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09:34:1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治理水平,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 高速公路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作为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组织部分,只有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断变化的形势,深入研究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大胆创新管理方式、方法,才能跟上时展的潮流。提升高速公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水平,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机制建设,严格落实综合治理工作各项制度
(一)建立健全高速公路道路交通安全社会管理运作机制,明确责任,落实监督、考核,实现文明交通与社会管理共建。
要保持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与社会管理工作目标的一致性,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纳入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从行政和法律手段向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社会、道德、科技等多种手段转变,通过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作用,营造文明交通氛围,推进交通环境不断改善。特别是要明确重点,将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摩托车、牲畜上高速等违法行为纳入当地综治考评,启动综合治理的社会治理防范工程体系,建立社会化管理长效机制。
(二)完善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机制。
健全高速公路管理资源共享机制,完善当地政府主导,地方各级各部门与交警、路政、经营单位联合指挥的工作模式,完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和科技管理手段,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规范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应对高速公路的紧急突发事件。
(三)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工作机制。
整合各部门的管理资源,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地方党委、政府与路政部门、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建立及时高效的沟通联系,及时将各类违法犯罪信息以及其他路面信息与县政法委、各职能部门、沿线乡镇政府进行沟通,强化对信息数据的分析利用,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整体效能
(四)加强请示报告和宣传机制建设。
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高速公路治安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充分调动各部门、各种社会力量,统筹各种社会资源,推进高速公路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深入乡村、工厂、学校等广泛宣传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知识,营造强大的舆论声势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维护高速公路社会治安的自觉性。
二、加强各项管理,推进综合治理工作纵深发展
(一)健全会议制度,实现源头共管。
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继续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设,进一步巩固“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社会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格局。切实解决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突出问题。针对交通安全管理出现问题的地区,实行重点整治,增加整治力量。
(二)加强道路交通管理。
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管理,着力消除安全隐患。积极会同安监、路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部门,深入开展公路危险路段排查治理工作,消除一批公路安全隐患,整治一批秩序混乱路段。
(三)加强服务区管理。
要加强对服务区行业场所和暂住人员的审核和日常治安管理,督促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建立健全治安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维护好服务区的社会治安。特别是要与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和当地派出所在服务区统一设立治安办公室,设立统一标识的服务区治安岗亭,加强治安管理和便于群众报警。同时,督促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完善安全设施,加强保安力量,确保服务区的治安稳定。
(四)加强应急管理。
加强与气象、路政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协调沟通,提高恶劣天气预警能力,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应急管理预案,认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恶劣天气、处置突发事件、救援抢险、排堵保畅的能力。
三、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综合治理工作效果
加强舆论引导工作,不断推进公共关系建设,着力建立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和积极、稳妥的矛盾化解机制,努力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与广大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的关系,巩固综合治理工作效果。
(一)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完善新闻宣传报道机制,及时向媒体通报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情况,引导媒体加强对交通管理工作的正面宣传。同时,要建立网上舆情动态分析制度,加强网上舆情监控和引导,避免失控现象。
(二)进一步推进公共关系建设。
推广高速公路工作人员公共关系建设的经验,加强工作人员与群众的双向互动联系、沟通,大力宣传社会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工作人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努力增进群众对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的了解与理解、关心与支持。为高速公路社会管理部门搭建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回应民意、改进服务、树立形象的交流平台。
(三)积极回应群众期待,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深入推进各种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群众对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的期待和要求,切实整改执法管理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四)做好社会维稳和站区维稳工作。
本文结合民生银行公司治理实践,就如何加强董事会建设、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谈几点看法与体会。
正确区分“三会一层”的职责界面,明确董事会职责定位
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会具有“决策与控制”的职能,居于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董事会的有效运行,决定着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否,从而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效率与风险状况。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唯有强大的董事会,才有强大的公司。”其正是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果,首先要抓好董事会建设。但是,突出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并不是说董事会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包打天下”、“唯我独尊”,而是应该在正确划分并明晰“三会一层”职责边界的前提下,界定清楚董事会职能定位和工作重点,要保障董事会工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从根本上讲,只有保障“三会一层”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才能提高公司治理的整体效果。
以民生银行为例,划分并明晰“三会一层”职责边界及其基本工作机制是通过不断修订《公司章程》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公司章程》是银行内部的“基本法”或“根本大法”,一个完善的《公司章程》是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高效运营的关键和基础。民生银行成立伊始,即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通过自身的公司章程,该章程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各方的责权利、职责边界进行了约定。但由于当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不足以及相关部门也缺乏明确的指引,使得最初的公司章程显得比较肤浅(整个公司章程仅有32条)。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及监管部门对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不断完善,民生银行公司章程也经历了一个反复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民生银行公司章程已经历20余次修订,几次重要的修订时机主要是在A股上市、《公司法》及《证券法》的出台和修订、监管部门(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公司治理法规的出台及其修订、适应申请香港上市要求等时进行的。每次修订我们都十分重视,董事会设章程修改小组,并在法律顾问的配合下,力争使公司章程满足监管要求并适应本行公司治理的实际需求。目前,民生银行公司章程全文23章,共计336条。通过公司章程的修订和完善,民生银行“三会一层”之间权责划分越来越明晰,为民生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界定清楚了董事会的职责范围后,确定董事会的重点工作就成为董事会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人认为,战略管理、风险管控、绩效管理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基本职责,也是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工作重点。紧紧抓住这四个环节开展工作,才能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在这四项基本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战略管理。董事会必须为经理管理层明确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及发展路径。通过风险战略制订、资本管理及督导完善内控框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履行风险管控职能。要倡导良好的绩效文化,重点做好高级管理层的绩效管理工作,对高管层组织实施发展战略、风险战略情况以及经营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的考核与奖惩。对于民生银行,董事会也把建立“公开透明、高效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重要职责,力争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经营管理层负责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但在经营管理中必须贯彻执行董事会制订的发展战略、风险战略,并根据董事会制订的发展战略、风险战略制订年度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上报董事会审议批准。在民生银行,董事会不直接插手日常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制订发展战略、风险管理战略去指挥银行的经营活动,并通过经营绩效的考核与评价,兑现业绩薪酬,来保障战略规划的实施。
然而,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三会一层”各司其职开展工作,仅仅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效率的角度讲,仅仅强调“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是不够的,还必须强化“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配合问题,要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否则,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公司治理的效率就必然会下降。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必须加强“三会一层”之间的沟通交流工作,对重要问题要通过沟通交流达成共识。本人认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起核心作用的一个关键就体现在沟通交流环节上。“制度与规定”是冷冰冰的东西,缺乏人情味,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能够促进“三会一层”之间的相互配合,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另外一个问题是,商业银行董事长也要有一个良好的定位。在民生银行,本人是董事长,但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最高决策者。本人对自己的定位是:董事会的牵头人,会议的主持人。作为董事会的牵头人、协调人,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加强“三会一层”的沟通交流工作,促进公司治理的和谐高效。同时,作为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本人工作的重点是战略制订、战略调整,推动战略规划的实施,包括推动战略性的重大改革及经营模式的转变。
董事会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抓好战略管理
董事会工作不能陷入具体事务,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围绕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三个环节输出“软实力”,其中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银行健康发展的灵魂,而发展战略则是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在树立正确经营发展理念、优良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编制出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行动纲领,这是董事会行使战略管理职能的关键环节。就民生银行而言,我们的董事会主要从战略制订、战略实施、战略调整三个方面强化战略管理职能。
战略制订。2006年,本人当选董事长后,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民生银行五年发展纲要》(简称《纲要》)。当时,董事会专门设立了工作组召开研讨会,认真回顾民生银行十年发展旅程,研究分析国际国内金融发展趋势,工作组起草了《纲要》。那时我们认为,民生银行已经成功渡过了生存阶段,正步入战略转型阶段。《纲要》分析了实施战略转型的必要性,描述了转型期战略性调整的涵义,确定了战略转型阶段的总体目标,并从公司治理、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对外并购、风险管控、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与品牌等八个方面构建了目标体系及其实现策略。本人认为,董事会研究制订发展战略的过程也是董事会内部对重大发展问题充分沟通交流、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有利于统一董事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也有利于提高未来董事会的决策效率。
推动战略实施。《纲要》编制完成后,经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研究通过,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然后开始组织战略实施,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宣讲《纲要》,统一全行思想认识。董事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与推广活动,包括印制下发《纲要》单行本、邀请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分行领导班子畅谈五年规划、在分行行长会议上召开“五年发展纲要专题会”、组织《纲要》巡讲团分别到分行进行巡讲。这些活动促进了基层员工对《纲要》的深入理解,得到了全行各级员工的广泛认同,使之成为全行上下一致的行动指南。同时,通过媒体见面会、投资者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传《纲要》的精神及民生银行未来的发展蓝图。
二是在宣传推广的基础上,制订《五年发展纲要实施方案》,对《纲要》的实施工作做出具体安排,并编制《五年发展纲要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推动总行和相关责任部门制订初步实施方案。对于《纲要》的实施进展情况和行内重大改革情况,全面启动监测评估工作,以保障《纲要》的顺利实施及董事会决议的全面贯彻落实。
三是适应战略转型需要,全面实施内部的调整提升。为适应战略转型的需要,董事会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集中全行上下的智慧,反复研究讨论,推动经营管理层制订了《公司金融事业部改革方案》,对全行公司业务主要产品线和行业线实行事业部管理体制,并重新界定了分行、支行的定位与职能,优化中后台机构设置,按照流程银行的要求打造专业化管理与专业化销售模式。
四是探索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模式。经营多元化、国际化是《纲要》确立的发展方向,根据《纲要》实施方案,在董事会的统一领导下,探索推进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进程,目前以民生银行为主体投资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基金公司已经开业运营,另外,民生银行于2009年11月26日H股成功发行上市也实现了资本国际化。
战略调整。战略发展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必须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战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董事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纲要》已经实施了几年的时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在看来,原来的《纲要》还是稍显单薄,内涵不足,因此,民生银行董事会于2010年着手修订《纲要》,进行战略调整。未来目标是要把民生银行办成一家最具特色、盈利能力强的银行,那么,市场该如何定位?如何实现未来目标?这些就成为目前实施战略调整的具体内容。
董事会要明晰风险管理政策,推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依据中国银监会的监管要求,董事会对银行风险负有最终责任,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要发挥核心作用。我们的体会是:董事会主要是通过风险管理基本政策的制订、资本管理以及督导完善内控框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履行风险管控职能,发挥在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民生银行董事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风险管理:
制订年度风险管理基本政策并监督执行
