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起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危机的起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次贷金融危机　调控与管制　商业模式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

1　次贷的兴起

21世纪初，刚刚步入新千年的美国，并没有因卓越的创新力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及2001年“9.11”恐怖事件的发生给美国经济以沉重打击，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经济步入萧条的风险越来越大。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在2000 2004年间连续降息25次，利率从6.5％一直下降到1％，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注入市场，这种高流动性的经济环境为次贷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次贷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简称，它是为那些负债占收入比重较大，信用等级比较差的借款人提供的住房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出于信贷风险的考虑，一般要求次贷借款人支付相比于优质信用借款人更高利息。可是在低利率的市场环境、房价的持续上涨以及银行“零首付”的诱惑激发了美国人(特别是信用等级低的群体)贷款买房地产的热情，“人人均有可住”的美国梦视乎就快成真。与此同时，次级贷款的数量也与日俱增，虽然违约时有发生，但没有良成大错，不过危机埋下伏笔就此埋下。

2　次贷衍化成金融产品

若只是单纯小规模的信贷危机所进发出来的能量并不足以危急到全球经济，然而正是美国引以为豪的金融创新加剧了危机的程度。居民对房地产的狂热，使得抵押贷款机构信用额度和风控要求是无法满足居民对购房资金的需求，再加上房地产持续增值，借款人良好的还款记录给次贷银行带来的丰厚利润让投资者们对次贷市场垂涎欲滴，次贷衍生品及其证券化应运而生。于是一些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机构的次贷“打包”成金融产品，邀请著名的评级机构给予金融产品投资级的信用等级后，向诸如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不同风险偏好大型投资机构出售。这也使那些极具风险的次贷进一步延伸到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去，同时次贷衍生品的出现让抵押贷款机构增加了运营杠杆，加剧财务风险。截止2007年7月美国按揭贷款余额共计10万亿美元。

3　金融危机的爆发

低廉的资金成本的时代不会永远存在，房子一买就涨的现象也不会持续。05－06年间，美联储防止经济过热，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升到5.25％。高利率所产生的效应使得资产贬值，借款者债务负担加重，房贷违约屡屡发生，金融机构流动性不住，资金周转困难。

从2007年初，一些贷款机构开始暴露出财务问题，问题波及范围不断扩大，最终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此时次贷以及衍生品成了烫手山芋，失去了流动性和价值，对于许多持有大量高风险衍生品敞口头寸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无疑会遭受沉重打击。期间，美国政府还秉承“看不见的手”会自动修复市场的金科玉律，对市场鲜有政策支持，最后错过了救助市场的最佳时机。到08年，美国五大投行无一幸免于难，保险巨头AIG、房地美和房利美、福特、通用等知名公司在危机中摇摇欲坠。这场危机严重地冲击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破坏了全球金融秩序，最终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

二、金融危机给予启示

1　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

当经济处于过热或者萧条时，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自由市场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过货币市场自身调节机制来抑制通胀，促进经济是自由市场国家所深信不疑。但是这次危机的爆发，却正是美联储频繁地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利率(短短6年间利率振幅从-5.5％到+4.25％)，使市场的流动性发生剧变，造成了经济的动荡。因此央行在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的供求时，要注意调整的幅度以及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因地制宜适当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美国政府长期对华尔街放任自流，无效监管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各大投行金融杠杆屡创新高(雷曼破产前杠杆达到过惊人的30倍)，无疑是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这都是因为政府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的缺失，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上的缺陷。现在我国金融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为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政府一定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

2　商业模式

美国投资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吸引投资者的商业模式一直为人称赞，其中高盛因强大的吸金能力(美国第一大投行)被誉为“巨大的吸血乌贼”。可是在这场金融海啸中，五家投行面目全非，贝尔斯登被收购、雷曼破产、美林成为银行控股公司、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遭受巨额亏损。过分依赖于出售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的盈利方式，在此次危机中被证实为是失败的商业模式。这也为我国专业投资银行的发展提供经验。

与此同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品评级时，错误的评价误导了一大群盲从投资者，最终铸成大错，其中有失公正的评级并非失误，而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运作模式在其中作怪。如今中国信用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构建和完善信用体系时，应吸取此次教训，贯彻以公平为先，效率兼顾的指导思想，营造一个客观公正的信用环境。

此次危机发生前，抵押贷款机构通过低利率，零首付等方式诱惑信用不良的借款人贷款买房，这让贷款机构承担了巨大的信贷风险和道德风险。后来，利率上升，房价下跌，违约率攀升，许多贷款机构资不抵债，申请破产保护。而在中国，自从1996年房改以来，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有增无减，各大中城市房价屡创新高，人们也渐渐接受贷款买房的消费习惯。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在信用评级上还未轻车熟路，应避免由于过度竞争而放松贷款的条件，疏忽信贷的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抵押贷款;信用评级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58-02

引言

本文对导致当前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进行了评估。有关金融分析表明,由于金融理论的假设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在没有得到规制的市场上,使用理论模型对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往往是错误的。当大量的住宅抵押贷款违约时,信用违约会出现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的金融危机损失巨大,即使用天文数字的资金来解决危机问题,都难以应付。救助资金已经由国会批准的就有7000亿美元,美联储计划动用大约1.3万亿美元的资金来拯救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将投资于各种风险资产,包括对一些破产的机构以及持有抵押支持债务的机构提供贷款(Morris,2008)。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一)传统原因

1.美联储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从2000～2004年,美联储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为这一轮杠杆泡沫的形成输送了廉价资金。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贷款购房的成本,经济的繁荣使美国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烈需求。贷款买房又无须担保、无须首付,且房价一路攀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2004年7月,美国经济一反之前走势而进入加息周期,美联储连续加息。与此对应的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从2005年开始走低。在加息和房地产市场走低的双重压力下,住房贷款市场上的还款违约行为也频频出现,这一切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美国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损失。

2.监管机构的监管低效。在美国,金融系统是多头监管的,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和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而美国的证券监督委员会(SEC)负责证券业务的监管;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机构是美国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美国的保险业务是由联邦和州政府专门的机构负责的。形成了多头监管的体系。

对于商业银行发放的抵押贷款,由于当时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非常低,住房价格又高,所以住房抵押贷款是贷款机构的一项优良资产。另外,银行将这些贷款出售给两个联邦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投资银行雷曼和贝尔斯登,对商业银行来说这是资产出售,而不是贷款,因而规避了有关商业银行贷款的规制。两房为这些贷款资产购买了违约保险,即信用违约互换,同时将这些债权债务打包证券化予以出售,资产的质量被认为是合格的,所以美国证券委员会认为这种交易符合规定。

然而几年前,金融机构的监管者已经对一些市场上的严重问题提出警告,但是因这些金融机构在国会进行了成功游说,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这些金融机构或破产或由政府基金提供救助(Associated Press,2008)。例如,像陷入经营困难的两个联邦机构Fannie Mae和Freddie Mac(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5年之前Freddie Mac就投入了200万美元来游说国会,成功地使国会免除了对其在高风险抵押资产方面的投资限制(Yost,2008)。同样,这些中介、银行和其他机构也为了证明自己借贷行为的安全,就提供了以前安全的历史数据(Assoeiated Press,2008)。这些行为都影响了监管机构的独立判断。

(二)非传统原因

1.金融机构的行为市场化和不充分的公司治理之间不协调。五大投资银行为推进世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其公司治理没跟上,五大投资银行原来都是合伙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纷纷上市,上市之后合伙制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但它建立的有限公司及其风险已经改变了,在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里,金融和风险严重脱节,因而造成从业人员从自身利益出发,推进冒进式的创新,只管自己经营,完全不计后果。绝顶聪明的华尔街精英们为自己设计了天价薪酬方案,失衡的激励机制使他们对市场和系统风险视而不见,终招灭顶之灾。

2.规模巨大的信用违约互换的错误定价。信用违约互换定价错误是金融危机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信用违约互换或者债券保险合同中,提供保险的一方没有初始投资,但可以获得信用风险溢价补偿。当然,这个补偿必须包括违约风险溢价和系统风险溢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实务者纯粹地利用数学方法来估计信用风险和所要求的信用风险溢价(Glantz andMun,2008)。因为这些数学模型仅仅是对历史数据的拟合,忽视了人类在做出判断时有许多不可量化的信息,因此进行预测时产生了大量的误差,Rajun,Seru,and Vig(2008)对这些大量的预测误差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这些模型对现代银行业来说是无用的而是更糟糕的(NewScienfist,2008)。对于许多虔诚地使用模型的机构来说,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3.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不独立以及评级方法存在问题。评级机构应当是中立性的组织,独立于证券市场的发行者和承销者,具有独立出具评级报告的权力,以保证其客观性与公正性。而事实上,评级机构评级费用是由评级的对象来支付的,因此,评级机构就有可能被评级对象所引导,会不顾事实而做出有利于发行人的评级。为了拿到评级对象的业务,评级机构往往有可能高估评级对象的信用等级。

实际上,信用评级机构所采用的评级模型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评级机构对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的主要依据是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可能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Woellee andKopeeki,2008)。已经有人指出这些模型需要改进(NewSci-entist,2008),纯统计模型不能把所有的可能因素包括进来。另外,统计模型容易在变量之间产生伪相关问题,而当变量的数目增加时,伪相关问题变得更严重。

4.建立模型时没有考虑到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溢价。债券的投资者通常要索取系统风险溢价,因为系统风险是无法被分散掉的,在市场处于衰退时,投资者必定受到损失。现代金融理论的假设是不现实的,诸如没有交易成本以及存在连续分布的收益(Merton,1974)等。因此,尽管资产定价数学模型的准确度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其理论结论往往是失败的。

投资者能够利用信用违约互换对他们在债券和贷款方

面的投资实行套期保值,并且降低风险的套期保值成本非常低,这样,低价的信用违约互换造成了信用泡沫。由于这些被保险的债券和贷款给人的感觉几乎和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一样没有风险,所以这些风险资产风险溢价就下降,降到了信用违约互换成本的水平。导致了公司债券和财政部债券之间的利差非常小,特别是垃圾债券的收益率非常低。

二、对中国的启示

1.要在中国大力发展金融创新。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看起来好像是金融创新造成的,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金融创新。只是由于金融从业人员的贪婪而对金融创新没有节制造成的。金融创新的思想很有合理之处,由于美国低利率政策和房地产的次级抵押贷款,美国的房地产业出现了繁荣景象,带动了美国经挤增长。这样将流动性很低的住房转化成流动性很高的有价证券,同时为市场的融资提供了低利率的资金,降低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层次还是非常低的,不能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而不允许在中国进行金融创新,而是应该借鉴美国先进的金融思想和方法,加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金融业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金融监管贴近市场。金融深化发展之后,交易风险、违约风险越来越高,监管方也会重新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停止金融发展,反而使其继续深化,是因为金融需求持续存在,并随着经济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强化了人们对金融证券市场的依赖度。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金融监管实行多头监管,在金融业务各个环节好像都有监管机构在起作用,但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就没有监管机构起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对于信用评级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的行为监管松弛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对中国来说,金融监管当局不能限制一切的金融创新,但是应该对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予以跟踪,对金融创新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3.应该慎重使用数学模型。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次危机过程中,那些对数学模型崇拜有加的公司损失惨重。这是因为模型的假设和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同时模型应用的环境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所以在使用模型时会产生偏差。还有,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能量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就不能进入到模型中去,但是这些信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面对着利益的诱惑时,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的人员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将一些信息忽略掉,而这些信息可能对于模型输出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这样数学模型就被有意或无意的操纵了。

参考文献:

[1]Boni L,2006.Strategic Delivery Failures in U.S.Equity Markets.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9:1-26.

