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学思想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古代经济学思想，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濮阳华子.中华商圣[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4]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1

篇2

关键词：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现代景观设计

引言：从时展需求上来看，现代景观设计在国内虽然拥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却不能盲目照搬西方设计理念与设计思想，而是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同时，拓展设计思路，对我国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与美学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将古典园林的各种造景手法、空间布局形式等融入到现代景观设计之中，创造出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这样才能够使现代景观设计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一）自然观的影响

自商周时期“苑”、“囿”等形式的园林开始出现，我国古典园林创作就一直坚持以“师法自然”作为核心设计原则，希望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模仿来将自然美的精华呈现出来。无论是铺张华丽、多人工造景的皇家园林，还是讲求趣味、具有诗画意境的文人园林，都会将自然美作为古典园林的核心内涵所在。为了更好的对自然美进行展现，园林设计者们还会选择游览各地美景，深入接触、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并从中提取出合适的自然元素。而在现代景观设计发展起来后，这种“师法自然”的园林美学思想也给很多设计师带来了巨大启发，并为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生态规划、动态自然等理念提供了补充[1]。例如在生态规划方面，很多现代景观设计作品就借鉴了古典园林自然观中的“因地制宜”造园原则，通过“依山傍水”的方式对原始自然景观进行充分利用，之后再借助各种建筑、小品、花卉植物来对其进行修饰，这样既可以呈现出最为真实的自然美，同时也能够使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二）意境观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园林设计经常会由文人参与其中，甚至在整个园林设计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不仅为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使意境营造成为了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对待自然美的态度上，很多西方园林都会将设计重心集中在形式上，希望通过完美的构图设计来使园林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相比之下，我国古典园林却更加追求园林整体意境与自身情感、艺术思想乃至价值观念间的契合。例如在植物景观的设置上，古典园林就比较习惯于运用乔灌木、藤木、地被植物、花卉及草皮来组成多样景观。不同种类植物也需要根据园林整体意境进行选用，如松、竹、梅多用于营造清雅、淡泊的意境，而芍药、牡丹、荷花则多见于皇家园林或达官显贵之家的园林，以营造尊贵富华的意境。受这种意境观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同样比较偏爱各类景观的氛围。而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国内现代景观设计也同样呈现出了追求意境的特点，例如在住宅建筑的室外景观设计中就经常会选用线条、色彩、体量类似或一致的多种植物来构建植物景观，以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整体氛围，使居住者能够产生心灵上的舒适感。

（三）情景交融思想的影响

古典园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同样来源于古代文人们的艺术创作理念，即借助景物来表达自身情感。虽然从园林景观设计的角度来看，由于古代文人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与现代人存在着很大差异，很多古典园林景观所表达的情感内涵都显得难以理解，但在联系古代各个时期的艺术价值取向及传统文化后，古典园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仍然可以得到充分体现[3]。例如在对园林内植物景观的选用上，文人们常常会将不同植物赋予不同的寓意，并希望通过各类植物的设置来表达出人的一定情感。其中松、柏四季常青，常用来表达自身坚定不移的信念；海棠为棠棣之华，多象征兄弟和睦；梅花、兰草则大多用于表现自身高洁的志趣。而在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即便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了解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但对各种植物、景观象征意义的运用，仍然经常会出现在现代景观设计作品中。

（四）动态布局思想的影响

动态布局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在园林设计中，通过动态化的景观序列设置来凸显某类型自然景观的特点，进而利用有限的空间将多种类型自然景观呈现出来，使园林空间能够成为连续序列的写景[4]。例如在很多古典园林中，无论园林规模如何，都会利用水池、山石、廊道等将园林的主景遮挡起来，给观赏者带来若隐若现之感，待越过这些遮挡物后，才能够随着刻意设计出的路线来逐渐观赏到不同类型的园林景观，并在游览过程中产生多种不同的独特视觉感受。同时，园林中水池、山石、廊道不仅可以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其本身也同样可以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这使得动态布局下的景观序列虽然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来看，却能够融为一体，形成毫无突兀感的完整园林景观。而在城市用地紧张问题的影响下，这种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同样在中现代景观设计中得到了体现，如北京植物园在对温室沙漠景观的设计上，就按照将巨人柱、沙漠“河流”、大金琥等极具沙漠景观特色的微型景观整合起来，通过动态布局的方式建立了完整的景观序列，即便整个温室沙漠景观的展览面积仅有数百平米，但配合曲折蜿蜒的道路设计，仍然对沙漠景观进行了完美呈现。

