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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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2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却是逐渐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经济的统一。因此，探索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寻找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可谓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物质资本差异论”“人力资本差异论”“地理区位差异论”“区域政策差异论”四种。而事实上，中国地域辽阔，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以上因素外，在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原因可能并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原因，区域制度、区域文化、区域传统习俗、区域思想观念等社会资本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后又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它的引入不仅扩展了资本研究的范畴，而且还为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和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分析层次

（一）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定义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社会资本又称为区域社会资本，它是指内生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积极影响的区域社会信任体系、区域社会规范、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文化、区域历史沉淀和区域身份认同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1）区域社会资本从本质而言是一种资本形态。尽管区域社会资本从客观上来看是以一定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从主观上来看表现为信任、互惠、合作等文化道德规范，但从结果上来看，它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具有资本的性质，能给社会成员或组织带来价值增殖。正如科尔曼（1999）所说，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将难以实现或至少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2）区域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学术界公认的社会资本三要素：信任、规范、网络，而且还包括一定区域所独有的区域社会文化、区域历史沉淀和区域身份认同三要素。具体而言，区域社会信任体系包括三个层面，即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区域社会规范可以分为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两个方面，其中正式规范包括各种政策、法律和管理体制等；非正式规范包括各种道德行为规则等。区域社会关系网络按区域内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文化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绝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区域历史沉淀是指区域内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的长期累积。区域身份认同是指经过若干代经济主体的努力而形成的使区域内各经济主体都受益的区域共同形象和身份确认。

（二）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美国学者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t Brown，2000）从系统论的角度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本文在此借鉴布朗教授的分法，将区域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而区域企业、产业、区域环境又可以看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因此为了与这三个层面相对应，我们就有必要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相应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以探求其更好地作用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层面的途径。

1. 微观层次的区域社会资本

微观层次的区域社会资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能力，具体到一定区域，则是指区域内部社会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网络互动关系。本文主要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剖析微观层次的区域社会资本。所谓企业社会资本就是指蕴藏在企业内部或外部的、能够给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稀缺资源能力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企业组织边界的不同，可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三个部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从而增加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潜在资源。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结构。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企业家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基础上形成的合作关系网络，包括正式的合作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的合作关系网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企业家社会资本划分为基于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和基于企业家组织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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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转贴于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08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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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增长理论；区域；发展

一、增长极理论研究综述

（一）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F.Perroux（1955）提出。Perroux在研究经济非均衡增长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类似于“磁极”的中心，这个中心会吸收周围的资源维持自身增长，而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Perroux将这种中心抽象为“增长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发展存在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具有创新优势，又存在规模经济，会不断吸收周围的资源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此时区域差距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的优势会不断扩散到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此时区域差距不断缩小。

Boudeville（1966）将主导产业和地理空间引入增长级理论，提出主导产业所在城市即为增长极，增长极的等级由城市规模决定。Myrdal（1957）利用循环积累因果论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他认为，市场一般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即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发展较慢的地区则会不断处于劣势。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对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同时存在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Hirschman利用“联系效应”来解释产业间互动关系，并提出，政府可以利用“联系效应”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在短期内发挥较大的极化效应。J.Friedmann（1966）的中心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会通过与地区的不平等交换来维持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在中心与之间，存在过渡区域，过渡区域兼有两者特征，又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变。

总结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增长极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区域内主导产业；（2）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3）地理空间；（4）政府政策。

（二）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有所设计。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京津冀地区发展以北京市为中心，建设当中政府政策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而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过程中市场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何奕（2005）以上海地区为例，收集了上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从历史沿革、产业链、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了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徐溯，郁俊莉（2013）以深圳特区为例，利用最小二乘法，结合参数检验，分析了深圳的增长极效应。龙茂乾，孟晓晨（2014）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京津冀城镇群中北京地区的极化―扩散效应。龙茂乾和孟晓晨结合Friedmann的中心理论，选取就业规模、交通成本、行政因素等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中心―结构正在接近拐点。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区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一大批城市群的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于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存在部分问题。

（一）尚未建立成熟的区域互动机制

在我国区域发展实践过程中，增长极与周边地区如何互动、地区之间如何互动、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如何互动，尚未形成成熟的机制，这就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不能有效地扩散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如果要大范围地进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往往需要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协调，而各地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较强，主导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这又给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带来了挑战。以钢铁行业为例，众多钢铁企业所在地区以钢铁产业为主导产业，这在短期内固然可以维持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但长期内却有可能形成囚徒困境，造成生产过剩、债务危机、经济发展转型困难等问题。

