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而科学是可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哲学包括科学。在主观哲学中，一种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验证的主观真理（如果论述所处角度，就成为科学）；另一种是从未验证，却认为是对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医是一种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具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作为一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建构医学体系，其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主旨，其核心是阴阳和五行，其中尤以阴阳为所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其中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医理论的影响深远，并伴随着三家哲学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而齐头并进。中医思维哲学和为医之道的知识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如浩瀚星河，可能与人类认知的绝大部分不可割裂，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挖掘。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显性化，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尝试表现医家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轨迹，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更新成熟,在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研宄领域会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篇2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以科学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及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模型，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获取方法、评价标准、逻辑结果和目的等。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当然也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可以用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考察。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在考察理论的可行性时，对现象的解释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理论原本就是用以说明现象的，同时科学活动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圆满地解释巳知事实又可成功地推导未知事实的理论。所以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理论解释力的评价，这种评价只是从逻辑上对理论进行的主观评价，不同于评定理论真理性的事实验证。在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中，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形：当某一逆推的理论H能够成功地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时，人们也由此得出H是比较可行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人们评价、选择某一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该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

篇3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篇4

【关键词】哲学基本观点  思想品德课  渗透  教学方法论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渐进，逐步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特别是九年级教学内容蕴涵着许多哲学思想，如普遍联系的观点、矛盾分析的方法、量变质变原理、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等。我们一方面渗入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要启发引导学生经常运用已了解的哲学原理学习新的内容，达到温故知新。在经常运用中，加深哲学思想的理解，使学生懂得哲学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

篇5

在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发现毫无恶意的语言会使对方惊讶或愤怒，简单的一句话会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则全然不知其幽默所在。请看下面的对话：

A（美国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国学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这里的美国朋友只是想礼貌性地称赞一下对方的新鞋子，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对他人的新服饰或打扮表示欣赏是良好修养的一种表现。中国学生不了解这一点，热情地要为对方买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搞得对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国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国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国学生按照中国的习惯想表示自己对朋友的关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穿衣打扮纯属个人喜好，他人如此“关心”自己等于在说他不能自立，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对于崇尚个性独立的美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矛盾最后只能导致双方的不欢而散。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学习英语必须同时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过去中国人见面常常用“吃了吗？”打招呼，那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吃饭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样与英美人打招呼，他们会以为这是在请他吃饭。因为英国人见面常说“天气真好！是不是？”，这是因为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有时一天中甚至会出现犹如四季的变化，人们对天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常常谈论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会产生这些误会。

综上所述，文化知识对于英语教学和学习意义重大，教师在授课的同时应随时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学生才能学得一门纯正的外语。那么作为教师，怎样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识呢？

传授文化知识的途径

纵观我国的英语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听、说、读、写、译几项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在具体教学中，对于英美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知识，却不能真正流畅地运用这一语言，不能用英语深入、灵活、得体和有效地进行交际。针对这一状况，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开设专门的有关文化知识的课程，使学生系统地学习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如“英美概况”“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等课程。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电脑、电影、电视等直观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师。从学习外语的角度来讲，与讲本族语的人接触十分必要。通过与外教课上、课下的接触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

4）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文章时，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知识。对于我国学生来说能够出国留学亲身体验异国文化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阅读就成为一条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径。

5）教师对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渗透应该贯穿在教学的各个阶段、各门课程中，做到随时遇到随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