民生银行每年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牵头,组成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参与,共同编制《中国民生银行年度风险管理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民生银行风险管理工作实践,指出年度风险管理的关注要点,提出年度风险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明晰风险管理政策、风险标准、风险偏好,并对《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与评估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指导意见》编制完成后经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研究讨论,报董事会审议批准。
《指导意见》作为董事会风险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董事会要求全行上下应高度重视,积极贯彻落实。管理层要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做出具体安排部署,提出定量指标的年度目标值,落实风险管理各项工作的目标责任和完成时限,于《指导意见》发文后15个工作日内报董事会备案。二季度末和年底,管理层要对《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自检、自评和总结,并分别于6月和12月后10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提交专题工作报告。同时,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要加强对《指导意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工作,每半年向董事会做一次报告。全行各级机构要将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情况作为银行经营管理工作绩效评定的重要内容。
督导促进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根据董事会的部署,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会同管理层已经制订了《民生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规划》(简称《规划》),并已经提交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在规划期内,民生银行将以建设成为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领先的银行为发展愿景,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COSO全面风险管理总体要求,借鉴国际国内风险管理先进银行的最佳实践,立足于民生银行实际情况,根据业务发展战略需要,坚持“风险与业务发展相协调,风险与收益相均衡,风险与资本约束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原则,建设体制完善、技术先进、流程高效、服务优良的风险管理公共平台,大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实现民生银行风险管理的六大转变。即:从“单一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从“控制风险”转向“主动管理与经营风险”,从“资产负债管理”转向“资本管理”,从“简单关注风控指标”转向“全过程风险管理”,从“经验定性管理”转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管理”,从“静态创利与不良考核”转向“动态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董事会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将督促管理层依据《规划》要求,建立领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督促管理层制订实施《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新资本协议从表面上看是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的改进,但其核心是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和制度,将风险管理视野拓展到全面风险管理,保证银行的稳健经营。因此,为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根据董事会部署,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督办,民生银行已经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方案》,并已经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目前民生银行董事会也已审议批准。民生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总目标是到2013 年底前,成为被银监会批准的新资本协议达标银行。
加强超风险限额业务审批管理,强化董事会风险管理职能
为加强董事会对银行重大风险业务的把控能力,切实发挥董事会的风险管理职能,根据董事会风险管理工作的需要,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超风险限额业务审批管理办法》。风险限额是指董事会在资本耗用、资本收益、风险控制等方面设定的额度、条件及标准,超风险限额业务须经审批后方可办理。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将受董事会授权,负责设定与调险限额,审核超风险限额业务的审批要件,并遵照节约资本、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的原则进行审批与管理。
完善资本管理制度,加强资本管理与规划,努力保障资本充足
为了强化民生银行的资本统筹管理,强化资本约束观念,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牵头修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新修订的《资本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民生集团层面的资本管理架构、工作要素和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等内容。同时,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资本分配与考核管理办法》,其基本原则是根据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变化,建立资本提前配置和有偿使用机制,明确对经营管理层的资本考核指标、资本分配流程和资本考核与评价等具体内容,目的是防止发生资本充足率失控的现象。另外,董事会也加强了资本规划管理,2009年8月份,根据银监会的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民生银行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牵头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1年资本规划》、《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1年资本补充规划》,力争保障资本充足稳健。
建立风险报告制度,确保董事会的风险知情权
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必须有渠道获取有效的风险信息,而且风险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全面、易于理解和重点突出,否则,董事会无法履行风险管理的指导与评估职责。为此,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风险报告制度》,对风险报告的内容、时限、报告方式以及隐瞒不报的责任等都做了明确规定。风险报告制度的建立,确保了董事会的风险知情权,有利于发挥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完善绩效考评制度,发挥董事会绩效管理职能
董事会绩效管理的主要对象是董事会直接聘任的高级管理层人员,其绩效管理职能首先要倡导积极健康的绩效文化,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一般而言,董事会绩效管理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建立绩效考评制度,不断完善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并严格依据考评结果兑现奖惩,就能够有效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在民生银行,董事会绩效管理主要工作从以下方面着手:
建立高管人员尽职考评制度
为了建立、健全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高级管理人员不断提升胜任能力,促进经营目标的实现,董事会研究制订了《民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尽职考评试行办法》。在民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尽职考评是董事会发起组织的,基于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完成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管理目标情况所进行的考评工作,不同于上级组织部门发起和实施的领导班子及成员年度综合考评。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考评内容分两个部分即领导力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依据制度规定,董事会每年组织一次考评工作,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早期民生银行绩效考核指标比较注重净利润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且考核指标单一。近年来董事会根据《纲要》的要求,为了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注重股东回报,修订了高级管理人员关键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扩展到净利润、净资产回报率、市值增长率、不良资产率、营业费用占营业净收入比例。近期,民生银行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又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增加了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的考核指标,这对于提高全行资本收益水平、风险管理水平将起到很好的积极作用。
督导管理层完善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
董事会应督导经营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确定的经营发展理念和战略发展目标,结合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的需要,完善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引导全行“一盘棋”地去争取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比如,为贯彻民生银行董事会提出的“资本约束理念”,董事会在考评上引导高级管理层必须在资本约束下实施精细化管理,改变高资本消耗和粗放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督促高级管理层建立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制,开展对分支机构资本收益考核,促进各分支机构节约使用资本,鼓励分支机构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收入业务,积极采取差异化发展政策,尽快改善客户结构、业务结构和盈利结构,提高资本收益和整体经营效益。
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民生银行是一家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股份制银行,产权清晰,股权比较分散(单一最大股东也只占股份的百分之几),主要股东都是国内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这种股权结构决定了民生银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具有高度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因此,在民生银行董事会的讨论中,董事踊跃表达观点甚至出现激烈争论,是常有的现象。
本人向来认为,股权结构合理,产权关系明晰,是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由此产生的民主决策也有利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科学决策。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新闻媒体往往不这样看。媒体一看到董事会公告中有反对票,就得出“民生银行董事会争斗”之类的结论。其实,每年民生银行董事会都要召开多次会议,审议上百个议案,每年总会有董事对议案提出异议,从而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在民生银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难道每个议案都全票通过就正常了?难道董事会一团和气没有争论就正常吗?在本人看来,存在争论和反对票,恰恰表明了民生银行公司治理的优点和民主决策的特点。
另一方面,股权分散、决策高度民主化,虽然有利于科学决策,但容易产生不同意见,往往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因此如何构建“和谐、高效的董事会”就成为民生银行的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6年本人当选董事长以后,就把“公开透明、和谐高效”作为公司治理的追求目标,并采取多种措施以加强董事会的自身建设,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其主要如下:
加强制度建设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修订或者重新制订了近40项公司治理的制度,包括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等,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完善制度建设,优化决策程序。比如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把董事会会议分为“决策性会议”和“非决策性会议”,即增加了“非决策性会议”制度,并制订了“非决策性会议规则”。简单地说,就是把务虚和决策分开,每个季度董事会要召开一次议事务虚会,努力把它办成全体董事信息共享、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交流平台,董事们可以把各种声音充分表达清楚。但到了决策时间,董事就要独立行使自己的表决权,不能再议而不决。再比如,原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责范围不够明晰,工作程序也缺乏可操作性,必须修订。因此,我们借鉴国内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的经验,根据公司章程赋予的委员会职能范围,细化了各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工作程序分为提案工作程序、决策事项工作程序、报告工作程序、临时特殊提案处置程序及反馈,提案工作程序又分为提案动议、提案审议、提案提交),使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根据不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确定其授权决策事项。
强化董事履职责任
为强化民生银行董事自律约束,促进董事勤勉尽责,提高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水平,民生银行制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董事履职尽责自律条例》。该条例明确了全体董事的义务,规定了基本职责、尽职要求、不当行为及失职问责,并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评价与通报。对董事履职情况,民生银行监事会每年都要进行监督,出具监督评价报告。
做实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
首先,从制度上强调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规定:“董事会决策性会议提案必须先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研究,讨论通过后再提交董事会审议,委员会审议不通过的议案一律不上董事会。”
其次,明确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授权事项。
再次,制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
最后,委员会主席要向董事会报告议案在委员会讨论的情况、表决的情况以及不同的意见。
民生银行的体会是:委员会工作做实了,董事会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就容易提高。据统计,2009年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共召开会议10次,风险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5次、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7次、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召开会议7次,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4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会议3次,共审议公司财务报告、决算、年度预算、不良资产的核销,设立信用卡公司、设立民生村镇银行等提案100多项,为董事会的高效工作和科学决策打下坚实基础。
实行独立董事上班制度
依据国际经验,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发挥独立董事的专家作用,以强化董事会工作的有效性。但是,独立董事一般为兼职董事,多为社会名流或专家,工作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履行董事义务,因此,独立董事及以独立董事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为解决这一矛盾,民生银行自2007年3月份开始实施了独立董事到行内上班制度,规定独立董事每月上班1〜2天,并为独立董事安排了专门的办公室和办公设备。目前6名独立董事均能够按规定执行上班制度。民生银行董事会下设6个专门委员会,其中5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由独立董事出任,独立董事上班制度将有利于推动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开展。从实施情况看,独立董事上班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所属委员会的工作事项,研究并确定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听取管理层或总行部门的工作汇报,讨论制订相关制度等。
据统计,2009年董事会6名独立董事累计到行内工作超过60个工作日,工作内容函盖课题研究、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听取业务部门汇报、提出专业性指导意见等,有力地促进了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工作。
加强董事培训
董事培训是董事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民生银行每年都制订《董事培训计划》。通过专家讲座、同业研讨会、出国考察、参加监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培训等形式的培训活动,使得本行董事会成员能够跟踪国内外先进公司治理的模式和实践,学习金融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新知识新理念,了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熟知各项监管法规,深入了解本行经营状况。通过培训,有利于提升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迎接多元化、国际化的挑战,保障银行战略转型和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2009年,利用四次董事会非决策性会议平台,先后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投行专家、监管部门领导,给全体董事做了12个主题培训。2009年下半年,还安排了一次董事、监事到欧洲国际化大银行的考察、学习活动。
打造研究型董事会
主要方法是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或独立董事为主体,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精选调查研究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为董事会主动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前瞻性的指导意见。2008年,根据《纲要》和董事会的相关决议,精选出九个研究课题开展研究,到2009年初,这九个课题全部完成,质量非常高,并得到了银监会和证监会领导们的高度评价。2009年董事会成立了专题研究小组,研究公司价值管理、品牌建设问题,确立未来公司价值管理和品牌建设的目标体系,拟定品牌建设规划和相应策略,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形象。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先后就微小企业贷款、信用卡业务风险、董事会风险治理、董事会风险指标体系、通胀预期下的信贷行业趋势及调整、通胀预期下民生银行业务发展等内容开展了六项调研工作。
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信息沟通
