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的智能化及其应用。生产力的智能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重要,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如何充分利用生产力的智能化为人类造福,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生产力智能化 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 影响

问题提出

马克思(1971)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生产力智能化能渗透到各个经济活动中,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因此,生产力智能化发展趋势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生产力智能化能够节约资源

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资源包括了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基本资源具有排它性,当所有这类资源转移到提高一种物品产量的同时,就会相应减少另一种物品的产出,这就是替代性。替代性是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在一定情况下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配置总是有一定的限度。而信息这种资源具有一种特性――共享性(严耕,1999)。不过要受到物质载体的限制,不能独立存在。网络的出现突破了这种物质载体的限制,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传递费用和搜索费用,使得人们可能有效地搜索信息,从而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经济资源。因此(有用的)信息无形地附在各种有形的经济资源成为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生产力智能化节约能源。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加大信息资源的投入,或人们智力与知识的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各种物质资源和能源的投入,并减少物质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从而转变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大量数据表明,信息网络化程度越高,物质能源的消耗就越低。

第二,生产力智能化节约人力资源。经济学家们建立经济增长模型一般采用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而资本又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得生产过程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应验了马克思(2001)关于“劳动者从生产的流程解放出来”的预言。网络经济的到来将体力劳动减少到更小的程度,脑力劳动成为人类主要的劳动形式,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脑力劳动的人员,成为社会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网络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节约作用还表现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第三,生产力智能化节约资金。网络与信息的完美结合更好地解决了社会经济活动中资金流的问题,信息代替货币以更廉价的方式传递,加快了资金的流通速度。主要体现在电子转账系统、电子货币的出现和普及上。据统计,我国每年在途资金高达300多亿元,而美国用于周转的在途资金只有5亿美元左右,仅相当于中国的13%(乌家培、纪玉山,2000)。

生产力智能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网络经济可以提高信息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相互结合的程度,增加其他生产要素的信息含量,并且使其它要素配置更加合理,从而提高生产力系统的整体素质和利用效率。信息、管理、科技等软要素起到调节配置其它要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当网络成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应用到劳动中的时候,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网络信息产品和网络信息服务可以创造GNP,在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的年增长率是传统产业的3-5倍,是国民经济增长的2倍。在1995-1999年中,美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要归功于信息产业。据日本通产省预测,其信息产业以年均13%的增长率扩大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己经成为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我国1999年信息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只占GDP的3.4%,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却已达到10%左右(张德斌,2001)。网络经济还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知识和技术的投入比重逐渐增大,物质资源投入比重逐渐降低。网络经济本质上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将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转化。

生产力智能化减弱经济的周期波动

经济周期是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波动。马克思(1975)指出:“现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是产生经济周期波动最根本的、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条件。”经济周期波动是现代工业所特有的生活过程。网络经济的直接性可以极大减弱经济的周期波动,它缩短了生产到消费之间的迂回路径,弥合了产销鸿沟,从而更好地抑制经济波动。

同时,网络时代,新技术、新知识,及其获取方式的创新速度,要远远快于传统工业技术革新的速度,导致新行业、新市场新需求不断涌现,成为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再者,在网络经济时代,信息优化了价值规律配置资源的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失灵的缺陷,也使得经济运行趋于平稳。网络的出现减少了交易的许多中间环节,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输速度和传输量,从而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幅度缩小,使经济增长的升跌幅度减小。

生产力智能化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经济结构作为社会的原生结构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并构成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即社会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生产力智能化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智能化使劳动力和资金在整个要素中的比例不断下降,技术和组织要素的比例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至少能为社会带来 30%的收益,而新机器设备等有形资本投资只能带来8%-10%的收益。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知识经济概念,实质上是突出科技和管理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提升科技和管理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

历史上,产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或调整,都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带来一系列的新产业群。科技进步,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的开拓,必然会导致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导致新产品的不断出现。随着新产品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逐渐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另一方面,生产力智能化可促使产业结构向工业化、信息化方向转变。生产力智能化刺激需求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对需求结构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生产力的智能化使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生产力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给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特别是凝聚高新技术、有很大市场潜力的新产品,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在科技,希望也在科技。通过生产力智能化,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

生产力智能化影响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不断智能化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化、合理化。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首先表现在劳动者越来越有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者正在由相对单一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变为公有、国有、个体私有、合伙、股份等多种所有制;另一方面,占有股份的人数占社会人口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次,表现在产生了人们获得生产资料的有效运行机制:由于以智能化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各种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成为一种灵活的、操作性很强的机制。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劳动者尤其是“白领”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随着“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加,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比例也会大大增加。这种多元化实际上意味着要求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平等化,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

