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博弈本质精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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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物流金融；质押；违约风险；博弈

一、文献综述

风险控制方面，梁虹龙，欧俊松指出物流金融是物流企业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同时直接利用信贷额度向企业提供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上海大学储雪俭提出目前我国物流金融信贷风险防范的主要难点，认为风险防范与控制是主要问题。冷丽莲详尽阐述了商业银行应该如何规避和防范风险，实现商业银行和物流企业的双赢。陈祥锋主要对物流金融的业务风险和法律风险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防范策略。

博弈论视角下，唐少麟，乔婷婷用博弈方法论证了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加以有效控制。储雪俭同时基于委托框架和交易费用的视角对物流金融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物流金融业务顺利开展。杨欢欢运用博弈论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分析，反映各参与方深层博弈关系，实现对该风险的有效控制。

二、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

文章以存货质押融资模式为例，分析银行，物流企业，融资企业三方的博弈关系。

（一）基本概念

（1）存货质押融资是对具体货物进行质押。生产供应链上，“零库存”是供应链企业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提高供应链运行效率的关键。实际运行中，库存占用资金往往使融资企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困境。存货质押融资下，物流企业代替金融机构监管货物，贷款期限满，融资企业按时归还贷款，质押货物返还给融资企业。

（2）博弈即参与各方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按照先后顺序，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实施，最终获得相应得益的过程。

（二）基本假设

（1）本文从静态博弈角度分析三个参与主体：银行、物流企业和融资企业，三者都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一次博弈后，银行对融资企业建立信用评级，如果再次出现双方博弈时，理性的银行不会再贷给信用评级较低的融资企业。因此本文建立的是静态一次博弈模型。

（2）融资企业向银行借款，承诺一年偿还本息，并将存货质押在银行指定的物流企业进行监管保存，待融资企业偿还银行本息，收回存货质押物。

假设银行贷款利率为r，存货现销价格P0，质押的存货总量为W0，存货价值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为t，则融资企业贷款总额为V=tP0W0。

（3）银行对物流企业监督成本C1，对融资企业的监督成本为C2，物流企业进行存货质押评估，向融资企业收取的费用为R1，，对存货的保存监管收取费用R2。融资企业将贷款进行投资时获得的除去贷款本息后的收益为R3。若融资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收益为R4，成功的概率为p，若投资失败，融资企业收益为0，同时也损失全部贷款，存货质押物将归银行所有，偿还贷款。

（4）存货一年后市场公允价值为P1，库存中的正常损失率为P损。如果物流企业想获得非法收入，选择和融资企业合作，提供虚假信息欺骗银行，付出的掩饰成本分别为C3和C4，获得非法收益分别是R5和R6。

（三）三方博弈

（1）物流企业不与融资企业和银行合作，且银行不对二者进行监督。

融资企业获得贷款后，到期偿还银行本息，物流企业得到融资企业支付的存货评估费和监管费，三方都实现了预期收益。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银行不监督融资企业和物流企业，三方都没有合作的情形，但博弈各方都获得了理想收益。

（2）物流企业与银行合作，向银行提供关于融资企业的真实信息。

a.由于物流企业与银行合作，银行不需要对其付出监督成本，只要对融资企业进行监督，成本C2，在银行监督下，融资企业获得正常收益R3 ，支付矩阵：

b.在物流企业与银行合作的情况下，若银行不对融资企业进行监督，此时融资企业有三种可选策略。

第一：融资企业投资于贷款约定项目，银行无监督成本，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三方都获得了理想收益，银行应保证在不监督的情况下，融资企业遵守贷款约定，没有违约行为。

第二：融资企业背离贷款约定，投资高风险项目，若投资成功的概率为p，融资企业收益PR4。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融资企业为了利益，投资高风险项目，一旦投资失败，潜在经营风险转变为信用风险。

第三：融资企业投资高风险项目失败，质押存货补偿银行贷款损失。存货一年后变现公允价值为P1，存货损失率P损。物流企业则得不到融资企业支付的监管费用。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融资企业投资失败，银行只能依靠拍卖存货变现弥补损失，存货变现一般采用公允价值。

（3）物流企业与融资企业合作，向银行提供虚假情况，物流企业保管质物只能获得较少收益，因此可能向银行提供虚假数据，导致银行面临较大的风险。银行策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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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的微观因素,公众理性预期行为必然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成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预期因子的参与下成为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货币政策的最终成效被拟合成一个精炼均衡，而预期的多重性使其可能发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要使预期造福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对之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

预期；货币政策；博弈

一、引言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影响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下降周期，为了应对宏观经济下滑，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无疑对稳定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振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减轻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重点分析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关于预期在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由瑞典学派发现，并最早在经济学层面上提出预期这一开拓性概念，他们认为对价格等变量的预期是企业家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机制的不完美性，不但预料之中的货币政策对产业和经济周期有影响，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对总产出的影响更大；凯恩斯主义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总产出；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公众根据过去的预测误差调整当期预测，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在理性预期、信息充分和市场完善的假设条件下论证了“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即公众能够预期到货币政策实施及其效果货币政策规则不影响实际产出。

二、预期的存在性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

事实上，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最终发挥效用要经过若干个时滞，在这一系列时滞过程中贯穿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虽然不同的货币经济学流派会对其传导机制有不同的理论见解，但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过程是客观的，预期在传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货币经济学派的理论都隐性或显性地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预期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本文认为，正是由于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性才使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完全或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因为公众预期的存在使货币当局与代表性公众的决策顺序发生变化，无预期的货币政策模型必然是一个政府先行的动态博弈（在博弈树中，由于当局先行，代表性公众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而有预期的策币政策模型是一个公众先行的动态模型（在博弈树中，由于代表性公众先行，货币当局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所以此时货币当局做决策时不得不把公众的预期行为考虑进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函数或反应对应。根据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供的一个货币政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政府在给定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会存在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他们的模型分析得出帕累托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率组合是动态不一致的，政府没有积极性坚持这一组合，而最终的动态一致性组合却是次优的。所以在这里，本文认为，由于预期的重要性，结构类似的货币政策博弈要长期化，政府要重视自己的声誉，言行一致，使公众形成“好”的预期，这样才能走出次优困境，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精炼均衡结果。鉴于预期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的重要性，以下给出一个简单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博弈分析模型。

三、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效应的博弈均衡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方松（2004）设定模型推导了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在模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集包括零货币增长率与正货币增长率两个战略；公众的决策集包括预期通货膨胀率为负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两种战略并根据不同战略做出不同的市场行为；事实上，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正货币增长率战略严格优于负货币增长率战略，故其选择正货币增长率为其最优策略；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公众迅速认识到中央银行会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故其必然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作为其行动基础以使其效用最大化；该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是中央银行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公众选择正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均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而真实产出不变。这一模型说明，当货币当局的行为精确无误地被公众预期到时，货币政策并不能增加实际产出，而是完全转化为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强大的威力，预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加以引导，使其成为造福经济的工具，而不能使之随波主流，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当然这一分析结果是由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上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做出的，而实际经济体系复杂的多，更加适合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去拟合，而且现实的预期不会是理性预期，放松的假设是适应性预期，代表性公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期。但这些对模型的修正和完善都不会否认预期的重要性，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相关分析由黄有光(Ng,1986)给出，他在其原创理论综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提及到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五种境况，其中提及到的一种是宏观经济的“预期奇境”，核心思想是代表性公众预期产出物价组合向量是多少，那实值的产出物价向量就会是多少，也就是说是代表性公众的预期，而不是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因子决定了宏观经济均衡。这同样说明，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四、货币政策预期的多重性

模型已简单的拟合了预期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预期因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因子的独特性质，这就是其对每个实值金融经济学变量都会有一个预期值。实际利率对应其预期利率、实际货币余额对应其预期货币余额、实际汇率对应其预期汇率等等。所以预期因子在金融领域起着既重要又广泛的影响。预期在金融领域具有权重性和广泛性两重性质。此外，隐含在预期背后的是动机，是一个经济利益驱动机制，有什么样的预期也就有对应的行为动机。公众总是根据其对宏观经济因子的预期做成本收益分析，动态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在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中保证自己的最大可得支付。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预期在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下每个参与方都试图使自己支付最大化，但最终的均衡可能是次优的，而非帕累托最优的。预期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具体看如何引导和利用。

