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增长阶段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目前，消费问题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手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经济增长决定着消费，消费对增长更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国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1865）在《资本论》中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生产消费观。在他看来，“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出发点，而消费则是这一整体的终结点，分配和交换只是这一整体的两个中间环节。无论是什么社会背景，生产过程都必须是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没有最终消费，一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出现断裂现象”。马克思通过对再生产过程和消费需求的探讨指出：“消费需求决定着生产，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消费需求是劳动力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消费需求使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需求促使新的生产需要的产生。因此，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内在因素和必要条件，是任何社会形态生产的最终目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就没有相应的生产”。在他看来，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环节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分析表明：消费总是在某一社会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而消费则是分配的最终实现，它对分配具有反作用。

凯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长期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很难成立，需求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的，总需求对总供给有显著的影响，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因素所决定。”提出了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C=C0+aY。其中：C——社会总需求，C0——社会必要消费，a——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单位所引起的消费增加数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凯恩斯进一步推出，一个社会的有效总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这一社会投资扩大并带来就业的增加，社会就业增加又会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会促使新一轮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循环向前发展。针对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有效需求数量常常达不到有效供给数量等的实际，他主张政府不应该被动地任由经济自行运转，而应该充分运用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主动干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使有效总需求保持在与总供给相适应的步伐之上。他特别强调，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有无财政赤字，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主动扩大消费支出以使经济走出困境、推动经济发展。这不仅在宏观经济理论上作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在西方国家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在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中，他把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由投资而来，而投资则主要来自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是呈反向变化关系的两个变量。由此来看，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消费则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从而减少社会投资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

罗斯托（1960）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根据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他解释说，在传统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完全是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经济，而且通常都是封闭或孤立的经济状态；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是社会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相关问题；在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必须具备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经济中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发明和革新变得十分活跃、适宜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风俗环境等四个条件；在向成熟迈进阶段，是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部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部门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出现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逐渐增多，社会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指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各种成果，人们在体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等项目上的花费大量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没有给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社会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容易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生产是前提，消费是目的，经济越往高级阶段发展就越需要消费来拉动并改变产业部门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

二、国内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刘迎秋（2002）在《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强调，从经济动力学的角度讲，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市场存在的根据，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他指出，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

武少俊（2003）在《强化消费需求启动措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指出，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已成为妨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强化消费需求的启动力度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当把启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作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众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支持农村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积极而谨慎地发展消费信贷；培养消费热点，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

王青（2004）在《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中强调，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运行已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

洪银兴（2005）在《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费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产，还对生产起拉动作用。经济增长不仅靠投资需求拉动，还靠消费需求拉动。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有市场保证因而是可靠的经济增长。

邹红、喻开志（2007）在《消费需求拉动；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缺乏引导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

刘杉（2008）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中论述到，当前中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还有持续降低的趋势，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障碍，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建议。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国1978—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时，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分析后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他们建议，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袁建文（2011）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出发，通过构建最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用沈阳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数据来源作实证分析后，得出：消费需求在总量、速度和效率上都远比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孙海涛（2012）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依据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选用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32年数据，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验证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相互影响作用，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确认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影响关系。数量关系的确立，为探求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数量依据。

三、简要述评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消费与增长无关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费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少，经济增长反而快。第二，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第四，消费与增长的一些实证研究：消费与增长具有一定规律性。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但他们有的并没有充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没有考虑中国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背景，城乡居民的消费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

（注：沈阳市社科联2013年度民生课题“居民消费需求对沈阳经济增长贡献实证分析及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立项编号：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3] 索洛著，平新乔译：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罗斯托著：经济成长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篇2

[关键词] 要素投入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4]湖南统计年鉴（2005）

篇3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篇4

内容摘要：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为基础，分析分工水平的发展路径以及专业化程度、交易成本、分工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关系。在分工水平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工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不同的效果，而熟能生巧以及“干中学”所导致的专业化程度的演进则是不同地区分工水平演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分工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本文利用1952-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本文所得出的结论。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分工 面板数据

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为基础，对分工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分工水平的发展路径以及专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关系主要表现在：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主要受到地区分工水平发展的影响，它与地区分工水平的提高表现出相似的增长趋势；区域专业化水平随时间的增加速度影响分工水平的提高速度，专业化水平随时间提高的速度越快，分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将越快；在专业化程度一定的地区，交易条件以及专业化水平随时间的增加率是影响地区分工水平增长率的两个决定因素。

分工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既然从理论上可以得出，地区经济的发展的动力在于分工水平的提高，其人均GDP的增长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都表现出与分工水平的提高相似的增长趋势。在实际的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否能够很好的证实上述结论，对此本文定义两组模型来检验这一结论。

由于很难找到描述地区分工水平的变量，但考虑到区域内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必将导致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各主体交易活动的增加，也即批发零售业、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生产总值将有较大程度的增加。因此，区域第三产业的繁荣程度可以间接反映一个地区分工水平，考虑到地区人口、面积的差异性，本文认为采用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以衡量地区分工水平更加合理。

分工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将会导致地区人均GDP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趋势。因此，在对地区人均GDP与分工水平增长关系实证检验之前，需首先分析人均GDP增长是否具有突变性。在突变点前后，不仅仅人均GDP增长将具有不同趋势，同时其与分工水平、专业化程度、以及交易状况之间都将具有不同的趋势。其次，在对地区经济增长阶段进行简单划分之后，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一）经济阶段的划分

对地区经济阶段的划分必须依据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因此，本文使用1952-2006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608组年度数据，对不同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特点进行实证分析。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的基本环境存在差别，但是，在同一个区域内，各省差别则较小，为更好分析数据与拟合模型，考虑将全国的数据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虽然不同省份各自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别很大，较发达省份将会比那些不发达省份的增长速度要高一些，但由于共同处在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其发展趋势仍应具有相似性。由于各阶段增长趋势的较大差异性，可以将数据按时间分为三段：1952-1978为一组，1979-1992为一组；1993-2006为一组。对三大区域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Ln（RGDPit）=βLn（t）+εit （1）

εit=αi+μit （2）

式中RGDPit为地区i，在时间t的人均GDP数据，αi为对应于i省的固定效应，β为系数，t为时间，μit是误差项。本文采用相同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尽管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差别，但是，由于处于相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彼此增长趋势应该是近似的；二是Hausuman检验如表1所示，故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得以下结论：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在1952-1978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是不断减小的。在1979-2006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都是不断增加的，但是1979-1991年之间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较1992-2006年之间的增长率要低很多。1978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为全国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转折期。

总体上来看，我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特点基本上表现出三个不同的增长阶段：第一阶段，在1952-1978年，三大区域的人均GDP缓慢增长，其增长率具有不断减小的趋势；第二阶段，1978-1991左右，三大区域人均GDP的增长率缓慢增长；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三大区域的人均GDP的增长率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二）分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对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Ln（RGDPit）=C0+C1*Ln（nit）+C2*1/nit+εit

εit=ηi+μit（3）

式中：RGDPit表示i地区t时期人均GDP的数据；nit表示分工水平的值，用地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C0为常数截距。

