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法律思维；法学家；法律人；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05-01

一、法学家的思维和法律人的思维

对于法律思维，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我们经常形象得将法律思维描述为“像法官和律师那样思考”，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将法律思维描述为“像法官和律师那样思考”是不妥当的。这句经典的总结出自美国，即判例法系国家，在英美的判例法教学中，训练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就是其教学目的。而我国的大学教授更加注重对法学概念与原理的教授，而很少较学生如何做好律师或者法官怎样思考，甚至说，教授自己也未必知道法官和律师是怎么思考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像法官和律师那样思考”的说法，那么我国培养出的法科学生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思维，而这些法科学生将是未来法治的主体。为了让这句话在我国国情下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有必要将其进行解释和限定。至于如何解释和限定，有必要对“法学家”和“法律人”的界定。

什么是法学家？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法学家首先是搞法学理论研究并以之为职业的人，比如有名望的大学教授、法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等，无论是哪种具体职业的人，都是不经常接触实务的人。接下来看看什么是法律人，法律人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人应当包括从事法律研究、法律实务以及接受法律教育的人；狭义的法律人可以界定为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人，比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等。由此，我国的法学家思维与法律人思维是存在不同之处的，因而法律思维有必要分成法学家的法律思维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

法学家和法律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法律思维是因为基于不同的逻辑，而逻辑用来约束人们的思维。法学家更多是思辨的、批判的、哲学的，其更多的是从宏观上研究法律是怎么样或者应该是怎么样的，因而其法律思维更多是纯理性的，可描述为“关于法律的思考”；而法律人是实践的、执行的、应用的，法律人是法律制度的实现者和实践者，法律实务是一种操作技术，涉及经验的积累，因此其法律思维在理论性的基础上还有经验性的特点，可描述为“根据法律的思考”。对于这一点，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也认为“根据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形加以判断考量，这是法律实务家的作业，不是法学家的行为。另外，法律实务家，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法律实务家必须要考虑当时、当地的司法环境，其中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并基于这些因素进行司法政策方面的调整，而法学家通常是不会顾及于此的，也无法顾及。”

综上所述，法律思维可以界定为“以法学家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法律人根据法律的思考为思考方式，以实现法治为目的的能动性意识活动。”

二、法学家的思维和法律人的思维的异同点比较

无论法学家的思维还是法律人的思维，其总体方向是一致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法学家和法律人是两大类法律职业，这本身就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其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必然要围绕着如何更好得实现法治来进行。

对于两者的不同点其实在前文对于法学家和法律人的界定中已经有所体现，这里把它更加条理化、清晰化：首先，从外在特征上说，法学家的思维是抽象的、概括的，法律人的思维是具体的、细化的；其次，从内在原因上看，法学家的思维是关于法律的思维，即研究法律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法律人的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维，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应该如何适用法律；再次，从行为目的上看，法学家思维是思辨的、批判的、哲学的，法律人的思维是实践的、执行的、应用的。

三、法学家的思维和法律人的思维的对中国法治影响

法学家法律思维的逻辑基础是推理性的，而法律人法律思维的逻辑模式是演绎性的，二者从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法律思维，用的观点，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我国的而法治建设历时短，但速度却极为可观，在执政党决策搞法治建设以后，我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立法历程，我们在三十年搞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很大程度是法学家思维产生的作用。从法治与现实的关系看，法治是一种评价性命题，主要表现为思维决策时的姿态，而不完全是一种描述性命题。法治是比喻性的说法，在法与人的关系中，法律能约束的只是人的思维，通过人的思维才转变为对人行为的规范。法律思维在法治的进程中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法学家的角度讲，法学家通过其“关于法律的思维”，运用逻辑推理逐步确立了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法的根本性问题，为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而法律人通过其“根据法律的思维”，对我国的法律运行状况进行不断检验，发现法律适用的漏洞，并未司法解释和新法的出台提供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据。

参考文献：

[1]周建勋.论美国的判例教学法及其启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1（6）.

[2]陈金钊，熊明辉.法律逻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0.

[3]张卫平.法学家是什么[N].检查日报，2008-1-4.

篇2

一、侵犯品种权行为的概念。

侵犯品种权，是指品种权人享有的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有效的品种权遭到某种违法行为的侵害。侵犯品种权的行为，是指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

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繁殖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使用授权品种的亲本通过杂交的方法配制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如使用普通小麦授权品种金铎1号自交生产其种子，使用甘薯授权品种济薯18的根、茎、苗、芽无性繁殖济薯18的繁殖材料，使用玉米授权品种农大80的母本HT8与父本P131B杂交生产农大80的种子。

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转移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行为。

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作亲本与其他亲本杂交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如使用玉米授权品种黄C与玉米自交系A杂交生产玉米杂交种B的种子。又如将玉米授权品种黄C与含目标性状的玉米品种D杂交产生玉米植物群体N，再重复使用黄C作母本与从N中选择含有目标性状的植株作父本多次回交，获得含有黄C的性状和D的目标性状的“转性状”玉米品种H）。

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与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不同。前者生产出的繁殖材料是具备使用性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即大田用种，能为使用人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后者生产出的是育种材料和科研材料，不是能够直接用于大田生产的品种，不能为利用人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六种行为和《林业部分》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五种行为。

侵犯品种权的构成要件是：（1）具有侵害行为。是指实施了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2）具有违法性。侵害行为除了客观存在外，还必须是违法的，即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或者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以及经审批机关强制许可实施授权品种的行为，虽然也损害了品种权人的利益，因其是法律允许的，所以不属于侵权行为。（3）具有过错。侵害人是故意或过失地生产、销售、使用、假冒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4）具有损害后果。是指品种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受到了损失（包括已经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将要遭受的预期的可得利益损失）。

二、侵犯品种权行为的种类

根据侵犯品种权的目的、方法不同，大体上可以将侵犯品种权的行为分为如下两类四种：

（一）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

1、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条例》第三十九条、《处理规定》和《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2、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条例》第六条和《审理解释》第四条、《处理规定》和《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3、不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除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上述两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外，不以商业目的，擅自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也应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例如，玉米自交系品种黄C是一授权品种，其品种权人是中国农业大学。甲农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繁殖黄C的种子（属于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再以繁殖的黄C作为亲本与自交系B杂制玉米杂交种K（属于将黄C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又将生产的杂交种K的种子（属于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用于甲农场大田生产，并将生产的杂交种K的种子赠与乙农场和丙农场使用。

作者认为，甲农场虽未以商业目的生产黄C或者将黄C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但其擅自生产黄C的繁殖材料并将黄C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还将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增与他人使用的行为，不仅造成了黄C的繁殖材料销售数量的减少，侵害了品种权人的财产权益，而且甲农场也因此获得了减少支出购种价款的利益和获得受赠人友谊的好处（减少支出购种价款和获得友谊，是甲农场擅自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并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目的；其不同于以获得利润为直接目标的商业目的）。甲农场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品种权人对授权品种享有的独占权。所以，不以商业目的生产、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也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二）假冒授权品种的行为。

以是否侵犯品种权，可以将假冒授权品种的行为分为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和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

1、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印制或者使用虚假的品种权标记、生产或者销售标记虚假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一）印制或者使用伪造的授权品种证书、品种权申请号、品种权号或者其他品种权申请标记、品种权标记；（二）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驳回、视为撤回或者撤回的品种权申请的申请号或者其他品种权申请标记；（三）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的品种权的品种权证书、品种权号或者其他品种权标记；（四）生产或者销售本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所标记的品种的，即属于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

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的法律特征是，被假冒的品种不是授权品种，没有具体的品种权可以侵犯，不可能侵害具体的品种权人的品种权。标记的品种权是虚假的，生产或者销售的繁殖材料是真实的。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违反的是我国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侵害的是广大种子使用者（不特定人）的公众利益；不侵害品种权人的利益。这种违法行为，不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2、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以非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假冒某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冒充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品种的行为，即属于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行为，虽然没有假冒授权品种，但将授权品种以其他品种的名义销售，是一种隐蔽的侵犯品种权的行为。该种行为较擅自以授权品种的名义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对品种权的侵害更加严重。因为，前者不仅侵犯了品种权人的品种权（品种权人自己“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行为除外），而且侵犯了授权品种的商品信誉；后者只是侵犯了品种权人的品种权，并不侵犯授权品种的商品信誉。