（二）发展阶段难以衡量

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但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增长极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确定之后，会面临诸多问题：（1）极化效应要持续多久；（2）U散效应何时出现；（3）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靠自发进行还是靠外部干预（4）政府如何干预才能有效发挥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功能，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给政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带来了挑战。

（三）极化效应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常会有更多好的投资和就业环境，这会吸引周边地区资金、劳动力、技术向中心城市大量转移。中心城市吸收了周边的大量资源，会进一步增强极化效应。周边地区由于缺少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中心地区，这又会导致周边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流向中心城市。如此循环往复，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会进一步加剧。

（四）扩散效应尚未占据主导作用

根据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效应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并且极化效应没有减弱的迹象。以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为例，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发挥作用的渠道十分单一。虽然我国在道路设施、政策环境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资源十分有限。农村地区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农民增收大多靠进城务工，而城镇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数量极其有限。

三、增长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增长极理论，结合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未来关于区域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增长极发挥扩散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行为，而企业决策则依赖于收益和成本。增长极之所以会出现极化效应，是因为中心地区收益较高、交易成本较低，而地区由于制度不完善、设施不健全，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企业收益较低。

制度方面，要营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引导企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基础设施方面，要不断完善区域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缩小区域内的中心地区和区域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金融方面，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行业开发新产品，使企业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方面，地区要制定优惠措施，吸引中心区域的人才流出。

（二）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政策

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能快速带动本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选择主导产业时，要充分进行行业分析，实行差异化的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在确认主导产业之后，充分利用主导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集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

（三）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

中心地区与地区不会出现跳跃式的剧变，而是通过一定的中间过渡地带来传导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过渡地带既有中心地区扩散的资源，也有地区流向中心地区的资源，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发挥过渡地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

（四）及时调整^域发展政策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统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指标数据，保持对经济数据的敏感性。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时确定经济发展中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程度，根据分析结果，适当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如果区域内极化效应非常严重，极少部分地区和行业吸收了区域内较多的资源，就会出现部分行业发展过热的现象。而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过于依赖于某个中心或单一行业，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会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风险。此时就应该通过稳健的政策，适当调整区域内的产业政策，培养新兴产业，降低区域经济风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Perroux F.Anote on the Notion of Growth Pole[J].Applied Economy，1&2：307-320

[2]Boudeville.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6

[3]Myrdal，G.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M].London：Duckworth，1957

[4]Hirschman，A.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5]Friedman，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6

[6]何奕.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7]徐溯，郁俊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增长极效应研究――以深圳特区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09-114

[8]龙茂乾，孟晓晨.基于京津冀城镇通成本的北京极化―扩散效应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4）：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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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长极理论的提出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佩鲁最早提出以“增长极”为标志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在空间的某些点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即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

2.增长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总体上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还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二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弥补了这二方面缺陷。

(1)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的或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使用“回波”和“扩散”的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

(2)赫希曼的“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3)布代维尔的“地理性增长极”理论。布代维尔把增长极概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发展成具有更广泛的区域范畴，将地理学中的“增长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引入佩鲁增长极，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认为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而主导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3.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向新区域经济理论的渗透。在向新区域经济理论渗透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推动了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①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②新经济空间(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总和，内含各种事物,具有广泛性、叠加性、波动性、联系性和相互包容性；③地域集群理论，该理论指出增长极定位的原则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④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阻碍核心区本身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的扩散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核心、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空间经济将呈现一体化格局；⑤点轴理论，该理论更加强调非均衡发展、区位优势和区域效应，凸现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并力图打破僵化的行政区划的约束。

(2)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这里讲的新产业主要是指高科技产业，在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的过程中，诞生的主要理论有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和“粘胶效应”理论。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强调：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崛起和繁衍是新兴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和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和生长机制，用以降低创新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开发成本，提高新兴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防止新兴增长极或增长中心资金、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空沿化”和“空壳化”，“粘胶效应”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衍生为四种类型的粘性区域：一是马歇尔或意大利式工业区；二是舵轮式工业区；三是国家拉动式工业区；四是卫星式工业平台区。

西方增长极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衍和有力的经验验证，日臻成熟。它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

不失之为发展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增长极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1.合理选择增长极。增长极要能够完成区域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产生聚集经济效果。通过极化和扩散作用，增长极不仅要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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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增长极理论 旅游业 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聚集效应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地区内不均衡发展为基础主张，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区位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或产业带动，主张选择这些地区或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其它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①先导产业增长；②产业综合体与增长；③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它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

