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规和行政法规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地方法规和行政法规，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利用KMV模型建立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模型。简要介绍模型后，根据江苏省相关数据，依次计算出模型中所需要指标。最终，运用计算的指标，得出2009年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的合理发行规模及相对应的违约概率，这对于评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及其信用风险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发债规模；KMV模型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已相对成熟，有很多文献对地方债券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有以下两篇：W．Bartley Hildreth（2005）认为，市政债券为政府基础建设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税法改革法案对市政债券的发展影响巨大，主要包括个人投资者成为投资主体、债券保险从小到大得到迅速发展、规范的评级制度建立并且对投资者的决策影响巨大等。James Leisland（1997）研究了快速城市化的新兴市场国家，如菲律宾、印尼、波兰和南非，如何借鉴美国市政债券的成功经验，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期获得类似的成功。

国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财权上交，事权下放），地方财政日趋紧张，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外市政债券问题研究。刘爱清（1998）在日本地方债券发行机制研究中指出，在日本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散”机制下，中央政府很重视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地方债的规模、方向、用途实施调控。这对中国有重要启示。曹鸿涛（2003）着重研究美国地方债券的信用风险防范制度，认为中国应完善资信评级制度，采取抵押、多元负债等信用增级方式，推动保险公司开展“债券保险”业务，形成立体式的信用风险防范制度体系。杨萍（2004）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债券发行经验研究，她认为政府对债券收益提供保证可能招致市场扭曲；会造成债务人主动违约的道德风险和投资者忽视借款人信用特征的问题。这对中国起到警示作用，要注意地方政府盲目发债。

有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林好常（1999）认为，地方债券不仅利于解决中央政府财政负担，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还有利于克服利用外资的本币化倾向。但政府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仍面临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包括利率的市场化、地方政府的资信评估与担保、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和法规的健全等。胡春兰（2006）结合中国国情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论证了建立和发展西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可行性，提出建立西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构想。

通过对前人文献的回顾，本文发现国内学者关于地方债券的研究多停留于定性分析，而较为准确的定量分析的文章则很少，主要有以下几篇：韩立岩、郑承利、罗雯、杨哲彬（2003）提出市政债券违约风险的概念。利用KMV 模型建立市政债券信用风险模型，他们提出了计算理论违约概率的方法。基于MATLAB软件模拟的真实分布，他们计算出不同债务规模的违约概率，提出合理的发债规模。周鹏（2008）尝试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财政收入，然后运用KMV模型计算辽宁省基于对数正态分布的违约概率和合理发债规模。茹涛（2009）通过自回归的方法预测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并运用KMV模型计算出上海市的违约概率和合理发债规模。

基于BS期权定价公式与风险债务定价理论（Merton，1974），美国KMV公司开发了KMV模型。该模型最初用于银行衡量负债公司违约风险大小。如果在债务到期日，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高于公司债务值（违约点），则公司不会违约；如果此时公司资产价值低于公司债务值，则公司变卖所有资产用以偿还债务。本文将公司资产的市值替换为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公司债务替换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即可支配财政收入大于等于债券发行额时，地方政府能如期偿还债券，否则地方政府将违约。

二、对江苏地方政府债券发债规模及其信用风险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计算

1.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A2009。关于财政收入的预测方法很多，本文尝试用茹涛（2009）的一阶自回归模型预测江苏省财政收入，但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将各指标取对数再进行一阶自回归。本文使用1978—2008年数据来预测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

首先对模型中的各个数据序列做ADF检验，发现均是平稳的，然后通过Eviews软件得到一阶自回归模型：

log（FDRt）= 0.969218*log（FDRt-1）+0.085881*log（GDPt）-0.15224

（28.14858）（2.592835） （-3.75048）

FDRt表示第T年地方财政收入，FDRt-1表示第T-1年地方财政收入，GDPt表示第T年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各项检验指标均显示模型可用于预测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江苏省2009年GDP预期增长率为10%，即33 343.87亿元。经模型计算得到，2009年江苏省财政总收入预测值为：9 321.5亿元。根据最近五年的趋势看，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基本维持在40%，故地方财政收入预测值为：3 728.6亿元。

并非所有地方财政收入均可作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担保，秉承审慎原则，本文假定基本建设拨款、科技三项费用、企业挖潜改造费用这三项财政支出为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由于2007年地方财政支出科目做了调整，不能直接找到2007年和2008年的相关数据。但收集数据过程中，笔者发现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秉承审慎原则，本文用1994年以来的最低比例17.625%预测2007、2008、2009年的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得到A2009=657.17亿元。

2.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g和σ变动率。将A2009=

657.17亿元及n=16（1994—2009年共16个数据），代入这两指标计算公式中，可得：g=0.2145，σ=0.0931。

3.2009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息和B2009。考虑到江苏省将地方债券融资主要投向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教育、交通运输、文化及其他各项支出七个方面，本文以2008年这七项财政支出之和作为发行债券基数，设定六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2009年4月20日，财政部江苏84亿地方政府债券票面年利率1.82%。我们假定2008年地方政府债券也以1.82%为年利率，从而可计算出2009年各个发债规模要偿还的本息和（如表1所示）：

4.预期违约概率EDP。根据模型，已知A2009、g、σ、B200-和到期期限T=0，我们可求出违约距离DD和预期违约概率EDP（如表2所示）：

（二）模型结果分析

如果发行规模控制在30%以下，违约概率非常小且增长缓慢。如果发行规模为60%时，政府违约概率为0.999，几乎肯定会违约。地方政府债券具有不可忽视的违约风险，且违约风险对发债规模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违约概率呈现加速增大态势。韩立岩（2003）认为，地方公债的信用等级至少要达到标准普尔BBB+或者穆迪Baa1，其预期违约概率应该在0.4%之内，这样方为安全边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假定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当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为531.078亿时，它的违约概率EDP非常的小，即2009年财政部代江苏省发债84亿几乎没有风险。

三、模型的缺陷及改进

在模型的运用过程中，发现模型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假设。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真实分布未必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通过Matlab软件模拟出该指标的真实分布，此为本模型的一个改进方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预测方法不够精确。2009年江苏省实际地方财政收入为3 229亿元，与地方财政收入预测值有差异。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过一些有益探索，可以作为模型改进方向。

参考文献：

[1]韩立岩，郑承利，罗雯，杨哲彬.中国市政债券信用风险与发债规模研究[J].金融研究，2003，(2)：85-94.

[2]周鹏.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相关问题的探讨[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8.

篇2

[关键词]　图书馆法　地方法规　中国

[分类号]　G251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地方法规颁布情况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现行的与图书馆相关的法律法规，大约有230余个，但专门为图书馆制定的法律法规还很少。就地方法规而言，自1985年《贵州省县级图书馆工作条例》制定以来，各地出台的专门为图书馆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9部，现行有效图书馆地方法规8部(见表1)。从地区来看，这8部地方法规涉及4个省、2个直辖市、1个自治区和1个经济特区。在国内32个省级行政区划(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中只有7个制定了图书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只占省级行政区划总数的21.87％，还不到四分之一。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较大的市(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如广州，青岛，大连等)，只有深圳特区一家制定了专门的图书馆法规，比例之小，几乎可以约略不计。从图书馆法制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关图书馆的立法一般是从地方立法开始的，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以后再逐步发展到国家立法。我国图书馆立法也有这种倾向，先从系统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开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地方性、系统性图书馆专门立法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某些地方的图书馆地方立法走在国家立法的前头，为将来的国家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单从数量上看，从全局来看，在国家图书馆法律和行政法规缺位的情况下，图书馆地方立法还属于薄弱环节，亟须加强。

2、现行图书馆地方法规分析

2.1　法律渊源与效力分析

从法律渊源上看，根据我国立法法有关规定，在我国大陆现行的8部有效的图书馆地方法规中，4部属于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另外4部属于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从法律效力来看，这8部分别属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图书馆地方法规法律效力都较低，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除了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还不得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虽然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要求发展图书馆事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根据宪法制定图书馆法律和行政法规来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即使有部委的规章，如文化部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等，早已跟不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步伐；或某一系统行业规程或标准(有人认为这些文件不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不属于政府规章范畴)，如教育部颁布的各种学校图书馆规程等，对其系统或行业有指导作用，但无法对整个国家的图书馆事业进行有效的规范和指导，更不用说保障和维护用户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正因为这样，各地制定图书馆地方法规，保障宪法赋予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权、填补图书馆立法之空白，就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国性图书馆法律和行政法规缺失的情况下，这些法规本身在法规管辖区域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2　法规结构与形式分析

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规范性文件，其结构与形式一般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内容和表现规范性文件内容的符号三部分。以《立法学》为标准，考察上述8部图书馆地方法规时不难发现，这些法规当中有6部(北京、上海、深圳、贵州、内蒙古和浙江)属于复杂结构的规范性文件，其特点是要件数量多且全面。这些法规文件分成若干部分(如总则、附则、章等)，各部分都有标题，条文也较多。如北京的《条例》就有目录、总则、附则等部分组成，有章、条、款之分，每一章都有标题，全文共有45条之多。只有两部(湖北、河南)属于介于简单结构与复杂结构之间的一般结构规范性文件。其特点就是，要件多于简单结构但少于复杂结构，没有章节设置，也没有各部分标题、附则和目录等要件，只有条、款之分，条文较复杂结构少。比如，《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只有23条，没有章、节，也就没有小标题，只有条、款之分。

从法规条文排列结构来看，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8部图书馆地方法规中都用“条”来为法律规范排序，最长的有45条，最短的有21条；有“章”有“条”的6部，章、条都有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8部法规都没有目这一层；从字数看，最短的只有2128字(河南)，最长的有4545个字(北京)；5部半(贵州的只有“附则”，没有“总则”)前有“总则”，后有“附则”，一般都是先总后分，最后是附则，构成一个较完整的法规结构体系。

