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学思想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代经济学思想，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濮阳华子.中华商圣[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4]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1

篇2

关键词：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现代景观设计

引言：从时展需求上来看，现代景观设计在国内虽然拥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却不能盲目照搬西方设计理念与设计思想，而是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同时，拓展设计思路，对我国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与美学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将古典园林的各种造景手法、空间布局形式等融入到现代景观设计之中，创造出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这样才能够使现代景观设计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一）自然观的影响

自商周时期“苑”、“囿”等形式的园林开始出现，我国古典园林创作就一直坚持以“师法自然”作为核心设计原则，希望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模仿来将自然美的精华呈现出来。无论是铺张华丽、多人工造景的皇家园林，还是讲求趣味、具有诗画意境的文人园林，都会将自然美作为古典园林的核心内涵所在。为了更好的对自然美进行展现，园林设计者们还会选择游览各地美景，深入接触、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并从中提取出合适的自然元素。而在现代景观设计发展起来后，这种“师法自然”的园林美学思想也给很多设计师带来了巨大启发，并为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生态规划、动态自然等理念提供了补充[1]。例如在生态规划方面，很多现代景观设计作品就借鉴了古典园林自然观中的“因地制宜”造园原则，通过“依山傍水”的方式对原始自然景观进行充分利用，之后再借助各种建筑、小品、花卉植物来对其进行修饰，这样既可以呈现出最为真实的自然美，同时也能够使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二）意境观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园林设计经常会由文人参与其中，甚至在整个园林设计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不仅为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使意境营造成为了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对待自然美的态度上，很多西方园林都会将设计重心集中在形式上，希望通过完美的构图设计来使园林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相比之下，我国古典园林却更加追求园林整体意境与自身情感、艺术思想乃至价值观念间的契合。例如在植物景观的设置上，古典园林就比较习惯于运用乔灌木、藤木、地被植物、花卉及草皮来组成多样景观。不同种类植物也需要根据园林整体意境进行选用，如松、竹、梅多用于营造清雅、淡泊的意境，而芍药、牡丹、荷花则多见于皇家园林或达官显贵之家的园林，以营造尊贵富华的意境。受这种意境观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同样比较偏爱各类景观的氛围。而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国内现代景观设计也同样呈现出了追求意境的特点，例如在住宅建筑的室外景观设计中就经常会选用线条、色彩、体量类似或一致的多种植物来构建植物景观，以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整体氛围，使居住者能够产生心灵上的舒适感。

（三）情景交融思想的影响

古典园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同样来源于古代文人们的艺术创作理念，即借助景物来表达自身情感。虽然从园林景观设计的角度来看，由于古代文人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与现代人存在着很大差异，很多古典园林景观所表达的情感内涵都显得难以理解，但在联系古代各个时期的艺术价值取向及传统文化后，古典园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仍然可以得到充分体现[3]。例如在对园林内植物景观的选用上，文人们常常会将不同植物赋予不同的寓意，并希望通过各类植物的设置来表达出人的一定情感。其中松、柏四季常青，常用来表达自身坚定不移的信念；海棠为棠棣之华，多象征兄弟和睦；梅花、兰草则大多用于表现自身高洁的志趣。而在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即便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了解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但对各种植物、景观象征意义的运用，仍然经常会出现在现代景观设计作品中。

（四）动态布局思想的影响

动态布局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在园林设计中，通过动态化的景观序列设置来凸显某类型自然景观的特点，进而利用有限的空间将多种类型自然景观呈现出来，使园林空间能够成为连续序列的写景[4]。例如在很多古典园林中，无论园林规模如何，都会利用水池、山石、廊道等将园林的主景遮挡起来，给观赏者带来若隐若现之感，待越过这些遮挡物后，才能够随着刻意设计出的路线来逐渐观赏到不同类型的园林景观，并在游览过程中产生多种不同的独特视觉感受。同时，园林中水池、山石、廊道不仅可以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其本身也同样可以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这使得动态布局下的景观序列虽然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来看，却能够融为一体，形成毫无突兀感的完整园林景观。而在城市用地紧张问题的影响下，这种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同样在中现代景观设计中得到了体现，如北京植物园在对温室沙漠景观的设计上，就按照将巨人柱、沙漠“河流”、大金琥等极具沙漠景观特色的微型景观整合起来，通过动态布局的方式建立了完整的景观序列，即便整个温室沙漠景观的展览面积仅有数百平米，但配合曲折蜿蜒的道路设计，仍然对沙漠景观进行了完美呈现。

