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09:35:1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妨害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一、诉讼援助制度
诉讼援助制度可谓是保障贫困当事人行使诉权、保护实体权利的“希望工程”。目前我国存在诉讼收费过高的问题，这严重障碍了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不分贫富对当事人进行平等保护，如果当事人因为贫困而其权利无法获得保护，是违背司法正义原则和司法为民理念的。因此，国家有义务从实质上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说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权，诉讼援助制度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笔者在此区分了诉讼援助与法律援助两个概念。诉讼援助制度是指对于贫困当事人予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案件受理费以及其他诉讼费用或者免除诉讼费用担保的制度。该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不同，法律援助制度是为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诉讼援助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都在于消除因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实力差异可能造成的诉讼权利实际行使的差异，以维护当事人的实质平等，这是实质平等原则的体现。
未来的民事诉讼法是否应当规定这两种制度呢？这首先应当探讨诉讼费用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现行法并没有规定诉讼费用的征收标准，目前诉讼费用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其中有些规定不合理、不明确，导致实务操作比较混乱，并对当事人行使诉权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尤为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法院自收自定的做法已经也引起了广泛质疑，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都存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关于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因此，关于诉讼费用的收取由最高法院制定明显不具有合法性。其次，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纳入到各级法院的单位预算，统一核算和使用管理，诉讼费用的计算与征收与法院的利益密切相关，裁判机关与其所审理的案件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这严重违背了司法中立原则。再次，诉讼费用的计算决定于诉讼标的价额计算，而诉讼价额的计算不仅与诉讼费用的征收有关，更涉及诉讼程序的适用如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适用以及级别关系确定等。因此，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费用的计算及缴纳做出明确、科学、合理的规定。诉讼费用的征收应当从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的财产权等实体权利角度考量，而不应当从国家可得到的利益来考量。
诉讼援助制度涉及到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与诉讼费用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并且保障当事人平等行使诉权也是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诉讼费用制度的同时应当在诉讼费用部分中规定诉讼援助制度。而法律援助制度虽然与诉权保障有一定关系，但与国家财政政策、律师制度等关系更为密切，并且从民事诉讼法的整体结构等角度考虑，法律援助制度不宜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而应由其他法律规定。
二、临时救济制度
人们在享受诉讼救济的公正性、文明性所带来的便捷时，也不得不接受其滞后性这一缺陷，临时救济制度正是为弥补传统诉讼程序救济滞后性的缺陷而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临时救济制度包括财产保全制度和先予执行制度，但这两种制度存在着先天性缺陷，立法不周延。就保全制度来说，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很多非财产权利也存在临时救济的客观必要，而我国的保全制度只限于财产案件，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中非财产权案件临时救济的需要，如人身权、通行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就无法通过财产保全制度获得救济。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将不能采取财产保全而客观上又需要救济的情况全部划归先予执行制度调整，使先予执行制度过于扩张。这种保全制度的萎缩与先予执行制度的扩张把有些纯粹属于财产保全的情况也纳入了先予执行调整的范围，使二者的调整范围发生了交叉、重合，导致法律制度之间的不协调。
鉴于现行法欠缺行为保全制度，暂时满足权利的制度也不健全，知识产权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此予以了一定的完善，如知识产权立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制度，海事诉讼程序法规定海事强制令制度。虽然司法解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有关知识产权立法对此予以了一定的补充，但这些规定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内在和谐统一的临时救济制度。完善的临时救济制度是程序公正的立法实现，对目前的临时救济制度进行反思并予以整合，因此，应当在民事诉讼法框架内构建统一周全的新世纪的临时救济制度。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大陆法系根据各种临时救济措施的功能而规定的三种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互相配合，构成了较完备的临时救济制度，并且逐渐为我国学界和实务界所熟悉。而英美法系的临时救济制度形成于判例，比较凌乱，并未形成系统的制度，难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因此，我国完善临时救济制度的思路是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采取统一的立法模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对临时救济制度予以基础性、全面性和前瞻性的构建。大陆法系关于临时救济制度的立法模式，有的国家采取独立系统的立法，有的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独立成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将临时救济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去单独立法，也有学者主张应当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但应当独立成编。笔者赞同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模式，认为分散立法的模式并不可取。单独成编的模式有利于体现临时救济制度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但是是否独立成编抑或是保持原有的模式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具体规则的完善。
从临时救济的功能分类，可以将临时救济措施分为保全性的临时救济和权利暂时实现性的临时救济，我国学者对后一类救济制度却鲜有论及。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初期以确保将来判决强制执行为主要目的，但随着社会的法治，保全制度也兼具暂时满足权利以确保权利不受加害的功能。随着各国立法的进步，权利暂时实现性救济制度也日益独立于保全制度成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我国现行法的先予执行制度和诉前禁令制度尽管还很不完善，但却是权利暂时实现性救济制度的最典型表现。是否给予权利人的权利暂时地实现，这也正是诉前财产保全制度和诉前禁令制度的本质区别。因此，构建我国临时救济制度思路是将这两种临时救济制度区分开来，建立保全性救济制度和权利暂时实现性救济制度。具体方案是：一是将财产保全制度改造为诉讼保全，增加行为保全制度，财产保全与行为保全分别对应大陆法系的假扣押与假处分制度。二是构建暂时性稳定法律状态、保护权利的制度。这种制度与诉讼保全是不同，其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以保护现在有争执的权利不遭受继续侵害为目的，而诉讼保全则以确保将来的强制执行为目的。例如在在侵害通行权的案例，权利人（原告或者被告均可提出）申请临时性保护，使权利人暂时实现通行权。笔者认为暂时稳定法律状态、保护权利的制度又包括强制令和先行给付两种制度。先行给付是现行先予执行制度的改造，先予执行制度是我国的一大立法进步，应予保留并完善，其名称可以改为先行给付，并将其适用扩展于诉前。强制令是对诉前禁令的扩展，使强制令制度不仅适用于诉前，在诉讼中也可以对权利人进行保护。先行给付与强制令制度的区别是前者主要适用于金钱给付或者其他种类物的给付之诉，而后者主要是责令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这种方式承继了原有立法，又有所创建，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