但是，这8部法规，(特别是早期立法，后期立法已有所改善)，在立法技术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普遍不太重视对法律责任、违法后果的法律制裁的规定，特别是对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的规范，没有充分发挥罚则的作用，对法规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法律规则通常由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组成，三者相互紧密联系，其文字表达形式就是法律条文。假定是适用规则的条件规定；行为模式是规定允许、禁止或要求人们如何行为的条文，法律后果则是规定强制实现规则的可能性或违反这一规则要求所招致的后果的那一部分。法律后果一般表现为罚则的规定。罚则可以视为分则之一部分，但却是分则中一个独具特性的部分。罚则在一股法律中都存在。在我国当代立法中这一章名绝大多数为“法律责任”。上述8部图书馆地方法规对罚则的运用还很不够。最早的《贵州省县级图书馆工作条例》全文只有假定和行为模式的规范，没有规定违反规定应予追究的法律后果的救济措施，也就是说没有规定违反该“条例”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讲，由于这个缺陷，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该条例失去了作为法规存在的意义。《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也只有1条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而且只是针对公共图书馆的规定，没有针对政府主管部门或读者违反规定的规范。救济措施只是“补办有关手续或者限期改正”、“公开赔礼道歉”，“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手段十分温和，有点不痛不痒的

感觉。深圳比上海有了较大的进步，有关规定增加到3条，不仅针对公共图书馆，而且还针对读者，但同样没有针对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在救济措施方面依然比较温和，“责令其限期改正”、“公开赔礼道歉”和“应按规定予以赔偿”，等等，没有进一步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湖北、河北和“条例”都是在我国立法法颁布和实施之后出台的，在这方面又进了一大步，提到了“行政处分”、“罚款”、“刑事责任”，不仅如此，内蒙古的“条例”还首次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从实体到程序，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北京“条例”规定得更为突出。它专门设立了“第六章法律责任”，违反规定，不仅要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责任等。总之，图书馆地方法规在“法律后果”部分的规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漏洞百出到日益完备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图书馆地方立法一般都是以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为主，属于部门立法，因此，我国图书馆地方法规的规定大多局限于图书馆行政管理，特别是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管理，如对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对读者的管理等。设定的法律责任主要是针对图书馆管理的规范要求设定的。比如，《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就设立了三方面的法律责任：①对侵占、损坏公共图书馆设施、设备和文献资料，改变公共图书馆用途；不按照规定时间开放，擅自封存文献资料；不按规定建立健全文献资料管理制度等三种情形和行为，设定了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行政或纪律处分(第30条)；②对地方文献资料呈缴单位，不按规定送缴样本的，设定了行政处罚，并给予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行政或纪律处分(第31条)；③损坏公共图书馆设施、设备，遗失、损毁所借文献资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第32条)。法规中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责任规定就较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如果违反规定，该如何救济，这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上述立法技术缺陷，早期图书馆地方法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促进当地图书馆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比如，贵州省虽然早在1985年就颁布《贵州省县级图书馆工作条例》，并且对县馆经费、馆舍和设备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该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县馆经费要纳入县财政预算，争取尽早达到每年按全县总人口人均一角钱的原则安排”，“县馆购书经费不得少于总经费的百分之四十，要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县馆必须逐步添置一些现代化设备”，如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但是，由于历史等原因，该条例立法技术比较粗糙，对政府不作为或违法作为的法律后果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因此，该条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据统计，2001年该省38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未购图书，另有2个馆只购了几本书，2002年至2004年，未进新书的馆仍有35、40、38个，占全省总馆数的38％44％；2004年无计算机的县馆61个，占县馆总数的86％。直到2006年，该省仍有八成县级图书馆20年没进新书，也没有电子阅览室。当然，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法规中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法律责任规定的缺失，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这方面，北京市吸取了早期图书馆地方立法的种种教训，在立法技术方面做得比较完善。北京市在制定《北京市图书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时，对政府的不作为或违法作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该法的实施产生了积极效果。比如，该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改变或者部分改变公共图书馆馆舍用途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在该条例的实施过程中，北京市的图书馆主管部门曾依据该条例成功地纠正了该市某区准备将该区图书馆新馆卖掉的违法行为。

公共图书馆事业是公益事业，公共图书馆是政府为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立法的主要意义就是不仅要通过立法促使政府明确其设立公共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的责任，更要立法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使用权，尽可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因此，笔者认为应该要在今后的图书馆立法中强化政府责任规定，切实维护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保障广大公民平等利用图书馆的信息权利。不仅要有实体的规定，更要有程序的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3　法规名称分析

从法规名称来看，图书馆地方法规的名称日趋规范。法规名称一般由国家或行政区划、法的内容种类和法的形式三部分组成。在法的内容种类方面，8部法规中，7部是用“公共图书馆”来冠名(其中贵州省用“县级图书馆”)，1部用“图书馆”。由于法的内容种类不同，法规的适用范围也不同，前7部主要是用来规范公共图书馆的，后一部是用来规范管辖地域内所有类型图书馆的，故名称也不同。从法的形式上看，5部用“条例”，3部用“管理办法”。“条例”作为法的形式，是对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或某一方面行政工作做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办法”作为一种立法形式，其功能是对某类社会关系或行政工作作比较全面、系统与具体的规定。一般地，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用“条例”这个名称，地方政府规章用“管理办法”等。在上述5部法规中，“条例”又分“条例”、“工作条例”和“管理条例”三种不同的用法。最早的贵州政府规章用“工作条例”，用“管理条例”，其余的地方性法规都用“条例”这个名字。

2.4　其他分析

从法律适用范围来看，如上所述，8部法规中有7部是针对公共图书馆立的法。除贵州省的条例外，其他6部都在法律名称中直接明确法律调整对象或范围为公共图书馆；只有《北京市图书馆条例》明确规定“适用于该市的公共图书馆及其他各类图书馆”，是针对辖区内其所属的所有图书馆立的法。总的看来，这些法规还是以规范公共图书馆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其他类型图书馆在馆际合作与协调以及图书馆服务网络方面虽然有所提及，但下笔不多。

从颁布时间和实施时间的间隔来看，有2部地方法规(贵州和的)是颁布时间和实施时间是同一天，其他的法规都相隔一段时间，其中最长的相隔105天，最短的也有33天，平均是58.8天。颁布时间和实施时间间隔一段距离，有理于法规的宣传和推广，也有理于社会成员的学习与消化，并对法规的实施有个心理准备，因而容易取得好的法律实施效果。间隔多长时间最为适宜，从这8部法规中还看不出来，但一般都是在2个月左右。

从立法根据来看，依据法治原则，除宪法外，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有法律根据而且一般都要在其法规规定中明确阐明这一点，也就是说，要告诉大家，该条例或管理办法是根据什么法律制定的。有的还要求指明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至少，原则上要求具体指明是什么法。但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条没有讲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应该明确法律依据。因此，在4部图书馆地方性法规中，没有1部是写明立法根据的，一股都是讲“结合本省(本市或本自治区)实际”制定该法，只有1部规定的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该法。4部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情况更加不明朗。虽然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省、自冶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但4部图书馆的地方政府规章没有1部指明立法根据，至多提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予以制定。从法理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笔者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地方人大和政府在制定图书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时候应该有法律依据。我们的依据就是宪法和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比如上面列举的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等等。地方政府规章还可以以地方性法规作为依据。

篇3

《行政强制法》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并称“行政法三驾马车”，行政处罚法解决的是乱处罚，行政许可法解决的是乱审批，《行政强制法》则是平衡权利与权力，充分保障法律救济，实行实体法与程序法并行。由此给城管执法过程强制适用提出更严更高要求，笔者结合城管工作实际简要分析行政强制法在城管执法领域中的影响（由于各地城管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职能不一，难以一一具体阐述）：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城管执法面临主要问题：

1.法律、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实施依据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城管机关只能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以规章、政府文件为依据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随着行政强制法实施、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工作进一步深入，目前各地集中行使行政处罚城管执法都是间接引用的，从行政法规到地方法规、地方规章横跨几十部法规。城管执法缺少专门统一法律由此带来了执法主体资格，适用法律依据等一系列问题，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只是行使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行使某法某一项。

2.执法主体资格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而具备资格行政执法人员又无从鉴定，依据公务员法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执法人员必需为公务员，因此就带来了大批事业性质执法人员领取执法证后能否具备资格执法问题。可喜的是今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省人社厅正进行对事业单位人员执法身份规范，进一步推行事业单位改革加快城管执法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步伐。

目前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比较庞杂，有的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有的甚至雇佣临时人员执法，执法的随意性较大，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制的严肃性和政府形象。因此，《行政强制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这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系统内受托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事业单位，就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权。

3.违建强拆执行程序周期过长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　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60日复议期限）或者提起行政诉讼（3个月诉讼期限），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

篇4

论文关键词 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 000元以上20 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

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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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立法，权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非常严峻。在这种背景下，老年问题日渐成为一个需要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真正切实保护老年人权益，应重视老年立法的研究，不断完善老年立法。笔者拟就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思考，以抛砖引玉。

一、国外老年立法概况

国外的老年立法内容主要包括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保险、老年人福利、禁止歧视、虐待老人等方面。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模式：

第一种可称之为单独立法模式。即用专门的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特殊权益，如美国、日本、韩国等。该种立法模式的特点是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立法，特事特办，在某一基本法保护下形成保护圈。例如，美国在1935年通过了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法案》，之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颁布了《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就业中的年龄歧视法案》。并对原有相关法律、条例不断完善和提升，在诸多方面加强已有法律的执行力度，支持相关法律对老年人的保护，使得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力和直接的保障。

第二种可称之为分散立法模式。即涉及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条款分散在相关法律中，不予专门规定，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挪威等国家。该种立法模式的特点是不予专门规定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法案，只在其他法律的相关条款中予以规定，通常是出现在人权保障法案、社会保障法案、社会福利法案中。这些国家一般都是经济和人权意识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加拿大为例， 1986年6月通过了《就业平等法》，目标是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能力以外的其他原因而被拒绝在工作岗位之外。1977年制定了《加拿大人权法》，它保护所有居住在加拿大境内的个人免受雇主的包括年龄在内的歧视。1982年通过的《人权与自由》具有宪法的作用，其中规定，不得给予包括年龄在内的各种歧视。

二、我国老年立法的现状

我国当前老年立法形成了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专门法，以宪法为根本法，包括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乃至政策规范等在内的规范体系。一是宪法中有关老年人的立法。《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9条第3款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该条第4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二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党和政府有关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稳定下来，明确了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基本原则、主要措施及侵犯老年人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且把负有保护老年人权益不受侵犯义务的主体从家庭成员扩大到政府和全社会，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三是其他法律法规中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如：婚姻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保险法等都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还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规政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等行政法规和政策。各涉老职能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养老保险社会化发放的通知》、《赡养协议公正细则》、《关于加强老年卫生工作的意见》、《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老年人文化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一批规章和政策性文件。2003年2月，我国老龄委办公室、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的意见》。另外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或《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三、我国老年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老年立法尚处于由行政法规向国家立法过度的初始阶段和由国家分散立法向集中立法的过渡时期。国家法律及地方法规的制定有一定的局限性：

