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营销研究方向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市场营销研究方向，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实际上，以科特勒为代表的营销管理学派更偏重于消费者市场的探讨，对消费者市场的购买行为研究及营销组合策略会着墨较多，对于组织市场的探讨则相对较少。但是，组织市场却是一个广大且富裕的市场，任何一种制成品在制造过程中，往往需经过多次组织市场的交易才能送达顾客手中，何况不少制成品最后仍售予工商业或组织客户，所以其交易金额也超过消费者市场很多。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必须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寻找和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无论国际分工的要求，还是中国的全面工业化，都意味着制造产业会在中国有更蓬勃的发展。作为中国的营销学者以及营销从业人员，将需要面对、解决和处理的更多的是产业(组织)市场营销问题。因此，加强对组织市场营销的研究更成为一种现实的要求。

组织市场营销是指为组织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活动，即对组织的产品和服务的营销。这些组织包括自然产品和制造产品生产商、政府部门、提供服务的机构(包括公共机构、教育机构、医院等)、批发商、零售商和其它组织，它们使用不同的产品或服务来制造自己的最终产品或保证组织的运营。

组织市场营销起源于工业营销。在20世纪中期以前，工业营销并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单独领域。此后，消费者营销和工业营销中种种不同被发现，工业营销的体系也有了一个雏形，最终发展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单独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是所有的组织都从事制造业，“工业”这一术语无法表述各种商业组织间的营销，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企业间营销(BusinesstoBusinessMarketing)”或是“商务营销(BusinessMarketing)”。但是，企业间营销往往意味着这一领域又局限于工商组织，而营销原理不仅仅限于工商业组织，应该适用于所有的组织：从慈善机构到戏院，从军队到政府部队，因此，“组织市场营销”这一术语诞生了。即使如此，工业营销、企业间营销、商务营销等仍然被广泛运用，这是组织市场营销的发展历程在自己身上打下的一个烙印。

篇2

关键词:住房消费 影响因素 岭回归 政策建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也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其中住宅是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主体,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占比不断提高。地方经济中,房地产业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它的兴衰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经济运转的好坏。然而,近几年来房地产业出现投资过度、房价非理性上涨等问题。为引导房地产市场重新回到健康、理性的发展轨道上来,我国政府近年来综合运用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行政管制等手段。做为二线城市的常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毗邻上海、苏州这样的经济大户,经济运转良好,城市发展迅速。对常州市住房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探寻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对其他城市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关于房地产消费影响因素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涉及的角度也很多。

(一)国外代表性研究

Benson等人(1999)研究了加拿大和美国间汇率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984-1994年期间,汇率上涨了10%,而柏林汉姆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则上升了7.7%。

Lu和So(1999)研究发现,出租和自住两个市场是相关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一个市场的价格信息推测另一个市场可能的变化。

Francois和Sven(2003)以英格兰和威尔士1959-2002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在商业周期中居民收入、房地产价格、以及住房交易的关系,并用计量经济模型证明了住房需求的波动是房地产交易关键驱动因素。(居民收入、房产价格)

Drtalo一Mange(2002)认为,住房消费主要受住房本身的特征、住房价格以及消费者收入的影响。

美国的丹尼斯・迪帕斯奎尔和威廉・C・惠顿著的《城市经济学与房地产市场》一书对城市地租和房地产价格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书中指出住宅的需求与住宅价格、区位关联密切,住宅价格受土地租金等的影响。

(二)国内代表性研究

陈薇薇(2005)认为:影响商品房价格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的宏观政策、区域位置、市场的供求结构、商品房本身的硬条件和软条件。

吴群、高慧琼(2006)经研究发现:供求关系是房价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房地产价格形成主要遵循非价值价格理论,生产成本只是房地产价格的构成要素,对房地产价格的作用是有限的。

温海珍、贾生华(2006)从住宅特征变量包括建筑面积、住宅年龄、朝向、装修程度、所在楼层、有无车位、自然环境、小区环境、物业管理、生活配套、教育配套、邻近大学、中心商务区的距离、交通条件、时间因素等研究。

