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交流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中外文化的交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97.

［2］王.唐语林（卷八）.转引自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2.

［3］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转引自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58.

［4］夏应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54.

［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

［6］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9.

［7］陈瑞德，刘如仲，傅冰，石u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39.

［8］陈瑞德，刘如仲，傅冰，石u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38.

［9］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7.

篇2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63-01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篇3

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改革开放；留学生；文化差异；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145-02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向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是可以把中国建设好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也逐渐增加，很多国外的学生都选择来中国接受教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后，针对留学生的课程到底是用英语教学好呢还是用汉语教学好，这从开始就成为了高校留学生教育的问题。综合考虑，其实留学生来中国，对他们实行汉语教学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不仅可以让他们学习并掌握好中文，同时还可以让他们了解到中国的文化，进而对学习专业知识也产生积极的影响。文章针对中外文化差异着重讨论了教学方法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哪种语言更适合留学生教育

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很多人都认为对留学生实行英语教学是最好的教学方式。其实不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偷懒心理，把无论哪个国家的留学生教学都换成英语教学，无疑是没有针对性的。对于来中国的留学生，如果学习不好中文，那就等于是白来中国了。因为，一个讲着外国语言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学习和了解这个国家的。很简单的例子，对于中国民俗的了解，就需要掌握好中文。因为很多地区的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言，如果连普通话都听不懂，那如何去听取地方语言呢？一个外国人打的，他用英文跟司机说自己是中国通。司机微微一笑，问他：“夜壶是什么？”这个外国人顿时无语了，他听不懂，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可笑的，所以中文教育对于留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他们都以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为荣，所以他们大都是非常喜欢去学习中文的。如果给他们讲课都使用英文，那么就会使他们失去一次学习中文的机会。另外，留学生在中国，他们大都是以小群体的形式生活，能够真正接触到汉语的机会较少，所以汉语课堂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单纯为了学习汉语而单独开设中文课堂的话又不适合所有留学生，所以对于一些课程来讲，采用中文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二、中文教学的优点

随着国际化的发展，中国也逐渐成为了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话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很多为国人都以能讲中国话为荣。所以学习中文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很多外国人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中文教学有很多好处，其中主要表现为可以帮助外国学生掌握好中文，其次是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就是对提高他们的交流能力和掌握知识的能力有很大帮助。

1.学习中文的机会。使用中文进行教学，对于学生来讲虽然在开始阶段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全中文教学必然会让学生的整体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很多外国学生也反对用英文教学，他们都认为自己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学习，如果所有的课程都是使用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他们来中国的意义就失去了很多，所以他们非常愿意接受中文教学。从另一个方面讲，很多国家的科技比中国要好很多，尤其是在教育方面。那么这些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中国，如果只是为了学习一些很基础的知识，或者是一些在他们国家已经落后的技术，无疑会使留学失去很多意义。所以，中文教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样会促进他们学习中文，以中国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这对于他们将来的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相比的，这也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一个重点。很多学生来中国就是为了来看一看这个文明古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语言不通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障碍问题，不能只能通过自己在学校学习。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一般都非常单一，很多高校会把留学生集中起来，让他们集体居住和生活。所以他们接触中文的机会就变少，如果在课堂中还使用英文，那么必然会使中文成为他们的短板。当他们接触到中国一些历史问题，很难会以正确的思维去考虑。因为语言的障碍，导致了中国式思维障碍。没有中国人的思维，就无法去考虑中国的很多问题和现象。

3.提高交流能力。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有留学生，尤其是对于中国著名学府的代表——北大。很多北大的留学生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如果不看他们的脸我们有时候就很难听出他们是外国人。而其他一些学府的很多留学生在这方面并没有突出表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授课模式不同。在北大很多针对留学生的课程中，教师所使用的语言往往不是英语，而是汉语。即便是英文教学，教师也会经常穿插一些中文。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需要外国人学习的地方，他们可以学习中国学生的勤奋聪明，同时也可以教会中国学生创新思维，学会了中文就可以更多地惊醒交流，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知识面，也可以帮助别人建立更好的起点。所以，中文教学也就成为了学习中文和交流的最好机会。

