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础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监管的基础，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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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了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堪称史上之最，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原有金融监管理论和监管体制的深入思考。金融监管理论对金融监管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积极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本文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借鉴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改进经验，提出金融业监管要探索中国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基础是稳健高效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业。

【关键词】

金融监管理论；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改革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或其机构对金融机构所实施的各种监督和管理，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机构、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规性、达标性的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执法体系及过程。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方面。金融监督侧重于复杂的日常行为，而金融管制则侧重于具有同一性规范的编制。

二、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不断受到批评。另外，监管代表说的主要观点是，把金融监管看做是广大投资者及储户对金融中介实施监督措施的代表。

（二）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所谓功能观的监管，即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金融监管体制，即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功能观金融监管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有关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学说。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监管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监管激励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监管经济学研究都是经验研究，而不是系统的、理论的，直到拉丰、梯若尔《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在1993年的出版：将激励问题引入到监管问题的分析中来，将监管问题当作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运用相对比较成熟的完备合约方法，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并对监管中的很多问题都尽可能地从本源上内生地加以分析。

三、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变革

（一）加强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

（二）对顺周期性金融监管的反思

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和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两方面上。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即在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在金融形势景气时期，资本充足率要求应相应增加。

（三）薪酬激励机制的变革

自危机爆发以来，针对金融业高管薪酬的评论和争议不断。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FSF）一致认为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了领取高额薪酬，置股东和社会公众利益与不顾，追求高收益同时具有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放任金融风险，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变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全球金融监管政策选择的大国博弈中，我们必须要把握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任何一国的监管体制都必须与其经济金融发展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尽量做到风险的全覆盖，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无论风险管理工具如何先进，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其高杠杆率、高关联度和高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

五、后危机时代下探索金融业监管的中国模式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是典型的一级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但是，随着金融业混合经营模式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理念难以适应金融风险管理的要求，通过借鉴各国的金融改革经验，我们应该要总结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一）形成一个中心指导

可持续发展金融监管目标的中心应是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金融业在低碳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探讨金融环保机制、经营策略、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政策上把好项目关，完善惩戒机制。

（二）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危机的爆发表明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因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并不能够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个金融机构可以将自身的风险转嫁到别的金融机构上，或者将风险产品分割打包出售，但是整个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是不可转移和分散的。正是由于缺乏一个机构在宏观上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才导致此次危机具有如此大的规模，破坏力堪称历史之最。我国应吸取教训，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植入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六、结论

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市场价格信号是正确的，因此金融危机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念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者不监管。同时，西方各国还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没有必要，因为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自动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因此能在市场上经营的金融创新产品都是“好”的。正是这样的监管理念，导致了危机前金融监管的放松及金融监管功能上的重叠交叉与缺位并存，进而引发了波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在危机过后，人们对原有的金融监管理论及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方案。我国应在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金夏中.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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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激励机制；探讨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我国对金融监管治理的激励机制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将理论分析作为研究的重点，缺少对理论模型的系统推演。下面在研究风险中性委托人以及风险规避人的特征基础上，对监管者的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监管治理激励模型

西方经济理论中明确地介绍了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委托模型，参考该模型可以认为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是委托关系。政府部门是社会利益主体的代表者，拥有监管金融行业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其并不直接参与监管工作，而监管者则是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是监管权利的行使着。从中能够明确的看出政府与监管者的角色分配。这里所说的监管人员广义上讲为行使监管权利的机构，狭义上指行使监管权利的个人。政府部门会参考监管人员的具体表现给予一定的报酬奖励或者提升监管者的职位。下面对监管者所能获得的收益进行阐述。

金融监管者的收益用字母y代替，根据公式y=（m+θ）e-N（e）就能算出其收益情况，公式中m+θ代表因为出现金融违规行为交纳的处罚金，m代表一个常数，θ～N（0，σ2）指代市场上无法预知的各类因素。e是金融违规事件的总和，N（e）指查处违规案件的成本，它的计算公式为N（e）=（n+ε）e，公式中的n指单位查获的监管成本，ε是无法确定的随机取值，如果ε～N（0，σ2），设ε和θ之间的关系数为r，其关系符合正太分布，即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委托人政府期望获得的收益满足下列公式

E（y）=E【（m+θ）e-（n+ε）e】=（m-n）e.............（1）

方差计算公式为

Var（y）=（σ2+δ2-2rσδ）e2=φ2e2..................（2）

其中φ2=（σ2+δ2-2rσδ）

下面针对人和委托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风险规避人

人属于事业单位，因此具有有意规避风险的意识，其规避效用函数为U（x）=-e-ρx，公式中的ρ代表风险规避程度，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取值应大于零，式中的x代表其收入，则金融监管人员激励合同满足下列公式：

w（y）=γ+ky.........................（3）

公式中的γ是发放给监管人员的基本工资，k（0

2.风险中性的委托人

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利益，因此对风险的关注程度不高，在这里将其看做是中性的，即E（U（π））=U（E（π）），其效用函数使用公式U（π）=π则委托人政府部门的期望收益满足公式E（π）=E（y-w（y）），参考公式（1）、（2）得E（π）=-γ+（m-n）e-k（（m-n）e），那么监管人的收入为w（y）-ψ（e）=γ+ky-1/2λe2，又因为EU（x）=u（CE），综合以上各公式整理化简得CE=γ+k（（m-n）e）-1/2λe2-1/ρk2φ2e2。

二、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激励契约分析

所谓的完全信息指政府部门能够观察出金融监管人员的努力，很显然它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则在最优条件，即必须满足下列约束公式

（1）

很显然

（2）

将上述公式带入目标函数，进行化简得出

（3）

因为其满足凸函数要求，则k*=0，e*=（m-n）/λ，将该公式带入公式1得金融监管人员的收入公式为γ*=t+（m-n）2/2λ。当k*=0时为最优，即满足w（y）*=γ*因此得出最优报酬激励契约公式为

w（y）*=γ*=t+（m-n）2/2λ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部门能够观察出人的努力程度，所以金融管理活动中监管人员不会承担风险，此时委托人给予监管人员的费用为人努力成本和参与收入的综合。另外，如果政府部门发现人选择e*