[2]B.Jameson.“The Blunders that Led to Catastrophe.”NewSclentist ,September 27,2008.

[3]G.Morgenson.“Behind Insurer's Crisis: Blind Eye to a Web of Risk.”New York.Times(September 28,2008).

篇3

摘 要 通过对印度国情的分析来看印度发展微型金融的现实条件、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以促进印度农村经济的发展。印度微型金融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微型金融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印度微型金融SHG 农村贫困人口

微型金融是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包含小额信贷、储蓄、汇款和微型保险等金融服务，国际上称为microfinance。从发展过程和业务开展情况看，微型金融中最主要的业务还是小额信贷和储蓄，其他业务往往是在小额信贷业务和客户群基础上开发的，并与小额信贷业务配合开展。印度微型金融的发展是成功的。

一、印度微型金融的现状

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其人口有10.27亿，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就占到总人口的72%，农民在印度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在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印度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其中，包括监管机构、信贷机构、农村开发金融机构以及农村金融保险机构等。然而，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仍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部门的服务，不得不依靠非正规金融，特别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小商人和手工艺人等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的阶层。为帮助广大的低收入人群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RBI 、NABARD（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和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开展SHG-银行联结项目（SHG-Bank Linkage Program），为贫困人口提供微型金融服务。

SHG（Self Help Group）以及SHG与银行的关系是印度微型金融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小组借贷（group lending）的理念也是微型金融活动成功的关键。1992年，印度借鉴印尼模式由NA BA RD进行了试点，并于1996年在全国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印度的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SHG是由10-20个穷人组成的非正式小组，成员有相似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也面临相似的困难，通过小组的形式可以互相帮助。SHG首先要求成员自愿储蓄，建立小组资金，SHG将小组资金以小额贷款的形式贷给有需要的成员。它是以穷人为核心，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业务，搭建联系农村贫困人口和银行之间的桥梁。

二、印度微型金融的贡献

（一）印度微型金融体系弥补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不足，健全了农村金融体系，提高了金融服务覆盖率高。不但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和信贷机构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工业发展的金融开发机构，还有专门为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机构。印度农村金融的覆盖度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截止2004年3月，联系银行的贷款支付额总计达390亿卢布（约886百万美元）。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低于5%。每个SHG平均贷款36 179卢布，每个成员平均2 412卢布（约55美元）。

（二）印度微型金融降低了借债的利息负担，增加了收入，减少了贫困。SHG成立以前贫困农户只能求助于当地垄断的放债者，承受着极高的利率（据研究显示，年利率36%-60%）。这种剥削关系的存在使放债者越来越富有，贫困农户则陷入恶性循环。SHG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对私人放债者的依赖。现在SHG成员从联系银行获得贷款的利率各地不等，但都大大低于私人放债者索要的利率据2002年在Warangal District对Kalathiya C raneena Banl的案例研究显示，农户末参加SHG的银行贷款利率是13%-17%，而银行对SHG的贷款利率是12.5%-13%。不少SHG成员利用借来的资金开始从事餐饮、小买卖等创收活动。截止2004年3月，全国平均每个农户家庭净收入增长了32%，增加额超过6 000卢比，达到25 000卢比。SHG使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从SHG成立以前的5%降为成立SHG后的31%。

（三）印度从自身情况出发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微型金融体系，多层次、多渠道地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SHG的成立是符合印度贫困人口反贫困的需要，帮助少地、无地的农民、妇女以及手工艺者发展畜牧业、养殖业、手工艺以及经营其他小生意，将金融支持与他们本身的技能结合起来，帮助穷人，促进农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三、印度微型金融对我们的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微型金融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断创新金融机制。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小额信贷作为信贷扶贫工具，金额小、个性化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农村信用社在内部管理上要借鉴小额信贷取得的成就，充分利用联保、等级评分法、农户项目技术辅导等小额信贷经营模式改造自身经营管理机制，根据农户个性化的需求设计金融服务产品，彻底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市场化和客户化导向。

（二）简化和放宽贷款条件，同时要密切关注农民的贷款情况以及资金利用状况，提高小额贷款的管理水平。对农户的农作物贷款或小额贷款，采用信用贷款形式发放；对信用农户短期贷款需求，通过核定、调整信用卡透支额度的方式解决；根据合理需要确定贷款期限，遇有自然灾害，贷款可以连续展期两次。通过方式发放小额信贷。

（三）以立法手段提升机构覆盖面和信贷投放水平，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合理引导和监管，国家应尽快出台《小额信贷管理办法》，填补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法律真空，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四）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发展农村微型金融的政策环境。一是对农村地区金融业务开展给予指导和约束。二是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特殊的监管政策。四是不断改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促进微型金融的发展。

（五）要尽快开放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市场利率定价、市场准入、业务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多做探索，积极引进小额信贷、社区银行等金融服务主体，促进农村微型金融市场化。

综上所述，印度微型金融的发展是与该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和印度微型金融的发展的缺陷相联系的。其模式SHG为该国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提供了脱贫致富的平台，将金融机构和贫困人口联系起来，使得贫困人口也可以获得金融服务来发展养殖业、种植业、手工业以及其他经营，从而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印度微型金融的发展完善了农村金融体系，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促进印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冬青.印度微型金融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启示.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6).

[2]赵敏.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与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07(8).

篇4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确背景，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埋下了隐患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源头是其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从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到2006年末，次贷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贷规模达到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2.以房产作抵押是造成风险的关键

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一旦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房价缩水和利率上升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杀手锏。

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加重了危机的扩散

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

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投资机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也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风险分散机制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变成次级债，将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买了美国次级债的国家，就要被迫为美国的次级危机“买单”。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还不起贷时，不仅抵押贷款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无力向那些购买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支付固定回报，而且那些买了次级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因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失去了高额回报，同样调进了流动性短缺和亏损的困境。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金融机构开始报告大额损失，反映了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大幅下跌。

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资产组合和信用增级的一个过程，也是多种资产叠加、多个信用主体信用叠加的一个过程，在资产证券化后，这种资产证券化组合的信息和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可能趋于更加不透明，导致市场中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读懂其中的风险，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实时的风险定价了。由于对资产真正的价值和风险认知不足，投资者严重依赖评级公司的报告作出决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信用评级也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必要和重要环节。信用评级是否客观公正，是否真正了解金融工具，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本来是从一些低质资产发展而来，“金融创新”则使这些低质资产通过信用评级公司评级获得了高等级标号，事后证明价值被严重高估。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损失不明，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出现了重大风险和损失，构筑在这些证券上信用增强和信用叠加也会如同沙漠上的空中楼阁一般会“瞬间倒塌”，由此必然会引起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恐慌，规避风险的本能加速了投资者的抛售，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灾难也就在劫难逃。在次贷、证券化、信用衍生产品这个风险传递链条中，如果没有信用评级公司的参与，次按危机或许根本就不能发生。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国应引以为诫。

1.认识和防范房贷的市场风险

房贷有房产作抵押，似乎是最安全的资产，但房产的价值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的。当市场向好时，房地产价格上扬会提高抵押物的市值，降低抵押信贷的风险，会诱使银行不断地扩大抵押信贷的规模。但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涨下去，因为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其生产与生存的成本。当市场发生逆转时，房价走低，银行处置抵押物难，即使拍卖抵押物，其所得收益也不足以偿还贷款。这不仅给贷款银行带来大量的呆账坏账，还会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及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银行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提高识别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认识和防范信用风险

次级贷款违约率高，原因在于贷款机构在放贷中没有坚持“三C”的原则，即对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还贷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进行风险评估。从国外的经验看，借款人的基本特征（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购房目的（自住还是投资）、婚姻家庭状况，还贷能力（房贷房产价值比、房款月供收入比、家庭总债务收比、资产负债比等）和抵押物（房产价值、新建房、二手房、使用期限、地段、独户、多层高层建筑等）都与违约率密切相关。

香港在东亚危机中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许多购房者承受负资产的压力，但银行却没有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银行业自身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对个人住房贷款有严格资格审查标准，借款人购房多是自住，职业稳定，收入现金流不变，房产使用价值不变，仍会按期还贷。

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扩大个贷业务中应避免“政绩目标”等非经济和非理性色彩，减少行政手段介入信贷资金配置，加强对借款人还贷能力的审查，对不同信用风险等级的借款人实施不同的风险定价、借贷标准，包括自有资本金、首付比例、利率、期限等，以促进银行从服务风险定价向客户风险定价转变，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个性化转变，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3.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贷款规范

监管部门应监督从事住房信贷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各类贷款和保险产品的营销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让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推进标准化的合约、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规范银行贷款行为和贷后的服务。

4.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

既然金融风险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预测、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提高风险的可控性。因此，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是迫在眉睫，它将对银行体系的安全，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5.政府部门应从危机中得到警示

让百姓安居乐业是政府的职责，但“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拔苗助长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特别在我国抵押担保、抵押保险等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无形中让银行承担了许多政策风险。因此，一个优化的住宅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多样化的统一。政府应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改变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为“租售并举”；并通过信贷、税收、土地政策引导房地产企业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在开工许可审批中优先考虑普通商品住宅。

篇5

除了个别人没有发言以外，基本上都做了发言，特别是有些企业家讲得非常不错。无论是谈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谈在这次危机中做了哪些准备，我感觉都说得不错。我们的经济主管部门，围绕着如何为企业进行服务，包括帮助企业向上争取资金，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发言。6家金融机构、国税局和供电部门也做一些很好的表态发言。

通过上午的走访，总的感觉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企业都在开工生产，工作干劲非常足，我们感到很欣慰。在走访座谈中，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些企业，为了应对这次危机，及早准备，未雨绸缪。有的企业可能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看到了苗头，做了些准备，积极应对这次危机，为今年企业走出困境，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刚才汪凯副县长也讲了几点意见。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增进共识，抗风险、抢机遇、保增长、促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也就是要从这几个方面寻找工作的突破口。下面，我强调六点意见。

