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与社会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篇2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马尼拉关于《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新闻，见"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的成就越显著。毋庸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篇3

一抓综合规划。按照“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切实抓好主体功能区划分，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科学调整和合理布局生产力。对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项目，坚决不引进、不发展。

二抓森林工程。按照在全市率先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健全的林业管理体系”试点示范要求，全面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培育壮大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质量，唤醒沉睡的大山，变荒山穷山为秀山宝山，达到“绿山”与“富民”有机统一。大力发展经济林，科学选择树种，加强技术指导，实施典型示范，引导千家万户上山种树。大力发展森林食品、森林旅游、漆器加工，完善和延长林业产业链条，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真正把林业产业培育成主导产业、战略产业。

三抓生态建设。树立“大林业、大水利、大生态、大产业”理念，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和矿山“黑瀑布”治理等重点工程，不断增强生态功能。特别是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扩大退耕还林面积，做到“应退尽退”、力争“愿退尽退”，真正把城口建成国家水资源保护区，为长江上游涵养水源，保障三峡库区生态安全。

四抓人口下山。采取“政策主推、市场主导”的办法，综合运用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产业扶持、社会保障、城镇发展、户籍改革等政策，促进人口内聚外迁，从源头上减轻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尽力改善农民生存发展环境。集中实施国土整治、堤防建设等工程，解决移民群众的宅基地、菜园地。大力发展庭园经济和特色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通过努力，把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适宜人生存的高山地区和重点生态建设区域的近10万居民，搬迁到河谷地带集中居住或移居县外。

五抓清洁能源。坚持“整体包装、打捆开发”的思路，积极发展水电产业，到20n年全县水能资源大部分得到开发，装机达到30万千瓦。实施生态富民工程，大力推进沼气池建设，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改善城乡能源结构，使能源产业既成为生态建设的基础工程，又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总之，力争到202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70%，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生态经济发展基础全面加强，生态文明深入人心，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初步建成重要的生态功能保障区和最具生态活力的区域。

打“特色牌”，着力打造特色经济区

按照“既要开发物质资源、更要开发人力资源，既要开发不可再生资源、更要开发可再生资源”的原则，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林产业、能矿产业、旅游产业和劳务产业，走特色发展路子，促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一要“腾笼换鸟”，重点发展特色农林产业。坚决破除“三大沱”(土豆、玉米、番薯)的传统产业格局，按姗‘产业错类、产品错季”的思路，念“山”字经，发展以“林”为主的生态农业。重点发展以板栗、核桃为主的林果业，以大巴山道地品种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以“城口山地鸡”、生猪、中蜂等为主的畜禽产业。引导农民把干果当作粮食种、把药材当作庄稼种，大力推广林药间种、林下养鸡、林间养蜂、林材生菌和粮药间种等复合型发展模式，努力建成“山顶绿树戴帽，中山果药缠腰，山下庭园连片”的生态农村新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大力实施生态移民，促进土地林地向大户、向合作社、向产业基地集中。打捆使用生态建设、产业扶持和社会保障等政策，集中扶持大户，典型示范引路，逐年打造特色乡镇。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发展，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市场十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经营模式，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力争用四年时间，全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的70%以上，把城口打造成全市全国重要的干果基地、中药材基地和畜禽产业基地。大力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嫁接重组，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力争四年内培育10个以上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形成每个主导产业有1一2个龙头企业带动的格局。在建设完善城乡商贸体系，培育壮大农村营销大户、经纪人队伍，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同时，依托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中国核桃之乡”的影响力，以建设全市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业产业基地为龙头，积极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的申报认证，切实加强产品原产地保护等工作。努力把“大巴山中药材”、“城口核桃”、“城口板栗”、“城口蜂蜜”、“城口山地鸡”、“城口老腊肉”、“鸡鸣寺院茶”和“山神漆器”等打造成国内外知名品牌，把城口建成秦巴地区特色农林产品集散地。

二要“强筋壮骨”，大力发展能矿产业。在生态环境合理承载范围内，着力改造提升以锰、钡、煤为主的矿产开采及加工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并转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规模较小的企业。“抬高门槛”，引进大型企业集团，推进企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换代。树立“绿色矿业”思想，积极推进电矿联产联营，重点抓好“三废”治理，大力推广尾矿砂制砖等环保项目，积极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建立起与生态相适应的新型工业体系，力争用三到四年的时间，培育4一5家产值超过10亿元的锰、钡加工企业。