1、不能完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退休职工越来越多，大多数人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我国现行的老年保障立法内容的基本特征是由国家包揽下来，这在退休人员并不太多的人口年轻型、成年型时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退休人员激增，并且养老时间由于平均寿命延长而大幅度增加，于是养老问题日渐突出。比如，由于老年立法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涉老的民事纠纷方面，缺乏专项法律和法规依据。

2、对老年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在我国，养老保障与就业是联系的，由于城乡就业方式不同，养老保障的城乡差别很大。社会保障一般只限于城镇的机关以及国有、集体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而占老年人口多数农村老年人，基本上与老年社会保障无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靠家庭子女赡养，其中一部分孤寡老人，靠民政部门救济。同时，随着多种经济形式的日益发展，一些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也尚未纳入老年社会保障的范围。老年社会保障立法，没有做到对老年人的全覆盖。

3、老年立法缺乏科学性。老年立法是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三大部分组成。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基本依据，而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的制定必须以宪法和相关的法律为依据。在我国，虽然宪法对老年保障做了原则规定，但多年来老年立法实践，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加以规范的。许多法规、规章都带有明显的应急性、临时性的色彩，权威性不高、科学性不强。法规、规章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但在老年保障法律中至今没有《社会救助法》等法律，有关法规、规章和政策不统一，甚至互相矛盾，以至于出现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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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各行业中危险行业比例不断增加，而这些行业又在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易受侵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亟待保护。和其他国家相比，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处于研究阶段，相关立法和制度建构起步较晚。文将通过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研究，以期探求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并将目前经验推广到其他强制责任保险领域。

【关键词】 强制 责任保险 政府干预

一、 强制责任保险概述

在对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前，我们必须明确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以及是对谁强制、如何强制；强制责任保险的特点和与一般保险的区别；强制责任保险的基本种类等问题。

通观我国相关立法和论文专著，我国学术界尚未对强制责任保险达成统一的定义。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上位概念作出了规定，强制保险则又称为法定保险，是由法律规定的股和条件的当事人必须参加的保险，其最主要特征是强制性。其次，在一些具体险种上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规定了交强险，在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1]

由此可以归纳出强制责任保险的定义：强制责任保险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在某些特殊的群体或行业对其可能承担的风险责任,不管当事人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的责任保险。在我国，强制责任保险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环境责任强制保险、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和旅游业

二、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责任保险起步较晚，但国家队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较为重视。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1995）11号文件，公安部《公共娱乐长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不重视保险，以致中国的强制保险在立法、覆盖范围、险种开发、监管制度等方面相对较为落后。依据中国保险法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规定强制保险。

（二）我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缺陷

法律是责任保险来意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和约束，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法律责任就无从谈起。从法律环境来看，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与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1、立法数量少，规则不够细化

我国的强制责任保险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造成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责任保险的开展尚不具备必要的法制条件。责任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的疏忽、过失行为而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根据法律应成安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在我国，截至目前为止有关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相当有限，已有法律法规涉及的责任保险覆盖面窄，从投保到监管都缺乏可操作的条款[2]。因此对企业和公民来说，当法律么有明确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时，当然不会向保险公司需求寻求责任风险的转嫁，也不可能产生对责任保险的需求。[3]尽管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十一、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上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是其他的法律中，对强制责任保险的界定仍不够清晰、充分，内容也多为笼统性规定，，未对具体操作进行进一步阐述。[4]

2、立法覆盖面窄，危害大、涉及面广的领域未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围

如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仅适用于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而未将同样属于高危行业的劳动者考虑在内，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时，涉及各行业的相关行业法律法规也还很不完善，虽然有些行业通过立法部门本部了航路也的法律法规，但其处罚力度和执法水平相当地下；一些伤亡重大、易损害巨大公共利益的事故如公共场所的火灾事故也危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畴；在国外受到普遍强烈重视的医疗责任保险未在我国得到有效开展和普及，“看病难”已成为关系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有利于缓解医疗纠纷、解决看病难问题，有助于社会和谐，应得到足够重视。[5]

3、上下位立法存在冲突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限制了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主体即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制定强制责任保险的有关法律。但存在着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特点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或振幅规章 指定强制责任保险种类的情况，虽然对强制责任保险的推广和实施具有积极作用，但因违反上位法《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而无效。《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使大部分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则失去法律依据，限制了它的发展，扰乱了它的立法。

二、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之完善

（一）放宽立法限制

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明确了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该规定出台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全国保险业只有3家公司，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格局，保险公司不注重市场营销和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公关和利益分配，由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文以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以至于有些地方将保险列为变相乱摊派、乱收费的一种，予以清理。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保险法严格限制了强制保险的权限，这对抑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险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中外资保险公司约100家，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随着保险在处理突发事件、稳定社会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仅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显得过于严格，而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已经被突破。鉴于中国目前各地和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把确定强制保险权授予保险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规章。[6]

（二）理顺监管体制

由于一些法规没有得到及时修改，社会对有的强制保险存在一定的疑虑，有的甚至引起行政诉讼。如目前仍在执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火车票中含有 2%的强制保险费，其依据是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经委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保险金额为2万元。依据保险法规定，只有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强制保险的条款和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审批。据铁道部介绍，由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提高，2万元的保险金额已远远达不到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这一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保险金额等应尽快作全面修改。此外，有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越权规定了强制保险，有的是在办事程序中通过必须出具保险凭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对此，应加强研究分析，及时清理和修改。

（三）加强监管

加强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的审批。中国保险法规定，保险监管机构在审批强制保险时，应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原则。因此，在审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时，应当特别注重条款的公正性，非盈利性，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强制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于被动地位，对条款的公正、费率的高低等均无选择权和谈判权，特别是强制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往往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没有特定的利益主体关心被保险人的权益。20__年3月国务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监会按照总体不盈利、不亏本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这一规定为以后审批强制保险费率树立了典范。推动强制保险的目的，是利用保险的市场手段帮助政府处理事故和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而并非帮助保险公司扩大业务范围或盈利。因此，在审批费率时，应当扣除盈利因素和部分展业成本，要特别注意程序公开，原则上开听证会，聘请有关专家参加，将精算数据公开，支持媒体报道，来年再对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用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乔卫兵、陈光著：《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研究》，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__年版。

3、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4、张卉芳：《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__年学位论文。

5、/view/38324.htm 强制保险

[1] /view/38324.htm，2013年4月3日访问。

[2] 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3] 郭颂平主编：《责任保险》，南开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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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何谓行政法?如何识别行政法规范?我国行政法学者惯常的做法是通过给下定义的方式来回答。揆诸行政法定义，或从管理的角度、或从行政的角度、或从行政权的角度、或从行政关系的角度，或以多角度来定义行政法，不下数十种口’。学者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定义观来阐释什么是行政法或行政法规范。事实上，这些定义并没有准确地解决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困惑。虽然一些行政法定义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通过这些定义，往往只能对行政法产生一些基本或抽象的认识，而对于行政法的基本特征依然难以把握，经常遇到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难以界分的情形，具体如诸多行政法规范往往被认为是经济法规范。实际上，林立各异的行政法定义现象本身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行政法的定义，尚无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二是仅行政法定义并不能承担揭示行政法现象的重任。只有从行政法的自身特点人手，分析行政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或其他法律规范的特点，才能较为准确、完整地勾勒出行政法的面貌和体现行政法的精神，才能对行政法进行准确地刻画和定格，才有利于我们认识和识别行政法。显然，对行政法的特点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相对行政法定义研究而言，显得十分薄弱和滞后。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行政法的特点进行进一步探讨和梳理。

 

二、行政法特点研究之欠缺

 

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特点的研究，远没有出现如行政法定义研究那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除了极少数学者多视角地对行政法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外，大多数学者一般只限于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概括。特别是对行政法的形式特点的描述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如行政法在形式上的特点是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行政法规范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数量特别多，属各部门法之首。几乎大多数学者对行政法形式特点的研究都停留在此界面。当然，也不乏学者对行政法的形式特点予以扩展性研究，如有的学者认为，对社会的适应性也是行政法的形式特点。但无论对行政法的形式特点进行多么深入细致地研究，我们从行政法的形式特点读取的信息大致如此：分散性，表现形式多样，数量繁多，具有适应性等。如果试图通过该特点来认识什么是行政法或行政法规范，则几乎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不能通过一个未知数来推导出另外一个未知数。这主要源于我们对行政法形式特点的分析是假定在行政法含义清楚，范围明晰的前提下进行的。事实上，有关行政法含义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其范围也并没有被明确地界定。并且就具体情形而言，行政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在形式上的特性并不突出。如行政法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其他法律规范也并非铁板一块。再如行政法规范表现形式多样，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其他法律规范的形式也大抵如此。再如就数量而言，以某个立法主体的立法数量为计，其在某个阶段制定的行政法规范的数量并不必然多于其他法律规范，有时可能远远少于其他法律规范。另外，以行政法难以制定统一的法典形式作为行政法显著特点也显得底气不足。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法也能制定统一的法典，如行政程序法典。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法应主要表现为程序法。实际上，行政法的形式特点只是对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而言所作的外部总体判断。它只揭示了行政法的外部形态，只能视为一种对行政法的感性认识，并不能据此来从众多法律规范中识别出行政法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法的形式特点并没有反映行政法规范的自身特性。

 

那么，行政法的内容特点能否揭示行政法规范的自身特性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行政法在内容上的特点不是指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所规定的具体内容的不同，而是指行政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或规则在其内容的规定、设计、适用等方面所呈现特别之处。较其形式上的特点而言，行政法的内容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政法的自身特性，但并不完整，并没有揭示行政法本质特性。并且行政法的内容特点也是基于行政法规范明确的情形下归纳总结得出的，同样也难以反过来作为识别行政法规范的判断标准。

 

除了上述研究的局限性外，行政法特点的研究还表现在较为简单、零乱，缺乏逻辑、规范、深入系统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着手难以准确凸显行政法的自身特性。从一定意义来讲，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上的特点更能彰显行政法的自身特性。也可以说，性质和功能方面是行政法特点研究不可逾越的环节。由于一部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既可能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的内容，也可能同时规定国内和国外相关事项，我们很难笼统地判断该法是属于行政法，抑或是其他法律规范。惟有把握行政法的性质特点，亦即从具体法条的实质来判断，方可迎刃而解。同时，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有维护国家统治，调整社会秩序等法的一般功能。除此之外，行政法在功能上有其自身的特点。而正是这种功能上的自身特点为行政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功能上的自身特点可认为是行政法的标志性特点，反映了行政法的本质特色。因此，对行政法特点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形式和内容上，还应深入分析其在性质和功能上的特点。

