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法治思维的表现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缺乏法治思维的表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人治思维；权力；权利；制度；暗箱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10-02

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人治思维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在现实中仍然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人治思维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它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水火不容。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误区一：膜拜权力

膜拜权力是人治思维的显著特征。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应当膜拜的圣物而非必须受到制约的对象。人治思维对权力的膜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是权力的婢女。美国思想家潘恩说过：“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在人治思维中，永远是权大于法，权力是最高价值，法律始终处于依附权力的次要地位。人治思维中的法律体现的是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当权者的个人权威始终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法律只是权力的婢女，是管控民众的工具。当权者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可以因一时的需要，随意立新法、废旧法，也可以对现有的法律随意解释。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2]，法律的基本作用是制约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英国哲学家洛克说过：“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3]。无论是权力设置还是权力运行，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的权力任何人都可以抵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们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权力，有权好办事是普遍被接受的信条。当遇到冤情或无法处理的纷争时，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浓厚的清官意识是人治社会许多底层民众心中永存的慰藉，似乎只要遇到了清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二，权力是评判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一个人只要拥有了权力，立刻就会身价倍增。无权者千方百计要与当权者拉上关系，有权者绞尽脑汁渴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民众对当权者、权小者对权大者都处于仰视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显示法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法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4]。然而，在人治思维的词典中，没有“平等”二字。每一个人都被按照有权无权、权大权小分为三六九等。权力被神秘化，当权者也被神秘化。只要得到权力灵光的照耀，当权者的缺点可以变成闪光点，丑行可以美化为壮举。

人们膜拜权力，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巨大利益。在人治思维中，权力被视为利益分配的核心标准。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得到的利益也越大，他不但能很容易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能很容易得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反之，一个人距离权力中心越远，得到的利益也越少；他不但难以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当自己的正当利益遭到侵犯时，他的维权之路将会布满坎坷和艰辛。

误区二：蔑视权利

德国学者格哈德・鲁别尔兹说过：“法治实质因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确保基本权利。”[5]与法治珍视公民的权利保障相反，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是蔑视公众的基本权利。在人治思维中，权利是伪概念，真诚地谈论权利是可笑的、幼稚的。人治思维对权利的蔑视主要表现在：

第一，宣扬无权利的义务。人治思维惯于割裂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当权者拥有大量的特权却不必承担什么义务，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权利却需要担负多如牛毛的义务。当权者随时可以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义务强加给民众，民众不堪其苦却也无可奈何。人治思维对当权者享受的众多特权视而不见，却对普通民众抛开权利大讲特讲义务的神圣性、崇高性，要求民众必须把义务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毫无怨言地承担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所有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只是当权者管控民众、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手段，难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做坚实后盾，普通民众的正当权利经常受到有权有势者的随意践踏和侵犯。当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利惨遭蹂躏时，普通民众难以找到有效的维权路径。在人治社会中，无论是维权的法律路径，还是寻找清官的维权方式，对普通民众而言都不断地被事实证明是代价昂贵、成功希望渺茫。于是，普通民众面对侵权只能忍气吞声，把忍耐当作利益、权利被侵犯的惯常应对方式。然而，普通民众的忍耐阻止不了有权有势者的侵权，反而使他们更加嚣张，更加蔑视民众的正当权利并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这样，普通民众越是忍耐，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越是遭到蔑视和蹂躏。天长日久，一些民众的心态就会失衡，心理出现压抑、异化，神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一旦遇到导火索，这些人就可能铤而走险，以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误区三：拒斥制度

人治思维过分夸大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轻视制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用科学的制度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任性。人治思维对制度的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忽视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法治思维习惯于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同，人治思维拒斥制度，处理事情时常常视野狭窄、就事论事，把制度抛在一边，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是人类对长期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够提高人类实践活动的水平，在激励好人善举的同时有效遏制坏人恶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制度缺乏公平性、合理性，就会诱发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分析才能认清其形成的深刻原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从优化制度、创新制度的角度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到法治思维重视制度，从就事论事处理问题到以制度范式处理问题，是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第二，制度执行效果极差。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其执行效果极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拒斥制度，人们普遍不把制度当回事，经常出于一时喜好或当下利益的考量而随意抛弃现有的制度。二是因为人治思维主导形成的制度常常缺乏严密的程序，制度漏洞随处可见，很容易让当事人钻空子，无法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随意性。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的程序支撑相反，法治思维特别强调运用严密的程序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6]。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7]因此，为了提高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摒弃人治思维，倡导法治思维，认认真真地对待制度，不断完善制度的程序支撑，提升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水平。

误区四：暗箱操作

法治思维强调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相反，人治思维对暗箱操作情有独钟，千方百计阻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权力来自民众并服务于民众，当权者代表民众行使权力，权力运作公开化、透明化天经地义。只有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民众才能及时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否滥用了权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如果权力运行流于暗箱操作，民众无法及时了解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就很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法治思维限制权力的理想变成空想。因此，法治思维坚决反对暗箱操作，极力倡导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在人治思维的视域中，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的权力运作模式，人们对暗箱操作习以为常。由于暗箱操作的常规化，民众对权力运作过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易如反掌，腐败现象必然普遍存在。在人治社会里，当英明的统治者执政时，通常会强势反腐，实现一段时期的政治清明。但是，只要暗箱操作的权力运作模式存在，腐败现象必定反复出现，政治清明难以持续。

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下，少数当权者控制着大量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怎样公开不是根据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和喜好。民众渴望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当权者的信息封锁而不能及时得到，民众只能凭空猜测，一些迎合民众心理的传言、谣言也会不胫而走。因此，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各种传言、谣言往往大肆泛滥，成为不可消除的痼疾。

总之，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才能更好地构建法治社会、实现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美]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5-36.

[2][美]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4.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2.

[5][德]约瑟夫・夏辛，等.法治[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

篇2

关键词：法治 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335-01

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重申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都对领导干部基本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职用权是当务之急。

一、法治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法治是法律发展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概念，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我国，尽管依法治国早已写入基本国策，但大多数人仍不能准确理解法治的真正含义。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即“法的统治”，是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在观念上，它意味着法律的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在实践上，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制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法治的精髓就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对于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第一，法治保障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言论权、信仰权等基本权利。第二，法治制约公权力。法治就是要制约国家、制约政府、制约掌握权力机关的人。所以，法治不是治民，而是治权、治官。第三，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司法权必须是中立的，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

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统一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是法治价值在人们头脑的思维形态中形成思维定势，并由此产生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而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的行为表现，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在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方法论和行为准则。法治思维支配法治方式。一个人如果有了法治思维，就会在遇到问题时自觉地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决策，运用法治方式进行工作。反之，就会下意识地运用人治的方式去决策、去行事。法治方式表现法治思维。一个人的法治思维只有外化为法治方式等才能发挥法治的积极作用。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识，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也是我们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现实条件下，法治对于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和谐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部分领导干部法治素质不容乐观，法治观念错位，法治意识淡薄，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头脑，更有甚者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不但影响了领导工作的成效，而且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质是当务之急。

二、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履职用权

一要知法尊法敬法，努力培养法治修为。法治修为是指一个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修养。领导干部要培养法治修为，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强学习，夯实法律知识基础。学法是守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学法才能懂法，方知事有可为、有不可为。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宪法、经济法、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专业法律知识，在履职用权的过程中，从脑海中“搜索”到相关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树立法治精神，自觉尊法敬法。领导干部大都手握实权，如果能力有限，可能只是无所作为，但如果不尊法敬法，就会乱作为，所带来的危害将更甚。因此尊法敬法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起码的执政修养。领导干部必须尊重法律的神圣，敬畏法律的威严，主动自觉“在笼子里跳舞”。再次要学会用法治思维想事，用法治方式做事。领导工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因此，领导干部在处理各项工作时，必须首先自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这样做合不合法？怎样做才合法？学会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以法治方式定分止争，断事评案，把法治方式作为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最后还要多说“法治话语”。现实中，部分领导干部缺乏法治观念，说出话来明显与公众利益相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那些官僚习气、独断专行、不负责任的“人治话语”，多说文明、理性、有责任感的“法治话语”，使“法治话语”成为领导干部的“普通话”。