三要“引凤筑巢”，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充分挖掘“绿色”和“红色”旅游资源，按照“整合资源、市场运作、引进集团、整体开发”的思路，着力抓好保护、策划、规划等基础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能建设，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加强红色文物的收集、整理、发掘和保护，丰富城口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内涵，建成一批红色旅游景点，打造开县一城口一陕西红色旅游精品线。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着力打造万州一城口一巫山旅游“大三角”，把城口融入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结合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大力发展“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干农家活、赏农家景”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体验式旅游业。努力把城口建成全市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物保护、历史文化研究和休闲度假、生态观光、科考探险的旅游胜地，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拓展空间。

四要“提质增速”，加快发展劳务产业。把劳务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铁杆庄稼”，坚持不懈地抓好劳务产业，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应转尽转。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切实搞好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进一步完善劳务信息网络，打造城口劳务品牌，大力培育劳务经纪人队伍，支持劳务经纪人创办劳务企业，提高输出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搞好劳务输出服务，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适时建立劳务服务站，提供司法援助、政策咨询、信息交流等服务;加大县财政补贴力度，搞好外出务工人员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为外出务工人员系上“保险绳”;解决好“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坚持“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搭建创业平台，完善创业政策，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和异地兴业，以达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创业一户，带动一方”的效果。

打“门户牌”，树直辖市窗口形象建设全市向北重要门户，就是要打牢交通、通讯、市政等基础，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积极推进改革试验，打造人文环境，树立直辖形象，使城口成为重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老边穷地区落实科学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点。

一要加快交通建设。着眼于打通三峡库区连接大西北的高速通道，推动万州区域通枢纽和中心城市建设，将渝东北融入全国交通大网络，积极争取支持，建设万州经城口至安康的高速公路，城万快速通道和安张常铁路，增强城口承接“1小时经济圈”和周边大中城市辐射带动的能力，尽早建成西北地区“通江达海”大通道的物流中转站和秦巴地区互融发展的“关节点”。加快推进县乡交通网络建设，全面实现“2小时城口”。

二要加快城乡建设。统筹考虑全县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劳动就业、资源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按照“产业配套、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要求，高水平规划城乡建设。以滨河路建设、旧城改造和小区开发等重点工程建设为抓手不断拓展城市容量，以绿化美化亮化香化工程为抓手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发展特色农林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为载体切实增强城市吸附能力，努力把县城打造成“碧水护城、绿树掩城”的山水园林生态小城镇。全面完成24个乡镇场镇的建设规划，加大给排水、垃圾处理、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增强吸纳农民下山的能力。加快实施“千百工程”，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结合庭院经济发展，搞好新村规划，突出特色，统一风貌。加快推进“一池一坑四改”工程(建一口沼气池、一个垃圾坑，配套改厕、改厨、改畜圈、改庭院)，支持农户硬化人行便道和院坝，房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和花草，大力改善村居环境。

三要加快和谐建设。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构建和谐的首要任务，继续抓好扶贫开发工作，积极促进城乡就业，大力健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巩固提高“两基”成果的基础上(2007年城口县获得了国家西部“两基”工作先进地区的表彰)，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努力把城口中学、城口职中和示范幼儿园建成全市重点学校，加快普及高中教育。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构建和谐的基础，扎实推进“四位一体”(以乡镇综治办牵头、以司法所为依托，实行综治办、办、调委会、司法所四块牌子、一套人马，形成统一的对外工作窗口，这一办法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的认同和推广)基层维稳工作模式，形成“大综治、大调解、大”格局，打牢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治安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广泛推行“一事一议”制度，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篇4

关键词:专家资源;基地;系统整合

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充分依靠各方面力量,其中,以各类专家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是一支无论在数量、质量、层次上,还是在总体竞争实力上都举足轻重的力量。四川有关部门从2002年开始就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专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以专家服务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为平台,完善智力供需双方信息交流渠道的模式。

一、关于基地的认识

(一)“平台”性质

基地是一个在形成初期主要由政府搭建,以充分整合区域内高层次人才资源为手段,以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发展提供智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技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平台。