第一，对当前经济形势，要正确面对，清醒认识。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我讲的这个变化，就是经济发展的增速明显放缓。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一次经济危机，还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或者叫金融海啸，最初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感觉国际国内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不是到了最低点，有的说到了最低点，也有的说还没有到最低点。经济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肯定不会大起大落。所以，分析当前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这过程中，我们如何去应对。今天上午在走访时，有的企业家说，我们是属于经济次发展地区，所受的影响，可能有些滞后性。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去年开始的，去年下半年，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包括温州一些中小企业集中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经济下滑的形势，今年上半年，内陆省份经济也出现下滑的趋势。从经委调研的情况来看，在9月份之前，我们县少部分企业受到了影响，还有一部分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到了10月份，可以这么说，我们100%的企业都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比如说，牯牛降辣酱厂，受到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内销企业，再一个就是，它还是一个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进行开发的资源型企业。其实，它还是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国内的内需不足问题等等。今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要确保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所面临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

从规模企业看，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增速放缓，二是效益下滑，三是后劲不足。产生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我看至少也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需求不足，订单下降。很多企业都存在订单不足的问题，去年的订单很多都来不及完成，今年却是抢订单。特别是新联、三星、华特电器恐怕都有这个问题；第二方面是产品积压，利润减少。产品积压的最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大幅下降后造成的，产品积压后，带来的就是利润减少，万年红门业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三方面是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刚才座谈会上的很多企业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融资困难。货款回笼慢的问题，我们很多企业都在做加快货款回笼的工作，像佳力电源；第四方面是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这是个共性问题，全国都存在。我们100%的企业都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我们不可小看。

从今年重点项目的建设来看，也是同样的问题，项目投资的幅度下降很大，很多重大项目进展缓慢，后继无力。特别是一些重点民生工程，如地质灾害点治理、两个“村村通”——农村公路“村村通”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乡镇卫生院的建设，还包括高效园区的建设和开发区的建设等等，因资金方面、土地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影响，进展缓慢。所以，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判断，才能对下一阶段以及明年的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加快发展的信心，要更加坚定，永不言败。面对困难，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在上午的走访中，我们企业老总的信心都很足。还特别谈到，这次危机可能还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在这次的重新洗牌中，我们的企业如果不被淘汰出局，我们就取得了胜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能够挺住，能够战胜这些困难，后面的希望就很大。所以我们一定不在有悲观情绪、麻痹思想。可能有少数企业，有麻痹思想，认为这次危机对企业影响不是太大。还有一种消极情绪，认为这次危机影响太大，只有停产，看不到企业的出路。还有的少数企业在等待政府的救市。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现在全球总共拿出了四、五万亿美元，我们国家也拿出了不

少。刚才发改委也透露了，2009年的国债在1500个亿的基础上要增加，并且对国债项目的安排也提前，提前到在这个月和12月份把国债计划安排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请我们的重点经济主管部门，要派人常驻到省里，甚至到某去，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县域经济发展，多争取一些项目，多争取一些份额，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取得先机。有国家、省、市里的支持，有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次危机。最近省里出台了14条，这14条每一条都有“含金量”，省政府是拿出了25个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市里也召开了有关会议，也相继要出台一些政策，我们县也要认真分析、加紧研究。

第三，出台的政策措施，要跟踪对接，强化落实。首先，上级的政策要紧盯不放，要抓牢。刚才我已经说了，国家这一块的国债，包括计划内的投资部分。第二块，就是对省里出台的14条，我们如何抢抓机遇。我们的有关部门要主动出击，主动为企业出谋划策，想办法，争项目，争资金；第二，本地的政策要尽快研究，要抓紧。请发改委、经委、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围绕省政府14条，制定出台我们县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可以从财税支持，税费减免等各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使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这次危机中战胜困难；第三，新出台的政策要跟踪落实，要抓好。现在整个经济形势的确定性还很大，对中央、省、市的后续政策，做好跟踪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针对“三农”问题，会陆续出台一些政策。这次的国债政策，导向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的相关部门要积极与上级沟通，加强联系，随时掌握政策信息和工作动态。

第四，对企业的帮扶，要自觉主动，协调配合。对企业服务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现在是特殊时期，所以对企业的关注要特殊、采用的手段要特殊、实施的政策也要特殊。我想，对企业帮扶，总的要求是“三有、四能”：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能予则予、能减则减、能免则免、能缓则缓。最终达到三个“一批”的目标：通过出台一些相关政策，促一批企业上水平、保一批企业渡难关、上一批企业增后劲。这方面，徽州区做得比较好，徽州区在省政府还没有出台14条之前，就出台了一些保增长的措施。徽州区能做到的，我们也要做到。所以，我刚才说，请发改委、经委、财政局在财税扶持、规费减免、资金融通、信息服务、市场开拓等方面要制定相关的政策。这个政策要尽快出台，在星期六上午的会上要拿出来。

对企业的摸底调查工作，由汪凯同志来牵头，经委、统计局、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不仅对48户规模企业，对更多的小企业也要做好调查，重点企业重点帮扶，重点项目重点照顾，可以派出工作组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部门对所有客户都要主动上门搞好服务，刚才6家银行也都作了很好的表态。我强调一点，金融部门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国家的货币政策来看，今年年初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到下半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进行了调整，应该说，对我们企业，对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银行部门可以大有可作为；工商、税务、质监、供电等部门也都要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提供帮助；宣传部门要组织力量报道一线企业抗风险、保增长的好经验、好做法；纪委监察部门要结合“政治生态建设年”活动，加强对部门包括中央、省、市驻祁单位作风建设、行风建设方面的督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了部署，先是明查，再是暗访，以此来提高工作效能，切实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各位领导，包括分管领导也要组织相关部门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第五，重点项目建设，要加快推进，确保完成。关键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强谋划。已经做了安排和部署，发改委谋划了一批项目，还要进一步加大谋划的力度。特别是近期，国家政策和投资方向做了调整后，要抓住机遇，原来我们很多没有做成的项目，这次都有机会挤进国家省市的盘子，这是一个机遇。发改委要拿出更多的项目，挤进国家省市的盘子；二要主动对接。对一些重大项目，有关部门、项目业主要主动加强对接，确保项目的稳步推进。发改委、经委、农委、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要派出人常驻省里，及时了解信息，加强沟通联系，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积极争取项目。市里很多部门都在加班加点，晚上都在加班，都在积极向上报项目，我们也要有这个精神，晚上要加班，星期六、星期天都不能放假，要把我们的项目报上去，想尽一切办法挤进国家和省市的盘子；三要加快进度。对于在建项目要采取措施，加大力度，确保工程进度；对于没有开工的项目要尽快开工建设；四要加大招商。目前，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压力很大，大的项目，牵动性强的项目很少，在谈的项目也很少。我们要利用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抢抓机遇。特别是要利用11月19日召开红茶节的机会，广交朋友，把我们的资源、生态、优势向外推介。在红茶节上我们还要召开一个招商引资的对接会，力争有更多的项目落地，有更多的投资商到祁门来投资。

篇6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08-0038-04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并推动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先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3 月31 日正式公布长达218 页的《监管改革蓝图》，提出了一系列监管改革建议，以减少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促使监管体系结构更加现代化｡接着在近期举行的七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会议上，也提出了多项加强监管改革的措施｡美国同时也在酝酿另外一份提案｡综合来看，金融稳定和风险管理成为此次加强监管的核心内容｡

一､美国财政部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

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公布的《监管改革蓝图》，采用减少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促使监管体系结构更加现代化的措施，加强对金融稳定､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经营行为等方面的监管｡

(一)以授权和加强协调为近期措施

一是授予美联储更多知情权､审查权｡授予美联储可以向所有借入应急流动资金的金融体系参与者(包括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索取更多信息或进行实地审查的权利，评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以及有关活动对整体金融稳定的影响｡

二是成立针对按揭中介机构的监管机构，即联邦按揭监管委员会(Mortgage Origination Com-mission，MOC)，以制定按揭中介机构准入规则和按揭规则;分清联邦及州的按揭监管分工｡

三是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WG)的监管及金融政策协调机制｡

(二)以监管机构的部分整合为中期措施

一是将货币监管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与储蓄机构监管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OTS)合并，并在两年内将联邦储蓄机构监管规章转变为国民银行监管规章;二是重新划分对州立银行的监管，由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时监管改为一个机构统一监管;三是将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升级，设立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建立类似银行业的联邦和州双重注册制度，取代目前仅由州监管保险业的做法，并制定联邦保险监管规章;四是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合并;五是对支付结算系统进行监管，由联储局负责，并制定联邦监管规章｡

(三)以监管机构的全面整合为远期措施

美国现有7家监管机构，分别是:货币监理署(OCC)､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分别监管商业银行､储蓄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等｡方案建议将现有7 家的联邦监管机构整合为3家，分别负责金融稳定､金融风险和金融行为:一是保留并强化美国联邦储备局，在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加强监管｡有权收集和披露适当的信息､与其它监管机构合作制定规则､对金融机构开展联合审查及采取必要的稳定金融市场的措施;二是设立新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负责金融风险｡对受联邦担保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性进行监管(主要是现有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 的职能)，实施类似于对接受保存款机构的监管;三是设立新的商业营运监管机构(Business Conduct Regulator)，负责商业行为监管，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主要是现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的主要职能及银行监管机构的一部分职能)｡

上述方案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监管效率､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

二､G7金融稳定论坛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

G7金融稳定论坛于3月28-29日在罗马召开，并了“采取措施加强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应对能力”的建议报告｡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五项:强化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估值水平，改变评级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强化监管机构的风险反应能力，加强应对金融危机的安排｡

(一)强化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

报告建议加强对BASEL II约束条款的执行，特别是对于证券化项目､表外业务及对OTC衍生品｡报告建议BASEL II提高对于结构化信贷产品(如担保或抵押的资产证券化)､表外项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的信贷头寸､证券公司的交易账户提出附加的资本要求;强化对表外流动性便利的资本要求;要求监管者评估和决定是否需要额外的资本要求;

鉴于流动性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BASEL委员会将于08年7月份流动性管理指引，包括流动性的识别与衡量､压力测试､监管者角色等方面｡

监管者要监管银行和证券公司加强风险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的执行，并提高前瞻性，特别是对表外业务;BASEL委员会将进一步包括集团风险管理､加强压力测试､管理表外业务､证券化产品以及杠杆产品的指引｡市场参与者必须立即行动以保证与场外衍生品有关的清算､内控和操作的基础设施的健全性｡

(二)提高透明度和估值水平

鉴于危机期间的混乱和非透明性已经充分显示了与结构性产品及表外机构有关的可靠估值和有价值的风险揭示对市场信心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如下:

要求金融机构在风险暴露､估值､表外业务及涉及的法规方面，做更多的有意义的､持续的定量和定性的信息披露，以重塑市场信心｡各有关方都应当参与这一进程｡2009年BASEL II将财务披露的进一步指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需要尽快改革资产估值方法和信息披露标准，以正确反映因信贷危机导致流动性大减的资产价值以及它们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并与其他部门合作，推动标准的国际融合｡BASEL委员会将指引以改善监管机构对银行估值过程的评价，并加强实施｡