篇3

关键词：依法治国;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4-0272-02

“法治意识”是人们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等，它蕴含着人们对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具体来说，法治意识是指人们相信法律并按照法治的精神来行为。它既要求人们熟练地掌握法律知识，又要求人们去领会法律的精神，并领会法治的价值和精神，同时以法治的价值来指引其生活。[1]因此，“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是法治主体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

一、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基本现状

在当今中国，法治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与共同追求，“依法治国”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得益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公民法治意识的逐渐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代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任重道远。

1.法律认知提升，但法治“思维”缺乏。当前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广大大学生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不断得到增长，普遍形成对基础法律知识的整体认知，对法律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对“平等”、“自由”、“法治”等意象有了感性认知。[2]但大学生头脑中缺乏自觉运用法治理念、原则和逻辑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行为上被动、屈从地遵纪守法，现实生活中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如何行为以及行为预期等，往往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大学生法治思维的缺乏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不会运用法治原理与法律规定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二是不会运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规定分析和判断社会问题;三是不会进行综合衡量，从而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3]

2.权利意识增强，但“维权”意识淡薄。当前法制教育的普及使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一是他们对自身享有的权利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比如对人身权利、人格权、隐私权、受教育权、财产权、消费权、劳动权、休息权等都有一定的了解;二是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大事，比如交通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会自发组织“志愿者活动”和“献爱心活动”;三是他们开始对参与公共事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能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和学生社团管理等。但他们没有掌握如何有效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大学生被人勒索、抢劫，他们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要么头脑发热，采取过激行为，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的大学生贪图便宜而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当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因此造成人身伤害时，不敢也无法（因为没有发票等证据）找商家索赔。这些都反映出大学生维权意识淡薄。

3.追求公平正义，但“权力”意识浓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目标。同志曾经说过：“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大学生向往和追求公平正义，他们希望自己合法的生存、居住、教育、医疗、就业等权利得到同等的保障与尊重，希望能普遍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分享由此而带来的成果，希望参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活动的过程能公开透明，反对控制过程谋取不当利益，呼唤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但受“人治意识”的影响，权力意识浓厚，普遍存在着“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认为有权有钱的人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达成个人目标就可以使用一切手段，突出表现为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比如在对待考试问题，有些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获取学分，无视考试规则，;再比如在评优或竞选干部等问题上，采取送礼、请客等手段进行拉票贿选等，严重败坏了考风、学风，破坏公平正义。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措施

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切实做好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工作。

1.重视知识内化，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刻在社会每个公民的内心里”。“让法律刻在公民内心里”就是法律知识内化。法律知识内化就是通过知识交流、知识共享和知识实践，让大学生理解和吸收法律知识，从而去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影响自己的处事方式和行为习惯，从那种守法的“自在的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过程”。

高校法制教育要重视法律知识内化，着力法治思维的培养。在法制教育过程中，在讲授法律知识的同时要引导大学生用现念来评判与思考法律条文所体现的价值观，从学会法律角度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要加强法律实践教学，脱离具体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不可能养成法治思维方式，只有通过参与各种法律活动，在法律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来思考、分析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现象，才能让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分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只有经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才会自觉运用法律分析判断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才能使自己对法律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从而养成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

2.推进宪法教育，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履行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推进宪法教育，就是要使大学生对宪法确立的重大制度和原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基本的遵循，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4]，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民生事务中去。开展宪法教育就是要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宪法给国家面貌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和进步，使他们意识到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民利、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法制保证。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从而倍加珍惜宪法，增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是要通过宪法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立法讨论和公权力的运行中来。大学生可以通过立法听证和意见征求等形式，参与到这些立法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有关意见;同时主动参与学生的事务管理，在参与中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逐渐形成参与行为的理性化。二是要通过宪法教育培育大学生的“监督意识”，形成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大学生要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恐高、检举权利，进行法律监督。三是要通过宪法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促使他们自觉履行与自己“公民”身份相匹配的义务。法律赋予的不仅仅是权利，同时还有义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遇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问题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四是要通过宪法教育以增进大学生的“规则意识”，把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意识作为规则意识教育的主线，引导他们依据法律规则来思考和解决那些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

3.加强依法治校，着力营造大学生法律意识养成的良好校园氛围。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阵地，能否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提高法制观念是依法治校的重点。高校要依照国家有关教育法规办事，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对学生的管理也要依照国家法律进行，要在法律框架之下制订符合高校自己的规章制度，遵守有关规定。提高法律知识是依法治校的基础。高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把法制教育纳入高校课程体系，保证法制教育有教学计划、有充足课时、有适用教材、有专业教师。要大力拓展法制教育的教学形式和方法，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实践教育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法治精神，提高法律素质。

维护学生权益是依法治校的根本。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充分体现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坚持权利义务的理念，充分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要在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综合考核、评先评优、学生干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上，严格按规则办事，保证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特别是对那些违纪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依据合法，处置过程符合规定程序，同时可以建立大学生申诉制度，保证学生被处分前的陈述、申辩和处分后的申诉，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当然，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除了需要学校的重视、社会的配合，更重要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外因有影响，内因才是关键。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意识，在思想上认同，在行动上践行，在社会上弘扬，只有这样内外结合，才能真正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从而不断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陈蕾.浅析中国现代法治意识之生存状况[Z].民主与法制网，2012-06-04.

[2]教育部大学生法制教育基地暨中国政法大学大学生法制教育研究中心.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调查报告[R].2014-05-28.

篇4

关键词：高校法治教育；法律思维方式；大学生；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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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到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尤其全国性普法工作的不断实践与反思，法治素质的综合性实证指标为我们诠释出仅有知道其重要性是远远不能达致实践图景的如期而至。一般性普法教育的法治启蒙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是，知法与懂法的个体人群数量不断增加，但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的具体法律事件同样随之激增，其中的主体成员也不乏在校大学生。值得追问的是，法治意识与违法犯法行为之间是否仅仅是一个知行不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认为，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背离性关联，单一化的法律知识增加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践运行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如果我们从理解的意义上认识法律解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解释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因为没有人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法律便没有任何价值。”1 近年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热点案件中，其聚焦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生，如马加爵案、付成励案、药家鑫案等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与社会影响。同时，大学生公然违反校规校纪的热点事件不是见于各类媒体。故而，我们认为，当前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的实践情势与时代诉求之间的差距颇为鲜明，需要在高校法治教育中探寻其有效的培养路径。

一、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背诵记忆法律条文，不求甚解，易于忘记。而经由深刻思考，亲身体验应用的条文，将成为一个法律人生命的法律细胞，终身难忘。”2 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在高校法治教育的一般性教学安排上，主要依赖于相关法律课程的课堂教学以及延展性法律实践活动，也包括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法治内容宣讲与体验。对于现实中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遵循法治教育的教学规律，具体考察其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模式选择以及教学手段运用等三个方面。

（一）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普遍缺乏科学性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较为贫乏，主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相关法律知识讲授。除去综合性院校中法学类专业的辐射功能较强的高校外，大多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科学性缺乏具有较为突出的普遍性，尤其是理工类院校。高校对公民社会的智力贡献似乎在相关教育者视域中不太重视法治教育是对此种现象较为妥当的解释。在许多学者看来，大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识在相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完全可以解决其知识贫乏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大学生的专业要求并不是法学或者法律类专门人才的培养。但是，如果遵循法治教育的规律，注重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仅仅依赖一门课程来完成如此重大教学目标，显然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同时，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安排并未得到相关科学性论证，一般仅仅是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规划，其专业性不强已经在实践中受到广大教师与学生的质疑。另外，从事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师主要是法学专业背景的学生，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在进行法学专业性教育，将自身的学习经验具体化为教学内容选择。3 当然，导致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法治教育课程内容设置普遍缺乏科学性。高校法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安排需要在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中得到彰显，以确保其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实践性严重不足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是相关法律课程的理论讲授，实践性不强。高校法治教育需要在主体的思维方式培养中得到落实，也才能据此获得较有说服力并得到普遍性认可与支持。由于法律类课程性质的特点，法律知识的一般性输出与继受是需要在直接与间接的实践中为主体所了解、熟悉与认可，才会真正产生体验性效应，因为缺乏实践性的个体感知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目标。我们实证考察高校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后发现，在高校的一般性法律知识竞赛中，大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普遍较好，但是，在相关具体案件的实践性趋向把握上则普遍较差。4 造成这种鲜明对比的现象，我们认为，其主要是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实践性严重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知悉，其实在实际生活中高校教师自身遇到具体法律案件时往往也是束手无策，表现出“理论水平很高，实践能力很差”的尴尬境地。当然，这也是高校其他课程教育中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对于法治教育而言，教学模式的选择上需要积极关注实践性教学的安排是解决此中问题的必然之道。