二、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经济发展现状

2004年10月，第三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在成都召开，川滇藏三省区在会上就发表了携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合作宣言，旨在将香格里拉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品牌。“香格里拉”包含了四川、云南、的大部分旅游区，三省区目前正在建立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川、滇、藏三省区将在各自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方面的联合与协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重点将实施对旅游区范围进行总体规划等问题，并对“香格里拉”区域内的旅游区功能、基础资源、生态环境、产业选择等问题进行科学论证。选择重点地区先期发展特色旅游，联合推荐促销精品旅游线路，带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

据悉，2002年云南省旅游部门率先抛出“橄榄枝”，欢迎四川、等省区联手合作保护和开发香格里拉，四川省目前已率先投资49.3亿元打造川滇两省内交界处的旅游景区，并制定了一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则通过去年国际旅游交易会期间与云南在“茶马古道”的开发上进行了尝试，出台了“大香格里拉”计划。区域联合开发香格里拉的框架已经形成。2001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县成了滇川藏三省区“大香格里拉”品牌的核心。巨大的品牌价值，不仅催热了当地的旅游产业，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各种产业的发展，香格里拉旅游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去年香格里拉县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31万人次，较上年增长58%，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0.3亿元。而迪庆州接待游客数量5年内从几十万猛增至200多万人次。香格里拉县去年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达8.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7.5%，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4.3%。

三、 结合增长极理论分析旅游业对“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拉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其产业集聚效应。旅游业是关联度很高、带动性很强的朝阳产业，任何单独的旅游企业或者单独的景区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旅游产品，旅游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能为旅游者提供从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到全套景点组合。发展旅游业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基础条件，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旅游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大香格里拉”区域内公共设施服务业、娱乐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的发展。近一年来，自治区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境内，投入了6000多万元，对昌都强巴林寺旅游基础工程、八宿县然乌湖旅游景区等风景区进行的重点建设，扩大旅游服务设施总量，形成功能齐备、运作有序、服务规范的现代旅游服务体系。云南省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云南境内，投资500多万元，兴建了香格里拉县噶丹松赞林寺旅游服务站、小中甸扎文化生态苑安、德钦县佛山乡老西集镇市政容貌以及德钦县弦子节庆广场；昌都地区评审了2家三星级的宾馆、1家二星级的宾馆和8家旅游定点宾馆饭店，创办了地方性旅游文化娱乐公司，在旅游区开展地方民俗表演等传统文化娱乐节目，促进旅游企业规范化、科学化、多元化的经营体系的建立。

(2)创造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加速人才的培养。目前，三省区已开通了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互联网旅游信息服务，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旅游服务网站就有10多个，大大方便了广大旅游者。一年来，三省区相互协作，加强了旅游人才的交流，自去年5月以来，四川省旅游局为自治区培训了100名导游，为昌都地区培训了民族旅游管理人才10名。同时，旅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外来旅游人员的增多，丰富了当地的知识文化，带来先进的技术理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

(3)带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吸引外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作用和明显的关联带动功能，尤其适合于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旅游业还是一个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让世界了解本地，让本地走向世界”的“先导产业”，是吸引境外人士来本地的主渠道，也是吸引外商从事经贸活动的重要媒介。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性与经济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性，决定了旅游业不仅应当是该区域的第一大主导产业，而且在带动本区域对外开放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香格里拉区域以旅游业的发展方式来带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是本区域应该走的最有效的途径。按照增长极理论由点带面，由局部带动整体的原则，在打通香格里拉旅游小循环的基础上，尽快把分布在川滇藏各个区位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串通起来，构建大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循环，以形成对外旅游的竞争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走生态旅游之路，是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积极培育旅游业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曾德超.增长极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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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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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物流；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F253.9/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3）10-10 -02

一、前言

区域物流是空间范围建立在区域基础之上的一种宏观物流，是在一定的区域地理环境中，以大中型城市为中心，以区域经济规模和范围为基础，结合物流辐射的有效范围，将区域内外的各类物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进行有效的实体流动的物流活动。区域物流以地理区域划分为依据，根据区域物流基础设施条件，将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水运运输及管道输送等多种运输方式及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等物流节点有机衔接。

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以及各部门和各地区间实现有效联系的纽带，并将采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流通加工、包装、配送及信息处理等物流基本活动结合，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运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在论述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作用的内在机理。