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激励契约分析

在该条件下政府部门并不知道监管人员的努力水平，即满足下列等值收入

（4）

则一阶条件为e**=k（m-n）/（λ+ρk2φ2）

从中能够看出e**

（5）

将上述公式进行求导得出

（6）

从公式中能够看出k**是委托人为金融管理人员设计的有关最优风险激励系数，该值很显然大于零，在在不完全条件下，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综合考虑完全信息条件的情况可知，为了保证委托人的收益大于零当人的努力水平有所下降，其基本工资没有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高。

四、总结

本文对金融监管人员和政府部门在不同条件下的委托进行分析，得出监管者是否尽较大努力和委托人制定的风险激励系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委托人想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使监管人员付出较大的努力，则应合理的调整相关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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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风险;模型机制;应用研究

1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是指与金融有关的风险，如金融市场风险、金融产品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等。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一旦发生系统风险，金融体系运转失灵，必然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采取的措施就是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现实金融活动不是简单的由金融机构给实体企业提供贷款这一单项的资本运动过程，而是受信贷款的实体企业之间又相互占用金融企业的资金，这种资金连锁运动的过程就是复杂金融过程。其金融风险度和管理的难度会更大。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国际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和兴风作浪所带来的金融动荡必然会伤害我国的实体经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根本解决金融危机的体制机制和技术方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经济体出现了金融创新理念，其无节制地运用金融扛杆，从根本上说，是无限度地放大债务风险价值，造成经济泡沫，以致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2投入产出技术及在我国的研究状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科学发展上有一个重要的动态，就是各种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网络科学、云计算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叉科学。数学作为研究客观世界中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在许多科学研究中起到支撑和基础作用，是打开通往成功之门的钥匙，我国大学生考研中有一句名言:“得数学者得天下。”但在数学的应用中有很不和谐的一面，比如投入产出技术在经济管理方面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成果没有很好地应用和保护，有些甚至被抛弃，比如在税收征管和金融风险管理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还做着加减乘除的运算，但在理论研究中却滥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在此提出以引起教育和科学界的重视。投入产出技术最早产生于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中央统计局曾经编制了1923—1924年国民经济平衡表，其中就有了投入产出方法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概念和计算方法，俄国数学家瓦西里列昂节夫从前苏联移居美国后提出了投入产出方法［1］，其研究成果于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成型，被称为“投入产出技术”。1973年因在此领域研究的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方法是把一系列内部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投入(购买)与产出(销售)去向排成一张纵横交叉的投入产出表格，根据此表建立数学模型［2］，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根据直接消耗系数计算完全消耗系数进行平行结转，据以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的方法［3］。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应用投入产出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应用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军事系统。投入产出技术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兴起［4］，主要读物有陈锡康、李秉全编著的《投入产出技术》和柴作楫、孙恒志、俞文华编著的《投入产出法入门》。之后我国政府要求各级国民经济计划部门编制各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产出表”，但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有开展这项工作。在企业管理方面，这种很有效的微观经济管理方法在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上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和广泛应用。笔者于2007年应用该技术的平行结转计算方法在中石油兰州石化集团公司调研并探讨了石油化工企业的成本计算、所得税计算、增值税计算和消费税计算的数学模型，写作完成了《投入产出技术在石油化工企业纳税评估中的运用》论文，该论文获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教育培训科研课题三等奖，2010年5月在《财会研究》发表了《投入产出方法在企业计划管理中的应用》论文，2010年10月在《财会研究》发表了《投入产出方法在大企业税收征管中的应用研究》论文，首次提出应用投入产出技术进行复杂制造业大企业纳税评估和税收风险管理工作。2011年笔者在酒泉钢铁集团公司又进行了调研，使用逐步结转运算方法建立了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成本计算、所得税计算、增值税计算和资源税计算的投入产出数学模型，这种逐步结转运算方法对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进行成本计算的数学模型是对投入产出技术的创新发展。2017年又分别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和《兰州工业学院学报》第6期发表了《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复杂制造业税收征管模式研究》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在复杂制造业大企业纳税遵从模型机制中的应用研究》等论文。这种模型极具税源管理的个性化和纳税评估的联评机制，能极大地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本，节约行政成本。但这种非常科学的管理方法在我国税务部门和企业没有推广应用，在国际上“自由经济思想”出现以后，这种技术方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管理经济的方法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3应用投入产出技术建立金融风险管理的模型机制

3．1理论依据

在金融领域，从这些年来历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上看，有一个共同特征是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负债规模大于资产规模，这是西方新金融理论体系下产生的“金融创新”理念的结果。当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府出面进行财政注资救市。这种情形在我国的金融企业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进行，各金融企业的利率开放，在复杂金融过程中很有可能形成由于供应链断裂而发生金融风险。实践证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防范和管理金融风险的机制。那么，有没有解决金融风险的良方呢?把金融资本从投入和产出这两个最直观的经济联系来思考，就会给金融资本的流动设定了一个能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依据，进行这种定量分析，就是把投入产出技术科学地应用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在金融管理中使用投入产出技术，就能够为金融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建立科学的内在联系，即在这种联系下，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是按贷款额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环境下可实现的新增社会财富即企业利润的量来决定的。这就把银行的贷款规模建立在了具有一定财产作保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任意放大债务规模。金融企业的“投入”是金融企业货币资产的输出，即对外发放的借款额;金融企业的“产出”是金融企业所输出的货币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个经济利益是借款本金和利息。金融企业家也存在着以最少的货币投入取得最大限度的货币产出的需求，但这种货币产出不是无节制的，因为利息是实体经济利润的一部分，即银行利润是产业工人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货币本身不会带来新增的价值，只有当它和实体经济中的产业工人这个劳动者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带来新价值即国民收入，一个国家一年的国民收入即是这个国家当年新创造的财富，如果这个国家的举债规模超过了它当年的国民收入则该国的信用就出现了风险。发生在2009年的“冰岛国家破产”说和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实质就是这种原因。这就是说，金融资本的投入和产出也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就是金融资本投入产出的数学模型。因此，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来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就能使金融资本的运转走上稳建和谨慎的道路，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当然，这种金融风险管理技术是在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的背景下，服务于传统产业的金融机构所适用的金融风险管理技术。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出现了“新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新经济的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这种以创新、创意和智慧为龙头产业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主要是“轻资产“，大多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经验、规范的流程管理、治理制度及与各方面的关系资源、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企业的品牌、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对金融机构服务于这些企业的金融风险管理不能象服务于传统产业的那种模式确定“金融投入”，这类企业的金融产出的设计由于没有行业利润率，要对其利润进行事先评估，根据评估的利润效果来计算“金融投入”。这也就做实了金融服务于“轻资产”企业的货币投入。所以，这种金融风险管理的模型机制在当前大力发展创新型社会的情况下，其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管理就更具有科学意义。即应用投入产出技术进行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促使我国真正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要彻底解决金融风险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上就不能不重视瓦西里列昂节夫创立的投入产出模型，按投入产出模型来构建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机制就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例如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如果“两房”公司在当时美国房地产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其行业利润率就会很低或是负数，这种情况下在该领域发放的贷款按“投入”和“产出”的思路来分析则投入明显大于产出。因为这个产出是整个房地产行业贷款资金运转的结果，由于利润率为负数，这些资金运转产生的资产额必然会小于当初的贷款额，即“金融产出”小于“金融投入”，这就是“金融风险”。当然，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思维的作用下，两房公司不可能按照“投入产出技术”的方法、思路来进行风险管理，那么2007年那样的次贷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投入产出技术”的应用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3．2模型机制的建立与应用

