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与农副产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农产品与农副产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当前，正值全县农副产品丰收旺销季节，各乡镇、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农副产品购销工作对于强化农业基础、确保农民增收、保障市场供应、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意义，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农副产品购销工作顺利开展。要通过在县电视台、新农村资讯》民勤政府网等媒体开辟专栏的方式，广泛宣传全县农副产品的优势特色、优良品质和购销政策。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与全国主要农副产品销售网站、信息平台和企业信息点的对接联系，准确及时产销信息，宣传产品质量，承诺服务项目，拓宽销售渠道。

二、加大政策扶持，努力促进农副产品购销加工

各乡镇、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好与农业银行等金融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简化贷款手续，延长贷款期限，金融部门要积极想方设法提供农副产品购销贷款资金，切实为农副产品营销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各乡镇要积极协调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企业和个人所需场地，确保农副产品收购、储存用地。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制定出台农副产品购销以奖代补资金管理办法，对销售、加工、储存农副产品达到一定规模的法人、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补助，充分调动购销客商参与农副产品营销工作的积极性。

三、强化工作措施，不断拓宽农副产品购销渠道

各乡镇、相关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分析农副产品市场需求、营销渠道、价格趋势和销售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帮助收购企业、个人和农户多渠道做好农副产品购销工作。要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受益”原则，积极组织企业和客商参加县内外举办的各类农产品交易会、展销会、推介会，加大招商力度，对接产销链条，加快销售进度。要继续拓展山东、北京、上海等终端市场，加强与国内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企业和营销大户的衔接，努力扩大我县农副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各乡镇要积极动员农户对各类农副产品收获和销售，指导农户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对未售出的洋葱等农副产品进行正确储存，保证产品质量，延长销售时间。

四、加大执法力度，不断优化农副产品购销环境

各乡镇、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加大对农副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积极做好外来客商的服务工作，规范交易行为，维护经营秩序，增强地方信誉，坚决打击欺行霸市、掺杂使假、强买强卖、压级压价、恶意操作等不正当行为，为农副产品购销创造良好宽松的市场环境。要认真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制度，加大农业执法力度，强化农畜产品检疫，加强各类农副产品质量监管，确保农副产品质量安全。

篇2

关键词：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培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70-03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另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即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出现了。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是农业市场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是品牌经济，加大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实施农产品创区域品牌战略，挖掘农业的潜在能力，提高农副产品在竞争市场上的占有率，是弱质农业向强质农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只有实施农产品创区域品牌，创名牌战略，才能不断增强福建省农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推动福建省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全面发展。

一、福建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必要性

1.有利于形成农业主导产业，提高农业经营层次

实施农产品区域品牌、名牌战略，必须依托农业标准化，以标准化规范、带动千家万户生产，并以农业龙头企业为载体，形成农业产业链，逐渐形成一个主导产业。农产品区域品牌、名牌战略的实施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实施农产品差异化策略。但特色农业的做大做强，要有恰当的组织形式，产业化经营提供了特色农业发展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因此，实施农业品牌、名牌战略能有利于形成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推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可以进一步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经营层次和水平。

2.有利于品牌资源整合，提高农业经营效果和经济效益

一个品牌的成长要靠长期的市场考验，靠用户的考验，要使一个农副产品成为名牌，不仅是质量的竞争，价格的竞争，服务的竞争，而更主要是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竞争。由于品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特别是要培育出著名品牌，往往需要很好的文化底蕴。一个地方的品牌资源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创牌必须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农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农业品牌名牌的创造速度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实施农业大品牌可以合理利用资源，整合各种优势，减少浪费，保证品牌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3.有利于克服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性

目前，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是非企业化的小规模，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在中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户和进行农产品批发与零售的个体户，而农业企业非常少。这种非企业化小规模经营，难以对农产品进行品牌化经营，而且在经济上也不合算，因为实行品牌化要付出成本，如品牌的设计制作和注册、产品包装的设计与制作、品牌形象的塑造及其推广、品牌的管理与维护等，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果经营规模过小，农产品生产与销售量过低，就会导致单位农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这种小规模经营，建立单个品牌是不现实的。而同一区域范围生产经营同一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使用的共有品牌――区域品牌则是可行的。

4.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

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与流通各个环节，都要根据市场机制来进行，要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加、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系列，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以区域品牌的形式进入市场，从而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

二、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现状分析

福建虽不是农业大省，但福建省的农业已初步形成了三大产业带，即闽东南沿海临海产业带、闽西北绿色产业带、闽东南高优农业带，食用菌、水果、茶叶、蔬菜和林产品、水产品等十大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也已初具规模，福建不少的农产品产量、销量、创汇在全国名列前茅，当前，福建省仅绿色食品就达300个左右。近年来福建省农产品品牌创建意识逐渐增强，如2006年全省农产品注册商标达到4万件，在全省新认定的257件福建省著名商标中，52件为农产品商标，占20.2％。

近年来，福建各地十分注重农产品区域品牌培育，以品牌促规模，以品牌拓市场，农产品名牌效益呈现。在福建出现了许多有一定名气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如榕城的橄榄、柘荣的太子参、漳州的柚、安溪的铁观音等等，这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打造，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安溪铁观音为例，目前，安溪全县各类茶叶加工企业1000多家，龙头茶企十多家，骨干茶企100多家。拥有全国最大的乌龙茶精制厂――安溪茶厂有限公司，以及安溪八马茶业有限公司、安溪县华芳茶厂、安溪县兴溪茶厂、安溪县远荣茶厂、安溪县恒发茶厂等骨干企业。全县有茶园50万亩，主要分布在内安溪，其中感德、祥华、西坪、长坑等十个乡镇种植乌龙茶面积在1万亩以上；全县年产茶叶5万吨，占全省乌龙茶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约占全国乌龙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涉茶产值达50亿元，从业人员30多万，受益人口近80 万。其中感德、祥华、西坪、长坑等十个乡镇年产茶叶达到1 000吨以上；以发展成集生产、加工、机械制造、包装印刷等产业为一体的大产业格局。创造了茶园总面积、茶叶年产量、茶叶平均单价、茶农年均收入和茶业受益人口等十多项全国第一，“安溪铁观音”还在茶业界受摘中国驰名商标，安溪县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

三、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宏观统一规划和指导

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开发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宏观统一规划和指导，造成了农产品品牌较为混杂的现象。农村生产在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农民或农业经营者几乎没有商标的概念，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指导，许多企业对品牌简单随意，品位较低，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内涵，出现了农产品品牌较为混乱杂的现象。农业经营的迅速转轨，给管理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农产品种类繁多，加上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客观上给品牌管理带来了困难。

2.思想观念落后

商标是品牌的标志，农产品有了自己的商标，只是品牌战略的第一步，要使品牌成为名牌，还需要在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抓好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农业标准化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做到质量有标准、生产有规程、产品有标志、市场有监测，只有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形成完整的品牌质量系统，步步为营，才能创造出优质名牌产品来。我省多数农民，特别是福建西部山区的农民受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等原因影响，小农意识较浓，缺乏长远目光，只顾眼前利益、短期行为，对农产品质量意识、品牌意识较为淡薄，把商标与品牌等同起来，认为农产品只要有了商标就是有了好品牌，对品牌创建在思想上较简单。

3.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经营规模过于分散和细小，知名度不高

相关资料表明，在福建省已注册的众多农副产品商标中，真正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知名度和形成规模的不多，产品结构单一，既缺乏微观基础上的组织规模和产品系列，也缺乏产业规模。各地都有热衷于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搞开发，商标注册也同样存在各自为政现象，没有形成合力。产品特色也不明显，不论是品质、加工，还是名称、包装设计，甚至在宣传上都有雷同之处。由于生产者和企业间在各自小圈子里恶性竞争，往往造成相互残杀，难以形成品牌效应，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是自毁生路。

4.没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供应链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创建必须依赖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供应链是指农产品沿着农户、合作组织、加工企业、物流中心、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运动的一个网状链条。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完善的农产品供应链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它要求整个链条中各节点的农户、加工企业、零售商必须遵守统一的质量标准，以及根据统一标准制定的各环节标准。此外，供应链上下游也依靠统一的标准相互约束。比如，农产品加工企业出于本环节的质量与利益考虑，它就会严格要求供应链的上游――农户必须遵循供应链统一标准，农户为了能够存在于本供应链中并依靠供应链获得利益，它就不得不根据统一的标准组织生产。由于供应链整体利益的要求，就会使得位于该供应链所有节点上的个人、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保证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四、福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培育策略

1.区域政府加强宏观的规划和指导，搞好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

和企业的经营模式相一致，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主导者是区域政府。因为在经营手段上，我们虽然强调用市场经济杠杆，但区域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必须由区域政府根据区域资源及市场状况对区域进行规划、指挥、协调，认清区域优势，整合区域资源，使区域经济在一个开放的分工体系中获得分工利益，同时塑造区域品牌形象，打造区域品牌，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

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土质、温湿度、日照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农产品品质的形成。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农业资源状况，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农产品区域布局，避免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无序性和盲目性，真正做到特色农产品有特色。

2.区域政府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供应链体系

目前，农产品进入超市销售为农产品供应链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现代物流要求农产品在配送和销售过程中，符合现代物流的技术标准，并要对流通过程中的包装、搬运、库存等质量进行控制。因此，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供应链体系，并整合供应链中各部门、各单位的资源，按照相关的统一标准，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才能切实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体系的完善。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1）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要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制定和实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开展全程质量控制。（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结合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以特色主导产业为重点，建成布局合理、职能明确、专业齐全、运行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优化整合检测资源，配备现代化监测仪器设备，加强检测机构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和水平。（3）增加科研投入，积极开发新品种。

3.区域政府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品牌管理体系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分散性，给农业品牌的开发、培育、管理和使用，以及在运作机制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分散的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在直接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受自身眼前利益驱驶而出现不规范的市场竞争行为。农产品品牌建设中表现出品牌不名、有牌无品；同品异名、一卵多生；缺乏规划、管理滞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业品牌管理体系问题。农产品品种繁多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农业品牌没有必要每种产品都要去注册一个商标，更不可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品牌应该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是要培育出著名品牌，往往需要很好的文化底蕴，因此，一个好的地方品牌资源是有限的。实施农业大品牌可以合理利用资源，整合各种优势，保证品牌资源利益最大化。建设有特色、有规模、有竞争优势、有效益的品牌，才能创出农业驰名品牌。为确保农产品名牌的长盛不衰，必须建立和完善农业品牌管理体系，加强对品牌农产品的管理。

4.区域政府要大力推动企业与农户联合运作机制的建立

企业与农户联合运作机制是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载体，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生产，一头连着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同时要着力培育以产业服务为主体的专业协会，让协会去组织农业名牌战略实施。可先由市政府牵头，成立福建省主导农业的市级各类产业协会组织，由协会制定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一质量等“几统一”标准，对品牌实行有序管理。

5.区域政府要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龙头企业上市

政府要积极争取发改、财政、科技、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创造条件，从人才、资金、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尽快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动、市场拉动”的良性互动格局，共同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政府重点要鼓励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龙头企业上市。资本市场对农业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首先，资本市场可以给龙头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多元化资本运作平台。其次，龙头企业上市能够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形象，对业务拓展和区域品牌建设也有正面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王延辉.城市经济制度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金发忠.关于农产品品牌问题探讨[J].中国禽业导刊，2005，（14）.

[5] 郭守亭.对中国实施农产品品牌工程的几点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5，（12）.

[6] 肖双喜，徐玲.农产品品牌建设探索[J].乡镇经济，2003，（6）.