一是把司法拘留当成一种执行措施。这可能是当前民事执行活动中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和问题，民事执行的对象是被执行人的财产，而不是人身，这是无庸置疑的。而在实践中有些执行人员图省事、怕麻烦，执行方法简单、粗暴，不知是不知，还是有意地将司法拘留作为执行措施运用，在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和采取查封、冻结、变卖等等措施的情况下，以拘代执，甚至拿钱赎人。
二是把司法拘留看成是检验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手段和标准。有些执行人员不采取对财产的强制执行措施，而是把被执行人一抓，从而判断出经拘留也未能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就是无履行能力的人，更有把是否已经采取强制措施作为可以中止结案的衡量标准。
三是把司法拘留作为安慰权利人的一种手段，对权利人的一个交待。实际执行工作中，有些执行人员片面强调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不保护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对那些确实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被执行人，纯粹为了安慰权利人，而拘留被执行人。实践中，甚至出现由权利人申请对被执行人进行司法拘留的怪事。
四是对司法拘留的批准程序不严格。司法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属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应由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并报院长批准。实际工作中，对某人是否适用司法拘留往往由案件承办人个人认定，法律规定的程序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承办人“先斩后奏”，已经宣布对被执行人的拘留，院长还没有批准的情况非常普遍，而领导为了不打击执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案情也不加以认真了解，事前一个电话，事后补办批准手续。
五是借司法拘留名义，变想羁押、审讯被拘留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__条的规定，对被拘留的人，应由司法警察根据院长签发的司法拘留决定书执行，并由人民法院交由公安机关看管。而现实工作中，执行人员往往将宣布拘留后的被拘留人滞留在办公室或其他任何地方，变相非法羁押、审讯，以逼迫其履行还款义务。
六是依法赋予被拘留人的法定权利执行的不好。对被司法拘留的人，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执行人员应明确告知被拘留人上述权利。另一方面虽然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应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但将被执行人拘留的原因和理由及关押的处所告之其家属，应有现实的意义。而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七是提前解除拘留随便。根据法律规定，提前解除拘留措施的前提应是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在实际执行中，可能被拘留人的亲戚、朋友代为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是执行人员与其家人达成了“拿钱就放人”的默契，而被拘留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执行人员对被拘留人既不进行提审谈话，也不进行教育。一旦钱到手，立刻放人。
根据司法拘留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应该从同下几方面规范司法拘留：
第一，司法拘留必须根据程序法和适用条件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第12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0条规定的情形是适用民事执行程序中司法拘留适用的依据，除此之外，不得适用司法拘留。特别的是，如果当事人如果确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能力，更不能拘留。
第二，司法拘留要严格执行法定的程序和手续。作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拘留，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或惩罚措施，适用时应当严格报批程序，要由案件承办人将相关材料报请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讨论决定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的，报请院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对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又来不及请示院长或无法与院长联系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6条的规定，可以在拘留后，立即
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第三，严格提前解除司法拘留措施的规定。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报请院长批准，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表明妨害民事诉讼的障碍已经排除，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提前解除拘留是正确的、必要的。
一、行政诉讼的实践及立法率先使司法拘留突破了民事诉讼领域
继1982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后，我国于1989年4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为了更有效地保障行政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部行政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作为最严厉的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的司法拘留。
该法典第49条第1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15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一)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执行的;(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这里的拘留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作为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的“行政拘留(治安拘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首先，它是保障行政诉讼顺利进行的行政诉讼措施，而不是行政处罚措施;其次，在适用的法律上，它适用的是行政诉讼法而不是行政处罚法律;再次，在适用的期限上，为15日以下，只有上限而没有下限，而且，在适用中像其它司法拘留一样具有灵活性，执行机关可根据行为人的认错态度在执行过程中决定提前解除拘留，而行政拘留的期限为1日以上，15日以下，既有上限又有下限，而且在适用中一般不具有随时解除拘留的灵活性，一般是执行期满才能解除拘留;第四，在适用的对象上，它适用于妨害行政诉讼活动的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而行政拘留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人;第五，在适用的主体和程序上，它由人民法院(具体由院长)决定，而行政拘留是由公安机关(具体是由其负责人)决定，一般不影响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而行政拘留的适用就是行政责任的承担，如果行为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同一行为的行政拘留的羁押期限可折抵刑期，等等。
这表明，这里的拘留是属于司法拘留的范畴，而不是行政拘留(治安拘留)它完全符合司法拘留的各特点，只不过是具体针对妨害行政诉讼程序的，这表明司法拘留己不是民事诉讼中的专有名词了，它也适应行政诉讼的需要，在行政诉讼领域存在。
二、刑事诉讼的实践及立法也使司法拘留突破了民事诉讼领域
在刑事诉讼中，1979年通过的那部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司法拘留，但随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发展，为了有效地保障刑事审判活动的进行，199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妨害刑事诉讼法庭秩序的司法拘留。
