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政治思想 影响和评价

马基雅维利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奠基者，他的政治思想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一方面他使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不再是道德的附庸，开创了近代政治学的新纪元；另一方面，他使政治与宗教分离，政治不再束缚于神学，而是从人、人性出发研究政治，近代政治学终于诞生。马基雅维利一生著作颇多：《君主论》（1513），《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1513)，《用兵之道》（1521），《佛罗仑萨史》（1525）等等。

一、《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基于人性恶观念之上的“权力哲学”。近代政治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展开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在《君主论》这本书中，作者集中论述了其君主专制理论和君子统治术思想。

全书共有二十六章。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君力的形式、来源、管理和如何维持。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作者论述了君主国的性质、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君主国包括：世袭的、混合的、市民的、教会的这四种，获取君主国的方式包括：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获得、通过犯罪方式获得。作者对君主国权力的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教读者如何对当时的形势和权力分布进行分析，并协调这些力量。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至十四章），作者论述了军队的种类和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军队包括：援军、混合军、雇佣军和自己的军队。从政治的角度讲，任何军队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团，军队为自己实质领导服务。所以，要让军队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事方面，英明的君主应该整顿军队训练士卒，思考战略，博览历史，分析成败。第三部分（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作者论述了君主应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立场为重。就国内而言，明智的君主应当急民众之所急，赏罚分明；就君臣而言，亲贤臣，远小人；就国际而言，敌友分明，立场坚定。第四部分（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其过去、现在的国家和政治，并劝告当时君主争取意大利的解放。

二、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所阐述的政治思想

首先，人性恶。马基雅维利从经验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性虽然有善的一面，更有恶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恶的。从古到今，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受到利欲的驱使，所有人都毫无道德可言。事实上，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到中世纪，大多数的政治家都本着政治道德化，人性本善的观念，用道德掩盖政治，使政治从属于道德。到了中世纪，神学政治论更使政治沦为神学的工具。而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一反常态，标新立异。马基雅维利所认为的人性恶，其主要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然属性，这种恶，直接体现在世俗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冲突。

其次，权力政治观。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所谓的权力就是实力，也就是《君主论》中经常提到的“能力”。马基雅维利断言，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拥有更大的权力，国家一经建立就面临着对内部敌人的镇压和与临近诸国的较量，只有统治者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巩固法律和军队，进而稳定君主政权的基础。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更多的是论述军队，武力的重要性及其对意大利统一的重大影响。并且他坚定的认为好的法律会让整个国家强盛起来。在论述意大利历次革命和战役失败原因时，马基雅维利说：“要使得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也是十分重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总之，权力就是军队和法律，是君主统治权获得的基础，是国家秩序稳定的最可靠保证。

第三，权术论。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攫取权力本身就是目的。权力的主体是君主，那么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保持权力，除了依靠能力之外，君主也必须要懂得“权术”，其构成了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而正是由于这个权术论，也招致了后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与指责。马基雅维利强调不论研究问题还是制定策略，都应该从实际存在的生活出发，而不应该从空洞的道德原则出发。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折手段的。这就是被后人所熟知并遭到众人抨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我们只有真正的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才可以对他作出评价。正如萨拜因在其《政治学说史》中这样说到：“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君主是机智与自我节制的化身，他同样利用自己的美德和恶癖，这不过是对十六世纪意大利暴君的理想化写照而已。他是那种多少有意被夸大了的在暴君统治时代被抛到政治生活前沿的人的真实写照。”所以说，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无疑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最后，共和政体思想。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政体是一个国家最为理想的政体。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政体有三种形式，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有共和政体。而这三种政体也有可能发生变异，蜕化成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群氓政体。在诸多的政体中，他认为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政体。但针对当时的意大利，他却主张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当时意大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实现统一。建立统治和维护统治是不同的，要实现理想的共和国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当时的意大利，实现这种政体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共和政体要以人民的德行和秩序作为前提条件，而意大利市民德行颓废，社会已经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而只有建立君主制，实现统一，才能为实现共和制政体奠定基础。