[7] 张程远.品牌带动原理方法和海西实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

The Fujian Regional Trademark PRE-TE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NGQing

（Fuzhou university sunshine college， Fuzhou 350015， China）

篇3

关键词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信息网络技术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志码：B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24.084

構建与农业相关的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为农业的信息化发展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对与农业有关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问题进行探究。

1电子商务在我国农业领域的应用现状

在对农业机械与农副产品加工信息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问题进行探究前，首先需要了解电子商务在我国农业领域的应用现状。从农业信息网络的发展现状来看，高科技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一些农村地区互联网必要设施相对缺乏问题，给电子商务平台在农业系统中的应用，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这表明，农民缺乏接触互联网机会的问题，给电子商务网站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的电子商务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一些复发分子在电子商务平台中开展的违法犯罪行为，对电子商务安全性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电子商务难以在大宗交易中应用[1]。从我国经济的现状来看，农业机械的交易也属于大宗交易。一些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不仅给电子商务领域带来了不利影响，也给电子商务在农业及农业相关领域的应用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这种与农业机械和农副产品有关的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调控政策的农业机械供应平台，另一种是以国内外贸易为核心的电子商务平台。前者需要政府和生产部门的共同参与，后者需要为农户及农产品的销售者，农业机械生产商等群体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这表明这种信息电子商务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发挥一些电子政务平台的功能。

2农业机械与农副产品加工信息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结构

2.1系统结构

从这种与农业机械与农副产品加工有关的电子商务平台的系统架构来看，这一系统主要以核心数据服务器为核心，涵盖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系统安全管理和网上物流平台等多个模块。主要支持企业自建物流中心的物流应用模式。在物流系统的应用过程中，针对现代物流领域常见的以第三方物流公司为核心的配送模式，系统主要采用与邮政企业进行合作的方式，让邮政物流在系统中发挥第三方物流公司的作用。这就为一些中小型企业的入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2.2关键技术

在电子商务模式的应用过程中，信息安全技术、JAVA技术、XML技术和数据WEB挖掘技术，成为了这一模式中主要的关键技术。JAVA技术是这一平台目前所应用的一种关键技术。在这种与农业季节和农副产品加工有关的电子商务平台中，JAVA技术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区域短租商务平台性能扩展方面的作用。XML技术可以凭借自身的准确搜索能力，对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进行优化。在电子平台的应用过程中，支付安全问题是影响平台发展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该平台涉及到农机交易的情况下。这一平台在农业机械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支付安全问题往往会给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保障平台的支付安全，应用了数据签名和电子证书等方式[2]。

3农业机械与农副产品加工信息电子商务平台的作用

从这一平台的应用来看，它可以通过对农业新技术和实用技术进行推广的方式，促进农业信息资源的共享。这种电子商务平台的作用，是与它的系统功能有一定联系。从这种商务平台的应用效果来看，促进实用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交流，是这种电子信息商务平台的主要应用目标，这一目标的出现，让农业机械、农业机械装备数据库和农副产品加工数据库在平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了让这一目标在平台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得到更好地应用，有关部门在对这一平台进行推广的过程中或通过对政策法规查询功能、商品信息功能等实际应用功能进行完善，这样农户在开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对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最新扶持政策和市场商品信息等信息因素进行了解，这就对农业信息资源的共享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它可以进一步促进传统销售方式与电子商务的结合，在这种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在线交易功能也是平台核心功能的一种表现。在对电子商务领域中的交易洽谈、合同管理等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中，这一电子商务平台的在线交易功能，可以通过E-mail音视频手段的应用，为业务洽谈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支付系统的完善，促进了平台账户管理、客户报表管理等多种功能的完善，有效促进了传统销售方式与电子商务之间的结合[3]。

第三，这一商务平台的应用，也可以为政府对农业及农业相关领域的宏观调控问题提供一定的依据，这种商务平台的作用主要与其商品管理功能和信息数据服务功能有着一定的联系。前文中提到的农业机械与农副产品的核心作用是影响这一因素的一种表现。它的商品管理功能是建立在数据库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平台的应用过程中，预测市场动态的功能是这一平台的一大优势。这种预测功能就可以让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市场需求进行把握；同时，这一平台的应用也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及工业相关行业的市场动态进行把握，因此这种应用功能就是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依据的重要因素。

此外，这一信息管理平台的构建，对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装备市场的优化就是这一作用的一种体现。从农业装备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传统的农业市场是以集贸市场模式为主的市场经营模式。在新型信息管理平台构建以后，农业装备市场开始步入了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借助这一商务平台，农业装备制造商可以对不同地区的对农业装备的需求情况进行了解，农机企业在对农机需求量较大的区域进行了解以后，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向该地区农户出售农业机械的方式。

4结语

构建与农业机械和农副产品有关的电子商务平台，是促进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在这一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过程中，政府和相关产业的共同参与，可以让农户更好地感受到这一平台带给他们的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阎楚良，田兆锋.农业机械与农副产品加工信息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J].农业机械学报，2005（1）：152-154.

[2]张伟.数字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平台开发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篇4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7 ― 0102 ― 03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成立，中国与东盟逐渐实现商品零关税化，而农业是两者极为重要的贸易合作项目之一。这为福建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发展带来巨大契机，2013年第一季度东盟首次成为福建省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第一季度所有贸易伙伴中东盟增长速度最快。福建省对接东盟具有地缘接近，社会文化资源等优势，如何应抓住这个机遇，加强双方在农业上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拓宽东盟农产品贸易市场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双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比入手，期望改善福建省东盟双边农产品的出口现状，扩大农产品的出口规模，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福建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一）福建省农产品现状

1.福建省农产品发展状况

福建省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各种瓜果蔬菜的栽培，因此其农产品以蔬菜类、粮食类、茶叶、油料以及水果为主。蔬菜产量一直居于首位，产值从2004年到2013年上升了23.97%，粮食次之。近些年，福建省十分重视水果与茶叶行业的发展，不断增大其种植面积，水果和茶叶产值在近十年分别上涨了40.04%和100.11%。茶叶作为福建省特色农产品出口，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有乌龙茶、红茶、绿茶、白茶和花茶等。

2.福建省农产品进出口现状

据统计2014年前三季度，福建省进口农产品310.5亿，其中粮食154.9亿元，为主要进口的农产品，占同期贸易总额的49.9%。美国、巴西、东盟和加拿大是福建省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占农产品进口总额3/4左右。

福建农产品对东盟出口增长快速，由2009的6.76亿美元到2011年（CAFTA建立的第二年）的1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1%。2009年到2013年福建省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额稳步提升，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呈现浮动式增长。2014年第一季度，福建省对东盟出口34.3亿元的农产品，占同期出口农产品总值的29.7%。

（二）东盟农产品现状

1.东盟农产品发展情况

东盟各国的农产品发展水平不一。粮食产品方面，东盟主要生产稻谷、薯类和玉米。其中泰国和越南的大米，出口数额位列第一和第四；经济作物方面，东盟主要盛产天然橡胶、咖啡、胡椒、椰子以及棕榈油。印度尼西亚的椰子和棕榈油不论是产量或是出口额，均位列世界第一，天然橡胶、可可的出口也位列世界第二、第三名。泰国天然橡胶的产值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马来西亚；果蔬产品方面，东盟以香蕉、芒果、腰果以及菠萝等大宗热带干鲜果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热带地区特有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水果。

据统计，印度尼西亚近年来农业总产值远远超过了东盟其他的成员国，占东盟农业总产值的33.51%，其次是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以及马来西亚。老挝和柬埔寨经济条件落后，科技不发达，生产水平受到限制，农业总产值仅占东盟的0.98%和1.97%。新加坡和文莱是城市型国家，种植面积以及劳动力等条件受到阻碍，总产值占东盟农业总产值在1%以下。

2.东盟农产品出口现状

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东盟农产品出口的97%以上，东盟的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这六个成员国，东盟各成员国的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各不相同，因此东盟各成员国的优势农产品也各不相同。对福建省主要出口冻鱼、罐头、干蔬菜、大豆、水果等农产品。不仅如此，泰国的大米、榴莲，菲律宾的芒果等也深受福建人民喜爱。2010年前三季，东盟对福建出口农产品3.7亿美元。2014年第一季度，东盟对福建省出口11.2亿元，占同期东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2.7%。可见，福建也是东盟的农产品主要销往地之一。

总之，东盟是福建省农产品进出口重要合作伙伴，福建主要出口东盟水产品、蔬菜、罐头、烤鳗、茶叶、柑桔等，从东盟冻鱼、罐头、干蔬菜、柑橘、大豆、水果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发展了福建省的农产品贸易，使福建省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大幅度上升，增加人民的经济收入，加强并巩固了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三、福建省与东盟农产品竞争力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与贸易竞争力指数（TC） 对福建省与东盟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采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UNcomtrade数据库、福建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一）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指一国农产品出口占本国出口总值的比例与世界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之间的比率。其公式为：RCA=（X/Y）/（XW/YW），其中X代表一国农产品出口，Y代表该国出口总值，XW代表世界农产品出口，YW代表世界出口总值。依据RCA指数定义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东盟农产品大国之间农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的情况各不相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生橡胶、植物油脂、加工油脂、动植物蜡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都比较高。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在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咖啡、茶、可可、调味料及其制品等都存在着相当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福建省在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RCA值为10.87大于2.5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其竞争对手主要是越南与泰国RCA值分别为7.75，5.11。福建省在果蔬类产品中也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RCA值达到18.6，但由于东盟国家主要产出热带水果与福建省的竞争性并不明显。福建糖类、杂项食品、咖啡、茶、可可、调味料及其制品的RCA指数都大于1.25，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泰国与马来西亚在糖类商品中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总之，福建省与东盟国家的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咖啡、茶、可可、调味料及其制、杂项食品均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相互之间形成一种竞争性关系。蔬菜及水果、生橡胶、植物油脂则可发展形成互补性关系。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TC）

贸易竞争力指数指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其公式为：TC=（X-M）/（X+M），X为商品出口额，M为商品进口额。该指数用来衡量一个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依据公式计算得到下表。

福建省蔬菜及水果、糖、糖制品及蜂蜜、烟草及其制品、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这几类的农产品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优势，平均贸易竞争力指数都在0.8以上；肉及肉制品、食品及活动物也是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但活动物从较高的竞争优势转变为较高的竞争劣势；动物油、脂的竞争力正在上升，从竞争劣势慢慢发展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2012年东盟主要国家各农产品贸易TC指数显示，印尼的植物油、脂，加工油脂、动植物蜡、生橡胶和软木及木材，马来西亚的软木及木材和加工油脂、动植物蜡，菲律宾的植物油、脂，泰国的肉类、糖类的竞争力较强。越南的咖啡、茶、可可、调味料及其制品也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对比发现，福建省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上，如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蔬菜及水果等；而东盟具有竞争优势则体现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生橡胶、植物油、脂等。

五、对策建议

CAFTA的成立对福建农产品发展既是契机，又带来东盟农产品大量进入的挑战。福建省较为单一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缺乏自主品牌与深加工产品都使得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无法发挥其优势。若要进一步发展农产品贸易，则需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抓住机遇求得发展。首先，福建省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发展的契机，继续推动和深化区域间的合作，简化检验检疫流程手续，提高通关效率。还应该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双边贸易体系。其次，加强产业技术的研发，加强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建设，增加农产品的科技技术含量，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再次，深度加工的农副产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多元化的农产品结构。最后，应加大对品牌企业的扶持力度，品牌意味着高质量、高效益、高信誉，并由品牌为企业带来效应。

〔参 考 文 献〕

〔1〕赵涤非，郭鸿琼，陈宴真.福建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基于CAFTA框架下〔J〕.综合竞争力，2012（02）.

〔2〕吴红玲.福建省农产品出口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259）：18-19.

〔3〕黄莹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D〕.广西：广西大学，2012.

〔4〕李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土管学院，2006.

〔5〕余少谦.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07（11）.

