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形式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世界贸易形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2010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恢复性增长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上半年出现了近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全面衰退。但随着各国经济政策的落实及政策效果的显现，自下半年起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消费和投资开始缓慢恢复，经济下滑速度放缓并逐步走稳，致使全年全球经济下跌速度低于预期。据201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估计，2009年全球经济整体下滑0.6％(见表1)，明显好于之前预测的－1.3％和－1.1％。鉴于世界经济最脆弱的时期已经过去，主要国家资本市场逐步回稳、制造业生产开始恢复、进出口贸易已显著上升，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恢复洼增长，经济增长率有望反弹至4.2％。

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全球需求减少、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贸易融资减少，以原油为首的原材料价格下跌，相关产品的贸易额明显下降，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额跌幅达23％，总额跌至12.15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和价格因素，世界贸易下降12.2％，为7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国下降13.9％，欧盟下降14.8％，日本下降24.9％，均高于世界平均降幅。进入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主要国家贸易开始增长。第一季度，日本、巴西、中国、韩国、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的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分别增长48.2％、25.8％、28.7％、36.2％、20.2％、16.9％和82.7％；进口增长率分别为22.5％、36％、64.7％、37.3％、21.4％、12.0％和17.7％。今年以来，货物贸易增长较多的产品是矿产品和机电产品。WTO预计，2010年世界贸易将增长9.5％。其中，发达国家的出口预计增长7.5％，世界其余国家的出口预计增长约11％。但世界贸易总额难以回到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对外国直接投资(FDI)造成冲击，投资规模大幅度下挫。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下降39％。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投资继续大幅下挫41％。流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也分别下降了35％和39％。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70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57％。从2008年中起，全球范围内爆发了跨国公司总部的撤资潮。受金融市场萎缩和现金短缺的影响，作为FDI增长“发动机”的跨国并购大幅减少。2009年上半年，全球1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并购案只有40宗，不到2008年同期数据的1/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认为，随着投资环境和自身经营状况不断改善，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10年可能出现温和反弹，2011年将增长强劲。在国际资本的地区流向上，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将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农业、服务行业、采矿业等会是未来投资的重点，而制造业方面恢复的速度相对稍慢。

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世界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世界经济恢复明显好于预期，但鉴于此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全球经济结构矛盾的总爆发，有很多内在深层次原因和矛盾短期内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充满坎坷。

1、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救市行动。随着世界经济逐渐企稳，宏观政策走向成为2010年关注焦点。2010年全球经济恢复的步调和规模，很有可能取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退出节奏。对美国和欧元区来说，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还没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机构还存在亏损；经济尽管回升，但也没有完全走上强劲持续复苏的道路，特别是失业率依然很高，贸然退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二次衰退风险。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退出战略实施得过早，即在私人消费和投资尚未能有效成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前实施退出，经济复苏将可能因此而夭折。但若退出战略过晚实施，庞大的货币供应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并出现新的资产泡沫。预计短期内，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极低。对一些经济恢复情况依然不理想的国家，比如英国、俄罗斯和日本等，还可能进一步采取刺激政策，未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将日趋分化。

2、不断加大的财政负担。对应对金融危机，各主要国家不断加大力度的政府财政安排，已使得政府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水涨船高。据《经济学人》“全球政府债务钟”，实时获悉的全球公债情况。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巳突破36万亿美元，预计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元区都是负债状况严重的国家，这些经济体的负债率均已达到历史高位。其中，2010年美国政府赤字已达到创纪录的1.56万亿美元，占GDP的10％左右，这是自二战以来的最高比例。目前欧元区政府赤字均已超过占GDP3％的参考“警戒线”。2010年，法国预算赤字将占GDP的8.2％；德国将占GDP的5.5‰欧元区总体赤字可能会超过GDP的7％，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问题。日本政府总额债务将升至占其GDP的229％，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全球性赤字高企，伴随的正是全球性债务的高涨。在经济复苏脆弱的形势下，各国推出的削减赤字计划，面临诸多障碍与风险，各国试图在“保增长”、“保就业”与“削赤字”三者之间取得平衡，显得困难重重。

3、就业全面恢复仍需时间。金融危机给各国就业形势蒙上巨大阴影，2009年全球就业形势日趋恶化。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经济开始复苏后，通常还需要4年到5年的时间失业率才能逐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预计，2010～2011两年时间内，经济复苏不会有效降低发达国家的失业率。2011年，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将保持约9％的水平。政府仍然需要实施刺激经济计划及其他政策，来弥补私营部门就业增长缓慢的问题。尽管2010年就业人数将有所增长，但新增工作岗位无法为不断壮大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失业率得不到有效降低。2009年，发达国家失业率为8舟‰预计2010年美国失业率很难降至9％以下。

4、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需求大幅萎缩，国际贸易出现严重下滑，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扩大内需受阻的情况下，纷纷提出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甚至

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千方百计争夺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竞争激烈。为促进本国经济尽早复苏，各主要经济体自顾性会进一步增强，将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持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领域依旧存在，且有将保护主义手段延伸至更多领域，如汇率、知识产权以及低碳与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可能。从历史上危机过后的经验来看，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等措施出台，即使这些措施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延续，因此，即使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世界自由贸易的繁荣依然任重道远。

5、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受世界经济并未彻底走出衰退、消费乏力、资本市场仍旧动荡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好转，2010年通胀出现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重新踏上高速增长之路，对原油、黄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急剧增加。此外，随着新的监管措施的出台，金融创新将受到严格审核，而且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还会继续，因此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机会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市场投机力量只能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寻找机会，从而推高价格，并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投机泡沫。另外，为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各国暂时不会大规模采取退出政策，一些经济恢复缓慢的国家甚至还可能加码宏观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因此全球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因救市而产生的巨额债务问题凸显，由于这些国家的债务基本采用本币计价，在发行新债、增加税收或出售资产都不能解决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可能会通过印钞的形式还债，这将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前景

美国：尽管美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强劲增长5.9％，创下6年来的最高季度增长水平，但由于前两季度的严重衰退，2009年美国经济依旧下降2.4％，是1946年以来表现最糟的一年。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出口扩大、民间库存投资恢复、企业固定投资增加是第四季度美国GDP增长的主因。而这一态势已延续到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为3.2％，连续第三个季度保持增长。个人消费正在取代个人投资，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是2007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进一步证明美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徘徊在10％左右的失业率依然是美国经济的隐忧，因此美国经济复苏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脆弱的，美联储仍需维持低利率来支持经济。自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目前仍然重申其将在“更长时期内”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

欧元区：在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下，在库存增加和出口增长的带动下，2009年第三、四季度，欧元区GDP环比止跌回稳，但全年经济增长仍然是下降3.9％。进入2010年，受德国和法国经济增长及出口订单推动，欧元区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2月的54.2增至56.6，为40个月来最高水平，表明产出有所扩张。今年一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0.2％的微弱增长，经济状况好于预期。但欧元区的就业数据远非乐观：欧元区2月失业率由1月的9.9％增至10.0％，这是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西班牙为19％，法国为10.1％，意味着欧元区企业仍面临疲弱需求，复苏强度仍不足以抑制企业裁员。希腊债务危机加重欧元区经济恢复的难度，加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爱尔兰的财政状况同样艰难，因此希腊援助计划不会结束欧元区的忧虑形势。在宏观经济与结构相对疲软的环境下，大规模财政危机已经伤及欧洲国家信用可靠度，欧洲的国家财政问题随时可能蔓延到希腊以外的地区。在希腊债务危机和欧元区经济疲弱复苏的双重压力之下，欧洲央行也难言加息。预计2010年欧元区整体GDP增速为1.2％，估计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另外，多年来欧元区各成员国不断增加财政支出等财政举措，最终将成为该地区的财政负担。随着各国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等相关方面支出的预期增长，中长期财政负担也越来越大，公共债务持续大幅增长将对欧元区经济增长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篇2

[关键词] 东亚　区域内贸易　后雁行模式　模块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2-0006-06

东亚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赤松要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纺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阵，故而给予了如此命名，这是雁行模式假说的最初表述。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山泽逸平的发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对“雁行模式”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传递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这样最终形成了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形成了东亚国家依次起飞和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终作为领头雁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条件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作为雁头的领飞与带动能力日趋衰弱；其次处于雁身位置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正不断进行经济赶超，产业不断实现升级，不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再次中国正和平崛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亚“雁行模式”的变迁

――“后雁行模式”

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被称为“后雁行模式”。所谓“后雁行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第二，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认为雁行模式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一起构成了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衡量及判断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又可以从区域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比率1980年仅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这一比率虽然低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2002年欧盟的域内贸易比率为62.50％)，但已高出NAFrA 6个百分点。同时从1980到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虽然在1980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均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03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NAFTA，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包括欧盟15国和NAFrA在内的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东亚区域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时代，东亚各国(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而在东亚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势有所变化。下表1显示的是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矩阵。贸易结合度反映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贸易结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出口额)／(B国进口额，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比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越紧密。