三、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评价

1．对政治学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学，让政治独立于道德，使政治学拥有了现代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从近代马基雅维利以后，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改变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学。他在吸收先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亲身经历和个人经验形成了划时代的伟大思想，进行了理论创新，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

2．从时代特征的而言，马基雅维利颠覆了中世纪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和道德伦理学说。他生活在欧洲的旧秩序正在崩溃、国家和社会都面临不断迅速出现新问题的时代，试图解释这各种事件的逻辑意义，预测那些不可避免总要发生的问题，并设法找到在新产生的种种条件下正在形成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注定要在关系国家生存的今后政治活动中起关键作用。实现祖国统一是其毕生的追求，更是新时代的要求。国家统一是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在社会领域的必然要求，马基雅维利就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

3．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当时意大利内战不止，人民希望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实现统一，马基雅维利的呼吁正是顺应了民心。他的政治思想的目标是意大利的统一，实现途径是有一个贤明的君主通过建立自己的国民军，驱逐外国侵略者。当时的意大利，封建势力顽固，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需要王权的保护。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用君主制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既符合国情，也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一反以前的政治学家政治思想学说，开辟了新的政治革命。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的承认他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局限性。马克思说过，16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基雅维利是最早这样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与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观念划清了界限，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徐大同主编.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罗伯特．唐斯著. 缨军译: 《影响世界历史的是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5.

［3］袁继富:《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论析》.理论探讨，2007，5.

［4］肖群忠:《论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齐鲁学刊，1996.

［5］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篇2

关键词：现代性；古今之争；波考克；马基雅维利主义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也逐渐起步，在政治思想领域，自由主义有柏林和罗尔斯等为代表，特别是其两种自由的区分影响很大；施特劳斯学派则因隐微写作与重启古今之争而声名大噪；此外就是剑桥学派，以以斯金纳和波考克为代表，其中波考克虽然在中国不甚知名和流行，但却是深入理解现代性，特别是古今之争必不可少的一个路径。波考克说他“秉持这样一种欧洲视野：伴随着古代地中海帝国奔溃历史的是商业社会的不断兴起和扩展，但与此同时依然受到古代价值的挑战。”[1]这开启了他对马基雅维里时刻的理解。

一、马基雅维里时刻的意涵

虽然用“时刻”（moment）这一表达是斯金纳的提议，但2003年波考克指出“该术语（‘时刻’）既可以指马基雅维里的出现及其对政治思考的冲击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也可以指他的著作所指出的两个理想时刻之一：或是指‘共和政体’的形成或奠基成为可能的时刻，或是指这种政体的形成被认为带有不确定性并在它所属的历史中引发危机的时刻。”[2]

第一个“时刻”，即马基雅维里活着并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时代，具体指“佛罗伦萨思想……1512至1537年，出现了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和詹偌蒂的转折性著作。”[3]这是个佛罗伦萨时刻，马基雅维里是其中的最强音。另外一个含义则是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熔炼，即《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包含的“理想”：拯救危机中的共和国或创建共和国。就具体的历史而言，指1494年法国军队到达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土崩瓦解之时。马基雅维里最初是参与到了政治之中的，其写作《君主论》也怀抱着再次参与政治的期待，但并未成功，这种雄心从政治转移到了写作。书写如何“拯救危机中的共和国”甚至“奠基新的共和国”。波考克认为“这样的时刻彼此无法分割，因而就出现了‘马基雅维里式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共和国深陷历史的紧张或矛盾之中，这样的紧张或矛盾要么出自自身，要么来自外界。”从“时刻”出发“考察了早期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有关这种‘关键时刻’的经验和关节点。”[4]对英国的马基雅维里时刻的考察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我们遭遇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古代’与‘现代’自由概念的差异，在我看来《时刻》所关注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历史仍在进行中，并没有终结”，[5]或说英国在近代也经历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因而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政治思想史。