该法典第161条第1款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予以制止对于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15曰以下的拘留。……”这里的拘留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的“刑事拘留”(下简称“刑事先行拘留”)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首先，在性质上，虽然都属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强制措施，但刑事先行拘留是保障刑事法庭审判以外的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不具有惩罚性，而这里的拘留是专门保障刑事法庭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具有惩罚性。其次，在适用的法律上，虽然都是刑事诉讼法，但刑事先行拘留具体适用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132条等，而这里的拘留具体适用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61条对刑事法庭审判秩序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第三，在适用的对象上，刑事先行拘留只适用于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不适用其他人，而这里的拘留除了适用妨害刑事法庭秩序的被告人外，还适用于其他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第四，在与判决的关系上，刑事先行拘留的羁押期限折抵刑期，而这里的拘留一般不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不折抵刑期，等等。
这表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需要存在司法拘留，司法拘留不专属于民事领域同时，也说明了刑事诉讼中的拘留，不仅指刑事先行拘留，还应包括刑事司法拘留;如果按习惯要把刑事先行拘留称为“刑事拘留”的话，也应是一种狭义的刑事拘留，笔者认为广义的“刑事拘留”应包括刑事先行拘留和刑事司法拘留在内。这里的拘留是针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妨害法庭审理程序的行为而确定的，也完全符合司法拘留的各个特点，应是一种司法拘留。同时，随着司法诉讼实践的发展，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有关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执行中的司法拘留。如，“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151这也表明司法拘留不是民事诉讼的专有名词，它也适用刑事诉讼的需要，在刑事领域中存在。
三、《民法通则》中也规定有不属于司法拘留的
拘留什么是民事拘留?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民事拘留等同于司法拘留，例如，“民事拘留又称司法拘留，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161这种观点把民事拘留的内涵等同于司法拘留的内涵，这也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也己经不符合我国目前各诉讼立法和其他立法的现状，因为，如前所述，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都先后规定了司法拘留，并且民事实体法，即《民法通则》第134条也规定有不属于司法拘留的拘留另一种观点是把民事拘留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狭义的民事拘留仅指《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中规定的拘留，而广义的民事拘留不仅指这种狭义的民事拘留，而且还包括妨害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拘留。例如/‘民事拘留，是拘留的一种。在我国，是人民法院对于在民事活动中有侵权行为或拒不履行民事义务的当事人进行民事制裁的方式之一。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广义的民事拘留还包括司法拘留在内。”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范畴的拘留统称为民事拘留，这时狭义的民事拘留就仅指对民事实体法上的民事违法行为的一种制裁，而广义的民事拘留除了包括这种民事实体法上的拘留外，还应包括民事程序法上的民事司法拘留在内。这样，无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上说，民事拘留的内涵都不能等同于司法拘留。这种观点符合我国目前民事实体立法和民事诉讼立法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这里的拘留当然不是司法拘留。因为，从其性质上看，它不是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民事强制措施;从适用的法律来看，它适用的法律不是民事诉讼法而是民法;从适用的方式来看，虽然它与司法拘留的适用期限都是15日以下，但它不是在执行中根据行为人的认错态度来决定具体执行的期限，而只是在民事判决时由人民法院直接规定其执行的期限;从适用的后果来看，司法拘留的执行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而这里的拘留执行期满就意味着民事制裁执行终结。所以，这里的拘留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补充方式，属于民事制裁形式也就是说它既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也不是行政责任形式，而是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补充方式的一种民事制裁民事制裁是相对独立于民事责任方式的一种责任形式，是在适用民事责任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人时所采取的措施，它是配合民事责任发挥作用的措施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是：首先，这里的拘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适用，而不是由行政管理机关适用，不具有行政责任形式的适用主体，因而，它不可能是行政责任形式;而且，即使不是由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而是由人民法院建议行政管理机关适用，也应是一种准司法性质的行为，但不可能是行政责任形式。其次，诚然“在一个部门法中规定属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这己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势。”可并不能由此就说这里的拘留就是“《民法通则》规定一些属于行政法的责任形式”m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从而把这里的拘留界定为行政责任形式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民事制裁在性质上、适用范围上以及功能上都与民事责任方式有所不同，因而把民事制裁直接归入民事责任方式也是不合适基于以上理由，这里的拘留应是独立于其他任何性质的拘留的责任形式，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民事制裁拘留”
由此可见，我国的《民法通则》中也规定有不属于司法拘留(即民事制裁拘留)，简单地将民事拘留等同于司法拘留是不大合适的。
四、司法拘留的涵义应随着立法、司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更新和完善
拘留的实践及立法早就表明，不能把司法拘留等同于民事拘留。司法拘留除了民事司法拘留外还应包括行政司法拘留及刑事司法拘留，分别区别于作为行政处罚方式之一的行政拘留(治安拘留)及作为刑事诉讼五种强制措施之一的刑事(先行)拘留;民事拘留若理解为民事程序法和民事实体法范畴的拘留的话，也不应仅指妨害民事诉讼秩序的民事司法拘留，还应包括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补充方式的民事制裁拘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存在民事司法拘留、刑事司法拘留、行政司法拘留等三种司法拘留。虽然它们都是司法拘留，都具有司法拘留的特点，但毕竟是三种具体不同的形式，在许多具体方面也有不同的特点，如，在具体适用的诉讼法律上，民事司法拘留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行政司法拘留适用的是行政诉讼法，刑事司法拘留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在适用的对象上，刑事司法拘留适用严重违反刑事法庭秩序、情节严重而又构不成犯罪的诉讼参与人及案外人和执行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而对妨害法庭秩序和执行秩序以外的行为，如，毁灭证据、逃跑、继续犯罪等就不适用该种拘留，而应适用刑事先行拘留，而民事和行政司法拘留适用所有的妨害民事或行政诉讼秩序、情节严重而又构不成犯罪的的诉讼参与人及案外人，等等。
[关键词]诚实信用 民事诉讼 道德危险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及内涵