二、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的作用

（一）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

区域物流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基础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区域物流的发展能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保障，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是以区域物流的发展为基础，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认为，社会专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社会分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来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过程完成后必须通过分配和交换，才可以将生产的物质实体送达消费者手中，而分配和交换主要是通过物流来完成。因此，物流的发展是社会专业分工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物流的发展才能够保证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正常运行。在一个区域内不同的地方展开社会专业化分工，必然引起生产产品在空间的位移，从而产生物流的需求。社会专业化分工越高，产品的集散在规模上就越大，需要更多的物流需求和供给之间来解决产品在时间性、空间性距离的问题，而通过物流这个纽带可以将复杂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得以实现。综上，在一个区域内，完善的物流网络系统是保证本区域社会专业化分工得以实现的前提，区域物流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起到前提保障的基础作用。

（二）区域物流能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斯·佩鲁（Francois Perroux） 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能够通过“极化效应”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其他生产要素聚集在一起，进而能够使这一地区形成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物流作为一个“关联效应”显著的复合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成为区域的支柱产业。区域物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一方面，物流业本身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区域物流是区域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物流业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关联与带动效应。区域物流产业是一个经济区域的主导部门，但它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系统化和科学化的业务领域，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关联与带动效应。

（三）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区域物流除了对经济增长起支撑作用和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外，区域物流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区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从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找到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区域物流可以进一步深化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中，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越深化，生产率就越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能够加速知识的积累，带来收益递增；当物流发展到现代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方式——物流联盟，这种新形式的组织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费用。

2、区域物流带来科技进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熊彼特等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区域物流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技术进步，因此，区域物流带来的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3、区域物流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一个可能源泉是投资，因此，当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时，投资就可以进一步带来经济的增长。随着区域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区域物流网络体系的形成，专业化、市场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管理水平高、能提供综合服务和效率高的物流供应商的成长，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到本区域来投资。

4、区域物流可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增加就业机会。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由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决定的，物流产业不仅是一个技术密集的产业，也是劳动密集的产业。物流产业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通过区域物流的发展来影响社会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三、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任何一方的发展变化都会对另一方产生作用和影响。区域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加深区域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分工，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又能够促进区域物流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两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并形成反馈环。在适当的条件下，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环，促使两者协同发展，并向更高的水平演化。区域物流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就是两者相互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图

（一）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一，作为区域经济系统一个组成部分的物流产业，其功能的提高能够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区域物流是承担区域经济系统的物质生产要素和产品等空间位移的主要载体，因此，区域运输系统不仅能够增强区域经济系统内外的经济联系，而且可以提高区域经济系统开放的程度和效率。

第二，运输系统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功能的提高，能够加大区域经济系统的非平衡性。运输的功能提高后，不仅可以提高区域可达性，降低运输成本等直接效果，而且还可以降低区域产品成本，扩大产品市场规模，增强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等一系列良性的间接效果。随着一个区域运输系统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的分工协作就会越来越明显和集中，其主导产业得到加强，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区域运输条件的完善，不仅可以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能够增强区域经济系统各部门之间原有的联系，扩大区域主导产业的前向、后向扩散范围和程度。同时，便捷的交通条件还能有效提高区域经济系统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投资的吸引力，这对于本区域优势资源的开发，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促使区域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区域物流系统的完善，整体规划和建设的各类物流园区，不仅可以起到改善环境、节约能源、降低污染的效果，而且能够使区域内各部门以及园区紧密的联系，形成网络，增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经济对区域物流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区域经济活动的增强，而经济活力的增强，必然以原材料、产品以及人员流动增多为前提，随着物质和人员位移的不断增加，必然引起交通运输需求量的增长，而需求量的增加可以促进交通运输供给量的增加，从而可以促进区域运输的发展。

另一方面，一个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说明这个区域的整体经济实力也相应的提高，这必将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区域经济建设中，而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区域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增加对区域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促进区域物流子系统的功能的进一步加强。

总之，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是通过区域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能以某种方式不断增加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区域经济与区域内物流产业相互推动，产生良性循环。这样，由两者构成一个多环正反馈的系统，子系统内每个环节功能的提高都会引起下一个环节的变化，促进其功能的不断增强，并依次传递，形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网。

参考文献：

[1]刘春.梅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关系的探讨[J].物流技术，2012，（11）.

[2]毕建伟.区域物流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D].长安大学，2012.

[3]夏锦文.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分析[J].江苏商论，2010，（09）.