第二,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化。突出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在生产组织内部,由于生产中操作知识和技术方面的需要,劳动者中白领阶层的比例不断扩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者逐渐失去了以往高高在上的生产指挥者的地位,而作为劳动者的白领阶层则逐渐成为生产活动的主导者,甚至成为生产的指挥者;在生产组织的结构方面,出现了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的转变,等级和层次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生产组织中原有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关系,由封闭在某一岗位中的同事关系转变为相互平等的“网络化”同事关系,由执行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命令转变为参与式的工作,由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与其他人同步转变为充分理解公司的意图和合作的知识,从而达到一种工作上的默契;在生产组织相互之间,大生产组织与小生产组织也不再是一种完全的“大鱼吃小鱼”的竞争与吞并关系,而更多地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双赢关系。

第三,产品分配更加合理化。由于生产力智能化的不断发展,产品分配不再是单一的“按资分配”或“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方式。在这种分配关系中,劳动者可以分配到更多的与劳动需要有关的消费品,有些产品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资料,如电话、电脑、汽车等,因此,也使产品分配更加合理化。

结论

综上所述,生产力智能化使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生产关系的平等化、合理化。历史经验表明,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带来了一次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新的宝贵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将使我国在信息时代再度落后。所以,抓住机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高度智能化,促进我国的繁荣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71

2.严耕.终极市场-网络经济的来临[M].北京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2001

4.乌家培主编,纪玉山等.网络经济[M].长春出版社,2000

5.张德斌等.网络金融与风险投资[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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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图书资料工作 发展趋势 应对策略

1. 经济社会图书资料工作的地位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图书馆也成为高等教育的支柱之一，因此，图书资料工作的水平与质量不仅是一所高校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更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教育素质高低的衡量标准。经济社会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使得信息技术脱颖而出，图书资料工作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不断提升的需求。

2.图书资料工作的发展趋势

2.1技术手段现代化

图书资料工作也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迎接挑战，使其自身所蕴藏的丰富知识与服务社会的活力与动力充分的体现出来。要先提升自身的建设，不被社会和历史所淘汰，就要跟上现代化的步伐，抓好管理这一关，实现图书资料工作的现代化。

经济社会，讲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传统的图书资料工作以保存古老以及现代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为主要任务，而现代的管理理念应该是将有限的资源利用起来，用流动的知识来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很显然，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应用，越来越多的行业都需要通过图书资料来获取更多超前、实用的信息。特别是传感技术和储存微缩技术出现，使得资源信息化成为主流。而对于我国而言，由于种种的原因，图书资料工作的现代化步伐缓慢，进程不顺，体系欠佳，相当一部分的图书资料工作依旧采用落后的手工模式服务。经济社会中，知识作用无可替代，要顺应时代要求，在图书资料的管理上尽快实现自动化，从图书资料的采购、编目、检索以及存储都要由计算机处理，向读者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的开发，最大限度的发挥信息资源的功能。

2.2服务职能信息化

当今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运用与信息的获得，再次两者的进行中，信息服务的作用不言而喻，地位也日趋重要。图书资料工作的开展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图书资料部门应该设立图书资源信息咨询处，确定咨询的范围，而后以宣传栏、宣传专题报道以及个别解答等方式对前来咨询的读者提供有价值、有借鉴意义的答复。

信息只有经过传递才能表现出它的价值，图书资料部门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国内外的情报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筛选评价等传递给读者，也可以根据读者的需求对个别的内容或书籍进行追踪，利用馆藏文献进行专题的索引，将资源提供给读者利用。对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文献进行数字化分类整理，节省了读者搜索资料的时间服务更人性化、便利化。

2.3人员素质高端化

读者的范围与数量不断扩大与增长的同时，需求的层次也在不断上升。未来，一个虚拟的图书资料工作的管理人员要能够按照读者的要求，从大型的专业数字图书馆中快速准确的搜索、提取出读者需求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甄别、加工、编制与此相关的杂志刊物等供给用户使用。

图书资料工作的管理人员想要适应知识与社会经济时代的要求，除了加强图书馆结构管理这一专业知识外，还要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学习计算机网络技术。传统的图书馆工作者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这是由传统工作模式所影响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在考虑就业职位的时候把图书馆工作排除在外。现如今，图书资料工作的工作人员要同时熟悉网络资源管理的应用，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机设备的维护与更新等等。

3. 图书资料工作发展的应对策略

3.1树立信息前沿意识

我国信息传媒等新媒体的发展起步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近几年的发展速度迅猛，总体并不落后于其他的发达国家，比如手机、网络等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很接近。早在2007年国家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就把数字出版技术和发展新媒体列入科技创新的重点之中。要想贯彻国家规划，首先就要树立信息前沿意识。

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化产业信息现代化也紧跟时代变迁步伐，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图书资料工作信息意识落后，管理思想保守。首先从领导层面来说，一些领导干部对本单位图书资料工作漠不关心，更别提现代化建设了，对图书资料工作的投资也是少之又少。其次，从图书资料工作者的层面来说，他们往往认为图书资料的数字化转变、现代化管理是对于几个大型的国家图书馆而言的，低层次的图书馆无所谓，只要做好日程的借阅、分类、查点等日常的工作就可以了。存在这种落后保守、不思进取意识的图书资料工作者大量存在，使得我国图书资料工作的整体数字化进程缓慢。