五、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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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描述

出口产品供应链中的制造商和供应商通常会签订一个短期的买卖合同，供应商提供生产产品的原料，制造商将原料加工成商品。出口产品制造商在得到供应商的原料时首先要检测原料的质量，检测结果合格后才会继续使用。出口产品供应商的生产设备以及生产计划都会影响到原料的合格率。本文中用Ps和Pr分别表示供应商所提供原材料的合格率和供应商的检测水平，Pd表示供应商延迟交货的概率。Cs=fPs表示供应商的质量控制成本，Cr=fPr表示制造商的检测成本，Cd=fPd表示延迟控制成本。1表示供应商提供的原料出现问题时，制造商可向其索取的单位损失赔偿。ω2表示供应商延迟交货时，供应商赔付给制造商的单位损失赔偿。T表示由于退货造成的制造商的损失，νb表示次品和退货商品的售价。通常情况下，产品的售价和质量会影响市场对此产品的需求量。由于制造商的检测水平和原材料的合格率共同影响了市场中该产品的需求量，因此本文不考虑价格的影响，市场价即为零售价。图1为出口产品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假设出口产品供应商和制造商已经签订好了短期合约，并且为了避免对方有投机行为，相互隐瞒了自身的信息。出口产品供应商向制造商隐瞒了交货延迟率和质量合格率；制造商向供应商隐瞒了原料检测水平。因此，本文选择动态博弈的方法，分析了面对非对称风险时，制造商和供应商为获得最大利益做出的决策，并且对灵敏度也做了相应的分析。

2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2.1出口产品供应链运作决策模型建立根据上述问题的描述，出口产品供应链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准时交货但内部损失、延迟交货并且内部损失、准时交货但外部损失、延迟交货且外部损失、延迟交货但无质量问题、准时交货无质量问题。各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如表1所示。出口产品的市场需求d是供应商原料合格率以及制造商检测水平的函数，因此出口产品市场需求可以表示为d=dPr,Psff。当出口产品供应商提供的有原材料全部合格时Psf=1f，制造商生产出的出口产品就全部是良品。

2.2出口产品供应链运作决策模型求解和分析在出口产品供应链运作决策模型中，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一个二级供应链决策模型，采用动态博弈论的方法对一个周期的博弈分析，其中一个博弈的周期分为三个阶段[5]。下面分别对每个博弈过程的博弈过程进行求解。（1）供应商和制造商博弈的第三个阶段。用Pr*表示出口产品供应商的最佳检测水平。将Pr*,Pd,Ps带入出口产品制造商的利润模型公式。

3应用实例

盼盼防盗门一直以来都秉承着品质优先，服务为辅的手段，让旗下的产品销量不断上涨，赢得广泛好评。随着质量的提升和海外市场的开拓，盼盼集团针对海外市场需求生产了大批防盗门，成为我国最大的防盗门出口贸易企业。在盼盼出口型防盗门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各个参数设置如表4所示。在盼盼防盗门的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博弈过程中的第三阶段，由公式（3）可以求得制造商的最优检测水平。图2（a）为制造商的最优检测水平和运输服务质量Pd、供应商原材料的合格率Ps之间的关系。图2（b）为盼盼防盗门制造商的最大利润与运输服务质量Pd、供应商原材料的合格率Ps之间的关系。制造商的最优检测水平Pr*随着供应商原材料的合格率Ps的增加呈现降低的趋势，运输服务质量Pd随着供应商原材料的合格率Ps的提高而增加。也就是说某出口产品供应商的运输质量和产品质量与制造商的最优检测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制造商的最优检测水平随着盼盼防盗门的质量水平的增加而减小。制造商与供应商博弈的第二阶段，将第三阶段求得的Pr*Ps,Pd带入公式（4）中，得到供应商利润变化规律，图3为盼盼防盗门供应商获得的利润与供应商的质量水平之间的关系，盼盼防盗门供应商获得的利润随着供应商原材料的合格率Ps的增加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制造商与供应商博弈的第一阶段中，将第二阶段求得的最优产品质量水平和运输服务质量水平带入公式（5），求得盼盼防盗门制造商的利润变化规律。图4为博弈第一阶段制造商利润变化曲线。由图4可知，随着制造商检测水平的增加，制造商的利润先升高后降低，在检测水平为0.965时，制造商获得最大利润为5.384×105。盼盼防盗门供应商的，Ps**=0.94,Pd**=0.09，此时供应商的利润为3.101×105。当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盼盼防盗门的制造商，而非供应商时，供应商的信息为制造商所了解，而供应商则不了解制造商的检测水平等私有信息，因此，供应商会选择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原材料合格率以及交货延迟概率。供应商的选择会同时对制造商和供应商所做的决策造成影响，同时会影响产品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利润。表5为盼盼防盗门的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利润与检测水平之间的关系。由表5可知，在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的合格率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制造商检测水平的增加，供应商的利润呈现增长的趋势。第10组数据中，盼盼防盗门的供应商获得的利润是3.604×105，按博弈策略取得的最优值为3.101×105，即供应商获得的利润比最优值大；盼盼防盗门的制造商获得的利润是4.551×105，按博弈策略取得的最优值为5.384×105，即制造商获得的利润比最优值小。在制造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制造商会采取是自己获得最大利润的方案，并且制造商是能发现到供应商做出的政策上的调整，适时作出相应的决策，但是盼盼防盗门供应商按照博弈方法确定的利润值肯定大于改变策略后获得的利润值。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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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篇5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通货膨胀；政府调控；博弈论

一、引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也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大学生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群体，是我国社会的生力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然而在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失业现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在经济学当中，菲利普斯曲线是描述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经济数学模型，该曲线表明：一方面，失业的减小会推动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失业率的上升虽然会拉低通货预期，但是会造成社会的不安与恐惧情绪。从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在保障就业、调控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在调节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手段，在就业率通胀率之间进行平衡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因而可以将政府的决策转变为一个双人博弈的模型，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就政府在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进行博弈分析。

二、促进就业与调控通胀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的主体与形式

如前文所述，博弈主体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博弈中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政府控制通胀可以采取抑制需求和调控成本的策略进行调控，因为就通货膨胀而言，实质是国民经济过热；而政府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则可以采取拉动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策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就构成了政府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拉动需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热，从而产生通过膨胀；因此，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社会需求，从而对产品造成冲击，提高了失业率。政府在促进就业和调控通胀方面就是这样一种两难的博弈形式，选择不同的策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博弈的转换

由于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博弈模型，因此需要对博弈模型进行转化，演变成能够反应实际问题的模型。本文可以设定两个博弈方，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博弈分析说明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国不同经济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任务。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效率”是最重要的选择，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富裕起来；而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则要更加注重质量，社会总的经济任务则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也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政府需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保障社会稳定，实现人民的生活富裕。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促进就和和调控通胀的政策决策中选择不同的政策。本文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分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分别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博弈偏好。

三、三阶段的博弈分析

（一）初级阶段：重视经济发展效率

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尚且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求。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是政府的追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总量和水平都低，人民尚未达到温饱阶段，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此时，政府最为紧迫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拉动。1978～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99214.6亿元。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效率第一”的热潮，连国家政策也提出要保证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我国政府在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货膨胀调控上表现出积极地态势。这是因为大学生就业会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总量上升，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目标。而这一个策略，正推动了我国历年处于高通胀预期的阶段，财富贬值很严重，实质的经济效益并不突出。表1给出不同政策选择情况下的政府最终得益。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总量。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因为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总量会现实政府政绩以及推动执政者晋升。因此在进行政策选择中会倾向于选择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

经济问题的出现。在政府进行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时，经济社会呈现一片繁荣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急速上升，另一方面却是高就业率。但是“繁荣”经济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唯GDP论”导致的环境问题、经济泡沫，以及社会消费领域的虚假繁荣、收入的缩水。但虽然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威胁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采取这些策略是最佳的，也即“纳什均衡”。