[4]刘南，赵成锋，陈远高.现代物流与经济发展——理论、方法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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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 劳动 分配 区域经济

一、劳动价值论简述

劳动价值论贯穿于整个《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也是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枢纽。马克思发现劳动价值论即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在继承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合理内核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是劳动形成价值，确立了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指出价值量不是取决于个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生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第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就不存在劳动者之间交换不同，劳动的产品的问题。如果把劳动的外在形式升华，进行生产活动的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正是这种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第三、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论述。对于交换价值，马克思下的定义是：“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交换，是因为使用价值中存在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产品中都包含着人类的无差别的劳动，它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商品，实质上是交换人们的劳动，以投入的一般人类劳动作为双方按比例交换的根据。

第四、“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取得商品形式之后，“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二、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概念

（1）H.Siebert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一书中将区域作为一个中间性范畴描述，他认为一个区域概念介于无空间维的总量经济与定义为一系列空间点的高度分散的经济体系之间，它使得人们可对众多单个企业作某种程度的总量分析而无需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全面的总量分析。然而这个说法十分晦涩，因此本文将采用陈秀山、张可云的定义，即区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地区，它同另外的地区之间不存在边界和相应的经济上的壁垒。

（2）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内在一定时期内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可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衡量。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是并不确切的。准确的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

（3）区域增长理论流派甚多，相应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其中主要有演绎的和归纳的、单一决定论和多因决定论等集中流派观点。由于各个流派期望区域人均收入趋向接近、区域不平衡加剧、区域极化过程趋向转变，还是期望区域经济演进式发展或者循环发展等等假设不一，导致不同的理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时，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经济增长的内生和外源动力、区域社会环境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都很重要，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劳动力因素。

三、劳动价值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

马克思指出是劳动形成价值，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个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要进一步运用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来解释劳动价值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必须深刻理解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和价值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当生产力越发展，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就越小，该商品的价值就越小。从社会商品总量来看，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生产力的发展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区域经济增长直接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即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所以，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创造实质要说明的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是劳动，也说明了劳动在区域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

对于现代区域经济而言，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创造价值间的互动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区域产业发展和优化带来的，而产业发展又决定着劳动和就业发展，表明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实质是产业发展对劳动生产的影响。若从实证角度出发查阅相关文献能发现，考察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发展与劳动创造价值三者间的关联性，结果必然会呈现出区域产业结构即经济发展状况会制约经济增长，通过产业的产出结构调整，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实践才会得以发挥。既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既制约了劳动创造价值，又是其限制了区域经济更快增长。

只有正确认识劳动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时的地位，明确总体劳动者与个体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利益分配，才能更好的运用劳动价值理论促进生产和服务，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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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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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区域经济；经济趋同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49-02

引言

二元经济思想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的灵魂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到了市场分工理论，认为工业部门是产生于农业部门，二者的并联过程是二元经济发展的本质。缪尔达尔等人认为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二元结构存在。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的带头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要经历一个类似“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这种经济的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按照发展的持续进行，将一直进行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这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是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的增长阶段。通常，我们把这个节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将区域空间和地理二元理论引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区域部门二元经济框架在区域间的差异的延续问题，形成了区域城乡经济二元和地理二元相互胶合的结构现象。依据缪尔达尔等人的区域地理“二元经济”固有的“积累性因果循环”的理论，得出对于我国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的非均衡与均衡问题，区域空间发展极化与分散和产业发展的集聚扩散现象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一、关于区域经济趋同的理论概述

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经济增长是该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前提和生存基础，经济增长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的关键研究领域。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索洛（Solow，1956）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进行，资本不断地深化，然而资本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人均资本存量少的地方因为资本的收益高与经济发达区域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存量的相对减小使得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开始走向趋同。

在经济增长的趋同研究方面，西方学者由趋同的表征开始向趋同机制进展，条件趋同成为研究的热点。索洛（Solow）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除了人力、资本、土地等非技术因素，技术外溢是区域经济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于区域经济的趋同的影响深远。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条件趋同的方面更加明显，但主要是研究要素投入、基于要素禀赋的条件下的趋同，未能从区域经济趋同的空间、时间上的变化进行度量。本文通过对中国的“二元经济”的初始条件与结构的探究，寻求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的趋同过程中的区域经济时空转变，以获得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研究

根据刘易斯的经济观点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传统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当代工业部门，二者长期并存。在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型国家走向消费型国家的过程中，经由两次“刘易斯拐点”之后，区域经济时空发生巨大转变，伴随着农业产品边际价值生产率和工业品边际生产率的无限接近，整个区域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和空间（城乡）彼此融合，二元经济解体。在这种区域经济的变动中，劳动力的转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农业的边际产出接近于零，工业农业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农业流动人口进入工业；再次，农业人口继续向工业部门流出，直到工业化开始受到阻力，工资压力上升；最后，农业机械化改造，农业的生产力得以解放，劳动力的流动取决于两部门边际生产力的相对大小，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