三、中文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综合实力，让他们不仅可以掌握好专业知识，同时还帮助他们学习好中文。

1.全中文式教育。全中文教育是最佳的教育模式，这就会给学生提供一个全新的中文学习环境。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过量使用生词，语速不应该过快等。因为中文毕竟不是外国学生的第一语言，他们能够领悟课堂内容就可以了，不能牵强他们去听懂每一个字。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是非常好的。学生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很多中文，很多专业课堂中他们也可以用中文准确的表达。这种模式非常适合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留学生，他们的基础决定了这种教学模式的正确性。

2.穿插式教育。对于初到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实行穿插式教学。因为这部分学生初来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知识都是陌生的，如果开始就实行全中文教学，那么产生脱节、厌学的情形。穿插式教学是比较中庸的一种教学方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中文和英文各一半，对于一些关键词，开始使用英文教学，等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使用中文教学了。

教育模式不能一成不变，对于留学生教学来讲同样适用。我们不能够为了减轻自身负担而把课程简化；不能因为烦琐，而将教学内容删减。所以，在教学中不断寻求更合适学生的教学方案是教育工作者始终的追求。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民族院校；中外交流

［中图分类号］G75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118-02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层次和要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给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社会化管理以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民族院校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影响，有利于帮助异域文化的留学生尽快融入到我国民族地区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中，也有助于提高民族高校师生与外籍友人间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合作的水平。

一、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流。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验和探究。随之也带来了许多跨文化交流的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低效率的交流、沟通和相互间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的差异，容易导致外国人对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形象和声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理解与合作。民族院校做好中外交流主体间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对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前来学习交流，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我国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积极排除来自境外的不利因素，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意义深远。在跨文化交流中，应注重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一）尊重认可原则

“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的跨文化态度，因为这是和谐的跨文化教育的基础。”文化尊重的表现形式是对民族文化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的尊重。

（二）平等心态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行为，“跨文化交流不是对目的语文化认识、理解和接纳的简单的单向过程，更不应是一味地迁就和顺从另一方文化”，而是在互相认同彼此文化、平等相对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交流，否则，就会滋生各种形态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文化冲突。只有在保证对方不失去本民族特征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使对方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

（三）包容借鉴原则

“包容的本质是对异文化的一种接受的心态，特别是对于本民族截然相反的文化形态的公正认可，以及对这种对立性、否定性的接受。”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要提倡双向、多向及互动的宽容，即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彼此的文化偏见，消除各种形态的文化冲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对跨文化差异分析

（一）对认知多元化差异的分析

来华留学生有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多样化越来越广泛。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对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我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惯用大熔炉的观点和方式来描述组织，认为不同的人在组织中多多少少地会被自动的同化。但是，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不会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偏好放在一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特别是到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无意中流露出一种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感，发展中或落后国家的学生而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事物的多元化特点，积极适应各种各样的人群。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来华留学生作为相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而对待，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对文化差异做出反应，从容以对。如果管理得当，多元化会提高组织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如果鼓励不当，就可能出现沟通困难和更多的心态对抗。

（二）对时间观差异的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其时间观也不一样。有学者指出，在时间取向上，我们是过去取向，而西方人则是未来取向。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对时间的利用方面。以西北游牧民族地区为例，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相对自由性，对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认知不去刻意精确，所以在时间的支配、利用方面比较随意，灵活性较强。而西方人使用时间十分精确。我们在工作中对未来时间的安排往往是“另行通知”、“过几天再说”、“以后在议”等，缺少具体化的安排。对我们来讲，这一情况由于司空见惯而很容易被我们理解和适应，但对于留学生来讲，常常无所适从，很难理解。这无形中加大了民族院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三）对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缺点是笼统思维，强调直觉，轻视分析方法。”这对于民族地区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而言，表现较为突出。西方人见长于分析和逻辑推理，其思维模式呈线式。而东方人见长于整体式，富有想象和依靠直觉，是一种圆式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与西方人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精确性言语观不同，由于儒家文化“贵和尚中”精神和各民族追求和睦交融而表达礼让心理的引导，我们往往偏重迂回、含蓄和笼统的表达观，这种思维差异在与外国人交往中常有体现。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加强预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就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