（五）出世思想的影响

出世思想实际上是古代部分文人在面对封建社会黑暗时的价值观体现，即希望通过“出世”的方式来远离世间的污浊与黑暗，或是表达自己对求仙问道的期盼。而当这种思想被寄托于园林设计中时，以营造自然意境乃至“仙境”为主要目的园林美学思想也就随之形成。例如在秦朝时，始皇帝晚年曾多次派人前往东海仙山求取不老仙药。为了表达自己对“长生不老”的强烈愿望，便在兰池宫中模仿蓬莱仙境修建了园林。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消极“避世”思想盛行于文人阶层，因此当时的园林风格也充分体现了“出世”的美学思想，无论园林规模大小，都会有大量的植物及瀑布、溪流等自然景观充斥其中，仅适合三五人观赏。虽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造园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景观设计，但其贴近自然、远离城市喧嚣的意境，却被广泛应用到了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园林景观之中。

二、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坚持适度应用原则

中国古典园林的很多美学思想虽然能够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重要参考，但由于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审美观念差异较大，因此在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还需严格遵循适度应用原则，根据景观的功能用途、周边环境等特征来适当融入古典园林美学思想，而不可为了凸显古典园林特色而盲目“仿古”[5]。例如在情景交融思想的应用中，就需要在充分考虑景观主要功能的前提下，对各种具有特殊寓意的植物进行选用，以免使植物寓意与景观功能出现冲突。

（二）准确把握设计切入點

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并非是对各种美学思想的简单复刻，或是对美学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直接融合，而是要以赋予设计要求、设计作品为目的，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进行合理化应用。因此在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还需准确把握好各种美学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作品间的联系点与切入点，通过美学思想的运用来弥补现代景观设计所存在的不足，以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例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很多设计师常常会盲目追求新颖而忽视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而导致设计作品的设计思想缺失。而通过对古典园林意境观及情景交融思想的运用，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

（三）灵活运用现代科技

在对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应避免局限于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造景技巧与设计方法，而是要突破思维常规，从思想层面将景观整体设计理念、设计思路确定下来，之后再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来完成具体的景观设计。例如在喷泉、叠泉等水景的设计上，就可以利用现代机械来对景观效果进行夸张，以进一步凸显其自然韵味，使观赏者能够产生更加强烈、直观的视觉感受。

篇3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篇4

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宏观方面主要强调富国安民，必须“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在微观方面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改良农业技术，并精心管理。阐述这些思想的代表著作有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后魏时的《齐民要术》等。

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著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著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加深，农业日益陷于市场剧烈波动的威胁之中，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又着重向农产品的市场预测，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调节方法方面发展。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更强调定量分析，除了更加广泛运用统计方法外，又进一步运用了数学模型的方法。

篇5

关键词：交易成本 “义利” 制度 “礼”

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现在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成为近十几年来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之一。“义利”思想作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仍能窥视到它的一些痕迹。本文不是将交易成本概念和我国古代的“义利”思想强行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在对人类基本经济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古代的智者与当代的经济学家肯定有相通的地方，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不但可以加深对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和经济思想的理解，而且可以从新的角度加深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还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当人们试图占有排他性资源时，就很自然地能观察到稀缺的存在。在稀缺的世界里，人们常常需要设法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在努力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需求和权利，这就是人们在权利的行使和选择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导致了人们之间交易的出现，对交易的研究就导致了对产权、制度以及博弈规则研究的深化。在研究交易问题的理论演进过程中，交易成本概念成为该理论演进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概念。

