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资本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国际上唱空中国经济的说法从来没断过，虽然各种说法不断被后来的事实证明错误，不过一些说法，的确可以拿来作为镜鉴。最新唱空中国的说法是贫富差距大，社会秩序固化，中国经济的活力降低。恰在此时，中国启动了金融改革，这恰恰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活性的关键。如果用一箱子鱼儿来比喻整体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可能就是及时放入这个箱子里的“泥鳅”。

随着近年来楼价上涨带来的各种生活成本提高，年轻人积攒创业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而商品市场的相对饱和，也使得小商小贩的利润日益微薄。即便有好点子、好主意，没有资本而兴叹的事情越来越多，创业难度的增大对于底层人士不断的打击，使得一些人失去信心或者想法，久之便会使得社会秩序凝固而缺乏活力。一位知名经济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是评价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的经济处境：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勇气有胆量下海便可以创造财富；后来，如果能承包到工程或者进入地产业的大多能发家；如今，靠自己赚的钱能有个房子已经成了奢望。

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成熟市场背景下，西方国家用低廉的零利率，给青年人提供廉价的创业资金，发达的金融体系也能使得优秀的小企业迅速得到金融资本的垂青并成长起来。脸谱网站的扎克伯格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失恋后一怒之下创办了小网站贴了前女友的照片数落前女友的是非，并号召别人同样贴上“恶女”的照片，他的网站迅速火了起来。而投资人随之纷纷踏门而来，要求入股。巨额的资金保证了网站后来的发展，壮大。一个被女友抛弃的失恋年轻人便迅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人物。

失恋的年轻人在美国成长为脸谱网站的创办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低廉的利率以及生存成本，使得年轻人敢于去借款实现自己的愿望、想法，甚至发泄自己的情绪；资本也因为自由的意志可以迅速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次资本资源社会分配的改革。

篇2

对于金融自由化，人们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事实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和运作模式。金融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在追寻高风险。次贷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金融资本这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偏好。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非常需要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但是还没有应对高风险游戏的本钱。此时，如果金融投资资本过早地介入，多半会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由于次贷危机恶化，日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接管“两房”，华尔街继续为自己制造的危机付出惨重的代价。占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半壁江山的“两房”的国有化，释放了华尔街次贷危机最大的风险。虽然次贷危机有望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得以最充分释放，但是这一过程是很痛苦的。更痛苦的是，全球或许还要准备面对长达几年的经济低迷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多年来一直被推崇的某些价值观的痛苦否定。

当国有化成为拯救金融自由化所带来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对于一贯以最市场化，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一直不遗余力将金融自由化的华尔街模式推举为全球典范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于无故受伤而成为次贷危机埋单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则非常有必要在次贷危机中悟出一些什么来，否则学费就白交了。这里，我们暂就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重新思考。

金融自由化的认识误区

事实上，对于金融自由化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这些争议有一个误区。

支持方在推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候, 比较多的说法是用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论，强调金融自由化推动资本更大程度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正面效应，特别是强调对资本流入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这里的似是而非之处在于，国际贸易理论支持的资本自由流动带来多赢的结论，是基于实业投资资本，也就是“直接投资”资本，不是指任意类型的资本，而金融自由化推动的应该是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笼统地用“资本”流动的概念，或者借用直接投资概念作为抽象的资本全球流动的理论支持，而没有十分清楚地区别直接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同的影响，有偷换概念之嫌。

而反对派确实看到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负面外部效应，但这些不同观点往往被扭曲成反对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非主流的声音，而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和更广泛的讨论。

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完全不同

实际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和运作模式。因为金融资本流动不能达到实业资本流动的结果，所以国际贸易理论论证的，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结论，对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完全成立，至少还有待进一步理论和实践的论证。金融自由化意义下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更不能混同于实业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我看来，实业资本(或者说直接投资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者说证券投资资本)在全球流动时在投资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后引发的结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从直接投资资本的基本属性出发，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与低工资劳动力结合，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当地经济的成长。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任何发展阶段，应该都有积极的意义。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论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跨国公司和港台企业到中国内地来建合资、独资公司，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汽车、家电、复印机、重型机械等一些行业如技术换市场的初衷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些直接投资资本伴随而来或多或少的技术，对推动中国的经济成长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这其中，在全球产业大规模转移浪潮中，来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更是推动中国成为服装、鞋帽、玩具等一般消费品的全球生产基地，使中国变成了全球贸易大国。虽然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现在出口企业还面对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的阵痛，但是这些实业直接投资资本的贡献应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融资本是追求所谓高风险高收益的，它不是通过投资实业、通过创造实业财富的增长来获取资本的社会的平均收益的，这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的实业资本的最根本区别。金融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在追寻高风险，因为只有高风险才有高收益，找到了高风险才有可能去“赌”高收益。次贷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金融资本这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偏好。

警惕金融资本过早流入

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非常需要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但是还没有能够拥有应对高风险游戏的本钱。此时，如果金融投资资本过早地介入，多半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篇3

关键词：生产资本；金融资本；金融危机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42-0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之陷入新一轮的衰退，全球股市无一幸免于暴跌的命运。此次金融海啸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而对于其产生的真正原因，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公司治理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说、金融创新过度说、市场自由主义失灵说、信用危机说等，其实这些均只能从表面上解释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经济发展史中从来不乏此类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远期有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热”，18世纪早期的“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近期则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眼下的次贷危机等。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危机爆发。这些都不是上述学说所能解释的。

那么究竟是谁一次次地导演了这一场场的金融悲剧，而又究竟是否能够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呢?我们认为，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周期性脱离是金融悲剧产生的真正“幕后黑手”；而金融资本的贪婪和人的本性又使得这种悲剧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二、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关系演变

(一)资本的概念

所谓“资本”是指行为者的某些动机和标准，正是这些动机和标准引导着具有某种特定技能的人(或者雇佣他人)去执行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的职能。其中生产资本代表着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者(包括运输、贸易和其他提供实现条件的活动)的动机和行为，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金融资本则体现为以货币或者其他账面形式持有财富的那些当事人的标准和行为，是重新配置或分配财富的行为者。二者本是经济实体的不同方面，但由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使得二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必然，而且二者运行机制也不一致，就埋下了金融危机爆发的种子。

一般来说，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高、逐利性强、风险规避手段多等特点；生产资本则由于资产专用性高且难于变现等原因，流动性差、套利成本高和风险规避途径少等特点。在风险面前，由于金融资本在本质上是无根基的，故容易逃离风险；而生产资本由于扎根于所能胜任的领域，甚至扎根于一定的地域，总是不得不面对每一场风暴的洗礼。二者虽然存在上述诸多区别，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大多数时候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而这种互动关系并非总是能保持下去，在有些时候二者会产生离心化运动，这也是金融泡沫产生之时。

(二)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间的互动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以技术革命或创新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变迁并非是连续的和随机的，而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路径。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提供新的技术产品、技术原理和技术规范等“硬性工具”，还将会使组织原则及制度、实践模式乃至社会文化和人的意识形态等“软性工具”发生重大改变，技术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质被人们称之为“技术－经济范式”(Per－ez，1985；Freeman和Perez，1988)。因此，技术革命的发生必然伴随着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以及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产生和扩散，同时使得资本的相对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商界人士、投资者和消费者等在个人决策及社会互动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作用。

每一次技术革命一般要先后经历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二者间的关系也不一样(见图1)。

1　导入期早期――爆发阶段：技术革命的开始到来，应用新兴技术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金融资本逐渐抛弃利润微薄的旧生产资本，不断涌向新的生产资本，并开发出适当的新金融工具支持它。然而不久，金融资本便会发现新兴技术部门毕竟只占经济体的一小部分，很难维持高收益的习惯性预期。于是，金融资本就会变得极富“创造性”，从房地产到艺术绘画，从敌意收购到衍生工具等，开始漫无边际的金融创新。

2　导入期中晚期――狂热阶段：一方面，金融资本为新范式基础设施的巨大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进一步脱离服务于生产资本的中介角色这一运行轨道，新生产资本沦为金融资本操纵和投机的对象，二者几乎完全对立。此时，在这个资本收益、房地产泡沫和国际游资盛行的世界中，为逃避价格竞争的并购狂潮四起，新部门的过度融资现象比比皆是，真实价值的概念被抛弃，账面财富与真实财富之间，真实利润或红利与资本收益之间的比例越来越失调，资产泡沫迅速膨胀，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断裂程度达到极点。然而，这种幻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泡沫总是要破灭的。

3　展开期早期――协同阶段：泡沫破裂后，疯狂的金融资本被迫回到现实，与生产资本重新耦合，生产资本被明确视为财富的创造者。金融资本从服务于生产资本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利润份额，二者共同扩张，从而促进财富的真实增长。

4　展开期晚期――成熟阶段：此时，新产品和技术体系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新投资机会逐渐变少，为提高生产率所作的投资越来越没有成效，新的盈利机会难以把握，追求规模经济的兼并潮兴起。利润从境况不佳的经济中和依然活跃的企业和部门流出，由于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机会日益减少而成为“闲置资金”。金融资本承受的压力迫使其寻找新的利润源，如贷给遥远地区和投向新技术开发，前者会导致债务危机，后者则孕育着下一次浪潮的到来。

三、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

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的继续或者说是延伸。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兴技术――互联网络的兴起，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几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互联网技术革命爆发期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由于丰厚的利润使网络行业获得了不少金融资本的青睐，围绕着互联网通讯的金融创新工具也不断涌现，风投活动盛极一时，硅谷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期间，与网络相关的行业基础设施得到大力发展，出现了一些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快速成长起来的跨国巨头，如微软、雅虎、甲骨文和亚马逊等，金融资本以一种间接但极为重要的方式推动了互联网技术革命的进程。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的狂热期，网络行业的暴利吸引了大量前期累积的闲置金融资本的涌入，从而致使一方面网络行业过度投资现象开始出现并日趋严重，1995～2000年仅网络经济就为美国每年增加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产值，每

年提供了超过230万个就业机会，并以每年60％的年增长率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网络行业投资机会的减少意味着高收益机会的减少，不满足于此的金融资本发展出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以钱生钱，开始脱离生产资本的运行轨道，踏上了独自起飞的“非理性繁荣快车”。金融资本在爆发期所积累的信心空前膨胀，开始操纵并主宰生产资本的命运，兼并浪潮接踵而来，行业垄断逐步显现，它的直接利益支配着整个体系的运作。此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金融与生产相分离，经济力量和调节框架之间的裂痕也逐渐扩大，而任何管制的尝试被认为是阻碍了财富增长的道路。这种新的钱生钱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网络泡沫不断被吹大，其主要表现为以网络股为先锋的股市空前繁荣。在互联网泡沫高峰期，美国股市市盈率约40左右，远远高于正常水平。以高科技股为主要代表的NAS－DAQ连创历史新高，高科技股约占美国股市市值比例的40％以上。于是，在导入期尾声出现了一个针对互联网技术和通讯网络基础设施疯狂投资的阶段，它刺激着股市走向繁荣，并最终形成泡沫。

