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的内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教育法律的内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案例描述的是一个新任县职教中心校长的内心困惑。其焦虑产生的现实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校已连续两年全市职校办学综合考核排名倒数第一。二是履新之后原有的普通高中管理经验与新岗位要求之间的磨合阵痛。三是学校办学氛围尤其是教职员工的情绪低迷。他的焦虑折射的是当前职业教育带有普遍性的一些内涵发展问题。

职业教育毕竟是具有自身“类型”特征的教育，新校长的岗位不适应，首先表明一个能胜任岗位要求的职业学校校长的成长与培养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多年来开展“职业学校校长岗位培训”的原因所在。一个具有普通教育背景的校长突然“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到职校履职后必然有一个由不熟悉到熟悉，再到胜任的过程。案例中的校长尚处在一个熟悉情况的阶段，学校管理的成效短时间内难以显现。

其次表明，职业学校校长的选任在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提升中的重要性。目前职业教育系统校长的任命，往往是在谋人事的“职级”而非职业教育的“事业”，还存在一种“官本化”的弊病。因为县级职教中心校长的行政职级比一般普通高中校长的职级要高，所以普高校长到职校任职就是一种“升迁”。但如果按照这种规则选校长，不考虑人选和学校的实际办学情况，不听听学校教职员工的想法，选出的校长难免会“水土不服”。

最后反映的是综合评价一所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科学性问题。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开展的省市职业学校师生技能大赛、创新大赛、“五课”教研“两课”评比等活动，对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有强力的促进作用。仅就技能大赛来说，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也提出大赛要逐步实现“四覆盖”——覆盖到所有职业学校、所有专业、所有专业教师和所有学生，“四促进”——促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课程教学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但这毕竟是选拔性的竞赛，往往影响基层学校参与的积极性及学生参与的普遍性。因此，仅有竞技性的技能大赛，没有合格性的技能测试抽查，是很难准确评价一个学校的技能教学质量的。其他赛事情况亦大抵如是。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应该是全面性、发展性的综合评价，那种以牺牲“大多数”来培育“少数精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省着眼长远，注重可持续发展，决定从今年起在部分省辖市及专业开展学业水平测试试点，到2015年实现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测试。到那时，评价一所职业学校，不仅有“群英荟萃”的技能大赛业绩，还有“群体众生”的学生学业测试成绩；行政关注的不仅有学校所获各类大赛的奖项多少，还有社会、企业、学生及家庭对学校的满意度。到那时，G校长首先考虑的一定不会是那些“短平快”的施政措施了吧。

（徐健 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

篇2

【关键词】教育法治化;理念追求;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3-0031-02

【作者简介】薛婷、魏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纵观历史，从“人治”到“法治”的治理方式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体现出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从宏观上把握住“法治”这一关键性路径。教育作为关乎民生发展的重要领域，其中存在着影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引发社会重要关切的突出矛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领域的治理方式亟须转变，依法治教无疑将成为我国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方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在明晰教育法治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教育管理实践的现实和问题，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从理念和行动层面共同探索出深化当前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

一、教育法治化的内涵

从字面来看，教育法治化可以理解为将法律规范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依据，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应当符合教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有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各类教育活动时都应当遵守教育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在理解教育法治化的内涵时，我们应该注意辨析几对概念的关系：“依法治教”与“以法治教”、“依法治教”和“以罚治教”、“教育法治”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首先，“依法治教”体现的是一种法治精神，并不排斥管理和发展教育中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手段，而是强调综合运用这些手段，但无论运用哪一种手段，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其所强调的是以法律法规作为管理和发展教育的依据和最高权威，而“以法治教”则比较强调把法律法规作为工具和手段来管理和发展教育，这并非“依法治教”的初衷;另外，“依法治教”更多的是强调政府对教育管理权限的限制，强调相关权利的规范性与不可侵犯，是与行政法上的“控权论”思想相适应的一种模式，而“以法治教”则是与行政法上的“管理论”思想相适应的一种模式，它更加强调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与国家的管理权力，视法律为政府管理公民和行政事务的工具，政府的权力显然高于公民的权利，公权力与个人私权的强弱对比显著，这也并非现代化社会和教育现代化的追求。