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大规模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减少到现在的5 575万，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进入21世纪后，产业扶贫逐渐成为政府反贫工作重点，扶贫方式由传统的救济型向开发式转变。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利用贫困地区特有的资源优势，通过发展地方产业，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方式。产业扶贫可以为贫困地区注入造血机能，唤起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自觉性和能力，对于改变欠发达地区的“久扶不脱贫”现象有显著效果。

贫困人口的参与是产业扶贫效果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扶贫开发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在农村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或是农民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程度低、参与渠道受阻的原因，导致产业扶贫无法真正解决农民贫困和农村发展的问题。山西省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省，21个县被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连片特困地区，本文以地处吕梁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的S村为案例，分析农民参与扶贫的内外条件、农民参与的现状及原因，提出推动农民积极参与扶贫产业的思路。

一、农民的参与条件

产业扶贫中的农民参与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指的是农村的气候、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数量的情况。外部条件主要指扶贫政策支持、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帮助情况。内外条件共同作用，潜在影响着S村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实践。

（一）农民参与的内部条件

S村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内，总面积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00亩，林地面积400亩。该村属于高寒沙石山区，平均海拔1 600米，无霜期一百天左右，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多，气候湿润，牧坡广阔，水草肥沃、适宜牛和羊的牧养和马铃薯、藜麦等作物的生长，其主导产业是种植业、养殖业。全村总人口280人，有低保户25户。由于土地沙漠化严重，传统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低，年人均收入偏低，村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本村距离县城五十多公里，长年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定居人数为二百人左右，村内剩余人口约为八十人，其中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不足六十人。一直以来当地村民靠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只能起到暂时性缓贫作用，返贫率较高。致富渠道的阻塞使得当地村民生活较为单一，思想观念保守，参与理念和实践处于一种待激发的状态。

（二）农民参与的外部环境

从2013年开始，加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推动全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山西省在贫困地区启动实施了“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百企”主要指以山西省属国有企业为龙头，包括中央驻晋企业、市属国有企业、省内民营骨干企业以及省外企业在内的各级各类规模以上企业。“千村”主要指以吕梁山、太行山两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县为重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贫困村[1]，S村在此范围内。2014―2016年间，当地县政府发挥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充分利用该村土地、气候等资源，开展并实施了3个产业扶贫项目，分别是藜麦种植项目、优质绒山羊养殖项目、高科技温室大棚项目，资金累计投入六百余万元。组织当地村民专业技能培训3次，吸收农村闲散劳动力约五十人，扩大了村民收入来源。除此之外，由市、?h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对该村定点帮扶，有明确到户的帮扶责任人。工作队为当地村民争取扶贫产业项目，争取和提供资金支持，制定脱贫计划，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活动。由于该村扶贫工作比较突出，经常有上级领导来考察工作，以及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扶贫产业和社会团体、个人的介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民传统的参与观念，为农民参与创造了条件，改变了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惯，影响着农民的参与实践。

二、农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产业扶贫虽然在S村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地村民参与情况并不乐观。首先，S村“空心化”严重，扶贫产业缺乏足够劳动力。其次，S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农民合作困难，缺乏参与热情。在此背景下，农民能够参与扶贫产业中来本身已经“尤为可贵”，但现行的产业扶贫模式中，农民参与程度较低，难以获得一定力度的支持。当地村干部“人情扶贫”，进一步阻塞了农民的参与渠道。

（一）农村空心化导致产业扶贫缺乏足够劳动力，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民是农村发展产业的主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水平与效益。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大部分有文化、有体力、有能力的青壮年都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十二五”期间，山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由2010年的1 081.6元增加到2015年的2 662.62元，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①S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六十人，而且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的特点，部分耕地抛荒。与传统农业相比，发展特色扶贫产业投入较多、见效时间较长、市场风险较大，形成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劳动力的缺乏使得当地村民只能选择发展一些小规模的种植、养殖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带动整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农民合作困难，缺乏参与热情

认为，传统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处于这种社会类型中的主体有着较强的集体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容易达成集体内部的共识和做出符合群体利益要求的一致性决定[2]。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范围日益扩大，农民之间的观念差异也随之增大，村庄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的逻辑。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步丧失，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维持生计”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行为准则[3]，“熟人社会”的瓦解使得农民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难。与农民以往接受的救济式扶贫不同，产业扶贫以市场为导向，所以它的市场风险也需要企业和农民共同承担，所以在面对有风险又陌生的扶贫项目时，个体农民在理性指导下谋取个人利益，缺乏参与热情。2014年，当地村干部和种植能人争取到一个藜麦种植项目，但由于近些年村民们共同合作的机会减少，集体意识减退，该项目推进较慢。加上过去的救济式扶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等靠要”的懒惰习惯，头一年项目开展的并不顺利。第二年，由于第一批种植藜麦的村民尝到了甜头，其他村民才逐渐有了参与热情。

（三）扶贫项目运作模式脱嵌于村庄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

在山西省农村地区，产业扶贫项目主要以“农民+企业”或“农民+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运作。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民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将农民与龙头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帮助农民抵御个人、单个家庭进入市场的风险，帮助解决农民合作困难的问题，政府也能从面对一个个百姓的细碎工作中解脱出来，减轻工作压力。

S村由于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项目以“农民+企业”的模式运作。调查中发现，为了尽快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县、乡级政府将扶贫资金、土地等公共资源投入与村庄社会相脱嵌的“龙头企业”后，只负责项目“落地”，忽视了农民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2015年，县政府和一所中央驻晋企业共同出资五百多万元在S村建设一座占地四千多平方米的温室大棚。村民们接受了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在温室大棚中负责种苗培育工作，每人每天劳务费80元。虽然该项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在此项目中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参与程度低，他们并没有掌握市场资源、技术资源、产品资源，在产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对企业依赖性强。这种低参与度的产业扶贫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农民很难获得一定力度的扶贫支持，造成了“扶富不扶贫”的现象，违背了产业扶贫精准化的初衷。

（四）村干部“人情扶贫”导致农民参与渠道受阻

在S村，村干部推荐参观的产业扶贫项目“看起来很美好”，但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后发现，有村干部的家庭，参与扶贫项目的比例较大，而参与该项目中的贫困户并不多。村民们说：“上面的好政策，下来就变了样”，他们对这种“人情扶贫”现象也很无奈，当扶贫项目由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一步步推进到村一级时，村干部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对项目进行变通，通过自身参与分配的优势和权力，使扶贫项目向自身家庭倾斜，造成项目实施不公平，阻塞了贫困农民的参与渠道，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进而导致农民对村干部缺乏信任，不利于后续产业项目的开展。

三、推动农民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思路

农民参与产业扶贫是一种社会行为，农民的参与态度和行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关联。政府作为扶贫产业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应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协调农民之间、农民与企业之间、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产业扶贫深入发展。

（一）突破村庄边界，实行连片扶贫开发建设

像S村这种剩余劳动力较少、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光靠一个村的力量无法将产业做大做强，县、乡级政府必须突破村庄边界，打破区域壁垒，实施跨乡镇、跨村组连片扶贫开发建设，实现协同发展。通过对原有的小型种植项目进行整合，改造中低产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增加扶贫产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这样不仅能解决S村的发展问题，也同时带动了周边其他农村、乡镇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农民有清晰的边界意识，这是当前连片开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农民以自己的亲疏远近来划分人际格局，农民在寻求帮助时，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其次是有地缘关系的本村村民。连片开发突破了村民之间血缘、地缘的联系，需要政府对各村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

（二）培养农民合作意识，激发农民参与热情

农民参与扶贫产业的过程，也是合作的过程。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善分不善合”[4]。农民的合作能力差并不代表农民不需要合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农民，靠单打独斗无法摆脱贫困。因此，政府要帮助农民培养合作意识。首先，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关部门应多组织一些电影放映活动、流动舞台车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建设图书室、老年活动室等文化场所，让农民通过参加文化活动来增进感情、促进彼此之间信任，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心理基础。其次，加强文化教育和宣传，培养农民的诚信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有利于克服农民的个人算计行为，减少合作的成本；法律意识的形成可以帮助农民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增加农民参与合作的可能性。最后，“身贫好扶，心贫难治”，农民自身应逐渐改正“等靠要”的思想，充分发挥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主动参与合作，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完善农民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转变扶贫项目考核重点

农民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由于话语权和地位不同，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充当一种“打工者”的角色，参与程度低。这样的扶贫产业无法真正帮助他们脱贫。扶贫产业的发展应该是企业、农民双方受益，应建立一种科学可行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一方面，农民应增强法律意识，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约定农产品最低收购保护价，避免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做出与广大农民利益不一致的行为；另一方面，完善“公司+农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企业起到一个平衡和制约作用。探索以劳动力、技术、土地入股等方式，通过股份制保证入社农民的基本权益，实现经济效益和扶贫效益的平衡，使农民真正成为产业化扶?的受益者[5]。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转变扶贫项目考核重点，重视农民的参与程度。地方政府施政动力来源于政绩，考核指标也集中于“地方GDP”和“人均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上，忽视了农民在扶贫产业中的参与程度。所以，考核重点应由经济指标向扶贫综合成效转变，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实现社会公平”纳入考核范围。

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 金融产品 服务 创新

我国金融市场竞争激烈，农村金融机构一样也会面对来自外资和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农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等纷纷在农村开拓市场，而且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也开始关注广阔的农村金融市场。在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村金融机构为了赢得市场，就必须不断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一、推进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意义

当期，我国正在加大新农村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也高度重视。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就需要发挥金融的支撑作用，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服务好农村经济。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想实现稳定发展、做大做强，就必须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农村金额机构一般点多面广，经营成本大，只有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才能弥补成本过高的不足，达到盈利目的，实现科学发展。

二、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存在的难题

（一）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①创新意识弱。现阶段，许多基层的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思维存在局限性，没有真正树立起创新意识。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对金融发展的趋势不是很了解，管理经验不足，忽略了创新的重要性。②创新动力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制度不健全，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不完善。农村金融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上级推动，自身的创新动力有限。③创新效率低。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必然要付出成本，再加上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和责任追究力度大，农村金融机构管理者担心创新后收不回成本，或者怕创新产品被追求责任，导致创新积极性不够，创新效率底下。

（二）创新的知识技能不够

①农村金融机构管理者和员工的文化素质普遍不是很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弱。多数是中专和大专学历，缺乏创新的知识基础。②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新产品的推广和使用难度相对较大，员工对金融新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技能不熟练，造成产品创新与运用脱节，而且不能根据自身特点，对新产品和服务进行灵活运用，导致新产品的作用发挥不充分。

（三）创新受制于风险和准入政策

①风险大。在农村，金融机构要时刻关注国家农村政策的制定和改变。比如农民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但是农民土地使用权流转比较常见，如果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执行抵押物将面临较大风险。②市场准入政策。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审批上，要比国有商业银行难很多。会涉及到城建、国土、企事业单位、村委会、农管委等多个部门的利益交集，要经过登记、评估、交易、公正等多项程序。③成本高。农村的资产结构比较复杂，不易操作。比如在住房建设方面、土地评估方面、农业保险方面等等，在办理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很容易投入大而回报小，增加了创新成本。

三、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建议

（一）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

①大胆探索。当期，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高速发展时期，改革是时代的主题，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只有不但创新才能实现发展。创新的前提是要敢于探索，只要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就应该大胆探索。②服务“三农”。农村金融机构要围绕服务“三农”，不断推陈出新，提供更加便利、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③坚持原则。一要坚持多样性，要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二要坚持低成本，农村金融产品要尽量避免高投入低回报的局面；三要坚持覆盖广，要把服务范围扩展到所以农村农业农民身上；四要坚持易操作，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要符合农民文化素质要求，要简单易操作；五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把创新永久的进行下去。

（二）组建农商行，健全机制

①要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要进行市场化运作，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引进投资，对于不良贷款和筹资可以通过发起人出资购买或者地方政府优质资产置换等方式解决，要尽快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达到商业银行的组建要求。②要提高县级金融机构的股权集中度，要实现经营权和决策权的独立，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③要实现省级创新产品的权限下放到县级金融结构，进行差别管理，鼓励其大胆创新。

（三）立足“三农”市场，寻求突破

①产品上的突破。要继续推行好的信贷模式，对于发展良好的有市场前景的农村经济组织要放宽信贷条件；要扩大担保的内容和范围，增加实物资产和信用担保贷款，解决农民资金需求；要推行大型农机具按揭贷款，帮助农民创业增收；要创立农村微小企业联保贷款，对于微小企业可以根据联保模式实现无抵押信用贷款；要探索订单、仓单、保单质押贷款，解决农业融资难的问题；要扩大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实现生产资料抵押贷款。②创新担保方式。可以扩大农业机械抵押贷款覆盖面，灵活处理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使用权的抵押贷款，要结合当地农业特色，针对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制定新的金融产品。③创新服务模式。可以大力普及“惠民卡”，开展农户信用评定工作，增加信用贷款的投放比例，要经常深入村庄，宣传金融知识和产品，和科研机构合作，免费为农民解决种养难题。对于没有金融网点的农村要积极建立服务点，对于业务多的营业网点要增设ATM机等自助设备，最大程度的方便农户金融需求。

（四）健全激励机制，增强动力

①完善竞争机制。引入专业人才，形成竞争氛围，激发内部创新的动力。②加大创新投人。农村金融机构可以设立专项创新资金，保证创新工作有效进行。③积极借鉴经验，农村金融机构要先其他金融机构学习，采取借鉴与创新、自主研发与联合开发相结合的办法，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参考文献：

[1]孟珏.农村金融创新面临的问题及路径选择[J].华北金融，2009，（01）.