 

三、行政法特点研究之完善

 

基于上述讨论，在笔者看来，只有从形式、内容、性质和功能入手，才能较为全面、系统而又逻辑地揭示行政法的本质特性。

 

(一)行政法的形式特点

 

其一，载体的分散性。行政法在实体上难以制定一部如同民法典、刑法典那样的统一的、综合性的法典，往往分散于宪法、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繁杂多样的法律性文件(行政法的载体)之中。各国行政法大多尚未能制定出综合性、统一性的行政法典，其原因主要是行政法所涉及范围广泛，内容纷繁复杂，须因时、地、事、情事而频繁变迁。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所言：“无奈行政法规，又是反映社会现象最快，变迁频繁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法典，乃倍见困难。”因此，我们所说的行政法只能是各类分散的、繁多的行政法规范的总和。而就行政程序法部分而言，制定统一的法典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变为现实，如美国

 

(1976)、德国(1997)、奥地利(1991)、荷兰(1994)等国已成功地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我国行政程序法典正在制定过程中。除此之外，行政法主要是通过若干单行的行政法典(法律)来表现，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等。

 

其二，形式的多样性。我国行政法规范制定主体多元，既有中央的立法，也有地方的立法;既有权力机关的立法，也有行政机关的立法。这决定了行政法在形式上具体只能由层级不同、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不同的宪法典、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解释等多种形式构成，因而，行政法规范呈现形式多样性的特点。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犯罪和刑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等通常只能制定法律，其表现形式相对单一。

 

其三，数量的庞多性。行政法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点本身说明了行政法藉以存在的法律性文件数量的庞多性。仅规章的数量就数以万计，这一点从规章的制定主体和规章本身的多种表现形式就可得以说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不仅国务院各部门，而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都享有规章的制定权。规章除以“规定”、“办法”等名称表现外，还可能有“实施细则”、“通知”、“公告”、“批复”、“规则”等名称(但不能用“条例”)，而且有些名称前还可以冠以“试行”、“暂行”等字头，可谓名目繁多，这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的。另外，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的数量也不计其数。可见，行政法规范数量的庞多性特点是十分显著的。

 

(二)行政法的内容特点

 

其一，行政目标的优先性。为实现行政目标，立法主体通过行政法规范赋予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各种职务上或物质上的优益条件，从而使国家行政机关在分配和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目标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享有行政支配权、先行处置权和行政强制权等;或通过行政法规范来限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范围，并赋予相对方的多项权利，在许多事项上要求行政机关以非强制方式实现行政目标，强调服务，提倡合作。总之，无论是何种内容的行政法规范，其最终都是服务于行政目标的实现这个中心，以有利于行政目标的实现为先决条件。

 

其二，内容的广泛性和易变性。行政法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除军事、外交外，还包括教育、公安、税务、民政、工商、食品、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社会福利、海关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所谓“从摇篮到坟墓”，我们都脱不开行政法的调整。并且，随着公民权益范围的不断扩展，行政法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另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拓展了行政法所调整的范围，并催生出大量的行政法规范。如随着计算机、网络等科技的发展，国务院近年来公布实施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可见，行政法的内容十分广泛。

 

另外，由于社会经济处于不断改革和完善之中，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这就要求作为行政秩序调节器的行政法律规范应及时加以变动，即需要及时的废、改、立，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如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入WTO以及政府职能转型等过程中，数以万计的行政法规范被废止或修改，同时，又根据现实需要补充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范。当然，行政法规范具有易变性特点并非意味着朝令夕改，只是相对民法、刑法等部门法而言，其变动性较为突出。作为法律规范，其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其三，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的交织性。以法理学的一般理论，法可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而程序法通常主要指诉讼法。诉讼法往往与一般实体法相分离而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如作为实体法规范的民法并不包含民事诉讼法，作为实体法规范的刑法并不包含刑事诉讼法，分属于诉讼法律部门。而行政诉讼法往往被认为是行政法的行政救济或监督部分，并不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现代行政法产生和发展表明，没有独立的行政诉讼法就没有行政法，也就是说，行政法离不开行政诉讼法。这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在行政实体法规范中，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往往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设置了程序上的规定。可见，行政实体规范中往往交织着程序性内容。而在民法和刑法中就不可能有类似的程序性规定，因为，如果在民法中，规定民事主体应严格按照程序从事民事行为，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应严格根据一定的程序作案的话，那只能是绝对的谬论。同时，根据各国相继业已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来看，程序法规范中都不同程度的设有实体性规范。不仅如此，行政诉讼法也存在一些实体性的条文。由此可见，行政法是行政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的总和，并且两者通常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三)行政法的性质特点

 

1.行政法是国内公法。行政法属于国内法。由于各国政府间在行政领域中的合作不断加强，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也在不断兴起，尤其以欧共体为代表国际合作组织的许多规则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于是，“国际行政法”的名称开始出现亍国内外的行政法论著中。有的学者将那些解决国一种。在笔者看来，非法行医罪的立法构造坚持的是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重视的是非法行医行为的无价值性，这对非法行医罪主观罪过的认定具有重要影响。

 

三、非法行医罪主观罪过形式界定

 

(一)犯罪主观罪过的一般认定

 

一般来说，按照刑法学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来看，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是限定在行为犯与结果犯(包括危险犯)的分类之中的，按照我国刑法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则是犯罪故意。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于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是犯罪过失。从犯罪构成的内在结构来看，犯罪故意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认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自己行为的危害社会结果发生。在犯罪故意的认定中，认识因素的理解相当关键，因为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关系来看，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认识的范围和程度就决定了意志的程度和具体表现形式。一般认为，明知的内容主要包括危害行为的事实特征，具体体现为：危害行为所指向的客体或对象的事实，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犯罪过失与犯罪故意虽然在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具体内容方面表现不同，但在主观罪过的内在结构方面却是类似的。由此可见，在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中立法者不但从行为角度而且从结果角度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无价值评判，这种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违法性判断同样存在于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之中，那么犯罪行为主观罪过的界定也应当遵循这一思路。

 

虽然在我国刑法犯罪结构中立法者往往强调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并重，从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立法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强调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绝对平衡确实难以成行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作为违法性的一种实质判定以及考察犯罪构成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所选用的方法也应有所区别，应当考虑选择何种方法有助于合理的运用犯罪构成。从无价值评判的功能来看，行为无价值侧重于事前判断，考虑规范对行为人的动机决定作用，强调规范对行为人的命令和禁止，侧重一般预防。而结果无价值侧重于事后评价，强调对行为后果的客观评价，以实现规范的评价功能，侧重于惩罚，便于司法操作。从故意与过失的内容来看，因判断对象的不同，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所理解的罪过内容也不同，结果无价值论以行为人对结果出现的心理态度作为判定罪过的标准，行为无价值论则以行为人行为的心理态度作为判定罪过的依据。所以对于具体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犯罪构成所体现出的立法目的与利益选择等价值取向而机能性的做出判定。一般来说，侧重行为无价值的犯罪，其行为要素必须明确，而危害结果可以模糊，如一般的行为犯和情节犯;而侧重结果无价值的犯罪，则结果要素必须明确，而行为要素则可以使用比较模糊的概念。

 

(二)非法行医罪主观罪过之具体认定

 

1.非法行医罪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观罪过。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在非法行医罪基本犯罪构成中，未取得医生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在笔者看来，立法者在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中对非法行医行为做出了具体描述，而对结果等内容则做出了“情节严重”的概括规定，重视的是犯罪构成要件行为，采用的是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具体理由如下：

 

(1)作为行政犯，其犯罪的成立是以违反一定的卫生行政管理法规为前提的，不论从国外有关非法行医的具体规定以及具体的社会实践来看，非法行医行为实质上作为业务犯罪具有诸多的表现形式，而刑法在具体构建非法行医罪构成要件，对进行非法行医行为进行选择与筛选的过程中只是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这一行为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而且对危害结果并未做出明确的具体要求。由此可见，立法者是以非法行医行为为核心来构建其犯罪构成的，重视的是对行为本身的无价值评价。

 

(2)作为情节犯，非法行医行为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构成非法行医罪。作为定罪情节，它本身包含诸多的内容与要素，既有主观面的也有客观面的，这一限定条件的存在旨在有效调控刑法对非法行医行为的打击范围。可以说从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两个层面对非法行医行为进行类型化，从而形成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情节严重”作为定罪情节，其作用来限定与说明非法行医行为的，是为非法行医行为的犯罪化服务的。它的存在也是以非法行医行为为基础的，所以从情节犯的角度，在本罪的犯罪构成中立法者重视的也是行为无价值。

 

(3)从非法行医罪犯罪构成的构建目的来看，立法者通过刑法规范从相关的卫生行政法律法规中筛选出一种或几种行为予以重点打击与防治，强调刑法对某一卫生行政法律与法规的命令、禁止的重点保障，作为行为规范体现的是事前性的一般预防作用，而不是事后惩罚。因为对于非法行医罪这类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来说，事前性的一般预防比起事后惩罚要有效的多，效果也更好，意义也更大。

 

(4)从犯罪概念来看，由于我国犯罪概念中“立法定性、定量”的存在，导致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的错位，使本应由立法机关将非法行医的社会危害性自然内化在行为构成要件的任务却交由了司法机关来判定与处理，成为我国刑法中一种奇特的现象，这种社会危害程度的判定，按我国刑法规定是司法者认识和判断的对象，而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构成中的认识要素，法律也不要求行为人对其非法行医行为会造成何种危害结果，为何被禁止有所认识，即使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认识的可能性，但它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构成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以基于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本罪主观罪过的界定应以行为人对其非法行医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作为依据与标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识内容，应当是明知自己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的行为，“危害社会结果”应当是对国家卫生管理法规的违反从而对国家医疗管理秩序的侵害而不是对社会所造成的具体的实际损害结果。意志方面则表现为行为人在明知自己行医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决意并以积极的意志努力支配构成要件行为的实现，表现为一种直接故意或希望故意，放任故意在行为犯中是不存在的，从而本罪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观罪过是犯罪故意并且只有直接故意一种形式。