3.2树立协作意识

经济社会竞争意识深入人心，协作意识却很难建立，特别是真诚的协作意识。大家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比较熟悉，但对于资源共享去不怎么关心。虽然国家的呼声很高，但是能够真正实现的却只有几个大型城市而已。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地区的图书资源仅限于自身的使用，由于这种实力与经济的限制，要想建立网络平台的虚拟环境资源共享有很大的难度。

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困难就有办法，因地制宜，基础合作是解决之道。全国统筹行不通就实行地域统筹，采取基础性协作。市级、县乡级图书馆实行联合互动，资源共享以求得共同发展。这种基层的、基础的合作可以实现信息服务、人才队伍的双向共赢。这种协作关系的确立不仅是利益的双向互动，更是权利和义务的分担，若不然，合作关系很难维持。

3.3树立技能意识

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图书资料共工作的现代化技术管理已经来临，工作者不断面临着技能的挑战。已编目工作为例，传统的手工型编目转变为网络型编目，图书资料信息的传递由纸笔模式被计算机所代替，这就要求资料员掌握快速处理信息的最基本的手段。再者，网络传播大多依靠的是多媒体之间的相互转换，用户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打破作者向读者单向传播的束缚，可以进行同步的互动。这些要求都向工作者发起了挑战，因此，图书资料工作的管理人员要熟悉电脑操作技术，多了解“数字化”的相关技术，树立“技能意识”。

3.4树立服务意识

传统的图书资料工作是“以书为本”，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就难免有“重书轻人”的色彩。才此以往，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得不到发挥，继而服务意识薄弱、态度不端正，使得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浪费。图书馆的整体评价是由图书馆建筑、信息资料和图书馆员构成的，三者所占比例中，图书馆员最高。可见，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关键。对于图书资料工作来说，优秀的工作人员是首要的资源和财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意识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到图书资料工作的整体水平。因此，要树立服务意识，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无限的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全新的网络环境，全新的技术应用，全新的信息载体，全新的服务理念，图书资料工作要不断地完成角色转换的任务，工作者加强各方面的学习，充实自己，提高技能，利用信息资源解决即将遇到的问题。经济社会条件下，图书资料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已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业发展层次的重要标尺之一，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做好自我基础的工作，为图书资料工作的发展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1] 饶蕴.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创新服务[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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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区域经济发展；可适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29-08

一、引言

作为衡量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的重要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中间目标，兼具总量和结构两方面信息，不仅能反映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还能反映资金的流向和结构，是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重大探索和创新。目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在分析地区社会融资状况、正确反映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地区融资结构、区域经济特点不同，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融资规模保持什么水平对经济发展最有利，以及什么样的融资结构更合理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

二、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研究较少，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论证。

（一）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

目前多数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是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一项良好指标。如盛松成（2012、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并且我国货币政策能有效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有较大影响。刘业明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且各构成指标也会受经济发展和监管等方面的影响，即社会融资规模总指标及各分指标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金融表现。

（二）社会融资规模构成要素与经济发展

多位学者通过实证方式对社会融资规模及其构成要素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房地产价格、产业升级等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如陈素（2014）通过实证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各组成部分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关系，探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盛朝辉（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协同一致性，社会融资规模对同一区域经济体中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不同。相对于GDP、CP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言，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脉冲效应较为明显，且传导时滞较短。周宗安、王显晖（2014）研究认为，就长期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分量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生正向影响，并且直接融资量和银行表外业务融资量产生的正向影响要高于总的社会融资量和传统信贷融资量产生的影响。短期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分量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

（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

胡振、李娜（2015）研究认为，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融资的区域平衡性增强；二是融资的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三是区域融资结构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对人民币贷款依赖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较高。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均高于人民币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以江西省为例，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宏观经济指标的互动关系，并利用阀值回归模型对江西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效应关系进行了分析。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较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力度。考虑到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经济、信贷规模较大，经济金融发展既有相似也存在一定差别，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四省作为区域样本，通过实证及比较分析对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可适性进行探讨，探究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匹配区间，以对经济发展起到最优促进作用，并提出促进社会融资规模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模型分析

（一）变量及样本选取

为全面、动态地反映社会融资规模变化态势，分析比较不同区域间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性，本文以全国、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作为样本，选取融资类和经济类共8个指标作为样本数据，分析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中，融资类指标包括社会融资规模（RZGM）及其结构指标新增人民币贷款（LOAN）、表外融资（BWRZ）①、直接融资（ZJRZ）②；经济类指标包含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进出口总额（INTR）、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万得数据库，时间段为2006―2015年季度数据。为消除样本数据的季节性波动和异方差性，在实证分析之前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和取对数处理。

（二）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本部分通过对融资类和经济类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两类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全国及鲁、江、浙、粤四省融资类指标与经济类指标之间均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线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7，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发展类指标的线性相关关系较强。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线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6。