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的法律特征是，被假冒的品种是授权品种，有具体的品种权人和品种权被侵害；标记的品种权是真实的，生产、销售的繁殖材料是假的。行为人生产、销售“冒充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行为人违反了我国种子质量管理制度、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在侵害广大种子使用者公众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被假冒的授权品种的品种信誉及其品种权人的商业信誉，应属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作者认为，《条例》第六条规定了侵犯品种权的两种情形：一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二是不得以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了假冒授权品种的法律责任。除上述三种情形属于侵权行为外，不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也应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三、侵犯品种权的法律责任。

《种子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种子法》、《处理规定》和《审理规定》的有关条款虽都对侵犯品种权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但规定得不全面。作者认为，侵犯品种权的，根据侵权行为的种类、性质、情节不同，行为人应当分别承担如下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

1、无论是否以商业目的，只要侵犯品种权的，都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审理规定》第六条，对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民事责任，作了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品种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赔偿损失，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或者按照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确定赔偿数额，依照前述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后果，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被侵权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5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作者认为，无论是否以商业目的，只要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都属侵权行为。所以，不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也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2、建议增加假冒授权品种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款。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不仅侵占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市场份额，造成品种权人销售收入减少的损失，而且还将造成被假冒授权品种及其品种权人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损害被假冒的授权品种的商品信誉及其品种权人的商业信誉。因为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假种子，在损害广大种子使用者的利益（知情权和财产权）的同时，还将造成种子使用者对授权品种失去信任，导致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销售数额的减少甚至丧失市场；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种子使用者还有可能向品种权人索赔；所以，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对品种权人和被假冒的授权品种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作者认为，对于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侵权人不仅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用以弥补品种权人已受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而且还应承担消除影响等用以避免品种权人可得利益损失的民事责任。

《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只能弥补被侵权人因侵权已经受到的损失，不能避免被侵权人和被假冒授权品种因侵权而造成的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降低所受到的长期损失，不能弥补被侵权人因授权品种被假冒而失去的商业市场及预期的可得利益损失。唯有侵权人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才能避免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降低而遭受可得利益损失；所以，建议增加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人应当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款，由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被侵权人消除影响。

（二）行政责任。

1、侵犯品种权的行政责任。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部门依据《处理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采取下列措施，制止侵权行为和追究行政责任：（一）侵权人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或者直接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销毁生产中的植物材料；已获得繁殖材料的，责令其不得销售；（二）侵权人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或者销售直接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并且不得销售尚未售出的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三）没收违法所得；（四）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五）停止侵权行为的其他必要措施。

2、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的行政责任。行为人生产、经营“冒充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依据《种子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并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行为人实施《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的，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条例》第四十条之规定，依各自的职权责令停止假冒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三）刑事责任。

1、建议增设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条例》第六条规定了侵犯品种权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但是没有规定刑事责任。鉴于新品种的培育是一项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科研工作，一旦培育成功又极易为他人擅自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或者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有必要对严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所以，建议增设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

所谓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是指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侵犯的是品种权人的品种权。该罪中的“情节严重”，主要从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规模、给品种权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掌握。该罪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商业目的。

品种权如同著作权一样容易被侵犯。新品种的选育、审定、DUS测试、生产等均在完全开放的田间条件下进行，难以采取保密措施。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是生物体，极易生产、繁殖、复制。品种权的保护类似于著作权的保护。品种权的刑法保护问题也应与著作权基本相当。该罪的法定刑种类和幅度可以参照修订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二百一十八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规定。即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销售明知是侵权繁殖材料，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社会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在一些英美及欧洲国家被广泛适用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此项制度虽然在我国一些地区有所实行,但欠缺普遍性、规范性和长久性,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否适用及如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等问题,学界目前尚存争议。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涵义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请求被害人谅解,赔偿或弥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带来的损失,经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再由司法机关作出撤案释放、相对不、免以刑事处罚或在量刑时作出从轻减轻处理。这样,既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宽严相济的司法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和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从适用的对象上看,是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对一些轻微伤害案件的折衷处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被害人的心理治疗有良好的效果

在和解的过程中,通过与加害人的深入接触,得到来自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安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了补偿,被害人能够充分渲泻情感,积累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会明显减轻,有助于因受犯罪侵害受伤的心灵得到康复,过分压抑精神得到缓和。

(二)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判决后多数均不履行“欠条”的内容,其监护人亦会因被告人被判刑而心怀恨意,不再替被告人去履行“欠条”,使被害人无法挽回因犯罪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促使被告人积极悔过赔偿,增加因和解后嫌疑人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机会,其监护人亦会乐意去履行赔偿义务,从而达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关系,有效改造未成年人的目的。

(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刑事和解,是作为解决刑事犯罪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刑事犯罪往往对和谐幸福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如何使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单凭刑事惩罚来制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其效果远远不及刑事和解产生的社会效果好。这种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对被侵害客体的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亦是精神和物质损害的修复。刑事和解不诉方式办理的案件,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比较好。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而加害人受到教育及付出代价,双方矛盾得到化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未成年人的改造

刑事和解,旨在保证法律在合法的前提下,更为正确、合理的实施。对于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一时的犯罪行为,可能来自一时的冲动或为了一点的金钱物质诱惑,其本质的内在优点可能只是一时被掩盖而已。如果加上适当的教训和引导,使其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远比使用严酷的刑罚所收到的效果好得多。对于矫正未成年犯的心理,使其健康成长更为有利,更有利于其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其再犯率远比施行刑罚后低得多。

(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先进的司法活动,既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同时亦应讲求诉讼效率。实践证明,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不制度的深化,使特定的案件在不需要交付审判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诉讼资源,为社会积累财富,优化社会财富的配置。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诉讼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实施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实施,应当包括实施的前提条件、实施阶段、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和程序等等。

(一)实施的前提条件

1.确认未成年人的行为确实“有罪”。这只是法律层面上的意义,将嫌疑的身份转化为确实的罪名而已。对于各方面均无争议先行认定“有罪”,只是和解程序上及形式上的表现方式。事先认定“有罪”,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和解的审核、认可和实施;有利于加害的未成年人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增强悔罪表现,对积极实施和解收到良好效果;有利于被害人确信和解的公正性,精神上更能得到安抚和治疗,收到和谐地解决存在问题及矛盾的预期效果。

2.自愿原则。和解,就是和谐地解决问题,必须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出于内心的自愿。如果当事人出于胁迫或为达到某种目的,片面地在形式上实行和解,这种“和解”并不能和谐地解决问题,收到的社会效果也不是最理想的,司法机关应当不提倡。

(二)实施阶段

和解于何时提出,于什么阶段实施才合理、合法。笔者认为,案件从移送至判决之前的阶段,是实施和解的最佳时间。因为案件未移送前,属于侦查阶段,案件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侦查取证,也不利于确认未成年人是否“有罪”,如有其他成年同案人,有对成年人定案进行干扰的“嫌疑”,因而不宜此时提出。如在案件从移送至判决之前的阶段实施和解,一方面案件证据基本收集并固定,具备翻供的“免疫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认罪”和积极寻求“和解”。另外,因加害人积极“和解”而付出的努力,包括精神和物质上已补偿了被害人,并取得对方谅解及达成协议,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的加害人实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体现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如在判决之后提出和解,其可行性不强,收到的效果也不佳,除非当事人双方真心自愿和解。

(三)实施范围

1.对人的实施范围。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宜。在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欠缺犯罪的“深谋远虑”,其主观恶性也比成年人要小得多,犯罪意念和仇视社会的心态也不强,其心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对未成年人施行教育性比惩罚性收到的社会效果要好得多,而被害人更容易宽恕未成年的犯罪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2.对案件的实施范围。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均适用和解。近年社会上未成年人犯罪有上升的趋势,对于杀人、抢劫、、贩毒等严重暴力性、恶性犯罪,应该打击的仍要打击,才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于刑事自诉案件、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等轻罪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应当逐步推广和完善。