 

2.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类型的主观心理。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既然在罪名上是一致的，那么它们的主观罪过也应当是一致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此处所探讨的应该是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主观心理形式而不是主观罪过。根据我国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类型的具体规定，实际上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二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对于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主观心理形式，大致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加重的危害结果一般是出于过失，即行为人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也不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态度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笔者认为在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主观心理一般是过失，但是不能排除间接故意的存在。由于刑法学界对本罪结果加重类型的主观心理是过失存在一致性的看法，笔者在以下的内容中着重阐述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形式存在的原因：

 

第一，虽然行为人在实施非法行医为造成严重损害就诊人的身体健康或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加重结果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仍是违反国家卫生管理法规从事医疗行为，即行为人非法擅自从事以实施医疗行为为内容的医疗业务活动，并且有为接受诊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等目的，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也并不以“牟利为目的”为必备要件，但是在社会现实发生的诸多情况当中，我们无法否认行为人为追求牟利的目的而放任对就诊者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存在，即为追求牟利或营利的目的，而放任加重结果的发生。在此种情况下，对加重结果的主观罪过是间接故意的情况是存在的。

 

第二，从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设置分析，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与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况下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并且在现行刑法非法行医的规定之前，我国刑法修订草案规定，非法行医行为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按照故意伤害罪论处。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法定刑幅度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情形相同，但却低于故意伤害罪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法定刑设置，而“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法定刑幅度则明显低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幅度。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反驳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不能由间接故意构成的充分理由，反而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罪的结果加重犯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因为首先，虽然本罪是非法行医行为，但毕竟是一种诊疗活动，它与直接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与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刑事立法过程中对两类行为的性质应加以认真考察与区别的。其次，本罪的结果加重犯仍是非法行医罪，侵害的是国家的卫生管理秩序，而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则是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权利，从立法价值取向以及在刑法分则中的排列顺序来看，后者要比前者重要的多，法定刑幅度自然要高，由此笔者以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主观罪过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由以上的具体分析，笔者以为非法行医罪基本犯的主观罪过是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而非法行医罪的结果加重类型中行为人对加重结果一般情况下由过失构成，但并不能排除间接故意的存在。

篇8

    关键词:合同登记、批准,合同效力,物权变更登记

    The Impact of the Contract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on the Contract Effect from the Case

    Wang Deshan Jiang Xiaolin

    Abstract: "Contract Law" Article 44, paragraph 2 prescribed that contract must be registered or approved to take effect, although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ve made the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newly promulgated "property law" have made a further clearly defined. The effect of contract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performance in two major aspects: the registration or approval are elements of which the contract can take effect; contracts registered as the against elements.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the registration or approval do not have any influence on the contract. In particular, the contract registration system shall be separate from property rights registration system.

    Key words: Contract registration、Approval, Contract effect, Registr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基本案情] [①]1995年5月16日,原告陈某(二审被上诉人、申请再审人)在澄迈县老城镇购买一块宅基地,价款为15万元,并取得了澄迈县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1999年10月6日,原告与同镇的被告冯某(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签订了《宅基地调换位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原、被告双方对换调整宅基地位置,即原告将位于东边的宅基地与被告位于西边的宅基地互换位置,双方所持的土地使用证中的尺寸不变。2001年9月,被告在未依法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手续的情况下,在与原告调换位置的宅基地上建起一栋四层楼房并搬入居住。2002年1月27日,原告以“被告未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其宅基地的位置上建房,其行为已构成民事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补偿购地款15万元的经济损失。被告在诉讼中均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上述事实,在一审、二审、再审的庭审质证中双方均没有异议。

    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经过协商同意签订《宅基地调换位置协议书》,因原、被告双方未向土地主管行政部门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审批手续,其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第12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9条的规定,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未生效。被告在没有依法取得原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原告合法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位置上建楼房,侵害了原告宅基地使用权,其行为已构成民事侵权。根据《民法通则》第117条和第134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冯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补偿购地款15万元给原告陈某。

    二审意见与判决:冯某对上述判决不服,以一审认定协议书未生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宅基地调换位置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其行为未给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错误。依据《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第12条等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上诉人冯某与被上诉人陈某的调换宅基地行为有效,双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到县土地管理局办理各自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手续;驳回被上诉人陈某请求上诉人冯某赔偿购地款15万元的诉讼请求.

    再审意见与判决:陈某对上述生效的民事判决不服,以“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为主要理由申请再审。再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处理结果不当。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2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9条、《民法通则》第117条和第134条第1款、《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和《解释》第9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2001]161号《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6条的规定判决: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撤销二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问题提出] 本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但经过三审,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合同是否生效,而对此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和《土地管理法》第12条及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的理解。[②]一审和再审认为合同未生效,被告因此而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双方当事人未依照《土地管理法》第12条和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向土地主管行政部门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审批手续。二审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应依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履行。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和《土地管理法》第12条及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合同登记是否为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

    一、《合同法》关于合同生效的规定

    合同生效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或称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则可以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制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44、45、46条规定,合同生效的时间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①以合同成立时间为合同生效时间。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③]②以批准、登记时间为合同生效时间。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自批准、登记之日起生效。[④]依据该规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未经批准或登记,合同仅成立而不生效。③以所附条件成就的时间为合同生效时间。合同当事人可以对合同的生效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⑤]因此,合同的生效取决于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是否成就。④以所附期限届至的时间为生效时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生效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⑥]

    二、对合同批准、登记生效的理解

    司法实务及理论界对第②种情形,即《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之规定往往发生错误的理解,即凡是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批准、登记而未批准登记的合同,一律被认定为无效或未生效。为了对该规定的准确理解,《解释》第9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不能转移。”但《解释》并未消除司法实务中对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的错误理解。

    (一)合同批准

    批准是有权审批机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于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依法进行审核批准。审批或批准的性质是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是一种国家行政管理手段,属于公法的范畴。国家为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某些特殊的行业或经营项目须经国家相关的机关或部门进行审批。因此,绝大多数行政审批属于行业准入性质的审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如果涉及这些特殊行业或项目,国家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有关机关或部门对该合同进行审批,合同只有经过审批才能生效和履行。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4条规定:“ 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其修改时同”。这就意味着,当事人所订立的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包括对合营合同的修改,必须经审批机构批准后才能生效。须特别明确的是,该条明确规定有“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字样。有些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合同须经批准,但未明确规定“批准后生效”,“批准”将不是合同的生效要件,对合同生效与否没有影响。

    (二)合同登记

    合同登记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依法成立后,依照有关规定需到有关机关进行登记。除上述审批情形外,某些合同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经过登记。关于合同登记的效力通常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合同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第二,合同登记为对抗要件,即对抗第三人的要件。

    1.合同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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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资源论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TV211.1 文献标识码： A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概述

（一）概述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指的是在建设活动前，调查、预测和评定建设项目的选址、设计和建成投产使用后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制定出解决措施，并按法定程序报批的法律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主要的实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法律手段。建设项目不仅要予以经济评价，还要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科学地分析开发建设活动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并制定解决措施。通过评价环境影响，能提供依据给建设项目的选址，以防因为布局不合理给环境造成无法消除的损害；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能够将周围环境的现状调查清楚，对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范围、程度和趋势进行预测，有针对性的提出环保措施；环境影响评价还能够为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历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1981年，《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纳入了基本项目审批程序。1986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内容、程序、审批权限、执行主体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等作了全面规定。1986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管理办法(试行)》对评价单位提出了资质要求。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作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第一个行政法规，对环境影响评价作了全面详细明确的规定。1999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管理办法》对评价单位的资质进行了规定。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扩展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2004年，人事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环境影响评价系统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

（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应用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通常是限于对环境质量影响较大的各种规划、开发计划、建设工程等。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对人类环境质量影响较大的每一项建议或立法建议或联邦的重大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法国，除了城市规划一定要作环境影响评价外，其他项目依据规模和性质分为不同的三类：一定要作正式影响评价的大型项目，比如以建设城市、工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造地项目，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或投资超过600万法郎的有关项目等；需要作简单影响说明的中型项目，如已批准的矿山调查项目，500千瓦以下的水利发电设备等；可免除影响评价的项目，即对环境无影响或影响非常小的建设项目。法国政府在1977年公布的1141号政令附则中，详细列举了三类不同项目的名单。在立法上这比使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这样笼统的概念明确得多。

有些国家或地方政府对适用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规定得比较广泛。瑞典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凡是产生污染的任何项目都须事先得到批准，对其中使用较大不动产（土地、建筑物和设备）的项目，则要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70年《环境质量法》规定，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作环境影响评价。

二、比较分析

（一）法律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历程，正是其立法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初的一部试行法和一个管理办法，发展到如今多部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一系列的配套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都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律规定。其中《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依据。

反观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还没有完善。《水法》是当前唯一的涉及水资源论证的法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是目前提到水资源论证的唯一行政法规，还都不是专门针对水资源论证制度的立法，规定较为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此外就是水利部制定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限于部门规章，权威性不足。如《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七条还被质疑存在违法嫌疑。

（二）评价论证范围和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在不断的扩充，从1981 年“基本建设项目”到1986 年“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1997 年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将有辐射环境影响的“设备购置”活动也列入评价范围，2002 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把评价范围扩展到规划，2009 年国务院颁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一步参与综合决策。当前，环保行业人士又开始对政策和战略类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和深化。（1）从报告章节内容看，从最初的污染达标排放管理到强调环境容量分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对于环境风险防范，评价水土流失和生态影响，强调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注重公众参与和社会稳定性评价较为注重，还对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符合性、选址布局合理性和环境经济损益进行评价，每部分内容都要求设立专章进行分析评价。对环保领域、经济领域、规划布局领域、社会稳定领域等的环保相关问题全面综合的进行可行性论证，为参与政府综合决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2）从环境要素看，从最初的三废控制（水、气、渣），到生物和生态，到物理污染噪声和电磁辐射，近些年又对地下水和土壤有了较多的关注，评价内容也在逐渐的扩展。（3）从评价时段看，要求评价规划设计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和退役阶段全过程的环境影响。（4）从项目实施过程看，要求从原材料的产地到产品的最终报废处理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周期评价。

水资源论证的范围就比较窄，差不多限于需要取用“江河、湖泊或者地下水”的“建设项目”，对取用雨水、污水、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和自来水的项目没有严格的约束力。对不取水然而却对水资源影响风险很大的项目，比如穿过水库的输油管道，岩溶地区垃圾填埋场和尾矿库，穿过含水层的隧道等，存在监管盲区。规划的水资源论证才开始试点。

