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形式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世界贸易形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2010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恢复性增长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上半年出现了近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全面衰退。但随着各国经济政策的落实及政策效果的显现，自下半年起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消费和投资开始缓慢恢复，经济下滑速度放缓并逐步走稳，致使全年全球经济下跌速度低于预期。据201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估计，2009年全球经济整体下滑0.6％(见表1)，明显好于之前预测的－1.3％和－1.1％。鉴于世界经济最脆弱的时期已经过去，主要国家资本市场逐步回稳、制造业生产开始恢复、进出口贸易已显著上升，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恢复洼增长，经济增长率有望反弹至4.2％。

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全球需求减少、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贸易融资减少，以原油为首的原材料价格下跌，相关产品的贸易额明显下降，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额跌幅达23％，总额跌至12.15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和价格因素，世界贸易下降12.2％，为7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国下降13.9％，欧盟下降14.8％，日本下降24.9％，均高于世界平均降幅。进入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主要国家贸易开始增长。第一季度，日本、巴西、中国、韩国、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的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分别增长48.2％、25.8％、28.7％、36.2％、20.2％、16.9％和82.7％；进口增长率分别为22.5％、36％、64.7％、37.3％、21.4％、12.0％和17.7％。今年以来，货物贸易增长较多的产品是矿产品和机电产品。WTO预计，2010年世界贸易将增长9.5％。其中，发达国家的出口预计增长7.5％，世界其余国家的出口预计增长约11％。但世界贸易总额难以回到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对外国直接投资(FDI)造成冲击，投资规模大幅度下挫。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下降39％。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投资继续大幅下挫41％。流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也分别下降了35％和39％。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70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57％。从2008年中起，全球范围内爆发了跨国公司总部的撤资潮。受金融市场萎缩和现金短缺的影响，作为FDI增长“发动机”的跨国并购大幅减少。2009年上半年，全球1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并购案只有40宗，不到2008年同期数据的1/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认为，随着投资环境和自身经营状况不断改善，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10年可能出现温和反弹，2011年将增长强劲。在国际资本的地区流向上，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将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农业、服务行业、采矿业等会是未来投资的重点，而制造业方面恢复的速度相对稍慢。

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世界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世界经济恢复明显好于预期，但鉴于此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全球经济结构矛盾的总爆发，有很多内在深层次原因和矛盾短期内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充满坎坷。

1、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救市行动。随着世界经济逐渐企稳，宏观政策走向成为2010年关注焦点。2010年全球经济恢复的步调和规模，很有可能取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退出节奏。对美国和欧元区来说，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还没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机构还存在亏损；经济尽管回升，但也没有完全走上强劲持续复苏的道路，特别是失业率依然很高，贸然退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二次衰退风险。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退出战略实施得过早，即在私人消费和投资尚未能有效成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前实施退出，经济复苏将可能因此而夭折。但若退出战略过晚实施，庞大的货币供应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并出现新的资产泡沫。预计短期内，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极低。对一些经济恢复情况依然不理想的国家，比如英国、俄罗斯和日本等，还可能进一步采取刺激政策，未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将日趋分化。

2、不断加大的财政负担。对应对金融危机，各主要国家不断加大力度的政府财政安排，已使得政府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水涨船高。据《经济学人》“全球政府债务钟”，实时获悉的全球公债情况。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巳突破36万亿美元，预计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元区都是负债状况严重的国家，这些经济体的负债率均已达到历史高位。其中，2010年美国政府赤字已达到创纪录的1.56万亿美元，占GDP的10％左右，这是自二战以来的最高比例。目前欧元区政府赤字均已超过占GDP3％的参考“警戒线”。2010年，法国预算赤字将占GDP的8.2％；德国将占GDP的5.5‰欧元区总体赤字可能会超过GDP的7％，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问题。日本政府总额债务将升至占其GDP的229％，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全球性赤字高企，伴随的正是全球性债务的高涨。在经济复苏脆弱的形势下，各国推出的削减赤字计划，面临诸多障碍与风险，各国试图在“保增长”、“保就业”与“削赤字”三者之间取得平衡，显得困难重重。