[2]冯爱林.制约农村信贷服务创新的因素与破解途径[J].武汉金融，2009，（07）.

篇7

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费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高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自来水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时期、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次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税费改革后公共资金出现困境

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为农民减轻负担，为村民委员会减轻了行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激发出来。农村的税费改革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减收的事实，但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并没有减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摊者的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些都提前引起了乡村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乡镇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顾及到农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现行的公共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一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1）保护和稳定农业社会的各种政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等；（2）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政府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意投资一些见效慢，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农民真正需要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的提供，跨区域的公共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几个区域联合提供。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数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导致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责任。

3.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

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由于受到政府决策、产权界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然是单一的供给主体。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普遍透明度低，经费不足，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

首先，乡镇政府要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税费改革后，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筹资在下降，而地方预算内的筹资的地位在增强，乡镇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多向省、市、县级政府争取资金投入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可以通过给予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总之，不能再抱着坐、等、靠的陈旧思想。

其次，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应逐步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乡镇政府也要处理好公共产品投入的优先权问题，应遵循这样一个“梯度”：保证基本民生需要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优先提供，对于一些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适度，而对于一些享乐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严格控制，使有限的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使一个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明确各自的供给责任。公共产品因为其不同的特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供给主体要各尽其职，失位，错位都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科学地划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职责十分必要：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跨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给，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最后，要改变现行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的状况，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结合，一体为主”的供给主体体系。坚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供给、私人组织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划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以提高供给效率，是目前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题中之意。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政府职能

【论文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乡镇政府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农村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史玲.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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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农发行将农村土地整治和农民集中住房建设作为优先支持重点，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农民集中住房建设贷款工作力度，积极支持西宁、平安、民和、乐都等地农村土地收储整理项目和多巴新农村农户住宅及配套设施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有效促进了城乡用地结构的优化，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截至2012年12月末，新农村建设贷款余额达490850万元，同比增长83%，新农村建设贷款继续成为该行信贷业务稳步发展的支撑点和主要贡献点。

“新农保、新农合”服务模式

青海省农行积极参与全省新农保、新农合等项目工作，将此项民生工程作为该行服务“三农”工作和履行社会职责的重要内容去抓，在资源配置、渠道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结合金穗“惠农通”工程，通过“服务点+电子机具+农户”服务模式，形成了“人+转账电话+惠农卡”的新农保、新农合业务模式，为农牧民在归缴、领取新农保、新农合等项目资金方面提供方便、高效、快捷的金融服务，既方便了农牧民，又节省了农牧民取现成本，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村户的欢迎。截至2012年末，共取得19个县新农保、29个县新农合及2个县粮食直补、草原生态奖励补偿等专项资金的权，新农保、新农合市场份额分别达到48.71%和74.35%，设立新农保、新农合金融服务点410个，办理养老金发放业务78733笔、金额3595.38万元，办理转账业务580笔、金额152.69万元。

“公司+基地+农户”合作模式

截至2012年12月末，青海省村镇银行通过该模式向17户中小企业发放贷款1000万元，同比增长25%，贷款余额6150万元，同比增长48.2%，间接支持农户达2.3万余户。“公司+基地+农户”的信贷机制，将生产与加工对接、产品与市场对接，帮助农牧业产品实现产业化配套，拉动农牧产业实现升级，并促进了地方政府主导产业和项目的实施，加快了农产品如马铃薯、杂交油菜、蚕豆、牛羊肉、胡萝卜及枸杞等资源优势产业和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现代农牧企业向市场转化的步伐。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工作不断推进

（一）人民银行加强窗口指导，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创新

1.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人民银行西宁中支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综合运用支农再贷款、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导向作用，合理运用涉农信贷导向评估结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全省“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货币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的作用不断显现。

2.研究制定适合“三农”发展特点的政策措施。近年来，人行西宁中支与政府部门积极配合，研究出台了多项支持农牧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措施。目前，人行西宁中支结合我省农牧区实际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农牧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已被省政府批转执行。

3.为农牧区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海东地区、海北州、海西州中支及大通、湟中、湟源三县支行开展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试点工作，全省共成立了9个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心，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全辖新设立177个助农取款服务点，缓解了农牧民取款难问题，改善了全省46个乡镇金融服务不足的状况。经海西州中支积极协调，海西州财政已拨付惠农支付业务财政专项补贴资金100万元。海南州中支在全省率先实现乡镇金融100%覆盖，被总行评为支付结算工作先进单位。

（二）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加快推进“三农”经济持续发展

1.贯彻落实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各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支持力度，优化信贷结构，认真贯彻人民银行总行联合“三会”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切实履行职责，有效推进青海省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2.简化贷款手续，实现金融服务流程化。如大通国开村镇银行针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运用“见保即贷”合作模式，为农牧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了融资便利渠道，通过简化信贷审批流程，缩短信贷审批时间，按照“简单化、规范化、流程化”的原则，形成一站式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在“农户春耕贷款”产品中，村镇银行简化贷款手续，坚持上门服务，从贷款调查、发放到本息回收走村串户，通过影印图像资料，逐户建立电子档案，农户只需确认签字，不用“跑”银行，节约了农牧民的时间。

3.金融产品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不断增强。如农村信用社针对年富力强的农村青年设计的“青年创业小额贷款”，充分发挥农村青年这一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主力军的作用，通过信贷支持农村青年带领农牧民创业致富。大通国开村镇银行“公司+基地+农户”的信贷机制，从源头上支持农牧业的生产与发展，有效增强了农产品变现和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

存在问题

（一）农村金融创新主体较单一

农村金融创新的主体主要是农发行、农信社，国有商业银行除农行、邮储银行外参与较少，由于授权经营，基层金融机构权利、能力和水平十分有限，风险管理机制和创新机制还不能有效协调运行，加之农村金融仍处于市场化的初级阶段，信贷资源稀缺，整体竞争压力极其有限。

（二）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匮乏

农村经营网点基础条件的欠缺使得一些新型金融服务方式难以推广，基层网点员工缺乏较多的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的个人消费、家庭理财、衍生产品等现代金融产品领域不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更加抑制了农村金融创新的发展。基层金融机构创新类人才较少，创新潜能不够，缺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前瞻性。

（三）部分地区借款人诚信意识欠缺

青海省经济总量小，农牧民人均收入不高，部分偏远农牧区长期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扶贫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发展生产，金融生态环境脆弱，民众的诚信意识有待提高。这也使得涉农贷款特别是信用贷款的贷后管理难度增大，银行的贷款风险较高，影响了银行放贷和金融产品创新的积极性。

政策建议

（一）地方政府加大改善农村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力度要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去看待银企关系，切实维护金融债权，增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信心，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要改善中小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完善信贷中介服务，建立运转有效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解决其贷款难问题，同时简化贷款抵押登记手续，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收费标准，清理“三乱”，为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能带动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企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多的中小企业贷款，财政给予一定的贴息扶持，以帮助其发展壮大。

（二）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中小企业自身要规范化管理农村中小企业要赢得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健全财务制度，便于金融机构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及风险状况。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要尽快健全中小企业信用系统，树立正确的信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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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

公共产品，也被称作公共物品或公共品。萨缪尔森定义公共产品为：“每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它人消费的减少。”弗里德曼定义其为：“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要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活动中不具有排他性、能同时被多个人共同消费的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则是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的、能同时被多人共同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从消费角度看，纯公共产品由公共成员共同使用，使用权归群体或集体所有，具有绝对“非排他性”、“非独占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提供公共产品带来的收益不为投资者独享，极易由公众共享。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和使用者，其边际成本都为零。因此，纯公共产品不能实行配给制，即公共产品的使用数量不能分配。准公共产品则部分的具有这些特点，一般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从生产角度看，公共产品的这些特点决定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不可能完全由私人部门或企业提供，也就是说，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规则下，利用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因此，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或社区提供，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以补偿成本为原则，向公众提供。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做准备。

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通常与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应该保持一致。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通过政府财政预算行使其管理职能的手段之一。公共财政支出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贯彻公平收入的原则。1999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项怀诚部长指出，从2000年开始，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解决财政“越位”和“缺位”问题。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逐步解决财政供给人口过多，对一些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包揽过多、不合理的补贴和投资过多等问题，努力保障国家财政建设、科研、教育、社保、农业、生态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

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就是要明确财政资金供给和分配的范围，清楚划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由市场供给，哪些可以由政府承担，哪些是属于公共财政的开支，哪些是国有资本的经营性支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财政支持的范围要做适当的调整。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确定要满足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使其规模适当，结构合理。通常地，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应由公共财政开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由财政、社区和受益者共同承担。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农业法》第45条规定了农村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用于下列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治理大江大河大湖的骨干工程，防洪、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重点基础设施，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用材林生产基地和防护林工程，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理论上讲，在农村地域范围内，应该依靠政府力量供给的公共产品主要有：

1.公共工程：大中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主要指政府办的对农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如根治河流、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兴建大中型水利枢纽，大规模植树造林，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重点基础设施及商品粮基地建设等项目；农村环境保护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治理环境污染等。

2.公共教育：农村范围内的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教育各部门所属各类学校的基建支出；支持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农村扫盲工作等。

3.社会保障：主要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和生产自救扶持，农村福利机构的建立和福利设施的建设，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

4.医疗保障：环境治理、健康宣传等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传染病控制等基本临床医疗服务支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等。

5.行政机构管理费和事业单位事业费：指农村基层政府正常运作，实现宏观管理职能所需要的管理费，以及农村农林水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如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畜牧兽医、水利部门所需经费。

6.社会秩序和法律的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保障社会正常、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础，农村社会也不例外，因此，公检法等部门所需经费应由公共财政负担。

二、两种体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比较

（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特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起步、资本原始积累匮乏的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不能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只能靠广大农民自己。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社区事业蓬勃兴起。依靠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积极性和凝聚力，以农民自身的贫困为代价，建立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框架。在此期间，农民被组织起来，大搞生产建设，其中，最大部分的投入就是农民的活劳动投入，且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是跨区域调配。在这个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农村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得以长足发展，水利条件得以改善。同时，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农民群众有了一定的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实行民政社会救济和“五保户”社区福利制度；普及农村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并推行农业干部、农业科研人员等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培训教育制度，农村人力资本的素质得以提高。总得来说，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一种以集体利益高于农民个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农民集体力量为源泉，但忽视农民个人偏好和产权，强加于农民的约束型供给制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供给制度确实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先行资本，为经济发展奠定了硬件基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大，能够集中力量、在较短的时期内建设成各种公共产品。例如，各种等级的公路、大中型的农田水利设施。据笔者在山东和河北两省3县6乡12村的调查表明，目前，在农村，被使用的大型水利设施仍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建设的，像扬水站、水库，部分深水机井等。当然，部分工程因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已不能使用。农村水利设施供给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经营者，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以依据个人偏好和市场行情，自由选择经营的内容和范围，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积极参政议政。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经济组织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由单纯行使政治权利职能向强化经济管理职能，并适当行使政治职能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本来源渠道发生了改变。政府再不能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通过行政手段，随意动用农民的财产和劳动力了。政府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通过合适的经济手段，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筹集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虽已明显发展和趋于完善，但仍滞后于现代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仍然维持和延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主要表现在：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仍沿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程序，忽视农民的需求偏好和个体差异，违背民主决策的原则，农民对这样的公共产品供给持消极或抵制态度。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和结构仍然不能“因地制宜”，忽视农村地区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僚追求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忽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为了追求政绩或自我利益，随意加重农民负担。利用公共产品自然垄断性和外部性的特点，部分政府部门将公共利益内部化、公共权利资本化，从而产生腐败现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为乡镇机构膨胀、人员臃肿提供了依据和条件，结果是大量的公共资源被政府机构和人员臃肿所占有，实际上削弱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

4．农村公益事业主要靠农民办、城市公益事业政府办的筹资方式被制度化地固定下来，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宏观分配政策不合理的表现。现行的村提留、乡统筹制度就是这种不合理筹资制度的筵席。80年代初撤社建乡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财政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乡镇政府履行职责，特别是履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因此，只好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办法，利用统筹提留的方式，分割农民的收益，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积累资本。但这种做法人为造成了城乡分离，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而且，在征收农村统筹和提留款项时，常常出现“搭车”收费、乱收费、乱集资摊派的行为，引起农民的不满。