（三）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简单化倾向突出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运用较为随意，主要是教师的口头讲解，简单化倾向突出。大学生虽然在理论知识的接受方面已经与中小学生有着显著区别，但是，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性原因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于简单的口头讲解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教学实践中，高校法治教育的相关课程都是以大班教学形式进行安排的，教师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教学时段上完成具体繁重的教学任务，故常常采取极为原始的教学手段，“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的教学图景也就成为高校法治教育的基本形态。5 我们认为，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尤其在新的时代中更显关键，大学生对网络技术的掌握较之于教师并不逊色，教学手段上更多的采用多媒体以及案例教学形式该是必然选项。同时，大多数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上也基本是采用将文字性讲义搬上投影屏幕的极为简单的做法，其实这种与口头讲解的教学形式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无法真正实现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及水平提升目标。

二、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路径

高校法治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增设法律类课程是提高大学生法治素质的主要渠道，同时需要在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上进行不断创新教育范式与进路，从而形成多维培养路径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一）确立科学完善的法治素质的教育内容

大学生法治素质是指大学生所具有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以及应用法律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综合因素，它不仅包含法治意识，还包括把法治意识转化为自觉地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思维方式。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增设法律类课程的体系化建设，不断提高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与感知机率，以增强其法治观念的实践性体验，改变单纯的法律知识讲解为全面的法治素质熏陶与教育。为了确保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的科学性，在具体法律类课程的开设过程中应以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现象为主要选择依据，改变传统法学专业教学内容的简单移植做法，不断创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体系。

（二）调整法治教育中实践性突出的教育模式

在具体的法治教育中，法治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的描述更是一种实践形态的具体演绎。高校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变单纯的理论教育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注和尊重大学生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促成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渐进性增长与提高，把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在高校法治教育的实践中，教师通常把法治理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对实践性教学不够重视，即使是案例教学也往往是法学专业性极强的案例分析，这较为容易导致大学生的一种误判，似乎法律只能是法律专业人士的神秘技艺，与普通人相去甚远。其实，法律不仅仅是法律工作者的技术性智识依赖，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公正价值追求的具体性描述。我们只有在教育模式上不断强调法治观念的实践性诉求，才能帮助大学生培养法治素质要求的法律思维方式。“所有的社会向题，不论它们来自民间还是官方、不论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一概可以运用法言法语转化为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概念进行分析判断。”6 我们知悉，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树立与坚守不是理论灌输所能达致的，高校法治教育应以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为目标，并且需要将大学生的现实利益关切与法治教育内容紧密关联，把实践性内容作为法治教育的切入点，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思维方式的普遍性水准提高的问题。

（三）创新践行多元化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

相关法律类课程是高校法治教育中的关键性课程，必须充分利用好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平台，发挥其法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应改变一般性的口头理论讲授，增加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模拟法庭教学以及“如果我是法官”主题性辩论教学等教学手段。同时，应开启其他教学手段创新课堂教学的多元化范式，确保实现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标。尤其是运用典型案件进行学习交流与研讨。保罗·劳伦斯认为“一个好的案例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某些现实情况或问题被带进教室供班级和教员研究，让大家对一些实际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棘手的问题进行讨论。它是某些综合的、复杂的情况或问题的记录，在这些情况或问题能被理解之前，它们肯定是完全分散的，而后将其组合在一起，其目的是将表达各种不同态度或方式的思想带进教室。”7 在当下网络高度发达的新时代，随时都会发生大学生感兴趣的典型性热点案件，尤其是与大学生有着切身体会的案件，如马加爵案、药家鑫案，高校应及时邀请有关司法人员或法学教授进行学理分析与司法评判，并与大学生展开互动交流，梳理实践性法治观念的特质表征，从而让大学生不断增强处理自身法律纠纷的能力，准确区分识别正义的现实形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达致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我们对有关高校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专业背景的实证调查发现，各高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占其总数的比例分别是74.23%、86.15%、9.85%.

[4]我们对有关高校从2000—2011年的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的成绩统计中发现，每年的平均成绩是87.87，11年的平均成绩为85.76；另外，对相关热点案件司法处理判断选择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76.52%的大学生判断案件法律适用趋向出现错误.

[5]我们对有关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手段运用进行实证调查发现，71.85%的教师没有运用多媒体，运用多媒体的教师中有86.13%的电子教案中没有图表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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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理性思考能力的体现，也就是在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形成运用法律规定及精神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习惯。医学职业精神培育是医学专业技能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医学生在培养过程中以医学技能为重点，辅以医学伦理教育，但在法律层面的培育较少，更谈不上培育医学生的法治思维。为了使未来的医疗工作者在实施医疗行为时不仅能贯彻医学伦理道德理念，也能运用法治思维，本文就如何将法治思维引入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进行探讨。

1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的必要性

1.1民主法治时代的必然需要

法治思维不可能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人具有法律知识，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思考、解决自身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代医学教育培育的人才势必要融入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不仅担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疗使命，同样也是实现民主法治的主力军。因此，在医学职业精神培养过程中必须引入法治思维培育。

1.2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

医疗卫生事业正走向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而医疗卫生事业制度化中法制完善是必然之势。随着各种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应用到医疗领域，每有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都需要法律做出明文规定，用法制调整、规范它们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应及时更新法律认知，明确自己在医疗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既可以及时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又可以维护自己和患者的权利，从而推动医疗卫生事业有序发展。

1.3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条件

和谐医患关系是医疗领域发展的目标取向。目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主要表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医疗过程中医学技能尚有不足，另一方面是医疗工作者人文医疗的缺失，而人文医疗能力的培养过程不仅是沟通、伦理的培育，也应该包括法治思维的培育。医德与医学法律的功能互补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医疗秩序的必要方式[1]。在医学职业精神的培育过程中，应加强医学生对依法行医的认知，让学生通过学习《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医疗法律法规，既可以保护患者利益,又能维护医疗工作者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学生应学会运用法律法规依法行医。如在诊治过程中明确向患者履行告知义务、规范病例书写、保障患者隐私权等;在遇到医疗冲突时会合理运用法律法规维护医疗工作者和患者双方的权益，及时解决一些矛盾。医学职业精神培育过程中有效强化法治思维可以转变医疗观念，确保医疗工作的安全，预防或减少医患矛盾，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2将法治思维引入医学职业精神教育的措施

2.1丰富医学法律理论知识

医学院校对于医学生的教育以培育医学技能为主，辅以医学伦理知识，相关的医学法律知识普及较少。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在诊疗、护理环节能很好地从医学角度处理、解决问题，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医学法律知识，将可能会在医疗工作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如不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章程进行医疗操作，一旦出现问题势必引发医疗纠纷，既无法保证患者利益，更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医学院校应开展医学法律理论知识的教育，培育医学生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应具有的法治思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各种医疗法律法规，如《医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既能保证患者权利，又可以维护医疗工作者的合法利益。让医学生在校及实习期间学习相关医学法律知识，学习过程中明确从医实践中的权、责、利，让医学生认识到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有高超的医疗技能，还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理论素质，逐渐培养他们依法行医的思维。培育医学生具备法律知识可采取多种手段，如:传统课堂的理论教学;在临床实习中依据医疗实践进行专题学习，开展案例教学，让学生感触到医学职业不仅是医学知识的承载，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2.2培养医学法治思维习惯

法治思维建立在具有法制知识的基础上，能运用法律的价值进行思考、评价、分析，法治思维培育过程的关键是培养医学生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治思维习惯，就是要让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点的基础上将所学的法律常识应用到医疗行为中，积久成习。法治思维习惯一旦养成，会使医务工作者在医疗过程中能关照各方利益，有效减少医患矛盾冲突。一是法律主体意识的培养。在法律基础知识讲授过程中灵活指导学生的思维行为，让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出发，自觉与法律知识相结合，运用民主法治的原则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二是法律平等价值的深化。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愿望，明确行医过程中患者与医者平等的理念，作为医者不仅要依法捍卫自身权利，更应从患者角度思考问题，依法维护患者的隐私权、知情权等。