对金融机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模型机制的研究是以我国商业银行为例，选取实体经济为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项目;并且，这些经济实体内部之间相互占用金融企业的资金，这就符合复杂金融过程的特例。模型的建立是按投入产出技术建立金融企业资本投入产出模型表［5］，采用平行结转运算方法［6］。第一步:建立金融企业资本投入产出表;第二步:计算出金融企业资本直接消费指数;第三步:按照金融企业的特点设计风险警戒线，通过平行结转运算计算出“风险信用指数”和“各行业金融产出额”，建立金融企业风险防范与管理模型;第四步:根据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模型中的风险信用指数进行风险信用评估与管理，并提前做出控制、预警、决策和处置方案。按照投入产出技术设计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模型关键是把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保守地估计为零，这种机制可以保证金融企业的贷款在出现风险时能最大化地回收。把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作为金融企业的投入，根据投入产出的理论依据，金融机构为防止破产，必须要保证由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业务的实体企业的资产不能低于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额，即实体企业的资产在模型表中称为“可担保资产”，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发放的借款称为“贷款投入额”。由于所有者权益为零，所以，“可担保资产”就等于“贷款投入额”。“可担保资产”总额是金融企业贷款风险警戒线，表示贷款如果发生意外无法收回实体企业破产清算时，银行保证最大回收的资金。“贷款投入额”是金融投入，它不能大于“可担保资产”。显而易见，金融机构按这种机制进行货币投放是符合金融市场规律的。同时，也是谨慎、稳健的金融体制。金融企业放款以后，要收回货币，收回的货币包括贷款本金和利息，这就是金融产出。考虑到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是“零利率制”。另外，有些实体企业如果利润率为负，即发生亏损时归还贷款就有困难。因此，在设计金融产出时，以实体经济的行业利润率乘“可担保资产额”，计算出实体经济利润额，再和“可担保资产额”相加，计算出“行业资产产出额”。按上述技术建立“金融机构资本投入产出表”。再按投入产出的技术方法进行平行结转运算，计算出“信用风险指数”，并进行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提前做出控制、预警、决策和处置方案。由于篇幅所限，其运算过程简略。通过平行结转计算后，其行业金融产出额小于贷款投入总额，就是产生了金融风险。除商贸业和交通运输业外，其它行业的金融产出都比贷款投入额或可担保资产的数值小，而且金融产出总额也小于贷款投入总额，很明显这就是很严重的金融风险。从计算出的风险指数可以看出，其和“按行业计算的单位贷款产出额”的数据一致。再按信用等级评价，则制造业属四级不良信用等级，矿产业属三级不良信用等级，房地产业属二级不良信用等级，而商贸业属二星级优良信用等级，交通运输业为一级优良信用等级。该金融企业的信用等级为一级不良信用等级。控制、预警和处置的方案是努力紧缩房地产业的贷款;同时，帮助矿产业积极收回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占用的资金;另外，帮助制造业积极收回房地产业占用的资金，这样就可以规避金融风险。现假设，在银行资金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缩减房地产业的贷款2000万元，增加到矿产业，同时帮助制造业收回房地产业占用资金300万元，帮助矿产业收回房地产业占用资金400万元，完成了上述贷款结构的变化工作以后，则该金融企业就不会发生金融风险，也就不会产生金融危机。这个变化了的金融投入产出计算过程在此省略。用投入产出技术构建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模型机制把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建立在具有一定资产作保证的基础之上，不是任意放大债务规模;并且，所使用的平行结转运算方法把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相互占用金融企业的贷款和当某一个产业部门发生亏损而可能发生潜在的金融风险这种复杂金融过程的内部联系都揭示出来了。这就避免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如房地产业发生了亏损，矿产业和制造业盈利，它们都由金融企业提供贷款业务。房地产业占用银行贷款规模最大，房地产业还占用矿产业和制造业的资金，表面现象矿产业和制造业由于盈利而没有金融风险，但通过投入产出技术建立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模型运算，这三个产业部门的“各行业金融产出额”可能会小于“可担保资产额”，则表明出现了金融风险。这是由于房地产的不良贷款引起的各产业部门相互占用资金造成不良资金连锁反应形成的潜在的金融危机。这就从根本上反映和揭示了金融企业某些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金融危机并带来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机理，证明运用投入产出技术进行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是十分科学和可行的。

参考文献:

［1］［美］瓦西里列昂节夫．投入产出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1．

［2］联合国计划统计局．投入产出表和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42-61．

［3］陈锡康，李秉全．投入产出技术［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3-4．

［4］柴作楫，孙恒志，俞文华．投入产出法入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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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风险;管理;问题;办法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威利特的学说，风险就是指发生人们未曾预料的事情的可能性。哲里・S・罗森布罗姆的著作《A Case Study in Risk Management》中指出，风险是可能遇到的损失。