资产价格泡沫总有一天会以各种形式破裂。NASDAQ指数在2000年3月冲至创纪录的5048点后，标志着达到互联网泡沫的最高峰。次月3日，NASDAQ暴跌349.15点，比3月份的最高点下跌了16％；到年底，NASDAQ相比最高点下跌51.1％，创下其开市71年来最大的年跌幅。另外，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值也出现了10年来的第一次下跌，年下跌6.2％。随后，雅虎等公司收入急剧下滑，大量互联网公司倒闭，全球IT泡沫开始破灭。

一般来说，泡沫的破裂必然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同时金融资本也应该回归到服务于生产资本的中介者角色的现实中来，使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重新取得一致。而走出衰退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政府当局建立和引导制度变革的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为了扭转IT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的颓势，美联储采取了以降息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到2003年6月25日，连续13次降息后，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下45年来最低水平。低利率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资金成本的下降，刺激储蓄率本来就低、消费观念超前的美国消费者积极购买各种消费品，包括房产等耐用消费品等，从而导致美国房价急剧上升。根据Case-Shiller指数，从2000年开始到次贷发生前的2006年中期，美国10大城市房价累计上涨了126.3％。

另外，网络狂热期间培育起来的衍生品创新浪潮并没有在泡沫破裂后得到有效管制，而是继续大行其道，逐利性投机资本迅猛增长，市场投机气氛愈来愈浓。2006年，全球流动性最大的对冲基金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基金只数发展到近1万只，基金管理资产达1.2兆亿美元。而道德伦理的软化和金融活动的不透明，会极大地助长狂热期金融资本的自信心和嚣张气焰。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利用法律漏洞来逃避监管，如寻求不被纳入存款的资金，以降低准备金率，或者通过操作表外金融中介业务从而收取佣金的诸多新方式(Strange，1998)。尽管2001年安然公司的倒塌和2002年世通公司的破产，让美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但并无多大改观。在华尔街创造的房屋次贷产品链条中，从R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ABS(资产支持债券)、CDO(担保债务权证)到CDS(信用违约互换)等，信用不断放大，风险层层转移、层层掩盖、逐渐累积，金融资本(衍生品)离生产资本(房产)越来越远，直至金融危机的最后爆发。

由此可见，网络泡沫的破裂，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断裂后的重新耦合只是体现在网络通讯行业(也许此时只有该行业的泡沫最引人关注，而其他行业的泡沫还不明显)。由于过分关注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时忽略了在诸如房产等行业中，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离心化趋势，导致泡沫在该行业中继续滋生放大，最后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风暴。

虽然这次金融海啸的发源地远在美国，但对于一直在努力寻求融入全球化市场、当前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中国来说，它通过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以及心理预期等三个主要渠道传染进来，令国内市场感觉到了明显的震感，从而加大了国内A股市场下跌的速度和深度、对外出口明显减速等。

四、结论与启示

篇4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旦被引入金融法学，就会凸显道德维度与法律思维之间的错位。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思考问题的立场和目的都符合法治精神。［10］以法律思维观察和分析金融市场，是金融法学最基本的知识特性。而一旦以法律思维审视“金融道德风险论”，便会发现其存在以下困境。

（一）“金融道德风险”存在定性难题

“金融道德风险论”在对“金融道德风险”的概念、类型及原因等进行分析时，往往顾此失彼。比如，梅世云提出“社会性道德风险”的概念，认为“社会性道德风险”有体制引发型、政策引发型甚至腐败引发型等几类。［11］那么，既然是体制、政策甚至腐败引发了风险，为何不能称之为“体制风险”、“政策风险”或“腐败风险”呢？即使这些风险也可以从道德维度进行解读，但把其他视角几乎全部纳入道德维度之下却有失偏颇。更明显的是，他认为，“法制不健全……也是形成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5］，既如此，为何该风险不能称之为“金融法律风险”呢？因为金融市场会经常遇到法律跟进不及时或法律之废、立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再者，如果存在“金融道德风险”，也只能归因于道德，因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区别，而“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12］（P402）。可见，此时“金融道德风险”面临难以定性的难题。

（二）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难以确立

“金融道德风险论”努力从道德维度寻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如果仅从表面现象看，金融风险的确与道德危机如影相随：随着金融市场多个交易环节资金链条的断裂，欺诈和不遵守契约的行为开始盛行，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表明，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就包含在道德逻辑之中。事实上，个别或少数金融交易中的“败德”行为，即使在金融市场稳定时期也是存在的。而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大而不能倒”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被认为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如果据此认为，危机源于这些金融大鳄的道德因素，那就会与事实明显矛盾。因为，“数十年来，美国‘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和楷模，引领着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13］。这说明，人们一旦从道德维度追溯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期望以此确立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就会脱离事实。所以，当“金融道德风险论”试图从道德失灵中寻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从而希望从对金融风险的道德批判中走向法律思维时，其结果只能是，对这种道德批判得愈猛烈，距离法律就愈远。

（三）金融法学难以自我证成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旦变为一种法学立场，就会使法律思维屈从于道德维度的叙说方式，不仅会造成金融法学知识特性的弱化，而且无法使金融法学完成自我证成。道德不能限定风险。风险与道德都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侧面，道德并不基于风险而存在，风险也不会因为道德而出现。风险与道德具有同样的现实依据，道德不能作为一种必然的标准来限制或决定风险，风险也没有必然的义务体现该种道德。而风险之所以不会、也不能够固定、单一地指向某种道德，其与道德的主体性有关。道德主体的复杂性、多元性甚至利益的对抗性（源于社会分层），使道德分化为不同的观念体系，呈现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此时，道德批判就只能成为道德批判者对其他道德主体的批判。但是，不管人们对金融风险进行怎样的道德批判，都无法改变金融风险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即只要不改变金融风险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就无法改变其所体现的道德逻辑。比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尽管代表“99％”的民众对代表“1％”的华尔街金融寡头进行了持续的道德声讨，但是，金融家们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其道德逻辑，因为自己为股东谋利就是其最大的道德。所以，不是金融风险没有体现道德，而是没有体现“金融道德风险论”主张的那种道德而已。如此，“金融道德风险论”对金融风险的道德批判自然苍白无力，金融法学理论体系也就难以建立。

（四）受制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缺陷

金融法学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在研究范式上以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基础。但“金融道德风险论”却遵循个人主义方法论。当然，如果孤立地看待一个具体的金融风险事件，的确与交易相对人背弃商业道德有关。但是，当金融交易关系中的人们普遍采取欺诈、不遵守契约等机会主义行为方式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就难以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例如，近些年我国多地发生恶意逃债、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现象，就不能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就某种社会科学而言，“只有当人与人之间自发形成超越于个体的社会组织时，经济学才有了其研究的对象……个体的节约行为或者其他任何改善自己生存状况的努力，只要是孤立进行的，都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14］，金融法学亦如此。同时，不论何种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只要还停留在偶然发生或个别调整的阶段，而未体现出一定的普遍性、系统性和规律性，其解决情势还未形成社会立法需要，就不足以引起金融法学的注意。而一旦某类金融风险体现为一种社会利益诉求，就表明该类金融风险已经超出了个人主义的范畴，金融法学才有可能从其普遍性中把握规律性，从而担当起指导立法实践的时代责任。而“金融道德风险论”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显然限制了金融法学的理论视域。之所以存在这种方法论瑕疵，与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密切相关，因为在新自由主义那里，“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

二、“金融道德风险”的实质

金融法学对“金融道德风险”的贸然引入，之所以使自身陷入困境，在于其回避了“金融道德风险”的本质性问题。这种不“追根溯源”的实用主义后果是，当理论不能从简单的假设和推理中找到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根源时，竟然发现道德始终在金融风险中显露身影，因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道德当成金融风险的“罪魁祸首”，进而将道德视为当今世界之最大祸害。因此，只有从“金融道德风险”的本质这一核心问题入手，才能揭开“金融道德风险”这一貌似强大的“外壳”之下所掩盖的真实世界。金融风险与金融资本相联系。金融风险是指一定量的金融资本，在未来时期内，其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因此，金融风险其实就是金融资本的经营风险，即一定量的金融资本因各种原因出现经营不善、利润减损等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为人的一种经济性存在方式，金融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道德逻辑，这种逻辑体现着“以钱生钱”的利润最大化动机或目的。可以说，赢利就是金融资本的最大道德。由此，“金融道德风险”只是被人为地虚化为道德侵害的金融资本的赢利风险。所以，这种侵害不可能是道德范畴内的侵害，而是可以量度的、表现为一定物质利益损失的经济侵害。［16］（P19）于是，无论人们多么不情愿地向金融资本经营者支付对价，或者多么希望违背道德的铁律（如借钱不想还）而又无奈于法律的强制，但只要这种对价最终得以支付，就不会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就不存在“金融道德风险”。因此，“金融道德风险论”实际上体现了金融资本的道德主体性立场，客观上担当着掩盖金融资本趋利本性的理论角色。可见，不是从可以经验地、具体地把握金融风险实质的社会存在———金融资本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抽象的社会意识形式———道德出发去分析金融风险，显然是舍本逐末。当然，金融资本的历史合理性包含在产生它的社会条件之中，无论是对金融风险的道德幻化，还是对金融道德的人性批判，都改变不了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因此，金融风险是金融资本的而不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历史地看，通过市场竞争争夺利润是金融资本的存在方式，而这种竞争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道德”，它从来就是一部充满欺诈、倾轧甚至掠夺的历史。［17］（P130）所以，不惜以“败德”制造金融风险，是金融资本内在的运动逻辑，而人一旦为金融资本所界定，并变成其执行人，便具备了这种本性。漂流的殖民主义者———鲁滨逊，一爬上孤岛就失去这种本性，因为客观上，他远离了资本，此时金币对他毫无意义。所以，无论他的道德多么败坏，再多的金币也不可能使他制造“金融道德风险”，因为从他人之处获取利润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金币都成为无用物的荒岛、金融资本对人来说已经不存在时，产生金融风险的根源才能消除。显然，这不是道德的功劳，而是金融资本的投机逻辑随着资本的社会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与其说金融风险距离道德很近，毋宁说金融风险距离金融资本的利润更近。而愈是把道德置于历史的前台，就愈发说明，金融资本把自己的投机本质隐藏得更深了。