实践表明,影响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足够的信息。信息不及时、不对称,直接影响对议案的讨论和决策。为此民生银行建立了多层次的信息沟通机制,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沟通。主要措施包括: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层面向董事会的经营报告制度及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建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与总行相关部室工作对接联系制度;编辑《董事会工作通讯》(2009年有12期)、《内部参考》(2009年出了50期),及时反映董事会重大决策、中心工作及热点问题,从而促进董事会与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沟通;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内部调研与座谈。另外,独立董事上班制度、董事会非决策性会议平台本身也是加强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社会综合治税;税源管理;信息管税;信息共享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67-02
税收来源于经济,具体而言,税收来源于税源。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基础,税源管理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征收管理和税务稽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厘清税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造成税源管理无法深入开展的原因,并研究解决之道对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十分必要。
一、税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源管理体系建设不够健全。现阶段,税源管理主要体现在管理员承担户籍管理、发票管理、欠税管理、减免税管理等简单工作上。而在税收分析和纳税评估工作上,依然存在着税收分析思路单一、纳税评估能力不高等问题。完整、连续、系统的税源管理运行机制尚未形成,税源管理体系建设不够健全。
(二)税源分类管理标准难以制定。税源分类管理是根据税源管理的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有针对性地采取分类管理措施,对税源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源管理活动效能的一种管理措施。从现行税源结构情况看,由于经济发展、行业分布、管理手段等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别,税源结构也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使得税源分类管理难以准确制定统一、全面的划分标准。若划分过细,会出现工作量大,可操作性差的现象;划分过粗,又会出现同类企业差异过大,失去了分类管理的意义。
(三)税源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税源管理专业化指根据纳税人实际情况和管理的不同特点,突破现有按属地、划片管户的单一方式;对外实施以分行业管理和分规模管理为重点,以纳税人属地、风险管理等为次重点的税源分类管理;对内坚持管户与管事相结合,通过依托高素质的税收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按照重要事项、关键环节等分工,实行个人管理和团队管理有机结合,以信息化为支撑,以完善的税源管理体系为保证的管理模式。目前,风险管理作为税源管理的导向虽已建立,但运行机制并没有真正落实,考核机制不到位,使得税源管理无法真正深入开展。另外,信息化建设的统筹管理也较薄弱,使税源管理专业化要求难以实现。部分信息系统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存在功能单一、业务交叉,模拟手工、程序繁杂,标准各异、互不共享等问题,部分应用系统升级滞后于政策变动和基层实际需求,对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工作的技术支持明显不足。
(四)涉税信息难以满足税源管理的要求。税源管理是通过对纳税户的全部生产经营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并将分析结果用于指导税款征收的过程。纳税户的所有涉税信息对税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全面准确地掌握涉税信息,除了税务机关各部门的紧密合作外,还需要其他掌握税源信息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系统内部信息数据却不能统一共享,由此产生了内部信息分块割据,不完整、不准确,难以看清纳税户生产经营全貌的问题;另外,一些信息反复收集、政出多门,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数据质量大打折扣。从外部信息获取渠道上看,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缺乏法律依托,税企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仍较突出。
二、税源管理无法深入开展的主要原因
由于我国现代信誉制度不完善,监控制度不健全,社会材料化水平不高,存在大量隐型经济、现金买卖等不公开、不标准的经济行为,仅靠税务机关获取的信息很难将税源管理进行深入开展,客观上要求政府相关职能机关为税务部门及时获取征税材料提供协助。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一些企业利用税务机关信息资源不足,无法对其有效监控,采取隐瞒收入,虚增成本,或是不进行真实纳税申报,转移税款等方式,将真实生产经营信息隐藏。而税务机关若只凭企业的纳税申报数据和简单的下户检查是无法全部找出企业逃避缴纳税款的原因的,只有掌握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信息,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过程的投入,从资金的来源、到资金的运用,从产品的销售、到成本的结转,从利润的核算、到税款的缴纳,从税务机关内部、从纳税人账证报表资料、从政府职能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如规划、国土、城建、银行等各部门取得原始资料,形成对纳税户涉税资料的相互印证,相互说明,才能实现对纳税户税源管理的深入开展。造成税源管理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因而,推行社会综合治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税收任务的迫切需求。
三、社会综合治税对提高税源管理水平的作用
对于如何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建立税源信息传递或者共享制度,构建起社会综合治税平台,把能够控制税收流失的相关部门统一组织起来,形成数据链条,相互印证,全面、有效地汇集各部门掌握的涉税信息,科学分析,综合利用,形成全面、实时、动态的税源监控网络,实现对税源全方位的控管,为纳税评估、稽查选案、税务检查提供基础信息来源,必然能够较大程度的提高税源管理水平。
(一)从目前税收征管现状看,存在着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社会综合治税平台作为第三方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对此种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现象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通过社会综合治税平成信息数据的传递和交流,实现涉税信息资源的共享,拓宽税源管理的来源渠道。
(二)社会综合治税是通过采集第三方数据信息,以社会综合治税平台为载体将各方信息分发流转的体系,通过社会综合治税平台的逐步推广运用,使得传统的征管手段与现代征管手段更加有机结合,节约了征税成本,提高了征管质量和效率,税源管理逐步由人工统计的粗放型向信息管税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三)从目前税收征管状况看,存在着漏征漏管的状况:如纳税人不进行税务登记、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及偷逃骗税等情况,而单靠税务机关的信息是很难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特别是近年来零散税收呈大幅增长的趋势,实际工作中又不能做到税收管理员与所有纳税人的一一对应,因此,很有必要借助第三方信息,从多种渠道全面了解纳税人的各种收入,包括已申报的收入及未申报的隐性收入等,从源头上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实现对税源的全面监控与管理,这是挖潜增收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是堵塞税收流失的方法之一。
四、深化社会综合治税,提高税源控管水平的建议
推行社会综合治税的根本目的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和人力资源构建起严密的税源监控网络,对税源实现有效控管。目前,涉及税源管理最紧密的工商、国税、地税等部门之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共享。获取纳税人涉税信息渠道主要通过税务部门的定期信息采集,部门间信息传递效率低。因此,在加强和深化社会综合治税过程中,应加大信息共享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与国税部门实行户籍、征收、稽查等信息的交流共享;在国地税共办一个税务登记证条件下,积极探索工商税务联合办证办法,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税源监控力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税源监控水平。
(一)加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信息的采集与运用是税源管理工作的起步环节,税源管理工作的好坏与信息采集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必须加大信息管税工作力度,明确涉税信息流在现代税收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切实抓好信息采集、整理与存储、信息加工与分析、信息传递与处理等核心工作,这是社会综合治税的主要内容,也是税源管理的首要环节。
(二)建立社会化的信息管税体系。提高税源管理质量必须建立社会化的信息管税体系。要实现社会力量的协调,首先,要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涉税信息采集的权利和义务;其次,税务部门应积极与政府的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各职能部门要走出独家利益的局限,主动进行信息的共享与交流,逐步推进整个社会信息体系的完善。
(三)建立顺畅的涉税信息采集管道。要建立相对统一的税务信息数据库,统一相关的采集软件,规范相关的操作流程,确立标准化流程,涉税信息的运用才会得到保障。要加强对发票使用的强制推行力度,普及税控装置,将经济交易活动内容反映在发票上,实现对经济交易活动最大限度的管理,为税源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税务部门内部要加强对信息采集的质量控制,从数据运用的角度来规划信息采集的标准,统一信息口径,规范采集程序,防止垃圾数据的产生。
(四)建立协调的信息利用平台。实行统一标准的信息协调利用平台,避免因格式和软件不一而影响数据的利用。配备高素质的信息分析税务管理人员,形成分层次的数据分析利用平台。
(五)加强宣传,形成社会综合治税的气氛。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本身要认清社会综合治税对税源管理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综合治税相关政策的宣传,并创新宣传方式,提高大众参与社会综合治税的力度,建立税收社会综合治税的长效机制,形成浓厚的社会综合治税气氛。
(六)建立社会综合治税的考核体系,落实奖惩制度。设立涉税举报奖励基金,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加强对地方税源的监督;落实考核考评的奖惩,对在推进综合治税工作中控管不力、造成税收流失的予以处罚。
参考文献:
1 建立了解和掌握妇女需求及利益表达机制。为了充分行使妇联组织代表妇女群众参与利益协调的职责,必须珍惜并积极拓展妇女利益诉求的反映渠道。一是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就公共政策的完善,经常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二是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民主协商;三是建立专报制度。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经过严格筛选之后提出对策,向党政领导及时反映妇女与人民群众的呼声。
2 建立健全妇女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机制。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组织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城市下岗失业妇女和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增多,我们要从关注妇女民生问题人手,建立矛盾化解机制和利益调处机制。首先妇联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对与妇女维权及发展有关的问题,妇联自身能解决的,要抓紧落实。自己解决不了的,要紧紧依托党政资源,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纳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3 建立健全事关妇女儿童的突发事件应急干预机制。遇到突发事件,应积极配合政府,实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响应机制、新闻机制、中外记者采访服务管理机制、舆情研判机制,及时干预处理机制和善后工作机制,及时稳妥的处理突发事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4 建立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向公众并服务公众,必然有其严格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理当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建立健全妇女工作评估体系,实现从定性到定量、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这一体系建立的过程,实质是对妇联自身工作定位、思路重新梳理、反思的过程;是确定工作导向、确立妇女工作价值观的过程;也是理清职责、规范工作、实施科学管理的过程。如我们在家庭建设过程中,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细化了家庭建设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从文明家庭创评、家庭文化、家庭教育、家庭养老等10个方面,提出了30多项标准,使家庭建设从口头上的号召落实为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另外,还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传媒和社会评价手段,畅通妇女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评价渠道,逐步建立开放式、社会化、群众化的妇女工作评价体系,这是妇女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
5 完善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发挥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妇女儿童工作各类协调机构的作用,认真履行妇联作为再就业工作、农民工工作、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责,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积极为妇女参与农村改革发展争取政策、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支持。要进一步发展面向农村妇女儿童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妇联各类实体阵地,不断扩大农村妇女儿童的受益面。要进一步拓展为农村妇女儿童服务的国际合作平台,加大引进项目、吸纳资金的力度,促进农村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妇联组织要积极借力、借势、借平台,推动政府强化主体责任,实行综合大维权服务,凸显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关键词]保险中介保险代价中介制度社会福利
一、保险代价——“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
经济学中竞争性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在保险经济模型一般的分析中,我们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保险人和投保人相互之间有充分了解,双方都是理性的、善意的。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假设很难成立。第一,信息不对称是绝对,买卖双方不可能完全知道对方的底细。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清楚自己面临哪些危险,危险程度如何,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而保险人在这方面的信息劣势是绝对的。第二,虽然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但投保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其做事以自身经济利益为标准,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投保人一定会利用各种可能来为自己牟利。因此,投保人必然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隐瞒自己真实危险状况,使保险人相信自己是低危险的投保人,从而达到交纳较少的保费转移较大危险损失的目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交易之前,是合同前的机会主义,对市场的影响是导致“次品”驱逐“良品”,信息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问题普遍存在于保险市场中。现在假设市场上只存在两类投保人,一类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较大,假定为H;另一类是后损失的可能性较小,假定为h。如果保险人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他将对两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实际上保险人很难清楚地了解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无法区分H和h,那么他将按照平均水平收取保险费,这介于应向H收取的高额保险费和应向h收取的不足额保险费之间,实际上是h补贴了H。显然,H乐于接受这一水平的保险费而h可能灰拒绝,最终可能会出现只有H和保险公司进行交易。保险公司在知道了h可能放弃投保后,自然会提高保险费。而保险费提高后也可能失去部分“中危险者“参保的机会。显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
与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之前相反,道德危险发生在交易之后。所谓的道德危险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其行为发生变化的倾向,其后果是导致双方收益的减少。无论是投保人还是保险人都存在道德危险的倾向。
对于投保人而言,道德危险有包括事前道德危险和事后道德危险。事前道德危险是指投保人在防损方面行为产生背离。
当然道德危险也会出现在保险人身上。譬如保险公司可能会滥用保险基金进行投机性活动,是保险基金受损的可能性增大。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不负责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道德危险问题。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看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特定行为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特定行为的存在既可能增加了风险损失程度又降低了福利水平。而保险中介制度的引入,尤其是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
二、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性分析
1.有利于沟通信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上作用的发挥,是由其在保险信息沟通、风险管理咨询、专业技术服务等诸方面的功能所决定的。
保险信息沟通功能,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保险市场中,建立保险中介制度,并利用其专业优势,为保险合同双方提供信息服务,是加强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沟通,协调保险合同双方的关系,促进保险经济关系良性发展的最佳选择。