波考克所揭示的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可被理解的。简要说，有一个理解模式，它有三个要点：积极公民、武装共和国与区别于“right”（正义或权利）的“virtue（德行）”。

积极公民是想过积极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人的总称，“具有政治知识的即被统治有参与统治的”人，不是纯粹被统治的奴仆。这种思想在根底上可以说是“极端的古典思想”，并且“从政治上和道德上说，‘公民生活’是抵抗‘命运’肆虐的唯一力量，也是个人具有美德的必要前提。”[6]武装共和国则是马基雅维里对古代思想的改造，原型是“武装的先知”摩西及其所建立的“国”。思想基础就是“武装公民”，这是“virtue（德行）”的核心内涵，“罗马意义上的virtue，即马基雅维里使用并力图复兴的托斯卡纳意义上的virtue的罗马意涵，意指个人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能力。”“它既是高度公共性的，也是高度个性化的。”[7]

这个模式也可以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模式，以此模式衡量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能够承认早期近代英国（英格兰）政治思想中有许多这种“关键时刻”的经验和关节点。

二、近代英国的“马基雅维里时刻”

从上述思想模式的三个要点看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是一个简要而非全面的方式，不过从这个三个要点确实能够看到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方式。

首先，从积极公民生活这个角度来看，就面临一个问题，这源自英格兰自身的历史，“在这个文化中并没有出现对‘积极生活’和‘公民生活’相对简单的选择以及共和主义对历史自我形象的改造。” “仅仅理性和经验绝无可能提供把个人称为公民的理由，只有复活古代的政治‘德性’（virtus）和政治动物（他有着统治、行动和做出决断的天性）的观念，才能做到这一点。”[8]这意味英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出现与历史‘时刻’或说事件――1640年代的内战有关，在其中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发挥了它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英国“公民”观念产生的重要部分。

第二个要点即共和国。这与一份文件有关，即1642年6月21日的《陛下对两院十九条建议的答复》，它不仅是英国政治思想上一份至关重要的文献，也是打开马基雅维里分析之门的钥匙之一。这份文件有两个关节点意义，一是在英格兰第一次重现了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政府理论，而这种重现（复兴）也正是1494年后意大利政局步入紧张状态的重要思想结果之一。产生于内战期间的两个政治思想巨著《利维坦》和《大洋国》，其思考和思想理论的建构“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稳定与和平。”“自然之路需要和平，和平之路需要服从法律。在英国，法律必须成为大众的法律，而这些大众的法律的总和必须等同于共和国。”[9]“英格兰人从天性上说是赞成君主制和习俗的动物，采取平衡和共和政体的语言，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传统宪法受到了失序的威

胁”。[10]这意味英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佛罗伦萨版将会有不小的修改。

第三点，“德行对抗命运”这一模式在英国的变换。哈林顿是波考克考察英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核心人物。在哈林顿的《大洋国》之前的时刻，“德行”不是道德而是武装，这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一个特色内容。在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的思想家中，强调“威尼斯模式”，使“它能够成为罗马的反题，因此有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平民主义上移开。”不过在英国则不一样，英格兰此时的统治就是刀剑的统治。并且“刀剑的时刻可以由君主、立法者或先知占据，也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占据。”[11]

英国实际政治中，“有两点尤其是产生和代表了英国共和主义的思想，首先是对武装的强调，将政治自由等同于军事力量；第二个特征是普遍意识到的偶然性，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共和政体的生命依然是动荡的和短暂的。”[12]虽然其目的不过是论证“事实上的权力”是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政权，但是“当军队反对这个政权时，尼德汉姆就会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英格兰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历史就会有一个新的起点。”[13]这个新的起点就是哈林顿。

哈灵顿在“德行对抗命运”的模式中引入了“财产”，从而促成了这一模式的变换。《大洋国》是哈灵顿的核心作品，“该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突破范式的时刻。”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观念对英格兰政治理论和历史进行重要修正。因为“他要为英格兰的军事共和国辩护，把它说成是‘武装平民’的统治。”他为此不仅“编造了刀剑的公共历史”，还“提出了一种公民理论”，“说明英格兰人是公民，英格兰的共和国要比自封的圣徒寡头政体更接近上帝”。“把这些认识纳入欧洲和英格兰的政治权力的一般历史之中，其基础是马基雅维里拥有武装对于政治人格必不可少的理论。”[14]乃是其关键性创新之处。