数据集与前相同，回归软件采用Evies5.0，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Hausuman检验如表4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全国各地区人均GDP随分工水平的增长率是先负，后正，再减小的发展趋势，即先负，后正，再增加的发展趋势，从绝对值看，第一阶段最小，其次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最大。由于，结合表2进行简单计算，即可得上述结论。结论说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地区分工水平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区域内的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其快速增长往往需要第三产业的发展相配合。在此阶段内，分工水平相对较低，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工水平的增长率也较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分工水平甚至有降低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分工水平开始增加，但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而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但总体上，分工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为正向促进作用。1993年以后，分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即1978年为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分工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的转折点。结论说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地区分工水平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其对地区经济的增长基本无较好的促进关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区域内的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增长，而实际上往往可能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第一产业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其快速增长往往需要第三产业的发展相配合。在此阶段内，分工水平相对较低，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工水平的增长率也较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分工水平甚至有降低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分工水平开始增加，分工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为正向促进作用。此时，第二产业开始取代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服务于第二产业以及交换活动的第三产业也开始快速增长。1993年以后，分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各地区分工水平快速增长，专业化水平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工导致的专业化利益日益增大，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交易成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也变得相对微弱，反而经济的增长更大程度上导致地区交易成本的增加。此时，由分工导致的服务于第二产业以及交换活动的第三产业增长更快，专业化水平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地区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增长，另一方面依赖于分工水平导致的第三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专业化导致的经济利益更加明显，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大。

结论

本文在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基础上，使经济体的专业化程度按照动态的方式逐步演进，本文以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分工演进模型为基础，将模型由比较静态分析发展到完全动态的分析，分析了分工水平的发展路径以及专业化程度、交易成本、分工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关系，结论认为地区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交易成本的变化、专业化程度的演进均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与分工演进的重要因素。在分工水平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工水平、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不同的效果，而熟能生巧以及“干中学”所导致的专业化程度的演进则是地区分工水平不同演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分工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结论认为，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受分工水平提高的影响，即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的投入，实际上，这两种要素的投入是否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关键还是要看这种投入是否促进地区分工水平的提高，导致经济结构的有效改变。分工水平的提高既包括地区间分工水平的提高又包括地区内分工水平的提高。因此，积极改善地区间与地区内的交易条件，加速专业化经验的扩散，促进地区间与地区内分工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Yang,X.The division of labour,investment,capital.Metroeconomica,1999

2.梁琦.中国制造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世界经济，2004（12）

3.汪斌，董.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的演进[J].学术月刊，2005（2）

作者简介：

篇5

关键词：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净出口需求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辅助机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缓解了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出口和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使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如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也显著增强。

篇6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 现代产权制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九五”期间就提出来了，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两个转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为什么十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转变？为什么现在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什么来推动？笔者试图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一、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践发展经济学在不同的时期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实际，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研究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属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笔者试图把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结合起来说明，作为经济发展初期的手段，劳动和资本的作用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已出现递减，潜力不大，而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和所依靠的手段。

（一）贫困的恶性循环论与引进外资和政府投资

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上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使经济增长难以实现，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之中不能自拔[1]。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模型如下：

低购买力低收入低储蓄

投资不足生产率低资本形成不足

该模型的含义是：资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理论真实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是缺乏资本。有没有办法呢？有，政府集中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有效路径。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资本在初期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与纳克斯的理论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外力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进行集中投资。来自这两方面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没有造就许多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看来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何以保持高速增长？结论只能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与外企投资”[2]。但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外资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外资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经济的安全隐患，这可以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总量影响和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控制进行判断。商务部测算，如果按照现在的招商引资速度，到2009年直接外资依存度，即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将达到50%，若按投入产出比1:1计算，一半GDP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外资反客为主，左右的我们的经济，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行业看，目前外资已在我国的一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控制了定价权，从而控制了这些行业，造成了对消费者不利的局面。明显的是啤酒、水泥、感光材料和汽车，这是外资带来的利与弊。中国因为传统体制的惯性，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以7年积极财政政策为例说明其利与蔽。

政府投资以1998―2004年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为例，中央政府共发行了9100亿人民币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环境保护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债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平均每年8-9%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2%来自国债投资。但是巨大的国债造成财政安全存在隐患。因此，无论从财政安全上考虑，还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政府投资。不仅外资和政府投资不能无限依赖，任何资本都不能作为长期的无限的经济增长手段，可以永远依赖，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目前发达地区已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因此，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味依赖资本就会出问题。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晚几年，也属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要宽。该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只是资本，还有劳动，并且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换，二者的比例由市场上两种要素的价格比决定[1]（P30）。即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替代资本的低成本之路，实现经济增长。这无疑对劳动力丰富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企业采用劳动替代资本，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低成本、加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比较优势的悲怆。商务部统计数字显示，出口工业创造的利润中中国只获得了8%，其余92%都归外国了 [4]。尽管如此，反倾销此起彼伏。我们气愤，但我们更应该反省和深思。长期依赖劳动的比较优势，以农耕经济的心态忙于计算如何以更大量更低的价格占领地球另一端的低端货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脱身，一旦国际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一旦对方不乐意，死亡的可能性就很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贫困的恶性循环论都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理论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对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很适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早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以技术进步为主推动的经济增长路径。

（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与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

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索洛提出来的，库兹涅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率=资本贡献率×资本增长率+劳动贡献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 [1]（P31）。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越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技术进步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此，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国在引进外资、增加政府投资、充分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时，深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因素潜力还较大，另一方面技术研发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因此，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倡导进口技术和市场换技术。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的选择是理性的，但结果却是悲凉的，总体上说，付出很大、收益较小，虽然既有企业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但是，它告诉我们别人的技术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杠杆，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内源型的发展之路。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传统要素的潜力越来越小，主要依靠自有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共识。但是，除技术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

（四）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

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又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其含义是经济增长除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以外，还取决于技术、制度、人力资本、知识、生产规模等。其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带来的增长率+全要素经济增长率。即全要素增长率是指除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带来的经济增长率[1]（P32）。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反映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的高低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综合指标。我国以农村土地和城市公有企业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举世瞩目的。目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促进提升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等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潜力是巨大的。

二、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通过前一部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更新经济增长理念

库滋涅茨对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最经典的，其含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6]。该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提供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即经济增长不是单纯的供给量的增加，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具有持久性，抵抗外力和不确定因素的能力较强；其二是经济增长需要的条件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思想意识的进步，即经济增长表现为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

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积累等

经济增长对科学技术的依赖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而加深。我国从总体上说处于工业化中期，一些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科学技术的作用愈来愈显著，自有技术成为支撑微观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同志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目前，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因素既不是人才，也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科技体制。因此，进行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产研结合的体制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因此增加对农民的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分析了美国200多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向农民投资，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受传统农业约束的人，不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很多粮食，节俭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农业的落后性。”“发展特别是农村、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实物资本的投入，更需要在农民身上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7]。。这些真知灼见对农业人口庞大的中国意义更大，如果我们不加大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投资，就会导致“盲流的子女还是盲流，民工的子女还是民工”，集约式增长的后劲就不足。

（作者杨宏翔系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1] 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2] 张军.中国经济强大了,为什么企业没有强大?. 解放日报[N] ．2003.10.23

[3] 杨继绳. 经济学家茶座第一辑[J]，山东人民出版社

[4] 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 经济日报[N].2005.4.13

[5] 张五常.经济解释[M].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9

[6] 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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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周期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分析；价格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0-08

