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来自担保集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发展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

科学发展观，它凝聚着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奇迹。担保集团，三年的励精图治,信用担保体系成员翻了二番，担保、再担保额同比翻了三番。构建省级信用担保体系的探索，开全国先河，创造了我国信用担保业改革发展的安徽模式。担保集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已经崛起成为我国最大、最强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之一；初步担当了政府投资的放大器、银行信贷的减压器、企业信用的孵化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和谐的稳定器。这是一个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奇迹！这是一个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奇迹！

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建设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业强省”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全省担保机构的业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全省中小企业。建设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既是我省经济崛起的内在要求，更是我省担保业发展的必然需求。1 2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诠释着发展与跨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力争在3到5年的时间里，使担保资本金增加至不低于50亿元，年担保、再担保规模达到或超过180亿元；建成以担保集团为龙头，市、县、区担保机构为成员，覆盖全省、运行高效、功能完善、风险控制良好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

风雨西来，秋凉透衫。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给我省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新的形势催使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新的机遇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风潮汹涌，自当破浪；任重道远，更需策马加鞭。我们一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和财政厅党组的具体部署，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加快建设“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最大限度地改善我省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支持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篇2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总量将达到93亿,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亚洲。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将由现在的50%多增加到70%。日益加快的城市化将成为亚洲内需旺盛与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给城市的承载能力与发展模式带来巨大挑战,但不管怎样,预计亚洲未来10年-20年经济发展速度仍将显著高于西方国家。

危机之后,亚洲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明显提高,中国、日本、印度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都在亚洲,使亚洲在世界经济所占份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二战以后,亚洲先后经历了日本崛起、“四小龙”腾飞和中印快速发展三轮大潮,经济实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全球影响力明显上升。此次金融危机更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步伐。

2009年全球投资的40%发生在亚洲,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在世界零售销售市场,亚洲占三分之一,成为许多产品的最大市场,汽车销售占35%,手机销售占43%,能源消费占35%。亚洲股市占全球股市市值34%,超过美国的33%和欧洲的27%。以实际汇率计算,2009年东亚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达25%,超过了美国。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必然推动金融格局的变革。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基本上是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力量角逐的时期,1970年全球前10大银行中,美国占7席,没有一家日本银行,后来到90年代初,日本占据7席。2000年以来到这次危机大爆发前,欧洲银行地位上升,新兴市场银行业高速发展。

这次危机后,全球银行体系和货币体系将会继续发生变革与调整,美元的霸主地位下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银行存款总额也将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有望跃升为全球第一大银行业市场,成为国际银行业竞争的主战场之一。

虽然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银行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功能没有变化,银行业筹集资金、配置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没有变,为客户提供账户、产品和服务的作用没有变,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变。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经营制度与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给银行业带来了严峻挑战与不确定性,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银行在经济低增长环境中如何持续盈利?在经济再平衡与转型中如何加快发展?在严格监管条件下如何经营管理?

应对这些挑战,不同的银行可能会有不同的策略与偏好,但不管怎样变化,最关键、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银行核心能力建设。

6月,英国杂志《银行家》评全球“最赚钱银行”,前5位中,中国国有银行占据了前三席。可是该杂志还有“最强银行1000家”名单,前5席中并没有上述“最赚钱银行”的踪影。最能赚不一定最强,国有银行痴肥却不强壮。

事实上,中资银行在核心竞争力上和国外银行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篇3

2006年11月，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名下的Cascade投资公司和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名下的王国国际酒店集团斥资37亿美元联手收购加拿大著名的四季酒店，这是私人股本公司最新的一次大动作。这条并购消息成为当天推动纽约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目前全球已有数千家私人股本公司，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到私人股本领域。而私人股本公司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却一直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认可。德国《商报》日前报道说，20世纪80年代，私人股本公司在德国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由此可见，私人股本公司的历史并不长。但它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合理化的行业，其中不乏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

目前推动私人股本行业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良好的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大公司中的部分业务出让、低利率以及资金的高流动性。欧洲私人股本协会的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0.3％。另外，自2002年以来，私人股本公司在欧洲企业兼并市场中所占份额基本稳定在19％至22％之间。有资料显示，黑石、凯雷、KKR及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4家实力最强大的私人股本公司近来已募集了约530亿美元资金。考虑到杠杆效应，如此规模的资金相当于价值超过1500亿美元的交易。