三、对“金融道德风险论”的法理批判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方面将金融风险归因于个人的“败德”；另一方面将解决路径寄望于普遍适用的法律，这种相悖的逻辑进路，反映出道德维度本身潜藏着其所无法应对的路径局限，凸显着与法律思维之间的根本冲突。道德维度不能当然地完成向法律思维的转换。金融风险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而金融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则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同时，只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客观条件生成，从道德维度观察该风险才有现实意义。而这种客观条件一旦存在，金融风险就不是道德所能够约束的，因为，道德是依靠自律得以实施的规则；而在金融利益冲突面前，只有通过立法，进行国家强制，才能从根本上迟缓、阻滞以至避免这些风险。这是缘于，法律的国家强制性能真实干预到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对金融市场关系中的利益矛盾进行强制克服或调整，从而对产生金融风险的社会条件进行控制。同时，法律是一种他律性规则，这种规则一旦生效，就具有了相对于交易行为人意志的独立性和国家意志性，并依靠一整套国家运行机制，对其经济利益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果；而道德则不同，虽然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其实施不仅要依靠社会舆论，更需要行为者内在的自觉力量。金融交易属于典型的资本套利活动甚至“零和游戏”，其特点是交易双方都以其利益最大化为企求，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出现“囚徒困境”。这说明，交易双方的利益矛盾具有难以调和的性质，依靠道德自律来避免或减少这种冲突是靠不住的，而金融风险的根源恰恰就包含在这种冲突之中。所以，“金融道德风险论”试图从道德维度寻找金融法得以产生的逻辑正当性，明显面临着无法从道德维度向法律思维过渡与转换的难题。毋庸置疑，道德也是历史的一种理性，它的特殊性在于，道德可以内化为人之理性自觉，使人主动而不是被动地调整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但是，作为自律性规范，道德在利益冲突面前常常失灵。不过，这并不表明可以弥补道德调整之不足的法律根源于道德失灵。显然，“金融道德风险论”把看问题的角度当成问题本身，或者说，把看问题的立场作为问题的根源，似“盲人摸象”———从金融风险的道德属性去感知对象，由此认为金融法的现实依据隐含在道德失灵之中。但是，如果把金融风险看成人内心道德观念的结果，就需要从改造人的道德观念入手，用道德机制加以解决，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最终要依赖道德之外的制度，那只能认为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人观念之外的因素，这种因素正是法律治理的客观依据。正如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时所言，民粹主义仅仅认为，“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消除‘奸诈之徒’”，但是，“自发势力不是偶然地或从外面什么地方‘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东西”。［18］（P312）所以，“金融道德风险论”只看到个体意义上的“奸诈之徒”，而看不到整体意义上“奸诈”的资本道德，自然只能停留于对个体性道德的批判，无法揭示金融风险内在的一般性，从而无法上升到整体主义的法律思维立场。事实表明，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在通过完善立法以积极应对和化解金融风险。比如，为应对危机，美国政府积极推动金融制度改革，这项改革被称作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产业最彻底的改革。奥巴马于2010年7月签署的《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国70多年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可见，为了防止金融资本的趋利行为给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法律再次成为金融风险治理的主要方式。“金融道德风险论”显然与这一基本事实不符。

四、结语

篇5

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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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新思路探究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帮助扩大社会就业、繁荣文化市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党的十报告明确强调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鼓励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合，切实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然而，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受社会经济条件和地区资源的制约表现出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融资困难，与金融资本融合不足，严重阻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本文主要以金融服务文化产业链为切入点，通过研究我国现有文化产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产相融合的新思路。

二、金融创新与文化产业的内涵

（一）金融创新的内涵

金融创新是指通过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及一般金融中介作为资金供求纽带作用的改变，即通过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新的金融市场、新的组织机构、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变革。

（二）文化产业的内涵

在党的十六大上，文化产业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国家文化部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通过生产、再生产、储存及分配等方式从事文化产品相关活动的经营。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能有效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三、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研究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改善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缓解就业压力、抗击经济下行压力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1.文化产业即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文化产业将进入深度深化变革期；3.文化产业进入将进入强化融合期。二是“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需要解决的问题。1.文化产业放权力度不够；2.文化产业存在国有企业垄断；3.文化产业品牌竞争力不足；4.文化产业支持落实难。

（二）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研究

目前我国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一是我国文化产业和金融资本融合现状；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渠道；三是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创新方式。但是，目前我国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处于瓶颈期，遇到一些障碍，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因为对文化产业了解不够导致对接主动性不强；传统文化产业不能合理有效利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制定的门槛比价高；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殊性与金融资本融合度不高；服务与文化产业的金融中介体系薄弱等。基于以上现状，急需探究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新思路，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四、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探究

“产业链联姻模式”有助于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金融资本有效融合。在这种模式下，不仅仅是让文化产业和金融资本简单合作，而是基于双方各自的产业链发展战略，进行优势互补进而实现金融资本支持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金融助推文化产业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资本的前提下提供项目建设和管理服务，利用自身优势使金融资本更深入到文化产业中去，实现二者高效结合，最终实现高效利用金融资本降低文化产业投资风险的目的。

金融机构依托文化产业链的核心企业，针对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产品，为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文化产业链下游企业的特点是交易活跃，比较有规律性且各企业相互依存，所以适合金融机构设计综合性和标准化的金融服务方案。

五、加快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当前文化产业提高发展速度才能满足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要实现这一发展就必须破解金融难题，实现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融合机制，实现文化产业投资的多元化。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创新融合路径，突破文化与金融融合的瓶颈，包括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分散对文化产业的贷款风险；创新与文化产业更匹配的金融产品；引进保险和风险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三是文化产业自身大力发展核心竞争力，创造融资条件，包括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行上市融资；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发放债券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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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新，彭宇臻.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投资前景分析[J]产业经济，2012，（11）.

[3]刘昕.当前中国文化产业财税金融政策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徐鹏程.当前阻碍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主要问题[J].经济要参，2016，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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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金融概念的提出与全球金融危机息息相关，它其实是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金融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个极具热点的话题，无论其以什么样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对经济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比如金融危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许多学者围绕着金融展开大量研究，认为金融一定会促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认为金融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在于为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必要的动力支持，对鼓励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对于产业金融的观点是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相融合的基本范式(模式)，科技创新的产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金融资本集聚形成规模资本，产业金融的资金基础是从技术衍生而来的。认为新技术的产生通常会吸引大量金融资本的投入。HyeokJ&RobertMT发现金融的深化对技术创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发现产业金融化可带动科技创新的实现，资金高度集聚往往会产生新的技术革命。国外产业金融理论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2.第一，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全球各行各业产生影响，金融业尤其严重，初创阶段，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轨，使得金融业内重要人士意识到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必要性，产业金融走进初创阶段，开始与银行进行深层次合作，构建起良好的银企关系、担保合作平台。第二，繁荣阶段，产业金融的发展风潮遍及各类行业，如汽车行业、航空业，尤其是传统企业为了改变目前停滞不前，运作无力等现状纷纷进军金融业与其合作。第三，问题出现阶段，各个产业进军金融行业，造成金融行业秩序混乱，金融资本膨胀，金融功能被过分夸大，造成社会经济基础的不稳定，因而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进行金融约束，影响资金在生产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分配，此时产业金融的发展处于瓶颈阶段。第四，治理阶段，产业金融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具有巨大作用，经济仍然需要产业金融作为新突破点，因而产业金融进入整治阶段，以便沿用产业金融的发展轨迹。国外对金融化理论研究的较多，产业金融实质上就是金融化的一种表现。而国内对产业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首先是刘世锦较早地介入了金融与产业发展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的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把服务产业作为产业金融发展的核心，一切金融活动的变革与创新都是要以有利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把产业发展的潜力作为判别金融改革创新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林毅夫以制造业为例，分析了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之间的关系，探讨出传统企业也可以与金融业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在经济中衍生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或存在一个银行高度集中的空间，这样才能满足广大企业的融资需求，张文云分析了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的关系，认为产生高效的金融体系是十分必要的。钱志新对产业金融的概念、原理、运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理论论述，并且对网络金融、新能源金融、航运金融、环境金融等十大产业金融进行了实务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和解决方案。孟庆轩认为通过产业金融的发展方式，促使企业经营实现资本化，取得企业创新所需的战略性资源，从而使企业获得利益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有学者认为，产业资本化正处于空前繁荣的阶段，金融化促使产业资本在一定地域内的聚集，而且还带动了闲置资金从传统落后产业向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的分散流动与重新部署配置，为产业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增添了新的活力。有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将经济管理职能集中在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了少数金融中心，使得管理规范更具标准化，同时也有利于产业资本在某些主要城市集中，因而形成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随着金融的发展，实物担保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形资产和未来现金流都可以作为信贷融资的手段，然而融资形式由内部融资向外部融资的转变，企业能够更容易筹集到运转所需要的资金。中国的产融结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可称为产业金融萌芽阶段，产业资本流向金融资本，中国产融结合的第一步主要是政府大力推动传统企业的战略，集中表现为传统企业以股权参与的形式进入金融企业。第二是产融结合的整治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涌来的产业资本逐步进军金融产业，金融机构泛滥，金融市场混乱，金融风险突出。为此政府规定银行不允许参股企业，导致一些商业银行开始退出产业领域。这一阶段产融结合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的盈利性需求，商业银行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断扩张业务，造成金融市场秩序不稳定，产融结合风险初显。第三是产融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资本化加剧，产融结合的发展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产业金融走向发展的前端。

二、国内外产业金融发展模式探讨

1.国内外对产业金融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其发展模式的探讨，以及今后发展趋势的设想。或者是产融双驱，促进企业资本积累扩张。相关研究者认为产融不只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耦合，更是产业与金融协调发展，产业金融是根据不同的行业发展需求，而演化出来的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按产业类型分类：能源金融、零售业金融、绿色金融、农业金融，制造业金融、汽车金融、钢铁金融、房地产金融、港口及航运金融，交通运输金融、商品交易平台金融、农业金融、产业基地金融，相关产业离岸金融。按金融类型分类：银行产业金融、产业型融资租赁、产业型投资基金、产业型投资担保、产业型资产管理、产业型保险业务、产业型资产评估、产业型投资银行等。金融涉及产业的多个领域，进而形成以金融为中心的产业圈。产业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产业金融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19世纪松散型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紧凑型产业金融发展模式—20世纪经济危机后的超越性与捆绑型产业金融发展模式。国内外产业金融典型的发展模式以有政府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主要就是以中国为例，美英主要是市场为主导，日德以银行为主导。有学者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对产业模式进行分析，在新生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发展期以银行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成熟期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以股市融资、大众筹资为手段，发展产业金融。

2.国外产业金融结合模式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资本化、高度化、国际化。资本化提升经济实力，促进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激活了全社会的资源和资本，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产生了惊人的财富效应；资本高度化推动经济结构高度化。同时资本化激活了社会经济存量，使生产要素转变为资本。资本高度化推动了产融集团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科技资源、无形资产成为资本，实现了科技资本和金融资产的流动和增值，快速推动财富的聚集和总资产的增加。知识经济是典型的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的经济模式，以政府主导大力推动大型产融集团的发展。产融集团是信息经济时代产业资本运动和增值的市场载体。科技产业资本和金融产业资本运动和结合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向高度化发展。政府重视大产融集团的发展，鼓励金融资本与科技产业资本、科技实业与金融业以一定的产权融合或业务联系等方式达成融合与互动，同步进入良性循环。国外主要是以产融集团这种大财团的模式呈现，国内产业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是以政府+银行或中央企业+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但今后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以市场为主导。国内产业金融的发展模式是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发展产业金融的案例比较多，由政府牵头，外加企业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基础，从而形成一家企业金融公司，主要从事资金的借贷融资，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金融力量，也能达到发挥筹集社会资本，扩大经济规模的效果。综上所述，产业金融的发展模式应以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机制相结合，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相结合，实现政府调控、市场机制、融合主体三要素的有机结合，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