（二）上升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在经济发展经过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绩，但是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的高效率政策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在第二阶段，政府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原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因此政府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经济任务不是推动经济特快发展，而是在保证经济最大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也即我国政策定义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升阶段，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和通货膨胀上要进行一定的政策权衡。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因此需要通过促进就业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的通胀预期；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抑制通胀，更加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个阶段，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就要推动就业，一方面则要维持低通胀。而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变缓，社会的就业压力大，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益较好。我国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相对以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随着最近几年扩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政策选择则是高就业调控与高通胀调控并存，但是所谓的高并不是特别高，而是相对处于一个较好的阶段，且两者的调控力度类似。在这个阶段，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益较高。且此时政府处于一个积极调控的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较多干预。

（三）成熟阶段：自由市场的调控

在社会经济发展经过了较为平稳的时期，取得了更大的经济成就，此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成熟阶段。而成熟阶段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干预较少，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控。国民经济在这一个阶段处于一个较为完整阶段，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社会法律也是完善的，可以很好地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的干预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过多干预会扰乱经济发展秩序。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调控转为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阶段。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热，处于高就业阶段，通货膨胀的预期较大；市场机制会在此进行调节，压低通胀预期，从来拉动了大学生就业率，造成高就业压力；在高就业的压力下，市场机制再一次进行调节，促进消费，拉动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又形成了较高的通胀预期；在无数次的均衡调节下，市场机制会将通胀与就业推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也即帕累托均衡。正是良好的社会市场机制，政府的调控会逐步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也会下降。那么在这一阶段的政府最佳策略选择是“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状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不同大学生就业与通胀调控政策选择。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政府会采取较为激进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此时的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存在着很大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而采取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原因是在这阶段政府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效益，同时也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到的第三阶段，也即经济的成熟阶段，此时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较为成熟，经济发展更多地以来市场来进行调控，政府干预较少，此时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

（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了关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对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胀预期调控的不同政策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证经济发展效益，适当减少政府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在2000年前夕就实现了第二阶段，达到了局部小康水平。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需要从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和资源要素拉动到知识资本拉动转变。同时我国就业市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日趋增加。与以往“孔雀东南飞”不同的是，我国就业人口流动呈现回流的趋势，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限制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小城镇的兴起则成为了我国大学生进行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新天地，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均衡。在这一个背景下，我国政府需要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引导，创造就业机会，分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要更加依赖于市场，通过市场的调控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下，我国将逐步实现较高水平、较高效益的经济发展以及较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不但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也缓解了由失业引起的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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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功成.大学生就业难与政府的政策取向[J].中国劳动，2006（04）.

篇6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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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供应链；生产营销策略1产量与定价博弈论供应链模型

博弈论事实上属于应用数学的分支学科，又叫对策论。目前很多经济学问题都用博弈论知识进行分析，下面是一个有关供应链生产营销策略运用博弈论研究的实例。

1.1模型的假设

一般的日常用品都属于消耗品，这类商品的共性是生产周期短，需求量大。

现在假设：

1)组成模型的是短周期产品市场中一个垄断的分销商和制造商。

2)假设供应商拥有无限的生产能力,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常数并与买家购买的时间点独立。

3)为了方便计算, 假定供应商边际成本为零，并且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线性的。

4)某时刻内顾客购买某商品的数量满足系数为的泊松分布。

5)公式p(qT)=a-qT中系数α的随机扰动会使均衡产品需求量也发生成比例的扰动。在本文中，因假设需求曲线的斜率为-1，所以随机系数和均衡产品需求量满足了相同的泊松分布。

6)市场需求不确定的时候是第一时间点，此时市场需求函数中的系数满足特定的概率分布；销售期开始时是第二时间点，此时市场需求量已经明确，市场需求函数中的α已经确定并且可以被观察到。

1.2模型的构成

由上述假设，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如下，其中，供应商决策变量包括：预测订货价格，就是发生在第一时间点的订货价格Cα；市场价格Cp，就是第二时间点时，根据明确的市场需求所定的订货价格，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为决策目标。分销商决策变量包括：预先订货量q1，后来订货量q2，分销商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

在分销商只允许一次订货的情况下，我们有

1)预测订货：此时q2=0且q1＞0，博弈树的决策顺序如下：首先是自然决定α的概率分布；然后制造商预测订货的产品单价Ca；分销商决定购买量q1。两企业的利润表达式如下：

E[πq1(q1)]=∫∞a=0(a-q1-ca)q1f(a)da=-q21+q1(λt-Ca);

E[πC1(C1)]∫∞a=0Caq*1f(a)da=12(λt-Ca)Ca;

根据逆向归纳法可以求得，泊松分布的均方差之比σμ=1λt=k，它代表了概率分布的稀疏程度。将k代入上述的最优结果中，可以得到

最优分销商购买量为q*1=1-Cak2k2

最优制造商要价为C*1=12k2

制造商最优利润为E*(πC1)=18k4

分销商最有利润为E*(πC2)=116k4。

从结果看，当达到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时，制造商的利润是分销商的两倍，大小与最终产品的概率分布的稀疏程度有关。当增大时，将导致利润明显地变小。

2)延时订货：此时q1=0，q2＞0，两企业的利润表达式如下：

分销商获得的期望利润为E[πq2(q2)]=(a-q2-Cp-θ)q2，

制造商利润 E[πCp(Cp)]=∫∞a=0(Cpq*2+θq22)f(a)da=0.5(Cp+θ)(λt-Cp-θ)

同理可得，最优订货量和产品延迟订货单价q*2=12(a-Cp-θ)，C*p=12(λt-2θ)。代入k得：

制造商利润E[πCp(Cp)]=∫∞a=0=∫∞a=0(Cpq*2+θq*2)f(a)da=0.5(Cp+θ)1k2-Cp-θ

最优订货量和产品延迟订货单价q*2=12(a-Cp-θ)，C*p=121k2-2θ。

制造商最优利润E*[πp1]=18k4，

分销商最优利润E*[πp2]=14k21+14k2。

在本模型中，制造商的应急能力和制造提前期的问题并没有作考虑，因此比较延迟订货和预测订货，会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制造商收取费用作为对延迟订货的惩罚，这使得订货量变少了，但是它也使得订货单价降低，分销商获得了收益，均衡的结果就是供应链的总利润提升了。

2模型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一些假设条件存在的，上述结论也不例外。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就如上述供应商的生产能力无限等假设是不存在，从而试着分析抛开前提假设的结论是否存在。

2.1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厂商的议价博弈

要在下游生产商和上游供应商的总利润为的情况下，对其总利润平均分配。对此非合作博弈我们可以从议价博弈树来看。有限的市场利润的情况下，较强的议价能力往往意味着较大的利润占有额。即为上策均衡，理想的状态下，双方势力相当，可以平均分配市场利润。但现实中议价能力往往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对其产生制约，如采购经费、原材料成本的升降等，不是主观上能决定的。然而客观因素制约了下游生产商议价能力。反过来假如上游供应商具有垄断性，那么下游供应商将处于弱势，现实情况下，存在竞争的的上游供应商，如果自身议价能力过于强势，下游厂商在未能达到理想价格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供应商，这样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损失，从而，此竞争导致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受到了制约，因此双方都不能严格占有势力地位，不管强弱都不会有哪个突出。然而这二者的议价能力是均衡的。因此这里的议价能力均衡是满足了模型中的条件的。

2.2进入性威胁博弈

由上述论述可知，如果下游制造商生产某一种原材料已知的商品，而此商品可以从上游的各个原材料供应商处获得，加行存在竞争的上游供应商，致使原材料价格趋向相同，从而该下游制造商就可以把所有的上游供应假设为一个有垄断地位的单一生产商，本文之前论述的模型制定自己的订货策略可以有效实现。同理可得，上游厂商也可以认为所有的下游生产商可以被看做一个垄断的单一体，从而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

由以上论述可得，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生产商之间存在相对垄断地位，完全符合模型中的假设。

参考文献

[1]汪波，杨天剑，赵艳彬.随机需求下的产量与定价博弈论供应链模型［J］， 工业工程，2004，06:33-36

[2]王沙沙， 基于博弈论的省内民营种业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09

[3]杨康， 基于博弈论的供应链库存优化策略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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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验检疫 博弈论 电子监管 绿色壁垒