私人股本公司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先低价买入一家公司，然后对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待有利可图时再以高价转手卖出，从中获利。私人股本公司收购企业时，所需资金有1/3来自自有资金，其余2/3通过借债方式获得。收购一企业后，它们通常会经营该企业4至5年的时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2005年被私人股本公司重新卖出的欧洲最大的100家公司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从买入到卖出这段时间，投资者所拥有的股份价值翻了一倍。

私人股本投资风险很高。私人股本公司收购的企业涉及各种行业，交易金额在逐年攀升。它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通常收购的目标以中型企业为主，现在已开始瞄准大型上市企业。

篇4

关键词：建成区绿地率；经济发展；计量分析；时空差异

中图分类号：TU9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6-431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6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2014年底，年均增长率在9.5%以上[1]。城市经济发展既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其快速提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1981-2014年中国建成区绿地面积从11.00万hm2增至182.00万hm2，建成区绿地率从14.79%增至36.29%[2]。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时期[3]，城市绿地建设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4]，且不同地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绿地建设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5]，故探究前者对后者影响的时空差异，对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有针对性地把握经济发展新契机，更好地利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目前，尚未有学者就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时空差异做出研究，相关研究侧重于讨论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例如，吴彤等[6]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绿地规模存在显著相关性；刘鹏等[7]以绵阳作为研究对象，借助软件SPSS 10.0，分析出绵阳市经济增长与绿地建设水平间存在密切关系。在上述成果基础上，开展以下方面的探讨将使研究体系更加完整，针对全国层面、不同地区层面等多个空间单元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不同空间单元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比较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及演变趋势。

1 变量选取、数据基础与研究范围

1.1 变量选取

城市经济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通过人口、资本、技术等高度聚集，形成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及结构不断优化的地区经济[8]，其促进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提升、地均产值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绿地建设投资增加等方面。体现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变量选取如下：

1）二、三产业总值（INV），单位为亿元，表征城市经济总产值。由于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城市经济总产值比例较小，且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程度较弱，故选第二与第三产业产值之和表征经济总产值。

2）人均二、三产业总值（PNV），单位为万元/人，表征人均产值。计算该指标的人口变量选城区常住人口更具科学性，但其统计口径发生过变化，故选统计口径一致且数据连续性强的城市非农人口作为替代。

3）地均二、三产业总值（MD），单位为千元/m2，表征地均产值。计算该指标时选建成区面积作为其分母。

4）三产比重（SC），单位为%，表征产业结构。该指标是通过第三产业产值与二、三产业总值相比得到的。

5）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TZ），单位是万元，表征城市绿地建设投资。此类投资为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包括改建、扩建及新建园林绿化等活动[2]。

6）建成区绿地率（GBD），单位为%，表征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反映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指标很多，有建成区绿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但建成区绿地率具有统计口径一致、数值精确、作为相对指标更适合用于不同地区间进行比较等优势[9]。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上各指标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尽可能消除异方差对实证检验的影响，对部分指标采取对数化处理[10]，处理后各变量名称为lnINV、lnPNV、MD、SC、lnTZ、GBD。

1.3 研究范围

在空间尺度上，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按区域经济带划分地区的方式，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在时间尺度上，根据中国二、三产业产值年均递增速率的逐年变化情况，将1996-2014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图1）。1996-2004年总产值年均增速不断加快；2005-2010年为总产值年均增速处于波动起伏阶段；2011-2014年为总产值年均增速下降阶段。

2 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在回归分析前需验证各指标序列是否平稳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1]。针对全国1996-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表1），各指标的差分序列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LLC、Im-Pesaran-Skin、Fisher-ADF、Fisher-PP检验，说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需考察变量间是否有长期均衡关系，故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Pedroni检验允许存在较大程度个体差异，故本研究选此方法进行检验[10]。由表2可知，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与Group ADF-Statistic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由于研究样本数量较小，故主要参考Panel ADF-Statistic与Group ADF-Statistic的检验结果，确定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综上所述，全国面板数据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2 建立计量模型