一、 引 言

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h)是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四个阶段。本文要研究的经济周期阶段就是指经济位于以上哪一个阶段(phase)。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说明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要预防经济过热；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萧条阶段，说明当前经济不景气，糟糕，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衰退阶段，则必须引起高度注意，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萧条；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复苏阶段，说明经济形势好转，但也要采取适度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因此，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就是研究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其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如果经济周期阶段判断不准确或失误，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做出不合时宜甚至相反的宏观经济决策，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而导致经济的过热过冷、大起大落和恶性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本文提出的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国外对经济周期阶段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最早的研究始于Diebold,F.X.和 Rudebusch,G.D.[1]、Sichel,D.E.[2]，最近的成果是Guilmi,Corrado Di；Gaffeo, Edoardo and Gallegati，Mauro[3]。研究的时间跨度持续10余年，这期间陆续有些成果发表。研究成果的发表，要特别提到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主办的国际一流刊物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该刊物自1991年以来陆续发表一些经济周期阶段、扩张与收缩阶段的论文。尤其是1994年第3期，该刊物发表Filardo,A.J.， Ghysels,E.， Sichel,D.E.[4］［5］［6]等学者的一组经济周期阶段分析的论文，总计5篇，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较好的研究。总体说来可以这么认为， 经济周期阶段研究谈不上是热点问题， 但近10余年来一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并已进行了较多研究， 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 与总体的经济周期研究相比，其中的周期阶段研究尚是薄弱环节，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此相比较，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周期虽然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但经济周期阶段并无专门研究。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主要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分析，同时也进一步分析GDP增长率、失业率、价格指数这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5年前笔者就对当时中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8]5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肯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本文旨在探讨周期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即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

二、潜在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分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工具，并且可以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理解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必须对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潜在产出的概念由阿色• 奥肯（Okun, Arthur M.）提出。潜在产出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产出（full-employment output），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能够创造的实际GDP水平，或者说是与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相对应的实际GDP水平。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在不提高通货膨胀率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的实际GDP水平。必须注意潜在产出与最大产出的区别。潜在产出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或经济的物质生产能力，而只是在不导致猛烈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其实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上：在经济中存在着正常的摩擦失业，同时即使在经济运行相当好时，也有一些生产能力没有被完全利用。因此，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很难确定。

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时，主要是比较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位于收缩阶段。随着两者的缺口（绝对值）的不断扩大，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增长率，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绝对值）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经济增长率朝着潜在增长率水平接近，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并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两者的缺口最终变成正值，一个正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计算潜在产出，进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对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主要采用了线性趋势（Lineartrend）法、增长率推算法、生产函数法等方法[9］［10］［11]。本文拟采用HP滤波方法来估算我国改革以来的潜在产出。

（一）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HP滤波法主要是通过将(1)式最小化来估算潜在产出值 (T为样本期)：

式中Yt表示t年的实际产出，Y*t表示t年的潜在产出，并对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了对数变换，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通过（1）式，将实际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分解为潜在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和产出缺口的自然对数（LnYt-LnY*t）。在统计意义上，值的选取是任意的，因为任何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都可以分解为无数个非平稳趋势成分与平稳周期成分的组合，不同的λ值就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与平滑度。运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之前，先对实际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实际产出的时间趋势是否属于随机序列，这里运用ADF检验来检验实际产出的单位根过程。

对我国1978―2005年实际产出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1978―2005年我国实际产出的趋势成分服从单位根过程。在运用HP滤波方法估算潜在产出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取λ＝100[7]。由公式（1）就得到了我国1978―2005年潜在产出的值，具体结果见表1，然后进一步计算这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我国未来潜在产出的预测

我们已经估算了1978―2005年我国的潜在产出，为进一步分析潜在产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变动趋势，这里运用回归分析预测法，对2006―2010年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来计算这段时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建立如下的回归预测模型[12]：

GDPt=γ+αGDPt-1+βGDPt-2(2)

其中，t表示时期，GDPt表示当期的产出，GDPt-1表示前一期的产出，GDPt-2表示前两期的产出。现在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表1估算的1978―2005年的潜在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21.20＋2.01GDPt-1－1.00GDPt-2(3)

运用方程（3）对我国2006―2010年潜在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为了下文对未来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再预测未来的产出与经济增长率。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我国1978―2005年的实际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 20.30＋1.75×GDPt-1－ 0.71×GDPt-1(4)

运用方程(4)对我国2006―2010年的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这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0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个百分点以上，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开始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往回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已持平，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变为负数，1999年，两者缺口达1.8个百分点，缺口的不断扩大，表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000年以来经济开始回升，实际GDP增长率又逐步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步入复苏阶段。2001年GDP增长率又有所下降，经济波动出现反复，体现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这也应证了笔者5年前的结论：“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7]2002年开始，经济真正开始走上稳步增长和回升之路，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再次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上升至10.9%，居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半年的潜在增长率大体等于全年潜在增长率）2.3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在持续扩张，繁荣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稳定和巩固。表2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2007―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9％以上，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很有可能持续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三、总需求分析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图1的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

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图1中的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 。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曲线的右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左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推动经济在ASL曲线左右两边移动的力量是总需求。前文已述，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1.8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扩大，这表明当时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在图1中，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进入2000年以来，总需求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AD―AS模型来看，AD′又开始右移，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逐步向ASL 线移动并靠近，进入复苏阶段。到2003年、2004年，总需求继续增加。尤其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开始高速膨胀，增幅一度达到40％左右，推动AD′线继续右移，经济回升到ASL 线附近，步入繁荣阶段。尽管2004年4月份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增长有所降温，但整个2004年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增幅仍在高位，并且这种趋势延续到了2005年。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8 604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增幅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5 096亿元，增长27.2%，农村增长18.0%。[13]200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 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14]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 368亿元，增长31.3%。总需求持续增长的另一重要表现是，2004年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200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万亿元大关，达到53 950亿元，增长13.3%，增长速度比2003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增速提高幅度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2005年我国社会消费延续了这一快速增长势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0%，实际增速比上年加快1.8个百分比。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13]2006年上半年消费需求稳中有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 448亿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15]

尤其是农村市场消费增速加快，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2006年前5个月农村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提高近1个百分点。[16]

以上分析表明，近3年来总需求确实是进一步持续增加，推动AD′线进一步右移， 推动经济跨越ASL 线，使得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 曲线的右边。就周期阶段而言，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位于繁荣阶段。

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这里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变量进一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而为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周期阶段提供佐证。