一、运用博弈论研究检验检疫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

中国的检验检疫工作在新中国发展中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伴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壮大，外向经济的发展，检验检疫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检验检疫相关法律制度，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其他法规、条例等。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有着目的性极强的立法宗旨，内容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护国家安全”。在检验检疫工作实施过程中，将涉及到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人之间、检验方和被检验方之间等各方面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检验检疫是以国与国之间（包括与港澳台地区）的商品交换为前提，有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才有检验检疫工作的存在；其二，在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表现为货物贸易关系时，检验检疫工作是体现国家利益的管理行为；其三，检验检疫工作是涉及国际经济贸易的活动，需要遵循国家参加的国际条例、协定中确定的规则，就是说无论立法还是执法都是有章可循的；其四，检验检疫工作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在完整的法律体系下，将检验检疫的对象、体制、标准程序、方法确定下来，作为检验检疫工作的依据。正因为有这些关系各方的存在、规则的存在、应对策略的存在、贸易结果的存在，使博弈理论在检验检疫工作中有着极大的施展空间；也正因为检验检疫工作在国家安全，尤其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凸现出研究其中博弈问题的重要性。

二、博弈论的定义与分类

博弈有一个非技术性的定义，就是：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1、规则。规定游戏的参加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按怎样的次序做，什么时候结束游戏和一旦参加者犯规将受怎样的处罚等。

2、结果。如一方赢，一方输，平局或参加者各有所得等，而且结果常能用正或负的数值来表示，或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折算成数值。

3、策略。策略至关重要，游戏者不同的策略选择常会带来不同的游戏结果。

4、利益。策略和利益有相互依存性，即每个游戏者所得结果的好坏，不仅取决自身的策略选择，也取决于其它参加者的策略选择。

博弈的定义有以下内容：博弈的参加者（Players），通常被称为博弈方；各博弈方各自可选择的全部策略（Strategies）或行为（Actions）的集合；博弈的次序（Orders），次序不同一般就是不同的博弈，即使博弈的其他方面都相同；博弈方的得益（Payoffs）。博弈中的哪些可能结果的量化数值，称为各博弈方在相应情况下的“得益”。规定一个博弈必须对得益作出规定，得益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它们是分析博弈模型的标准和基础。

以上四个方面是定义一个博弈时必须首先设定的，确立了上述四个方面就确定了一个博弈。

博弈的结构和分类是多方面的。其实博弈结构每个方面的特征都可以作为博弈分类的依据。如根据博弈方的数量，可分为单人博弈、两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博弈方策略的数量，可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根据得益情况，可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及变和博弈；根据博弈过程，可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根据信息结构，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以及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最后，还可以根据博弈方的理性和行为逻辑差别，分为完全理性博弈和有限理性博弈，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当然上述各种博弈分类相互之间都是交叉的，并不存在严格的层次关系。最值得一提的有两方面博弈：一是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我们将各博弈方完全了解所有博弈方各种情况下得益的博弈称为“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博弈”，而将至少部分博弈方不完全了解其他博弈方得益情况的博弈称为“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博弈”；二是动态博弈中在轮到行为时对博弈的进程完全了解的博弈方，称为具有“完美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的博弈方，如果动态博弈的所有博弈方都有完美信息，则自然是“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动态博弈中轮到行为的博弈方不完全了解此前全部博弈进程时，称为具有“不完美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的博弈方，有这种博弈方的动态博弈则称为“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三、博弈论与部分检验检疫工作的关联性研究

博弈论可以揭示众多经济问题的内在规律和根源，帮助人们分析经济关系，认识经济现象，评判经济效益，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活动。无论对企业等实际经济部门的经营，还是对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制定，博弈论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的检验检疫工作中的博弈问题无处不在，不胜数举。在我们日常的行为上，也经常不经意地运用了部分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现我们仅仅想通过检验检疫工作中目前比较常见的三种行为和问题分别与博弈论的关联性进行研究，揭示出其内在的博弈论知识，用其理论来分析它，更好地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1、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工作――不对称信息下的不完全但完美信息的静态博弈。所谓不对称信息，就是检验方和被检验方对商品质量的好坏，双方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同的。检验检疫部门作为检验方，在没有抽检之前，对该批货物的总体质量并不知道；而作为货物拥有人的被检验方有时是心中有数的，出口商或进口商对自己货物的有利声明信息是无法有效传递给检验方的。也就是说，货物拥有人对自己商品质量是好的承诺，检验方不是完全相信的。一旦商品通过检验后，合格与否，作为检验方对货物拥有人的得益并不了解。无论是检验方还是被检验方，对检验标准、抽样方法和结果判断的依据等公共信息都是了解的，也就是说双方对整个博弈的进程是完全了解的，双方都是拥有“完美信息”的博弈方。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策略看似是有先后次序，但实际上是同时做出的，产品一旦交付检验，商品的品质是不容改变的，而且检验方法和标准也是同时做出的。相对于不同的商品批次，方法和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如水产品、农产品、机电产品等都有各自的标准和方法。双方的得益矩阵如下图：

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检验方的得益变化范围比被检验方的得益变化范围要大，尤其是在检验方用不正确的标准和方法对不合格的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时，所得到的判定结果对检验方造成的潜在风险最大，因此得益最小。同时可以看出，检验方只要采用了正确的标准和方法，无论商品的质量好坏，对检验方都不可能造成伤害，因此得益最大。另外，被检验方一旦提供的商品质量不合格，无论检验方的方法正确与否，他的得益都是最小的，风险一直会伴随着他们。

从上可以对我们有以下两点启发：

（1）检验过程中，检验方采用检验方法和标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检验方的利益。因此，提高检测水平，制定正确的方法对检验检疫部门是极其重要的。

（2）进出口商品的拥有者，应力把产品质量关，检验方技术的好坏并不能提高他们的得益，即使未能用正确的方法检验出质量问题，产品潜在的质量风险，仍然没有得到释放。

2、出口产品的电子监管――对称信息下的完全且完美信息的重复博弈。随着检验检疫工作的电子化过程不断向前推进，电子监管的实施对老的检验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课题，其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检验检疫行为，提高了检验检疫效率，加快了通关速度，服务了外贸事业。

检验检疫机构通过电子监管系统下达生产批相关产品的数据和信息采集指令，出口企业通过企业端软件“前置”的电子化抽样，抽样规则和局端规则库有针对性地指向政府所关心的数据。也就是说，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是与政府规划匹配的，因此企业可以大大降低企业产品的不合格率。对于不合格的相关产品，企业可以有的放矢地纠偏、纠错，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电子监管系统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检验检疫工作的“前推后移”，加强了政府对相关企业生产过程数据的监管，把政府对企业成品检验检疫作为合格评定和判定的旧模式转变为对源头和生产过程中相关质量数据的把关的新模式。

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电子监管解决了代表政府职能的检验方和被检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博弈从不完美信息状态下走向完美信息。我们刚研究的完美信息与否是对博弈进程的了解与否，在电子监管过程中、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数据信息，博弈双方是实时得到了，并且电子监管是一个不停地对产品生产和产品质量进行判断的过程。如果把每一次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的判断过程看作一个子博弈的话，长期的电子监管是一个典型的重复博弈。被检验方可以根据每个判断（Yes or No）来调整他们下一个子博弈的策略。由于博弈方能够意识到博弈会重复进行，因此必须考虑到长期利益关系，所以博弈方的行为就可能表现出来一次性博弈不同的特点。博弈方会牺牲短期利益来追求长期利益。从弗里德曼1971年提出的无限次重复博弈的民间定理的表述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设G是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用（e1，．．．，en）记G的纳什均衡的得益，用（x1，．．．，xn）表示G的任意可实现得益，如果xi＞ei，对任意博弈方i都成立，而δ足够接近1，那么无限次重复博弈G（∞，δ）中一定存在一个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各博弈方的平均得益就是（x1，．．．，xn）。

通过这一定理我们可以看出，在一次性博弈和有限次重复中，都无法实现的囚徒的困境型博弈中的潜在合作利益，在无限次重复博弈的情况下是可能实现的。换句话说，通过电子监管的监管模式，可以实现在检验检疫过程当中各博弈方的得益均衡。