其次，“依法治教”不能和“以罚治教”相混淆。鉴于中国传统的重刑轻民的传统，使得人们对法的认识产生误区，实际上，法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处罚， 它还有教育功能、评价功能、引导功能、保护功能等， 在教育领域法律的教育功能更是显著。如果把“依法治教”定位为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简单地以处罚来解决，即“以罚治教（校）”，无疑将依法治教简单化、片面化，颠覆其本质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导向。

第三，“教育法治”与“以人为本”并非对立关系。“教育法治化”所依之法首先是以人为本的良法，其中依然包含着以人为本所追求的尊重人、关心人，而不是仅仅以模式化的条文限制人，只是其所蕴含的尊重、理解、关心、爱护是以“法治”的精神为支撑， 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尺度。因此，可以认为依法治教的治理之路中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也都是能够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教育法治化的制度建设

从法治制度层面看，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教育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教育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教育法治保障体系，即依法治教迫切需要形成教育实践与管理的可依之法、具体法律实施的执行体系以及执行反馈的监管，建构一套完整的支持依法治教的制度框架。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家制定了8部教育法律、16部教育行政法规、70多部教育规章，各地制定了数以千计的地方教育法规和规章，我国的教育法律从无到有，教育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民众法治意识日益提高，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一定程度上过于笼统、略显滞后，基层教育实践无法可依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教育法律法规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整体法治推进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和需要。因此，探索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依法治教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追求恰恰也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首先，教育立法是教育法治在制度层面的基础。只有具备完备的教育法体系，才能使依法治教工作有章可循。当下，我们亟待出台一些法律来弥补空白，例如规范学校组织机构及管理活动的《学校法》、保障考试公平的《考试法》等。同时对一些现行的教育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以提高教育法律的科学性、适应性。

其次，尽管相关法律条文在不断完善，但囿于教育法律施行渠道不畅通、教育行政执法不足，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没有公正的教育执法制度，还是出现了校车事故、违规招生、经费截留挪用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为执法体制不顺、教育执法机构不健全。在依法治教的制度体系建设中，亟待健全教育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在制度条文中明晰各自的职责、权限和程序，改革和调整教育执法权的职能配置，明确哪些教育部门作为教育执法的主体，为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理顺道路。

三、教育法治化的具体行动

教育实践与管理行为是教育法治化过程和效果的最直接体现。在法治理念和制度保障的支持下，教育法治化的本质目标是通过各级各类教育行为主体的合乎公平、公正、正义的法律指向的行为促进教育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化。不论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还是微观层面的学校治理以及教师和学生群体关乎教育的行为，都应符合合法权限、合法程序以及合法行为这一本质要求。当前，由于政府、学校、社会与利益群体权利与义务的混乱而产生的行为是很多教育领域问题的根结所在。依法治教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试图通过“法治”这一途径厘清这几者的权责划分问题。

篇3

关键词：教育法；依法治教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1-0280-01

1　依法治教的内涵

所谓依法治教，是指依据法律来管理教育，即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教育法制建设，使教育工作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全面依法进行，使之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2　依法治教的必要性

2.1　依法治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市场经济所遵守的诚实信用平等竞争原则。依靠的不是经济个体的自觉，而是法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市场经济遵循法制秩序，只有依法治教才能为法制秩序的市场经济培养出具有高度法制意识的人才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2.2　依法治教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

培养满足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四有新人，涉及教育思想、观念、体制、内容等多方面的革新。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保护自身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世界各国的学校教育都是国民教育的主要途径，学校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程度又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质量，影响国民的整体素质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教育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领域。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管理教育事业，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教育领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

2.3　依法治教是教育活动领域不断扩大的需要

教育领域越来越大，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参与教育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受教育的人的年龄范围扩大。完全靠行政命令和国家政策不能有效解决诸多繁杂的问题，也不利于依法治国。只有建立完善的教育法制法规才能有效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教育教学活动正常有序地开展。

2.4　依法治教是规范学校和教师教育教学的需要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学校的法制建设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各类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违法行为。如利用学生进行违法营利的行为；巧立名目乱收费等。教师是学校教育的执行者，而一些教师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如随意停课；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等。现代学校教育要求依法治教，规范学校和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3　依法治教的实施措施