三、产业金融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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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大小非”问题在未来的两年内都将成为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在思考“大小非”问题对市场有何负面影响时，首先需要明确存在多少数量的“大小非”，也就是“大小非”的数量问题，其次需要了解各类“大小非”股东的行为方式，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去刻画股东在证券市场中的决策模式问题。

“大小非”问题还是“限售股”问题？

虽然这一问题极为典型，但目前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管理层和市场人士都根据自身的定义进行政策决策和建议。按照证监会的定义，一般低于总股本5%的叫“小非”，大于5%的叫“大非”。产生“大小非”的主要原因是2005年以前国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为保证改革平稳进行而对国有股特别规定的限制条件。为了解决市场的忧虑，管理层自2008年7月开始逐月通过中登公司公布“大小非”减持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官方“大小非”的数量仅为3741亿股。即便按照这一标准，“大小非”解禁的数量也只占到了很小一部分（见图1）。

截至到2008年7月，按照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尚有81.16%的股份没有解禁，单就限售部分而言减持比例仅为5.61%，这一状况充分说明限售股对市场的压力巨大。

与此相悖，市场认为所谓“大小非”实际上是市场对“限售流通股”持有人的一般称呼。数据显示，在2008年，将有15.83%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各为50%左右；在2009年，将有38.62%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分别为80%和20%左右；2010年，将有45.55%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分别为95%和5%左右（见图2）。

由于自2006年新股发行方式改革以来，深沪两市总发行上市259家（截至到2008年9月2日），限售流通A股高达7744亿股，不含借壳上市的四家（太平洋、中国铝业、上港集团、潍柴动力），远超过股改限售股存量3741亿股（上述数据来源WIND）。

有别于管理层的定义，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市场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数量不斐的“大小非”。

但是市场人士对于改革“大小非”问题的争论和建议更是被管理层上升到质疑股权分置改革胜利的程度，证监会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已经解决了的股权分置问题，再搞出两个分裂的市场，再重新进行“二次股改”，这等于颠覆股改成果。

虽然市场和管理层在基本定义上存在分歧，但不同的上市公司在同一市场中交易，市场参与者必然会按照统一的模式给出定价。实际上，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根本没有形成全流通的市场文化，国内市场独特的定价哲学也依然发挥着超强的惯性。

进入全流通时代以后，市场开始用新的视角对股权进行分类，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将投资者划分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打通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隔离墙，导致A股的估值标准骤然生变，未来市场的底部将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决定未来市场的合理价值。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差异何在？

这一认识部分解释了市场参与者对待市场的行为方式，但无法充分刻画市场矛盾。对此，需要重新审视什么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根据资本论上的定义，所谓产业资本，是在资本的循环运动中，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并在每一种形式中完成着相应职能的资本。

很多投资者将“大小非”都归于产业资本的范畴，那意味着如果说投资企业股权的资本就算是产业资本，那这个范畴未免太大，这岂不是说大量的PE、PC也都可以划入产业资本了？以金风科技为例，其第三大股东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基金就会被划入这个范畴。实际上严格地讲，只有那些投资实业，并且具体控制某个企业、直接参与管理的资本，才能称之为产业资本。

实际上，控制公司股权的资本才可以被严格地称为产业资本，而除此之外的都成为金融资本，这中间既有财务投资者也包括证券投资者。而财务投资和证券投资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投资时间的长短以及投资的方式差异（见表1）。

资本博弈的内在机理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重合源于2001年。当管理层在2001年试图打通两者之间界限的时候，市场恐慌了，股指从2100点跌落至998点，这一过程并没有产生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因为实际上的闸门并没有打开。

但是，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如果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在A股市场大量抛售股份，对投资于二级市场的金融资本的传统定价方式产生很大压力。全流通时代来临之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开始面对不同的博弈结构。虽然两者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金融资本却没有意识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仍然利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建立投资策略。

随着限售股的逐渐增多，市场开始担忧股东角色的转换，因为限售股获得流通权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结构必然因为公司股价产生重合，彼此之间形成利益相关体，这也对市场估值构成混乱的预期（见图3）。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需要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出发，深入展开讨论。

产业资本的行为模式――托宾Q理论

过去：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套利行为以再融资方式普遍存在。在考虑产业资本对市场的影响时，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产业资本内部的循环，而是它是否会考虑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即债权融资优于股权融资。但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几乎难以找到这样的例证，国内上市公司普遍重视再融资。如果这一现象大量存在，那么基本可以得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套利过去是以再融资行为普遍存在的。

现在：托宾Q理论成为现实套利的基础。当前市场中产生了一个较为一致的预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套利偏向。其内涵大致如此：当初产业资本投资企业股权，后来企业上市了，而这些股权也就变成了“大小非”。经过股改，这部分股权可以流通了。因为在股票市场上，股权价格是由金融资本来定价，而这个价格要大大高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由于存在价差，产业资本就会在股票市场卖出解禁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而重新投资实业，从而完成套利。

套利的概念，在海外证券市场同样也出现过，著名的托宾Q理论，就是建立在对此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根据Q理论，当Q值大于1（即股票市值/重置成本＞1）时，产业资本就有从股市中退出的理由，因为这个时候在理论上卖出股票所得可以让其再办一个同样的企业，并且在资金上还有多余。研究者认为，之所以海外市场成熟的传统企业PB值一般都不太高，就是因为托宾Q理论被广泛认同。因为在那里企业的重置成本比较透明，而且根据西方会计制度，企业账面净资产也比较接近于市场上的实际价值，这样也就使得重置成本会与净资产值大致相当，PB值自然不会太高。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限售股的流通，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随着“大小非”的上市，A股市场已成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攫取财富的平台，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股市就难有起色。

平安证券的研究表明，可以托宾Q近似值2.7作为可参考的当前国内市场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实际套利均衡点。在2006年以前，国内A股市场Q值一直在3以下运行，自2006年四季度起，国内市场托宾Q值开始突破3，并在2007年第四季一度攀升到6.38的高位。在托宾Q套利机制作用下，偏高的托宾Q值已经引发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大规模套利行为，未来巨量的大小非减持仍将对股票市场产生较大压力。

财务投资者的行为模式

有别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被称作财务型投资者，一般是指不从事实业而专事投资的投行基金、并购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它们一般追求纯粹的财务回报。在全流通时代，可以将对公司没有控股权的股东都称为财务投资者。对于那些无法控股的法人股东而言，进入全流通时代后，他们也演变为金融资本，例如：宝钢集团参股了很多金融企业，作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它只能以金融资本的面目出现，虽然宝钢是标准的产业资本。

卡尼曼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效应

众所周知，行为金融学通过研究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等心理特点，分析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最著名的理论模型是：卡尼曼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效应。

投资者现在面对众多“不确定”，在这种种不确定的环境，投资者要作出决定。传统经济学认为大部分人倾向回避风险，但卡尼曼的研究发现，人们往往抱持两种思维，一是面对收益时，对风险回避，但在面对损失时，又会变成风险偏爱。

对于限售股而言，尤其是财务投资者，他面临的投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他的成本是2块钱，目前市价是5块钱，他有1000万股，那么他的利润达到3000万。一旦财务投资者从限售股转变为流通股，他的思考方式会出现哪些转变呢？按照行为金融理论，财务投资者实际上面对一个已经获得收益情况下的赌局（GAME），绝大多数的人肯定是卖出（见表2）。

结论：在目前的市况下，90%以上的小非都会选择卖出。

实际上，中登公司的数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在经济减速背景之下，持有限售股数量小于5%的帐户抛售比例接近50%。并不是财务投资者不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而是源于各自的理性选择（见图4）。

证券投资者的行为模式――羊群效应和囚徒困境

关于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学界进行过诸多研究，并存在两个较为典型的效应。

羊群效应。在资本市场上，“羊群效应”是指在一个投资群体中，单个投资者总是根据其他同类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在他人买入时买入，在他人卖出时卖出。导致出现“羊群效应”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一些投资者可能会认为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人更具有信息优势。德圣研究中心江塞春认为：基金行业热衷于短期业绩排名的评价机制对于基金的投资行为有巨大的副作用。基金经理对于排名的重视，导致其采取冒进的投资策略，只要趋势看起来还没有崩溃的风险，大胆的策略就是业绩排名的制胜点。一个显然的例子是，在2007年三季度新增资金快速涌入时，新基金的业绩冲动往往变成建仓速度的比拼。

囚徒困境。所谓“囚徒困境”，是来自博弈论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反映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博弈论专家提出“重复的囚徒困境”，它更逼真地反映了具有经常而长期性的人际关系，而且这种重复的游戏允许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择时参考对手程序前几次的选择。如果两个程序只玩过一个回合，则背叛显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两个程序已经交手过多次，则双方就建立了各自的历史档案，用以记录与对手的交往情况。同时，它们各自也通过多次的交手树立了好或差的声誉。虽然如此，对方的程序下一步将会如何举动却仍然极难确定。近期基金重仓股的连续杀跌行为已经再次展示了这一点。先逃脱者获得生存显示出非理性状况下，证券投资者的主导行为模式。

总结：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博弈的方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过程。在全流通时代，这一博弈方式在股权分置改革之中演变过程极为复杂，尤其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之下，证券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加深了博弈后果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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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科技金融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金融概念，并从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主体、功能、结构、目标和内容等方面构建其理论框架。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拓展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开辟了农业科技金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实现科技创新战略、“四化”同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科技金融 农业 理论框架 逻辑起点

引言

农业科技金融是在科技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农业自身的特征，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限定在农业领域，实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范畴、研究对象以及本质等重要概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界定。本文首先依据历史的逻辑对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演进进行回顾，进而对农业科技金融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解释，最后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是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拓展，对未来科技金融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也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研究逻辑上来看，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农业科技金融导入阶段、农业科技金融的铺垫阶段和农业科技金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阶段等。

农业科技金融导入阶段是指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农业科技与金融的结合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阶段。在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初期，国家政策主要是推动科技和金融的融合、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等方面。在这一时期，科技贷款、风险投资等形式也开始起步，但金融资源的配置并没有体现市场的特点，更多的是将金融元素“有计划”的引入科技领域，以实现资金对科技的支持。

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铺垫阶段是指国家开始从政策层面重视农业科技与资金的结合，这其中又分为农业科技金融雏形期以及农业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的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至2009年这一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科技园区、农业风险投资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科技金融的其他形式更加的丰富，并且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形式日益成熟。

农业科技金融概念的提出源于2010年7月首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举行。这次大赛开创了农业科技企业和金融资本对接的新模式，创新了农业科技领域科技管理体制，延伸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也为农业科技金融的研究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材料。

上述对农业科技金融发展历程的回顾表明，农业科技金融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演进的。

农业科技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农业科技金融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

鉴于国内对科技金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相关的理论体系还很不成熟，本研究借鉴目前农业科技金融工作的实践，总结农业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经验并加以提炼，进而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这一过程遵循归纳式理论构建模式，属于理论构建研究。