宋勃、高波(2007)研究发现,短期而言,房地产价格上涨吸引了外资的流入;长期来说,外资的流入推动了我国住房价格的上涨。

肖建月(2005)提出了影响房地产价格的10个因素:供需因素、物理因素、环境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国际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

鲍丽香(2005)认为: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其中一般因素主要指宏观因素,区域因素包括交通、商圈、环境等,个别因素与房屋的质量、设计有关。

三、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及基本关系

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的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三大类。主体因素是指消费者本身的影响因素,包括消费者收入、储蓄、教育文化、偏好等等。客体因素是指住房本身的特征(通常是住房的区位条件、环境条件以及住房质量等);环境因素是指政策、经济、自然等其他较大范围内的影响,如:经济形势、住房政策、当地自然条件等。并可以基本得出三者间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四、常州市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为了能对影响住房消费的因素与住房最终消费结果进行一个定量化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额、恩格尔系数、家庭结构、家庭负担来描述主体因素;拟通过住房价格、住房供应面积、人均居住面积来描述客体因素;拟通过二手房市场发育程度、住房租售比、贷款利率来描述环境因素。并计划用常州市统计年鉴取得的有关历史期连续几年的经济指标作为研究数据来建立住房消费支出的数理模型。

上述各指标的数据界定情况如下: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是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的可支配收入。

(2)恩格尔系数(X2):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3)人均储蓄额(X3):是平均每人每年储蓄额。

(4)住房价格(X4):依据当年平均住房价格来计算。

(5)家庭结构(X5):本研究用历年常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中的人口数来描述。

(6)家庭负担(X6):本研究用居民家庭中平均每一就业者所负担的人数来表示,

(7)人均居住面积(X7):用常州市历年的人均居住面积来表示。

(8)二手房发育程度(X8):用各年存量房销售与增量房销售比来表示。

(9)住房租售比(X9):本研究以当年住房销售每平米平均价格与每平米年租金之比来表示。

(10)贷款利率(X10):本研究以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来表示,由于可能在某年度内有多次调息现象,就以当年度的贷款利率的一个加权平均数来代替,并所有的贷款利率以5年以上的利率为标准。

(11)住房供应面积(X11):本研究住房供应面积包括住房一级市场和住房二级市场所提供的住房供应面积之和。

(12)住房消费支出(Y):是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来。

将上述因素和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y=a+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u

其中,y为居民住房消费支出,Xi为某个影响因素,a、β为待估计参数,u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消除价格指数变动对数据的影响,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对模型中的数据事先进行价格指数的剔除。具体处理情况本文略去。在回归之前,先对11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作简单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1。从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条件下,11个自变量和住房消费支出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只是某些变量与住房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并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储蓄额、住房价格与家庭结构等两两自变量间也存在高度相关性,可以推测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说明不能运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等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处理。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选用岭回归分析方法。

岭回归是一种常用的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回归方法,是在自变量信息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上人为地加入一个非负因子k,从而使回归系数的估计稍有偏差、而估计的稳定性却可能明显提高的一种回归分析方法,它是最小二乘法的一种补充,岭回归可以修复病态矩阵,达到较好的效果。运用DPS软件程序,做收入增长率等10个自变量与居民消费支出岭回归,得到不同岭参数下各自变量的岭回归系数,见下表2:

从上图2可以知道 的取值范围为0~0.2,使所有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都能达到相对稳定。因此,选择K=0.2,计算此时的岭回归估计结果为:复决定系数R2=0.9609,模型整体拟合效果不错,此时标准化岭回归方程是:

Y=-286.4219+0.0002X1-0.0002X2+3.5249X3-0.0010X4-0.0118X5-128.8687X6+91.7791X7+9.8565X8-239.2260X9+8345.2464X10+60.5420X11