从横向来看，在2002年，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而且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度绝大多数都大于1。从纵向来看，从1991年到2002年，东亚国家区域内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出现显著上升，而东亚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却普遍下降。这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迅速发展。

2.东亚区域内产业内贸易的崛起

区域内贸易又可以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过去的以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以比较优势产业转移为主的，因而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产业内贸易也开始慢慢地崛起。产业内贸易可以由中间品贸易来反映，而中间品贸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贸易来衡量。下表2和表3给出了一些国家的零部件出口和进口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工业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从20.7％上升到25.4％，

进口份额从21.7％上升到24.5％。而东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增幅明显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长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对较发达的NAFTA、美国和欧盟也不及东亚。到2000年，东亚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份额都要大于NAFTA、美国和欧盟，说明当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相当，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而NAFTA、美国等其进出口份额差距均相差较大且进口份额小于出口份额，东亚则相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的零部件贸易相对比较活跃，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亚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步崛起。

3.东亚区域内产业间贸易仍占主导

东亚的贸易新模式中，虽然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原来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们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和由此引发的东亚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情况。

我们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产品的分类，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来考察东亚国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其计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表示某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出口额，X表示该国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这种现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第i类商品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该国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比例来衡量的。如果该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可以推断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下表4给出的是2000年东亚各国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我们看到日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行业，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行业，除新加坡外的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在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上表亦显示了虽然东亚雁行模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差异，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间贸易依然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东亚贸易模式中，与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从而东亚的贸易模式就从雁行模式发展成为“后雁行模式”，而此种“后雁行模式”表现为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东亚“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机理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除了东亚各经济体比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的投资一贸易关联机制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大幅扩张等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所谓分散化生产，是指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跨国公司将根据不同区位的优势配置各个生产环节，从而促进了不同区位间的联系。分散化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2)模块化推动了产品生产的垂直分离，东亚发展中国家因而获得了参与贸易的机会。模块化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界面)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目前rr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点。据资料显示，办公设备部件(37.5％)、通信设备部件(27.7％)、开关设备(12.7％)、电器部件(6.7％)四种产品占东亚中间品区域内贸易的八成以上，这四种中间品大部分属于IT产业产品。这样生产厂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术也可以进入某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品牌厂商退出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而专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营销活动。这为东亚企业以OEM和ODM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美国EMS企业进入东亚设立全球性供应据点创造了机会，模块化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

(3)跨国公司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资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如今，跨国公司尤其来自东亚内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主体，而且是区域内贸易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的战略中，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块化生产的出现，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利益出发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石户和深尾等人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亚“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内部的贸易流向中，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占主导地位。这种区域内贸易结构的非均衡也就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

首先，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是小额赤字；然而从区内各经济体来看，东亚的进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内，出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外。区域内贸易逆差国主要靠对区域外(主要是美国)贸易顺差平衡，因此东亚地区保持了区域内贸易逆差国通过对外部市场的顺差这种单向贸易流动来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其次，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区域内依赖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间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过2／3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其中出口比重为64.9％，进口比重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则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进口比重为61.9％，而出口比重仅为38.8％。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地区超过60％的最终产品出口是依赖于区域外市场的。

篇3

摘要：在简单介绍国际贸易融资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其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融资是商业银行最为常见的传统信贷品种之一，它与国际贸易、国际结算紧密相连。国际贸易融资是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贷款。一方面，它收益率高，利润丰厚，具有综合性效益，是现代银行有效运用资金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增强了在谈判中的优势，使之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发展国际贸易；同时，它也是国家贸易政策的组成部分，是鼓励出口的积极手段之一，不仅可以调节进出口结构，而且对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尤其在这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国际贸易融资的合理发展运用，将对企业对银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普遍开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繁荣和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而得到很大发展。据统计，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是1978年的85倍多，已经稳居世界第三位。据海关总署统计，2001至2006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9%，2007年增长23.8%，其中出口增长27.2%，进口增长20%，全年实现贸易规模1.76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得企业对银行融资需求增加，为银行发展贸易融资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从整体上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仍然较慢，从国际贸易融资额仅占银行贷款余额3%的比例中就可看出端倪，对应地贸易融资的收入在银行的总收入中也是微乎其微，而国外的一些银行该项业务已占到收入的四至八成。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授信规模核定随意性强，标准不一

各家银行在核定国际贸易融资授信规模标准上有较大区别，有的银行将国际贸易融资视同流动资金贷款处理，有的银行则根据融资品种的不同放大一定的倍数，融资政策的制订多是根据自身对国际贸易融资的理解，缺乏深入、科学的研究。在对国际贸易融资的认识和风险控制上，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有明显区别，如对打包贷款这一传统业务，外资银行在操作流程和手续上要简化得多，他们更①本文作者：赵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07级硕士研究生注重通过控制贸易全程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而不是过分关注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相对而言，国内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流程设计相对不够科学，手续烦琐，可操作性不强。

2企业申请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存在担保难问题

一方面企业在找第三方担保时，会顾虑对方将来会要求自己提供担保，进而产生其难以控制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申请国际贸易融资的企业为贸易公司，缺乏银行认可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等，生产型出口企业的机器设备虽能用于抵押，但抵押率低，而且费用高、手续烦琐、时效性差，不符合国际贸易融资方便快捷的特点；第三，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不熟悉，对各种金融工具不能合理运用。在银行产品不断更新、新的国际贸易融资名词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适合本企业业务特点的业务产品，对各类融资产品无法灵活运用。

3风险控制手段落后

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所涉及的风险有客户风险、国家风险、国外行风险、国际市场风险和内部操作风险。这些风险的管理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将银行相关部门之间、分支行之间高效有机地联系起来。而目前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国际业务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方面一直沿用的是分散的经营模式，外汇业务处理系统较为落后，国际结算与外汇信贷、外汇信贷与会计独自运行，缺乏网络资源的共享和统一协调的管理，以致无法达到共享资源、监控风险、相互制约的目的。

4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方式简单，新产品开发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基本仍维持传统融资方式，即以信用证结算与融资相结合的方式为主，而较为复杂的业务如保理业务、福费廷业务则开展有限。随着银行业务国际化和我国加入WTO，国内银行在科技和管理水平、金融服务及经营方式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差距日益显现，据统计外资银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已经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40%左右。近年来，根据市场的需要，各家银行也在不断推出新的融资产品，但因对业务理解的差异，在业务操作上各有不同，缺乏对各种融资形式严格统一的标准，更缺少对各项业务相对比较规范、明细的统计资料。

5国际贸易融资的对象过于集中

受传统授信业务理念影响，国内银行融资业务对象集中于优质大中型企业。目前，各大银行对优质大企业客户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已经逐渐趋向饱和。而近些年来我国中小外贸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60%左右由中小企业实现，在从事跨国投资和经营的3万多户我国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到80%以上，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以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对商业银行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对策建议：

（1）实行适应国际贸易融资特点的授信规模控制方法。

国际贸易融资的客户评价标准应有别于对流动资金贷款客户的评价标准。评价时更多地根据客户以前在海关、银行、外汇局、工商、税务等办理业务的记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客户的财务报表反映的经营业绩和整体实力。银行应着手开发建立国际贸易融资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为客户建立详尽的业务档案，通过业务了解客户及客户的交易对手，分析其实际履约能力，为国际贸易融资授信提供依据。根据不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不同的判别标准。不同种类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所涉及的风险，及该业务所能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质押要求都有区别，银行所承担的业务风险也因此有很大不同，银行应根据不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制订相应的产品标准及对客户的授信标准。

（2）采取适应国际贸易融资特点的担保方式，丰富业务内涵。

首先，针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创新思维，制订操作性强的担保方案。可由企业联保或提供个人担保，或开展与社会信用担保机构的合作，对有条件提供抵质押的企业，可采取动产等质押、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等融资担保方式。其次，充分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进口国的国家风险。第三，积极鼓励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险。第四，加强对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使其了解银行的贸易融资产品理解各类产品的特点和实质，适时向企业推介合适的业务品种，发挥理财顾问的作用。

（3）建立科学的贸易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

建立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风险，是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提条件之一。如确定融资条件和标准，建立风险指标监督体系，使用外汇交易以保值或降低风险；完善分层授权设置、加强密码管理;严格审查真实贸易背景、认真按照操作规程和审批程序处理；定期与客户进行沟通，追踪业务状况；成立信用审批中心和贸易融资业务部门，集中商业银行内部有限的信贷业务专家，成立独立的信用审批中心，以评估客户的信用；集中目标结算和贸易融资人才资源，成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部门以专业处理贸易融资业务及其可能形成的业务风险，利用人才优势事前防范和事后化解各种业务风险。

（4）更新观念，积极创新国际贸易融资产品。

首先，应在传统的国际结算业务，如L/C、托收、信用证等业务的基础上，根据对国际市场的分析，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如保理、福费廷等新业务在我国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当前应适当引导客户对贸易融资的产品需求，逐步推出国内保理、福费廷、票据贴现等有市场前景的业务品种。其次，国际贸易融资的产品设计要与贸易链有机结合，从贸易环节出发设计产品，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在采购和销售中的融资需求。再次，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做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将传统方式与新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结合起来，使国际贸易融资服务“增值”。亦可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包括定单融资，动产质押开证、进出口保理、全球互联网托收、网上开证等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品，解决客户在不同的贸易环节中的个性化需求，利用科技平台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增值服务。