对于区域经济来说，产业是其核心。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的时间”与“产业发展的空间”相互作用，这种经济生态变化的“时空观”导致了产业发展物资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形成了产业经济要素集聚的特殊变化模式。费景汉等人把二元经济理论经济结构的转化放在了政府的身上，政府作为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健全因素的纠正者，弥补市场经济失灵。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视角来看，劳动力为实现“经济人”而向工资更高的部门转移是一种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义的过程。

目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与高失业的现状是经济结构引起的。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知识技术大潮的猛烈冲击，必然造成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的资本深化效应。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速导致的高技术人才短缺和农业部门转移的人力合理的结果。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的耦合将区域经济增长达到区域经济趋同变为可能，通过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确定经济增长经过外在制度的条件约束来刺激经济内在运行机制的内生经济增长。在资本深化的前提下，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式的区域经济增长会成为主流。

三、区域经济空间趋同模型的构建

1.β趋同系数是指相对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在区域内呈负相关的关系，也指落后地区的某些经济增长接近发达地区水平的速度。

β趋同系数：

该式中i代表每个经济单元，t和T分别代表区域初期和末期时间，T-t为观测的时间长度，yit和yiT分别为初期和末期的人均产出，uit为误差项，假定该式服从正态分布，α为数项，β为趋同速率，它的值的大小取决于初期人均收入水平，与其他参数变化没有关系。

2.二元反差指数。通过二元反差指数来测定二元经济结构，即非农产业值或第二、三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绝对差值。数值介于0～1之间，二元反差指数越小，说明二元经济趋于一元经济的程度越大，二元结构接近解体；二元反差指数越大，则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差异越大，二元结构越稳固。经二元反差指数的运用，衡量了我国东中西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二元结构，发现二元结构的差异十分明显。二元结构强度从东中西开始递增，东部最低，中部其次，西部最高。

我国的二元经济的转型始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为努力实现工业化，提高二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向现代工业强国一直是我国的宏观战略；我国的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同时进行，从产业经济的视角来看，传统的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相互对立，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剩余了大量的劳动力，且由于政策的因素无法自由流动，导致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化严重。因此，在关注经济趋同的同时，应意识到不同时点的适宜区域经济空间构成，在β趋同的前提下实现整体区域经济增长的σ趋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结论

本文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下的中国经济，就我国二元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以及β趋同的中国东中西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仍存在刚性且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区域的强度由弱到强；二元经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时空规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了更大的任务；二元经济必须打破，随着工业化的末期的到来，农业部门也迎来了发展的曙光，在遵守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区域发展的二元不公，有待新经济发展理论的支持和政府以及市场化手段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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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wis W.A..Econ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47）.

[7] 钱德元，滕福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区域差异化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4）：65-69.

[8] 郑江淮，高彦彦.从劳动力流动到区域产业转移――江苏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机制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4）：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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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集聚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国内不少学者关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尹宗成（2008）用1978-2005年的省级数据检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巫俊飞（2012）搜集了苏南、苏中、苏北13个地级市1990-2009年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融资差异这一新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得出江苏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李林艳（2013）结合主流贸易理论透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建立一个流动性约束的跨时贸易模型进一步证明金融发展差异和贸易失衡两者间的关系。

关于区域空间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起步晚，且研究较少。陈得文、苗建军（2010）的研究表明了经济增长对区域的空间集聚存在门槛效应，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市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知识溢出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我国区域的空间经济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交通基础设施效应随着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呈递减趋势。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对外开放对我国东部地区空间集聚的拉动效应。刘畅（2012）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利用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结论，鉴于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的过程：区域经济增长决定集聚水平，区际经济增长差异是决定集聚水平大小的根本原因。任栋（2014）试图从劳动力流动层面解释经济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解释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化现象，对于准确判断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在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相关理论，可以说明区域金融发展的提高能促进空间经济集聚的发展。

（一）金融的发展带动区域要素的流动

金融，是经济运行中各部门联系的纽带，是集聚和集中资金的杠杆，完善的金融市场，良好的金融工具对资金的吸附作用很大，资金这种特殊要素的流动，会带动并加速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提高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会引导和配置各种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流动。资本作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其流动方向与规律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集聚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影响经济集聚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理论菜单来看，生产要素流动的高效性能加强经济集聚，而金融本身的发展能提高区域要素的流动性，从而直接带动空间经济的集聚。

（二）金融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方面。而金融的发展能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金融的发展提高区域内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表现在，金融在技术创新的源头为发明和创造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技术的进步，也就增强了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动力。另一方面，根据肯德里克和和丹尼森的研究表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在有效的市场中实现，而有效的市场不仅包括有效的区域商品市场和区域劳动力市场，而还包括完善的资本市场。金融发展促进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有利于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以及规模经济发展降低生产成本。