(四)实施的内容和程序

1.提出与受理。法官、检察官、辩方人及被害人人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与需要向主持和解的司法机关(最好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提出和解的建议,并征求加害人、被害人双方是否有和解的意向,如有就将提案按照要求进入和解预审程序,从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和解过程的有效性出发进行审核,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2.实施和解。由中立的主持人根据加害人、被害人双方提出的和解方案,召集双方在一起座谈,使他们能够谈论犯罪行为对各自生活的影响及交换看法,以及对和解方案进行协商,加害人通过承认过错、表达歉意等方式与被害人沟通,对如何赔偿、如何处理加害人等方面达成协议,最终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书面赔偿协议及履行协议内容。

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司法和社会话题,很容易被群众误解为花钱买刑、有钱就不用坐牢,从而对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产生怀疑。因此,推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虽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亦可能会遭到社会多方的诘难。

(一)逐步转变社会大众的观念

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让社会大众接受是一项长久性的工作,加大对犯罪刑事和解的宣传和探讨,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加强预防工作,积极推行保护未成年人措施,最大化挽救失足青少年,避免刑事追诉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减轻其回归社会适应的困难。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尽量在制度上体现出公平性、公正性、合法性、合理性、公允性,尽量避免出现人为干扰性、利益冲突性、司法腐败性,多些推广和解前举行社会听证活动,加强和解的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性,防止加害人通过种种途径、采取不当甚至违法措施影响受害人,迫使其“自愿”和解的现象发生。

(三)避免闯入刑事和解等同经济赔偿的误区

不容质疑,经济赔偿是刑事和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经济赔偿亦是刑事和解的通常手段。经济赔偿责任履行后,确实较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使刑事和解的比率提高。因此,我们应当不避嫌经济赔偿,这对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帮助。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经济赔偿,经济赔偿只是和解内容的其中一部分,也不是和解的唯一出路,只要做好双方的沟通,未成年犯罪人真诚忏悔,争取被害人的谅解,尽管被害人最终得不到经济上的赔偿,而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抚,亦能达到和解的显著效果,这一制度也不会被虚置化。

参考文献:

[1]汤火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论证.

[2]郭海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篇4

一、效率违约的理论基础

与传统合同法学者的观点不同，在经济分析法学派学者的眼中，合同法已由“单纯惩恶扬善的工具”变为一种“合理划分商业风险的法律手段”（注：叶林：《违约责任及其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合同责任也不必然使当事人承担严格履行的道德义务，而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或履约或在不履约时赔偿损害的选择。”（注：holmes：the common law（m.dew howe edn，1963），p.324.）经济分析法学派正是通过对交易过程中成本与风险关系的分析来重新评价合同责任的功能和价值基础的。正如其代表人物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违约的补救应以效率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如果从违约中获得的利益将超出他向另一方作出履行的期待利益，如果损害赔偿被限制在对期待利益的赔偿方面，则此种情况将形成对违约的一种刺激，当事人应该违约。”（注：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led 2，boston and toronto （977）j，p.89-90.）

从某种意义上讲，效率违约体现了两大法系在违约责任理论认识上的分歧，效率违约的两大理论依据均来自学者们对这些分歧的探讨。分歧之一是违约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应受谴责。大陆法系学者一贯认为违约行为在道德上的应受非难性历来是合同责任存在的重要依据。但美国学者霍姆斯（oliver holmes）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道德与法律的混淆在合同法中表现得最为严重，违约的非道德性观点完全混淆了两者的关系。合同当事人在道德上并不负有履约的义务，“因为一个合同当事人具有一种选择-履约或在不履约时赔偿损害，缔结合同并不承担履行的义务”。（注：holmes：the common law（m.dew howe edn，1963），p.324.）“信守合同的义务意味着一种推断，即如果你不信守合同，必须赔偿损害，正如你侵权必须赔偿损害一样。”（注：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 10，harv l.rew p.457 458-469（189）。）霍姆斯所主张的违约不涉及道德因素的观点对普通法的合同责任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效率违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分歧之二是违约责任应体现为制裁功能还是补偿功能。大陆法系学者普遍以为，违约责任是对违约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因为民事责任与民事制裁的外延是同一的，“责任为违反义务者应受一定制裁之根据也”。（注：郑玉波：《法学编论》，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116页。）但违约责任具有制裁性的观点，受到霍姆斯等人批评，霍姆斯认为，违约责任不应具有制裁性而是一种“分配风险”（allocation of risk）的方式。美国学者dowson也认为“传统合同补救法津的目标并不是强迫允诺人履行其允诺，而是补尝因违约所致的损失，……当损害赔偿足以保护受害人时，则不采用实际履行方式”。（注：dowson：contracts，the foundation press，inc 1987，p.31.）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在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355条也有所体现。可以说，违约责任的补偿性是效率违约的又一理论依据。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在合同法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与融合。但大陆法系学者（包括我国合同法学者在内）始终没有接受效率违约理论，并一直对其进行着尖锐的批评，归结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效率违约容易助长人们的功利主义倾向，淡化合同责任意识，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秩序；第二，因履行利益难以精确计算，效率违约无法保证给非违约方以充分的补偿。在这里，我不想对效率违约理论本身的褒贬作过多的评说，只想就该理论所体现的效益原则和经济分析手段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效率违约理论对中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

效率违约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把效率（effieiency）从经济学领域引入合同法领域，弥补了单纯法律分析方法的不足。不可否认，效率违约理论中包含着重要的经济学观点即在违约行为发生时，法官要求当事人实际履行还是赔偿对方损失，取于合同的履行成本与合同双方收益的比较。对此，波斯纳曾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举例说明如下：甲厂与乙厂签定协议，委托乙厂为之加工100，000个小器件，作为甲厂制造的某种机器的配件。在甲厂收到10，000个器件后，其生产的机器在市场上出现滞销。甲厂立即通知乙厂终止合同，并承认自己违约，但乙厂回信表示要继续履行合同。这些小器件除了安装在甲厂的机器上外，别无他用。波斯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资源的损失浪费，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获得最佳配置，法院应终止原合同的效力，判决用损害赔偿的方式代替实际履行。

应该说，波斯纳所举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违约行为中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当事人在权衡比较了履约成本与违约收益后做出的。按照大陆法系“契约必须遵守”的法律观念，这些行为显然是不能提倡和鼓励的，但却往往使我们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不实行履行合同，是对合同效力和契约价值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尊重合同的效力并实际履行合同，又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在某些场合会对违约方构成不公平，如何取舍就涉及到一个平衡社会一般公平正义与个别公平正义关系的法理问题。维护公平正义是一切法律的首要价值。合同法的首要价值是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即“通过对交易行为作出普通的调整，使交易双方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观，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注：杨永清：《预期违约规则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363页。）但是，这种对“交易行为的普遍调整”至多只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即一般公平正义，它无法保障个别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不仅是合同法局限性之所在，也是所有成文法的缺陷。因为“法律绝不可能一种即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人类个性的差异，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无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注：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无视对于个别公平正义的牺牲，因为没有个别公平正义的存在，社会一般公平正义也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为了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为了避免法律适用的过于僵化而导致的不公正，应在遵循合同效力普遍性的前提下，赋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对一般的法律规则予以变通，从而实现或接近个别公平和正义。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波斯纳运用经济学中的效益原理对上案作出了合理的评判，用损害赔偿替代实际履行合同，即维护了合同的效力，又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地兼顾了一般公平正义与个别公平正义的关系。