武装平民与积极公民结合的公民理论，还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设定政治人格的基础是财产。哈灵顿对马基雅维里所强调的“严重的道德腐败，公民人格的实际解体，是政府衰败的主因”做了重要修正：“政府的‘腐败’与其说是因为公民不再展现适合于他的美德，不如说是因为政治权威的分配不再与对它其决定作用的财产分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哈灵顿把财产称为“命运的恩惠”，并且“他特别声明，他关于财产和权力关系的一般法则，对动产和不动产同样适用。”因而“自由财产的功能变成了为自由的公共行动和公民美德而拿起武器，从而也是人格的表达。”[15]

简言之即“自由和独立取决于财产”，因而财产称为了一种公民资格，更进一步是美德来自于自由财产，因而对抗“命运”必须有自由财产，如此而来，对自由财产的侵蚀就可被理解为“腐败”这一命运的体现物。

在哈灵顿之后，“德行对抗命运”的模式先是转换成了“德行对抗腐败”，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观点：“变化现在不在被视为纯粹的混乱，而是被视为可以理解的社会和物质过程。美德的对立面不再是‘命运’，而是变成了‘腐败’。”腐败不仅仅指官员的腐败或生活的腐化，政客收受贿赂滥用权力等政治腐败行为，而是“在圭恰蒂尼那儿最先看到的那种含义：用私人权威取代公共权威，用依附取代独立。”[16]从1688年到1776年，盎格鲁语系的政治学的中心问题，不是能否反抗恶政，而是建立在庇护权、公债和军队职业化上的政权是否会腐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腐败不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是一个“德行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申明反抗的权利得到解决。

政治思想决定性地转向了德行与腐败的范式。[17]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不论哪个党派的作者都不想为股票买卖和对公债市场价值的投机性操作辩护，它（信用）被普遍视为罪恶。”“简言之，托利党抨击牛市，辉格党抨击熊市。”[18]争论的核心点虽然是财产，但实际上的中心依然是“德行对抗腐败”的模式，因为不动产依然被看作是美德的基础，而商业财富的重要性虽然被提及，但贸易被认为是新型腐败的原因，信用更是被公认为“邪恶”。

三、反思古今之争的新路径

商业使“德行对抗腐败”的模式发生变换乃至改变“德行”本身的含义。商业带来的改变看起来不可逆转，尽管一些著名思想家都反对这一趋势，但是商业社会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德行也借助于“风尚”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个人脱离了享有公民权的农民-武士世界，进入了“商业和技艺”的交易性世界。这些新的关系从性质上来说是社会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他们使个人能够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德行”，而只能被称作“风尚”。埃德蒙・伯克说“礼仪风尚比法律重要。……它既可襄助道德，补充道德，也能彻底毁掉道德。”[19]

改变“德行对抗命运（腐败）”模式的是商业社会与自由主义的崛起。人取代了自然，权利取代了德行，扩张性的帝国取代了共和国，最终的灾难性后果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又快被忘却了。

篇3

    哲学是客观环境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的投影,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侧重点都不同,但是都表达了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思想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就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哲学都不断进步。比如,西方从古代希腊社会的形而上学社会政治哲学基础,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再到欧洲各国政治变迁的“君权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主体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政治上强调“君权神授”,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政治哲学以统治阶级为服务对象,不断发展与完善以更好地维持统治秩序。近代以来,“社会认识论”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人类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观点,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政治哲学,完全是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地位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中国政治哲学发展脉络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发展了几千年,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但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古代思想政治哲学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社会现实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在认识论的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与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政治哲学中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概况