（五）出世思想的影响

出世思想实际上是古代部分文人在面对封建社会黑暗时的价值观体现，即希望通过“出世”的方式来远离世间的污浊与黑暗，或是表达自己对求仙问道的期盼。而当这种思想被寄托于园林设计中时，以营造自然意境乃至“仙境”为主要目的园林美学思想也就随之形成。例如在秦朝时，始皇帝晚年曾多次派人前往东海仙山求取不老仙药。为了表达自己对“长生不老”的强烈愿望，便在兰池宫中模仿蓬莱仙境修建了园林。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消极“避世”思想盛行于文人阶层，因此当时的园林风格也充分体现了“出世”的美学思想，无论园林规模大小，都会有大量的植物及瀑布、溪流等自然景观充斥其中，仅适合三五人观赏。虽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造园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景观设计，但其贴近自然、远离城市喧嚣的意境，却被广泛应用到了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园林景观之中。

二、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坚持适度应用原则

中国古典园林的很多美学思想虽然能够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重要参考，但由于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审美观念差异较大，因此在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还需严格遵循适度应用原则，根据景观的功能用途、周边环境等特征来适当融入古典园林美学思想，而不可为了凸显古典园林特色而盲目“仿古”[5]。例如在情景交融思想的应用中，就需要在充分考虑景观主要功能的前提下，对各种具有特殊寓意的植物进行选用，以免使植物寓意与景观功能出现冲突。

（二）准确把握设计切入點

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并非是对各种美学思想的简单复刻，或是对美学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直接融合，而是要以赋予设计要求、设计作品为目的，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进行合理化应用。因此在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还需准确把握好各种美学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作品间的联系点与切入点，通过美学思想的运用来弥补现代景观设计所存在的不足，以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例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很多设计师常常会盲目追求新颖而忽视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而导致设计作品的设计思想缺失。而通过对古典园林意境观及情景交融思想的运用，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

（三）灵活运用现代科技

在对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应避免局限于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造景技巧与设计方法，而是要突破思维常规，从思想层面将景观整体设计理念、设计思路确定下来，之后再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来完成具体的景观设计。例如在喷泉、叠泉等水景的设计上，就可以利用现代机械来对景观效果进行夸张，以进一步凸显其自然韵味，使观赏者能够产生更加强烈、直观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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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篇4

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宏观方面主要强调富国安民，必须“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在微观方面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改良农业技术，并精心管理。阐述这些思想的代表著作有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后魏时的《齐民要术》等。

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著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著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加深，农业日益陷于市场剧烈波动的威胁之中，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又着重向农产品的市场预测，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调节方法方面发展。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更强调定量分析，除了更加广泛运用统计方法外，又进一步运用了数学模型的方法。

篇5

关键词：交易成本 “义利” 制度 “礼”

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现在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成为近十几年来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之一。“义利”思想作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仍能窥视到它的一些痕迹。本文不是将交易成本概念和我国古代的“义利”思想强行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在对人类基本经济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古代的智者与当代的经济学家肯定有相通的地方，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不但可以加深对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和经济思想的理解，而且可以从新的角度加深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还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当人们试图占有排他性资源时，就很自然地能观察到稀缺的存在。在稀缺的世界里，人们常常需要设法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在努力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需求和权利，这就是人们在权利的行使和选择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导致了人们之间交易的出现，对交易的研究就导致了对产权、制度以及博弈规则研究的深化。在研究交易问题的理论演进过程中，交易成本概念成为该理论演进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概念。

首先，交易成本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订后付诸实施所需要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法律、历史和政治等领域，使其逐步地被一般化了。

其次，在产权的各种形态上，一端是私有产权，另一端是共有产权，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产权形态一般都不存在，现实中存在的往往是界于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之间的产权形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对私有产权的界定必然会在界定努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达到均衡，由于交易成本大于零，所以，总有一部分产权会落入公共领域。而对共有产权来说，对其不受约束的使用将会导致共有资源价值的急剧降低，为了保持共有资源的价值，对其使用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人们为了减少租金消散所做的各种努力，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少见到‘纯粹’形式的共有产权。

经济个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通过外部性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权利，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权利和规则本质上是同义的”，不加限制的权利的使用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外部性，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严格地说，一项没有任何约束的公共财产是没有所有权的；如果把这一产权结构扩展至一切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人都挨饿。“而一项财产之所以被共有，是因为它可获得的租金低于实施排他权利的成本。”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排他权利的形成，从而给个体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在现实世界里，如同处于另一极端的完全私有产权一样，共有产权导致租金完全消散的情况同样是十分鲜见的，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明晰产权形成时，形成适当的惯例或习俗将成为合适的选择，建立有效的制度在经济上不再是有效率的，因为这仅仅是社会经济个体之间经过长期的博弈所自发形成的选择。