本质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本文采用本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认识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起点，从本质出发，可以把农业科技金融理论结构中各要素有机统一起来，且有利于农业科技金融各项工作更好地运行。

（二）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构建路径

本文借鉴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构建过程，以本质为起点来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农业科技金融理论体系构成要素

农业科技金融理论的构成要素包括：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主体、功能、结构、目标和内容。

1.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农业科技金融可以理解为一个产业概念，即支持农业发展的科技金融就可称之为农业科技金融。具体而言，农业科技金融的完整概念应该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汇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有机结合，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该定义需要进一步说明：

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由于农业的弱质性、较低的资本产出比和较高的风险等特性，使其很难吸引市场化的金融资本进入该领域，再加上我国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等特点，所以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以财政性的资金为主。但是完全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在资源配置上又有一定的缺陷。这就需要在农业科技投入的方式上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行大胆的创新。

农业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农业科技金融是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农业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有需求，农业科技创新要求金融工具或是金融服务形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满足包括融资、分散风险、监管在内的各种需求。

农业科技金融是全社会投入性活动。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需要政府、银行、科技企业自身、担保机构、各种中介机构等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进行资金投入的一体化组织构架和机制。

2.农业科技金融的主体。一是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根据前面对农业科技金融定义的阐述，农业科技金融需求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融资需求、农业科技金融服务需求。其需求主体包括：农业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政府和农民等。其中农业科技企业是农业科技金融的主要需求方。

二是农业科技金融供给方。与农业科技金融需求相对应，农业科技金融供给包括：资金供给、农业科技金融服务供给。供给主体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政府和个人等。其中，投资机构是农业科技金融最有潜力的供给主体，在提供资本的同时，还能提供人力资本、企业管理方法及社会资源等附加服务。

三是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是连接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和农业科技金融供给方的桥梁。中介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中介机构；另一类是金融中介机构。

科技中介机构。科技中介机构是指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中介机构包括：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担保公司、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等。

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指科技创新主体的融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功能性机构。包括：信用评级公司、资产评估公司、咨询公司、以及各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

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供给方和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及其活动构成了农业科技金融市场。

3.农业科技金融的功能。满足科技资源的融资需求。解决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农业科技金融的核心。农业科技企业在起步阶段无足够的固定资产，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类的“软”资产很难变现和估价，导致传统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其融资。再加之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现阶段无论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探索科技银行、建立政府引导基金，还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都是为了解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为科技工作提供包括融资、担保、评价、监管在内的一系列的服务。在融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融资前的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价，融资过程中的融资担保，融资后的监管等诸多问题。因此，农业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投融资体系，而是包括投融资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政策法律体系等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其作用是为了满足融资以及为融资提供相关的服务。

4.农业科技金融结构生物学视角剖析。和DNA的双螺旋结构相似，农业科技金融也呈现出双螺旋结构。农业科技金融的双螺旋结构的原理和特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农业科技金融的双螺旋结构中，农业科技和金融分别是两条主链，这两条主链也呈现反向平行的方式。农业科技金融实际上是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是从结合到高度融合的演进过程。当农业科技与金融达到高度融合，农业科技金融也就达到了稳定的结构。第二，科技活动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金融的工具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来配置金融资源。这就实现了农业科技与金融的“配对”。第三，碱基对不同的排列顺序构成了DNA分子的多样性。在农业科技金融当中，由于金融资源与农业科技活动结合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农业科技金融形式的多样性。第四，在农业科技金融当中充当“氢键”的是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包括：农业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信息共享、财政投入、金融支持、风险管理以及创业风险投资等一系列的运行机制。第五，DNA处于一定的环境当中，不同环境会对基因的表达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农业科技金融也有一定的外部环境，即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以及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

5.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当农业科技金融双螺旋结构稳定后，就会实现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具体而言，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可以分为初级目标和终极目标。

初级目标是帮助农业科技资源解决融资问题。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但是在科技创新的初级阶段对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该需求是农业科技企业自身难以提供的。农业科技金融能够用金融资本来孵化、支持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解决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最终目标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四化”同步。农业科技创新是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驱动力量，但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将农业科技与金融结合，就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为农业科技注入大规模的资金，不仅可以解决农业科技的资金问题，而且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浪潮。

6.农业科技金融体系内容剖析。农业科技金融的体系分为农业科技金融的投融资体系、农业科技金融的支撑服务体系、农业科技金融的政策法律体系三部分。

农业科技金融融资体系是为了满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按照金融制度的一系列规则，而建立的资金融通系统。农业科技金融融资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将金融资源进行聚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配置。在借鉴国内外融资体系建设，并结合目前我国融资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农业科技企业融资体系应呈现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主，银行间接融资体系和政府支持体系为辅的结构。

篇10

关键词 电影产业；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转型

中图分类号J94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接近300亿人民币，而这个数字在十年之前的2004年才刚过15亿。2015年的票房增长更是快得惊人，仅7月份一个月全国电影票房就54.9亿。超过了2002至2005年全国票房的总和。与此同时，影视产业的并购潮更是炙手可热，2014年的并购案例中，平均每6天就会在行业内发生一起影视类的产业并购案，1600亿元的资本如猛虎下山般扑向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大文化产业。

事实上，无论是电影票房的高速增长，还是电影产业的并购升温，金融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资本与全球经济金融化

对于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几乎任何一个产业而言，都存在着产业资本（或称“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种非常重要的资本表现形式。需要明确的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是就资本的存在形式来进行区分的，而是就利用资本的行为者及其目的来进行区分的。

关于这一点，卡萝塔・佩蕾丝在其经典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表述：“金融资本代表了以货币或者其它账面资产持有财富的那些当事人的标准和行为。他们可能获得利息、红利或者资本利得，但是无论通过何种手段，最终他们的目的仍然致力于以货币的形式拥有财富，并使其增殖。从本质上讲，金融资本正是重新配置与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为者。相比之下，生产资本则体现了那些通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创造新财富的那些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这些当事人向金融资本借入货币，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然后与其分享所创造的财富。如果他们使用自己的货币，那么他们事实上要执行两种职能（笔者注：即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两种职能）。作为生产资本，其目的在于为生产而生产。他们在本质上是建设者。”简而言之，产业资本通过从事实际生产而赚取利润，金融资本通过从事借贷或投资等非实物资金运作，即钱生钱，来实现资本增殖。

金融资本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天生的逐利性，它们在本质上是无根基的，哪里有利润，它们就会迅速的流向哪里，它们会广泛投资于大量的产业、企业或者产品以趋利避害达到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虽然产业资本也以盈利为目的，但它却会较长时期地专注并扎根于某一自身所能胜任的产业、地域、企业或者具体产品，经历产业的形成、成长、成熟乃至衰退，并在这个过程中直面风险、探索创新或寻求转型。

金融资本或者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它一方面可以投资于实体经济促进产业快速发展而获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依靠吸收更多金融资本投入金融市场形成泡沫而获利，因此，金融资本在各国都受到高度重视。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当金融资本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时候，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经济金融化。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不断扩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且在非金融企业拥有的资本中，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也在上升，金融部门在国内利润中所占比重、来自金融业的利润在企业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均在不断上升。”在全球领域，这一进程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得到发展，90年代加剧并异军突起。

在中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也表现得日益明显，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以及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房地产业、出口外贸业等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相比之下，金融领域仍然有着较高的预期利润，这就使得很多产业资本不愿意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反而从产业部门中游离出来转向流动性和利润率都较高的金融领域进而形成金融资本，并最终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可以更为自由灵活的根据自身对于利润预期的判断选择到底是流向纯粹的资本市场还是流向新兴产业领域，或者流向更为复杂的全球资本市场。

这样，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蔓延，“金融资本作为一种隐遁的决定性力量，其扩张性的逻辑突破了民族国家边界、超越空间领土范围，全面控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主导着当今全球化的进程，就某种意义而言，全球化的展开方式是金融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金融化趋势使得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获得了更大话语权甚至是支配性力量，进而凭借其强大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全球任何地域、任何产业或者任何一家具体的企业长驱直入，影响着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的兴起与衰退以及企业横向纵向的重组整合。

二、中国电影从产业经营到资本运营的转型

通常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反经济周期”特征，在经济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时，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经济周期在时间上常常是不同步的，有时甚至出现逆势上扬的情况。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低迷却没有影响到电影产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这个产业的极大繁荣。美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因经济箫条而导致低价产品（口红）热卖的经济现象叫做“口红效应”。事实上，经济不景气会使得人们的消费就转向购买廉价商品，电影票也是类似于口红的一种廉价商品，它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心理慰藉。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下行周期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电影产业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相应地，传统实体经济的利润降低使得大量闲置资本从那些领域游离出来形成金融资本，并迅速流向价值被低估的电影产业等新兴领域。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多年快速成长之后，虽然跟国外比起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毕竟中国的电影产业在内容生产方面的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无论在内容创作、拍摄手段、特效制作，还是在演员阵容、营销发行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生产出质量上乘的电影作品的能力。也就是说，电影产品在市场方面存在着同质化激烈竞争的事实和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而就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的不同类型的电影企业而言，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它们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一定的产业资本。产业竞争已经从成长期的电影作品竞争进入到产业整合的转型阶段。电影产业的整合沿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方向，不同的企业存在不同的整合路径。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电影集团的整合普遍趋向于大资本、大融合的集团化模式，资本运营是国际大型电影集团的常规战略手段。“总的来看，电影产业的集团化是多元资本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别展开并互相渗透的”，而在集团化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才能将电影企业做大做强，仅凭借产业资本的缓慢积累则难以快速实现这一目标。电影领域的产业资本也恰恰需要借助更强大的金融资本以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说，当电影产业和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由于内在的扩张动机而导致产业对金融资本需求的不断增大。

因此，通过资本运营扩大规模、整合资源，成为中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所谓传媒资本运营，就是将传媒所拥有的可经营性资产，都视为有经营价值的资本，通过价值成本的流动、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途径进行运作，优化传媒资源配置，扩张传媒资本规模，进行有效经营，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电影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资本运营的手段进行融资、兼并和结构调整，实现自身的几何级数增长。而资本运营模式与产业经营模式最关键的差异就在于金融资本的介入，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电影产业或企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1）。图1中A企业通过资本运营在第二阶段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B企业没有采取资本运营的方式，仍然按照产业经营的思维缓慢的进行着资本的积累。对于电影产业而言，产业经营阶段的电影企业经营重心放在了电影作品本身上面，而电影产业的资本运营突破了单纯的电影作品生产销售的限制，它的运营中心不是电影产品本身，而是资本，这就使得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电影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并购等多种方式实现资本和资源的集聚与整合，并通过规模化、多元化、一体化等多种方式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实现企业的发展以及资本的保值增殖。这对于我国的电影产业和企业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