一、金融风险的定义和特点

风险就是潜在的发生使人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一般人们对风险的感觉就是可能受到的利益损害或者不利因素，尽管事实上人们的利益还没有受到损失或者说并不一定会受到损失，甚至还存在获得利益的可能性。金融风险的定义是人们在进行经营活动以及信用活动时，受到潜在因素的影响，其实际获得的利益与预期将要获得的利益出现了差距，并由此产生的潜在利益获取的减少或者损失。其特点包括：第一，金融风险的影响范围较大，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后果;第二，金融风险包含着利益可能受到的损失或者增加;第三，建立足够的信心才能够帮助企业有效抵御金融风险，减少可能遭受的损失。

二、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

1.环境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

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导致当前面临的很多金融问题无法用一直的方法和理论进行解决。因此，人们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阐释，进行更加理智的分析，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以及调整自己的行为体系以变得更加实用。在金融风险产生的过程中，环境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旧的金融理论的分析基础是均衡的经济状态，其假设的前提是固定的均衡理论，在静态的经济环境下才能实现其有效性，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往往更加复杂和多变，是一种非均衡的状态，这就使得旧的金融理论必然遭到挫败。

2.金融管理自身的特点

金融管理的主要内容管理资金的运作并在此过程中协调好各部分之间的金融关系，其主要手段是通过调节、控制货币的规模和流向。所以，金融管理体现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价值，能够衡量经济管理的效果，并因其自身范围大、综合性、可靠性、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风险存在的可能性。

3.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

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能够对金融风险起到一定的影响，如果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没有具备必要的金融知识、相关经验以及对市场变化的掌握能力，就不能针对市场变化及时对金融业务作出相应的调整，导致企业承担一定的金融风险。同时，金融机构内部如果不能具备合理的组织架构、科学的管理制度、及时有效的内部控制，更加会加剧这种金融风险的形成。

三、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风险管理包括对风险的评估、预判以及事后的处理，进而使企业可能遭遇的利益损失最小化，已达到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应包含组织系统、功能系统以及战略系统，此外，还应包含必要的文化、制度以及反馈机制，这样才能实现对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的预防、转移和防范，确保资金的运作能够更加安全和高效。

1.构建风险管理组织系统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系统是财务公务进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它包含完整的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相应的部门进行支持。在各层次组织架构中，不仅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同时还要进行紧密的合作，这样才能构建起完整、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建立风险管理功能系统

风险管理功能系统具有动态性，需要覆盖企业整体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通过各部门的有效分工实现风险管理功能的有效应用，具体可以划分为：战略制定的任务、技术的管理以及风险控制。具体来说，在建立风险管理功能系统的过程中，要对各部门的分工进行分层次的管理，使具有不同功能的部门能够共同配合，一起完成抵御金融风险的目标和任务。

3.组建风险管理战略系统

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战略系统，离不开对风险承受能力的准确评价以及对企业运行的目标和方向的准备把握。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董事会承担着最终的责任，因此，董事会必须掌握风险管理战略的最终决策权。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在确保企业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目标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对风险管理进行统一的运作和实行。在这个基础上，董事会的权利和责任得到了确定，对风险管理战略的制定才能变得更具针对性与有效性。

四、结语

在笔者看来，进行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组织和设计完整的风险管理系统，建立起各部门相协调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并涵盖企业内部的各项业务，实现风险管理网络的全面覆盖，以此适应企业风险管理的要求。在建立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综合管理总公司和分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以风险控制岗位为轴线建立起矩阵式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构建起风险管理的组织系统、功能系统、战略系统，才能建立起具有选择性、相对独立性的专业化风险管理机构，实现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

参考文献：

[1]张会芳.我国海外工程承包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2]王守海，李塞北，刘玮等.金融资产减值准则的国际进展、评价与研究启示[J].会计研究，2014，（6）：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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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监管，首先要考察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风险。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主要从事对汽车经销商的贷款和最终消费者的购车贷款、汽车租赁业务等资产业务，同时可以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商业票据，接受股东单位和贷款购车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以及向金融机构借款、同业拆借等办理负债业务。其经营活动具有高负债特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经营风险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是客户违约的信用风险。当前我国信用整体环境较差，公民诚信守法的意识不强，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在内的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的资产负债状况、信用记录等情况的了解缺乏有效的渠道，信用审查往往只能根据个人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者信用状况。对个人信用违约缺乏有力的制约和惩罚机制。

二是流动性风险。这里所谓的流动性风险，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因各种原因导致无力偿付到期债务的可能性。流动性风险实质是其他各类风险长期积聚、潜藏的结果，最终以流动性风险形式爆发出来。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一般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向金融机构借款等方式获得资金，开展购车贷款和租赁业务。一旦负债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发生，就有可能发生流动性风险。

三是违规经营的风险。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作为商业性经营企业，其经营目标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目标驱动下，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存在违规经营风险，如超范围发放贷款，即发放与汽车销售以及经销商无关的贷款；超范围借款或负债，即吸收无关企业的存款、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等；超范围办理其他资产或中间业务，如投资业务等。

当然，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还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誉风险等其他风险。

二、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探讨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实现风险性监管的主要，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来说可遵循“资本充足、期限匹配、风险分散、拨备有余”的原则。

“资本充足”，是指为了使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具有最起码的承担风险和消化损失的能力，公司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

“期限匹配”，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在资产负债期限上应保持匹配，即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相匹配、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相匹配，流动性比例应控制在80％以上，同业拆入余额不能超过资本总额。考虑到现阶段尚未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列入同业借款范畴，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条件又不具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可以担保方式向金融机构借款，借款比例可暂不作限制，其总体负债规模可通过资本充足率指标控制。

“风险分散”，是指对单一法人机构的融资比例、风险贷款比例、表外资产比例等均应适当控制。对单一机构的融资比例(包括贷款、融资租赁和担保等)一般应控制在资本总额的15呖以下；问题贷款(含融资租赁)不超过贷款(含融资租赁)总额的10%；对外担保应限制在其业务对象范围内，且担保比例应控制在资本总额的20％以下。

“拨备有余”，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产风险系数和资产质量，分类提足各项准备金，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三、监管重点与监管方式