由上可见，政府如何采集企业的质量数据是电子监管的关键所在，企业建立、健全电子化实时采集关键质量数据的机制是电子监管有效性的保障，也是每个子博弈可以有效运行的关键。

3、绿色贸易壁垒――国与国之间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多人重复博弈。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通过蓄意制定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所采取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手段和措施。绿色贸易壁垒不是一种简单偶然的现象，它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产生绿色贸易壁垒的根本原因来自各国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动机。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社会化是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重要条件。

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来看是国与国之间在非贸易技术性措施之间的博弈，而实质上是各国通过各自的检验检疫部门利用各种法规和技术手段作为策略而进行的一种博弈。从检验检疫部门的职能和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不难看出这点。检验检疫部门既是自身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定者，又是国外绿色壁垒的应对者。

绿色贸易壁垒有着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时可以看作博弈本身，有时也可能以“策略”的方式表现出来。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1）绿色关税和市场组成。例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规定，所有在美国出售的鱼类都须来自经美方确认的未受污染的水域。

（2）绿色技术标准。经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它们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来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入。

（3）绿色环境标志。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日本的“生态标志”、欧盟的“欧洲环保标志”、加拿大的“环境选择”标志等。

（4）绿色包装制度。

（5）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检验和检疫措施包括：检疫和检验的法律法规、法令、规定及要求。

（6）绿色补贴。

从上不难看出其表现形式绝大部分与检验检疫工作有关，甚至就是检验检疫工作本身。

用博弈论来分析，这些法律、法规及其强制性技术标准就是国与国博弈中的策略，在检验检疫的具体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的含铅量；皮革中的PCP残留量；烟草中的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指标；汽车排放标准；包装材料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制物质，如冰箱、空调、泡沫及发胶等。现在又出现了日本肯定列表，欧盟WEEE、Rohs指令，化学品分类等。

由于绿色贸易壁垒保护措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短期之间，虽然很多专家学者研究应对措施，我们仍然对其知之不深；并且过渡期短，应视作不完美信息，即对“进程”和“过程”的不完全了解。但一旦采取了此技术措施，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即对博弈的得益是了解的，所以是完全信息博弈。例如有关国家的环境标准制度，这一项将使中国减少40亿美元的创汇；国际保护臭氧公约，将使中国近5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受影响。

国与国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与技术水平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绿色壁垒的策略，使我国在与不同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中出现了多个博弈方。由于策略的层出不穷，我们针对不同的子博弈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因此是重复博弈。要想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想方设法使双方得益达到均衡。从中看出我们的很多工作在理论上得到了解释，并能指导我们今后在绿色贸易壁垒博弈中的策略。

研究绿色壁垒的博弈问题，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是应深入研究国外技术标准，把不完美信息变成完美信息，因为过程信息的完美程序直接影响得益的结果；

二是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标准，把对方拖入一个新的博弈，来影响相关联的子博弈，让得益达到新的均衡；

三是在对方策略出现之前，有计划地分析信息，使已分策略的出现更合理化，更有预见性，使信息的完美性具有前瞻性。

总之，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离不开实践的土壤。检验检疫工作中有如此多的博弈问题，深入研究其理论，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

[3] Kreps．D：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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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药行业；营销渠道；博弈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飞速发展，医药工业总产值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8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5223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5%，占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17%增长至2011年的3.22%，其中2005年高于4%。医药产业的增长速度已经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先行业。同时，我国医药产业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医药产品不断趋于同质化的今天，企业渠道管理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核心，企业领导人在渠道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令其头疼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窜货。所谓窜货，是指渠道分销网络中的分销主体将商品销售到合同约定以外的其它区域市场，造成渠道分销网络秩序与功能紊乱的一种营销现象，是典型的营销顽症，也是渠道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我国医药行业的主要营销模式

1.全国总经销模式

全国总经销商模式是药品生产企业授权某单个经销商或几家经销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种，全国总经销商可以负责生产企业某个产品的市场开发，也能负责其所有产品的市场开发。

2.区域经销商模式

区域经销商模式就是医药生产企业在进行药品销售时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在每个区域挑选一个或多个经销商进行产品的推广与销售，这种销售模式是生产企业通过招商或加盟的方式，将产品以底价供货，现款现货方式出售给组织或个人，组织或个人享有该产品在某一区域的经销权，成为该区域的经销商，并代表药品生产企业在该区域内从事该药品的销售和产品推广工作。

3.销售公司加盟连锁药店模式

企业组建自己的临床销售队伍，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此种模式一般是药品生产企业注册自己的销售公司，然后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设立外办事处或医药分公司，并招聘销售人员来销售自己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二、博弈分析在渠道管理中的应用

1.“药厂方两难困境”的博弈分析

若药厂方与经销商的关系属于药厂方单方面依赖经销商的市场销售，而药厂方对市场没有掌控，那么药厂方对经销商通过合同建立起来的约束力将大大降低，这就导致当经销商窜货时，药厂方在处罚策略的选择上将面临困境。

该博弈中医药企业的纯策略空间是处罚和不处罚，经销商的纯策略空间是窜货和不窜货。

(1)当药企执于短期收益时，面对经销商的窜货，若药厂方进行处罚，那么将会导致经销商对市场的放弃，这样药厂方在短期内的市场损失是很大的，而若药厂方采取不处罚的策略时，短期内将不会面临市场风险，通过分析药企与经销商短期收益博弈可知当药企面对经销商的窜货行为时只要在其短期忍受范围内，企业并不采取严格的处罚措施。

(2)药企执于长期收益，在面对经销商的窜货时，企业长期不进行处罚，那么，企业的销售网络将受到破坏，市场损失将是巨大的，而处罚则会带来企业良好的渠道建设，对企业是有利的。

分析可知当经销商窜货时，药厂方效用即处罚时的效用要大于不处罚时的效用，此时药厂方的理性决策显然为处罚，面对药厂方处罚的策略，经销商则会做出理性的决策不窜货。

2.“药厂方两难困境”的解除

药企在执于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时有两种相反的纳什均衡，而这两种均衡形成的原因主要在药企对经销商的单方面依赖，对经销商报复造成的市场损失无能为力，因此解决两难困境最主要的方法是需要药企尽快找到相应的替代经销商，将经销商报复带来的市场损失降到最低，从而解决这种厂商不对等的局面 。

由此分析便知，不管经销商窜货与否，药厂方的优势策略都是处罚，这样，在能尽快寻找相应替代经销商的情况下，解决药厂方对经销商的单方面依赖，药厂方执于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优势策略均为处罚，药厂方此时的短期收益策略和长期收益策略达成统一，这是打击窜货行为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基石。

3.分析“药企两难困境”的意义

(1)当药企单方面依赖经销商，执于短期收益的药企则只能对窜货听之任之，即纳什均衡为(不处罚、窜货)，执于长期收益的药企则要损失短期收益。

(2)当与某一经销商的关系破裂后，药厂方在短期内能够与其他分销商建立分销关系，那么药企面对经销商窜货的优势策略就是对经销商进行处罚，此时的纳什均衡变为(处罚、窜货)，“药厂方两难困境”解除。

三、总结

通过医药行业窜货博弈主体与博弈关系的模型，对药品生产企业与其经销商之间的窜货博弈(厂商窜货博弈)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厂商博弈本质上是具有变和的性质的博弈，双方彼此也存在双赢的利基，但如果药厂方对经销商方单边不对等依赖，那么伴随着“药厂方两难困境”的出现，窜货将成为经销商方的占优策略，因此，避免走入“两难困境”是药厂方治理窜货的基本条件。

(2)厂商之间的分销经销关系一旦确立，这种关系往往就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逐步稳定性，并且通过不断的策略调整，双方有限理性的非均衡策略选择最终会趋于理性的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刘颢.我国企业营销渠道模式的发展方向[J].中国市场,2011(01).

[2]胡栾,陈仕书.窜货的治理对策——以A公司为例[J].现代商业,2011(09).