于是，我们发现，电影产业中部分较有实力的企业，除了继续通过电影制作发行等产业经营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之外，还开始通过资本运营的手段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例如2009年华谊兄弟的上市、2013年开始的电影产业并购潮等，而企业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更多的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希法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这样，电影产业的发展对金融资本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依赖性，产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当然，电影产业也在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下显示了其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三、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主要表现

2015年的中国电影票房，首先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就站上了百亿大关，之后在暑期档的整个7月就高达54.9亿元，此外，《捉妖记》创下了国产单片电影22亿元的票房神话……一系列中国电影市场快速扩容的表现，背后都与金融资本对电影产业的支持有着巨大的联系。“金融资本能够推动产业资本运动更快更好地发展，能够提高产业资本的利用率，能够促使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在一起，从而更加有利地推动产业资本规模的扩张。”随着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闲置资金集中到了金融机构形成了金融资本，然后再分配给电影产业中的产业资本家使用。无论是银行贷款、基金投资还是电影众筹等，实际上都是金融资本的重要形式。具体而言，金融资本在电影作品的投资、电影企业的资本运作和电影产业的并购整合方面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电影项目投资

2014年，7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提出要“鼓励银行金融机构，为电影信贷提供支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创投基金投资电影产业”。事实上，在电影作品的拍摄制作方面，除了电影产业自身积累的产业资本之外，包括银行（债权）、投资基金、民间资本、互联网金融等在内的多层次金融资本也已经全面介入中国电影产业的生产和宣发环节，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当前中国电影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极大提升。在银行贷款方面，随着文化产业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传统制造产业和房地产业近两年的持续走低，银行也加大了对电影产业的贷款扶持力度。早在2006年招商银行就曾经向《集结号》投入了5000万元的无担保贷款，近年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和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也曾分别获民生银行1.5亿元和北京银行1亿元的贷款，以往电影项目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银行贷款支持电影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电影产业投资基金方面，近几年来几乎每一部票房较高的国产电影背后都活跃着电影产业投资基金的身影。2013年8月博纳影业联手诺亚控股、红杉资本发起的博纳诺亚影视基金（第一期）投资的影片中，共有5部上映，分别是《澳门风云》《窃听风云3》《盗马记》《白发魔女》《智取威虎山》，累计票房17.36亿，电影项目层面的平均收益率在30%以上，基金所代表的金融资本的收益也超过了20%。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娱乐宝。网民出资100元（1000元封顶）即可投资热门电影作品，预期年化收益率7%，首期募集资金大约在7300万元左右，投资于阿里参与的4部电影《小时代3》《小时代4》《狼图腾》《非法操作》和1个游戏《魔范学院》。此外，《大圣归来》则尝试了电影众筹的方式，获得了来自89位投资人780万元的金融资本的支持，这项投资预计将获得本息约3000万元的回报，平均每位投资人可获得25万元左右的收益。

（二）电影企业上市

中国的电影产业以前对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更少有人懂得上市对一个企业所产生的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直到华谊兄弟在创业板挂牌成为内地第一家上市的影视企业之后，很多电影产业的从业者才开始意识到，上市为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首次公开发行的融资机会，更重要的是企业通过上市将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通道打通，进而获得了持续资本运营的能力。这样，如何以产业经营为基础，有效地运用资本运营的手段，使企业获得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发动机，成为很多电影企业开始重点思考的问题。借助于资本市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融合互相转化，资本市场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渗透提供了更加直接和便利的场所。2009年上市之前的华谊兄弟仅仅拥有6家全资或控股公司，但是上市之后通过短短五年的资本运营，借助更强大的金融资本的力量，它在电影作品本身的产量和规模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以电影为核心逐渐向多元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成长为拥有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电影公社、文化城、主题乐园、游戏、新媒体等集影视娱乐、实景娱乐、主题公园、品牌授权、电商平台于一体的大型传媒集团。可以说，上市为电影企业提供了一个更方便获得金融资本的融资平台或资本工具，上市之后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本用于企业的发展和扩张。在华谊兄弟之后，华策影视、保利博纳、光线传媒、华录百纳、新文化、中影集团、上影集团、万达院线、保利文化、唐德影视、天马影视、幸福蓝海影视、金逸影视等电影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的企业陆续在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随着新三板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影视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搭上行业大发展的“资本快车”。

（三）电影产业整合

产业整合是电影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内在要求，在产业加速发展和快速整合过程中，金融资本为电影产业提供大量的货币资金，实现电影产业的集中与整合。而电影产业则通过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金融资本，从而实现金融资本的增殖。无论对于传统产业还是电影产业，并购都是产业整合的重要手段，当前电影产业的并购主要有横向兼并、垂直整合及跨界收购等三种表现形式。

1.横向并购。当电影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互联网+”带来新的技术冲击和转型机遇的时候，电影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并购扩张、加固主业等手段来赢得新的发展机遇。华策影视收购克顿传媒，华谊兄弟收购常升影视，光线传媒入股新丽传媒等并购案例，就是通过横向并购的方式来提升产业集中度的。

2.纵向并购。打通电影产业的上下游进而形成完整的电影产业链是很多影视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尤其是一些影视类的上市公司，希望通过纵向并购整合电影上下游的产业链，确立并巩固自身在电影产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虽然阿里影业在2015年上半年净亏高达1.5亿，但该公司仍计划在未来一年投入至少20亿元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整合。如此充足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阿里巴巴集团注入的大量金融资本，使得阿里影业有机会在内容创新、投资、研发、制作和发行等环节不断探索互联网元素和传统影视行业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成为融合互联网基因的全产业链影视娱乐巨头。

3.跨界并购。很多传统领域的上市公司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经营压力以及自身转型的内在需求，会选择跨界并购一些新兴的高成长性产业中表现良好的企业。例如电影公司等，以期获得更大的资本效应和媒体效应，进而迎合金融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盈利的需求。中南重工10亿元收购大唐辉煌100%的股权，皇氏乳业7.8亿元收购盛世骄阳100%股权，喜临门作价7.2亿元收购绿城传媒100%股权等，都是典型的跨界并购的案例。但是也有质疑认为这些传统产业的上市公司跨界并购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寻求转型和重生，而是在于借助影视的概念助推其二级市场的股价飙升进而达到管理市值的目的，这无疑也是金融资本逐利性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中国电影产业，文化金融论抑或文化资本论

电影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骨子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金融资本要借助电影产业的实体实现钱生钱、利滚利的价值增殖，电影产业要利用金融资本的手段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目标。二者都希望能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这场“恋爱”是由电影产业主导的呢，还是金融资本主导的呢？通常的回答都是产业为本，金融为器。也就是说，资本也好，金融也好，只是发展和繁荣电影产业的工具罢了。无论对于政府政策而言，还是对于产业资本而言，金融是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也都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图景而已，于是关于金融支持电影产业的文化金融政策密集出台。我们将这种观点和立场称为文化金融论。它将电影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放在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内进行探讨，核心是要通过借助资本的力量，多快好省的实现文化资源资产化、产业化和金融化，并形成金融支持电影产业发展的文化金融新业态，为电影产业整个生命周期提供成体系的金融支持。

然而，在当前电影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新旧模式相互交织、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的情况下，金融资本来势凶猛，它是否真正能够按照政府和产业所希望和设计的那样，充分发挥其金融支持产业的功能而不对电影产业造成伤害呢？还是它将充分利用转型过程的空当，不顾一切地展现出金融资本最本质的逐利面容，使电影彻底沦为一种经济附属呢？这样，将会是金融为本，产业为器，“产业公司由凯恩斯和熊彼特所描绘的经济的发动机转变为其首要任务是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即工人、消费者和管理者）来增加大股东的报酬及决策影响力，服务于大股东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食利者”，这样，电影产业就演变成了金融资本的获利手段。我们将这种观点和立场称为文化资本论。由于包括电影在内的我国的文化产业都还相对的处于成长期，尚未形成强大的传媒集团和产业资本，在此时大量的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进入。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投机性和对电影产业的过度热捧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产业泡沫，另一方面随着电影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会造成产业资本对业外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越来越多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之于产业，可以是淡水，但却更可能是海水，越喝越渴，越壮大越依赖，甚至使得原本积累的大量产业资本转而流向资本运营领域成为金融资本，企业家不是苦心经营自身的事业，而是热衷于按照金融资本的逻辑一味浮躁地追求规模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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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的实质及影响

首先，传统金融部门借助互联网形式形成的金融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融通的效率，表现在：（1）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金融部门的主要作用即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实现资本在货币形式上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货币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转移。（2）实现了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对接，开辟了除传统的间接融资（银行借贷）和直接融资方式（发行证券）以外的融资模式，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其次，互联网金融通过“交易货币资本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源泉。传统金融系统通过信用将货币从各个角落集聚在一起，马克思曾经谈到，不变资本的折旧和价格的跌落、可变资本中成为工人工资而尚未消费的部分、用于再积累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量的资本、资本家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及从产业资本中退出来的资本，这些资本的暂时或长期的游离都可以形成货币资本积累的来源。传统金融即以这些来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互联网商业企业将原来的日常交易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现实交易的商品流和货币流在时空上被一定程度地分离，从而利用买卖之间的时差以及买卖之前的预付，将资金暂时留存在这些企业内部。通过这种方式储存起来的流量货币取决于交易量的大小，随着交易量的增大，这种流量达到一定的数额，通过资本运作所能得到的收益就可能超过单纯的商品交易所能得到的利润率。这样互联网商业企业，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上个人用于生产生活的资金进一步地资本化。在资金短缺时，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在资金充裕时，却并不存在实质的损失。随着我国互联网交易规模的不断增长，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在企业内部已经积累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额，余额宝的存储过万亿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种趋势。再次，互联网金融使资本高增殖大众化成为可能。互联网金融具有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累积规模效应，这就使互联网金融将原来专属于手中坐拥大额货币资本进行高额资本增殖的权利，分享给了普通民众。“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有可能生出货币的，资本的增殖在现代不再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事业，也是普通工薪阶层的事业，从工资等劳动收入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也和资本家手中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一样，也有增殖的要求。最后，互联网金融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逐步融合。在经历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外部结合过程之后，产业资本已经开始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内部结合，例如许多大公司在经历了与银行资本合作过程中的不利地位后，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专门负责公司的融资以及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业务，这就在产业资本内部产生了一种逐步将金融业务内部化的趋势，以减少在不利条件下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早期各国金融发展更多是根源于实体部门的内生性特征，如信用卡的发行、证券化的创新等，在许多国家最早都是实体企业自发推动的。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的飞跃、服务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提升等，由此使得各类具有产业链集中性特征的新型企业出现，并且有可能高效率、风险可控地自发提供或发掘金融资源，不再必须完全依靠传统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这种根植于实体部门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往往是相对健康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产业资本的金融业务内部化的特点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产业资本，相反产业资本之所以将金融业务纳入到自己的内部是为了摆脱对外部金融资本的依赖，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资本增殖的目标。产业资本在自身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对货币资本的需要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货币资本的不定时需要，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金融资本在提供所需货币时所附加的众多分配上的不平等条件。所以在产业资本的内部就会产生建立金融资本的要求。产业资本内部在一定技术手段下具备建立金融资本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大部分货币资本正是来源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将内部的闲置资本进行收集，以其他主体作为货币资本的部分来源，从而在必要时满足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需要。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公司金融如京东金融、阿里余额宝、微信支付等，在与产业资本相交叉的地方，将客户用于消费的资金，化零为整，进行资本运作。在阿里余额宝将资金的来源从自身业务扩展到全体民众时，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金融的公司内部化。