（三）序列平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1. 平稳性检验。对避免伪回归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使用协整检验方法进一步研究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 协整检验。该部分通过协整检验判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所选取的全国及省际样本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中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与经济发展类指标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分析。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指标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

（1）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互为格兰杰原因，相互产生影响；进出口总额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说明进出口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要大于社会融资规模对它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将更显著地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新增人民币贷款对主要经济类指标的影响与社会融资规模类似。

（2）表外融资对主要经济指标影响明显，表外融资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均互为格兰杰原因。

（3）直接融资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互为格兰杰原因，互相产生影响，进出口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影响直接融资。

（四）面板数据建模及结果分析

1. 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面板模型分析。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类型，Hausman Test统计量（W）是168.8266，显著性检验的P值是0.00，因此拒绝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可以将模型设置为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分变系数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不同形式，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F检验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由检验结果可见（见表2），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9921，F检验统计量值为920.67，数值足够大，并且F检验的P值为0，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说明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

（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是促进全国及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指标，其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其他指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性，其指标系数大小各有差异。

（2）社会融资规模对全国及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山东省（0.1279）、浙江省（0.1276）的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低于全国水平（0.1617），江苏（0.4581）、广东省（0.1855）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水平较低，与其他省份还有一定差距，需进一步优化结构，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次是进出口总额，再次是社会融资规模，最后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较弱的地位，表明山东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作用存在不足。

2. 社会融资规模内部融资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面板模型分析。建立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的面板模型，分析不同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由结果可见（见表3），该模型检验的调整可决系数为0.9939，F检验统计量值为7420.73，数值足够大，并且F检验的P值为0，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说明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

（1）新增人民币贷款对各地经济发展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山东省人民币贷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511），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山东省表外融资、直接融资对贷款的替代作用更为显著。

（2）表外融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作用不同，剔除检验在5%置信水平下不够显著的全国和浙江省数据看，山东和广东省的表外融资对经济发展呈现抑制作用。部分表外业务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规避表内信贷控制和监管要求，造成了资金空转，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且还会增加金融风险，甚至产生抑制作用。

（3）直接融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山东省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最低（0.0655），浙江省最高（0.1569），这与山东省整体金融体系不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不健全有关。

四、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全国及江、浙、粤的比较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同区域间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内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性。为进一步探寻差异性的原因，对各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及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一）总量特点及比较

1. 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年均增速高于人民币贷款。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从2882.4亿元增长至7599.7亿元，总体呈现较快扩张趋势，年均增长11.4%，较人民币贷款高2.5个百分点，但较GDP增速低0.98个百分点。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13.1%增长到2009年的最高值25.6%，又逐渐降低到2015年的12.1%，其中2009―2013年除2011年外，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稳定在18%以上，表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持续较强（见图1）。

图1：2006年以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与GDP的比率

单位：亿元、%

2. 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在四省中排名第三。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长11.37%，低于全国3.86个百分点，四省年均增速均低于全国③。四省中，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排名第三，较江苏和广东分别低1.33和3.67个百分点，较浙江高8.89个百分点，表明近几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主要发达省份中发展较慢；在总量上一直低于江苏、广东，自2012年开始高于浙江，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见表4）。

3. 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粤三省。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山东省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匹配性来看，2006年以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占比均低于GDP在全国的占比，其中，2007年和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10%和4.97%，低于同期山东省GDP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9.69%和9.31%）5.59和4.34个百分点，两者差距相对较大。与其他省份比较，浙江省2006―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全国占比持续高于GDP全国占比，江苏、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全国占比虽低于GDP全国占比，但差距比山东省要小。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全国及江、浙、粤三省，说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发展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的匹配性较低，社会融资规模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见表5）。

（二）融资结构特点及比较

1. 表内融资占比呈下降趋势，自2012开始占比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2015年，山东省表内融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年均增速为7.99%，低于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3.38个百分点，表内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从88.43%下降到67%，这与全国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自2012年开始，山东省表内贷款占比持续低于全国水平。与江苏、浙江、广东相比，自2008年开始，山东省表内贷款占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15年占比为67%，在四省中排名第三，仅比广东省高0.15个百分点（见图2）。

2. 表外业务自2008年开始明显扩张，2014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萎缩。山东省表外融资占比自2008年开始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008―2013年占比持续高于全国，在四省中排名第一。受监管政策和需求因素影响，2014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省表外融资持续萎缩。2015年，山东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规模仅160.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2.11%，较2013年下降37.56个百分点，分别低于全国及广东省占比1.67和4.35个百分点，但仍比江苏和浙江高7.10和15.13个百分点（见图3）。