2.3提高医学法律实践能力

法治思维包括对已掌握的法律常识、法律意识的实践运用，因此，法治思维的形成在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中应该提升实践的能力，这需要在教育及实践中加强。

(1)创建法治环境:培育医务工作者的校园和实习场所应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医学院校的各项活动运转过程中渗透法治理念，使学生融入法治环境氛围，让医学生认识到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切实可行，实践能力必然得以提升。

(2)规范医疗法律行为:培养医学生不仅是让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医疗技能，也应让医学生依照各项医疗法规来规范医疗行为，强化他们行医规范的培养，并在实习期间让学生按程序、按法规开展实践操作。

(3)开展法治模拟实践:让已完成法律知识学习的医学生就近几年发生的医疗纠纷案件、医患矛盾事件开展模拟法庭，让即将步入医疗职业的学生提前体验医疗工作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并能合理运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总之，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日臻完善的大环境中，医学院校不仅要培养医学生具备良好的医学知识，也应注重培养他们形成对自己、对患者、对社会负责的法治思维能力，这就要求在培养医学生医学职业精神的过程中引入法治思维，为创建和谐的医患、社会关系奠定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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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则是社会有序的保障，是法治的治理基础和重要依据

法治乃规则之治，规则是法治的基础，“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若不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规则思维就谈不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因此学习和研究规则意识确立规则意识、运用规则思维是理解、培育和运用法治思维的重要内容，是对法治思维研究的具体化，也是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思维保障。当前，在实践中无论是手握政权的公权力者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规则意识，公权力者的强拆以及中国式过马路都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至今仍然缺少准确运用规则进行思维的习惯和能力。

本文的规则思维主要指的是法律规则，法律主要是由法律规则所组成，正是规则的存在才使法律发挥着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作用，法律规则是厉行法治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作为法治思维的内涵之一，规则思维对于规范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权益而言规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规则给公民的权利定规矩，使得公民的权利可预测，可规范；规则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厘清了权力的边界，约束权力的实施，促使其守规矩，不任性。

法治首先是法律的统治，即规则之治。法治无论是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亦或是作为行为规范，其内在含义即是法律规则的实施。博登海默认为：“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任何一部法律，其有效实施的终端都在于法律的适用。准确把握当前法律适用统一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通过理念更新和机制创新，不断推进法律适用统一，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层面来讲，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如果不受规则的约束，为所欲为，那么统治社会的就不是法律而是专制。因而，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如果社会公众不能严格的遵守社会规则，那么权力就会毫无顾忌的专断任性，公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社会就无法和谐有序的运行，这势必会损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一言以蔽之，没有规则就没有法治，规则是现代法治的载体和基础。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进一步确立规则之治的过程。

二、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

当下我国法治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规则之失”，未来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进“规则之治”。“法治思维的精髓在于规则意识，社会要发展，社会要和谐都必须要讲规则，无论社会治理当中运用何种思维方式，其前提都在于制定良好的规则并得到大家的普遍遵守。”可以说，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规则思维是合法性思维。

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是一种合乎法治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法治而言，合法性是判断人们行为、社会关系正确有效与否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标准，“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围绕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因此，规则思维必然要考虑合法性问题。规则思维意味着人们遇到各种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行为或社会关系是否合法合规，将法律规则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社会关系合法正当与否的首要标准。即规则思维首先就是合法性判断的思维。

第二、规则思维是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依据规则并运用规则的思维。

规则思维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依据的思维，恪守非人格化权威。规则思维的起点是寻找有效的规则，规则思维的过程要依据、运用和尊重规则，规则思维的结果要合乎规则要求。规则思维要求在认识、分析、评判、推理和形成结论的思维全过程都要讲规则。在法治实践中，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常怀规则意识，遇事找法律规范、解决问题靠法律规范。规则思维要求法律人乃至普通公民要善于寻找事件与规则、事物与规则、行为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辨识其是否相适应，进而穿行于事实与规则之间，在个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各环节都要尊重和运用既定的法律规则。始终将宪法法律规则作为所有主体行为的首要规范和依据，依照规则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合乎规则的可为，违背规则的禁为，真正做到公权力机关行为于法有据，有权不任性，公民法人信法守规矩。当然，规则思维绝不是简单死抠法律条文的僵化思维，规则思维支持通过对法律规则的适当解释、论证、推理等方式来完善法律规则，并作为思维依据。

第三、规则思维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平等思维。

规则思维一方面意味着每个人在既定规则面前的平等。而平等即意味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规则思维要求在分析处理问题时，要有平等尊重、遵守规则的意识，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则之外的特权。另一方面，规则思维是一种平等对待他人的思维。平等待人思维规则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形式平等，因此，规则思维意味着在规则基础上尊重他人、理性平等对人，是基于规则的平等主体思维。规则思维意味着不因规则以外的因素，作出不相关考虑和衡量，更不得进行歧视或其他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第四、规则思维主要是一种形式理性思维。

从逻辑基础看，规则思维是一种形式逻辑思维，从合理性的类型看，规则思维主要是形式理性思维。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是基于规则、运用规则的思维，为了实现规则治理的统一性、确定性、可预测性和普遍性，规则思维应当是形式理性的思维。所谓形式理性是相对于实质理性而言的，追求的是形式正义。法律的形式理性思维强调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评价、判断，在法律之内而不是法律之外去寻求和实现正义规则思维是形式理性思维，这意味着思维主体思维的依据是法律规则，除了极端例外的情况外，主体应忠实于法律规则，不能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来代替法律规则。特别在司法过程中，裁判者必须把他应该判决的、个别的具体个案与实在法之中的规则联系起来。裁判者应当从案件到规则，又从规则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和权衡。他应当实现法的决定，而不是用自己的决定取代法的决定。规则思维的形式理性，还表现在其反对以个案的特殊性来否定、排斥普遍性的规则；反对后果向替代规则取向，即反对以结果的妥当性、合理性为由来排斥规则或规则的适用结果。“出于法治国和法的安定性的理由，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特别是不得考量仅仅在具体个案中出现的后果。”因为，立法者从具体、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发挥其作为普遍的思维工具的作用。通过立法制定规则，在各种价值偏好、利益冲突间凝聚最大共识，避免重复不必要、易分歧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在规则适用层面上通过事实判断和形式逻辑推理致力于实现规则的统一适用。如果规则思维放弃形式主义的立场，而采用实质主义的面向，那么实质正义标准的因人而异将导致规则适用无法统一、规则权威性、可预见性、安定性等的丧失，法将不法，甚至规则的制定也就没有意义，法治的规则之治由此也就失去了根基。

当然，我们说规则思维是形式理性的思维，并不是说规则思维就没有价值目标，完全不考虑实质正义。只是为了维护规则的权威和安定，而反对通过突破规则的方式实现实质正义。规则思维认为一般情况下规则本身就是立法过程中凝聚的共识，是正义公平的体现，实践中无需再多做不必要的价值判断和考量，“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连接，立法者部分地表达出了他们如何组织社会的设想。可见，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所以，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实现规则，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

尊重规则的思维不是只要规则的思维，规则思维绝不意味着过分拘泥于规则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思维， 规则思维也不绝对排斥基于事实和价值的评判。“ 尽管为了在社会中确保法治的实施，一个由概念和规则构成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规则和概念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和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我们还必须谨慎行事， 以免亳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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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状况

法治能力包含学习法治知识、运用法治思维、采取法治方式三个要素。笔者从上述三个角度设计问题，在对北京市某区下辖行政村进行调研后，得出对该区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状况的基本认识。

1.部分村级干部法治知识掌握程度有待提高。

党的十以来，特别是随着“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深化，村级干部对法治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干部自身学法、用法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调查显示，89.9%的村级干部认为法律在基层工作中重要或很重要，96.5%的村级干部愿意参加提高法治能力的讲座或培训。