从模型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影响常州市居民住房消费支出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正影响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额、人均居住面积、二手房市场发育程度、贷款利率、住房供应面积;一类负影响有:恩格尔系数、住房价格、家庭负担、住房租售比。由于岭回归的回归系数是标准化的,其值大小具有可比性,而且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直接反应影响程度的大小。因此可以推出各影响因素对常州市居民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顺序为:贷款利率>住房租售比>家庭负担>人均居住面积>住房供应面积>二手房市场发育程度>人均储蓄额>>家庭结构>住房价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定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理论上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实证中并没有得到很明显体现,尤其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等,这充分说明相对于一般品消费住房消费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有效住房需求

虽然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住房支出消费的影响不是最强因素,但是实证分析证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有力地促成实际住房消费。恩格尔系数也是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重要因素,恩格尔系数虽然反映了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但是归根结底起来,还是与收入密切相关。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增加有效住房需求,是促进常州市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重要途径。

(二)完善住房市场发育程度,提高存量房消费

二手房发育程度是通过存量房交易与新增房交易之比表示的,实证分析表明二手房发育程度与住房消费成正向关系,说明完善住房市场发育程度,有利于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支出。住房供应结构是指在住房按参与流通的时序分为住房一级市场和住房二级市场情况下,两种市场住房在整体房源中所占比例结构。积极启动和培育住房二级市场,提高存量房交易是进一步深化常州市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居民住房消费需求,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发展和繁荣房地产市场,加快住房建设的有效途径。

(三)培育居民梯度消费观念,优化住房消费结构

住房租售比与住房消费支出之间存在负影响关系。租房市场价格越高,住房实际消费支出越多。培育居民良好的住房消费观念,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消费层次化发展,依照收入水平不同分别形成租房居住、购置二手房居住和购置新房居住几种层次,等到收入提高后再向更好的条件改善的一种梯度化消费结构。

(四)完善住房金融体系,降低住房贷款门槛

住房贷款利率对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最高,说明相关金融政策对住房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是保证居民形成有效住房需求的有力保障,特别是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更是离不开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大力实施鼓励居民购房的优惠政策,对不同收入的家庭,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切实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

参考文献:

[1]陈薇薇,商品房价格构成分析[J]. 上海房地,2005,(9)。

[2]聂学峰,刘传哲,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实证分析.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 2005.4.

[3]王晓国,刘绍育,我国房地产业冷热的实证研究. 价格理论与实践[J], 2003.11

[4]李宏瑾,徐爽. 供给刚性、市场结构与金融一一关于房价的Garey模型扩展[J]. 财经问题研究,2006

[5]吴群、高慧琼,供求关系对大都市商品住宅价格作用机理的分析中国土地科学,2006(20)

[6]宋勃、高波,国际资本流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07(3)

[7]秦迎霞,席金萍,吴润衡,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J ].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6)

[8]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产消费因素及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以江苏常州为例的研究[G]. 2009

篇3

【关键词】 第一时间 影响因素 对策 分析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速，对公安消防部队“第一时间到场”目标的实现造成了严峻的考验。笔者以厦门市为例，结合当公安消防部队实际，就如何实现“第一时间到场”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1 第一时间到场的必要性

室内火灾的发展过程可分为：火灾初起阶段、火灾发展阶段和火灾下降阶段三个阶段[1]。根据国际标准火灾曲线ISO 834可知，室内火灾发生5分钟后，室内温度将达到576℃，很有可能引起轰然，从而使火灾达到全面发展阶段。因此，火灾初起阶段是灭火最为有利的时机，公安消防部队第一时间到场就能够抓住有利时机及时灭火，有效减少和降低火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2 影响第一时间到场的因素

2.1 城市布局规划因素

2.1.1 城市消防站数量少，辖区面积大

城市消防站的布局一般应以接到出动指令后5分钟内消防队可以到达辖区边缘为原则确定。消防站的辖区面积，普通消防站最大不应大于15Km2[2]。然而，我国幅员辽阔，消防站点数量难以与之匹配，多数站点辖区面积过大，根本无法满足要求。厦门市人口较为集中的厦门岛内，有54%的消防站辖区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岛外的所有消防站辖区面积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1.2 城市规模扩张速度快，救援压力大