3.1　转变观念

把教育主要依靠政策、行政命令的观念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法规，通过教育立法、执法、司法等将国家的教育政策落到实处，但要防止实践中以政策代替法律的做法。法律是稳定的，修改程序比较复杂，在最大限度上排除了人为干扰。法律是严格的，有强烈规范性，稳定性。法律法规虽然会带来一定的不便，但最终利大于弊。

3.2　加强教育执法制度和执法队伍的建设

教育是为整个社会培养人的活动，具有特殊性。因此，由教育引发的法律问题，除社会已有的法律部门解决之外，还需专门的法律部门机构予以调解处理，建立相应的教育仲裁委员会成为必要。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教育执法一定要严格，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3　加强师生的法制教育

做好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使广大师生员工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将法律法规教育融入师生日常生活中，寓管理于教育和活动之中，让教师依法执教，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地增强自我法律保护意识。

3.4　提高全民的教育法律意识

教育法律的实施，不仅靠执法队伍来执行，更重要的是靠全体公民自觉去遵守。不仅仅提高学校师生的法律意识，更要增长社会公民的法律知识，只有提高全体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形成社会尊法、重法的良好氛围，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面依法治教。

3.5　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鼓励学校创收。但要在合法的前提下创收，不得以赢利为目的。学校经费的盈余只能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用于学校的继续发展。经费的盈余可以用于适当提高教师的待遇，但是不能主要用于提高教师的待遇。

3.6　依法与依德相结合

法治和德治在本质上都反映了广大民众在教育方面的根本利益。但是，法治和德治的表现形式，作用范围和调整对象不同，实现方式和约束力不同。法律与道德是治理学校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段，法律对师生外在行为进行约束，而道德对师生的内在信念进行纠正。所以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将法治与德治结合。

参考文献

篇4

    1.高校教育管理权利定性模糊,主体地位不明

    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问题,是处理和解决高等教育管理各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由于我国法制发展起步较晚,教育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教育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以及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责任的不明和混乱。同时,高等学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明显与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国办教育向社会化教育体制转变,政府简政放权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利的方针政策相背离。也正是这种混乱和模糊直接导致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界限不清,给教育管理带来困难。

    2.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缺失

    没有保障的权利就是无权利。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明显缺失注定了公民对受教育权利享有的不充分性。首先,《教育法》第42条受教育者享有权利第四项规定:“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明确规定了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处分行为的不可诉性,实际上是剥夺了受教育者的司法保护权利。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教育管理争议申诉适用的法律规定。此外,申诉受理机关是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由其作为申诉裁决机关有悖于裁决的公正性,是严重违背法治公正的。

    3.高校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失范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守则、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法律失范和其中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学校可以制定教学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的实施细则,但《教育法》及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对高等学校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权限、程序、备案检查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从而为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敞开了大门。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受教育者不可能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产生质疑。同时,时间上的时效延续,又使这些规范成为教育管理不可辩驳的管理依据。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高等学校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的必然冲突就成为教育管理引发争议的另一原因。

    二、高校教育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1.教育理念的法制化

    对人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学校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必须建立在尊重人的基础。应该明确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性质,完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现行的教育法律制度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法律性质的规定存在模糊,教育管理者责任的确认存在因难,这是当前困扰教育法治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当前的情势下,实际上就是要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行政授权、教育民事权利能力和自成一类特殊法律权利中做出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彻底从国办教育体制下的教育管理制度中解放出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学校必须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自身行为也必须合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尊重并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教育者的首要义务。因此,应当将教育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真正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这才是一种符合时展要求、体现现代法治意识的教育理念。

    2.教育行为的法制化

    首先,在对学生行为的评价上,应坚持以法律的评价为主。如果以道德这样一个易流动的概念来评价学生的行为,往往失之偏颇。其次,慎重对待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并保障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不能被任意限制和剥夺。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及其授权的机关或组织可以随意分配、处置教育资源,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处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更多地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行为,不是能够随意处置的。因此,要健全高等教育管理救济法律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管理责任制度。首先要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维护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贯彻司法最终的法治原则。其次要在健全申诉等非诉讼救济法律制度的同时,结合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性质,确定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司法救济适用的法律及规则制度,完善教育救济法律制度体系。