[3]曾庆哲.营销渠道企业利益均衡博弈分析[D].广东工业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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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运超载管理博弈模型均衡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均衡解，讨论管理机关和货运人博弈战略。①对管理机关而言，在制定有关货运管理规章制度时，要综合考虑到正常货运成本a、超载罚款数f和检查成本c等因素的影响。管理机关质量的好坏与管理机关检查的广度θ和处罚力度f是密切相关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表明，如果管理机关检查的广度也就是说检查面加宽，则货运超载的可能就会越小。当管理机关检查的概率θ大于θ*的时候，货运人的最优选择则是不超载，当管理机关的检查的概率θ小于θ*时，货运人的最优选择就是超载。因此，管理机关要保证道路安全畅通，各货运人都不超载，则必须加大检查力度和检查次数，从而增大θ值，以便于尽可能的及时、全面的了解各货运人的运输情况，从而尽可能的消除掉货运人和管理机关的不对称性。不过，反过来说，这样做的不利之处在于:管理机关的期望收益U(σ1，σ2)=a－cθ会大大减少，降低了管理机关的效率。此外，由于我国人口多，地域广，公路交通线长，路段复杂且监管体制不完善等原因，管理机关要想大范围、全天候的检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现实的。②对货运人来说，从博弈均衡分析可知，如果正常货运成本越大，则其超载运输的可能性就小，而小量的货运运输为了增加其运输批次的资金费用，肯定会选择超载来加大自身收益，而大批量运输即运货成本高的货运人，则在其大成本的影响下，根本没必要超载。由博弈模型可知，货运量即货运成本越高则管理机关对其检查力度就强，因而其被检查的概率也增大，其超载的概率也小。但事实上，超载现象严重恰恰是大批量的货运主。究其原因，建立模型简单化，在实际中有诸多因素影响制约，例如宣传力度、人员变动情况、检查系统等，如果将这些因素加入其中，则会影响整个模型的分析［4］。特别是检查关因素，有些管理机关以罚为主，即超载罚款后不再追究，造成即使惩罚力度合适，但对超载现象的根治上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形成了管理机关和货运人为自身利益相互合谋的现象，即形成大宗货物运输主以行贿而取得利益的现象，即出现最初建立模型的不和协面，造成超载现象屡禁不止，道路事故屡有发生的现状。

2大批量货运人超载与管理博弈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建立一个博弈模型来研究大批量货运人超载现象居多的原因。假设模型有两个参与人，即行贿人(货运人)和受贿人(管理人员)。假设行贿人的纯战略是贿赂或不贿赂，受贿人的纯战略是受贿成功或受贿失败。假设受贿人的正常工资成本为w，受贿被发现其处罚金额为f，行贿人应该标准运输费用与超载运输费用的差额为d，行贿的金额为r，且总有r＜d。则可得行贿人与受贿人的收益矩阵，见表2［5］。由此分析可知，在其他重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贿额越大，则行贿和受贿的概率就越高，也就是越易形成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的权利博弈。因而运输成本高的货运人为了超载而攫取高额利润，就很容易的拿出一部分或者大量的钱来贿赂管理人员。但是成本低的货运人不可能拿出高额的款项来贿赂管理人员，而管理人员也不可能冒着被严厉惩罚的风险来收取小额贿赂。

3对管理机关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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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银行与中小企业信息的不对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的风险，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中小企业是物流企业服务的主要对象之一，物流企业对中小企业存货的价格、销售情况具有清楚的了解。因此，在供应链金融中，以信任为合作基础的物流企业可以成为银行与中小企业的桥梁，从而增加银行与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的风险识别成本，增加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供应链金融的出现，给物流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通过参与其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创新的重点领域。银行与物流企业在存货质押融资业务发展中的关系如图1所示。第一阶段是存货质押融资的开始阶段，银行与物流企业的关系仅仅就是银行租用物流企业的仓库，用于存放融资企业的质押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存货质押融资的参与方只有银行和融资企业，物流企业只获得了运营收益。由于银行对融资企业本身信息、质押物的价值、存储方式以及变现能力的风险识别成本高，该阶段可质押的存货一般都是静态质押，融资额不高，模式较单调。

第二阶段，银行扩大业务以获取更多收益。银行充分利用物流企业的行业优势，在贷款前期委托物流企业对中小企业信息以及质押物的信息进行审查并出具报告，通过报告进行综合授信;放款后物流企业可以随时监控融资企业的运作情况以及质押物的价值波动情况。一旦出现融资企业违约，物流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迅速将质押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金，用于补偿银行面临的损失。

第二阶段存货质押融资业务模式得到丰富的发展，但这种模式需要银行给予物流企业有效的激励措施避免物流企业的道德风险。银行委托运营成本较低的物流企业监督融资企业，可能会导致物流企业与融资企业合谋骗取银行贷款。银行为了降低授信面临的道德风险，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模式，即直接授信给物流企业，由物流企业对融资企业审核并自行对融资企业进行贷款。这在节省银行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资金风险，对物流企业而言，增加了物流企业责任感的同时也提高了业务收益来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操作风险。我国存货质押融资业务起步较晚，发展的初期比较保守，授信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业务种类单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而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不动产进行担保。沿海城市的一些商业银行通过对中小企业和物流企业自身特点的比较分析，借鉴国外存货质押融资的经验进行了金融创新，实施存货质押融资。银行的大量闲置资金与物流企业的行业优势相互补充，银行增加资金的利用率和降低风险识别成本的同时，物流企业也获得营运和监督的收益。本文基于我国现阶段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特点，构建银行与物流企业间的委托模型。首先通过一次性静态博弈分析双方的最优策略选择，进而应用演化博弈分析策略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对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1．问题的描述及符号定义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规定银行不得混合经营，所以现阶段我国处于存货质押融资的第二阶段。银行委托物流企业利用其网络和信息的优势对融资企业进行监督，银行转而监督物流企业。字符含义:ΠL为物流企业采取“诚信”下的正常收益;ΠB为银行采取“不监督”策略下的正常收益;CB为银行对物流企业的监督成本;CL为物流企业接受银行监督时的成本;Πf为银行对物流企业采取“欺骗”的罚金;ΠE为物流企业与融资企业合谋骗取贷款的灰色收益;LL为物流企业容忍融资企业违约导致的亏损;LB为银行因物流企业的容忍而导致的亏损;p1为物流企业采取“诚信”策略的概率，那么1－p1表示采取“欺骗”策略的概率，且0＜p1＜1;p2为银行采取“监督”策略的概率，那么1－p2表示采取“不监督”策略的概率，且0＜p2＜1。

2．物流企业与银行的静态博弈分析融资企业以存货作为质押向银行申请贷款成功时，银行、融资企业以及物流企业三方须签订相关协议。为了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委托物流企业监督贷款企业，因为物流企业比较了解融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贷款的使用情况。银行本身由监督融资企业转变为监督物流企业，因为银行对物流企业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管理成本也会降低很多。这样的话，物流企业在监督融资企业资金使用情况时有两种策略选择:诚实、欺骗。诚实是指物流企业及时将融资企业经营状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告之银行;欺骗指物流企业与融资企业合谋骗取贷款。银行监督物流企业也有两种策略选择:监督和不监督。若物流企业采取欺骗策略，银行只要监督就可以发现其欺骗行为并给予一定的处罚。物流企业在均衡点的期望收益E*L随着ΠE的增大而增大，随着Πf的增大而减小，这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委托物流公司监督融资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物流公司一方面获得融资企业的补偿，另一方面银行的委托费用正常支付，这必然使得总收益增加。当银行在监督时发现物流企业包庇融资企业违约行为，必然会对物流企业一定的罚款，这样会使得物流企业的期望收入减少。对银行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银行在监督时获得物流企业上缴的罚款，总收益增加;因监督成本的增加，致使总收益减少。结合表1中双方的收益情况可知，均衡策略为(诚信，不监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国信用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银行和物流企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既要维护好自身的客户群体，同时要追求企业自身的利益，使得各方必须通过观察对方的策略而不断改变自身的策略，以便达到收益最大化。