在我国合同法领域，上述成文法的局限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合同法基本沿袭了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强调“合同必须遵守”，把实际履行作为违约责任的主要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当一方违约时，如果非违约方要求实际履行合同而违约方又有履行能力时，法官通常不作干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的国家，法官司法创造性较差，难以突破法律对合同效力的即有规定，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未将“效益”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得我们的法官无法象波期纳那样自觉地运用经济学中的效益原理“通过分析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借以评判违约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和结果”。（注：叶林：《违约责任及其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其结果是社会生活中大量的违约责任以实际履行为救济措施，不仅使合同的履行质量难以保证，无形中增加了法院执行监督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它强化了违约责任的惩戒功能而削弱了其社会补偿性，加剧了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效率违约理论，借鉴其中的效益原则和经济分析方法来完善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替论。违约责任的替代是指当一种违约责任不能由违约方承担时，由其承担另一种违约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违约责任的替代通常是指由损害赔偿替代实际履行，相反的替代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法理论中。我国统一合同法在第110条对违约责任的替代及替代条件做出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其中在与效率违约有关的第二条中的“履行费用过高”因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使其作为违约责任的替代条件显得不够严密，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质疑；过高的标准是什么？究竟多高的履行费用法官才允许违约方以损害赔偿代替实际履行呢？借鉴效率违约理论中的效益原理，我认为当违约方履约的成本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法官就应该允许他用损害赔偿代替实际履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履约所需要的财力，物力将超过其他合理救济措施所需要的代价，违约显然比履约更具有经济效益，在违约责任替代后，违约方可以充分补偿非违约方基于合同所能获得的履行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违约给合同双方造成的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将效益原则引入违约责任替论并不是要根本否定实际履行作为一种补救方式的存在价值。效率违约理论的存在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履行利益能够精确地确定；二是合同规定的标的物能够替代，（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两者只有同时具备，效益原理才能在违约责任的替代中真正发挥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和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对合同的履行利益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同时也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有合作精神，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尽早从已不完备的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重新投入市场交易环境中去。

篇5

【摘要】

目的研究HG颗粒对（四氯化碳）CCl4 致肝纤维化大鼠肝脏胶原纤维及羟脯氨酸(Hyb)含量的影响。方法70只SD大鼠，除空白对照组10只外，其余各组大鼠皮下注射CCl4，同时予高脂饲料和20%乙醇喂养6周建立肝纤维化大鼠模型，存活大鼠随机分为5组，加上空白对照组，动物共计6组，分别给予药物或蒸馏水。空白对照组:蒸馏水0.1 ml/kg；模型对照组:蒸馏水0.1 ml/kg；HG颗粒高，中，低3种剂量组:6，3，1.5 g生药/kg；复方鳖甲软肝片组：1 g/kg，灌胃治疗，1次/d，连续4周。观察大鼠肝胶原纤维及Hyb含量的变化。结果模型大鼠肝胶原纤维及Hyb含量均明显增高。HG颗粒3剂量组治疗后均能降低大鼠肝胶原纤维组织及Hyb含量，复方鳖甲软肝片亦可降低胶原纤维及Hyb含量。结论 HG颗粒对CCl4复合法致肝纤维化模型大鼠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HG颗粒；胶原纤维；羟脯氨酸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G Granule on collagen and Hyp in the liver of HF model rats. MethodsSeventy SD rats excluding ten rats in blank control group were injected carbon tetrar-chloride（CCl4） hypodermicly，at the same， fed with the high fat and 20% ethyl alcohol for six weeks to established HF model rats. Existing rats were pided into five groups randomly acconding to sex and weight. All rats were given drugs or distilled water.Blank control group: distilled water 0.1ml/kg；model control group: distilled water 0.1 ml/kg；HG granule to high，middle，low groups：6，3，1.5 g crude drug/kg；FFgBJRGP group：1 g/kg. Through tube feeding once a day for four weeks.The contents of collagen and Hyp in the liver were assayed.Results Contents of collagen and Hyp in the model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lank group. After treatment of HG granule with high，middle，low dosages，collagen fibrosis and Hyp in rats decreased respectivly，FFBJRGP also decreased collagen fibrosis and Hyp in the liver. ConclusionHG granule has therapeutic action on HF model rats induced by carbon tetrar-chloride compounded with other factors.

Key words:HG granule；Collagen Fibrosis；Hyp

肝纤维化（hepatic fibrosis）是各种慢性肝病进展中由于肝内纤维生成与降解失衡，导致过多的胶原在肝内沉积所致，常伴有炎症并可发展为肝硬化［1］。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重要的病理特征，也是肝硬化发生的前奏和必经中间环节，其中25%～40%最终发展为肝硬化乃至肝癌［2］。阻断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对防治肝硬化和慢性肝病具有重要意义［3］。HG颗粒是由丹参、桃仁等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临床治疗肝纤维化有良好的疗效。本试验旨在观察HG颗粒对CCl4加高脂饲料、乙醇造成的肝纤维化大鼠肝脏纤维化指标的影响，为其临床用药提供试验依据。

1 器材与方法

1.1 药物、动物、仪器及试剂

HG颗粒10 g生药/袋，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制剂学教研室提供，批号041014。复方鳖甲软肝片0.5g/片，内蒙古福瑞中蒙药科技有限公司出品，批号20030710。以上两药在临用时以蒸馏水配成相应浓度的溶液备用。

健康SD大鼠70只，普通级，雌雄各半，190～230 g，成都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质量合格证号：川实动管质第11号。

753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Agilent公司产品。TG16-WS高速离心机，湖南赛特仪器厂产品。HANGPING FA1104电子天平，上海良平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产品。MIAS-2000型图像分析系统，四川大学图形图像研究所产品。BX61型光学显微镜，日本OLYMPUS公司产品。

CCl4分析纯，购自徐州试剂厂，批号0210201。橄榄油溶液，购自北京芳草医药公司，批号030303。羟脯氨酸（Hyp），购自上海伯奥生物科技公司，批号20040417。

1.2 模型建立及分组

70只SD大鼠，除空白对照组10只外，其余60只第1周（首次）用纯CCl4 5 ml/kg对大鼠背部皮下注射，第2～6周用40%CCl4-橄榄油3 ml/kg 对大鼠背部皮下注射，2次/周。同时第1～6周内，以高脂玉米粉饲料（79.5%玉米粉、20%猪油、0.5%胆固醇）饲喂大鼠，并以20%乙醇作为大鼠的唯一饮水。连续6周，复制大鼠肝纤维化模型［4～5］。将复制CCl4肝纤维化模型至第6周而存活的大鼠，按性别及体重随机分成5组，每组10只，加上空白对照组，共计6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蒸馏水0.1 ml/kg；模型对照组：蒸馏水0.1 ml/kg； HG颗粒高，中，低3种剂量组：6，3，1.5 g生药/kg；复方鳖甲软肝片组1 g/kg，1次/d，连续4周。

治疗结束后处死动物，在大鼠左叶肝脏固定部位剖取肝组织块，浸泡于4%甲醛中固定48 h以后，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浸蜡，石蜡包埋，常规切片4 μm，Masson染色。首先在低倍（100×）视野下观察全片，胶原纤维染色呈蓝色。然后选择切片上蓝色胶原纤维最丰富区域10个视野，在中倍视野（200×）下采用MIAS-2000病理图象分析系统定量检测肝胶原纤维化的面积、周长、平均光密度、积分光密度和平均灰度。治疗结束后处死动物在大鼠左叶肝脏固定部位剖取肝组织1 g，测定Hyp含量。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统计学处理，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比两两比较用q检验（SNK法）。各项指标均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

2 结果

2.1 HG颗粒对CCl4复合法致肝纤维化大鼠肝脏胶原纤维含量的影响

由表1可知，造模6周后，模型组大鼠肝胶原纤维组织的面积、周长、平均光密度、积分光密度、平均灰度较空白组分别增加413.90%（P

2.2 HG颗粒对CCl4复合法致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Hyp含量的影响

由表2可知，造模6周后，模型组大鼠肝Hyp含量比空白组大鼠显著增高，增高44.94%（P

3 讨论

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有悠久的历史，肝纤维化属中医“胁痛”范畴，中药复方治疗是祖国医学的特点所在，复方的疗效往往优于单味药物。中医中药治疗肝纤维化，具有疗效显著，费用相对低廉，且毒副反应少的特点［6］。肝纤维化的病机关键是热毒淤结，肝脾损伤［7］。

HG颗粒由丹参、桃仁、白芍、柴胡、黄芪、汉防己、冬虫夏草药物组成，丹参、桃仁活血养血，化淤止痛为君，白芍、柴胡柔肝养肝为臣，佐以黄芪益气健脾，冬虫夏草益精补肾，汉防己行水消肿，清利湿热。全方配伍，共奏活血化淤，软坚散结，补养正气之效。与复方鳖甲软肝片相比，HG颗粒减少了化积通络的药物如鳖甲、莪术等，减少了补益药物紫河车、黄芪等，增加了柔肝养肝止痛的白芍、柴胡。如此组方，是因为肝纤维化属于肝硬化起始阶段，正气不甚虚弱，淤结不甚顽固。故药味有别于治疗肝硬化疗效良好的复方鳖甲软肝片。