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目前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教育等诸多公共产品，都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需要。

当然，除了政府在决策、管理、筹资等方面的问题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负面影响外，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本身也存在制约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分散的家庭生产和经营使农民以个体利益为重，忽视集体经济的积累和建设，造出集体经济的力量薄弱，很难组织农民进行高投入的公共工程建设。同时，农民素质普遍较低，很难认识到公共产品的重要性，满足现状，不愿意进行资金、劳力的投入。

三、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博弈

（一）政府的行为和价值取向

按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国家和民众（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二者的代言人。政府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提供的产品包括公共品、准公共品和市场产品。前二者属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

政府是理性经济组织，其行为，即具体的政府方案，应符合成本收益分析，如公共灌溉工程。其收益为增加农业产出，美化和保护环境，减少土壤流失、保护土地资源，增加有关厂商（如生产管道设备的厂商）的收入；其成本为管道设施成本，自然生态被改变、自然环境被破坏。权衡方案利弊，政府才能做出决策。同时政府追求多元目标，并且要求目标优化，其提供的产品和取得的效果不能简单用市场价格来评价，因为许多公共产品是没有市场价格的。例如，人们获得的安全保障、享受得到保护的自然环境、普遍提高的国民教育水平等等。由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常常被认为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因此，可以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目标是力求达到社会公平。但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除极少数可以绝对平等地消费外，大多数公共产品因为存在分配方向和分配结构的问题，所以只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从而带来一定的公共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政府在决定公共产品生产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分配去向，例如，修路、大型水利设施建设等，它们具有地域性，受益范围有限。在中国，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城乡之间在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巨大差别。如果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则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不公。

在我国，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分为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镇级，在履行职责时，各级政府面对的服务对象不同。中央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众，提供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省级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省范围内的民众。地市级政府面对的是地市范围内的民众。县级政府面对的是县级范围内的民众。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面对的是乡镇范围内的民众，是最广泛、最直接与广大农村居民相联系的一级政府。乡镇政府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将直接涉及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提供的是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地域性，影响不同层次政府的支出，也决定各级政府的相关事权。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公共产品的供给，地方政府不能、也无力承担不该由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看，不同层次的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不同。因此，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上就会出现极其复杂的博弈。一般原则是地方政府铺大地方事权，向上级政府争取较多的财权，即追求本级政府公共预算最大化。

（二）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规则

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规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的受益者之一；二是，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成本的承担者之一。农村居民（大多数是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其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理性经济个体，其行为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总是做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利益的选择。农村居民的这种行为规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规律是一致的，希望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在农村公共产品方面，农民们总是希望以少的成本，享受较多的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

在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方面，农民们通常会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的成本超越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容易引起农民的不满，或者农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公共产品。这样的农村公共产品在资本筹集上容易受到农民的抵触。在公共产品的使用上，农民们通常不愿意花费高额成本去消费公共产品，而愿意支付较低的成本，最好是免费使用这些公共产品。所以，如果公共产品的使用收费过高，就会出现“搭便车”等涉及“道德危机”的问题。

另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还面临着消费对象多、分布面广的特点，从而决定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结构、空间布局等对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等都存在影响。如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当，就会直接引起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三）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个体行为的博弈

政府决策是由人构思、制定和执行的。政府中的决策者同其它行为个体一样受法律、习俗、激励等多种因素影响，它们的决策行为同样受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因素制约，他们也有同样的个人偏好。这些约束条件，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并可能出现与普通公民利益相抵触的情形。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官员的工作努力与合理的收入难以建立有机的、紧密的联系。这既影响政府官员的积极性，又暗含着“寻租”行为的可能。因此，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普遍低下，以及政府官员的冷漠无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权式的行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实力增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权。如果政府能将其财力尽其所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那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将有益于地方公共利益的提高和福利的增加。但基于理性主义的政府部门和官僚拥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积极性。这种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等于本地居民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会损坏居民利益，追求自身利益。这与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及其追求业绩、职权、荣誉、地位、物质利益等目标相一致。因此，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重复建设、铺大摊子、弄虚作假，甚至浮夸等恶劣现象。农村居民是这些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农村税费改革艰难，乱摊派、乱收费屡禁不止等现象也说明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对垒。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一部分来自公共财政提供，还有一部分是由农村居民出资、出力解决的。农村基层财政支出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行为的源泉。然而，当前的基层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有限，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向农民收费、摊派的行为无限。加上对政府的这种行为缺少约束力，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从政府规模看，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有内在不断膨胀的冲动。政府一般采用垂直的科层式管理模式，对各部门来说，只有不断膨胀本部门的规模才能获得更多的部门利益。为此，农民除了向政府交纳农业税收外，还需要承担各式各样的其它费用项目。超越农民一定的承受能力，必然引起农民的抵制或消极对抗。目前农民负担过重，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层政府中部门多，编外人员多，财政资金有限，只能向农民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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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en a lot of attention.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larg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continu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ustomers' demand for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ncreasing. Fujian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coastal areas， has a large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But the gree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started late， present mainly exist lack of the sense of green logistics， poor infrastructure， backwar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green logistics and so on. Based on gree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bout gree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puts forward personal opinions on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put forward.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agricultural products； green logistics； dilemma； outlet

福建省依山傍海，果蔬农产品和水产品种类丰富多样。通过对农产品的绿色仓储、绿色运输、绿色流通加工等，运用冷藏技术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减少运输过程对环境的污染；走绿色通道，把农产品及时有效地送往目的地，节约流通费用，提高流通效率，降低不必要的损耗；通过绿色包装及对农产品的价值的研发，增加其附加值，最终将绿色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本文通过分析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困境，农产品绿色物流专门人才的缺乏，农产品绿色物流技术不足等，提出解决对策，帮助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走出困境，健康发展。

1 农产品绿色物流的概念

农产品指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包括禽类、谷类、果蔬类、生鲜水产品等。

绿色物流指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资得到充分的利用。从物流作业环节来看，包括绿色仓储、绿色运输、绿色包装、绿色流通加工。从管理过程来看，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出发点，改进物流体系，考虑正向物流环节的绿色化和逆向物流环节的绿色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的统一[1]。

农产品绿色物流，通过绿色仓储、绿色包装、绿色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减少农产品物流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实现农产品增值。

2 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现状

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起步晚，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绿色物流的提出与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也在不断的发展。福建省是沿海省份，生鲜果蔬等农产品种类丰富，各地区都有独特的农产品，这对于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提供了资源上的保证。如何做到从生产到销售过程的绿色化，在物流过程中做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实现节能减排，是福建省面对的重大课题。

2.1 组织模式革新，各地成立农民合作社，协调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

近年来，为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福建省政府和企业通过把松散的个体经营组织成有规范管理的、有制度可循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颁布相关的农民合作社的知识和政策法规，来组织有效的农产品生产。从2010年到2013年，福建省成立了20多个不同类型的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包括茶叶、果蔬、淡水养殖、稻米等[2]。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充分利用其保险、技术、信息网、运输网等[3]，在农产品产成后，整合农产品资源，方便直接与企业或超市合作，为其提供农产品，提高农产品销售。这个过程优化了农产品资源配置，减少农产品资源消耗和浪费，节省了交易时间和交易费用，缩短了物流运输过程，提高了物流效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

2.2 便利的交通，保证了农产品及时有效的运输，为节能减排创造条件

便利的交通，能够保证农产品及时有效的运输。福建省背山面海，近年来，福建省的铁路、公路建设有很大的发展，“十五”以来，在省级“以库立项、计划敞开、省级抽检、完工兑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补助政策及管理机制推动下，福建省农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全省累计建设改造农村公路5.3万公里[4]，农村出行条件有效改善，极大地方便了公路运输，使农村物流运输不再那么闭塞；截止2013年，福建省已建铁路有漳泉铁路、温福高速铁路、福厦铁路、龙厦铁路等，基本形成了铁路网[4]；有可供5～10万吨轮船通航的港湾有沙埕港、罗源湾、福清湾、湄洲湾、厦门港等[5]。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为货运网点、配送中心的设置做出合理规划和布局，优化运输路线，保证农产品及时有效的运输，缩短农产品运输的路程和时间，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和空载率；同时，也减少了在运输过程中因路线、时间等问题造成的农产品资源浪费和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促进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

2.3 农产品电商化为农产品绿色物流注入新鲜血液

为促进福建省农产品企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2013年首期农产品与食品电商发展论坛在福建省农业“重镇”――漳州举

行[6]。福建省盛产果蔬、生鲜、茶叶等农产品，对于发展农产品电商有着巨大的潜力。农产品绿色物流讲究绿色仓储、绿色包装、绿色流通加工等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物流成本、节能减排等要求。福建省重视农产品与电商的结合，农产品电商化为农产品绿色物流注入了新鲜血液，加快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的脚步。首先，农产品通过电商网络平台进行沟通交易，精简了现实生活中繁杂的交易环节，避免了农产品不必要的运输，减少了流通环节，从而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损耗和物流运输成本；其次，农产品电商化势必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量，电商背后的配送需要依靠强大的物流运输体系，专业性的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和绿色物流技术的支撑必不可少。农产品电商化本就离不开物流运输，这迫使物流企业不得不重视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

3 限制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的困境

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前景是很乐观的，有大量、多品种的农产品资源是其发展的基础。农产品绿色物流顺应经济时展的必然趋势。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起步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农民对农产品绿色物流的概念认识不清，绿色意识淡薄；农产品绿色物流缺乏专门的人才，绿色物流的技术跟不上需求的脚步；福建多山的地形，农产品的季节性、分散性，都给绿色运输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农产品信息网络不通畅，绿色流通加工环节薄弱，农产品附加值的增长范围受限。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福建省的农产品绿色物流才能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真正做到农产品从农田到消费者手中的绿色化。

3.1 农产品绿色物流意识薄弱

从农民到消费者这一整条物流链上，由于文化知识的局限，且绿色物流属于新兴事物，大多数人的农产品绿色物流意识薄弱。在生活中我们也很少接触到关于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知识。在生产端，农民的生产种植技术依靠经验，缺乏新兴的农作物生产技术的植入，在源头上做不到绿色生产。而在生产过后，由于技术、资金等局限，对农产品的初步加工不足，导致其损耗。而后的进一步流通加工、包装、运输等，企业对其不够重视。农产品绿色物流意识薄弱，导致在每个物流环节中，均会出现不合理的加工、处理、仓储、运输等，致使农产品损耗率增加，同时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达不到节能减排的要求。

3.2 缺乏专业人才，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助力不足

农产品绿色物流人才是促进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的重要推手，高素质物流人才可以很好地推动物流模式创新，促进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现在，福建省对物流人才的培养还是一块短板。近年来虽然有些大专院校增加了物流专业，如：福州大学的八方物流、福师大的物流管理，但是专业性不强。农产品绿色物流已经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助力，所以，对于农产品绿色物流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从事农产品绿色物流，除了需要了解绿色物流知识外，对于农业的相关知识、技术运用、不同种类的农产品物流运输，都要做相应了解，才能很好地参与到农产品绿色物流中。专业型人才的缺乏使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助力不足。

3.3 农产品绿色物流技术跟不上需求的脚步，滞后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

农产品绿色物流离不开绿色物流技术的支撑。很多农产品时效性较强，尤其福建省盛产果蔬、海鲜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保障其质量和价值都需要绿色物流技术尤其是冷藏保鲜技术的支持。否则在运输过程中会造成农产品腐烂、变质。福建省目前冷冻库的容量满足不了大量农产品保鲜的需求。据了解在运输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生鲜农产品都用冷冻车、冷藏车厢等运输工具。制冷机械、保温式冷藏车辆在汽车总数中占得比例还很少。福建省一些乡镇地区的农产品运输还是使用小型敞篷卡车，噪音、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比较严重。机械化水平低，在装卸搬运过程中依靠人工操作的比例还很大，速度慢，在反复对农产品的接触过程中，造成部分农产品的损耗。绿色物流技术还包括运输规划、绿色包装、绿色农产品加工等，这些绿色物流技术的不足滞后了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