二、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传统商业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机制，往往存在货币资本的积累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的情况，而互联网金融企业中的P2P和众筹属于交易撮合类型，不具备资金池和再贷款的功能。新形式的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持一致的。而对于融合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当货币资本的积累大于本企业从事实体资本运营界限时，京东金融和阿里双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就有可能动员客户将其资金实现与金融产品的对接，原因在于客户大量的预付资金暂时存储在这些以现实资本的运作为基础的企业之上。这部分资金由于监管的要求是企业不能随便运用的，然而，在这些企业提供了相关的金融产品之后，在客户个人的意志之下，这部分资金从原来的沉淀状态，转变为活动状态，这些企业所积累的货币资本往往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利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货币资本供应者和货币资本需求者在货币市场上的力量对比。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利率的影响应该对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分类分析。首先，融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实体资本的日常交易资金，从交易过程中解放出来，在实现交易的同时，增加了货币资本的供应，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货币的短缺。其次对于撮合类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将原来将运用于银行信贷的资金，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注入到货币资本市场上，这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商业银行的货币再造功能，所以会减少货币的供应，而如果这些资金在贷出之后，又流回银行，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货币再造功能缺乏的不足。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利率的影响也是双重的。首先，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所积累的货币资本在经过一定的操作之后，迂回性地又回到银行，这中间的交易成本在交易主体增多的情况下，有提高的趋势。但对于撮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P2P和众筹等，则是在降低交易成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不一致所导致的投机效应。怎样避免在互联网金融中两者积累的不一致所形成的累积系统风险才是监管的关键。首先，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有较大的可能性以低于原来高利贷的利率得到信贷支持；其次，大企业在商业银行的高利率面前可能逐步实现金融内部化。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要防止互联网金融形式中的融合类型过度金融化。

三、互联网金融存在的累积系统风险及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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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金融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汽车金融是与国内的轿车工业同步诞生的。1993年“，北方兵工汽车”第一次提出了汽车分期付款的概念。国内早期的分期付款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经销商自筹资金，以经销商为贷方向消费者提供分期付款服务；另一种是厂家提供车辆，经销商向厂家还贷。分期付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消费者购车一次性支付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但却要求经销商具备较大的资本实力、资本运营力及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市场上总体的信贷规模有限。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法人和自然人发放汽车消费贷款。用户用取得的贷款向经销商购买汽车，并按分期付款的方式归还贷款。银行的介入改变了过去汽车生产商和经销商孤军奋战的局面，社会信贷资金规模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许多具体的政策壁垒和银行经营方向的限制，使银行未能将汽车信贷作为自己的利润增长点，信贷规模长期处于收缩低水平状态。同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可以为支持集团产品的销售提供融资。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信贷的提供方主要还是银行，仅有少部分由商业银行与汽车经销商汽车企业附属财务公司联合提供。2003年10月3日，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2004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了《汽车贷款管理办法》，取代了1998年的《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了汽车金融服务提供主体的范围。2004年8月10日，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专业汽车金融公司相继获得中国银监会颁发的金融机构许可证，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汽车金融服务主体诞生，并且打破了国内银行业汽车信贷一家独霸的局面。2008年1月30日，新的《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进一步促进了专业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汽车金融市场有效性不足，汽车金融的法规建设、信用体系构建、汽车金融产品模式创新等方面有待完善，汽车金融服务在我国的发展必将面临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汽车金融发展的阶段及建议

有关资料表明，美国汽车经销商集团上市公司的收入中，金融收入占到总收入的11%，其贡献了利润30%，因此，实现汽车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是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下，中国的汽车金融还处在推广发展的阶段，为了让汽车消费者从金融服务中获得更大收益，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汽车贸易企业及汽车金融机构为经销商提供了包括进口车，存货融资、第三方的融资等多种金融产品，推动了中国进口车市场的发展。2008年，中国的进口车数额仅为十几万台，截至2011年，进口数额增长至100万台，进口车销售数量达到80万台。可见，金融对进口车的推动作用极大。因此，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通过消费信贷等汽车金融业务来做大市场，以推动为主，促使产业资本跟金融资本的合理分工、有效融合，这是初步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规模深化的阶段。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金融的产品都是大数法则，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就会导致金融产品成本较高，或汽车价值链条上的人无法获取利益等情况的出现，因此，需要一个深化发展的过程。从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看，80年代初，汽车金融一方面是针对消费者，为消费者购车、用车，甚至到消费汽油，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极大地促进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汽车金融是针对厂家和经销商的资本化过程，从80年代开始，美国的福特、通用做了大量的并购，成了全世界的“巨无霸”，汽车产业的资本化推动了并购的发展。在深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引导汽车金融向全产业链的服务发展，还需要将汽车金融产品资本化，通过资金的放大效应，将汽车跟社会资本有效结合，从而有效推动整个汽车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另外，这个阶段的顺利实现也需要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支持。第三个阶段是一个完全混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厂家、经销商和消费者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厂家、经销商、消费者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一种共同发展的机制。这个阶段就目前中国汽车金融来说，还相对比较遥远。当下，我国的汽车金融处于第一阶段的中期，正在朝第二个阶段发展，相较美国用了100年发展到现阶段来说，中国可能只需要用5年、10年即可发展到第二阶段蓬勃的时候。为了促进中国的汽车金融健康快速地发展，笔者从经销商的角度，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建议：第一，加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目前，大量的产业资本集中在厂家的手里，并不是经销商集团的手里，同时，汽车流通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经销商集团开展汽车融资租赁、汽车保险等业务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经销商集团要把大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拉进来，与金融资本联合，将厂家、经销商、消费者、金融机构跟汽车金融紧密结合在一起，坚持汽车产业为本，金融为辅，在融合中加快汽车产业的发展，在融合中促进金融资本做强，借用产融一体化发展模式，推动我国汽车金融的跨越式发展。第二，加强政策支持的连贯性。经销商集团发展汽车金融服务不能仅靠一己之力，还需要外部政策的持续支持，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在制定灵活有效的政策时，需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此基础上，适时适度地进行必要的微调，循序渐进地引导经销商集团提供汽车金融服务，为汽车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连续、稳定的外部政策支持。第三，经销商集团引入更多的金融产品创新。经销商集团更多地引入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并加以创新，在此基础上为消费者提供汽车金融服务。由于经销商集团对汽车行业、行业的消费者、行业需求、消费者生存的背景均比较熟悉，通过经销商集团去了解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可以有效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益，使各方受益，从而推动汽车金融的健康发展。总之，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进入大众消费增长阶段，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汽车金融对汽车工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汽车金融必将成为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加大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推动汽车金融产品资本化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伍刚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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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资本；金融资本；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9-0108-02

一、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渠道及障碍

（一）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渠道

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4》规定，将民间资本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具体而言，是指掌握在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中属于私人股份和其他形式所有私人资本的统称。中国有丰富的民间资本储备，由于缺少合理的投资渠道，导致部分民间资本闲置或者低效运转，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与此同时，正规金融机构覆盖率无法满足正常的金融需求，亟须民间资本以合法的身份进入金融领域，以缓解金融资本供求紧张的局面。2010年5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转化为金融资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村镇银行、投资私募股权基金。

1.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不仅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还使出于灰色地带的地下钱庄进入阳光地带。民间资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形式：一是民间资本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只要满足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条件，即可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者。二是民间资本入股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无法吸收存款，民间资本只有入股小额贷款公司才能取得合法收益。通过其他渠道将资金转移给小额贷款公司的获利行为都属于非法行为。

2.投资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指为当地农户或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机构。区别于银行的分支机构。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主要是入股村镇银行，成为村镇银行的股东。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国家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及最大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就意味着民间资本无法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导者。但是民间资本可以入股村镇银行，参与日常经营，这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成功先例。此外，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改制设立村镇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村镇银行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但是还没有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成功改制村镇银行的先例，目前来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3.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是指通过私募而不是向公众公开募集的形式获得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即将每一单位的投资额最终兑换为被投资对象的股权，然后通过各类方法使得被投资企业快速发展，实现股权的快速多倍增值。同时，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所持股份获利。私募股权基金既可以为企业带来资金，又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为融资方和投资方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将二者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在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的同时，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私募股权基金资金来源呈现多元化，有多种组织形式以适应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契约型、公司型以及有限合伙型，构成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民间资本既可以通过上述的三种方式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也可以成立与私募股权基金相关的中介公司，为私募股权基金服务。

（二）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障碍分析

1.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受限制。民间资本具有逐利性，希望进入高回报率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但是相关领域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等市场准入障碍，要么是注册资金要求过高，要么审批条件苛刻，导致民间资本无法顺利进入。而传统行业已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不适宜追加投资。投资渠道不畅导致大量民间资本闲置，流动性风险激增。

2.民间资本投资缺乏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在审批、财税等方面待遇不公，税收负担较重。首先，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是金融业务，但却是按一般的公司上税，无法享受到金融机构的优惠税率。其次，村镇银行无法享受到农村信用社的优惠政策。最后，私募股权基金也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优惠政策的匮乏，导致民间资本投资热情不高。

3.民间资本投资隐含风险大。民间资本投资需要良好的服务体系和投资环境。目前存在监管多、服务少的问题，缺乏政府产业政策支持和投资信息指导，行业协会支持作用尚未显现，同时缺乏系统、专业的社会中介服务。民间资本虽然总量巨大，但是由于持有者众多，个体拥有量并不多，导致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强，一旦经营过程中发生意外，很可能出现后续资金不足或资金链断裂等问题。投资服务体系不完善以及民间资本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使得民间资本投资隐含着一定的风险。

二、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对策

（一）基于STP战略的民间资本市场定位

根据STP的战略理论，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综合体，市场的需求无法被某一个企业完全满足。企业应该根据消费者的偏好、需求、购买力等因素把市场分为若干子市场。在市场细分之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目标和能力从子市场中选取最具发展前景的子市场作为目标市场，企业需要将产品定位于目标市场中消费者偏好的类型，提供相应的产品。

1.需求市场细分。有效的需求市场细分是STP战略成功的重要保证，恰当的市场细分方式选择是有效市场细分的前提。中国有巨大的金融需求，存在多种类型的消费者。本文主要依据消费者的自然属性因素进行需求市场细分。第一，按照地区细分：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第二，按照所有制细分：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第三，按照规模细分：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个人。