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消防站，虽然辖区面积基本不再变化，但仍然面临城市空间迅速扩张，辖区建筑和居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消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问题。厦门市在城市发展演化过程中，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张，占厦门岛土地面积的比例不断增加，使得厦门岛土地利用率发生剧烈变化[3]。截至2012年厦门实有人口478万，其中岛内242万，此外，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3500万。密集的人口分布，导致各类灾害事故频发，对消防力量第一时间到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道路交通因素

2.2.1 道路交通拥堵，事故频发

在城市道路建设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机动车保有量越大，道路就越拥堵。交警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厦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90万辆，百人拥车率居全国前列。主干路网整体交通负荷度达到71%，个别的道路交通负荷度达到90%。据统计，2012年厦门市仅湖里区就发生各类道路交通事故19694起，日均53.81起。大量未造成人员受伤、仅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由于当事人不采取快速事故处置措施，使得事故车辆长时间占用了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道路时空资源，甚至造成部分路段完全阻滞。此外，消防执勤车辆在拥堵路段通行时，因车身较大较长，容易与其他车辆发生刮擦等事故。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消防车辆赶赴事故现场的行车时间。

2.2.2 消防车道被占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街区内的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宽度不应小于3.5m，道路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时，其净高不应小于4m[4]。目前，厦门市停车位紧缺，每天至少有20万辆车处于无序停放状态，占用了本应用于生命救援的消防车道。此外，厦门市共有33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消防安全布局不符合要求，建设杂乱，道路狭窄，流动摊贩和违章搭建多，消防车道形同虚设。部分城市次干道行道树树枝高度离地不足4m，以及一些住宅小区私设挡车墩，禁止车辆通行。以上因素造成部分道路无法满足消防执勤车辆的通行要求，导致消防执勤车辆只能通过绕行的方式到达事故现场，错失了消防救援的黄金时间。

2.3 消防员人为因素

2.3.1 道路不熟悉

基层消防中队日常开展的辖区“六熟悉”工作，通常只局限在本中队辖区范围内，围绕本辖区内的水源道路和重点单位开展。然而，随着社会消防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需要多中队联合作战的大型灾害事故也时有发生。非责任区中队跨辖区增援作战，往往因为对其他辖区的水源道路及辖区情况不熟悉，导致耗费大量时间寻找事故准确地点，延误了战机。

2.3.2 驾驶员能力不强

随着消防部队车辆装备建设投入不断加大，超长车、超高车、挂车等各种大型特种车辆数量不断增加，对驾驶员数量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由于兵员流动性强，师资力量弱，教学条件差，消防部队内部的驾驶员培训水平与社会培训机构存在一定的差距。许多驾龄低、技术粗糙、心理素质差的驾驶员充斥在一线承担执勤车辆驾驶任务。在路况复杂、车辆拥堵路段，这些驾驶员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车时间。

2.4 其他因素

2.4.1 报警信息准确性不高

一条准确的报警信息不仅能反映事故发展的态势，更能帮助消防人员尽快到达事故地点，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然而，现实生活中，报警人往往由于慌张过度或是对地理信息不熟悉等原因无法正确表述灾害事故地址，从而延误了救援时间。

2.4.2 社会车辆让行意识差

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拥有优先路权，其他车辆应予以礼让，这是各国共通的交通规则，我国的《消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也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一些社会车辆驾驶员交通法律意识淡薄，行驶途中遇到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时，不仅不让行，反而强行穿插超越，严重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行，耽误了救援时间。

3 加强第一时间到场的措施

3.1 合理设置消防站营房库室

当前，新建的消防站大多集生活、工作、训练、学习、娱乐于一体，站点建筑面积大，营房库室数量多，建筑内部通道距离长。在改善消防官兵生活工作环境的同时，也无形中对“快速出动”的要求造成影响。因此，对于消防站内使用频率高、人员集中的库室应安排在楼层低、靠近楼梯的房间，并且对库室内的家具摆放进行合理设置，减少人员快速离开时的阻碍。总之，消防站营房库室应以方便消防员快速出动为出发点而设置，缩短闻警后的登车时间。