水资源论证内容基本停留在“以河论河”、“以水论水”的模式上，关注点还在水量够不够及怎样保证供水这一问题上，目光还停留在对自然水循环系统的索取上，而还欠缺对社会水循环过程控制和水生态系统保护的论证分析。如对工艺过程和水平衡的耦合、工艺设备先进性和取用水合理性、工艺水循环过程中水量耗散和水质衰变、已掌控水资源的挖潜、水资源跟踪监测机构和制度建设、施工过程的水生态影响和补偿等，论证都很薄弱。

（三）跟踪监管

环境影响评价对于规划和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比较重视。在规划设计阶段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编制，建设施工过程中实施环境监理，试生产过程实施环境监测和“三同时制度”检查，工程竣工阶段要进行环保验收，之后还有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和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对核设施等特殊项目还得进行退役后环境影响评价。

水资源论证制度重审批轻监管，基本停留在审查审批阶段，没有实质性规定后续的跟踪监督管理。2011 年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后评估工作的通知》，开始探索论证后评估工作。

（四）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它对于公众参与比较重视。20世90年代开始，公众参与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中实行，之后渐渐对公众参与范围进行了扩大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都从法律角度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2006年，原国家环保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管理作了进一步规范。

（五）立法体系的建立

第一，在促进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的时候，对于《水法》相关规定的修改是不能忽视的，《水法》有关规定应当作整个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体系的统领。在《水法》中应设立明确的水资源论证制度，提出“水资源论证”的定义和内涵； 对于水资源论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也要做规定，要是由《水法》对其适用范围（如建设项目和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等）作出明确规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水资源论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得到提升，使适用范围狭窄的问题从跟上得到解决。

第二，制定推动水资源论证制度实施的专门行政法规。与水资源论证制度有关的行政法规应该对下列事项明确作出规定：首先是明确应该开展水资源论证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虽然《水法》能够对水资源论证制度适用于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进行规划，然而规划的具体种类、识别根据等具体管理问题还是要由行政法规进行具体明确的；其次是水资源论证制度实施的基本程序，包括对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编制、审查审批、审批后的监督管理及其和之有关的水资源论证资质、从业人员管理等内容作出规定；再次是对于违反水资源论证制度的要采取强制措施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应该建立水资源论证管理规章体系并加以完善。可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范围内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水资源论证管理的相关措施和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水资源论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的立法重点在于创设制度和搭建体系，而相关规章体系的核心应是管理措施和程序，比如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受理、审批程序，后续监督管理措施等。

三、结束语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历程为水资源论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之处。为确实发挥水资源论证制度作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首要抓手的作用，就应加强领导健全机构，理顺审批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论证立法体系；

扩展论证范围，深化论证内容；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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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广告 违法广告 诚信原则 诉权 举报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节假日休闲放松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旅游，也成为目前人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作为旅游，被誉为“绿色工业”或“无污染工业”，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同时满足消费者放松身心的需要，是一种“双赢的产业”。可是，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旅游广告在市场上的涌现，旅游广告良莠不齐，极度需要广告法和相应司法规范的调整。

在旅游广告中，违法广告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航班， 旅行广告会注明机型，但不注明起飞时间，为了省钱，就把航班安排在晚上，导致旅客第二天体力不足游兴大减。酒店也是一样，广告都会注明所住酒店的星级，同样的星级，价格差异的奥妙在于酒店的地段。不在景区或远离景区，价钱当然比较低，但游客每天往返酒店与景区的长途交通造成时间、体力的消耗非常大。 又比如饮食，其中文章很大，弄不好就有“猫腻”。 在譬如门票，不少广告声称团费包括门票，但旅游景区常常分“大票”、“小票”。“大票”只让进景区大门，“景中景”、“园中园”统统单独收费。 在景点和购物上面，也往往会在广告中暗中做些手脚，让游客防不胜防。

最近，越来越多的相关部门对旅游广告投入关注目光：在2004年春节前夕，江苏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南京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日前联合向消费者了旅游消费维权提示。在2004年北京旅游治理拿广告开刀。今年4月，为打击虚假广告桂林市开展旅游广告净化行动 。国家旅游局也在今年颁布了《2004年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工作方案》。另外，宁波等城市，也相应对旅游网络广告进行了整顿。

在我看来，目前旅游广告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虚假信息。各种商家和地区为了种种利益的需要，往往倾向于提供给公众虚假的信息，误导公众，也造成了旅游业内的不正当竞争，

其次，含糊广告措辞。例如上面的例子，关于航班，酒店等等，往往含糊其辞，让不明就里的消费者上当。

再次，旅游社对于旅游线路的制定，只求“看上去很美”，却并不合理。尤其是某些出国旅游广告，地点过于分散。商家抓住不明缘由的消费者往往“贪多”的心理，制定看上去很美的旅游方案，吸引消费者，加之旅游局审查力度不够，这些旅游，实际上却让消费者花大量时间在景点之间的奔波。

最后是旅游社和某些旅游相关商家联合恶意欺诈。譬如在组织消费者购物方面，往往会有一些“猫腻”，联合欺诈消费者。

就其上面的几个方面，就广告法范围来说，我认为，由立法体系和执法机制得原因造成的。我国现行的广告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效力不同的层次：一是《广告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有关广告的内容；二是《广告管理条例》以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中有关广告的内容；三是有关广告管理的行政规章。我国目前的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主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另外，有关行政部门对相应的广告都负有一定的管理职责。这便产生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协调问题，行政法规效力的问题，违法广告民事责任的问题，和执法机制的问题。在旅游广告中，由于广告的特性是广而告之，使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广告的信息，同时，旅游的开发，会对地方有较大的利益，所以相关的行政法规力度就明显不够，旅游局相关的审查也跟不上。况且，关于旅游的民事诉讼和消费者所谓的“期望得到的休闲”没有得到满足，与药品广告管理的诉讼所涉及的“人身健康权”得不到满足相比，往往分量较轻，所以，旅游广告往往没有得到重视。

更何况，《广告法》中对民事责任的规定是不完善的。它将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确定为“虚假广告”，不能解决全部违法旅游广告的民事责任问题，因为虚假广告与违法广告是不同的。第二，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广告中推荐商品或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应负连带责任的推荐者不应限于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而应包括所有单位和个人。该规定将个人推荐者排斥在责任主体之外是毫无道理的。

据此，我认为，对虚假广告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修改完善广告法律法规，建立权威、统一、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其对于广告理解的涉及的范围应该是广义的“广告”范围。《广告法》权威性较高，但仅调整商业广告。《广告管理条例》比较全面，但没有明确广告的含义。所以，尤其是对地方法规的规定，应规定其对于旅游广告，不管是商业性质还是非商业性质，但凡是以直接或简介通过一定媒介宣传其关于旅游的企业、商品或者服务，均应该严格与国家《广告法》和《条例》为准，以此树立法律的权威。同时完善可诉广告的范围，即是“违法广告”，而不是“虚假广告”。

（二） 宽严适度，明确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许可性规范、任意性规范的界限。禁止性规范是指广告中不得出现之情形，如商业旅游广告不得使用国家机关的名义等。义务性规范是指广告中必须表明之情形，许可性规范是指经有关旅游部门许可才能广告之情形，任意性规范是指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即应不受限制之情形。在旅游广告中，应该强制规定应该写明确的某些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避免各种旅游广告良莠不齐的现象。同时，各相关行政立法应该对于相关的定义作出适当的明确解释，或者是在相关旅游合同中作出明确的定义解释，以便与在诉讼中便于举证。

（三） 突出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广告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要约邀请或要约行为。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有人称之为霸王条款）。同时，在主观认识方面，广告受众可以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但广告主却恰恰相反，其对广告真实情况的掌握应当是最全面、最准确、最客观的。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在立法上面对某些广告主，尤其是旅行社的广告，在订立合同之前，赋予其有相关的解释义务，必须对消费者进行详细的解释，保证其“顺利理解”各种条款。同时在诉讼中，可引用诚实信用原则非常容易地解决广告中的所谓“虚假”、“欺骗”、“误导”等问题。

（四） 建立规范的违法广告公众举报制度。这是针对与，那些并未使用或者购买相关广告服务，尤其是旅游广告的人群，他们应当有权对于那些违法广告举报。并应该积极利用媒体的功能，树立良好的机制，让群众投诉和举报违法的旅游广告得以曝光，保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五） 赋予广告受众对违法广告的起诉权。由于广告是“广而告之”，所以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对象，社会危害性大。尤其是旅游广告。我认为在违法旅游广告之诉中，不应该仅仅限于那些“期待的休闲得不到满足”的消费者，而应该扩大到那些有证据证明，该广告有违法事实的人，这也可以在法理上面解释为，违法广告在某种程度上让公众感到“愤慨”和“激动”，或者损害了公众的“身心健康”的权利进行诉讼。

（六） 建立相关的特殊赔偿制度。根据《合同法》，旅游广告的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基于这种要约邀请签订的合同，如果让消费者“期望落空”，或者经法院审查确有事实证明“期望落空”，应该对于相关有损害的人都予以赔偿。这有利于让商家制定旅游方案的时候多为消费者考虑，在广告的时候，承担更多的责任，保证旅游市场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我们要切实解决当前旅游广告存在的诸多问题，做到依法广告，这样才能让旅游业在法治的轨道上面正常运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良性竞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旅游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也防止了公众受到非法广告之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1999年11月8日。

2.《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2001年4月27日

3.《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1999年11月8日

4.《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2001年4月21日

5.《革命法制与审判》，法国，罗伯斯比尔。

6.《多个心眼看广告》王展 人民网 2002/11/27

7.《打击虚假广告桂林市开展旅游广告净化行动》 2004-5-16 桂林之窗网站

8.《2004：北京旅游治理拿广告开刀》 商报记者：王东亮 柏忍冬 《北京现代商报》，《旅游经济周刊》

9.《春节游六大提示》 扬子晚报 金震寰 (01/16/2004 19:22)

10.《宁波整顿旅游网络广告》 中国旅游报

11.《外出旅游五种情形应对》 华商报

12.《湖南省旅游局关于规范旅行社业务广告活动的若干规定》商报记者 刘星良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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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被保障主体范围不明确