    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思想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对人生对道德、对宗教的关注,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权变迁剧烈,朝代更替频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就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国”既是统治阶级对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上下亲和关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认为:“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的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时期,子产提出“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孔子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法治”思想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

篇4

一、以往思想史研究的误区

斯金纳认为原有的研究者在对观念史研究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对解读文本带来不少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会凭借某些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构建我们的想法，而这些构成了我们思考和理解内容的核心因素。”[1]这样一来，相较于过去对思想家言论的各种研究方式会无法规避的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谬误之中。斯金纳通过考察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认为：“通过这些途径所得出的结论是神话，并不是历史。”[2]

1、对学说神话的批判

斯金纳认为有的研究者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会陷入了一种称为“学说神话”的谬误中。有的研究者会把思想家在著作中所作的零散的描述结合为一个整体，并看作是在描写某一明确的主题。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时代的误置这一最大的危险。还有就是某些研究者认定在有关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历史研究领域中会存在某些永恒的标准。这一方法的倡导者是列奥?施特劳斯，他指出探讨有关这些历史的主体的视角是“明确的逐渐趋于低调”，这种做法是为了体现对“生活及其目的”的当代反思。[3]斯金纳指出这种做法对客观真实的理解思想家的观点会产生很大的误区。

2、对连贯性神话的批判

斯金纳指出连贯性神话在向两个错误的方向演化：其一是某些研究者为了挖掘出最大限度的连贯性，经常会歪曲思想家本人在论述某一主题上的意图，有的研究者甚至会无视那些不利于维系连贯性的论述；其二是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观点时，一些研究者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些障碍虽不利于维系经典文本内在的连续性，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实质的障碍。因为他们认为文本中并不存在真实的障碍。而以上的研究方法将不可避免地使研究者误入了目的在于“解决自相矛盾”的经院式歧途。斯金纳认为以上这些都是错误的研究方法。

3、对预期神话的批判

斯金纳认为当我们利用思维定势去解读思想家某一特定时期的观点，而不是解读其在描述特定言论对象的意涵时，预期神话就容易滋生。这种做法将会导致这样一种误区，即研究者也许会利用惯性思维在一些不熟悉的著作中发现一些熟悉的论述，将思想家的观点标签化，把以往理解的观点与现在研究的观点生硬的对接，进而对正确解读文本意涵产生歧义。这也不是研究思想史应该采用的方法。

二、“剑桥学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主流方法

斯金纳提倡我们在理解并解读经典文本时，不单单是准确的解释思想家所要表达观点的意涵，更要格外注意的是能够清楚地把握该思想家阐述思想的语境。这是因为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时期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有可能是不同的。

1、意涵

思想家论述所要表达的意涵是要领会其意图的第一个要素。重视意涵在解读文本时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意涵是理解思想家以言行事的关键。由于思想家常常故意采用一套拐弯抹角的修辞策略，即言说和意思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对文本进行解读是不可取的，只能通过理解著作家的意涵才能实现。“就一切正式的论断而言，仅仅凭借一家之言并不足够帮助我们理解作者言说的意涵。要完整准确理解某一论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涵，而且同时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换言之，不但要理解人们的言说，而且要理解人们的言说行动”，[4]而研究过去的思想史的意涵与意欲效应只是两大诠释任务的第一步。

2、语境

要领会作者意图的第二个要素是应当在特定的语境中考察特定的言论，进而把握作者特定的写作意图。我们唯有将与文本直接关联的语境系统进行复原，寻找最初产生文本的脉络，才能真正彻底的理解隐藏于文字之下的思想家的真实意图。斯金纳强调，我们只有将所研究的文本与特定的语境严丝合缝的对接，才能用不产生歧义的、正确的方法来解读思想家的某些观点。这才会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辨识那些思想家写作时的言语行动。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进入已经距今几百年或几千年思想家的生活中真切的考察，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语境和言语行动去把握思想家的观点，对他们不同时期的同一个观点进行比较，对他们的想法进行复原，以及能够不用惯性思维而是设身处地的解读他们的思想。