3.2 建立“大熟悉”理念

基层消防中队官兵在开展“六熟悉”工作时，应突破本中队辖区的局限，利用纸质地图、电子地图、导航设备等，对临近中队辖区以及可能增援的其他区域进行实地或模拟熟悉。尤其是要掌握城市内规模大、风险高、典型性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位置。一旦接到调度命令，能够迅速反应，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

3.3 一点报警，多点出动

根据厦门市地理面积小、建筑密度大、消防站点相对较多的特点，消防作战指挥中心应按照警情类型科学合理编排力量调度方案。对于报警时已见明火、有人员被困、潜在危险性高的火灾，以及发生在交通高峰期的警情，应一次性同时调度多个临近中队，多点出动，尽可能减小交通因素对“第一时间到场”目标的影响。

3.4 依托交通指挥网络实施科学调度

消防作战指挥中心与交通指挥网络建立联动共享机制，或充分利用“三台合一”综合指挥平台资源，具备实时监控交通情况、调整交通指挥信号灯的权限。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和GPS卫星定位系统实时定位消防车辆位置，了解消防车辆周边各路口的实时交通情况，通过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方式为消防车辆的快速通行提供便利。并在消防车辆驶入堵塞路段前，提供及时的行车路线调整方案。此外，灵活调整调度方案，视交通情况及时增派其他消防中队，尽可能确保有消防力量能够快速到达事故现场。

3.5 加强消防宣传和违法查处力度

全社会应就让行消防车、确保消防车道畅通等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消防意识。同时，执法部门应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对堵塞消防车道和阻碍消防执勤车辆通行的行为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从法律的高度保障消防力量第一时间到场目标的实现。

3.6 提高报警信息准确性

接警人员可将心理指导融进119接警流程，通过判断报警人的情绪，采用“绕弯子”提问法、截断对方讲话、一问一答、求助旁人等方式，最短时间内了解灾害情况，提高报警信息的准确性。此外，消防作战指挥中心可与移动通信运营商建立合作机制，通过信号基站实现对报警电话的准确定位，即使报警人一时无法说清地址，消防部门也能及时确定位置。

参考文献：

[1]李国强，蒋首超，林桂祥.钢结构抗火计算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2]建标152-2011，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

篇4

[关键词] 近端胃癌；间置空肠术；胃肠激素；营养指标

[中图分类号] R7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4（b）-0112-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jejunal interposition surgery and two common digestive tract reconstruction methods on the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otal 109 proximal stomach cancer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Inner Mongolia Bayannur City Hospital from March 2011 to September 2014 were col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proximal subtotal gastrectomy plus the jejunal interposition surgery， group A）， the control group 1 （total gastrectomy plus esophagus jejunum Roux-en-Y anastomosis， group B）， and the control group 2 （proximal subtotal gastrectomy plus the esophageal gastric remnant anastomosis， group C）. The changes of serum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gastrin （GAS）， motilin （MTL）， cholecystokinin （CCK）， somatostatin （SS）]， 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PNI）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ree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B and C， the levels of GAS， SS increased and CCK decreased in group A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MTL level （P > 0.05） in postoperative 6 months. Compared with group C， the levels of GAS， CCK decreased in group B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S， MTL levels （P > 0.05）. Compared with group B and C， the level of hemoglobin （HB） and PNI index increased in group A （P < 0.05） in postoperative 6 months.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ostoperative 6 month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group C， there were more patients with Visick Score 1 and less patients with Visick Score 2 or 3 in group A and B （P < 0.05）. Group A had less GSRS Score than that in group B and C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GSRS Score between group B and C （P > 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proximal stomach cancer who received proximal subtotal gastrectomy plus jejunal interposition surgery show quicker recovery， better nutrition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Proximal stomach cancer； Jejunal interposition surgery；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Nutritive index

胃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世界范围内，胃癌占目前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1-2]。近年来，近端胃癌在胃癌中的比例明显增加[3-5]。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残胃吻合术后反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高，因此学者们支持行全胃全切除、Roux-en-Y吻合[6-7]。但经过长期观察发现Roux-en Y吻合术后仍可能有营养不良、Roux-en Y滞留综合征等并发症[8-9]。近年来不少学者支持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以及食管残胃间间置空肠术操作比较简便，较好地解决了胃食管反流、术后体重及营养恢复较快，是近端胃癌根治术后较理想的消化道重建方法[10-12]。