(一) 经济增长率的新特征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1999年的低谷，逐步复苏和回升，由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至今，也有观点认为，新一轮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已近7年，2000―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7.5%、8.3%、9.5%、9.5%、9.9%，2006年上半年的GDP增长率居然高达10.9%。从这组数据来看，这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平稳和快速增长。平稳体现为波动幅度小，这期间GDP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落差仅为2.4个百分点。快速增长体现为GDP增长率相当高，2000―2005年间平均增长率达8.8%。注意这里说的是快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高速增长一般是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乃至15%以上的超高速度，往往超出一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多次出现高速增长。而快速增长是指增长速度已足够快，但又低于高速增长。就增长质量而言，快速增长优于高速增长。平稳和快速增长这两个特征在以前的各轮经济周期中很难出现。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50多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10次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0轮周期中。这10轮周期可以以1981年为界区分为改革前时期和改革以来时期，改革前历次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波动幅度大，多次“大起大落”，从未出现过平稳特征，当然多次出现高速度，但往往持续一两年，高速度就迅速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后时期，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由剧烈转向平缓，周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但是整个时期并未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的特征。如1987年―1990年这一轮周期，1987、1988年经济高速增长，但1989年、1990年增长率就迅速下降。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1992年GDP增长率高达14.2%，但从199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就持续7年下滑。真正首次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特征的时期是1982―1986年这一轮周期。就速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的增长速度还高于2000年以来时期，这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1982―1985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2.2%，明显高于2000―2004年时期。但是就平稳程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低于2000年以来时期，1982―1985年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为6.1%（还不考虑1986年的低谷）。因此，1982―1986年周期的特征准确说来应该是较平稳和高速增长。可以这么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10轮周期，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是1982―198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和2000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但是新一轮周期与前者相比，增长质量更高，因为增长速度更加平稳，并且实现了高速度向快速增长的转变。

新一轮经济周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扩张的持续性强，2000年以来至今一直都处于扩张阶段，2001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不能算作扩张阶段，因此新一轮经济周期从2002年算起也是合理的。扩张的持续程度是以前各轮经济周期所没有的。改革以前时期扩张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是1963―1968年，其扩张年份是1963―1965年，扩张长度为3年，但是1966年爆发了“”，经济扩张的势头嘎然而止，GDP增长率由上年的17%下降为10.7%，1967―1968年更是负增长，国民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深渊。改革前后过渡时期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是1977―1981年，其中扩张阶段是1977―1978年，这两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增长，但是1979―1981年实行调整政策，各业增长速度升降不一，这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改革以来的1987―1990年周期，扩张年份是1987、1988年，扩张长度为2年，但是由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1990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扩张年份仅是1991、1992年这两年，1993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7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能与2000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抗衡”的惟一一轮周期是前述的1982―1986年周期，该轮周期的扩张长度长达4年（1982―1985年）之久，只是由于1985年2月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1986年经济增长率才下降，步入收缩阶段，1986年2月中国发生引起举国关注的“工业滑坡”。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比1982―1986年周期更强，2000―2005年已整整6年处于扩张阶段,即使不算2001年经济的回落,也有5年处于扩张阶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明显的三个特征：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就经济周期阶段来看，足以证明目前中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二）失业率

从理论上说失业率也是判断周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高增长率导致失业率下降，而低的或负的增长率伴随失业率的上升，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这种关系。奥肯定律将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也为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定律虽然并不是很精确，但它提供了由经济增长到失业的一种实用性的转换方法。根据奥肯定律，降低失业率要有高增长率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高失业率伴随着周期的收缩阶段。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失业率也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

在我国，失业率这个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但是就业率高度稳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基本无任何关系。但是改革以来（准确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大体吻合的趋势，这里对改革以来的几轮经济周期进行简要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5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77―1981年；第二个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个周期是1987―1990年；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9年；第五个周期是2000年至今，尚未完成。现在按周期顺序，分别予以分析。

改革以来第一轮周期尚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失业率反常地呈现与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关系，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不能用来说明问题，这里不作分析。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2―1984年，收缩阶段是1985―1986年，失业率与周期阶段基本呈反向的关系。1982―1984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一路下降，1985年降至失业率的波谷，仅1.8%，这是改革以来时期我国最低的失业率记载数字。1986年是经济增长的波谷期，失业率略有上升。这一轮周期中，失业率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7―1988年，收缩阶段是1989―1990年，失业率的变化趋势有些特殊。在1987―1988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本应下降，但实际上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维持在2%的水平，1989―1990年的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这才呈现出它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第四轮周期中，扩张阶段是1991―1992年，收缩阶段是1993―1999年，失业率的变动趋势有些复杂。在1991―1992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由1990年的2.5%降至2.3%，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并没有进一步下降，而是固定不变。[17]在收缩阶段，失业率与经济周期阶段又恢复反向的变动关系，1993年始，失业率逐年攀升，并持续几年相对稳定在3.1%的水平。第五轮周期正在进行中，一直位于扩张阶段，GDP增长率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失业率本应是下降趋势，但却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变动关系，逐年攀升，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示了我国失业问题正日益严峻。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以来失业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吻合程度最高的是第二轮周期，即1982―1986年周期。第三、四轮周期中，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收缩阶段也是大体吻合的，不吻合的就是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第四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则是固定不变。第三、四轮周期失业率不随周期的扩张阶段而下降，显示了从这时开始我国就已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结合第五轮周期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失业正日益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突出问题。失业问题的严峻性，确实具有中国的特殊性，直接原因是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所致，这样使得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也难以灵敏地反映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也使得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过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

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该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是近13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上年持平。就业岗位增加了，200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2006年上半年就业问题继续有所改善，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0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人）的67％。2006年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3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与上年底持平。以上指标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确实出现有所好转的迹象，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景气繁荣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体现。根据奥肯定律揭示的内涵，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三）价格指数

判断经济周期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价格指数，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正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已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此后我国出现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物价总水平一直在低位运行，直到2003年，全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仍然负增长（-0.1%），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2%。但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物价出现了近些年来少见的上涨，并且上涨趋势持续到现在。2005年物价涨幅虽然回落，但物价总趋势还是处于上涨中，只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相对温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都还比较高。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1%。[15]这些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市场价格是温和上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观察物价不能囿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也就是说分析价格指数，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房价。[18]目前我国还没有一种综合考察消费物价和房价的价格指数，因此必须同时关注物价和房价。在经济学中，购买住房虽然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但住房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价的高低牵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因此房价是反映价格指数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旦将房价考虑进来，物价涨幅就不再温和了。2005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2006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6％，11月同比上涨5.2%，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很高，给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很大压力。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尤为显著，如北京住房价格一直在加速上涨，2006年一季度北京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二季度同比上涨9.5%，7月份达到11.1%，11月份达到10.3%，这是北京2006年度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其加速上涨之势不言自明。不仅房价没有包含在一般的物价指数中，由于统计的原因，我国的油、电、水、气的价格上涨也都未从CPI中反映出来。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并且上涨趋势还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这一轮物价上涨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出现明显变化，已从前几年的复苏阶段进入繁荣阶段。

五、结 论

本文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分析，其重点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和分析。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已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AD―AS模型分析，也证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步入繁荣阶段。2003年总需求继续增加，推动总需求曲线AD′右移，经济回升到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附近。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增强，这些特征也足以证明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此外，物价的持续上涨，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也为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了佐证。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当然，这只是就宏观层面周期的阶段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其实宏观层面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显示，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所处阶段，下一步中国经济的目标和任务是两方面：一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努力延长扩张阶段；二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目前来说主要是要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总需求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投资膨胀，消费增长则相对慢一些。延长扩张阶段，主要是继续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主要是控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短期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长期来看是要建立起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投融资体制。目前的难点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如果消费持续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就能延长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确保经济持续位于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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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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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71-04