(三)改变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和作用

国际证券委员会将在2008年年中修订信用评级准则，信用评级机构需要根据上述修订尽快修订自己的评级流程，管理结构性产品评级中的利益冲突;将对结构性信贷产品的评级与传统债券的评级区别开来，增加信息披露;信用评级机构需要提高对基础数据质量､与基础数据提供有关的人员的尽职情况的审查标准｡投资者需要重新考虑信用评级在他们投资行为中的作用，改变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或者退出该有关投资｡监管机构应该检讨评级机构的角色，使他们的作用与促进投资者独立判断的出发点相一致，而不能诱导和替资者的独立判断｡

(四)强化监管机构反应和处理机制

强调将监管和风险分析付诸行动;确保监管对象有足够的能力理解和管理有关的风险;定期与银行最高管理层直接接触;提高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监管合作程度，2008年底将为主要国际性金融机构量身定做国际性监管团体;改善国际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定工作｡

(五)强化对金融体系危机的处理安排

一是中央银行须增强其运作架构｡要在操作的频率和成熟性､可用工具等方面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应对非正常情况｡尽管如此，还是有可完善之处:

为应对对流动性日益增长的但又不确定的市场需求，货币政策操作应该能够做到在不大幅度降低隔夜利率的同时，迅速而灵活地向市场注入可观的流动性;政策框架应该包括具备频繁操作的能力，针对更广范围的抵押､更广范围的到期日和更广范围的对象，央行应该具备在需要时应用更多种类的工具的能力;为更好的应对危机，央行应当考虑建立应对摩擦性资金需求的调节机制，这比紧急性资金注入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为应对外汇的流动性问题，央行应当考虑在内部建立互换机制，并考虑将抵押品扩展至跨国界和跨币种｡

二是监管机构须强化危机处理的合作｡历史经验多次表明，加强广泛的合作对提高危机处理效率至关重要，特别是针对危机银行｡

在国内，监管机构需要审查､加强处理的法律权限､明确各监管机构在处理危机银行中的职责;国际范围，监管机构应当加快在这方面的工作，将对危机银行的处理计划进行信息共享，将跨国问题进行分类，以决定如何解决发现的问题;监管机构应当在存款保险上确认一套国际性原则，以此检讨国内的存款保险安排，并强化所需要的安排;对于最大的跨国金融机构，最直接的监管者应与央行共同成立监管小组，以专门负责跨国性危机处理安排;监管机构应共享关于危机处理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吸取危机处理的基本素材｡

三､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与作用

(一)以风险的监测､监管和快速处理为核心

美国的监管改革报告和G7稳定报告都强调了加强事前监测监管､进行更透明的信息共享､强化反应和处理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加强对BASEL II约束条款的执行，强化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并增加透明度和改变评级机构的作用，强化监管机构反应和处理机制，将监管切实付诸行动｡

(二)对央行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国改革的方案和G7稳定报告都突出了央行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强调了央行事前监测的角色和作用，并建议央行增强其运作架构，要在更高的目标､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频率上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成熟性和灵活性，以应对非正常情况，这些都对央行的架构､职能､操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具有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监管改革蓝图》和G7稳定论坛的报告均对危机的处理起到了较及时的作用，前者更为直接，后者则更偏重于总结和指导｡有利于缓解次贷危机的蔓延，促进监管体制的改革，有助央行在危机中的迅速反应和完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更严厉的监管提高了市场的成本和风险溢价，恶化投资环境;美元贬值和美元利率过低可能继续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等｡尽管如此，监管改革的新动向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就是要不断完善监管架构和监管方式，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四､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一)改变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

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发生危机的根源在于住房按揭贷款门槛的降低和监管缺位，也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无限扩张的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例如国际金融协会早在2007年3月就已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原则”，强调银行的自我监管，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并未具体落实，导致次贷危机时束手无策｡因此，应改变过度依赖内部监管的理念，加强外部监管｡

(二)辩证看待金融创新，改善金融创新监管

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不是万能的，有它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的不利之处在于:

一是便利了风险的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在发生风险时也就放大了风险;另一方面，从个体机构而言，金融创新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不断在累积，且由于个体的暂时无风险而刺激个体机构不断的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

二是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因此难以准确计算风险暴露，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为风险潜伏埋下隐患｡

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为首的议员正准备提交另一份改革方案，要求对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衍生品市场等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转移风险的特性导致了市场上次债规模的失控，因此，需要加强对创新产品的监管，提高结构信贷和证券化产品的资本充足率，以有效控制创新产品规模的非理性扩张，减弱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漏洞获利的刺激，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是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结构和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三是提高创新产品估值水平，正确反映创新产品的风险收益;

四是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预警｡针对金融创新的固有缺陷，需要加强对市场上金融创新产品､表外资产的监测预警｡

(三)采取适当的综合监管措施，并加强跨国监管

一是需要适当的综合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对监管机构的整合，实际上是向着混业监管､统一监管的模式发展｡目前除英､德､日等14 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综合监管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降低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因此，即使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适当的综合监管和监管协调也是必需的，因此要进一步的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必要时，设立专门的监管和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以行业为导向的监管框架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二是加强央行金融稳定的职能｡从此次次贷危机的处理来看，发挥金融稳定的职能是加强综合监管的最主要措施之一｡危机发生时，美联储的紧急救援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也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而救援的对象已大大扩展｡G7稳定论坛也提议大型银行需要被要求向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应急计划，以在必要时更好的缓解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状况｡因此，央行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赋予央行金融稳定更广泛的事前监查职能，增强金融稳定服务金融市场的前瞻性｡

三是需要加强跨国监管｡从金融危机的发生来看，危机不会限于一隅，而往往是整体性的，当一个集团受到波及时，其下各分支及子公司决不会独善其身｡因此，需加强跨国协调与监管，不仅要监管金融跨国集团在我国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还需要监管该公司的母公司或集团整体｡这对于目前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法人机构的监管借鉴具有重要意义，设立法人机构并不能完全杜绝在境内的风险，因此不但要加强对境内法人机构的监管，还需要加强对其集团整体的监管，因此需要加强跨国监管｡

参考文献:

[1]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Recommends ：Actions to En-hance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Press release，7/2008E.

[2]Paulson Financial Regulation Reform Plan Already Faces Discounting，Thomson Financial News， 4 April 2008，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0608

篇7

关键词：三元悖论；金融安全；资本流动；人民币区域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93—04

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得兼的矛盾。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中的“三元”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是决定中国金融稳定的核心因素。从“三元”角度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研究如何在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确保国家金融、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三元悖论”理论简述

1999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提出，宏观经济通常有三个目标——以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以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各国最多只能达到两个目标：要么放弃汇率的稳定性，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要么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制，甚至像欧盟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要么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保罗·克鲁格曼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不可调和，同时最多只能实现两者。

二、中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

（一）发展过程与现状考察

1.资本流动

（1）资本和金融账户逐步开放。我国于1996年12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条款的第2、3、4条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积极有序地推进。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步伐，初步形成了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流入已达到相当规模；二是对外资本输出逐渐增多；三是利用外资渠道多元化，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从最初的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如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扩大到境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境内发行外资股、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

（2）大量隐性资本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隐性出入现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从1996年到2008年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余额4次为正、9次为负，2001年以前都保持负值，存在隐性资本的流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一步扩大，其数额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在我国面临资本流入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该数值依然连续两年为负。

2.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4年-2005年，我国实质上是以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长时期保持在1美元兑8.27-8.30人民币左右的水平，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3月1日，央行宣布实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汇率原则。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根据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发展，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给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出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具灵活性。

3.货币政策

我国1994年后的货币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7年。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对付通货膨胀。第二阶段，1998—2002年。我国经济出口量开始大幅下降，总需求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货币当局转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货币政策转为紧缩性政策，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等。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自由化的推进，为维护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强烈冲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发生了几次明显冲突：1994—1996年抑制通货膨胀与人民币缓慢升值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迅速下降和抑制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投资过热的冲突（2005）。

（二）发展趋势考察

1.资本自由流动趋势不可逆转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势不可挡，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目前我国资本项目还存在着一定管制，这与经济、金融自由化深化的趋势相悖，也产生了严重弊端：妨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扭曲资源的合理配置，制约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将会逐步放开，而不断增强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会在未来中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资本自由流动加强的趋势不可逆转。

2.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开始升值，但是这一过程相对缓慢。在资本自由流动日益加快的客观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存在制约。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制约。二是货币政策的部均衡目标难以实现。特别是在这几年宏观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难以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的弊病表露无遗。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限制。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影响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外汇储备的波动将造成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将减低。因外汇占款而投放基础货币，央行一般会进行“对冲”操作。在控制汇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下，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与货币供给结构的改变，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2010年6月，央行在其官方网站上新闻，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被认为是中国重启汇率制度改革的信号。尽管人民币汇率不会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但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和对我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将继续深化。

3.人民币区域化势头明显

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公布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较快，企业和银行对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需求不断增长。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北京、天津、、新疆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广东省的试点范围由4个城市扩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则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化会明显加快，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序推进。央行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同时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旨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从“三元”看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

（一）资本流动与中国金融安全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国际过剩货币供应量时刻在寻找出路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诱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早已成熟，这些资金在那里很难找到获利的机会；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刚刚放开资本市场的国家将成为这些游资追逐的目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项目的开放势在必行，开放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如果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吸纳骤然流入的巨额资金，大量投机性很强的套利资金流入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以牟暴利会引发市场动荡，给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我国尚未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资源和流动性的迅速增加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反而很可能会刺激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促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化。

（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中国金融安全

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更加困难。尽管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资本交易项目中，我国有一半左右的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甚至严格管制，但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不可低估，而且我国逐步放松资本流动管制的趋势不会逆转。在资本账户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升值波动趋稳的条件下，根据“三元悖论”原理，货币政策独立性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货币政策这个主要的经济金融政策工具丧失了独立性，那么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失衡问题就少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手段。特别会对银行的脆弱性产生影响。因为，银行业开放对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影响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清偿能力，如果东道国的当地银行相对缺乏效率和资本，会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中国金融安全

1.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实体经济

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汇改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保持在双位数以上；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趋于灵活，货币政策也取得显著效果；国有银行改革也加速进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具有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特征，因此当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实体经济波动会相当明显。2008年起，受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危机影响，实体经济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出口额下降。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达20.9%，其中出口增长19.3%，11月起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进、出口双双逆转为下降，2009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出口额回落导致大量企业减产甚至倒闭。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报告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出口大户纺织业中，倒闭的中小企业更是超过1万家，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实体经济的下滑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并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进而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2.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缺少汇率风险规避机制。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将具有更大幅度的弹性，市场主体将不可避免遭遇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我国现有外汇市场体系在交易品种和规模上都远达不到避险要求。二是巨额外汇储备无法有效运转。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11.48亿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元及美元面值的债券，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问题也浮出水面。在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依靠发放央行票据来勉强维持外汇供给平衡，而吸纳外汇储备却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也造成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压力。三是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出预期，出口企业能把以美元计的成本提高转嫁到更高的产品价格上，那么出口需求将会降低；如果出口企业无法转嫁成本，那么其利润率将会受到挤压。这两种情况都将抑制出口部门产能的扩张，也将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如不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一定风险。