    3.教育制度的法制化

    深入贯彻教育体制改革精神,落实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坚持依法治校,加强教育管理,遵守法律保留、法律优先、程序公正、比例合理的法治原则,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加强教育法治建设,完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重点解决好以下几项制度的建设:第一,要建立高等学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制度,确保学校管理依据本身的合法性。第二,要在现行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健全高等学校教育投资、资金管理法律制度,确保国拨资金的依法、合理使用。第三,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把督导和评估的结果作为国家对学校进行拨款投资的重要依据,落实民办高等学校与公办高等学校同等法律地位,以适应WTO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

    4.教育管理中法律素质的培养

    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良性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平台。提高国民素质,也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性的需要,更成为当前构建和谐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公民法律素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涉及公民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行为等各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用法律手段调节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要求这些这些专业的学生必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要提升学生和学校的法律素养,宜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只有从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进行朔造,当代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才能得到切实提高。再次,应该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实际应用能力。仅仅了解书本上的法律知识还不够,需要给成人教育对象进行一些实际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分析综合能力。要逐渐掌握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做出一个适当的符合法律精神、法律规范的判断。最后,还需要培养逻辑推理能力。人们在思维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规则,否则,其结论会是错误的。法律条文的运用须以正确的判断为前提,特别是当案件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时,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篇5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12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快速、长足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呈现出若干新特点。相对静态的立法未能同步适应甚至制约了职业教育的继续推进和深化。试图对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

一、立法目的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按照《新华词典》的解释，目的是“人们想要达到的境地和希望实现的结果。”对于目的的规划和确定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特有活动，是思维的产物。“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人之于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脱离了或有意识地试图脱离行为的盲目性。在进行某项工作之前，人们总会在头脑中预先勾勒出一个理想结果。进而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立法活动也是如此，甚至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规范，法律的制定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并并非是对法条的无序堆砌。此时，明确的立法目的能够让立法者透过纷乱繁杂的法律现象，把握法律的本质，使得法律在宏观框架上结构楔榫；微观表述上主旨分明。当立法者在进行职业教育立法时。自然也会对其运行所达到的目标有一个要求或预期。明确的目的性使各个相对独立的法条由一个隐含的主线串连起来，形成互不冲突、协调一致的整体。

立法目的是立法者结合自身需要，通过对法律固有属性的认知、判断和选择，从而形成的以观念形态表达的一种预期结果，即法律制度设置和运行所产生的理想结果。“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目的论是法律制度的本源性理论，是对该部法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如果把一部法律凝练为一句话，没有什么立法目的更加传神、更加精恰了。因此，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的确定，必将深刻影响着整部法律的面貌以及实际运行的效果，而含混而不明确的立法目的则势必导致法律文本的松散和缺乏指向。

二、现行立法目的的表述及其评价

鉴于立法目的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我国在成文法结构安排上往往于法律文本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阐明本法的立法目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共高等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法，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如果将三部法律的目的条款相比较，会发现职业教育法与后两部法律虽然在具体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实质上均着眼于“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表面上看，将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教育类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似乎并无明显的不妥之处，作为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势必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手段，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定位却使得职业教育法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个性表达。

首先，职业教育法的目的应当定位于别化的特有目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之间是一种相互分工、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共同服务于教育法体系“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目的。这种情况就像在一个蚂蚁种群中，存在着雌蚁、雄蚁、工蚁和兵蚁这些不同种类的划分，它们都有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各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目的。有的负责繁衍后代，有的负责觅食和建造巢穴，有的负责抵御外来侵害。如果不加区分地把不同种类蚂蚁的目的都看作是维持种群的存在和繁荣，就混淆了它们的角色和存在价值，无法真正判断它们各自特有的行动目的。职业教育法作为教育法律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有着自身独立的目的。对其加以盲目提升和混同，必将使得整部法律的构建缺乏指向而使得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大大折扣。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为首要目的一样，就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来而言，其目的也是个别化的，应当强调其个性，“没有必要专门阐述部门法所共有的根本任务。”