风险管理咨询功能,是指保险中介公司凭借其专业技术和专家网络优势,为社会公众提供风险评估、防灾防损等风险管理咨询服务,这种特殊性的专业技术优势,使保险中介公司在保险市场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专业技术服务功能可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专业技术,在保险中介公司中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专家技术人员,能够弥补保险公司存在的人员与技术不足的问题;二是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合同,非一般社会公众所能理解,在保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由保险中介人出面,不仅能解决专业术语和条款上的疑难问题,而且容易缓解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三是协商洽谈。由于保险合同双方在保险的全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意见分歧在所难免。由于保险中介公司的介入,能够提供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资证,供保险双方或法院裁决时参考,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消除。
2.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
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可以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产生,从而起到抑制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作用。譬如保险人,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投保人的信息,对投保人加以筛选,从而减少逆向选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保险经纪人,通过其为投保人所提供保险咨询、设计投保方案、宣传保险知识等服务,既能够使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更加科学,使其保险利益得到维护,又能够增强人们的保险意识,从而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而保险公估人,通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客观地对事故发生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进行评判,以及对保险标的损失范围、损失程度、损失数量等进行计算和确定,并出具保险公估书,然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审查和赔付,这样就可以杜绝“滥赔”、“少赔”等现象的发生。
可见,保险中介制度,对保险公司而言,可以节省人力物力、缩短理赔时间,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投保人而言,由第三者参与理赔活动,既公正客观,又准确及时。
3.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信誉
众所周知,保险公司信誉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尽管影响保险公司信誉的因素有诸多,但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对其信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保险人通常代表着保险公司的形象,而规范、完善的人制度可以使保险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无形之中可以在人们心中树立良好的保险公司形象;而保险经纪人,则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有关保险公司的信息,为保户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决策,这种通过对保险公司资本实力、产品价格以及服务质量的优选,给保险公司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压力,使保险公司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保险公估人的参与,使得保险事故核实、理赔等客观又及时,也会提高保险公司的可信度。
由此可见,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不仅促使保险公司极力提高自己的保险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增强竞争实力;而且,也为那些服务质量好、可信度高的保险公司向市场发出信号,为其树立良好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
三、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量分析
1.从保险公司角度分析
假设在一般的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由于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机构的加盟所获得的收益为R;由于保险中介机构存在而使得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减少为M;保险公司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而给获得的赔偿损失的减少为S(这个损失包括核赔、理赔等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由于改善经营管理等因素所带来的收益为T;由于保险费率下降而导致保险公司收入的下降为r;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为f。则保险公司的收益为:R=M+S+T-r-f。在该公式,我们可以发现收益R的大小取决于M、S、T与r、f的比较。若前三个数值M、S、T数值越大,同时后两个数值r、f越小,则R就会越大。由于保险中介机构的介入,承保费率降低使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下降(公式中的r),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公式中的f)则使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在保险市场比较完善的上海,由于保险中介的存在,使一般财产保险产品的费率都下降了40%~60%,而同期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比率一般为10%~20%。在保险中介发展的实践过程中,R可能有正有负。也就是说,仅就这方面的收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但加上T这个因素来看,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有利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保险公司长远发展的。
2.从投保人角度分析
从投保人角度看,其直接的收益就是保险费率下降,所缴保费的减少(公式中的r)。北京某卷烟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每年财产保险所交保费约1300万元。现在该厂经过保险经纪人的投保设计后,保费支出下降了60%,近乎同样的保险保障保险费却只需约600万元,少了一半。由此可知,投保人收益甚多。另外,由于投保人保险意识逐步的增强,保险事故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以及避免了不必要的索赔,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获得精神上的效用(公式中的S)。
3.从整个社会角度分析
假如保险公司的人员分流到保险中介机构,则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f可以补偿这部分人的劳动,保险公司由于人员减少而节约的费用可能高于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所以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M的降低对社会而言就是净收益;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就可以避免,减少了损失S,相对而言这也是一种净收益;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下降与投保人所缴保费的减少相互抵消,对整个社会而言收益可以看为零。此外,投保人获得的精神上的效用S和促使保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所带来的收益T,这是都潜在的效用。因而,整个社会从这里所获的收益为M+S+T,用这些收益去增加人们的福利,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总之,保险中介是保险产业分工与保险组织专业化、市场化发展的产物,是保险人的合作伙伴,客观上能够促进保险市场的繁荣。保险中介制度引入到保险市场之中,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一定程度上降低保险代价问题,而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则是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唐运祥.保险中介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王德印.保险[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马鸣家.中国保险市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
1 社保档案的特点
社保档案在整个社保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实现社会保障信息交流与共享的保证,是参保者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社保部门进行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作为一项专业的管理工作,社会保险档案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数量庞大。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参与社保的人口已从城市覆盖到农村,最终实现全民参保,这就是社保档案数量的庞大。二是,动态变化。个人的社保档案会随着个人工作单位的变化,而发生关系转移,各项社保缴费情况也会依据个人工资的增减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保档案的动态变化。三是,以人为本。社保档案以人为基本对象来办理的,个人是社会保险档案的最基础的形成单位。社保档案是个人参与社保的原始凭证,也是维护个人利益的重要凭证。就如人事档案一样,随着个人变化,产生相应变化。四是,规范性。社保档案是按国家的有关规范来办理的。具体表现在:一是,办理活动的规范,即各类社会保险都有统一的办理程序、缴付费标准;二是,形成材料的规范,即各类社会保险都有规定有规范的记录卡,登记清册及报表,不论是哪个单位的职工,其形成的相关材料具有一致性。
2 加强社保档案管理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一是,加强社会保险的档案管理,是深化社会保险改革的需要。随着社会保险改革的逐步深化,“单位人”势必要变成“社会人”。社会保险部门不但要履行社会保障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起对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与管理职能,如此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若无完整准确的个人资料记载,即安全有序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社会保险部门的工作就会陷入困境,甚至会影响到社会保险改革的进程。二是,加强社会保险的档案管理,是社会保险业务本身的必然要求。一个参保人从办理参保手续到离退休以及中间失业等享受社会保险的各项待遇,要经过诸多环节。在办理参保手续时,首先要填写保险卡及个人详细情况表等作为最原始的资料存入个人档案,其后要不断缴纳社会保险费、划拨个人账户、计算利息,有时还要对缴费比例、缴费基数及养老金发放标准进行调整。伴随人才的合理流动,还要办理保险关系转移和基金的转入转出手续等,这些详细的个人档案记载,就成了今后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参保人的切身利益。三是,加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有利于社保部门提高业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实际上是对业务工作进行有序的梳理和有效的归纳。对已完成的业务工作进行回顾整理、总结,从中找出经验教训,将对正在进行或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和推动。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各项统计数据,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服务,提高办事效率。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与利用是我们做好社会保险工作的前提条件。
3 完善八个环节,提高社会保险档案管理水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想社会保障事业取得长足健康的发展,首先就需要从基础工作抓起,夯实档案在社会保险工作中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好档案的服务作用重点做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3.1 科学分类
档案分类不仅是档案文件整理中的一个工作程序,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归档文件整理工作中具有主导的作用。没有合理的分类,归档文件收集整理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归档文件只有赋予鲜明的特征,才能加以区别和联系,便于保管和利用。所以,确定社会保险档案的分类标准,实现科学分类,是档案归集、整理和保管的基础,同时又指导着其它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
3.2 日常归档
平时归档是立卷人员依照档案分类与范围。将已经办理完毕的文件材料,随时归入临时卷夹(卷盒)内,这就是平时归档。平时归档要“随办随归”,今日事今日毕,不得积累到第二年立卷时再归卷。这样,有利于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联系,保证归档文件材料的齐全完整。归档文件材料的排列,要按照各类文件材料归档的范围、发生时间、重要程序分门别类地收集和整理,依次进行排列。档案在整理后,要去掉金属物,对破损的应按裱糊技术要求进行托裱。
3.3 合理编号
整卷装订的案卷其全部卷内文件要编统一的顺序页号。并以“件”为单位在文件材料的首面加盖归档章。同时,搞好编制目录。归档文件目录包括件号、责任者、文号、题名、日期、所在页号(或件号)、备注等项目。件号即文件材料的排列顺序号。责任者是指制发文件材料的组织或个人。文号即发文的字号。题名即文件材料的标题。日期即文件材料的形成时间。页数即填写一件文件材料的总页数。备注即需要补充和说明的情况,包括密级、缺损、修改、补充、移出、销毁等。
3.4 标准化装订
按照国家最新的档案管理办法,文书类档案可以不装订,可按件和保管期限直接装盒。而会计类和社会保险业务类档案必须装订成册。装订材料,必须选用经档案行政部门认可,符合档案保护要求的安全材质。装订档案,一律采用案卷左侧装订,并将左、下侧对齐,采用“三孔一线”的方法装订。
3.5 填写卷面和档案装盒
案卷封面项目包括:全宗名称、案卷标题、起始时间、保管期限、件、页数和归档号。案卷封面项目的填写,要求内容完整、概括准确、字迹整洁、一目了然。这里需要明确几个栏次的概念:(1)全宗号。全宗号栏内按同级档案局给定的全宗号填写,暂未给定的此项可空置,待同级档案馆给定全宗号后再行填写。(2)年度。年度栏内填写盒内文件的形成年度。填写时要采用公元纪年,以4位阿拉伯小写数字表示,不得简化。(3)保管期限。保管期限栏一般以汉字全称表示,分为“永久”、“长期”、“短期”。长期为16-50年,短期为15年以下。(4)机构或问题。机构或问题栏是指按哪种类目进行分类。如果档案按科室分就是“机构”,如“办公室、业务科”;如按照业务类目分就是“问题”,如“基金核定表”、“业务台账”。卷面填写完毕后,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年度、不同保管期限的归档文件材料不能放入同一档案盒。档案盒的厚度与归档文件材料的厚度相适应,避免归档文件材料弯曲受损。
3.6 定期移交
按照有关规定,凡在工作中形成的在归档范围内的文件材料,均由相关责任部门进行整理、立卷、装订,并定期移交档案部门归档。各职能部门应在次年初向档案管理部门移交档案,交接双方根据移交目录清点核对,并履行签字手续。应归档的文件材料要齐全完整。
3.7 规范排列
案卷移交档案室后,管理档案人员要将一个年度、一个类别的案卷进行系统化的排列,使卷与卷之间保持一定联系,固定顺序。便于查找利用。
【关键词】溢油回收机;无人艇;搭载平台;优化设计
【Abstract】In the treatment of the oil spill, sometimes encounter some dangerous or shallow waters, need small unmanned craft to the site for oil spill recovery work. Small unmanned craft's front end is equipped with carrying platform, the platform is mainly completed task release of spilled oil recycling machine. In view of the defects and problems existing platform,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necessary improvemen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work tasks more efficient.
【Key words】Oil spill recovery machine; Unmanned ship; Carrying platform;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0 前言
目前,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各国对石油及其石油产品需求量持续增大。在石油运输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溢油事故时有发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进而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类的生存。鉴于此,多种溢油处理及回收方法不断产生。当前,海上溢油回收处理方法主要有三种:物理法、化学法以及生物法。由于使用化学或者生物法处理溢油的同时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因此回收溢油最为理想可靠的方法是使用物理法处理。目前较为广泛的物理法主要有各种收油机以及收油网等机械装置。本文主要是研究并改进安装在无人艇上的搭载平台,使其能够更加安全、可靠地在无人危险水域收放收油机,从而能够高效率完成水面溢油的回收工作。
现有的搭载平台尽管能够完成溢油回收机的收放工作,但是也存在的一定问题。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其工作原理为:①在无人艇开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装置如图所示放在船头。②无人艇行驶到达目的的以后,电机6启动将溢油回收机提起。③溢油回收机提起以后,电机6停止。电机1启动,开始放钢丝绳。通过立杆顶部的滑轮连接到摆动杆,从而是摆动杆下落。④摆动杆放下以后,电机1停止,电机6启动,放下连接摆动杆和溢油机间的钢丝绳,把溢油机放到水面上。溢油回收机开始工作。⑤当溢油回收机工作结束以后。电机6启动,把溢油机收上去,然后电机1启动,收拉光丝绳,将摆杆拉回,然后电机1停止。电机6启动放下溢油回收机,最终回到如图状态。无人挺开始航行去下一个地点或回航。
通过对上述搭载平台的研究分析,船舶摇摆载荷,对搭载平台上的溢油回收机及顶部电机产生的船舶摇摆载荷,对搭载平台影响比较明显,对搭载平台强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可以在安全及保险措施上对结构进行细化并完善。
1 优化设计方案内容
1.1 通过分析确定方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搭载平台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由于船的要本载荷本身不可避免,而且溢油回收机的型号已经确定,因此改进方案定为撤去顶部电动机,这样不但可以减少摆动杆与立柱连接处的静载荷,也减少了顶部电机产生的船舶摇摆载荷。从而提高搭载平台的使用寿命和工作安全系数。
1.2 方案概述
通过优化改进。搭载平台的模型如图2所示:
此搭载平台的工作过程大致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如图3所示:
第二部分如图4所示。
由图可知,其工作原理为:①在无人艇开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装置如图3所示放在船头。②无人艇行驶到达目的的以后,卷筒1启动将溢油回收机提起。③溢油回收机提起以后,卷筒1停止。卷筒2启动,开始放钢丝绳。通过立杆顶部的滑轮连接到摆动杆,从而是摆动杆下落。④摆动杆放下以后,卷筒2停止,卷筒1启动,放下钢丝绳,把溢油机放到水面上。溢油回收机开始工作。⑤当溢油回收机工作结束以后。卷筒1启动,把溢油机收上去,然后卷筒2启动,收拉钢丝绳,将摆杆拉回,然后卷筒2停止。卷筒1启动放下溢油回收机,最终回到如图3状态。无人挺开始航行去下一个地点或回航。
模型图示中1和2为卷筒,均由液压系统提供动力,一个通过钢丝绳的链接控制溢油回收机的升降,一个通过钢丝绳的链接控制摇摆杆的摆动。
在图示中挡杆杆3和4分别控制摆动支架的工作的两个极限位置。
式中n为安全系数,k钢丝绳捻制折减系数,w钢丝绳充满系数,σb钢丝的公称抗拉强度。
滑轮可根据选好的钢丝直径,来选择。滑轮用以支撑钢丝绳。承受负载不打的滑轮,结构尺寸较小(直径D
2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对已有搭载平台的结构优化设计,完成对溢油回收机的收放功能的方案。并且保证其能更加安全高效的完成溢油回收工作,对于在危险区域的无人收油工作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优化后的搭载装置结构更加简单,对水面溢油回收油工作安全高效进行及环境保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艳梅,曾文炉,于强,等.海洋溢油污染的生态和健康危害[J].生态毒理学报,2011,6(4):345-351.