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发现全国及三大地区的面板数据均拒绝常截距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考察不同时空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状况及差异[9]。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GBDit=C+β1lnINVit+β2lnPNVit+β3lnMDit+β4lnSCit+β5lnTZit （1）

式中，C为常数项，β1～β5为回归系数，GBDit、INVit、PNVit、MDit、SCit、TZ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建成区绿地率、二三产业总值、人均二三产值、地均二三产值、三产比重和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

2.3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空间尺度分析

由表3可知，全国及三大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全国经济变量T值均显著，且显著性水平高；三大地区由于各自特点，其内部个别经济变量T值不显著。模型调整后R2均较高，F值较高且显著，表明各模型拟合度均较好。回归结果说明基于全国及三大地区，各经济变量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解释力强[12]。

2.3.1 全国SC回归系数最大，MD影响效果最弱 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总产值增加、人均及地均产值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均较大程度促进建成区绿地率提高。在各变量增幅相同的前提下，SC最大程度促进GBD增加。SC回归系数为0.199 4，表示其每增长10%，GBD将提高19.94%。INV、TZ、PNV对GBD的影响效果显著且作用力较强，T值分别为9.474 1、8.828 6与2.316 5，回归系数分别是0.021 7、0.012 2与0.011 3。MD对GBD的影响效果及作用力度均较弱，T值为1.920 6，回归系数为0.018 6。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①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前者的调整与升级既对后者的提高提出了迫切需求，也为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有利条件；②城市经济总产值及人均、地均产值增加都会为城市绿地建设提供必备的物质基础与资金保障；③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一部分资金用于修复、改造原有建设，仅一部分用作新增投资，且投资的绿地仅为建成区绿地的一部分，故园林绿化投资对城市绿地建设的促进力度相对较小；④研究时段内，建成区面积扩张过快，导致地均产值的增长相对较慢，其影响效果及作用力度相对较弱。

2.3.2 东部SC作用力度最大，MD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东部尺度看，SC对GBD的促进力度最大，回归系数为0.267 9，表示SC每增长10%，GBD将提高26.79%；INV对GBD的促进力度排第2位，回归系数为0.020 9；PNV、TZ对GBD的作用力度较小且接近，回归系数分别是0.015 9与0.013 2，但PNV的T值仅为1.922 3；MD对GBD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①东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比重不断加大的第三产业对城市绿地的需求最强烈，且其所给予后者的发展空间最大，同时，与城市绿地建设相关的产业也大幅增加；②东部产业总值高，提升速度快，对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③研究时段内，东部城市人口数量与建成区面积增长均过快，减缓了人均产值及地均产值的提升速度，导致其对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作用效果减弱。

2.3.3 中部SC作用力度最大，PNV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中部尺度看，SC对GBD的促进力度最强，回归系数为0.166 8；MD对GBD的促进力度较弱于SC，回归系数为0.034 9；TZ的回归系数为0.017 4，与全国、东部、西部相比，其在中部的促进力度更大；INV的促进力度最弱，回归系数为0.015 2；PNV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处于不断加快阶段，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间的联系不断加深；②本地区城市绿地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强有力的园林绿化投资使其建设水平能够快速提升；③中部人口基数较大，导致人均产值增加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④中部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相对较慢，地均产值的提升则相对较快，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相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2.3.4 西部MD作用力度最大，SC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西部尺度看，MD对GBD的作用力度在各变量同幅度增加条件下最大，且在全国及各地区间相对最大，回归系数为0.040 8，表示其每增加10%，GBD增长4.08%；PNV的促进力度排第二位，回归系数为0.027 6；INV与TZ的促进作用较为接近，回归系数分别为0.010 6与0.008 6；SC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①西部建成区面积相对较小，人口相对较少，两者的扩张速度均较慢，而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制度的落实与实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使西部地均产值与人均产值相对较快提升，成为促使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②西部产业结构较落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小，较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

