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增长阶段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目前，消费问题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手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经济增长决定着消费，消费对增长更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国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1865）在《资本论》中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生产消费观。在他看来，“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出发点，而消费则是这一整体的终结点，分配和交换只是这一整体的两个中间环节。无论是什么社会背景，生产过程都必须是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没有最终消费，一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出现断裂现象”。马克思通过对再生产过程和消费需求的探讨指出：“消费需求决定着生产，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消费需求是劳动力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消费需求使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需求促使新的生产需要的产生。因此，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内在因素和必要条件，是任何社会形态生产的最终目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就没有相应的生产”。在他看来，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环节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分析表明：消费总是在某一社会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而消费则是分配的最终实现，它对分配具有反作用。

凯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长期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很难成立，需求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的，总需求对总供给有显著的影响，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因素所决定。”提出了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C=C0+aY。其中：C——社会总需求，C0——社会必要消费，a——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单位所引起的消费增加数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凯恩斯进一步推出，一个社会的有效总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这一社会投资扩大并带来就业的增加，社会就业增加又会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会促使新一轮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循环向前发展。针对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有效需求数量常常达不到有效供给数量等的实际，他主张政府不应该被动地任由经济自行运转，而应该充分运用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主动干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使有效总需求保持在与总供给相适应的步伐之上。他特别强调，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有无财政赤字，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主动扩大消费支出以使经济走出困境、推动经济发展。这不仅在宏观经济理论上作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在西方国家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在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中，他把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由投资而来，而投资则主要来自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是呈反向变化关系的两个变量。由此来看，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消费则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从而减少社会投资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

罗斯托（1960）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根据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他解释说，在传统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完全是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经济，而且通常都是封闭或孤立的经济状态；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是社会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相关问题；在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必须具备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经济中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发明和革新变得十分活跃、适宜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风俗环境等四个条件；在向成熟迈进阶段，是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部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部门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出现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逐渐增多，社会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指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各种成果，人们在体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等项目上的花费大量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没有给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社会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容易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生产是前提，消费是目的，经济越往高级阶段发展就越需要消费来拉动并改变产业部门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

二、国内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刘迎秋（2002）在《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强调，从经济动力学的角度讲，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市场存在的根据，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他指出，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

武少俊（2003）在《强化消费需求启动措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指出，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已成为妨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强化消费需求的启动力度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当把启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作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众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支持农村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积极而谨慎地发展消费信贷；培养消费热点，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

王青（2004）在《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中强调，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运行已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

洪银兴（2005）在《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费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产，还对生产起拉动作用。经济增长不仅靠投资需求拉动，还靠消费需求拉动。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有市场保证因而是可靠的经济增长。

邹红、喻开志（2007）在《消费需求拉动；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缺乏引导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

刘杉（2008）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中论述到，当前中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还有持续降低的趋势，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障碍，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建议。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国1978—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时，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分析后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他们建议，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袁建文（2011）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出发，通过构建最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用沈阳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数据来源作实证分析后，得出：消费需求在总量、速度和效率上都远比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孙海涛（2012）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依据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选用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32年数据，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验证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相互影响作用，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确认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影响关系。数量关系的确立，为探求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数量依据。

三、简要述评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消费与增长无关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费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少，经济增长反而快。第二，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第四，消费与增长的一些实证研究：消费与增长具有一定规律性。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但他们有的并没有充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没有考虑中国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背景，城乡居民的消费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

（注：沈阳市社科联2013年度民生课题“居民消费需求对沈阳经济增长贡献实证分析及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立项编号：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3] 索洛著，平新乔译：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罗斯托著：经济成长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篇2

[关键词] 要素投入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4]湖南统计年鉴（2005）

篇3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篇4

内容摘要：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为基础，分析分工水平的发展路径以及专业化程度、交易成本、分工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关系。在分工水平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工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不同的效果，而熟能生巧以及“干中学”所导致的专业化程度的演进则是不同地区分工水平演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分工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本文利用1952-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本文所得出的结论。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分工 面板数据

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为基础，对分工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分工水平的发展路径以及专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关系主要表现在：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主要受到地区分工水平发展的影响，它与地区分工水平的提高表现出相似的增长趋势；区域专业化水平随时间的增加速度影响分工水平的提高速度，专业化水平随时间提高的速度越快，分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将越快；在专业化程度一定的地区，交易条件以及专业化水平随时间的增加率是影响地区分工水平增长率的两个决定因素。

分工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既然从理论上可以得出，地区经济的发展的动力在于分工水平的提高，其人均GDP的增长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都表现出与分工水平的提高相似的增长趋势。在实际的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否能够很好的证实上述结论，对此本文定义两组模型来检验这一结论。

由于很难找到描述地区分工水平的变量，但考虑到区域内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必将导致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各主体交易活动的增加，也即批发零售业、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生产总值将有较大程度的增加。因此，区域第三产业的繁荣程度可以间接反映一个地区分工水平，考虑到地区人口、面积的差异性，本文认为采用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以衡量地区分工水平更加合理。