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将经历从起步、规范到成熟阶段，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资产安全性、流动适度性、资本充足性、收益合理性、管理健全性、经营合规性都是监管的主要。当然，不同阶段，监管重点应有所侧重。

起步、规范阶段。这一阶段，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借款，而经营管理层主观上做大业务的欲望较强，公司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尚不成熟，公司与经销商、银行之间的关系及具体操作尚处于磨合期，可能存在资产质量不高、流动性不足、违规经营以及内控薄弱、设置分支机构冲动等问题。因此，监管的重点是风险控制体系、账务处理系统、各种收费标准等。监管的具体内容是，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执行是否到位，尤其在风险控制方面是否存在漏洞；内、外部审计监督是否有效；业务经营是否在会计处理上得到正确反映；各项收费标准是否公开、统一；与经销商和银行之间的协议的内容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操作程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业务发展初期，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业务规模有限、风险控制能力有待完善，不宜设立分支机构，其异地业务可通过异地经销商或银行代为受理。在监管方式上应以现场检查为主，通过现场检查，能够较全面地掌握公司的业务经营和内控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规范公司行为。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是其业务是否在会计账表上得到准确的反映。

在外汇管理方面，央行(外管局)对汽车服务公司的监管既不能完全比照中、外资银行，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外资，而应针对这类公司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如果政策允许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接受股东单位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包括外汇存款)，而且公司股东有外国机构，公司接受股东单位的存款，就可能是国外股东(非居民)的外汇存款，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势必涉及本外币的转换。如果是结汇成人民币发放贷款或者直接贷款给经销商用于进口支付，均对我国构成了事实上的外债，因此在监管上应将其纳入外债统计监测范围。按照现行外债管理办法，外债结汇实行核准制，接受国家宏观政策制约。考虑到公司的运作和央行的监管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公司境外股东外汇存款结售汇管理上，应采取审慎原则，实行核准制，即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公司的业务规模和资金来源等状况，核准股东外汇存款结售汇规模，这样便于随时进行调控。但在审核程序和外债登记上应予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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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近年来，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我国不断简化手续、放宽限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但对企业后续的金融支持还不够重视，一些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本文提出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认为我国应当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纳入一个基于国家战略角度的金融支持框架，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职能分工，依据海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实行有差别的支持政策，构建一个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推进的金融支持体系。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 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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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部门有关负责人就《指导意见》的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研究出台《指导意见》的背景是什么,有何意义?

答: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004年至2007年,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在17%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出6到8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了GDP比重的5%。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需大幅度降低,不少传统产业增速放缓,而文化产业却逆势上扬,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实现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文化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制定出台了《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的出台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源头,是一种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绿色产业。鼓励金融业为文化产业输血,扩大文化产业的比重,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解资源能源瓶颈的重要举措。二是有助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能缓解文化产品供需矛盾和结构性短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在享受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享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大力改善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更好地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将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掌握主动。

问:请介绍一下《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

答:《指导意见》分七部分:

一是充分认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导意见》强调,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对接,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

二是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要根据文化企业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融资租赁等贷款品种,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逐步扩大收益权质押贷款的适用范围。对于融资规模较大、项目较多的文化企业,鼓励商业银行以银团贷款等方式提供金融支持,对于处于文化产业集群或产业链中的中小文化企业,鼓励商业银行探索联保联贷等方式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指导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根据不同文化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监管要求的灵活的差别化定价机制,科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要充分考虑文化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制度,建立专门针对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的考评体系。要增强服务意识,设立专家团队和专门的服务部门,主动向文化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要积极开发文化消费信贷产品,为文化消费提供便利的支付结算服务。继续完善文化企业外汇管理,提高文化产业贸易投资便利程度。

四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指导意见》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票据等方式融资,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鼓励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积极进入处于初创阶段、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文化业态。

五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指导意见》要求各保险机构应根据文化企业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企业需要的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探索开展信用保险业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针对文化出口企业的保险服务,积极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六是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机制。《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中央和地方财政可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建立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完善支持产权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各方权益。

七是加强政策协调和实施效果监测评估。《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制定并定期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建立多部门信息沟通机制,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加强政策的落实督促评估,探索建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问:对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在监管方面有哪些支持措施?

答:对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主要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监管要求。一是推动多元化、多层次的信贷产品创新;二是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适合文化产业项目的多种贷款模式;三是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利率;四是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业务考评体系,强化贷款责任的针对性,构建健康的信贷文化;五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增强服务意识,主动向文化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银行监管部门将会进一步细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监管要求,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问:如何发挥保险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哪些考虑?

答: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保险业可以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保险机构可开发适合文化企业特点和文化产业需要的保险产品,如在现有保险产品的基础上,探索开展知识产权侵权险,演艺、会展、动漫、游戏、各类出版物、印刷、复制、发行和广播影视产品完工险、损失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等新型险种,以及各类责任保险业务,通过创新发展,培育和完善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提高保险在文化产业中的覆盖面和渗透度,有效分散文化产业的项目运作风险。

二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便捷服务。《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保险服务”。对于宣传文化部门重点扶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项目,保险机构将建立承保和理赔的便捷通道,对于信誉好、风险低的,可适当降低费率。对于符合《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条件,特别是列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的文化出口企业和项目,保险机构将积极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鼓励和促进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三是支持文化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保险公司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和保险资金融资功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和股权,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还可以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工具,保险还可与信贷、债券、信托、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相结合,为文化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探索开展信用保险业务,弥补现行信用担保体制在支持融资方面的不足。

问:《指导意见》在鼓励文化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上有哪些支持措施?

答: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文化企业发行上市不仅可以推动文化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为文化企业搭建了融资平台,有利于文化企业做优做强。多年以来,对于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的首次发行上市及再融资申请,证监监管部门一直持积极态度,支持其在主板、创业板发行上市及再融资。

二是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方式融资。积极发挥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的作用,为中小文化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等方式融资提供便利。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中小文化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鼓励中介机构适当降低收费。

问:对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健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机制方面,《指导意见》有哪些具体措施?