[2]侯解民,孙玉清,张银东.海上溢油机械回收技术研究[C]//第五届中国国际救捞论坛文集.2008,09:215-217 .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性 非均衡性 农村社会养老
论文摘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农村东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区内农民收入差距明显。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区分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进行设计,建立非均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都在积极探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可行性,总是问题多多或中途流产,以致1999年国务院中途叫停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计、建立与地区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着手,对我国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中需要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实施范围愈广,保障规模愈大,所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由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其社会养老保障的规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我国历年的国民收人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费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工资部分,只有大约占消费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仅占国民收人的7%。而这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只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种保险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选择低水平的保险项目,无法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表现为低层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满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农民有缴费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会依据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项目齐全化和体系完整化。我国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财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筹资的社会化、保障对象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农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资金来源渠道多,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如瑞典模式,其社会化程度较高,保障对象为全体公民,实现了保障对象社会化;在资金来源上,实行个人和企业纳税并与国家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筹资的社会化;在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经营化、货币化的方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其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1.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人9 42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 936.4元,由此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还相当低,而且差距显著,因此,不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显
党的之后,针对当时的国情,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进人1985年以来,地区收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发展相对较慢,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东部农村家庭总收人为西部地区的142%,2004年达到169%(见表2)。
3.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收人分配极不均衡,低收人农户与高收人农户的收人差距进一步扩大。按农户人均收人水平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比为6.76:1(以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为1),2002扩大为6.88: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2:1(见表3)。
由上述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省市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也较雄厚,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还很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能进行分类设计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这种经济主导性规律是导致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规律,其内涵是农村养老保障实质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一般而言,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区则相反;农村同一地区,收人愈高的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
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应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为:
1.保障项目多样化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观念也比较开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标准上,可以多设定一些档次,并适当地提高每个档次的水平,以适应发达地区农民的保险需求。
2.加大集体补助与财政支持比例
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厚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经济承担部分农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对改善当地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对农民养老问题却很少投人,多为直接的现时支付,应该利用集体经济这一优势条件,加大农民养老的集体经济支持力度。同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当地财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风险能力很脆弱,必须从制度上规定连续性向基金注人适量财政资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积累水平。
3.规范缴费基数,实行与城镇一体缴费
以农村劳动力人均纯收人作为缴费基数,以与农村劳动力的收人状况相适应,一方面保证征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实现保障与生活水平的对等性,缴费率与城镇一致,实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4.向农民开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税,实现农村社会养老的“社会性”
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障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困难和参保群体不稳定性问题,开征保障税在实现扩面的同时,更能强化征缴,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基金的征收和稳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
发达地区的保障资金的各种管理机制比较健全,投资的机会较多,应该健全机制,有效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地区,这类地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已经走出了贫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也很大,不完全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欠发达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体是指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当一些地区满足了社会化养老条件后再实施,以及在一些已经满足了实行社会养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实施社会养老。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基本原则
欠发达地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在保障标准上,应坚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忌保障水平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给国家造成困难和负担。
2.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与财政支持
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监督机制,增强透明度。由于欠发达地区投保档次一般较低,每年收取保费较少,因此,其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应由财政拨付,其办公费用,每年按所收保费的一定比例由县管理处统一提取,分级使用。
3.优先保障重点对象
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重点对象的原则,包括五保对象、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户等,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
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地区所占比例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206元,在此线以下的低收人农村人口有1.125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4.8%,到2004年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668元,在此线下的农村人口有2 610万,贫困发生率为2.8%,其中东部地区人口为374万,中部地区为931万,西部为1 305万。农村低收人人口为4 977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东、中、西部低收人人口分别为837万、1 744万和2 396万。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的收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人低,消费差,投人少,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活困难;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仅能维持最简单的消费。由于收人水平低,有限的收人全都用于生活消费,决定了其生产的低投人,导致了自我发展能力弱。
[关键词] 高职院 教师专业技能 学生 竞争力
当前高职院校的财经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专业技术应用能力较差、素质较低等种种问题,高职院校教师财务会计专业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水平存所欠缺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的《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高职教育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强、素质高毕业生一系列原则意见:……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确定为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并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高等职院应该着力提高财务会计教师技能实训的教学水平,切实增强学校所培养学生的社会工作竞争力。
一、高职院校的财务会计教师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水平的一些现状
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对事不对人,是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中工作不到位所致,与教师个人无关。
1.近年有一全省的会计技能考试(被称为小高考的全省统考)的考官(教师)培训班结束考试中,有几个位高职院校派出的财务会计专业教师考官(据说均为高级职称),居然在全场三个小时的考试都不能完成技能实操考试,连最简单的会计凭证归类沾贴装订都没操作完成及记账凭证汇总不平衡等等。省招生考试中心的领导说,你们所谓的财务会计专业教师加考官自己都不懂,那平时所教出来的学生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后由于同校另一位教师请求考试中心领导网开一面,允许帮助做实操汇总及特许延迟1小时才勉勉强强完成。
2.有一位老师曾为此表示无奈。前年有几位会计专业高校财经讲师在指导会计专业学生进行实操实训时,从学校的会计部门借来会计凭证装订机,但在几十个学生面前却束手无策,弄了半天,汗流浃背,也搞不清楚三角式的会计记账凭证封面是如何将记账凭单装订成又结实又整齐有序的一本账册,但就是宁愿在学生面前丢脸也不肯向在场的这位同行老师请教,是这位老师实在于心不忍看热闹,主动站出来说让他来试一试,并且当众很快就装订出一本本结实整齐的记账凭证。这时全场学生掌声齐呜。
3.很多同行教师曾多次见到一些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教师给学生上课时只拿一本教材,别的连一张教案纸、一支笔都不带,后来一了解才知道他们每次上课都一本书,照本宣科,几乎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
4.有学生反映,在《外贸会计》的出口产品退税与成本计算与实操实训中,将一些错误的核算方法教授给学生,在核算商品费用定额时,按含值税的购进价格计算,并作为该课程的考试题目,使一些毕业生到社会工作中运用时被税务部门批评为少计利润以少缴交所得税,同时也受到老板的责骂。
如有一技能训练的资料:我国某外贸公司出售一批货物至日本,出口总价为12万美元CIFC6横滨,其中中国口岸到横滨的运费和保险费占11%,这批货物的国内购进总价格为人民币819000元(含税价),该外贸公司的费用定额率为6%,增值税率为17%,退税率为9%,结汇时外汇买入价为1美元折合人民币8.30元。要求分析:试算这笔出易我方是否盈利,利润额为多少?
计算商品总费用定额时,财会老师是这样错误地教授给学生的:819000×6%=49140元。
正确的计算应该是:商品总费用定额=819000/(1+17%)×6%=700000×6%=42000(元)。仅这笔账的错误计算就少计利润7140元,最终导致少计缴所得税2356.2元〖7140×33%=(当时税率为33%)〗。毕业生工作后按照这种错误的教授方法计算当然会被税局批评以及老板责骂了。这样学生社会工作的竞争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了。其社会影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5.有一位已任教多年的财经讲师在上课时碰到学生提出问题:商品流通费用率如何计算,该老师不懂。课后点名问了几位会计老师也无人知道,当时在场教师就有一位曾经在商品流通企业担任多年会计工作,但就是因为看不起对方而宁愿大家都不懂,也不问这位教师。
6.有的财会专业教师,在《会计实务》课程的“银行存款转账结算方法”章节的授课时,并不知道转账支票的结算方式,由于现代的交通及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已经不是以前所谓的“只能用于同城范围内结算”了,而是可以在不同城市但同一票据交换区域内进行转帐结算,比如一个省的大部分甚至是全省的城市都可以使用转帐支票结算。但是我们不少的财会专业教师根本就不知道,还是按照原来的“只能用于同城范围内结算”这一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说法教授给学生。使得不少学生工作后曾经多次提问,为何这些问题会计老师教给他们的知识与实际工作运用不一样,使学生受到了工作单位的师傅们批评,说是在学校没学好。
7.有些“多师”型高职教师也时常张冠李戴,讲错课程内容。如企业退休人员经费放在营业外支出核算、销售费用包括了销售部门的业务招待费等等。因为连年学生对老师的综合评教分数比较低,后来就采取了在期末闭卷考试之前先出六、七道复习题,期未考试卷就选择其中的五道题进行考试的方法,以获得学生“较好的”评价。有些会计师或财务会计负责人在教授学生工资核算的实操实训时,就是简单的如何按承包经营完成利润总额计算奖励工资都讲授错误,在有人提出正确的算法后仍然坚持己见,至今未改。还有发生一些常见的错账也都无法查清等等。
二、着力提高高等职院教师专业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水平
提高高等职院财会教师专业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水平,也许这些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在我们的身边还常有类似上述的问题发生,我们就有必要再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作为高等职院的财会专业课教师,最主要的是要将和本专业的社会实际职业工作的最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教授给学生。
1.切实加强财务会计教师的岗位专业知识继续教育的力度
教育主管部门及高等职院要真正地重视教师的岗位专业知识继续教育工作,加强财务会计教师的岗位专业知识继续教育的力度,以解决财务会计教师知识结构老化、专业知识滞后的现象。现在的社会人们大都重视大学的第一学历教育,而不重视大学毕业工作以后的继续教育,特别是财经类专业知识的继续再教育,使不少的人捧着在很多年前拿到的毕业文凭而高枕无忧。其实这些以前所学到的知识不少早就已经时过境迁,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计算机信息、网络的技术进步与发展而变得不够适时与不大实用。只有在职称评定时有接受继续教育的要求,但没有严格的知识深度及范围与时限要求,如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等,使得有些人老是拿着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前的本科毕业证或三、四门多年前的所谓硕士课程的结业证书就引以为荣而满足于此了:我也是本科毕业了,我也读了研究生呢……。对此,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职院应制定有严格并详细的教师队伍继续教育的相关规定,比如财经讲师应于近三年学习进修所承担的授课教学工作的四至六门同类硕士研究生课程;副教授应于近三年学习进修所承担授课的六至八门同类硕士研究生课程或四至六门同类博士研究生课程;教授应于近三年学习进修所承担授课的六至八门同类博士研究生课程规定等等。不达到继续教育的规定的教师应该不给晋升职称与参加评优及享受同等奖金待遇等等。
2.扎实地抓好高等职院的“双师型”财务会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就是提高高等职院教师专业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水平的关键。以上所列举的体现教师本身专业技能的一些事实,实际上并不是让人们难以解决的专业问题,而只是简单的财会专业教师实训技能不清的具体情况,这大都是我国大学因为一些教师只是从大学到大学,从书本到书本教学所带来的弊端。
(1)“双师型”教师。目前大家对高职教师以“双师型”为培养目标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什么是‘双师型’的高职师资”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专家学者对此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下有“双职称”之说,即要求“双师型”教师既具有讲师的职称,又具有工程师的职称;还有“双证”之说,即持有“教师资格证和职业技能证的教师就是“双师型”教师;还有“双能(双素质)”之说等等。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实质性培养工作。本文认为“双证”或“双职称”等即“双师型”的说法不够贴切,因为若将“双证”或“双职称”等即定义为“双师型”,那么有三本或更多的证书及有三个或更多职称的就是“三师型”、“多师型”吗,这显然不妥,不符合高职院校教师及培养学生的特征。笔者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或说明,以利于该项工作的扎实开展。
(2)着力于高等职院“双师型”财务会计教师队伍的建设。目前着力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质量建设,已经成为提高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实训教学水平的首要任务。