然而，对法治知识的渴望和热情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对于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调查显示，对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村级干部的掌握程度差强人意。例如，“村民委员会三年一届，任期届满须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一般不得提前或超过六个月”这一问题，仅有33.1%的村级干部能够正确回答。78.1%的村级干部认为“法律知识缺乏制约村级干部法治能力”。 具体而言，目前村级干部的法治知识呈现出“两个不够”。一方面，表现为村级干部法治知识的储备不够。乡村工作涉及领域多、内容杂，法律法规储备需求量大，相当一部分村级干部认为所学法治知识不足以完全用于指导日常村务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村级干部对法治知识的理解深度不够。这突出反映在大多数村级干部对法治知识的掌握程度仅停留在能够知道某条法律法规的层面，但对法律法规具体应用的界限和程序等方面的认识略显不足。

2.一些村级干部实际工作背离法治方式的现象有待改善。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村级干部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根据问卷调查显示，90.3%的村级干部非常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3.4%的村级干部不认同“亲亲相隐不为罪”的说法，72.8%的村级干部认为只有依法定程序，政府才能征用农民土地。

然而，村级干部在处理实际工作时，却往往容易偏离遵照法治方式的轨道。比如，69%的村级干部表示“遇到法律规定与领导意见相左，听从领导的意见”；处理群众问题时，“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80.8%的村级干部表示这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工作实际。但这并不是说村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完全脱离法治方式。面对繁杂的农村基层工作，村级干部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基本按照法治方式来解决的。例如，在涉及诉讼案件时，62.4%的村级干部表示肯定不会“给法官打电话、递条子”；对于征地补偿款问题，66.4%的村级干部表示肯定不会“怕农民一夜花光，暂时扣留一部分征地补偿款”；“在工作中发现行政机关制定的政策跟现行宪法与法律相抵触时”，52.5%的村级干部表示肯定会坚持法律规定。

3.村级法治环境有所改善，提高村级干部法治能力具备一定条件。

从调研结果来看，大部分村级干部能够正视自身法治能力的实际状况，在积极参与教育培训的同时，主动寻求法治资源，为基层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在该区，61.2%的村级干部表示， “肯定会在项目实施前主动咨询法律顾问”。同时，笔者通过走访座谈了解到，法律服务进村在该区农村基本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每个村都配备法律顾问，定期进村开展法律咨询，为村级干部和居民提供法律服务。村级干部通过洽询法律顾问、建议当事人前往司法机关或相关部门解决等方式，不仅实现了对法治资源的整合，而且对弥补自身法治能力的不足、推动乡村建设不断朝法治化方向发展等方面均起到促进作用。

二、制约村级干部法治能力提升的因素

1.传统“村民社会思想”制约法治权威的树立。

目前来看，在广大农村地区宪法法律的权威地位尚待进一步巩固，不敬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相比之下，传统“村民社会思想”在乡村治理中影响更为深远。调研中，村级干部不敬法现象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的内心不拥护法律，将法律视为“绊脚石”；有的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忽视民主集中制；有的认为按法律程序办事束缚了手脚，不利于干事创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村级干部对法治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回答“对工作来说，只要目标合理，可以不计手段”一题时，有近82%的人认为这是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实际工作的。这显然与我国树立宪法法律权威的理念相悖。另一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出现问题时，习惯依靠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用地位和情感解决。虽然有相当比例的村级干部已经初步具备用法律思维去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处理实际问题时，村级干部更多的却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威信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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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素质 大学生 法治

作者简介：寇晓燕，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在当今中国，法治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方略。党的十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作为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支柱力量，青年学子的法律素质高低无疑直接关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然而近年来，刘海洋伤熊事件、马加爵案、药家鑫案、复旦研究生投毒案等大学生违法犯罪、命案要案频频发生，这些典型个案不但折射出大学生群体存在的亟需关注的心理问题，同时也凸显了高校教育如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增强其对法律的敬畏精神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一、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法律素质是指通过经常研习和日常生活获得的法律知识，经过深入思考、判断和分析后内化形成的法律意识和由此确立的源于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服从以及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它对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素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普遍认为，它是由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与法律能力三个维度所构成。首先，法律素质养成是以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前设的。只有储备了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 理解法律的内在精神，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髓，才能为培育正确的法律观念意识和提升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奠定基础。其次，法律素质培养的核心是法律意识的确立，法律意识包括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程序意识等，是主体对法治理念、制度的心理反映，体现了主体对于社会法律现象的精神态度，其标志是在对法的科学认识和由此形成的良好的法律思维基础上对法律真诚信仰的确立。第三，法律能力是法律素质培养的关键，是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在实践中的外化。具有良好的法律能力要求具有遵纪守法和良好的依法办事的能力，具备积极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至上的效力与最高权威地位，敢于同一切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勇气与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法治中国的蓝图越来越清晰，有了完善的顶层设计的指导，还必须有具体的实践落实，只有法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意识，才能让法治国的理想照进现实。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沃克所说：“归根结底，法治力量和他的健康发展并不依赖于专业法律人员，而是依赖于广大群众对法律的态度。只有当普通人也认真守法时，法治才是根深蒂固的。没有普通群众遵守法律的态度，就没有法治。” 法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内化为民众的主体意识与潜在素养，是法治的生命力所在。一个充满了法律精神的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先生曾说：“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 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能否达成，大学生作为其推进主体本身的法律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前提和重要因素。高校无疑承载着大学生法律精神养成的重要使命。大学生作为未来推动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如何卓有成效地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促使其将法律素养内化为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格类型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使这一受过高等教育对于未来社会发展进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群体成为国家法治理想实现的中坚力量，为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保证，就显得特别重要。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群体法律素质的提升及其这个群体在多元化时代展示的法律态度对社会各个领域和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力，站在促进国民整体法律素质提升，加速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视野和高度，而不是仅仅囿于大学生这个特定群体本身，来深刻认识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二、大学生法律素质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法律素质蕴含的三个维度来考察，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法律素质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想的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的需要提升的空间，具体表现为：

对法律的认识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法律思维有待强化。在全民普法的法治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在长期的学习与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由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获取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精义缺乏整体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的认识。总体而言，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仍停留于比较模糊的、感性的阶段，还未达到作为未来社会精英群体应有的深度和高度。由于缺乏对法律的科学认知，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法律思维，在遇到一些情、理、德、法糅杂的复杂情境时往往会习惯以伦理、人情思维来作出评价，容易被感情或情绪所左右，无法作出理性客观的判断与分析。

对法律源自内心的真诚信仰尚未真正确立。古人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的至上权威，使法律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实，实现法治理想最大的障碍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而在于社会群体对法律的冷漠态度。虽然法治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作为后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我国法治建设所遭遇的实践困境首先表现为法律信仰的危机。由于受到社会上司法腐败等亚文化现象和“人情大于法律”、“权大于法”以及“以权代法”等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产生了质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负面价值观念的冲击甚至导致一些大学生为实现个人目的，无视法律的权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了部分大学生缺乏坚定的法律信仰，未能在内心深处形成对法律存在的高度认同感和敬畏感，因而难以做到用法律的准则和法律精神自觉抵制各种与法不容的歪风邪气，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 参与法律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存在知行脱节现象。德国著名的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指出： “为权利而斗争是一种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法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其指向的是现实中争议问题的解决。很多大学生虽然通过学习储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法律意识的层次性还不高，遇到问题时还不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思考、分析和寻求解决方法，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权利赋予与保护，缺乏主动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并且将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能力不高。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许多学生并不善于和勇于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尽管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兼职、就业过程中经常遭遇侵权，但不少学生会选择忍气吞声、放弃权利。可见，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往往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一方面对理想的法治社会极其向往，对法律的学习也极具热情，但同时在实践中参与法律生活的积极性不高，反映出其现实行为与对法治理想的追求之间的联系尚未完全建立。

三、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具体路径―――基于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思考

就高校目前课程体系的设置而言，面向全体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它在拓展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培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所以，高校教育者必须依托这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增强课程教育实效的具体路径以达到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目的。

（一）明确教学目标

布莱克斯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学习法律，但不是学习法律的技术细节，而是理解法治的精神。没有精神上的法治自觉，就没有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表现为制度却形成于精神，法治社会的建立绝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最为关键的是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已从最初的向大学生普及基本法律常识发展到以如何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为目标的阶段。这意味着当下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建立法律思维方式，培养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等内在法律精神。教学实践表明，试图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有限的课时内使非法学的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法律素质的训练应以帮助学生认识隐藏在法律条文背后的思想，学习使用周延的态度来观察法律问题。2013年最新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关于法律基础部分的修改正是在传递着这样的理念，具体的部门法律和法条几乎很少涉及，更加注重法理和法律精神的传达以及法律思维的培育。教材的这一变化也要求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操作过程中必须明确教学目标，正确处理和把握法律知识传授与法律素质培养的关系。法律素质培育无疑是以法律知识的传授为基础，但是，法律知识的储备量并不必然与法律素质的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只能说明其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法律条文的熟悉情况。对法律意识的培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并非仅仅以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来衡量。” 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法律“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不能在教学中单纯追求学生对具体法律条文掌握的数量而忽视法治理念、法律思维以及法律信仰与情感等精神性法律观念的培育， 应更注重实现大学生内在法律意识、精神的整体提升。