答:一是《指导意见》第十五条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可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将通过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项目补助、绩效奖励等方式,重点支持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及跨区域整合,支持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支持文化领域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等。

二是支持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已着手启动,该基金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吸收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购,重点扶持我国演艺娱乐、动漫游戏、影视制作和发行放映、出版发行、文化会展、网络信息传媒等传统和现代文化领域的发展,部分地方也已开始尝试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

问:《指导意见》在推动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有哪些考虑,有关部门打算如何推进?

篇8

内容摘要：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是会计准则改革的新特点。而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对金融工具减值使用预期损失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做出妥协，这破坏了准则本身的独立性。本文以预期损失模型为研究对象，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互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若干途径。

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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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不监管理念和监管理论滞后与缺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监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理论危机，是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反映出了监管缺失是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风险，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的支持。回顾百年金融发展史，金融监管理论落后于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强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看，金融监管无一例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危机后金融监管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其滞后性显而易见。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无论是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监管的“利益冲突论“”寻租理论“”道德风险论“”监管失灵论”等“监管捕获论“”成本论”也对政府的监管效应提出质疑。而在监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监管理论一直脱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对金融活动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特殊性的研究，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的风险关注不够，比如对高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问题，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那些虽无银行之名，但却行银行之实的影子银行体系（克鲁格曼，2008）带来的风险如何监管，事实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虚拟链条无限延伸中，影子银行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化“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摆脱危机导向的轨道，逐渐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摆脱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的魔咒，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是摆在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迅速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监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凯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部分写道：“无论祸福与否，世界始终由思想统治。”这句名言精辟地阐述了秉承什么样的经济金融学思想的重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个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对市场机制的顶礼膜拜，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自动实现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预。在金融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完全和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信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在金融监管上主张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所谓的创新产品不受监管的无度虚拟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场信息能够无偏地反映市场价格，其无限套利行为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有效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二，认为问题机构会遭受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三，对金融创新不需要监管，市场机制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对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的判断，市场优越于监管当局，监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然而，个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之结果，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合成谬误”。而博弈论将其称为“囚徒困境”。纵观金融监管理论演进与金融监管实践发展的历史，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羁绊下，在稳定与效率的抉择中，金融监管一波三折，每当经济金融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之时，金融监管才被重提和加强，一旦经济金融回复平稳，金融监管就又被遗忘或弃之一旁。回顾左右金融监管与不监管的经济基础理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尽管中间穿插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其他的针对市场失灵而主张的政府干预理论，但主张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的完美市场经济假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放松监管和不监管的理论基础。美国监管当局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识观念上过度迷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因而造成实际行动中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机，未来金融监管向何处去，是重蹈历史覆辙，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去，还是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适度监管不动摇，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三、探寻科学界定市场和政府干预边界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该学科以真实市场中“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结果表明现实市场不完美，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证券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中存在着欺诈，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产品，比如迷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受其误导，表现出非理性行为，成为“庞氏骗局”中最后跟进的“傻子”。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在宏观层面反而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比如混业经营模式下，单个金融机构来看是理性的风险分散行为，但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采取相同的混业经营行动，类似的风险敞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即个体理性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比如华尔街奖励短期财务业绩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鼓励冒险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投机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额利润，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第四，“大到不能倒”的问题金融机构具有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法解决。比如如果问题机构有支付清算等基础性业务，破产可能有损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第五，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有可能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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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认识金融监管的作用

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实践表明，金融监管对于维护良好的经济金融秩序、优化资金配置、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金融监管能否确保金融机构永远不会陷入支付危机和破产的处境呢?笔者认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在防范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严格和完善的金融监管并不一定意味着能保证每一个金融机构未来有足够的经济偿还能力。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金融监管能起到预警作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而不能确保每一个金融机构都不出现支付危机和破产境况。

由于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金融体系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脆弱性和波动性，使得金融监管具有客观必要性；而金融监管作为稳定金融的一种手段，起作用的程度受到客观的制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针对我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金融监管基础薄弱、监管措施不力、监管效率不高的现状，加大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与此同时，还应该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约束和控制机制，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使之成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发挥作用的微观约束基础，从而使金融监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

对银行、证券、保险实行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世界各国也没有统一的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从金融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的过程。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日趋一体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金融产品、金融工具极为丰富，金融管理体制日趋完善，这一切都为各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奠定了基础，但也使我国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1999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同业市场，从事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业务。同年10月27日，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23日，中央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又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这三条措施，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隔离的状态被打破。目前，分业经营的界限也有所突破，如光大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允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招募股本金，银行与证券公司、银行与保险公司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混业运作等等。业务的创新和业务分业经营的突破，表明我国金融业有着内在的混业经营的冲动。

尽管如此，我国监管模式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我国规范化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还远未建立起来，金融机构的内部约束机制都很不健全，我国的金融运行还没有真正走上依法经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现阶段的分业监管是为更高阶段的混业监管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三驾马车”的监管格局，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内在冲动，只能通过“三方”的定期协商、信息共享、联合、相互、业务创新的措施来协调。同时，为了提高监管效率，必须如强对金融监管工作的领导，调整和理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制，加大集中监管力度，改进金融监管的组织和监管的方式，提高风险预警能力。

三、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这里需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需要金融监管的配合；二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责由中央银行来承担或者分别由不同监管主体来承担，哪一种模式更符合我国的实际?

实践证明，在我国体制转换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要求监管紧密配合。1985年和1988年前后，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上，虽然个别金融机构也出现过支付紧张现象，但人们认为这种风险是过度投资引发高水平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对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仍无足够的认识。90年代初我国经济过热，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非法集资、违章拆借又进一步助长了投资冲动，一些地区金融机构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风险和支付困难。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约法三章”，以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金融市场，迅速扭转了局面。政府通过以加强中央银行监管职能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方式整顿金融秩序，规范金融行为，控制了通货膨胀。由此可见，在市场微观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行为不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为实现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严格金融监管，通过强化金融监管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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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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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 各国金融监管改革 ；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73-01

一、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变迁

（一）美国：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1992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其中规范政权与银行业之间关系的一些条款被合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的规定使银行与证券公司在机构、人员、业务范围上严格区分开来。随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1999年11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此法案的签署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制度。

（二）英国：高度集中的单一监管

英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自律，这种自律监管方式的优点在于灵活、较有弹性，缺陷是人为因素比较明显。1998年7月《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颁布，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①这一系列立法措施宣告了英国传统的以自律性管理为主的金融监管体制全面让位，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三）德国：“全能银行”模式