一般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推动的，而短期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增加来推动的。然而在要素、技术固定的前提下，由于各个产业之间是彼此联系的，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总产出。根据灰色系统理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灰色系统，产业结构是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之一。但是，目前通过灰色系统理论验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论文不多见。所以，本文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对云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一、云南省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概况

云南省经济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发展水平取得了重大成果。如表1所示，195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一、二、三”的形式，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1.71%，15.45%，22.84%；到了2009年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的形式，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53.04个百分点，变为7.67%，第二产业上升了39.39个百分点，变为54.84%，第三产业上升了14.65个百分点，变为37.49%。在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云南省的GDP指数（1952年为100）也出现了大幅上升，上升到8 367.3，翻了近83番。云南省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75年），整个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但是第一产业下降了21.16%，第二产业上升了28.69%，第三产业下降了6.1%。这个阶段云南省实际GDP增加了97%（1952=100）。第二阶段（1975―1990年），在1978年，整个经济进入了“二、一、三”阶段，经济结构开始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农工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工业发展的速度很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第三产业却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上升了12.21%，达到了28.95%，超过了第一产业的22.24%。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经济是“二、三、一”的发展形式，经济的发展主体由一、二产业转化为二、三产业。2009年三次产业产值增加值比例为7.67: 54.84 : 37.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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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周期 行业轮动 投资时钟

一、文献综述

学者研究经济周期与资产配置模型始于19世纪90年代。Sam.stova（1996）研究1970年到1995年间美国的经济周期与股市各行业的表现，他将25年分为4个扩张期，3个收缩期。其中扩张期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收缩期分为早晚2个阶段，认为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阶段,一般伴随股价的下跌与货币资金的减少,当经济走向谷底时,央行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这时公用事业与金融行业表现最好。

美林证券公司在2004年的《投资时钟》报告中，统计了美国1973—2004年的历史数据，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的不同变化，将经济周期分为萧条，复苏，过热和滞涨，其研究显示，在衰退阶段债券收益率最高，在复苏阶段股票收益率最高，在经济过热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最高，在滞涨阶段，现金收益率最高。

在国内，对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大部分是从货币政策与股市相互关系来分析，中国金融产品种类少，且投资门槛高，研究中国的投资时钟，应重在基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A股行业轮动。

二、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与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一）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

宏观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由萧条到复苏再到的循环变动。 按统计指标变动轨迹与经济变动轨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同步指标、先行指标、滞后指标。

先行指标主要用于判断短期经济总体的景气状况，我国一般采用新开工项目数、基建贷款、海关出口额、狭义货币M1、工业贷款等作为先行指标。一致同步指标是指与国民经济周期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指标，我国常采用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额、海关进口额、货币流通量、广义货币M2等作为一致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指在指标的时间上相对落后于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我国主要有全民固定资产投资、零售物价总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

（二）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本文中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用CPI来表示通货膨胀。时间从2003年1月至2011年7月，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组合的变化，我们把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下降为衰退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下降为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上升为过热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上升为滞涨阶段。

三、行业轮动的理论逻辑

（一）利率和成本

利率与成本降低，先会刺激可选消费，后沿产业链延伸, 如汽车——钢铁、工业金属、化工——采矿、电力、煤炭、石油；房地产——建材、钢铁、有色、家电、机械。同时利率降低，货币增多，直接推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

（二）财政政策方面

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一是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会使建筑、建材、钢铁和有色的需求增加，而影响煤炭、电力、石油、铁矿的需求。二是要鼓励新技术的运用，目的是鼓励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三）出口方面

世界经济也影响着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国外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必需品的需求，包括纺织服装、家具等，另一方面是推动机电产品出口，且沿着产业链向下，即机电产品——机械、电子、家电——半导体、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矿石。

四、中国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行业表现

我们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把2003年1月到2011年7月分为四个阶段，找出每个阶段表现最好的四个行业。

（一）衰退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降低，因为经济增长率往往提前通胀到来，所以通货膨胀降低一般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已到末期，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应该开始。跟利率和货币供应相关的行业往往复苏，与财政政策有关行业也受益，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家电、电子元器件、有色、房地产、交运设备。

03.1-03.5 04.11-05.2 06.5-06.12 08.10-09.2

黑金 0.258 信息服务 0.049 家电 0.700 交运设备 0.095

公用事业 0.287 餐饮旅游 0.051 化工 0.796 食品饮料 0.095

交运设备 0.342 房地产 0.061 交运 0.861 家电 0.116

金融服务 0.408 黑金 0.017 房地产 1.118 有色 0.164

（二）复苏

经济增长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却仍降低，但快到达底部，这时候利率达到阶段最低，扩张性财政政策却还在进行。需求稍微恢复，且成本到达底部，跟利率和成本敏感的行业成长较快。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房地产、交运设备、采掘、有色。

03.6-04.4 05.3-06.4 09.3-10

电子元器件 0.028 商业贸易 0.325 餐饮旅游 0.400

交运 0.062 金融服务 0.439 交运设备 0.400

黑金 0.074 食品饮料 0.523 房地产 0.443

采掘 0.162 有色 0.596 采掘 0.634

（三）过热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处在上升阶段，因为经济增长率提前于通货膨胀上升，这通常说明着经济已经到达潜在增长率水平上。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还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央行对利率的控制较平稳,财政政策也是平稳的。在这时期，由于需求缓慢回升且通胀缓慢上升，各个行业收益率都较高，中游行业开始有所表现。此阶段以下行业表现最好：农业家电、采掘、有色、机械。

07.1-08.3 09.11-10.04

有色 1.466 有色 0.291

采掘 1.476 纺织服装 0.3405

家电 1.511 机械 0.3625

农林 1.585 采掘 0.3689

（四）滞涨

经济增长率虽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降低。而通货膨胀却仍处于上升过程，较高通货膨胀的危害开始出现。此时，由于通货膨胀处在较高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率也还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息以应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防止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因为需求降低，而利率和成本仍在上升。无一行业出现绝对收益，持有现金是最好选择。以下行业比较而言收益还可以：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相对不错。

04.5-4.11 08.4-08.9 10.05-11.07

食品饮料 -0.146 食品饮料 -0.322 建筑建材 0.1089

采掘 -0.049 信息服务 -0.313 医药生物 0.1890

交运 -0.038 医药生物 -0.288 交通运输 0.2168

黑金 -0.016 公用事业 -0.286 食品饮料 0.3272

五﹑结论

我们从经济周期角度来分析A股市场的行业轮动，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来划分经济周期，先通过经济周期与行业轮动的理论传导分析，后通过实证检验中国A股市场，得出了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各行业的收益率也有差异，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基于经济周期的A股行业轮动来获取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1] Stovall Sam.Standard & Poor's guide to sector investing[Z]. McGraw-Hill，1996.

[2] Martin J Pring.积极资产配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

[3] 美林证券.The Investment Clock—Special Report# 1：Making Money from Macro.2004.

