冲撞后最终实现了彼此的融合，实现了包容下的共生。在影片《喜宴》中，李安将作为接受西方文化的留美同性恋儿子

高伟同与曾经做过师长家族伦理观念颇深的父亲塑造成不同文化的代表，伟同为了实现父母的家族愿望，不惜隐瞒事实，编造谎言，与薇薇进行假婚。影片名称为喜宴，主要是在伟同和薇薇的婚

礼上体现出来，但是影片中中国传统的大摆筵席，宴请宾客的喜宴模式似乎在蓝眼睛高鼻梁的西方文明中显得些许的格格不入。伟同他虽接触了西方自由、独力的文化模式，但是他依旧无法挣脱民族传

统文化的无形枷锁，最后以假婚的方式实现了妥协。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囊括在父亲更大的谎言中，父亲最后得知儿子是同性恋，他选择了默许。父亲机场离别时的举手，显得意味深长，他

在这种妥协中实现了自己的传统家族得以延续，获得了一种放飞的解脱。

李安将父亲的形象在东西、新旧文化的冲击面前经历了一番维护、选择、妥协最终获得了人性自由的心路历程，这种情境的设置是李安自身经受中西文化交织后的内心情感的表达。他寄情于跨文化的传

播之间，在中西文化交织的节点上以家庭为文化冲突的发源地，折射出中西文化的无尽差异，最终在以“家”的包围中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二、 李安站在国际视角下满足受众多重需求的体现

李安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得他更加了解中国受众和西方受众的观影需求，他站在国际视角下，不偏不倚的将中国元素与西方文化大胆的同步呈现。《推手》中父亲象征中国文化的太极，映衬着洋媳妇工业

革所带来产物――电脑；《喜宴》中父亲传统的传递香火的家庭伦理观念，映衬着西方现代文明下同性恋的自由开放。李安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丰富化，实现中西合璧，在面向世界推广的过程中必然会

与受众产生无尽的共鸣，观众会在电影中领略到不同文化的差异，这样的情境设置照顾到了不同文化的受众，从而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

李安能够站在好莱坞的视野高度从容的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并不是浅薄的因为在作品中夹杂着异域的面孔和流利的英语，更多是情感上的国际化与共通性。《饮食男女》是一部很单纯的家庭题材片，

影片以父亲的精湛厨艺和中国美食为文化符号，向受众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它看似中西矛盾体现的不明显，但是三个女儿经受现代生活观念的影响想要冲破父亲代表的家庭的束缚，正是西方追求自由，

彰显个性的体现，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也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博弈。李安他更加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能包容西方文明，在两种情感中间他是中立的，所以他给我们所呈现的故事是能够满足于双方受众的

一种宏大的、开阔的文化态度。《喜宴》中对于同性恋的坦然，对于赛门形象塑造的洒脱是建立在一种无尽包容的人性态度之上。

中国文化倾向于日神文化，而欧美文化则偏向于酒神文化。日神文化是理性文化，比较强调礼仪、秩序、中和、适度，个性淹没在社会之中；而酒神文化强调张扬个性，比较热情外向，容易陷于偏激、

狂热、傲慢、烦躁之中。[3]《推手》中父亲练习太极的悠然自若与洋媳妇因为写不出作品而猛击键盘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安既敢于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却又善与吸纳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和

艺术养分蜕变自身，别开新局。[4]李安娴熟的掌握着中西文化不同的话语方式和情感表达的尺度，电影适当的文化对抗和自然的相互融合迎合了跨文化传播浪潮下中西方受众的观影需求，从而使电影

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李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导演，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凝聚在“家”之中，这是多元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独特设置，也是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娜.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解析李安电影《推手》和《喜宴》[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3）：195

[2]墨娃，付会敏.阅读李安北[M].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