3、就业全面恢复仍需时间。金融危机给各国就业形势蒙上巨大阴影，2009年全球就业形势日趋恶化。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经济开始复苏后，通常还需要4年到5年的时间失业率才能逐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预计，2010～2011两年时间内，经济复苏不会有效降低发达国家的失业率。2011年，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将保持约9％的水平。政府仍然需要实施刺激经济计划及其他政策，来弥补私营部门就业增长缓慢的问题。尽管2010年就业人数将有所增长，但新增工作岗位无法为不断壮大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失业率得不到有效降低。2009年，发达国家失业率为8舟‰预计2010年美国失业率很难降至9％以下。

4、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需求大幅萎缩，国际贸易出现严重下滑，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扩大内需受阻的情况下，纷纷提出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甚至

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千方百计争夺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竞争激烈。为促进本国经济尽早复苏，各主要经济体自顾性会进一步增强，将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持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领域依旧存在，且有将保护主义手段延伸至更多领域，如汇率、知识产权以及低碳与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可能。从历史上危机过后的经验来看，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等措施出台，即使这些措施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延续，因此，即使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世界自由贸易的繁荣依然任重道远。

5、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受世界经济并未彻底走出衰退、消费乏力、资本市场仍旧动荡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好转，2010年通胀出现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重新踏上高速增长之路，对原油、黄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急剧增加。此外，随着新的监管措施的出台，金融创新将受到严格审核，而且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还会继续，因此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机会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市场投机力量只能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寻找机会，从而推高价格，并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投机泡沫。另外，为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各国暂时不会大规模采取退出政策，一些经济恢复缓慢的国家甚至还可能加码宏观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因此全球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因救市而产生的巨额债务问题凸显，由于这些国家的债务基本采用本币计价，在发行新债、增加税收或出售资产都不能解决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可能会通过印钞的形式还债，这将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前景

美国：尽管美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强劲增长5.9％，创下6年来的最高季度增长水平，但由于前两季度的严重衰退，2009年美国经济依旧下降2.4％，是1946年以来表现最糟的一年。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出口扩大、民间库存投资恢复、企业固定投资增加是第四季度美国GDP增长的主因。而这一态势已延续到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为3.2％，连续第三个季度保持增长。个人消费正在取代个人投资，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是2007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进一步证明美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徘徊在10％左右的失业率依然是美国经济的隐忧，因此美国经济复苏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脆弱的，美联储仍需维持低利率来支持经济。自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目前仍然重申其将在“更长时期内”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

欧元区：在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下，在库存增加和出口增长的带动下，2009年第三、四季度，欧元区GDP环比止跌回稳，但全年经济增长仍然是下降3.9％。进入2010年，受德国和法国经济增长及出口订单推动，欧元区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2月的54.2增至56.6，为40个月来最高水平，表明产出有所扩张。今年一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0.2％的微弱增长，经济状况好于预期。但欧元区的就业数据远非乐观：欧元区2月失业率由1月的9.9％增至10.0％，这是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西班牙为19％，法国为10.1％，意味着欧元区企业仍面临疲弱需求，复苏强度仍不足以抑制企业裁员。希腊债务危机加重欧元区经济恢复的难度，加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爱尔兰的财政状况同样艰难，因此希腊援助计划不会结束欧元区的忧虑形势。在宏观经济与结构相对疲软的环境下，大规模财政危机已经伤及欧洲国家信用可靠度，欧洲的国家财政问题随时可能蔓延到希腊以外的地区。在希腊债务危机和欧元区经济疲弱复苏的双重压力之下，欧洲央行也难言加息。预计2010年欧元区整体GDP增速为1.2％，估计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另外，多年来欧元区各成员国不断增加财政支出等财政举措，最终将成为该地区的财政负担。随着各国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等相关方面支出的预期增长，中长期财政负担也越来越大，公共债务持续大幅增长将对欧元区经济增长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篇2

[关键词] 东亚　区域内贸易　后雁行模式　模块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2-0006-06

东亚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赤松要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纺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阵，故而给予了如此命名，这是雁行模式假说的最初表述。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山泽逸平的发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对“雁行模式”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传递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这样最终形成了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形成了东亚国家依次起飞和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终作为领头雁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条件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作为雁头的领飞与带动能力日趋衰弱；其次处于雁身位置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正不断进行经济赶超，产业不断实现升级，不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再次中国正和平崛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亚“雁行模式”的变迁

――“后雁行模式”