2.4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时间尺度分析

本研究不仅基于空间尺度进行分析，也从时间尺度考察了不同时间段中国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及演变情况。对1996-2004年、2005-2010年、2011-2014年3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检验，得到回归结果（表4）。模型调整后R2均较高，F统计量均在1%水平显著，表明各模型整体拟合均较好，即在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4.1 1996-2004年SC作用力度最强，MD与PNV影响效果不显著 此时间段内，在各变量同幅增加条件下，SC对GBD的作用力度最大，回归系数为0.351 3，表示SC每提高10%，GBD增加35.13%；INV促进力度较大，回归系数为0.035 1；TZ促进力度较小，回归系数为0.008 4；MD与PNV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此阶段的城市产业结构进入到加速调整与升级时期，三产比重不断提升，对城市绿地建设的需求不断提升，且为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②城市产业总值快速增加，为城市绿地建设的多方面均提供了必要保障，在基本物质层面支撑了其水平稳步提高；③针对城市绿地建设的专项投资还相对较少，对其整体水平提升的促进力度相对较弱；④在本阶段内，城市建成区规模与人口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均及地均产值的增速相对减缓，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不显著。

2.4.2 2005-2010年SC作用力度减弱，TZ作用力度增强 此时间段内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在3个模型中最高；SC回归系数为0.218 8，对GBD的促进作用与前一阶段相比开始减弱，但作用力度仍最大；MD对GBD的作用效果变得显著，作用力度排第二位；TZ的回归系数为0.019 5，相比前一阶段，其对GBD的促进力度相对增强；INV与PNV的作用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该阶段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一阶段，其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②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的各方面因素增多，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的影响比重开始下降；③该阶段城市绿地建设更加受到重视，由于相关政策、建设理念等影响，对城市绿地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强。

2.4.3 2011-2014年各变量作用力度减弱 此时间段内经济发展的大多变量对GBD的作用力度均减弱。SC的作用力度仍最大，回归系数为0.167 7，但较前一阶段已大幅减小；TZ作用力度较大，回归系数是0.012 4，但也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弱；INV的作用力度最小，回归系数为0.004 9；PNV与MD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中国整体经济增速较上一阶段开始放缓，制约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总产值、人均及地均产值增加方面对绿地建设的促进作用；②在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更加侧重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增长、地均产值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均不同程度的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相同幅度增加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力度最强。

2）从空间尺度看，城市经济发展对不同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和中部的促进力度最大，而在西部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经济总产值增加的促进力度在东部排第二位，在中部与西部均排第三位；人均产值提高的促进力度在西部排第二位，在东部排第三位，而在中部影响效果不显著；地均产值增加的促进力度在西部排第一，在中部排第二，而在东部影响效果不显著；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均显著，但除中部外，在其他地区的作用力度均最小。

3）从时间尺度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力度呈现为先加强，后不断减弱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虽在不同阶段均保持最强促进作用，但随时间推移，其作用力度不断降低；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强度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第二位，且促进力度也在逐步下降；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力度先大幅加强，后又小幅减弱；地均产值提高的促进效果经历了由不显著转为显著，后又变为不显著的过程；人均产值增加在各阶段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

3.2 讨论

1）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是客观趋势，需深刻认识与积极利用两者间的规律及作用机制，把握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加大为城市绿地建设带来的良好契机，发挥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促进效力。

2）各地区需就各自经济发展现状做出合理判断与部署，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探寻新的动力源。东部应在经济总产值快速增加、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人均产值及地均产值的提高；中部应更加重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总产值增长；西部应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快速提升。

3）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因素众多，经济发展仅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用地规模、城市人口数量、相关政策、建设理念、自然地理条件等均对城市绿地建设起到了推动或抑制作用[4]。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时，可通过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等途径，在更多方面合理且较快地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

参考文献：

[1] 刘 伟.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5-1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年）[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

[3] 何菊莲，张 轲，唐未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J]. 经济学动态，2012（10）：17-26.

[4] 刘 颂，何 蓓.城市用地分类新标准导引下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应对[J].华中建筑，2015（12）：118-120.

[5] 刘志强，王俊帝.基于锡尔系数的中国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地区差异实证分析[J].中国园林，2015，31（3）：81-85.