首先，交易成本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订后付诸实施所需要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法律、历史和政治等领域，使其逐步地被一般化了。

其次，在产权的各种形态上，一端是私有产权，另一端是共有产权，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产权形态一般都不存在，现实中存在的往往是界于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之间的产权形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对私有产权的界定必然会在界定努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达到均衡，由于交易成本大于零，所以，总有一部分产权会落入公共领域。而对共有产权来说，对其不受约束的使用将会导致共有资源价值的急剧降低，为了保持共有资源的价值，对其使用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人们为了减少租金消散所做的各种努力，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少见到‘纯粹’形式的共有产权。

经济个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通过外部性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权利，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权利和规则本质上是同义的”，不加限制的权利的使用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外部性，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严格地说，一项没有任何约束的公共财产是没有所有权的；如果把这一产权结构扩展至一切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人都挨饿。“而一项财产之所以被共有，是因为它可获得的租金低于实施排他权利的成本。”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排他权利的形成，从而给个体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在现实世界里，如同处于另一极端的完全私有产权一样，共有产权导致租金完全消散的情况同样是十分鲜见的，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明晰产权形成时，形成适当的惯例或习俗将成为合适的选择，建立有效的制度在经济上不再是有效率的，因为这仅仅是社会经济个体之间经过长期的博弈所自发形成的选择。

再次，制度作为社会或组织的规则，帮助人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形成合理的预期，以减少现实世界的机会主义。制度是交易成本的内在含义，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总是那些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但是，当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正式制度的形成时，惯例或习俗将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有效方式。出于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明晰的产权结构是一个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在产权的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考核需要花费成本时，也就是说存在交易成本时，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力量来克服共有产权导致的外部性问题，缩小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所以，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是个人在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起着协调人们的经验的作用。同时，意识形态又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公平道德和伦理评价等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进行选择。并且，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路不相符时，人们就会试图改变意识形态。所以，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义利”思想：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

一个社会中的思想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思想家不断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法而产生的一种思想和理论。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富民”一直是历代思想家的口头禅，也成为明君贤主所力图达到的目标，同时各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他们在讲“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利”的约束和引导，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思想“义”的方面，从而引发了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恒久的“义利”之辨。我国的义利观发端于春秋时期，成型于先秦，经过西汉和两宋两次理论上大的发展而日臻完善。

“利”本意是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被引申为利益、功利，以后逐渐限定在物质与交换领域。春秋至战国时期，当时的土地制度采取井田制，当时由于采用力役地租形式，存在着监督上的困难，导致了该种制度下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提高了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也提高了力役地租的相对价格。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税收制度开始发生变动，贵族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久而久之，土地所有权便逐渐转移到农民手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各土地经营主体获得了利益相对独立的地位，原有的由贵族分配土地并加以协调的经济制度消失了。“井田制破坏了，现在耕者有其地，土地所有权转给农民了，然而相随而来的，则是封建时代为民制产的一种均产制度也破坏了。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在变成自由经济了。”但是，没有制约的自由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其中存在着霍布斯所谓的丛林法则，即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争斗，而经济租金将会在争斗中消失殆尽，因此，约束自由经济中对“利”的追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当时缺乏必要的制度来为经济提供活动框架的情况下，“义”就成了为经济提供约束的主要手段和思想意识。

“义”的含义在春秋时就已比较明确，后来逐渐引申为善、应该、规范等抽象概念。“义，宜也”。将“义”定义在“宜”正是表明了社会个体逐渐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义”提供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与标准。在经济生活中，以“义”来规范和约束经济个体对“利”的追求，探索“义”、“利”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时代重要思想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利”的思索导致了“义”的产生，即所谓“见利思义”。因为虽然对“利”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是在社会一定范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不受约束的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带来强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利”加以引导和限制就成为社会发展与演进的必然选择，“义”就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与规范。然而，义是抽象的，要实行它，还必须把它具体化、制度化，于是就有了“礼”：“礼者，义之文也”。礼为经济个体提供了制度方面的约束，使得参与交易的各方都能获得稳定的预期，交易成本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了大大的降低，“义”与“利”也就获得了统一。