本研究将分别对近端胃癌患者行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全胃切除+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术式、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残胃端侧吻合术式，对比分析三组不同术式的血清胃肠激素含量变化及营养指标、生活质量等方面之间差异，以期揭示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在近端胃癌根治性手术的优势。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1年3月～2014年9月间巴彦淖尔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收治的经电子胃镜及组织咬检病理学检查确诊的近端胃癌患者109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式不同分为三组：实验组（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组，A组）37例，男29例，女 8例，年龄38～81岁，平均（57.81±9.37）岁；对照组1（全胃切除+食管-空肠Roux-en-Y组，B组）39例，男31例，女8例，年龄39～80岁，平均（59.85±9.32）岁；对照组2（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残胃端侧吻合组，C组）33例，男26例，女7例，年龄 41～82岁，平均（60.13±10.41）岁。3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式及消化道重建术式的主要吻合方式

取上腹正中切口，行常规根治性近侧胃大部或全胃切除术。消化道重建术式的主要吻合方式有间置空肠术、食管残胃端侧吻合术、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术。

1.3 临床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1.3.1 血清胃肠激素水平、营养学指标的测定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方法对血清胃肠激素[胃泌素（GAS）、胃动素（MTL）、胆囊收缩素（CCK）、生长抑素（SS）]水平进行测定；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肝功能、血常规、血清白蛋白（ALB）、血红蛋白（HB）水平。

1.3.2 预后营养指标 测量患者术前3 d及术后6个月体重，并分别于术前3 d、术后1周及术后6个月计算预后营养指数（PNI）。计算公式：PNI=10×血清白蛋白+0.005×总淋巴细胞计数[13]。

1.3.3 术后生活质量 采用术后Visick评分、胃肠道症状评分（GSRS）对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进行评分[14-15]。评分标准：①VisickⅠ级：无症状；VisickⅡ级：偶有症状；VisickⅢ级：症状明显尚可耐受；VisickⅣ级：症状明显无法耐受；②GSRS评分：0分：无症状；1分：轻微症状；2分：中度症状；3分：严重症状。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Borrmann类型、肿瘤直径、分期及分化程度等临床参数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三组患者术前、术后不同时间的血清胃肠激素水平比较

2.2.1 三组患者术前血清胃肠激素水平比较 术前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胃肠激素水平进行测定，结果显示，术前三组患者的胃肠激素水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2.2 三组患者术后1周血清胃肠激素水平比较 术后1周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胃肠激素水平进行测定，结果显示，A组、C组患者较B组的GAS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A组与C组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指标CCK、SS、MTL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2.3 三组患者术后6个月血清胃肠激素水平比较 术后6个月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胃肠激素水平进行测定，结果显示，A组患者较B组、C组患者的GAS、SS水平升高，CCK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MTL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B组患者与C组患者比较，GAS与CCK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SS、MTL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2.3 三组患者术前、术后不同时间的血液营养学指标、PNI的比较

2.3.1 三组患者术前血液营养学指标、PNI的比较 术前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血液营养学指标[HB、ALB、总蛋白（TP）]、PNI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三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5。

2.3.2 三组患者术后1周血液营养学指标、PNI的比较 术后1周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血液营养学指标、PNI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三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6。

2.3.3 三组患者术后6个月血液营养学指标、PNI的比较 术后6个月分别对三组患者的血液营养学指标、PNI进行测定，结果显示，A组的HB、PNI较B组、C组患者升高，接近正常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7。

2.4 三组患者术后6个月生活质量评价

术后6个月分别对三组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评价，结果显示，A组及B组患者的Visick 评分为Ⅰ级的人数较C组患者显著增多，而Ⅱ～Ⅲ级人数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A组患者的GSRS评分较B组、C组患者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B组、C组患者GSR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8。