药物性肝纤维化是指具有肝毒性的药物，进入体内使肝细胞变性，坏死，从而启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CCl4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动物模型在形态学、病理生理学的某些方面与人的肝纤维化十分相似。但单一因素注射CCl4造模虽然操作简单，但制备的周期长，成模比例低，且死亡率较高。因此，我们采用CCl4、高脂食物、酒精复合因素制作肝纤维化模型，此种模型可靠且复制时间短，形成率高，死亡率低，肝纤维化进展稳定，适合于以引起肝细胞损伤为始动机制的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8］。本试验结果表明：HG颗粒可以显著降低CCl4复合法致肝纤维化模型大鼠肝脏胶原纤维及Hyp含量。肝脏胶原纤维是反映肝纤维化的客观明确指标，在肝纤维化的诊断中有着根本的意义，而Hyp是衡量机体胶原组织代谢的重要指标，测量Hyp含量可以较好的反映肝组织胶原的合成情况。我们通过对肝脏胶原纤维及Hyp含量的测定，充分表明HG颗粒具有良好的抗肝纤维化作用。

【参考文献】

［1］肝脏病学会肝纤维化学组.肝纤维化诊断及疗效评估共识［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2，10(5)：327.

［2］夏启荣，何峰.肝硬化的诊断与治疗［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2：6.

［3］Friedman SL.Hepatic fibrosis.in:Schiff ER，Sorrell MF，Maddrey WC，eds.Schiffs Diseases of Liver［M］.8thed.Philadelphia:Lippncott-Raven1999，371：386.

［4］付沛藩.小儿乙肝胶囊对大鼠肝纤维化的防治作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9，9(3):25.

［5］杨彦芳.王氏抗肝纤方治疗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0，10(3)：19.

［6］汪少林，芦秀琴，汪培玲，等.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研究概况［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5，22(2)：50.

［7］薛博瑜，顾学兰.肝纤维化的病机认识和辨证论治［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17(2):76.

篇6

关键词： 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 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和重点都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大局，意义十分重大。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一方面通过调节其特有的结构调节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法治通过国家强制性保障社会治理活动的法律权威性；最后法治通过确定边界和底线使社会治理活动有可预期性。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和基础就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多发于基层，集中体现于基层治理中，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加速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成为现实问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于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以提高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程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整体优化。换一个角度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体现和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风向标”。

就我国当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实际情况来看，基层治理法治化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和基础性的，同过去以“管控思维”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相较而言，法治化治理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在最大范围内聚集民意。法治化治理方式通过制度建构方式，运用法律手段，可以最大限度杜绝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真正实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等目标。

二、社会治理的法律属性包含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从理论而言，社会治理是一项公共职能，为了实现这一公共职能，社会治理的主体可以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计划、行政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因此，“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讲本质上就是公权力的行使，是行政行为的实施。在现代法治国家，只要是权力的实施行使，就必须受到法治约束，只要是权力的意思表示就必须符合法治精神。社会治理采取的行政行为本质就是法律行为，这是社会治理的法律属性。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治理中必然包含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普遍运用。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法治化。就社会治理的国家公权力而言，管理职能之间的空缺、重叠和冲突都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机制和法治方式协调、沟通和解决；就社会治理的社会公权力而言，公共职能与国家职能的界限、分工、冲突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明确、指导和协调。二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社会治理行为的法治化。社会治理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体现了行政行为一般性原理，体现着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而且现实中，在社会治理中，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会直接面对尖锐的利益冲突、强烈的价值碰撞和巨大的社会诉求，其运用得当与否将最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及公民的法治信仰。三是运用法治思维确保社会治理责任的法治化。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是权力的本质属性，而且这种责任应当且必须是一种法律责任。法治思维与权力思维的差异之处就在于是否承认权力的最高性。法治思维认为法律的权威高于权力，公权力的行使者必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制度障碍

虽然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有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条例。但从现实情况看，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着严重制度障碍：其一，现在制度已经相对落后。我国原有相关法规是适应传统社会管理模式而形成的，社会管控思维严重，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相去甚远，出发点和制度建构的主要做法完全不同，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其二，立法相对滞后。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以后，实施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由“行政色彩”向“法治主导”转变以来，许多地方在实践中已经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且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识的成果，但是相应的立法工作却显得滞后，特别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治理机制合法性问题，涉及老百姓利益保障问题的许多方面仍未纳入法治保障轨道。其三，法规效力层级不足。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从国家立法层面来看，有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法规较少且缺乏可操作性。许多地方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对现实矛盾加以调节，但是这些地方性法规效力不高，甚至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相关上位法规的问题。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不复存在，何以谈其效果和作用？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法律知识储备不够、依法治理的传统和氛围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客观上大量存在许多领导干部不愿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短、平、快”，更有甚者提出法治方式让其“畏首畏尾”，在一些场合发表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的传统思维。

（三）行政手段的路径依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社会结构和利益需求呈现多元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行政手段难以“一招定天下”，需要多种手段协调，其中法律手段应该成为主导，如前所述，行政手段应在法律框架设立的范围内发挥效用。过去中国，在人-单位-国家这样的架构下，通过上行下达执行行政命令实现社会治理确实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面对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分层的现实情况，过分依赖行政效率只会导致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僵局，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寻租，导致腐败。这样的路径依赖极易发生打着“发展压倒一切”等片面观点的旗号，时不时发生突破法律边界的行为，甚至侵犯公民权利，认为改善了群众生活，尽管违法但是可以被理解。如此种种，突破法律边界和底线，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处理矛盾纠纷，最后结果往往是进一步激化矛盾，是短视行为，于长远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的思考

（一）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要具有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通过自觉学习，增强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通过法治思维进行思考，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内化于心；通过比较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与人治思维、人治方式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优劣，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必要性，改变过去那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人治”思维模式，以法治眼光看待一切，明确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领导干部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始终牢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通过干部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使领导干部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二）重视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两方面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充分运用正面典型的引导作用，使领导干部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同时对反面典型的警示、警戒作用不能忽视，应在组织、人事管理等重点领域坚持给人治亮“红灯”，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所有领导干部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三）要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上强调法治指标

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因此要将法治指标纳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之中，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各级组织部门要把是否具有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能力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提拔重用那些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领导干部，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更多领导干部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四）要积极营造法治环境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稳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围，使领导干部习惯法治思维，习惯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使其养成良好的法治思维习惯，形成优秀的法治思维品格，养成良好的法治能力，形成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法治氛围。

崇尚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根据法律思考，把法律当成思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法治思维改变了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重权力轻权利、重治民轻治官、重管理轻服务等思维误区；法治方式指领导干部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依法治理，通过制定、执行法律，运用法律方法治国理政的行为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用权利制约权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和规范，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

总之，我们需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坚持法治导向，提升法治能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参考文献：

篇7

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是对领导干部治国理政能力提出的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将这一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过程里。

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能力

法治思维不同于人治思维等，它是指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逻辑和法律规范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法治思维决定、支配着法治方式，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指明了具体的路径。十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新时期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这是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在我国。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主要掌控者，如果其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就可能会导致、权钱交易、权力滥用等情况的发生。而限制公权力最有效的手段不是领导一句话，也不是某一个政策、制度，而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治方式，而要运用这一方式。前提必须具备法治思维。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是形势所需

一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党的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分说明党的法治思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实践证明，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对国家的法制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领导干部具备法治思维正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二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需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多数遗留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已经触及深层次矛盾，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会促进改革的深入发展。三是依法决策的需要。行政决策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环节，但现实中有些领导习惯依靠长官意志及行政命令管理事务，在决策中搞部门利益至上、地方保护主义等，损害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只有依法决策，才能防止重大决策失误，才能防止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四是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近年来，针对各类不断涌现的严峻形势。中央提出了“稳定是第_『责任”的要求。为此，不少地方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及“花钱买太平”的维稳逻辑，这种从短期利益考虑的维稳方式促生了地方政府诸多非理，也助长了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预期，一些地方维稳工作出现了诸如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稳定突破法治等情况。此种背景下，强调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当前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应抓好的几项工作