然而，“礼”作为“义”的制度化，注重的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内省和自律，并不能为社会经济行为提供强制的约束，“民知礼矣，然未知务，”怎么办呢？然后“布法以任力”，以法律的强制力来解决礼义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在我国古代社会，“人治”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法”的精神和手段却大为欠缺。在标准的制度框架缺失时，强调对“义”的利用，以“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交易成本中的“义利”思想

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的存在，社会中各分立的交易个体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出现。社会的发展过程或是努力寻求低交易成本的组织、制度形式，或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以各种手段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以达到约束条件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利益相互协调。各交易个体利益的分立导致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而作为个体之间协调费用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又使得完全界定私人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其他人越是倾向于影响某人资产的收入流而又不需要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成本时，该资产的价值就越低，因此，资产净值的最大化需要能有效地约束无补偿利用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出现取决于这种资产的易变性。“当资产能够产生的最高收入要求进行交易时，一部分潜在的收入将在实施交易的过程中消耗掉，因此，资产将产生怎样的净收入取决于权利的界定，也就是说，取决于权利受到怎样的保障。”所以，对私人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成为经济效率的内在含义和必然要求。

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世界里，虽然对“利”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是人们对利益追求过程的社会博弈的结果就是“义”，也就是对人们来说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社会交往形式。而“礼”作为制度化的、外化的“义”，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约束。然而，在我国古代社会缺乏必要的法治约束的情况下，社会惩戒机制单纯地依赖道德约束力量进行，这必然会加大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人们之间交易行为的短期化，并且不能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拓展。虽然，我国历史上也出现了晋商、徽商、山西票号等成功的商人、商业典型，但其经营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也有司法机关的存在，但他们处理的大多是婚、户、田土方面的纠纷，而对商业行为少有过问，使得各时期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经济行为游离于政府司法行为以外，这无形中必然加大了交易成本，使得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经济也就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

参考资料：

1.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商务印书馆，2002

2.（美）爱伦•斯密得，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钱穆，国史新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篇6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

篇7

中国古代军事法励士功能综述

“励士”的提法由来已久，古代兵家对此早有研究，“励士”意为振奋军人（士气）。古代作战主要使用冷兵器，所以特别看重战争中的精神因素。在古代，“励士”亦称作“励气”、“厉气”，兵书里阐释“励士”的方法很多，许多兵书都曾论及，比如《六韬》的《励军》章，《吴子》的《励士》章，《将苑》的《厉士》章等等。古代很多兵家结合实践经验，都对“励士”的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总结。现代“励士”理论研究侧重点有所改变，但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律的激励功能理论方面的研究

西方法律经济学学科代表人物康芒斯・科斯早前就提出，“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有着激励的功能，诺思认为制度能够“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就是说，制度使得个人获得个人经济活动的全部收益，当然个人自行承担个人经济活动的全部成本；或者说，制度（法律）激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西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关于法律激励功能理论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关于法律的激励功能的内涵及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付子堂教授指出，“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出法律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张维迎教授认为，“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倪正茂教授按照法律的功能划分出了激励类法，他认为，“激励法是对人的特定行为实施激励的法律”。

关于法律的激励功能的内在原理，主要有四条研究进路：一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进路。国内学者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法律的激励功能问题的代表是张维迎教授。他在《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中运用了法律经济学的方法，从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分析视角，阐发了法律作为激励机制的一般原理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实践。二是社会法学的研究进路。法律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现象。法律功能是法律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付子堂教授在《法律功能论》一书中从分析法律功能的发生入手，然后主要运用功能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功能的内涵、特点、实现等问题。三是激励法学的进路。激励法学是由倪正茂教授所创设的。倪教授认为，以法的功能作为标准，可以将法分为组织管理类法、惩戒类法与激励类法。于是他在《激励法学要言》等一系列论证中，围绕“激励法”的定义、特征、分类、原则、运行等方面系统论证了一套关于“激励法”的理论框架。四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进路。丰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法律制度的激励功能研究》中提出，激励功能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为解决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研究中的理论分散化问题，丰霏博士尝试综合运用现有的多门学科关于激励方面的理论，形成新颖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