金融的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对经济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这种调整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动力。一方面，在直接金融中，借助于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通过价值资本的流动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产要素部门间转移和重组时所遇到的资产实物形态的部门转移障碍，从而消除了产业分割状况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另一方面，在间接金融中，运用信贷和杠杆利率等经济手段，调控贷款方向，坚持择优扶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区域内继续发展和效益好的产业实施积极信贷支持，反之，加以限制。

区域经济的增长能扩大本地市场，促进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量等，从而加速各种要素向该地区集聚，进而加强该地区的空间经济集聚。

（三）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可以提升当地的经济福利水平

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产品，帮助当地居民平缓消费、支援企业的生产支出、增强居民和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经济福利效益。伴随着经济福利效益的提高，该地区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变大，从而加速空间经济的集聚。

由以上分析可知，金融的发展通过带动区域要素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经济福利水平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集聚，从理论视角揭示了区际金融发展造成金融资本流动，进而对空间经济集聚造成影响的作用机制。参考文献：

[1]尹宗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2]巫俊飞.江苏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2012.

[3]李林艳.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D].2013.

[4]陈得文，苗建军.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内生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究，2010（9）.

[5]刘畅.中国区域增长与集聚的实证研究[D].2012.

[6]任栋.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J].人口与经济，2014（5）.

[7]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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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篇13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俱乐部收敛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经济学家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落后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地区)间的差距仍越来越大。本文将依据经济增长收敛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进一步寻找缩小地区差异的突破口，为我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收敛性研究进展

经济增长收敛研究最早始于Ramsey(1928)，其后，Abramovitz(1986)和Bau-tool(1986)等进行了创导性的探索，把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推向了高速发展阶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以来，围绕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关于收敛性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amsey(1928)、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等；二是新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omer P.(1990)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

1、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论。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可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Frank Ramsey(1928)的“储蓄的数学理论”，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次则反映在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7)的著作中，但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影响不大。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经济差距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的索洛一斯旺增长模型(1956)，此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其后，Swan(1956)、Cass(1965)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作了完善和扩展，并在Ramsey最优储蓄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Ramsey-Cass-Koopmans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从而完整地建立了经典的新古典增长收敛模型。此后二三十年理论界一直没有新的突破，直到Mankiw、Romer D.和Weil(1992)引入人力资本建立著名的MRW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才得到显著的发展。

2、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论。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的质疑，导致收敛性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保罗・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为标志的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既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又将其看成外生变量排斥于增长模型外的局限。

新增长理论主要存在两个分支：一是引入广义资本的模型。主要以Romer P.(1986)、Lucas(1988)为代表。Romer P.(1986)继承了Arrow(1962)的基本假设，在1986年提出新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从纵向考察各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上升趋势；从横向比较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日益扩大。而Lucas(1988)引入人力资本对Uzawa(1965)的最优技术进步模型进行扩展，且假定规模报酬不变。Lucas(1988)认为经济不需要依赖外生力量，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二是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模型。主要以Romer P，(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和Barro、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为代表。Romer P.(1990)抛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构造了著名的知识溢出模型，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采用Spence(1976)的生产函数并假定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最终预言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

(二)实证研究综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间存在条件收敛，而新增长理论中的大多数都否认了收敛性的存在，从而导致二者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的争论。

1、实证研究的开端。真正从实证角度开始探讨收敛性问题的是鲍默尔。在“生产增长，收敛和福利：长期数据显示了什么”一文中，根据7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3年间的GDP数据，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情况，发现其相互之间的水平越来越接近。还采用Maddison的数据对16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8年的人均数据加以回归分析，认为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非常明显。同时，使用1950～1980年的人均产出数据，表明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间存在明显的收敛，但不发达国家没有收敛趋势。但Delong(1988)通过两个疑问来证实鲍默尔研究收敛结论可能存在问题：一是模型中实证样本的时间跨度太长；二是实证检验误差太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认为所得出收敛现象是不准确的。同时，Delong在鲍默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无偏样本，在加入7个新样本(阿根廷、智利、德国、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和减去日本后，收敛性几乎下降了一半。在纠正选择误差和估计误差后，Delong的计量分析认为不存在收敛现象。而Baumol承认自己样本选择的错误，但认为其结论没有错，随后进一步明确了俱乐部收敛概念，将72个国家按收入水平分组，仍得到了组内收敛的结论。