篇11

作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等人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或许有着重要的启示。

对技术理解比较暧昧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的动态特征。中国社科院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向《英才》记者介绍，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了，斯密的《国富论》说的其实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这个时期主要是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生产机器和母机，就要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积累。

对这种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就是“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产出增长取决于投资（储蓄）增加，并且资本与产出比率不变，投资越多，增长就越快。

“哈罗德与多玛提出了刀锋效应，认为投资的波动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更多地导致不均衡，也就是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所以经常出现很大的经济周期。”刘霞辉说。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发展出汽车、电力、化工等产业。这个阶段主要是靠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其理论概括就是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罗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最先质疑哈罗德与多玛夸大了投资对增长的作用。他认为，资本要素同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对1909-1949年间美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索洛发现，资本和劳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0%多，另外60%多无法解释。

“这个无法理解的黑箱就叫索洛残差，是资本与劳动之外，其它能促进增长的因素，索洛无法确切解释，但他认为应该就是技术进步，或者叫全要素生产率。”刘霞辉强调，索洛指出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断地技术创新。

当然，索洛的理论也有缺陷。后人慢慢发现，索洛对技术的理解还是比较暧昧的。“索洛认为技术是完全外生的，偶然的，不稳定的，不是靠人类的努力可以左右的。一个天才突然发明了蒸汽机，于是经济就迅猛增长。”刘霞辉说。

这种外生性还体现在，先进国家产生了新技术，后进国家可以直接把这个技术拿过来，依靠移植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按此推断，慢慢地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就会趋同。但历史事实是没有发生趋同，而且在过去200多年，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人力资本驱动增长

20世纪下半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新产业革命，欧美日等国开始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主要靠信息化和服务业驱动。

这些国家的产业开始从纯粹加工制造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一端是研发、采购、设计，一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物流、金融等。与此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是“新增长理论”或者“内生增长模型”。

1980年代中期后，保罗·罗默与罗伯特·卢卡斯等突破了索洛的框架，把舒尔茨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纳入了其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告诉《英才》记者：“他们对索洛模糊的技术进步概念进行了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人力资本、制度等等。他们把劳动力分成无技能劳动力和受过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力资本），这是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出的核心。”

罗默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有规律的。刘霞辉解释，内生就是经济系统本身能够产生的，人类通过一些手段能够促进的，比如企业对研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教育、制度的改进等等。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环境，一个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经济系统产生更多的技术进步。

2009年，保罗·罗默等人又开始探讨新要素供给理论。早前经济学界探讨的要素不是资本就是劳动，而且二者有替代关系。如今他们发现一些新的要素，彼此不矛盾、不替代，而且越多越好、越用越好，没有边际效益递减。

“比如市场规模、城市规模、互联网范围、制度、创意思维、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在讨论人类更新的增长模式。”张平说。

中国增长三部曲

谈及西方国家增长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中国的启示，张平认为，中国增长模式实现从粗放到集约、从投资驱动到科技创意驱动，需要经过“三部曲”。

第一步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也被称为工业化的赶超期。在这一发展阶段，只要把农业闲置资源变成工业资源，不管怎么粗放地利用，效率都极大提升，因为工业比农业效率高太多，“粗放的发展方式是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国过去能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

第二步是进入重工化阶段。企业主和农民工在前一阶段积累起财富后，大量储蓄变成了资本，就会导致高投资、高发展、建立城市等等。“这一阶段接近索洛说的外生性增长，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了设备，自然就引进了技术。”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靠近，开始逐步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就必须向自主创新发展了。原来中国60%-70%的增长靠资本投入，现在这个数字逐步变化，再靠大的投资，增长也上不来了。”

西方先进国家发展到这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是停滞的，资本的供给也是稳定的，但是还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新供给要素导致的技术进步。张平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增长才平稳而有效率。

篇12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持续发展；促进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58-01

1 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途径

科技进步可以缓解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最大可能的产量组合尽可能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使几年前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这为人类突破资源供给的限制带来了希望，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这种情况可以用图1表示。

图1表明，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所有资源用于生产X, Y两种物品，那么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生产AB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示的任何两种物品的组合，比如说M点所表示的x单位的X物品和Y单位的Y物品。科技进步后，同样的资源投入，就可以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到A′B′的位置。其中M′点的两种物品的组合(x′，y′)要比M点的物品组合(x,y)多得多。

我国的资源状况决定了经济发展不可能走高耗、浪费、粗放经营的路子，而必须选择低耗、节约、集约经营的道路。经济增长是要靠要素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一切非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推动的。从理论上说，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则是无限的。正因为科技进步可以使等量资源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所以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必须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经济增长是人类赖以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因此，古今中外都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视。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劳动、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科技创新实施的。一项成果的科技创新，通过大面积的技术扩散，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贸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同时又牵动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就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取之不尽的源泉。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目前，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

3 科技创新是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都依赖于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高技术的产业化，传统技术得到适当的更替和改造;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投入比例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前提和动因，因为每当有科技创新出现和创新不断扩散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劳动对象、生产手段、生产结果都会发生质的变化，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都要重新组合，其结果会进一步形成积累效应，必然造就、培育出新的高新技术组合，或者取代某些传统部门，从而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4 科技创新可以抹平经济危机的周期

一项新的技术及其产品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要经过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如图2 所示：

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而言，随着技术周期的出现，其经济也相应的出现一个增长曲线。从成长、高峰、衰退直至经济危机。 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为了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在前一个产品还处于成熟甚至成长期的时候，就拿出销售额的5%～15%，投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新的产品又从婴儿期、成长期开始上升。以此类推，一条条增长曲线相交，减缓了经济增长走向低谷的趋势，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所以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科技创新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把经济危机的周期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波

动，变成了经济发展的节奏。

5 科技创新的进程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1995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经济200年”，把1820 -1992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凡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时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增加了第六个虚拟的时期。

第一阶段:1820-1870年，为“起步期”。英国一马当先，世界人均产值增长40%。这一阶段正好是蒸汽机革命时期，以及经济自由化开始。第二阶段:1870-1913年，为“和平繁荣时期”。美国崛起，经济增长速度比前期加快1倍。这一阶段正好是电气革命时期。第三阶段:1914-1949年，为“凄凉时期”，也称“艰苦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但经济仍然增长40%。第四阶段:1950-1973年，为“黄金时代”。美国一路领先，世界财富增长是上一阶段的3倍，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阶段正好是无线电、电子技术革命时期。第五阶段:1973-1992年，为“调整时期”。两次技术革命的间歇，世界经济也呈明显上升。第六阶段:1993-2013年，为“更美好时期”。数字化信息革命将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新。这虽然是一个预测的时期，但其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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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04，(1).

［3］齐建国.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J］. 经济纵横，2004，(2).