（5）依托全方位多系列的产品，培育多元化的贸易融资客户。

篇4

西非的烟草栽培业大约始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引进的，他们也因为引进了玉米、豆类、甘薯、烟草，以及其他多种美洲农作物而改造了非洲农业。1590至1610年间，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将烟草带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把石头被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从印度到锡兰、从伊朗到中亚、从日本到朝鲜、从中国到西伯利亚、从爪哇到马来西亚和新几内亚。1620年时，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不过，当时烟草还没有成为普及化的消费品，因为价格依然昂贵，一直要到殖民地烟草产量扩充（这是包括瑞典这种小国在内的殖民列强共同的目标）以后才降价。那时烟草产量最大的殖民地是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而且还生产过剩。17世纪20年代初期，烟草的计价方式是每磅若干先令，到了17世纪70年代晚期，则掉到每磅1便士（1先令相当于12便士）以下。同一时期外销英国的烟草平均重量，则从每年将近30吨，增加至9000多吨。

运到英国的烟草大都还会再外销至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率先大量消费烟草的欧洲人，例如1670年荷兰人的烟草平均消费量是每人1磅半，英国人则是1磅多一点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是17世纪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两大重镇，阿姆斯特丹又比伦敦更前进、更积极，本身的转口贸易也很活络，许多大企业商还把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烟草，与比较廉价的荷兰烟草（长在内陆省份的施肥砂质土壤里）混在一起，再把混合成品运往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以及由荷兰烟草进口商独占（这点令英国人恨之入骨）的其他市场。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以后，参与作战的西班牙、英国及荷兰士兵又将烟草引进讲德语的中欧地区，接着再传入北欧、东欧和南欧。除了士兵以外，水手、商人、外交使节、学生、移民、佣工、难民、旅客也都是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先锋队。军中充满了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经常移防的士兵也将新的瘾品及其使用方法带到他们前往打仗的国家，又将他们从异国学来的瘾品知识带回家乡。追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投入“三十年战争”的军队，曾把吸烟的习惯带到斯堪的纳维亚内陆（沿海地区的人早已从英国与荷兰水手那儿学会吸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的士兵，在美国带动了抽雪茄的风潮，打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军人则在英国掀起了吸烟热，从土耳其战场学会抽印度大麻的希腊士兵，在解甲归乡之后，亦于20世纪20年代将此风气传遍希腊，越南战争期间开始吸食海洛因的美国逃兵，则在1972年将海洛因带进阿姆斯特丹。

不论吸烟风气是由军队还是其他媒介促成，烟草于17世纪征服欧亚两洲这件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烟草消费者横跨所有社会阶层，大家不分贵贱、不论正邪，一律都能享受烟草带来的，至于是用牙齿嚼、嘴巴吸还是鼻子嗅，则因阶级、性别、地方习俗而异。第二，政府与教会当局起先都强烈（有时态度十分粗暴）地反对国人使用烟草，后来这种限制也一一被克服。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就曾痛斥烟草是“地狱草”，不准老百姓使用。比较极权的王朝还会行使残酷的刑罚，例如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笞与放逐，嗅烟草的人会被割鼻子；中国的处罚方式是将吸烟者的脑袋钉在尖木桩上；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统治时期的土耳其是把烟斗杆吸烟者的鼻子里，穆拉德四世（Murad iV）则下令将他们凌虐至死；在弥撒期间吸烟的神职人员（有位神父曾在闻过烟草之后将圣餐吐了出来），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不厌其烦地指责烟草让他们口腔发臭、牙齿发黄、衣服变脏、流出黄黄的鼻涕、吐出浓浓的黄痰，还说吸烟可能引起火灾，对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环境造成致命危险。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V. G. Kiernan）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8世纪期间欧洲烟草消耗量（以每人吸多少磅来计算）并没有增长，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欧洲本土地下工厂制造的产品，以及未经申报的美国进口货（两者相加可能占总消耗量的1/3），因此容易形成误导。另外，18世纪鼻烟大为流行，也可以解释烟草消费何以呈现停滞现象，因为每磅烟草所能制造的鼻烟数量要比口吸烟来得多，换句话说，18世纪欧洲人消耗的尼古丁并没有减少，而是使用效率（或是违法使用的情况）增加了。

19世纪期间，吸烟再度风行于欧洲，首开风气的人则是一群浪漫主义者、狂放艺术家、军人，以及纨绔子弟。到了19世纪50年代，虽然鼻烟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岛，但是烟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成长。20世纪上半叶，香烟更是击败所有竞争者，变成欧洲、美国、土耳其、中国及其他地区共同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语言或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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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国际分工格局；比较优势；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1-0061-06

一、引言

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差额的统计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和争议，但是中美贸易失衡近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Feenstra等(1998)认为，产业转移和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海闻等（2000）认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源于两国国际贸易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石磊等（2004）认为，中美两国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以及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恰恰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沈国兵（2005）在其研究中对1995―2003年中美贸易差额的数据进行统计调整，并考虑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口和服务贸易因素，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逆差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已非常接近。不难发现，学术界对于中美贸易失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贸易逆差的规模上，对于失衡原因的探讨也主要局限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笔者认为，只有把中美贸易失衡放到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下去考察，探究其深层次原因，方可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将尝试在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分析。

二、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

中美贸易格局的形成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分工的发展史进行简要回顾。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形成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直至今日，垂直型分工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42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在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远在发展中国家之上。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微乎其微。世界贸易组织200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服务贸易总额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上都有比较大的顺差，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逆差的状态。总体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少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部门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制造业方面拥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商品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大于服务贸易。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正在由以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制造业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为主的格局逐渐向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而且这一变化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有继续强化的趋势。我们在考察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时，必须考虑这一重要的经济背景。

（二）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最早由Deardorff(1980)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Hindley等(1984)对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将对新国际分工格局下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做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

假设两国经济中均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C）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美国（U）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可跨国界流动，劳动则不可。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生产者服务，如管理咨询、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它们也是生产的中间投入要素。生产者服务和一般商品一样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条件下，美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JY](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美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中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1)式给出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中美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HT7]X)[HT7]U＜(r/P[HT7]X)[HT7]C（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JY](2)

(r/P[HT7]Y)[HT7]U＜(r/P[HT7]Y)[HT7]C[JY](3)

其实，(2)式、(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美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中美双方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美国在资本K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商品X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美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商品Y。这可能稍有些费解。这里的资本包括生产者服务，因此，将(2)式、(3)式理解为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相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就豁然开朗了。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科技强国，资金实力雄厚。高度发达的教育和自由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要素极为富裕，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总额的40%左右。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实力严重不足。由于现代服务业大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因此决定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人力资本要素。美国拥有上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在服务贸易上如果说有比较优势，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少数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如工程承包、远洋运输等）。因此，若中美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美国相对中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美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中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中国则没有这般幸运，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美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三、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中美贸易平衡的理论可能性

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必然是同时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因而，对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探讨应该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笔者参照Melvin(1989)的相关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中美两个国家（分别用C和U表示）、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中美两国分工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模型的基本假设同上所述。另外，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一国资本要素，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者服务出口到他国以参与他国的生产，即为服务贸易的发生。

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美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美双方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美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美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HT7]UT′[HT7]U、T[HT7]CT′[HT7]C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美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中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美国在QU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HT7]UB单位Y商品，进口BC[HT7]U单位X商品，并在C[HT7]U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HT7]UBC[HT7]U。同时，中国在Q[HT7]C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HT7]C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美国相同。中美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美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美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中国以为中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美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美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美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HT7]K从Q[HT7]U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美国从中国获得DC[HT7]U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HT7]U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中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HT7]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HT7]C点消费。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美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r/P[HT7]Y)[HT7]U＜(r/P[HT7]Y)[HT7]C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资本要素，同时进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资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们这里进一步假定商品Y和资本要素K是可贸易的，同时商品X不可贸易。如图1所示，美国将一定量的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以用于中国的国内生产，由于美国国内资本要素随之减少，故其生产点沿着罗勃津斯基线R[HT7]K[ZW（]随着一国国内某种生产要素的改变，其生产可能性曲线亦随之外展或内缩，但向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移动的幅度更大。相对价格线与不断变化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的轨迹即为罗勃津斯基线（R线），最早由Robert A. Mundell提出，详见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7 (Jun., 1957), pp. 321-335。[ZW）]向下移动至G点，作为回报，美国获得C[HT7]UG单位的商品Y，从而消费在C[HT7]U点得到满足。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X商品和Y商品，并将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美国以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消费均衡亦在C[HT7]C点得以实现。两国贸易均衡再次实现。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美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美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中国受制于要素禀赋因素，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美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美方先行选择的掣肘，现实中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处处设限可为证明。