3.4 农产品生产的地域性、季节性、分散性，增加绿色运输难度

福建省许多地方推广“一村一品”农产品种植[7]，无论瓜果蔬菜的种植还是奶蛋禽鱼的生产，都具有明显的产地分布特性；荔枝、龙眼、柑桔等季节性农产品，时令短，农户分散性生产，这些问题都给后期物流运输增加了难度。如何有效地组织其物流运输，降低物流成本，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物流运输模式，否则在生产地域性、分散性和季节性以及批次数量又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专业性的农产品物流园区和物流网点对物流运输路线做出规划，会经常发生车辆周转不灵活和不合理的运输及空载等现象，增加绿色运输难度。而不合理的运输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容易造成在运输过程中农产品的变质腐烂，以及运输车辆尾气的排放量增加，对环境的污染加剧。

3.5 绿色流通加工环节薄弱，绿色包装不到位，农产品附加值增长范围受限

目前，福建省的流通主体仍以个体经纪人和运输户为主，流通过程组织度低，规模较大的流通企业较少，造成农产品经历的流通环节多，流通过程不规范，损耗率增加。农产品进入市场，往往要经过收购商贩到田间收购农产品，再通过加工企业、销售商贩、批发商贩、零售商贩等多个中间环节，最终才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经过层层的环节，消费者最终购买的价格比收购价格贵了很多倍。繁杂的流通环节，使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降低流通效率，增加了农产品的损耗率，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在农产品加工环节，加工企业的原料来源于分散的农户，企业与原料生产基地的结合大多是松散型的，没有固定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各个环节的衔接不顺畅。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仍处在保鲜和粗加工为主，由于缺乏技术和设备，精加工不足，没有强有力的加工企业支撑[7]。加工过程对农产品的包装都比较简单，绿色包装不到位，很多包装材料还是使用不可降解性的材料，重复使用的频率低，一般是一次性包装。粗加工，粗包装，使农产品在物流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坏。绿色流通加工环节薄弱，绿色包装不到位，使投入市场后的农产品价值并没有增加多少，农产品的附加值增长范围受限，限制了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

3.6 绿色监督机制不健全

与发达省份相比，福建省的农产品绿色物流市场混乱，绿色监督机制不健全。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还未完善，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加工、包装、销售等都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制、税收优惠政策、安全监测、绿色物流规范等尚缺乏制度的保障，对农产品物流过程产生的环境污染没有明确的惩罚制度，这样造成绿色监督机制没有依据，致使很多企业在物流过程中投机取巧，不遵守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相关法律制度。

4 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出路

4.1 增强农产品绿色物流意识

不论是农民、企业、消费者，树立农产品绿色物流观念对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加大农产品绿色物流观念的宣传力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福建省政府要意识到农产品绿色物流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各地区的宣传栏上增加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知识，可采用真实照片和漫画结合的方式，吸引人们的眼球去了解相关知识；制定相关农产品绿色物流的优惠政策，鼓舞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实施和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二是发挥物流协会、物流企业的积极作用，对高校学生进行讲座、实地参观、实践操作等活动，更直接地注入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知识。农产品绿色物流意识增强，农民、企业、消费者才会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实践中去，不断地反馈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

4.2 提高农产品绿色物流技术

所谓的农产品绿色物流技术，包括在农产品物流的整条供应链上的硬件设施和农产品产后的加工、包装、储存、运输、物流信息技术等。冷库是仓储保鲜的基础设施，经过近几年发展，福建省冷库数量不断增加。对于一些易腐、易变质的农产品，专门的冷藏运输工具、制冷拖车、冷藏车厢等数量有所增加。农产品绿色信息平台的搭建，让物流信息技术贯穿物流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农村地区。农产品基地、物流园区对于物流信息的接收、处理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很多个体户经营者物流信息化水平很低。如果能把物流技术推广到农村，扩大范围，对于建设农产品绿色物流信息技术，推进农产品绿色物流是有很大帮助的。

4.3 加强流通加工环节，实现绿色流通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公司+基地+农户”、“市场+农户”、“农超对接”等流通模式，已在福建省广泛运用。例如永辉超市，就是“农超对接”的典型，与农产品基地达成合作，通过订单和预算采购，既保证了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又大大缩短了流通环节，减少农产品的损耗率，也能够做到合理运输，实现绿色流通，对节能减排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和企业要合作培育和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强其竞争力，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技术，提高加工水平，采用农产品速冻技术，脱水保鲜技术，真空压缩和杀菌灯技术，实现绿色加工，延长农产品的有效期限。在农产品生产基地附近建设农产品自动加工生产线，保证大量的农产品收获后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加工。对于零散的个体户经营，政府要做好组织工作，帮助联系企业与农户。政府的大力支持，还包括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购买相关的加工设备，通过加工优化完善农产品品质，延长其使用期限，这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途径之一。在绿色环保的包装基础上，借助包装形象，文字说明，生动展示给消费者，使包装起到宣传农产品广告作用。水果、蔬菜、海鲜产品等，在加工过程中充分挖掘、提高它们的营养价值，研发出不同的用途，以提高利润空间，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4.4 组织合理有效的物流运输

截止2012年，福建省挂名的物流园区有33个：分布在福州、泉州、厦门、莆田、漳州、龙岩、三明、南平、宁德，但都不是专业性的现代农产品物流园区，对于农产品绿色仓储，绿色运输的物流园区和物流集散中心还有待完善[6]。对于组织合理有效的物流运输、降低物流成本，必须规划运输网点，连接产、销双边的物流活动。或者通过整合信息，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由第三方提供运输设备和安排车辆、时间进行农产品物流活动，可以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对节能减排有积极作用。对于季节性的农产品，尤其是福建省的果蔬和海鲜产品，由于时令短，为保证其质量，需要及时的物流运输才能满足各地区的需要。先了解市场需要，再通过运输网点或者农产品集散中心，对这些季节性农产品优先运输，运用专业冷鲜运输工具，尽快送达目的地。大多数的农产品生产是分散型的，从农田到餐桌，是一条很长的物流运输过程。需要整合运输路线，选择最短路线运输，走绿色通道，并且回程装载，减少空载率。只有组织了合理有效的运输，才能简化流通过程，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物流运输，减轻农产品的损耗，促进节能减排，实现农产品绿色运输。

4.5 加强农产品绿色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

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相对专业的人才必不可少。福建省一些高校开设了物流专业课程，但是专业性不强。一方面，高校应合理设置物流课程及相应培训方案，增加绿色物流、农产品、运用技术等知识的教学；另一方面，真正做到高校与物流企业的合作。政府组织成立专业性的农产品绿色物流企业，使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仅仅学习理论知识，并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到相应的农产品绿色物流企业去参观、实践，接触真正的农产品绿色物流过程。实践时间可以安排在周末或寒暑假，并由相应的物流企业人员指导，而不是靠一次两次的讲座就让学生们理解操作的过程。学校开设的沙盘模拟教学毕竟只是模拟，只有动手实践，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真正需要的农产品绿色物流人才，学生毕业后才能较快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4.6 加强绿色监督

根据目前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实施的具体情况，颁布相关农产品绿色物流法规来规范市场行为。统一农产品生产技术、质量安全监测、绿色包装、绿色运输等标准；政府通过制定奖惩制度和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农产品主体参与到农产品绿色物流中，有了政策制度的保障，绿色监督机制才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绿色监督的队伍可以由政府相关人员为主，物流协会成员、物流企业工作人员、农民合作社人员为辅等组成，分布在不同环节，参与到农产品物流的整个过程。切实监督好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实施情况，及时向当地政府机关汇报，反馈问题。

4.7 建立农产品废弃物循环物流系统

所谓农产品循环物流，就是将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包装、加工边角料、处理垃圾等废弃物通过回收站集中回收并进行加工或重复利用，使其重新具有使用价值。因为农产品在整个物流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品垃圾会比较多，可以模仿普通的废品回收，由个人承包回收工作，再统一集中到农产品废品回收站，集中加工处理；或者模仿可回收垃圾的做法，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处设置农产品废物环保垃圾箱，由回收站的人员来接收废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加工运输企业都愿意配合这么做，尤其是小型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公司，所以要主动和被动相结合，应该具有实践性。农产品所产生的废品大多是有机的，可以回收加工用来发电，这样农产品废弃物加工后的可利用性会大大提高。

5 总 结

福建省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目前农产品物流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上福建省农产品种类丰富，陆地、海里都有生产，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情景乐观，发展趋势良好，如果能够解决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相信福建省的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会有很大的进步。在大部分地区能够实现绿色生产、绿色运输、绿色包装、绿色仓储、绿色流通加工、逆向物流的绿色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减少对农产品资源的浪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才能使农产品绿色物流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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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兴南. 福建鲜活农产品物流产业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2（5）：13-18.

篇11

切实加大农产品加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扶余县坚持把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中心任务,把革除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作为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环节,不断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2009年,扶余县新增农产品加工设备45台套,新建农产品加工民营企业6户,通过技术改造8个,总投资近2000万元,建设15个农产品示范区,示范区面积达到10万亩,被省政府评为“全程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建设先进县”。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农产品加工业新格局。2009年,扶余县新建试点镇1个,各级试点村、推进村36个,完成项目建设140个。

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就农村而农村的传统型新农村建设,而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构建起“城乡协调、工农并进”的和谐经济社会环境。结合县情,县委县政府强调把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安排进程中,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要逐步扩大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要打破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城乡分治格局,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城市和农村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在县域范围内,提升乡镇辐射区域,增强乡镇带动力,拉动农产品、畜牧产品、禽蛋类产品、果蔬类产品、农用生产资料的发展;在县域范围内,扩大经济实体整体规模,以发展农产品加工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三井子杂粮市场和县城作为城乡结合部、工农产品集散地以及明显的县域特色优势,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把农民与市场、农村同城市紧密地连接起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从而推动城乡协调并进。

加强牧业小区建设,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健康发展。牧业经济是扶余县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扶余县通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和畜禽防疫等全方位服务,挖掘和发挥畜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使全县畜牧业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县里出台了牧业小区建设优惠政策,有效带动了规模养殖户的快速发展。牧业小区发展到32个,规模养殖户发展到7400户。积极引导农民饲养适销对路的畜禽品种,如林蛙、梅花鹿、獭兔、山鸡、红毛猪、乌鸡等新品种已落户农家,部分产品已走出国门,打入俄罗斯等国市场。

如今,畜牧业已成为全县农业发展的增长点。2009年,全县猪、牛、羊、禽分别发展到131万头、34.8万头、38.5万只和1400万只,牧业产值实现25.2亿元,同比增长30.2%,牧业总产值实现25.2亿元,牧业增加值实现16.9亿元,同比增长47.3%,占农林牧渔增加值的41.6%。

推进农产品加工产业提档升级,就是要坚持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以产业化为方向,以龙头企业为支撑,以品牌化、标准化、科技化、信息化为手段,以改变增长方式,调整收入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实现外联市场,内联基地,贸、工、农一体化,产销一条龙的现代牧业经济。

一是抓龙头。江苏雨润集团、绿源生态养殖公司、百兴牧业、成一禽业等企业具有完备的管理手段,先进的养殖技术、良好的企业信誉。这些企业生产原料缺口大,急需扩大订单。各乡镇、各村要动员农民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展牧业养殖,与企业进行对接。把养殖订单签订到农户,品种引进到各家、购销组织合同签订到各村,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力度,把牧业龙头企业纳入重点保护企业管理范围,享受相关的各种待遇,促进龙头企业尽快发展壮大。

二是抓协会。培养协会和各种中介组织,成立扶余县牧业经济总会,各乡镇成立牧业分会,各村成立牧业合作社。按照市场经济规则组建协会,坚持自愿、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协会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把协会办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实体。

三是抓品牌。坚持用现念发展品牌农产品,重点引进域外精品,培育出扶余自己的品牌、名牌。立足扶余传统优势,全力打造“扶余黄牛、生态笨猪、本地家鸡”等扶余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高牧业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