1.加强干部培训，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

干部培训是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是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必由之路。一是培训机构上，强化党校的法治教育功能。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党校教育是第一位的，其核心是政治、党性、素质和，能力的培训。其中，能力培训就包括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二是在培训形式上，引入案例式、研究式。体验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以时政热点、焦点案例等材料为载体，强化教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动态信息交流，引导学员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培养用法律思维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培训内容上，增加法学课程在干部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对法律知识、法律原则及法治精神的内容合理配置，适当增加执法、司法实务内容，还要增加未来法治建设重点、难点及我国法治状况的内容。

2.改善法治环境，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影响和促进领导者的法治思维

法洽思维增强了，自然会改善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改善了，又反过来影响和促进公权力执掌者的法治思维，二者是辩证的、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是健全、完善法律及制度、机制、程序。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但也有不健全的地方，如还有很多法律如行政程序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点领域的法律需要及时出台，还有《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需要及时修订，一些党内法规还需要尽快完善。二是做好政府的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创新、政务公开、行政监督和问责等项工作。三是做好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解决社会矛盾、争议、纠纷的机制，包括健全完善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各项相关制度。四是营造好依法办事的舆论环境。目前，关于公权力滥用方面舆论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私权利滥用报道较少。有时还不能正确引导民众依法表达诉求、意见，有些甚至片面、歪曲报道，激化社会矛盾。应加大对记者、新闻工作者的法治教育力度，多宣传社会正能量，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法治观念。

篇8

关键词：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依法办事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9-0028-02

努力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是摆在每一位党员干部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一、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大意义

（一）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革命蓝图的实现，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而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的态度、决心和行动，在于党员干部带头践行法治的过程。各级党员干部作为执掌国家权力和治国理政的重要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担负重要责任，是党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党依法执政理念的落实、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因此，只有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具有坚守法治的定力，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上率下，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才能建立起法治国家。

（二）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需要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而当前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还存在的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比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妨碍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靠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和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更重要是依靠有法治思维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党员干部。作为执政党，党员干部应当是法治精神的践行者、捍卫者。唯有他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唯有他们事先正己，用行动作出表率，才能将依法治国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具体行为中去。

（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党员干部自身的需要

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和法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相对于经济、金融等领域来说，法律知识的贮藏明显不足，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还不能得心应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法律规则意识不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不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这些问题说明，有些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与依法治国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只有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履行职责行政权力所需要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知识，自觉的提高法治意识，提升依法办事的能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的发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二、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法律知识欠缺。尽管法律知识是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重点，但是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将法律知识学习流于形式，以致于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对法律知识学习的不够系统、全面，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够准确、深入，直接影响到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

二是法治思维淡薄。由于一些党员干部的法律知识不足，法律意识不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还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等现象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依法行政的水平。

篇9

一、活动目标

紧紧围绕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示范引领全社会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二、活动内容

以“培育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水平”为核心，以普及领导干部、公务员基本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采取集中培训、自学、组织考试等形式，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取得实效。

（一）健全学法用法制度。坚持局党组中心线集体学法、公务员学法等主要学法制度，党组中心组集中学法不少于2次，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学法报告活动。实行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确保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二）开展学习宣讲活动。以《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养成》、《法治思维与法治政府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法治意识》等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统一制作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列讲座》光盘作为学习宣讲活动的必学内容，通过播放专题学习光盘、邀请专家现场讲座、举办法律讲坛等形式，传播法治理念。

（三）进行全员专题培训。坚持集中教育与自学相结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把“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业务培训、全员讲学的重要内容和课题。采取专题讲座、业务培训班、集中辅导、菜单式选学、网络学习、大讲堂等多种形式开展专题培训。

（四）组织法律知识测试。结合学习宣讲活动的内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土地管理法及民事、行政、经济、诉讼等法律制度相关内容，组织全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检验学习培训成果，以考督学、以考促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学法能力和用法水平。

（五）规范依法办事职责。根据本单位实际和工作职责，制定和健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行为规范，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责任主体、工作流程、日常监督和违规违法行为责任追究等机制，保证全体公务员依法履职、依法办事。

三、方法步骤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从2014年6月开始，年底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4年6月上旬）

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结合本方案与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进行宣传动员。

（二）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6月中旬—11月）

各单位围绕活动内容，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务实管用的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4年12月）

各单位要将宣讲活动全面总结，形成报告于12月5日前报县局法规监察科。

四、工作要求

㈠加强组织领导。“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是今年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和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局党组中心组要安排集中学习讨论，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要将学习宣讲活动纳入集体学习内容。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宣讲活动，带头交流学习体会，确保宣讲活动取得实效。

篇10

论文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法治能力 国家治理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纲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相关论述是新时期党对领导干部国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它不仅对领导干部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意义重大。

一、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

按照党的十报告的基本精神，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对法治的理念态度，在思想观念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法治方式是行为准则，在操场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二者为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维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问题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该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理念，没有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逻辑的综合思考与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的。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法律事务的处理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我们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有清楚的理解，为准确适用法律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具体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确定它们是否与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进而才能决定是否应将之作为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依据。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需要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共同进步，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提高。特别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法律知识，自觉、认真地遵守和实施法律，成为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实践法律、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

篇11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治建设；意义

一、法律方法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法律方法，首先是讨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体现出学界在学习和接受国外一些法学理念和法学知识过程中的具体理解出现差异，其次，从一个法制欠发达的国家来进行法学方法的谈论，主要是由于缺少一种理性的建设法治，谈论法治的思想难免会出现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国外很多着作在我国传播之后，引起了学者讨论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之间的用词问题，主要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部分学者从德国法律文化背景方面研究整套理论，他们发现法学方法主要是对法律知识进行研究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称其为法学方法论。但是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律人在进行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法律手段，这时候法律人不单单需要查找正确的适用的法律，还需要将法律背后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寻找出来，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称其为法律方法论。

伴随当前法治研究和法治建设进一步的深入，法治理念逐步朝法治新常态进行研究，在此条件下，我国在法律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也逐步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前期的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出现了一定的延续，法学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向法理方面进行演进，逐步转变为部门法学。部门法学在进一步研究法律方法论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的贡献，新常态是现在一种比较热门的叫法。法学理念在司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在法治新常态的条件下，进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和公正司法，让国家处于快速法治化的阶段，让良法善治得以实现。

二、法律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思维主要指的是通过法律逻辑的运用，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手段。思维手段不同，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权衡利弊的重点也会不同，一般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然而法律的重点在于对事物合法性的分析和判断，也就是围绕着是否合法来对相关问题进行合理的判断和思考。只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才可以确保人们趋利避害的正常思维在法律的规范下，对某一事件进行理解和判断。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依照法律思维进行思考，从法律的角度把问题解决掉，确保合理的推理技术和手段得到正确的使用，如果脱离了法律规范，那么法律思维就会变得非常空洞。法律思维是很专业的东西，相关法律术语是一些基本的要素，通过法律语言把问题法律化，然后来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分析，最简单的问题需要使用最纯粹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法律思维在法律领域中得到了很大的应用，主要是从主观上进行法律分析思维，在信息方面进行加工取得一些认知，并且能够通过这种认知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导，所以法律思维主要重点在于法律人通过对法律思维的应用来处理问题，并且得到相应的结论。目前来看，法律思维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法律思维的特征，而没有很好的研究和分析法律思维在运用过程中的方法。另外我国学者在研究法律思维的过程中，没有像法官、律师等专业法律人研究的那么深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法官是最主要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结合的运用者，他们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都会使用到法律思维，在运用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思维，比如说法律方法的思维进行结合。通过法律思维，配合一些其他的法律解释和法律理论更好的解决问题，从法律思维的研究方面来说，就是需要如何通过法律思维、法律理论来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

从当前法治实践来看，法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学者最需要分析法官在实际审理案件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思维，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官仅仅是使用法条来做出相应的判断，而没有分析作出判断的整个过程，这就造成了判决理由的缺乏。这与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有着重要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不单是在本科阶段，就是在研究生阶段，也没有进行法律思维课程方面的开设，法学教育没有培养法学生的法律思维，造成很多毕业生在这方面的能力缺乏。国家除了要制定法律，并且研究法律的使用以外，还需要进一步普及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但是这方面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以前有学者曾经说过，法律制度是能够很好的移植的，但是，法律思想却是很难的。