诚实信用，简称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1]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恪守诺言，是一项古老的伦理道德标准。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以及私有制的产生，交易也随之产生，诚实信用作为交易的一般原则和日常行为道德准则就开始形成并广为接受和传承。从古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到民间流传几千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可见一斑。而它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最早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代，因此诚实信用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诚实信用成作为法律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最初只适用债权债务关系，规定在商法中。在罗马法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照契约的条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内心的诚实观念来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2]从此诚实信用这一伦理道德规范被提升为法律规范并一直沿用下来。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3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将诚信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并被世界各国民法所接受，今天诚实信用原则及其支配下的法律规则，已成为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3].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诚实信用原则只在私法领域确立了其作为法之基本原则的地位，在当时看来，诉讼法关系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公法关系，诉讼法作为公法与私法有严格的分野，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规则的重要准则，不能适用诉讼法。但是随着近现代国家干预日益加大，私法与公法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趋势日益明显。从20世纪30年代始，德国将诚信原则引入到诉讼法领域。1924年，其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真实义务”，即当事人应当完全真实地陈述案件事实。1926年，承接德国民法传统的日本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信义原则。此后德国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将真实义务原则发展为协同关系原则，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规定为善意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由最初只规定当事人间的真实义务开始向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演变。其内涵、适用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大，并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的世界性的法律原则。
二、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
什么是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确定法的基本原则，大多学者认为，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体现着法的本质和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它包含两层意思：（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门[4].由此我们引伸两点：（1）法的基本原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2）它们又是直接的行为规则[5].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们主观认识统一。原始阶段的法律特点之一就是法律的适用范围极为有限，往往一事一法，既无原则也无一般概念，这正反映了简单的社会生产关系下，人们思维能力与认识能力的低下和局限。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和多样，与此相适应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拓展，面对这种变化，立法者就试图通过较为模糊的而非明确的，一般的而非具体的法律规范向人们提供行为模式，以增加其适用性，从而也给执法者适用和解释法律预留了必要的可能和空间，这就是法的基本原则的产生，它使法律渊源突破了占主导地位的习惯法的范围，而形成为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制定法。法律基本原则这一概念的内涵很小，因此其外延就很广。正是基于这一点，为立法者越多越重视和采纳，以进一步扩大法律的涵盖面。进而我们又得出结论，法律基本原则的确立取决于两点：（1）法的基本原则本身的法律价值，该原则具有普遍规范的意义；（2）社会实践的需要。现实社会的多样化需要以该基本原则来概括并规范。
（一）诚实信用原则向公法领域引伸的理论依据。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公法领域，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从德国将其引入诉讼法领域以来，肯定的说法逐渐占了上风，其中主要有三种观点：①“私法类推说”认为公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乃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合理类推所致，由于此前私法发达而公法作为新兴的部门法在许多情况下尚缺少具体规定，因此完全可以从相关法域中类推适用有关规则；②“一般法律思想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一般法律思想的必然体现，在所有法律秩序中都具有规范法律交易的任务，只是它较早在民法领域中发现了该原则而已；③”法本质“说认为法乃由国民法意识所成立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的根本要求乃诚实信用，因此该原则构成法规范，并全面直接适用于所有法规范之中。[6]笔者认为，”私法类推“说将民诉法中的诚信原则解释为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民诉法中的合理类推有欠妥当。而”一般法律思想“说和”法本质“说则殊途同归，均正确地揭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基本内涵。事实上，在当代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务中，不管在公法还是私法领域，不管是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领域，就诚实信用原则而言，早已构成诸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况且在今天，将审判权的运用及审判结果视为一种服务和服务产品，而寻求解决纠纷的当事人视为司法服务的消费者的观念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因此从人民法院乃为社会与个人提供公共司法服务之主体这一视觉来考察，人民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实则是服务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显然服务者（人民法院）须以诚实信用原则提供服务，消费者（当事人）亦须以诚实信用之态度来接受服务。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所负载的价值功能。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于民诉法始终的根本规则，是对作为其调整对象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而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恰恰起到了这种工具性的作用。①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控制。司法乃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的结合，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查明案件事实。对于每一起案件而言，案件事实都已成为历史，不可能重现，因此法官只能凭借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一定的规则来推断案件事实，这个规则就是诚实信用，也即法官必须依照公正无私的职业良心和科学的法律方法，逻辑规律来决定证据的取舍，只能这样才能使查明的事实（法律事实）最大可能地接近案件事实，才能为正确适用法律奠定坚实的基础；②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控制。法律的价值在于适用，而现实生活是多变的，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讲，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法律需要稳定的角度来讲，法律的稳定性又不允许立法者朝令夕改，因此在法律规定不足或规定不清时，法官就必须从立法的宗旨出发，以善良诚实之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探求法律的本意和当事人缔约目的，合理地解决纠纷。③对当事人不正当地行使诉权，消极履行诉讼义务进行控制。
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从其本身的法律价值而言，它所包涵的内容具有根本性，其效力具有始终性，具有适用对象上的普遍性和适用阶段的一贯性，符合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要求和条件，其作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价值要求。