（四）人民币区域化与金融安全

1.人民币区域化微观经济基础薄弱

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需要牢固的微观基础。人民币区域化要求中国的银行和企业走向世界，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刚起步。人民币区域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更多的风险暴露。人民币一旦实现可自由兑换，国际游资可自由出入，在企业和国民缺乏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2.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即将全面展开，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一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解决的是贸易便利化问题，资本及金融账户交易的人民币结算解决的是投资便利化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数量增加，频率升高，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越来越大，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就越大。二是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后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权。当这种债权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海外持有的规模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国央行在海外的信誉、宏观调控能力以及金融监管的信心。二是货币供应量能否再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考虑。因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大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这部分资金将更多地随着境内外、本外币的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变化而流动，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发生变化。三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这两项措施实际是相互关联的：从短期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规模扩大有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降低了汇率风险。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带来契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人民币趋于市场化及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测算，有利于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全面展开；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的增加又会使人民币实际需求量及供求关系更加显现，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3.人民币区域化需承担的国际责任可能过重

篇8

关键词：人才；优秀；使用；危机

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失业率上升和就业压力增大，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亦不能独善其身。但金融危机总有结束的一天。危机过后，各国、各地、各行业必将竞相加快发展，必然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最大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有超前的眼光，以超常规的做法，在危机之中抢得先机，把金融危机之时作为人才储备之期，大力引进和储备优秀人才，为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做好准备。

一、优秀人才的招聘

企业需要适合本企业的优秀人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引和招聘优秀人才。对于优秀人才的招聘更要考虑周全，因为优秀人才有其独特的地方，被众多企业关注，自己的发展空间选择机会很多，对于优秀人才的招聘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企业自身依靠一段时间的发展，在企业进行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的过程中，本企业的土壤会培养出一批适合自身发展的优秀人才，在伴随企业成长过程中自身的能力得到了培养，潜力得到了发挥。企业要善于发现这样的优秀人才。 二是对于优秀人才的外部招聘推荐通过猎头公司获得，因为优秀人才往往都已拥有一份工作，甚至没有必要去寻求新的职位。

二、优秀人才的使用

真正的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拥有了对本企业有价值的人才，企业能否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要看这些人员是否能满足企业现状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对企业招聘来的优秀人才，企业必须给与重视和重点培养，也就是要做好优秀人才的使用。

企业需要通过建立常规制度对员工状况进行盘点，采取科学的方法，利用考核和测评手段对员工的职位履行能力、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进行有效地评估、分析，包括员工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的动态评估。对每一种工作进行精密的分析，确定这项工作的性质，难易程度，所需学历、能力、经验等，据此安排适合这项工作的人，尽量开发出优秀人才的潜在才能。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完成人生职业的规划，同时也能使他们在企业中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能够与企业命运共联。优秀人才当中，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努力晋升为管理者，另一部分却希望在专业上获得提升，因此，应建立迎合需要的职业管理机制来满足不同价值观员工的需求。

培训可以塑造优秀的人才，通过培训优秀人才的潜力也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可以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不再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而是边际收益递增的。优秀员工的知识技能也需要不断的更新，补充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节奏。对于优秀员工的培训一定要有针对性，一方面配合企业的战略规划，同时结合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形成共同发展、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这是优秀员工管理的最佳境界。由于培训是企业的一项投资，所以进行培训时企业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自己的投资结果，防止培训后员工的流失。合同是企业和员工权利的法律保障，加强对合同的管理，不仅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也保护了员工的合法权利。把合同纳入培训管理，一旦出现纠纷，企业和员工都能够通过法律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要用好优秀人才，也要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用优秀的文化来吸引人、塑造人。企业文化对于优秀员工管理的重点在于企业远景目标与优秀员工的个人愿景。优秀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某种程度上说，优秀员工决定了企业远景目标。所以企业在制定目标及战略规划时，应提供机会让优秀员工参与决策，取得他们的认同和理解，化企业远景为个人愿景，从而激发优秀员工自发的、长久的奉献精神。

三、优秀人才的保留

优秀人才难求，优秀人才更难留。企业能否留下优秀的人才也是衡量企业是否优秀的关键内容。企业内部应该不断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让优秀人才与企业共命运，也只有这样，企业才会不断地发展。

要想留住人才，首先就要树立现代的人力资源观。现代的人力资源观认为对人力的投入不是一项花费，是一项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是有收益的，并能不断产生出更多的回报。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这要求企业围绕战略目标，系统地看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以指导整个人力资源工作。高层决策者在制订战略时，应同步思考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人力配置。不论是人力资源部，还是其它部门，都会被围绕“人”的系列问题所包围，人力资源的管理是全体管理者的职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大部分工作，如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激励等，都是通过各部门完成的，人力资源部这时主要起协调作用。

具体操作时，可参考下面的激励措施：

1.竞争力的薪酬。对于优秀人才来说，他们所创造的效益远远高于企业员工的平均收益，那么他们的价值也应远远高于社会平均薪酬。因此，优秀人才的薪酬应随行就市，确保其薪酬水平与其创造的价值相应。只有支付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酬，才能满足优秀人才的需求，优秀人才才可能不被竞争对手挖走。薪酬虽然是短期的激励，但是它的激励作用是其他方法都无法取代的。

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结构 权衡理论＼

一、引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不仅面临不确定性更高的外部环境，还需要比平常更多地担负起许多企业职能以外的政策性负担，被迫去接收地方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因此其资本结构更容易受到自身盈利能力和外部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对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危机期间银行更为明显的信贷歧视，民企获得外部融资非常困难，其借债能力的显著下降影响了资本结构决策。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研究，为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环境。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的归纳和评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呈现全文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从资本结构的决定理论来看，权衡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对调整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即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调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会主动向目标债务水平进行逐步接近。

国内外研究从数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针对美国样本识别出资本结构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长性、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行业债务比重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盈利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则针对37个国家的超过15000家公司进行研究，则为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国际对比经验，识别出最重要的因素为上一期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行业债务水平，国内的研究中，顾乃康et al.（2007）借鉴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识别出公司规模、营利性、产业因素、名义所得税率、成长性等五个核心变量。此外，还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针对国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长能力（童勇，2004；连玉君和钟经樊，2007）等财务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调整成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外部融资环境，考虑了制度因素（李国重，2006）、市场化进程（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宏观经济（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何靖，2010）、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2008）、地区差异（麦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融资环境的改善均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三、样本来源和变量统计

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我们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财务数据，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并基于公司特征变量进一步筛选满足本文实证条件的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选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仅发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公司；（3）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分别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就核心变量―资本结构的定义而言，资本结构表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总债务（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使用TobinQ衡量投资机会。托宾Q定义为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我们用Cflow衡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衡量。

我们用Cash衡量现金持有。对于现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业的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

我们用Size衡量公司规模。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在数亿到数千亿之间有巨大的波动，直接采用该变量回归使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存在严重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将其对数化，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

我们用Tang衡量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即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资产，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占据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此外，我们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会规模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下表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四、实证结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设定如下。

Tlit=axit+eit（1）

其中，控制变量xit表示影响了资本结构的公司财务特征和治理结构，具体包括了在资本结构研究中最常用的现金持有、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现金流、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重、高管薪酬和股东持股比重等公司治理变量。

第（1）栏为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数据的静态模型进行截面加权最小二乘（WLS）估计的结果，仅仅使用了公司财务变量；第（2）栏考虑了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的结果；第（3）栏考虑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可能存在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公司治理变量；第（4）栏、第（5）栏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的结果；从表2中金融危机期间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变量对负债水平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

首先，规模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规模越大的公司负债水平越高。大规模的公司多元化程度更高、公司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更低，更能有效利用债务税盾带来的优势，因此，大规模的公司负债水平更高。

其次，成长性越高的企业负债水平越高，原因在于，根究权衡理论，高成长的机会投资水平更高，因此应该积累更高的债务融资用于投资行为，因此成长机会与债务水平是显著正相关的。

再次，现金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为了防止未来的市场风险和投资机会的融资需求，公司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资产，并通过低负债的形式来保持一定的负债能力。

但是，有形资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权衡理论下，资本结构与有形资产比重正相关。对那些高研发投入的公司而言，通常负债率都显著较低。

此外，除了董事会规模以外，管理层持股比重、高管薪酬和股东持股比重等公司治理因素也显著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表2 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丰富和扩展了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加深了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理解。其二，对危机的研究是经济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本文从实证角度，基于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分析了危机环境下企业负债决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不仅丰富了现有的危机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可以为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提供具有现实价值的指导。

参考文献

[1]Frank，M.，V.Goyal，2009，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which factors are reliably important，Financial Management，38（1）：1-37.

[2]？ztekin，？.，M.J.Flannery，2011，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顾乃康，张超，孙进军.影响资本结构决定的核心变量识别研究，当代财经，2007（11）41-48.

[4]洪正.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导决定因素及其变迁逻辑，经济评论，2005（003）：51-56.

[5]江伟，李斌.制度环境，国有产权与银行差别贷款，金融研究，2006（11）116-126.

[6]李朝霞.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主要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10）：5-12.

[7]陆正飞，祝继高，樊铮.银根紧缩，信贷歧视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损失，金融研究，2009（8）128-140.

[8]潘越，戴亦一，李财喜.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09（005）6-17.

[9]李国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目标调整：制度特征导向，会计研究，2006（12）68-75.

[10]连玉君，钟经樊.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南方经济，2007（1）23-38.