篇13

“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比较热炒的一个综合性的话题。“中等收入陷阱”一词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主要的意思是拉美等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过去的发展模式或要素已经无法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模式或要素，如果一国不能及时调整，则其人均收入有可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对于今天多数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国家而言，宜以拉美国家为警示，防止步其后尘。由于“中等收入陷阱”已有拉美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作为先例，这使得后进国家或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不得不重视该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了解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在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设计出适合本国的、有效的应对或治疗良方。

本文依据已有的实践，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这首先需要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其次才是如何调节分配关系的问题。本文拟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做一些解释，以期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有所增进。

“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框架

为什么有些国家大体上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却落入陷阱之中？为什么有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后来又能够跳出陷阱？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可能跨过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别国经验或吸取教训，我们需要关注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能够有所解释的一般性因素。这里我们选取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作为分析的起点。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要素是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最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将劳动力和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后来由于解释经济增长的剩余残差较大，仅靠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要素进行修正，将过去认为的那些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这就出现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剩余残差即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技术进步分离出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后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也被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

尽管经济学力图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尽可能抽象到一个高度，对经济增长过程进行一般性解释，但是具体到现实中来，我们需要把被高度抽象的要素还原到具体要素。我们知道，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特别是大国和发达国家对世界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是一国的主动作为程度和客观的资源条件。主动作为主要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所实施的政策。客观的条件包括一国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以及制度或一国的社会政治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因素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比如外部环境，二战后发达国家因产业转移留下的巨大消费需求空间为那些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后进国家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反之，在一个封闭的经济贸易环境中，由于生产要素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流动和配置，也就不可能通过要素流动为各国提供经济增长的机会。

再如政府的主动作为，正确的战略选择会促进一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政府有部分动员或集结资源的能力，会对该国的社会资源配置起到引领作用，且这种引领作用往往具有“乘数”效应。当一国政府对其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错误选择时，通过乘数效应，会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破坏作用。

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特别是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人力资源的质量（是技术进步的另一种表达）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拉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在不同收入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根据一般经验，越是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越依赖人力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实现经济增长。

资本的丰裕或贫瘠程度以及利用的效率也对一国经济增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资本贫瘠的国家通常难以启动工业化进程，同时没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积累也难以构筑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不过，随着全球资本趋于丰裕，资本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如过去资本紧缺时那么重要了。

自然资源作为物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于自然资源在世界各国分布不均，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会比贫瘠的国家有更优越的发展经济的条件，但是物极必反，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会导致“荷兰病”①的出现。

一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可称为制度）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现阶段社会政治形态发展的必然，一国社会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同样起促进或阻碍作用。

总体来看，各类要素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双重作用导致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分析

利用上述分析框架，我们选取一些典型国家进行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分析。典型国家主要包括巴西、阿根廷（以这两个国家代表拉美国家）、沙特、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作为顺利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代表，而其他国家作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代表，当然这些国家中也包含那些走出陷阱的国家。

表1 落入或顺利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表1中可以发现，至少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自然资源、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人力资本有关，而与人口规模和社会政治结构没有太大关系。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特点是自然资源丰裕、人力资本发展不充分、政府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当，而能够如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刚好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特点相反，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类经济体基本上是自然资源贫瘠但人力资本充裕的经济体，政府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都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因而较快地越过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障碍。

表2 2009年全部人口的收入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导致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该国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而较少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作用的结果。过多依赖自然资源来拉动经济增长面临如下几个风险：一是依赖自然资源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难以保障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源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而这些因素难以控制在一国手中，特别是对于没有影响力的国家更是如此；二是依赖自然资源使得该国将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于此，往往容易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即“人”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培育，也因此不能为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储备各种力量，包括人的素质提升和技术研发实力增长等等，使得该国缺乏进入更高阶段的前提条件；三是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带来的结果是分配不公，由于收入往往集中在少数部门和少数人手中，使一国经济增长的成果难以归于普通民众，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的广泛基础。例如，巴西的中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一直不高（见表2），相比之下不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伴随经济增长，中产阶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迅速提升。

与依赖自然资源国家相反的则是依赖人力资本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这类国家通常比较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本和韩国迅速调整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结构，将更多的资源和政策倾斜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尽可能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促进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由图1可见，日本和韩国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比巴西和阿根廷的水平高，而阿根廷和巴西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均有一个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大幅攀升的过程，由此可以判断人力资本积累是顺利跨过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目前来看，巴西和阿根廷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超过日本，与韩国比肩，可以预计巴西、阿根廷和韩国将会在高收入阶段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以说，中等收入阶段是人力资本积累时期，是完成工业化中后期也即是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为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时期。

图1 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 （单位：%）

当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政府作为也有极大关系。马来西亚通常作为东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马来西亚与韩国在经济发展的起点上差不多，即人均GDP水平大体一致，执行的发展战略也大体差不多，即出口导向型战略，但是韩国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迅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马来西亚却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马来西亚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长期推行的歧视性经济政策，羁绊了马来西亚经济的前行。长期以来，马来西亚一致推行马来族人优先政策，这无形中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基础，阻碍资源的自由配置，导致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经历长达多年的徘徊之后，马来西亚决定推行新经济模式②，采取“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打破长期推行的类似“种族”隔离政策，同时在其新经济增长模式别强调市场在国家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力争使马来西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而巴西也因长期执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经济增长在波动中走走停停。今天的巴西能够走出陷阱，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抛弃了传统的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加上有利的外部环境，巴西能够迅速跳出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近来将“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原因放在了利益集团上。③利益集团是否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要视情况而定，但不应视为决定性因素。利益集团是现有制度安排下的特殊利益群体，它们往往凭借特权来优先获取经济资源利用的好处，其结果是破坏了社会公平秩序，更损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因而诸多文献认为应关注利益集团对“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政策建议往往是应尽可能消除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避免一国因利益集团问题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但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巴西在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徘徊中为何时至今日能够有望摆脱陷阱，而其利益集团在经济中的地位尚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再看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特征是大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但是上述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阻碍这两个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其中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取决于其所建立的经济基础。如果是建立在依靠垄断地位获得经济利益的话，则为固守其既得利益，容易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但是如果是建立在竞争机制基础上形成的利益集团，则有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可见，利益集团可能对一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起促进或阻碍作用，但不是阻碍一个社会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主要因素。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及调整方向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不过是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的另一种表达，而不主要涉及收入分配领域。目前一些研究习惯于将“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关联起来，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此，我们仍需要首先解决一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第一，一国应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关注点放在“人”（人力资本）而不是“自然资源”（物力资本）上。人与自然资源的差异在于人可以通过创造，增加自然资源的附加价值，但是自然资源本身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人的价值附着其上，自然资源本身不能实现“无限”增值。从本质上说，经济增长就是人的劳动创造过程。与自然资源相比，人的潜能是没有穷尽的，这就为经济创造了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和条件。以日本为例，虽然自然资源对日本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制约作用，但是这并不影响日本的经济发展，由于日本在经济增长时期始终将关注点放在人的素质提高上，因而能够比其他国家更顺利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拉美国家尽管有好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却因忽视“人”的因素而难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世界上部分国家能够不断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其中的共同点是紧紧依赖“人”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且这些顺利度过陷阱的国家的共同做法是不断提升人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即使今天韩国在制定中等强国的目标时，仍以人为先，重视人的潜力和价值的挖掘。韩国提出要提高每位国民拥有的人类价值和知识价值，通过人力资本的高度化来寻求出路。因而，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重视人的价值，使得一国保有与其经济增长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第二，政府的正确战略选择有利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加快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巴西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与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巴西摒弃了传统观念，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大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也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迅速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马来西亚也在调整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或提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条件至少是做了战略上的准备。

第三，国际环境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将其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巴西等拉美国家甚至比二战后的东亚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人均收入水平高，自然资源丰富，没有遭受二战的破坏，而东亚遭受二战的创伤之大使得东亚地区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贫瘠的自然资源形成鲜明的对照，人均收入在很长时间里排在世界倒数的位置上。但是之后的发展却令人瞠目结舌。诸多拉美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国家却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处在相同国际环境下的国家，有的国家能够顺利度过陷阱，而有的国家不能，显然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或制约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并不是说环境变坏了，我们就没有发展的机会，而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更多地利用环境，甚至可以通过主动作为，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也已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鉴于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依据已有的经验，本文认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④