弱势群体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由于多元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弱势群体有增无减,有法可依与有法难依并存,不利于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残疾人、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和孤儿、妇女,以及贫困老人,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而对于早已存在和不断显现的弱势群体,人们却各有己见。实际上,为数最多的贫困农民,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流入城市并从事危重职业的民工,高校在读的特困大学生等,都是弱势群体的重要成员。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扶助与医疗保障,本来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基础上适时的将其纳入立法的内容和作为调整对象,并在行政规章和司法救济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分别予以资助和保障。不过遗憾的是,却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完成这项工作,相反更多的则是依靠理论上的研究以及某些地方的试验性尝试来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长此以往,不论是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是从合法行政的需要来看都是存在巨大隐患的。

(二)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制度体系没有有效建立

1.己实施的单行法与需求之间的缺失从我国现行单行立法的实践看,这种立法不足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先后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来保障弱势群体的问题。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使他们融入到社会主体人群中。尽管我国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作了不少努力,但也存在不足。我国多采取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立法形式,由于缺少一部统筹性的法律而造成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混乱。

2.指导思想与调整手段的缺失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畸重执政党的政策和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行的行政规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相对地忽视科学、严谨的国家立法。既不利于国家长远的法制建设,亦与中国加入WTO以后所承诺的法制义务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实践检验的深得民心并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保障和其他社会公共政策,应当适时的提升和转变为国家法律。政策太繁又过于空泛原则与极易波动,行政规章过多又缺乏透明度,明显的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3.医疗保障制度没有有效建立

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健康服务公平性的改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迄今为止,尚缺乏系统、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操作,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紧张,我国医疗保障处于不规范不系统的状态,只有少数发达省市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度,而且覆盖面小,水平低。有些地方最低生活保障仅只是达到应保尽保的要求,尚谈不上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

(三)社会医疗救助难以及时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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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多样，层次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如此众多的文件中，人们难以掌握。并且这些规定内部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名称上也不统一，有用“调解”的，有用“处理”的，不仅纠纷当事人无所适从，就是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1.2行政调解制度内容简单，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相关法律条文十分简约，其内容仅涉及调解发生的情形、调解的主体和对象。而且调解的对象相对含糊，并无确切的范围和限度。对象主要包括民事纠纷对财物损害赔偿纠纷，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轻微违法行为权属争议行政赔偿、补偿的数额争议。呈现出较大的人为确定因素，容易与其他处理纠纷的方式相混淆，不利于当事人选择正确解决纠纷和争议的方式。调解范围设置的局限性，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规定得不详实，缺少与之相应的程序，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凭经验办事，使行政调解的运作呈现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1.3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使调解协议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

2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不能将其应有的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完善行政调解制度。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调解规则，笔者认为应当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进行设想。

2.1行政调解法律规范统一化

2.1.1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最高效力，对于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样的，行政调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凡是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适用行政调解，方可适用，同时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愿意的，决不能强行调解。行政调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当然也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行政调解必须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受到法的理念与精神的支配，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自愿、自治原则

自愿是行政调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其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能是组织者、中间人，其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进行。自治是指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强调当事人的亲力亲为，自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按照自愿、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调解结果是否接受等，但需注意的是，该项原则必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影响和损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适用。

2.1.2设立统一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法律文件对于行政调解规定从实体法上看较为分散。然而挪威、美国都先后制定了《纠纷解决法》。欧盟、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可见，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应该适应社会的变革要求，修订相关法律。在条件成熟时，应该考虑制订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在《行政调解法》中，明确界定各种制度化调解机构的全县、效力、人员构成及资质条件；确定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不同的调解所应承担的资源投入、管理、监督、保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解决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与正式的司法程序之间的冲突，减少各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和重复，使包括司法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更为合理和有效；建立对调解的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

2.2行政调解范围普遍化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调解发展非常迅速，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来，调解解决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租佃关系的民事争议和小型的刑事案件等诸多纠纷均纳入到调解的范围之中。然而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调解范围大致局限于民事纠纷、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数额争议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调解机制在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争议中，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行政调解范围应从现有的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扩展到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去。只要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或侵害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纠纷就可以适用调解。

参考文献

［1］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0.

［2］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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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扬曾言:“行政法学为法学之一分科,当以就法律的现象及以法学的方法组织而成立者,较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论一端,不敢谓有深造,但平时亦颇注意,尤其近时发达之纯粹法学学说,觉其颇有可采之处。”[1]笔者素来知道纯粹法学在法理学尤其是德国法哲学中的意义、在宪法裁判权领域、法与国家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作用,而对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论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进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纯粹法学概述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规范是“应当”这样的行为,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意志行为的意义总是意在针对一定的人类行为,可以是命令、授权或许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为,其意义才能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这种“应当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不仅使法律区别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会现实,而且使法学区别于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学。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静态秩序和动态秩序体系相结合。静态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动态的规范体系是由基本规范权威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因此,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体系。四是国家和法律一元论主张。“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4]国家并不是一种现实实体,而是法学上的辅助结构。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之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传统法律理论在处理法律与国家关系上的基本错误在于坚持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使法律理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理论的目的在于让法律为国家辩护,使国家从一种纯粹的权力事实变成一种受到法律统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论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强化国家的权威。纯粹法学直接反对传统国家理论把国家作为权力和义务的主体,并把它从属于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理论主张,所谓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国家的义务只有在对某种可归于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制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二、纯粹法学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渊源

关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许种,也有如法学史家的任务,是为了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加达默尔提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谁想对某个法律作正确的意义调整,他就必须首先知道该法律的原本意义内容,所以他必须自身作法学历史性的思考”[5]。即布罗代尔言“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们具体从几个方面考察纯粹法学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

(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

纯粹法学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学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须用以下二种方法,始能获致。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6]故凯尔森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因为他把其理论的研究对象严格地控制在实在法的领域,即所谓的“共同体的法”,比如美国法、法国法、墨西哥法。凯尔森把法学理论的主题限定在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关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体现其精髓的那句话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4]他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共同体的实在法,严格区分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及法律社会学,进而明确区分经验的法和先验的正义,拒绝把纯粹法的理论变成一种法的形而上学,从对实际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去寻找法律的基础,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为框架构建行政法体系及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义规定,公共当局的权力是从属于法律的,就像国王与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一样。所有这些下级权力都有两个固有的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简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统一。故“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究有分际,彼此不容侵袭;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义也就是:其一,就学科间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学的干扰,确定行政法学研究的适当对象;其二,侧重于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分析和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

(二)准立法者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承认“准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学在其构建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沿袭这一传统。纯粹法学承认“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确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创造法律,无异承认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准立法者的作用,有权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现实和趋势也无法回避“准立法者”的行为。古德诺在《比较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的原则》这两部美国行政法学的开山之作中,他试图摆脱传统“平衡宪法”的束缚。他不强调分权与制衡,尤其是不强调议会和法院对行政的控制,而是强调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个人自由权利,

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普适的准则。“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来重建政府”这种思潮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达到高峰,凯恩斯主义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上世纪30年代末,社会各界对行政专横和法治的重新关注的压力下成立了“美国检察总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尽管其发展方向是多元主义或市场导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的压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灵活性和回应性,国际统一贸易规则的推行最先废止、取代和修正了国内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对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改革。国际贸易与全球竞争、全球化环境与发展问题等均已超出一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随着商贸、政治与文化等渠道的多边接触和互动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行政法体制成为可能。

在当代行政法的发展中也有这样的走势,即解释立法。尽管行政法规大量增加,然而现在行政事务细密繁杂,非法律法规所能列举,客观形势变化无常,亦非法律法规所能适应,而随时发生的特殊具体事项,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规所能规范无遗,况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事实上也无法毫无遗漏地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尚须采用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对法规均有解释权,其中行政机关因处于行政法的执行机关地位。故解释法规、法令的机会最多,所作的释例数量极为可观,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虽然行政法的内在架构对此发展趋势进行限制,但是历史传统还是推动着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阶说

纯粹法学的法位阶说成为了行政法学对法律规范的层次进行划分的根据。凯尔森的法位阶说,认为首先一个国家之法体系,犹若一个圆锥形,法院之判决以及行政机关之处分等,皆构成此圆锥之底层,此种底层之法规范,与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而发生规范的作用。底层之上的法规范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规范为宪法,宪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语较为抽象。法律的规定则较具体,其下层之法院判决或行政处分,则已与实际个案接触,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从法律的创造以及具体化的过程言,下位规范的内容当然应受上位规范内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谓拘束,并非意味着毫无裁量余地,仅在依据上位规范创造下位规范时,其创造的范围,须由上位规范加以规律而已。换言之,上位规范犹若一种“框”,法律的解释,即在认识这种“框”。在“框”内有许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种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规范的“框”,即属合法。上位规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内可“制定法律”、“作成判决”,并未具体的指示须制定何种法律或须作如何之判决。在“框”内造法,仍拥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法律规范之事项,苟在“框”之中心,最为明确,愈趋四周,则愈为模糊,其色彩由浓而薄,几至分不出框内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实,是否为法律之规范所及,暧昧不明,自须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为设想,此乃一般之原则也[6]。

最后,法位阶说的突出体现还在于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凯尔森认为,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规范的效力从何而来?来自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凯尔森把法律规范分为高级与低级规范,“决定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法律秩序“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7]由基础规范经宪法规范到一般规范再到个别规范,每上一级规范决定并授权下一级规范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严密体系。如在这一体系中,一个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个法规的授权和认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规如果符合宪法,该法规即有效;如果一部宪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宪法的认可,则该宪法有效;第一部宪法的有效性则来自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来自于预先设定。这一预定的作用在于它赋权给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只有他们有权制定法律。即基础规范的任务就在于创立法律规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阶说也起着指导范式的作用。宪法在行政法的法规范体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阶,优越于其他法规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则乃属于整体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础。因此也属于最高位阶。而法律则优越于法规命令与地方自治法规,法规命令优越于职权命令与自治规章。一切中央法规范优越于地方法规范。如各级地方自治法规与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规命令相抵触者,应认为无效。根据法位阶理论,仅于相抵触之规范本身有效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触宪法地方自治权之规定而无效时,则该法律并未优越于现行地方自治规章。

倘若相同位阶的规范竞合时,则一般适用于下述法规解决:新法规定优越于旧法规定,特别法规定优越于普通法规定。倘若依据上述法则仍无法解决其矛盾时,则相互矛盾的规定彼此互相废弃,均属无效,因而产生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领域,一般抽象的法律,优越于执行该法律之法律规定。另上级机关所颁布之法规命令优越于下级机关之法规命令[8]。