二、古代具体军事法律制度励士思想的研究

关于此研究的专著方面比较匮乏，但有专章论述励士的，主要是里克主编的《治军史鉴》的第七篇――“励士篇”，该篇阐述总结古代丰富的励士思想和诸多励士的案例，从而总结古代励士的方法，并具体论述了古代战场鼓动和军乐军舞所具有的励士功能。

关于此研究的学术论文方面的资料较多。笔者认为其中比较有理论价值的主要有：熊梅教授在《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一文中通过例举春秋时期的秦国实行军功爵制，从而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揭示了法制对激励军队士气的重要作用，并且具体论证了军功爵制发挥励士功能的机制，理论分析比较有深度。陈琛和杜康明的《浅析秦军事奖惩制度及启示》、周思佟的《浅谈军功爵制的激励作用》、李玉平的《略论秦王朝“军功爵制”的激励价值》等文章也都是通过历史分析秦国军事奖惩制度的概况、特点等内容，从而总结秦国军功爵制激励作用，并得出一定的启示。卜建新在《军乐的社会功能与本质》一文中通过对军乐（古代军法的一种形式）的历史考察，总结其特点、社会功能和本质，提出军乐对民族尚武精神有重要的教育培养作用。梁满仓在《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一文中通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化的军礼鼓吹的历史演变，阐述了军礼鼓吹制度对于激发将士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作用。张国庆的《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通过历史分析具有时代、地域及民族特色的辽代激励机制，从而总结出辽代奖励制度（主要是军功奖励制度）所实现的社会激励功能。此外，李晓菲的《浅议元代赏功符牌的政治功能》、郭文佳的《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等诸多文章都殊途同归，通过研究古代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军事法律制度，总结其具有的励士功能以及其他功能。

三、军队激励应用机制方面的研究

韩志辉的硕士学位论文《军人战斗精神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实证研究了军人战斗精神的影响因素，总结了军人战斗精神的激励机制的七种激励方法，包括奖惩激励法、目标激励法、完善权益保障机制激励法等。于渊的《构建军人权益保障制度的法理思考》为我们构建军人权益保障制度找到了法理依据，并提出完善军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一些基本举措。宋阳、冯静和张鑫的《完善军队人才激励机制的思考》提出，传统的激励模式以及与人才激励制度暴露出很多不足，所以必须运用针对性的激励制度手段，完善我军的人才激励机制。黄仪贞的《完善我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杨连波的《完善军人经济权益法律保障的几点思考》、丛文胜、李蔚疆和孙宏武的《关于依法保障军人待遇的几点思考》等文章都提出了关于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梁宇红.军队士气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M].北京：出版社，2011.

篇8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篇9

中华民族智慧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并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该思想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传统的经济思想精髓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必要因素。坚持立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讲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出发。

我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制度，对于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之根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必须立足实践，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而总结出完善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范式”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领域、某一特定时间内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学者普遍认同的概念、分析方法。1978年之前，在中国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求强大的理论支撑，因此，出现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为中国经济理论范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后，中国的经济学便以这两大理论为支撑，开始全面构建面向全球化的新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演变打破了传统的理论范式视角上的狭窄性和概念的同质性。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实质和特征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要全面综合古今中外的优秀的合理的经济学思想，最终构建一种能够全面科学揭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范式。

篇10

关键词：；资本；经济；思想

1 经济正义思想概述

关于经济正义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和经济正义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关于民众占有并行使财产权利适度和中道的正义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亘古不变秩序的正义观念。这些古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正义的形式观念大多已经表达出朴素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诺，保持适中，后者体现为崇尚权利、和谐互利和经济恰当。在我国先秦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些经济正义观念不约而同的隐藏在“善”的面纱下。