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中美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若只单纯考虑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事实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均未涵盖服务贸易），美国自然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商品贸易的逆差可能只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在理论上，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四、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及进一步思考

上文分析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在对华商品贸易中若持有逆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中国对美商品贸易若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中美贸易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调查局的报告，在跨境服务贸易中，自2000年开始，美国对华顺差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2005年扩大到了25.73亿美元。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大量的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漏登，缩小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规模，从而也就间接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Fung,et al,1998，2003）。但是不难发现，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远超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规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贸易没有如理论预想的那样实现总体平衡呢？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家之说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造成的贸易扭曲、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的贸易转移以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等无疑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综合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服务贸易项目和商品贸易项目的不平衡。而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中国自加入WTO以后，即按照入世关税减让承诺进行降税，至2007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关税水平已低至3%左右。中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开展合作，两国商品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后，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其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就中美两国来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短期内难以取得更大的突破。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交往中，以高额的贸易逆差为理由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但是，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承诺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在入世议定书中，中国针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做出承诺的比例达55%，仅次于发达经济体的承诺比例（64%），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承诺水平（16%）。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总的来说已经十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经陆续开放。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国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是不现实的，也是有悖于贸易互惠原则的。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中美两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急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更多顺差的愿望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但是，也不能据此断定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无法大幅降低。如果美国真的有意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根据上文的模型分析，美国只需减少在商品出口上的人为限制，消除贸易扭曲，利用其在商品Y上的比较优势增加对华出口即可。至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善其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虽然不能完全

视为缘木求鱼，但根据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断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结 语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学界对其原因进行了多种解释，如两国储蓄率的差异、贸易统计体系的不同、相对价格扭曲问题以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导致的产业转移等。这些因素都从某个角度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给出了解释和说明，但仍难免使人有种意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如把中美贸易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剖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双边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即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失衡。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相对较高的承诺水平，中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更无法达到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但是，在目前的商品贸易框架内，美国如果放开对高科技等产品出口的限制，则可以通过增加商品出口来减少其对华贸易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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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T5BZ](1.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JZ]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WT5HZ]Abstract: [WT5B1]An analysis 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SinoUS trade imbalance consist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mpinges on the asymmetry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and goods. Allowing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 and the commitment China has made for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will not be extinguished for a long time.

[WT5HZ]Keywords: [WT5B1]SinoU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de in service.[WT][JY]（责任编辑 彭 江）[HJ]

[HS2][CDH02344]

[HT5”H]（上接第17页）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ce[JZ)]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1990―2006

CHENG Danrun1 LI Jing2

(1.Au Hui′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Academy,Hefei 230001;

[JZ]2.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undesirable outputs has tremendous effect 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which is calculate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accurate and incomplete. This paper deal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on the basis of SBM model. Then, it analyzes the regional ecoefficiency conditions,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l rules in China with this model.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the mean ecoefficiency decreases obviously a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ariabl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model; the midwestern area has greater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western area is in a dilemma either to develop economy or to protect environment.

篇6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3日早盘两市大幅低开，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弹，维持绿盘震荡。

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预计他即将迎来一生中最惨烈的股票熊市，而这一预测还没有考虑贸易战的因素。

“因为债务的原因，下一个熊市将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们还遇到贸易战，那么情况将会比灾难还要糟糕，”今年75岁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长罗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极度地担心。我读了足够多的历史，经历了足够多的市场变化，所以知道贸易战通常都是灾难性的。”

罗杰斯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一场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最早本周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所谓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此同时，据《华 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特朗普实施大范围关税举措，中国将针对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业和州进行反击。

“你觉得中国会无动于衷？” 罗杰斯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买家，所以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将会反击的地方，因为这对特朗普先生的打击最严重。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边的那些人，才是中国必须要打击的。”

罗杰斯表示，在美国和欧洲股市接近历史高点之际，他正在关注俄罗斯、中国、日本甚至越南的投资机会。他说，他周三买进了短期的俄罗斯本币政府债券，原因是卢比稳定和高实际利率具有吸引力。他还投资了俄罗斯公司Qiwi Plc和Rosinter Restaurants Holding的股票。

篇7

1 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性失衡

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区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笔者将重点结合天津海关的相关数据资料,对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进行分析。根据天津海关2011年的相关资料,2011年11月天津口岸的贸易方式进出口总额为1749387万美元,其中一般贸易为1238233万美元,加工贸易为298820万美元,分别为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的第一、第二位贸易方式。2011年11月份,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中一般加工贸易占据首要位置,加工贸易次之,保税区相关的贸易方式较少,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进口的设备及物品极为有限,出口加工区进口的设备物品也十分有限。这说明,当前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中,明显存在贸易方式的结构性失衡。

在天津口岸2011年1-11月,一般加工贸易的比重为70%,明显高于居于第二位的加工贸易及其他贸易方式,并且其幅度较大,这说明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不均衡性十分明显。并且,进口贸易数额9198265万美元大于出口的8718899万美元,其主要原因在于进口贸易的一般贸易高于出口,在其他贸易方式份额较低的情况下,决定天津口岸的进口贸易高于出口,形成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一定程度失衡。

此外,结合天津海关的相关资料,笔者对天津口岸具体贸易方式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更全面了解其结构性问题。2011年1-11月天津海关加工贸易主要由三方面组成：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加工贸易进口设备,其金额分别为19279万美元、279541万美元和19万美元。进料加工贸易明显高于来料加工贸易,并且基本占据加工贸易的90%比重,而加工贸易进口设备的份额极低,基本不能够对加工贸易整体数值产生较大影响。这也就说明,在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具体贸易方式内部,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明显存在传统进料加工贸易比重偏高的问题,这也使得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及影响更大。

2 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结构性失衡问题逐渐提升

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整体结构存在一定的失衡问题,为更全面的了解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的内部结构情况,笔者将结合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方式的增长速度对比数据,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当前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的结构性问题。其数据内容如下。

第一,一般贸易方式的增长速度居中,但是表现为出口与进口的同时增长,但出口相对高于进口增速,这说明一般贸易方式作为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的主要部分,其地位不断提升。然而,相对于保税区贸易的增长速度,一般贸易的增速明显较低,这说明一般贸易与保税区贸易这类新型贸易方式相对增长能力相对有限。

第二,在加工贸易增长中,来料加工贸易处于负增长状态,进料加工贸易增速相对缓慢,但是进料加工贸易的极高比重最终使得其整体的加工贸易增长呈现正增长趋势。这说明加工贸易的内部结构增长速度差异明显,其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更加突出。

第三,在保税区贸易及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物品的贸易方式增速更快的同时,其增长根源均在于进口中此贸易方式的扩大,天津口岸的出口中此贸易方式无明显变化,这说明保税区及出口加工区的贸易方式作为较新颖的贸易方式在天津口岸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主要发展在进口贸易中,出口贸易中的影响较低,其在整体贸易方式结构中的影响不足。

第四,对比2011年11月与2011年10月的数据,可以看出天津口岸各贸易方式的增速并不稳定,一般贸易的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这说明一般贸易作为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的主要部分,其传统贸易方式的能力并不稳定且有所下降；加工贸易方式的能力逐渐提升,且年度和月度增长均相对稳定；保税区贸易方式的发展潜力最大,较之于2010年为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综合而言,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内部结构存在失衡,并且失衡情况逐渐增长,需要加以关注。

3 推动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的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天津口岸贸易方式中,占最高比重的一般贸易的市场能力逐渐呈现下降趋势,加工贸易和保税区贸易有着较大的潜力并将成为天津口岸为例发展的重要贸易方式。天津口岸的贸易方式结构性问题在贸易发展中的影响和限制作用将逐渐提升,这就需要重视优化改革天津口岸的贸易方式格局。

第一,针对当前一般贸易地位明显较重的现象,结合其贸易能力相对下降的现实,笔者认为天津口岸需要进一步改善一般贸易方式,为传统的一般贸易增加新的贸易内容。鉴于一般贸易方式与物流承载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天津口岸需针对当前一般贸易分布优化物流布局,形成专门物流集散区并提升物流效率,大力发展第三物流和第四物流企业,考虑物流服务体系构成的相关要素,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整合资源、强化政策引导效果等,并不断强化区位优势的发挥形成完善的区域功能等,促使物流服务体系的功能基础能够有效确立,为天津一般贸易能力的保障奠定基础,在改善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结构时保证传统贸易能力的市场效果。

第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天津口岸应加快建立中长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规划、并制定配套的优惠政策等鼓励加工贸易的产品国产化比率,并大力引进外资促进联合研发与营销中心建设,积极发挥天津口岸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力培养专业贸易和技术人才等。推进传统工业升级,针对当前加工贸易的主流企业及产业情况,制定优化产能提升创新的战略,逐渐淘汰落后工业产能,不断培育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天津口岸的加工贸易实现能力升级和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结构调整优化的实现。