1.平台搭建者(组织者):按照“政府-政府为主、市场为辅-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政府调控、市场为主体”的方式演化。目前的主要组织者是省级人事职能部门,但离不开与科技教育的分工与合作。

2.平台的支柱:是“机制-政策-信息-技术”的“四位一体”,也是典型的政府-市场演化的驱动运行机制。

3.平台的载体及作用对象:是经济建设及社会文化建设主战场。政府“搭台”,专家“唱戏”,专家是平台最活跃的主体;政府“设宴”,企业“请客”,企业是平台最大的需求用户。

(二)示范性质

既要有时限性的重要责任和严峻任务的履行,又要有条件的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创造的空间;既讲究成本,着重落实,又鼓励探索和创新。

(三)服务性质

基地从本质上首先是以综合效益优化为主要目标。根据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性质的载体,可以是偏向经济实体的综合组织,也可以是公益性的社会福利组织。

(四)工程性质

基地在建设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有理念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更有具体的落实和建设;不仅有理念和制度的形成,更有具体的实物配置和工程的建设。

(五)智能性质

基地属于技术密集型的综合组织,其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方式往往表现为技术服务为主要形式和特色,具有智能性质。

二、系统整合模式的发展思路

(一)系统整合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

按照以人为本,体现特色,突破瓶颈,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充分发挥专家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目标,通过政府综合制度设计、政策导向开辟服务基地建设渠道,促进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共同建立基地平台,通过政策导向和市场服务开拓、建设、培育专家服务市场,通过政策和激励手段,组织和引导专家积极参与基地的建设和服务工作,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导向整合配置各种资源,通过信息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协调好各主体的利益分配。

(二)模式的功能目标

1.系统资源整合功能。如,相关政策、市场、信息、技术、资金、行为主体等资源的整合。

2.系统多元驱动及其互动功能。在政策导向下,通过模式的运行机制,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形成正向互动。

3.动态自适。根据市场、社会需求的变化,主动进行系统组织调整,以有效适应变化。

4.系统辐射功能。即系统的先进性和带头示范性,不断强化和拓展服务基地的发展。

5.培育功能。即具有强大的专家队伍建设和培养功能,技术、模式等创新功能,市场培植功能等;6.综合效益功能,即最终有利于形成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综合效益。

(三)模式的功能结构模块

1.动力驱动模块:由模式运行机制、政策体系、市场行为、专家行为等构成。

2.资源整合模块:由“制度-政策-信息-技术”平台、组织机构和政府、企业、专家队伍、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等构成。

3.服务产品及技术体系模块:由基地所提供的服务方式、途径、内容、特点及相应的技术体系等构成。

4.市场模块:由基地服务的对象、领域、市场细分、市场信息、市场行为、市场预测与分析、市场定位、市场策划及招商引资等构成。

5.服务模块:由项目、合同、经营与管理方式、目标等构成。

6.基地后勤模块:由基地基本建设工程、后勤管理构成。

(四)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途径

1.有关职能部门联合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使基地建设工作纳入到诸如市场、科技基地、研发基地、产业园区、创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建设规划中,享受政策激励,形成整体优势。2.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需求,按照市场规律,建设具有经济实体为基础,科技研发为支撑,具体项目为契机,制度-政策-信息为保障,政府“穿针引线”,政府先期适当资助、企业投资、社会筹资相结合,独立核算、成本化运作的基地框架。3.研究制定基地发展规划,编制发展指南,明确核心发展领域,拟定先期具体落实项目,政府先期适当资助,进行市场策划,招商引资,完善和发展服务基地。4.通过政策导向,强化市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形成企业和社会投资为主体的良性发展局面。

三、关于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平台建设问题

基地建设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作,除了基地建设的主体工程外,其支撑平台建设必不可少,包括制度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技术支持系统的建设。与此相对应,必须树立综合发展观念,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包括专家、企业、市场等信息系统、信息平台及其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科学规划与决策;建立和完善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基地建设和发展的管理体系和相应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开发和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切实落实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专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实现基地建设和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王永龙.当代西方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J].经济管理,2003.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一版)[M].上海:三联书店,1996.

篇5

【关键词】休闲体育经济社会发展构思

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②邓志阳：“休闲与休闲经济消费”，《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