（二）精心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制约着大学生的情感体验，自然也会影响教育目标的达成。如前所述，当前高校法制教育应当突出的是法治精神的传达，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深入钻研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并能融会贯通提炼出其中的主要法律精神来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一个国家浩繁众多的法律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内部协调的有机体系，就在于这些法律条文遵循或体现着共同的法律理念和精神，如民主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正义、权利义务对等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注意挖掘法条背后的法理，梳理教学内容各部分所包含的法治观念，将其从各个具体法律部门中挖掘出来，使“法治”精神成为贯穿整个课程讲授的一根主线，并将其融入到相应的具体知识传授中去，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学生的观念中，使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真正实现提升大学生内在法律精神的目的。

在安排教学内容时教师需要对当下日新月异的现实教育环境有准确的把握，因此，教学内容要结合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的改变，尤其是虚拟环境等因素的入侵，引导学生识别网络虚拟空间下的法律风险，正确认识新出现的法律现象，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形成自控、自律的法律行为习惯。同时，要注意把握学生的心理，认识到“人的需要在人的心理―行为过程中处于起点位置。尤其是在人们接受外部信息时，需要决定着‘灌输’是否有效。” 所以，在内容的讲授与安排上，应密切结合大学生的社会生活和日常实际需求，结合大学生在消费、恋爱婚姻、兼职、择业中可能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以及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专业择取相应的具体法律规范予以重点讲解，这更容易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意愿并易于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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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维视野包括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两个方面。法律思维视野在时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回溯性，“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决定法律思维在时间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动法律思维起动的法律问题的过去性。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有待于解决的复杂的涉法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过去发生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在法律上“再现”过去发生的问题。第二，思考涉法问题的依据即法律规则的既定性。法律思维只能从既定的规则或从存在的先例中寻求法律理由，规则和先例都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并适用未来问题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程序而做出的决定被赋予既定力，除非经过法定的高级审级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机制迫使决策机关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碰到同类问题必须按同样方式解决，造成同样结果。”另一方面，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虽可以重新解释，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法律思维在视野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维的空间维度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法律思维活动如法律推理活动是在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和法律程序所构成的框架内展开的。(1)法律规则的适用是有空间范围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有效，国内法一般在国家所及的领域内生效，国际法律规则也只在缔约国家适用。法律规则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维主体养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特定的理论空间思考的习惯。(2)法律事实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要再现、查清这一事实必须以当时的时空为界限，这就限定了思维的空间范围。(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动必须在程序所允许的空间维度内进行，例如诉讼法关于与受理的空间范围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也是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联分不开的。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性质渗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不同国家法学理论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本国领域。另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法律思维主体往往以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语言的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间语言交流的障碍也是造成思维空间有限性的一个原因。

三、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法律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近年来，人们对法律思维方式问题的关注缘于法治观念的兴起。正是法治建设呼唤法律思维方式。我国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时代的强音。许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对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尽管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但关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法律思维对法治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渠道发生:(1)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增强人们抵御野蛮和专制的能力，推进人们行为的理性化。野蛮行为和专制思想是随着法学知识的增长而节节败退的。这可以说是法学家对法治的最大贡献。(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当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如此，法治精神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当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投入到法律职业(包括法学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识、研究法律方法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载体，有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也才有了所谓的法律人生。

参考文献：

[1]郑成良：《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论纲》，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4月。

[2]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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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逻辑；形式逻辑；辨证逻辑；

作者简介：司献英(1970-)，女，河南内黄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馆员，研究生，法理学研究。

法律逻辑学作为法学和逻辑学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它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法治现实需要的推动和法学、逻辑学理论的基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法治的环境，所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实践的需要既没有为法律逻辑研究提供必备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也没有为发展法律逻辑学提供足够的发展动力。我国法律逻辑学主要是基于扩大逻辑学应用的动因而形成和发展的，这就使得我国的法律逻辑学研究逻辑色彩浓厚而法学色彩不足，甚至脱离法律实际，更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法律逻辑学基础的逻辑学主要是以普通思维为研究对象、以形式化为主要特点的的普通逻辑学，而法律逻辑形式化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一、缺乏法治基础是我国法律逻辑研究脱离法律实践的根本原因

法治社会的需要和较成熟的逻辑学理论是法律逻辑学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在西方国家较早的时候便形成了他们的法治传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法治与民主已有很大发展，中世纪的西欧虽然也实行封建专制，“但西方法文化中的神学传统和自然法思想影响深远，上帝是一个象征着正义的抽象的神，世俗的皇帝对上帝也不得不产生敬畏。这种神学文化削弱了人治的权威。法官们认为忠于法律和上帝要胜过忠于他们的国王。此外，王室法院通过强调一致适用法律的必要性增强了司法判决的客观性，对同类案件作同样的判决的原则为法律推理的施展手段提供了条件。”[1]

1.怎样明确法律概念、形成法律命题，按照逻辑要求正确进行法律推理成为法治运行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所以，在较早的时候便产生了对法律逻辑进行研究的需要，法律逻辑较早地被纳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并且，西方较丰富的哲学、逻辑学思想为法律逻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工具。与此相反，我国却有着长期的人治社会传统，法律成为当政者专横的工具，正像一句民谣所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法律对政治强权的依附使法律判决不需要充分的理由，更没有进行法律推理的必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重体悟、轻逻辑，重综合、轻分析的思维特点，使得我国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较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并没有发展成为严密、完整的学科体系，导致我国的逻辑学并不发达，很难为法律推理及其研究提供合适的理论武器。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我国长期以来法律逻辑的运用和理论研究的落后局面。

二、我国法律逻辑的逻辑理论基础主要是普通逻辑学

由于缺乏现实的需要和推动，法学家极少将目光投向属法理学范畴的法律逻辑的研究领域，倒是一些逻辑学家出于加强逻辑学应用的意愿，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法律推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70年代末期，一些学者基于逻辑学的发展必须着眼于它的应用这样的角度，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的具有现代化内容的逻辑学，还要研究为法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军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教育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以及结合自然语言的逻辑学等，以满足各类人员对于逻辑学的需要。”[2]这时期的法律逻辑研究主要是“从如何应用形式逻辑知识的角度出发的：表现在成果的内容上，基本上是应用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解说司法实例；表现在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作用的评价上，也只是在最一般意义上，从逻辑知识与正确思维的关系、特别是与办案过程中正确思维的关系方面给以说明的。”[3]国内的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中，更是清楚明白地把法律逻辑看作就是形式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说：“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形式逻辑一般原理应用于法学和法学工作的实际，探索在法律领域应用形式逻辑的具体特点，因此，法律逻辑学并没有与传统形式逻辑不同的特殊对象，研究的还是属于思维领域的现象。”[4]更由于一些人“由于自己的逻辑视野不够广大，只承认自己熟悉的某一种逻辑。”[5]更使得对法律逻辑的研究束手束脚，唯恐不和这些人头脑中的“逻辑”标准而被指责为“非逻辑的逻辑”。这种过于狭窄的定位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法律推理的认识，束缚了对法律逻辑研究视野的拓展。甚至这种套用固有的逻辑模式解说法律实例的研究方式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法律逻辑、法律推理研究的反感，近年来在许多法律院系原来开设的法律逻辑课纷纷下马，和这种对法律逻辑、法律推理的定位不无关系。[6]

这就形成了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对法律逻辑的研究脱离司法实践，不是从司法实践本身的逻辑要求和规律出发研究法律思维的本质和特征。而为法律逻辑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逻辑学主要是普通逻辑学，我国近现代在翻译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由西方传入，音译为“逻辑学”的逻辑学实际上是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形式逻辑学。在我国传播普及的逻辑学也主要是这种以传统逻辑学为主导的形式逻辑学，辩证逻辑学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自身理论的不成熟，很难为法律推理的应用提供成熟的理论支持。