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被称为“后雁行模式”。所谓“后雁行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第二，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认为雁行模式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一起构成了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衡量及判断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又可以从区域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比率1980年仅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这一比率虽然低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2002年欧盟的域内贸易比率为62.50％)，但已高出NAFrA 6个百分点。同时从1980到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虽然在1980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均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03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NAFTA，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包括欧盟15国和NAFrA在内的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东亚区域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时代，东亚各国(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而在东亚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势有所变化。下表1显示的是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矩阵。贸易结合度反映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贸易结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出口额)／(B国进口额，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比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越紧密。

从横向来看，在2002年，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而且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度绝大多数都大于1。从纵向来看，从1991年到2002年，东亚国家区域内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出现显著上升，而东亚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却普遍下降。这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迅速发展。

2.东亚区域内产业内贸易的崛起

区域内贸易又可以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过去的以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以比较优势产业转移为主的，因而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产业内贸易也开始慢慢地崛起。产业内贸易可以由中间品贸易来反映，而中间品贸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贸易来衡量。下表2和表3给出了一些国家的零部件出口和进口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工业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从20.7％上升到25.4％，

进口份额从21.7％上升到24.5％。而东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增幅明显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长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对较发达的NAFTA、美国和欧盟也不及东亚。到2000年，东亚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份额都要大于NAFTA、美国和欧盟，说明当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相当，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而NAFTA、美国等其进出口份额差距均相差较大且进口份额小于出口份额，东亚则相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的零部件贸易相对比较活跃，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亚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步崛起。

3.东亚区域内产业间贸易仍占主导

东亚的贸易新模式中，虽然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原来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们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和由此引发的东亚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情况。

我们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产品的分类，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来考察东亚国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其计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表示某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出口额，X表示该国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这种现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第i类商品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该国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比例来衡量的。如果该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可以推断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下表4给出的是2000年东亚各国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我们看到日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行业，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行业，除新加坡外的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在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上表亦显示了虽然东亚雁行模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差异，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间贸易依然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东亚贸易模式中，与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从而东亚的贸易模式就从雁行模式发展成为“后雁行模式”，而此种“后雁行模式”表现为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东亚“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机理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除了东亚各经济体比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的投资一贸易关联机制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大幅扩张等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所谓分散化生产，是指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跨国公司将根据不同区位的优势配置各个生产环节，从而促进了不同区位间的联系。分散化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2)模块化推动了产品生产的垂直分离，东亚发展中国家因而获得了参与贸易的机会。模块化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界面)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目前rr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点。据资料显示，办公设备部件(37.5％)、通信设备部件(27.7％)、开关设备(12.7％)、电器部件(6.7％)四种产品占东亚中间品区域内贸易的八成以上，这四种中间品大部分属于IT产业产品。这样生产厂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术也可以进入某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品牌厂商退出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而专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营销活动。这为东亚企业以OEM和ODM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美国EMS企业进入东亚设立全球性供应据点创造了机会，模块化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

(3)跨国公司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资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如今，跨国公司尤其来自东亚内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主体，而且是区域内贸易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的战略中，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块化生产的出现，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利益出发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石户和深尾等人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亚“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内部的贸易流向中，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占主导地位。这种区域内贸易结构的非均衡也就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

首先，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是小额赤字；然而从区内各经济体来看，东亚的进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内，出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外。区域内贸易逆差国主要靠对区域外(主要是美国)贸易顺差平衡，因此东亚地区保持了区域内贸易逆差国通过对外部市场的顺差这种单向贸易流动来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其次，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区域内依赖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间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过2／3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其中出口比重为64.9％，进口比重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则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进口比重为61.9％，而出口比重仅为38.8％。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地区超过60％的最终产品出口是依赖于区域外市场的。

篇3

摘要：在简单介绍国际贸易融资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其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融资是商业银行最为常见的传统信贷品种之一，它与国际贸易、国际结算紧密相连。国际贸易融资是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贷款。一方面，它收益率高，利润丰厚，具有综合性效益，是现代银行有效运用资金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增强了在谈判中的优势，使之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发展国际贸易；同时，它也是国家贸易政策的组成部分，是鼓励出口的积极手段之一，不仅可以调节进出口结构，而且对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尤其在这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国际贸易融资的合理发展运用，将对企业对银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普遍开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繁荣和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而得到很大发展。据统计，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是1978年的85倍多，已经稳居世界第三位。据海关总署统计，2001至2006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9%，2007年增长23.8%，其中出口增长27.2%，进口增长20%，全年实现贸易规模1.76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得企业对银行融资需求增加，为银行发展贸易融资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从整体上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仍然较慢，从国际贸易融资额仅占银行贷款余额3%的比例中就可看出端倪，对应地贸易融资的收入在银行的总收入中也是微乎其微，而国外的一些银行该项业务已占到收入的四至八成。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授信规模核定随意性强，标准不一