第三,积极推动保税区贸易发展,充分发挥保税区优势及功能,促进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发展,提升保税区贸易能力并促进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结构性调整。这需要建立健全保税区国际物流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维护贸易秩序和竞争公平。改善保税区管理机制,明确保税区的“境内关外”地位,并建立完善统一管理组织,发挥“区港联动”的作用。不断完善保税区的服务能力和配套设施建设等,促进保税区综合贸易能力的提升。培育保税区国际物流运作主体,扶持新物流模式,并通过专业的国际物流与贸易人才的培育促进保税区发展,提升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能力和程度,实现天津口岸贸易方式结构优化升级。

篇8

一、抓教育、强素质。局机关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机关人员中牢固树

立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办事讲效率、工作讲质量、行政讲成本的意识，勤俭节约、自觉节能。切实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各处室进一步强化工作人员时间观念和岗位意识，坚决纠正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行为。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

二、抓制度、明责任。制定针对性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抓手，逐步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进一步建立健全节约型机关建设长效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处室要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能和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切实把各项资源节约工作的措施落到实处。分管领导负总责，各处室负责人具体负责，把资源节约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三、抓考核、重长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考核机制，将资源节约责任和实际效果纳入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职工考核体系中，并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局机关内部建立定期统计分析制度，按期准确地统计本单位办公用品、水、电、车辆使用等资源消耗的数据，监督机关内部资源消耗情况，针对消耗大的问题，及时总结，提出办法。

四、抓落实、促成效。从1月份开始，从以下七个方面开展建设节约型机关活动：

（一）节约用水。节约每一滴水、人走水停，随手关好水龙头，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严禁跑冒漏滴，坚决避免长流水现象的发生。

(二)节约用电。节约每一度电，在自然光照较好的条件下，要尽量少用照明灯具，最后下班的工作人员要自觉及时关闭电源。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用电设施在下班时要及时关闭，并尽量减少待机时间。严格控制办公室空调温度，做到夏季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不高于20摄氏度；空调房间要随手关闭门窗。办公室无人办公时做到不开灯、不开空调，杜绝能耗空放现象。

(三)节约用材。要重点做好节约用纸工作。打印机支持双面打印的，要尽量使用双面打印。加大局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个人邮箱系统。减少纸质文件发放量，各类文件处理能在局域网进行的，不发纸质文件；简报类、通知类、告知类文件只发电子文件。减少文件复印量。移动硬盘、U盘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节约每一支笔，提倡钢笔书写，一次性笔尽量少用或不用。规范办公用品购买、申领、登记制度，严格控制发放数量，每半年公布一次办公用品申领情况。

（四)节约用车用油。加强车辆调度管理，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般性公务活动时，尽可能乘坐公交车，参加同一活动的人员用车尽量集中，统筹安排，尽量不要分别派车。公务车在使用前，控制好开启空调预冷时间；在非使用状态下，公务用车不得开启空调。驾驶人员要注意维护好车辆，保证行驶安全，提倡驾驶员自己清洗车辆，每季公布行驶里程和百公里耗油数。严禁驾驶员私自出车，不经各线分管局长与局办公室同意，视为出私车，驾驶员负相关责任。

（五）节约每一分电话费，加强办公电话管理，严禁用办公电话聊天，使用电话时尽量减少通话时间，节约通信费用。

篇9

这一突破性发现仰仗于干涉测量法：天文学家将来自大间距分布望远镜的光进行组合，以产生直径等同该间距的虚拟望远镜。这种技术可以分解标准望远镜无法辨别的小细节。

20世纪20年代，天文学家在威尔逊山首次采用干涉测量法观测恒星。使用一个6米的干涉仪（两个小镜子被间隔6米安装在胡克反射器上，有效地使其成为一个直径6米的望远镜），阿尔伯特・A.迈克尔逊和弗朗西斯・G.皮斯首次成功测量到了除太阳以外的数颗恒星的角距大小。不过，他们的干涉仪只能测量到最近的几颗恒星，建造更大型的O备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此后，该项研究沉寂了数十年。

1950年，天文学家杰拉尔德・E.克朗开始研究分析其他恒星表面的可能性，但最终得出结论，“它们过于遥远，现有的光学设备乃至日后所有的光学设备都无法分解观测”。（随后，他设法间接地推断出其他恒星上存在暗表面特征。）

如今，随着光学干涉测量的重新兴起，这项技术的进步远远超出了克朗当时的想象。威尔逊山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光干涉仪：高角度分辨率天文学中心（CHARA）阵列。CHARA阵列正在分解邻近恒星的表面，使大家以前所未有的角度窥见太阳的“邻居”们。

CHARA阵列是由六个组合成Y 形结构的1米望远镜组成，这些望远镜具有长度各异的基线，最长的为331米。它们可以组合成15个望远镜对，每对望远镜各司其职，共同组成331米的虚拟望远镜。约翰・D.莫尼耶及其领导的密歇根大学的团队研发了一种仪器――密歇根红外组合器（MIRC）。该仪器可以同时组合所有六个望远镜的光，以充分利用阵列。MIRC先前已被用于快速旋转星体的扁平表面、环绕恒星的气盘和新星爆炸的膨胀壳的成像。

现在，研究者将CHARA阵列和MIRC组合使用，便实现了当初克朗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直接成像遥远恒星布满斑点、活跃的表面。

然而，这项工作仍然是费力的。大多数恒星因为过小而无法利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来分解，创建分解的图像需要选择正确的目标。首先，目标恒星必须在天空中显得明亮和相对较大；其次，它们必须有恒星黑子（磁性活动的区域，与太阳上的黑子类似），才能具备观察所需的黑暗特征；最后，恒星必须足够快地旋转，以便可以通过完整的旋转观察它们，而不会演化出太多的斑点。

我很荣幸可以将此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选择将二元体系的主要成员奎宿二――一颗在秋日天空用肉眼依稀可见的恒星――作为目标。奎宿二十分接近我们（181光年），其直径是太阳的16倍。它呈扁球状，与美式足球的形状类似――这是由其密切“伴侣”的重力引起。通过对宿主暗斑间接成像，它已被清晰地观测到。因此，对我的论文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目标。我们的团队由14人组成，包括我的顾问（MIRC的创建者）莫尼耶。2013年9月，我们用了18个夜

晚，借助CHARA阵列对奎宿二的旋转做了观察。组合所有数据并将其在旋转表面上呈现出来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016年5月，我们了胜利成果：奎宿二的最高分辨率图像。我们能够检测到它极点上的斑点，以及表面上看似没有图案形成的黑子。它的情况与太阳不同，在太阳表面上，只有特定的纬度才能形成黑子。存在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奎宿二是一颗更加古老、有不同内部结构的恒星。

理论模型表明，奎宿二的大部分核心以外的内部是对流的，较热的物质上升，较冷的物质下沉，如同炉子上沸腾的水壶一般。相比之下，太阳只有最外层有这样的运动。奎宿二18天的旋转周期也明显快于太阳27天的旋转周期。

进化模型表明，太阳在“年轻时”也有类似的厚厚的对流层，并且旋转周期也短。通过研究奎宿二的斑点表面，我们认为太阳早期的某些剧烈变化可能影响过45亿年前太阳系的形成，以及随后地球上生命的发展。

篇10

一、 矛盾之美的复活

在王家卫的电影中，各种形式的台词语言就像是一种格言，亦或一首飘离荡漾的美诗，不失幽默诙谐，却又文艺十足。王导借助于电影中各色人物的叙述与描绘，对都市背景下某种疏离而陌路化的情感、青春的缅怀、流逝灼华、浮游人生、心灵呢喃加以述说，成为多重视角下一曲之变奏。王导似乎并不关注台词的应用能否实现传统叙事的时空的连续与因果的连贯，在剧情发展中，他更关注和强调的是意境[2]，是零散后飘泊于该世界孤独者的内心独白。王家卫电影的台词对于其电影走向成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对于角色性格的塑造也不得不谓成功，他的电影使多数观众重新审视了台词的功用。其电影台词就像在相同的氛围中完成一般，台词语言中散落的尽是影像与画面中的失落。无论是《重庆森林》《阿飞正传》《东邪西毒》，还是《堕落天使》《2046》《花样年华》，优美而独具意境感的台词都似一般独特的符号，疏离、陌生、自恋、幽怨充斥其中，却又呈现别具一格的美感，只有王家卫，使电影中这种独特的矛盾之美成功复活。