三、物流企业与银行的演化博弈

现实中，物流企业为了保持业务的拓展和稳定的客户群，银行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双方的合作是长期且重复的。同时，由于信用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人的有限理性，物流企业和银行双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对方的行为不断调整自身的策略。受竞争环境复杂及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银行和物流企业不可能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进行博弈，将演化博弈的思想用于物流企业和银行在策略选择方面有较强的可信度。由表2可知，该动态系统的ESS(演化稳定策略)点是(0，1)和(1，0);鞍点是(p11，p21);不稳定点是(0，0)和(1，1)。伴随着演化稳定点的确定，可以得到银行与物流企业的动态聚合过程，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演化过程，给出图2所示的演化相位图。通过演化相位图，得出系统的稳定点是(0，1)和(1，0)。不同位置达到稳定演化策略的趋势是不相同的，即Ⅰ区里面的点趋向于(0，1)，而Ⅱ区里面的点趋向于(1，0)。稳定点(0，1)表示(不诚信，监督)是最终演化稳定策略，这样的策略组合表明当物流企业选择“不诚信”策略时，银行在观察到物流企业的策略后做出“监督”的策略。在银行委托物流企业对融资企业进行监督时，银行的监督对象就变成物流企业，为了避免物流企业出现道德风险，银行需要利用自身的地位和优势监督物流企业的行为。稳定点(1，0)表示(诚信，不监督)是最终演化稳定策略，当物流企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情况实时进行监督时，银行将会做出“不监督”的策略。由于物流企业考虑到与银行的长期合作，以保证利益来源，必然会对融资企业进行严格监督，银行观察到物流企业的策略后，银行有理由相信物流企业不会容忍融资企业的违约行为，也就没有必要再对物流企业进行监督。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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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上购物；诚信；博弈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01-02

引言

近年来，网上购物这一新兴的购物方式日益繁荣。然而，由于中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在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相关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上欺诈和交易纠纷。由于网上购物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收到的商品与描述不符；买家恶意差评、恶意购买，卖家利用投机形式刷信用；物流服务态度差、发货速度慢，物流信息泄露；还有前一段时间的中小卖家“网络围攻”淘宝商城事件。如何以中国现有的市场条件规范市场行为、约束交易主体诚信经营、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成为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基本假设

（1）博弈方：商家和消费者，他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2）策略：商家可选择的策略有“诚信”和“不诚信”，消费者可选择的策略有“购买”和“不购买”。双方信息不对称，决策过程独立，且作出决策之前都不知道对方所选择的策略，博弈为静态博弈。（3）假定卖家提供优质产品的行为称为“诚信”；卖家提供的商品如果与描述存在很大的差别或者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这类产品为劣质产品，卖家提供劣质产品的行为称为“不诚信”。

（二）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表1

V——卖家诚信时消费者购买所得效用；W——卖家不诚信时消费者购买所得效用；H——卖家销售优质产品时的效用；L——卖家销售劣质产品时的效用；C0——卖家将劣质品进行以次充好时所需的伪装成本；C1——由于欺诈引起的法律诉讼、行政处罚、名誉损失等；λ——被发现以次充好的概率。

给定消费者购买，则商家的最优选择取决于H和L-C0-

λC1的大小关系。假设商品的成本包括商品的进价，物流费用等，设优质商品的成本为Cg，劣质商品的成本为Cb，我们默认Cg>Cb。假设优质商品售价为Pg，劣质商品售价为Pb，则H=Pg-Cg，L=Pb-Cb，我们假定L>H。现实生活中，由于Pg与Pb的价格都是由商家自己决定的，所以L-C0-λC1>H的情况是存在的，所以商家不诚信的行为时有发生。给定消费者不购买，则商家的最优选择是诚信；给定商家诚信，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购买；给定商家不诚信，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购买（我们默认W

因此，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无论怎么选择双方利益都不会达成一致。我们对该模型求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假定商家与消费者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诚信与购买，消费者的混合战略为б1=（p1，1-p1），商家的混合战略为б2=（p2，1-p2），则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如下：

表2

假定U1为消费者的期望支付，U2为商家的期望支付，我们有：

U1=p1[p2V+（1-p2）W]

U2=p2·p1H+（1-p2）[p1（L-C0-λC1）+（1-p1）（-C0-λC1）]=

p2（p1H-p1L+λC1+C0）+p1L-C0-λC1

根据理性人假设，消费者和商家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给定商家的策略为б2=（p2，1-p2）时，消费者的反应函数为：

表3

当给定消费者的策略为б1=（p1，1-p1）时，商家的反应函数为：

表4

该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消费者以p1=（λC1+C0）/（L-H）的概率选择购买，商家以p2=（-W）/（V-W）的概率选择诚信。

（三）分析与讨论

对消费者而言：p1的大小与C0、λ、C1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实购物中，伪装成本C0的大小依赖于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了解程度。中国现在的购物网站，提供的都只是商品的图片和一些文字说明。这些信息便于伪装，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2]。若伪装成本C0过低，甚至接近于0，那么市场中就会存在很多劣质品，p1就会下降，消费者会选择少买甚至不买，市场接近于失败，优质商家只能退出市场。这种劣质品淘汰优质品进而破坏整个市场的机制称为“逆向选择”[2]。

另外，若欺诈行为被发现的几率很小或是被发现后的惩罚力度过低，p1的值就会下降，消费者会选择少买甚至不买，从而导致市场的无效率，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对商家而言：假定V=C（C为优质商品的价值），W=Pg-Pb（W

二、完善网上购物诚信机制的建议

（一）支持送货上门、退换货，建立消费者对商家的信用评价体系，即提高λ

（1）送货上门服务，顾客在收到商品时可进行验货，如果商品不是网站上所描述的那样，顾客有拒收的权利，从而使交易中断[3]。（2）当顾客收到商品时也会进行验货，如果商品不是网站上所描述的那样，顾客会选择退货并且不让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给商城[3]。淘宝网推出的“消保计划”、“7天无理由退换货”、“假一赔三”等消费者保障计划，都为消费者的“退换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值得其他购物网站学习。（3）建立消费者对商家的信用评价体系，让消费者通过对购物过程以及商品的评价等方式直接参与监督，加大卖家“欺诈”经营时暴露的概率，使其不能任意妄为。

（二） 加大惩罚力度，即增大C1

（1）有效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增加欺诈行为的扩散效应，使市场惩罚发挥作用。购物网站可以对商家做出公开的评定，曝光欺诈的行为；还可以提供给消费者自主交流的论坛[2]。（2）加大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对电子商务交易进行监管，同时开设网站、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多种渠道，鼓励对电子商务交易中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进行举报[4]。对于销售劣质商品的卖家一经核实，马上记入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用档案，并按交易金额给予严重的经济处罚。同时，通过政府专门建立的C2C 电子商务交易信息网站及各类新闻媒体进行全社会公告，使消费者能够及时掌握不法商家的详细信息[4]。

（三）商品售价与惩罚力度正相关[1]，即提高Pg-Pb

在同等价格范围内，一些产品外貌特征不容易区分的假冒伪劣产品往往成为商家聚敛钱财的手段。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一旦发现欺诈行为，则按产品的定价高低进行处罚，定价越高，处罚力度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Pb小的值，从而提高Pg-Pb，增大卖家诚信率。

（四） 收取平台的使用费和管理费，并在初期认证时收取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提高C2C电子商务的介入门槛[5]

目前国内的C2C电子商务平台大部分都免费使用（如淘宝网），这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使得卖家进入市场付出的代价极低，很难保证其质量[5]。一旦卖家的欺诈行为被发现后，很多卖家会重新注册账号，再次行骗。

参考文献：

[1] 田婕.C2C交易中诚信问题研究——基于博弈论模型[J].电子商务，2007，(3):63-64.

[2] 王俊逸，曹立明.基于不完美信息博弈的网上购物信任问题分析[J].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08，(1):71.