3. 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占比首次超过全国水平。2015年，山东省企业债券净融资和股票融资合计增加1983.4 亿元，是2006年的11.7倍，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6.10%，较2006年提高20.21个百分点。从增速看，2006―2015年山东年均增速31.4%，虽比全国和广东高3.1和1.68个百分点，但比江苏和浙江低18.7和6.7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山东省直接融资占比处于较低水平，2006―2013年占比持续低于全国，在四省中，2008―2011年排名一直为第四，2012年起山东省直接融资增长较快，2012―2015年在四省中排名均为第三。2014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全国水平，2015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达到26.10%，高于全国、广东占比2.66和3.47个百分点，虽仍低于江苏、浙江1.33和6.06个百分点，但与江苏的差距较2014年缩小0.67个百分点（见图4）。

4. 其他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占比高于全国水平。投资性房地产、保险公司赔偿、小贷公司贷款等其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达到364.0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4.79%。从增速看，2006―2015年，山东省其他融资平均发展速度低于全国3.2个百分点，分别比江苏、浙江和广东高4.0、3.4和0.1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山东省其他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仅在2013年低于全国，但在四省中，2008―2014年排名持续较低， 2015年占比迅速提高，在四省中位居第一（见图5）。

综合以上分析，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较快，融资结构不断完善优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与全国及江、浙、粤三省相比，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异等因素影响，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及结构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全国及江、浙、粤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五、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门限效应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山东的促进作用仅高于浙江，弱于全国、江苏和广东；比较分析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粤三省，在融资总量及结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与其他省存在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研究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即探究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匹配区间，而门限效应模型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门限效应检验

本部分采取自抽样法来模拟F统计量的渐近分布及其临界值（运算重复1000次），检验门限效应是否存在，检验结果见表6。

从结果可见，单、双门限检验均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单、双门限检验最小残差平方和分别为13.6036和12.3618。可见，双门限检验的结果要明显优于单门限检验。这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门限，门限值分别为：[θ1=0.1729]， [θ2=0.2684]（见表7）。

（二）门限回归估计

根据已经估算出的门限值，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回归，得出双门限模型参数（见表8）。

注：TSF为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

当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低于17.29%时，经济发展系数为-1.8468，说明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低于一定值，社会融资规模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金融部门对资本的有效配置作用需要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发挥出来，金融发展水平过低对实体经济难以发挥资本溢出效应。当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例处于17.29%―26.84%之间时，经济发展系数为4.7163，此时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当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超过26.84%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此时经济发展系数下降为0.9241，说明社会融资规模高于一定值时，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此时可能导致资本“脱实向虚”，凸显金融资本的逐利性。

综上所述，只有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在契合度较高的可适区间，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为更好地发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保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均衡性，应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处于可适区间内。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持续较快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发展的可适区间相比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融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一）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提高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

前文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充分发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保持其合理增长，即社会融资规模与山东省GDP的比重在（17.29%，26.84%）的取值区间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有效。目前，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相对仍较低，仅在2009―2012年间超过17.29%。这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上还未达到经济发展所需的最优水平。目前山东省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更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应进一步加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力度，提高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

（二）进一步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山东省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小。从间接融资看，山东省表内融资增长平稳，表外融资占比高且波动大，这不仅会增加金融风险，也不利于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在四省中排名相对落后。山东省在保持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优化融资结构，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一是优化直接融资环境，优化资本市场，充分建立并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构建良好的资源配置平台；二是加大创新，着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市场，丰富企业融资市场的产品结构，推动企业债券融资能力的提升。

（三）加强金融风险监测，促进金融有效支持经济发展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对防范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变化，构建完善的风险监测框架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分重要。近年来，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表内贷款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等因素影响，山东省表外业务总量快速扩张，但2014年以来受国家先后出台的监管政策持续影响和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影响，山东省表外融资业务总量开始明显收缩，这种表外融资较大的波动，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缺乏稳定性，信贷风险增加。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监测，及时预警各融资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加强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规范金融秩序，确保金融风险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融资承载能力

实体经济是融资的承载主体，经济结构决定融资需求总量和资金配置效率。与江、浙、粤等发达省份相比，山东省经济结构仍偏重工业，基础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占比偏高，行业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经济“转调”任重道远，应更加注重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来聚集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山东省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发掘工业制造业领域内传统优势产业的潜能，通过加快促进其转型升级，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要素生产率。

注：

①表外融资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总和。

②直接融资是企业债券净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总和。

③全国及四省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行网站及四省共享交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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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德裔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实质是一个不平衡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资源和资本有限的实际情况下，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通过“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不平衡发展理论蕴涵了通过有计划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促进经济整体增长的思想，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应用于区域发展规划，并产生了两种重要观点――增长极理论与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他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佩鲁的抽象理论进行了具体化。布代维尔(J.B.boudeville)把抽象的经济空间转换为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是若干推进型企业在地域上的聚集，主张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企业，并以此为增长极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结合城市中心论，提出经济的空间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只存在一些孤立的区域性中心；第二阶段，以中心点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第三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极核向周围地区扩散，形成第二级城市；第四阶段，中心城市和第二级城市相辅相成，形成现代化的城市体系和完整的空间点轴网络系统。增长极理论在政策操作上带有强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其政策主张使城市成为所在地区的增长极，围绕城市建立区域发展规划。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以社会过程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原理。该理论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并把经济社会环境内的各种因素看成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经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衡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具有积累效果的循环方式运动，是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他把一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发达地区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是指正在扩张的产业中心地区对周围地区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储蓄的吸引所形成的地区发展向心力引起这些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并导致周围地区的衰退；扩散效应起相反方向的作用，指的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各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扩散又流向周围落后地区，从而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者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关于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过程和条件的合理阐释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并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