王导的电影中最不缺的就是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作为电影声音中最具活力和感染力的因素之一，角色的语言能够直观地向观众传达出其内心的情感、思想、意愿，在其他视听语言的交织和冲击下，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角色的性格特征。王家卫的电影中，语言并非同一化的，在《阿飞正传》中，阿旭如此说道：“有种鸟，它没有爪子，只能不停歇地飞呀飞，累了睡在风中。它的一生只能够落地一次，那就是死亡到来的时候……”在这段语言的背后，不难看到阿旭的内心，他永远也不会为某一个女人而停下自己的脚步，无论是温柔而贤淑的苏丽珍，还是张扬而活泼的露露，都难以拴住其匆匆的脚步。“是何去亦何从，这是个问题”，张国荣饰演的角色是一位上海移民，漂泊于南洋只为寻找其生母；而刘德华始终憧憬着跑船，过着流浪一般的生活；张曼玉几番往返在香港与澳门之间；刘嘉玲、张学友在亲友离去之后惶恐难安，所有这些角色和形象，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都市青年内心的独白，他们空虚而缺失方向感，灵魂虽然在此，却似乎找不到归宿，留给观众的是无尽的消沉与颓然，并未遵循大多数人应走的生命轨迹，而这种叛逆似乎成为那个年代都市青年不甘的心态之一。在电影《东邪西毒》中，剧中各角色语言极具个性化，且很多对话都堪称经典，如洪七公所言：“我不想自己成为听懂他人说话的一具死尸”，从他的话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憧憬简单、自由而又任性的人，但不乏善良，只要能够让自己真心快乐，哪怕为了鸡蛋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剧中盲武士曾说：“今天的我只想喝水，酒让人越喝越暖，水却越喝越寒。”他的话中透露着无奈、绝望与冷漠，当这位内敛而克制的角色站在你眼前时，他并非武侠中刀剑快意泯恩仇的武士，更似一位受到重重压力而落寞、顾忌的都市男性。欧阳锋如是说：“我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我，我只是不愿看到别人比我更开心。”如此骄傲、自负的一个人，他不允许受到拒绝，只能拒绝别人方可保护好自己，因而注定难以获得幸福，只能眼睁睁地嫉妒获得幸福的他人，哪怕仅仅是洪七公夫妇那平凡的幸福。在《东邪西毒》影片中，不同角色的语言似乎在像人述说着那个消逝的年华，爱情走了就不再来，是有关拒绝和被拒绝，回忆与逃避的矛盾。

在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中，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婚外情故事，但苏太太、周先生之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关系。苏太太的一句话“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将二人永远置于压抑的想法中，但周先生提出：“若多一张船票，你会否与我一起走？”他的话似乎带给了二人在一起的可能性，但最终，苏太太还是选择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与尽责的母亲，男主人公跑到了柬埔寨，将二人的秘密向树洞诉说，王导将东方文化中独特的暖昧与克制之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其所有情感都蕴含在对话之中。故事中的周先生甚至将其疑问延续到了电影《2046》中，在那列列车上，这位唯一的乘客反复地向机器人问这一问题，也是现代社会中恋爱男女内心永恒的问题――“你会不会与我一起走？”会亦或不会，谁也难以预料。在《重庆森林》中，警察223问道：“你喜欢吃凤梨吗？”他用各种语言向女主人公询问，而如此多样化的语言，恰恰体现了人和人沟通过程的冷漠与疏离。当梁朝伟饰演的警察在女友离去后，只能反复地对着肥皂或毛巾说话时，不得不让观众辛酸，男主人公将对女友的思念转移给了这些实物，而这种思念却又显得自负而可笑，喜欢一个人直接同她讲就行，为何非要对着肥皂、毛巾说呢？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话语都体现了这一时代人类的特征――话语能力的日趋丧失。

王家卫电影中总有很多看似平常的话，却在那样一个氛围下被演员说得意味深长，与同样个性化的独白相结合，共同打造了一个个经典。如“山的背后当然是更大的山”，“若多一张船票，你会否与我一起走？”等，如此寥寥数语，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感召力与感染力。由此可见，对于影像艺术功力深厚的王导，并非如其他许多导演一般地排斥台词，反而更加珍惜，并注重将其融入影像艺术之中。王导电影台词和对白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黑色幽默，采用近乎残酷的方式直达内心，这种矛盾之美在王导电影艺术中可谓独具魅力。

二、 多维视角下的独白

在王家卫电影中，独白参与叙事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致于在多部电影中，独具一格的声音造型也成为了王家卫电影风格的重要展现方式。在电影剧情发展与叙事过程中，任意一点局部改变，都会引发时、空的改变，而多种独白的使用，势必将导致观众产生各种视点问题，因而，独白就成为了王家卫电影语言中最为关键的叙事部分之一。在其影片中，似乎总能发现各种絮絮叨叨，似乎向观众述说着什么，也似乎只是导演个人的心声，这点与其他导演差异很大，没有哪位导演会向王家卫一样将“人物独白”而非“对白”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使其发挥如此强大的效用。独白在他的电影中承担的作用不可谓不巨大，不仅成为了叙事手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更在王氏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王家卫情感日志风格中难以或缺的一部分。王家卫电影中，这种独白并非刻意为之，其同剧情发展之间也不是人为形成的逻辑关系，而是借助于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与外放的呢喃自语加以传达，成为电影内在思想感情的独特表达方式，刻画了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疏离、自我封闭、不愿交流的孤独与落寞，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喃喃自语。在如今这个经济日趋发达，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社会，大都市中到处屹立的是钢筋水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日渐困乏、疏离，如此陌路化的情感危机，在这种独特的独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多个角色分别讲述自我独白，就像与世隔绝一般，孤独而落寞，这就像一种变态的交流方式，在多维视角下不断变换，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叙事手法，正如反复弹咏一般的弦乐，同现代都市人的精神、情感相契合。

电影独白又被称为画外音，它已经成为王家卫电影中难以或缺的重要元素。归根究底不难看出，画外音是王氏电影用以凸显情感、强化情绪的途径。当剧情表达尚未圆满地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之时，王导理所应当地采用了语言独白这一最为直接的表现方法。[4]不仅如此，画外音似乎成为连接王导电影中各种破碎、分散片断的逻辑线路，在独白中观众流畅地体味到了大量散落影像片段所要传递的感情和思想。即使再碎片化的叙事，也不能使观众产生茫然感，否则势必会对情绪、思想、感情传达造成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独白似乎成为最简明而有效的方式。无论是《阿飞正传》中那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这带巡视”，还是这句“每次经过那儿等她的电话时，总是没有。”“于是，我再也不敢等了，我怕证明她己忘了我，所以我选择了去跑船。”无一不在剖析跑船警察对于感情的不自信与不确定性，他不敢同阿旭一样，由于缺乏阿旭的洒脱与慵懒气息，他的这段画外音尽显了自己的内心，与其被拒绝，还不如先拒绝他人，因而他选择了离去跑船，如今都市中的青年都会采用这招来保护脆弱的心灵远离可能会受到的伤害。而对于那个倔强的阿旭而言：“我知道走出门口之时，有双眼睛始终在注视着我，但我故意不给她这个机会。”他故意不让生母看到他的模样，虽然他千里迢迢跑到菲律宾来寻母，但只是想要她了解，他可以选择找她，但也并非非见不可。虽然无法对其行为正确与否进行评价，也或许这只是他找的一个借口，只为了不让自己再被生母所伤害，正如现代人那般，总是想要保护自己。

在电影《东邪西毒》中，独白所占的篇幅也相当大，也是观众明确这部片子所要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途径。剧中人物欧阳锋的独白由片头一直延续到片尾，从其画外音中不难感受到对他人的拒绝，对生命的绝望，对现实的迷乱和自我的孤寂[5]，如此这般都像是在描述现代人。欧阳峰那句：“在很多年之后，我的绰号叫西毒。”但是这个时间已发生了错乱，而“西毒”这个绰号是现在时，并由其成功连接了过去与未来。而王导对于时间却是极为厌恶的。故而如电影《重庆森林》中所说道的那样：“不知从何时起，什么东西都要有个日期，秋刀鱼、肉罐头会过期，甚至连保鲜膜都会过期，我甚至怀疑在如今，还有什么不会过期？”这一句话体现了现代都市中，人的爱情也免不了过期。而其中还有句经典语被搬到《大话西游》中：“1994年5月1号，有个女人对我讲了声‘生日快乐’，由于这句话，我会始终记住她。若记忆也像罐头一样，我希望它不会过期，若一定要加个日子，我希望会是一万年。”这句话中体现了主人公对于永恒爱情的期待，仅仅一句“生日快乐”，就为主人公受伤的心灵无限安慰，而在如今这个现代都市中，也许所能得到的仅留这点温暖。王家卫电影中，多维视角下的独白，使观众体会到了剧中人渴望被保护、被倾听、被爱而又求不得的矛盾心理，对于观众的我们成为了其倾听者，似乎窥探了剧中人的内心，但这何尝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结语

在王家卫电影中，当剧中角色独自倾诉自我内心的独白之时，对于电影外所接受的观众一方，成为了一个个经典角色的聆听者，就像听到自我内心的召唤一般，我们就像偷窥到别人不为人知的隐私一般，获得了释放和满足之感，但不得不承认，这些隐私在我们心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叩击着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许，平时的我们都沉浸于王家卫电影精彩纷呈的视听影像与剧情中，而当细细聆听那些别具一格的台词语言和独白时，也品出了别样的艺术美感，更值得玩味与品鉴。

参考文献：

[1]刘继超.言语交际中的剩余信息[C]//曾毅平.修辞・语体・风格.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258-259.

[2]（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上海：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4-145.

[3]孙文宪.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分析――语言批评方法论之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2（11）：121-124.