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影响 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189-02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式尤其是信用风险与发达国家的信用风险相比具有显著不同，我国银行信用风险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风险。一方面银行体制不明晰、企业体制不健全、市场融资机制不规范，扩张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效率低下，风险管理系统仅在某个业务部门有所表现，但是就整个行业而言，它是零散的，缺乏一种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统一管理。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信用风险居高不下，正是因为这种信用风险管理覆盖面不全，致使金融创新产品管理混乱，而风险管理机制不建全更加速了风险产生。从整个风险管理模式来说，我国商业银行评估风险、量化风险的技术还比较落后、简单，在制度与资金计划层面，关键的一些参数和计量模型，还没被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采用。同时由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与科学的管理理念的差距，及风险管理文化的缺少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风险。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造成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影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扩大，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从2007年年初开始，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的不断加剧，其影响首先表现为股市的大幅震荡。受经济增长放慢，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等多种因素影响，股市在大幅震荡中持续走低，交易额和融资量明显减少，到了2008年上市公司的业绩降幅也逐渐增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虚拟经济扩展到实体经济，其中金融机构运营损失增大，不管是在银行业、证券行业、还是保险业都因为金融危机造成不同程度的资产规模减小和投资风险的增加。

2.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中，我国商业银行所受的直接损失有限，总体来说商业银行的运营比较稳定。某种程度上促使国内银行业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贷款风险管理制度。金融危机也为我国银行业加快改革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机会。但金融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多地作用于银行，国内银行正面临着不断加大的经营与盈利压力。从其经营模式来看，在市场行情趋冷、消费信心受挫的情况下，银行作为社会支付、融资和财富管理中介职能的发挥受到了很大抑制。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经营模式单一，盈利结构不合理。（2）贷款结构不合理，房地产贷款占比增速过快。（3）资产质量受影响，大量不良贷款反弹。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沿海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出口贸易型企业遭受重创甚至倒闭，这使得银行部门投放在这些企业上的贷款大多成为了新增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的增加也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下国内中小企业的资金经营压力，使一些有生存能力和充足资金的中小企业在对危机发展不确定的心理预期下也纷纷主动关门，致使私人部门的投资下降，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不仅可以推动我国商业银行更好更健康地发展，而且可以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3.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1）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属于高风险行业，所以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的业务普遍存在风险，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原因是商业银行业务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商业银行是信用的融资中心，在这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信用多边关系中，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商业银行地位与特殊的作用，其不仅向社会提供信用，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信用，它派生存款的放大功能在风险发生时会将损失同样放大。使其一旦发生风险，就很容易蔓延与扩散。这种风险在商业银行业务开展过程中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所以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贯穿商业银行整个经营活动的全过程。（2）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现状及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家为缓解金融危机而出台了新的“国十条”政策，为扩大内需而投放了巨额贷款。这笔贷款调动了银行的积极性，在2009年全年银行新增贷款为9.59万亿元，较2008年增长95.3％。从总体来看，银行业的经营质量和宏观经济未来增长是高度相关的。经济出现可持续的向好发展，银行业坏账就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爆发，而在这笔巨额的贷款中除了用于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的大部分的贷款还是流入了房地产和证券业，本身就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与其真实价值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的拉大，很容易造成房地产的泡沫。而这一笔巨额贷款不知道具体有多少资金流入证券市场，过多的钱推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也预示着信贷的高增长。而这种异常繁荣的资本市场的背后，就可能带来银行的大笔的坏账损失，为银行的风险管理埋下了隐患。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启示

1.加快经营模式的改变，优化收入结构。商业银行应该加快业务创新，在对传统业务信用风险管理的同时积极发展中间业务，改善盈利结构，推出新的负债种类，吸引资产扩大资金来源，同时优化存款结构。在贷款方面，不断推出新型贷款种类，使贷款方式灵活多样。从组织架构、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推进中间业务的发展，拓宽表外业务，不断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提高对创新型业务和中间业务的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占比。表外业务的创新发展，将推动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转变，但也显示出其高风险的一面。表外业务的创新发展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其发展的水平应与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相匹配。对处于创新能力较低的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其表外业务在与国际主流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相比，在规模、结构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表外业务品种过于单一，范围过于狭窄，层次较低，与利率或汇率有关的或有项目及其他衍生产品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继续加强表外业务创新，大力拓展表外业务，优化收益结构。

2.风险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在过去的20年里，银行的管理重点由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过渡到以风险计量和风险优化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根据监管要求，银行必须从经营收益中提取足够的拨备，以缓冲预期损失；同时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不低于8％，以缓冲未预期损失。通过完善各种监管手段和方式，实现对各商业银行从市场准入到市场推出的全面管理。监管重点在原有以合规性为主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合规性和风险性并重；抓紧制定已出台的商业银行法规的实施细则，以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尽快制定网络银行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方式，强化社会独立审计体系和其他社会监督的作用。

3.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要同步。在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产品和经营模式的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银行的竞争能力。各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为改善服务质量和提高服务效率，大力推进并有效利用金融产品创新。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加强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增强以消费信贷等为代表的新贷款业务的比重，发展个人理财业务，推动以信用卡、衍生金融工具等为代表的中间业务的创新力度，优化银行盈利结构。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必须以风险控制为前提。创新包括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这些都是以风险的有效控制为前提。一个好的金融创新产品不仅要有效地建立经营管理风险政策，还要慎重地制定业务风险管理政策，梳理经营管理流程，使风险程度始终处于可控的状态。在应对危机时，企业会有新的需求、新的服务工具和新的产品的要求，也应该是商业银行进行创新的重要时期。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涌现出大量的创新，形成一个创新发展的高峰期。商业银行要根据企业的新的需要及时创新业务模式、新型产品和服务方式，提高对企业的服务能力，满足客户新的需求，在新的层面拓展客户服务能力。这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和积极态度，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特别注重资本充足率风险，根据不同银行的风险取向确定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建立完整、科学的风险测量方法，应用完整科学的风险监控工具，科学制定风险控制参数；要高度重视风险数据的积累和完善，特别是对历史数据的整理和分析，通过数据积累判断未来风险；要明确风险政策，使之具有可执行性；要严格控制操作性风险，完善银行内部控制的体制机制，健全制度，精细管理；内部人员管控、制度执行、授信业务审批流程、激励机制、信息系统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都要加强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4.提高对存款立行积极意义的认识。存款是商业银行一切业务的基础，特别是在贷款监控仍然是“以存定贷”的经营模式，实行严格的存贷比控制的情况下，银行放贷的总量是由银行吸纳存款的总量来决定的。各商业银行内部也是严格的存贷比控制。这种“以存定贷”的经营模式、以存款作为放贷标准的方式更有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坚持存款立行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形象，存款规模的大小从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这家银行的营销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通过存款建立广泛的客户基础，为银行产品提供营销平台；存款也为银行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业务基础，从而为银行提供了稳定的盈利来源；通过存款立行可以有力地推动并提升银行品牌；通过存款客户可以为中间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

5.以服务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危机。商业银行的服务能力是商业银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基础。商业银行作为特殊服务业，其本质是提供服务，商业银行通过改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是提高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现在应该重提服务兴行这一基本战略，特别是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提供的产品趋同，服务手段趋同，卡功能趋同，服务质量就成为提升银行品牌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服务质量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服务质量的内涵上升为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如理财室、理财中心等。商业银行的服务成为功能完善、服务效率高、专家式理财、设施齐全、诚信文化、历史责任感的品牌。要细化服务对象，按特点、对象和目标分为生命客户、重点客户、潜在客户、控制客户，为不同的客户实施不同的服务手段和服务组合，配合不同的服务战略，使客户服务细化和专业化。细化服务流程，从业务营销向顾客营销转移，从单一业务营销转为根据客户不同业务需求提供不同的组合和产品，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全方位服务对接，实现商业银行服务质量的提高。培养服务文化，由被动的管理事和物以及向客户提品转为管理人和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服务；从管理人的行为向管理人的思想并逐步形成一种服务观念、理念转变；从外部实施控制转为自主性控制。营造良好的营销文化氛围会带来全员特别是营销人员服务效率的提高。从而大幅提高整体竞争优势和能力。

篇11

关键词：事件研究 并购绩效 决定因素 金融危机

一、引言

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事件大大增加（顾露露，2011），而近日普华永道也报告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迎来创纪录的一年”。但同时普华永道公布的另一份统计数据却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中国境内的并购交易数量同比下降了25%。一方面是海外并购的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是国内并购的黯然失色，那么金融危机对中国并购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金融危机下的并购绩效影响因素是否产生了变化？现有文献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企业并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研究了发生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并购事项，并选取收购方是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金融危机下收购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是否发生改变，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前后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文献回顾

（一）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回顾 Shleifer和Vishny（1994）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扮演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角色，从而影响并购绩效；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通过分析政府的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之间的关系，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异地并购中的发生的概率及其并购绩效都存在显著的区别。Bagnoli和Lipman（1988）发现当股份集中时，大股东所起的作用直接影响接管是否成功；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指出并购当年的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李善民等（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持股比例和持股方式对并购绩效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并购绩效越好。张绍基和杨胜渊（2001）实证研究后指出主并公司规模、Tobin'sQ效果、自由现金流量对购并后绩效有影响；黄本多和干胜道（2008）认为高自由现金流低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并购总体绩效为负，说明并购并没有给这类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孙忠娟和谢伟（2011）发现，核心能力越强、知识越丰富的企业越具有弹性，越有能力适应新的、变化的环境，其并购后整合能力越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Dalton等（1999）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大规模的董事会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有助于实行对管理层的监督，进而提高公司的业绩；Brickley（1997）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而Agrawal和Knoeber（1996）却得出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的结论；Boyd（1993）认为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能够促进企业的并购绩效，但Baliga等（1996）发现两职是否分离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Papadakis（2005）并购交易的自身特征是影响并购交易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周小春和李善民（2008）认为采取现金方式收购、交易规模大有助于企业并购的价值创造；李善民等（2011）指出股票支付的收购公司所取得的超常收益显著为正，且显著大于现金支付所获得的超常收益。

（二）金融危机与并购绩效相关文献回顾 Michael等（2003）以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的银行并购事件为样本，发现在危机中当地的银行监管部门鼓励甚至强迫业绩不好的银行进行合并来减少银行倒闭的风险，但作者指出两家经营实力均下降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或者将一家实力弱的银行并入实力强的银行后，比前述这两家单独的银行都更容易发生经营失败，从而得出了并购绩效为负的结论。Shen等（2011）以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亚洲八个国家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检验跨国并购理论中的并购动机在危机前后是否发生变化，发现“引力假说”动机在危机前后均存在，但有些动机只存在于危机前，而有些只存在危机之后。顾露露等（2011）以发生在1994年至2009年间的我国157个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单笔并购金额有所减少，但并购事件数量却大大增加，并以2009年海外并购事件最多，作者运用市场模型、FF3M模型和时间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即使是金融危机后，海外并购事件公告日的市场绩效依然明显为正，反映了市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将分别从以上提及的特征入手，结合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1）股权特征对并购绩效影响机制的变化。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的复苏以及挽救一些已经濒于破产边缘的企业，政府很有可能使用“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而国有企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之外还承担着就业、维稳等多重任务（唐建新和陈冬，2010），政府可能强制要求国有企业收购接管业绩表现糟糕的企业，可能导致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低下，市场对国有企业的并购事项反应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后大股东也会更加关注管理层的经营投资行为，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提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从而影响并购绩效。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和相关子假设如下：

篇12

关键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银行机构

经济建设中小微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相继破土而出，他们不仅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推波助澜，还成为了经济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其在成长中不断迸发新的机遇，在市场、税收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为人们解决了更多的就业难题。但是，从发展规模、速度、目标以及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看小微企业的普遍存活率并不高。基于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需要各界予以帮助，使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一、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小微企业作为经济链条上数量最大、资产最薄弱的企业，经营业绩和规模的增长还需要外界资金的大力支持帮其做大做强，但是小微企业却面临着融资难题。

1.融资渠道窄。相比大企业，小微企业缺少规模、经济效益、品牌效应，所以在众多的融资渠道中，他们很难达到直接融资的硬性指标，无法像大企业那样进行权益性融资，发行普通股、优先股等。同时由于小微企业的信誉问题他们也无法获得债务融资中的债券融资、租赁融资，只有借助银行的借款融资，用小贷带动自己的未来。