事实上诚信原则作为一种目标，要求实际上已贯穿在民事诉讼法全过程，如关于审判人员自行回避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以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等，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审判纪律追究办法》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进行，即表明诚信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一种法律规范具有法律强制力，不履行诚信原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只是没有将其提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三）、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的大量存在为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提供了现实依据。
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故意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诉讼权利，消极履行诉讼义务或不当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促成裁判不公正或诉讼拖延的行为而引起的危险。
司法实践中，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接受一方当事人或人的吃请、礼金因而在诉讼中不能保持中立性而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循私舞弊、枉法裁判，如在证据判断取舍上有意褊袒一方，或者刻意提高对一方举证责任造成证据上的失衡；故意曲解法律或当事人的缔约的本意、目的，从而作出不公正裁判等以及当事人滥用诉权，如为不正当竞争之目的，恶意对他人提起诉讼，滥用申请回避权，故意多次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达拖延诉讼之目的，实施突袭举证，消极履行诉讼义务，提供伪证，或隐匿对己不利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陈述或虚伪陈述，承认等和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胜诉，如以吃请、送礼行贿等方式谋取法官的不公正裁判，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证人作伪证，以及规避法律等。
这些行为必然导致：一、损害司法的公正性。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恶意偏袒一方，当事人提出伪证，或以不正当方式谋取胜诉，其结果必然是造成裁判不公，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度；二、必然造成诉讼的不经济。不公正的裁决出台后，必然造成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处长启动司法程序必然造成司法资源不当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得到有效确认，争议财产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反对投入到经济运行中，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使得人们丧失依赖司法解决纠纷的信心和热情，从而寻求其他途径解决纷争这是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损害。实践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单纯把道德危险的避防寄托在道德教化上，寄托在行为人的品行、良心的信赖上，我们所要面临的风险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必须将民事诉讼中法官、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提升为法律义务，才能有效避防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以实现人们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渴求。
三、民事诉讼法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与完善
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对于预防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顺应国际民事司法发展潮流，并借鉴世界各国对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成功运用，笔者提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思路。
（一）在民诉法总则中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
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法律始终的根本规则。因此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在第七条中增加：“在法律规定不足或规定不清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合理处理民事纠纷。”并另增加一条款：“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依照法律规定，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使其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同时，由于民诉中不诚信行为表现的多样化，在分则中也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不诚信行为，这样用诚实信用原则来概括所有道德危险行为，避免了在分则中通过列举而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这也正是其作为法之基本原则的作用所在。
（二）在民诉法分则中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支配下的规则和条款。
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是直接的行为规则，也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因此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与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有机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法律，法的基本原则决定其他规则的内容，其他规则也必须体现法的基本原则的精神，也就是法的基本原则之效力必须贯穿法的始终，唯如此，才成其为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民事诉讼法》总则中确立了诚实信用作为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须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具体的规范来体现落实该原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尽管我国民诉讼中已有相关规定，但还不够明确、完整。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在分则中增加以下内容：1、在第五章第一节关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第五十条第三款后增加如下内容“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胜诉，避免败诉。”；2、在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增加“当事人不得提供伪证。”；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增加：“人民法院调查取证须依当事人申请，客观收集。”；第六十六条增加：“未在法庭出示，并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七十条增加：“证人在法庭上须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不得作伪证。”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增加：“当事人不得作虚伪陈述和虚伪承认。”第七十二条增加一款：“鉴定部门和鉴定人依法独立进行鉴定，不得出具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第七十三条增加一款：“勘验人不得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勘验结论。”第八十八条修改为：“调解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动员和强迫当事人接受对自己明显不利的调解，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第一百零八条增加一款：“当事人不得滥用诉权。”第一百一十二条在“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后增加：“通知书中应裁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基本诉讼知识，如举证责任和举证时限。”