分工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将会导致地区人均GDP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趋势。因此，在对地区人均GDP与分工水平增长关系实证检验之前，需首先分析人均GDP增长是否具有突变性。在突变点前后，不仅仅人均GDP增长将具有不同趋势，同时其与分工水平、专业化程度、以及交易状况之间都将具有不同的趋势。其次，在对地区经济增长阶段进行简单划分之后，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一）经济阶段的划分

对地区经济阶段的划分必须依据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因此，本文使用1952-2006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608组年度数据，对不同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特点进行实证分析。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的基本环境存在差别，但是，在同一个区域内，各省差别则较小，为更好分析数据与拟合模型，考虑将全国的数据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虽然不同省份各自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别很大，较发达省份将会比那些不发达省份的增长速度要高一些，但由于共同处在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其发展趋势仍应具有相似性。由于各阶段增长趋势的较大差异性，可以将数据按时间分为三段：1952-1978为一组，1979-1992为一组；1993-2006为一组。对三大区域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Ln（RGDPit）=βLn（t）+εit （1）

εit=αi+μit （2）

式中RGDPit为地区i，在时间t的人均GDP数据，αi为对应于i省的固定效应，β为系数，t为时间，μit是误差项。本文采用相同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尽管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差别，但是，由于处于相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彼此增长趋势应该是近似的；二是Hausuman检验如表1所示，故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得以下结论：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在1952-1978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是不断减小的。在1979-2006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都是不断增加的，但是1979-1991年之间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较1992-2006年之间的增长率要低很多。1978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为全国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转折期。

总体上来看，我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特点基本上表现出三个不同的增长阶段：第一阶段，在1952-1978年，三大区域的人均GDP缓慢增长，其增长率具有不断减小的趋势；第二阶段，1978-1991左右，三大区域人均GDP的增长率缓慢增长；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三大区域的人均GDP的增长率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二）分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对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Ln（RGDPit）=C0+C1*Ln（nit）+C2*1/nit+εit

εit=ηi+μit（3）

式中：RGDPit表示i地区t时期人均GDP的数据；nit表示分工水平的值，用地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C0为常数截距。

数据集与前相同，回归软件采用Evies5.0，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Hausuman检验如表4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全国各地区人均GDP随分工水平的增长率是先负，后正，再减小的发展趋势，即先负，后正，再增加的发展趋势，从绝对值看，第一阶段最小，其次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最大。由于，结合表2进行简单计算，即可得上述结论。结论说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地区分工水平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区域内的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其快速增长往往需要第三产业的发展相配合。在此阶段内，分工水平相对较低，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工水平的增长率也较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分工水平甚至有降低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分工水平开始增加，但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而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但总体上，分工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为正向促进作用。1993年以后，分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即1978年为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分工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的转折点。结论说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地区分工水平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其对地区经济的增长基本无较好的促进关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区域内的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增长，而实际上往往可能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第一产业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其快速增长往往需要第三产业的发展相配合。在此阶段内，分工水平相对较低，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工水平的增长率也较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分工水平甚至有降低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分工水平开始增加，分工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为正向促进作用。此时，第二产业开始取代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服务于第二产业以及交换活动的第三产业也开始快速增长。1993年以后，分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各地区分工水平快速增长，专业化水平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工导致的专业化利益日益增大，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交易成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也变得相对微弱，反而经济的增长更大程度上导致地区交易成本的增加。此时，由分工导致的服务于第二产业以及交换活动的第三产业增长更快，专业化水平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地区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增长，另一方面依赖于分工水平导致的第三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专业化导致的经济利益更加明显，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大。

结论

本文在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基础上，使经济体的专业化程度按照动态的方式逐步演进，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为基础，将模型由比较静态分析发展到完全动态的分析，分析了分工水平的发展路径以及专业化程度、交易成本、分工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关系，结论认为地区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交易成本的变化、专业化程度的演进均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与分工演进的重要因素。在分工水平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工水平、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不同的效果，而熟能生巧以及“干中学”所导致的专业化程度的演进则是地区分工水平不同演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分工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结论认为，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受分工水平提高的影响，即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的投入，实际上，这两种要素的投入是否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关键还是要看这种投入是否促进地区分工水平的提高，导致经济结构的有效改变。分工水平的提高既包括地区间分工水平的提高又包括地区内分工水平的提高。因此，积极改善地区间与地区内的交易条件，加速专业化经验的扩散，促进地区间与地区内分工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Yang,X.The division of labour,investment,capital.Metroeconomica,1999

2.梁琦.中国制造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世界经济，2004（12）

3.汪斌，董.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的演进[J].学术月刊，2005（2）

作者简介：

篇5

关键词：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净出口需求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辅助机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缓解了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出口和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使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如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也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