各家银行在核定国际贸易融资授信规模标准上有较大区别，有的银行将国际贸易融资视同流动资金贷款处理，有的银行则根据融资品种的不同放大一定的倍数，融资政策的制订多是根据自身对国际贸易融资的理解，缺乏深入、科学的研究。在对国际贸易融资的认识和风险控制上，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有明显区别，如对打包贷款这一传统业务，外资银行在操作流程和手续上要简化得多，他们更①本文作者：赵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07级硕士研究生注重通过控制贸易全程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而不是过分关注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相对而言，国内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流程设计相对不够科学，手续烦琐，可操作性不强。

2企业申请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存在担保难问题

一方面企业在找第三方担保时，会顾虑对方将来会要求自己提供担保，进而产生其难以控制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申请国际贸易融资的企业为贸易公司，缺乏银行认可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等，生产型出口企业的机器设备虽能用于抵押，但抵押率低，而且费用高、手续烦琐、时效性差，不符合国际贸易融资方便快捷的特点；第三，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不熟悉，对各种金融工具不能合理运用。在银行产品不断更新、新的国际贸易融资名词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适合本企业业务特点的业务产品，对各类融资产品无法灵活运用。

3风险控制手段落后

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所涉及的风险有客户风险、国家风险、国外行风险、国际市场风险和内部操作风险。这些风险的管理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将银行相关部门之间、分支行之间高效有机地联系起来。而目前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国际业务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方面一直沿用的是分散的经营模式，外汇业务处理系统较为落后，国际结算与外汇信贷、外汇信贷与会计独自运行，缺乏网络资源的共享和统一协调的管理，以致无法达到共享资源、监控风险、相互制约的目的。

4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方式简单，新产品开发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基本仍维持传统融资方式，即以信用证结算与融资相结合的方式为主，而较为复杂的业务如保理业务、福费廷业务则开展有限。随着银行业务国际化和我国加入WTO，国内银行在科技和管理水平、金融服务及经营方式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差距日益显现，据统计外资银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已经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40%左右。近年来，根据市场的需要，各家银行也在不断推出新的融资产品，但因对业务理解的差异，在业务操作上各有不同，缺乏对各种融资形式严格统一的标准，更缺少对各项业务相对比较规范、明细的统计资料。

5国际贸易融资的对象过于集中

受传统授信业务理念影响，国内银行融资业务对象集中于优质大中型企业。目前，各大银行对优质大企业客户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已经逐渐趋向饱和。而近些年来我国中小外贸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60%左右由中小企业实现，在从事跨国投资和经营的3万多户我国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到80%以上，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以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对商业银行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对策建议：

（1）实行适应国际贸易融资特点的授信规模控制方法。

国际贸易融资的客户评价标准应有别于对流动资金贷款客户的评价标准。评价时更多地根据客户以前在海关、银行、外汇局、工商、税务等办理业务的记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客户的财务报表反映的经营业绩和整体实力。银行应着手开发建立国际贸易融资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为客户建立详尽的业务档案，通过业务了解客户及客户的交易对手，分析其实际履约能力，为国际贸易融资授信提供依据。根据不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不同的判别标准。不同种类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所涉及的风险，及该业务所能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质押要求都有区别，银行所承担的业务风险也因此有很大不同，银行应根据不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制订相应的产品标准及对客户的授信标准。

（2）采取适应国际贸易融资特点的担保方式，丰富业务内涵。

首先，针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创新思维，制订操作性强的担保方案。可由企业联保或提供个人担保，或开展与社会信用担保机构的合作，对有条件提供抵质押的企业，可采取动产等质押、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等融资担保方式。其次，充分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进口国的国家风险。第三，积极鼓励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险。第四，加强对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使其了解银行的贸易融资产品理解各类产品的特点和实质，适时向企业推介合适的业务品种，发挥理财顾问的作用。