（三）完善和强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责任。
相对于公开审判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授权性规范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保障，诚实信用原则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自治权的限制，属于义务性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事人及其代诉讼参与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义务必须履行，否则就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为了确保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必须同时规定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实施道德危险行为的法律后果。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违反该原则的法律责任。1、可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滥用诉权、反诉权，以及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给他人或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他人或对方当事人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在民诉法第十章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中，增加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诚信原则制裁的规定；3、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应将其作为启动再审的法定理由，以彰显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程序性规定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官法》和其他规定对法官的惩戒措施来加以控制和预防。
因此在我国的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有深厚的法理依据，而且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司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法律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适时提出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正是适应现阶段司法改革实践需要，实践和协调这一战略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参考文献：
[1]任仲平，论诚信[N].人民日报，2003—9—18（1）。
[2] 王利民等，民法新论上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6. [3]曾宪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课程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80）。
[4]《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社，1979，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5]钱玉林，经济法基本原则之新探[J]、法学、1995，（1）。
[6]田村德治（日），宪法及行政法诸问题[M]，日本：有斐阁，1987（10—15）。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
审判权的运作并不能靠其自身的力量使其尽善尽美，它和其他国家权力一样需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现行诉讼制度下，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除由人民法院内部监督机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监督职能外，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判的抗诉也体现出突出的监督效能。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民事诉讼理念的变革和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和诉讼法治化程度的提高。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因此，对现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对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进行研究探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民重粉容瀚督的特点和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的法律执行活动和法律遵守情况实行监控和督促，即在国家的法律实施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的法律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是《宪法》关于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者地位之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化，进一步确定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者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地位。
人民检察院以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进人民事诉讼，实现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能。这种监督权能总是以行使一定的诉讼权利和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为体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集中体现为对生效民事裁判的抗诉权。就现行制度而言，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特点是：第一，广泛性。《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关于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提供了依据，在诉讼的立法准则上保障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广泛监督职能；第二，具体性。这一特征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有具体的诉讼权利保证。《民事诉讼法》在分则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有权进行抗诉，并规定了抗诉权行使的条件和要求。这使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能得到具体化；第三，事后监督性。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通过对生效裁判错误和违法的审查来进行。这说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在民事审判程序终结后进行的，是对实际审判活动的一种事后监督；第四，单一性。如前文所述，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集中体现在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的行使。就一项国家权力在某一社会领域的渗透而言，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的监督权集中在抗诉权上，显得过于单一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审判结果的监督
民事审判结果是民事审判权运行的终极目标，也是民事审判权作用于民事个案的结果，这种结果总是体现为人民法院的一种权威性决断，其中包括事实认定决断和法律适用决断两方面内容。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结果的监督主要是看人民法院和判决裁定中案件事实认定是否正确、案件主要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充分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无论是事实认定的错误、事实查证方面的不足，还是适用法律的不当，都会引起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监督权而提起的抗诉。
（二）对审判过程的监督