[6] 吴 彤，倪绍祥.南京市城市绿地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108-111.

[7] 刘 鹏，董廷旭，邓小菲.绵阳城市绿地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24）：7535-7536.

[8] 孟德友，李小建，陆玉麒，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J].经济地理，2014（2）：50-57.

[9] 邢琳琳，刘志强.我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失调特征及差异[J].规划师，2015，31（6）：108-113.

[10]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篇5

关键词：风险投资　区域集聚　循环累计效应　空间邻近效应

1.风险投资区域集聚现象

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的成立标志着风险投资的诞生，至今风险投资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来看，风险投资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美国的风险投资主要聚集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地区，麻省的128号公路区及纽约州。这些地区集中了全美国70%的风险资本和60%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英国，大约75%的风险投资公司位于伦敦和东南地区。在世界其他各地，如加拿大的渥太华地区，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也凸显出风险投资的区域集聚现象。

我国的风险资本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城市。2010年，这三个城市所集中的风险资本总额高达近1200亿元，约占我国风险资本额的50%。

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区域集聚现象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风险投资发展极不平衡，从而对不同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研究风险投资区域分布不平衡现象及其形成原因，对于各地区制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战略、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我国风险投资主要集聚地区及其特征

2.1北京地区

北京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诸多的金融机构、国家金融宏观调控部门、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全国性保险公司等都汇集于此。同时，北京还是大部分国有大型企业总部所在地、大量境外跨国公司中国地区总部所在地等。北京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智力资源密集区，科技成果的数量和水平一直处于我国前列。北京拥有全国最多、最著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40多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院所130多家。因此，众多的VC/PE机构落户北京并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北京地区的风险投资发展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CVCRI统计，从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地区的被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获得的投资金额都是最多的，其中，被投资企业有176家，占总的被投资企业的23.44%;北京地区获得的投资金额为299.02亿元，占总金额的29.30%。

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北京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关村聚集着全国重要科技战略资源，蕴涵着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是我国规模最大、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高新技术及企业的聚集地，始终引领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凭借这些优势，中关村成了众多投资机构入驻首选地之一。截止到2010年上半年，入驻中关村西区的股权投资机构已达188家，管理基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

2.2上海地区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可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云集之地。数据显示，2010年1月一9月，上海合同利用外资113.41亿美元，同比增长15.3%，其中，第三产业合同利用外资92.86亿美元，占比达81.9%;实际利用外资81.82亿美元，同比增长3.8%。据CVCRI统计，从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域分布来看，上海被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获得的投资金额仅次于北京，位居第二。其中，被投资企业数为88家，占总的被投资企业的1172%;获得的投资金额为84.46亿元。

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致力于发展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业。为吸引股权投资机构落户，上海比照国际金融机构奖励政策而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补贴、现金奖励、人才吸引等办法。同时，上海市黄浦、杨浦、徐汇等区也纷纷出台了区域性的激励措施，筑巢引凤。此外，上海也十分注重结合地区特点，在吸引外资投资机构发展上大做文章，有针对性地出台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浦东新区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相关办法，在吸引海外投资机构落户上形成特色。

2.3深圳地区

深圳90%以上的研究开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究开发人员也集中在企业，使得企业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直接面对市场、消费者展开研究开发活动，形成了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良性循环，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全国平均不到20%）以上。

作为中国第一个风险投资试点城市，深圳较早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成为全国风险投资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经过十多年的积极探索，已初步形成了由项目、资金、股权交易市场和中介机构组成的创业投资市场体系，风险投资已成为推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创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十多年来，深圳创投机构数量、创投资本总额等多项指标一直保持全国第一。截至2009年底，全市共有私募基金300多家，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总规模约为250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35%。其中创业投资基金的总规模为600亿元，其他类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为1900亿元;管理私募证券基金规模超过4000亿元，其中信托私募证券管理规模达到200亿元以上，约占全国的30%。2010年深圳的风险投资发展依然迅猛。据CVCRI统计，深圳市被投资企业数量排名第三，占比达7.32%，位于上海之后;投资金额位于第七位，占总投资额的3.48%。

3.我国风险投资的区域集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