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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进程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09-26 09:35:25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全球化进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正如人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在财富和生活机遇方面的不平等性仍将继续增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并不重视财富分配、就业与发展问题,所以,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越是加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贫富鸿沟便越加扩大,社会分层越发明显。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扩大直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国内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全球范围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在财富分配和生活机会与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在不断拉大。

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无论其是否对全球经济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都将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出国际圈”。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表1英国劳动力两端的收入分配(%,占整个劳动力市场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资料来源: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1999)CountryProfile:UnitedStatesofAmerican,1999-2000,p.26.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如果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工人的报酬,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发达国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倾向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和利润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限制逐渐放松或被取消,其结果势必会破坏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使之日益不平等。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并完全扭转了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日益平等的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发生在美国,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开始逆转,而在英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接近稳定状态的收入分散的状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收入分配急剧集中的状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可以通过许多标准来加以验证,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标。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测量贫富差距,人们还常常用另一种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比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差距。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与处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间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间从4.5上升到5.5;在美国,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这一比率在1967年为7倍;在英国,这一比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会中这种劳资妥协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瓦解。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遍影响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都有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刺激了资本流动性的加大,许多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的渗透往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渗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阶层,他们管理着这些投资并且扩张着非正式的经济部门,而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往往是相对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由此扭曲了东道国的阶级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正日趋迎合经理阶层、职业白领和高技术工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这些群体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并逐渐拉大与国内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二,由这些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回流出东道国,而不是再投资于东道国,这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第三,东道国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往往营造出更受国外资本青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限制了国内劳工获得较高工资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类型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经济类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生产国,许多亚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初级农产晶或矿产品的出口国,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国家;许多拉美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在以上三种经济类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进口替代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在许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资和就业岗位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就业机会和收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这一地区也最为明显。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相继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自由化改革期间,墨西哥社会的家庭总计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19缓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跃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在墨西哥,导致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急剧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解释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指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对产业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国政府都设法削弱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长期失业,由此导致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贫富收入之比为1:8,1991年为1:16,1997年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问题的出现与解决的思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那些能够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带给其风险的人与那些不能分散其风险的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居民分化为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有些人以全球为家,而另一些人则被束缚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为家的权力精英们“凭借着极其尖端的信息技术、空中旅行和多处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来往和沟通。”这一部分国际性流动群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无拘无束”,而“通过减少对国际性流动性群体的约束,全球化会使团结社会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乔治·卡斯特尼德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墨西哥社会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认为,“一条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会的裂缝正在形成。这种分裂把与美国经济接近的墨西哥人与那些不与美国经济接近的人分开……将那些即使没有处在墨西哥社会的边缘,但处于全球性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边缘的人,与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动的人相区分。”

经济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又使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在使用调控手段缩小贫富分化、减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上,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减小经济不平等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或者近期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支付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往往采取减税政策。而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它逃税的能力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费”。国家对资本的征税越来越困难,以德国为例,“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了1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这使得用于向贫困人群提供保障和无偿或廉价公共服务的公共开支在逐渐缩减-,社会福利的标准在不断降低,劳工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一这些措施本来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对此,丹尼·罗德瑞克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计划中支出资源的能力;使得对资本征税更加困难;而劳工所负担的税收的份额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减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导的劳资妥协、缩小贫富差距的历史局面是在国家的调控干预下实现的,但现在,这种妥协正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破坏,而这正在严重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对此,不同的学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

威廉·K.塔布疾呼,决不允许以“全球化”的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要用控制资本并使经济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诸如竞争、自由市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要求之类的意识形态构想对抗,而不是承认劳动人民应当持续充当这类意识形态构想的牺牲品。”

篇2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主权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这些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与决策权。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注:美国以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名义,要求各贸易国达到劳工和环境标准,否则就可以拒绝其产品出口。)与贸易制裁挂钩,就是为了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防止本国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增加失业人口,影响社会稳定。

  八  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产值和就业量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根本经不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来,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  国际债务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国际债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国投资已几乎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它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外资的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注:数字来源:《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数南美洲国家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额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投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和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十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自由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到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全球纵横联系的特点,但由于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收稿日期:2002-01-30]

[修回日期:2002-04-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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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注释

[1]胡联合。胡铭.《试析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安全的主要挑战》.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 l期 ,第 36页

[2]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第114页

[3]程唬。《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比较分析》.清 华大学 出版社 ,2003,第 240页

[4]参见 Lillieh.R.(ed).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Charlottesvm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073,P.197

[5]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36页

[6]参见刘力.《经济全球化与新主权观》.载刘德喜主编.《WTO与 国家主权》.人民 出版社,2003,第 133页

[7]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第 411页

[8]参见 Louis Henkin,”The Mythology of Sovereignty”,Newsletter,Am 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M arch— M ay,1993,P.1-2

[9]参见[德 ]米夏埃尔·齐 恩.《黑 、红 、绿 、棕 :对 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 》.载 [德]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2—171页

[英]克里斯 ·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载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l998,第l94一l80页

[10]参见 Lillich,R.(ed),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and the United Nation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 of Virginia,1073,1198

[11]参见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28页

[12][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 ).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94页