2 经济正义思想的特征

经济正义是指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下，突出反映正义的理性实践精神或者现实的规定，即民众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体制化目标和规范来解决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矛盾。经济正义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精神紧密联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经济正义思想的实质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和市场的价值原则，双方具有可通性；在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对经济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正义制度的发展；经济正义思想所具备的实现公有制经济目标的研究内容，自然成为马克思社会正义学说及社会经济正义观的理论源泉。

经济正义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说经济正义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这个理论意义上，可以把经济正义看成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者经济学的精神核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在对经济正义的认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现出历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正义的概念和内容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出现相应的变化。社会正义的核心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经济正义，经济正义也是社会正义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对经济正义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现代的莫尔、欧文以及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断使经济正义问题的现实意义得到凸显。

3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

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内容是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家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除了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以外，还必须增加自己的资本，以便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雇佣更多的工人，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是说，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是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积累的内在动力。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一向用各种谬论来掩盖和歪曲资本积累的真实内容。在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经济正义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学者的的学说中认为经济正义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通过规则制定和制度安排，对私人财产权利进行有效界定，在满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时，相应对私有制的正义性进行鼓吹。认为以“私恶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会福利总量，从而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本质追求。也造成了对经济现象的错误认知：当一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功利进行提升时，它就是正义的。正义仅仅是促进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经济独立的标准，亨利正义的惟一的标准是功利。按照这种逻辑理解，只要在制度层面体现了正义的要求，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就可以视而不见，而这恰恰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积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而现实情况却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以越来越迅速的态势积聚到资本家的手中，创造财富的无产阶级去日益贫困，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的分析中预言资本主义必将会最终走向没落和灭亡，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知结论。但是，为了摆脱这一厄运，资本主义学者不断对社会经济学说进行调整，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借经济正义理论为资本积累披上虚伪的外衣。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必然会表现为不计一切地追逐金钱，这个基础上，是根本无法找到正义的一点点踪迹的。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显著特点在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概念来阐述经济正义，其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构建一种社会的正义形态，而是致力于最终探寻一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从社会经济学视角打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历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方面它的发展导致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改造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由不断创新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没落，必将趋于灭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4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和思想在经济学界占据独特的重要地位，对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正义在社会公平正义体系中的基本性地位，进一步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充分说明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认识从形式正义阶段发展到实质正义阶段。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思想的批判性的继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开放性的指出经济正义在社会正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任何科学性研究都是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别是对经济正义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揭示了人类追求正义事业的趋势是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道德发展。人们对正义理论的认知可以从两方面阐述，一是美德，正义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当行为；而是社会性制度规范或标准，正义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进行的制度性评价标准。在当今社会中，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制度伦理已经显现出比单纯追求个人美德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在承认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社会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导人们认识到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和制度伦理对社会经济正义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由个人德性向社会制度道德转变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使人们对于正义问题的研究从形式主义演变到实质主义的范畴，人们关于正义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批判继承的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正义，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或程序化的正义，根本未触及实质正义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篇11

【导语】

2019年4月宁夏自考时间：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宁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课程时间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课 　 　  12656 *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729 大学语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数学(一) 　  02198 线性代数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英语顶替课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学  0804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0203 会计 专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6中国税制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6 成本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20207 市场营销* 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41基础会计 　 30112 法律* 专  05679 宪法学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5677 法理学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61 行政法学 　 　 40101 学前教育* 专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0207 英语* 专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50212 阿拉伯语 专  06755 阿拉伯语综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语语法  06758 阿拉伯语阅读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况 100701 护理学 专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02901 病理学  02996 护理*学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0488 健康教育学  03000 营养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2903 药理学（一）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90110 葡萄与葡萄酒* 专  02731 酿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学  02738 葡萄植物保护学  02736 葡萄酒工艺学 20115 经济学* 本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1 发展经济学 　 　 20204 会计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  00249 国际私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58 保险法  00233 税法 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40102 学前教育 本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60102 历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学理论与方法 　 　 　 40112 小学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  00037 美学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7 Java语言序设计（一）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31 数据结构 　 　 　 82218 电子政务 本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90115 园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学  07894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427 园林生态学  07899 园林建筑设计 90202 林学* 本 　 　  04215 观赏树木学  04216 森林规划与设计 100702 护理学 本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7 急救护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008 护理学研究 　 　 100805 药学 本  05522 有机化学  03023 药物化学  03034 药事管理学  02173 无机化学 　 　  03031 药物分析  03050 药理学（三） 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经济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20208 市场营销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0183 消费经济学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结构实验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50201 英语* 本  00087 英语翻译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50408 音乐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乐史  00732 简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医* 本  02678 农业推广学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06698 牛生产学  05945 禽生产学  说明：带*号专业为宁夏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考本科、中职中专在校生衔接自考专科课程而开的，不接受社会生报考。 带的专业助学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限定的报考条件招收新生。 ？？