二、不同层级区域发展规划模式及评述

伴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我国也在学术上和实务上探索编制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后，各省、市、区先后开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并根据本地条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规划体系，各级规划形成了自身的模式和特点。

全国性的发展规划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除规划总体发展指标外，主要以部门和地区发展时序、生产力布局等为主要内容，形成了梯度推进的规划模式。如我国“七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发展区域，指出要先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逐次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具体应用实施了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发展的梯度推进模式。

省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多以点轴规划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城市或区域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省将这些城市或区域看作增长极，通过规划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

市及市级以下区域发展规划主要是中心城镇规划模式，即以区域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为规划的主要对象，通过中心城镇对周围地区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市县一级由于区域层级较低，不可能像省级发展规划的点轴模式一样多“点”开花，一般确定一个主体城镇作为中心，资源、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

总体来说，现有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规划体系和规划模式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是基本适应的，但并非十全十美，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发展目标体系和目标值的设计存在局限。由于政府体系的层级性，本级发展目标体系的主体框架多由上一级发展目标体系引申而来，体系中主要指标的目标值也多由上一级指标的目标值分解而来，但由于各区域特点的不同，这种依葫芦画瓢规划方式并非完全科学。第二，省、市、区（县）规划模式中增长极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论是省一级的点轴规划模式还是市县一级的中心城镇规划模式，其规划的核心是对增长极的选择，并且大多以城市或区域现有发展水平作为选择增长极的基础，即将当前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或区域作为增长极。但选择增长极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其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来源于经济地理位置、要素禀赋以及政策资源等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现有的发展水平并不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三，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市县一级中心城镇规划往往将城镇化与工业化结合，重视经济发展目标，忽视社会和环保目标的规划，重视工业发展和规划，忽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规划，等等。

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设计

为弥补现有区域发展规划模式的不足，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规划模式，以适用于各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一）规划模式设计的基本思路

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资源和条件确定了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之所在。因此对一个区域进行发展规划的前提是对一个地区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资源做出准确的分析评价。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说明了区域发展的优势和潜力，而现状是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的结果。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的效果如何，区域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需要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正确评价。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它们通过资源、劳动输入以及自身的功能运动，生产出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需要。评价一个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时，应从系统论的角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对这个地区的各个子系统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并综合各个系统的指数，形成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对未来进行设计，在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准确评估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技术经济、数理统计的方法，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指标的目标值，并建立发展目标体系。对照发展目标，就基础设施与生产力要素等直接影响发展目标实现的方方面面，展开定性定量分析，找准区域发展“瓶颈”制约，确定相应对策。

（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构建

根据综合评价的思路，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对策建议四个层次构建综合评价模式。框架图如图2所示：

1.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评价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某一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金、劳动力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全面了解一个区域的发展基础，确定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之所在。主要包括区位条件评价、自然条件评价、经济社会条件评价等方面。

区位条件评价包括对区域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的评价。通过自然地理位置的评价明确区域所在区位的优劣势；通过对经济地理位置的评价明确该区域的经济资源和一段时期内某些资源的突出价值。

自然条件评价包括自然地理评价和自然资源评价。其中自然地理评价主要通过对区域气象气候、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等情况的描述、评价，摸清区域生活生产的基本条件。这些因子虽然不能进行开发，并投入生产过程，但对经济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地质地貌主要影响资源和市场的可达性，气候、水文、土壤主要影响农业的生产。自然资源评价主要通过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的分析、评价，明确区域自然禀赋方面的优劣势，这些资源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差异的关键因子，其优劣和丰歉程度表现了一个区域的基础素质。对自然资源的评价一看丰度，二看可开发性，三看多项资源的配合情况。

经济社会条件评价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分析，主要包括对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设施、能源、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分析、评价，明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优势与“瓶颈”，这些环境因子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发展极为重要。

2.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发展现状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体系主要由综合指标体系、参照系以及相关技术方法有机组合而成。一套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可以科学衡量现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协调程度，集评价、分析、监测和预测多功能于一体。

参照国内外评估标准和要求，结合中国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遵循系统全面性、稳定可比性、简明科学性、灵活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从经济、社会、生态、制度四个方面，设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人口素质与科教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进步五个大类指标，构建区域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类指标。主要评价经济水平、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率、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出口额占GDP比重、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等。