篇11

商贸业是服务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支撑和促进内外贸的载体，是实体经济中与商品交换直接关联的产业经济活动的总和。金融危机后，重新认识和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已成为当前国内各地区关注的重大前沿问题，更是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落实十七大一系列战略意图的全局性问题。宁波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商贸城市，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使传统商贸得到巩固提高，新兴商贸迅速发展，谋划好传统与新兴商贸这两篇文章，为宁波商贸流通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争占行业发展新的制高点。新机遇

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动力加速向“内”生转变，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纷纷调整发展策略，积极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从我国现有消费率水平看，明显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差10-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消费率相比，相差近40个百分点，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而且潜力巨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进行调整，重心从投资和出口逐步向消费转移。国家宏观政策为商贸发展营造了新环境。

2010年经济工作部署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调整结构，突破口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城镇化将成“十二五”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宁波的情况看，城镇化水平正处在向上跨越的关键时期，农村消费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消费增长水平越来越逼近城市，去年余姚农村消费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城市。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国家在2009年开展了家电、汽车下乡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而宁波农村市场的政策效应更加突出，“家电下乡”共售出家电13.8万台，销售额达2.87亿元，销量稳居全省各市之首。说明宁波农村市场已经在全国率先启动，这将成为宁波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最具活力的生长点。

宁波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0000美元。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宁波居民消费已经基本完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宁波消费需求升级正在为商贸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从国际经验看，此阶段的消费率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上扬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去年，宁波汽车类商品销售持续旺盛，全年限额以上批零业中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239.5亿元，增长31.2％，增速同比提高29.5个百分点，汽车消费的井喷式爆发，正是宁波消费需求升级的一个明显信号。

世博会被称为“经济领域的奥林匹克”。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不仅给上海带来加快建成世界级大都市的历史机遇，也将为其周边的城市加速发展提供重要机遇。宁波将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各项活动，包括滕头进入世博会“城市最佳生态实践区”展示、承办世博会首个主题论坛、举办世博会宁波“友谊日”活动、镇海后大街社区入围“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举行世博会宁波宣传周等，展示宁波城市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世博成果。

新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应对危机，都加大政府拯救力度，但大规模财政投入和超宽松货币投放，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对此，各国已开始减少政府投入、收紧流动性，企业和市场自主恢复的压力加大，复苏的步伐可能延缓。此次危机是全球“需求―供给”结构失衡的总爆发，要完全扭转这种结构性矛盾，需要各国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调整，这将是一个较长而复杂的过程。从国内看，经济虽总体回升向好，但基本面尚不稳固。国家推出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确保了保增长目标的完成，但并没有改变我国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潜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形势的暂时好转而消失，相反，它们很有可能在危机后的某个阶段里加剧。在全球总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我国依托外贸出口、经济“大进大出”式的快速增长模式受到制约，难以持续，但要真正实现由外需向内需拉动转变，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又任重道远。

为了消除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密集的刺激消费政策，财政资金也从各方面给内贸工作给予贴补。在政策的刺激下，去年宁波的汽车、家电、住房等方面的消费强势上扬，形成了近年来的一个消费波峰。2009年宁波社零之所以能达到15.9％的增幅，正是得益于汽车消费的大幅增长，从宁波社零的构成看，汽车的销售额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这些耐用品消费使用周期长，更新换代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刺激效应将逐步递减，特别是汽车和住房相关优惠政策退出后，消费能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最终消费占C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滑趋势，究其原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及养老等进行储蓄，挤占大量即期消费空间，这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瓶颈。虽然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将重点调整公共财政支出方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购买力，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等，但这些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带来根本性的改观。因此消费增长的制约瓶颈在短期也难以实现突破。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负债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并进入“再工业化”，增强生产能力，增加国内供给，这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全球总需求也呈萎缩态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弥补外需的不足，2009年，宁波率先提出了在全国重点城市设立宁波名品直销中心的拓市场思路，先后在南昌和重庆成功开设宁波名品直销中心，吸引了126家宁波知名企业入驻，销售额突破3亿元，成为宁波商贸服务生产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一大亮点。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各地把开拓市场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国内的区域竞争更加激烈，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将更大。

新思路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宁波商贸发展必须认清形势，更加注重商贸流通服务经济大局，针对宁波市地处国内市场网络末端，区域经济特色明显的实际，不断强化商贸流通为生产服务的功能，提升商贸流通业区域集聚和辐射力，适应宁波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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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相比，今年的小型部长会议更加值得关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一改美国支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强调更加自由和公平的贸易，美国在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全面收缩，拒绝就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反对保护主义做出承诺。但5月底七国集团意大利陶尔米纳峰会公报中纳入了反对保护主义的措辞，也表态支持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世贸组织第11届部长级会议（MC11）取得成功，这也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首次参加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让人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转变有所期待。另一方面，印度、南非等发展中成员对世贸组织讨论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工作牢骚不断，考虑到印度商工部长希塔拉曼的强悍形象，印度是否会在小型部长会议上语出惊人，也是很多人心里的问号。

会上，绝大多数成员部长发言都强调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全球贸易、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表态支持MC11取得成果。同时，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形势和各国政治议程，部长们在继续表达各自关注重点和成果意愿清单的同时，纷纷表示不寄望MC11就所有议题都取得实质性成果，很多议题可以制定长期工作计划。此外，部长们还要求实质性谈判工作都要在日内瓦完成，不能再出现由部长们在最后时刻就绝大多数议题的具体细节开展谈判的情形。

印度商工部长希塔拉曼果然在发言中继续要求推进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等其重点关注议题，也表达了印度反对推动投资便利化议题工作的立场，强调该议题并不属于世贸组织的管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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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6043.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位。但是服务贸易逆差却不断扩大，至2014年已达到1599.3亿美元，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出口的结构性失衡所造成。而结构性失衡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体竞争力偏低、技术含量不高，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进行相关研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应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相关策略。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表现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结构严重失衡

按照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可将服务贸易行业分为12大类（具体见表1）。目前从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统计的数据来看，服务贸易出口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格局，在2007-2014年平均增长率为10%。其中，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到了2222.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从服务贸易的分类行业来看，旅游、运输、咨询服务出口比例排在前三位，2014年分别达到了23. 67%、21. 06%、19. 31%，合计达到64%以上，而其余九个行业出口比重合计不足四成。进一步按照服务贸易行业的特点、要素密集度，可分为三大类，即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由表2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仅有运输服务产业，出口占比23. 67%；劳动密集型包括旅游、建筑服务产业，出口占比30. 78%；知识、技术密集型包括金融、保险、专利、通信等在内的九项服务产业，出口占比45. 55%。可见，资本、劳动密集型出口占据了主导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存在着技术含量、附加值偏低的问题，行业结构发展严重失衡。

（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由顺差转为逆差

目前从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统计的数据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逆差（即出口贸易总值小于进口贸易总值）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从2007年的78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1600亿美元，八年间出口逆差增长了20.5倍 （见表2）。2011-2014年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上升速度迅猛，分别达到了148.4%、63. 4%、32.1%和35%。进一步分析，主要缘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近几年由顺差转为逆差，且来势猛烈。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包括旅游、建筑服务，其中建筑服务一直保持顺差（即进口贸易总值小于出口贸易总值），而具有中国传统优势的旅游服务则由顺差转为逆差。2009年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分水岭，首次出现了40亿美元的逆差，此后连续六年均未扭转这一格局，且呈现出逆差持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2011-2014年间，逆差趋势更是愈演愈烈，2014年已达到了1079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逆差的51. 73%。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热度更是空前高涨。可以说，自2011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逆差格局不断扩大，旅游服务所造成的逆差在其中成为“罪魁祸首”。

（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长年处于逆差

事实上，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差额情况，能够直观地反映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实力。由此，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服务贸易时，都致力丁．保持顺差，以提升综合国力。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领域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长年也处于逆差：2007-2014年间，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运输服务，其贸易出口表现持续逆筹，且呈现出不断扩人的趋势，由2007年的120亿美元的逆差上升至2014年的579亿美元逆差，八年问增长了4.8倍，2014年占到逆差总额的27. 76%;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中，保险、专利、电影服务行业长年保持逆差，2014年占到逆差总额的20. 51%，其他服务行业出口占据比重相对较低。可见，尽管中国是服务贸易出口大国，出口额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然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均为逆差一且这一格局直至2014年也未有好转。综合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按要素密集度所划分的类型，均呈现出逆差，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处于“大而不强”的格局，且出口结构不均衡的特征明显。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

长期以来，中国都将服务行业看作是制造行业的附属品，不重视其向生产性方向发展，表现在引进跨国公司时，更倾向于制造业，忽略了服务行业，因此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此外，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长期在6%-7%徘徊，2014年达到了8.1%。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超过10%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还显得较低。2014年，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开放程度分别为13%、12.3%和11.6%，即使是处于亚洲的韩国也达到了12.9%。正是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低，导致服务质量差，阻碍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甚至造成结构性失衡。