三、形式化的法律逻辑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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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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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理念信仰；法治思维方式；执行力；基层建设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78-02

主席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强调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包含了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创新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这一指示精神，积极探索夯实强军之基的实现路径，对于贯彻落实和自觉践行强军目标，切实改进作风，推动部队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活动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牢固确立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

法治理念是指人们对法治模式的认识、观点和态度，法治信仰是指人们对法治模式的信任、依赖和期待程度。人们对法治的认知与态度、期待与认可，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如果没有这种期待和认可，法治就是一句空话。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不知法，是知道了但不去执行。不去执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执行了对他没好处，思想根源是他不认可、不期待这样的法，这就是没有法治意识。所以他们信奉“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讲话稿），白头不如口头（指示）”，重大决策不按法律规定、不走法律程序、不顾法律后果。这些都是缺乏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的表现，最终必然导致部队工作和官兵利益的重大损失。

广泛深入地开展全军普法教育是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之基的初始工程、基础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军开展了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至今已进入第六个五年规划时期。各级采取引导自学、集中辅导、岗位培训、送学深造等形式，努力提高广大官兵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和护法能力水平，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开展普法教育，让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逐步熟识法律知识，奠定了法治基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犯“不知者不为过”、“无知者无畏”的低级错误；强化了法治观念，确立法治信仰，初步养成了敬畏法律的习惯；逐渐学会运用法治方式，化解涉法难题，维护部队与社会稳定；知晓接受法治监督，维护合法权益，学会了依靠法律实现自我保护。这项工程还会伴随着国家普法教育规划和军队建设、改革进程，每五年一个周期继续推广下去。

二、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1]。法治思维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维活动，是以法治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问题的思路、标准的思维。法治方式是在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指导下，制定、执行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法规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措施、方法和手段，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要求。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外化和体现。

领导干部通常是部队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军事实践活动的引导者、活动结果的评判者，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水平直接决定着政策制度的科学性、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和活动结果的有效性。通过对决策类型的分析，官兵们就能直观地判断出领导干部和机关的工作作风、能力水平和实际效果。随意型决策，就是在做决策、下指示时，置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条令条例于不顾，仅凭个人主观意志做决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地盘我做主”，一个将军一个令，结果是政策朝令夕改，官兵无所适从，给单位建设造成人力、精力、物力、财力方方面面的巨大浪费与损失。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必须特别注意避免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中的随意性，主官决策中的随意性与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中的随意性，本质上并无区别，而危害往往会更大，不能借口集体决策而规避主官决策应承担的责任；经验型决策，就是依据经验做决策，看以前怎么做的、别人怎么做的，“按老规矩办”。这种决策方式在法规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确实很稳妥、很保险、很重要，有作用。但经验毕竟是有限的，在决策的复杂性、风险性日益增大的今天，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仅凭经验是不够的，它无法确保做出的决策与发展变化了的形势任务相适应，从而也就无法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法治型决策，就是依法决策，做决策前首先看政策制度有没有要求，法律法规、条令条例是怎样规定的，决策过程中按规定程序办，不随意简化程序或增加程序。如果政策法规不明确或者还没有政策法规的，那就先定政策规定，然后再依此集体决策。这是一种民主的、科学的、最符合法制社会要求的、最不容易造成工作失误的一种领导方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方法，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被关心、受保护、最保险的决策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大力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严则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无法则要立法，有法则要执法。有法不依，等于无法，负面影响还会过于无法；执法不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无法体现，法律应有的惩戒作用无法实现。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各级都必须紧紧抓住增强法规制度的执行力这个关键环节，从纠治影响部队建设发展和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下大气力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坚决树立和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一要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履职尽责。要树立领导机关既是执法机关也是护法机关、领导干部既是执法者也是护法者的观念，厘清机关部门职权和相应责任，提高对部队工作指导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努力营造首长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管理、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二要加强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机关要把工作检查指导与执法监督相结合。业务部门要强化对口监督。纪检、审计等专门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还要利用党代会、军人委员会、军人大会等组织形式和单位内部网络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实施监督。三要坚决查处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支持和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和军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能避重就轻，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能仅仅出于顾全单位利益，而滥用行政处分代替法律责任追究。四要增强法规制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要科学界定法规制度的范围，坚决清理“土政策”、“土规定”，着力解决因法规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瑕疵造成的“执行难”问题。要站在守法者、用法者、执法者的角度，更加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更加注重制度措施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让广大官兵确实感到法规制度易用、实用、好用，使依法办成官兵的日常行为方式和工作生活习惯。

四、坚持抓好基层建设

作风建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对确保听党指挥、能打胜仗起着持久深远的作用。部队建设的基础在基层，基层建设状况决定强军目标能否最终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必须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基层。

在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问题上，要求全军部队必须坚持“严”字当头：教育从严，落实从严，执纪从严。并且提醒，夯实强军之基，贵在一以贯之，常严不松。因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一度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反弹”、“回潮”。所以必须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当作“日子过”，经常抓、抓经常，反复抓、抓反复，长期抓、抓长期，把它落实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做到出没出问题一样抓，上级有没有要求一样抓，关键时刻与和平时期一样抓，使之成为工作常态。

五、正确处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说：“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关心官兵成长进步和安危冷暖，千方百计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把广大官兵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部队建设上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培育温室里的花朵。战士就是战士，战斗队就是战斗队，战斗力就是战斗力。营房就要有营房的样子，营房毕竟是我们一个作战单位的基地，搞成鸟语花香，使官兵养成骄娇二气，这是不行的”[2]。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以人为本是不矛盾的，不能因为追求和谐而片面强调以人为本。军队讲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法规维护的就是党的领导、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是为了确保广大官兵的利益能落到实处。军队讲以人为本，必须努力促进官兵的成长进步和全面发展。而官兵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广泛深入地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增强基层干部和骨干依法带兵、以情带兵、科学带兵的意识和能力，既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要求。军队讲以人为本，必须符合军队作为武装集团的特殊性，适应遂行作战任务的要求。这就要求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统一起来，继承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力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奉献，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严格制度、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军人的义务和权益，做到自觉为祖国、人民和军队多做贡献。

实现强国强军梦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发展，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更新内容、更高标准。面对十的新部署、的新要求、全军官兵的新期待，加强作风建设、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需要我们为之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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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这一伟大的创举，为我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自1986年实施普法规划以来，我国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累了大量经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公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法制化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制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使人们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形式与任务，积极探索普法工作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途径，实现普法工作的新突破和新跨越，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意义：

一、普法教育内容重普及性，轻针对性

目前法制宣传教育尽管覆盖面非常“广”，内容却显宽泛，缺乏针对性，表现在:重“面”轻“点”;重公民义务条文，轻公民权利条文;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宣讲法律条文，轻传播法治精神。因此公民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与切身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掌握不够，法制观念不够牢固，依法办事、依法维权和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和理念仍待提高。所以法制宣传教育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针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要一切以适于公民掌握、满足公民需要为标准。

二、普法教育形式应从“静态”向“动态”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公民对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法制宣传教育是宣传工作，也是教育工作，既要遵循宣传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把握好宣传舆论导向，也要按照教育工作规律和特点，遵循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原则。既往那种“静态”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越来越难以赢得公众;而把法制宣传教育有机地融入国家和公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动态”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则越来越受到公民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既往群众运动式、灌输式、指令计划式、居高临下式的法制宣传教育等，这种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法制宣传教育模式，公民总是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状态之中，很难体会到法制宣传教育的乐趣，很难理解法治的真谛，所以也就很难达到法制宣传教育的真正目的。因此，应该树立一种新的传播理念，即法制宣传教育应该是参与的、互动的、立体的、全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法制宣传教育不应该是灌输，不是由一群人灌输给另一群人，应是受众面对法制宣传教育的主体和过程的一种体会和理解，是一种交流和感染;应根据受众的需求和心理特点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形式上注重趣味性，善于开发新奇的形式和做法。如法制类电视节目和广播、大规模法律咨询、定期举办的专题法制讲座和培训以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制案例或新闻。