其次，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应当定位于直接目的。正如一所学校购买教学设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水平，如果一定要把该行为的目的看作提高人类整体文化素质抑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就不免有些过于牵强了。这并不是说立法目的就是功利而短视的。应当看到，目的是主体的目的，这种内在性的特点决定了立法者对某项制度设计、运行的预期和设想，带有较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和直接的需要表达。立法者在合理范围和尺度内，能动的选择和有目的性的设计，意图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的当务之急。因此，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不能仅仅成为教育法律、法规普适性规律的重复表达，大而化之地把“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本法目的，对立法和理论研究均无裨益，理应围绕和突出“职业教育”这一主题，发掘职业教育法的固有属性和基本功能。并直接、明确地表达出来。

三、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的理性回归

法律文本的表达并非始终同立法者的心态完美契合。目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目的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的思维本身就是变化的、渐进的。目的在最初形成时可能是含糊的甚至有所偏差的，但这没有关系，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并逐渐对身边的世界进行合理改造，正是因为人类能够不断地，能动地修正自己行为的目的，使之日趋理性。同样，立法者理念的重大调整也会相应地引起立法目的的变化。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不能拘泥于法条的实然表述，而是应到探寻其应然状态。

如前文所述，应当从职业教育实践性、应用性、针对性的特点人手，结合受教育者和实践层面的需要，发掘职业教育法个别化的直接目的，进而生成结构严谨、意旨鲜明的法律文本。对此，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旨在针对不断变化的劳动环境，通过规范的教育过程传授

符合要求的、进行职业活动必须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职业行动能力)。它还应使获得必要的职业经验成为可能。”在这一立法目的指导下，德国为了加强职业教育的实践性，采用“双重职业训练制”，学生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增强应用性和针对性，一大批职业教育学校建在著名的大企业周围，以便更好地与企业合作。利用企业的优势，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高技术人才。“如德国伊斯勒高等技术学院周围是奔驰、HEG等大企业，曼海姆高等技术学院紧邻德国三大化工企业之一的BASF公司”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国家的重视下得以高速发展，职业院校招生规模从2002年的不到400万人快速增至810万人，然而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很多矛盾和弊端开始凸显出来，例如青年教师比例较大。缺乏教学经验和相关行业领域从业经历：例如，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和实践相脱节，无法满足行业需要等。为了防止职业教育停留在粗犷式的低水平发展模式，可持续地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表述上同样应当脚踏实地、切中实质。以促进劳动者职业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以就业和市场为导向。

四、立法目的重构对“教”与“学”的导向作用

(一)严格教师任职资格，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我国职业教育法对于教师任职资格只字未提，这也是现行立法的一大缺陷。教师是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教育的社会职能必须通过教师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实际水平和效果。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高速发展中，然而教师队伍无论在数量和水平上都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明显不相适应。职业教育要想提高质量、加快发展，解决师资建设迫在眉睫。

纵观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对教师素质和任职资格均作出了严格要求。除了学历上有一定要求外，还特别强调实践经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第三节——教育机构与教育人员的资质，对教师任职的专业方向和从业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德国的高职师范学院毕业生不能直接任教。必须先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一次职业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获得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政府开办的教师实习学院进行两年的实习。两年中，三分之一时间在实习学院接受更高层次的师范教育。完成两年实习、教学和师范理论学习后，他们才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二次职业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才可能获得正式岗位资格证书。因此，我国在推进职业教育进程中，亦应重视教师之一主体因素，建立行之有效的遴选和培训机制。

(二)在学习过程中突出实践性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并非培养理论性和研究型人才，而是为社会输送具有很强动手能力的人才。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将所学技能迅速应用于工作中，是职业教育追求的目标。有鉴于此，西方发达国家的高职学校都特别重视提高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把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动手能力作为教学的中心环节，

首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提高实践环节比例，将其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手段。这不但能够实时检验理论的掌握情况，还切实增强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我国职业教育由于投入不足，实践教学所需仪器、设备和材料等往往不能到位，导致实践课时不能落实，理论讲授比例过大，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而这一情况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较为薄弱的西部则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势必使得职业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应密切联系相关企业。世界银行国际咨询专家万·亚当斯指出“强调企业、行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确保学校所提供的技能是行业所需要的技能。我们需要让学校承担起学生就业的责任来，使学校的运行更加着眼于市场本身。”企业可以给学生提供完整、真实的实践过程，这是学校的模拟、实验等教学手段不可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密切联系用人企业，可以及时了解生产领域的新技术、新动向，使得教学活动与市场需求相同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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