（二）国际服务贸易壁垒隐蔽而盛行

尽管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贸易白由化与经济全球化是总体趋势，然而国际服务贸易壁垒也变得更为隐蔽与盛行。中国目前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相对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以中、低技术劳动力作为中间投入，往往需要大量人员的流动，如旅游、建筑、运输等服务领域。但目前发达国家仅对少数高级管理、技术人员的流动作出承诺，而其他人员提供的服务仅是“商业存在”的补充。如美国迫于就业压力与社会矛盾，自2014年起对自然人流动方面管理更为严苛，种种繁琐的出入境手续等，造成长时间的等待，构成了人员流动壁垒。又如在保险服务业上，美国各州立法不统一，构成了严重的开业权壁垒。事实上，美国在保险业务上存在非国民待遇，如注册资金税收等。可见，由于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呈现出隐蔽而盛行的趋势，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受到阻碍，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结构性失衡。

（三）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偏低

为衡量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选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即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比率，通常RCA <0.8时，竞争力较弱；0. 8<RCA<1. 25时，中度竞争力；1. 25 <RCA <2.5，竞争力较强；RCA>2.5，竞争力极强。表2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始终在0.5上下徘徊，竞争力比较弱。在2005年，RCA指数达到了0.62，是近十年来的峰值，随后持续下降。2010年以前，RCA指数还维持在0.5以上，而自2010年之后，RCA指数降至0.5以下。总体而言，中国服务贸易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国际竞争力不足。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对服务行业的不重视，进而造成出口结构性失衡。

（四）垄断势力的存在加剧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不平衡

目前中国有部分服务贸易还处于垄断地位，如电信、邮政、民航、铁路等行业。而长期垄断地位，造成企业竞争意识不强，服务水平较低，在国际上整体竞争实力不足，由此，也加剧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不平衡。如电信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目前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移动市场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固定电话、宽带市场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双寡头”垄断。但这一格局的成因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电信企业的利润超过20%，而美国还不到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0%。而反观在利润率超过美国20倍的背景下，中国电信企业无论是管理水平、经营水平，还是服务质量都远比不上美国。事实上，由于中国部分服务贸易处于垄断地位，造成竞争力不足，难以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应对策略

（一）优化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推进服务贸易出口的均衡发展

曰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着产业亟待优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的尴尬局面。要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贸易出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从优化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入手：第一，保持旅游、建筑服务的相对优势。中国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人文古迹，加之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为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通过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加强旅游营销，设计与打造自然景观时融入现代元素等，从而保持并提升旅游的相对优势。第二，促进保险、金融、专利等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中国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主要缘于创新人才不足。由此，必须设计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为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及均衡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二）改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

要改变现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格局，必须要转变思维模式，着力于提升外贸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且均衡发展。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贸易水平差距较大，由此，必须大力引进外资，吸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营造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新形势下必须将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提高到经济现代化的高度，促进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合作、分工，提升整体竞争实力。同时，应建立与完善产业政策，如政府增加对服务业的投入，打破垄断与地区封锁，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在发展服务业的进程中，应将三个领域作为当前重点：第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如商业、金融、文化等。投资少、收效快；增加就业容量；又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稳步前行。第二，与知识、技术密切相关的产业，如信息业、咨询业等。第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如科学文化、教育等。在改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时，还要出台税收、贷款等优惠扶持措施，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三）构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甚至导致出口的结构性失衡。由此，构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需要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质量，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促进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第一，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从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质量入手，吸引并利用外资规模。尤其是扩大在通信、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外资规模，引入新技术、新理念，从而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如扩大设计咨询、教育培训等行业出口规模。同时，积极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如依托于“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创新旅游产品、路线，与韩国、日本联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等。促进服务贸易出口齐头并进，从而实现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第三，加快并提升国际服务外包基地的建设，发挥集聚与带动效应，从而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均衡性发展。第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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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就业结构；劳动力

一、刘易斯拐点的提出

美国学者，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和社会存在二元结构，尤其在经济方面，一个是以传统农业部门代表的维持生计为主部门，其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一个是以城市、工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的资本主义部门，其生产方式是现代的。传统的农业部门人口比较多、增长也比较快。但随着农业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其边际生产率就比较低，有时甚至是零。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比较低，只要是工业部门提供给的工资能够稍微大于其最低生活水平，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流动，为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所谓的劳动的无限供给指的是劳动了供给曲线在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工业部门提供的的既定工资指的维持劳动力生活需要的最低生活水平。

一方面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趋近零。这时，农业部门中的大部分人口实际是在隐性的状态。当工业部门提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时，农业部门的大量过剩的隐性失业农业人口就会转移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也会随着农业部门人口转移扩大规模。从工业部门提供的工资水平上来看，劳动力可以无限的的供给是，工业部门可以从转移人口工作获得利润转化为新的投资，这样工业部门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全部转移吸收完，这时如果要再吸收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待遇，这样的提高也许就是直线上升，经济学上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北大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指出，按照数据推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红利现象，应该可以持续到2015年，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这种提前终止了。从近些年出现的的越来越多的用工荒和企业频发的停工时事件来看，拐点已经到来，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

二、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原因分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2012年10月20日召开的新闻会上说，去年我国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属历年最高。但目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2012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另一方面，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难民工荒和就业难人才缺并存。反映在现实中，不但是技术人才短缺，普通工人也短缺。据推测，随着经济社会的的发展，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更加趋于常态化，而且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同时，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对就业影响加大。

所谓就业结构性矛盾，指的是我国劳动力供给中总体的量的过剩和就业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象。理解我过劳动力总体过剩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根据刘易斯的分析逻辑，要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着手。改革之初，我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无论从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看，还是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看，我国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前进，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是30多年的改革，就就业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缓，近年来更呈现出短缺的趋势，2009年以来，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似乎刘易斯拐点理论能很好的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现象。但是笔者认为，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性。归结起来，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农民工就业体制上，我国企业的用工方式过于注重年轻化的劳动力。多数企业在招工时把年龄压低到35岁以下，而根据我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35岁以上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近60%。目前劳动力市场缺乏制度化或者政府知道监管不够，导致劳动力进入市场门槛过高，门槛过高导致用工制度不合理，其本身就是劳动力大量过剩。近些年，各地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中国劳动力红利的终结，也不表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而是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现状的弯曲的体现。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不经济的行为。一个国家劳动力再富裕，劳动市场只依赖年轻人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近年来的“用工荒”反映的就是企业的这种用工方式矛盾日深，基本到了尽头。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作用下，一些企业招工年龄由35岁左右已经向后松动，这是必然趋势。从国际老龄化国家看，中高年龄劳动力总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有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中高年龄劳动力。从总量看，我国远没有打到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阶段，劳动力总量的过剩在我国还会长期存在。

其次，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第三，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滞后于市场的需求，造成结构性的矛盾。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加速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我国的劳动力供求提出新的要求。从产业角度看，一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还很脆弱，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且数量巨大；加之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模式，使大量劳动力还不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阻碍着劳动力的市场化。二是我国第三产业还很落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而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部门多以加工业为主，吸纳的也多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型，技术性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的现象日益突出。

三、解决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加强高层次、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我国目前就业结构中的突出矛盾是高层次和高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随着我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加快人才培养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取消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努力营造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制度层面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工业化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推进，迫在眉睫的是解决目前最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对劳动技能的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

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二）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

我国改革之所以能够稳定推进，是和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相关的。就保护农民工权益而言，改善农民工待遇，必须打破户籍瓶颈。我国社会存在的的固有的二元结构应该尽快突破，在那些经济实力强、发展比较迅速，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地区，要首先突破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设定一些比较符合常规的条件允许农民落户城市，给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要大力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目前进城的农民工，面临的环境比较差，工资待遇低、劳动时间比较长、劳动强度比较大、劳动合同的签约率也比较低，无法参加社保，子女入学也比较困难等。这样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机会，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待遇，使其可以和城市职工竞争的平台，并要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政府在农民工问题上，要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要求。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要统筹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每年要安排一定得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性保证。

（三）鼓励和引导新型劳动关系

我国传统的劳动关系呈现一元化的特征，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还未形成，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职能确实，劳动关系很不成熟。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政府和社会就要从法理约束企业，建立固定的用工制度。一个具有责任心的企业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自身的长期发展来说，都要善待自己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加大对职工的培训力度，最大限度的发挥职工的才能，而不是为了降低成本，随意解雇职工，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避免未来出现的用工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应该制定法律规范劳动力市场用工秩序，提高解雇职工的成本，最大限度的保护职工的利益；作为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要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职工利益，真正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

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或者说是在人口红利未结束之前，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者说资方占据主动地位，而老房却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企业要想或得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提升劳动者的地位，才能够获得企业所需的劳动者。

这种劳动关系区别于过去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也有利于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政府在这场重塑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定法律、社会呼吁和物质上的奖励，来引导积极鼓企业加强劳动者保护，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地位，并做好第三方的相关责任，包括规则制定，争议处理，危机处理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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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昉登.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张朝鹏，欧阳安蛟.城市进程中两栖流动人口的生活保障问题[J].经济论坛，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