2.目标市场选择。在对需求市场进行细分之后，综合考虑民间资本的自身实力和特点和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有关的规定政策，权衡利弊后选出最适合民间资本投资的目标市场为：第一，农村地区。中国金融布局主要针对城市，农村金融依旧是中国金融布局的薄弱环节。正规金融中介的利润最大化诉求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大市场，有着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第二，民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有着庞大的资金需求。由于国有金融机构占据中国金融业的主导地位，使得金融机构的效率偏低，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意愿不强。同时国有机构容易受国家政策调控，对于市场的变化反应相对缓慢，难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迅速做出调整。民间资本自主性强，可以通过自身灵活的运营方式，来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三，个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共有人口13.39亿，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在金融需求，即使国有金融机构全部高效运转也满足不了全部需求，所以民间资本完全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3.产品定位。产品定位就是要用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也是整个STP战略的核心所在。通过对目标市场进行细致的分析发现，目标市场的金融需求特点表现为：额度小、数量多、抵押少、时间急。民间资本自身的特点是：首先，民间资本储备有限，提供大额贷款容易造成自身资金周转不良且承担过高风险，应当坚持发放小额贷款；其次，民间资本的运营成本和风险水平都相对较高，必须要求高的利率作为补偿才能保证持续经营；最后，民间资本的管理链条短，经营方式灵活，可以根据目标市场的需求，提供快速多样化的服务。根据STP战略，中国民间资本投资金融领域，应该定位于为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城镇居民提供小额度、高利率、快速灵活的金融产品。

（二）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对策

1.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政府应该为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消除对民间资本的歧视，使之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具体应根据民间资本的特点，放开相应的投资额度限制，并适当降低对投资主体的要求，简化审批、备案程序。积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扩大民间资本可以投资的领域。

2.健全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体系。构建包括政策信息、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人才信息在内的综合性信息平台，完善民间资本投资的综合服务。建立民间资本投资保障体系，分担民间资本投资的风险，提高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积极性。

3.出台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对于服务农村金融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予补贴以及税收优惠；村镇银行享受与农信社同等的待遇，为村镇银行加入银联创造条件；引导私募股权基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家重点开发项目。

参考文献：

[1] 茅于轼.兴办小额贷款的几点经验[J].农村金融研究，2006，（2）：56-57.

[2] 殷俊华.金融缺口？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改革[J].金融研究，2006，（8）：34-36.

[3] 孙雪梅，李鸿建.中国村镇银行发展的个案研究[J].经济纵横，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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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192-3

一、引言

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脆弱性被解释为家庭和个体的生计由于外部冲击、压力、趋势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导致生计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并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赵锋，杨云彦（2009）对这一状态给予以下两种解释：其一，脆弱性使“能力受损”，生计脆弱性被看作是谋生能力对生计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以及不能维持生计的软弱无能状态；其二，脆弱性是“潜在损失”，生计脆弱性就是由于生计资本匮乏或生计资本结构障碍而导致的生计风险。依据以上对生计脆弱性的解释，笔者认为，生计资本脆弱性是指农户在现有生计资本构成基础上，无法有效地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获取足够的生计资本或调整生计资本构成以应对生计风险。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特征为：（1）生计资本抵抗生计风险冲击的能力差。李小云等（2007）对农户脆弱性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在农村社区，不同群体的脆弱性表现出差异性，生计资本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都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2）生计资本的脆弱限制了农户生计的多样化。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计资本的缺乏限制了生计策略选择和多样化。赵雪雁等（2011）认为，生计资产影响生计策略的选择，由于自然资本缺乏，促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缺乏限制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3）外力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困难。苏芳（2009）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理，认为生态补偿实施的过程中，补偿标准和方式是影响参与者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情景分析测定不同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产的影响。

总体来看，大多学者通过生计资本是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增强风险抵御能力这一视角，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了农户生计脆弱性，但对西部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生计资本脆弱性影响因素及如何有效提高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在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测量出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的指标数及生计资产总指数，来描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并探讨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性的感知度， 旨在甄别影响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 为提高山区农户生计能力、改善生计方式、增加收入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测量指标及测算

（一）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测量指标

本文利用对甘肃山区521户农户进行实地入户调查的数据，并参考Sharp等（2003）、李小云等（2007）开展的生计资产量化研究，设计了适用于调研区域农户生计资本的20个指标，并赋予其相应的权重（详见表1）。自然资本是人们能够利用和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由于甘肃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影响农户自然资本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积和土地类型。人力资产作为农户生计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决定了农户能否运用其他资产以摆脱生计的脆弱从而提高发展的能力。就物质资本而言，指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公共设施和物质设备。社会资产是指农户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包括加入的社区组织以及个人构建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用来反映农户社会网络的密疏以及这种社会网络所带来的对农户支持的强弱和多寡。金融资本主要是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现金，包括三个来源：自身的现金收入、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无偿援助。

（表1）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表

注：*水地指能够灌溉的耕地；**依据家庭成员目前就业或就学状况，将政府、管理、技术人员及个体户赋值1，商业、服务业员、个体养殖户及工人赋值0.75，半工半农、村干部赋值0.5，纯农业劳动者、料理家务、退休、上学赋值0.25，丧失劳动者、婴幼儿等赋值0；***外来劳动力帮助这一指标是用调查问卷中帮助种地的子女人数多少来衡量的。

（二）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测算

由于调查获取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需对每一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上述指标的标准化值和相应权重就可以确定该指标的综合得分，从而求出农户所拥有的各项生计资本指数。不同区域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是该区样本户的平均值。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包括5个部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这五种生计资本可以相互转化，从而可以将生计资本的组成用五边形来表示。即五边形的中心代表农户所拥有生计资本为0，而外部边界代表农户所拥有最大化的生计资本，即为1。

（图1）甘肃省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

从图1看来，甘肃农户生计资本非常脆弱。自然资本指标最低，为0.1673；社会资本次之，为0.2517；处于中间的分别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应指数分别是0.3768和0.2703；相对最高的是人力资本，指标为0.4324。（1）自然资本普遍匮乏。这是因为甘肃地形地貌复杂、干旱少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不足等因素造成的。据调查，农户平均拥有土地9.5亩，其中能够灌溉土地为1.4亩；拥有5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占。（2）人力资本指数相对较高，是因为家庭劳动力的数量较多（户均有3.9个成年劳动力）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良好。在文化程度方面，所有农户成年劳动力，文盲和半文盲占25.1%，小学占23.6%，初中占26.5%，高中和中专占16.7%，大专、大学及以上占8.1%。可以看出，影响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成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依然很低，这也限制了劳动力数量多而带来的良好生计后果。（3）对于物质资本来说，依然脆弱。调查显示，拥有相对奢侈的电器的农户比例不高，例如冰箱拥有比例为36.5%，电脑为15.9%、太阳能为仅为7.9%，小轿车只占4.2%。此外，山区地形复杂的特征也阻止了大型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如收割机没有农户拥有，拥有小型拖拉机的农户也只占38.7%；作为替代人力的牲畜也占28.6%，4.1%的农户没地或选择放弃种地；31.4%农户吃水困难，是通过将雨水收集到窖井来成产生活的；50.1%的农户的主要能源是柴草。（4）对于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来说，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金融服务的可及性非常低， 更多依赖非正规金融机制和依靠政府的支持。金融资本很难通过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提升人力资本来改善其生计策略以增加收益。社会资本作为外部因素在农户生产和生活中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性的感知度

本文是利用农户对其家庭经济条件的主观判断来衡量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感知程度的。从统计结果来看，认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最多，占到34.6%；而认为家庭经济条件中上等和中下等的农户分别占26.6%和18.1%；认为下等和上等的分别占11.5%和9.1%。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对生计资本的感知度，笔者引入影响农户感知的若干客观因子：自然因子、人力因子、资产因子、住房因子和经济因子（详见表2）。

由表3可知，（1）在自然因子中，各类型农户户均土地面积相差不多，中上等、下等和中下等分别为8.6亩、9.1亩和9.2亩，而上等和一般农户相对较多，分别为10.4和9.8亩，也就是下等农户在自然资本上稍微缺乏；（2）人力因子方面，下等和中下等农户的户均劳动力明显少于其他类型农户，分别为2.9个和3.6个；成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主要表现在下等农户整体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其中文盲和学前班占39.8%，小学占28.1%，初中占16.4，高中和中专占11.7，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只占4.1%；相比较于一般、中上等和上等农户，下等农户的人力资本更为脆弱；（3）对于资产因子而言，拥有一般耐用消费品的各类型农户比例差距不大，而在奢侈消费品拥有农户比例则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尤其下等和中下等拥有农户比例很小。例如，拥有冰箱的下等和中下等农户比例分别为6.9%和18.7%，电脑分别为3.4%和6.6%，小轿车分别为0%和1.1%，太阳能分别为1.7%和2.2%；拥有冰箱的上等农户的比例为63.1%，电脑分为32.6%，小轿车为19.6%，太阳能为21.7%；（4）从住房因子可以看出，住房面积越大，地面建筑材料越好，农户对经济的感知度越高。下等、中下等、一般、中上等和上等农户的户均住房面积依次为81.7m2、98.9m2、112.8m2、120.6m2和135.1m2。下等和上等农户相比，地面建筑材料为土的农户比例分别是34.5%和2.2%，砖的分别为20.7%和23.9%，水泥的分别是18.9%和15.2%，瓷砖的分别是25.8%和58.7%；结合（3）和（4）说明，下等和中下等农户在物质资本上脆弱性很强，感知十分显著。（5）经济因子表现出：农户的农业收入比例越高（下等和中下等农户分别是42.9%和44.4%，上等农户为27.9%），存款比例和贷款比例都越小（下等农户分别为15.5%和30.1%，上等农户分别为56.4%和56.4%），而且收入比支出越少，农户对其经济条件感知越差。下等农户户均收支差为-12583，中下等农户为-8969元，一般农户为-3099元，中上等农户为2559元，上等农户为30641元。这说明，中上等和上等农户往往通过贷款以实现非农生计策略，从而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对于下等、中下等和一般农户很难通过贷款实现非农生计策略，贷款往往用于子女上学、看病、红白喜事、修建房屋及农业性生产投资。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生计资本的量化，分析了甘肃省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特征，结果表明：（1）甘肃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非常脆弱，尤其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低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力资本也异常脆弱；（2）农户对金融资本的缺乏感知度最明显，物质资本次之；下等农户对自然资本的感知较为显著，而对其他类型农户的感知不显著；中上等和中下等农户对人力资本的感知度较为敏感，而下等和一般农户对其感知度不显著；社会资本对各类农户感知度的影响都不显著。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缺乏对农户感知比较直观、显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脆弱对农户的感知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农户生计资本中最为脆弱的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虽然在感知度方面，农户对物质资本的感知很显著，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缘或亲缘网络使得物质资本在改善农户生计策略的能力有限，远远不及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对农户实现生计多样化的作用明显。其特点是，自然资本更多地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农户很难通过有效的途径提升；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物质资本仅仅拥有最基本生产、生活的物品，面临风险时，没有过多的物质资本可以转换以降低其风险；收入低下、融资渠道单一以及缺乏资金的援助导致农户很难实现兼业化经营，提升生计策略多样性；低收入农户和贫困农户由于面临多重生活压力，在人力资本投入和培训方面相对薄弱，再者政府给予的政策和技术扶持所带来的的生计后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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