2、实证研究的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收敛性研究的拓展，收敛性问题的实证研究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取得显著成果的有Barro和Mankiw的从绝对收敛过渡到条件收敛。Barro等(1991)在对绝对收敛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模型的改进，发展了相对收敛的形式。在否定假设各国具有相同的经济稳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和OECD各国的98个国家集合。结果显示：在所考察时期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OECD各国分别呈现显著收敛态势，而且收敛速度均为每年2％。但没有证据表明收敛是样本数量为98的各国家集合的一种增长态势。Mankiw等(1992)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蕴含的是有条件的收敛思想而非绝对收敛思想。在考虑对各国均衡状态产生决定性影响因素后，对三组不同国家样本集合的可能收敛

态势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与Barro研究类似的结论：各国均衡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致，各国均衡状态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数量较大，经济收敛只能是某种有意义上的条件态势而非绝对态势。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收敛性问题的关注主要从建国后开始，但真正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主要采用新古典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

(一)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由于和改革开放两大冲击对建国以来趋于收敛有重要的影响，大致以1965年和1978年为分界点，可将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格局分为两阶段：中央计划时期(1952～1965)和时期(1965～1978)。

1、中央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中央计划时期区域经济呈现弱收敛性，内地、沿海及东北的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研究者对这一时期收敛的解释是，前两个五年计划在沿海和内地较为平衡布局，对内地的工业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魏后凯、张胜等利用1952年以来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对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绝对收敛经历了相当大的波动，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2、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时期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发散，区域差距明显扩大，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已达极致，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市场配置完全被阻断，代表官方资源配置的内地三线建设非但没有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而且具有相反的效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大多数学者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方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要存在B－收敛，B－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1、B－收敛。魏后凯(1997)、贾成林(2004)等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δ－收敛性进行了研究，都认为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δ－收敛，而1990年以后不存在δ－收敛。而申海(1999)通过对1978～1996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存在较明显的δ－收敛，且人均GDP收敛快于人均收入收敛。鉴于以上对δ－收敛的研究都是一种“绝对”的δ－收敛，没有涉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林光平(2004)通过对δ－收敛定义进行扩展，引入“条件”收敛的概念。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林光平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前，我国省区经济间的δ－收敛状况与原始状况相比基本上没太大区别，但是标准差的绝对数值有所下降，各地区间的趋异性在下降。

2、δ－收敛。Chen、Fleisher(1996)的分析表明：1952～1978年间，我国省际人均产出呈发散状况，在投资率、FDI、沿海地区等的作用下，该时期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年均速度分别为0.9％和5.7％。魏后凯(1997)认为，我国省际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存在B收敛趋势，但居民人均收入不存在收敛性。而申海(1999)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在1978～1996年存在B收敛趋势，而人均收入比人均GDP收敛得快。蔡叻、都阳(2000)在考虑人力资本等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量之后，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绝对收敛，但存在着条件收敛。王志刚(2004)在重新考察中国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后，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条件收敛，但并不排除地区内部的条件收敛性。罗仁福等(2002)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趋势，收敛速度约为4.5％，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达到或接近稳定状态，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在其均值附近波动的特征。

3、俱乐部收敛。在研究全国范围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学者对东、中、西部地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进行了研究。蔡叻和都阳(2000)、张焕明(2004)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刘夏明、魏英琪(2004)的分析认为，九十年代地区差距呈上升趋势，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但李国平、陈安平(2004)运用Bernard、Durlarf(1995，1996)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通过对各省人均产出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而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

(三)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主要有两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收敛)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技术普及和转移导致收敛)。刘强(2001)对新古典收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地区间存在经济增长的收敛，但新古典收敛机制并没有起作用。夏万军在Dowrick和Rogers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同时分析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修正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981～2005年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既有新古典收敛机制的作用，又有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收敛机制在发挥作用。曹宇等(2006)通过对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的研究，认为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没有自动发挥作用。邓翔(2003)提出，国家和地区经济收敛存在四种机制：资本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一体化。但并没有深入探讨这四种机制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马瑞永(2006)对已有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三个要素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结合已有的经验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收敛机制，即资本收敛机制：资本收益递减一资本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技术收敛机制：技术扩散一技术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劳动生产率收敛机制：要素流动一劳动生产率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评述

以上学者的论述丰富和加深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认识，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就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已有的文献关于经济增长差距及收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收敛省区间及东中西等层面，以都市圈为研究领域来研究城市增长收敛性的文献基本上是空白，所以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有待深入研究。

(二)目前大多数收敛性的研究都是讨论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而对经济增长收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在此方面，没有形成一个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完整的逻辑框架，许多的结论仅仅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单纯经验分析，对收敛假设和经济增长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贡献。

篇14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