(四)法化

实在而言,纯粹法学将行政法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法化”[9]。相对于传统学术理论而言,具体的行政法规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过行政命令得到进一步执行。行政法却通过行政处分进一步将之具体化,通过适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为转换为社会的文化。换言之,行政法必须由国家机关加以适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从宪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强制而实现,有关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阶层结构中,对于法律经验的传统行政法学而言,这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此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首先表现在从“归纳”到“获得经验”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现在这个客体之上建构的一般法学上秩序化与体系化概念。故在对行政法总论的研究方法就表现在企图建构出非常概括的制度来涵盖生活中各领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体系性和客观性。

如果说传统行政法是通过经验来掌握的实证法形式展现行政法。那么,纯粹法学的思考路径则迥然相异。它将经验可掌握的对象、行政法的对象、学术上的对象融合为一体。行政法并不意味着实证法本身。纯粹法学舍弃具体实证法律上的经验回顾,建构行政法的学术上基础概念,当作其方法论上遵从应然一元理论的法律思想客体。于是,认识的客体与经验的客体的结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论是一般法理论中无法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此,我们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所针对强调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对于一个着眼于形式逻辑的规范思想而言,纯粹法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应然性建构的概念结构,即方法决定、创造了对象。

纯粹法学的对象是对象的思维而非对象本身。它虽然提及到传统学术是从实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视这些均只是概念

上掌握的意识形态而已。对它而言,行政法仅止于一个应然一元法学理论思考上而非独立的“规范集合”。纯粹法学藉由法规范思考模式之助,将这些概念“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形式逻辑上进行拆解,终于在规范应然层面上使之统一化。或具体而言,如“法人”(国家)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整体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国际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机关”也仅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法规范的集合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还有如“权限”,它也只是法规范的集合,也仅是广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这个广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来说,行政法学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学科,基于这一角度出发,行政法学总想避免与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拥有一个尽可能异于民法学的独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设有一个行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别重要的目的(这个人在民法领域中顶多扮[演被动或者想像的角色)。这个“人”就是“国家”。这个“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视之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的重要性、价值与强度却又远远异于屈服在他之下的个体——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关系主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公民。这一论说略显牵强,原因是如行政处分中并未蕴含与民法可相比拟的(行政——个人间)法律关系。它除了作为一个源于高位权力的单方产物外,没有其他可能。纯粹法学一方面反对基于对规范考察中纳入无关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权力或高位权力,一方面也消弥了至少在本质无异的区别。这动摇了行政法作为公法,而与私法相区别的传统公私二元理论。对于行政法这门学科作出贡献的纯粹法学,并非强调行政法异于民法而作为公法之独特体系,而是将行政法此学科进行“法化”。

(五)法律关系

在行政法学中“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受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影响[10]。在其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关系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论中的法律关系指的是主体们与法或法秩序的关系(权利与法规)的关系、义务与法规的关系以及主体关系本身与法规的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的上下隶属秩序的关系,将国家与其他法律主体等同视之,并与其他法律主体一同面对秩序。后期其理论将国家与法等同视之,通过这一架构,国家就是一个法秩序,法秩序整体就是作为法律主体来掌握,而国家也可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凯尔森在后期的《纯粹法学》一书中一再声称,他视法律关系为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不仅包括有义务为特定行为之一方以及作为义务相对人的他方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被授权适用规范者与被授权制订规范者之间的关系,还甚至包括被授权制订规范或适用规范者以及因为这个规范而被授予权利或承担义务者之间的关系。法律关系由此是指由法规范所形成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法学这一理论的铺垫,为现代法律关系理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种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法规范加以形成,社会领域就包含了法的领域,各种法的关系也同时反映了社会的关系。这样也不用对规范制订主体与规范适用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属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下位概念,这种关系可以用内部职务的内部机关关系称之。只是这种内部职务或功能上的赋予义务,是基于人的行为形式而从法规范上加以规定的,也是由法加以决定的。如此以来法律关系就成为了以“法”作为手段所作用的社会关系。

因此,整体的法秩序便解释成一个法律关系秩序。“一个法律秩序的类似的等级结构。”[11]法律关系可能仅取决于法规范条文规定,同时且还可能取决于事物的特性,如社会、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关系除了法规范决定外,还受到事物特性的影响。也即行政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建构应从个别法律关系中寻找基础。

纯粹法学对行政法学的方法论的形成,其着眼点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其他诸多方面,如“展开了实证行政法学与规范行政法学的研究,前者是关于事实判断的,而后者是关于价值判断的。”[12]如对传统国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国家四要素,再如强调法律规范效力的实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以法律社会化的背景,引发了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勃兴,修正了法律理论的学术价值和作用。继之,纯粹法学、批判法学、现象法学、价值论法学等问世,它们交汇为一种价值开放的重要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学自此走出误区而形成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理论成熟、具有相当规模的体系。近20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以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改革,置换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与行政规章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笔者思索:对于新的理论出现,作为传统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一的纯粹法学能否为行政法的制度创新继续提供规范性基础和学术支持?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贸行政法律制度的趋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法学方法论?“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法学方法是应当单独应用,还是应当结合应用其他社会学科有关法律作用的认识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反对行政法学必须唯现实是从的做法,广泛应用来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4]从纯粹法学对上世纪行政法学发展的影响,应该能得到某种启示。综之,一方面通过反思传统法理论的学术根源和学术传统,把握一种对行政法模式的技术性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模式如‘公共选择理论’、‘利益代表理论’来超越传统。”[14]这两方面的结合应当为未来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基础。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纯粹法学方法论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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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66.

篇14

关键词:气象;执法;发展

1、引言

气象行政执法是气象主管机构履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气象主管机构依法履行对外管理的过程中,气象行政执法主体是否适格,气象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规范、合法,不仅对于维护气象行政相对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同时对维护气象主管机构的良好执法形象也是至关重要的。《气象法》的颁布实施,赋予气象主管机构行政执法权,作为气象行政执法主体机关,如何依法行政,保证气象事业快速有序发展,有更高的具体要求。本文从气象部门实际出发,分析目前气象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确立有效的气象行政执法行为的一些建议。

2、气象行政执法的解释

气象行政执法是指气象主管机构基于气象法律、法规的授权,为实现公共利益,依法对相对人实施处理权、保障实施权等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具体体现为在气象行政部门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和依法查处违反活动,它是保证气象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

3、气象行政执法的特点

⑴行政性。气象行政执法是气象主管机构依据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事采取某种具体行政措施。

⑵程序性。气象行政执法既要执行实体法,同时执行程序法,任何一方面的欠缺都可能导致行政执法无效。

⑶强制性。只要发现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气象主管机构就可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⑷可诉性。气象行政执法一旦出错,必然会直接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必然会对气象行政执法行为提起复议、诉讼等。

⑸服务性。气象行政执法主体不但是管理者,还是服务者。其服务于气象的公共性,服务于气象的安全保障功能和服务于气象的资源。

4、气象行政执法的依据

气象行政执法依据是指实施气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按照法律效力等级由高到低的

顺序排列气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顺序应当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

⑴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执法活动的依据。

⑵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这些法律为气象行政执法提供了程序上的依据。非基本法律有《气象法》,是气象行政执法的实体依据。

⑶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气象行政执法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对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的时限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行为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进行处罚。《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对未经批准擅自升放、未按照批准的申请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等违法行为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

⑷地方气象法规。是气象行政执法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执法的依据。

⑸气象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气象规章。这些规章对气象主管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和执法范围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5、气象行政执法的存在问题

⑴对气象违法行为的性质界定不够准确,存在处罚畏难情绪。气象主管机构的执法人员面对严格的处罚程序和相对人维权意识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存在处罚畏难情绪,担心处罚程序操作不当引讼,从而出现了该罚不罚的现象。

⑵证据收集欠规范、完整。在实际工作中,执法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依据对当事人、证人的调查笔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很少有在收集当事人陈述后,围绕违法行为的再行收集证人证言、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其他相关证据。而作为行政处罚主要判断依据的调查笔录由于只是一个独立的的证据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印证下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调查笔录的效力就会受到质疑。

⑶行政处罚受到的外部干扰大,执法人员处罚顾虑多。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使原先处于城市边缘的气象探测场被高层建筑所包围,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时常发生,面对这类气象违法行为,气象主管机构因为顾虑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关系而不敢执法。

⑷气象执法岗位专业法律人员缺乏。执法人员虽经过省、市级的培训,掌握有关法律、法规,但面对严格的立案、调查、取证、定性、听证、处罚程序没有十分准确的把握。

6、气象行政执法的规范建设

⑴以《气象法》为依据,抓紧完善地方性气象法规体系建设,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涉及气象灾害防御、气象信息制作和、雷电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⑵更新执法观念,明确气象行政处罚关系。气象行政执法人员要提高对行政处罚目的、意义和性质的认识,做到明确气象行政执法权威和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之间、气象行政执法与尊重相对人的人权、气象行政执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⑶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确保气象行政处罚内容合法。慎重运用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做到执法过程符合法定程序,对违法者的处理幅度适当,避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责脱节等现象。

⑷提高气象行政执法的技术水平。要对气象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和整理,对每一类违法行为的性质、特征和重要环节,调查取证的程序、证据的保存和使用等问题加以明确,做到取证准确、及时、合法、有效,确保处罚行为依据的违法事实确凿、证据确实、充分。

⑸全面提高气象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法律素质。对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围绕行政处罚的基本知识、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法律素质。

7、气象行政执法的发展方向

⑴执法的重心基层化。执法的重心应当放在地(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省级气象主管机构主要是对地(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的执法进行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以及查处影响重大的违法行为和跨区域的气象违法案件。

⑵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气象行政许可流程和统一执法文书格式,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和执法质量。

⑶执法队伍专职化,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提高执法质量。“省会城市的气象主管机构要有3-5名专职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地(市)级气象主管机构要有2-4名专职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县气象主管机构要2人以上兼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的气象法制工作。”每年定期举办以气象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班,使执法人员做到“科学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

⑷执法宣传。通过“3•23”世界气象日、“12•4”全国法律宣传日、网络、手机短信等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努力把气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到社会的各方面,减少气象违反案件的发生。

8、结束语

气象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在气象行政中具体运用,具有一般行政执法的特点,又具有气象行政的特有的特性,只有使气象行政执法进一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才能推进气象事业的飞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