德国金融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全能银行”。然而，90年代德国金融业在内外竞争的压力之下，也开始寻求改革之路，将原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三个机构合并，成立了金融监管局，根据原有的《德国银行法》、《保险监管法》和《德国证券交易法》三部实体法，履行对德国金融业统一监管的职能。金融监管局的监管目标主要包括：第一，确保德国金融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第二，确保德国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第三，保护客户和投资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在金融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到90年代的监管的回归，这是监管下的自由和自律基础上的监管。各国的金融监管立法都是顺应国内国际金融的产物，这种法律制度的趋同也表明全球金融监管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一）强调安全与效率并重的金融监管目标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管制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进入70年代之后，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管制法案逐渐显得不能适应需要。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积极应对这一趋势，调整监管目标，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自身的独特性，金融监管实践向着管理金融活动和防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方向转变。各国通过金融立法改革，从单纯强调金融安全转而强调安全与效益并重的目标。

（二）强调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化

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是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功能型监管是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功能型监管的优点在于管理的协调性高，管理中的盲点容易被发现并能得到及时处理，金融机构资产组合总体风险容易判断。

（三）强调从分离监管到统一监管的转变

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业、保险和证券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监管，有利于判断混业金融机构的总体风险。统一监管具有如下优势：①可以消除监管死角；②如果监管内容类似，可以提高监管效率；③可以降低分业监管带来的信息分享成本；④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⑤可以避免因监管机构的不同而带来的监督程度和监管力度的差别；⑥有助于加强对混业经营金融集团的监管。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自律监控的结合

金融监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施，主要包括政府的外部监管和金融机构的自律监控两个方面。1998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原则》，提出了评价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14条原则。这些原则及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监管以及健全内控制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强调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长期以来，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努力在两个领域内展开工作，一是制定共同的监管最低标准，供各国监管当局遵循，以求达到监管标准最低限度的统一。二是划分东道国与母国的责任。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文件-《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把10国集团（BIS）多边安排的成功监管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对金融体系有重要作用的新兴国家，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在充分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化监管已是大势所趋。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金融监管立法还比较薄弱，面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立法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一）金融监管在重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安全

金融监管要处理好安全和效率关系，要两者并重。金融创新能够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但同时金融创新也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如监管不力，则会有害金融市场。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

（二）监管体制须不断完善以避免落后于金融创新

我国金融监管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 ,货币监管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 ,机构监管职能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行使。这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已不应国际金融的全球化的现实。在金融场日益全球化及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 ,传统金融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 ,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 ,跨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因此 ,我国必须加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 ,确立新的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逐渐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过渡及由机构性监管功能性、目标性监管过渡。

おげ慰嘉南祝

[1]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2]唐双宁. 21 世纪国际银行监管新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研究 ,2001. 1.

篇13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现状

1998年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取的是分业监管的模式，即“一行三会”的机构型监管格局（详见下表）：

表1: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金融监管的原因 自然垄断 外部效应 信息不对称

金融监管的目标 保证公正公平竞争 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管理的具体目标 系统稳定（清算、支付系统） 审慎维护 市场规则、消费者、投资者保护

监 管 者 中央银行 银监会 保监会 证监会

监管内容 支付系统、清算系统等 存贷款业务 保险业务 证券业务

监管对象 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 银 行 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有关问题

（一）功能型监管趋势与机构型监管的矛盾开始显现

一是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supervisory arbitrage，即被监管对象利用“监管真空”逃避监管），若设立多重目标或不透明的目标，容易产生分歧，使监管对象难于服从；二是由于每一个机构监管者都要对其监管对象所从事的众多业务进行监管，就必须针对每一类业务分别制定并实施监管规划，这对社会资源而言是一种浪费。三是当各金融机构提供类似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时，如果受不同监管者的管辖，那么潜在的监管程度及相关服从成本就可能存在很大差别，这将导致某些金融机构在获得“制度补贴”的同时，另一些金融机构面临越来越低的利润边际。从这个意义上讲，机构型监管将难以解决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

（二）监管机构信息沟通不顺畅，监管信息不够透明

目前，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许多银行都开办有证券、基金业务，这就使得原有的机构型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三）监管目标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能

事实上，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使得被监管机构疲于应付各类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客观上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四）监管法制环境较为薄弱，立法滞后，执法不严

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状态；有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仍然存在。二是基层金融监管机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现实工作中对各金融机构的处罚并不到位。

（五）监管内容和方式比较单一，影响监管效能发挥

主要体现为：一是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金融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二是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三是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现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

（六）监管人才缺乏，人才培养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

目前，基层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综合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原因有二：一是金融监管涉及到复杂的专业知识，好多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学校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对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缺乏深入的了解；二是金融监管的对象――金融行业是一个高薪行业，基层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吸引监管精英，许多监管人员将监管机构作为跳板，频繁向被监管机构跳槽。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

（一）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实施功能型监管模式

目前，我国正处在国际金融改革的关键点上，金融业发展迅速，在原来严格的分业经营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批以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的业务交叉现象已经客观存在，现有的分业金融监管已经明显滞后于这一现象。种种迹象表明：机构型监管模式的后期发展瓶颈特征已经显现，结合美英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和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功能型监管。

（二）加强协调，内部联网，实施监管类信息共享

一是由人民银行科技司牵头，实施“一行三会”内网监管信息系统的联网，实现“一行三会”内部对各金融机构各类监管信息的资源共享；二是强化金融监管信息的报送执行制度，改变当前要求“各金融机构报送信息难、报送信息慢”的不利局面（在笔者调查走访过程中，95%的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反映此类现象客观存在）。三是强化金融机构报送数据的把关，引入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进行真实性审核，切实提高各类数据的统计、报送质量，为宏观经济、金融决策提供含金量更高的各类基础数据。