三、结语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阐述了关于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现状与政治理论的不满，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掀起了革故鼎新的思潮。”[5]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在西方思想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通过斯金纳的方法，不仅可以知道作者的论述过程，更有希望了解作者的写作特点，所要回答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赞许、质疑或者驳斥。更重要的是，用“剑桥学派”所倡导的研究方法进行解读文本时会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铺垫，因为：“当研究者以‘剑桥学派’所倡导的方法解读一部著作的写作意涵时，这不仅是在为他们的解读提供相关背景，而是已经是在进行解读本身的工作”。[6]

【注 释】

[1][2][4] [英]昆廷 斯金纳.任军峰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载于丁耕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7.99.127.

[3] [美]施特劳斯. 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042-1043.

篇5

关键词：《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书评；五四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著指出：“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经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间，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思想运动有着极强的紧迫感，因此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常常夹着感性与混乱。1921年杜威在《亚洲》杂志上指出：“这场运动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学人主张学习西方，英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发展都与留英学人思想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在这场思想大启蒙运动中，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学术理论的讨论，对国际时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学人在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对于一战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国际主义的探讨都极大丰富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才显得留英学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们加重视学术，使得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作用更为持久。

在研究对象的视角方面，陈著也有着新亮点。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为例，学界往往局限于个体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没能从个体中研究他们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陈著通过具体探析个体留英学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学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开拓了研究视角，对思想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陈著指出：“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对象；还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推进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运动往往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刺激并结合自身实际而产生的反应。的发生正是一战后的国际大背景的刺激而发生的。因此通过时人尤其是有着扎实学理基础的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对于了解国内政治、思想运动的国际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著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还运用史料实证研究，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学人政治思想上的反应。首先，陈著阐释了留英学人对于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与思潮的思考，关于战时大英帝国的政治改革；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演变；关于美国、日本问题；关于战后的“代议制之改造”思潮。这些国际主要政治运动与思潮刺激着留英学人，对留英学人的国内政治改革有很大启示。其次，陈著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阐释了留英学人面对“五四”前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对于国际政局的判断，并由此表达的对外态度和政治主张：关于参战论和修约论，关于警惕日本的侵华政策，关于与英美合作，关于“亲俄”的外交主张：“主张战后中国应开展主动外交，不畏事，多尝试，努力收回国权，并维护不受侵犯；同时积极于战后国际社会中寻求一个正当的国际地位，然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后，陈著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留英学人对于威尔逊等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陈著作提醒：“留英学人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学界对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内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个国际的思想背景以及国内思想运动的国际思想资源。在近代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以国际史的视角研究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为我们思考当时国内政治、思想运动提供了全面的国际背景和思想资源。

三、对非核心报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3]。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思想史经过90多年的研究，学界所著论文书刊可谓汗牛充栋，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种单线挖掘。陈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史’历史叙述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但是，陈著也指出：“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这种管中窥豹的历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对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

陈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之所以选用此两份杂志，一则正是对于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史”模式的影响，对于核心杂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对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杂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容易产生疏漏。再则，之所以选用《甲寅》、《太平洋》杂志是作者考证两份杂志发现，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结合两份杂志宗旨所见，这些材料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留英学人注重观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论，谋求国家的发展。因此，陈著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梳理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同时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史”对接，这对于丰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深对英式经验主义的认识

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陈著强调，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于学理的思考以及国际政局的考量，因此对于探求中国立国之道更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当今更具有参考价值。陈著指出：“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是内向的政治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英国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最先得到发展的国家，自然对于留英中国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陈著论述了西方理论、内阁制和比较温和的“调和立国论”，并且在第四章重点讨论了留英学人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丰富了寻找立国之道的思想内容，助推了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当今寻找立国之道也有其现实意义。同时，留英学人重视研究国际时局以及如何处理各个国家的关系，探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家的进步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留学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了颇为的成果，但在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却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学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实专注于史料的解读以获新知，所获定是良多。陈友良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学者，采治学之新方法，专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获颇丰。

参考文献：

〔1〕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