（3）建立科学的贸易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

建立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风险，是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提条件之一。如确定融资条件和标准，建立风险指标监督体系，使用外汇交易以保值或降低风险；完善分层授权设置、加强密码管理;严格审查真实贸易背景、认真按照操作规程和审批程序处理；定期与客户进行沟通，追踪业务状况；成立信用审批中心和贸易融资业务部门，集中商业银行内部有限的信贷业务专家，成立独立的信用审批中心，以评估客户的信用；集中目标结算和贸易融资人才资源，成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部门以专业处理贸易融资业务及其可能形成的业务风险，利用人才优势事前防范和事后化解各种业务风险。

（4）更新观念，积极创新国际贸易融资产品。

首先，应在传统的国际结算业务，如L/C、托收、信用证等业务的基础上，根据对国际市场的分析，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如保理、福费廷等新业务在我国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当前应适当引导客户对贸易融资的产品需求，逐步推出国内保理、福费廷、票据贴现等有市场前景的业务品种。其次，国际贸易融资的产品设计要与贸易链有机结合，从贸易环节出发设计产品，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在采购和销售中的融资需求。再次，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做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将传统方式与新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结合起来，使国际贸易融资服务“增值”。亦可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包括定单融资，动产质押开证、进出口保理、全球互联网托收、网上开证等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品，解决客户在不同的贸易环节中的个性化需求，利用科技平台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增值服务。

（5）依托全方位多系列的产品，培育多元化的贸易融资客户。

篇4

西非的烟草栽培业大约始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引进的，他们也因为引进了玉米、豆类、甘薯、烟草，以及其他多种美洲农作物而改造了非洲农业。1590至1610年间，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将烟草带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把石头被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从印度到锡兰、从伊朗到中亚、从日本到朝鲜、从中国到西伯利亚、从爪哇到马来西亚和新几内亚。1620年时，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不过，当时烟草还没有成为普及化的消费品，因为价格依然昂贵，一直要到殖民地烟草产量扩充（这是包括瑞典这种小国在内的殖民列强共同的目标）以后才降价。那时烟草产量最大的殖民地是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而且还生产过剩。17世纪20年代初期，烟草的计价方式是每磅若干先令，到了17世纪70年代晚期，则掉到每磅1便士（1先令相当于12便士）以下。同一时期外销英国的烟草平均重量，则从每年将近30吨，增加至9000多吨。

运到英国的烟草大都还会再外销至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率先大量消费烟草的欧洲人，例如1670年荷兰人的烟草平均消费量是每人1磅半，英国人则是1磅多一点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是17世纪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两大重镇，阿姆斯特丹又比伦敦更前进、更积极，本身的转口贸易也很活络，许多大企业商还把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烟草，与比较廉价的荷兰烟草（长在内陆省份的施肥砂质土壤里）混在一起，再把混合成品运往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以及由荷兰烟草进口商独占（这点令英国人恨之入骨）的其他市场。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以后，参与作战的西班牙、英国及荷兰士兵又将烟草引进讲德语的中欧地区，接着再传入北欧、东欧和南欧。除了士兵以外，水手、商人、外交使节、学生、移民、佣工、难民、旅客也都是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先锋队。军中充满了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经常移防的士兵也将新的瘾品及其使用方法带到他们前往打仗的国家，又将他们从异国学来的瘾品知识带回家乡。追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投入“三十年战争”的军队，曾把吸烟的习惯带到斯堪的纳维亚内陆（沿海地区的人早已从英国与荷兰水手那儿学会吸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的士兵，在美国带动了抽雪茄的风潮，打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军人则在英国掀起了吸烟热，从土耳其战场学会抽印度大麻的希腊士兵，在解甲归乡之后，亦于20世纪20年代将此风气传遍希腊，越南战争期间开始吸食海洛因的美国逃兵，则在1972年将海洛因带进阿姆斯特丹。