2.融资成本高。小微企业大多是在出现例如资金周转困难或资金链断裂等燃眉之急的问题时需要融通资金，由于每笔贷款数额都不大，频率却很高，这让银行不得不进行“零售”业务。银行在处理小微企业的贷款时与大型企业贷款的步骤大致相同，这就使银行的贷款单位交易成本和贷后管理费用上升，无法实现本身的规模经济效益，为了不做赔本生意相应也会提高贷款利率，最后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3.融资门槛高。商业银行把安全性作为向小微企业贷款的重要依据。而小微企业由于贷款不良率较高使银行更加注重自己的风险容忍度，希望小微企业有借有还，提供抵押贷款担保。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较高是融资的固有特点，因此无法提供银行想要的担保，这就进一步提高了融资门槛的高度。

二、银行机构的服务模式比较分析

由于小微企业得不到战略投资者的青睐，也没有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机会。因此，需要银行的金融服务使其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帮助其快速解决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小微企业的突破式发展让商业银行不再“嫌贫爱富”只注重大企业客户发展规模经济，而是逐渐转变自己的方向针对小微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展开融资业务。

银行发展小微金融不仅履行了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责任，而且还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优化了经营结构，提升了自己的盈利能力。实现客户多元化，有效分散风险，通过交叉销售，促进中间业务的发展，提升综合收益水平。

各银行为了在这场针对小微企业的利益角逐中占据有利地位，相继推出了不同的服务方式：从产品推行到目标企业定位，商业银行量体裁衣依据自己的运营模式找准突破口招揽自己的顾客；从资信评估、贷款定价再到风险控制，各银行采用不同的方法以盈利为目的严格控制自己的风险成本。

1.满足需求最大化，优化产品服务。商业银行要想真正对小微企业伸出援手就要切合实际，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小微企业的需要，可以针对小微企业在生产、供应链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类型进行不同融资服务。也可以针对小微企业各自的过人之处，解决银行担保限制问题的困境。就像北京银行不拘泥于形式，采用多元化的贷款产品为求满足更多小微企业的需求，使其不再因固定形式的抵押担保问题发愁，而是让尽可能多的小微企业通过不同产品服务凭借自己单方面的优势得到银行的认可，快速得到贷款。

为做到恰到好处的雪中送炭，解决小微企业因担保问题筹不到钱或因期限已到还不出钱等的燃眉之急。民生银行更大程度上解决了无担保的难题，他们通过联保、互保等多种担保方式减少了对抵押品的依赖，这无疑是解决了小微企业的一个大麻烦。工商银行的网贷通则是为小微企业融资期限相对固定的缺陷打开了出口，把贷款的自转移给了小微企业自身，使贷款的期限更为灵活。

2.审慎评估资信，客观甄别对象。小微企业的坏账率高促使银行不得不在贷款之前对其进行资信评估，以确保放出的款收得回来。一套好的资信评估体系少不了高效的审批制度、标准化的作业模式、完整的审批机制以及综合的评级模型，但是这一系列操作流程要建立在完全客观的基础之上，才能确保资信评估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民生银行不仅拥有一套好的资信评估体系，他们还采用了抽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模式区别化对象，达到有效识别的目的。平安银行的“自动续授信”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到期不能偿还的麻烦，从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坏账，当然这也是银行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华夏银行运用打分法和指标权重理性分析小微企业是否达到授信标。

3.完善定价策略，营造双赢局面。相对于大企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更具有定价权，以盈利为目的的银行不仅要对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还要在考虑整体市场宏观经济的运营中的各种风险，在保证必要收益率的同时，附加考虑所有可能潜在的成本，已确保万无一失的获利。当然，银行在定价的同时也应考虑同业之间的竞争力，以及小微企业的可承受力，营造双赢的局面。

民生银行具体地将贷款利率、目标利润率、银行的资金成本率、银行的运营成本率以及风险成本率考虑在内，严格的制定了符合自己的定价策略。平安银行则在盈利水平的保证上直接设定了利率下限，因人而异有可调幅度。

4.寻找目标企业，准确定位客户。目标客户的定位绝不是靠营业员的“扫楼”、“扫街”活动盲目进行搜寻，更不是谁有需求就不加挑选的贷款给谁，而是要根据自己的网点分布和服务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小微企业客户，只有依靠准确的判断才能事半功倍。在将市场细分后再把确定的小微企业主体根据不同行业分类，尽可能多的覆盖更多种类群体。这些被定为目标的小微企业要具备盈利能力，到期能够偿还所欠贷款。

民生银行将目标放到劳动密集型企业身上，光大银行则是通过“阳光助业”模式化项目后进行多种行业覆盖。两家银行所确定的目标企业恰恰符合这两家的战略模式，更好的帮助银行获利。

5.严格控制风险，驾驭潜在成本。风险的种类纷繁复杂，防御风险的手段也多种多样，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潜在风险，各银行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无论何种方式都要遵循事前审核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策略。

为破解风险控制难题，民生银行采取的办法是在有效保持客户存量的同时控制贷款额度，这样一来风险系数大大降低，即便出现坏账风险也在银行的可空范围内。北京银行和建行选择了“信贷工厂”模式，科学评判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规范化审贷流程，批量处理小微信贷业务降低成本，提供更为快捷优质的服务，许多小微企业在“信贷工厂”中获得了实惠，“信贷工厂”也成为银行极具的特色的金融服务模式。

三、对策及建议

各银行面向小微企业的服务模式各有千秋，都想以自己的独特服务方式在小微金融服务业务中脱颖而出，满足最广大的小微企业客户。但在我国现有银行体系中，考虑到机构网点建设、核心理念、人力资源、信贷机制、网络技术的配套与建设的长期性，还应通过市场化改革、制度建设、差异化监管政策引导商业银行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首先，在目前利率市场化加快的过程中，因为放松利率管制，市场力量和价格机制会从某种意义上“纠正”银行从事小微企业的业务动机。在各银行贷款定价竞争中未来贷款利率将趋近相同，这使得小微企业的自主选择权增多，只有优质的服务水平才会受到小微企业的青睐。

其次，大力发展小微金融业务的同时，希望能够差别化对待资本的监管和存贷比管理。建议对于小微企业贷款按现行风险资本权重0.5倍的系数进行计量；也希望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不再纳入存贷比限额管理。如此一来，银行将对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

再次，政府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时候应尽快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对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营业税和所得税进行适当减免，带动银行服务的积极性；允许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拨备税前列支。

最后，鼓励商业银行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和小微企业专业支行，进行小微金融服务的独立核算。通过独立核算系统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不断完善关于小微企业主的信息征信系统，快速核销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小微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解决银行的现金流动问题。

参考文献：

[1]孙玲，谢智华.“小微”里的大生意[J].中国报道，2012（9）.

[2]李蕾，卢远香.2000亿之后：民生银行小微金融服务全面升级[J].中国经营报，2012（1）.

[3]张佳.“光大”的小微梦[J].中国金融家，2012（2）.

[4]林再兴，陈一洪.城市商业银行小微金融组织架构模式探析[J].福建金融，2013（1）.

[5]何虹.促进商业银行小微金融业务发展的政策建议[J].金融与经济，2011（11）.

[6]刘子刚.大力发展网络融资，创新助推小微金融[J].中国金融电脑，2012（11）.

篇13

关键词：支付系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操作效果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60－04

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一个治理风险视角的剖析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从微观层面上看，实质上是一场公司治理的危机。李维安(2009)认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蕴含着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风险、治理行为风险、治理对象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金融风险事故。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角度来分析金融机构的治理缺陷，正是由于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治理缺陷蕴含着潜在的治理风险，而治理风险的累积将引致金融机构风险。而金融机构风险爆发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上述逻辑蕴含了从治理缺陷到金融危机的内在演化机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阶段：危机孕育阶段、危机爆发阶段和危机扩散阶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危机孕育阶段是指从治理缺陷暴露到治理风险累积。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从内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董事会治理不健全、高管层治理出现扭曲、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完全等；从外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政府监管缺位、法律机制不健全等。这些内外部的治理缺陷导致金融机构出现战略失误、决策失灵、监督失效、控制失范，从而导致了各种治理风险的累积。

而随着治理风险的不断累积，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危机爆发阶段。随着货币政策、经济形势、投资者心态等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第一阶段由于治理缺陷所累积的治理风险不断被放大，当各种诱发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累积的治理风险放大到临界点时，单个金融机构就出现经营危机，此时金融危机初现端倪。

第三个阶段是危机扩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各种金融链条的相互作用、资本市场的相互关联，同时由于外部监管反应不及时，危机很快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诱发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在这一阶段，由治理缺陷所引发的治理风险最终被彻底引爆，最后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

从上述作用机理可以清楚地发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内在缺陷。因为，如果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是完善的，那么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就可以避免，从而危机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得到化解。ACCA(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败，那些阻碍有效监控的、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的使用，以及向那些几乎没有还款希望的人发放贷款的不道德行为的扩张，显示出某些公司缺乏基本的公司治理。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对金融机构的内外部治理缺陷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金融危机凸显银行业公司治理缺陷

(一)银行业内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不健全的董事会治理。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当危机爆发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后，公众的问责之矛就首先指向了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李维安，2009)。尽管美国在董事会治理方面已相当成熟，但次贷危机表明，以美国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例如。由于多为现任和前任管理层，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就被认为是缺乏客观性和独立性。董事会的根本作用应该是提供监督、指导和控制，在必要时提出质疑，然而很多银行董事会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ACCA，2008)。2008年8月，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Rubin，前美国财政部长)从他担任长达九年之久的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卸任，外界普遍认为，鲁宾未能尽职地履行监督时任CEO普林斯的责任，关键时刻没有发挥作用，没能把花旗脱离次贷的泥潭，他应该为花旗银行在次贷产品上的投资失误承担连带责任，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这一个有七名成员的机构也同时宣告撤销。

2、不合理的内部人控制。

作为一种在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见的现象，内部人控制在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非常普遍。美国金融机构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例如美国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4％左右，花旗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5％左右，这就使得美国的银行大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力较其他国家弱；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司治理中，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职业经理人既是董事长又兼首席执行官，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这种做法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执行力强、效率高，但其弊端非常明显，容易导致独断专行，不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的集体力量和智慧。上述两个方面共同形成“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格局，从而导致CEO为代表的内部人事实上控制了银行的重大决策活动。因此，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的机构投资者就明确提交“将CEO和董事会主席分开”的股东提案并获得51％的投票支持率。

3、不对称的高管激励。

美国企业非常注重高管激励，银行业大多实施了高管期权激励和收益分红制度，但却缺少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约束机制，即在企业制度设计中缺少对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问责机制和高管层不当收入的追回机制，华尔街的激励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诱发了高管的短期投机行为，高管以个人收入最大化为着眼点，毫无顾忌地进行所谓金融产品创新，过度扩张有风险的次贷业务，对于潜在的风险几乎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高管的收益与其承担的风险极端不对称，因为即使经营失败，高管也能借助所谓“金色降落伞”等条款，在危机中引咎辞职时获取高额补偿，例如在危机中被勒令离职的房利美CEO和房地美CEO仍可以拿到930万美元离职金和1410万美元“遣散费”。可以说，极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银行业高管将潜在的风险和应承担的责任置之脑后，根本不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考虑公司价值，这必然危及银行的长远价值，换句话说，现行管理层薪酬制度诱使高管层拿公司的未来赌博，最终酿成恶果。因此，美国财政部将薪酬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称“尤其是。短期收益动机压倒了意在减小过度杠杆风险的制衡原则”。Bicksler(2008)认为，在次贷危机中，公司治理最大的失败在于CEO的薪酬，它不是任