①高职院校自行培养“双师型”财务会计教师。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中,从高校毕业后直接学校任教亦即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实践与实际工厂公司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教师占绝大多数。“高职院校需要自行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任务还非常繁重。主要有如下几个途径:
学校企业培养相结合。每个学期,高等职院都应该组织财务会计专业课教师带着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到工厂、公司等企业学习或交流,向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财会人员请教。带领学生下工厂、公司实习和实践。使教师了解自己所从事专业目前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管理方法,以便适时地将反映新的技术、新方法、新的经济、政策法规等融入到财务会计教学之中。
直接培养新的“双师型”教师。高等职院凡是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招收进学校担任财务会计专业教师的新人,比如硕士研究生,都要让他们首先到相关的工厂、公司的财务会计核算管理岗位的第一线参加实际工作一年时间以后,才能接受其回学校给财经类学生授课。
安排非“双师型”教师进修培训。根据教育部高教司在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合格学校评价体系中提出的条件中“……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验实训活动”的规定,高职院校每个学期也都应该安排一些财务会计教师到教育部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基地进行专门学习,使之转变成为真正合格的“双师型”财务会计教师。
②高职院校可以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引进。“双师型”财务会计教师。高等职院还可以从相关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岗位企引进“双师型”教师。具体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调进“双师型”教师。这里强调的是工作单位的调动,就是脱离企业到高校任教。高等职院应该要重视从企事业单位将有志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既有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实践经验、又有比较扎实财务会计实理论基础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工作调动,将他们调到学校担任专业教师,充实“双师型”财务会计教师队伍。
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聘请“双师型”教师。这里强调的是聘请,就是不脱离企事业的工作岗位到高校任教。高等职院还可以将企事业单位中那些既有工作实践经验、又有比较扎实理论基础的高级管理人员聘请到学校担任财务会计专业课教师。这类教师平时工作主要在原企事业的财务会计岗位,只是学校安排有财务会计专业课程授课任务时候才到学校上课。
3.高等职院财会教师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财会技能实践教学水平增强所培养学生的社会工作竞争力
高等职院的专业教师除了上述所探讨的社会和高校要给教师提供的环境与条件之外,更多的还是要靠教师本身自觉不懈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时间努力学习与提高自我。
(1)高职院校财会教师应该敢于实践创新以避免从大学到大学与及从书本到书本教学。不少的高等职院财会专业课程教师本来大学所学的就不是财会专业,只是一些经济类专业转“行”任财会专业课程教师,在大学里充其量就学过会计学原理等一两门会计的课程,且大多还因为不是本专业课而学得不怎么样,再加上根本就没有财会专业的实际工作经验,担任财会专业课程教师也就只能是教科书怎么写就怎么教给学生;另外还有些虽然在大学时是多学了几门财会课程,但是也是从大学到大学担任财会专业课教师,也没有社会实际的财会工作经验,往往就会有些这样的现象,原来老师教授给我什么样的知识、是怎么样教授的,我也就怎么样教给我现在的学生。这样就会使我们培养的财会专业学生的知识及实际工作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财会专业教师必须要虚心好学,与时俱进,不满足于从大学毕业时的一些知识,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特别是两个假期时间,自学和参加一些财会专业知识研究生课程学习培训,不断地吸收更新的财会知识与信息,开拓创新教学方法,改进呆板的教学模式,才能使学生学习到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知识,使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具有更强的社会工作竞争力。
(2)高等职院财会教师要尽量利用课余时间到社会工厂公司企业学习实践以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以上所列举的一些例子中,你都知道向学校财会部门借用会计凭证装订机,而且也明明知道自己不会操作及装订凭证,你就应该在借用装订机的同时,放下面子请教一下相关的财会人员,就不至于在学生面前发生“教师本身都不会操作而何以教学生”的事情了吧;其余的问题的发生也大多如此。但是这又确确实实地发生在高等职院的“双师型”甚至是“多师型”而且都是中高级技术职称的财经类骨干教师中的事情,而且有些问题还贻患不小,甚至会让人们有那么点“误人子弟”之感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财会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了! 这些事情归根结底,是我们财会教师的自身学术水平与实训实操技能还有所欠缺。所以笔者认为,高职院校财会教师应该尽量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常常自行联系到社会当中的一些工厂、公司、商场、银行等企业单位的财务会计核算第一线去学习财会实践技能,不断地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实操技能水平,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质量,以强所培养学生的社会就业及工作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研究生;研究生会;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74-02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随着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加强研究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成为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2年2月,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2002]19号)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和就业指导”,“加强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教育,使高校毕业生树立交费上学、自主择业、勤奋创业、终身学习的观念,树立根据社会需要就业,到基层建功立业的思想,主动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于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工作相融合成为高校加强就业指导工作的新途径。党的十报告指出:“就业就是民生之本,要加强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就业工作成为高等院校新的教育着力点。
研究生是通过参加科研和从事学术活动进行学习的一类人群,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他们学习的重要特征,对研究生就业的指导应紧密把握研究生的特点,通过加强研究生会培养体制建设,提高研究生会骨干素质,强化研究生会就业服务指导职能等三个方面,探索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新途径。
一、打牢组织基础,完善研究生会内部培养体制
研究生会是研究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平台。研究生会能够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舞台,同时研究生会的工作经历也会对研究生产生重要影响。以青岛大学研究生会为例,研究生会成为学生组织的重要力量,共设有主席团、秘书处、学术中心等14个部门。部门分工明确,职能清晰。加强研究生会内部成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完善内部人员培养体制是做好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1.注重综合素质的提升。研究生会各部门并非凭空而设,而是根据研究生会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锻炼和提高研究生会为广大研究生服务能力而设立。比如主席团着重培养的是研究生的领导能力,秘书处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协调能力,调研中心、学术中心着重培养的是调研能力和研究能力,文艺部、宣传部、创新中心着重培养的是创新能力和组织、编排能力,而实践部、外联部则是着重培养实践能力。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部门,部门通过组织活动为研究生提供锻炼自我的机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2.有效确立制度进行规范。研究生会内部有严格的人员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会议制度、财务制度、奖惩制度和监督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框架与企业的用人制度类似,这使研究生能够很早就能接触一些社会、企业的信息。研究生会的各岗位都实行竞聘制,优胜劣汰,这体现了社会激烈的竞争环境。研究生会的成员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制度是保证研究生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同时引导研究生会成员树立了遵守制度、章程的观念,这对于今后研究生的择业具有重要作用。
3.尊重个性,鼓励创新。对于研究生会成员的新观念、新想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研究生会都会予以支持。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鼓励成员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为研究生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研究生会从来不会因为成员想法片面和不成熟而否定他的工作能力,相反,会帮助他完善不足,促进更好的发展。
4.协同创新,注重合作。研究生会的各项活动并不是由一个部门单独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完成。这就培养了成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和合作意识。以迎新晚会为例,由文艺部主导,但是宣传部、秘书处、外联部、实践部都要做好相关工作的配合。这个过程是成员之间相互了解的过程,是成员之间相互协作的过程,这有利于成员的发展。这对于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而这些能力和素质也是企业选拔员工所关注的。通过研究生会储备人才,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是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而事实证明,在研究生会任职锻炼过的研究生就业率高于未参加研究生会工作的研究生。
二、创新活动载体,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研究生同学服务,就业问题关乎研究生同学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生会始终把加强就业服务职能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同学提供更好地、更及时地就业服务。
1.加强就业信息搜集整理与。研究生会通过新媒介,如人人网、研究生杂志等多层互动,为研究生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和实习信息资源。定期搜集企业招聘信息和一些单位提供的实习岗位,并及时在研究生会的网页上,使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就业信息。
2.积极开展提高就业技能和实践水平的活动。通过让更多地研究生参加活动,来提高就业技能,积累就业经验。培养就业素质是研究生会加强就业服务职能的重点。青岛大学研究生会主要通过协助举办和自主创办两种形式加强就业活动组织。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设计大赛和创业大赛,是研究生会每年组织的重点活动之一,虽然是协助做好报名参赛工作,但是研究生会都会借此机会进行就业知识的宣讲和普及。另外,研究生会还会和一些企业联系举办就业指导讲座,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就业技巧方面的知识。
3.注重引导,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会更多地是以活动和文本宣传两种形式配合做好研究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将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以消息的方式给广大同学,另一方面联系专家通过讲座的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另外,在研究生中有一部分学生会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研究生会借力于这部分学生,对研究生的就业心理、就业观点等方面进行指导。
三、有效发挥研究生会的引导作用,推动研究生就业工作和谐发展
研究生会是实现研究生与研究生职能部门沟通、交流的桥梁。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应该以研究生会为点,实现研究生全面就业工作的开展。研究生会实行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引导的方式,推动研究生就业工作的发展。
1.从效果和宣传上形成引导的强大合力。研究生会组织举办各项和就业相关的活动,通过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来直接影响广大研究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以最大的热情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为他们的就业积累一定的经验。研究生会在开展好相关活动的同时,注重活动成果的展示和有效信息的宣传,这是一种间接引导的方式。比如研究生会成员将一些比赛的见闻,或者一些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带回到宿舍、班级与其他同学交流,这也是开展就业思想指导服务的有效途径。另外,通过成果展和奖励,引导并鼓励其他研究生参与到活动中来。这样有利于后期相关活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加强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工作。
2.从方法和途径中寻求大的突破。研究生会是研究生生活、学习的舞台,由于它和研究生的联系密切,因此以研究生会为平台,以研究生为窗口,推动研究生就业指导服务和思想政治教育可能会更直接,且见效更快。当然,任何问题都不能一成不变地对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找到适合各高校自身发展的最佳途径。
高校研究生就业问题迫在眉睫,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打牢组织基础,发挥研究生会的作用,创新活动载体,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注重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为研究生提供更多地就业、实习机会。通过对研究生全面教育和培养,促进研究生自我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
参考文献:
[1]秦海英.大学生就业政策及保障体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2]袁传立.地方综合性大学大学生就业服务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09.
[3]刘治军.当代大学生就业指导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5.
[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J].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02,(6).
关键词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层次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1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27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推卸社会赋予它的环境责任,主要表现为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排污标准;二是主动承担超越环境法规以上的环境责任,主要形式是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进一步降低排污量,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于对环境压力的积极反应,即,积极的环境行为可以有效的规避政策风险和社区压力,降低成本;一是出于对积极环境行为市场收益的期望,即,通过市场对积极环境行为的认同而获得回报。
1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目标层次
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会给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带来非意愿接受的成本。污染产生企业为消除或者弥补这个非意愿接受成本的行为,一般被称为“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在“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会发生偏离。因为企业治理环境污染或者补偿环境污染对第三方带来的损害时,它的支付意愿小于整个非意愿接受成本。这是由企业的最优污染控制模型决定的。在模型中,环境污染给第三方带来非意愿接受的成本是可以确定。而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这就决定了污染治理存在一个最优的水平。很显然,这个最优的污染治理水平小于完全治理的水平。那么,无论如何,环境污染给第三方带来非意愿接受的成本都是无法完全弥补的。
同时,由于企业的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在污染治理中的边际收益,所以,企业的污染治理最优水平小于社会的污染治理最优水平。所以,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至少有三个目标层次:第一,实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第二,实现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第三,实现污染的完全治理,即零排放。
图1描述了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下的企业环境行为目标层次。图中横轴代表污染控制量,纵轴描述了污染控制的边际收益与引致的边际成本;图中的MC线代表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线向右上方倾斜反映了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MPB线代表污染控制的私人边际收益,MSB线代表污染控制的社会边际收益,MPB和MSB线向右下方倾斜反映了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的递减特征。MSB线高于MPB线表明,污染治理在实现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社会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排污者的私人收益。
P点和E点分别为污染控制私人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与污染控制边际成本的交点。P点和E点在横轴上对应的C点和D点则分别为私人最优污染控制量、社会最优污染控制量。那么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第一个层次则为OC段的污染控制行为,第二个层次则为CD段的污染控制行为,第三个层次则为DB段的污染控制行为。
短期来看,由于技术水平是给定的,故企业目前的最低污染水平是确定的。长期来看,受益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企业的最低污染水平是不断的趋于降低的动态变化过程。受益于技术进步,污染的边际治理成本是较低的,OA的倾斜程度会降低,所以长期来看,私人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与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都会呈现向右移动的趋势,即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会不断的提高。但即使如此,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有一部分的污染治理是得不偿失的,即AEB的区域将长期存在。
2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行为层次