民事审判过程是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步骤和方法审理解决民事案件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审判过程可分为二方面：其一是审判准备过程，由立案受理环节、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环节、公告环节、回避制度执行和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适用环节等组成；其二是开庭审判过程，此过程集中反映为依法进行各步骤的庭审工作、依法选择审判方式、依法保障庭审中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等内容。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在审判人员应回避而没有回避、未经传票传唤即缺席判决、未开庭即作出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发生，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时，才可以对审判过程实行监督，提起抗诉。
（三）对审判法纪遵守情况的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某一具体民事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拘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无论其对案件审判是否正确，人民检察院除要追究责任人法律责任外，还有权对该具体案件提起抗诉。
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制度。克服了1982年颁布的试行民事诉讼法的不足。试行民事诉讼法仅在总体上规定人民检察院享有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权，并没有具体规定检察监督的内容和方式；新民事诉讼法在原则性规定的同时，又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以抗诉权，实现了原则性规定和具体权能的结合，这在完善民事审判活动中检察监督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现行民事检察监督权的缺陷分析
尽管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能已在199l年4月9日颁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得到明确化和具体化，对规范民事审判活动，提高民事诉讼的科学文明程度有重要意义，但该制度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诉讼法治化的要求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监督时序滞后，使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处于被动和弥补的局面。
如前文所及，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能具有“事后监督”的特点，法律规定这种监督只能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定、民事判决上找突破口。这决定了人民检察院无法通过多种渠道去实行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控制，整个民事检察监督活动处于滞后、弥补、被动的局面。这样就使民事审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和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制度要求的行为，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及时干预，削弱了检察监督权的效能。这也是民事审判过程中轻程序、不规范审判和枉法裁判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要想真正保障民事诉讼程序公正，对民事审判过程中严重的违法审理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并制止是十分必要的。
（二）检察监督权仅靠行使抗诉权来体现在方法上和手段上显得单一化和贫乏化。
应该说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提起抗诉，是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检察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这也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民事审判监督的唯一手段，在具体的检察监督的手段和权力上显得单一和贫乏。这种单一的监督手段只能对生效裁判实施，而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过程中的违法审理行为及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无法直接进行监督、纠正和制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审判活动的失控。因此，要想使人民检察院更好地以检察监督权维护民事司法公正，就必须在不影响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赋予人民检察院较为灵活多样的实在的监督权力和手段。
（三）民事审判活动存在着一定的检察监督的空白区域和监督缺位。影响了检察监督功能在民事审判活动中献全面发挥。
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着手，对民事审判结果、过程等多方面实行法律监督。但就民事诉讼活动而言，还存在着多方面的检察监督真空区域。其一，对强制措施的适用缺乏检察监督机制，而只由人民法院自身机制来自我监督。如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措施的适用等。其二，大多审判过程不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如立案受理环节、特别程序的审理环节、审理过程中审判权不当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为等。其三，个别程序完全不受检察机关的监督。这主要是指执行程序。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生效裁判提起抗诉，这就把对生效裁判的强制执行活动置于检察监督之外。另外，破产程序等特殊程序也排除了检察监督的可能性。这种将数项重要诉讼活动和程序不纳人检察监督范围的做法显然是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诚然，这些检察监督的真空区域是可以由人民法院自我监督，甚至产生了法官“集检、审二权”于一身的现象，〔1〕但这种自我监督机制有其自身克服不了的缺陷。严格意义的检察监督应包含民事诉讼所有程序中的司法行为，而不允许监督上的空白区域存在。
（四）检察机关的监督级别与审判机关的审判级别不统一，削弱了同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功能，也给审判实践中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增加了难度。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只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这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范围及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效力及于其辖区内同级法院（不含同级）以下级的法院，排除了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尽管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向上级检察院建议等方法去促使上级检察院对与共同级的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但这样仍然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产生障碍和消极作用：一方面人为地增加了行使监督权的环节，有悖诉讼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削弱了同级检察院的监督功能。而基层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则具有不完整性。另外，也给抗诉的对象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即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到底是向同级法院作出还是向下级法院作出界限不清。〔2〕因此，检察监督的职权级别范围也应予以明确。
（五）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具有浓厚的职权性，这易导致监督者失去监控的现象，从而损害审判权和诉权的正常运作。
我国现行立法在价值上突出了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在总体上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的权能，并规定了实质性抗诉权行使的条件及行使的一般形式要求。但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行使则缺少应有的规范，尤其是没能从立法上合理配置检察监督与审判权正常运作的关系和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权利的关系。这种立法上的粗略，最直接的负面效应是检察监督带有浓厚的主动色彩，易造成监督恣意。理论界有学者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列席合议庭和审委会会议的观点应是值是商榷的。[3]在倡导民事监察监督的同时，也要维护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和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尊重。