再次，制度作为社会或组织的规则，帮助人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形成合理的预期，以减少现实世界的机会主义。制度是交易成本的内在含义，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总是那些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但是，当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正式制度的形成时，惯例或习俗将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有效方式。出于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明晰的产权结构是一个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在产权的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考核需要花费成本时，也就是说存在交易成本时，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力量来克服共有产权导致的外部性问题，缩小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所以，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是个人在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起着协调人们的经验的作用。同时，意识形态又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公平道德和伦理评价等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进行选择。并且，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路不相符时，人们就会试图改变意识形态。所以，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义利”思想：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

一个社会中的思想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思想家不断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法而产生的一种思想和理论。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富民”一直是历代思想家的口头禅，也成为明君贤主所力图达到的目标，同时各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他们在讲“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利”的约束和引导，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思想“义”的方面，从而引发了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恒久的“义利”之辨。我国的义利观发端于春秋时期，成型于先秦，经过西汉和两宋两次理论上大的发展而日臻完善。

“利”本意是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被引申为利益、功利，以后逐渐限定在物质与交换领域。春秋至战国时期，当时的土地制度采取井田制，当时由于采用力役地租形式，存在着监督上的困难，导致了该种制度下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提高了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也提高了力役地租的相对价格。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税收制度开始发生变动，贵族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久而久之，土地所有权便逐渐转移到农民手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各土地经营主体获得了利益相对独立的地位，原有的由贵族分配土地并加以协调的经济制度消失了。“井田制破坏了，现在耕者有其地，土地所有权转给农民了，然而相随而来的，则是封建时代为民制产的一种均产制度也破坏了。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在变成自由经济了。”但是，没有制约的自由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其中存在着霍布斯所谓的丛林法则，即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争斗，而经济租金将会在争斗中消失殆尽，因此，约束自由经济中对“利”的追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当时缺乏必要的制度来为经济提供活动框架的情况下，“义”就成了为经济提供约束的主要手段和思想意识。

“义”的含义在春秋时就已比较明确，后来逐渐引申为善、应该、规范等抽象概念。“义，宜也”。将“义”定义在“宜”正是表明了社会个体逐渐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义”提供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与标准。在经济生活中，以“义”来规范和约束经济个体对“利”的追求，探索“义”、“利”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时代重要思想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利”的思索导致了“义”的产生，即所谓“见利思义”。因为虽然对“利”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是在社会一定范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不受约束的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带来强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利”加以引导和限制就成为社会发展与演进的必然选择，“义”就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与规范。然而，义是抽象的，要实行它，还必须把它具体化、制度化，于是就有了“礼”：“礼者，义之文也”。礼为经济个体提供了制度方面的约束，使得参与交易的各方都能获得稳定的预期，交易成本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了大大的降低，“义”与“利”也就获得了统一。

然而，“礼”作为“义”的制度化，注重的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内省和自律，并不能为社会经济行为提供强制的约束，“民知礼矣，然未知务，”怎么办呢？然后“布法以任力”，以法律的强制力来解决礼义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在我国古代社会，“人治”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法”的精神和手段却大为欠缺。在标准的制度框架缺失时，强调对“义”的利用，以“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交易成本中的“义利”思想

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的存在，社会中各分立的交易个体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出现。社会的发展过程或是努力寻求低交易成本的组织、制度形式，或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以各种手段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以达到约束条件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利益相互协调。各交易个体利益的分立导致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而作为个体之间协调费用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又使得完全界定私人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其他人越是倾向于影响某人资产的收入流而又不需要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成本时，该资产的价值就越低，因此，资产净值的最大化需要能有效地约束无补偿利用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出现取决于这种资产的易变性。“当资产能够产生的最高收入要求进行交易时，一部分潜在的收入将在实施交易的过程中消耗掉，因此，资产将产生怎样的净收入取决于权利的界定，也就是说，取决于权利受到怎样的保障。”所以，对私人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成为经济效率的内在含义和必然要求。

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世界里，虽然对“利”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是人们对利益追求过程的社会博弈的结果就是“义”，也就是对人们来说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社会交往形式。而“礼”作为制度化的、外化的“义”，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约束。然而，在我国古代社会缺乏必要的法治约束的情况下，社会惩戒机制单纯地依赖道德约束力量进行，这必然会加大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人们之间交易行为的短期化，并且不能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拓展。虽然，我国历史上也出现了晋商、徽商、山西票号等成功的商人、商业典型，但其经营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也有司法机关的存在，但他们处理的大多是婚、户、田土方面的纠纷，而对商业行为少有过问，使得各时期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经济行为游离于政府司法行为以外，这无形中必然加大了交易成本，使得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经济也就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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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国史新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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