根据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目标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起码有三个行为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下,企业环境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是有差异的,企业对待环境治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由于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所以从私人最优控污量到社会最优控污量,再到完全污染控制,企业所要投入的污染控制成本是递增的,故,企业在实现这三个污染控制目标时,其动力是逐步降低的。
第一层次,企业私人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内的污染治理,这个层次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将停留在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处,故此层次中,企业治理环境可以获得收益的,比如循环经济,废物利用。这一层次,我们称之为循环经济层次。第二层次,企业在私人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与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之间的污染治理,在这个层次,污染治理水平将停留在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处,故此层次中,企业治理环境要付出超越其收益的成本,但这个成本被社会所吸收,就整个社会来讲,此时的污染治理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利益调整机制,使其他主体一起承担环境成本的。这一层次,我们称之为利益调配层次。第三层次,在现行技术条件下,超越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的污染治理,在这个层次,污染治理水平将超越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交点,直至达到零排放的水平,故此层次中,企业必须以牺牲环境来获取利润的,企业治理环境反而是得不偿失的。这一层次,我们称之为非此即彼层次。
2.1 循环经济层次
在这一层次,企业将一直治理环境直到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企业可以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边际收益为正,企业可以在环境治理中获得收益,也就是图1中OC段的污染控制可以获得OPF区域的全部收益。这种特征符合循环经济的特点,因为“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3R”本质上就是利用废物的再生利用促进资源的持久利用。降低企业环境治理成本,提高企业环境治理受益是循环经济的典型特征。而且这种收益是一种显性的,并能在财务上直接表现的收益。所以,企业对这一层次的环境治理往往具有很大的积极性。
实际上,就微观层次上来说,许多企业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循环经济水平往往不能达到最优。而在中观或宏观层次,在产业链内或不同产业之间,由于存在环境资源市场的不完善,市场资源配置水平局限,循环经济在市场上的应用水平仍然不能达到最优水平。事实上,目前企业的环境行为事实上并未获得图1中OPF的全部收益。
2.2 利益调配层次
在这一层次,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将实现从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相等到和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的跨越,企业治理环境将会获得图1中PECD区域的社会福利收益。在企业循环经济达到理想水平后,即企业获得循环经济层次的全部收益后,企业将不会超越循环经济层次进行下一环节的污染治理。此时的污染治理就是如图1中CD段的污染控制,因为此时的污染治理虽然能够使社会福利增加,但是企业却是得不偿失的。此时,要使企业积极治理环境就必须通过利益调配机制弥补企业在这一层次的环境治理中所支付的超越收益的成本,也就是图1中PEM区域。实际上,图1中PECD区域作为整个社会环境治理的收益,往往是由企业亏本垫付PEM治理成本获得的。
可以说,利益调配机制是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环境政策设计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即企业治理环境要付出超越收益的成本,但是可以通过利益调整机制,使其他主体一起承担环境成本的,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把环境责任要落实到政府、企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这个利益调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应用环境政策工具,使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能够为政府所承担。如排污税费就可能因为所销售产品的弹性差异,不同程度上被企业转嫁给消费者。而环境治理补贴则是典型的政府辅助承担环境治理成本的方式。当然,要使企业环境治理成本为大家所分担需要设计一整套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以界定企业、居民、政府所要承担的比例和范围。
二是,理顺企业环境治理与企业市场收益之间的传导机制,建立积极治理环境能够获取市场认同、扩大市场占有的良性机制,从而使企业治理环境成本,通过居民市场行为对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承认,以对该成本进行补偿。这要求最大程度的消除市场上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广泛使用各种环境信息工具,使居民能够明确分辨绿色企业,并通过购买绿色产品来实现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回报。
2.3 非此即彼层次
在这一层次,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将实现从社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的相等到零排放的跨越。为实现污染零排放,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将大于社会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实际上,在超越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的环境治理中,治理环境除了产生新的损失以外,社会福利不会有任何增加。此时的污染治理是超越帕雷托最优水平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污染产生水平。因为,此时,企业盈利与环境保护处于非此即彼的尖锐矛盾中,二者只能选其一,即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无法使企业生产所得的收益大于其破坏环境后修护的成本,也就是图1中DB段的污染控制将导致AEB区域的社会福利损失。这一部分的生产实际上是达到帕雷托最优之后的过度生产。不同的是,企业通过破坏环境获得了小于环境价值本身的收益。这往往和企业技术规模和技术水平有关,而环境政策无法使环境损害计入企业成本是导致这类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从企业内部微观上看,企业内部不同的生产线,往往技术级别也是有层次的。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就是关闭落后生产线,进行产业升级。最后还是要逐步淘汰能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这时的环境政策要建立各类标准,指导有关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及先进的节能技术标准,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在计量方面,帮助企业加强能源计量工作,建立计量检测体系。
而从企业外部宏观上看,市场上的企业,技术从高到低也是有排列的。最低等技术级别的污染企业要逐步淘汰。如小造纸、小化工、小酿造、小制革、小电镀等“五小”企业往往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的企业。我国大量关停并转“五小”贯彻的就是这个思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这实际上是在促进行业升级,加强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可以说,我们所有的针对企业的环境政策工具也应该依以上三个层次,分别进行。针对循环经济层次,就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政策环境和支持。而针对利益调配层次,就应该广泛应用各类环境政策工具,设计一整套利益调配机制,使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能够被社会力量所分担。正对非此即彼层次,则应该广泛使用禁令,禁止企业生产,企业为环境让路。
3 针对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层次的配套政策
要设计出促进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环境政策,就必须从企业经济环境行为的层次出发,针对各个层次环境行为的特点制定合宜的环境政策。
3.1 循环经济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
对于循环经济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引导和政策激励。因为循环经济实际上是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扩大企业经济收益的。目前,企业无法完全获得图1中OPF的全部收益,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国家层次的循环经济政策支持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源环境的产权和价格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的激励循环经济市场上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要求,进一步通过制定更多的循环经济政策和法规,并创造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可以有力的促进循环经济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上的全面发展。
3.1.1 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推进循环经济的法规制度
第一、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思想和适应循环经济实践的需要。第二、制定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资源综合利用条例》。第三、建立具体资源再生行业(如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法律。
3.1.2 加大经济激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资源环境产权和价格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绿色财政税收信贷投资制度。
3.1.3 制定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
第一、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第二、优化经济布局,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
3.2 利益调配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
利益调配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是整个环境政策设计的重点。在这一层次中,企业要达到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就必须付出图1中PEM区域的全部损失,而企业的该损失恰恰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利益调配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相关的环境政策设计使政府和居民分担企业在PEM区域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这就需要在该环境政策体系下,企业通过积极环境行为既降低规制风险、获得政府补偿,又在市场上获得公众消费者的回报。我们认为这一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仍然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命令――控制式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和信息工具。
3.2.1 命令――控制式工具的固定威慑和规制预期
如果命令――控制式工具缺失,许多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积极的环境治理。因为企业对环境政策的感受是具有异质性的,企业减污的成本是不确定的。如果企业的排污控制失去了政府的压力,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够理性、敏锐的感受到其他政策激励并去努力实现的。同时,稳定的规制的预期,可以使企业根据现有的以及预期未来的环境规制水平做出最有利于实现赢利目标的资源配置。
3.2.2 合理的使用补贴
补贴政策是典型的实现利益在分配的环境政策。在图1中表现为,政府将PEM区域的社会收益部分的返还给企业,以弥补企业达到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后的负收益。在宏观层面上,给予环保产业、生态治理或生态建设产业适当的补贴或采取减免税,能有效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适当的政府补贴有利于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能力,扩大产业的示范性影响。在微观层面上,政府以补贴形式资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安装排污设施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分担污染治理成本。
3.2.3 利用环境税费的再分配功能
环境税费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商品价格弹性较低时,企业可以通过产品价格将环境税费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弥补其在图1中PEM区域的部分甚至全部损失。在商品价格弹性较低时,消费者作为税费的主要负担者很难抵制这类政策生产者转嫁成本就相对较为容易,这是因为即使生产者提价,消费者由于选择替代品的余地很小,或即使有替代品,由于转移成本很高也会导致消费者不得不承受较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对税费政策的态度取决于企业转嫁成本的难易程度。可以考虑,在商品价格弹性为中性的行业实施环境税费政策,让消费者适当分担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可以一定程度提高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3.2.4 利用信息工具,促进居民分担环境治理成本
随着居民环境偏好的日益壮大,居民愿意为环境治理和改善支付“溢价”。 也就是说,居民愿意为环境声誉良好的企业支付在图1中PEM区域的部分甚至全部损失。一个完全信息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排污指数和企业的产品是搭配出售的。企业的积极环境行为可以直接提高产品的价格,从而弥补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信息工具的广泛使用可以消除居民了解企业环境状况的信息障碍,从而使积极环境行为的企业得到消费者的认同,从而的市场上获得公众消费者的回报。几种常见的环境信息工具包括:环境信息公开、标签、环境听证等应该广泛的推行和使用。
3.3 非此即彼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
在这一层次,企业生产与环境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只会产生图1中AEB区域的社会福利损失。此时,已不存在一种机制来调整二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福利最优,也即,在现行技术背景下,企业的生产除非牺牲环境,已无法创造价值。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生产,并逐渐淘汰该类企业。就整个社会来说,产业结构越粗放,技术水平越低,则图1中DB的距离越长,AEB区域越大,环境污染则越严重。这一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相关政策设计缩短图1中DB的距离,缩小AEB的区域,其具体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3.1 命令――控制式工具循序渐进的严格
非此即彼层次的环境政策设计主要是依靠命令――控制式工具。这就要求大量使用标准、禁令、(不可交易的)许可证或配额、分区、责任等工具,并逐步严格起来。命令――控制式工具循序渐进的严格,使企业确信政府会进行越来越严厉的规制,从而使企业放心大胆地进行积极的环境治理。不仅要对企业治理污染或生产采用的技术做出详细规定,而且对污染企业的产量、排污量或排污强度也要实行限制。通过大量的技术标准的设立,各种认证体系的设立,严格执行禁令和配额,限制低技术市场准入,完善污染责任负担的法律法规制度,降低低技术层次企业和生产线的生存空间,实现图1中B点向D点靠拢,缩短DB的距离,缩小AEB的区域,从而降低社会整体污染水平。
3.3.2 引导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建设形成以节能、节材、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实现图1中B点向D点靠拢,缩短DB的距离,缩小AEB的区域,从而降低社会整体污染水平。
3.3.3 开发建立技术支撑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
同时,通过开发建立技术支撑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提高企业的环境技术水平,降低企业控污成本,实现社会最优控污水平,即图1中的D点向B点靠拢。从而减少社会整体污染水平。这要求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开发环境技术支撑体系。第二、建立健全环境技术信息咨询支持服务系统。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Johnstone 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Corporate Behaviour [M]. Elgar: Cheltenham,2007.
[2]Hontou V, Diakoulaki D, Papagiannakis L. A Multicriterion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fo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irms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14(1): 28-41.
[3]Bauman Y. FreeMarket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A Closer Look at the Case of Pollution Control. [OL]省略/yoram/research/maxincent.pdf [28 May 2007].
[4]Kusku F. From Necessity to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or Corporate Envir onmental Citizenship Activiti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spective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14(2): 74-87. DOI: 10.1002/csr.119.
[5]Salzmann O, IonescuSomers A, Steger U. The Enterprises Case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Options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5, 23(1): 27-36. DOI: 10.1016/j.emj.2004.12.007.
[6]Vatn A. Rationality,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5, 5(2): 203-217. DOI: 10.1016/j.ecolecon.2004.12.001.
[7]Becker R A. Pollution Abatement Manufacture by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Do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Matter? [J].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04,3(2): 1-23.
[8]Child J, Tsai T. The Dynamic Between Firms'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aiwa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5, 42(1): 95-125.
[9]Clark M.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Research: In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cy[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5, 16:422-431.
[10]Collins L, Usher S. Project PASCALEA-public and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in Developing High Profil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11: 95-102.