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类指标。包括城镇实际失业率、每万人医生数、平均预期寿命、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话、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城乡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治安案件发生率、基尼系数。

人口素质和科教发展类指标。包括R&D占GDP比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生态环境保护类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工业“三废”处理率、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城镇绿地覆盖率及森林覆盖率、水环境质量指数、大气环境质量指数、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环境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制度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生产力，但是它影响了市场运行效率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诺斯认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根据中国发展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在制度评价中将重点放在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的评价。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以建立行政体系为中心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反映政府行政管理和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情况。在具体指标的选择时尽量选择能反映制度因素的指标来评价，这样可以避免与经济社会评价指标的重复。

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对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及政府自身产生影响，得到直观的体现。因此，对制度建设的评价可以通过以定量的方式构建与行政体制相关制度实施后的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行政体制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和完备性的定性分析来进行。

定量评价内容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机构的评价。经济制度方面，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运行环境（财税制度、信贷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等。社会制度包括：社会安全（城镇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与培训。环境制度包括：环保投入、三废处理率等。机构及能力包括：政府运行效率、中介机构发展状况。

定性评价从制度建设自身的合理性、完备性和现实性出发，对定量评价进行解释（原因）和补充（定量评价未包含的内容），关注三方面：①政策法规的完备性（制度有无）。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方面、招商引资政策、城乡统筹、民办教育制度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市场体系及管理制度、非政府组织发展等。②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如是否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与非正式制度相协调。③制度落实执行情况和制度创新情况。明确制度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度建设的方向和措施。

3.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预测

在确定具体发展目标之前，需要总体把握区域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确定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的分析评价，通过SWOT等技术手段进行要素的匹配综合，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内部条件和面临的外部环境。

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保持对应，这样即便于运用历史数据对发展目标进行预测，也便于将规划目标与现实状况比较，体现规划的效果。

综合评价体系说明了“现在是什么样”，发展目标设计了“未来会成什么样”。如何实现现实到未来的飞跃，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和各种生产要素支撑。根据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指标值，可以分析、测算实现发展目标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对比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状，计算出相应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能源等要素需求缺口和交通、城市建设、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

弥补要素缺口和打通“瓶颈”制约的载体是项目，也就是解决“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如交通运输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就应该设计交通建设项目。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中长期重大项目规划，通过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缺口分析，可以评价政府中长期重大项目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不足之处提出项目设计建议。通过项目设计，找到了区域规划走向实用性的途径，从而实现 “区域分析―区域规划―项目设计”的高度统一。

4.参照系的选取与运用

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评价还是发展目标的预测，仅仅局限于本区域进行历史分析，并不能判断区域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必须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作出更加准确的评价和预测。参照系可以选取国家或省（市）的平均水平，省内其他区域或周边区域，及国内条件相似的其他同级区域等也是选择的对象。

参照系选择和运用应该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可比性，参照系应该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近，或区位条件、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等相似的地区中选择；二是差距性，参照系中除了有代表平均水平的区域外，也要有与本区域拉开差距的区域，为目标设计提供空间；三是连贯性，选取的参照系既可以运用于现状的比较分析，评价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与预测目标实现后的综合效应比较，评价规划完成后的发展水平。通过与参照系的比较，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上发掘本区域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从而以此为基础，确定区域发展的定位。

5.区域发展规划的方法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要研究的对象是区域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所以规划应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除了定性研究外，常常应用一些模型来做定量研究，从而更简洁地揭示复杂经济过程中的本质特征，更准确地描述、评价区域发展的现状和基本趋势。

对于发展目标的预测设计主要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在收集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选取模型参数，并通过样本数据来做拟合对其结果进行检验，主要包括ARIMA模型预测、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线性回归预测、Logistic回归预测和组合预测。计量经济模型以模拟历史从已经发生的活动中找出变化规律为主要技术手段，但是并没有系统地反映经济发展各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反映各经济生产部门投入与产出之间密切的生产技术联系和经济联系，还可以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由于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复杂，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量十分巨大，在区域规划中运用的还不多。

对于发展规划，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正特征矢量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决策者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子，在各因子之间进行简单的相对重要性比较，从而得到各相关因子相对重要性的矩阵形式，然后通过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出各因子的权重值。正特征矢量法是根据区域经济规划的实际背景，把正特征矢量法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给出一类区域经济网络模型，并提出一种寻求有效解的Pareto最优算法。系统动力学方法是一种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仿真技术为手段的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定量方法。系统动力学模型本质上是具时滞的一阶微分方程组，其特点是强调结构的描述，处理具有非线性和时变现象的系统问题，能对经济社会系统进行长期、动态、战略性的定量仿真分析与研究。

四、完善政府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规划的作用，着手编制从经济社会发展到专项领域各个层级的规划，但由于政府规划模式自身的特点，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规划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1.发展目标的设计要以区域发展条件为基础