篇12

关键词：农户；劳动力禀赋；劳动力配置

中图分类号 F063.4；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3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0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我国农村广泛确立，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活动单元逐渐拥有了独立决策的权力。农户可以自主合理配置家庭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并追求家庭整体的效用最大化。对于农户家庭来说，效用最大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二是增加家庭的现金收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种植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的推进，农户家庭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其劳动力的配置，以求获得效用最大化，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农户家庭行为决策的差异越来越显著。首先，非同质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活动参与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次，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不同，参与农业生产时做出的农业生产决策也不同。目前，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角度，延续了A・恰亚诺夫（chayanov）[1]的分析思路，主要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探讨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差异，其会导致家庭生产经营决策中农作物品种选择、农作物生产方式等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2-4]，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农户的总收益[5]；二是宏观角度，是对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大多关注人力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6-9]。以前研究从人力资源禀赋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生产经营结构现状及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内在机理，但存在两个问题：①以前的研究将农户家庭内部的劳动力看作是同质性的，但实际上农户家庭内部人力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在贫困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家庭内部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②从数量或者质量单维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资源禀赋，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可以相互替代，但如果在家庭经营决策中增加外出务工的选择，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不明显（教育程度高的人外出概率较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

具体而言，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提高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流出[10]，从而使得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平均质量的降低，进一步可能会降低家庭农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备，劳动力禀赋的提高可能会使得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率提高，从而可能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水平。目前，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异质性较强的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禀赋到底会对其生产经营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

1 理论框架

1.1 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

劳动力禀赋对家庭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要素配置和要素替代来实现的。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1-11]，无论是对劳动力数量还是劳动力质量的讨论，都是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正是生产要素的差异（如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影响到其配置决策。生产要素主要分为三类，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短期内设定技术不变）。一般而言，农户在制定生产决策时会受到内部的资源禀赋与外部的环境因素共同影响（见图1）。

其中，内部资源禀赋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H）、资金（K）、土地（N）、技术（其中技术选择又受到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的影响）等；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市场化发育程度与政府政策调节两大方面。农户家庭会在既定的市场与政策环境下，根据家庭的资本要素存量（Kt）、本期可使用的劳动力要素（Ht）与土地要素（Nt）制定当期的家庭经营决策。而家庭经营决策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非农生产与农业生产，其中非农生产包括农户自己开办的自营工商业与被雇佣于农业以外的非农产业；农业生产主要包括自给自足型的传统农业和市场导向型的现代化农业。本研究中将重点关注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即虚线方框中的部分）的影响以及劳动力在不同类型生产中的配置结构。

1.2 劳动力禀赋差异与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关系模型

本文从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两方面来讨论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所说的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是指农户家庭中16-65岁不再进行全日制学习的人。从劳动力数量方面来说，当农户家庭劳动力总数较多且存在劳动力市场需求时，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水平，户主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后会做出派人外出务工的决定，但农业仍为农户家庭生活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在当地市场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情况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往往是在保证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发生的，而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田也越多，农业生产总值自然也越高。本文用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来表征劳动力质量。从劳动力质量方面来说，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工业部门获得工作及高工资的可能性越大，这些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越愿意向城市迁移。忻海平、任淑华、徐凌[12]通过调研证实教育每增加一年，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加2.2%，收入增加12%。即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越小。但如果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其因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也更高[1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参照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构建了农户农业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t=At（Kt）α（Ht）β（Nt）γ（1）

其中，Y为农业产出，K，H，N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土地，A表示技术水平。

关于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测量，Barro和Lee[14]提出了用人们所受的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其主要想法是： 受教育年限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的多少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本文中劳动力禀赋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因此，用如下的（2）式表示农户家庭的综合劳动力禀赋：

Ht=Labi×hi（2）

h=е（Edu^2）（3）

其中： hi、Edu、Lab分别是该户家庭中劳动者的人均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表示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数量，H为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禀赋总量。由于受教育水平提升后，劳动效率会提高。因而，家庭劳动力禀赋H实际上是根据劳动力质量进行调整、折合的有效劳动力数量，Edu为表征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质量调整系数。

如果农户家庭劳动力全部参与农业生产，那么，将（2）、（3）带入（1）式中，得到如（4）式所示的生产函数：

Yt=At（Kt）α（lab×eEdu^2）β（Nt）γ（4）

但是，由于受教育水平提升，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加。因此，农户劳动力质量越高，参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低，因此，农户并不是将所有劳动力都配置到农业生产中。假设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Pa（lab））与劳动力质量（Edu）之间呈线性负相关，关系式表达如（5）式所示：

Pa（lab）=1-ε×Edu（5）

其中，ε为受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农业参与的影响系数，且ε×Edu≤ 1。

当农户家庭中只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时，其农业生产函数可用（6）式表示（即（5）式带入（4）式所得）：

图2中左图描绘的是受教育水平变化对农业产出（对数）的边际影响，即随着受教育水平提升的边际产出动态变化曲线。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边际产出先下降，到达低谷后，再上升。与横轴有两个交点。也就是说，在教育水平较低时，受教育水平的边际产出大于零，因教育水平提升而扩展的劳动力禀赋投向农业，会引发农业总产出的增加。但达到Edu1后，受教育水平的边际产出小于零，此时，农户不会将劳动力禀赋投向农业，而可能选择外出务工，从而农业产出可能减少。直到Edu2，可能伴随着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受教育水平变化的农业边际产出变得大于零。此时，农户会将扩展的劳动力禀赋投向商品化、高附加值农业，以增收。

图2的右图描绘的是教育扩展的劳动力禀赋与农业产出的关系，是一个横向反“S”形曲线。但由于Edu1取值较小（小于1，如式（11）所示），因此右图O-Edu1段并不明显，因此，劳动力质量与农业生产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曲线基本上可以看成正“U”形。

图2的现实含义是：当劳动力质量过低时，其在非农行业中获得工作的机会太小，劳动力无法实现转移，所有劳动力都会投入到有限的农业生产中，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值比较高，此类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用劳动力这一相对过剩要素代替资金等相对稀缺的要素；但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其在非农行业中获得工作的机会有所提高，且非农行业的收入往往高于农业，因此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由于过密化生产的劳动力边际产出虽然很低但并不为零，因此出现随着劳动力质量提高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值减少的现象；但随着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其在非农行业获得工作的机会、收益水平都会提高，因此他们一方面可能会通过向家庭汇回收益以缓解劳动力要素的极度短缺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另一方面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部分高质量劳动力会从事高收益的农业生产，这就导致了当劳动力质量超过一定范围后，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不断提高现象的出现。

1.3 劳动力禀赋差异对农户经营决策的研究假说

根据上文中的理论分析，提出下面四个假说：

（1）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其农业总收入呈正相关。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业生产投入越多，因此，农业总收入越高。

（2）农户劳动力质量与其农业总收入呈“U”形关系。即：随着农户家庭劳动力总体质量的提高，农业收入减少（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但当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农业总收入将随着增加（由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3）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负相关。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流出的可能性越大，非农收入增加越快，而非农产业工资率一般高于农业，因此，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数越多，农业生产所占比重越低。

（4）农户劳动力质量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负相关。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质量越高，劳动力外出的收益预期越高，农户的外出意愿、务工时间、收入也会增加，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重减少。

2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对武陵山区的湖北建始县和重庆黔江区的实地调查。首先，从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武陵山区的湖北建始和重庆黔江作为样本县（区）；其次，从2个样本县（区）中用系统抽样办法各随机抽取4个乡镇，共8个样本乡镇；再从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3个村，共24个样本村；再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20户农户，作为调研对象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兴趣可能会增加样本，但是不会改变原来的抽样方案。。然后派员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485份。调查内容涵盖了农户的就业、住宅、农地、种植业生产、作物产出销售、收入、消费、借贷等各个方面。由于问卷中存在劳动力、农业生产这两方面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选取了其中信息较为完整的446家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确实有农户不从事农业生产，回访也无法获取数据。所以这一部分数据（39户）只好放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估计结果。。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①剔除信息填写明显存在大量错误及数据大量缺失的农户；②本研究主题为农户家庭行为决策，其侧重点为农业生产，因此剔除农业生产总值为零的农户；③剔除土地经营面积、资本总量为零的农户。以确保在计量过程中数据可以被进一步处理。关于数据，本文使用了Stata10.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2.2 变量选择与描述

从上文中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将根据分析框架设立两个模型，模型一中考察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产值，模型二中考察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产值占年总收入比重。而在两个模型中，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虚拟变量，有关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农业年生产总值（P）的平均值为23 270.44，标准差为26 482.50， 农户农业年生

产总收入差别较大。农业生产总值占家庭总收入比值（R）的平均值为0.43，说明当地农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非农生产。当生产规模有限时，农户家庭生产中几乎不存在长期雇工的情况，劳动力一般即为家庭内部劳动力（lab），均值为3.18。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均值为7.05，说明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也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农户家庭资本存量（K）、土地资本存量（N）、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S）、农户家庭地理位置（D）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都说明了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数据的分布广泛，农户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本研究将会有相当强的代表性。调研的农户家庭所在地（A1），湖北建始为1，重庆黔江为0，平均数为0.54，说明两地调研农户差别较小，并以这一变量控制由于两地市场发展水平、政策差异对农户家庭经营决策带来的影响。

3 实证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

结合理论分析中基于柯布-道格拉斯扩展生产函数农户农业生产函数模型，提出以下两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第一组模型（模型M1-M4）的形式如下：

其中第一组模型（模型M1-M4）主要分析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的影响因素，第二组模型（模型M5-M7）则重点分析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影响因素。

3.2 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两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的结果见表2。

由图3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的数量、质量维度与农户家庭年农业生产总值间呈现“瓦形”关系，此图形象地展示了本文的假说一与假说二。通过该图，可以对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禀赋与农业生产决策之间的关系有直观全面的认识。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环境下，农民在城市处于“落地未生根”的生存状态，为了保障基本生存，农户一般不会将农田完全抛弃，而劳动力质量――受教育水平则是影响农户是否离乡的重要因素。当家庭劳动力质量较差时，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较小，因此农户可能全部从事农业生产，存在“过密化生产”[15]的情况，这是边际产出很小但大于零，因此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值较大；当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农户外出的可能性不断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也会随之下降，因此表现为：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农户农业生产总收益下降；而随着农户劳动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户资源配置能力提高、技术掌握能力增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率大大提升，且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实现资本积累，会将部分资金、技术等投入到家庭农业生产之中，因此会表现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再次提高。关于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是很显然的。在贫困地区以家庭自耕种为主的情况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中可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越多，农业总产值也越高。

（2）劳动力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M5、M6和M7中，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这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业总产值占总收入比例越低，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三。目前虽然依然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当农户家庭人数超过一定量（家庭农业生产所必需劳动力数量）就会出现劳动力转移，且非农产业收益一般比农业收益率要高，因此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也越多，非农收入比重也越高。

从表2还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劳动力质量（Edu）与农业总产值占总收入比例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质量越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获得较高工资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四。由此可见，农户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大幅增加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也将迅速提高。

3.2.2 控制变量对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影响

从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来说，分析框架中的资本存量、土地存量、社会资本量、地区发展差异等变量在统计上均显著。这说明农业年总产值与家庭资本拥有量之间成正向关系，家庭资本越多，农业总产量出越高；家庭土地经营面积与农业年总产值之间成正向关系，一方面说明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为种植业；模型3、模型4中土地变量的系数表明了土地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与农业年总产值之间成正向关系，农户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销售信息的获取等，因此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的提高；地区发展差异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建始地区的农业生产总值更高、农户的农业参与程度更高，这与调研中观察到的现实情况相符合。

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来看，从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虽然资本存量（LN（K））的回归效果并不非常显著，但系数为负说明资本存量越高的家庭农业生产比率越低；农业总产值占总收入比例与农户家庭土地经营面积（LN（N））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农业生产参与程度与家庭土地经营面积之间成正向关系，即家庭土地越多，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程度越高；社会资本（S）、农户家庭地理位置（D）与农业年生产总值之间回归效果不显著。对地区变量的回归效果显著，说明两地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参与程度存在着明显差异，系数为正，说明建始地区的农业生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更高。

4 结论、政策含义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CD函数，构建了劳动力资源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影响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与农业产出、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的关系，并利用多元线性、非线性模型对武陵山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总收入主要受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资产存量、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农户拥有社会资本存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受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农户经营土地面积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中，需要对家庭所有劳动力、资产、土地、社会资本、市场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做出农业生产决策，而在从事非农生产中，农户更多地考虑家庭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及市场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等因素。

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禀赋与农户家庭在农业上劳动投放以及农业产出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质量越高，家庭总收入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也充足，农业总产值也越高，但农业总产值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会下降；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质量越高，农户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预期越高，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也越高，但与此同时，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率也会上升，因此劳动力质量与农户农业生产总值呈正“U”形关系，而与农业总产值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呈负相关。因此，在贫困地区，包含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的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变量与农户家庭农业年生产总值之间呈现“瓦型”关系。