（三）捋顺机构，顺畅关系，实施监管类机构改革

目前，“三会”的金融监管好比是“防火”，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则好比是“救火”，不让救火的机构参与对防火过程的监管，这本身就是一种缺陷。从美英金融监管改革赋予央行更多的实际和我国的人民银行现有分支机构的组织和人员规模来看，我国并不适宜马上整合“三会”组建一个统一的监管大部门，而是应当设计一种过渡性的金融监管体制。可在“三会”分别履行各自的金融监管职责的基础上，设立“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担任“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主任，“三会”主席分别兼任副主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牵头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协调联席会议制度，“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 定期召开会议，人民银行为联席会主持人，其他三家监管机构为副主持人，各类金融机构为成员，协调全国的金融监管和稳定工作。在该体制之下，人民银行负责实施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总体监管，“三会”则依照不同类型金融业务实施分业监管。

（四）完善立法，强化执法，优化监管的法制环境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及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完善对一些重要领域但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的监管。

另一方面，适时酝酿出台《中国金融业监督管理法》，坚持“先立法、后统一”的原则，美英此轮金融改革在赋予央行更多职能的同时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先立法、后统一”的好处在于，立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妥协过程。一般而言，漫长的立法程序最终会产生一个协调综合了多方利益的成文法出来，这种利益的妥协性实际上是对统一监管之后各种复杂利益冲突的提前化解，便于将来金融监管工作的有利开展。

（五）浓缩内容，改进方式，发挥金融监管的实效

一是将货币政策的目标与金融监管的目标统一起来。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只有全面了解各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才能使宏观货币政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监管目标的全局性。

二是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不仅可以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而且可以切实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进一步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强化非现场监管，在“一行三会”内网监管信息系统联网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从分割式监管向金融机构法人整体风险监管的转变、从一次性监管向持续性监管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整体风险监管的水平。

（六）强化实践，完善福利，发挥人才的基础作用

一是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到被监管机构实习和轮岗锻炼机制。“一行三会”的工作人员除参加系统内任职前的专业培训外，还应根据将来的工作岗位要求去相应的金融机构实习，让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对被监管对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二是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优化监管机构选人、用人机制，改善监管机构人员薪酬福利。一方面，优化监管机构选人、用人机制，可以吸纳被监管机构的业务骨干加盟金融监管机构的队伍，或者定期选派人员到被监管机构挂职学习、锻炼；另一方面，改善薪酬福利还可以减少监管机构人才的流失，同时消除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跳槽之前与被监管对象私下结盟的潜在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烨敏.我国金融机关的变迁和新形势下的选择.浙江财经学院.

[2] 蓝文兴.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胡余平.中国人民银行澄迈县支行.当前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 刘晓纯,王颖.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天津大学文法学院.

篇14

关键词：金融监管；缺陷；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49-02

一、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由于中国目前采用的监管模式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因此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缺陷：

（一）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

依据《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的监管原则：如果想促使一个银行监管的有效执行，不仅必须要具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性，还必须具有保护机制的系统性等基本条件。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既要让参与的银行机构具有明确的责任与清晰的目标，同时还必须具有执行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上来看，虽然和之前相比更加独立，但是从总体上讲，还远远不够。它主要还是依靠于较少独立性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中央银行，很难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制定政策与履行责任上有时还要听从财政部门的指令。而且央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又负责金融监管，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金融监管服从货币政策，从而较大地影响了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二）金融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性

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成上看，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个部门来承担。因为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的监管，因此这四个部门之间还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的各个部门自称体系，缺少部门之间的联动协调机制，这样必然造成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适应差，影响到监管效率，在分业经营的业务交叉处产生监管真空，给被监管对象提供可乘之机。

二、未来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监管体制实际上也就是由行业监管转向综合监管。近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管理体制，对显露专业监管优势以及提升监管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分业监管体制更偏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审批。这就会导致各监管之间的监管标准出现异同，这样既会重复监管，使严格更严格；也会出现监管纰漏，让松懈更松懈；更易导致员工争权夺势抑或推诿扯皮。例如，目前越来越多需要多家金融部门协调监管却始终统一不起来的“表外业务”，以及无法综合评估整个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机构等等。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混合业经营态势的发展，交叉、跨业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日渐增多，各大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也日益密切。混业经营不但削弱了分业监管，更对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连同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必须将分业监管转变成统一监管，走金融统一或综合监管的道路。例如有人所说的合三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一个监管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设立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或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后便由此机构统一规划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并且监管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

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实现，应以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逐步完善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以便更好地促使金融业蓬勃向上发展。

（二）完善金融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把专业监管转换成行为监管。传统分业监管体制中主要采取按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来划分金融监管对象的机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中较为有效，但对如今的功能一体化，业务界限日渐模糊，金融机构便需要转换为功能监管。即依据体系的基本功能划分。从这种角度监管，不但可以涵盖所有金融产品及活动，还能够有效解决混业经营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归属问题。金融监管对象从机构转为业务不但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效率，适应金融的创新需要，还能及时处理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中国正由分业经营到混合经营，因而可以现有的“三驾马车式”的金融监管基本组织架构为基础，科学界定和划分含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业务。以功能监管为原则来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与监管的范围，从而达到功能性监管覆盖金融经营。为更好适应新的混业经营形式，银监会可转换为银监会监管银行和信托业务，保监会监管保险业务，证监会管证券业务。

（三）完善监管工作方式：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由行政审批转向过程控制。长期以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和现场监管较受重视，但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和繁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因此，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是实现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现代监管方式转变的重要步骤。

在中国，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审批，控制市场的准入。而风险性监管既不够完善，也缺乏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正常机制。因此，金融监管重点在于跟上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否则，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大规模地爆发危机。

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特点之后，我们认为应把风险监管方面作为工作重心，为化解和减少各种金融风险，还应协调监管制度，改变手段与方法，并且完善风险预警、风险评价、风险化解及风险隔离等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金融市场的风险，达到预期目标。

为更好地处理可能出现的危机，避免因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各监管部分之间要建立健全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加强合作与交流。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各部门要侧重非现场监管，因此健全和完善非现场监管网络、增加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还要大力加强建设金融诚信档案，全面系统地了解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以便排除隐患。我们还需完整完善风险指标的体系，多维分析非现场的监管数据，以此提高预警风险的能力水平。

三、结语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终结，全球经济复苏，金融市场必将更加活跃。加强中国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则需更多的扩展国际业务。因此，为使中国监管体制的完善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现有监管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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