首先，中国不算作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很难患上“荷兰病”。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自然资源的进口大国了。以石油为例。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家庭私用车的日益普及以及货物运输规模日渐扩大，中国对石油资源的需求也日益扩大。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早已不是依赖自然资源而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中国要获得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机会，仍需要继续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凭借高素质的劳动力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其次，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这可以从战略作用的结果得出此结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后起国家，中国在其改革开放后一直在不断总结他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次，人力资本积累已经为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中国的科技实力也在不断提升。1985～2009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年增长率为7.2%，其中，1985～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2.3%，1995～2009年年均增长率达10.2%。2009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182.3万人，而美国、欧盟27国、日本分别为141.3 万、159.2万、65.7万人。⑤

不过，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以解决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等问题。这包括财政收入进一步向教育、社会保障方面倾斜，完善分配体制，以创造更多的“机会平等”，而不仅仅是实现收入分配上的“平等”，进而加快“人”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要素的步伐，实现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注释】

①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

②郭惠琳：“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政策应对”，《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

③方浩：“利益集团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模式之反思”，《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第5期。

④李刚：“‘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现实”，《中国经济问题》，2012年第5期。

篇14

关键词：投资时钟；经济周期；中国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F83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资时钟介绍

投资时钟是由美林证券根据美国完整的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提出的投资概念，即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涨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同时每一阶段都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中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

（一）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经济经常偏离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上来。在潜能之下的经济增长会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在潜能之上则会导致破坏性通胀。美林投资时钟理论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拐点判断方面，金融市场上一贯将增长率的短期偏离认为是其长期趋势的改变。正确地识别拐点可以通过改变资产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该理论也可能会出现错误。针对上述情况，美林的投资时钟理论中引入了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增长评分卡是一个基于央行政策、OECD领先指标、商业信心指数和实际GDP市场共识预测的扩散指数。它是关于GDP增长方向的很好的6个月的领先指标，可有效用于拐点判断。

（二）经济周期的4个阶段

美林将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驱使通胀降低。企业盈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调短期利率刺激经济，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2.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同时因空置生产能力还未耗尽使得通胀继续下降，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3.过热阶段。企业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增长减慢，通胀抬头。央行加息给经济降温，此时GDP增长率仍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趋缓，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利润增长与估值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4.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一价格螺旋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此时现金是最佳选择。

（三）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

美林利用美国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验证了投资时钟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国不同资产类收益率：（1）所有资产中股票表现最好，年均实际回报率达到6.1%，相比债券收益率，存在约2.5%的股权风险溢价；（2）债券的收益率高出现金2%，反映其久期风险和违约风险。

2.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中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示每一时钟阶段的理论最佳资产选择，在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期分别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实务对角线则反映每一阶段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除滞胀期大宗商品代替现金外，其余阶段资产表现与理论对角线相同。

二、投资时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一）主要指标和参数选择

将投资时钟理论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和参数，用于确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美林投资时钟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在我国，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单纯以产出缺口度量增长复苏与衰退的方式很难实际运用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与定义中。当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就业率、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等，也有机构采用多个宏观指标，通过建立多因素模型进行综合描述和判断。本文我们主要采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经济增长，通胀部分仍采用投资时钟理论使用的CPI增长率来描述。

在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中，本文对股票和债券资产分别采用沪深300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作为表征指标，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CPI），现金部分采用复利计算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表征指标。

（二）经济周期选取

对于经济周期时长的选取，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首次提出时，是对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国超过30年的时间周期进行研究分析。该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当前不同机构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如以1991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作为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开始统计股票资产收益情况；或按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截取起始点，比如2000年后总市值首次突破GDP总量的40%。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样本空间越大统计分析所能体现的意义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时钟理论的主要应用是对各经济周期中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合理选择资产配置方案，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变化的较高敏感度。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过程短，市场本身一直处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很多时候（尤其是发展初期）其对于经济的反映程度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近年来，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暴涨暴跌之后，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的走向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加之一些可以准确反映资产收益走势的综合指数，如沪深300、中国大宗商品CCPI等的陆续，投资时钟理论的适用条件日益完善，理论中有关把握经济周期、判断经济形势以及资产配置决策等内容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依次走过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本研究将选取2008年下半年为起始点，通过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确定完整的投资时钟，并对这一时期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等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在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对于不同阶段的定义中，衰退期为经济与通胀双降，复苏期为经济增长通胀下降，过热期为经济通胀双增，滞胀期为经济下降通胀增长。通过环比数据确定增长走势，从而将每一个月份都分别归纳在某一个阶段内。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类似的确定方法，将每月的同比增长数据与上月比较，确定该月所处阶段。比如某年4月份经济增长为10%，通胀率为5%，5月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8%和6%，则判定5月为滞胀阶段。

指标选择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某月经济增长值=1/3*当季累积GDP增长率+2/3*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于国家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指标每年1、2月合并计算，本研究使用此数据时，将分别与上月和下月数据平均计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计值。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对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别判断出每一个月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结果表明，在所有42个月份中，衰退期占12个月、复苏期9个月、过热期10个月、滞胀期11个月，总体来说各周期阶段分布较为平均。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将上述3年半的时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完整走过了一个时钟周期，依次经历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复苏（2008年12月-09年7月）、过热（2009年8月-11月）、滞胀（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个阶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间内尽管通胀压力持续走高，但经济并未直接掉头下降，呈高位震荡态势，在时钟阶段上反映为滞胀期和过热期的反复，之后最终确认滞胀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滞胀期确认之后，经济步入衰退，开启了下一个时钟周期。

（四）不同资产在周期各阶段的收益率对比

根据已确定的经济周期各阶段，分别按月计算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资产的表征指标分别为：股票：沪深300指数；债券：上证国债指数；大宗商品：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现金：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不同阶段各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资时钟在中国的实务对角线。结果表明，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相同，时钟前三阶段的最佳资产分别为债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别为7.1%，40.8%和26.8%。滞胀期于美国投资时钟不同，股票超过大宗商品成为最佳资产，收益率为20.4%，同时也超过理论对角线上现金的2.2%。

三、总结

（一）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决策分析

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明在各阶段理论上最佳的资产选择，即衰退期选择债券，复苏期投资股票，过热期追捧大宗商品，滞胀期现金为王；实务对角线反映每一个时钟阶段中，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

我们分别统计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各资产在不同时钟阶段中的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前三个阶段中各理论最佳资产的收益明显好于其它。同时，分别考察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阶段的时钟表现也非常显著，说明各资产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确实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从总体水平上看，债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现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长久期风险和信用风险溢价，这一点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相同；与美国历史结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表现最差。总的来说，投资时钟理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预期、资产配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投资时钟理论的深入探索与展望

首先，在周期确定方面，本文使用工业增加值与GDP增长两项宏观数据相结合的表征方法，当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对宏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具体方法包括历史数据回归、多因素分析等。实际上，对于经济周期的准确判断和预测，是投资时钟理论有效应用的前提，而对拐点的预判更是及时调整资产配置，避免风险的有效手段。后续的探索工作将尝试引入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在未来经济走势预测方面开展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