何公平谈判的结果，而是管理层权力的产物。

4、不透明的信息披露。

银行业公司治理不完善还表现在信息披露不透明。梅拉梅德(2008)认为，次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充分的信息披露下投资者能客观定位风险偏好和改善风险管理，金融监管机构能加强有效监管。与之相反，信息不对称则会降低公司治理水平，次贷危机表明，高质量的信息对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正如同它对卓越的企业业绩一样重要。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对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披露非常不到位，一些金融机构利用表外业务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将大量业务转到表外以掩盖自身风险，为规避新巴塞尔协议中的相关规定，他们发起成立了结构投资机构(SIV)以持有次贷产品，然而，SIV并未对次贷产品的风险进行充分披露，也未在财务报表中做必要说明。因此，单纯看业务收益和支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部门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二)银行业外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政府监管不到位。

梅拉梅德(2008)指出，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政府监管缺位。李维安(2008)认为，美国政府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者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马太斯克f20081指出。当前的金融监管离完善相差甚远，当前的监管体制暴露出许多的弱点，金融监管应覆盖所有相关的机构、所有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所有相关的国度。首先，监管体制存在缺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实行混业经营，却沿袭分业监管格局。该体制属于“双重多头”监管，在危机中暴露出标准不一、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等问题。其次，监管理念存在问题。监管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理性，奉行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倾向于自律化和合规化监管，而不是传统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更不是宏观和审慎的系统风险监管。最后，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监管人员知识水平更新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显示出“非专家性”。

2、法律机制不健全。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或经济危机，重要原因还是美国公司法律机制出了问题。因此，Ramirez(2009)提出，公司治理法律必须进行改革，法律的改革必须保证公司治理在危机期间能和在平稳期间一样有效运作。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的法律机制也是不健全的。首先，法律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为危机埋下隐患。近三十年来美国出台数部法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至2000年。美国金融业的许多保护性制度被撤销，为危机爆发埋下隐患。其次，法律执行不严格。以此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产品次级贷款为例。美国有多项法律来规范金融机构贷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却有意忽视了这些法规，诱使借款人申请超过其偿付能力的贷款，严重违反了《诚实借贷法》等法律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3、评级机构不独立。

作为揭示信用风险的手段，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曾获得广泛的认可，信用评级机构甚至一度被誉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信用评级机构丧失了其公司治理外部监管者的职能，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维安，2008)。美国2008年《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报告》也指出，造成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信用评级出现了问题。评级机构丧失了投资者利益“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看门人”作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益冲突导致评级机构失去了独立性。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评级机构的费用是由他们所评级的发行人来支付的。这种关系会导致利益冲突(Strier，2008)。哪一家评级机构能给予所发行证券最高评级，发行人就会聘用哪一家的服务，这样信用评级机构就有了打高分的倾向。特别是，近年来评级机构还可能在债券发行后得到一部分提成，进一步使评级机构的中立性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四、结论与启示

此次危机暴露出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尤其值得引起长期以发达国家为学习对象的中国银行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尽管中国银行业受此次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领先于欧美银行，相反，我们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强化公司治理建设。此次金融危机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为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生动的启示。

(一)强化内部治理机制建设

首先，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很多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其实是严重失职的，董事会治理的缺位是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应该不断强化董事会决策中心的地位，增强董事会在战略制定、风险管理、监督控制等方面的职能；应该尽快完善董事选聘机制，多聘用财务和法律专家等真正“懂事”的独董。

其次，完善激励机制，强化问责制度。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金融机构应该充分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改革只与短期业绩挂钩而和风险无关的薪酬制度，建立长期化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和高管的切身利益和公司的长期效益挂钩。此外，金融机构应加强问责制，特别是设立不当收入追回条款，加大经济、行政和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

改进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金融危机表明，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对银行业进行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监督银行经营者经营行为和绩效的最有效方法。相对于美国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水平更低，甚至连“形式主义”都还谈不上。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深度和广度，确立“实质主义”信息披露规则，加大打击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力度，增加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增强其经营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二)完善外部治理机制建设

首先，加强政府监管，改善监管模式。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监管成为众矢之的，监管不足被认为是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银行监管以对银行进行持续的分析性审查为基础，为此需要在监管机制、监管思路、监管手段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

篇14

［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

1 背 景

2008年,美国爆发了著名的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该危机又被称作次级房贷危机,是指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引起的一次金融风暴,它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景象。本次危机从2006年年初起开始逐步显现,并于次年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重创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

在本次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各银行根据借款人的信用历史、信用得分、债务与收入比以及按揭比率等标准,住房抵押贷款可被分为优质贷款、次优级贷款与次级贷款三种,而后者则是向缺乏良好信用记录和财务状况的高风险借款人提供的房地产按揭贷款。由于这种贷款发放的风险较大,因此其通常要比优质借款人支付更高的首付款或更高的利率；而在本次危机爆发前,由于美联储的不断加息使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违约及停止抵押赎回权数量不断攀升,并最终导致了保险、养老基金、投资银行甚至政府机构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究其原因,本次危机的爆发主要应归因于房价的下跌和利率的快速上升,次级按揭贷款人过去所享受的经济良好状况下信贷政策宽松、金融创新活跃、房地产及证券市场价格上涨等利好因素不复存在,由此使次级按揭贷款的高额风险浮出水面,进而演变为整个金融业的风暴。在此过程中,某些金融机构出于逐利的考虑而纵容次贷过度扩张,已成为了该行业的众矢之的。

2 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暴露出的问题

(1)信贷资金投放集中度过高。近年来,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业、制造业及通信业的快速增长,各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方向也发生了重要转移,单户集中度过高,期限也越来越长,从而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日益显现。以房地产业为例,由于该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其自身的发展与金融机构的支持息息相关；但是,房地产业所存在的资金需求量较大而自我积累有限的矛盾,给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住房抵押贷款尚未证券化,不良贷款风险尚完全集中于各商业银行内部,极不利于信贷风险的分散转移,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又使该局面雪上加霜。

(2)信贷基础薄弱。前几年,几大国有银行出于上市等的需要,剥离了许多不良客户,而新客户又拓展不足,造成信贷客户数量不足,市场偏窄,服务经济和社会的能力有所下降,而且区域分布不均,规模结构不合理,中型客户发展滞后,行业分布不均匀。

(3)信用评估机制尚不够健全。从实际来看,商业银行对客户信用的评估主要是根据客户过去的经营状况,通过其特定的定量或定性方法综合评价其信用等级。但是,该模式存在着以下固有缺陷：首先是信息的滞后性,即客户所提供的评价资料大多是反映其前期经营情况,与其当前的实际经济状况并不相关；其次是评价方法不够科学、合理,例如不同的定性评价方法对于相同客户的信用等级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且出入较大；最后是职责的混同，某些银行将信贷管理与信贷评估归于同一人负责,而信贷评估极有可能从客户角度出发,高估该客户的信贷评级得分。

(4)信贷风险缺乏其量化管理。就目前而言,国内商业银行所普遍使用的信贷风险管理方法可被分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种,前者虽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其存在的强烈主观性而一直饱受争议,且还可从一定程度上使得信贷风险的度量更为模糊,因而无法客观准确地反映出信贷风险的实际状况。而就定量方法而言,当前国内各商业银行采用的只是信用分析和财务分析等静态定量分析,而并未通过建立各种数据分析模型或专用软件工具来对贷款风险进行量化,更无法对其进行全过程的动态监测和控制,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定量方法若被大量采用尚需时日。

(5)质押物评估机制亟待完善。当前,在国内各商业银行所发放的大量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贷款属于质押(或抵押)贷款,而与之相关质押物的价值评估则是依据前期规定所作出的。但是,该规定出台时的经济环境现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利好已经丧失,目前国家正处于调控房地产市场,防止房价过快增长的敏感时期,因此以此规定计量的质押物的公允价值已大幅缩水,由此会给各商业银行的质押贷款带来巨大的风险。此外,当前各商业银行普遍对在建工程、未办理产权证件房屋等抵押物的跟踪管理薄弱,缺乏其相关的动态更新机制。

3 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改进策略

(1)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与方向。本次金融危机过后,各商业银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围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走向,逐步加强对相关产业和行业政策的研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将信贷资金转移至信用等级较高、经营效益较好、履约能力较强、行业前景广阔的客户,并积极支持风险较低、可持续性发展较强的新技术企业,以及加大对节能环保、绿色农业等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其信贷结构和资金投向。此外,各商业银行还应加强对行业风险的关注力度,积极进行客户结构调整,摒弃大而全的传统高耗能企业,扶持小而精的高新技术或绿色产业。

在信贷总量方面,坚持资本约束下的发展,合理确定高资本消耗资产的扩张边界；在客户结构方面,要把扩大客户总量、优化客户结构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在区域结构方面,要兼顾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在业务结构方面,逐步降低中长期贷款占比,大力发展贸易融资和消费信贷业务。

(2)革新风险识别与控制技术。金融危机过后,国际各大银行根据其风险控制环境的变化,本次危机下风险防控的教训,纷纷改进了其风险控制模型,并被巴塞尔委员会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新资本协议。与此同时,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给基于风险转移、分散的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与防控指明了新方向,为此各商业银行应兼顾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两个方面,通过风险搜索最佳路径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对信贷风险的早期识别能力。此外,也要充分借助定性分析这一方式,通过专家系统所提供的经验来辅助风险的防范。

(3)慎重对待金融产品的创新。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产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衍生产品本身所放大的风险,而在于放贷后缺乏对其进行相应的跟踪监管,因此一旦出现拖欠贷款及蔓延的情况,商业银行往往显得无所适从。为此,国内各商业银行在实施金融产品创新时,一定要将风险价格纳入该评估体系之中,并实时提高该因素的权重,以防范经济复苏时宽松的信贷政策所蕴藏的下一轮危机的风险。除此之外,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也要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关注,通过各种宏观政策来有效地引导商业银行的风险投资取向。

(4)加强银行内控体系的建设。除了上述措施外,商业银行还应通过信贷退出机制的确立以及贷后管理的加强,来更为有效地实施其信贷风险管理。一方面,对于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银行应严格控制其贷款增量,适时压缩贷款存量,使贷款逐步实现从这些企业的撤退,从而达到有效盘活贷款存量的目的。另一方面,银行还应实施积极的贷后管理,健全信贷档案,及时对账催收,并密切关注客户的经营状况,防止其违反合同挪用或滥用贷款现象的发生。为此,商业银行可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由该部门负责行使贷后管理职责,并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意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