4.2 政策含义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应该一方面继续实行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比较收益，激励农户将更多的劳动力禀赋投放到农业；另一方面要激励农户家庭提升农业劳动力尤其是在家务农劳动力的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一致的。但更进一步的是，对目前留守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更为重要。未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也正取决于是否有知识型青年农民加入农业生产领域。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对留守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质量的异质性程度，提高家庭劳动力总体的边际产出；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地区要素的优化配置。这对我国未来农业与农村发展意义重大。贫困地区留守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比较，以及大样本面板数据的获取，将成为本研究进一步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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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关键词：云计算 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 计算机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b）-0038-01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增加，我国的农业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从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国家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都采取了各种农业补贴政策，来保证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但是受到农村自身条件的影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因此，如何加强农产品的市场化交易，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交易信息成为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问题。

云计算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是将传统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商业应用计算模式。“云”是向使用者提供数据、信息资源的网络，能够满足用户任何时间段的按需索取资源，只会按照使用的情况进行付费。云计算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大批量数据的计算是因为它将计算程序安排在大量的资源池中，完成各种应用系统所需的计算力、存储空间和其他各种软件服务。云计算的设计与工作运行理念是实现网络计算资源的统一安排与调度，优化向最终用户提供的数据以及存储、计算服务。与其他的运算存储程序不同的是，云计算必须要高端的配置与接收装置，只需要通过网络与云计算服务供应商就可以实现。[1]

1 云计算应用于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的优势

云计算模式应用于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对农产品交易服务体系中生产、供应、质检等环节进行有效的衔接，对农产品交易中动态信息进行及时的处理，通过农产品交易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实现农产品交易中供求信息的有效共享。另外一方面，农民在使用云计算服务的过程中，不需要高配置的使用设备，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定制服务，既可以对农产品的生长有全面的掌控，又可以对销售市场进行分析预测，制定科学的种植决策和产后销售决策。

云计算模式下的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最大的优势在与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共享，能够有效的解决信息传输滞后的问题。将农产品的产销信息上传至云计算信息平台，让农产品的需求者及时了解现有的农产品数量和质量，为农民开创了农产品销售的新途径。另一方面，将农产品市场的需求信息或者以往农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市场销售预期分析，并将结果及时的反馈给农民，让农民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状况调整种植计划。云计算模式能够将数量庞大、相对分散的数据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为最终使用者提供所需的计算资源，推动了农产品交易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完善。

2 完善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中云计算应用的策略

2.1 加强农产品交易服务终端建设，培养专业化人才

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是实现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基础，完善农产品交易服务终端建设能够有效的推进农业发展的信息化。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的建立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要求建设者不仅对农业专业信息有基本的了解，更要基本熟练的信息化设计与操作技术。完善农产品交易服务终端建设需要有精通农产品生产业务和管理流程的农业专家尽享科学系统的设计，并配合有专业的技术操作人员进行建设，也需要云计算服务的广大使用者精心维护。[2]

2.2 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深化云计算模式应用

不管是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的建设还是云计算模式额运行都需要借助于信息化的网络与电子设备，这也就要求必须要加快农村的信息化建设。目前，农村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电子设备普及率相对较低，农民对于计算机的一些操作也不熟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网络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政府应该积极的承担起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责任，推进网络信息内容建设，帮助农村实现信息化、数字化发展。在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中深化云计算模式应用，提高农产品信息的质量，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既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也要剧本一定的信息技术标准化，实现信息共享和系统兼容。另外，在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运行成熟之后，可以考虑将金融服务、投资类理财等模块进入平台建设之中。

综合来说，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推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进步。云计算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计算模式在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中展现出了巨大优势，在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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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发展观；再议动物福利；中国农产品贸易

中图分类号：F7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168-03

一、动物福利的起源与动物福利法

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是1976年休斯（Hughes）提出的，它是指饲养农场中的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现在其含义扩展为人类在考虑动物感受痛苦能力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对其造成伤害，反对和防止对动物的虐待。但实际上早在1789年，英国人边沁（J.Benthan）就提出了“保护动物权利”的理念。他在其所著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提出“动物具有免遭无端折磨的权利”，并要求结束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在此后的100年中，动物保护运动在西方不断壮大。19世纪20年代，动物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动物保护运动者的不懈努力，1822年由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首部以保护动物权利为目的的《禁止虐待家畜法案》，即《马丁法案》。根据该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马丁法案”虽然只适用于大型家畜，但这是在动物保护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保护运动浪潮在西方全面兴起，并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有关思想已深入人心，其保护的内容也不断丰富[1]。①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动物福利法都有类似的主旨：尊重动物权利，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合理保护利用动物资源，发展经济。动物福利的提出是基于保护动物的尊严及其内在价值的考虑，笔者认为，这种内在价值首先表现为自然界和谐发展意义上与人同等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子，而且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即是维护人类自身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情感，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本身就体现了和谐这一思想；同时，它也是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②当然，在国际贸易中也明显体现出基于本国贸易利益的考虑。

所以，自马丁法案后，欧美大部分国家陆续基本完成了防止虐待动物法的立法，③而且这些国家对动物福利的立法随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的补充和改进中，并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于是还出现了一些国际性动物保护公约，要求各国的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匹配。国际上各种动物保护协会也十分活跃。这些组织通过扶持世界各地的本土成员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改善动物福利的状况，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制定动物福利的统一标准[2]。④

总之，笔者认为，“动物福利”理念的起源，是建立在环境和谐才能造就人类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对动物本身也具有的情感与行为的一种关注。国外动物福利的发展也越来越表现出法制化、高标准化、贸易的壁垒趋势等特点。从国家发达程度以及立法的角度审视和关注动物福利的起源和发展，对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应该大有帮助。

二、动物福利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关税的大幅削减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进口许可证的逐渐拆除，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很小，于是各种新的贸易壁垒应运而生。西方国家认为以动物福利为理由来限制国际贸易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们不断向国际社会施加影响，要求把动物福利问题纳入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中。他们在进体动物时，利用已有的动物福利的优势，将动物福利作为进口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判断是否准予进口。他们不但在动物饲养、运输和屠宰过程中，要求执行动物福利标准，而且对于进口的动物产品也要求符合动物福利法规方面的技术指标。欧盟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活跃。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动物福利已经影响着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2003年2月，WTO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已吸收了某些国家的意见，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作为WTO成员，这必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受动物疫病“技术壁垒”及部分国家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和禽类产品禁运的影响，“十五”期间我国畜产品出口整体不如市场预期，出口增速低于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增长。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6.5%下降到2005年的13.1%，下降3.4个百分点。尽管在贸易壁垒有增无减、检测标准越发苛刻的情况下，国家对促进农产品出口推出了相关政策措施使得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在2005年达到55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7%，但畜产品贸易逆差却从2000年的6 814万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62 555万美元。②

究其原因，在当今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明显看出不同国家之间因动物福利引发的矛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企业也毫无例外。2002年，某欧盟国家的一家进口贸易商准备从我国一个饲养5 000万只肉鸡的公司购买大量的活体肉鸡，但是由于进口商认为鸡舍“不够宽敞舒适”，未达到欧盟规定的一些动物福利标准而取消了交易。欧盟是我国传统的禽肉产品出口市场，由于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对我国禽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已经封关多年。近几年来，为了使我国禽肉产品重返欧盟市场，我国曾多次邀请欧盟来我国进行检查。每次检查都对肉鸡屠宰、运输的动物福利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997年7月欧盟曾禁止进口我国养殖扇贝（当时我国产量占世界产量80％）；我国鳗鱼因恶喹酸事件遭日本进口商拒绝；2001年9月，欧盟因氯霉素残留问题将我国的冻虾产品纳入快速预警机制；2002年1月，欧盟正式通过决议，全面暂停从我国进口水产品（包括动物源性产品）；由于我国水产品的氯霉素含量超标，2003年，在食人鲳事件中，国际动物福利组织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声明：如不尽可能退运食人鲳，就应对食人鲳进行安乐死，否则将呼吁各国抵制中国的水产品贸易；2005年，来自国际上的一系列有关于“中国虐杀动物取皮”、“中国没有动物福利”的指责，以及“封杀中国皮衣”的呼声，正在将这个行业卷入一场风暴中心[3]。

动物福利问题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动物福利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动物和动物产品出口，日益明显地成为动物源性食品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的壁垒。我国是农产品贸易大国，动物源性产品出口一旦受阻，不但损失会十分巨大，其他与动物密切相关的产业，如医药业、服装业、食品加工业等等也很难置身度外，其带来的损失将无法估计。而且更应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涉及在发达国家看来都值得补贴的农业，在开放经济和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条件下，它也影响着我国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民利益的获取。

三、未来我国应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对策

如何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顺应国际社会重视动物福利问题大趋势的前提下，减少和避免动物福利问题影响我国禽肉产品出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无论从国内外，还是从经济、社会角度都应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呼声日强的动物福利问题。

首先，立法是和谐之根本。作为农业或者农民利益的维护在对外贸易中更需要立法保护。要加快和完善立法与执法工作，并通过立法改变国际社会对我国动物福利重视程度不真实和片面的认识，从而创造动物福利客观的和谐环境，有计划地使我国相关的动物产业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会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和提高动物福利，其核心与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状况和水平。

目前，即使像《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单行法也只是重在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价值的野生动物”，受保护的动物要么是珍稀种类，要么对人有用，普通的野生动物并不在保护之列，其他更只是散见于《森林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若干零散条文中，并无一部专门的、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存在着明显缺陷[4]。立法是一方面，让法律真正发挥作用却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值得欣慰的是，动物福利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法律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4年5月，我国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修订稿）进行了修改，新增了“福利”一章，明确规定了实验动物所应享有的福利。这是我国首次将动物福利列入法律条文中。另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正在修改，部分条款将体现动物福利的理念。

第二，要加强我国的质量控制体系建设。近年来，在我国出口的动物产品中遭国外退货或销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的原因之一就与我国在执行动物福利标准不足方面有关，如随便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物、饲养管理条件差，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的过程中，不能按照动物福利的标准执行，导致动物产品质量下降，达不到出口标准。为了改变农产品生产中片面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做法和执行动物福利标准不足，建立产品加工质量控制体系。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施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食品加工业在管理上实行“良好生产操作规程（GMP）”，在安全控制上普遍实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和ISO9000族标准体系[5]。

第三，要加大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宣传力度，要从和谐发展观提高社会各阶层提高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的意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动物福利意识和动物福利工作比较落后，特别是食用畜禽动物主要饲养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动物福利问题十分突出。因此，从动物福利角度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发展的意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这可以在农村从大力推广绿色畜产品生产技术，改革传统的宰杀方式入手，并建立农村公共信息平台，及时向他们传达最新农业政策和动态，让他们及时了解国外对进口家禽和禽类产品的动物福利要求，逐步改变不符合动物福利要求的做法。要充分发挥我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企业的共同作用，采取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直接交流、实证说明、现场考察等方式来改变企业的认识。

第四，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动物福利研究。动物福利的改善是有条件的，不论是改善所需的投入，改善过程本身，还是改善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它都需要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先决条件。国外动物福利条款、标准的制定是建立在科学的实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的。在资金与设备允许的条件下，我国应当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动物福利方面的科学研究，形成我国自己的标准体系。一方面，作为具有国家顶尖科研实力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当对动物福利这类新兴课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度，及早地加入到对该课题的研究中，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鼓励，推动我国在动物福利问题上形成自主的科学认识。

第五，要积极同他国进行谈判，争取有利的贸易条款。由于历史、文化、经济上的原因，各国对动物是否存在权利以及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仍存在争议。发达国家没有权利单方面将动物福利标准强加于他国。而我国短期之内也难以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与消费理念。对于不合理的道德壁垒我国有必要据理力争。为了给国内企业创造一定的适应期，也为了争取合理的利益，我国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应积极加强与他国的谈判，争取对我国有利的条款。

总之，动物福利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动物福利法都有类似的主旨。当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作用已见端倪，说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为应对利用“动物福利”名义设置贸易壁垒，我国在很多方面做了努力，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动物福利问题的提出、重视与解决，将十分有力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从而推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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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Animal Welfare and Trad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SUN Ding-dong

(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