Hierarchy on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 and the Policy
ZHU Qing YU Ruixiang LIU Jiangyi YU Yu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ety. Enterprise having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the aim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Because the enterprises have three hierarchical objectives in the choice i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mely: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enterprises,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 of society and complete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differs in each hierarchical objective. Enterprises have three hierarchal behaviors in a posi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namely: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alternative choice,i.e. enterprises choosing either to controlpollution,protect environment or to pursue economic profit,the latter choice leading to punishment from governments or even closing down of enterprises. Every hierarchal behavior corresponds with related hierarchical objective. Hierarchica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iffers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behavior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42-03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领域,学者邓大才认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种: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理论。这些研究成果纷繁,但并没有重视农民个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认为从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乡村治理,从农民视角出发,沿着“文化――心理”这个研究路线,将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并探讨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内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最早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坎贝尔,他认为,“所谓政治功效感,意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必定有或者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亦即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继坎贝尔之后,学者们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内涵逐渐丰富与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众对自我政治能力和对政治客体回应自身需求的主观感知。
将这一概念置于乡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会对治理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村民委员会、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对村民的诉求有所回应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能力判断。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认为自己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相信自己能够对村委会、政府官员、乡村政治事务及政府行为施加影响。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指村民对村委会、政府部门以及相应的政治活动对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重视并有所回应的主观感知。
2.乡村治理的内涵。本文将乡村治理定义为党和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广大村民、其他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在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管理的过程,最终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这一概念是对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是一种理想状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配置的多元性、过程的自主化均为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谈判、协商与合作管理是理想状态的乡村治理的关键词。
(二)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广泛的主体――村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维度感呈现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以及政治事务的认知和情感,因此运用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一面向来审视我国几十年来乡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作为村民参与基础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首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中,村民作为最广泛、最重要的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乡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基础,同时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会在正常的参与过程中得到明显提升。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这一改变过程与强化理论非常相似。根据强化理论的作用机制,如果村民在协商过程中,能够参与到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够影响决策结果,那他们便增强了自身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的信心,这种正强化过程使得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协商过程中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得不到重视,那他们的挫败感就会增强。所以,通过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国这么多年乡村治理的状态。
2.乡村治理权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体系必须对村民的诉求予以回应,这将导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终至内、外在政治效能感达到均衡状态。
治理理论提出了权力的多元化配置。乡村治理理论的权力配置多元化承认了乡村社会的私权力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国家权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权力的运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呈现出上下互动的双向运行过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影响村委会和政府的决策进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视与回应,村委会和政府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回应,在互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现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
3.乡村治理过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将导致村民更为熟悉村级地方政治环境,因而村民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乡村治理的正常体现。
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不同政治层级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相对于接触较少或比较陌生的国家层次环境,在地方层次的政治环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层次划分,根据我国村民政治环境背景,分为“村级”政治层级和“政府级”政治层级(村级以上的政治环境层次均认为是“政府级”)。同时,在更为熟悉的村级地方环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应表现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为了全面反映农村乡村治理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山西省北、中、南部选择了7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这7个村庄有些是传统型农村,有些是现代化新农村,有些处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庄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后,通过随机选择,在保证男女比例相当、家庭收入与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匀的前提下,进入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和访谈,最后共获得802份有效问卷。基于已获得的调查数据,通过运用spss软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总体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体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4589(<2.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据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理论,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为合适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国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为剖析乡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95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108(>2.5),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现“内低外高”特征。
这说明村民对政治系统的了解不多,认为自己对政治系统影响力不足,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政府、村委会极高的信任和极强的依赖,期望他们重视并回应自身的需求。
从表3中可以发现,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村民“影响型”政治效能感(2.3974)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知识储备库,是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动力基础,数据调查的结果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规章制度、选举程序、村委会运作方式不甚了解,对乡村公共事务不甚关注。
“影响型”的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效能感,体现行为意向的特征,会直接导致村民政治行为的发生。而表中数据表明村民对影响政府、村委会干部的主观感知也不甚强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从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较高。村民“重视型”(2.5787)明显高于“回应型”(2.3918)。
这说明村民认为政府及村委会比较重视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对于有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访谈中就会发现,很多村民认为政府出台各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当具体到政府或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时,很多村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质疑。
(三)村民政府级、村级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村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591,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406,政府级的明显高于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
这说明村民对于政府级的环境层次的主观感知更为强烈一些,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这说明以“乡政”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已经深入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不利于农村农民社会的发育和乡村治理的真正实现。
在表6中,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进行比较,仍然是政府级高于村级。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征,与我国目前“行政化”和“空壳化”的村委会密不可分。这些在社会流动很弱的乡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内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对政府级更为熟悉,更易感知,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所形成的“乡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乡村治理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个角度出发,审视乡村治理在主体、内容、性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
我国乡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广大村民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其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们认为无力作用于治理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不会得到重视与回应,那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村民来说,只是个与自己无关的、形同虚设的制度。其次,“乡政村治”模式中,“乡政”与“村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应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权力运行方向不一致,在乡政村治的具体运行中,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博弈,以期达到协商合作,合力共赢的状态,最终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村治”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体偏低,认为参与“乡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对一大主体的缺失,那乡村要实现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远。
(二)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内容:内容失衡
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现“内低外高”的特征。较低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政治的认知能力和影响能力不足,那么,他们就无法很好地参与到村民自治中,必将影响村民自治的强度和持久性;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对政府以及村委会干部的信任和依赖,这虽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村庄的自治性。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性质:偏离治理性质
乡村治理强调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强调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国的乡村治理以“乡政村治”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与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级地方政治环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应该更高。在农村,无论是作为自然村的熟人社会还是行政村的半数人社会,村民对于村委会和村干部还是比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认为,相比于包括“乡政”在内的政府级的政治环境,村民对于“村治”更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村民在村级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级的。那么,数据统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的乡村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有违治理的本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已获得的802份有效问卷的量化分析,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审视乡村治理,发现目前乡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村民政治效能感整体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内低外高”的特征表明乡村治理内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级上的表现,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浓厚,偏离治理性质。总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测试维度为我们展现出目前乡村治理的全貌,从中折射出我国30多年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学习与探索,2012(1)
[2] Paul R・Abramson .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4] 李蓉蓉.政治效能感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现实意义.山西大学学报,2012(4)
[5] 李蓉蓉.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0(9)
[6] 阿尔蒙德,维巴. 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 张志英.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路径的选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0)
[8] 郭秋永.抽象概念的分析与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例释.见第二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文集,1991
[9]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3)
[11] Shuna Wang,Yao Yang.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2007 (10)
[12] Zhang, X,Fan,S,Zhang,L& Huang.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12)
[13]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巴林・顿莫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
[15] 黄兴豪.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持续与变迁.台湾民主季刊,2006(2)
[关键词] 治理 评价 区域中心城市 城市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3-0016-04
[作者简介]王B(1984 ― ),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项目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政府治理;夏宏武(1962 ― ),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战略高度,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开展城市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一、城市治理能力的内涵
城市治理是由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市民群众等主体共同构成的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方式,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约束和监督各方的行为机制。城市治理能力反映的是城市政府为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平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而运用制度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是对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稳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直观度量。以城市政府当前履行的主要职能为标准,可以将城市治理能力划分为经济调节能力、市场监管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财政能力等。
二、城市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治理能力评价可以归结为能够反映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系列先进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指标体系或指标集合。国内外已开展了一系列围绕城市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的研究,其中一些国家主要从政府与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以及政府绩效角度研究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则主要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能角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大多还停留在框架建立和指标选取阶段,尚未进行数据收集阶段的可行性验证。
本文尝试围绕武汉(华中)、深圳(华南)、南京(华东)、沈阳(东北)、西安(西北)5个区域中心城市治理现状特征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能角度,保留政府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行政六大要素,并根据具体指标结合评价城市实际进行了“本地化”替换,增加了公共文化事业相关统计指标(并整合到教育文化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六个要素,49个评价指标的区域中心城市治理能力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的第一层次即要素层为总类评价指标,也称为一级指标;第二层次即指标层指标为单项评价指标,也称为二级指标。各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详见表1。
三、城市治理能力评价方法
本文以各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4年)以及相关部门信息报告等指标和数据为基础,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调查可行性,在上述构建的城市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下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分为两步骤:第一步确定指标权重;第二步进行量化评价。
(一)权重确定
在对城市治理能力进行评价过程中,需要根据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为减少因主观因素产生的干扰,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通过权重来衡量城市治理能力各指标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综合计算得出城市治理能力指数评价值。
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所得权重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避免专家赋权重的偏好性,削弱极值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其缺点在于对指标的具体经济意义重视不够,并且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的量纲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为了消除各项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的影响,需要用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式中,Vi是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 σi是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其中,
,N为第i项指标特征值的总数, Xi表示第i项指标的特征值, 第i项指标特征值的均值; 是第i项指标的平均值。
各项指标的权重为:
(二)量化评价
利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5个的城市治理水平进行量化评价,计算出各城市治理能力的评价指数。
1. 标准化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不同量纲不能放在一起直接进行比较的影响,将评价指标规范化为隶属于[0,1]区间内的极大型指标。评价指标按属性分为效益型(越大越好)和成本型(越小越好)。
效益型指标可规范为:
成本型指标可规范为:
2. 综合评价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之后,代入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城市治理能力综合指数或得分E:
E=W1D1+W2D2+……+W49D49
其中Di是各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为相应评价指标的权重,其和为1。
综合评价指数E越接近于1,说明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越高,故依据综合评价指数的大小,可以对地方城市各年度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四、区域中心城市治理能力评价
根据前文建立评价框架,我们按照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园林绿化等六个因素选取相应的客观数据。由于各城市数据来源出处,统计方式的客观差异,各个因素下的二级指标数不同。其中,文化教育方面囊括了包括城市文化建设、教育、科技发展、公共文化设施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该项维度包含信息较多,数据量最大。表2给出了每个城市相应一级指标的权重,鉴于文化教育指标中涵盖信息量较大,相应权重普遍较高。
通过对指标的分析和计算,得出了5个城市的实际治理指数的得分(如表3),在5个城市中,综合得分最高是南京(0.737),其次是深圳(0.606),再者是武汉(0.533)和沈阳(0.540),这两个城市治理水平属于基本持平,最后是西安(0.513)。可见, 2013年5个区域中心城市,南京的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最高。
为了更直观比较5个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水平差异,我们对各城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将5个城市的总得分设为100分,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南京的综合评价指数,比深圳高出了近20%,而深圳、沈阳和武汉差距甚微,特别是沈阳和武汉基本持平。
对5城市各项因素得分在综合得分中所占比例进行分析的结果。文化教育涵盖的信息量最多,占到了约40%的贡献,其中,武汉的文化教育得分在总得分中的比例最大(43.18%),可以看出武汉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符合武汉是科技教育基地的城市形象,而深圳的文化教育因素对其总得分的贡献最少(38.45%),低于其他各城市的平均水平,说明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在今后的城市治理改革中,可以更加着重于发展教育科技。在基础建设因素方面,沈阳和武汉两个城市综合得分中的贡献最大,分别占到19.29%和17.07%。近年来,这两个城市都在加大城市化和基础建设的力度。另外,深圳作为沿海新兴城市,其对城市绿化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占15.05%,高于其他4个城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指标因素,对每个城市的贡献大致相同。经综合分析,目前城市治理中,5区域中心城市还是更加重视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传统领域,而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发展则力度不足。
进一步将经过标准化的一级指标得分制成网状图。可以看出,南京六个因素的各项得分都处于领先水平,展现了较高的城市治理水平。在环境保护方面,武汉和沈阳这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相对落后;在园林绿化方面,南京和深圳处于较高水平,沈阳、武汉和西安的绿化水平依次下降,说明中西部地区在环保绿化治理水平上还落后于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踪家峰,王志锋,郭鸿懋. 论城市治理的模式[J]. 学术季刊. 2002(2).
[2] 踪家峰,郝寿义,黄楠. 城市治理分析[J]. 河北学刊. 2001(06).
[3]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分析的比较优势[J].中国行政管理. 2001(09).
[4] 易志斌,马晓明. 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与城市管理发展方向[J]. 城市问题. 2009(03).
[5] 叶林.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城市管理创新:内容、体制及目标[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10).
【关键词】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 社会治理 立体化
构建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社会治理目标,对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至关重要。作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通过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可以夯实社会发展基础,为经济社会层次的不断提升提供基本的治安保障。从体系建设内容来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不断整合资源,优化管理体系,推动整个体系的完善。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简析
对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不同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与基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一种警务工作系统,是整合警务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形式,是一种治安性防控体系。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是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机制。基于此,通过理论总结,不管如何界定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都含有一些必然要素,就是构建相应的治理体系,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要素,实现社会治安防控目标,其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保障社会的平稳、安全运转。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过程中,公安机关是主体力量,发挥着支柱性的核心作用,在整合资源,优化管理体系过程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是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核心与关键。
二、社会治安防控w系的定位
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中,如何有效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行定位,是体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从理论视角来看,很多理论学者认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公安警务工作的一种特殊模式。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实践工作中,也是主要依托公务警务力量,当时公安警务包揽体系建设工作的方式并不可取。从目标本质来看,公安警务的主要工作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由于公安警务工作力量有限,要想通过公安打击犯罪的方式维护社会治安,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并不十分现实,同时存在很多局限性。基于此,要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系统性工程,不断整合相关资源,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手段,通过社区、团体等多种平台,不断优化管理内容和管理体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水平的有效提升。在党的十召开后,越来越强调社会综合治理水平,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科学化程度,基于此,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并不应当局限于公安警务工作当中,而是要构建管理系统,通过扁平化、矩阵式的管理方式,构建综合管理体系,实现社会资源与力量的有效调动与整合,进一步优化整个工作体系。
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成要素
(一)防控力量
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体系中,防控力量是基础性要素,是开展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在防控力量组成当中,政府公权力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公安警务、军队、国家安全机关及司法机关等,这是开展体系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治安强化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政府公权力制约的方式,可以有效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目标,为该体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增强社会管理目标与手段的可预期化,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二)防控目标
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防控目标是重要的要素。从体系建设长远规划来看,明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目标,对于优化工作体系,明确工作职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明确防控目标,也可以最大程度吸引社会力量,让多种社会治理力量融入体系当中,实现综合化、立体式的管理目标,推动社会管理与治安水平的不断提升。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践中,要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作为最基本的工作目标,让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真正服务社会百姓,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运行。
四、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路径
(一)探索多元体系建设路径
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中,要实现立体化管理目标,必须整合多种社会力量与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我国社会复杂,人口众多,单纯通过公安警务开展治安防控工作,一般都体现为事后处理,无法实现预先消除安全隐患。基于此,通过开展社会建设,引入社会治理力量,提升管理的综合型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践中,要推进矩阵式和扁平式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治安防控中的作用,实现全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诚信建设与历史记录等模式,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层级,强化思想理念引导,实现综合性建设目标。
(二)利用现代社会治安管理手段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始与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深度融合。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当中,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从治安管理实践来看,大数据思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大数据处理,可以及时发现并排查治安管理安全隐患。此外,随着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提升了治安管理的综合水平,通过“天眼系统”建设,可以提升违法犯罪被发现并查处的几率,提升违法犯罪成本,进而实现社会治安保障的目标。
结语: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同样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创新管理理念,提升综合管理水平,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综合化和立体化管理,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1]杨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之基本内涵、运行模式和功能界定[J].学海,2012(3):134-139.
[2]刘金龙,李波,彭蕾等.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论要[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28(4):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