篇12

【导语】

宁夏吴忠2019年4月自考时间：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宁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课程时间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课 　 　  12656 *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729 大学语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数学(一) 　  02198 线性代数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英语顶替课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学  0804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0203 会计 专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6中国税制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6 成本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20207 市场营销* 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41基础会计 　 30112 法律* 专  05679 宪法学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5677 法理学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61 行政法学 　 　 40101 学前教育* 专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0207 英语* 专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50212 阿拉伯语 专  06755 阿拉伯语综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语语法  06758 阿拉伯语阅读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况 100701 护理学 专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02901 病理学  02996 护理*学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0488 健康教育学  03000 营养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2903 药理学（一）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90110 葡萄与葡萄酒* 专  02731 酿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学  02738 葡萄植物保护学  02736 葡萄酒工艺学 20115 经济学* 本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1 发展经济学 　 　 20204 会计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  00249 国际私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58 保险法  00233 税法 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40102 学前教育 本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60102 历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学理论与方法 　 　 　 40112 小学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  00037 美学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7 Java语言序设计（一）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31 数据结构 　 　 　 82218 电子政务 本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90115 园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学  07894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427 园林生态学  07899 园林建筑设计 90202 林学* 本 　 　  04215 观赏树木学  04216 森林规划与设计 100702 护理学 本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7 急救护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008 护理学研究 　 　 100805 药学 本  05522 有机化学  03023 药物化学  03034 药事管理学  02173 无机化学 　 　  03031 药物分析  03050 药理学（三） 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经济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20208 市场营销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0183 消费经济学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结构实验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50201 英语* 本  00087 英语翻译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50408 音乐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乐史  00732 简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医* 本  02678 农业推广学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06698 牛生产学  05945 禽生产学  说明：带*号专业为宁夏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考本科、中职中专在校生衔接自考专科课程而开的，不接受社会生报考。 带的专业助学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限定的报考条件招收新生。 ？？

篇13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22002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 ,满足当地人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应受政策影响,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可以丰富物品品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和我们当今推崇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书》说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

司马迁认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并且社会经济生活还同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行为“若水之趋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使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因而商业只能造出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农虞工商四业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2 义利论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利”即物质财富在很长时间那被统治阶级及其为之辩护的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他们认为“义”是君子们所必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则是小人之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见他们对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认为求利是人们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须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在《货殖列传》中,他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军士,“攻椎埋,掘冢铸币”的闾巷少年,“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虎”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只有揭开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还原人性本来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耻之事,是符合实情和人性的,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生活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走进了重“义”轻“利”的误区,片面强调道德伦理,忽视人们的求利欲望,这是必须深思和反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满足社会中每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实现才有保障。

司马迁还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并且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素质取决于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贫穷,人们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社会富裕,人们讲求礼节,安居乐业,热心公益。所以“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人们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实这里的“义”和“利”无异于当今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可能去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

3 善因论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后,针对当时盛行的“轻重论”,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面对人们求富的心理,为政者应该如何应对呢?董仲舒说:“夫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须用教育的手段来阻止提防。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对于人们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认为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也”,还不如因利势导,顺应自然。他认为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发展,听任私人进行贸易,生产等活动,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只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就能够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而外在的对主体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或多或少会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顺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种自然规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优势以创造财富。