四、法律方法、法律思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一）法律方法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在案件判决的时候，法官会通过一些法律方法的使用来将法律结论寻找出来，要想让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法律规范进行比较，那么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找出相应的法律规范语句来，在案件判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确立起来，然后根据这些案件事实查找相应的法律，接着是通过这些法律推理来将法律结论得出来，在法律推理的时候，法律人的或许可能会遭到很多法律规范模糊不清的情况，法律解释的手段就需要使用起来，所以我国在法制建设的时候，法律方法一定要得到很好的使用，如果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方法，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法律适用情况，而对法司法权威产生一定的损害，对我国的法治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

法律方法主要指的是法律操作人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的一种基本技能和操作手段，是对法律进行维护和实现的基本技艺，法律方法在运用的过程中，往往是对一些案件的使用，法律操作者需要依照之前所讲述的一些基本步骤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相应的裁决，所以通过法律方法来对案件进行裁决可以让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应用法律方法需要进一步的结合法律思维，在法律方法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使用到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在法律操作者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二）法律思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我国发展法治和谐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慢慢的要被体现出来，我国在进行法制理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了多年的研究。我国的法律思维、法律方法逐步在进行深化，法律思维主要是让人们通过一些法律逻辑和法律方法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所以法律人员以及普通公民在法律思维层面水平的高低，对法治建设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公民还是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之外的方法来把日常纠纷解决掉，因此，法律权威的建立、法律的信仰养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需要相关的法律职业者以及普通公民更好的通过法律思维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然而从目前来看，我们很多法律职业者虽然懂得法律知识，但是也不一定能全部使用法律思维处理解决问题，所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加强对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在使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如何让法律人驾驭法律方法，使用法律思维在案件当中进行具体使用，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人一定要依照法律思维进行各种其他特性的延伸，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在法治理念建设的过程中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执法和司法都是一种法律思维的体现，不能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逻辑胡乱进行，执法和司法一定要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的相应流程和规律，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共同解决案件。

五、结语

研究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提升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的能力，不单单是法学界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确保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确保法律可以深入人心的重要方法，从而让我国的法治进程进一步的加快。

参考文献：

[1]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J].法学评论，2011.

[2]孙光宁，焦宝乾. 迈向法治新常态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5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3]杨小丹.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篇12

关键词 法治思维 矛盾 维持稳定

中图分类号：D927 文献标识码：A

法治思维是影响依法治国的关键。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党政干部和领导，必须加强法治思维建设，从思想上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坚持依法治国。党员干部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才能让社会向稳定化发展。

1党政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存在的缺陷

1.1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第一，很多人学习法律的主动性不高，不能深入理解法律的重要性，法律观念比较浅薄，而且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认知存在欠缺，还不能理解法治的实质和要素，不能把握法治重点内容，进行决策时，经常凭借主观想象力解决问题，导致法治内容存在严重漏洞。第二，少数领导不能对法律产生敬畏感，在实际工作中，“功利化”现象比较严重。更有甚者为了获得私人利益，不惜放弃法治理念，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处理事件，不守法现象比较严重。

1.2使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虽然各个地方和政府都已经制定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法律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导致地方领导很难借助法律武器，处理社会上的一些纠纷和矛盾。有的领导虽然可以正确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应用中，经常照搬条例，不能灵活变通。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诸如房屋拆迁现象，很多政府机关却为了获得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按照市场理赔标准给群众进行赔偿，最终出现群众纠纷事件。

1.3违背法治，偏离维稳本意

从当前政府机关工作的现状来看，少数政府机关进行维稳时，都只是从片面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多维稳工作进行时，都是采取强制性手段实施，最终导致问题越来越复杂，极个别政府处理维稳问题时，还借助个人权利进行威胁和逼供，导致维稳问题开始偏离维稳本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政府进行维稳工作不仅不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还会造成维稳工作紊乱。

1.4政府法律制度建设不完整

法律制度是实施法治的保证，但是从目前政府机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来看，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偏差，还不能正确履行法律的决策。虽然个别政府机关建立了法律制度，但是从执行情况来看，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洞，影响了法律制度的顺利执行，给法律制度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虽然法律顾问具有扎实的法学知识，但是不能实际了解政府状况，还不能根据政府部门工作状况，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另一方面，一些法律顾问为了附和领导，经常不按照事实办事，导致很多建议都缺乏一定的佐证和价值。对社会矛盾化解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

2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和方式的方法

2.1学习法律知识

扎实的法律知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关键。领导干部要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员工学法、用法、懂法。第一，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领导干部可以形成严谨的法治思维，提升自己的用法能力。在法律知识的帮助下，领导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作用。第二，领导干部可以在法律知识的帮助下，帮助自己学习一些法治知识，在具体事务和法律事件的处理中，化解社会出现的矛盾，建立法治化国家。

2.2建立科学化选拔制度

法治建设是各级领导工作的重点内容。建立一定的选拔制度，不仅可以选拔出素养高、办事能力强的干部，还可以给法治建设注入新鲜的活力，带动法治建设发展。建设法治选拔制度的时候，可以将能否履行职责，能否依法决策作为重要标准，运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让社会向稳定的方向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2.3加强法律顾问制度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必须建立并普及法律顾问制度，加强政府制度建设，保证法律顾问可以在重大决策中发挥作用。在实际工作中要确定政府法律顾问，适当制定社会律师。分析矛盾产生的因素，区别出行政人员和社会律师的区别，不能让公民产生消极情绪，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解决社会矛盾。在省、县、和镇建立一定的法律顾问体系，全面覆盖法律顾问。

2.4深入实施法律宣传教育

宣传一些法治教育，让法治教育制度深入人心，让全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第一，领导要给员工起一定的示范作用，带动职工养成良好的守法氛围。第二，传承法治文明。人们正确的法治认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所以必须营造出法治氛围，例如，可以从小学开始给学生灌输法治理念，促进学生形成法治文化。与此同时，媒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很多事件在媒体的炒作下，都会成为时髦风尚。所以，媒体传播信息的时候，必须秉承公正原则，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促进法治理念的形成。第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知识培训。利用法治教育，让领导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社会责任，成为法治知识的捍卫者和践行者。

3结语

本文主要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发现党政干部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的时候，主要存在法治观念比较淡薄，使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违背法治，偏离维稳本意，政府法律制度建设不完整等问题，针对性的提出，学习法律知识，建立科学化选拔制度，加强法律顾问制度管理，深入实施法律宣传教育等措施，希望可以快速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1] 唐忠民，杨彬权.论依法行政的传统法文化阻滞力[J].河北法学，2014（01）.

[2] 陈可.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解析[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06）.

篇13

党的十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什么是“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可以这样理解：基于对法治的信任和信仰，运用法治理念、精神、原则和逻辑来认识、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是不同的，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从业思维方式，根据法律思考问题，用法律规范与逻辑进行思考、分析、解决问题。法治思维是基于以人为本或者人权的价值意义上的思考与判断，而法律思维强调的是职业判断；法治思维是一种治国理念方式，是执政者或公权力行使者掌握和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与人治思维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掌握和运用的，是在法律行为中的思维方式。

要真正理解法治思维，就要从它的特征出发：

第一，法治思维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指引。法治思维，是“立足于法治、以法治为视角，实现依法治国”。立足于法治，就是要以现有的法律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为准则，接受法的规范和社会作用，包括接受法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公民自由等。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是法治思维不可或缺的，就是要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所有的公民尤其是行使公权力的人，要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不能，以权代法。

第二，法治思维讲究逻辑推理。法治思维是认识、分析、判断问题，并得到结论乃至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而不是道德教化或者政治权威说教。运用法律处理事情，做到合法有理，同时以逻辑的方式将道理一层一层讲清楚明白。

二、法治思维是全民守法的基石

1.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的我国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它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

第一、良法完备齐全。法律规范完备是基础，一切工作必须以法律为前提，没有足够的法律，就不能确保“有法可依”，就不能做到于法有据。良法是关键。良法应当包括人民、权力制约等重要内容，坚持“恶法非法”，反对恶法，做到“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第二、法律实施高效。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完备、规范齐全，但如果得不到实施和执行，就是空谈。“有法可依”只是前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是关键。