在政府主导的规划中，发展目标多数来源于上级规划目标的分解和政府的需要，带有很多主观性和指令性的成分。虽然政府能够对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是多方面的条件和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以及能源、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经济社会资源存在着客观的可开发利用能力和承载能力，这种承载力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发展目标的设计一定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尊重客观条件，尊重客观规律。

2.发展规划要注重要素瓶颈的分析

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为基础规划设计的发展目标，是经济社会各要素综合效用的结果，但要素的配置在各个区域并不是均衡的，必然存在部分要素的现有供给与实现发展目标的需求之间的缺口。这些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很可能因为“短板效应”，成为制约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政府区域发展规划中要注重对要素“瓶颈”的分析，对短缺要素的种类、数量做出科学的预测，从而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和项目策划，增加这些要素的供给，打通“瓶颈”要素的制约。

3.发展规划要注重制度建设的规划

制度对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剂和助推力。政府是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者和投资者，是区域发展的领导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与创新主体，担负着区域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的重任。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对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及政府自身产生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要注重对制度建设的规划，尤其要注意政府对中央和上级政策的落实，对本地相关制度的创设、实施与调整，对自身良好、高效机制的构建。要将制度建设规划纳入规划的范围，作为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4.发展规划要注重区域协作与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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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社会；大幅提升；采取的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2016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原州区人民政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脱贫攻坚为统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转作风各项工作，全区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局面。2016年下半年，原州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区委的决策部署，针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财政收入困难等问题，坚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切实巩固我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一、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预计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8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8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1.5倍、1.3倍、2.3倍和1.5倍。

1.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高标准建成4个万亩、6个千亩示范基地，带动全区种植蔬菜26万亩，通过农超对接、冷链保鲜、设立外销窗口等措施，产品打进广州、成都、香港及中东等国内外市场。建成西北最大的马铃薯脱毒繁育中心，原原种年生产能力达到1亿粒，马铃薯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趋于完善。培育发展规模养殖园区56个、养殖专业村123个，多年生牧草留床面积65万亩，全区牛、羊饲养量分别达到22万头、83万只，牧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20%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全区流转土地总面积29万亩，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分别达到469家和72家。预计2016年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14.1亿元，较2012年增长31%。

2.工业经济稳步增长

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支持力度，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依托清水河和圆德两个省级园区，先后引进招商项目105个，投资103亿元，25家企业跻身规上企业，打造了“亚雪”“金糜子”“庆原春”等一批宁夏著名商标，入园企业累计达到116家，实现产值17亿元。预计2016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6.4亿元，是2012年的1.3倍。

3.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高起点规划发展全域旅游，加大旅游硬件设施投入，须弥山景区晋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4A级旅游景区，着力打造沈家河水库湿地公园、姚磨休闲生态观光农业园等旅游重点工程。引进红宝宾馆、新华百货等大型企业9家，石嘴山银行、津汇银行落户我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建成1个县级、11个乡级、140个村级电商服务中心（站），扶持润农电子商务等40家电商企业线上运行。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三营物流市场基本建成。预计2016年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9.6亿元，是2012年的1.5倍。

二、采取的措施

1.加快推进扶贫攻坚，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认真落实“1+21+153”脱贫规划，着力抓好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确保全面完成28个整村推进村脱贫“销号”，全年减少贫困人口2.4万人的重要任务。

2.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效

紧盯国家和自治区政策导向与资金投向，大力发展新型工业，优化投资置业环境，狠抓项目引进、落地建设、投a达效。不断健全城乡流通网络，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和新兴服务业，全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提速。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力促马铃薯、冷凉蔬菜、草畜等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3.以统筹发展为导向，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坚持政府投入与社会投资互补、基础设施改造与产业培育同步推进，建设三营、黄铎堡2个小城镇和张易大店、开城和泉、彭堡姚磨3个美丽村庄，进一步提升小城镇和中心村的辐射带动功能。强化“市区共建共管”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4.重民生抓统筹，确保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全面落实民生计划，扎实推进创业带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好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提高卫计服务质量，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全面推行“134”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模式，促进我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5.坚持改革发展，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全面落实“两个清单”制度，推行“一门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服务机制，打造“两优”发展环境。创新投融资体制，建立规范的政府融资平台，通过争取中央专项基金、债券、PPP等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化养老服务等，激活民间投资，最大限度满足融资需求。落实去杠杆政策，试点开展“三权”抵押业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农村综合改革，在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基础上，依法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扩大农村土地股权分红、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改革试点范围，完成供销社改革、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积极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现代农庄等市场经营主体，探索土地托管、代耕代收等方式，盘活农村撂荒土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进一步理顺市、区共建共管体制和卫生、旅游、工业园区等管理体制。

6.加快产业升级为脱贫攻坚和同步小康提供物质支撑

按照“做精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的发展思路，紧密结合固原市“3+x”产业发展模式和原州区现有产业基础，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增量，优化存量，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以生态高效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特色产业体系，抓好项目建设，增加有效投资，助推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全面提升全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