3 讨论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近年来在我国发病率、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的消化道肿瘤[16]。目前外科手术治疗仍然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但胃癌术后出现如重建消化道的吸收及排空障碍等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表明，这些不良症状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与胃切除的范围和消化道重建的术式有关。尤其是常见的食管残胃吻合术后重建方法，术后普遍存在食管反流、营养不良等症状[17-18]。为此，重建一种术后不良症状少的术式尤为重要。本研究中采用的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使得食管与残胃间间置的距离产生压力差，抵消胸腔内的部分负压，减弱胃潴留的刺激，减少胃酸的分泌，起到了缓冲作用，显著提高了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19]。

术后监测血清胃肠激素水平能够很好地反映患者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情况。本研究中，测定的血清胃肠激素有GAS、CCK、SS、MTL。GAS具有促进胃肠道的分泌功能。王冬梅等[20]研究表明，经10、100 nmol/L的GAS处理后，SGC-7901和AGS的细胞增殖率和克隆形成率高于对照组，细胞的环形、半环形VM形成数也高于对照组。这提示GAS促进胃癌细胞的体外增殖及VM的形成。CCK是一种存在于小肠粘膜的Ⅰ型分泌细胞，其水平能够间接反映胰腺外分泌功能。SS为一种负性激素，常用于评估患者术后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情况。MTL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小肠，促进胃动力且与肿瘤分化程度及进展密切相关的物质。沈艳丽等[21]的研究表明，胃癌患者血清胃肠激素（GAS、MTL）较正常对照组升高。周龙翔等[22]的研究表明，远端胃切除组、近端胃切除组及全胃切除组术后1个月SS、CCK及MTL的餐前水平较对照者均明显升高。本研究结果与其研究结论一致。这提示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较其他两种术式在术后维持血清胃肠激素恢复至正常水平具有优势。

此外，研究中营养状况评估结果表明，采用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的胃癌患者患者术后6个月时的营养状况指标均已恢复至术前水平。而接受全胃切除+食管空肠Roux-en-Y术式的患者术后6个月HB水平以及接受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残胃吻合术式的患者术后6个月HB、ALB值低于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的患者水平。这提示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能加快患者术后营养状况恢复进程。Visick评分指数和GSRS评分的结果显示，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患者的Visick评分为1级的人数较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残胃吻合术式的患者增多，且GSRS评分较降低，提示实施接受空肠间置术式，具有显著的抗反流作用及改善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23-30]。

综上所述，近端胃大部切除+间置空肠术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消化道重建方式，具有不必考虑切缘长度、术后吻合问题的优点；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正常的生理通道，得以刺激胃肠道的激素正常分泌；具有良好的抗反流作用及较高的生活质量等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偏少，后续实验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Kanat O，O'Neil B，Shahda S. Targeted therapy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a review of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J]. World J Gastrointest Oncol，2015，7（12）：401-410.

[2] Sugano K. Screening of gastric cancer in Asia [J]. 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2015，29（6）：895-905.

[3] Saito T，Kurokawa Y，Takiguchi S，et al. Current status of function-preserving surgery for gastric cancer [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4，20（46）：17297-17304.

[4] Allum WH. Optimal surgery for gastric cancer：is more always better？ [J]. Recent Results Cancer Res，2012，196（5）：215-227.

[5] 胡祥.不断提高胃癌手术消化道重建规范化水平[J].中华普外科手术学杂志：电子版，2014，8（4）：281-284.

[6] 姜杰林，柏宇，杨文斌，等.近端胃癌切除术后消化道不同重建方式对患者预后影响分析[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5，14（21）：1806-1809.

[7] 张贤坤，刘宏斌，韩晓鹏，等.两种重建方式在腹腔镜近端胃癌切除术中的对比研究[J].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15， 24（8）：1191-1194.

[8] 闫文.空肠襻空肠食管Roux-en-Y吻合术在胃癌全胃切除术后消化道重建的疗效评价[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5，9（3）：377-381.

[9] 邵岩，尹璐.P型空肠袢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和改良空肠间置代胃术在胃癌全胃切除术后的疗效评价[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5，22（6）：705-707.