[13]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页

[14]参见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 1期,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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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跨国公司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行为依其价值链增值的方向进行全球区位的选择以构筑起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促进了资本、人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突破了国际贸易加强世界经济联系的传统构架,使整个世界在日益紧密的联系中走向进步和繁荣。

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的经济活动突破一国国界,突破地域和社会的限制,依靠技术转移、对外贸易、资本流动等手段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和联系的全球范围的经济整体,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当代世界经济、社会联系方式的多样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跨国公司则是推进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基础。它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其迅速发展推动了生产、资本、贸易和技术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的细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在投资、贸易、金融、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跨国公司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

生产全球化不仅表现在把整个世界作为经营决策的对象、生产和销售面向国际市场,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内能够优化;同时还表现在通过将某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子公司去完成,组成跨国界的生产线,合理安排子公司的各项日常活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取得规模经济,进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从世界经济总体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相关数据表明,世界GDP的增加与FDI存量的增加成正比。就局部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跨国公司的作用更加突出。

二、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促进了国际资本一体化的趋势。由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对资金需求越来越高,跨国公司为减少资金融通成本,日益采取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跨国公司已改变了主要依靠自有和自我积累的产业资本进行投资的传统做法,而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资本进行国际投资。跨国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不仅解决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性资金融通问题,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营网络的全球化发展。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还增强了各个证券市场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其广布全球的子公司在世界各个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活动,再通过其内部网络,达到资本国际流动的目的。同时,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购并这一国际投资形式来加强、巩固自己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而购并常以换股的形式来实现,因而使得各国证券市场的关联度增强。总之,跨国公司日益灵活多样的资本运作将给国际金融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三、跨国公司的发展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许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制造业跨国公司经营都经历了从国际贸易向国际直接投资演变的线性次序,依据这种传统的线性观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通常被视为替代贸易。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越来越明确,各跨国公司都非常注重公司内贸易。例如,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外国子公司的企业内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0%多,瑞典是30%多,而公司内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日本是15%左右,美国高达4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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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汇率波动;汇率制度选择;区域货币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6009203

1 绪论

1.1 汇率波动

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汇率波动问题一直就是关注的热点,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投资自由化等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变强,货币政策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从而使得汇率波动在国际间可以相互快速传递,使得汇率波动更加复杂。

很多因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汇率水平,这些因素的波动会使汇率产生相应的改变,从而产生相应的汇率波动。如果决定汇率的因素保持不变,那么平均汇率就保持改变,从而不会出现汇率波动。

汇率理论已经说明汇率产生波动的原因如下:汇率理论和分析方法已经日渐成熟,汇率理论通过前期理论和分析方法解释了汇率的波动性。有种模型叫新闻模型,它认为汇率波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进行相应的信息预期,它认为预期到的信息是不会产生汇率的变化的,显然它关注的主要是预期的重要性。新闻模型通过现在或者过去的经济变量来推测未来的经济变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理论中的经济变量仍然是汇率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在时间上做了相应的推测。另外跨时分析把时间因素也作为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该理论也是一种很复杂的多变量理论模型,它认为各个时间的货币供给、国际收支等都会影响到汇率。它和新闻模型一样,核心思想都是通过对加入了对时间因素的研究深入。但是,即使这两个理论都更加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其基本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经济理论基础上。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依旧决定着汇率的水平,但都在时间上进行相应的延伸,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际产出、货币供给都成为影响汇率波动的原因。

1.2 汇率制度选择

汇率制度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确定本国汇率水平、汇率变动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安排和规定。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汇率的波动范围;第二、汇率水平的确定依据;第三、汇率水平维持的措施;第四、汇率水平的调整方法和途径。并且汇率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变量之一,汇率的相应改变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以来就是各国货币当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汇率制度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合适的汇率制度可以保证一国的经济正常增长,所以选一个恰当的汇率制度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国外的成功汇率制度安排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但是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汇率制度的选择是跟特定的国家相关的,是因地制宜的,只有考虑到我们国家汇率制度选的影响因素,我们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现在,我们国家的汇率制度仍然有许多问题。第一,人民币汇率没有足够的弹性,从而限制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独立性。第二,在外汇定价过程中市场供求关系并没有突显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汇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也不是很完善,国内还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无法提供必要的工具来规避汇率的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汇率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化解。

1.3 区域货币合作

区域货币合作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地区)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最终组建一个由统一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货币联盟,在国际金融权力日益分散、国际货币关系日渐区域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个参与成员国内部货币的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想要想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就必须要舍弃各自的货币方案。有学者提出了相互矛盾的三个思想:固定汇率、货币方案、金融一体化,他们认为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他们得到结论:如果想实现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同时得到稳定的汇率水平,各个成员国就必须舍弃货币方案的自,实行一致的货币方案。在实行货币方案统一的过程中,如果有成员国受到不平衡的经济危机时,主要通过财政方案调整经济,但是每个成员国的财政方案不能过于片面,需要有统一的财政规则来贯彻,否则统一货币方案的基础就不会牢固,很容易受到动摇。

2 汇率波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

如果货币当局要减小汇率的波动幅度,达到稳定的汇率目标,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成本,尤其是这几年的发展,货币政策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调控国内经济的主要手段,而且发达国家可以更有效的配置大量闲置的金融资源。这样,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同时使用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避免汇率过程稳定带来的损失成本的重要手段,但是,采用浮动的汇率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