第三、法治监督严密。法律是否齐全、实施是否到位，离不开法治的监督。要改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充分发挥法规的作用，就需要监督的完善。人民是法治的监督主体，人民的法治思维决定监督的高度；专门的法治监督机构是重要协调机制，统筹安排监督，分工合作，形成多方互动的良好局面。

第四、法治保障强劲。没有法治保障体系，依法治国就像一辆车没有了动力和方向，跑不动、开不快甚至脱离了轨道，越走越偏。确保法治的队伍、经费和技术保障。党委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加强法治队伍建设；明确经费来源，确保法治有坚强的物质基础。

2.全民守法的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民守法，顾名思义，就是全体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者权力、理性义务或职责。全民守法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法律制度内，明确相互关系，相互制约，依法行事，尤其是要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监督。全民守法，要让公民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做到学法守法，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努力护法，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同各类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做斗争。

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全民守法。法律是规范市场、调节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社会秩序的好坏，关系到金钱物资的去留，关系到产品生产、销售的速度，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到人们创业的成功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快慢与国家的发展与强大。“人人守法、事事依法”是良好法治环境的表现，法治环境好，社会各类矛盾纠纷就能很好化解，交易就能顺利进行，和谐社会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才能建成。

3.法治思维是全民守法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不断开展普法宣传，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不断得到增强，尊法守法已经一步步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长期人治统治历史和文化的国家，法治意识淡漠，遇事靠人不靠法找关系的情况比较多，有些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权代法处理事物，导致部分群众在遭遇纠纷矛盾时第一步不是找法维护权利，而是通过闹、上访等极端方式来解决。全民守法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

要实现全民守法，首先是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做好科学立法工作；其次党和政府以及公职人员要带头守法，起到示范作用，树立法律权威；最后全民守法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落实，包括教育普法、鼓励守法、培B法治信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法治思维成为全民的行事思维，让法律成为人民的信仰。法治思维进入内心，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人民才会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才能真正得到树立，因为法治思维是全民守法的基石。

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需要以法治思维作为标准思维。国家各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实现全民守法中要起到示范作用，做好“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目前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不强烈，守法意识比较淡薄，做决策拍脑袋搞一言堂，做工作只重结果不讲程序，严重破坏了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只有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才能做到心中有法、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办事情、想问题、做决策能够坚持以法治为标准，摒弃人治思维和权力本位的错误观念，坚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带好头了，其他人就能效仿，全民守法就迈出了一大步。

三、树立法治思维，推进全民守法

不断树立法治思维，大力推进全民守法，让守法成为全民自觉意识和真诚信仰，提升群众学法知法遵法的自觉性，调动群众用法崇法护法的主动性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加大普法力度，深化全民守法的认识。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知法、懂法，掌握法律知识，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自觉用法，对全民守法有更深刻的认识，法治观念更深入人心。

强化法治实践，树立全民守法的信仰。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法服众，以法说话，以法育人，将法律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的脑海中，增强对守法的信仰程度。

加强制度建设，营造全民守法的环境。以制度引导法治的正确方向，以制度监督法治的成果。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考核绩效制度、问责制度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违法行为惩戒机制的建设，使尊法信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形成人人守法，事事用法的社会氛围。

只有全民守法，人人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才能具有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只有法治思维深入人心，全民守法才算做到，法治国家的目标才会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廉颇.法治思维的历史发展与启迪.[J]，岭南学刊，2015（1）.

[2]李雅云.善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J]，思想理论观点，2013（01）.

[3]郑齐猛.论法治思维.[J]，探索与争鸣，2013（2）.

[4]钱龙超.我国普法现状综述.[J]，法制博览，2014（08）.

[5]张立伟.什么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N]，学习时报，2014.

[6]曹保刚.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党的重大任务.[J]，党建，2014.

[7]兰措卓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J]，法制与经济，2013（3）.

篇14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律思维；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07-02

国务院2010年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党的十报告又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在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和行为总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才能依法履职、依法决策，才能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础上的，“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1]平时不具备法治理念的领导干部，遇到问题时不可能运用法治思维的方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由此可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的方法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迫切研究的课题，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要。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心中有法，也就是说要养成处理问题时遵循法律至上，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原则的法律意识。法治思维还表现为一种行为的选择，也就是当我们面临有多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时，是否能够选择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法治思维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法性思维”，它是法治思维的逻辑前提，即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做出都要合乎法律，包括：目的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宗旨。权限合法，即职权法定、越权无效规则。它是指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为之确定的权限。内容合法，即指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范以及法律的原则、精神。手段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运用的方式、采取的措施应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的原则、精神。第二，“程序思维”，它是法治思维的逻辑路径，即要求权力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即程序合法。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因此，程序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程序合法”，是指公权力行使者作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即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的要求。第三“权利义务思维”，即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关系及人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准则。第四“公平正义思维”，即公权力要以追求、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价值尺度。

二、当前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方面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1.缺乏法治思维的意识，存在人治思维

这里具体表现为：有的领导干部对依法治国错误地理解为依法治“民”而不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有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奉行“摆平就是水平，稳定就是搞定”的人治思维，认为“有法（律）无（办）法，无法（律）有（办）法”，采取非法律手段解决现实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追求“稳定”而牺牲“法治”；还有的领导干部认为GDP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因此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且只对GDP有动力，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政绩”，不惜侵犯群众权益而大搞形象工程，有的甚至以牺牲“法治”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人治思维的存在，所以直接影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不能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2.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虽然有的领导干部已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还很不足，对一些本来可以遵循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做出决策的事情，却只是机械地按法律条文办事；还有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选择地适用法律，有利于自己的就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就不执行，尤其是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上，由于法治思维的欠缺，不能正确把握运用法治原则和精神，灵活处置，导致恶性的发生，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处置中就暴露了当地领导干部驾驭法律解决突发事件能力的欠缺。

3.决策程序不合法

做决策，不仅要做到决策结果合法，而且还要做到决策程序合法。没有程序的正当，就不会有实体的公正。现实工作中还存在着由领导干部几个人或主要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搞所谓的“三拍式”（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决策的现象。例如有的地方违法拆建，任意侵犯公众财产权和人身权，引发自焚、自杀等惨剧或者暴力对抗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还有一些地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量兴建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以致造成严重生态灾难事件。导致发生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决策时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做出决策，导致决策缺乏法律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对策

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决策，是建立在良好法治思维理念基础之上的。法治思维理念的养成，是一种“习惯成自然、润物细无声”的陶冶过程，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理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行使者法律素质低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违法行为。为了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而监督和问责是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注重行政监督和问责，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舆论评价机制，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使社会评价和社会监督真正成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推进器”；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工作，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要按照有权就有责、滥权应担责、侵权要赔偿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对那些不依法办事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进行批评教育；对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带来重大损失，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力有效。

2.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

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考核时要考核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水平。依法履职水平，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考量一个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的重要因素。要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纳入到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在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对他们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推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把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相应的法律素质作为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和条件，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获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者不予提名。要提拔和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优秀干部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只有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增强了，自然促进其法律手段的运用；法律手段运用多了和运用有效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

3.加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是法律思维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法治文化的建设，强化领导干部主动按照法律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并使这种法律思维演化成一种自觉和习惯，促进领导干部深入学法用法，进一步激发法治建设的活力，从而解决领导干部学法“入耳、入脑、入心”难的问题。加强行政机关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如给领导干部配发学法教材、学法笔记本、法制宣传台历和开通手机法治新闻报、办公楼宇法治动漫、电子杂志新型法治文化传播平台，让广大领导干部经常性地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使法治思维实实在在内化到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和日常工作中去，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4.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的培训

虽然我们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办法，组织不同层次领导干部的法制培训，但效果往往不太理想，领导干部学法的热情和兴趣不高。主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领导干部的培训内容和形式相对比较单一，我们往往偏重于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因此，我们要不断研究和创新对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培训的方式与方法。在法治教育培训的形式上，我们可以采取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举办法制讲座、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采取案例教学等形式来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法律；在法治教育培训的内容上，我们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又要重视对领导干部法律原则、法治精神等法治思维能力方面的学习培养，使领导干部最终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解决社会问题，法律思维当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