司马迁的“善因论”折射到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善者因之”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而“利导”“教诲”“整齐”则相当于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这三大手段构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只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辅之于政府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4 价格规律说

我们再细究一下《货殖列传》中的这么一句,“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月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耶?”意思是价格过低就有上升的趋势,过高就有下降的趋势。司马迁实际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使价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变动的中心是什么。同时他引用计然的话阐述了价格变化的诱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里讲的 “有余”和“不足”其实就是“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这句话精炼地阐明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当某种产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有利可图,就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供给一多,这种产品就供过于求了,价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马迁还运用了供求关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于价格表象,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把握住这个周期,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地关键时刻及时买入卖出就可以赚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立刻抛掉,因为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当价格滑到谷底时,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样尽快买入,因为价格下降,生产者无利可图,必将退出市场,价格肯定会上涨。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个原理对当今股票交易和楼盘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尽管只有短短的5000个字,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却可谓是字字珠玑,他不仅仅阐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经济学原理,还介绍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情况,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商业贸易。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商业家,他们用他们的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商业知识来寻求利益,把人们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画地淋漓尽致。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封建社会的经济轮廓图,而且他还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分工,价格规律,善因论和义利论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为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统治阶级不可能采用他的经济主张,也就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聂翔雁.从《史记》看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3).

[3]赵凌云.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J].寻根,1999,(1).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5]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

篇14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 ，满足当地人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应受政策影响，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可以丰富物品品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和我们当今推崇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书》说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

司马迁认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并且社会经济生活还同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行为“若水之趋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使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因而商业只能造出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农虞工商四业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2 义利论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利”即物质财富在很长时间那被统治阶级及其为之辩护的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他们认为“义”是君子们所必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则是小人之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见他们对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认为求利是人们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须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在《货殖列传》中，他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军士，“攻標椎埋，掘冢铸币”的闾巷少年，“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虎”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只有揭开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还原人性本来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耻之事，是符合实情和人性的，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生活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走进了重“义”轻“利”的误区，片面强调道德伦理，忽视人们的求利欲望，这是必须深思和反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满足社会中每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实现才有保障。

司马迁还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并且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素质取决于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贫穷，人们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社会富裕，人们讲求礼节，安居乐业，热心公益。所以“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人们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实这里的“义”和“利”无异于当今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可能去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

3 善因论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后，针对当时盛行的“轻重论”，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面对人们求富的心理，为政者应该如何应对呢?董仲舒说:“夫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须用教育的手段来阻止提防。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对于人们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认为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也”，还不如因利势导，顺应自然。他认为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发展，听任私人进行贸易，生产等活动，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只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就能够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而外在的对主体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或多或少会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顺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种自然规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优势以创造财富。

司马迁的“善因论”折射到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善者因之”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而“利导”“教诲”“整齐”则相当于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这三大手段构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只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辅之于政府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4 价格规律说

我们再细究一下《货殖列传》中的这么一句，“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月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耶?”意思是价格过低就有上升的趋势，过高就有下降的趋势。司马迁实际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使价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变动的中心是什么。同时他引用计然的话阐述了价格变化的诱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里讲的 “有余”和“不足”其实就是“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这句话精炼地阐明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当某种产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有利可图，就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供给一多，这种产品就供过于求了，价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马迁还运用了供求关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于价格表象，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把握住这个周期，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地关键时刻及时买入卖出就可以赚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立刻抛掉，因为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当价格滑到谷底时，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样尽快买入，因为价格下降，生产者无利可图，必将退出市场，价格肯定会上涨。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个原理对当今股票交易和楼盘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尽管只有短短的5000个字，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却可谓是字字珠玑，他不仅仅阐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经济学原理，还介绍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情况，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商业贸易。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商业家，他们用他们的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商业知识来寻求利益，把人们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画地淋漓尽致。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封建社会的经济轮廓图，而且他还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分工，价格规律，善因论和义利论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为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统治阶级不可能采用他的经济主张，也就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聂翔雁.从《史记》看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3).

[3]赵凌云.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J].寻根，1999，(1).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5]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