[3] 陶洋，席志刚.B2C电子商务商城信用博弈分析[J].商业时代，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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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路货物运输;服务价格;服务质量;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503;F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1-0128-03

0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中国政府把物流产业列为十大振兴产业之一,说明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物流产业相对滞后,必须扶持振兴。公路货物运输,具有集散功能,在现代物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既可以作为单式运输独立存在,又是多式联运的纽带,是铁路、航运、航空、管道运输充分发挥优势的重要前提条件[1]。但是当前中国公路货物运输业发展滞后,企业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信息化程度低、不专业,并且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讲信用、超载超限严重,严重阻碍中国现代物流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针对中国公路货物运输企业竞争激烈的现实,从博弈论角度运用Bertrand寡占模型对企业价格行为进行分析,从运输企业提供的服务价格与服务质量关系角度用纯战略均衡和混合战略均衡等方法进行探讨,得出公路货物运输企业采取提供不同服务质量的差别定价战略,得出此战略能使运输服务供应方和需求方均得益的结论,发现差别运输服务价格反映运输服务价格与运输服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

1公路货物运输企业间的价格博弈分析

(1)基本假设。

根据中国公路货运实际情况建立假设条件。假设只有两种类型的公路货物运输企业,一类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基本特征是股份制公司,能提供优质服务;一类是个体运输企业,基本特征是所有车辆所有权归属个人,提供劣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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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看，就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人民币汇率并不应该成为各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重点，但由于国际经贸与市场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中国过早地卷入到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奉行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有力地稳定了东南亚金融形势，但也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汇率波幅收窄而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复关入世谈判成功，意味着从实体经济和贸易市场开放上制约中国的手段已失效，美国一直在寻找遏止性替代工具。从国内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春天的SARS转移了中国注意力，致使汇率改革相对滞后。而人世带来的外贸易条件改善，贸易上“奖出限入”和资金流上“奖入限出”的政策改革滞后，共同推高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把“汇率升值”变成继“贸易大棒”之后的又一牵制中国的工具。这标志着中美经济战略争夺由实体经济层面进入虚拟经济层面，中国被过早拉入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

由此，中国也陷入一种较为被动的金融国际博弈困境。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与领先阶段，出现贸易与外资双顺差现象是必然的，也是一个国家积累可持续发展资本的必须；二是面对国内外汇增多而导致的流动性充裕(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际金融博弈的双重压力，维护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又成为国际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三是中国金融与汇率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正在进行当中，参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博弈的能力不高，加之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前中期阶段，实体经济的成熟度尚不高，与此相对应是不成熟的金融货币体系；四是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金融全球化出现时空上的错位，而且金融博弈的能量与杠杆作用远胜于贸易博弈，中国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因缺乏发达的实体经济和成熟的虚拟经济的依托而处于劣势；五是制度安排上的缺失造成外汇供求关系上的扭曲和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的长期背离，致使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完善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强有力的市场驱动，造成不灵活的汇率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严重制约。

二、国家领先发展的前提与国际收支调节的悖论

顺差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产物，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早就描述过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性现象。由于效率提高引发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最终导致一战和二战爆发。反过来，一战和二战的爆发也强制性地打破了各国生产效率螺旋式上升的链条，使人类经济繁荣回归原点。

当前，国际收支调节理念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存在悖论。在重商主义时代，国际投融资很少或几乎没有，顺差或逆差与该国实体经济增减是吻合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一体化条件下，国家间投融资现象十分普遍，国家完全可在实体经济增加的条件下保持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国家的实体经济不一定有增量，逆差国家的实体经济也不一定没有增量。源于重商主义时代的国际收支调节理念本质上限制了国家发展，但国际环境的变迁又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后门。

中国当前的双顺差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简单的金融问题，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现实经济不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物流上的顺差必然表现为外汇资金流的顺差，或为经常项目的顺差，或为资本和经常两个项目上的同时顺差，处理不好就会带来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的实质是中国在物流与资金流上的“双输出”和美国相对应的“双输入”。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金融货币霸权，其国际大背景是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大调整；二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转型发展阶段。

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有多种：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商业银行的活动、有关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动、债务、投资等等。除了动用上述调节机制外，还可动用外汇储备，或依靠借外债或吸引投资来应付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国也可利用增加外汇储备，或用顺差余额增加对外贷款或对外投资进行调节，使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在可接受的状态。另外，还可通过转移生产基地的方式，在国际收支顺差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增加我国的国民财富，实现国际收支所谓平衡条件下的国家财富增加。而且，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特别是我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市场还有待开发，这给我国在国际市场吃紧的情况下转向国内市场，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只要在国际收支的“调节”上下功夫，必要时转向开发国内市场，就能回避中美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迎头相撞的局面，走出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家财富积累之间的“两难困境”。

三、美国获取金融博弈优势的战略战术及其启示

在崛起过程中，美国多次挥舞金融大棒。一战后，表现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二战中，美国政府就建立了直属于国务院的规划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班子(“和平与重建问题委员会”，后更名为“对外关系问题顾问委员会”)，谋划战后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并依托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决定权，利用资本主义各国对其经济依赖，依靠金融外交成功地从英国手中“和平”地夺得世界霸权，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牙买加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美国充分发挥金融外交的优势，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体系。一是保留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调节机构，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二是黄金非货币化为美国收刮“铸币税”准备了条件。在美元危机中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在经济恢复后又大量吃进黄金作为货币储备，巩固自己的金融霸主地位，现已经成为世界黄金储备第一大国。可见，世界货币体系在失去定值之锚后更加动荡，而世袭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国则趁火打劫，利用美元在确定国际货币币值的“篮子”中的主体地位，采用贬值政策，向市场滥发流动性，剪其他国家的“羊毛”，极大赚取了世界各国的血汗钱，致使美元泛滥，国际流动性过剩。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货币，一旦国家也失去了信用，势必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并引发人们对定值之锚的寻找。三是美国的金融外交把这些国际收支调节措施变成了攫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金融外交具有很多优势和特点，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一是金融外交比商务外交具有更大回旋余地和影响力，且操作灵敏并具有隐蔽性。二是发达国家凭借其金融霸权、金融外交、金融博弈和金融谈判独特优势，致使尚处于经济转型、体制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广

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退缩是躲不过的。三是金融博弈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生活，而且还有很多潜在、隐性影响，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

四、美国沿用“广场协议”金融博弈模式的潜在危险性

虽然，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虽然很小，但是，由于被美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而被选为遏制的对象。今天，美国组建向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国际联盟，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针对中国的议案，力图迫使人民币升值。

但是，今天的中国出口旺盛和经济发展状况与当年的日本尚无法相提并论。当年日本的出口强势是日本经济成熟和核心竞争力强的表现，日本经济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今天中国出口增多，虽说某种程度上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表现，但关键还是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便宜使然。“广场协议”对日本的伤害只是表面上的。日本在广场协议的框架下与欧美国家进行了成功的金融博弈：随着日元的升值，大量日元兑换成美元或进行国外投资，或购买有增值潜力的海外固定资产。于是，出现日本人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狂热。同时，日本的生产资金大量流往国外进行生产增值，而国内出口能力降低，呈现低迷状态，表面上国际收支也平衡了，甚至出现了逆差。但日本本土经济并不能代表日本的整个实体经济。日本的实体经济还应包括其投资于海外的经济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当年针对日本的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资本像蒲公英似的遇土生根，开花结果，并没有伤及其实体经济，反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增强了经济实力，促成了日本经济的区域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甚至日元套利资金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一场世界级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

我国的经济技术基础还是极其薄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如果形成针对中国的所谓“广场协议”，就会打断国内脱贫的资金链条，堵塞中西部廉价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引发国内社会稳定问题，给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国民经济以严重打击。建国之初，中国经济成长基本模式是以农养工，现在是以低端产品的生产积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金。一旦低端产品的生产受阻，则意味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全局失却了源头之水。中国大量出口的低端产品是发达国家不愿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低端产品，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不仅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且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所以，意在抵制中国产品出口的“广场协议”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后果是严重的。可以说，谁忽视中国经济的承受力，谁就可能铸成大错。毕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敏感期，基尼系数的警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导向改革刚刚30年的转型经济大国，既没有日本那样多的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也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经验不多。面对西方国家囤积黄金，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消化牙买加体系规则的水平上，不敢碰黄金非货币化的。如果美国套用广场协议金融博弈模式压人民币快速升值，过早地把中国拉入金融国际博弈的前沿阵地，无疑是在加速制造和引发区域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

五、中国获取金融国际博弈优势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