不论吸烟风气是由军队还是其他媒介促成，烟草于17世纪征服欧亚两洲这件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烟草消费者横跨所有社会阶层，大家不分贵贱、不论正邪，一律都能享受烟草带来的，至于是用牙齿嚼、嘴巴吸还是鼻子嗅，则因阶级、性别、地方习俗而异。第二，政府与教会当局起先都强烈（有时态度十分粗暴）地反对国人使用烟草，后来这种限制也一一被克服。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就曾痛斥烟草是“地狱草”，不准老百姓使用。比较极权的王朝还会行使残酷的刑罚，例如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笞与放逐，嗅烟草的人会被割鼻子；中国的处罚方式是将吸烟者的脑袋钉在尖木桩上；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统治时期的土耳其是把烟斗杆吸烟者的鼻子里，穆拉德四世（Murad iV）则下令将他们凌虐至死；在弥撒期间吸烟的神职人员（有位神父曾在闻过烟草之后将圣餐吐了出来），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不厌其烦地指责烟草让他们口腔发臭、牙齿发黄、衣服变脏、流出黄黄的鼻涕、吐出浓浓的黄痰，还说吸烟可能引起火灾，对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环境造成致命危险。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V. G. Kiernan）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8世纪期间欧洲烟草消耗量（以每人吸多少磅来计算）并没有增长，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欧洲本土地下工厂制造的产品，以及未经申报的美国进口货（两者相加可能占总消耗量的1/3），因此容易形成误导。另外，18世纪鼻烟大为流行，也可以解释烟草消费何以呈现停滞现象，因为每磅烟草所能制造的鼻烟数量要比口吸烟来得多，换句话说，18世纪欧洲人消耗的尼古丁并没有减少，而是使用效率（或是违法使用的情况）增加了。

19世纪期间，吸烟再度风行于欧洲，首开风气的人则是一群浪漫主义者、狂放艺术家、军人，以及纨绔子弟。到了19世纪50年代，虽然鼻烟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岛，但是烟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成长。20世纪上半叶，香烟更是击败所有竞争者，变成欧洲、美国、土耳其、中国及其他地区共同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语言或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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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国际分工格局；比较优势；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1-0061-06

一、引言

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差额的统计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和争议，但是中美贸易失衡近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Feenstra等(1998)认为，产业转移和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海闻等（2000）认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源于两国国际贸易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石磊等（2004）认为，中美两国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以及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恰恰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沈国兵（2005）在其研究中对1995―2003年中美贸易差额的数据进行统计调整，并考虑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口和服务贸易因素，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逆差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已非常接近。不难发现，学术界对于中美贸易失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贸易逆差的规模上，对于失衡原因的探讨也主要局限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笔者认为，只有把中美贸易失衡放到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下去考察，探究其深层次原因，方可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将尝试在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分析。

二、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

中美贸易格局的形成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分工的发展史进行简要回顾。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形成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直至今日，垂直型分工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42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在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远在发展中国家之上。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微乎其微。世界贸易组织200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服务贸易总额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上都有比较大的顺差，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逆差的状态。总体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少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部门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制造业方面拥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商品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大于服务贸易。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正在由以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制造业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为主的格局逐渐向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而且这一变化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有继续强化的趋势。我们在考察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时，必须考虑这一重要的经济背景。

（二）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最早由Deardorff(1980)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Hindley等(1984)对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将对新国际分工格局下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做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

假设两国经济中均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C）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美国（U）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可跨国界流动，劳动则不可。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生产者服务，如管理咨询、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它们也是生产的中间投入要素。生产者服务和一般商品一样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条件下，美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JY](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美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中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1)式给出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中美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HT7]X)[HT7]U＜(r/P[HT7]X)[HT7]C（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JY](2)

(r/P[HT7]Y)[HT7]U＜(r/P[HT7]Y)[HT7]C[JY](3)

其实，(2)式、(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美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中美双方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美国在资本K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商品X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美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商品Y。这可能稍有些费解。这里的资本包括生产者服务，因此，将(2)式、(3)式理解为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相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就豁然开朗了。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科技强国，资金实力雄厚。高度发达的教育和自由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要素极为富裕，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总额的40%左右。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实力严重不足。由于现代服务业大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因此决定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人力资本要素。美国拥有上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在服务贸易上如果说有比较优势，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少数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如工程承包、远洋运输等）。因此，若中美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美国相对中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美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中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中国则没有这般幸运，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美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三、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中美贸易平衡的理论可能性

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必然是同时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因而，对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探讨应该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笔者参照Melvin(1989)的相关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中美两个国家（分别用C和U表示）、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中美两国分工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模型的基本假设同上所述。另外，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一国资本要素，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者服务出口到他国以参与他国的生产，即为服务贸易的发生。