[10] 蔡联明.改良空肠间置术在近端胃癌根治术中应用的临床研究[J].上海医药，2014，35（17）：48-50.

[11] 姬社青，张斌，花亚伟，等.改良空肠间置术在近端胃癌根治术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3（S1）：13-15.

[12] Kinoshita T1，Gotohda N，Kato Y，et al. Laparoscopic proximal gastrectomy with jejunal interposition for gastric cancer in the proximal third of the stomach：a retrospective comparison with open surgery [J]. Surg Endosc，2013， 27（1）：146-153.

[13] 陈永兵.胃癌手术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疗效对比[J].现代诊断与治疗，2015，26（17）：3978-3980.

[14] Memon MA，Subramanya MS，Hossain MB，et al. Laparoscopic anterior versus posterior fundoplication for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J]. World J Surg，2015，39（4）：981-996.

[15] Petereit R，Jonaitis L，Kupcinskas L，et al.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eating behavior among morbidly obese patients undergoing Roux-en-Y gastric bypass [J]. Medicina （Kaunas），2014，50（2）：118-123.

[16] Kummar S. Gastric cancer：Geographic differences in 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 [J]. Curr Probl Cancer，2015，39（6）：314.

[17] Namikawa T，Hanazaki K. Laparoscopic endoscopic cooperative surgery as a 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 for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 [J]. World J Gastrointest Endosc，2015，7（14）：1150-1156.

[18] 杨金刚.胃癌切除消化道重建手术中不同吻合技术的应用效果对比[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13）：3742-3743.

[19] 院存珍，樊晨.胃癌外科的综合治疗研究进展[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5（1）：111-116.

[20] 王冬梅，周建奖，赵艳，等.胃泌素促进胃癌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拟态形成[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13，30（8）：1662-1665.

[21] 沈艳丽，任中海.胃癌患者血清胃肠激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相关指标的变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17）：4859-4860.

[22] 周龙翔，汪昱，杨矗等.畅胃癌术后不同残胃患者胃肠激素及机体组成变化[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09， 16（4）：290-295.

[23] 张琦，徐智，陈锦飞.胃癌药物治疗进展[J].癌症进展，2014（1）：22-28.

[24] 蒋伟，王夫景，康悦.胃癌肿瘤微环境中Th17细胞的分布及临床意义[J].癌症进展，2015，13（4）：396-399.

[25] 禹健，陈世孝，何朗.原发性胃癌与胃淋巴瘤的影像学特点与鉴别诊断[J].西部医学，2014，26（9）：1211-1213.

[26] 卢精华，刘启学，孙福东.等.肿瘤大小对pT2-3N0M0期胃癌根治术患者预后的影响[J].西部医学，2015，27（4）：493-495.

[27] 王岩.胃癌D2根治术不同术式对胃癌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影响[J].中国现代医生，2015，53（10）：13-15.

[28] 李永良.腹腔镜胃癌D2根治术在进展期胃癌中的应用探讨[J].中国现代医生，2015，53（4）：26-28.

[29] 赵芬，张岩波，刘近春.胃癌患者生存质量与报告临床结局研究现状[J].中国现代医生，2015，53（32）：157-160.

篇5

[关键词]高职 创业教育 创业机会 TEEM

[作者简介]余彦蓉（1977- ），女，湖南湘潭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与市场营销；董平（1976- ），男，湖南益阳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企业管理。（广东 广州 5103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内容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1B008）、2010年度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青年专项“广州高职院校毕业生创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A167）和2010年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州市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0A1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2-0100-03

[摘要]高职院校应建立起高职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文章通过在经验学习理论基础上的“基于创造力的创业机会认知模型”，构建了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模式模型，总结出适合高职院校的“战术”创业教育模式（简称TEEM）构成要素，并以此设计相应的多层次教学内容体系，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的手段。

[关键词]高职 创业教育 创业机会 TEEM

[作者简介]余彦蓉（1977- ），女，湖南湘潭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与市场营销；董平（1976- ），男，湖南益阳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企业管理。（广东 广州 51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