三、普法教育考核重形式，轻实效

法制宣传教育属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意在培养人的法治意识和观念。对于法制宣传教育这项长期的、复杂的、投入高而见效慢的工作，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但是多年来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评价，大多是以开了多少会、开展了多少次活动，办了多少培训班，发了多少材料作为判断依据，对于形式与效果是否达到有机统一，是否实现了法制宣传教育的最大效能，往往考虑不够，这也导致了部分单位只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形式，而忽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效性。另外，由于普治工作考核措施不硬，缺乏强有力奖惩措施，考核结果与单位绩能绩效、领导干部晋级、晋职挂钩不紧密，无法引起单位领导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也导致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不够。

四、要树立法治文化的法制宣传教育理念

在我国这个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的国度树立法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衍生出的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由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构成的。这种传统的法律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缺乏法律至上的思想渊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定势必然是“情、理、法”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按照“法、理、情”的法治思维来作为。这种文化背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要培养全体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心态，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民情是非常艰难的，也是需要我们着力加以培养的。

五、要树立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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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部门，系指政府属下的主管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行政事务的部门，又称行政部门。所谓部门主义，又称部门本位主义，是指行政部门在思维和行为层面上，皆表现出“部门本位”或“部门中心”倾向:认识问题视野狭窄，局限于从部门角度而非政府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缺乏整体概念;决策及措施局限于以部门为中心，自成体系，各自为政，不顾及部门决策的关联性，缺乏全局意念;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将法律视为权力的辅助，对待法律表现出极强的“功利主义”，法律主要是部门管理行政事务的工具，部门意志和部门权力甚至可以支配法律，缺乏法治观念;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部门行政权力“本位”，在管理和执法中.权力漠视甚至无视权利，当利益冲突出现时，部门“利”字当头，唯部门利益而行，淡视甚至轻视公民利益，将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缺乏公共理念。

部门主义的实质是一个部门利益问题。在法治国家，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利益。法治所体现和追求的正是这两类利益。任何于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之外的利益追求，包括行政部门追求自身利益，都与法治精神相悖;体现部门利益的部门主义当然会对法治构成威胁。

部门主义对法治的危害表现为方方面面。由于部门权力与部门利益的相关性，在部门利益驱动下，争取部门权力就成为行政部门在立法上的一种追求。部门主义首先对立法这一法治的首要环节形成危害。

分析我国的立法状况，不难看出，行政部门的立法积极性很高。特别是在地方，事无巨细，都要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从而导致地方立法膨胀。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应当于法有据，为管理和执法寻求法的依据，并无不妥，但行政部门不遵循立法规律，甚至走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地方人大法制工作部门的后门，打通立法关系，将自己扩张权力的主张写进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尽管随着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不断进展和依法行政内涵的进一步深化，行政部门在运用行政规范性文件自行设置权力方面大有节制，但那些在立法上行不通的权力扩张要求，行政部门还是干脆在行政规范性文件中自行表达。行政部门或自行或通过政府或通过人大设定各种权力，名义上都是用于行政管理的，目的也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而实际上设定和行使的诸如行政监督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行等管理和执法不否认在加强行政管理，维护行政管理秩序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与各种利益相联系的权力，却被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与部了1利益挂钩，从而使为行政部门的管理和执法权力提供合法根据的立法遭到破坏，也破坏了法治的统一，背离了法治的精神。

法治的统一是法治的基本象征.而法治统一的基本要求是法体系的统一，而法体系的统一首先要求法文件的等级有序，协调一致。下位阶的法文件不能与上位阶的法文件相抵触，同位阶的法文件不能互相矛盾和冲突。但由于部门主义对立法的非良性影响，由部门利益驱动的部门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执，使得涉及行政部门权力的立法在膨胀中走向混乱，使得法体系特别是低位阶立法部分像一块破碎的有机玻璃，乱而无序。部门主义作用于立法过程，’其结果必然是破坏法治矽统一，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限制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法治永恒的主题，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大凡立法，特别是涉及行政管理的立法，必然关系到行政部门的职权职责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设置行政部门的权力.就必然要设定相对人的义务，这个问题是行政立法的一根主线。设置行政部门权力，是基于管理和执法的需要，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诊释现代法治的主题，从法治的基本精神出发，行政部门的权力足够就可以了，足够是指设定的权力能够正确而充分的行使足以实现立法的目的，保证行政管理井然有序。但是在立法中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这些原因大多与部门利益相关，或者直接讲，由于部门主义的影响，行政部门超出通过管理维护公共秩序的需求，过多地争取和设置权力，使得立法为行政部门滥用职权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从而将公民权利和利益置于危险的境地。那些通过立法扩张了的权力对公民权利和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往往成为在管理和执法中的侵权现实。

部门主义对法治的危害还表现在执法上。行政执法实际上主要是部门执法。行政部门涉足的执法领域当然不会是一块‘怪地”，部门主义在执法领域的种种表现，构成了对法治的严重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的根本在于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一个国家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表明了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度。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人情、金钱、权力、部门利益等对行政执法的干扰和冲击，有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迁就人情，热衷于权钱交易，服从或屈从于权力，追逐部门利益，使法律在与人情、金钱、权力及部门利益的比较中丧失其“最高地位”，法律不再是部门执法的唯一行为准则。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可想而知，部门主义对法治的危害可想而知。

部门主义对行政执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部门执法冲突上。部门执法冲突，即执法中的权力碰撞和利益争执，是由于各方而的原因引致的.比如，管理领域或管理事务重叠.立法上权力划分不明确，等等，但根本在于部门主义。由于部门主义的影响，重复管理、交叉执法、重复处罚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工商行政部门与技术监督部门在“假”与“伪”的区别上较真，农业部门与林业部门在“干果”和“鲜果”的管辖上较劲，水利部门与矿管部门就河沙利用的管辖权争论不休时，可见执法领域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争权夺利现象热闹非凡。“有利争着管，无利都不管”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部门执法冲突问题说到底是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问题，对部门权力的热衷和对部门利益的追逐，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复管理、交叉执法、重复处罚，一是增加了执法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益;二是丧失了执法公正，减低了执法效力;三是影响了执法形象，损害了政府权威;四是侵害了公民权益，裂读了公共利益。而最终破坏的是法治的精神。部门主义完全能够使一个国家的法治徒具法制的空壳。

中国的法治与改革并行。部门主义既对改革产生消极影响，又对法治产生破坏作用。为保证中国改革和法治的进程，抑制部门主义的滋生蔓延，消除部门主义对改革和法治的危害，已成为当务之急。

部门意义的再认识和利益观念的转变对于抑制和消除部门主义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政府设置部门的意义在于达到政府的目的。从利益角度讲，政府及其部门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政府及其部门不应有自己的独立或特殊利益。其次，改革是利益重整的过程。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利益必然是多元的。改革必须考虑和兼顾社会多元利益，以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但在社会多元利益中，不存在政府利益和部门利益。在改革过程中，既存的部门利益必然要受到冲击。从这个角度讲，在任何社会里，政府的行政部门都不会成为改革的最积极的力量。但行政部门对改革的支持和推动，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既要支持和推动改革，又要放弃既得利益.行政部门必须立足于对部门意义的再认识:部门的意义在于实现政府的目的，旨在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并为公民权益提供行政保障。再次，法治是利益实现的过程，法治联系的利益是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追逐部门利益必然以损害公民权益和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只有放弃部门利益，才能最大效率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最大程度地实现法治。

唯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部门主义。部门主义是长期以来在公共领域形成的一种瘤疾，是病态的权力意识和利益观念滋养的公共领域的一种腐败。消除这种瘤疾和腐败，必须消除病态的部门权力意识和部门利益观念，而意识和观念的革新，是改革的首要内容和先导。在改革过程中，只有在行政部门中实现一次意识的革新和观念的飞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部门主义。改革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意识的革新和观念的飞跃，体制方面的改革将有助于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从而抑制和消除部门主义及其危害。部门主义是异化的权力格局和关系模式促成的公共领域的一种腐败。改革就是要理顺政府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保持政府的权威和行政权力的一体化，禁止行政部门争夺和分割行政权力以划分利益范围。改革还将重整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与社会的关系模式，重塑行政部门权力与公民权利、企业权利之间的形式上对等、内涵上平衡的新型权力与权利关系模式，以权利借助权力(比如司法权力)制约部门行政权力，防止行政部门以权力谋取部门利益而走向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