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美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美双方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美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美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HT7]UT′[HT7]U、T[HT7]CT′[HT7]C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美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中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美国在QU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HT7]UB单位Y商品，进口BC[HT7]U单位X商品，并在C[HT7]U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HT7]UBC[HT7]U。同时，中国在Q[HT7]C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HT7]C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美国相同。中美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美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美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中国以为中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美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美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美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HT7]K从Q[HT7]U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美国从中国获得DC[HT7]U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HT7]U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中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HT7]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HT7]C点消费。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美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r/P[HT7]Y)[HT7]U＜(r/P[HT7]Y)[HT7]C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资本要素，同时进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资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们这里进一步假定商品Y和资本要素K是可贸易的，同时商品X不可贸易。如图1所示，美国将一定量的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以用于中国的国内生产，由于美国国内资本要素随之减少，故其生产点沿着罗勃津斯基线R[HT7]K[ZW（]随着一国国内某种生产要素的改变，其生产可能性曲线亦随之外展或内缩，但向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移动的幅度更大。相对价格线与不断变化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的轨迹即为罗勃津斯基线（R线），最早由Robert A. Mundell提出，详见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7 (Jun., 1957), pp. 321-335。[ZW）]向下移动至G点，作为回报，美国获得C[HT7]UG单位的商品Y，从而消费在C[HT7]U点得到满足。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X商品和Y商品，并将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美国以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消费均衡亦在C[HT7]C点得以实现。两国贸易均衡再次实现。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美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美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中国受制于要素禀赋因素，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美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美方先行选择的掣肘，现实中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处处设限可为证明。

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中美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若只单纯考虑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事实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均未涵盖服务贸易），美国自然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商品贸易的逆差可能只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在理论上，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四、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及进一步思考

上文分析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在对华商品贸易中若持有逆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中国对美商品贸易若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中美贸易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调查局的报告，在跨境服务贸易中，自2000年开始，美国对华顺差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2005年扩大到了25.73亿美元。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大量的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漏登，缩小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规模，从而也就间接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Fung,et al,1998，2003）。但是不难发现，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远超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规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贸易没有如理论预想的那样实现总体平衡呢？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家之说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造成的贸易扭曲、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的贸易转移以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等无疑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综合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服务贸易项目和商品贸易项目的不平衡。而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中国自加入WTO以后，即按照入世关税减让承诺进行降税，至2007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关税水平已低至3%左右。中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开展合作，两国商品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后，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其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就中美两国来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短期内难以取得更大的突破。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交往中，以高额的贸易逆差为理由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但是，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承诺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在入世议定书中，中国针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做出承诺的比例达55%，仅次于发达经济体的承诺比例（64%），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承诺水平（16%）。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总的来说已经十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经陆续开放。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国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是不现实的，也是有悖于贸易互惠原则的。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中美两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急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更多顺差的愿望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但是，也不能据此断定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无法大幅降低。如果美国真的有意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根据上文的模型分析，美国只需减少在商品出口上的人为限制，消除贸易扭曲，利用其在商品Y上的比较优势增加对华出口即可。至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善其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虽然不能完全

视为缘木求鱼，但根据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断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结 语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学界对其原因进行了多种解释，如两国储蓄率的差异、贸易统计体系的不同、相对价格扭曲问题以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导致的产业转移等。这些因素都从某个角度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给出了解释和说明，但仍难免使人有种意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如把中美贸易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剖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双边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即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失衡。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相对较高的承诺水平，中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更无法达到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但是，在目前的商品贸易框架内，美国如果放开对高科技等产品出口的限制，则可以通过增加商品出口来减少其对华贸易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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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T5BZ](1.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JZ]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WT5HZ]Abstract: [WT5B1]An analysis 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SinoUS trade imbalance consist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mpinges on the asymmetry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and goods. Allowing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 and the commitment China has made for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will not be extinguished for a long time.

[WT5HZ]Keywords: [WT5B1]SinoU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de in service.[WT][JY]（责任编辑 彭 江）[HJ]

[HS2][CDH02344]

[HT5”H]（上接第17页）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ce[JZ)]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1990―2006

CHENG Danrun1 LI Jing2

(1.Au Hui′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Academy,Hefei 230001;

[JZ]2.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undesirable outputs has tremendous effect 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which is calculate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accurate and incomplete. This paper deal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on the basis of SBM model. Then, it analyzes the regional ecoefficiency conditions,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l rules in China with this model.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the mean ecoefficiency decreases obviously a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ariabl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model; the midwestern area has greater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western area is in a dilemma either to develop economy or to protect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