现行的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之所以存在以上的不足，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现行民事诉讼立法的粗略化和简单化，导致了检察监督内容范围的不完整和手段的贫乏。从立法模式上看我国仍然没有摆脱审判职权主义的构架，过高地估计了审判内部监督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在检察监督的具体权能上名实难符，这是检察监督职能弱化的主要原因；其次，检察监督队伍的素质不能适应民事审判监督的需要，检察人员长期致力于刑事侦查、审判等方面的监督活动，而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准备；再次，缺乏监督审判的双向意识，导致监督效力低下。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民检察院存在着怕监督、难监督的思想，消极地甚至不严格地履行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作为被监督对象的人民法院
有时也存在着轻监督、抵抗监督的思想和现象。1993—1997年全国民事、经济、包括行政抗诉案件在内仅11925件[4]而同期全国仅民事案件就审结13515156件，[5]这说明检察监督权仍未积极活跃于民事审判领域。这与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的不正确的监督观念、意识是分不开的。
三、民事检察监督的完善
要想克服人民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运行中的缺陷，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笔者认为，应从监督原则、监督权能、监督范围、内容等方面进行完善。
（一）建立科学的检察监督原则
为保证人民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的正确行使，应确定以下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1. 民事诉讼法规定与宪法精神相一致原则，这一原则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效力体现和要求。它是指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必须体现对审判机关及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其他民事司法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宪法原则精神。其核心要求是民事诉讼法的检察监督规范要和宪法相关内容统一，不得与宪法规定抵触。
2.检察监督与法治要求相一致原则。这是指通过检察监督活动，促使民事诉讼活动公正化、合法化，使检察监督与民事诉讼活动法治化要求相合拍的准则。这一原则要求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活动溶人法治的大目标下进行。
3.全面监督与审判权独立行使相适应原则。全面监督要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监督，对民事审判的任何一种监督都不能以牺牲审判权独立行使为成本。
4.同级监督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应由同级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而改变现行民事诉讼中由上一级或最高检察机关监督的做法，以保证同级。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
5.及时监督原则。要使违法审判行为及其危害减少和缩小，对其及时进行监督制止是十分必要的。
（二）完善民事审判的检察监督职权体系
监督职权体系是监督权的具体化，同时又是实现民事审判检察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只有检察监督权分化为各种具体权力和手段，才能从监督基础上、监督目标上和监督效果上保证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笔者认为。完备有效的检察监督权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发现错误权
这项权力是指人民检察院为发现人民法院违法或不当民事审判活动而享有的权力和手段、方法。包括：（l）调卷权，即有权调取、查阅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和有关材料。（2）调查权，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庭审活动、庭外调查及调解活动有权参予。
发现错误权主要是让人民检察院有足够的途径和方法去发现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和错误裁判行为，为进一步纠正错误做准备。
2.纠正错误权
纠正错误权是指人民检察院对部分违法或不当民事审判行为进行纠正的权能，这项权能应适用于人民法院对案件实体和程序性问题决断（裁判）以外的一般审判行为。它包括：（l）直接制止权，这是指人民检察院直接责成审判人员立即停止严重非法审判活动的权力。（2）责令纠正权。即在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行为已经完成后，人民检察院依据其监督职能责令其予以纠正的权力。（3）督促警告权，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轻微的错误审判或可能发生的错误审判行为予以警告和督促。
以上几项纠错权的行使，可以对一般的不涉及裁判的错误审判行为以简洁迅速的方法予以纠正。
3.提请惩戒权
提请惩戒权是指人民检察院对违法和错误行使审判行为的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及纪律处分的权力
4.立案侦查权
立案侦查权是人民检察院对部分刑事案件所享有的权力，但这里仅是指审判行为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审判人员和严重妨害民事诉讼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权力，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范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目前部分民事诉讼犯罪行为由法院集审、控、监于一体的模式应予以修正，使其规范化。
5.抗诉权
抗诉权是现行制度下检察监督的唯一方法和措施。这是指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判发现确有错误而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审理的权力。抗诉权行使后能够直接引起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因而它是对人民法院裁判行为或审判结果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监督手段。
（三）扩大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内容和范围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依法可以纳人监督的内容和范围是人民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运行的基础。是法律监督权能作用的对象。只有将民事审判活动乃至于部分与民事审判有关的诉讼活动都纳人检察监督的范围，才能真正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的价值。笔者以为，就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范围和内容而言，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把握：
1.对具体民事案件的审判活动而言，人民检察院不仅要对裁判结果进行监督。而且也要对审判过程中具体的诉讼行为实行法律监督，不仅要对生效的民事裁定、判决实行监督，而且也要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回避申请等民事决定实行法律监督。
2. 从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来看，人民检察院不仅要监督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而且也要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同时还要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有效监督。但从严格监督对象的角度而言，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对象应直接针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扩充的监督对象用意在于排除其他主体的不法行为或不当行为对审判活动的不良影响。
3.从被监督的案件类型上讲，人民检察院除了要监督一、二审及再审程序中普通民事案件民事诉讼活动。也要对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及破产程序中的特殊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4.从诉讼阶段上看，人民检察院除了要对审判阶段进行监督外，也要将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纳人法律监督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查水胜。关于集检审两权于法官的审理模式的思考[J]中外法学1995（5）。
[2]章武生。民事诉讼法学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9）。
[3]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J〕。中国法学。1997（6）。
[4]张思卿。1998一3一10.最商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